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鸡毛换糖”到中国小商品城——论文化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施雅[1]（2020）在《义乌市外籍商人的居住模式及其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的增长,越来越多外籍人员进入我国开始经商、工作、求学甚至定居,来华逐梦已成为国际移民新潮流。对于跨国移民这一对象的研究已有不少,但很少有对跨国移民居住方式的相关研究,因此对该群体的居住方式进行探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义乌在改革开放和“一带一路”政策建设下,凭借着小商品市场吸引了众多外籍商人来义采购“淘金”,借此义乌也成为了外籍商人在华的另一聚集地。但与外籍商人在华的其他地区不同,外籍商人是一种“渗入”到义乌的居住方式,并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特征。本文将外籍商人群体作为研究主体,通过对该群体的居住方式及其形成机制进行探讨分析,继而对跨国群体的居住研究进行补充。在文章的内容部分首先介绍了外籍商人群体的跨国行为及在义乌的居住状况,然后分析了外籍商人存在的两种居住方式:聚居和分散。外籍商人的聚居模式是义乌经济与城市化发展、文化适应和社会管理三种力量共同作用下的居住方式,义乌政府为外籍商人创造了“零制度排斥”的社会氛围,促进了外籍商人在义乌的社会融入,而外籍商人是以市场发展为主要目的,其居住方式也是随着市场的发展变迁而变化的,众多外籍商人围绕市场周边展开居住,在相同条件下的居住地点中,有着相同文化氛围的社区成为外籍商人居住的主要选择。外籍商人的分散居住同样是经济发展、文化融合和社会管理三方面的共同作用,义乌对外籍商人的制度保障和文化融入做出了诸多努力,推动了外籍商人“新义乌人”的身份转变,在此条件下,经济发展成为推动外籍商人分散居住的主要作用机制。实质上,外籍商人两种不同的居住方式是经济、文化和社会三种因素互动导致的结果,当文化因素占据主导时即导致了外籍商人的聚居,而当经济因素成为主导时即导致了外籍商人的分散居住。
姚奇富[2]（2019）在《高职院校县域办学模式与机制研究 ——“三螺旋”与“推拉”理论整合的视角》文中指出2018年9月,全国教育大会上习总书记指出“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调整优化高校区域布局、学科结构、专业设置,建立健全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当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亟需高等职业教育提供人才、科技等智力支持。近几年,浙江省出现了大量高职院校以多种形式延伸到县域开展合作办学。那么,高职院校延伸到县域办学到底能为县域发展带来什么?不同类型县校合作办学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如何?高职院校与县域合作办学的模式与机制又是什么?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上问题,并为政府主管部门和高职院校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提供借鉴。本论文引入整合“三螺旋”空间演化理论和“推拉”理论的分析框架,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网络资料搜集等方式对浙江省44所高职院校开展了深入调研,以定量和定性方法归纳出浙江省高职院校县域办学的共性因素,从高职院校与县域合作的三种类型（渐进型、先锋型和创业型）为典型案例来深入探究高职院校县域办学的模式与机制。论文通过分析浙江省高职院校在县域办学的调查数据,发现高职院校深入县域进行合作办学的现象,既受到了国家教育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力”,又受到了县域市场需求和产业转型发展的“拉力”,同时也受到县域办学与主城区办学的差异性条件等“中间障碍”因素的影响。基于特定环境下高职院校县域办学的形成过程,按照县域办学“触发条件、情境特征、行为过程、结果分析”这一逻辑链,根据“三螺旋”共识空间作用的差异,归纳出浙江省高职院校县域办学的三种基本模式,即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代表的“渐进型”模式、以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为代表的“先锋型”模式和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代表的“创业型”模式。本论文提出的“三种不同情境”高职院校的办学模式与机制,不仅有利于各级行政主管部门能够“找得准”问题、“把得住”方向,出台行之有效的政策法规;而且有利于高职院校因地制宜地实现转型发展、最大限度地凝练学校特色,不断提升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刘雪玲[3]（2019）在《城镇户外标语的生态研究 ——以杭州、金华、义乌、横店为例》文中认为语言生态学是语言学与生态学结合的交叉性学科,重视语言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对于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城镇户外标语处在一定的自然、社会、文化、人群环境以及自身的内部环境中,是城镇形象的窗口,也是语言和人文环境建设的重要载体,在不同生态环境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符合语言生态要求的户外标语,能够提升城镇形象,增强城镇软实力,为实现城镇语言生态和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基础。本文以浙江省杭州、金华、义乌、横店的户外标语为例,从语言生态的角度出发,把握户外标语的内外生态系统,探索户外标语内部发展的生态规律,探究户外标语在不同环境中发挥的生态功能,有效地提高语言生活的质量,有利于解决我国的语言生态问题。从语言内部生态系统来看,户外标语在语音、结构、语义与语用上各具特色。在语音上,户外标语简洁明快,在音节数量上主要以四、五、六音节为主,多采取押韵、平仄相间等方式,使标语和谐悦耳;在结构上,简单分明,层次清晰,运用对举、排比等多种结构方式,并形成了一种“模式化”结构,具有整齐美的特点;在语义与语用上,用词简洁,词义指称明确,广泛使用人称代词,增强语言亲和力。不同语言元素的搭配方式使户外标语成为城镇中最活跃的语言景观,给人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从语言外部生态系统来看,不同的因子对标语的影响具有差异性。政治因子是影响户外标语的重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户外标语的发展。历史文化因子赋予户外标语文化色彩,城镇特有的文化传统为户外标语注入新鲜的血液,使得不同城镇的户外标语呈现出一定的文化差异。杭州是闻名中外的“生活品质之城”,发挥着省会城市的示范带动作用;金华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宜居之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义乌是家喻户晓的“世界小商品之城”,是小商品的海洋和购物者的天堂;横店是主题鲜明的“影视文化名城”,被誉为“中国好莱坞”。总体而言,城镇户外标语呈现出较为和谐的一面,但仍存在部分非生态现象,影响了城镇语言生态和谐。学术界和城市管理者必须加以重视,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从语言入手,维持语言内部生态系统和谐,保持语言外部生态环境稳定,积极发挥人群系统的作用,弘扬传统优秀文化,摈弃一切消极文化,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以促进城镇语言和谐可持续发展,使城镇真正成为和谐的生态宜居之所。
赵雅琦[4]（2019）在《论新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中的反行为 ——以浙江省义乌市和温州市的商人群体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对外开放深刻改变了当代中国乃至当今世界的发展进程。毫无疑问,对外开放包含多面向、各层次的内容。仅择对外贸易体制改革来看,宏观政策层面的剖析和分阶段研究汗牛充栋。借用高王凌先生的“反行为’概念,从民间力量,尤其是农民、商贩乃至基层政府的反应和行为来解读新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深层逻辑,亦不失为一个全新的考察视角。以浙江省义乌市和温州市两个典型的地区为例,得益于当地根深蒂固的商业基因和贸易传统,内源性的民间力量在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体现出“反行为”的特征,主要表现有义乌马路市场的自发形成、小摊贩的集体“讨说法”以及里隆庞大的走私市场等。通过这些普遍的“反道而行”、“对着干”的集体行为,他们以不易察觉的政策“擦边球”改变、修正甚至于消解上级的政策和制度,直接影响政策效果的关联性扩散和一系列配套政策的有益调整,进而实现“倒逼型”的系统改革。同时,此类基于国民力量博弈的结构性张力与基层政府、干部的“走群众路线”相结合,借由“上下互构”的默契合力,从而开辟出一条不同于珠三角和苏南地区的特殊的开放道路。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本身不仅意味着利益的重新调整,也象征着市场作用对国家作用的逐步替代。当然,这绝非等同于国家因素的简单退出,正如产权制度环境的变迁直接导致了“鸡毛换糖”的专业化分工复苏,打造产权保护的制度基础就是国家利益与商人群体利益高度相容的一个重要体现。
王东辉[5]（2016）在《电子商务市场业态演进中企业家才能要素培育、配置与升级——以浙江义乌商圈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在义乌商圈的形成过程中,企业家群体将各种生产要素高效组合,通过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协同互动,推动了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企业家才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带动了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配置与升级。区域文化、政府战略与市场业态为企业家才能打下了深刻的"义乌烙印"。在电子商务与传统市场的竞合演进中,企业家才能不断转型升级,展现出了新的特点。企业家才能能否继续高效整合各种生产要素,并推动产业结构与市场形态的转变是区域经济未来发展的关键。
杨逢银[6]（2015）在《行政分权、县际竞争与跨区域治理 ——以浙江平阳与苍南县为例》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有效地激发、释放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活力,我国政府自上而下地推行了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行政分权改革。在既有的“属地化管理”和行政分权改革体制背景下,我国各级政府行政权力的配置方式以及政府间府际关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促使各级政府不仅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及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还使地方政府因维护各自的辖区利益而相互间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关系,导致相邻政区的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陷入困境,严重阻碍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针对行政分权改革背景下跨区域事务治理困境的不断加剧,本研究从属地化管理和地方政府竞争的角度,对浙江温州平阳县和苍南县跨区域事务治理困境的典型案例进行剖析,在对个案中存在的“行政区经济”问题严重、区域性公共物品供给匮乏、区域城镇群协同发展困难、鳌江流域治理绩效低下等问题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出跨区域事务治理议题的生成机理、主要治理困境及其影响因素,进而在突破既有政区行政（属地化管理）、复合行政、区域公共管理等理论分析范式的基础上,从跨区域治理的理论视角,提出包括政区相邻的各级地方政府、社会力量与市场力量在内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跨区域治理解决机制。研究表明,跨区域事务的治理困境虽然主要由相邻政区地方政府属地化管理和恶性竞争所致,但单纯依赖地方政府间合作的“复合行政”或政府主导下的“区域公共管理”的解决范式对问题的消解是有限度的,只有将其纳入到跨区域治理的架构中问题才能得到更为有效的解决。跨区域治理是一种统合地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在内的多方力量参与的网络化的协同治理框架,内涵着纵向政府间的科层治理机制、横向地方政府间及其与市场力量、社会力量的合作治理机制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对典型个案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通过区域范围内各级地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等主体的合作治理,建立起地方政府间纵向与横向的沟通、合作机制和跨部门的区域协同治理机制,是消除属地化管理及地方政府竞争引起的跨区域事务治理困境的基本路径。
王利月[7]（2013）在《制度约束、变革及县政重构 ——以浙江省义乌市为例》文中指出县是国家政权的基石。我国的县级政权是一个全能政权体系,承担的职能多、责任重,但财力有限,权责不对称现象长期存在,严重制约了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地方治理,重构县政是未来我国政权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以浙江省义乌市为例,从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研究义乌在扩权改革前、扩权改革期间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期间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和干部管理体制的变革及其对促进县域发展和地方治理的积极作用。研究发现,制度情境以及地方政权的行为塑造、改变地方政权的偏好,推动制度的变革；政治体制的稳定性、资源的稀缺性和获取机会的不均等性以及注意力的有限性都制约县政的变革,而时机和制度间隙却为县政的变革提供了机会；在制度约束与激励下,县政变革沿着渐进制度变革与间断均衡两个途径交叉进行,制度激励结构的反馈程度和外部压力方向的差异,决定了制度不是中立的,其变迁也没有最终的、清晰的、连贯的目的；资源、自主性与机会,调节和增强了中央与地方、省与市县之间体制的弹性。然而,权力对资源依赖程度的提高,以及职责同构的全能型制度结构,限制了县政重构与地方治理。为此,县政重构应该以县政自治、建立有限责任政府、推动县域发展和县域社会治理为目标；在地方政权设计原则上,县级以上政权按行政区划原则建立,县及其以下政权按功能原则建立；多种改革模式并存,重新划分省市县政权的职能界限,重新配置地方政权的权力,重新设计县级政权制度,加强服务功能；通过强县升格为市,市县分等、分治,乡镇自治,提高县级人大的政治地位,改革司法制度等,重构县级政权体系；完善和健全地方公共财政体制,提高县级政权的财政能力,改进和优化地方治理。
张帆[8]（2011）在《试论地方文化在地方市场创新中的作用——以桥头纽扣城与义乌小商品城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浙江是"市场大省",专业市场在浙江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义乌的小商品城、柯桥的中国轻纺城、桐乡的中国童装城、海宁的皮革城等等,无一不是商贾云集、蜚声海外。然而,与这些日益红火的市场相比,举步维艰、日渐萧条的专业市场也不在少数。本文认为,其重要的原因在于,各地的文化背景不同。
白小虎[9]（2011）在《劳动分工与市场起源 ——以义乌小商品市场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由七章组成,以义乌小商品市场为例研究劳动分工演进与市场起源的关系。论文认为：具有特定交易组织方式的市场,其形成与发展与特定的分工结构演进的过程相关。论文的主要内容概括来讲：以劳动分工思想为主线整理了一个案例,以新兴古典的劳动分工超边际分析框架为基础构造了两个职业中间商模型,分析了六个分工结构及其演进,阐释了劳动分工演进与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得到了经验的有力支撑。在综述了专业市场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从劳动分工的角度来考察这一类市场的主体——职业中间商的形成、并以此来研究该类市场起源的思路。论文以分工结构演进为主线组织了由“鸡毛换糖”传统演化到小商品市场形成的案例,初步梳理了分工演进和职业中间商形成过程的关键环节和相关问题。论文在第四、第五章以案例为经验研究的背景,以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分工分析框架,构造了两类“职业中间商”模型。论文在第六章以四、五章的结论为基础,重点讨论模型中的交易效率对职业中间商分工结构的影响,考察分工的演进与市场的起源,并从若干结构变化中整理出义乌小商品市场与其渊源“鸡毛换糖”的关系。论文得到以下相关结论：1、市场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是一个不断出现新组织的过程,市场其实是一种协调分工的组织。分工是演进的,从最初的自给自足进入到各种分工结构,不同类型的市场与特定的分工结构相对应。2、职业中间商是分工结构从自给自足、直接贸易演进到迂回贸易结构的一类角点决策专家,专业化于组织迂回贸易,在直接贸易的分工结构基础上增加了新产品和新专家,分工网络扩大,分工水平提高。3、职业中间商的产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当迂回交易出现了双向需求不吻合而又缺少货币媒介的情况,此时的职业中间商组织迂回贸易不仅满足了最终消费,还组织了贸易过程的媒介物。另一种情况是货币充当媒介物,职业中间商组织迂回贸易直接满足最终需求,此时的职业中间商相当于批发商。4、职业中间商是直接贸易向迂回贸易演进中产生的新的专家,其条件是一组交易效率的比较关系,还受到专业化的生产者、中间商等的学习成本的影响。如果交易效率得到改善,更多的产品成为贸易品,每一种贸易品有可能卷入迂回贸易,对应更多的专家卷入迂回贸易而成为职业中间商。随着迂回贸易品种类增加、交易规模扩大,迂回贸易超越当地社区,从而引起职业中间商内部差价中间商与交易服务中间商（零售商）的分工,而且形成差价中间商与零售商的等级结构。一般来讲,一个差价中间商与若干个零售商交易,交易空间的集中弥补交易时间的非连续以提高交易效率,由此形成了交易空间集中、时间集中的组织迂回贸易分工的专业批发市场。5、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案例提供了职业中间商劳动分工演进的历史过程,分工与市场起源划分了六个阶段,对应于六个分工结构。自给自足、个人副业、“敲糖帮”这三种结构对应于义乌“鸡毛换糖”的传统。当实物商品充当交易媒介时,交易范围有限,职业中间商组织迂回贸易,但市场并没有形成。历史案例表明在农业经济社会中也能产生贸易的分工结构,但是受制于总体较低的分工水平,大规模的专业批发市场还无法形成。义乌案例的特色在于即使没有货币,中间商巧妙地运用“鸡毛”充当交易媒介并在“敲糖帮”内部组织迂回贸易,这在经济史上实属少见。6、地方特色的贸易传统能否延续并进一步演进为专业批发市场,职业中间商的分工结构能否进一步扩大并出现内部的等级与分工,取决于特定历史制度背景下的交易效率。本文抽取产权保护效率与组织交易的效率两个维度加以历史制度分析,将“鸡毛换糖”传统从自给自足演化出小商品市场的历史过程按照分工结构演进的内在联系划分出若干个发展阶段,表明“鸡毛换糖”这一种贸易传统内含着的职业中间商分工结构是批发市场的源头,也足以支撑论文有关劳动分工与市场起源的相关结论。论文总体上是一个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经济理论研究,又是一个在经济理论基础上对历史案例展开结构性因素分析的经济史研究,而且历史研究与经济研究能够相得益彰。因此,论文后续的研究还可以在经济理论模型和经济史这两个方向上有所延伸,例如职业中间商模型拓展后可以研究多种交易组织,也可以用来研究流通产业的组织和发展问题,也可以拓展区域贸易史方面的经济史研究。
董明[10]（2011）在《新兴商人群体形成与社会的转型 ——以义乌为例》文中提出社会转型是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议题,也承载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责任。而无限丰富的社会事实则给研究者提供了多元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并已从中揭示了人类社会转型的最基本进路,即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但已有的经典研究大多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基本背景,尽管这也的确是对人类文明演进基本面相的一种呈现,但显然还不能涵括客观现实的全部内容,尤其是不可能以此简单比附自上世纪后半叶以降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的基本特质与路径选择。随着19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其间所展现出来的社会转型的独特魅力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浓厚的研究兴趣,迄今也已提出了不少各具特点且有不同影响力的解释框架及基本观点。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的若干特征,但一方面由于研究视角上仍不可避免地存在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同时更由于中国社会特殊的复杂性及其发展的异常迅猛,使得既有研究或多或少地出现了“理论的贫困”:中国的发展究竟将朝着怎样的方向演进?她最终会是向着已被认知的人类文明发展基本规律的一种持续趋近,抑或可能会因此贡献一种迥异的模式?总的看,迄今的研究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尚显力不能逮。应当承认,面对这一繁杂的研究议题,基于研究者本人事实上难以摆脱的研究局限,这的确是个难题。因此找到一个较恰当的个案与切入点,借助于最新最生动的事实材料,从中梳理出蕴藏其间的若干真实理路,则将是对这样一个研究主题必要且可行的有益工作。本文正是这样一项推进性的研究工作:选择浙江省义乌市这个新兴商贸城市为个案,以其中极具活力的商人群体形成发展为研究切入点,通过探究由此而带给地方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层面的实际变化,试图从中揭示处于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相互交织中的我国社会转型的一般性路径特质、行动者逻辑以及可能的演进趋势等等议题。根据这一研究旨趣,本文采用的总体理论分析框架是政治社会学中使用最广泛的范畴之一即“国家—社会”关系。这不仅因为它较大程度上契合了当下我国社会转型中最基本的两大行动主体,即政权力量（包括中央和地方）与民间力量（体现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层面）,同时,正因这一框架已堪称理论经典,从而也有可能与西方既有的社会转型模式形成某种有意义的比照对话,以更便于凸显我们的独特性所在。当然,正是鉴于我国的特殊性,本文并不预设一个学术规范意义上成熟的“公民社会”假定,而只是坚持从传统国家权力的渐趋消解、民间力量开始发挥作用的视角来观察社会转型的基本趋向。换言之,本研究将力图超越国家与社会二元区分的思路,而是把国家与社会置于一个连续统（continuums）的两极,国家一极意味着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社会一极则意味着自由多元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任何一个国家,更毋论处于转型中的国家,其在特定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处于这两极当中的一极,或处于两极中间连续统的某一个特定位置。而这一特定位置的确定,则依赖于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对比。如此,实际就将国家与社会关系置于一种动态的分析框架之中,从而或能更接近于发展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之客观真实。一句话,本文更侧重于把国家与社会关系从互动的而非二元对立这种西方传统模式意义上来理解与描述。为此,研究中所运用到的主要理论概念包括:治理、行动者、公民社会、社会冲突与博弈,等。通过本文对义乌个案的分析发现,在整个义乌地方社会的变迁历程中,商人群体在其间起到了“第一推动力”的实际功效。即,主要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首先是义乌人尤其是义乌农民（这是义乌商人群体的基本社会来源）以其“韧武器”为基本行动方式,也就是以持续不辍的非暴力抗争且兼具足够韧劲与政府周旋的形式来顽强地表达和追求自身的利益,最终得以促成政府妥协式地积极跟进。虽然这种最原初的推进方式究其实质是农民“弱者的武器”的一种力量体现,但它却最终演化成了推动制度创新的具有颠覆性的力量。在以后的进一步发展中,尽管政府的作用已开始由先前的被动转为相对主动,在制度供给与相应协调、规制方面开始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的“积极程度”总体说来又需以商人群体为主体的民间力量所能认可或承受的程度为限,即在某种意义上它已成为托克维尔所期待的受到了限制的公权。正是在这种条件制约下,政府与民间力量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已型构成一种相互制衡的格局。诚然,基于中国国家权力的主导地位这一基本制度背景特点,无论政府处于或被动或主动的行为方式下,最终都是经由政府的政策调整或新制度的创设而得到确定,都毋庸置疑地体现了政府理性的结果,而越到发展中后期,动力机制甚至已更多地偏向由政府供给导向的制度创新所决定,但此时的政府供给显然已不可能完全是原先压力型体制下权力与利益之间的自上而下的单向分配关系,而逐渐转变为政府与民间的上下互动式博弈,并且这种互动博弈的场域随着经济的弥散性而得以不断拓展。在政治、社会和文化各层面,以商人群体为主要社会构成的民间力量同样渐趋活跃,已昭示着在经济民主的推动下体现在政治民主进而社会民主层面的新进展。而随着每一种新议程的出现,又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范围内强化着或制约着相关联的其它方面,构成一种事实上的多方互动与制衡的局面,从而具有了某种不可逆性。整个地方社会则由此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其趋向现代性、面向未来的发展路向。即,义乌商人群体和义乌地方政府,他们作为成就义乌模式的两大主体力量,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不管两者间具体关系将可能呈现为怎样的不同特征,但保持两者间力量的相对均衡以达成互动制约当属贯穿始终的要件。今后的义乌模式还将会怎样发展,从而地方社会的转型或变迁还将如何继续演进,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以商人群体为重要构成部分的社会力量与地方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力量之间的关系状况。由上分析可见,尽管这里的国家与社会之间显然有着较西方国家紧密得多的关联,但在发生逻辑、过程博弈和演进路径等多方面,其“家族相似”特点也是明显的,因此,这里的特殊性从本质上看并未完全脱嵌于“国家与社会”的一般演进规律。固然,这还仅是在个案基础上得到的阶段性判断,个案本身尚需持续关注,而更多事实的观察则是得出更确切结论所需的进一步工作。但即便如此,我们从一个侧面已然看到了一个古老东方国度在现代经济制度推进下,同样能够缓慢但却坚实地迈向现代性的一种逻辑力量呈现,而不是相反。
二、从“鸡毛换糖”到中国小商品城——论文化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鸡毛换糖”到中国小商品城——论文化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1）义乌市外籍商人的居住模式及其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研究缘起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经济因素与聚居模式 |
| 2.文化因素与聚居模式 |
| 3.制度因素与聚居模式 |
| 4.文献述评 |
|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1.研究方法 |
| 2.研究思路 |
| 二、外籍商人的跨国行为及居住概况 |
| (一)外籍商人的跨国行为 |
| 1.中国投资环境的完善 |
| 2.义乌市场转型的商机 |
| 3.外籍商人的职业类型 |
| (二)外籍商人的居住概况 |
| 1.外籍商人的居住演变 |
| 2.外籍商人的居住概况及居住特征 |
| 三、义乌市外籍商人聚居模式的形成机制 |
| (一)经济发展与聚居模式 |
| 1.市场变迁与城镇化发展:“点”的聚居 |
| 2.市场变迁与城镇化发展:“区”的聚居 |
| (二)文化适应与聚居模式 |
| 1.跨文化空间:宗教实践 |
| 2.跨文化空间:文化互动 |
| (三)社会管理与聚居模式 |
| 1.社区管理模式 |
| 2.网络管理模式 |
| (四)小结 |
| 四、外籍商人居住方式的变迁 |
| (一)经济发展与部分分散 |
| 1.房屋租金 |
| 2.社区新建 |
| (二)文化融合与部分分散 |
| 1.“入乡随俗”:行为模仿与语言学习 |
| 2.“入乡随俗”:结交朋友与跨国婚姻 |
| (三)社会管理与部分分散 |
| 1.“新义乌人”:制度保障 |
| 2.“新义乌人”:社会管理 |
| (四)小结 |
| 五、结论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高职院校县域办学模式与机制研究 ——“三螺旋”与“推拉”理论整合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的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2.2 研究案例的选取 |
| 1.2.3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1.3 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数据收集与分析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
| 2.1 高校地方办学与高职院校县域办学 |
| 2.1.1 高校地方办学 |
| 2.1.2 高职院校县域办学 |
| 2.1.3 高职院校县域办学的特殊性和理论困境 |
| 2.2 “推拉”理论及高职院校延伸到县域办学 |
| 2.2.1 “推拉”理论的背景与内涵 |
| 2.2.2 “推拉”理论的分析框架 |
| 2.2.3 “推拉”理论对高职院校县域办学的启示与局限 |
| 2.3 “三螺旋”理论及高职院校与县域协同创新 |
| 2.3.1 “三螺旋”理论的背景与内涵 |
| 2.3.2 “三螺旋”理论的发展与应用 |
| 2.3.3 “三螺旋”理论对高职院校县域办学的启示与局限 |
| 2.3.4 高职教育参与区域协同创新的相关理论 |
| 2.4 高职院校县域办学模式与机制研究的理论框架 |
| 2.4.1 “三螺旋”理论演化中的“三个空间”分析 |
| 2.4.2 “推拉”理论与“三螺旋”空间演化理论 |
| 2.4.3 “三螺旋”与“推拉”理论整合下的总体理论框架 |
| 第3章 高职院校县域办学在浙江的实践与分析 |
| 3.1 浙江高职院校县域办学的数据获得与分析方法 |
| 3.1.1 问卷编制与修订 |
| 3.1.2 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
| 3.2 高职院校县域办学在浙江的实践概况 |
| 3.2.1 高职院校县域办学的基本情况 |
| 3.2.2 高职院校县域办学的运行状况 |
| 3.2.3 高职院校县域办学对县域的贡献状况 |
| 3.2.4 县域对高职院校县域办学的支持状况 |
| 3.3 “推拉”理论视角下高职院校县域办学的实证分析 |
| 3.3.1 信效度分析 |
| 3.3.2 描述性分析 |
| 3.3.3 差异性分析 |
| 3.3.4 回归分析 |
| 3.4 “推拉理论”解释高职院校县域办学 |
| 3.4.1 县域办学的“推力”解释 |
| 3.4.2 县域办学的“拉力”解释 |
| 3.4.3 “推拉理论”解释高职院校县域办学的局限性 |
| 第4章 浙工商院县域办学过程分析与主要发现 |
| 4.1 概述与发展历程 |
| 4.2 四个发展阶段的“三空间”互动 |
| 4.2.1 初始阶段(1999-2003年):“知识空间”储备与积累 |
| 4.2.2 实施阶段(2004-2009年):“共识空间”形成 |
| 4.2.3 巩固与调整阶段(2010-2014年):“共识空间”强化 |
| 4.2.4 自我发展与改革阶段(2015年至今):“创新空间”强化 |
| 4.3 渐进型县域办学模式的关键特征和空间互动分析 |
| 第5章 宁职院县域办学过程分析与主要发现 |
| 5.1 概述与发展历程 |
| 5.2 四个发展阶段的“三空间”互动 |
| 5.2.1 初始阶段(1999-2001年):建立“共识空间” |
| 5.2.2 实施阶段(2001-2007年):形成“知识空间” |
| 5.2.3 巩固和调整阶段(2008-2015年):迈向“创新空间” |
| 5.2.4 自我持续发展阶段(2015年至今):三空间互动强化 |
| 5.3 先锋型县域办学模式的关键特征和空间互动分析 |
| 第6章 义乌工商院县域办学过程分析与主要发现 |
| 6.1 概述与发展历程 |
| 6.2 四个发展阶段的“三空间”互动 |
| 6.2.1 初始阶段(1999-2002年)“创新空间”、“知识空间”的储备与累积 |
| 6.2.2 实施阶段(2003-2008年):“创新空间”、“知识空间”进—步发展 |
| 6.2.3 巩固与调整阶段(2009-2014年):“共识空间”产生 |
| 6.2.4 自我发展与改革阶段(2015至今):“创新空间”、“知识空间”、“共识空间”耦合发展 |
| 6.3 创业型县域办学模式的关键特征和空间互动分析 |
| 第7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7.1 基本结论 |
| 7.2 创新性和实践意义 |
| 7.2.1 理论创新 |
| 7.2.2 实践意义 |
| 7.3 局限之处与研究展望 |
| 7.3.1 局限之处 |
| 7.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1. 《高职院校县域办学模式与机制研究——“三螺旋”与“推拉”理论整合的视角》调查问卷(校领导和中层干部卷) |
| 2. 《高职院校县域办学模式与机制研究——“三螺旋”与“推拉”理论整合的视角》访谈提纲(学校领导和中层干部卷) |
| 3. 《高职院校县域办学模式与机制研究——“三螺旋”与“推拉”理论整合的视角》访谈提纲(政府领导卷) |
| 4. 《高职院校县域办学模式与机制研究——“三螺旋”与“推拉”理论整合的视角》访谈提纲(市教育局领导卷) |
| 5. 《高职院校县域办学模式与机制研究——“三螺旋”与“推拉”理论整合的视角》问卷访谈(专业负责人、教师卷) |
| 6. 《高职院校县域办学模式与机制研究——“三螺旋”与“推拉”理论整合的视角》问卷访谈(企业卷)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和主持参与科研项目 |
| 致谢 |
（3）城镇户外标语的生态研究 ——以杭州、金华、义乌、横店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意义与现状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语料来源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语料来源 |
| 第一章 语言生态与城镇户外标语 |
| 第一节 户外标语影响城镇语言生态建设 |
| 一、人群环境中的教育功能 |
| 二、社会环境中的映射功能 |
| 三、文化环境中的传承功能 |
| 第二节 语言生态对城镇户外标语的影响 |
| 一、语言生态对城镇户外标语提出新要求 |
| 二、语言生态是消除不和谐城镇户外标语的重要途径 |
| 第二章 城镇户外标语的内部生态系统 |
| 第一节 语音特征 |
| 一、音节构成 |
| 二、标语中的声韵律组合 |
| 第二节 结构特征 |
| 一、单句式结构 |
| 二、对举式结构 |
| 三、长短式结构 |
| 四、排比式结构 |
| 五、模式化结构 |
| 第三节 语义语用特征 |
| 一、用词简洁,言简意赅 |
| 二、广泛使用人称代词,增强语言亲和力 |
| 第三章 城镇户外标语的外部生态系统 |
| 第一节 政治因子 |
| 一、政治因子的一致性 |
| 二、政治因子表现形式的差异性 |
| 第二节 文化因子 |
| 一、传统文化因子 |
| 二、地方历史文化因子 |
| 第四章 四类城镇户外标语的生态特征 |
| 第一节 杭州——生活品质之城 |
| 一、文化之城 |
| 二、文明之城 |
| 三、活力之城 |
| 第二节 金华——中国宜居之城 |
| 一、繁荣发展之城 |
| 二、历史文化之城 |
| 三、和谐生态之城 |
| 第三节 义乌——世界小商品之城 |
| 一、诚信为本的商业文化 |
| 二、开放包容的城市氛围 |
| 第四节 横店——影视文化名城 |
| 一、着名影视之城 |
| 二、绿色休闲小镇 |
| 第五章 城镇户外标语的非生态状况及生态构建 |
| 第一节 城镇户外标语的非生态状况 |
| 一、语言书写不规范 |
| 二、语言载体不和谐 |
| 三、语言污染 |
| 第二节 城镇户外标语景观的生态构建 |
| 一、积极发挥人群的能动作用 |
| 二、稳步推进城镇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工作 |
| 三、整治城镇户外标语视觉污染及语言污染,更加注重增添人文关怀 |
| 四、加强城镇文化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论文类 |
| 二、图书类 |
| 附录 城镇户外标语的语料 |
| 致谢 |
（4）论新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中的反行为 ——以浙江省义乌市和温州市的商人群体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一、导论 |
| 二、当前研究成果评述 |
| 三、现有原始史料和资料汇编情况梳理 |
| 四、本文研究视角及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基本概念与研究方法简述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二、研究方法概述 |
| 第三章 新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中的“反行为”研究 |
| 一、简述新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 |
| 二、浙江省义乌市和温州市商人群体“反行为”分析 |
| (一) 浙江省外贸发展概况 |
| (二) 浙江省义乌市：从马路市场到“义乌模式” |
| (三) 浙江省温州市：群众性的走私和走私货交易市场 |
| 第四章 “反行为”及政府定位再分析 |
| 一、新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中的“反行为”分析 |
| 二、重新理解政府在新中国贸易体制改革中的作用 |
| 第五章 结论及其他 |
| 一、具体结论 |
| 二、几个相关问题的讨论 |
| (一) 再论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
| (二) 从表里不一“二相社会”看民众与政府的互动关系 |
| 参考文献 |
| 1、国内研究专着 |
| 2、国外研究专着 |
| 3、学术论文 |
| 4、学位论文 |
| 5、档案资料 |
| 致谢 |
（5）电子商务市场业态演进中企业家才能要素培育、配置与升级——以浙江义乌商圈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小商品市场中的企业家群体 |
| 义乌企业家才能要素的特征分析 |
| (一)区域企业家才能的阶段性演进 |
| (二)区域企业家才能的特征分析 |
| 区域企业家才能生成的因素及其变迁 |
| (一)文化:义乌兵与鸡毛换糖 |
| (二)政府:宏观战略影响微观主体 |
| (三)市场:业态演进带动要素升级 |
| 企业家才能报酬的悖论 |
| 基于电子商务市场业态的企业家才能升级与发展 |
（6）行政分权、县际竞争与跨区域治理 ——以浙江平阳与苍南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及其意义 |
| 1.1.1 跨区域治理问题的提出 |
| 1.1.2 跨区域治理问题的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1.2.1 政府间关系 |
| 1.2.2 大都市区治理 |
| 1.2.3 跨区域公共物品供给 |
| 1.2.4 跨界流域治理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2 理论视角与分析工具 |
| 2.1 跨区域治理 |
| 2.1.1 跨区域治理的界定 |
| 2.1.2 跨区域治理的特征 |
| 2.1.3 跨区域治理的重要意义 |
| 2.2 跨区域治理的三个维度 |
| 2.2.1 优化行政权力配置 |
| 2.2.2 构建多方合作的伙伴关系 |
| 2.2.3 拓展区域性地方治理 |
| 2.3 地方政府竞争 |
| 2.3.1 地方政府竞争的内涵 |
| 2.3.2 地方政府竞争的机制分析 |
| 2.3.3 地方政府竞争的效应分析 |
| 2.3.4 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失范的矫治 |
| 3. 跨区域事务解决的制度框架 |
| 3.1 跨区域事务管理的历史沿革 |
| 3.1.1 建国前：从城镇区域分割走向区域城乡分治 |
| 3.1.2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央集权的大政区管理 |
| 3.1.3 改革开放后：市场导向的分权型区域管理 |
| 3.2 跨区域事务管理的制度安排及局限 |
| 3.2.1 政区行政与行政区划调整 |
| 3.2.2 区域政府合作与区域行政 |
| 3.2.3 多方参与与区域公共管理 |
| 3.3 县际跨区域事务管理的个案选择：苍平竞逐 |
| 3.3.1 个案选择的依据 |
| 3.3.2 个案中两县及下辖两镇发展概况 |
| 3.3.3 个案中跨区域事务管理的主要议题 |
| 4 县域“行政区经济” |
| 4.1 招商引资竞争 |
| 4.1.1 “招商引资是第一要务” |
| 4.1.2 两县政府招商引资政策比较 |
| 4.1.3 两县个案项目招商过程比较 |
| 4.1.4 招商项目同质化竞争的弊端 |
| 4.1.5 招商引资恶性竞争的原因分析 |
| 4.2 产业同构 |
| 4.2.1 两县支柱产业的比照 |
| 4.2.2 鳌江龙港两镇支柱产业的比照 |
| 4.2.3 低小散的雷同产业转型升级困境 |
| 4.2.4 产业同构问题的困境反思 |
| 4.3 工业园区建设 |
| 4.3.1 工业园区建设的地位 |
| 4.3.2 两县工业园区布局及建设情况 |
| 4.3.3 两县工业园区建设存在的问题 |
| 4.3.4 工业园区重复建设问题的反思 |
| 5 跨区域公共物品供给 |
| 5.1 县际桥梁建设 |
| 5.1.1 瓯南大桥：一座400米的桥,缘何架了20年 |
| 5.1.2 鳌江多座大桥建设概况 |
| 5.1.3 鳌江多座大桥建设困境的原因剖析 |
| 5.2 县际公交服务供给 |
| 5.2.1 鳌江至龙港县际公交开通运营 |
| 5.2.2 鳌江至龙港县际公交运营困难 |
| 5.2.3 龙鳌县际公交运营困难的原因剖析 |
| 5.3 县际公共物品供给缺失的反思 |
| 5.3.1 县际公共物品的外溢特性 |
| 5.3.2 上级政府行政不作为 |
| 5.3.3 横向政府间无序竞争 |
| 5.3.4 企业、民众参与度低 |
| 6 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
| 6.1 鳌江流域中心城市建设规划 |
| 6.1.1 省、市对鳌江流域城镇发展规划的沿革 |
| 6.1.2 平阳县及鳌江镇的城镇发展规划 |
| 6.1.3 苍南县及龙港镇的城镇发展规划 |
| 6.1.4 鳌江流域中心城市规划混乱的困境反思 |
| 6.2 鳌江流域中心城市建设的竞争策略 |
| 6.2.1 平阳县大力推进“昆鳌一体化” |
| 6.2.2 苍南县全力打造龙港新城 |
| 6.2.3 两县中心城市建设战略举措的困境反思 |
| 6.3 鳌江流域跨区域城镇事务管理 |
| 6.3.1 城镇交通运输管理 |
| 6.3.2 跨政区城管执法 |
| 6.3.3 跨区域城镇事务管理面临的困境反思 |
| 6.4 鳌江流域中心城市建设滞后的困境分析 |
| 7 鳌江流域跨区域事务治理 |
| 7.1 鳌江流域跨区域治理议题的生成 |
| 7.1.1 鳌江流域跨区域治理问题丛生 |
| 7.1.2 鳌江流域跨区域治理困境产生的诱因 |
| 7.2 鳌江流域跨区域事务治理困境分析 |
| 7.2.1 鳌江流域跨区域水污染治理 |
| 7.2.2 两县沿江防护堤修筑 |
| 7.2.3 两县港口规划建设 |
| 7.3 鳌江流域跨区域事务治理困境的反思 |
| 7.3.1 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
| 7.3.2 企业非法排污 |
| 7.3.3 公众参与组织化程度低 |
| 7.3.4 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协同机制缺失 |
| 8. 县际跨区域治理困境的形成机理 |
| 8.1 “属地化”管理 |
| 8.1.1 “属地化”管理体制 |
| 8.1.2 “属地化”管理与区域行政分割 |
| 8.1.3 “属地化”管理与跨区域事务 |
| 8.2 县际政府竞争 |
| 8.2.1 行政分权改革 |
| 8.2.2 准科层化的政府治理结构 |
| 8.2.3 县际地方政府竞争与跨区域事务 |
| 8.3 县际跨域治理困境 |
| 8.3.1 县际经济发展 |
| 8.3.2 县际公共物品供给 |
| 8.3.3 鳌江流域中心城市建设 |
| 8.3.4 鳌江流域治理 |
| 9 跨区域治理制度框架的构建 |
| 9.1 目标模式：走向跨区域治理 |
| 9.1.1 跨区域治理的可行性 |
| 9.1.2 跨区域治理的实践及成效 |
| 9.1.3 跨区域治理面临的挑战 |
| 9.2 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 |
| 9.2.1 重塑区域政府间关系,型构整体性政府治理机制 |
| 9.2.2 健全社会参与及自治机制,建立政社良性互动机制 |
| 9.2.3 完善市场自律机制,构建公私合作治理的伙伴关系 |
| 9.2.4 构建政府、社会和市场相互协作的复合治理机制 |
| 9.3 跨区域治理的实现路径 |
| 9.3.1 推进跨区域经济统筹发展 |
| 9.3.2 创新跨区域公共物品供给机制 |
| 9.3.3 推进跨区域城镇群协同发展 |
| 9.3.4 改善鳌江流域治理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7）制度约束、变革及县政重构 ——以浙江省义乌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及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述评 |
| 1.2.1 自下而上的视角 |
| 1.2.2 自上而下的视角 |
| 1.2.3 两种视角相结合的尝试 |
| 1.3 研究思路与个案选择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结构安排 |
| 2 理论视角与分析工具：历史制度主义与制度变迁 |
| 2.1 历史制度主义如何认识和理解制度? |
| 2.2 制度如何形成、演进与变迁? |
| 2.2.1 时间序列与非均衡的秩序 |
| 2.2.2 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 |
| 2.2.3 间断均衡 |
| 2.2.4 渐进转型理论 |
| 2.3 制度约束与变革：一个分析框架 |
| 2.3.1 制度的嵌入性 |
| 2.3.2 反馈机制与路径依赖 |
| 2.3.3 制度构建兼具“算计”与“文化”逻辑行为者的偏好 |
| 2.3.4 间断均衡与渐进转型 |
| 3 地方政权间关系与地方治理：制度设计与制度沿革 |
| 3.1 传统中国省县关系的制度基础和地方政权设计的逻辑 |
| 3.1.1 治理天下与地方政权的设置 |
| 3.1.2 地方政权制度的设计逻辑 |
| 3.2 两级制与三级制：县的地位及其与上级政权的关系 |
| 3.2.1 传统中国地方政权两级制与三级制的反复 |
| 3.2.2 县的地位及其与上级地方政权的关系 |
| 3.3 现代国家建设与地方政权间关系：两级还是三级? |
| 3.3.1 市管县体制的建立 |
| 3.3.2 省管县改革的探索 |
| 3.4 地方政权间关系演变的基本规律及启示 |
| 3.4.1 按行政区划而非功能设置地方政权 |
| 3.4.2 地方政权层级设置与管理幅度、效率之间的矛盾 |
| 3.4.3 县级政权的独特作用 |
| 3.4.4 虚化行政区向实体行政区转化 |
| 4 浙江义乌：改革开放与经济管理制度变革 |
| 4.1 政府主导与放开搞活：义乌小商品城的成长 |
| 4.2 从小商品市场到国际商贸城市：扩权改革与义乌经济发展 |
| 4.2.1 经济管理权限的调整 |
| 4.2.2 财政政策的调整 |
| 4.2.3 从掌舵到服务：国际商贸城市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和变革 |
| 4.3 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义乌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化 |
| 4.3.1 在逆境中寻求突破：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的缘起 |
| 4.3.2 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配套改革促经济管理转型 |
| 4.4 制度变迁与发展机会 |
| 5 从“单中心治理”到“多中心治理”：社会管理制度变革 |
| 5.1 从“农民”到“市民”：推进本地农民市民化 |
| 5.1.1 实施“本地人口城镇化”战略 |
| 5.1.2 统筹协调城乡发展步伐 |
| 5.1.3 改革完善公共服务职能 |
| 5.2 从“排斥”到“包容”：外来人口管理 |
| 5.2.1 完善外来人口管理制度 |
| 5.2.2 构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 |
| 5.2.3 构建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体系 |
| 5.2.4 推行义乌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 |
| 5.3 从“相互不适应”到“良性互动”：外籍人口管理 |
| 5.3.1 建立涉外社区服务管理制度 |
| 5.3.2 构建民族宗教和睦和谐机制 |
| 5.3.3 为外籍人口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
| 5.4 经济发展与政府社会管理转型 |
| 6 干部管理制度的有限变革 |
| 6.1 扩权改革前义乌的干部管理制度 |
| 6.1.1 干部管理制度改革的宏观背景 |
| 6.1.2 干部管理权限实行上“收”下“放” |
| 6.1.3 实行新的用人标准和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
| 6.1.4 干部考核激励制度初步建立 |
| 6.1.5 干部日常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完善 |
| 6.2 扩权改革期间义乌的干部管理制度 |
| 6.2.1 扩权改革对义乌干部管理提出新挑战 |
| 6.2.2 实行试用期制等新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
| 6.2.3 实行低职高配、保障和平衡不同层次干部待遇的激励机制 |
| 6.2.4 实行以目标责任制考核为主要形式的干部考核制度 |
| 6.2.5 完善干部日常管理制度 |
| 6.3 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期间的义乌干部管理制度 |
| 6.3.1 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对干部管理制度的影响 |
| 6.3.2 进一步调整垂直机构干部管理权限 |
| 6.3.3 加大干部培训和人才引进力度 |
| 6.3.4 强化干部考核和问责 |
| 6.4 经济社会发展与制度约束及偏好 |
| 7 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和不均衡的改革 |
| 7.1 情境、偏好与自主性 |
| 7.1.1 农村的工业化和商业化 |
| 7.1.2 市场化与城市化 |
| 7.1.3 全球化和国际化 |
| 7.1.4 制度嵌入和路径依赖 |
| 7.2 资源依赖与时序 |
| 7.2.1 资本 |
| 7.2.2 土地 |
| 7.2.3 政治地位 |
| 7.2.4 获取资源的机会的不均衡性 |
| 7.3 不均衡的制度变革：方式与机制 |
| 7.3.1 改革的不均衡性 |
| 7.3.2 渐进性变革 |
| 7.3.3 间断均衡 |
| 7.3.4 从渐进制度变革到间断均衡：有限理性与政治体制的稳定性 |
| 7.4 治理体制的弹性及其限度 |
| 8 重建县政,推进地方治理 |
| 8.1 我国县政改革的目标模式选择 |
| 8.2 设计原则 |
| 8.2.1 行政区划与功能区相互协调的原则 |
| 8.2.2 坚持权、责、事相匹配的原则 |
| 8.2.3 有利于县域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的原则 |
| 8.3 权力配置 |
| 8.3.1 优化权力配置,建立合理的权力运行机制 |
| 8.3.2 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 |
| 8.3.3 构建地方民主治理结构,强化县域治理的社会基础 |
| 8.4 财政均衡 |
| 8.5 县政治理模式选择 |
| 8.5.1 强县升格为市：有选择的重点发展之路 |
| 8.5.2 实县虚市：探索“县政中国”之路 |
| 8.5.3 强镇扩权、乡镇自治：优化县域治理结构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8）试论地方文化在地方市场创新中的作用——以桥头纽扣城与义乌小商品城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形似”的初始条件 |
| (一) 地理条件、资源条件的“形似” |
| (二) 经商传统的“形似” |
| (三) 初始制度条件的“形似” |
| 二、“形似”中的“神异” |
| 三、“神异”中的文化因素 |
| (一) 永嘉与义乌两地的经商传统在地区分布状态上存在差异 |
| (二) 桥头和稠城这两个“增长点”在所处的地理位置及所具有的政治地位上存在差异 |
| (三) 桥头商人与义乌商人在历史成因、发展选择上存在差异 |
| 四、文化:作为一种解释性变量 |
（9）劳动分工与市场起源 ——以义乌小商品市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选题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框架 |
| 2 文献综述 |
| 2.1. 专业市场的研究 |
| 2.1.1. 专业市场的功能与机制的研究 |
| 2.1.2. 专业市场制度的研究 |
| 2.2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研究 |
| 2.3 市场的性质、起源与形成的研究 |
| 2.4. 评论 |
| 3 义乌"鸡毛换糖"传统与小商品市场 |
| 3.1 "鸡毛换糖"传统 |
| 3.1.1 农业社会中的分工萌芽 |
| 3.1.2 "鸡毛换糖"的专业化经济 |
| 3.2 "鸡毛换糖"与"敲糖帮" |
| 3.2.1 敲糖帮的内部分工 |
| 3.2.2 行商的等级组织与内部分工 |
| 3.3 "鸡毛换糖"、"货郎担"与小商品贸易 |
| 3.3.1 分工组织的强制性解散直接导致了"鸡毛换糖"的萎缩 |
| 3.3.2 "鸡毛换糖"尚能维续 |
| 3.3.3 个体的"货郎担" |
| 3.3.4 小商品贸易复苏 |
| 3.4 "货郎担"转行与小商品市场兴起 |
| 3.4.1 "坐商"与"行商"的分工 |
| 3.4.2 非正式的地下批发市场 |
| 3.4.3 市场正式开放 |
| 3.6 有待研究的问题 |
| 4 传统农业社会中的贸易传统 |
| 4.1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及其基本模型 |
| 4.1.1 "生产者—消费者"体系 |
| 4.1.2 专业化经济是专业化的报酬递增 |
| 4.1.3 分工经济是一种网络效应 |
| 4.2 "鸡毛换糖"的模型 |
| 4.2.1 模型的基本设定 |
| 4.2.2 个人决策及其结构 |
| 4.2.3 结构内的均衡 |
| 4.3 一个内生货币、扩大交换的完全分工模型 |
| 4.3.1 迂回生产与内生货币 |
| 4.3.2 Cz结构的专业化决策及其均衡 |
| 4.4 比较静态分析 |
| 5 中间商、小商品贸易与小商品市场 |
| 5.1 经济系统与"职业中间商"行为 |
| 5.1.1 职业中间商做什么? |
| 5.1.2 职业中间商为什么重要? |
| 5.2 模型 |
| 5.2.1 基本设定 |
| 5.2.2 个人最优角点决策 |
| 5.2.3 分工结构 |
| 5.2.3.1 结构A与结构T的静态比较 |
| 5.2.3.2 结构T与结构R的静态比较 |
| 5.2.3.3 针对固定学习成本的比较静态分析 |
| 5.2.4 对模型的进一步讨论 |
| 5.3 模型的扩展 |
| 5.3.1 加价中间商的内生 |
| 5.3.2 中间商的分工 |
| 5.3.3 贸易的等级结构与市场类型 |
| 5.4 小商品贸易的变迁与小商品市场 |
| 6 小商品分工结构演进的比较研究 |
| 6.1 小商品贸易分工结构的演进 |
| 6.2 交易效率与分工结构演进 |
| 6.2.1 产权保护与交易效率 |
| 6.2.2 交易组织、交易技术与交易效率 |
| 6.3 小商品分工结构演进的结构性 |
| 6.4 贸易传统、劳动分工演进与市场起源的经验验证 |
| 7 结论与研究前瞻 |
| 7.1 结论 |
| 7.1.1 理论逻辑 |
| 7.1.2 模型与分工结构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10）新兴商人群体形成与社会的转型 ——以义乌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问题的提出 |
| 一、社会转型内涵及本文研究对象的确定 |
| 二、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对中国近代商人群体研究状况的概略 |
| 二、对改革开放以来新兴商人群体研究文献的检视 |
| 第二章 个案选择及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研究个案的选择及其简要描述 |
| 第二节 研究空间和价值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理论分析框架及相关概念厘定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本文的论述结构 |
| 第三章 商人群体生成的起始路径与地方经济结构变迁 |
| 第一节 义乌经济的地理历史及其文化特质 |
| 一、义乌经济的地理历史素描 |
| 二、独特的文化传统及其精神气质积淀 |
| 第二节 经济转型与小商品市场的形成和提升 |
| 一、经济转型与传统小农经济的市场化蜕变机缘 |
| 二、农民的韧武器与小商品市场的形成 |
| 第三节 商人群体的形成及地方经济结构的演变 |
| 一、商人群体的形成 |
| 二、地方经济结构的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商人群体与地方治理转型（一）：政府视角 |
| 第一节 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的基本运行逻辑 |
| 一、压力型体制与地方政府的行动空间 |
| 二、地方政府自主性的有条件正当性及其行为逻辑的主要变量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制约与主动建构：地方政府有形之手的“张弛之道” |
| 一、义乌地方政府创新的内在机理分析 |
| 二、义乌地方政府有形之手的“张弛之道”：基本经验阐释 |
| 第三节 治理型政府的雏形显现 |
| 一、治理型政府的滥觞及其一般要素构成 |
| 二、义乌地方政府的行政逻辑嬗变：在试错中逐渐趋向“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商人群体与地方治理转型（二）：地方民主视角 |
| 第一节 转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与商人群体的特殊利益诉求 |
| 一、转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 |
| 二、商人群体的一般特质及我国商人群体的特殊利益诉求 |
| 第二节 商人群体政治参与的现状分析 |
| 一、政治参与动机的类型化分析 |
| 二、政治参与实现路径的多元化 |
| 第三节 商人群体政治参与程度及其绩效评析 |
| 一、商人群体政治参与的实现程度 |
| 二、商人群体政治参与对地方民主发展的绩效厘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商人群体与地方社会秩序重构 |
| 第一节 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与社会权力结构再造 |
| 一、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概况 |
| 二、义乌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再造 |
| 第二节 城市化与地方文化精神的嬗变 |
| 一、区域城市化的脉动 |
| 二、城市化推进下区域文化精神的嬗变 |
| 第三节 民间力量成长与地方社会转型 |
| 一、民间草根力量的生长：基层社会共同体的浮现 |
| 二、正式制度力量的回应：社会治理生态的柔韧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和讨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
| 第一节 结语：基本经验 |
| 第二节 进一步的讨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一：访谈对象简况表 |
| 附录二：义乌民营企业家（商人）访谈及问卷调查（纲要） |
| 附录三：作者在读期间的科研工作 |
| 致谢 |
四、从“鸡毛换糖”到中国小商品城——论文化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义乌市外籍商人的居住模式及其变迁研究[D]. 施雅.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2]高职院校县域办学模式与机制研究 ——“三螺旋”与“推拉”理论整合的视角[D]. 姚奇富. 厦门大学, 2019
- [3]城镇户外标语的生态研究 ——以杭州、金华、义乌、横店为例[D]. 刘雪玲.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2)
- [4]论新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中的反行为 ——以浙江省义乌市和温州市的商人群体为中心[D]. 赵雅琦.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9(09)
- [5]电子商务市场业态演进中企业家才能要素培育、配置与升级——以浙江义乌商圈为例[J]. 王东辉. 商业经济研究, 2016(02)
- [6]行政分权、县际竞争与跨区域治理 ——以浙江平阳与苍南县为例[D]. 杨逢银. 浙江大学, 2015(10)
- [7]制度约束、变革及县政重构 ——以浙江省义乌市为例[D]. 王利月. 浙江大学, 2013(12)
- [8]试论地方文化在地方市场创新中的作用——以桥头纽扣城与义乌小商品城为例[J]. 张帆. 浙江学刊, 2011(03)
- [9]劳动分工与市场起源 ——以义乌小商品市场为例[D]. 白小虎. 浙江大学, 2011(08)
- [10]新兴商人群体形成与社会的转型 ——以义乌为例[D]. 董明. 上海大学, 20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