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供方支付方式研究及政策建议（论文文献综述）
陈振生[1]（2021）在《基于新医改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一轮医疗体系改革启动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医疗资源极大丰富,医疗技术不断提高,为我国居民提供了较好的医疗服务。我国居民健康水平大幅度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增长,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不断下降。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医保等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率不断提高,有效缓解了患者的经济负担,提高了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分级诊疗制度初步建立,实现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作为我国医疗服务的主要供应者,公立医院在医疗服务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公立医院公益性淡化、“看病难”“看病贵”等现象一直阻碍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事关居民的健康和切身利益。党的十八大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是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2009年4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标志着新一轮医疗体系改革的开始,为我国公立医院改革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其中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是重要内容之一。本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博弈论,主要探讨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相关内容,如医疗服务如何定价、财政补助的标准如何制定、医疗保险报销政策的起付线和自付比如何设置来平衡“保大病”和“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两个目标,当支付方式从后付制向预付制转换后,预付制支付标准如何确定等。具体如下:第一,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分析,明确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在此基础上,利用因果关系图分析补偿机制改革实施前后公立医院的应对。研究发现,在资源投入数量不变的前提下,公立医院的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之间存在资源竞争关系;如果财政补助减少,公立医院会减少社会职能产出、增加人均医疗服务量或增加人均药费进行应对;考虑社会效益后,政府应增加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助。第二,以按人头付费支付方式为例,估测预付制支付方式的支付标准。研究发现支付标准由三部分构成,分别是分担的保留效用、患病的平均治疗成本和弥补医院亏损的风险成本。分担医院的保留效用具有一定的人数门槛,需要达到一定人数后达到规模经济,才能产生风险分担的作用。为有效实施按人头付费支付方式,提出了对患者、公立医院、医保机构的建议。第三,以消费者均衡为视角,基于共同代理模型,分析医疗服务价格标准、财政补贴标准及相应的医疗保险报销政策的制定。研究发现政府为了激励公立医院在社会职能上付出更多努力,对公立医院的经济职能进行了负向激励,即惩罚。这不仅导致患者获得医疗服务支付的成本超过了所获得的效用,导致“看病贵”,而且造成公立医院经济职能的供给减少,产生“看病难”。为了保证消费者均衡,医疗保险应对重症患者采用高起付线和低自付比,实现保大病;对轻症患者,应采用低起付线和高自付比,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第四,分析不同市场结构下,公立医院面对不同的竞争对手和竞争方式时的补偿标准。研究发现,当政府放松对医疗服务价格管制,由公立医院自主定价时,医疗保险的出现不仅会使医疗服务潜在的最高价格上升,而且会降低患者医疗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而需求价格弹性越大,医疗服务供给量越大;需求价格弹性越小,医疗服务供给量越小;在公立医院完全垄断市场供给条件下,公立医院存在改善医疗服务质量的可能。同时,医疗服务质量的改善并不必然导致医疗服务价格的提高,主要取决于改善质量的内容。如果改善质量对成本产生的净效应为负,则改善质量会降低医疗服务价格,而净效应为正,则会使医疗服务价格上升;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竞争可能不会提高质量、抑制价格上涨。在寡头市场——质量模型中,与公立寡头市场的均衡结果相比,混和寡头市场中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竞争使均衡结果出现四种可能情形,分别是:产量增加,质量投入增加,价格上涨;产量减少,质量投入减少,价格下降;产量增加、质量投入增加、价格下降;产量减少,质量投入减少,价格上涨。第五,利用DEA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公立医院效率进行分析。通过对比发现,在公立医院效率评价中,忽略公立医院社会职能产出会导致对公立医院效率的低估。在对公立医院2011-2018年生产效率评价中,发现改革效果不显着,且生产效率总体来说有小幅下降。在影响公立医院效率的因素中,财政补助对公立医院的效率变化影响不显着;医疗保险支付方式的改革也未使公立医院效率得到改善;医疗服务价格对公立医院效率变化影响显着,但门诊服务价格和住院服务价格产生影响的方向相反。第六,为了消除环境因素和随机扰动对公立医院效率的影响,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对公立医院静态效率进行评价。消除环境因素和随机扰动的影响后,公立医院整体效率有改善,表明由于环境因素和随机扰动的存在,导致对公立医院效率的低估。降低门诊服务价格、提高住院服务价格、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需求,既有利于公立医院生产率提高,也有利于静态效率改善;但参保比例、财政补助和竞争对公立医院的生产率没有显着影响,而对公立医院静态效率既存在正向影响,又存在负向影响,最终结果是正负影响抵消,没有对公立医院效率产生显着影响。本研究有三点创新:首先,以医疗服务供给方的参与约束为条件,对按人头付费的支付标准进行测算;其次,以消费者均衡为视角进行分析,提出医疗服务定价机制,并形成与财政补助、起付线、自付比等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再次,将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产出变量共同纳入效率评价模型,对公立医院进行更准确的效率评测。
傅佩佩[2]（2021）在《委托代理关系视角下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安排和实践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文中提出研究背景家庭医生,又称为全科医生,其职责是为居民提供健全、有效、连续、适宜的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管理,被视为居民的“健康守门人”。2016年,以优化卫生资源配置、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为目标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在我国全面正式全面启动。但是,由于我国尚处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探索起步阶段,该制度目前在我国发展还不成熟,上述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并且在签约服务实施过程中存在一系列与签约服务目标不一致的问题,例如居民签约率低、知晓率低、家庭医生履约率低和签约服务质量不高等。同时,由于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推进在不同地区还相当不平衡。尤其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因为卫生基础较差、信息化建设薄弱、人力资源匮乏,以及居民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普遍较低等传统因素,致使家庭医生制度的推行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众所周知,农村基本卫生服务体系承担着维护我国广大县域居民健康的重要任务,而且农村卫生一直是我国卫生健康领域的重点关注,因此,选取合理的样本地区展开调查研究,并在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对于做好我国农村家庭医生制度的发展尤为重要。本文选取山东省相关地市作为研究样本地区,因为山东省是我国农业大省,农村地区人口数量占全省总人口数量一半以上,且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差异,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以山东农村地区为样本,通过聚焦样本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展开研究,对于切实推进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良性发展、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重要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推行并非水到渠成,而是涉及多个环节的复杂系统工程。同时也受到多个层面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如政府层面的政策制定、激励措施、考核与监管;家庭医生团队服务能力及水平、机构定位及分工;居民个体层面的认知、态度、动机、协作配合情况等。从理论层面来讲,委托代理理论能够建立起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关联,通过分析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博弈,可以发现最优的激励措施。将委托代理相关理论运用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定和实施策略分析中,建立家庭医生、居民和政府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从新的视角推导和理解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可以为完善家庭医生服务制度提供更科学的理论支持。而基于制度及供需双方的多层次、全方位研究,可以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提升与优化提供更全面、更深入、更实际的建议,也可为全国其他农村地区提供经验做法或运行模式方面的参考借鉴。基于上述背景,本论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山东省农村地区现有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制度安排、供需双方的实施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减少政策实施的偏差?研究目的本研究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系统分析家庭医生签约制度设计,探讨山东农村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如何通过资源保障、监管考核机制、筹资支付机制和问责机制影响政策运行的结果和利益方的行为,最终为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政策建议。具体目的包括:（1）构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理论分析框架;（2）系统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制度安排以及供、需双方实施现状,探索关键问题影响因素;（3）从委托代理关系视角分析政策实施的偏差和探索问题产生的原因;（4）提出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政策性建议。研究对象和方法本研究现场调研数据来源于2018年5月7日——24日开展的“山东省农村基本医疗服务”项目调研。综合考虑地域分布、经济发展水平和签约服务实施情况,此次调研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抽样方法,选取了淄博市、聊城市和滨州市已经推行家庭医生签约的6县（沂源县、桓台县、茌平县、东阿县、惠民县和无棣县）,从机构和个人两个层面,就当地农村家庭医生签约制度运行情况开展了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如下方面:卫生院和卫生室基本药品供应情况、信息化建设情况、签约服务政策工具等;家庭医生服务提供能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情况、家庭医生工作满意度等;居民健康状况、健康行为、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选择偏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情况以及健康需求等信息。本研究的分析过程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采用文献分析法,对山东省和样本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和制度安排进行归纳和总结,资料主要来自样本地区相关政策文件及研究文献,以及对样本地区机构的调查数据。第二部分是从供方和需方的视角对样本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实施现状进行描述和分析,基于统计描述、logistic回归等,探究供方家庭医生的激励机制及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通过离散选择实验的方法测量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选择偏好,最后构建基于居民个体、村卫生室和镇卫生院的多水平分层模型,全方位探索影响家庭医生签约的因素。第三部分结合定性访谈资料,采用主题框架分析法,根据政府和家庭医生委托代理关系、政府和居民的委托代理关系、家庭医生和居民的委托代理关系的理论,对筹资支付机制、奖惩考核机制、问责机制和运行保障机制进行分析,找出签约政策实施的偏差及其产生的原因。最后,本文综合制度分析框架和政策执行的偏差提出完善签约服务制度的策略性建议。本研究采用SPSS 22.0和Stata 14.2进行数据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分层回归分析和离散选择实验;采用QSRNvivo 8质性分析软件分析定性访谈资料。研究结果1.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安排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制度安排是:由政府制定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指导意见,联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发改委、中医药管理局为签约服务提供政策和资源保障;政府通过委托基层医疗机构、基层医务人员共同组建家庭医生团队,为签约居民提供服务;政府通过支付、考核、和监管等激励措施,确保签约服务提供机构和家庭医生提供合格的签约服务,提高签约居民整体健康水平。山东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采用“1+1+1”服务模式,即家庭医生团队依托县域医共体,由村医、乡镇卫生院和县医院医院医生构成。一般由乡镇卫生院医生担任队长,村诊所医生是签约服务具体提供者。居民通过与乡镇卫生院签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选择签约服务包,接受签约团队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服务、健康管理等服务。研究发现,目前政府在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运行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表现在:（1）资源配置失衡,综合性的服务提供可及性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和基本药物供应保障还不完善。76.67%的乡镇卫生院没有实现将居民健康信息与上级医疗机构共享;55.09%的村诊所存在基本药物短缺现象。（2）双向转诊制度尚未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缺少连续性。大部分村诊所医生获得的上级医院相关工作支持不足。基层家庭医生欠缺专科医疗资源、转诊资源、临床经验与技能。2.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实施现状签约服务供方运行现状:目前样本地区签约服务供方,即家庭医生在服务提供过程中主要存在服务水平低下、工作负荷及压力较大、收入及薪酬感知较低、整体满意度较低等问题,具体表现在:（1）村诊所家庭医生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只有1%的村医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大部分家庭医生只有乡村医生证（76.29%）,家庭医生中参加过全科医师转岗培训者仅占34.32%。仅有22.51%的家庭医生取得全科医师转岗培训合格证;只有15.50%的家庭医生认为其知识和能力完全可以满足家庭医生工作的需要,超过80%的家庭医生在开展基本医疗服务过程中遇到技术问题;（2）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没有将服务质量纳入考核指标,奖惩制度没有落实;家庭医生工作量偏大,平均每人每天工作11小时、管理超过1500人,93.36%的基层医生自我感知参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后工作量增加;家庭医生待遇普遍偏低,仅有12.18%的家庭医生认为薪酬与其工作匹配,且卫生院与村诊所家庭医生存在收入差距;（3）家庭医生满意度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家庭医生的职称、收入、工作量和工作压力、县医院技术支持等在5%的水平上显着。针对需方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研究结果如下:（1）签约率低,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获得感差,“签而不知”、“签而不约”现象普遍。样本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概率仅为23.8%;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率低,55.69%的被调查者完全不了解签约服务;居民被动签约现象普遍;居民不愿意签约是因为不信任家庭医生团队的服务能力,担心乱收费,认为没必要。（2）居民离散选择实验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更愿意选择诊疗水平高（β=2.39）、服务态度好（β=1.39）、基本药品可获得性高（β=0.63）和适当提高医保报销比例（β=0.45）的家庭医生团队签约;签约概率模拟结果表明,签约率与费用关联度很高,签约费用从200元降至免费,签约概率将提升至84%。（3）多水平模型结果显示:居民个体层面上,受教育水平越高（OR=1.71）、经常参加体育锻炼（OR=1.39）、及患有多重慢病（OR=1.53）的居民越愿意签约;在村级层面上,较好的村卫生室信息化程度（OR=1.31）有着更高的签约概率;在镇级层面,卫生院基本药物供应充足（OR=1.53）、信息化程度较好（OR=1.28）、参加过家庭医生相关培训（OR=3.19）以及中心卫生院（OR=1.92）都与较高的签约概率相关。3.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实施偏差和归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实施偏差主要表现在:（1）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供需不匹配,即居民的健康需求和偏好没有通过现有的签约服务提供得到响应和满足;（2）供方激励扭曲,即现有的筹资支付、监管考核制度导致家庭医生工作满意度低、签约服务“重量轻质”。制度实施偏差的根本原因在于:现有的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安排无法规避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一系列代理人道德风险问题。制度安排层面对制度实施偏差的影响主要包括:首先,政府对签约制度运行保障作用失灵,信息化建设、药品供应保障、人才培训不完善,导致卫生资源配置不公平、卫生服务提供能力和质量纵向不平等,降低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的可持续性。其次,居民无法自由选择签约团队,造成团队之间缺乏竞争,不利于团队提升服务质量和签约居民满意度,造成居民服务获得感低。问责机制方面,政府对家庭医生奖惩兑付、监管考核缺失、激励不足,降低了家庭医生团队工作意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书的制定依据缺少居民的健康需求和偏好,服务包定价不规范、服务内容不合理等原因,导致签约率不高、“签而不约”现象普遍。最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书是一种原则性协议,对家庭医生的行为约束力有限。代理人问题层面对制度实施偏差的影响主要源于多代理人和共同代理两个方面。首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存在多个代理人,政府对家庭医生的职责、考核、奖惩标准不清晰,导致了团队内部不同代理人之间缺少合作,尤其是上级医院的医生对基层医务人员缺少业务指导,极易导致“搭便车”现象,降低了委托人的总体效用,造成了签约服务的协同性不高,背离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目标。第二,家庭医生是政府和居民的共同代理人,政府相对于居民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如果政府和居民交付给家庭医生的任务目标不一致,家庭医生将选择强势的委托人,付出更多的努力,从而降低了共同代理效率。目前,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过程中,政府将工作量（签约合同的数量、覆盖面）作为考核支付家庭医生的标准,与居民所偏好的服务质量存在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医生会选择首先完成政府制定的工作考核目标,而忽视了对提升服务质量的努力。这就导致家庭医生服务重量轻质,供需不匹配,居民获得感低。结论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运行效率,需要政府完善运行保障机制,从而实现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签约服务的政策保障。目前,政府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政策支持不足,以及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不足,严重制约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家庭医生团队呈现多代理人的特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无论是对签约团队整体还是团队内部不同代理人,均尚未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导致了团队内部代理人互相中立,团队之间缺乏促进发展的良性竞争。政府没有建立恰当的奖惩机制和对家庭医生的激励机制,相关制度存在流于形式的问题。家庭医生没有将最大化签约居民的利益作为目标,家庭医生没有准确识别居民的签约选择偏好和健康需求,从而导致了家庭医生的行为背离了委托人居民的利益目标。此外,监督和信息公开渠道的缺失致使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政府、家庭医生和居民之间相互问责机制的缺失,也加剧了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不一致。政策建议为了解决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提高签约服务效果,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切实以居民健康需求为导向,为居民提供个性化签约服务。2)合理配置卫生资源,真正做到“资源下沉”,提升家庭医生服务能力。3)完善家庭医生首诊和双向转诊制度,为签约服务提供政策保障。4)建立可持续筹资机制,提高居民自付比例,为签约服务提供资金支持。5)构建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明晰家庭医生团队成员职责。6)实行按绩效支付,引导家庭医生团队之间竞争,提升签约服务运行效率。7)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建立相应问责监督机制,充分调动家庭医生积极性。8)对签约服务进行合同式管理。创新点和不足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突破以往单一研究视角,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三个核心主体,即政府、家庭医生、居民的视角出发,立足山东省实际,通过对政府运行保障、筹资支付、监管考核与问责等进行全面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优化策略;2)研究思路方面,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契约理论以及战略购买等经典理论为依据,构建起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优化分析框架,聚焦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所涉及的政府和家庭医生、居民和家庭医生这两个核心委托代理关系,为开展实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实施的偏差,揭示偏差产生的原因,为政策制定者提供重要的理论科学依据;3)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结合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通过离散选择实验科学测度需方居民家庭医生签约偏好、并利用多水平分层模型从供、需双方研究居民签约行为的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定性分析,验证和深入解释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的偏差和原因,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本研究的不足在于,1)在现场数据获得方面,数据仍旧存在一定偏倚。例如,样本平均年龄偏大,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纳入更多的样本,以进一步提高结果的可靠性;2)由于离散选择实验方法的局限性,对于纳入属性的数量、水平固化了被调查者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选择意愿,而无法反映其他属性对其选择偏好的影响;3)本研究仅选取山东省作为研究地点,因而研究结果的外推性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影响。
张娇[3]（2021）在《供需视角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研究 ——基于离散选择实验》文中认为研究背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维护居民健康为宗旨,以全科医生为主要载体,为居民提供综合、连续、便捷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管理服务。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证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新形势下保障和维护群众健康的重要途径。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与实践,我国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体系,形成了一些有地方特色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制约了签约服务工作的推进。已有研究显示,目前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实际签约率与有效利用率均有待提高。鉴于此,除了从宏观层面完善配套措施及保障机制之外,优化设计签约服务方案是全面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质增效的关键环节,而这其中的重要前提是明确居民（需方）与基层医务人员（供方）对签约服务的需求与偏好。然而,由于签约服务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不完美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外部环境变化的多重影响,测量供需双方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真实偏好比较复杂且困难。因此,如何科学地评估供需双方的潜在偏好与意愿,探索符合双方需求与偏好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当前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通过国内外文献综述发现,国外对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的评估起步较早,相关研究已较为成熟,但对供需双方偏好差异的相关研究与报告仍不足。而国内关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与意愿等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且大多是描述性统计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很难对各因素的重要性进行科学量化。尽管已有极少数研究采用如离散选择实验方法评估偏好,但仅从需方角度出发,尚缺乏针对供方以及供需双方偏好的对比研究;且现有研究样本人群较为单一、样本量较小,难以发现其真实需求偏好与意愿。因此,本研究拟从供需两个视角进行研究设计,利用离散选择实验,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进行全面而系统的量化研究。研究目的本研究以山东省泰安市为例,从供需双方（居民与基层医务人员）视角出发,在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分析基础上,利用离散选择实验科学测量双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与意愿,为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优化设计和策略完善提供数据支持与决策参考。具体研究目的如下:（1）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2）测量与评估供需双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3）模拟不同签约服务情景并预测选择概率;（4）提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设计优化与策略完善的对策建议。资料来源与研究对象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优化设计与策略完善-基于城乡供需双方的实证研究（71974118）。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泰安市六个县市区抽取调查样本。其中,（1）需方调查:以户为单位,调查对象为15周岁及以上居民。（2）供方调查:调查对象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其下属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全科医生、乡村医生以及家庭医生团队成员。（3）供需双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调查:①离散选择实验设计:通过文献回顾、定性访谈以及专家咨询等方法确定了六个属性（服务费用、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类型、药品可及性、医生团队诊疗水平）及其水平,采用D-efficiency设计方法,并通过添加一致性检验问题以及可视化元素等方法形成实验调查问卷。②调查对象:需方偏好调查对象为孕产妇、慢性病患者以及6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供方偏好调查对象为参与本次调查的所有基层医务人员。研究内容与方法（1）通过文献分析法,对国内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分析,初步了解目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研究进展以及存在的不足。（2）基于现场调查数据从供需双方视角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供需双方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认知与满意度现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影响双方认知水平以及满意度的可能因素。（3）利用离散选择实验评估供需双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构建混合Logit模型分析供需双方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具体偏好;基于混合Logit模型与潜类别Logit模型分别探究供需双方不同特征以及不同类别人群的偏好异质性;量化分析供需双方对签约服务属性与水平的边际支付意愿和供给意愿。（4）基于参概率（Uptake rate）方程模拟不同签约服务方案组合,并预测在不同服务情景下供需双方的选择概率及其变化趋势;根据双方需求与供给偏好特点,模拟本研究中的最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方案。（5）结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以及供需双方偏好分析结果,探讨与总结目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设计优化与策略完善的对策建议。研究结果（1）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分析①需方:共纳入8500名居民,其中5950人已签约家庭医生服务,总体签约率为70.00%。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总体知晓度得分中位数为3.00（1.00,4.00）,态度得分为4.50（4.00,5.00）;相对于未签约人群,已签约人群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度与态度得分均更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已签约人群对家庭医生签约总体满意度得分中位数为5.00（4.00,5.00）,表明总体上签约人群对签约服务比较满意。②供方:共纳入835名基层医务人员,其中有754人已加入家庭医生签约团队,占90.30%。基层医务人员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总体知晓度得分中位数为4.50（4.00,5.00）,总体态度得分为4.20（3.60,4.60）;相比于未加入签约团队组,已签约的医务人员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度得分更高（4.50 vs 4.25,P=0.002）。基层医务人员的总体工作满意度得分中位数为3.17（2.67,3.83）,已加入签约团队的医务人员的总体工作满意度得分低于未签约组（3.17 vs 3.50,P=0.001）。（2）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分析结果①需方偏好分析中共纳入2226人,经分析排除未通过一致性检验者,最终纳入混合Logit模型分析的共2159人。回归结果显示,服务费用、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类型、药品可及性以及医生团队诊疗水平六个属性对居民的签约选择均有显着影响。居民偏好于选择服务费用低、基础包、上门服务、中西医结合、药品可及性更高以及医生团队诊疗水平更高的签约服务。②供方偏好分析中共纳入816人,经分析排除未通过一致性检验者,最终纳入混合Logit模型分析的共729人。回归结果显示,服务费用、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类型、药品可及性以及医生团队诊疗水平六个属性对基层医务人员的供给选择均有显着影响。医务人员偏好于提供服务费用高、基础包、门诊就诊、药品可及性更高以及医生团队诊疗水平更高的签约服务。③通过对供需双方签约偏好比较发现,供需双方在服务费用与服务方式属性的偏好上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居民偏好于选择费用低、上门服务的签约服务,而医务人员偏好费用高、门诊就诊的签约服务;同时,供需双方也存在偏好共性,居民与医务人员均对个性包服务均有显着的消极偏好;对中西医结合、药品可及性高以及医生团队诊疗水平高的签约服务均有明显的积极偏好;其中,医生团队诊疗水平是影响供需双方选择偏好的最重要的服务属性。（3）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异质性分析①居民签约偏好异质性分析:60～69岁以及70岁及以上老年人、居住在农村地区以及收入相对低的居民偏好于选择费用更低的签约服务;不同人群特征居民均倾向于选择药品可及性以及医生团队诊疗水平较高的签约服务。此外,基于潜类别Logit模型将居民分为三个潜在类别:经济型（类别Ⅰ）、综合型（类别Ⅱ）以及高质量型（类别Ⅲ）。其中,不同性别、年龄以及受教育程度特征可能会对不同类别居民签约需求偏好产生影响。②医务人员签约偏好异质性分析:农村地区以及收入相对低的医务人员更倾向于选择服务费用高的签约服务。受教育年限相对低者（≤12年）对提供个性包服务有显着的消极偏好。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专业技术职称较低以及工作年限较高的医务人员均偏好于提供费用高的签约服务。不同人群特征以及不同工作特征的医务人员均偏好于提供医生团队诊疗水平较高的签约服务。此外,基于潜类别Logit模型对医务人员的偏好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类别医务人员的供给选择偏好有明显差异,根据其偏好特点分为普通型（类别Ⅰ）、诱导型（类别Ⅱ）以及利他型（类别Ⅲ）。其中,女性、城镇地区以及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更有可能属于普通型。（4）边际支付意愿与供给意愿分析①需方边际支付意愿分析结果显示,居民对医生团队诊疗水平属性的支付意愿最高,如果将医生团队诊疗水平从Ⅰ级提高到Ⅲ级水平,居民愿意为此支付约490.4元;其次,居民对中西医结合的服务支付意愿较高,如果将服务类型从中医转为中西医结合,居民愿意支付约183.9元。就不同特征人群的分析结果来看,70岁及以上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年收入较高以及患有慢性病人群对其偏好的签约服务的支付意愿更高。②供方边际供给意愿分析结果显示,如果服务内容从基础包转为个性包,则医务人员要就此收取约45.5元的服务费用。对于其他签约服务属性和水平,如果转变为偏好水平,医务人员愿意牺牲一定的服务费用来提供偏好的签约服务。就不同特征医务人员的边际供给意愿分析来看,低收入组对个性包服务的边际供给意愿最低,中等收入、专业技术职称较高的医务人员愿意牺牲更多的服务费用以提供其偏好的签约服务。（5）情景预测分析结果显示,与基线水平相比,如果签约服务改为“服务费用10元+基础包+上门服务+中西医结合+药品可及性一般+医生团队诊疗水平-Ⅲ级”,居民的选择概率将提高0.848,签约选择概率达到最高（0.880）。如果将签约服务改为“服务费用100元+基础包+门诊就诊+中西医结合+药品可及性-很高+医生团队-Ⅱ级”的组合服务,则医务人员的选择概率预计将提高0.572,此时,供给选择概率达到最高（0.629）。经综合分析,在“服务费用50元+基础包+门诊就诊+中西医结合+药品可及性-很高+医生团队-Ⅱ级”的签约组合下,需方的签约选择概率为0.642,供方的供给选择概率为0.580,此时双方选择概率差值达到最小（0.062）,可以确定为本研究的最优签约服务方案。结论与建议研究结论（1）居民总体签约率达70.00%,签约满意度较高;同时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持有较强的支持与信任态度,但对签约服务具体内容的知晓度仍有待提高。（2）基层医务人员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整体认知度与接受度较高,但工作满意度偏低,尤其是签约团队人员。（3）供需双方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偏好存在共性;首先,居民和基层医务人员最看重医生团队诊疗水平属性,对其支付意愿和供给意愿均最高;其次,两者共同偏好于中西医结合以及基础包服务。（4）供需双方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偏好存在差异;基层医务人员偏好于传统的门诊就诊服务方式,而居民对上门服务的支付意愿较高。此外,供需双方在服务费用属性上存在反向偏好差异。（5）供需双方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偏好存在异质性,不同人群特征以及不同类别居民与医务人员的需求与供给偏好均有所不同;同时,医务人员的供给选择行为存在利他的社会偏好。（6）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设计与优化既要符合供需双方的偏好与意愿,也要结合当地实践环境,以达到相对最优的签约服务模式。政策建议:（1）贯穿知-信-行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理念,提高供需双方认知水平;（2）提高签约团队人员工作满意度,充实基层卫生人才队伍;（3）提升签约团队诊疗服务水平,增强签约服务的连续性与全面性;（4）发挥中西医结合服务优势,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5）提高签约服务吸引力,推进个性化有偿签约服务;（6）探索多层次签约服务方式,提升上门服务规范化水平;（7）合理制定签约服务收费标准,完善签约费用筹资与分配机制;（8）缩小城乡签约服务差异,推进签约服务供给公平。研究创新与不足创新点:（1）目前关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的研究多是从需方角度,本研究以供需双方视角出发,通过对供需双方偏好与意愿的综合分析,模拟最优签约服务方案,并预测双方对最优方案的需求与供给概率,丰富了国内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相关领域的实证研究,为进一步优化设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与方案、提高供需双方签约积极性与满意度提供了更详实的数据支持与决策依据。（2）本研究首次通过构建潜类别Logit模型分别评估了不同类别居民与基层医务人员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需求和供给偏好,且验证了基层医务人员的供给服务行为存在利他型社会偏好。研究结果为卫生相关部门对供需双方制定和实施多类别、多层次的干预与管理策略提供了参考依据。不足之处:（1）离散选择实验调查的陈述性偏好与实际签约服务选择行为是否一致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验证;（2）受离散选择实验方法本身限制,本研究仅纳入了六个认为最重要的签约服务属性,无法反映其他属性对供需双方选择偏好的可能影响。（3）本研究的样本人群仅来源于山东省泰安市,研究结论在山东省以及全国其他地区的外推性受到一定限制。
邓靖[4]（2020）在《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背景下道德风险的控制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医疗费用快速增长的原因,包括社会老龄化、医疗科技及医疗需求变化等合理因素,也包括供需双方道德风险等不合理因素。本文针对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背景下的道德风险问题,阐述及分析其产生机制、表现形式,利用医保基金审查数据阐述道德风险造成的费用损失情况,借鉴国际道德风险控制措施,案例评析国内“医”“保”合作控制道德风险的成效,进而提出道德风险控制措施,降低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方法文献分析法了解供需双方道德风险产生机制;VAR模型分析商业健康险赔付中供方道德风险表现形式;Heckman模型分析车险医疗赔付中供需双方道德风险表现形式;文献分析法阐述道德风险造成的费用损失情况及国际道德风险控制措施;问卷调查法分析保险公司对供需双方道德风险及合作效果的认知;PSM-DID方法分析商业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合作控费效果。结果（1）由道德风险产生机制及费用差异性分析可知,供需双方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及自身效用最大化,可能存在道德风险,如增加医疗服务量或抬高医疗服务价格,过度消耗医疗服务,且需方在第三方付费制度下,报销比例越高,因道德风险产生的不合理医疗费用可能越高,需方经济承受能力越高,供方提供的医疗服务可能越多;（2）在道德风险表现形式方面,通过VAR模型、Heckman模型理论分析可知,供需双方道德风险表现形式包括分解住院、大检查、延长住院时间、增加手术次数等;（3）对于道德风险造成的费用损失情况,由医保基金审查案例可知,供需双方通过分解住院、过度检查、参保人冒充他人刷卡等形式浪费/骗取医保基金,导致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因此降低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关键就是控制道德风险;（4）对于道德风险的控制措施,借鉴国际上较新/较成熟道德风险控制措施,包括美国ACO、捆绑付费模式等;英国药品价格监管计划等;日本基于诊断程序组合（DPC）的支付系统;德国医师目标限额制度等;（5）案例评析国内商业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直付合作模式效果,双方合作缩短了住院天数,降低了医疗费用,但合作医院仍存在道德风险。建议针对道德风险导致的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问题,提出以下道德风险控制措施。为了更清楚的区分道德风险控制对象,本文分别从需方、供方及保险机构角度提出道德风险控制措施:第一,对需方道德风险的控制措施:加强患者就诊行为教育,引导患者有序就医,降低基层医疗机构及大型医院因无人问津或人满为患造成的各种道德风险行为;完善基层的守门人制度,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为患者提供理性医疗决策,增加市场竞争性,实现医疗资源分配均衡;为控制患者过度治疗,应提供适度医保保障水平,以提高患者对医疗服务价格的敏感性,降低医疗费用不必要支出。第二,对供方道德风险的控制措施: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高财政补助,促使医院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服务模式转变;规范医疗机构诊疗行为,依法向社会公开医药费用结构信息,完善信息披露机制,缓解医疗行业的信息不对称;改进医疗机构考评机制,建立以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为基础的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降低医院过度检查问题;完善医院再入院监管系统、DRGs两周再入院率等指标,综合监管结果协同运用机制和黑名单制度,约束分解住院行为。第三,保险机构对道德风险的控制措施: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理清保险与福利的界限,提高资金效能作为报销比例的目标,警惕医保福利化;鼓励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探索更多医保合作模式,健全双方合作的法律法规,发挥商业保险公司的专业性;优化医疗机构补偿机制,提高控费积极性,促使控费的主体由保险机构转变为医疗机构;针对不同医疗服务方式,建立管用有效的支付方式,强化激励机制;加快医保经办机构与药商直接对接,提高医药议价能力,实现医药分离;积极引入第三方监管力量,实施大数据动态智能监控,有效控制道德风险,降低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
张玉玺[5]（2020）在《我国医保支付方式选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由于人口老龄化、疾病慢性化、医保目录范围扩大等因素导致我国医疗费用快速增长。同时,整体经济下行、企业负担加重,也使医保筹资能力难以延续之前快速增长的态势。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增幅普遍下降、基金支出增幅持续上升的现象愈发突出。随着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基金扩面增收的空间已所剩无几。目前,医疗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依然存在。2019年11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建立管用高效的医保支付机制,在此深刻的大背景下,医保支付方式的选择就成为了关键。医保支付方式是费用控制,规范和引导供方的医疗服务行为、需方的就医行为,调节医疗资源配置的重要杠杆,关系着医疗保险的平稳运行,直接影响到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质量,进而会影响患者的医疗费用支出水平、医疗保险机构的管理成本等诸多方面,可以说是医疗保险中涉及各方经济利益的最直接、最敏感的环节。因此,选择何种医保支付方式使我国医保基金的支出更加科学合理、精准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从医患双方道德风险的角度阐释了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产生的原因,分析了医疗保险支付方式影响医疗服务供给方行为的内在机理。其次通过分析医疗服务市场上供需双方和支付方的行为特征,运用博弈论的方法,构建医院、参保患者、医疗保险机构三方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重复博弈模型。分别探讨了当医院出现过度医疗、过度收费、诊疗不足和不当收费的道德风险时,参保患者和医疗保险机构的策略选择。研究了当医疗保险机构分别采取预付制和后付制的情形下,医疗保险机构对医院的最优支付水平及其决定因素。结果表明以按疾病诊断相关组（Diagnosis Related Groups,DRGs）付费为代表的预付制要优于后付制。本文以北京市实施DRG付费为例,运用双重差分法计量回归模型,比较了DRG付费和单病种付费在医疗费用、医疗质量等方面的实施效果。通过分析DRG付费对医疗保险支付方式相关利益主体行为的影响,包括医药机构、医务人员、参保患者和医疗保险机构,进一步验证了以DRG付费为代表的预付制可以作为我国医疗保险支付方式的优先选择。在借鉴国外实施DRG预付制经验做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对我国实施DRG付费为代表的预付制提出了针对性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结论有三点:第一,在预付制条件下,要使医院采取诚实策略,则医保机构不能将定价压低到平均成本,而是应该使医院通过获利产生正向激励。第二,当医院不重视未来收益或治疗成本差异足够大时,后付制才会优于预付制,否则预付制将优于后付制。第三,DRG付费方式的控费效果明显,但与DRG医保定额支付标准的降幅相比,实际医疗费用的降幅偏小。本文创新点如下:一是得出DRG付费为代表的预付制优于后付制的前提条件。运用博弈论的方法,构建了医保机构、患者、医院三方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重复博弈模型。在医院重视未来收益、不同治疗手段的成本差异不大的条件下,以DRG付费为代表的预付制要优于后付制。二是提出我国医保支付机制需要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运用双重差分法模型评估了北京市DRG付费的实施效果,结果表明虽然DRG付费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明显的降费效果,但是与DRG医保定额支付标准的降幅相比,实际医疗费用的降幅偏小,还需要其他配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三是提出将DRG预付制实施的子系统纳入到医保付费全面系统工程的管控中。以DRG预付制为主的付费方式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将狭义的DRG预付制实施的子系统纳入到广义的带量采购、医用耗材定价等系统工程的费用支付和管控中。
贺睿博[6]（2019）在《整合型支付对县域连续性服务作用机制研究》文中提出【目的】旨在剖析整合型支付对县域连续性服务的作用机制。构建县域连续性服务核心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与实现模型,明确整合型支付的内涵与设计,探索整合型支付在连续性服务实现过程中的作用靶点、作用路径及作用方式,提出整合型支付实施策略,为医保支付促进国家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方法】（1）文献研究法。检索国内外连续性服务与医保支付相关的文献,了解连续性服务与医保支付的关键变量与二者关联研究的热点,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与行为相关理论内涵与框架,为本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与文献支撑。（2）现场干预与调查法。本研究基于在河南省信阳市两县所做的干预实验,现场干预已完成连续性临床路径制定与推行,以及整合型支付设计与沟通工作,相关调查针对两县展开。（3）专家咨询与半结构式访谈法。通过专家咨询完成利益相关者识别与分类,以及整合型支付作用靶点确定;对核心利益相关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使用Nvivo12.0对访谈记录进行定性分析,以梳理连续性服务的实现路径与整合型支付的作用路径。（4）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对医保住院数据库进行再入院数据筛选与倾向得分匹配,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以分析县乡之间住院服务的连续性;对医生与患者调查问卷进行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以确定连续性服务影响因素。（5）系统基模分析与流位流率基本入树建模法。使用系统动力学中因果循环图与动态反馈建模分析对整合型支付在实现连续性服务过程中作用环节与作用路径进行研究,以构建整合型支付作用机制模型。【结果】（1）识别出县域连续性服务的利益相关者并进行分类,其中,核心利益相关者包括卫生部门管理者（政策落实）、医保部门管理者（资金管理）、患者及家属（质量与费用）、县乡两级医疗机构管理者（效益与发展）、临床科室主任及医生（收入与风险）,共9类,他们有一致的利益诉求也存在利益冲突,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连续性服务的实现。（2）服务能力分析结果发现,尽管多数卫生院具备常见病的诊疗能力,但疾病仍有一定比例发生在县级医院,通过连续性服务优化县域就诊结构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再入院分析结果发现,不论是县级医院还是乡镇卫生院,他们往往不考虑入院患者之前诊疗的情况,县乡之间的服务连续性较差。（3）综合不同利益相关视角下连续性服务影响因素分析结果,确定了连续性服务19个关键要素。使用Nvivo对访谈资料编码分析发现,社会层面的政策效应、价值导向、经济效应主要作用于组织层面的机构运行、机构管理,关系层面的机构内部关系、机构间关系以及医患关系;组织层面与关系层面的各要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个体层面的连续性服务提供。理想情景与现实情境对比分析发现,由于社会层面医保经济效应缺失导致其他层面实现路径的堵塞。（4）整合型支付效果评估结果显示,整合型支付能够满足政策制定方利益诉求,同时提升县级医院经济效益,增加乡镇卫生院收益以及降低患者自付费用（以息县脑梗塞为例,整合型支付实施县级医院可获得181.34万元的“激励补偿”,较强能力卫生院增加339.54万业务收入,能力一般卫生院增加23.19万业务收入,患者自付费用减少174.91万元,人均降低737.39元）。（5）构建了整合型支付对连续性服务作用机制模型。整合型支付无法直接作用于连续性服务,而是通过对政策落实、机构效益、机构协作关系、领导对连续性服务支持与患者自付费用产生积极影响进而促进连续性服务实现,其中机构效益、领导支持、机构协作与患者依从性为最主要变量,而床位使用压力、连续性服务纳入绩效考核程度与患者依从性是影响医生提供连续性服务最直接的变量。【结论与建议】结论:在当前医疗服务体系中,由于医保支付导向性作用缺失,使各层面的实现路径出现断裂,县乡两级医疗机构间服务连续性程度较低。整合型支付能够有效促进连续性服务的实现:在社会层面,发挥经济效应、政策效应与价值导向的作用;在组织层面,能够提高机构经济效益和领导对连续性服务的支持,从而降低床位使用压力以及提高连续性服务纳入绩效考核的程度,通过与个体层面的医生收入关联而影响其服务提供;关系层面,有助于打破县乡间利益壁垒,改善机构间协作关系,通过多次沟通与配合逐步建立信任;以及整合型支付有效降低患者自付费用,从而提高依从性。建议:县域在开展整合型支付时,应充分利用当前的政策环境,根据实际情况分步实施,保障供需双方利益基础上,应重点关注医疗机构领导成本效益意识的提高,以及机构内部管理的相应的调整,从而最终实现医疗与医保的良性循环。【创新与不足】创新:基于多层面理论整合模型与利益相关者理论,从多视角、多层面确定了县域连续性服务实现的关键要素,并梳理实现路径及要素之间的影响机理,是服务整合与机构协作探索的延伸,也为县域开展连续性服务提供具体的指导方案;创新性地提出了兼顾多方利益的整合型支付概念与设计,明确了整合型支付作用靶点及其之间相互关系,通过系统动力学流图阐述整合型支付对连续性服务的作用机制,是医保支付理论研究的拓展,突出了医保对医疗服务系统建设的作用,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整合型支付的实施策略。不足:尽管研究阐述了整合型支付的作用机制,但由于整合型支付与连续性服务实践较少,难以对机制进行验证;虽然调查涵盖了多方的直接参与者,但仍难以完全避免主观判断带来的影响;研究基于在中部地区河南省两县开展的干预实验,研究结果是否同样适合东西部地区有待进一步验证。
徐静良[7]（2019）在《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背景下供方道德风险研究》文中指出供方道德风险普遍存在于医疗卫生领域,原因在于该领域具有高度的服务专业性和信息不对称,供方行为对于医疗卫生制度运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供方道德风险的存在严重损害了医保基金的安全运行,扰乱了公共卫生领域的社会保障作用。在此前按服务项目付费为主导的后付制下,’过度医疗”导致的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成了供方道德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为了避免医保基金“穿底”,更好发挥医疗保障体系公平性,我国于2009年正式启动新一轮的“医改”工作,并在相关文件中着重指出要进一步推进支付方式改革。不同的支付方式具有不同的约束激励机制,从后付制转向预付制,供方道德风险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鉴于此,我们必须对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引发的供方道德风险变化进行进一步的阐述与研究。本文在介绍不同支付方式下供方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的基础上,分析了医保支付方式对供方道德风险的作用机理,结合我国支付方式改革的进程以及典型地区的改革实践,对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引发的供方道德变化进行简要分析,并提出相应假说。同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在对样本数据进行匹配的基础上,运用二重差分模型对Charls新农合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对假说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主要供方道德风险将要发生转变,即由“过度医疗”向“医疗不足”转变,出现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下降情况。同时存在“转嫁费用”、“分解住院”等供方道德风险。虽然“推诿重症”、“诊断升级”风险在实证中受限于数据没有得到验证,但还是要加强关注。认为可以从完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监督机制、优化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激励制度、推进公立医院改革以及加快医联体建设等方面着手对供方道德风险进行防控。
李浩淼[8]（2019）在《基于系统分析的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模型研究》文中指出【目的】本研究以“阻力”为视角,分析当前促进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中的典型促动政策、成效及问题,并基于前景理论剖析农村住院患者机构选择微观行为的产生机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力学分析,实现农村住院患者机构选择微观行为与医务人员微观行为、中观医保与医疗机构、宏观政府之间的力学关联;通过系统动力学分析,构建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模型,明确阻力面,寻找促进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关键政策干预靶点。【方法】（1）文献研究与政策梳理:通过文献梳理与政策收集,初步确定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阻力因素,明确国家和地区关于促进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政策导向,为本研究奠定理论和方法学基础。（2）理论分析:运用前景理论,分析农村住院患者机构选择的决策机理及偏好;运用系统动力学反馈动态复杂建模分析法构建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模型。（3）实证研究:在甘肃省会宁县、安徽省阜南县与湖北省当阳市典型地区开展调研,收集相关政策、访谈资料、机构表、医保住院结算数据库、医生问卷、县级住院患者问卷和居民问卷。（4）统计分析:运用广义相加模型和多元回归分析医保数据库,明确农村住院患者在不同政策影响下的流向与医保受益;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县级住院患者机构选择偏好的影响因素以及县级住院患者、居民县级偏好弱化的影响因素;通过分层回归分析,明确不同特征下不同影响因素对患者/居民县级偏好弱化的不同影响;用t检验、卡方检验比较不同服务能力乡镇卫生院的乡镇患者流向分布、不同特征医生的转诊偏好。【结果】（1）甘肃会宁、安徽阜南、湖北当阳分别以“病种限治+差异化支付/补偿”、“医共体+区域按人头总额预付”、“互联网+分级诊疗”为主要模式促进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均取得一定成效:新农合患者整体机构级别有下降趋势,且自付比逐年下降,但当阳市2017年整体机构级别有所上升;会宁县和阜南县设置的乡级适宜病种患者较非乡级病种患者,机构级别降低趋势更为明显。会宁县乡内住院患者比例与“乡镇卫生院离县城的距离”及“医生收入”呈正相关;阜南县乡内住院患者占比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呈负相关,与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呈正相关。（2）基于前景理论分析,农村居民和县级住院患者均以健康参照点占优,且认为县级医疗机构的治愈能力明显高于乡级医疗机构。在进行住院机构选择时,考虑的因素:疾病严重程度>服务质量>费用>方便性。（3）农村居民住院县级机构选择偏好弱化与医生技术水平（β=0.34）、医疗设备（β=0.34）、间接花费（β=-1.93）有关;不同县居民县级偏好弱化影响因素不同,会宁县为就医环境（β=0.75）,阜南县为药品种类（β=0.48）,当阳市为医生技术水平（β=0.78）、医疗设备（β=0.51）、间接花费（β=-6.31）与有无时间住院（β=-1.77）。以是否有乡级医疗机构就诊经历、收入等级、是否独立决策、在面临获得与损失时的风险偏好类型为分类依据,不同类型居民县级机构偏好弱化影响因素存在差异。（4）对于县级医疗机构住院患者,药品种类（β=-0.05）是制约其到乡级医疗机构住院的重要因素。对于未在乡镇卫生院就诊过的患者,疾病严重程度（β=-0.03）、医疗设备（β=-0.06）、药品种类（β=-0.07）是限制其到乡级医疗机构住院的重要因素。县级住院患者偏好弱化与疾病严重程度（β=0.09）、药品种类（β=0.30）呈正相关。不同自我疾病程度认知、乡级医疗机构就诊经历的患者,县级偏好弱化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5）关于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阻力,调查医生认为“基层药品种类少”阻力最大,其次为“患者就医习惯难以改变”和“基层设备落后”。当前县乡两级医生对于促进患者下沉以及县级医生向下帮扶动力不足,是因为机构配套的经济激励与医生劳务价值不匹配,县乡关系的割裂,进一步阻碍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6）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阻力包括患者需求、政策回应性、资源投入合理性、医保支付政策、县级医务人员服务动力、县乡医疗机构一体性、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基层医务人员服务动力、服务方式合理性。“政策回应性”是在诸多阻力中可控性最强、干预力度最大。【结论】农村住院患者是机构选择决策的微观主体,其偏好决定决策结果,偏好受到来自医生、县乡两级医疗机构、医保、政府等多个层面的阻力因素影响,且阻力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为了促进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本研究建议提升政策回应性,创造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先决条件;提升改革系统性,优化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服务与支撑体系;提升服务吸引性,落地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微观环境。【创新与不足】创新性:建议写创新性的产出（1）研究视角:以“阻力”为主体分析视角,评价分析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所面临的微观、中观、宏观等各层面阻力;（2）理论创新:以行为经济学中的前景理论为基础,深入分析农村住院患者机构选择决策行为;引入服务接触理论、价值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等,拓宽卫生服务领域的理论分析方法;（3）方法学创新:运用系统动力学流位流率基本入树规范建模方法,深入剖析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阻力以及阻力之间的相互关联;引入广义相加模型分析患者整体流向及合理性情况,并结合多元回归分析进行辅证。研究的不足:（1）在三个调研地区抽取的医保数据库年份不不统一,无法进行不同改革模式效果比较;（2）在进行居民和患者问卷分析时,虽然考虑了个体经济水平,但地区实际的发展水平难以纳入分析,而且调研地区样本量分布不均衡,可能会影响居民和患者的偏好结果;（3）医务人员样本量有限,无法展开更深入的影响因素分析;（4）所构建的农村住院患者阻力模型为定性模型,对阻力大小的量化分析将在下一步研究中继续展开。
孙媛媛[9]（2019）在《大病临终老人医疗保险支付方式完善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发展,老年人口患病率的增加以及疾病谱的变化,患有重大疾病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这一人群在临终阶段接受过度无效的医疗服务,医疗费用支出过高但病情无法逆转,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以及医保基金的不合理使用。因此,有必要从医疗保险支付方式角度出发,探索完善途径以解决日益突出的大病临终老人无效过度医疗问题。本研究以上海市为例,主要采用了文献回顾法、访谈法与个案研究法。在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对相关理论进行分析以及对上海市现行大病临终老人医疗保险支付方式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深入访谈的方法对大病临终老人个案进行研究,对现行支付方式存在的问题及其造成的不利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上海市现行大病临终老人医疗保险支付方式制度设计层面仍然存在总额控制下支付标准不够合理、医保支付方式精细化程度不足、忽视对医疗服务质量的控制、缺乏对需方不合理需求的约束、缺乏对医保目录外自负费用的监管等问题。在现行医保支付方式的影响下,医疗服务供需双方在博弈中滋生道德风险行为。供方存在缩减医疗服务的有效供给、降低医疗服务质量、过度供给无效的医疗服务等行为。需方存在滋生不合理医疗需求、过度消费医疗资源以及诱导医疗服务供给等行为。同时,现行医保支付方式对医疗服务供需双方也造成了诸多不利后果。对供方造成的不利后果主要包括医务人员缺乏配合支付方式改革的积极性和患者及家属对医生的信任缺失。对需方造成的不利后果主要包括:舒缓疗护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必要的心理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老人及家属饱受折腾;被动接受过度医疗与高额自费医疗服务。最终,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之上,本研究有针对性地提出以下完善策略:在制度设计层面,实践分类化支付与精细化管理、核定合理的预算总额、制定合理的支付标准、加强对相关利益主体的监督与管理;在相关配套措施层面,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的供给能力、建立医疗机构合理的信誉制度、实现医疗市场的信息公开与信息共享、完善分级诊疗与家庭医生制度。
韩煦[10]（2017）在《我国社会医疗保险按诊断相关分组（DRGs）付费方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20世纪末以来,医疗卫生费用急剧上涨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而这种挑战也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里持续存在。控制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提高医疗卫生资源的有效利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医疗保障领域研究的焦点。国际医疗保障改革实践证明,仅仅依靠需方成本分担难以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持续增长,而医疗保险供方付费方式,因其在医疗资源有效利用、资源配置、费用控制等方面所具有的激励与约束功能而备受关注。从世界其他国家和我国的情况来看,住院医疗服务费用占据了一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相当大的份额。为了提高住院医疗服务效率,控制住院医疗服务费用,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iagnosis Related Groups,简称DRGs,以下略）付费方式已经在多国的住院医疗服务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基于此,现阶段我国医疗卫生、社会医疗保险相关管理部门和科研机构都在为全面实施DRGs付费方式进行积极的探索和研究。本论文主要完成了以下五个方面的研究工作:①明确了实施DRGs付费方式的理论和实践意义;②系统研究了 DRGs付费方式的概念、产生背景、分组方法、版本演化,DRGs付费方式的一般定价方法和实施DRGs付费方式的影响;③详细梳理和分析了国外典型国家（美国和德国）实施DRGs付费方式的具体做法,总结了六点实施DRGs付费方式的经验;④基于DRGs付费方式的一般定价方法和国外典型国家的具体做法,运用动态博弈分析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对实施DRGs付费方式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⑤在国外经验借鉴、博弈分析和实证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实施DRGs付费方式的对策和建议。通过上述研究,本论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DRGs付费方式的一般定价方法是一种按年度动态调整的延迟平均成本定价方法。一般来说,DRGs付费的定价方法主要遵循以下七个步骤:第一步,数据收集与分析;第二步,构建DRGs分组;第三步,将临床病例进行DRGs分组;第四步,计算DRGs各组的成本权重（Cost Weight）;第五步,计算基础费率（Base Rate）;第六步,计算某个DRG组的支付费用（Payment）;第七步,根据医保部门的需要,对支付的最终费用进行调整。另外,各国、各地区还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DRGs的分组进行以年度为单位的定期的动态调整,以确保DRGs付费方式的公平和效率。第二,基于国外典型国家（美国和德国）实施DRGs付费方式的经验,我国在实施DRGs付费方式时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借鉴:①强调政府在社会医疗保险中应尽的责任;②合理设置DRGs付费方式的相关指标;③动态调整DRGs权重和基础费率以保证DRGs付费方式的公平性;④注重获取和整理高质量病案首页数据和成本数据;⑤注重专业DRGs编码人才的培养;⑥重视医疗费用的审查。第三,实施DRGs付费方式的动态博弈的结论是:①在按项目付费方式下,医疗机构可以通过提供高于正常诊疗的质量达到自身效用最大化,同时也意味着倾向于采取“过度诊疗”策略,进而带来医疗资源浪费等问题。②在DRGs付费方式下,医院更倾向于节约成本,这种付费方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按服务项目付费带来的医疗资源浪费的问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会存在因为控制成本而造成的“诊疗不足”,进而影响诊疗质量的问题。③在实施DRGs付费方式的时候,应该在发挥该付费方式优点的同时,注意其存在的问题,制定合理的病种价格,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如公立医院成本核算系统,医疗质量监督机制等。第四,实施DRGs付费方式的实证分析的结论是:对于肺癌根治术和社区获得性肺炎这两个病种来说,干预组医院在治疗总费用上均呈现下降的趋势,内科病种社区获得性肺炎的治疗总费用下降程度低于外科病种肺癌根治术。实证分析的结果说明,DRGs付费方式的实施对两种病种的医疗总费用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作用。通过增加重要控制变量的方法,对双重差分模型的分析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原结论一致,说明双重差分模型的分析结果具有稳健性。第五,基于理论、实证分析的结果和国外经验的借鉴,本论文认为:政府部门的监管应该遵循激励相容的原则,出台的监管政策既要考虑到监管目标的实现,也要考虑监管对象的利益与长远发展,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社会医疗保险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实现我国全民医保的最终目标。具体对策和建议如下:①明确医保支付改革中政府的主体责任;②建立病案首页质量控制体系;③建立规范的公立医院成本核算系统;④健全医疗质量监督机制;⑤完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
二、供方支付方式研究及政策建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供方支付方式研究及政策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新医改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第2章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相关理论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公立医院 |
| 2.1.2 公益性 |
| 2.1.3 补偿机制 |
| 2.1.4 看病“贵”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公共产品理论 |
| 2.2.2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2.3 市场失灵 |
| 2.2.4 委托代理理论 |
| 2.2.5 博弈论 |
| 2.3 国内补偿机制研究现状 |
| 2.3.1 政府财政补助 |
| 2.3.2 医疗服务价格 |
| 2.3.3 医保支付方式 |
| 2.4 国外补偿机制研究现状 |
| 第3章 国内外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与启示 |
| 3.1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历程 |
| 3.2 我国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实践 |
| 3.2.1 江苏宿迁医改 |
| 3.2.2 陕西神木医改 |
| 3.2.3 福建三明医改 |
| 3.3 典型国家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与启示 |
| 3.3.1 公费医疗保障模式——英国 |
| 3.3.2 社会医疗保险模式——德国 |
| 3.3.3 自费医疗保险模式——美国 |
| 3.3.4 强制性医疗储蓄模式——新加坡 |
| 3.3.5 对我国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启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利益相关者与改革 |
| 4.1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利益相关者 |
| 4.1.1 政府与公立医院 |
| 4.1.2 社会公众与公立医院 |
| 4.1.3 患者与公立医院 |
| 4.1.4 医保机构与公立医院 |
| 4.1.5 医药企业与公立医院 |
| 4.2 公立医院的功能定位 |
| 4.3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因果关系 |
| 4.3.1 取消“药品加成”前公立医院补偿机制 |
| 4.3.2 财政补助收入减少后公立医院的对策 |
| 4.3.3 取消“药品加成”后公立医院补偿机制 |
| 4.3.4 考虑社会效益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 |
| 4.4 补偿机制改革建议 |
| 4.4.1 加大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助 |
| 4.4.2 加强政府对公立医院的监管 |
| 4.4.3 合理测算医疗成本,确定服务价格 |
| 4.4.4 系统思考,形成合力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公立医院补偿标准估测与模型 |
| 5.1 按人头付费支付标准估测 |
| 5.1.1 按人头付费方式支付标准研究现状 |
| 5.1.2 按人头付费支付标准估测 |
| 5.1.3 实施按人头付费方式的要求 |
| 5.2 共同代理与公立医院补偿标准 |
| 5.2.1 公立医院补偿标准现状 |
| 5.2.2 共同代理基本假设与模型 |
| 5.2.3 委托人非合作下的委托代理模型 |
| 5.2.4 委托人合作下的委托代理模型 |
| 5.2.5 研究结果与建议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市场结构与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关系 |
| 6.1 市场结构与补偿标准 |
| 6.2 市场结构与竞争方式的选择 |
| 6.2.1 市场结构的选择 |
| 6.2.2 竞争方式的选择 |
| 6.3 垄断市场与补偿标准 |
| 6.3.1 垄断市场——市场份额模型 |
| 6.3.2 垄断市场——质量模型 |
| 6.4 寡头市场与补偿标准 |
| 6.4.1 寡头市场——市场份额模型 |
| 6.4.2 寡头市场——质量模型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对效率的影响 |
| 7.1 我国公立医院补偿现状 |
| 7.2 补偿机制改革对公立医院生产效率的影响 |
| 7.2.1 相关文献回顾 |
| 7.2.2 研究方法、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7.2.3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估测 |
| 7.2.4 生产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7.2.5 结果及分析 |
| 7.3 基于三阶段DEA方法的公立医院静态效率评价 |
| 7.3.1 三阶段DEA方法 |
| 7.3.2 投入、产出指标及影响因素的选择 |
| 7.3.3 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
| 7.3.4 结果及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8.1.1 研究结论 |
| 8.1.2 政策建议 |
| 8.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三阶段DEA中第二阶段松弛变量值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2）委托代理关系视角下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安排和实践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标及意义 |
| 1.3 论文章节安排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家庭医生制度运行保障机制研究 |
| 2.2 基于供方的家庭医生服务能力及激励相关研究 |
| 2.3 居民对家庭医生服务的需求偏好及签约影响因素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不足 |
| 第三章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
| 3.1 理论框架 |
| 3.2 数据来源 |
| 3.3 调查指标与方法 |
| 3.4 资料分析方法 |
| 3.5 质量控制 |
| 3.6 技术路线图 |
| 第四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制度安排分析 |
| 4.1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工具 |
| 4.2 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能力和激励机制研究 |
| 5.1 家庭医生团队服务能力 |
| 5.2 家庭医生签约工作激励 |
| 5.3 家庭医生签约工作满意度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农村居民家庭医生签约选择偏好和影响因素 |
| 6.1 基于离散选择实验的农村居民签约偏好分析 |
| 6.2 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意愿和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实施偏差和归因 |
| 7.1 政府和家庭医生的委托代理分析 |
| 7.2 居民和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
| 7.3 居民和家庭医生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讨论与政策建议 |
| 8.1 方法学讨论 |
| 8.2 主要研究发现 |
| 8.3 研究结论 |
| 8.4 政策建议 |
| 创新性和研究不足 |
| 附录一 关键知情人访谈提纲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供需视角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研究 ——基于离散选择实验（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现状与研究问题的提出 |
| 3.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4. 研究意义 |
| 5.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1. 文献综述 |
| 1.1 卫生服务领域的偏好测量 |
| 1.2 离散选择实验及其在卫生服务领域的应用研究 |
| 1.3 基于离散选择实验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研究动态 |
| 1.4 小结 |
| 2. 理论基础 |
| 2.1 知-信-行理论 |
| 2.2 随机效用最大化理论 |
| 2.3 社会偏好理论 |
| 第三章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 资料来源 |
| 1.1 定性资料 |
| 1.2 定量资料 |
| 2. 现场调查 |
| 2.1 需方家庭健康调查 |
| 2.2 供方基层医务人员调查 |
| 2.3 供需双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调查 |
| 3. 研究方法 |
| 3.1 离散选择模型构建 |
| 3.2 相对重要性 |
| 3.3 边际支付意愿与供给意愿 |
| 3.4 情景预测 |
| 4. 数据分析 |
|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4.3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
| 4.4 离散选择模型回归分析 |
| 5. 质量控制 |
| 5.1 研究设计阶段 |
| 5.2 调查员培训 |
| 5.3 现场调查阶段 |
| 5.4 数据录入与清洗阶段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研究 |
| 1. 需方家庭医生签约现状分析 |
| 1.1 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
| 1.2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认知情况 |
| 1.3 签约满意度分析 |
| 2. 供方家庭医生签约现状分析 |
| 2.1 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
| 2.2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认知情况 |
| 2.3 工作满意度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研究 |
| 1. 需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 |
| 1.1 需方偏好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
| 1.2 一致性检验分析 |
| 1.3 基于混合Logit模型的需求偏好估计 |
| 2. 供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 |
| 2.1 供方偏好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
| 2.2 一致性检验分析 |
| 2.3 基于混合Logit模型的供给偏好估计 |
| 3. 供需双方偏好比较 |
| 3.1 供需双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比较 |
| 3.2 供需双方对签约服务属性的积极与消极偏好比较 |
| 3.3 供需双方对签约属性相对重要性评价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异质性研究 |
| 1. 需方偏好异质性分析 |
| 1.1 不同人群特征的偏好异质性分析 |
| 1.2 基于潜类别Logit模型的偏好异质性分析 |
| 2. 供方偏好异质性分析 |
| 2.1 不同人群特征的偏好异质性分析 |
| 2.2 不同工作特征的偏好异质性分析 |
| 2.3 基于潜类别Logit模型的偏好异质性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边际支付意愿与供给意愿研究 |
| 1. 边际支付意愿分析 |
| 1.1 居民边际支付意愿分析 |
| 1.2 不同特征人群的边际支付意愿分析 |
| 2. 边际供给意愿分析 |
| 2.1 医务人员边际供给意愿分析 |
| 2.2 不同人群特征的边际供给意愿分析 |
| 2.3 不同工作特征的边际供给意愿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情景预测研究 |
| 1. 需方情景预测分析 |
| 1.1 不同情景下居民的签约选择概率变化 |
| 1.2 不同服务费用下居民的签约选择概率 |
| 2. 供方情景预测分析 |
| 2.1 不同情景下医务人员的供给选择概率变化 |
| 2.2 不同服务费用下医务人员的供给选择概率 |
| 3. 供需双方签约服务最优方案模拟 |
|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讨论 |
| 1. 关于方法学的讨论 |
| 1.1 离散选择实验方法学讨论 |
| 1.2 混合Logit模型与潜类别Logit模型应用讨论 |
| 2.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讨论 |
| 2.1 需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认知与签约满意度情况讨论 |
| 2.2 供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认知与工作满意度情况讨论 |
| 3. 供需双方偏好共性讨论 |
| 3.1 医生团队诊疗水平是影响供需双方偏好最重要的属性 |
| 3.2 中西医结合服务是供需双方共同偏好的服务类型 |
| 3.3 基础包服务是供需双方共同偏好的服务内容 |
| 4. 供需双方偏好差异讨论 |
| 4.1 供需双方在签约服务方式上的偏好差异 |
| 4.2 供需双方在签约服务费用上的偏好差异 |
| 5. 供需双方偏好异质性讨论 |
| 6. 供需双方在不同情景下的选择概率讨论 |
| 第十章 结论与建议 |
| 1. 研究结论 |
| 2. 政策建议 |
| 3.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3.1 创新点 |
| 3.2 不足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背景下道德风险的控制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1.1 阐述供需双方道德风险产生机制 |
| 1.3.1.2 研究供需双方道德风险表现形式 |
| 1.3.1.3 阐述供需双方道德风险造成的结果 |
| 1.3.1.4 借鉴发达国家对道德风险控制的经验措施 |
| 1.3.1.5 分析商保与医院合作对控制道德风险的效果 |
| 1.3.2 研究方法 |
| 1.3.2.1 文献分析法 |
| 1.3.2.2 问卷调查法 |
| 1.3.2.3 VAR模型方法 |
| 1.3.2.4 Heckman模型方法 |
| 1.3.2.5 PSM-DID方法 |
| 1.3.3 数据来源 |
| 1.3.4 技术路线 |
| 2.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基础理论 |
| 3.供需双方道德风险产生的机制 |
| 3.1 道德风险产生机制的理论阐述 |
| 3.2 医疗费用差异性分析及道德风险产生机制演算 |
| 3.2.1 医疗费用的差异性分析 |
| 3.2.2 道德风险产生机制的演算 |
| 4.供需双方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 |
| 4.1 道德风险表现形式技术路线 |
| 4.2 商业健康险中供方道德风险表现形式 |
| 4.3 车险医疗中供需双方道德风险表现形式 |
| 5.供需双方道德风险造成的结果 |
| 5.1 分解住院造成医保基金效率降低 |
| 5.2 过度检查造成医保基金浪费 |
| 5.3 虚增住院天数造成医保基金浪费 |
| 5.4 过度手术造成医保基金浪费 |
| 5.5 诱导住院造成医保基金效率降低 |
| 5.6 挂床住院造成医保基金效率降低 |
| 6.国际及国内道德风险控制措施经验借鉴 |
| 6.1 国际道德风险控制措施 |
| 6.1.1 美国 |
| 6.1.2 英国 |
| 6.1.3 日本 |
| 6.1.4 德国 |
| 6.2 案例评析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的合作效果 |
| 6.2.1 保险公司控制道德风险的定性分析 |
| 6.2.2 保险公司控制道德风险的定量分析 |
| 7.结论 |
| 7.1 供需双方可能存在道德风险 |
| 7.2 高报销比例及经济水平导致高道德风险 |
| 7.3 供需双方道德风险可能存在的表现形式 |
| 7.4 控制道德风险有利于降低不合理医疗费用 |
| 7.5 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合作能控制道德风险 |
| 8.讨论及建议 |
| 8.1 需方道德风险控制措施 |
| 8.1.1 加强患者就诊行为教育,引导患者有序就医 |
| 8.1.2 完善基层的守门人制度,提供理性医疗决策 |
| 8.1.3 提供医保适度保障水平,提高价格的敏感性 |
| 8.2 供方道德风险控制措施 |
| 8.2.1 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转变健康服务模式 |
| 8.2.2 完善医疗信息披露机制,缓解信息不对称性 |
| 8.2.3 完善再入院率监管系统,约束分解住院行为 |
| 8.2.4 改进医疗机构考评机制,减少过度检查行为 |
| 8.3 保险机构对道德风险的控制措施 |
| 8.3.1 完善适度待遇保障机制,警惕医保福利化 |
| 8.3.2 鼓励多种医保合作模式,发挥商保专业性 |
| 8.3.3 优化医疗机构补偿机制,提高控费积极性 |
| 8.3.4 建立管用有效支付方式,强化激励约束 |
| 8.3.5 推进医保与药商的合作,实现医药分离 |
| 8.3.6 引入第三方的监管机构,实施智能监控 |
| 9.创新之处 |
| 10.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5）我国医保支付方式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医疗保险制度 |
| 1.2.2 医疗保险费用支付方式 |
| 1.2.3 DRG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医保支付方式中的道德风险与分类比较 |
| 1.3.2 医保支付方式中的不同选择与实施效果 |
| 1.3.3 医保支付方式中的博弈分析与DRG预付制 |
| 1.3.4 述评 |
| 1.4 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和内容架构 |
| 1.4.3 技术路线图 |
| 1.4.4 创新点 |
| 第2章 医保支付方式的理论基础 |
| 2.1 风险分担与政策激励 |
| 2.1.1 风险分担 |
| 2.1.2 政策激励 |
| 2.2 第三方支付、道德风险与费用分担 |
| 2.2.1 第三方支付与患者的道德风险 |
| 2.2.2 患者的道德风险与医疗费用分担 |
| 2.3 委托代理与供方诱导需求 |
| 2.3.1 声誉物品与市场垄断 |
| 2.3.2 信息不对称与委托代理 |
| 2.3.3 供方诱导需求的理论解释 |
| 2.3.4 医保支付方式的选择思路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重复博弈视角下医保支付方式的模型分析 |
| 3.1 医保支付方式的博弈模型框架 |
| 3.2 供方道德风险的博弈约束条件 |
| 3.3 医保预付制与后付制的最优价格 |
| 3.4 DRG预付制优于后付制的条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医保支付方式的实证分析:以DRG付费为例 |
| 4.1 我国医保支付方式的发展进程 |
| 4.1.1 我国医保支付方式的变迁 |
| 4.1.2 国内对DRG付费的试点 |
| 4.2 DRG付费与单病种付费实施效果的比较分析 |
| 4.2.1 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
| 4.2.2 双重差分法的回归结果 |
| 4.2.3 模型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
| 4.3 DRG付费对医保支付相关方的影响分析 |
| 4.3.1 医疗机构 |
| 4.3.2 医务人员 |
| 4.3.3 参保患者 |
| 4.3.4 医保经办机构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外医保支付方式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借鉴 |
| 5.1 国外医保支付方式的实践探索 |
| 5.1.1 美国 |
| 5.1.2 德国 |
| 5.1.3 英国 |
| 5.1.4 其他国家 |
| 5.2 国外医保支付方式的经验借鉴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医保支付方式选择的政策建议 |
| 6.1 打好实施基础 |
| 6.2 完善配套要件 |
| 6.3 转变角色定位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6）整合型支付对县域连续性服务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 |
| 1.3.2 现场干预与调查 |
| 1.3.3 利益相关者分析 |
| 1.3.4 专家咨询 |
| 1.3.5 再入院数据筛选技术与倾向得分匹配 |
| 1.3.6 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 |
| 1.3.7 案例分析 |
| 1.3.8 系统动力学基模理论质性分析 |
| 1.3.9 ROCCIPI框架分析 |
| 1.4 研究思路 |
| 1.5 技术路线 |
| 2 理论基础与核心概念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行为相关理论 |
| 2.1.2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2 连续性服务 |
| 2.2.1 连续性服务内涵与发展 |
| 2.2.2 连续性服务关键变量 |
| 2.3 整合型支付 |
| 2.3.1 医保支付内涵与发展 |
| 2.3.2 医保支付对连续性服务的相关研究 |
| 2.3.3 整合型支付内涵界定与维度划分 |
| 2.4 本章小结 |
| 3 县域连续性服务利益相关者分析 |
| 3.1 利益相关者识别与分类 |
| 3.1.1 利益相关者的识别 |
| 3.1.2 利益相关者的分类 |
| 3.2 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 |
| 3.2.1 政策制定方利益诉求 |
| 3.2.2 服务接受方利益诉求 |
| 3.2.3 机构管理方利益诉求 |
| 3.2.4 服务提供方利益诉求 |
| 3.3 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与协调 |
| 3.4 连续性服务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 |
| 3.5 本章小结 |
| 4 县域连续性服务实现机制分析 |
| 4.1 县域连续性服务现状与实施 |
| 4.1.1 样本地区基本情况 |
| 4.1.2 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评价 |
| 4.1.3 县域住院服务连续性评价 |
| 4.1.4 连续性服务设计与实施 |
| 4.2 县域连续性服务影响因素分析 |
| 4.2.1 医生提供连续性服务影响因素分析 |
| 4.2.2 患者接受连续性服务影响因素分析 |
| 4.2.3 其他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影响因素分析 |
| 4.3 县域连续性服务实现模型构建 |
| 4.3.1 关键要素确定 |
| 4.3.2 实现路径梳理 |
| 4.3.3 实现模型构建 |
| 4.4 本章小结 |
| 5 整合型支付设计及作用机制分析 |
| 5.1 典型案例：河南省息县协作医疗 |
| 5.1.1 “一条路径走到底”的服务提供 |
| 5.1.2 “分段支付,结余留用”的医保支付 |
| 5.1.3 经验总结与思考 |
| 5.2 整合型支付设计与测算 |
| 5.2.1 整合型支付的设计 |
| 5.2.2 整合型支付的效果 |
| 5.3 整合型支付作用靶点确定 |
| 5.3.1 专家基本情况 |
| 5.3.2 专家咨询结果 |
| 5.4 整合型支付对连续性服务作用机制分析 |
| 5.4.1 系统动力学建模过程 |
| 5.4.2 整合型支付作用机制反馈基模生成 |
| 5.4.3 整合型支付作用路径梳理 |
| 5.4.4 整合型支付作用机制模型构建 |
| 5.5 本章小结 |
| 6 以连续性服务为导向的整合型支付实施策略 |
| 6.1 县域内开展整合型支付ROCCIPI分析 |
| 6.2 社会层面——顺势而动,分阶段实施 |
| 6.3 组织层面——以功能定位为基础提升服务能力,提高运行效益 |
| 6.4 关系层面——破除县乡利益壁垒,建立协作机制 |
| 6.5 个体层面——兼顾医患双方利益,保障持续运行 |
| 7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7.1 创新与价值 |
| 7.2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1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件2 调查工具 |
（7）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背景下供方道德风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医保支付方式的相关研究 |
| 1.2.2 供方道德风险的相关研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目的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目的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相关理论分析 |
| 2.1 主要概念界定 |
| 2.1.1 医保支付方式 |
| 2.1.2 供方道德风险 |
| 2.2 相关基础理论 |
| 2.2.1 制度变迁理论 |
| 2.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3 医疗道德风险理论 |
| 第3章 不同医保支付方式下的供方道德风险分析 |
| 3.1 不同医保支付方式下供方道德风险的表现 |
| 3.1.1 后付制下供方道德风险的主要表现 |
| 3.1.2 预付制下供方道德风险的主要表现 |
| 3.2 不同医保支付方式对供方道德风险的作用机理 |
| 3.2.1 后付制下的供方道德风险作用机理 |
| 3.2.2 预付制F的供方道德风险作用机理 |
| 第4章 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及其对供方道德风险的影响 |
| 4.1 我国医保支付方式主要进程及趋势 |
| 4.1.1 我国支付方式改革的主要进程 |
| 4.1.2 新形势下我国供方道德风险的变化趋势 |
| 4.2 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下的供方道德风险变化分析 |
| 4.2.1 主要供方道德风险将由“过度医疗”转变为“医疗不足” |
| 4.2.2 医疗卫生机构将出现“转嫁费用”、“推诿重症”、“诊断升级”等新风险 |
| 4.2.3 医疗卫生机构“分解住院”风险有所缓解 |
| 第5章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背景下供方道德风险变化的实证分析 |
| 5.1 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
| 5.1.1 CHARLS数据库简介 |
| 5.1.2 变量说明 |
| 5.1.3 描述性统计 |
| 5.2 模型设定和实证结果分析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内生性与匹配变量平衡性检验 |
| 5.2.3 实证结果分析 |
| 5.2.4 稳健性检验 |
| 5.3 研究结论 |
| 第6章 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背景下供方道德风险防控建议 |
| 6.1 完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监督机制 |
| 6.1.1 推动医疗信息共享平台建设 |
| 6.1.2 建立科学合理的质量评估监督体系 |
| 6.2 优化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激励制度 |
| 6.2.1 完善医保基金预算制定参与机制 |
| 6.2.2 健全医护工作人员激励制度 |
| 6.3 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
| 6.3.1 变革公立医院管理模式 |
| 6.3.2 提倡临床路径管理 |
| 6.4 加快医联体建设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8）基于系统分析的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模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内容 |
| 1.3.1 农村住院患者流动的合理性界定 |
| 1.3.2 农村住院患者流动现状与合理性分析 |
| 1.3.3 需方视角下的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分析 |
| 1.3.4 供方视角下的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分析 |
| 1.3.5 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模型 |
| 1.3.6 促进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关键策略 |
| 1.4 资料来源与方法 |
| 1.4.1 资料来源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文献计量分析结果 |
| 1.5.1 研究热点分析 |
| 1.5.2 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影响因素梳理 |
| 1.6 技术路线 |
| 2.农村住院患者流动的合理性界定 |
| 2.1 农村住院患者流动合理性界定依据 |
| 2.1.1 国家政策导向 |
| 2.1.2 健康相关理论 |
| 2.1.3 农村住院服务特征 |
| 2.2 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内涵与原则 |
| 2.2.1 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原则 |
| 2.2.2 国内关于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原则或规定 |
| 2.2.3 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界定 |
| 3.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典型促进政策与效果分析 |
| 3.1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3.1.1 研究目的 |
| 3.1.2 研究方法 |
| 3.2 抽样地区基本情况 |
| 3.2.1 人口、经济、卫生基本情况 |
| 3.2.2 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基本情况 |
| 3.3 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典型促进政策与效果分析 |
| 3.3.1 甘肃省会宁县:分级诊疗+差异化支付/补偿 |
| 3.3.2 安徽省阜南县:医共体+区域按人头总额预付 |
| 3.3.3 湖北省当阳市:“互联网+分级诊疗” |
| 3.4 本章小结 |
| 4.需方视角下的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分析 |
| 4.1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4.1.1 研究目的 |
| 4.1.2 研究方法 |
| 4.2 患者机构选择的行为经济学解释:基于前景理论 |
| 4.3 农村居民机构选择偏好的实证分析 |
| 4.3.1 调查居民的基本特征 |
| 4.3.2 居民的疾病认知准确性分析 |
| 4.3.3 居民就医机构选择心理锚定 |
| 4.3.4 调整机构治愈概率与花费时的居民住院机构选择偏好 |
| 4.3.5 政策调整下的居民偏好变化情况 |
| 4.3.6 居民住院县级机构选择偏好弱化的动因分析 |
| 4.4 农村住院患者县域内流动的偏好与决策分析 |
| 4.4.1 调查县级住院患者的基本特征 |
| 4.4.2 县级住院患者的疾病认知准确性分析 |
| 4.4.3 县级住院患者的心理锚定与机构选择偏好 |
| 4.4.4 调整机构治愈概率与花费时的住院患者机构选择偏好 |
| 4.4.5 县级住院患者机构选择偏好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4.6 政策调整下的患者偏好变化 |
| 4.4.7 县级住院患者偏好弱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4.8 县级住院患者偏好与行为的差异分析 |
| 4.5 患方视角下的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 |
| 4.5.1 数据分析小结 |
| 4.5.2 患方视角下的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分析 |
| 5.供方视角下的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分析 |
| 5.1 调查医生的基本情况 |
| 5.2 调查医生对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阻力评价 |
| 5.3 县乡两级医生首诊机构建议偏好分析 |
| 5.4 不同条件下医生转诊/留诊动力的变化情况 |
| 5.5 相关举措对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促动能力评价 |
| 5.6 供方视角下的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 |
| 5.6.1 数据分析小结 |
| 5.6.2 供方视角下的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分析 |
| 6.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阻力系统模型 |
| 6.1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6.1.1 研究目的 |
| 6.1.2 研究方法 |
| 6.2 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系统流位流率系的确定 |
| 6.3 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系统 |
| 6.3.1 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系统复杂反馈结构分析 |
| 6.3.2 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系统模型的生成 |
| 6.4 阻力面的确定 |
| 6.4.1 政府阻力面 |
| 6.4.2 医保阻力面 |
| 6.4.3 医疗机构阻力面 |
| 6.4.4 医务人员阻力面 |
| 6.4.5 患者阻力面 |
| 6.5 本章小结 |
| 7.讨论与建议 |
| 7.1 讨论 |
| 7.1.1 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促进政策,成效与问题并存 |
| 7.1.2 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是微观、中观、宏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 7.1.3 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促进过程需保证系统性 |
| 7.2 建议 |
| 7.2.1 提升政策回应性:创造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先决条件 |
| 7.2.2 提升改革系统性:优化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服务与支撑体系 |
| 7.2.3 提升服务吸引性:落地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微观环境 |
| 8.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8.1 研究的创新性 |
| 8.2 研究的不足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研究现状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件2 农村居民住院机构选择调查表 |
| 附件3 县级医疗机构住院患者调查表 |
| 附件4 医务人员调查问卷 |
（9）大病临终老人医疗保险支付方式完善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大病临终老人医疗费用相关研究 |
| 1.2.2 医疗保险支付方式相关研究 |
| 1.2.3 相关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回顾法 |
| 1.3.2 访谈法 |
| 1.3.3 个案研究法 |
| 1.4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1.5.1 研究创新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大病临终老人医疗保险支付方式完善的理论分析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大病 |
| 2.1.2 临终老人 |
| 2.1.3 医疗保险支付方式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博弈论 |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 2.2.3 道德风险 |
| 2.3 大病临终老人医疗需求的特殊性 |
| 2.3.1 所需医疗服务的特殊性 |
| 2.3.2 所需医保支付方式的特殊性 |
| 第3章 当前大病临终老人医疗保险支付方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
| 3.1 上海市大病临终老人的医疗保险支付方式 |
| 3.1.1 上海市老人医疗保障制度概况 |
| 3.1.2 上海市医疗保险支付方式的演变 |
| 3.1.3 当前大病临终老人的医疗保险支付方式 |
| 3.2 当前大病临终老人医疗保险支付方式存在的问题 |
| 3.2.1 总额控制下支付标准不够合理 |
| 3.2.2 医保预算总额分配机制不健全 |
| 3.2.3 医保支付方式精细化程度不足 |
| 3.2.4 忽视对医疗服务质量的控制 |
| 3.2.5 缺乏对需方不合理需求的约束 |
| 3.2.6 缺乏对医保目录外自负费用的监管 |
| 第4章 当前大病临终老人医疗保险支付方式的不利影响 |
| 4.1 医疗市场博弈中医患双方滋生的道德风险行为 |
| 4.1.1 供方的道德风险行为 |
| 4.1.2 需方的道德风险行为 |
| 4.2 对医患博弈中医疗服务供需双方造成的不利后果 |
| 4.2.1 对医疗服务供方造成的不利后果 |
| 4.2.2 对医疗服务需方造成的不利后果 |
| 第5章 大病临终老人医疗保险支付方式国际经验借鉴 |
| 5.1 美国: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RGs,diagnosis related groups) |
| 5.1.1 美国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概述 |
| 5.1.2 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RGs) |
| 5.2 德国:点数法 |
| 5.2.1 德国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概述 |
| 5.2.2 点数法 |
| 5.3 英国: 按绩效付费(P4P,pay-for-performance) |
| 5.3.1 英国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概述 |
| 5.3.2 按绩效付费(P4P,pay-for-performance) |
| 5.4 对大病临终老人医保支付方式完善的启示 |
| 5.4.1 从支付方式设计角度获得的启示 |
| 5.4.2 从相关配套措施角度获得的启示 |
| 第6章 大病临终老人医疗保险支付方式的完善策略 |
| 6.1 总体思路 |
| 6.2 制度设计层面 |
| 6.2.1 实践分类化支付与精细化管理 |
| 6.2.2 核定合理的预算总额 |
| 6.2.3 制定合理的支付标准 |
| 6.2.4 加强对相关利益主体的监督与管理 |
| 6.3 相关配套措施 |
| 6.3.1 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的供给能力 |
| 6.3.2 建立医疗机构合理的信誉制度 |
| 6.3.3 实现医疗市场的信息公开与信息共享 |
| 6.3.4 完善分级诊疗与家庭医生制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卷内备考表 |
（10）我国社会医疗保险按诊断相关分组（DRGs）付费方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进展 |
| 1.2.2 国内研究进展 |
| 1.3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 |
| 2.1 医疗保险供方费用支付方式及其相关理论 |
| 2.1.1 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 |
| 2.1.2 医疗保险第三方支付和道德风险 |
| 2.1.3 医疗保险供方费用支付方式的种类 |
| 2.2 DRGs付费方式的概念和具体内容 |
| 2.2.1 DRGs付费方式的概念 |
| 2.2.2 DRGs付费方式的产生背景 |
| 2.2.3 DRGs付费方式的分组方法 |
| 2.2.4 DRGs付费版本的演化 |
| 2.2.5 DRGs付费的定价方法 |
| 2.2.6 DRGs付费方式实施的影响 |
| 2.3 博弈论及其相关理论 |
| 2.3.1 博弈论理论 |
| 2.3.2 基于激励相容的契约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外实施DRGs付费方式的经验借鉴 |
| 3.1 美国Medicare住院病人预付制支付系统 |
| 3.1.1 美国DRGs付费方式概述 |
| 3.1.2 美国DRGs付费的具体步骤 |
| 3.1.3 美国DRGs相关指标的设定方法 |
| 3.1.4 美国DRGs付费方式质量监督措施 |
| 3.1.5 美国DRGs付费方式实施经验借鉴 |
| 3.2 德国G-DRG付费系统 |
| 3.2.1 德国G-DRG付费系统概述 |
| 3.2.2 德国G-DRG付费的公式和调整因素 |
| 3.2.3 德国G-DRG的医疗费用审查 |
| 3.2.4 德国G-DRG付费方式实施经验借鉴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实施DRGs付费方式的博弈分析 |
| 4.1 DRGs付费方式利益相关主体分类及关系梳理 |
| 4.2 利益相关主体诉求和策略分析 |
| 4.3 模型的前提假设 |
| 4.4 博弈主体之间的动态博弈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实施DRGs付费方式对医疗费用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研究方法介绍 |
| 5.2 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2 双重差分模型分析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实施DRGs付费方式的对策和建议 |
| 6.1 明确医保支付改革中政府的主体责任 |
| 6.2 建立病案首页质量控制体系 |
| 6.3 建立规范的公立医院成本核算系统 |
| 6.4 健全医疗质量监督机制 |
| 6.5 完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和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主要结论 |
| 7.1.2 主要创新点 |
| 7.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供方支付方式研究及政策建议（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新医改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研究[D]. 陈振生. 南昌大学, 2021(02)
- [2]委托代理关系视角下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安排和实践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D]. 傅佩佩. 山东大学, 2021(11)
- [3]供需视角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研究 ——基于离散选择实验[D]. 张娇. 山东大学, 2021(10)
- [4]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背景下道德风险的控制策略研究[D]. 邓靖. 成都中医药大学, 2020(02)
- [5]我国医保支付方式选择研究[D]. 张玉玺. 北京工业大学, 2020(06)
- [6]整合型支付对县域连续性服务作用机制研究[D]. 贺睿博.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7]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背景下供方道德风险研究[D]. 徐静良. 广西大学, 2019(01)
- [8]基于系统分析的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模型研究[D]. 李浩淼.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9]大病临终老人医疗保险支付方式完善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D]. 孙媛媛. 华东理工大学, 2019(01)
- [10]我国社会医疗保险按诊断相关分组（DRGs）付费方式研究[D]. 韩煦. 沈阳药科大学, 20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