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蔡元培——巴黎豆腐店老板（论文文献综述）
徐觉哉[1]（2021）在《永恒的丰碑——寻找中共在上海的红色基因》文中指出上海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有着丰厚的红色基因。本文在实地考察和文献考证的基础上,寻找了上海60多处在中共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革命遗址和旧址,用文字和图片记录了文物建筑背后饱经风霜的遗存,以唤起那些不该被时代忘却的记忆。而继续挖掘和寻踪大批彪炳史册的革命纪念地,是为了让每一位寻踪者在那里接受红色基因的接力和传承!
马春霞[2]（2021）在《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国的通俗教育是以通俗直观的方式向普通民众授以浅显易懂的常识,以增进民众国家观念、国民意识、科学常识以及革新社会习俗的社会教育活动。通俗教育肇始于清末,兴盛于民初,衰弱于20世纪20年代。它是近代中国政府及知识界在内忧外患环境下探讨教育救国之策的产物。与此同时,在建设近代国家的语境下,通俗教育致力于将过往被排除在教育体系外的底层民众形塑为国家的合格国民,描绘出近代中国大众教育肇始阶段的图景。近代江苏地区的有识之士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历时较久、影响深远的通俗教育实践活动。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经历了兴起、发展与式微的历程。在这一变迁过程中,通俗教育在行政建制、实践运作等方面渐成体系。通俗教育的行政建制从无到有、从散乱到系统,为通俗教育在地方的顺利实施奠定行政管理的基础。通俗教育实践从清末的阅报、讲报、识字、宣讲等方式,逐渐拓展到民国时期形成覆盖讲演、展览、识字、谋生技能传授等切合民众实际需求的综合立体的教育网络。通俗教育实践主体也从清末地方人士的“单打独奏”到民国设立各类社会团体并建立专门的通俗教育场馆的拓展模式。尽管通俗教育缘于种种原因最终为民众教育所取代,然而其开展社会教育的思路与途径对后续民众教育发展不无启示与镜鉴作用。通俗教育团体的擘画与导航影响了民国时期江苏通俗教育的发展方向与内容。由着名通俗教育家伍达牵头创立的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通过广泛募集会员、召开会议、发行会刊等途径传播通俗教育理念,借助会刊向各地征集有关通俗教育发展基本问题的建议,引导各界深入探讨实施通俗教育的路径,普及通俗教育。尽管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存续时间不长,然而其对于通俗教育的开创之功不容忽视。江苏省教育会将通俗教育提案上达于政府,并将通俗教育实践下播于民间,在民国十数年间引领了江苏通俗教育潮流。江苏省教育会下设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在连续六届常年大会议案多围绕通俗教育在地方的实际问题展开,使这些问题加以讨论,甚至获得解决,促进了通俗教育在基层社会的发展。通俗教育团体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活动推动了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深入有序的开展,也使形塑国民的理念进一步广泛传播。江苏通俗报刊在传播国家观念、卫生常识等方面以及在谋求自身发展的调适过程中参与了对国民的观念塑造。为了培养现代国民的观念,通俗报刊运用大量篇幅引导民众认识“欲爱身家,先爱国家”的道理,灌输从日常生活中做“爱国的实事”——“尽本分”。当然,为了吸引读者,维持报业生存,通俗报刊亦夹杂以轻松、休闲、娱乐的内容。宏大的国家主题在通俗、休闲的内容配置中,得以稀释,散落在各版块的编排中,既展现了通俗报刊塑造国民的隐衷,亦满足了民众的娱乐需求,巩固了报刊的读者。通俗报刊对卫生常识的传播,彰显了通俗报刊在向国民传播卫生观念过程中所作的努力及其影响。在通俗报刊的阐释下,民众与国家的距离被拉近,民众的个人健康等同于国家机体的健康,民众与国家被建构起唇齿相依的联系。江苏地区的学校式通俗教育藉由课本较为系统地启蒙民众。清末,江苏政府及民间人士通过设立简易识字学塾,开始了培养宪政国民的尝试。民初,以董景安为代表的知识界藉由“六百字编”通俗教育丛书、开办通俗教育学校,向“陇畔耕夫”、“市廛手民”普及国民常识。民间团体还创办了能让民众获得一技之长的通俗夜校,引导民众在提升谋生能力的基础上增长常识,增进政治觉悟,承担国民义务。江苏地区的学校式通俗教育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政府及知识界对通俗教育认识的逐渐深入,凸显了国民常识普及的民众取向,更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通俗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馆是在采择日本经验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式国民启蒙场馆。通俗教育馆通过选址文庙消弭了传统精英文化空间与大众文化空间的隔阂,体现了通俗教育的本旨。通俗教育馆的馆内常识演示及巡回讲演活动使民众在“耳闻馆之声”的过程中接受国民常识普及。通俗教育馆的展览引导民众在“目睹馆之物”的过程中获得常识。江苏地区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创办通俗教育馆的尝试,在启蒙定位、设馆建制方面对其他地区多有影响,亦对其后民众教育馆的建立颇有启示。不过,经济、人事、观念方面的困境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通俗教育馆教化功能的发挥。近代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界人士,在形塑国民的时代主题下,结合地方情势开展了有针对性的通俗教育实践。它以民间力量为先导,在官方的政策支持下,秉持底层视角,借助大量的通俗教育媒介,着力于培养具有国家观念、国民意识及现代常识的国民。通俗教育将普及国家观念、国民意识、科学常识等作为国民塑造与知识启蒙的切入点,将下层民众纳入近代国家共同体中,赋予其政治属性,开启了普及国民教育的历程。在建构近代国家的大背景下,通俗教育体现出鲜明的工具性,在形塑国民的同时亦凸显了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性,加速了民众时代的来临。
丁丁[3]（2021）在《王一亭与20世纪初期海派艺术生态研究》文中指出艺术生态系统主要由“生境”、艺术生产者、艺术消费者和艺术分解者组成,和自然生态系统一样,艺术生态系统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分类单元,而是功能单元,是一个能量互给的循环系统。艺术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在某种具有稳态的“生境”之中进行着无休止的发展变异过程——生产、消费、分解、接触、碰撞、融合、发酵以及再生产活动。本文将海派艺术家王一亭置于这一结构和运行机制之中,以期考察他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作为艺术生产者,王一亭依靠“母体效应”所携带的艺术生产基因,顺利从一名“寄生种”成长为“优势种”,从“外来种”发展为“建群种”;作为艺术消费者,他能在消费优势种艺术产品的基础上转化为自身的生产养分;作为艺术分解者,他不仅能实现自我分解,也能为其他艺术生物体提供分解养分。除此之外,王一亭还活跃于海派艺术生态“边缘效应”之中。“边缘效应”是不同生态体或群落之间所产生的交叉区域,活动于其间的生物体被称之为“边缘种”。在此结构中,王一亭发挥着“中介者、开辟者、实践者和创新者”的功能。他穿梭于各种“边缘效应带”之间,汲取多元养分,属于典型的“边缘种”。在海派艺术生态系统运行机制中,艺术生产群体和艺术分解群体往往以“画会”的形式聚拢在一起,在这一生态体中,评价、广告、定价及售卖机制等都以“垄断”的形式生成,生产机制带有商业化、商标化、量产化的特点。王一亭利用这一机制,有意“隐藏”工商业大亨的身份,以鬻画者的身份融入海派艺术生态之中,并利用人脉、媒体、展览、赞助、话语权等典型的“海派”生产方式,逐步从经济生态中的优势种跻身至艺术生态优势种的行列。尽管王一亭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海派艺术生态当中拥有极其宽广的生态位,但在后世的艺术史书写中,王一亭的生态位与其生存的时代并不成比例,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王一亭艺术本体的问题。首先,王一亭在诗词、书法等“文人画”要素上的生产能力明显不如其他优势种。从其现存诗题而言,不论质量还是数量,创造性并不高。其次,王一亭稔熟于海派艺术生态的运行机制,也借此机制使自己成长为优势种之一,但艺术产品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海派艺术弊端,如应酬化、规模化、商品化、量产化等。在此机制之下,王一亭的艺术产品存在大众化、程式化、自我重复、用笔潦草、应付等“后海派”弊端,最终被当代艺术分解者打上“质粗而文不细”的标签。
高爽[4]（2020）在《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文中指出作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较为敏感的一类人,外在一切经过他们情感思维的内化展现出来,研究作家心态能探求历史投射给人的精神轨迹。现代作家沈从文集多种矛盾于一身,他的潜在情感与现实行为、文学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诸多不平衡,导致他一生在不断遭遇和克服危机中挣扎,心灵产生出“丰富的痛苦”。但是学界从心理学、精神科学层面来研究沈从文,一直相对薄弱,显着成果集中在文化、美学、历史社会等领域,有关他心态方面的研究比较零散尚不成体系。鉴于此,本论文将沈从文的创作心态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从整体上予以审视。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载体,能真实反映他们的内心世界,也能打开时代灵魂,因此本论文采取的研究思路是,从沈从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反观其创作心态,力图深入到他心灵世界的潜在层面,探寻他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冲突,思考在动荡的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知识者如何坚守个体人格和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也反思以往研究中形成的某些定论。论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运用传记批评法、心理分析法和社会历史批评法,对沈从文的创作心态进行综合分析。艺术植根于且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人有了需要,会转化成相应的动机与欲望,并采取满足它们的行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划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它们之间的递进关系是相对的,因为现实中,人同时存在多种需要,只是在不同时期,某种需要能最先支配人的行为成为“优势需要”。人的较低一级需要得到一定满足之后,较高一级需要就会出现,已经满足的需要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潜能方式处于维持状态,如果环境改变或遭受挫折,还会再次出现。沈从文一生面临多种需要,它们同时、持久存在着,又随内外因变化组成了一个相对优势层次,且同一种需要在他人生不同阶段表现各异。基于沈从文的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需要,本论文在作品“内容”上选取从恋爱、身份认同、文学理想三个方面来考察他的创作心态,既具共性又有个性;“形式”上的抽象、疯癫、综合书写分别与之相对应,又呈现出各自独立的特征;最后从“内容与形式”探讨他弃笔转业前后的心态。第一章论述沈从文作为“恋爱作家”的隐衷。情感归属和爱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沈从文也曾言“两性关系”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动力,有关两性关系的探讨,贯穿了他的文学生涯,不同时期的恋爱创作反映出他对女性、人生、文明等的不同心态。早期小说中的“性苦闷”与生活困顿尤其是经济压迫带来的自卑心理密切相关;其中也触及到了“性的道德”问题,男性自认为对女性的救赎、情欲与理性/道德之间的冲突是最突出的两个方面,他对此所持的暖昧态度中含有自我辩解的成分。沈从文还以“性本能”需求为基点表达了对文明的不满,他赞扬了四狗、五明、柏子等乡下人身上自由野蛮的原始情欲,虽也揭示出它自身的毁灭性,但他更不满文明的性道德作成的“伪善”。文明的性约束有时造成城里人肉体满足被剥夺与精神上失望,导致本能的负面性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更大作用。事实上,沈从文是借对文明的不满,将原本在城市受到的挫折升华成了一种异域文化自信,反映出一种夸张的心理态势。而40年代的爱欲抒写《看虹摘星录》,是他不能平衡婚后现实与爱情想象的结果,从小说与现实中的两位“女性吉诃德”身上,可以看出他在婚姻情感上的苦闷。第二章分析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爱的需要虽有受挫,但部分得以满足之后,沈从文的自尊需要,开始占据优势,对于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寻求生存的他来说,自尊需要具体表现为希望自我能够在城市中获取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追求智慧、怀揣理想的乡土文学青年,沈从文向往渴慕代表知识、教育、文化的城市,于是决然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当他历经挫折终于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后,却又在情感上选择后退,反复声称自己是个“乡下人”。这背后是他自卑与自高相互纠缠的心理在起作用,“乡下人”立场是他的生存和叙事策略,它在城乡对立、苗汉对立两个层面上都存在裂隙。都市经验带给沈从文创伤的同时也赋予他理性,创伤让他用“乡下人”的眼光打量城里人时,看出了都市的堕落;理性使他用启蒙者的态度审视湘西时,意识到了它的悲剧性,他对两种环境都生出疏离感,身份认同存在危机。“不肯回去”让他游离在城市边缘,“无从回去”又使他徘徊在湘西边缘,他在两个世界中都被看作“外来者”,成了一个“非城非乡”、“半城半乡”的“边缘人”,这“中间的悲哀”伴随了他一生。第三章探讨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身份认同的窘迫困扰着沈从文,但他潜意识中倾向“城里人”和“启蒙者”角色,30年代之后,随着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他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变得强烈,他想要通过文学理想实现自我和社会价值。本章所言第一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日常经验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它建立在个人所追求的目的或目标之上。在个人层面上,沈从文积极寻求自我的文学史价值,30年代初期,他从诗歌批评中肯定了自己作品的意义,由小说批评中找到了在文坛上的定位;中期,《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是他为争取文学史地位采取的主动行为。第二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文学为表现社会和民族的人生而作。沈从文走的也是“文学救国”之路,以湘西现实和神话传说为题材的浪漫主义小说中,蕴含着他的“尚力”意识,体现了他主张通过激发民众的意志和生命力实现民族改造的理想,这也是他与“战国策派”成员在文化核心理念上的重要契合点。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相通,因从小看过无数杀戮,他厌恶政治反对强权,把文学当作改造国家的“武器”,推进人类和平的唯一“工具”,提倡“专家治国”,极力排斥政治干涉文学、文学从属政治,主张以文学鼓励、辅助政治向前,他认为文学思想的效力至少和政治有益行为的目的平列,甚至还会超越后者。但沈从文参与历史的方式没有被理解和接受,建国后,他也意识到,以文学改造民族、社会的理想只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第四章探析沈从文的书写形式和心态之间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密切相关,沈从文的抽象、疯癫和综合书写是“已成为形式的内容”,与他的爱欲纠葛、身份窘迫和文学理想相连。30年代末情感生活的纠葛、战争带给中国人的消极性、文与人不被理解等,都促使他重新思考新的表现形式,并为追求的抽象书写迷惑而转向虚无。在《看虹摘星录》中,他将爱欲从变化不定的日常中抽离出来,以抽象形式使之固定下来成为永恒,在一种看似隐晦的暖昧状态下倾诉着被压抑的苦闷,也用新试验抗拒和超越现存关系,试图打破占主导地位的常规意识和日常经验。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也和他身上的“疯狂的因子”有关,他多次提及自己在别人眼里常被看作是“神经病”,在他的文学观念里,世界上最高的记录由“发狂”的人造成,他还用写作经验谈到头脑接近疯狂的情况下文字才会有生命,这样的看法类似“疯癫与文明”的关系。沈从文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疯癫体验,疯癫书写融入了他的人生体验,也反映出他在认识自我时的迷乱心态。综合书写,是沈从文抗战之后在文体形式上持续进行的尝试和突破,体现了他尝试“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创造出新“现代小说一格”的文学理想。但内外多种矛盾致使《长河》、《芸庐纪事》、《雪晴》等综合书写的产物都呈现出“未完成”状态,揭示出他对形式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困惑。第五章剖析沈从文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30年代之后,爱欲苦闷、理想失落、文体形式失败等困扰着沈从文,最终导致他陷入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中。昆明时期,面对民族忧患、人事关系纠葛、情感烦闷,创作上的表达焦虑,沈从文变得愈加孤独、沉默,在时代大力和个人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不知向谁呼喊”的痛苦压抑之声。1946年夏末复员回到北平后,他试图走出苦闷重新振作起来,发表的论时政杂文增多,表现出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和担当,并继续实践着文学理想。1946年10月,发表了自辩性长文《从现实学习》后,他开始不断受到来自民盟、左翼、无党派等人士的批判,再次陷入压抑之中。1948年左翼文学界的领导人认识到在社会转折的关键时期,应当坚持文学配合、服从政治的原则,沈从文被列入坚决予以打击并彻底消灭的“反动”作家一列。因摆脱不掉恐惧权力而产生的“迫害感”,1949年初沈从文的精神状况急遽变坏,3月28日他选择了自杀,自杀被救成为他新生的起点。40年代之后,沈从文一直为表达焦虑所困,找不到合适形式书写见闻感受,在他看来研究文物和文学创作是相通的,在文物研究中他重新找到了延续生命抒情的方式,坚守了精神上的创造性,弃笔转业是他做出的“健康的选择”并非“消极的退隐”。从对沈从文创作心态的分析可知,他在面对情爱、自我、理想、书写形式探索时都有矛盾,徘徊于情欲和道德、文明和蛮力、神性和世俗、“乡下人”和城里人、审美和功利等之间,精神结构呈现出抽象与具体、无限与有限、绝对与相对、自由与必然等复杂性。他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转折之中寻找平衡,但性情人格上固有的特征使他无法实现对自我和世界的整合认同,从而在绝对孤独中体验着异己性,生命内在的紧张和狂热一度将他导向死亡。他“在”却“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位于交叉点、处在临界状态又使他超越了它们,这正是他精神上的独特性。沈从文终其一生都努力将生命力转化为精神上的创造积极性,坚守以自由精神为灵魂要义的个体人格,在创造生命自身和生存价值中产生的心灵冲突、挣扎、痛苦,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精神资源。本论文从沈从文的创作心态出发,纵观其一生心路历程,是作家个人心态史的研究,也是从心态文学史的角度做出的个例尝试。
车志远[5]（2020）在《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文中提出“中国工人”是一个复数概念,其本身包含着中国经济社会构建与转型的特定指向:一类是东南沿海等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产生的“新工人”,一类是作为“共和国长子”的老工业基地转型下的“老工人”。20世纪90年代,几千万的国企“老工人”下岗和数以亿计的“新工人”进城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他们始终都内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多年来,文学研究者们往往用“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农民工文学”等词语来命名“新工人”题材的文学创作,但这种称谓却失去了与“老工人”对照中应有的历史意识,消解了为“新工人”争取劳工权益、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待遇等方面的文化政治意味。如何通过文学实践来表现“新工人”的真实诉求、建构新型的社会文化、想象一个更加平等与公平的未来是本文的切入点和主题。无论是老工人,还是新工人,他们都始终内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以一种历史意识来追溯梳理“新工人”的“前生今世”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更有“方法论”意义。一方面要从“启蒙话语”“革命话语”“底层话语”三个视角来发现这一群体是如何纳入“政治规划”与“文学想象”的,另一方面,更要看到这些复杂的形象是如何被呈现的。如果我们要从整体上观察新世纪文学,那么,曹征路《那儿》的发表及其讨论所带来的知识界和整个社会关注对象的转变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标志性事件。从《那儿》到《问苍茫》勾连出“底层话语”与“左翼话语”,并以反思“纯文学”,恢复了“文学”与“现实”的关联,文学由“怎么写”转变为“写什么”与“为谁写”和“谁来写”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新世纪“新工人”书写逐渐成为一个重要写作趋向。在《那儿》之后,讲述“新工人”已经由“应不应该讲述”向“如何讲述新工人”转向。在讲述方式上,以人道主义情怀和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现实主义重新介入转型期社会语境之中,现实主义成为讲述“新工人”的重要方式;在讲述主体上,一方面是从“代言者”以观看“他人”之痛方式聚焦“新工人”,另一方面文学创作主体不断下移,“新工人”也开始表达自身;在讲述空间上,讲述“新工人”离不开城乡关系书写,城与乡不仅是作为有关“新工人”空间想象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另外本论文选取了“新工人”诗歌、“新工人”非虚构写作以及“新工人”影像表达作为切入点,来进一步探求其艺术形式的意义、局限及可能性,以期为新世纪文学增添新的文化想象与表现形式,最后我们既要能看到其意义和价值,也要看到其限度和可能,以期“新工人”书写能够为新世纪文学提供一个新的思考的基点。“新工人”书写不只是特定群体的文学形态,而是一种更具代表性的、回应现代危机的文学表达。对“新工人”的建构与想象既是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有关“人的可能性问题”。在搜集整理分析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本文结合社会历史现状探索使用了文化研究等方法,并在行文中有所归纳。
杜珊珊[6]（2020）在《中国纪录片40年表情变迁研究（1979-2019）》文中提出“表情”是情绪主观体验的外部表现形式,是大众感情最直观的传达方式。表情传达出的可以是“酸甜苦辣”,也可以是“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影像作为当今社会时代的映照,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个以速度和遗忘作为标记的现代社会里,纪录片以其与社会建构的互动关系,成为了大众表情和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从影像表情与记忆的时代关系进行中国纪录片研究,不仅是一个新视角,且更具有以表情的变迁弥合过去并链接未来的意义。表情变迁与纪实影像,两者在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历程中是紧密缠绕不可分割的,纪录片影像的进步最大限度地将公众表情展现在银幕之上,从传统表情、僵化表情到生动表情、国家表情,其变化过程中主流的话语被逐渐改写。受90年代人文思潮、纪实思潮的影响,纪录片中呈现的表情越来越丰富。在这些银幕表情的变化外壳下,包裹着的是社会环境的变化,影视技术的发展以及文化策略的多样性。同时,也正是因为社会的宽容、技术的发展、文化的多元,中国相册越来越自然越来越丰富。中国纪录片中的表情变迁,可以从不同时代呈现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变化,美学倾向及影像个体差异等层面体现出来。本文主要梳理了1979-2019年40年间的纪录片发展历程,以“表情”作为切入点,从三方面对中国纪录片所展现的影像变迁作一分析:纪录影像变化的背景、纪录影像中的表情所呈现出的变迁历程以及纪录片呈现表情变迁的审美意义。此三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其一,纪录影像的表情承载记忆,其建构性取决于影像生产过程中拍摄者与拍摄对象的介入和交互影响,影像作为一种媒介,拍摄对象随着媒介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变化,观者在观看影像时与自我的经验结合而被激发的思考,三者共同构成纪录影像表情变迁的最终状态;其二、纪录片中建构起关于以非常态的外化的“公开表情”和个性化个人化的“私密表情”共同组成的社会表情图景,并以此勾勒出时代的表情变迁;其三、就纪录片现阶段的美学倾向而言,强烈的社会性及历史性的特征经常会压过纪录片本身作为一种影像艺术的属性。由此,对纪录片中不同时代经典案例的表达要素如声音、色彩等的美学分析,从纪录片美学的角度来说,这些表达路径的认知和探索,更可视为纪录片美学范式探索的一部分。因此从记忆的角度,以中国纪录片发展历程为经,以纪录片影像与公众表情、现实形象之间的互动为纬,探究中国纪录片中集体到个体形象呈现的“表情”变迁,不仅是一个新的视角,更能具体的看到在这样互动关系下不断改变的过程中,从而找寻纪录片表情背后的生成机制,近而以更为宽阔的视角探究如何把表情丰富性表达出来,如何用国际传播来打开维度,以期许纪录片更好的未来,同时也意味着纪录片所承载的社会记忆可能有更大的覆盖面与影响力。纪录影像呈现公众的表情变化并以此留存记忆。对当下快速变化着的中国社会来说,纪录片以其真实的本质呈现社会的真诚与勇气为历史留下了可资殷鉴的记忆档案,并以此突显纪录影像内在的独特价值。
陈斌[7]（2019）在《俞秀松革命生涯和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曾在党、团的创建、中共早期工人运动、国共第一次合作以及新疆民族统战工作中做出很多贡献。他的革命生涯中有诸多闪光的思想,他是中共党史、团史、中国革命史以及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人物。俞秀松的革命事迹长期被遮蔽,其诸多思想也未能展现应有的光芒。论文在收集、整理和分析俞秀松生平档案资料基础上,以其革命事迹的评述以及思想的研究为重点,从以下六个方面,较为系统、全面地叙述其革命生涯经历及主要思想。俞秀松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和独特的个人因素。论文在重新梳理俞秀松研究中未被重视的资料基础上,通过考察俞秀松成长的家庭环境、社会背景以及早年求学经历,详细叙述其政治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俞秀松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过程中积极工作,参加了诸多革命活动。尤其是他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时,与非共产党组织的坚决斗争,确保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中的唯一合法地位,对党的创建具有特殊意义。论文在收集俞秀松党、团创建中的新资料的基础上,参考前苏联解密档案资料,进一步充实了俞秀松在建党初期至留苏之前的革命经历。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的先行者。他在开展工运的实践中总结出了“施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是动员工人的前提”以及工人运动应建立在“工人自由结合”的基础之上的工运思想。论文在描述俞秀松参加中共早期工人运动背景的基础上,阐述俞秀松参与工人运动的实践及思想,进一步丰富对俞秀松参加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研究。俞秀松在苏联留学期间的经历一直是研究的难点。论文在收集、整理前苏联解密档案的基础上,尝试叙述俞秀松在苏联求学期间与王明等“宗派”集团做斗争的历史过程,将俞秀松“蒙冤”始末尽可能的呈现出来。论文认为俞秀松在苏联的“蒙冤”经历是造成其死亡的重要原因。俞秀松是较早在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统战工作的中共党员之一。俞秀松在新疆开展统战工作期间,坚持“以民族为形式,以马列为内容”的方针,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建设新疆”为目标,以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为组织平台,以解决“民族问题”为重点,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思想。同时,他倡导的注重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改善少数民族经济生活、保障少数民族政治权利和信仰自由等思想对于目前党开展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仍具有借鉴意义。一直以来,关于俞秀松的死因众说纷纭。论文基于俞秀松在新疆的活动资料,结合其在苏联“蒙冤”经历和新疆复杂的政治形势,重点对俞秀松的死亡原因进行分析,认为俞秀松死亡的直接原因在于盛世才与苏联的政治斗争,根本原因在于王明等人的长期诬陷,而苏联克伯格特工王立祥则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李隽[8]（2018）在《中国早期电影与中国审美现代性研究：1896-1937》文中认为早期电影尾随第二次工业革命而来,大约于19世纪90年代起源于欧洲,随后不久在中国出现,并作为一种新的媒介进入了中国的大众娱乐谱系。早期电影既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开辟了一个新的维度,又为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提供了必要的传播媒介,从而成为中国审美现代性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基于此,本文试图以早期电影为切入点,将之置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及现代都市文化的背景中,从现代性的视域下审视中国早期电影是如何在时代风云的激荡中,在社会情景的剧变中,呈现出美学精神的现代转型。由于电影的意义并不仅仅在电影本身,因此本文将不拘囿于电影文本内部的探讨,文本生成的历史语境、生产机制等外部因素也将纳入我们的研究范畴。本文认为,早期电影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可供繁复解读的文本,但对它的充分理解必须建立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必须立足于20世纪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语境中。这将是本文的逻辑起点。本文分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正文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我们先从“空间维度”着手,在电影与城市的互动关系中建立观察、分析、研究中国早期电影的视角,探讨早期电影是如何作为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表征,折射出文化现代性转型的一个侧面。第二章,我们将探析20世纪早期社会的语境下,处于电影观看过程中的主客体复杂的互动机制,以及中国人是如何在这种复杂的机制中自我更新,最终完成了现代中国族群以及作为个体的“现代人”的主体自觉。20世纪早期电影女星们,尤其是她们妙曼的身体也是银屏内外最受关注的对象之一。她们的身体经历了怎样的转变?在转变过程中获得了什么样的解放,又遭遇了什么样的禁锢?她们的身体是如何参与民族国家话语的?在参与过程中,她们的个人意志是如何与民族国家的宏大话语进行“协商”的?以上问题也将纳入本章的探索范畴。第三章,我们将考察早期电影里“声音”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早期电影里“声音”是如何成为构建国家民族概念的符码和工具,并与“白话文”运动、“国片运动”形成合力,使中国发出现代性之声的?早期电影歌曲既有“软性歌曲”这样的靡靡之音又有“左翼歌曲”那样的铿锵之声。这样的区分有何缘由与基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与后果?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失声”的女性因为电影获得了更多“发声”的机会,她们能否从银屏内外的男性和封建伦理的规训下挣脱出来,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这些都是本章要探讨的直接目标。第四章,我们将通过早期电影聚焦审美精神的现代转向。无论是政治经济体制还是经济生产方式、科学文化思想,在20世纪早期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剧变。在“师夷之长技”和“西学东渐”的浪潮之下,中国踏上了艰难而执着地现代性探索之路。从西方舶来的、于19世纪末期进入中国的电影是这一历程的见证者。必须指出的是,现代审美精神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它以“新”为精髓,始终保持着与时俱进的活力。因此,我们试图立足于具体的历史语境,通过对早期电影的发展历程的分析研究,更好地理解中国审美精神转型的演变轨迹和历史特征。通过以上梳理分析,我们发现作为在近代工业文明和都市文化浸淫下诞生的全新的通俗娱乐样式和消费样式,早期电影与现代性有着天然的联系。它传递新的社会观念、表达新的审美体验、引领新的审美潮流。早期电影所承载的审美现代性追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要求的不同而不同。总体来说,在宏观层面始终符合“美的规律”的一维性方向,在微观层面则充分体现了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复杂事实,大致经历了从20年代侧重“人的解放”的维度到30年代逐渐向“民族独立”这个维度滑动的逻辑转折。这也给了我们如何在当代继续推动审美现代性持续发展以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美的规律”为最高标准,坚持审美文化的先进方向,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推动人的不断完善。
郭川[9]（2017）在《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文中提出“公教人员”是对政府公务员和学校教职员的统称,在民国社会,公教人员是一个精英阶层,公务员是政府的执政基础,保证政府的正常运作;教职员则是政府的“智库”,为政府提供智力支持。公教人员又是一个中间阶层,是政府和民众的联接纽带,在思想领域起着控制、教化和引领“民心”的作用。因此,公教人员对于现代社会的政治、文化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公教人员,内迁比例非常之高,不论从自身阶层来看,还是从整个内迁移民来看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是政府和国民抗战到底的精神支柱,公教人员的心态变化和由此引发的群体行为,对于战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以及该阶层的历史进程,都是不容忽视的。抗日战争使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被卷入了一场现代化战争。整个战争期间,除了军事压力是迫在眉睫的威胁之外,国民政府坚持长期抗战面临的最大问题即是财政问题,面对内忧外患,国民政府由于生产能力和自救能力的不足,只能以滥发纸币的方式来饮鸩止渴,由此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恶性通货膨胀,进而引发物价不可遏制的飞涨,最终导致国民生活陷入困境,这既是一种连锁反应,也是一种恶性循环。在通货膨胀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公教人员阶层,由于恪守传统“士人”“谋道不谋食”的生活准则,这一阶层往往缺乏自我谋生能力,战争的暴发又剥夺了他们额外的经济来源,因此,在抗战时期,公教人员只能完全依赖政府薪金生活。在大后方的特定历史时空中,随着物价飞涨的愈演愈烈,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真正沦入了“十儒九丐”的地步。更重要的是,随着公教人员经济地位的滑落,自身尚且难保,更遑论成为民众的精神领袖。战时社会“士农工商”传统秩序的本末倒置,公教人员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同时滑落,使马斯洛所说人的“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五种基本需要无一得到满足。这无疑击穿公教人员作为现代“士人”能够安贫乐道的底线,进而由物质的“不够”产生精神的“不平”,公教人员的群体心态也经历了对国民政府由拥护到离心,直至对立的嬗变。大后方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过渡期（1937-1939）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最为富庶的沿海地区迅速沦陷,使国民政府的收入骤减,所幸的是,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影响物价的最主要因素是粮食而非工业品,1937年、1938年,大后方连续两年粮食丰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物价的上涨。对于初到大后方的公教人员来说,还有着法币对地方货币的兑换优势以及中央人对地方人的心理优势,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普遍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道义感所裹挟,也为“抗日救亡”的民族情绪所激励,这时公教人员普遍呈现“亢奋心态”,在行动上则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随着日军攻势的加强,大后方与华东各省、印度支那的联系被切断,同时大批难民涌入大后方,使外援减少而内耗加大。此时的公教人员,生活水准下降,战局的不利,也使公教人员开始认识到战争的持续性和艰巨性,前期的亢奋心态开始冷却,代之以“沮丧心态”,在行动上则表现为开始消极怠工。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公教人员心态基本上处于由“亢奋”——“沮丧”的“过渡期”。二、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量变期（1940-1941）1940年,宜昌的陷落,使大后方运输的咽喉——长江航道被扼制,继之滇湎、滇越公路中断,大后方的物资匮乏情况进一步加剧,使该年成为中国通货膨胀的拐点,面对突如其来、势头汹涌的物价上涨,公教人员普遍出现“焦虑心态”,在行动上则开始出现要求加薪、“跳槽”等自发性群体行动;1941年,大后方开始出现绝粮,社会也随之发生动荡,公教人员对抗战前途开始感到悲观,普遍出现“迷惘心态”,只能寄希望于战争的提前结束,此期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出现了自觉性的群体行动,开始有组织地逐级上书要求改善待遇。由于此期的物价上涨大都与日军对大后方的“疲劳轰炸”相伴随,大后方物价问题被军事压力暂时掩盖,公教人员的关注焦点得到转移,虽然不满情绪开始萌生,但却在同仇敌忾中自我压抑,总之,这一阶段公教人员心态处于“焦虑”——“迷惘”的“量变期”。三、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转折期（1942-194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孤岛”消失,香港沦陷,大后方的海上走私渠道被彻底堵死,通往苏联的沙漠公路和通往印度的“驼峰航线”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大后方的物资需求,恶性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军将几乎全部的海、空军力量都转投到太平洋战场,再也无力对大后方实施成规模的轰炸,日军陆军的攻击重点也转向抗日民主根据地,大后方暂时得以相安无事。军事压力的减轻,反而使大后方前一时期得到遮蔽的物价问题凸显无遗,国民政府对物价的管控乏力再也难辞其咎。1942年,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推进,公教人员对战争的提前结束已不抱希望,普遍呈现“苦闷心态”,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开始暴发,群体性行动开始升级;1943年,国民政府限价政策的失败,使公教人员的心态由前期的量化积累来到质变转折点,公教人员开始出现对政府执政能力的“置疑心态”,群体性行动也越来越频繁,并且开始直接针对政府的越级上书,基层单位再也无力对此加以掌控。所谓“民无信不立”,至此,蒋介石已经基本上失去了民心。综合起来看,该阶段公教人员的心态处于由量变向质变的“转折期”。四、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质变期（1944-1945）1944年,大后方在工业生产能力下降的同时,粮食却获得丰收,大后方物价曾一度回落,但此时公教人员已不堪重负,普遍表现出一种“苦撑心态”,豫湘桂战役的惨败,彻底显露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终于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开始公开发表不满言论,甚至并公开对政府进行抨击;1945年,随着日军进攻的恢复,大后方物价又开始疯涨,与盟国的凯歌高奏对照悬殊的社会现实,使公教人员普遍呈现出“绝望心态”,突如其来的抗战胜利在他们眼中也不过是“惨胜”而已,胜利的短暂狂欢难掩对政府、前途的绝望,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出现了对政府的群体性叛逆,满腹牢骚已经转化为要求政府改革乃至革命的要求,总体而言,无论是“苦撑”还是“绝望”,都已发生质变,这一阶段的公教人员心态可以用“质变期”来概括。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导致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导致了精英阶层与政府的疏离。经过八年抗战,公教人员的左翼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右翼则感到心灰意冷,甚至对政府产生“恨铁不成钢”的抱怨,作为大多数的中间派则对政府采取漠然视之的态度。此时的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都是百孔千疮,作为执政基础和思想精英的公教人员,出于绝望而对政府采取置身事外的态度,已然使政府无法正常运作,更何况还日益为政府的对立面所吸引和凝聚。体制内精英阶层的瓦解,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另一方面,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使之成为“脱序人”——即脱离了当时主流社会秩序的人。抗战期间,由于公教人员经济地位的下降,国民普遍对该阶层丧失敬畏之心,进而至于产生蔑视,该阶层的精英地位日益向边缘化滑落。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生活的窘境使之不得不采取有伤体面,以及有违于传统道德规范,甚至铤而走险的谋生手段,这使得公教人员在进行内省时自惭形秽,自我认同的失落使公教人员开始缺乏自信,对自身价值产生怀疑,甚至对一惯坚守的信仰出现动摇;总之,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的双重失落,使公教人员最终由吸附在体制内的精英阶层成为流离于体制外的“脱序人”,这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落”成为势在必然的事。
陈河[10]（2016）在《甲骨时光》文中研究表明角者,吾知其为牛;鬣者,吾知其为马;犬、豖、豺、狼、麋、鹿,吾知其为犬、豖、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韩愈《获麟解》第一章洹河水边的殷墟一从下午起,天色变得阴郁,彤云密布,北风怒号,一副下大雪的样子。杨鸣条坐在四合院东侧客房内望着窗外越来越阴沉的天空,心里开始有点焦急起来。下午四点光景,天变得很黑了,雪气越来越重,有几只乌鸦在光秃秃的杨树上呱呱叫着。杨鸣条听得院子外面的街路上有马车接近的声音,还听到了赶车人勒马的吆喝。须臾,他看见了院门打
二、蔡元培——巴黎豆腐店老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蔡元培——巴黎豆腐店老板（论文提纲范文）
（2）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江苏通俗教育的兴衰 |
| 第一节 清末江苏通俗教育的兴起 |
| 一、通俗教育纳入中央教育管理 |
| 二、通俗教育列入江苏教育设施范畴 |
| 三、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肇始 |
| 第二节 民初通俗教育的建制与发展 |
| 一、中央通俗教育行政机构的创立 |
| 二、江苏通俗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 |
| 三、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发展 |
| 第三节 20世纪20年代江苏通俗教育的衰落 |
| 一、江苏通俗教育的式微 |
| 二、江苏平民教育如火如荼 |
| 三、江苏民众教育统而代之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江苏教育团体的通俗教育实践 |
| 第一节 展“鼓吹之力”的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 |
| 一、伍达与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 |
| 二、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的擘画 |
| 三、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影响 |
| 第二节 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实践运作 |
| 一、研究会“征集意见” |
| 二、各方意见与认识分歧 |
| 三、研究会的“意见之回应” |
| 第三节 江苏省教育会的通俗教育实践 |
| 一、地方通俗教育事务中的角色 |
| 二、具体而微的通俗教育实践 |
| 三、教育会的终结及其影响 |
| 第四节 江苏省教育会附设通俗教育研究会 |
| 一、成立研究会的缘起 |
| 二、研究会的年会决议案 |
| 三、研究会的终结及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江苏通俗报刊与国民的观念塑造 |
| 第一节 江苏通俗报刊、报人与读者 |
| 一、清末江苏地区通俗报刊的兴办 |
| 二、民国江苏地区通俗报刊的分化 |
| 三、近代江苏地区通俗报人及其使命 |
| 四、读者预期及现实分歧 |
| 第二节 江苏通俗报刊与国家观念的培植 |
| 一、“欲爱身家,先爱国家” |
| 二、“爱国的实事”在“尽本分” |
| 三、国家观念与民众阅读习惯 |
| 第三节 “蝇能传疫”:江苏通俗报刊对卫生观念的普及 |
| 一、“蝇头小事”: 清末民众对于苍蝇的认知 |
| 二、“国民公敌”: 民国时期“蝇能传疫”观念的流传 |
| 三、通俗报刊向苍蝇“宣战” |
| 四、对普及“蝇能传疫”观念的评价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江苏学校式通俗教育与国民常识的启蒙 |
| 第一节 清末江苏简易识字学塾与国民常识启蒙 |
| 一、简易识字学塾的创办背景 |
| 二、简易识字学塾的开办及运作 |
| 三、简易识字课本的国民常识书写 |
| 四、简易识字学塾国民常识启蒙成效 |
| 第二节 民初通俗教育学校与国民常识传播 |
| 一、董景安与通俗教育学校的创办 |
| 二、普及国民常识的“奇书” |
| 三、通俗教育学校的发展及其成效 |
| 第三节 江苏通俗夜校与国民常识传授 |
| 一、江苏通俗夜校的创办 |
| 二、江苏通俗夜校的实践 |
| 三、江苏通俗夜校的成效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江苏通俗教育馆与国民常识的普及 |
| 第一节 江苏通俗教育馆的创建与推广 |
| 一、江苏通俗教育馆的筹备及其定位 |
| 二、江苏各级通俗教育馆的成立 |
| 三、昙花一现的通俗教育馆联合会 |
| 第二节 通俗教育馆的讲演与国民常识普及 |
| 一、普及常识的讲演人才筹备 |
| 二、通俗教育馆的馆内常识演示 |
| 三、巡回讲演中的常识普及活动 |
| 四、讲演中的国民常识选取标准 |
| 第三节 通俗教育馆的展览与国民常识普及 |
| 一、展览设置的缘起 |
| 二、展览普及国民常识 |
| 三、展览的娱乐性 |
| 第四节 通俗教育馆的社会影响及其困境 |
| 一、通俗教育馆的社会影响 |
| 二、通俗教育馆面临的困境 |
| 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总体评价 |
| 第一节 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特征 |
| 一、开全国通俗教育风气之先 |
| 二、聚焦底层民众的启蒙之旅 |
| 三、依凭媒介的广泛传播路径 |
| 四、通俗教育实践推进的渐进性 |
| 第二节 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影响 |
| 一、建构民众的国家观念 |
| 二、启蒙民众的国民意识 |
| 三、普及民众的科学常识 |
| 第三节 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局限及原因 |
| 一、通俗教育实践的局限性 |
| 二、影响通俗教育实践成效的因素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3）王一亭与20世纪初期海派艺术生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Content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现状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王一亭与海派艺术生态系统的组分 |
| 第一节 海派艺术生态中“非艺术环境”的变化 |
| 一、海派艺术生态之土壤:近代上海城市生态体系的形成和财富的聚集 |
| 二、上海文化生态的“现代性” |
| 三、王一亭及家族在“非艺术环境”中的应对策略 |
| 第二节 作为艺术生产者的王一亭 |
| 一、王一亭与“母体效应” |
| 二、从“寄生种”到“伴生种” |
| 三、从“伴生种”到“优势种” |
| 第三节 作为艺术消费者的王一亭 |
| 一、王一亭艺术消费中的审美认同 |
| 二、王一亭艺术消费中的审美转型 |
| 第四节 作为艺术分解者的王一亭 |
| 一、王一亭在艺术生态中的自我分解 |
| 二、王一亭与海派分解群体的关系 |
| 小结 |
| 第二章 王一亭与海派艺术群落的“边缘效应” |
| 第一节 “边缘效应”一:传统与现代艺术的过度带 |
| 一、海派艺术生态中传统与现代之“熵” |
| 二、王一亭与艺术市场中的“边缘效应” |
| 三、王一亭与艺术本体中的“边缘效应” |
| 第二节 “边缘效应”二:日本艺术群落的影响 |
| 一、日本艺术分解者和消费者对海派艺术生态的影响 |
| 二、王一亭:海派艺术生态中的“边缘种” |
| 第三节 “边缘效应”之三:王一亭与西方艺术生态 |
| 一、王一亭的“综合艺术”实验——摄影与笔墨的融合 |
| 二、王一亭与中西画法间的“边缘效应” |
| 三、王一亭与油画“民族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王一亭与海派艺术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海派艺术生态的自维性和调节功能 |
| 一、从“通都”到“沪上”:艺术种群的“大迁徙” |
| 二、从“野”到“文”:海派艺术分解群体的自维性 |
| 第二节 海派艺术生态系统运行方式的形成 |
| 一、艺术消费机制的形成 |
| 二、艺术生产者的循环生产 |
| 三、分解群体及分解方式的形成 |
| 第三节 王一亭在海派艺术生态运行机制中的角色 |
| 一、王一亭与海派艺术的消费机制 |
| 二、王一亭与海派艺术的分解机制 |
| 三、王一亭与海派艺术的生产机制 |
| 小结 |
| 第四章 王一亭在海派艺术生态中的生态位 |
| 第一节 王一亭在海派艺术价格体系中的生态位 |
| 一、艺术品价格的生态位属性 |
| 二、王一亭“画润”与生态位 |
| 第二节 王一亭在艺术史中的生态位 |
| 一、中国传统画学史中的生态位 |
| 二、王一亭与《海上墨林》 |
| 三、 “现代”艺术通史中的生态位 |
| 四、王一亭在近现代及海派艺术史中的生态位 |
| 第三节 王一亭艺术史生态位的再厘定 |
| 一、王一亭艺术史生态位的时空维度 |
| 二、王一亭艺术“产品”的生态位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读博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 沈从文研究现状与拓展之可能性 |
|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恋爱作家”的隐衷 |
| 第一节 “性苦闷”与自卑 |
| 第二节 “文明及其不满” |
| 第三节 “女性吉诃德”与“幸福的幻影” |
| 第二章 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 |
| 第一节 “湘西社会的逆子”:向往都市与决然离乡 |
| 第二节 “乡下人”身份的建构与裂隙 |
| 第三节 “边缘人”位于“中间的悲哀” |
| 第三章 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 |
| 第一节 “自明心迹”:追求自我价值 |
| 第二节 “浪漫主义的物力化” |
| 第三节 “最后吉诃德”的文学政治幻念 |
| 第四章 书写形式与心态的游移 |
| 第一节 抽象书写与虚无 |
| 第二节 疯癫书写与迷乱 |
| 第三节 综合书写与困惑 |
| 第五章 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 |
| 第一节 “不知向谁呼喊”的压抑 |
| 第二节 “一切已结束,一切正起始” |
| 第三节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
| 结语 坚守精神创造性与个体人格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新工人”:概念界定、建构与想象 |
| (一)概念的界定:谁是“新工人”? |
| (二)“新工人”文学的建构与想象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
| (一)国内研究状况 |
| (二)国外研究状况 |
| 三、选题依据、写作路线与方法 |
| (一)选题依据 |
| (二)写作路线与方法 |
| 注释 |
| 第一章 历史与现实:“新工人”的“前生今世” |
| 一、有关“新工人”的“发现”与诸种“话语”构建 |
| (一)启蒙话语:“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 |
| (二)革命话语:“左翼文学”与“人民文学” |
| (三)底层话语:“新左翼”文学与“新人民性”文学 |
| 二、现当代文学视野中的“乡下人”进城 |
| (一)现代性危机与“乡下人”进城叙事 |
| (二)“生产性城市”与“招工进城” |
| (三)“现代化想象”与“乡下人”进城叙事 |
| 三、当代文学史中“工人”的书写 |
| (一)英雄的创业者与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叙事 |
| (二)“改革者”遭遇“现实冲击”的工人书写 |
| (三)“无名的底层”与“看不见的主体” |
| 注释 |
| 第二章 发现与转向:《那儿》的讨论与新世纪文学书写新变 |
| 一、现实背景:《那儿》与转型期中国社会 |
| 二、作为“事件”的文学——有关《那儿》讨论以及知识界转变 |
| 三、作为方法的《那儿》:社会转型期文学的位置 |
| 四、从《那儿》到《问苍茫》:阶级想象、新左翼话语实践与反思 |
| 注释 |
| 第三章 表述与再现:我们如何讲述“新工人”? |
| 一、“新工人”书写与作为方法的现实主义 |
| (一)从“落地”到“生根”——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正反合” |
| (二)“主义”之后“新工人”现实书写的“返场” |
| (三)困境与可能:“新工人”书写如何现实主义? |
| 二、从代言到立言:我们如何讲述“新工人”? |
| (一)观看“他者”之痛——代言者如何讲述“新工人” |
| (二)反观自身之维——“新工人”如何表达自身? |
| 三、城乡书写与“新工人”空间想象 |
| (一)城市“他者”的生存苦难 |
| (二)身份认同危机与精神漂泊 |
| (三)另类想象与返乡叙事的可能 |
| 注释 |
| 第四章 形式与类型:“新工人”诗歌、非虚构与影像表达 |
| 一、“新工人诗歌”与新世纪诗学的新趋向 |
| (一)诗歌风景——作为问题与方法的“新工人诗歌” |
| (二)美学原则——“新工人”何以“诗歌”? |
| (三)文化反思——以“我的诗篇”为例 |
| 二、“新工人”非虚构写作的意义与局限 |
| (一)何以“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的意义 |
| (二)何是“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出场与生成 |
| (三)如何“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叙事策略 |
| (四)反思“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局限及新的可能 |
| 三、影像如何表达转型期的“新工人”与“老工人”形象? |
| (一)“静物”与“流动”——厂区“空间”叙事 |
| (二)“间离”与“互文”——工厂经验的“时间”书写 |
| (三)“断裂”与“融合”——如何看待“老工人”与“新工人”? |
| 注释 |
| 结语:反思与重构:“新工人”书写的意义、困境与可能 |
| 一、“新工人”书写的价值与意义 |
| (一)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 |
| (二)理论意义与文学意义 |
| 二、“新工人”书写的困境与可能 |
| (一)题材热与“类型化”写作困境 |
| (二)苦难叙事与“现实感”缺乏 |
| (三)理论建设不足与批评话语窘困 |
| (四)重构一种新的文学——“新工人”文学建构的可能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6）中国纪录片40年表情变迁研究（1979-201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概念及选题范围界定 |
| 1.2.1 表情的概念及界定 |
| 1.2.2 记忆的概念与界定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论文框架结构与研究方法 |
| 2 纪录表情的启程:1979-1990 |
| 2.1 纪录影像缘起:从阴影中走出 |
| 2.1.1 精英文化的复苏 |
| 2.1.2 纪录类型的革新 |
| 2.1.3 纪录影像审美萌发 |
| 2.2 时代表情:合理与重现 |
| 2.2.1 表情在影像中的真实表达 |
| 2.2.2 公开表情的合理 |
| 2.2.3 私密表情的重现 |
| 2.3 经典案例:从文化启蒙到《莫让年华付水流》 |
| 2.3.1 贵在创新 |
| 2.3.2 表情伴随时代 |
| 3文化美学的觉醒:1991-1999 |
| 3.1 纪录影像复苏:浮出水面 |
| 3.1.1 大众文化的崛起 |
| 3.1.2 纪录手段的革新 |
| 3.1.3 纪录影像审美对“真实”的追求 |
| 3.2 时代表情:多元与公开 |
| 3.2.1 影像表情的自我投射 |
| 3.2.2 公开表情的多元 |
| 3.2.3 私密表情的公开 |
| 3.3 经典案例:从《生活空间》到《英和白》 |
| 3.3.1 表现本质 |
| 3.3.2 从影像真实到表情真实 |
| 4 纪实美学与人文主义(2000-2009) |
| 4.1 纪实影像开拓:沉淀与自省 |
| 4.1.1 在文化融合中蓄力 |
| 4.1.2 纪录媒介的发展 |
| 4.1.3 影像表情审美的创新迭出 |
| 4.2 时代表情:丰富与细腻 |
| 4.2.1 表情与记忆的影像链接 |
| 4.2.2 公开表情的丰富 |
| 4.2.3 私密表情的细腻 |
| 4.3 经典案例:纪实美学到人文主义——从《铁西区》到《再说长江》 |
| 4.3.1 写实的影像语言 |
| 4.3.2 书写底层的人文关怀 |
| 5 全民纪录时代:(2010-2019) |
| 5.1 影像表情的融合:多元共生 |
| 5.1.1 在文化多元中迸发 |
| 5.1.2 全媒体时代 |
| 5.1.3 影像审美对“真实”的再探 |
| 5.2 时代表情:开放与兼容 |
| 5.2.1 表情与时代记忆的弥合 |
| 5.2.2 公共表情的开放 |
| 5.2.3 私密表情的兼容 |
| 5.3 经典案例:真实、主观到私纪录——《四个春天》 |
| 5.3.1 纪实风格的杂糅 |
| 5.3.2 诗意生活的流露 |
| 5.3.3 生命与现实的建构 |
| 6 表情变迁的交互审视 |
| 6.1 时代语境生成纪实表情 |
| 6.2 表情弥合时代记忆 |
| 结语:从表情纪录到记录记忆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俞秀松革命生涯和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国外研究文献回顾 |
| 二、国内研究文献回顾 |
| 三、对已有研究文献的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和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 |
| 一、新史料的发现 |
| 二、观点的突破 |
| 第一章 俞秀松早年经历与政治思想转变 |
| 第一节 家世及早年求学经历 |
| 一、家世 |
| 二、早年求学经历 |
| 第二节 早年思想转变历程 |
| 一、小学时期信奉英雄思想 |
| 二、中学时期转向无政府主义 |
| 三、五四运动后转向无政府共产主义 |
| 四、“工读互助”实验失败后抛弃了无政府主义 |
| 五、在寻求“新知”中接受马克思主义 |
| 第二章 俞秀松在建党初期的革命活动 |
| 第一节 参与创建上海党的早期组织 |
| 一、参加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
| 二、与无政府主义组织分裂 |
| 三、发起成立上海党的早期组织 |
| 第二节 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
| 一、关注青年群体组织青年运动 |
| 二、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
| 三、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
| 第三节 赴俄参加共产国际会议 |
| 一、被推举为青年共产国际二大代表 |
| 二、代表中国共产主义者首次亮相国际舞台 |
| 三、与非共产党组织代表做斗争 |
| 第四节 投身国民革命洪流 |
| 一、加入国民革命军 |
| 二、参与创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 |
| 三、参加国民会议运动 |
| 第三章 俞秀松开展工人运动的实践及思想 |
| 第一节 “劳工神圣”与劳工觉醒 |
| 一、外资入侵与上海工人队伍壮大 |
| 二、“劳工神圣”思潮传入中国 |
| 第二节 参加工人运动的实践 |
| 一、深入工厂观察社会 |
| 二、组织工会 |
| 三、创办并主编工人期刊 |
| 第三节 开展工人运动的思想 |
| 一、施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是动员工人的前提 |
| 二、工人组织应以“自由的结合”为基础 |
| 第四章 俞秀松留苏与“江浙同乡会”冤案 |
| 第一节 卷入“党务派”与“教务派”的斗争 |
| 一、“党务派”与“教务派”的形成 |
| 二、“党务派”与“教务派”之争 |
| 第二节 深陷“江浙同乡会”冤案 |
| 一、被诬陷为“江浙同乡会”的组织者 |
| 二、共产国际对俞秀松等人的初次审查 |
| 三、俞秀松等被诬陷人员的抗争 |
| 四、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与中共代表团的联合调查 |
| 第五章 俞秀松在新疆开展统战工作的实践及思想 |
| 第一节 受共产国际派遣远赴新疆的原因 |
| 一、在东方建立反帝统一战线 |
| 二、红军长征胜利后亟需打通“红色通道” |
| 三、俞秀松的个人因素 |
| 第二节 在新疆开展统战工作的实践 |
| 一、被共产国际和苏联内务部派往新疆 |
| 二、改组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 |
| 三、规范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组织体系 |
| 第三节 在新疆开展统战工作的思想 |
| 一、明确开展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
| 二、明确开展统战工作的依靠力量是干部和人民群众 |
| 三、明确开展统战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是解决民族问题 |
| 四、明确开展统战工作的核心内容是“民族平等” |
| 五、尊重各民族文化、宗教与习俗 |
| 第六章 俞秀松死亡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遭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中共早期创始人 |
| 第二节 “六人集团”案是导致俞秀松死亡的直接原因 |
| 第三节 苏联肃反扩大化及王明、康生等人的诬陷是根源 |
| 第四节 苏联克格勃特工曾秀夫起了直接推动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青年团筹集基金启示》 |
| 附录二：《高尚德致张太雷、俞秀松的信》 |
| 附录三：《阮啸仙致俞秀松的信》 |
| 附录四：《为供给支部局与那利曼诺夫通知谈话的材料》 |
| 附录五：《中国妇女运动的前途》 |
| 附录六：《俞秀松执教的新疆省县长训练班同学录(第一期)》 |
（8）中国早期电影与中国审美现代性研究：1896-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视角 |
| 四、研究思路及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中国早期电影与都市空间:空间的现代转型 |
| 第一节 都市空间的初兴与电影空间的形成 |
| 一、现代都市的初兴与空间的现代转型 |
| 二、前电影院时代的观影空间:以“徐园”为中心的考察 |
| 三、早期电影院:现代公共空间与都市生活 |
| 第二节 早期电影中的都市空间:从“自然景观”到“辨证景观” |
| 一、街景 |
| 二、流动性空间:汽车 |
| 三、百货商店 |
| 四、舞厅 |
| 第三节 都市空间的未来:返乡与离乡 |
| 一、都市空间的“未来”:崩毁还是重生? |
| 二、“都市的未来”的答案之一:崩毁—返乡 |
| 三、“都市的未来”的答案之二:重建—离乡 |
| 第二章 中国早期电影与视觉现代性 |
| 第一节 “看电影”:视觉的现代转向 |
| 一、从“读画”到“看电影” |
| 二、从“听戏”到“看电影” |
| 第二节 “看”的焦虑:看电影与主体性的生成 |
| 一、 “看旧戏—电影”事件与主体的生成的历史语境 |
| 二、启蒙叙事:个体意识的萌发与“现代人”的形成 |
| 三、民族叙事:电影市场争夺与“想象共同体”的形成 |
| 第三节 女体:电影女星与视觉现代性 |
| 一、早期电影中女性身体的表现和消费:艺术品、商品和重要文化事件的能指 |
| 二、摩登女性、波波头与剪发运动 |
| 三、女装、“脱衣裳派”电影与都市妖女 |
| 第三章 中国早期电影与声音现代性 |
| 第一节 国音与声片: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构建 |
| 一、“国音”与“白话”:现代国家民族想象 |
| 二、“国片”与“声片”:声音的焦虑 |
| 第二节 电影歌曲:都市情怀与革命话语 |
| 一、时代背景:电影歌曲的兴起及其历史语境 |
| 二、都市情怀:声色联姻的软性歌舞片 |
| 三、革命话语:左翼声片 |
| 第三节 “女声”:“失声”、“发声”与女性话语的建构 |
| 一、 “失声”的女性与“扮女人”的男性:红牡丹/胡蝶与梅兰芳 |
| 二、阮玲玉之死:“发声”的女人和公共话语的性别协商 |
| 第四章 中国早期电影与审美精神的现代转向 |
| 第一节 从鸳鸯蝴蝶派电影到左翼电影:中国早期电影发展历程所折射出的中国美学现代性的逻辑内涵 |
| 一、“鸳鸯蝴蝶派”电影的产生与发展 |
| 二、“鸳鸯蝴蝶派”电影与现代性 |
| 三、“鸳鸯蝴蝶派”电影与“左翼电影”:现代性的两种维度 |
| 第二节 在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之间:中国早期电影发展中的文化选择与文化精神 |
| 一、早期电影发展之路与文化选择: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
| 二、早期电影发展之路与文化自信:在中国和西方之间 |
| 三、当代反思:文化强国与中国道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图表索引 |
| (一)表格部分 |
| (二)图片部分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参加的课题 |
| 已发表的论文 |
| 已录用待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9）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的界定 |
| 1、抗战大后方 |
| 2、公教人员 |
| 3、日常生活 |
| 4、心态 |
| 5、嬗变 |
| 二、选题依据 |
| 1、选题意义 |
| 2、研究现状 |
| 3、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概述 |
| 第一节 衣食住行 |
| 一、衣不蔽体 |
| 二、食不果腹 |
| 三、住不安居 |
| 四、行步维艰 |
| 第二节 生老病死 |
| 一、生不能养 |
| 二、老不能孝 |
| 三、病不能医 |
| 四、死不能葬 |
| 第二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过渡期（1937－1939） |
| 第一节 1937年—1938 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的“物价天堂”（1937-1938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亢奋心态（1937-1938 年） |
| 1、对自我的深刻反省 |
| 2、对领袖的狂热崇拜 |
| 3、对胜利的盲目信心 |
| 三、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1937-1938 年） |
| 第二节 1939年的大后方物价与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物价开始飞涨（1939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沮丧心态（1939 年） |
| 三、公教人员开始消极怠工（1939 年） |
| 第三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量变期（1940-1941） |
| 第一节 1940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通货膨胀的转折点（1940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焦虑心态（1940 年） |
| 1、对难以为生的焦虑 |
| 2、对物价失控的焦虑 |
| 3、对党国前途的焦虑 |
| 三、公教人员的自发性群体行动（1940 年） |
| 1、要求改善待遇 |
| 2、“跳槽”行为的蔓延 |
| 第二节 1941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开始出现绝粮（1941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迷惘心态（1941 年） |
| 1、对“身世将安托”的迷惘 |
| 2、对“社会在动”的担忧 |
| 三、公教人员的自觉性群体行动（1941 年） |
| 1、高校教职员向学校的群体性上书 |
| 2、“平价大案”中公教人员的兔死狐悲 |
| 第四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转折期（1942-1943） |
| 第一节 1942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通货膨胀的严重化（1942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苦闷心态（1942 年） |
| 1、对战争提前结束不再抱希望 |
| 2、对政府不满情绪的出现 |
| 三、公教人员群体行动的升级（1942 年） |
| 1、“跳槽”行为的普遍化 |
| 2、“朱森事件”中公教人员的借题发挥 |
| 第二节 1943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物价越限越高（1943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置疑心态—转折点（1943 年） |
| 1、苦闷心态已达顶点 |
| 2、对政府能力的置疑 |
| 三、公教人员群体事件频繁（1943 年） |
| 1、高校教职员向政府的群体性上书 |
| 2、公教人员对《中国之命运》的抵触 |
| 第五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质变期（1944－1945） |
| 第一节 1944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与物价赛跑（1944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苦撑心态（1944 年） |
| 1、谁先到达终点 |
| 2、对政府信心的丧失 |
| 三、公教人员对政府的群体性批评（1944 年） |
| 1、个人抱怨的公开化 |
| 2、对政府批评的公开化 |
| 3、“陶云逵事件”中公教人员的口诛笔伐 |
| 第二节 1945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物价的“天文数字”（1945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绝望心态（1945 年） |
| 1、对经济现状的绝望 |
| 2、对党国现状的绝望 |
| 3、对战后前途的绝望 |
| 三、公教人员对政府的群体性叛逆（1945 年） |
| 1、中间分子呼吁改革 |
| 2、激进分子号召革命 |
| 第六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的原因 |
| 第一节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物质原因—不够 |
| 一、不兼职难以为生 |
| 二、不典卖难以为生 |
| 三、不挪借难以为生 |
| 四、不贪腐难以为生 |
| 第二节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的精神原因—不平 |
| 一、不患贫而患不均 |
| 二、不患寡而患不公 |
| 第七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的后果—沦为“脱序人” |
| 第一节 公教人员社会认同的失落 |
| 一、遭人怜悯 |
| 二、被人欺辱 |
| 三、“士农工商”的倒置 |
| 第二节 公教人员自我认同的失落 |
| 一、君子也喻于利 |
| 二、君子也及盗泉 |
| 三、君子也食嗟来之食 |
| 四、君子也有所争 |
| 五、再也不做“读书人” |
| 第三节 公教人员与政府的疏离 |
| 参考书目 |
| 论文涉及人名索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活动及成果 |
（10）甲骨时光（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洹河水边的殷墟 |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第二章挂着盾牌的墙下闪过王的影子 |
| 第三章夜色下的安阳 |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第四章古寺里的三折画 |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第五章获麟解 |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第六章在南方的征旅上 |
| 第七章在洹河的北岸 |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六 |
| 第八章寻找消失的星座 |
| 一 |
| 二 |
| 三 |
| 第九章沉沦之城 |
| 第十章逃亡 |
| 第十一章牧野之战 |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后记 |
四、蔡元培——巴黎豆腐店老板（论文参考文献）
- [1]永恒的丰碑——寻找中共在上海的红色基因[J]. 徐觉哉.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21(04)
- [2]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D]. 马春霞. 扬州大学, 2021(02)
- [3]王一亭与20世纪初期海派艺术生态研究[D]. 丁丁.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2)
- [4]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D]. 高爽. 山东大学, 2020(10)
- [5]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D]. 车志远.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2)
- [6]中国纪录片40年表情变迁研究（1979-2019）[D]. 杜珊珊.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7]俞秀松革命生涯和思想研究[D]. 陈斌.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8]中国早期电影与中国审美现代性研究：1896-1937[D]. 李隽.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9]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D]. 郭川. 西南大学, 2017(10)
- [10]甲骨时光[J]. 陈河. 江南,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