一、建立公共保险评估机构的构想（论文文献综述）
李思特[1]（2021）在《社会公平视角下的中国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文中指出维护社会公平是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必要手段,维护公平是社会保障制度内涵的价值取向。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较为重视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公平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公平统一”作为建设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通过公平实现普惠性特征,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完善的必然要求。本文通过挖掘社会公平理念的基本内涵,比较了不同公平观的特点与区别;通过梳理不同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相关论述与思想,比较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公平理念;通过回顾社会保障制度的演变发展,阐释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的变化特点;通过总结成就与问题,把握了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现状;通过对于理念、目标与路径的解读,明确了新时代更加公平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方向。第一章绪论部分阐述了选题的背景与意义。从社会保障公平理念的定位、社会保障公平理念的选择、社会保障的发展道路三个问题入手,论证了本文研究的必要性。以社会公平视角对社会保障问题进行解读,既明确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基本内涵,也定位了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的基本视角。文章对现有研究成果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梳理、分类:纵向来看,关于社会保障公平问题的研究可分为理念探索阶段、共识形成阶段以及新时代以来的理念定型阶段;横向来看,相关的研究又可以划分为规范性研究、实证分析研究以及基于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构建视角进行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文章主要采用了跨学科综合分析法、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以及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第二章是全文的理论支撑。首先,在概念界定的章节,明确了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的基本概念,阐明了新时代社会保障的基本内涵以及与其他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公平观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理念,也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模式选择。依据公平观的不同,社会保障模式可分为完全自由主义模式、重视公平的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公平观下的社会保障模式。其次,阐明了文章的的理论基础:按照“最大幸福”原则,以边沁、密尔为代表的古典功利主义持有的公平观可以总结为经济公平。福利经济学接受了功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社会福利是个人福利的总和。旧福利经济学将公平视为效用的均等化,同时指出,由于边际效用递减的存在,国民财富必须均等分配才能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新福利经济学采用了序数效用论,在公平的问题上存在着价值中立的倾向。罗尔斯的公平观有着对于功利主义的批判、以及对于福利经济学的超越。罗尔斯将公平作为社会的首要价值,并提出了正义的两个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公平观不同于上述学者。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是衡量社会公平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以公平为主线,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进行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孕育出真正的社会公平。此外,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为基础,马克思的社会保障思想可以概括为社会保险思想、社会救助与福利思想以及社会保险基金理论。第三章梳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理念的论述与思想。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公平特点的变化,来源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社会公平问题认识上的变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平观,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通过确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得社会公平从根本上得以实现。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体现社会公平的制度设计。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进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平观。社会公平通过社会主义本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重要再分配手段之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路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作为衡量社会公平的关键标准。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应该允许一定程度的合理差距。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障公平理念,主要追求的是经济意义上的平等。而社会保障制度则被视为稳定社会的有效途径。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理念,将公平问题提升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同时还将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社会建设,纳入到“四位一体”的总布局当中;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出现了“建设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表述。这都使得社会保障的公平问题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这一时期的公平观,开始由经济公平向社会公平转变,由形式意义上的公平向实质公平深化。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公平正义问题。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内容有机结合起来。以人民为中心明确了社会公平问题的基本向度。公平可持续是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应继续坚持的方向。习近平将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公平问题进一步具象化为“底线公平”。“底线公平”的提法,突出了社会保障“社会生活安全网”的基本定位,也调和了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的内在矛盾。第四章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总结。由理念到实践,从顶层设计到制度实施。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社会保障公平理念的变化,也影响着社会保障制度实践的变革。本章以社会保障的公平问题为主线,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发展划分为共3个时期:（1）计划经济时期。（2）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保障制度的市场化探索时期。（3）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公平性矫正的时期。在计划经济时期,随着社会主义政权的确立,中国从无到有建立了“国家—单位”的社会保障模式。虽然保障水平尚不发达,保障覆盖存在薄弱环节,但总体来看,由于实行均等化原则因而公平程度较好。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养老、医疗保险制度的逐步确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中国开始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探索之路。这一时期改革的阶段性与非同步特征,客观上影响了社会保障公平性的实现。在第三个时期,城乡社会保障公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随着新农合、新农保、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先后确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得以补足。另一方面,城乡地区社会保障公平性不断完善的阶段。随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制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制度的确立以及城镇养老金双轨制的并轨,社会保障公平性进一步提升,由“全面覆盖”开始走向“全民覆盖”。此外,本章还以公平性为视角,分析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的历史演进特点:在建国初期,由于采取了国家保障模式,社会保障制度体现了绝对公平的特点;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念的提出,社会保障制度被视作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配套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弱化了其公平内涵。党的十七大以后,随着“建设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理念的提出,社会保障又被强化为作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手段职责。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越发趋于成熟。社会保障制度自身就成为了社会公平的具象化体现。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实现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就是实现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总而言之,从理念、实践两方面进行把握,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演进有着如下特点:在理念层面,社会保障首先由计划经济时期的起点公平,让位于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公平,并在十八大前后再度向社会公平复归;在实践层面,由统一的国家保障,转变为带有城乡分立特点的自助与共济相结合,并在新时代以来随着制度实践的不断补足,向着提供均等社会保障服务的弥合化方向发展。第五章首先从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视角解读了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中公平问题的内涵。其次,梳理了新时代以来社会保障公平问题建设取得的成果:在社会救助领域,通过脱贫攻坚专项计划,完善了以低保制度为代表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在社会保险领域,解决了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的城乡分立问题;整合了城镇地区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双轨制”现状。在社会福利领域,社会福利由狭义制度向广义制度拓展,由特殊性制度向普惠型制度扩充。最后,指明了新时代社会保障发展面临着的公平问题:其一,社会保障存在身份公平问题。新时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明确,社会保障制度的准入资格是以职业、收入、户籍归属等要素差别化对待,还是一视同仁地以国民身份作为前提。其二,社会保障制度区域公平问题仍然严重。区域公平问题既包括各省份地区之间,社会保障发展的协调问题,也包括城乡社会保障实际待遇水平的均衡问题。其三,在老龄化加剧,人口出生率减少的背景下,防范社会保障制度可能出现的代际问题风险,是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需要面对另一重大课题。本章还就身份公平问题、区域公平问题、代际公平问题产生的原因做出了分析。第六章提出了构建新时代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方向,并从理念、总体目标、实现路径共三方面进行论述。首先,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保障公平的原则立场;以人民为中心是实现社会保障公平的根本宗旨;共享发展理念是建设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价值引领。其次,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民生七有”。即“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是构建新时代更加公平社会保障体系的总体目标。最后,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适度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是更加公平社会保障体系的实现路径。以上基本内容从社会保障制度的适用范围、保障对象、责任主体、保障水平、体系构建等五个方面,对新时代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供了明确的路径指引。这其中,兜底线”通过完善底线性、普惠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底线公平;“织密网”侧重于调节非均等公平;“建机制”通过法制化与体系化共进并举,体现规则公平;“覆盖全面”、“城乡统筹”保障主体公平;“保障适度”、“可持续发展”助力代际公平的实现;“权责清晰”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协议公平。
李雪岩[2]（2021）在《中国长期护理保险支出预测与政策模拟研究》文中认为我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下,老龄失能人口的护理需求日益增长,为应对老龄失能群体护理支出节节攀升所带来的财务风险,我国应逐步科学构建社会性质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以保障我国老龄失能群体的长期护理需求。我国政府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稳步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迫切需要对长期护理和非正式护理的影响机制进行全面分析,从而针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进行系统和理论的政策设计,并基于失能转移模型对未来我国老龄失能人口和长期护理保险支出规模进行预测,构建生命周期模型对长期护理保险政策效果进行模拟分析,考察并尝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体系。由于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常态,在当前新时代的社会背景下我国政府既有能力也有必要建立并完善社会性质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论文关于长期护理保险需求水平与支出规模的预测研究结果为探究失能群体的长期护理需求与护理决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并可为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发展与完善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与数据参考,同时论文构建的关于长期护理保险的理论模型以及具体的政策模拟分析结果可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政策制定提供切实有效的理论框架与政策导向支持。论文首先阐述了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重点概括了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所使用的各类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并提出了论文的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其次,通过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综合叙述,将相关文献划分为国外文献与国内文献展开研究,并根据不同文献的研究重点将各类文献归纳分类,从而就当前长期护理保险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评述。再次,对论文涉及的主要概念进行具体界定,包括在微观层面界定健康与失能等相关概念,宏观层面阐述社会保障体系与人口老龄化的相关内容,并对包含非正式护理和长期护理保障体系在内的长期护理理论框架进行说明,尝试构建以长期护理保险为核心机制的微观消费生命周期模型,从保险产品与社会制度角度深入分析长期护理保险机制,为长期护理支出预测与政策模拟贡献的相关研究贡献理论依据。论文通过参考世界各国和国内部分试点城市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运行情况,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系统分析研究我国发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需解决的主要问题,阐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于我国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之间的关系;以代表性发达国家与国内首批试点城市的长期护理保险实践经验为例,比较不同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选择,设计构想具体的长期护理保险发展与实施方案,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性长期护理保险的筹资模式和保险机制,为实现社会保障资源利用的最大化拓展政策设计思路。实证研究方面,由于目前长期护理保险仍处于试点阶段,论文基于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面板数据展开实证研究工作,采用适当的计量模型分析核心因素对老年群体非正式护理选择的影响程度,并利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深入探讨相关因素对非正式护理选择的影响机制与作用渠道。从而基于实证数据探究影响我国老龄失能群体长期护理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老年群体对长期护理保险的购买决策,并尝试探讨非正式护理服务模式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疾病冲击与代际支持是非正式护理选择的核心影响因素,疾病冲击通过作用于家庭成员的代际支持程度影响老年群体作出非正式护理决策,代际支持又可通过改善老年群体的失能程度显着改变其非正式护理选择;失能程度作为反映老龄失能群体护理需求的主要因素,年龄、城乡类型、子女数目、慢性病数目、抽烟状况均可显着影响个体失能程度,从而改变失能老龄群体对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非正式护理与社会护理均可作为未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有效考察我国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水平与支出规模,论文建立了老年群体失能转移模型,并创造性地设计了归并平均的算法,结合人口预测数据对我国失能老龄人口规模进行测算,利用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城市相关数据构建缴费率假设,从而预测并分析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的相关成本与支出规模。预计2050年我国老龄失能人口与长期护理保险支出规模将分别达到5184万人与5025亿元左右,研究结果反映了我国未来老龄失能人口规模较大且增长速度较快,迫切需要社会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老龄失能人群的护理需求进行保障,但发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也会为我国财政支出带来严峻的政策挑战,国家需采用有效措施健全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规划与设计,相关研究结果可为有序发展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体系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论文进一步基于以长期护理保险为核心机制的生命周期理论模型,使用模拟矩方法估计的关键参数,利用理论模型结合追踪调查数据对长期护理参保数据进行匹配和模拟,以参数估计和政策模拟等手段分析适合我国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机制与制度设计,以考察不同政策下我国中老年群体对长期护理保险的参保意愿及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中老年群体面临的护理风险不容小觑,对长期护理保险的相关需求较为旺盛,而采用时长补贴与城乡统筹机制的长期护理保险较为适合我国老龄失能人群特点,未来可采用城乡统筹时长补贴型为主、多种保险机制并行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而有效应对老年群体的失能风险并充分保障其长期护理需求。最后,论文阐述了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取得的主要研究结论,在充分分析研究长期护理保险的相关问题的基础上,综合研究成果为应对我国老龄化挑战和提高老龄健康福利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有效的政策建议,包括构建以社会性城乡统筹为核心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科学规划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筹资体系与待遇支付方式、积极出台支持政策鼓励家庭成员提供非正式护理服务、与护理机构和商业保险公司合作构建高质量护理服务体系以及持续改革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并完善我国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内容,为实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可持续运行发展,发展我国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可行的政策导向支持。论文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结合我国老龄失能人口和社会发展特点,借鉴国内外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践经验,分别从理论和实证层面上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进行研究,以期获得符合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规划的研究结论;鉴于现阶段难以取得高质量的长期护理保险直接参保数据,重点关注非正式护理选择和长期护理需求的核心影响因素,并使用来自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较为前沿的2008至2018年四期面板追踪数据,基于大样本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非正式护理与长期护理的影响机制展开实证研究,整体分析过程较为深入,研究结果对长期护理相关服务的实践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和指导意义;构建以离散型马尔可夫链为基础的失能转移模型,结合人口预测数据计算符合我国老年群体特点的失能转移矩阵,并创造性地设计了归并平均的算法,具体测算老龄失能人口与长期护理保险支出规模,从而有效提高了远期预测精度;构建以长期护理保险为核心机制的微观消费生命周期模型,从理论研究角度探究符合我国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政策设计思路,以参数估计和政策模拟的方法研究长期护理保险的具体保险机制与制度设计,使用模拟矩方法测算模型的关键参数,可避免无法使用广义矩条件进行直接估计的情况,弥补了国内长期护理保险相关理论研究的空白,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目前长期护理相关指标体系较为缺乏的问题,政策模拟结果具备一定的稳健性,可为构建并完善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健全我国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贡献理论与学术价值。
邓彩霞[3]（2021）在《基于情景分析的青海农牧社区减灾能力建设研究》文中提出自然灾害风险一直以来威胁着人类生存与安全,也一直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和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灾害治理经验的积累,人类的减灾能力得到较大的提升,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以及人类社会生活对自然环境干预范围和深度的增加,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日益变得紧张,灾害风险日益加剧。青海省位于青藏高原,是一个集西部地区、民族地区、高原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所有特点于一体的省份,各种传统和非传统、自然和社会的安全风险时刻威胁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青海特定的环境条件决定了当地灾害频发,同时也是全国自然灾害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具有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等特点。社区作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是防灾减灾的前沿阵地和基础。青海农牧社区基础设施落后,生态系统脆弱,受到自然灾害损害的可能性和严重性程度较高,被认为是防灾减灾工作的最薄弱地区。青海气象灾害多发,雪灾是青海省畜牧业的主要灾害,全省牧业区每年冬春期间不同程度遭受雪灾,“十年一大灾,五年一中灾,年年有小灾”已成为规律。在全球气候变暖以及极端天气现象的影响下,“黑天鹅”型雪灾不但对农牧民安全生产生活造成威胁,对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形成挑战,而且还考验着地方政府的自然灾害的综合治理能力,思考如何提升农牧社区减灾能力刻不容缓。随着情景分析法在危机管理领域的应用,情景分析和构建被认为是提升应急能力的有效工具,对于农牧社区雪灾的减灾而言,在情景构建基础上所形成的实践分析结果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的战略指导意义。本研究聚焦于提升青海农牧社区减灾能力这一核心问题,以情景分析理论、危机管理理论、极值理论、复杂系统理论为研究的理论基础,运用实地调查法、情景分析法、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具体的研究方法,以“情景—任务—能力”分析框架为理论分析工具,首先从致灾因子的分析着手,对青海省农牧社区典型灾害进行识别;其次通过情景要素分析、关键要素选择、情景描述等方面着手对识别的典型灾害进行“最坏可信”情景构建,然后基于典型灾害的情景构建梳理出相应减灾任务,总结归纳出农牧社区不同减灾主体完成减灾任务所应该具备的能力条件,并结合现实对农牧社区减灾能力进行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估,最终分别从规则准备、资源准备、组织准备、知识准备、行动规划等方面提出农牧社区减灾能力提升的策略。本研究认为随着应急管理体系从“以体系建构”向“以能力建设”为重点的转变,着眼于全方位的能力建设,提升灾害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社会化水平是农牧社区减灾的必由之路。作为一种支撑应急全过程,以及应急管理中基础性行动的应急准备是能力建设的抓手。意识是行动的先导,要做好这一基础性行动其关键在于一个具备战略能力、拥有良好灾害价值观的领导体系,运用情景构建做好全面应急准备。完善的规则体系是应急准备、乃至采取应急行动所应遵循的的法定依据和行为准则;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强危机应急法规建设是做好农牧社区减灾工作的前提;良好的组织架构是提升农牧社区减灾能力的关键,加强各级政府部门在农牧区减灾中的核心地位和主导责任,坚持村社本位,实现以农牧民群众为主体,多元主体有效整合,形成灾害治理的协同格局。完备的知识准备是激发农牧社区减灾能力提升的内在动力,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获取和累积灾害知识,形成正确的灾害价值观,占据减灾的主动地位;有针对性的借助信息技术,培养专门人才推动减灾专业化,助推农牧社区减灾能力提升。资源准备是农牧社区的减灾保障,构建合理的社区公共应急资源体系关键在于资源结构的优化。优先准备风险级别较高的减灾资源,优化资源存储数量和公共应急资源存储点,做好潜在资源共享平台,从而实现有限资源效用最大化。农牧社区减灾,规划先行,一套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减灾指标体系是青海农牧区减灾管理的“指挥棒”,一项科学周密的专项减灾规划,是农牧区减灾任务实施的“路线图”和“控制表”。总之,在青海农牧社区灾害治理中,灾害情景构建与分析为灾害治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和发展方向。通过构建典型灾害具象化的“最坏可信情景”,让应急决策者、社区及其成员通过了解当前灾害态势,明确自身管理薄弱点,掌握可控干预节点,做好工作安排和充分的应急准备,预防灾害风险或者遏制灾后事态走向最坏局面。基于情景分析的农牧社区减灾能力的研究对于改进和完善现行农牧社区灾害应急管理体系,对于实现区域社会平安建设具有重大的实践和指导意义。
曹海苓[4]（2020）在《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口老龄化是贯穿我国21世纪的基本国情。由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养老服务保障需求大幅增长,供需矛盾日益突显,给政府老年服务行业治理带来了严峻考验。在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以及政府经济上不堪重负的双重压力下,社会化养老成为我国缓解养老负担压力的现实出路。作为一种现代养老方式,社会化养老是指在遵循政府主导和社会力量参与相结合原则下,通过社会途径,由包括政府、家庭、市场、社区等在内的多元服务主体为满足全体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共担养老服务职能的养老方式。从提供主体视角讲,社会化养老强调养老资源由传统的家庭、政府的一元或二元向包括社区、社会组织、养老机构等在内的多元主体的转化。从社会化养老的客体角度讲,社会化养老面向社会全体有养老需求的老年人,实现了服务对象的普遍化。同时,社会化养老更加强调政府主导作用、市场决定作用以及社区、社会组织、养老机构等养老服务主体专业化服务特征的有机结合。社会化养老服务是完善我国老年福利制度,不断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必然要求,亦是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养老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与需求层次的不断提高,社会化养老服务建设应被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养老作为关系国家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一方面,其解决得程度如何与执政党的执政成效息息相关,决定民心向背,政府作为执政党意志的集中体现者,应当发挥其在养老服务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从政府的本质来讲,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和公共资源的控制者,促使公共利益的实现是其重要的施政目标。养老作为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基础性、现实性的民生问题,直接关乎公共利益,保障与改善民生是政府公共服务的基本领域,是衡量现代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与能力的重要尺度。自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提出“社会福利社会化”构想以来,养老服务在各个阶段都显露出政府参与的痕迹,依靠政府的行政干预,客观上保障了我国养老服务事业的健康、可持续性发展。然而,政府在干预养老服务过程中也存在管理体制不完善、制度供给缺乏、社会组织扶持培育力度不够、服务主体协同性不足、市场化运行中监管缺失等缺陷与不足,这说明政府在干预养老服务过程中依然未能找准自身的定位,未能真正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发挥其职能。由于养老服务兼具政府保障特征和社会公益福利性质,适应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客观需要,培育和扶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养老服务事业建设与发展,提高政府社会化养老服务治理能力已是转换政府职能的当务之急。本文从政治学视角出发,立足社会化养老服务领域,借鉴政府职能、准市场、协同治理等理论的精髓和分析框架,以社会化养老为研究背景,以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为研究对象,以政府职能的履行与发挥为主体框架,以政府职能的完善为研究主线,以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核心概念、理论基础、历史回溯、实践形态、域外经验借鉴、具体完善路径为叙事脉络,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提出了充分发挥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建议。从政府职能角度开展社会化养老服务研究,系统探讨和分析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理论依据及行动策略,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的内容、边界、存在问题和改进对策,以推动政府在养老服务中承担适度、有效职责。这对于拓展社会化养老服务讨论的政治学理论空间,巩固和维护我国政治和谐稳定的大局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1.构建了政府养老服务职能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据政府职能理论,从政府管理过程角度出发,结合社会化养老服务对政府职能的现实需求,将政府职能界定为决策职能、计划职能、组织职能、监督职能等四个要素,厘清了各要素的功能,为我国政府职能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在研究工具的选择上,设计了针对负责养老服务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参与养老服务社会力量的调查与访谈,在系统分析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工具价值。2.先行研究中存在重客体研究、轻主体研究的现象,对于社会化养老服务发展中的关键主体——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家庭等其他核心主体联动作用的研究视角关注较少。社会化养老服务是多元主体共同行动的过程,主体间关系结构复杂,行动逻辑不尽统一。处于社会化养老服务基础与核心地位的政府如何在多元主体的互动过程中抽离出不同主体的行动逻辑,进行资源整合与动员,以实现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是本文研究的亮点之一。3.研究结论的创新。本文提炼出了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研究的新的结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优化政府的决策职能,提高政府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决策质量。决策过程是政府行政的核心,政府决策是否科学与公正是决定社会化养老服务能否健康顺利运行的关键因素。（2）完善政府的组织职能,构建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关系。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现状表明,任何单一供给主体独立提供养老服务都存在供给困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需要整合多方力量重构中国养老社会化服务中的政社关系,建立供给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强强联合”。（3）深化政府治理体制的改革。我国政府在行使其职能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错位、缺位与越位问题,说明政府未能准确定位自身作用的边界与范围。因此,本文提出,要从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建立多元主体联动机制,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政府治理体制改革。
吕慧娜[5]（2020）在《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战”后,各国都处于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国际上经济赶超竞赛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景象,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对特殊落后区域的重点开发以及对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区域援助,在国际上形成了由国家（政府）对区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援助浪潮。国内,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环节,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在改变欠发达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价值和当代品性值得我们重新反思。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作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益倾斜性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主要表现在:援助对象识别缺乏明确的标准、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因制度缺陷而大打折扣、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成为当下该制度突破发展困境的有力举措。域外主要国家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时,多采用“立法先行”的调控模式,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和强制性,保证了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的强制性,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是正确的选择,这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当前学界提出对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加强法制保障的着述并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建设的研究,要么仅停留在观点提出层面,要么止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文化和伦理等高度,呈现出模糊化的研究态势。至今尚未有从经济法独有的研究视角,将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或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搭建起国家区域援助法律制度框架,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提供制度理论支撑。本选题之创作初衷即源于经济学提出国家区域援助急需法制保障,而法学研究却并未跟进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法学视角为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援助方式选择和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提供些许制度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并期望成果能够引起国家区域援助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制度要素。首先,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区域”、“援助”、“区域援助”、“国家区域援助”等进行界定。关于“区域”,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但并未对区域的概念形成共识。法学学科中法理学、行政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对区域的界定,也是各家之言,范畴不一。为此,笔者对不同学科关于“区域”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各学科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界定为“一国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关于“援助”,笔者对脱胎于国际层面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援助理念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将“援助”界定为资源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愿转移,且这里的“资源”泛指一切能转化为生产利益的资料、资金、能源、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或其他资产。关于“区域援助”,范围涉及到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而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涉及的“区域援助”主要是中观层面,即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分别称为“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综上,可以将“国家区域援助”界定为一国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政策推动的方式对其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进行的资源转移。为了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一步展开研究,笔者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要素进行了解构,并将援助前期需要明确的援助对象、援助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援助方式和援助结束后需要进行的绩效评估和结果应用作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本章主要讨论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首先,明确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演进。国家从最初的安全保障职能到后来的经济调节职能的演进,使其从以往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微观经济的调节者。而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使国家又肩负起“中观经济的协调者”的重任,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即是这一职责的内容之一。一般而言,国家区域援助义务是指将国家所负有的援助欠发达区域的职责进行义务化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从逻辑根源上看,国家所负有的对各区域进行平等保护的职责要求,正是国家对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恶劣的欠发达区域具有区域援助义务的内在根源;对历史上作出过“特殊牺牲”的区域进行成本的延期支付或补偿,是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将发展权引入区域领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同样的区域发展权利。区域能否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建立在区域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区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能够成为发展权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的主体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区域问题;法律主体发展史表明,赋予“区域”以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制度空间;从法律主体意志要素、能力要素和道德要素方面分析,“区域”与法律主体要素相契合;“区域”作为区域政策等制度供给的概念主体已经普遍化,且区域合作协议显示了“区域”作为契约主体全面符合法律主体资格标准,同时,区域环保公益诉讼反向肯定了区域的法律主体地位,可见,区域主体性得到实践佐证,也是实践所需;从价值分析角度来看,赋予区域主体地位是为了区域市场秩序,实现区域正义;等等。综上,区域利益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区域主体也是对法律主体扩张理论和“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等当代社会崭新的第三类主体类型出现的有力佐证,区域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正当性法律基础。由此,发展权主体由“人”向“区域”的扩展,使得发展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容上来看,区域发展权应包含一系列权利,包括获得信息权、参与权、融资权、获得援助权、获得法律救济权等;同时,区域发展权应以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从权利实现上看,区域发展权需要宪法保障,笔者建议在第四条之前增加一条针对“区域”的宪法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保护区域发展权,并将保护的对象区域进行列举;区域发展权实现须进行结构性分配,对于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造血式”援助能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对于其他不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输血式”援助仍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正义理论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正义”。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的“非正义”现象,对区域结构中的弱质主体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进而使弱质主体获取与强质主体对等的发展权利,此种实质正义的实现就是“区域正义”。要实现“区域正义”就必须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利倾斜”,而国家区域援助就是“权利倾斜”配置的有效路径。总之,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与区域发展权构成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权义架构”,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法律视域的研究和架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同时,国家区域援助对“区域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治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三章——“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本章主要讨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立法现状、政策规范及存在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正式形成,再到推动立法的发展过程。自建国伊始,我国区域发展层面就存在“援助”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体系正式形成;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陆续实施战略性扶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极大地扩张了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内容,同时,由国家层面推动的区域援助立法工作也使得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其次,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专门立法,援助理念大多散落在各部门法法律的个别条款之中。通过对我国成文法和政策法规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国家区域援助前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国家区域援助过程中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援助后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性的强制性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存在的必要性、时代意义和当代品性深受诟病。本文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从法学视角进行制度分析,以期重塑国家区域援助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本章主要讨论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立法规定、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首先,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区域援助立法中都明确了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达到标准的才有权接受援助。其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是国土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层面。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我国现行的主要法规政策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进行科学识别必须建立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基础之上,对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整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具体内容包括援助对象的识别及对应的识别标准。笔者在综合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过去存在且延续至今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边境地区、贫穷地区和实际发展中出现困难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划定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并拟构了各援助对象识别的地域单元标准和识别标准,建议通过“基本法+单行法”的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立法规定。在与现行立法的衔接方面,区域规划相关的现行立法被统一囊括进国土空间规划中,与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相关的立法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专项规划,并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各类型援助对象区域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和区域金融支持制度。首先,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根据域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分类以及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采用的援助方式,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构成的援助方式体系,本文主要研究以财政援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主构成的直接援助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我国未来国家区域援助援助方式组合适用体系,以期发挥各项援助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合力”。其次,区域财政援助制度。根据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自相矛盾、转移支付结构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限、缺乏细化的用途限制、缺乏统筹安排和项目衔接调整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加强对国家区域财政援助的立法规定,并对现存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和清理,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程序的立法工作;税收返还应放弃“基数法”,改采特定税种税收返还法;结构上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细化规定,包括资金所占项目的比例、援助资金与区域发展所需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关系、资金的拨付时间、使用限制等方面;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注重统筹协调安排,增设“转移支付调整费”用于转移支付项目的衔接和协调成本支出;等等。再次,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与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相辅相成,部分财政援助需要依靠区域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二者在进行国家区域援助中联系紧密,组合适用,不可分割。在借鉴美国、日本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变相减免税、税制结构不合理、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定不明确等,提出了以下完善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规范,进一步清理、整合混乱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赋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税收优惠调节权;逐步增加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则等。最后,区域金融支持制度。我国在区域金融支持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支持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制度性原因诱发“资金外流”;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致不同的地域意义;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功能缺位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通过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区域援助基本法或单行法中规定倾斜性区域金融支持条款,加强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法律供给;通过对“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一元四级的央行组织制度在职权与职责方面进行改良,在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实现区域金融支持;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对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进行差异化安排;通过设置政策性和市场性双目标、设立区域政策性银行等路径,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功能进行补强。第六章——“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主体内容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首先,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从法制思维角度而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区域援助行为“监管的监管”;从理论依据角度而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区域财政援助绩效评估作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核心构成,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引发了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绩效评估的制度思考。其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成。在对国家区域援助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主体、评估周期、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结构性构成”进行细化,搭建起以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为框架的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制度,保障了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及结果的合理性。再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无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进行援助无效责任追究,并通过“资格减等”对援助主体能否获得国家在援助制度中设置的各项优惠资格及优惠的级别进行降级减等,通过“回转”实现援助力量的保存,从而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通过奖励和惩罚实现对区域援助行为的指引和调控;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有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通过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有序推进相关援助对象区域退出国家区域援助,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第七章——“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及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首先,域外各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考察。各国区域援助普遍“立法先行”,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为实施细则的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特点,对我国进行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立法应是由多层级、多位阶立法和政策等不同法律形式构成的一套法律体系,具体包括:以法律形式为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以政策、规划等形式为内容的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第一,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制定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应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要重视地方参与和社会参与,满足对现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进行宏观梳理和指导的立法要求。内容方面,统筹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涉及到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和绩效评估及应用的一般性规定。第二,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在单行法体系方面,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结果,我国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援助单行法和困难地区援助单行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援助单行法、少数民族地区援助单行法、边境地区援助单行法、穷困地区援助单行法、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援助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主要方式,我国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援助单行法、区域税收优惠单行法和区域金融支持单行法。在单行法形式方面,鉴于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和区域法治实践,笔者认为以法规政策为主要形式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单行法层级和制定主体方面,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所涉及的援助对象区域与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存在国家、省、市、县、镇（乡）5个层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也应在层级上分为5个层级,针对不同层级空间区域规划进行援助的单行法也相应分为5个层级,而不同层级单行法的制定主体也分别由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跨省级）、国土资源部在省级的派出机构与省级立法部门（省级且国土资源部在该省设立派出机构）、国土资源部指定人员与援助对象区域所在行政层级立法部门（省级及以下各层级且国土资源部未在该行政层级设立派出机构）承担;如果涉及到区域援助的特定援助方式,则由该援助方式所涉主管部门参与到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的起草工作中来。在单行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象识别的标准,明确特定区域援助中适用的援助方式,并对区域财政援助、区域税收优惠、区域金融支持等主要援助方式进行特殊规定。在单行法的实施与监管方面,要加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维持稳定性。
黄华[6]（2020）在《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视域下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本质要求。受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制度环境、自然地理条件等诸多因素影响,京津冀三地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环境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异较大、矛盾突出,有些方面甚至呈现出“断崖式”落差,是我国区域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的典型代表。如何促进京津冀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合力推进三地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环境等社会事业发展,已经成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中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学术界从哲学、经济学、管理学、财政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视角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以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为视角研究京津冀这一热点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成果则非常鲜见。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指导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行动;对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引和方法论指导意义。本文以社会公平为视角,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共享发展为价值导向,以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研究对象,以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通过理论分析和现实论证,查阅大量参考文献和京津冀区域有关数据,充分论证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逻辑关系,以及实现均等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结合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历程,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的初步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并在客观分析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测度和时空演变格局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约因素,为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思路与实现路径提供精准问题靶向。核心概念是论文展开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理论依据和现实价值是立论的重要根据。本文首先在阐释公共服务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和均等化的基础上,揭示了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具体实践。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理论探讨和创造性的社会活动,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形成了以“生产公平”“分配公平”“制度公平”为主要内容,以“历史性”“相对性”“人本性”为主要特征的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思想;经过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和苏联建设实践,社会主义由理想变成了现实,公平理论得到再次发展和丰富。在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积极借鉴苏联成功经验并认真吸取其失败教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形成了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本质内涵,以经济发展、共同富裕、制度正义为主要内容的具有新的时代特征和丰富内涵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为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明了保障公平权利、促进社会公平、重视分配正义的价值导向,并为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中蕴含的公平、正义观点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同时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体实践,指导京津冀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新时代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的深入认识和积极实践。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的践行,也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破解制约因素,寻找求解路径是论题研究的原动力。本文在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与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辩证统一关系后,明确界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科学内涵和目标要求,系统回顾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历程,客观梳理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最新进展,归纳总结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存在的问题,准确把握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点难点,阐述存在着:地区间利益博弈未消失、重点领域立法尚待突破、法律位阶和效力尚不高、公众参与机制尚不健全、立法评估机制有待完善等权利和规则公平方面的问题;存在着跨区域政府协调和利益分享机制不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权力和资源配置不均衡、三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政收入差距明显等机会公平方面的问题,前瞻分析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战略举措。为深入把握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通过熵权法、综合指数得分和多元回归分析等实证方法,分析京津冀区域地级市层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在时间序列与空间格局演化情况。在对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定性和定量分析后,论证经济发展不平衡、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城镇结构失衡、政策制度不完善等因素制约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探寻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对策建议提供精准问题靶向。在对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行应然理论论证,并对其现状进行实然分析的基础上,针对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提出京津冀基本公平服务均等化的路径选择和其构想,即以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为指导,第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享发展理念;第二,要加快京津冀区域经济和城乡经济发展,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根本途经;第三,要构建政府间利益共享“一体化”发展格局,政府顶层设计是推进京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组织保障;第四,加快完善京津冀协同立法机制、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体系,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法治体系是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法治保障。第五,加强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加大户籍制度改革等,进一步完善财政、户籍等配套政策的体制机制是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保障。第六,要推行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等重点区域先行先试,辐射带动周边城市群发展新模式,统筹协调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全领域”合作是兼顾效率与公平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均等化的秩序保证。总之,京津冀在地理区位上紧密相连、经济发展上彼此依赖、人文精神上相互融合,决定了京津冀作为密切联系的共同体,必须协同发展,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正是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本文通过论证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的思想渊源、主要内容、特征及时代内涵,阐述其与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逻辑关系,在论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存在问题和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均等化的构想,旨在为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有效途径和发展模式,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科学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吕玉环[7]（2020）在《《东亚医疗及社会福利制度：探索其可持续性》翻译实践报告》文中提出本翻译实践报告所选文本《东亚医疗及社会福利制度:探索其可持续性》（以下简称《东亚医疗及社会福利制度》）,是由山口大学大学院东亚研究科成员编着的国际经营管理类书籍,于2018年3月23日由日本中央经济社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国际视角出发,分三部分共14个章节阐述了以东亚国家为主的医疗福利制度的构建及医疗经营现状,主要介绍了东亚各国医疗制度基本情况、医疗经营及地区医疗福利状况。其中,第一部分“东亚各国医疗制度简介”主要从六个视角介绍了日本、韩国、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同时介绍了英国的医疗保障制度与之进行比较;第二部分“医疗经营”主要从三个视角分别介绍了不同规模的公立医院各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影响护士离职的因素、老后所需资金的推测分析;第三部分“地区医疗养老”则从五个视角分析了日本各地区预防医疗的动向、医疗地域变迁及其可持续性、地区全民医疗的公私协作及针对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必要医疗合作。本书属于企业管理专业类书籍,其分析的主要内容是医疗·福利系统的构建与相关设施的有效经营。以日本为首,从经营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考虑东亚医疗与养老的可持续性方案。本翻译报告通过分析原文,将专业术语和长句分为经济、医疗、护理3类。文中专业词汇表述严谨、准确,需要准确充分的把握原文信息,避免漏译、错译。为此,有必要在翻译过程中考虑中文译文读者的思维习惯,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例如直译、变译、加注解释法等。此外,由于中日语言上的差异,且日语文章的逻辑性与汉语不同,因此翻译时语言的逻辑转换也是不可缺少的。原文的逻辑性如果直接套用在译文上,原文的本意可能会有所偏差。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翻译时需要通过逻辑补充、逻辑转换、逻辑重构等翻译方法来保障译文的逻辑性。此外,该文本由不同作者共同编着而成,所以各章节之间的语言表达存在差异,所以本翻译报告在保证译文内容准确的前提下,尽力还原作者的语境语气及写作风格?只有把握医疗、养老类书籍的文体特征,才能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其语言结构特色,并做到有的放矢,翻译出更为地道、专业的译文文本?本翻译实践报告参考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所提出的翻译标准“信、达、雅”,对文本中所出现的专有名词、复杂长句等翻译重点及难点进行分析。对原文要遵守“信”,对译文要保证“达”,对译文表达要追求“雅”。原文主要是以医疗为研究目的的着作,在本次翻译中对“信、达、雅”的理解为:“信”是对原文的理解;“达”是译文与原文的契合度;“雅”是译文表述的可接受度。在实际进行翻译工作时,针对专业词汇采用了直译、变译及加注解释的翻译方法;针对文本翻译采用了逻辑增补、逻辑转换与逻辑重组的翻译策略。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保证行文流畅,处理好译文与原文的关系,结合上下文语境探究文中所蕴含的逻辑关系,进而翻译出译文读者所能接受的文本。本翻译实践报告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章:对笔者所选文本的执笔机关、文本特点及在翻译过程中所参考的翻译理论进行简单介绍;第二章:主要从词语和句子两个方面结合严复的“信、达、雅”翻译理论进行分析,简析医疗经营类文本的翻译特点并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进行翻译;第三章:此次翻译实践的总结及感想。随着现代医疗、福利制度的快速发展,为促进相关知识和理论的完善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医疗、福利制度相关书籍的翻译变得越来越重要。本翻译报告的目的是了解东亚各国的医疗及福利制度,分析原文语言的特征和表达的逻辑性。在此基础上,以编写专业且易懂的译文为目标。
汤优佳[8]（2020）在《我国长期照护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文中研究说明长期照护保险法律制度,是应对失能失智群体长期照护风险所构设的保险法律制度,具有社会保险法和商业保险法双重属性,且具有整合、促进和构建三方面的功能。基于对风险属性认识的差异以及对保险模式区分标准的博弈,多数国家选择了以社会保险模式为主,商业保险模式为补充的法律制度模式。就长期照护保险法律关系的而言,长期照护保险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主要体现为参保人的保险受益权。保险经办和监管机构、投保人和参保个人的家庭以及长期照护服务机构或商业保险公司有实施社会保险和提供保险待遇服务的义务。从长期照护保险的运行过程看,需要专门“构建”的长期照护保险法律制度包括适用范围法律制度、资金筹集法律制度和待遇给付法律制度。其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长期照护保险法律制度的适用范围问题、筹资机制问题和待遇水平问题。解决了这三部分问题,即回应了如何构建这三方面制度的问题。其他诸如在各运行过程中的监管问题和法律责任问题,则可直接适用现行社会保险法和商业保险的相关规定。通过对各国的长期照护保险法律制度进行考察,可以看出,长期照护保险法律制度的适用范围与主体的普惠性和选择的补充性相关联;长期照护保险筹资法律制度与责任的多元性和组合的增效性相关联;长期照护保险法律制度的待遇给付与方式的社会性和内容的福利性相关联。长期照护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体现了社会安全价值、社会效率价值和社会公平价值,相应地契合了社会利益理论、多元福利理论和权利本位理论。由于长期照护保险的主体资格审查和义务履行方式与其他社会保险制度的规定存在较大差异,无法直接适用现有的法律制度。加之现代化社会治理的要求,长期照护保险单独建制有其客观必要性。经过实践探索,我国在政治保障、产业发展、制度架构和参保平台方面已经初步具备了单独构建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条件。16个试点城市取得的长期照护制度运行经验和成果,以及对社会保险制度之间竞合风险规避的探索,都表明了我国构建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具有可行性。长期照护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符合宪法和社会保险法的基本规定,具有合法性。其在构建过程中对法律关系进行协调,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我国长期照护基本保险在广泛覆盖的原则下,应当在“参与社会保险”、“国民”、“年龄”方面有统一的参保标准。同时,根据特定情形实行差异适用。长期照护团体保险作为补充类保险,分为“补足型”和“特需型”两类。城镇职工、城镇居民、新农合参保人群、计生家庭和重度失能失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根据参保需求和参保标准,都可成为团体保险项目的参保人。此外,基于税收优惠和储蓄收益,公民自由投保的相互保险和理财照护保险也可以作为我国长期照护保险的有效补充部分,公民个人即为个人保险项目的参保人。由于我国在长期照护保险制度试点中对保险资金筹集渠道的规定相对单一,以致出现了权责失衡的问题。应当明确政府的补充筹资责任、用人单位的辅助筹资责任、家庭或社区的互助筹资责任以及个人的自体筹资责任,以社会化、市场化的方式拓展筹资渠道。另外,各地试点的长期照护保险对政府财政和医疗保险基金的依赖程度过高,面对体制障碍和医疗保险资金的结构性不足,同时因应现今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的企业减负需要,应当按比例设定筹资标准和动态费率。在保险资金的筹集过程中,应当将属地筹资与中央调剂相结合、市场经办与政府监管相结合,以此明确筹资管理中的央地权力划分以及筹资经办中的市场与政府权力划分。在待遇水平的确定方面,对长期照护保险受益人资格要件的规定,体现了保险的待遇标准,也反映了待遇给付的水平。应当将长期照护保险受益人的年龄进行分段划分,并规定受益人长期照护保险的缴费年限,同时对其失能失智程度进行评估,以此确定保险的待遇等级标准。同时,对待遇给付方的资格要件规定同样也体现了待遇给付的水平。具体来说,评估机构应当具有法定资质和专业能力,服务机构需要具备合格的基础条件。长期照护保险待遇给付的方式主要分为服务给付和现金给付两类。通过机构定点照护、居家正式照护和居家非正式照护这三类服务照护方式,以及定额给付、限额给付和复合给付等现金给付方式,可以实现对受益人的权利保障,同时体现了待遇给付的水平。现行的社会保险法、劳动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长期照护未来的单行立法设计存在一定程度的竞合。随着经济发展和国民增收,长期照护社会保险单独设立的条件逐步得到满足,可以在修改竞合部分的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将长期照护保险法律制度的构设方案应用于单行立法之中。
汪晓波[9]（2020）在《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研究》文中提出外来移民是困扰俄罗斯转型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问题,受到俄罗斯政府乃至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世纪,受战争和社会动荡影响,俄罗斯人口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人口数量下降呈常态化趋势。面对人口危机形势,俄罗斯政府把外来移民作为化解人口危机,弥补人口减少,缓解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短缺的重要手段,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俄罗斯根据不同时期外来移民特点制定、出台和调整外来移民政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大致经历了调整时期、积极治理时期、发展新动向与再调整时期三个阶段。外来移民政策制定的目标是从人口危机现实出发,在严格遵守宪法、国际条约及其他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本着地缘政治和人口经济原则,更多地引进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族居民、国际高技术人才、投资移民和留学移民,制定外来移民管理措施,进行外来移民管理机制改革,促进外来移民社会融入,为外来移民的永久定居创造条件。外来移民与俄罗斯总体发展呈现良性互动,也带来多方位冲击。外来移民与俄罗斯总体发展良性互动体现在,外来移民弥补劳动力数量不足,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和灵活度,激发企业发展活力;推动俄罗斯政治进程、对外关系和公共外交的发展;为文化注入新活力,丰富俄罗斯多元文化。外来移民是把“双刃剑”,为俄罗斯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也引发系列问题。外来移民滋生“影子经济”、冲击俄罗斯就业市场和外汇市场秩序;对俄罗斯合法性政治认同弱化、引发民族问题、“三股势力”威胁国家主权完整;加重社会公共卫生负担;给俄罗斯文化带来不利因素。基于外来移民与俄罗斯总体发展的互动关系及多方位冲击,俄罗斯加大对外来移民政策的调整力度。经过博弈,俄罗斯摸索出适合国情发展的外来移民政策。总体来看,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思路更加清晰、移民规划更加完善、管理重点更加明确,外来移民治理取得良好成效。未来,在国内人口危机的背景下,俄罗斯加大外来移民的引进力度的总方向不会改变。在引进外来移民的类别上,俄罗斯以吸引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俄罗斯族居民、高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为主;打造软环境,促进外来移民一体化进程;根据国内外形势,对外来移民政策进行动态调整;分阶段、按步骤完善外来移民的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弥补外来移民的社会融入、信息采集、专项政策及非法移民治理的措施上存在诸多不足。最终实现其外来移民发展的战略构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来移民数量大幅度增加。外来移民中不乏有来自于发达国家的高技术移民。如何能使这类移民进得来、留得住、用得好是对我国外来移民政策的考验。我国现行的移民政策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如外来移民政策缺乏前瞻性,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完善,对外来移民特别是对移民的准入和居留制度管理严格,操作性不强。这些弊端制约了高层次的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的进入。研究其他国家外来移民政策的经验,为完善我国外来移民政策提供参考。俄罗斯作为世界第二大外来移民目的地国,外来移民结构具有特殊性。经过近30年的发展,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的法律制度不断健全,管理水平大幅提升,外来移民的社会贡献率增加,但是社会舆论导向,信息统计体系、非法移民治理措施等措施有待完善。总结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的正反经验,为我国外来移民政策的完善提供重要启示。
周若冰[10]（2020）在《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研究》文中认为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土壤污染直接影响人类的基本生存。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土壤污染状况愈加严峻。在2005年4月至2013年12月开展的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全国土壤的总体污染物含量超标,超标率已经达到16.1%。土壤污染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在现阶段亟需重视的环境问题。为切实加强土壤污染防治,逐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保障农业安全生产和人群健康,2018年8月3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并于2019年1月1日起实施。在该法中,明确规定了“国家加大土壤污染防治资金投入力度,建立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土壤污染防治存在技术难度高、治理工作量大等现实困难,需要巨额资金支持,我国现有的资金模式如“谁污染谁治理”、第三方治理、PPP模式等在一定程度上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了资金保障。但是,我国的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仍存在着立法层级不高、可操作性低,资金来源单一、可持续性差以及社会监督不到位、基金功能容易异化等问题。因此,为更有效预防和治理土壤污染,我国迫切需要完善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土壤污染问题与人类生命健康和农业生产安全息息相关,发达国家和地区多年来重视土壤保护工作,在土壤污染相关立法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针对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的构建,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的有益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从提高立法层级和完善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框架方面完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基金法律制度。具体措施主要包括:明确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的法定资金来源渠道,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财政拨款、征收环境税、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等;明确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的使用范围及使用方式;完善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的监督体系,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并重;健全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的相关立法,提高立法层级;完善土壤污染信息收集制度、危害评估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制度、土壤污染修复制度、土壤生态补偿制度等土壤污染防治基金配套制度。
二、建立公共保险评估机构的构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建立公共保险评估机构的构想（论文提纲范文）
（1）社会公平视角下的中国社会保障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与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与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社会公平视阈下社会保障问题的理论资源与基础 |
| 2.1 概念辨析与关系界定 |
| 2.1.1 社会公平的概念界定 |
| 2.1.2 社会保障的概念界定 |
| 2.1.3 公平观影响社会保障的基本理念 |
| 2.1.4 公平观影响社会保障的模式选择 |
| 2.2 西方学者的理论资源 |
| 2.2.1 功利主义的公平观 |
| 2.2.2 福利经济学的公平观 |
| 2.2.3 “福利国家自由主义”的公平观 |
| 2.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公平思想 |
| 2.3.1 社会公平取决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 |
| 2.3.2 以公平为主线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批判 |
| 2.3.3 对社会主义公平观的探索与构想 |
| 2.4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4.1 基于再生产理论的社会保险思想 |
| 2.4.2 基于劳动力相对过剩的社会救助与福利思想 |
| 2.4.3 基于平均利润率理论的保险基金理论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的相关论述与思想 |
| 3.1 毛泽东的相关论述与思想 |
| 3.1.1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公平的权利基础 |
| 3.1.2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公平的基本前提 |
| 3.1.3 社会保障制度是体现社会公平的制度设计 |
| 3.2 邓小平的相关论述与思想 |
| 3.2.1 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公平的物质保证 |
| 3.2.2 按劳分配是社会公平的阶段性体现 |
| 3.2.3 社会保障制度体现了共同富裕的使命追求 |
| 3.3 江泽民的相关论述与思想 |
| 3.3.1 确保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实现的要求 |
| 3.3.2 社会保障制度是推进社会公平的基本措施 |
| 3.3.3 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有效途径 |
| 3.4 胡锦涛的相关论述与思想 |
| 3.4.1 拓展了社会公平的维度 |
| 3.4.2 深化了社会公平的认识 |
| 3.4.3 强化了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公平取向 |
| 3.5 习近平的相关论述与思想 |
| 3.5.1 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公平的基本向度 |
| 3.5.2 共享发展是社会公平的实现形式 |
| 3.5.3 公平与可持续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原则 |
| 3.5.4 底线公平是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基本要求 |
| 第4章 社会公平视角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演进 |
| 4.1 以公平为主线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 |
| 4.1.1 计划经济时期社会保障理念与制度实践 |
| 4.1.2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保障制度的市场化探索 |
| 4.1.3 以社会公平理念为先导的社会保障公平性矫正 |
| 4.2 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特征的发展趋势 |
| 4.2.1 理念:由起点公平到经济公平,并向社会公平复归 |
| 4.2.2 制度:由单位保障到城乡分立,并向城乡一体迈进 |
| 第5章 社会公平视角下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现状 |
| 5.1 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公平维度 |
| 5.1.1 权利公平之维 |
| 5.1.2 机会公平之维 |
| 5.1.3 规则公平之维 |
| 5.2 新时代以来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取得的成就 |
| 5.2.1 社会救助 |
| 5.2.2 社会保险 |
| 5.2.3 社会福利 |
| 5.3 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面临的公平问题 |
| 5.3.1 身份公平问题 |
| 5.3.2 区域公平问题 |
| 5.3.3 代际公平问题 |
| 5.4 新时代社会保障公平问题产生的原因 |
| 5.4.1 立法进程严重滞后引发身份公平问题 |
| 5.4.2 制度统筹层次不高引发区域公平问题 |
| 5.4.3 转制成本责任归属不清引发代际公平问题 |
| 第6章 构建新时代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 |
| 6.1 构建新时代更加公平社会保障体系的理念之基 |
| 6.1.1 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保障公平的原则立场 |
| 6.1.2 以人民为中心是实现社会保障公平的根本宗旨 |
| 6.1.3 共享发展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引领 |
| 6.2 构建新时代更加公平社会保障体系的总体目标 |
| 6.2.1 幼有所育 |
| 6.2.2 学有所教 |
| 6.2.3 劳有所得 |
| 6.2.4 病有所医 |
| 6.2.5 老有所养 |
| 6.2.6 住有所居 |
| 6.2.7 弱有所扶 |
| 6.3 构建新时代更加公平社会保障体系的实现路径 |
| 6.3.1 “兜底线”完善底线公平 |
| 6.3.2 “织密网”调节非均等公平 |
| 6.3.3 “建机制”强化规则公平 |
| 6.3.4 “覆盖全民”、“城乡统筹”实现主体公平 |
| 6.3.5 “保障适度”、“可持续”凸显代际公平 |
| 6.3.6 “权责清晰”、“多层次”确保协议公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中国长期护理保险支出预测与政策模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1.4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2.1.1 长期护理保险理论模型研究 |
| 2.1.2 长期护理保险购买决策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1.3 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市场研究 |
| 2.1.4 失能数据与公共卫生成本测算相关研究 |
| 2.1.5 社会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研究 |
| 2.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长期护理保险理论与定价的相关研究 |
| 2.2.2 长期护理需求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2.3 非正式护理与长期护理关系的相关研究 |
| 2.2.4 长期护理保险规模与成本测算的相关研究 |
| 2.2.5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构建的相关研究 |
| 2.3 研究现状综合评析 |
| 第3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框架 |
| 3.1 失能与人口老龄化 |
| 3.1.1 健康与失能的定义 |
| 3.1.2 社会保障体系与人口老龄化 |
| 3.2 长期护理理论 |
| 3.2.1 非正式护理 |
| 3.2.2 长期护理的概念与发展 |
| 3.2.3 养老与长期护理保障体系 |
| 3.2.4 长期护理生命周期理论 |
| 3.3 长期护理保险 |
| 3.3.1 长期护理保险的概念 |
| 3.3.2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发展 |
| 3.3.3 长期护理保险机制 |
| 3.3.4 个体效用最大化的价值函数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践经验与设计构想 |
| 4.1 国外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发展状况 |
| 4.1.1 美国长期护理保险市场发展状况 |
| 4.1.2 欧洲代表国家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
| 4.1.3 日韩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
| 4.1.4 小结 |
| 4.2 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实践情况 |
| 4.2.1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城市范例 |
| 4.2.2 参保范围与筹资渠道比较 |
| 4.2.3 护理方式与待遇标准比较 |
| 4.2.4 小结 |
| 4.3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设计构想 |
| 4.3.1 基本原则 |
| 4.3.2 资金筹集 |
| 4.3.3 待遇支付 |
| 4.3.4 服务机制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非正式护理与长期护理影响机制实证研究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数据来源与计量模型 |
| 5.2.1 实证数据来源 |
| 5.2.2 面板固定效应模型 |
| 5.2.3 中介效应模型 |
| 5.2.4 有序Logit模型 |
| 5.3 非正式护理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5.3.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
| 5.3.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3 异质性检验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3.5 影响机制检验 |
| 5.3.6 研究结论 |
| 5.4 长期护理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5.4.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
| 5.4.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3 异质性检验 |
| 5.4.4 稳健性检验 |
| 5.4.5 非正式护理对长期护理的影响机制研究 |
| 5.4.6 研究结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老龄失能人口与长期护理保险支出规模预测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模型设定 |
| 6.2.1 失能转移模型 |
| 6.2.2 归并平均算法 |
| 6.3 数据来源 |
| 6.3.1 实证数据集 |
| 6.3.2 人口预测数据 |
| 6.4 失能转移矩阵计算 |
| 6.5 老龄失能人口规模测算与分析 |
| 6.6 长期护理保险成本与支出预测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长期护理保险模型拟合与政策模拟 |
| 7.1 问题的提出 |
| 7.2 实证数据来源 |
| 7.3 模拟矩估计方法 |
| 7.4 参数估计与模型拟合 |
| 7.4.1 外生参数估计 |
| 7.4.2 模拟矩方法估计步骤 |
| 7.4.3 内生参数估计结果 |
| 7.4.4 模型拟合结果 |
| 7.5 参保率政策模拟结果与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参与的科研项目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基于情景分析的青海农牧社区减灾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问题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社区减灾能力研究 |
| 1.2.2 情景分析法相关研究 |
| 1.2.3 情景分析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应用研究 |
| 1.2.4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内容、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3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研究设计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灾害情景分析 |
| 2.1.2 农牧社区 |
| 2.1.3 社区减灾能力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情景分析理论 |
| 2.2.2 危机管理理论 |
| 2.2.3 极值理论 |
| 2.2.4 复杂系统理论 |
| 2.3 研究设计 |
| 2.3.1 基于“情境—任务—能力”的农牧社区减灾能力分析框架 |
| 2.3.2 研究方法 |
| 第三章 基于致灾因子分析的青海农牧社区典型灾害识别 |
| 3.1 农牧社区孕灾环境分析 |
| 3.1.1 农牧社区自然环境 |
| 3.1.2 农牧区社会经济状况 |
| 3.2 农牧社区致灾因子分析 |
| 3.2.1 气象致灾因子 |
| 3.2.2 地质致灾因子 |
| 3.2.3 生物致灾因子 |
| 3.3 农牧社区灾害脆弱性分析 |
| 3.3.1 农牧社区灾害脆弱性表现 |
| 3.3.2 农牧社区灾害脆弱性 |
| 3.3.3 农牧社区灾情分析 |
| 3.3.4 农牧社区典型灾害识别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情景分析的青海农牧社区典型灾害情景构建 |
| 4.1 农牧社区的雪灾情况 |
| 4.1.1 雪灾的成因及影响 |
| 4.1.2 近年来青海雪灾事件 |
| 4.1.3 雪灾区域选择 |
| 4.2 农牧社区特大雪灾情景构建 |
| 4.2.1 农牧社区雪灾情景构建的参数分析 |
| 4.2.2 基于极值理论的关键情景参数选择 |
| 4.2.3 .农牧社区雪灾情景描述 |
| 4.2.4 雪灾演化过程分析 |
| 4.3 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灾害情景的青海农牧社区减灾任务与能力分析 |
| 5.1 农牧社区多元减灾主体 |
| 5.1.1 政府组织 |
| 5.1.2 社区组织 |
| 5.1.3 居民个体 |
| 5.1.4 社会力量 |
| 5.2 基于雪灾情景的农牧社区雪灾减灾任务分析 |
| 5.2.1 基于公共危机管理过程的社区常规减灾任务 |
| 5.2.2 农牧社区雪灾常规减灾任务识别 |
| 5.2.3 雪灾情景下的农牧社区雪灾减灾任务 |
| 5.2.4 基层政府雪灾减灾任务归属 |
| 5.3 基于任务的农牧社区雪灾减灾能力分析 |
| 5.3.1 农牧社区雪灾常规减灾能力分析 |
| 5.3.2 农牧社区雪灾减灾能力评估方案设计 |
| 5.3.3 农牧社区雪灾减灾能力评估模型 |
| 5.3.4 农牧社区雪灾能力矩阵分析 |
| 5.3.5 农牧社区雪灾减灾能力实践分析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面向能力构建的青海农牧社区减灾对策 |
| 6.1 规则准备:提升制度运行能力 |
| 6.2 组织准备:提升应对协调联动能力 |
| 6.3 资源准备:提升持续保障能力 |
| 6.4 知识准备:激发农牧社区减灾动力 |
| 6.5 行动规划:增强行动执行能力 |
| 6.6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和学术贡献 |
| 7.1.1 研究结论 |
| 7.1.2 学术贡献 |
| 7.2 研究不足和研究展望 |
| 7.2.1 研究不足 |
| 7.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录1 第一轮德尔菲法专家咨询表 |
| 附录2 第二轮德尔菲法专家咨询表 |
| 附录3 第三轮德尔菲法专家咨询表 |
| 附录4 青海省农牧社区雪灾减灾能力评估 |
| 附录5 |
| 附录6 青海农牧区雪灾减灾能力现状调查问卷 |
| 附录7 青海农牧社区雪灾减灾能力公众评判 |
（4）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问题的呈现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文献回顾与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重点、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重点 |
| (二)创新之处 |
| (三)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政府职能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政府职能 |
| (二)政府治理 |
| (三)公共服务 |
| (四)社会化养老 |
| 二、基本理论的阐释 |
| (一)政府职能理论 |
| (二)准市场理论 |
| (三)协同治理理论 |
| 三、社会化养老服务政府职能的构成 |
| (一)公共服务视阈下政府的职责 |
| (二)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构成要素 |
| 第二章 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政府职能的历史演进 |
| 一、中国政府职能的历史变迁 |
| (一)计划经济背景下的全能型政府职能 |
| (二)改革开放初期政府职能的改变 |
| (三)深化改革阶段政府职能的转向 |
| 二、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特征 |
| (一)从无限职能到有限职能的转变 |
| (二)政治职能向社会职能的演进 |
| (三)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换 |
| 三、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演变轨迹 |
| (一)“单位”制养老服务时期:政府职能的全面干预 |
| (二)“单位”制向社会化养老服务转换时期:政府职能的收缩 |
| (三)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构建时期:政府职能的回归 |
| 第三章 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政府职能的现状考察 |
| 一、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发挥 |
| (一)社会化养老政策与法规的制定 |
| (二)社会化养老资源的初步整合 |
| (三)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行动 |
| (四)社会化养老服务过程的监督 |
| 二、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模式的变革 |
| (一)计划体制时期:政府的全能型、管制型养老服务 |
| (二)市场体制时期:政府的有限性、服务型养老服务 |
| 三、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履行的失位 |
| (一)社会化养老服务管理体制的不完善 |
| (二)社会化养老服务制度供给的缺乏 |
| (三)社会组织培育扶持力度不够 |
| (四)社会化养老服务主体协同性不足 |
| (五)养老服务市场化监管的缺失 |
| 第四章 社会化养老服务中发挥政府职能的国际经验与借鉴 |
| 一、域外国家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 |
| (一)英国政府的职能定位 |
| (二)美国政府的职能定位 |
| (三)日本政府的职能定位 |
| 二、域外国家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治理模式 |
| (一)英国的混合主义模式 |
| (二)美国的自由市场模式 |
| (三)日本的政府主导型模式 |
| (四)中外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治理模式的比较 |
| 三、域外国家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分析的启示 |
| (一)确立政府主导原则并付诸行动 |
| (二)实施多元主体的引导性培育 |
| (三)发挥政府对社会化养老服务全过程的监管 |
| 第五章 充分发挥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政府职能的建议 |
| 一、政府完善社会化养老服务职能的动力因素分析 |
| (一)法治建设的驱动 |
| (二)人口老龄化的现实挑战 |
| (三)传统养老制度的历史传承 |
| (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价值取向 |
| 二、社会化养老服务职能履行中政府的行动逻辑 |
| (一)以养老服务的社会化需求为逻辑起点 |
| (二)以建构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关系为逻辑中介 |
| (三)以实现高质量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为逻辑终点 |
| 三、完善社会化养老服务进程中政府职能的行动策略 |
| (一)优化政府的决策职能:提高政府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决策质量 |
| (二)增强政府的计划职能:提高政府社会化养老服务制度供给能力 |
| (三)完善政府的组织职能:构建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关系 |
| (四)强化政府的监管职能:建立社会化养老服务监察制度 |
| (五)深化政府治理体制的改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图表目录 |
| 附录二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养老服务机构主要管理者、创建者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政府养老服务相关部门负责人访谈提纲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 |
| 第一节 区域的范畴界定 |
| 一、区域的语义分析 |
| 二、不同学科中区域的内涵剖析 |
| 三、本文语境下区域的涵义与边界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的内涵与限定 |
| 一、援助的内涵 |
| 二、区域援助的界定与体系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的概念与体系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要素 |
| 一、援助对象 |
| 二、援助方式 |
| 三、援助绩效评估 |
| 第二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 |
| 一、国家职能的演进 |
| 二、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逻辑根源 |
| 第二节 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 |
| 一、发展权的变革 |
| 二、区域作为发展权的权利主体 |
| 三、区域发展权的内容与实现 |
| 第三节 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 |
| 一、实质正义的内容 |
| 二、实质正义在区域层面的实现 |
| 第三章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 |
| 一、萌芽阶段:国家区域援助的模糊概念及实践 |
| 二、正式形成:以“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为标志 |
| 三、推动立法:以《西部开发促进法》为例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立法现状与政策梳理 |
| 一、成文法层面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层面 |
| 第三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强制性缺失 |
| 第四章 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及相关制度概况 |
| 一、美国 |
| 二、日本 |
| 三、欧盟 |
| 四、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特点及经验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基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目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原则 |
| 第三节 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的识别 |
| 二、明确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 |
| 三、以法律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明确规定 |
| 第五章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设计 |
| 第二节 区域财政援助制度 |
| 一、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建议 |
| 第三节 区域税收优惠制度 |
| 一、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域外规定 |
| 二、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建议 |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支持制度 |
| 一、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完善 |
| 第六章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与应用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法制思维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理论依据 |
| 三、核心:国家区域援助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全生命周期”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结构性构成”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无效责任法律制度 |
| 二、国家区域援助退出法律制度 |
| 第七章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 |
| 一、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概况介绍 |
| 二、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构建 |
| 二、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创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视域下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评价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重点难点 |
| (二)创新点 |
|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及阐述 |
| (一)公共服务与基本公共服务 |
| (二)均等与均等化 |
| (三)关于公平、公正、正义的界定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及其中国化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思想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思想的思想渊源 |
| (二)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思想的形成历程 |
| (三)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思想的主要内容 |
| (四)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思想的基本特征 |
| 二、列宁的公平理论 |
| (一)列宁公平理论的思想来源 |
| (二)列宁公平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三、中国共产党对马克主义公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
| (一)中国共产党公平理论的思想渊源 |
| (二)中国共产党公平理论的发展脉络 |
| (三)中国共产党公平理论的时代内涵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与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逻辑关系 |
| 一、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对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指导 |
| (一)指明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价值导向 |
| (二)指明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路径 |
| (三)指明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责任归属 |
| 二、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对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法论指导 |
| (一)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三、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的具体实践 |
| (一)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践行权利公平 |
| (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践行机会公平 |
| (三)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践行规则公平 |
| 第三章 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状 |
| 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科学内涵和目标要求 |
| (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科学内涵 |
| (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要求 |
| 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历程 |
| (一)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和低水平均衡阶段 |
| (二)改革开放至2013 年:碎片化和有限协同阶段 |
| (三)2014 年至今:共建共享和协同发展深化阶段 |
| 三、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展成效 |
| (一)京津冀基本公共教育服务融合不断深入 |
| (二)京津冀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合作日趋紧密 |
| (三)京津冀基本社会保障服务协作日益深化 |
| (四)京津冀基本公共环境服务改善较为明显 |
| 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现实表现 |
| (一)区域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呈现地区失衡状态 |
| (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立法体系不完善 |
| 第四章 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变特征 |
| 一、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构建 |
| (一)选择方法的标准 |
| (二)选择方法的运用 |
| (三)数据来源 |
| (四)评价指标 |
| 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时间序列演化特征 |
| (一)宏观时间序列演化特征分析 |
| (二)微观时间序列演化特征分析 |
| (三)阶段性演化特征分析 |
| 三、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回归分析 |
| (一)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双核心-圈层状特征 |
| (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南北分异特征 |
| (三)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东西分异特征 |
| (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多元回归分析 |
| 第五章 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约因素 |
| 一、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制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根本因素 |
| (一)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差异化 |
| (二)科技创新资源分布不均衡 |
| 二、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是制约基本公共发服务均等化的历史因素 |
| (一)国家梯度推进的区域发展政策 |
| (二)国家城市偏向的城乡发展政策 |
| (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权力配置不均衡 |
| (四)京津冀区域资源配置行政色彩浓厚 |
| 三、城镇化结构失衡是制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实因素 |
| (一)京津冀城市群规模结构待优化 |
| (二)北京市虹吸效应及其“大城市病” |
| (三)城市化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
| 四、政策制度不完善是制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因素 |
| (一)跨区域政府间协调、利益共享和补偿机制不完善 |
| (二)公共财政制度尚待完善 |
| (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监督问责机制不完善 |
| (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法律制度不完善 |
|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指导下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路径研究 |
| 一、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价值取向 |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 (二)坚持共享发展 |
| 二、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思路 |
| (一)动态调整: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定位 |
| (二)多元协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供给保障 |
| (三)标准化规划: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方针 |
| 三、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根本途径 |
| (一)加快发展京津冀区域经济 |
| (二)融合发展京津冀城乡经济 |
| 四、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点任务 |
| (一)统筹构建政府间利益共享“一体化”发展格局 |
| (二)稳步推行重点区域辐射带动“递进式”发展模式 |
| (三)统筹协调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全领域”合作 |
| (四)加快完善有关公共财政、户籍等配套政策的体制机制 |
| (五)积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估和监督问责机制 |
| (六)加快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法治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7）《东亚医疗及社会福利制度：探索其可持续性》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要旨 |
| 第一章 翻訳任务の绍介 |
| 1.1 原书の绍介 |
| 1.2 原书の特徴 |
| 1.3 厳复の翻訳理论 |
| 第二章 翻訳事例の分析 |
| 2.1 语汇の翻訳 |
| 2.1.1 医疗?福祉専门用语 |
| 2.1.2 组织名称 |
| 2.1.3 その他の语汇 |
| 2.2 文の翻訳 |
| 2.2.1 论理补完 |
| 2.2.2 论理変换 |
| 2.2.3 论理再构成 |
| 第三章 翻訳実践报告のまとめ |
| 3.1 翻訳実践のまとめ |
| 3.2 翻訳についての心得 |
| 参考文献 |
| 付録Ⅰ:原文 |
| 付録Ⅱ:訳文 |
| 谢辞 |
（8）我国长期照护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论文框架及结构图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长期照护保险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点 |
| 一、长期照护保险法律制度的定位 |
| (一)长期照护保险法律制度的概念 |
| (二)长期照护保险法律制度的属性 |
| (三)长期照护保险法律制度的功能 |
| 二、长期照护保险法律制度的模式 |
| (一)模式划分的根据 |
| (二)模式选择的定型 |
| 三、长期照护保险法律关系的构成 |
| (一)长期照护保险法律关系的主体 |
| (二)长期照护保险法律关系的客体 |
| (三)长期照护保险法律关系的内容 |
| 第二章 长期照护保险法律制度的实然要义 |
| 一、适用范围与普惠性和补充性相关联 |
| (一)参保主体与普惠性相关联 |
| (二)保险选择与补充性相关联 |
| 二、资金筹集与多元性和增效性相关联 |
| (一)筹资责任与多元性相关联 |
| (二)筹资组合与增效性相关联 |
| 三、待遇给付与社会性和福利性相关联 |
| (一)给付方式与社会性相关联 |
| (二)给付内容与福利性相关联 |
| 第三章 我国长期照护保险法制构建的根据 |
| 一、相关理论的综合考量 |
| (一)社会安全价值与社会利益理论 |
| (二)社会效率价值与多元福利理论 |
| (三)社会公平价值与权利本位理论 |
| 二、实践探索的目标要求 |
| (一)单独保险制度构建的要求 |
| (二)独立建制条件满足的要求 |
| (三)制度竞合风险规避的要求 |
| 三、法律关系的协调需要 |
| (一)主体地位的整体性协调需要 |
| (二)权利义务的保障性协调需要 |
| (三)客体形成的发展性协调需要 |
| 第四章 我国长期照护保险适用范围的界定 |
| 一、长期照护基本保险的适用范围 |
| (一)基本保险应然覆盖范围的考量 |
| (二)基本保险统一参保范围的确定 |
| (三)基本保险差异参保范围的认定 |
| 二、长期照护团体保险的适用范围 |
| (一)团体保险形态及适用范围考量 |
| (二)团体保险类型化及其适用标准 |
| 三、长期照护个人保险的适用范围 |
| (一)优惠相互保险的适用范围考量 |
| (二)理财照护保险的适用范围考量 |
| 第五章 我国长期照护保险筹资机制的厘定 |
| 一、立足“权责对等”的筹资渠道拓展 |
| (一)源于渠道单一的权责失衡检视 |
| (二)基于筹资责任的多元渠道设计 |
| (三)基于筹资方式嵌入的渠道拓展 |
| 二、基于“比例设定”的筹资标准调整 |
| (一)筹资标准的比例调整 |
| (二)保险费率的动态调整 |
| 三、缘于“统筹分权”的筹资运行设计 |
| (一)属地筹资与中央调剂相结合 |
| (二)市场经办与政府监管相结合 |
| 第六章 我国长期照护保险待遇水平的确定 |
| 一、给付标准:主体资格要件的体现 |
| (一)受益人的资格要件 |
| (二)给付方的资格要件 |
| 二、给付方式:受益主体权利的保障 |
| (一)基于服务给付的保险权利实现 |
| (二)基于现金给付的保险权利实现 |
| 第七章 我国长期照护保险法律制度的展望 |
| 一、修订现行相关法律的应然构想 |
| (一)修订现行相关法律的必要条件 |
| (二)近期应当修订的相关法律规定 |
| 二、长期照护保险单独立法的研判 |
| (一)应然单独立法的多元制度整合 |
| (二)长期照护保险立法的形式构想 |
| (三)长期照护保险立法的内容构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9）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三、概念及理论阐释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二)理论基础阐释 |
| 四、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五、主要创新和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俄罗斯的人口形势与外来移民发展 |
| 一、俄罗斯的人口危机 |
| (一)俄罗斯人口危机的形成 |
| (二)俄罗斯人口危机的表现 |
| (三)俄罗斯人口危机的冲击 |
| 二、俄罗斯的人口政策及未来人口状况 |
| (一)俄罗斯的人口政策 |
| (二)俄罗斯未来人口状况 |
| 三、俄罗斯外来移民发展 |
| (一)苏联解体引发人口迁移潮 |
| (二)俄罗斯外来移民发展现状 |
| (三)俄罗斯中国移民进程及现状 |
| 第二章 俄罗斯的外来移民政策与管理机制改革 |
| 一、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的变迁 |
| (一)苏联解体前的外来移民政策 |
| (二)1990 年—2000 年:外来移民政策的调整时期 |
| (三)2001 年—2010 年:外来移民政策的积极治理时期 |
| (四)2010 年以来:外来移民政策的新动向与再调整时期 |
| 二、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的制定 |
| (一)外来移民政策制定的基本目标 |
| (二)外来移民政策制定的主要原则 |
| (三)外来移民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 |
| 三、俄罗斯的外来移民管理措施 |
| (一)发放临时居留许可证 |
| (二)规范登记程序 |
| (三)签发邀请函和签证 |
| (四)分类管理外来移民 |
| 四、俄罗斯外来移民管理机制改革 |
| (一)改组外来移民管理部门 |
| (二)加强外来移民环境建设 |
| (三)开展外来移民国际合作 |
| 第三章 外来移民与俄罗斯总体发展的互动 |
| 一、外来移民与俄罗斯人口发展 |
| 二、外来移民与俄罗斯区域发展 |
| (一)区域环境与外来移民 |
| (二)外来移民对俄罗斯区域发展的影响 |
| 三、外来移民与俄罗斯经济发展 |
| (一)外来移民促进俄罗斯的宏观经济发展 |
| (二)劳务移民推动俄罗斯劳动力市场发展 |
| (三)经济增长是外来移民进入的先决条件 |
| 四、外来移民与俄罗斯政治发展 |
| (一)外来移民推动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 |
| (二)外来移民扩大俄罗斯对外政策影响 |
| (三)教育移民促进俄罗斯公共外交发展 |
| (四)外来移民受到阻隔的政治因素分析 |
| 五、外来移民与俄罗斯文化发展 |
| (一)外来移民与俄罗斯的多元文化 |
| (二)外来移民为俄罗斯文化注入新元素 |
| 第四章 外来移民对俄罗斯的多方位冲击 |
| 一、俄罗斯的非法移民问题 |
| (一)俄罗斯非法移民的现状 |
| (二)俄罗斯非法移民的类别 |
| (三)俄罗斯非法移民的成因 |
| (四)俄罗斯非法移民的影响 |
| 二、外来移民的经济冲击 |
| (一)对就业市场的冲击 |
| (二)非正常汇款的影响 |
| (三)“影子经济”的滋生 |
| 三、外来移民的政治冲击 |
| (一)对俄罗斯政治合法性认同的弱化 |
| (二)对俄罗斯主权认知及维护的影响 |
| (三)对俄罗斯处理国际关系的影响 |
| 四、外来移民的社会冲击 |
| (一)外来移民所引发的民族问题 |
| (二)外来移民加重公共卫生负担 |
| 五、外来移民的文化冲击 |
| (一)对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冲击 |
| (二)对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冲击 |
| 第五章 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走向及其启示 |
| 一、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调整的总体成效 |
| (一)政策思路更加清晰 |
| (二)移民规划更趋完善 |
| (三)管理重点更为明确 |
| 二、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许可证制度问题较多 |
| (二)法律有待进一步完善 |
| (三)负面性舆论导向问题 |
| (四)信息统计体系不健全 |
| (五)专项政策实施不明显 |
| (六)非法移民治理有阻碍 |
| 三、未来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走向的研判 |
| (一)加大引进外来移民力度 |
| (二)战略规划外来移民政策 |
| (三)促进外来移民政策落实 |
| (四)加快外来移民一体化进程 |
| 四、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
| (一)中国外来移民的现状与特点 |
| (二)中国外来移民治理的新动向 |
| (三)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及不足之处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的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土壤污染及土壤污染防治的概念 |
| 一、土壤污染的概念 |
| 二、土壤污染防治的概念 |
| 第二节 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的概念和特征 |
| 一、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的概念 |
| 二、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的特征 |
| 第三节 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的理论依据 |
| 一、可持续发展理论 |
| 二、环境责任理论 |
| 三、环境正义理论 |
| 第三章 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的现状 |
| 一、我国土壤防治基金制度的立法现状 |
| 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的实践 |
| 第二节 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一、立法层级不高,可操作性低 |
| 二、资金来源单一,可持续性差 |
| 三、社会监督不到位,基金功能容易异化 |
| 第四章 发达国家和地区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的借鉴及启示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和地区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之比较 |
| 一、美国超级基金制度 |
| 二、荷兰土壤污染责任的资金保障制度 |
| 三、我国台湾地区土壤及地下水整治基金制度 |
| 第二节 发达国家和地区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
| 一、完善的法律体系 |
| 二、严格规范的管理制度 |
| 三、多渠道的资金来源 |
| 第五章 完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的构想 |
| 第一节 完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的路径分析 |
| 一、提高立法层级 |
| 二、完善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框架 |
| 第二节 明确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的法定资金来源渠道 |
| 一、中央和地方政府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财政拨款 |
| 二、环境税 |
| 三、污染回溯责任追究环境修复费 |
| 四、社会资金投入 |
| 五、基金投资收益 |
| 第三节 明确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的使用范围及使用方式 |
| 一、使用范围 |
| 二、使用方式 |
| 第四节 完善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的监督体系 |
| 一、外部监督 |
| 二、内部监督 |
| 第五节 健全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的相关立法 |
| 一、健全土壤污染防治基金法律法规 |
| 二、健全地方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立法 |
| 第六节 完善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的配套制度 |
| 一、土壤污染信息收集制度 |
| 二、危害评估制度 |
| 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制度 |
| 四、土壤污染修复制度 |
| 五、土壤生态补偿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建立公共保险评估机构的构想（论文参考文献）
- [1]社会公平视角下的中国社会保障问题研究[D]. 李思特.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国长期护理保险支出预测与政策模拟研究[D]. 李雪岩. 山东大学, 2021(11)
- [3]基于情景分析的青海农牧社区减灾能力建设研究[D]. 邓彩霞. 兰州大学, 2021(09)
- [4]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研究[D]. 曹海苓.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D]. 吕慧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6]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视域下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D]. 黄华.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7]《东亚医疗及社会福利制度：探索其可持续性》翻译实践报告[D]. 吕玉环.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8]我国长期照护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D]. 汤优佳. 吉林大学, 2020(08)
- [9]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研究[D]. 汪晓波. 吉林大学, 2020(08)
- [10]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研究[D]. 周若冰. 安徽财经大学, 2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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