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欧元登上国际舞台的历程（论文文献综述）
王力[1]（2021）在《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是美国杰出的外交政策研究者,他融合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与现实议题,搭建起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框架,本论文旨在对米德的学术思想加以阐述。美国的外交传统是米德学术研究的核心论题,通过对美国外交历史的爬梳,米德分析了影响美国外交传统的因素,并对美国权力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总结。他认为,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应当着眼于更为宏观的视角,注重其历史传承性。米德的研究超越了传统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单边主义/多边主义等二分法,创新性地提出了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四种美国外交传统,认为正是这四种主义通过相互作用形成有机组合和动态发展,共同决定了美国外交行为。在此基础上,米德对美国外交传统的“权力根源”进行了理论发掘,在硬权力和软权力之外,提出了“粘性权力”的概念,从而实现了对美国外交传统认识的理论升华。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而言,这与米德作为学者与智库专家的双重身份是分不开的,依照“四种主义”与“三种权力”框架,米德构建了一个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体系,丰富了学界解析历史、认知现实的理论工具。米德的思想成熟于21世纪初期,根据他的分析框架,本文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总统即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四届政府的外交行为进行分析,认为米德的理论能够对历届政府的外交行为进行合理的解析,为我们理解美国外交传统和21世纪美国外交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合理的视角。本文主体部分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对米德的学术经历、着述、观点特别是“四种主义”与“三种权力”框架体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米德认为,汉密尔顿主义的核心主张是“追求商业利益”,国家外交行为应该寻求有利于美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各种外部条件;威尔逊主义主张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美国式的民主和价值观,认为美国有义务作为“文明的灯塔”为世界各国指引发展方向;杰斐逊主义反对过多地国际介入,主张把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健康发展视为首要任务,是小政府主义的支持者;杰克逊主义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和民粹主义倾向,注重提高美国的军事实力。本章在分别阐述四种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他们发挥作用的时间和手段,并结合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变化侧重分析他们如何共同作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本章继而对米德权力形态理论进行介绍,米德将美国的权力形态分成锐性权力、粘性权力、甜性权力和支配权力:锐性权力是美国的军事实力,广义上指其显着的核优势、广泛的海外军事部署和庞大的军费开支所构成的综合实力;粘性权力是经济活动影响力的体现,是美国对其他经济体产生粘性吸附的作用;甜性权力是美国的理想、文化和价值观吸引力,和软权力的概念类似,是一种无形的感召力;支配权力是权力的合集,是前三种权力协同发挥作用时体现出的综合优势。如果说“四种主义”理论从历时性的角度分析了隐藏在美国外交史洪流中的四种意识主张,那么对美国权力形态的分析则从共时性的角度丰富了米德的理论,二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网络。这种坐标式的分析结构既充分尊重和考量了美国外交历史的延续和传承,又突出体现了美国历史上特别是二战以来的外交特征,在宏观上形成横纵相交的二维理论框架,有助于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梳理。论文的以下章节运用米德的思想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美国外交传统进行总结,分析了不同时期政府的政治倾向、外交风格和在任时期的外交活动,清晰地展示了四种主义对国家领导人及其外交政策的影响。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一战后至20世纪末的美国外交政策演变。一战后,美国进入福特主义经济时代,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美国社会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同时在国际关系中,美国以世界大国的身份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四种主义开始面对国际关系中的复杂局面。随着二战中英国的衰落,美国在冷战后确立了世界霸主地位,美国资本主义过渡到后福特主义时代。在这一历史阶段,四种主义在不同时期所追求的美国权力类型不断变化,带来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不断发展。冷战结束后,粘性权力一度成为了美国主要追逐的权力类型,在克林顿政府期间,汉密尔顿主义成为了外交活动的主导思想。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小布什政府时期威尔逊主义的起落。作为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小布什具有威尔逊主义者的特征。“9·11事件”让小布什得到了杰克逊主义者的坚定支持,为威尔逊主义披上了强硬、现实的铠甲,然而随着反恐战争的升级,四种主义逐渐产生了分歧,小布什的大中东战略宣告失败。第四章解读了奥巴马政府期间杰斐逊主义的兴起。米德认为,奥巴马是典型的杰斐逊主义者,正如竞选演讲宣言一样,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进行战略收缩,运用巧实力对自身的外交主张进行调整,寻求各个派别之间的平衡,力图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然而杰斐逊主义者的政治主张经常被诟病过于温和或起效缓慢,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没能从根本上满足美国民众的要求。第五章分析了特朗普政府期间杰克逊主义者的外交特点。美国国内经济产业结构失衡加剧、政治上的反精英情绪和社会文化价值中身份认同的缺失导致美国国内民粹主义兴起,特朗普趁机入主白宫,其支持者多为杰克逊主义者。强烈的本土主义倾向使得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有着显着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特色,但杰克逊主义者本身并不具备系统的执政理念,也无法确立具有连续性的外交思想。第六章对米德的美国外交传统思想进行了评价。首先对21世纪四种主义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进行解读,并对它们可能进行的调整和融入策略进行分析,同时,根据米德的推断,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战略维度进行思考。面对自由资本对商业利益的追求和美国国内产业结构失衡、就业问题严重之间的矛盾,汉密尔顿主义者需要寻求一种资源合理配置的发展模式;威尔逊主义者在大中东战略之后逐渐式微,面对世界局势由美国独霸到一超多强的发展趋势,世界多极化日趋明显,国际组织的作用逐渐增强,威尔逊主义者需要对其价值观传播方式进行反思和改进。杰斐逊主义者能够调整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始终坚持“避免不必要的国际介入”的基本理念,以最低的成本融入国际社会,避免战争,优化配置有限资源等成为了杰斐逊主义者在新形势下的代表主张。杰克逊主义者虽然缺乏成熟的外交主张,但他们在美国普通选民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也是维系其他三个主义的感情纽带和实力基础,将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如何认识当代国际局势和对自身国际角色、如何充分认识并坚持利用海权体系、如何在四个学派中做出合理的取舍和组合,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思考的战略维度。
孙波[2]（2021）在《右翼民粹政党与英法德疑欧主义演变》文中指出欧洲一体化是战后欧洲国家为克服20世纪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造成的灾难而做出的国家治理和区域治理的制度创新,是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实验室,也使欧盟成为国际力量格局中的重要一极。然而,伴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和扩大,民众支持一体化的“宽容共识”不断弱化,出现了质疑、反对甚至解体欧盟的“疑欧主义”理念、运动和更广义的实践,渗透到欧盟和成员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特别是21世纪初以来,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欧美发达国家在国际格局中力量相对下降,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面临诸多困境,逆全球化思潮兴起,欧盟一体化遭受制宪受挫、欧债危机、难民浪潮、英国脱欧、新冠肺炎爆发等多重现实挑战,疑欧主义成为在这—背景下崛起的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的重要目标和现实抓手,二者相互利用,相互融合,相互推动,使二战后70多年发展起来的欧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乃至生存危机。在此背景下,国内外学术界在以下领域开展了众多理论和实证研究:疑欧主义的历史与现状、此轮民粹主义兴起的特点及其对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影响、欧盟主要成员国民粹政党崛起及其影响、英国脱欧变局后疑欧主义和去欧洲化的发展等。本文选取此轮疑欧主义和民粹主义在欧洲合流现象中最为活跃、影响最大的行为体一一右翼民粹政党作为研究对象,聚焦欧洲核心国家英、法、德三大国21世纪初以来的情况,分析其右翼民粹政党如何利用疑欧主义得以产生或扩大影响,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而相对松散的疑欧主义如何借助民粹政党的兴起,扩大了自身对国家体制和主流政治产生影响,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进而对成员国与欧盟的关系及欧盟的角色和未来产生多方面的挑战。学术界既有研究更多从多维视角分别研究欧洲民粹主义政党或疑欧主义运动。近十多年来民粹主义上升为理解欧洲政治乃至全球政治核心概念之一。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民粹主义的主要载体右翼民粹政党为切入点,突出其重点政策目标—一对欧洲关系维度,并与另一相互交叉、又有所区别的疑欧主义联系起来,寻求学理和政策层面的发现和启示。在研究方法和路径层面,本文主要采取比较政党研究的路径,同时选取欧洲三大国主要右翼民粹政党一一英国独立党/脱欧党、法国国民联盟（原国民阵线）和德国选择党开展深度案例研究,聚焦这些政党的意识形态、政策主张、发展路径、选举表现、行为策略等问题;使用政党竞选纲领、《欧洲晴雨表》大型民调数据、欧盟和成员国官方文件等一手资料;关注政党领导人的背景、思想、身份、行为及其政治影响;深入分析这一阶段选举表现（初级选举的本国大选和次级选举的欧洲议会选举）;动态追踪英国脱欧和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新发展。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展开比较、分析,在比较二者的共性和差异的基础上挖掘其动因、前景及其在国家、欧洲和全球层面的影响。同时关注这些传统边缘政党走向准主流政党,或者对国家重大发展方向和决策产生重大影响过程中在政党政治、国家治理、地区和全球治理层面表现出的新特点、新趋势和规律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注意到右翼民粹政党在欧盟政治版图影响力整体上升,对西方民主制度和全球化的发展形成了挑战。传统政党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日益深入的当下,愈发面临代表性的危机。民粹政党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政党政治体系,使欧洲政党政治呈现碎片化的趋势,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民粹政党的崛起对于在国家治理中理解和看待政党“主流”和边缘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角度。论文的研究表明,21世纪初以来,特别是欧债危机以来,英、法、德三个欧盟主要成员国都呈现出右翼民粹政党崛起的态势,疑欧主义是右翼民粹政党政治议程中最活跃、现实指向性明确而又具备一定民众支持基础的部分,在右翼民粹政党准主流化和各国对欧政策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三国的民粹政党在与疑欧主义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共性特征:它们都加强了本国和欧盟层面的疑欧主义;借助疑欧主义推进了传统边缘政党在本国政治中的影响力;反建制、反欧盟是右翼民粹政党的话语特点,因为欧盟制度化设计是建立在传统的自由主义之上的,对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形成制约,同时也在追求边缘政党主流化的过程中弱化了该党极端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理念。同时,受各国政治文化和参与欧洲一体化历史经验的影响,三个国家的情况也有所不同:英国独立党—脱欧党作为单一的疑欧议题政党,在威斯敏斯特模式下充分利用本国强烈的疑欧主义传统,促进了保守党的民粹化演变,撬动了英国政党政治的杠杆,导致了英国脱欧重大变局的出现,然而,在更广泛的民粹主义议题上并未取得突破,面临进一步边缘化的境地。法国国民联盟在法国政党政治中的历史长、根基深,很大程度上借助疑欧主义实现了准主流政党地位的提升,疑欧主义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但也受到法国民众整体上仍支持一体化和左翼民粹主义兴起竞争的制约。在疑欧主义传统最弱的德国,德国选择党借助欧盟危机和民粹主义浪潮推进了其疑欧主义议程,但影响力的发挥仍取决于德国主流政党博弈的结果。随着英国脱欧,法国和德国作为欧盟核心国家的地位增强,但作为特朗普主义遗产跨大西洋关系出现裂痕,两国提出雄心勃勃的振兴欧盟的计划,希望实现战略自主。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欧盟机构和成员国政府应对疫情暴露出的缺陷为右翼民粹政党反对欧盟提供了新的口实。面临世界大变局,右翼民粹政党如何继续推动疑欧主义,面临怎样的制约,对欧盟未来走向及国际格局发展的影响如何?这些问题仍需进一步关注。
高洁[3]（2021）在《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文中认为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比了中西方文化遗产管理的异同,对中西方各自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文化遗产管理进行了梳理。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异同,通过比较来更好的认识自身,并探索可以借鉴的经验;二是将文化理论和跨文化理论应用在文化遗产管理的各个层面,尝试分析遗产所体现的文化价值以及传统文化对遗产管理的深层影响。中西文化遗产管理的比较可以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比较分为静态对比和动态对比,即中西方管理体系的静态对比和遗产管理中出现的跨文化交流;纵向对比即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遗产管理的横向比较从主体——利益相关者、客体一—文化遗产和介体——管理体制三个部分展开。西方是个宽泛的概念,从遗产管理的实践角度来看,这里的西方主要指西方的文化源头一—欧洲。在研究中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比较研究、跨文化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法。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的比较,即纵向比较。欧洲的保护思想演变主要围绕“修复”一词展开,不同的修复原则和手段反映了每个时代人们对遗产价值的不同理解。保护中的“价值理性”关注“为何保护”,而“工具理性”关注“如何保护”,这两者构成了对立又统一的整体。中国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价值由谁决定?西方成熟的保护理念是否具有本土适应性?要解决这些问题都必须从根源入手,既要了解遗产的传统文化价值,也要了解遗产对当代人的价值。案例部分以西班牙世界遗产为例,西班牙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因社会制度等原因曾落后于英美意等国,也曾经历过因保护理念变化而造成破坏的问题。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独特性和多元化上与中国具有相似性,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中国的遗产保护开始较晚,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大众旅游的兴起,以及申报世界遗产所带来的巨大效益的影响,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理论也迅速发展起来。我国的遗产保护理论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和制约,还需探索真正适合于中国的遗产发展之路。第二章是中西传统文化差异在建筑遗产中的体现。本章以建筑遗产为例,说明了不同材质与风格的建筑遗产所反映出的文化特征和核心价值。西方建筑以石材为主,风格雄壮威严;中国建筑以木材为主,显得纤细灵动,遗产建筑本体的差异性体现出中西传统文化的不同精神内核。中西管理思想也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本身就是治国安邦的理论,可以被称作“管理型思想”。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儒家文化不断糅合其他文化特质,成为多个朝代管理大一统帝国的有效手段,这些管理思想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西方的管理思想起初是“见物不见人”的,没有将人的价值作为管理的目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也开始将管理中的人看作是复杂的个体,更接近儒家思想中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到了现代这个紧密相连的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的差异性日益显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可以拿来比较,但不存在统一的价值体系,文化不会向着同一个方向进化,只会在各自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并存是发展的趋势,文化交流与互补必定会对世界的发展有所助益。第三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比较。管理体制是遗产管理中的介体,连接起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遗产。在中国遗产事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遗产地过度商业化、真实性受损、文化认同缺失、利益相关者的矛盾以及对世界遗产的过度利用等。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与遗产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因此体制问题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我国的遗产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多种管理经营模式应运而生,但总体上还是以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为主。同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目标仍是发展的主要目标,由此导致了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在遗产价值认知方面,管理者和民众的遗产保护意识尚需培养。在管理模式、资金来源、保护和管理的多元化参与等方面可以借鉴西方的经验。遗产管理和旅游管理关系密切,相互交融,由于遗产也可以被看作是资源,如何合理利用遗产资源,避免空置和过度利用两个极端,是每个遗产地都要平衡的问题。第四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比较研究。利益相关者是遗产管理中的主体,包括管理者、保护者、经营者、社区居民、遗产旅游者、非政府组织、社会大众等。管理者与保护者有时是一体的,有时是多个主体,在我国政府是遗产管理责任的主要承担着者,但也不应忽视保护专家的作用。遗产经营者与遗产地居民是一对具有互动关系的主体,二者利益关系的平衡与否直接影响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遗产旅游者是受到各方关注的群体,中西方遗产旅游者在看待遗产价值和审美文化方面都存在差异,特别是在对真实性的追求上差异更为显着。如何平衡旅游业发展与遗产保护的关系也是中西方学者研究的焦点问题,遗产地旅游活动中的各种关系都是围绕旅游者展开的,管理者、经营者和参与到景区经营中的社区居民往往会以旅游者的需求为目标。但遗产景区有其特殊性,它还担负着发展社会文化的任务,如果完全迎合大众游客的需求,遗产景区难以发挥它的全部功能。提升旅游的文化和精神层次,是现代文化和遗产旅游的发展方向。遗产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只有找到这些关系之间的平衡才能做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第五、六、七章为案例研究。第五章比较了遗产活化和遗产数字化管理的中西理论与实践。“活化”是指对遗产的物质层面和价值层面所体现的文化加以“诠释—融合—重构”的过程。遗产的数字化既是主动迎合了时代的发展,也是为了应对社会的改变而必须做出的选择。由于信息时代和互联网的发展,我国与西方在数字化方面的发展齐头并进,并在应用领域超越了西方。故宫在遗产活化和数字化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性的实践,收获了正向的社会反馈,这些经验也被其他文化机构所借鉴,对推广和传承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西方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数字化、新媒体和社交网络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讨论了技术发展与文化变革的关系。一些学者对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快速发展抱有谨慎的态度,反对技术决定论,认为工具应当为人的目的服务。遗产活化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基本方式都是要对传统文化有了深入了解之后,解码“文化基因”,然后与现代生活方式相连接,给人以怀旧的体验或对文化的共鸣。第六章讨论了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比较了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古城与曲阜。这两处遗产都是各自国家的文化圣地,如何解决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是它们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世代生活在历史城镇中的居民是那里的主人,历史城镇也是最能体现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遗产,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其中的关键问题。曲阜和圣地亚哥古城同属于“文化圣地”,历史城镇常见的商业化倾向可能会削弱其神圣性和文化价值,也可能会出现“创造性破坏”的情况。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基于文化的解决方案,除了要注重物质遗产的保护,还要重视遗产的价值和文化符号,关注遗产地的地格和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保护传统和现代发展之间需要找到平衡,要考虑到住房、人口、就业、商业、环境、社区融合与文化认同等因素。未来曲阜的发展还要理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找到阻碍发展的症结,从而将更好的阐释和发扬儒家文化。第七章比较了两条文化线路遗产,分别是丝绸之路和朝圣之路。文化线路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中较新的一类,它突破了过去以点状为主的类型特征,在空间上做了延伸。同时也扩展了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避免了文化脉络的割裂,丰富了遗产参观者的活动内容与体验。这类遗产具有流动性和跨文化交流的特征,在管理上更是涉及到跨国的遗产管理,可以借鉴国际管理的经验。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多地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旅游经济的表现优于宏观经济发展,旅游业在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为突出,旅游减贫、带动就业等作用需进一步引导、扶持和彰显,文化旅游能够对丝绸之路的复兴发挥重要作用。创新点在于:首先,在研究视角方面,从文化的视角对遗产管理进行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切入点。文化遗产不是无本之木,它的存在本身就代表了文化的传承,因此也要用延续的眼光去看待遗产,把文化遗产放置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理解和管理。其次,在研究思路与内容上,对比了两个空间——中国与西方,梳理了两个方向——横向与纵向,分析了三个组成部分——遗产管理的主体、客体和介体。在案例部分探讨了三类具有遗产管理领域代表性和前沿性的文化遗产。第三,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合了历史学、文化比较学、国际管理学、旅游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文化,运用了文化与跨文化的理论,讨论了中西差异和经验借鉴,也探索了我国文化遗产的国际化之路。文化遗产是由一代又一代人选择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的价值既取决于历史,也取决于当代和未来。目前我国文化遗产事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遗产除经济价值之外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通过了解西方遗产的发展道路和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身,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理念,更要从本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文化遗产事业可以促进社会文化的良性发展,进而使我国的文化遗产“走出去”,推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余雪扬[4]（2021）在《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制度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接在一起,从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渐进的制度演化过程。西奥多·舒尔茨（1968）曾说,货币即制度。货币是一种古老的制度,服务于人类社会的交易活动。交易活动的本质是实现产品或服务让渡,伴随着这种让渡的是同等数量价值的反方向转移。无论货币以何种外在形式呈现,都是天然承载这种价值转移的载体。从原始的物物交换、简单的商品经济到发达的市场经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货币与之相伴。货币的本质内涵是一种权利,即获得社会普遍接受的未来价值索取权,历经千年延续下来,一以贯之未曾改变。期间,生产力的发展催生新的需求,技术迭代推动货币从实物、金属、纸币向电子货币形态演变,以提高货币流通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改善消费者福利。从货币及其延伸形态发展的历史演变和内在逻辑看,每一次技术革命背后都蕴含着货币形态变革的现实。21世纪后,互联网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经济数字化、社会生活数字化已是大势所趋。同时,金融科技等对货币演化的影响进一步深化,货币形态及其流通模式也日趋数字化和网络化,催生出一种新形态的货币:数字货币。数字货币登上历史舞台,引发巨大关注,构成对传统货币流通与经济规则的重塑与革新。作为其中重要类别的法定数字货币将构建新的货币前景,同时也使得传统货币理论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失语”,需要新的理论支持和解释逻辑。从法经济学角度,法定数字货币是由法律授权中央银行向社会发行的基于密码学技术、完全依赖数字信息形态存储和支付交易、具有加密货币形式和功能、在发行国内普遍使用和具有法偿力的法定支付工具和价值凭证。科斯（1937,1960）交易费用与制度安排内在关系的理论表明,在给定技术水平的条件下,人们创生或选择某种制度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导致一些市场制度的出现和改变。货币体系同样如此。理想的法定数字货币具备不可重复花费性、可控匿名性、不可伪造性、系统无关性、安全性、可传递性、可追踪性、可分性、可编程性、公平性等诸多特性。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后,将与现行货币体系中的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相互竞争、动态博弈。法定数字货币具备的诸多特点与功能,将有效改进信用现钞的缺陷,又能够兼具电子货币的优点,从而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增加价值效用。因此,法定数字货币的整体竞争绩效将强于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能够有效提升货币体系的安全与效率。尽管信用现钞、电子货币和法定数字货币名义价值相等,但是法定数字货币竞争优势强,将使其在社会公众认可中的实际价值更高,接受度及使用率也将更高,有较大概率成为货币体系的主导货币。随着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以及流通范围的扩大,法定数字货币对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的价值改进势必在中央银行货币控制力、货币政策实施以及支付体系运行方面产生影响,带来效益。首先,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控制力。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将改变当前货币体系结构,使得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为主的二元货币结构中增加法定数字货币形成三元货币结构。当前的货币流通运行中除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这种电子形式的法定货币外,绝大多数是存款货币、预付货币这些电子货币,这削弱了法定货币的地位,减弱了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力。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及流通势必替代部分电子货币,从而能够减轻电子货币对信用现钞的替代效应。同时,法定数字货币对中央银行来说是可控可追踪的,这样可以提升中央银行对整体货币体系的控制力。其次,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优化货币政策实施。在社会全面流通而非封闭场景下,法定数字货币可测性、可追踪性、可控性强,其发行与流通可以使货币供应量、货币流通速度的可测量度有所提升,大数据分析基础更为扎实,货币政策调控手段更加精准。中央银行通过调整法定数字货币利率,来调控银行存款利率,进而传导至银行贷款利率,这有助于提升中央银行政策利率对中长期信贷利率的传导,改善我国政策利率向贷款利率传导不畅的状况。通过对法定数字货币计负利率,或者酌情对法定数字货币钱包收取保管费,实质上等同于实施负利率政策,由此打破零利率下限约束,释放货币政策空间。法定数字货币可以优化当前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以及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困境。最后,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完善支付体系运行。由于信用现钞支付功能不足,中央银行“不得不”向私人部门让渡货币发行权,由私人部门提供补充的支付服务,但同时造成社会支付链条不断延长,部分支付行为得不到有效监管。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后,中央银行可以摒弃“私人部门提供支付服务,中央银行给以价值担保”的传统模式。法定数字货币具有的可传递性、可追踪性、可编程性等技术特点,使得任何支付行为均可以被追踪,这样能够及时发现异常交易,增加支付透明度,增强监管穿透性,也能够减轻中央银行监管负担以及对私人部门的价值担保。在支付主体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法定数字货币是法定货币,信用级别上高于电子货币,同时还是密码货币,安全性上更好。在跨境支付方面,信用现钞的印制、发行、携带、调运、存储事无巨细,纷繁复杂,不适合跨境支付,已经长期妨碍了货币的国际流通。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将丰富和强化人民币跨境支付功能,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毫无疑问法定数字货币面临着较大的现实需求,他更将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一方面,因其具有与信用现钞不同的功能特点将带来行为主体之间行为模式的差异,产生传统法定货币所没有的新问题。另一方面,只有在既有的法律制度下,才能对特定的可转移产权做出是否构成货币的判断,法定数字货币要履行法定货币职能需要货币法授权与规定。按照制度安排的供需理论分析框架,考察我国现行货币制度规则供给状况,尚且不能完全满足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需求。一是现行货币发行规则无法完全适用法定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的产生、调拨、清点、核对、流通及销毁均依赖于网络系统,原先信用现钞发行、调拨、清分、销毁、回笼等以地域、实体库为载体的模式以及相应的管理机制不再适用。二是现行货币运行规则未包含法定货币互换的内容。法定数字货币一旦发行,我国法定货币体系中将出现多种类型的法定货币,势必出现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问题,这是传统货币制度没有也无法提前规定的。三是现行货币制度未包含中央银行与持币人直接联系的规范。持币人对法定数字货币的价值转移效果需要由中央银行最终确认,持币人身份信息、账户信息等需要登记及管理在中央银行系统中,这均将直接产生相应的权利义务内容。四是现行货币制度未包含可控匿名的规则。法定数字货币的可控匿名性有助于查证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但如何界定有权机关的权力边界,这需要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并做好持币人隐私保护与打击违法犯罪之间的利益平衡。围绕着法定数字货币治理的诸多方面,现行货币制度对法定数字货币的不适宜之处不仅以上这些,缺乏适宜的制度规则将成为法定数字货币创新的重大障碍。法定数字货币并非简单的货币技术升级,而是深刻的政策与法律问题,亟待在一个稳定可持续的制度框架内运作,亟待补充完善相关的制度规则供给。对于新制度与旧制度的关系,就好比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绳索论”,每一截新的绳索与前一截可能并不相同,但却相互联系着,构成一种“家族相似”性。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也是如此,应当以一种历史与当下联系的发展思维加以对待。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架构,提出以下制度供给思路和立法模式建议。首先,需要将法定数字货币纳入人民币范畴,明确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和法律地位,从法律上赋予法定数字货币强制法偿性,这是法定数字货币法律属性的起点。其次,从五个方面提出制度供给的具体思路,即明确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基本架构和制度规则,完善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中支付结算体系规范,创新法定数字货币洗钱和违法犯罪预防和查证体系,完善法定数字货币信息安全保护规则,创新法定数字货币的监管规则。第三,短期内,建议先单独将可能涉及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分别修改,或者进行扩大解释,将法定数字货币涵盖其中,尽量满足短期内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及运行的规则需要。长期来看,我国有必要制定一部货币基本法来做好顶层设计的原则性立法,明确法定货币与代币票券的具体含义与具体效力;将信用现钞与法定数字货币一同纳入货币基本法规制范围内,统一明确法定货币的基本制度规则;做好与民事、经济、行政、刑事等法律规范中有关货币条款衔接与互动的原则性规定,减少法律冲突。在货币基本法下再由其下位规则予以阐释和具化,逐步建立以货币基本法为统领,“由上而下、上略下详”,体系完备的货币制度规范体系。在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的整体架构下,首要的是进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的制度构建,主要是建立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制度架构,明确法定数字货币运行和流通管理机制,配置发行和运行中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一是建立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制度架构。在赞同间接发行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法定数字货币的四点发行目标、五项发行原则,确立双层货币发行架构,即根据现行人民币管理原则,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和回笼基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来完成,坚持“中心化”管理模式,利用现行商业银行支付结算体系实现法定数字货币的投放和回收。这样,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投放与回笼即为法定数字货币在数字货币账户或用户端的数字钱包、中央银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库、商业银行的法定数字货币银行库,这三个关键元素之间转移与交互的过程,也是法定数字货币的产生、流动、清点核对及消亡的过程。二是明确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管理机制。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流通环境建设中,需要建立法定数字货币账户和银行存款账户并存的二元账户体系,开发商业银行内部的数字货币支付系统,满足数字货币钱包开立及维护、数字货币钱包与银行存款账户绑定及维护、数字货币账户存取现金、电子货币与数字货币兑换等各类功能。此时货币体系存在两种法定货币,货币的运行与流通也会相应地分隔为“信用现钞流通体系”、信用现钞的映射--“电子货币流通体系”和“法定数字货币流通体系”,明确了三类流通体系的货币转换规则。同时,要完善大额现金管理制度等流通配套管理制度。三是配置发行和运行中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在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过程中,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法定数字货币持有人将产生与信用现钞不同的直接的法律关系。社会公众的法定数字货币权利,也将在普通法定货币权利基础上具有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他的货币选择权、货币兑换权、支付确认权和赔偿请求权上。如此以来,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法定数字货币持有人的权利义务与信用现钞情景下的权利义务既有一定的重叠也有明显的差异,进而具体配置了各参与主体的主要权利结构和义务结构。总之,从技术层面上看,法定数字货币技术日新月异;从法律和经济层面上看,法定数字货币还十分年轻。法定数字货币研究与实践还在不断地探索与创新之中,现阶段,必须注重技术手段、机制设计和法律法规三个层次的协调统一,才能构建出兼具安全性与灵活性、简明高效、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定数字货币制度规则体系。法定数字货币的影响力和未来发展前景极为广阔,他是正在发展变化着的新生事物,谁都难以预计他将以怎样的速度发展,又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
王超然[5]（2021）在《新时代我国体育外交发展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体育外交作为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我国体育事业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层面,特别是在体育对外交往方面,积极开展体育文化国际交流,向世界传递出中国体育声音,讲好中国体育故事,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新的时代背景下,特别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对我国体育外交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也面临着更多的任务和挑战,要紧紧围绕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实施体育外交战略,在加快体育强国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中贡献体育力量,在全球化进程和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迫切需要新的体育外交发展策略指导我国体育外交理论与实践。本文认为,对新时代体育外交发展策略进行研究是基于新时代发展的需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需要、公共外交发展的需要、建设体育强国的需要、以及新冠疫情影响下体育事业转型发展的需要,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本文以文献资料法、历史分析法、专家访谈法为主要研究方法,以新时代体育外交发展策略为研究对象,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明确取得的成绩和研究的不足,对新时代体育外交发展策略进行探究。首先,本文对中国体育外交历史演进进行了梳理,总结中国体育外交的历史成就、历史经验,主要包括:一是为国家利益服务;二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拓展国际空间,擅于抓住战略机遇;三是积极同各类国家开展体育外交活动,在交往中可分轻重缓急,但不要以意识形态定亲疏;四是积极融入国际体育组织,提高我国体育国际话语权;五是推动中国体育对外援助从“无偿援助”到“有偿合作”转变。然后,对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四国的体育外交历史进行了研究,总结各国的成功经验和案例,为新时代中国体育外交发展提供域外镜鉴,其中主要包括:一是从国家层面进行体育外交顶层设计;二是从公共外交视阈审视体育外交的发展;三是利用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平台开展体育外交系列活动;四是充分利用本国体育明星资源进行体育外交活动;五是重视体育外交人才,意在提高本国的体育国际话语权;六是在体育外交活动中重视媒体国际传播,紧抓国际舆论引导;七是提升中国国民素质;八是增强国际体育实力,获取世界的广泛认可。最后,本文在梳理中国体育外交历史经验与域外镜鉴的基础上,进一步明晰新时代对我国体育外交的要求,对中国体育外交发展策略进行展望,从体育外交基础、目的、范围、主体、客体、方式六个方面提出新时代体育外交的发展策略,发挥体育外交的巨大作用,不断开创新时代体育外交发展的新局面,更好地为国家利益服务。
成向东[6]（2021）在《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国际合作”问题就是研究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国际合作现象与行为的普遍性与复杂性使理论研究成为一大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人类文明也进入多层次、多元化、多问题碰撞交融、竞争合作的阶段,单一或局部的、简单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动态性、开放性、复杂性以及系统性的发展问题。在多元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寻求合作将会更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如何走向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道路既是扬弃旧的世界秩序,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也是人类走向合作文明的重大实践课题。从全球的视野和胸怀去理解“合作”已经成为理论与实践的迫切需要,“合作”理应成为当今世界“大理论”视阈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现实主义者们看到的是世界之乱与大国冲突的种种现实,但人类终究是向前看的“智慧生灵”,需要以非凡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走出冲突的困境。冲突与合作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统一体,只要有解决冲突的架构,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逻辑。如何以“大合作”的实践形式走向未来是当代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问题驱动发展转型,危机生成发展共识。当人类社会面临共同的发展难题时,如何促进人类对全球发展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深刻反思,将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走向。如果国际合作世界观、国家能力与国际制度三个变量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的增量改进与优化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国际秩序和谐化的可能性要素就会不断积累增加。“霸权稳定”的终结与新的“合作稳定”秩序的产生将不可避免,代替旧有观念的,将是新的“合作文明”的实践与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本研究旨在全面系统分析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础概念、立论基础、范式结构、实践逻辑、现实困境与深化路径。具体而言,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出发,以系统化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探求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三个基本变量因素,即“世界观-能力-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合作。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怎样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动,促进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规律。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是从复杂的国际合作现象中发现合作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论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研究起点。集中阐释了国际合作的相关基本概念,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这一研究主题进行概念界定,并阐明“理论整体性”研究的意义。第二章是立论基础。主要从四个维度阐述了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渊源,构成了本文的立论基础。第三章是理论分析。尝试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即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能力-制度”系统结构,着力探讨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根本上揭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规律性。第四章是实践考察。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变;从“世界观-能力-制度”结构范式出发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进行案例分析;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经验;第五章是现实困境。从世界观、国家能力、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进行深入分析;第六章是深化路径。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路径。
郭子珍[7]（2020）在《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及其文化根源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欧政坛上逐渐出现了一批新的政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近年来,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各国大选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很多已经进入政治体制内部,或与主流政党联合执政,甚至有的已经成为执政党,被称为西欧政坛的“地震”。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因素是深刻复杂的,包括经济衰退、失业率的上升、福利削减、恐怖袭击、移民增加等,但这些还不足以将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原因涵盖全面。本文认为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文化上的原因也同样不容忽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西欧的英国、瑞典、法国等国家出现了以强调少数边缘群体的文化权利为特征的身份政治以及与其相关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潮。这些少数边缘群体一直致力于扞卫他们独特的语言、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等,并谋求得到主流群体的承认,甚至要求与主流文化和宗教等具有平等的地位,这造成了对主流文化的消解以及西欧社会巴尔干化。而正是这种形势给西欧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动员提供了新的内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主张的排外主义、民族主义和反对多元文化主义正好顺应了民众的意愿。西欧社会也正在经历从注重追求物质享受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向重视生活质量及个人发展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这种转变引起了传统势力的抵制和反对,主流政党并没有对这些人们做出回应,他们转而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难民危机的发生使欧洲的穆斯林移民骤然增多,引发了欧洲主流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冲突,也成为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助推器之一。论文分析了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内涵、发展历程、兴起的文化根源以及影响等问题。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最近几年的选举中表现十分抢眼,无论是在国内大选中还是在欧盟议会选举中,其得票率都在持续增长,影响力也在不断地扩大。究其文化方面的根源主要是与二战结束后西欧不断增加的穆斯林移民群体、西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施以及西欧社会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有很大关系。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对整个欧洲的社会、政党政治以及一体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认为,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未来的短期时间内影响力或许还会持续增加,但是长远来看,其发展受到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的限制并不稳定,取代主流政党的可能性不大。
肖倩颖[8]（2020）在《面向真理本身 ——巴迪欧哲学思想探析》文中研究指明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一直以来是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统观哲学史,尽管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一直拥有崇高的位置,并赢得“一切学科的女王”的称号,然而在20世纪西方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反本体论思潮,语言哲学、存在论、分析哲学、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纷纷对其提出质疑,致使本体论哲学面临前所未有的存亡危机,这也促使人们不得不重思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巴迪欧正是在对这一时代问题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哲学。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哲学终结所带来的人类精神家园的缺失,哲学的理论指导地位的动摇,现代性问题突出等一系列问题,巴迪欧用他的哲学理论作出了激进的回应,对于指导资本主义实践,应对现代性的危机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遵循巴迪欧哲学思想的发展轨迹,尽可能的贴近其思想脉络,以最近似于巴迪欧的方式展现其思想论证线索,以两本“哲学宣言”为主要文本依据,梳理和解读巴迪欧哲学思想的理论内涵和内在发展的逻辑理路,探讨巴迪欧如何实现对以真理为核心的哲学的拯救和复兴,论证当代哲学的合法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哲学,实现哲学的更进一步,同时对巴迪欧哲学进行再思考,以期对其达到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对哲学命运的解读,长期以来各个哲学流派各持说辞,各持己见,在这一过程中,反叛黑格尔、拒斥形而上学是哲学的主流状态和核心观点,伴随着哲学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分析哲学转向、现象学转向、生存哲学转向等,它也经历了被消解、被重构、被终结、被拯救的命运历程,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对哲学的性质和功能的新理解,以及对哲学合法性的质疑和重建。为了论证当代哲学的合法性,实现哲学的拯救和复兴,巴迪欧首先对哲学终结论进行了反思性批判,指出哲学不是不可能的,而是被历史上的缝合体系所阻碍了,因此他主张,在今天要拿出纯粹的哲学的解缝的姿态,通过哲学与诸前提特别是诗的解缝以及哲学自身的远征来扞卫哲学的合法性,回归柏拉图的数学,以一种柏拉图主义的姿态,用数学开启了当代本体论,以其独特的数学逻辑的视角创造性地建构了事件、真理、主体三位一体的本体论哲学,重新确立哲学在其原初意义上的可能性。同时,面对当今哲学的发展状况,巴迪欧要做的不仅仅局限于停留在对哲学的拯救和复兴,而是要进行新哲学的建构,将其目光转向真实的生活。因而,他还提倡哲学要更进一步,探讨哲学可能性的实现方式,推动哲学的向前发展。巴迪欧首先指出现今的哲学是“人为的哲学”,表现为矫揉造作的实存,哲学被法律、道德、伦理等束缚和绑架,为了修复哲学受到的科学主义和道德的重创,巴迪欧主张回归现实世界,从具体的事实出发,让真理以某种具体身体的方式在这个世界呈现自身,重构永恒的、在世的、革命性的真理,使真理从存在走向实存,为此,他创造性地引入阶点理论和同一性函数,通过实存不同的取值来说明真理的表象和哲学的实存。至于如何实现哲学的更进一步,巴迪欧主张哲学要有所介入,有所行动,以一种共产主义的姿态,构建事件轨迹,真理性身体、主体化三者有机统一的在世的新哲学,实现哲学的非在到实存。在这一过程中,身体成为一个重要的表征,通过主体化的身体,世界与历史也成为具体的事物,由此看出,巴迪欧的思想经历了从“超验”到“经验”、从“天国”到“尘世”的发展路径,让承担发现真理的主体有了在世之身,让事件有了在世之根,也让真理成为可以经验的东西。这样,巴迪欧实现了数学本体论到在世的新哲学的内在逻辑理路的推进,为当代哲学的合法性提供证明的同时,也为现代性所关切的形而上学（哲学）命运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哲学的意义在于打开一个新的思想空间,巴迪欧对哲学的拯救复兴乃至进一步发展打开了真理发展的新的空间,他对以真理为核心的哲学的复兴和发展对于哲学合法性的证明以及未来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这里,真理是贯穿巴迪欧哲学思想的一条重要线索,在巴迪欧看来,哲学是对诸真理的把握,真理范畴是其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对待真理问题上,巴迪欧不局限于《哲学宣言》中的“类性真理”（存在层面的真理的形式理论）和《第二哲学宣言》中的“真理性的身体”（实存层面的真理的表象和实存）,近年来,巴迪欧更多的将目光转向研究真理视角下的事物,从真理的角度看存在和表象会如何,即真理的内在性问题,为此,巴迪欧创作了《存在与事件3:真理的内在性》一书,立足于探讨真理角度下的世界,旨在挖掘哲学与生活的关系,进而提出存在哲学主体吗?如若存在,它如何为真正的生活或完整的生活开辟道路等问题,通过这些问题的探讨与分析,更为深刻和详尽的展现巴迪欧哲学思想体系的整全轮廓。我想对于真理内在性的理解,是接下来巴迪欧哲学研究者应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哲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它不仅是对时代问题的理论自觉而且是对社会历史的反思性批判,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巴迪欧所做出的的拯救、复兴乃至进一步发展哲学的努力,对资本主义实践及全球的政治实践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巴迪欧哲学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当今时代是生产力飞速发展的资本统治的新时代,科学信息技术的发展彰显出历史的巨大变化,可以说巴迪欧的哲学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具有普遍的全球意义,但是我们还应看到,巴迪欧作为法国的左翼思想家,他的理论创造更多具有的是欧洲意义,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他们所面对和感受到的社会现实与我国仍有重大的差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是当代人类文明中独特的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具有自己的现实感和理论范式。
王海凤[9]（2020）在《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文中认为中日甲午一役后,国人开始转向日本学习,“训育”这一教育名词随之传入中国。嗣后,中华教育界人士对“训育”一词进行了多方阐释,并将其应用于新式学堂,进行了有关训育制度的早期实践。民国成立后,“训育”逐渐引起国人的关注,然而在军阀混战的时代背景下,北洋政府无暇顾及教育,致使其时各高等院校在实践层面有关训育的探索,大多各行其是。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随着“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确立,国民党当局开始在学校教育中建立训育体制,但仅局限于中小学,未涉及高等院校。是故,其时各高校有关训育制度的实践,仍延续了北洋政府时期的模式。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控制战时高等院校学生的思想言行,国民政府开始在专科以上学校正式构建训育制度。其后,无论国立高校,还是私立高校,抑或教会高校,根据教育部制定的一系列训育规章法令,从以下三方面推行训育制度:实施“导师制”;成立“训导处”;筹设“三青团分团部”。然而,由于各专科以上学校的具体实情不一,在“训育制度”的实际推行过程中,各校的实施情形有所不同。本选题以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为研究对象,在搜集晚清民国时期的档案、报刊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以“训育”由一个概念发展到一种教育制度的演变进程为线索,从思想层面、实践层面、制度层面三方面出发,即按照“训育制度”的理论探讨、实践探索,上升至训育制度的正式建构,来谋篇布局、划分章节。在思想层面,自“训育”一词传入中国后,对其内涵、外延,国人产生了激烈的论争。在介绍西方训育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的国情,国人形成了自己的训育理论体系。在对训育制度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国人亦在实践层面进行有关训育制度的实际探索。清末“监学官”的设立、“寄宿舍制度”的出现及以经学为主体训育课程的开设,皆是有关训育制度的初步实践。民国前期,在训育实践方面,各高等院校仍沿袭了清末的训育范式,直至“五四”之后才有所改变。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因无可资遵循的训育方针,各高等院校的训育组织较为混乱,部分高校开始试行“导师制”:在“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指引下,各高校开设了“党义课程”。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控制战时高校学生的政治思想,防止学生受到非三民主义因素的影响,在训育制度的理论指导与实际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国民党政权开始在高等院校构建训育制度,不仅在学制系统中订定了统一的训育方针、训育标准,而且在管理系统中设立了专门的训育组织机构。训育制度建立后,国民政府为在各高等院校全面推行训育制度,将“导师制”纳入教育教学体制;将“训导处”加入行政管理体制;将“三青团”植入高校组织机制。在民族战争的背景下,此三大举措的实施,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各自的“本职”功能,为抗战救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随着国民党势力的介入,三大举措的“本职”功能发生变质,“党化”与“政治化”现象日益严重。究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一党专政”下的任何管理举措,最后的发展路径,只能是用来维护国民党根本利益的工具。
陈彦蓉[10]（2020）在《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2年荷兰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国。对于开放的小型经济体而言,荷兰总是在国际排名中获得高分。荷兰被誉为卓越的贸易国和投资国。多年来,荷兰在内向和外向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方面,一直处于世界前茅。荷兰普遍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荷兰的物理和数字基础设施,高技能劳动力,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对创新和技术的投资,荷兰的政治和经济稳定也起着重要作用。在荷兰成立的一个公司,公司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持有海外资产,主要原因有两个:（1）发展实际经济活动,如生产或销售,（2）或通过税收结构最大限度地减少集团的纳税。第一个原因,常常由荷兰的常规公司所执行;第二个原因,常常由荷兰的特殊金融机构,在定向投资其他国家。荷兰有时被称为过境国。荷兰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有29%来自荷兰常规公司,有71%来自特殊金融机构。特殊金融机构即信箱公司,又称特殊目的实体。特殊金融机构是仅仅出于税务原因而在荷兰成立且没有或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活动的公司。2015年,荷兰拥有超过14,000家特殊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在荷兰设立特殊金融机构的主要动机是尽可能的少缴税,意即避税。荷兰低预扣税,参与免税,税收裁定,荷兰税务机关的可获得性以及荷兰信托部门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是特殊金融机构通过荷兰重新定向投资的主要原因。本论文从二方面着手研究荷兰对外直接投资（OFDI）,荷兰常规公司和特殊金融机构。从荷兰实体经济出发:深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从微观、宏观二个层面对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探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趋势与前景、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况、深入研究荷兰对外直接投资历经300年的发展概述。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主要包括美国、英国、卢森堡、瑞士和德国等。荷兰根据经济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生产,而对发达国家流向高科技生产。2015年,整个荷兰商业界大约有160万个公司,其中只有1.2%是大型公司,其余都是独立经营的中小企业。2015年,大约有1%的荷兰公司会进行对外直接外投资。其中大型公司占20%,中小企业占80%。这14,000家荷兰公司总共在国外投资了45,059家公司。就价值和参股比率而言,中小企业的投资规模通常都比大型公司小。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平均持股两家公司,大型公司平均持股八家公司。大型公司有51%进入欧盟27国的某个国家投资,个体经营的中小企业有67%。大型公司有18%进入亚洲和大洋洲内的某个国家投资,中小企业有11%。对大型公司来说有8%进入欧洲其他地区内的某个国家投资,中小企业有6%。大型公司有10%进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内的某个国家投资,中小企业有5%。荷兰对外直接投资有70%以上是由特殊金融机构完成的。2015年荷兰常规公司对外投资了35,144家公司,特殊金融机构对外投资了24,237家公司。比较特殊金融机构和荷兰常规公司的投资地理分布时,他们主要都投资于欧盟地区,但欧盟地区对特殊金融机构的重要性远低于荷兰常规公司。特殊金融机构更重视在欧盟以外的地区投资,例如,特殊金融机构相对更重视在亚洲和大洋洲投资。特殊金融机构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也相对经常投资。荷兰以其庞大的国际条约网络而闻名。尤其着重于三种双边条约;双边税收协定（142个）,双边投资条约（91个）和双边贸易条约（581个）。外国公司利用特殊金融机构,转移投资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利用荷兰与这些目的地国家缔结双边条约。其中税收协定的效果最大。当公司尝试逐步征服国外市场时,国际化是伴随而来的过程。首先,出口比投资渠道使用的频率高17倍。其次,公司已经向该国出口后,开始投资的机会就会增加。独立的中小企业首先在特定国家的投资之前,先有出口经验。贸易政策中的各种工具可以影响投资和出口。例如,当法规差异更大时,荷兰出口商选择对外直接投资而非出口。出口壁垒大,荷兰公司通过投资比出口更具吸引力。与荷兰缔结条约的国家,若是没贸易壁垒,出口比投资多。投资条约也是如此。对于荷兰的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而言,目的地国的特征对于选择特定目标市场至关重要。通常市场离荷兰越远,荷兰与目标市场之间的文化差异越大,荷兰投资者或出口商在该国活跃的可能性就越小。欧盟27国,北美和亚洲其他地区（中东以外）是投资项目的相对重要目的地。市场规模与决定在有关国家开展业务的荷兰公司的数量成正比,而与荷兰之间的距离则成反比。荷兰公司的数量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少得更快,而随着目标市场的规模的增加而增长得更快。除了距离和规模外,文化上的亲近也是企业家的重要因素。与荷兰之间的文化差异越小,企业家越容易投资。以人均平均收入表示的目标国家的发展水平,与出口商和投资者的数量成正比。岛国对荷兰出口商和投资者来说,是相对不受欢迎的目的地。平均进口关税对荷兰进入者数量产生负面影响。目标国家适用的进口关税越高,该国家对荷兰出口商的兴趣就越小,进口关税高的国家的新投资者,数量大大低于关税低的国家。目前发生的新冠病毒危机,比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的程度还要更严重。在锁国之后,家庭的工作和收入损失,以及较低的企业投资和国际投资,可能会延长复苏的道路。2021年以后,全球增长也有可能受到影响。上一次金融危机,荷兰大约花了13年的时间,才复苏经济,这一次受创较深,可能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恢复。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过程盘根错节非常复杂,通常是综合考虑所有的投资因素才能做出最佳的决定。
二、欧元登上国际舞台的历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欧元登上国际舞台的历程（论文提纲范文）
（1）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米德的“美国外交传统”:主义与权力 |
| 第一节 沃尔特·米德主要着述和思想 |
| 第二节 米德指出的美国外交传统中的“四种主义” |
| 第三节 米德的权力理论 |
| 第四节 米德的逻辑和方法 |
| 第二章 20世纪美国外交传统的呈现 |
| 第一节 美国经济社会形态变革与外交传统的演进 |
| 第二节 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变奏 |
| 第三章 威尔逊主义的冒进(小布什政府时期) |
| 第一节 新保守主义与威尔逊主义的复兴 |
| 第二节 威尔逊主义与“反恐战争” |
| 第三节 威尔逊主义的异变与失败的大中东战略 |
| 第四章 杰斐逊主义的变革(奥巴马政府时期) |
| 第一节 国际新形势下的杰斐逊主义者 |
| 第二节 杰斐逊主义者的新特征 |
| 第三节 主义间的调和与亚太再平衡 |
| 第五章 杰克逊主义的冲击(特朗普政府时期) |
| 第一节 美国社会民粹主义的兴起 |
| 第二节 民粹主义与杰克逊主义 |
| 第三节 杰克逊主义的特朗普实践 |
| 第六章 对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的评价 |
| 第一节 四种主义所面对的挑战和机遇 |
| 第二节 美国外交政策走向 |
| 第三节 米德对美国世界霸权体系的认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沃尔特·R·米德大事年表(1952- ) |
| 致谢 |
（2）右翼民粹政党与英法德疑欧主义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疑欧主义的研究现状 |
| (二)、 右翼民粹政党的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与框架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 |
| 第一章 欧盟民粹政党与疑欧主义:一种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作为思想与实践的疑欧主义 |
| 一、疑欧主义的概念 |
| 二、疑欧主义发展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作为欧洲新兴政治力量的右翼民粹政党 |
| 一、民粹主义的概念 |
| 二、右翼民粹政党的理念 |
| 三、右翼民粹政党的历史发展 |
| 第三节 多重危机下右翼民粹政党与疑欧主义的互动模式 |
| 一、危机与民粹主义 |
| 二、欧洲危机与右翼民粹政党 |
| 三、右翼民粹政党与疑欧主义的互动 |
| 第二章 英法德三国的疑欧主义的历史与政治背景 |
| 第一节 英国疑欧主义 |
| 一、历史背景 |
| 二、疑欧主义与英国政党政治 |
| 三、疑欧主义与英国民众 |
| 第二节 法国疑欧主义 |
| 一、历史背景 |
| 二、疑欧主义与法国政党政治 |
| 三、疑欧主义与法国民众 |
| 第三节 德国疑欧主义 |
| 一、历史背景 |
| 二、疑欧主义与德国政党政治 |
| 三、疑欧主义与德国民众 |
| 第三章 英国独立党和脱欧党与英国疑欧主义 |
| 第一节 英国独立党的政治理念 |
| 一、疑欧主义理念 |
| 二、保守主义理念 |
| 三、民粹主义理念 |
| 第二节 多重危机下英国独立党和脱欧党的兴起与脱欧变局 |
| 一、欧债危机与英国独立党兴起 |
| 二、难民危机与边界管控 |
| 三、英国公投脱欧与独立党的胜利 |
| 四、英国脱欧党成立与脱欧完成 |
| 第三节 英国独立党兴起与英国疑欧主义的发展 |
| 一、英国疑欧主义的巅峰:英国脱欧 |
| 二、右翼民粹疑欧主义与精英化的疑欧主义的融合 |
| 三、后脱欧时代的疑欧主义 |
| 第四章 法国国民阵线/国民联盟与法国疑欧主义 |
| 第一节 国民阵线/国民联盟的历史发展与政策主张 |
| 一、国民阵线/国民联盟的历史发展 |
| 二、国民阵线/国民联盟的政策主张 |
| 第二节 多重危机下国民阵线/国民联盟借助选举的进一步崛起 |
| 一、法国大选中国民阵线的表现与影响 |
| 二、欧洲议会选举表现与影响 |
| 第三节 国民阵线/国民联盟兴起与法国疑欧主义的发展 |
| 一、准主流政党的疑欧主义议程 |
| 二、反自由主义、反全球化的法兰西疑欧主义? |
| 第五章 德国选择党与德国疑欧主义 |
| 第一节 德国选择党的成立和政策主张 |
| 一、德国选择党的成立 |
| 二、德国选择党的主要政策主张 |
| 第二节 多重危机下德国选择党撬动德国政党政治格局 |
| 一、欧债危机与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 |
| 二、难民危机下德国选择党的身份转变与影响 |
| 三、借助欧洲议会选举与地方选举影响政党政治版图 |
| 第三节 德国选择党兴起与德国疑欧主义的发展 |
| 一、从隐性疑欧主义到显性疑欧主义 |
| 二、从精英货币疑欧主义到多议题疑欧主义 |
| 三、一体化主要推动力量面临的制约 |
| 第六章 英法德右翼民粹政党与疑欧主义关系的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英法德在民粹政党与疑欧主义关系上的共性 |
| 一、危机驱动的双重崛起反映了欧洲一体化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
| 二、危机驱动的双重崛起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一定的共性特征 |
| 第二节 英法德在民粹政党与疑欧主义关系上的差异性 |
| 一、英法德三国政治文化传统及其与欧盟关系上的差异 |
| 二、英法德三国民粹政党推动疑欧主义发展的路径不同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3）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综述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 第四节 相关理论 |
| 一、文化遗产价值判定标准 |
| 二、文化遗产活化理论 |
| 三、真实性理论 |
| 四、文化认同理论 |
| 五、跨文化理论 |
| 第一章 中西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比较 |
| 第一节 欧洲遗产理论的发展阶段 |
| 一、古典时期(17世纪前) |
| 二、17世纪至19世纪初期 |
| 三、19世纪初期至19世纪90年代 |
| 四、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中后期 |
| 五、现代修复理论(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 |
| 六、遗产保护与管理中常用词词义辨析 |
| 第二节 西班牙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 |
| 一、早期的修复实践(19世纪以前) |
| 二、19世纪的保护实践 |
| 三、20世纪的遗产保护与管理 |
| 第三节 中国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 |
| 一、中国传统的修复实践(20世纪之前) |
| 二、现代遗产管理的萌芽期(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 |
| 三、停滞期与摸索期(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 |
| 四、现代遗产管理的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 |
| 第四节 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的比较 |
| 一、英法遗产管理的比较 |
| 二、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中体现出的文化差异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西传统文化差异在遗产管理中的体现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遗产及管理思想中的体现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四个维度 |
| 二、中国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 |
| 三、中国的管理文化 |
| 第二节 西方传统文化在建筑遗产及管理思想中的体现 |
| 一、西方传统文化的四个维度 |
| 二、西方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 |
| 三、西方的管理文化 |
| 第三节 中西方建筑遗产特征及管理思想比较 |
| 一、中西传统文化四个维度的比较 |
| 二、中西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比较 |
| 三、中西方管理文化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比较 |
| 第一节 中国遗产管理体制 |
| 一、我国遗产管理体制 |
| 二、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 |
| 三、我国遗产管理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四、我国遗产管理的法律框架 |
| 第二节 西方遗产管理体制 |
| 一、西方国家的遗产管理体制 |
| 二、“以价值为导向”的管理方法 |
| 三、文化遗产的效益评价 |
| 四、国际遗产保护与管理的法律框架 |
| 第三节 西班牙遗产管理体制 |
| 一、西班牙遗产保护机构 |
| 二、西班牙遗产管理的法律框架 |
| 三、西班牙的特色保护措施 |
| 第四节 中西遗产管理体制的比较与借鉴 |
| 一、中西遗产管理法律框架的比较 |
| 二、国际遗产管理理念的本土化问题 |
| 三、中西遗产管理体制的比较 |
| 四、西方管理体制的借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比较 |
| 第一节 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概述 |
| 一、遗产管理者与保护者 |
| 二、遗产经营者 |
| 三、遗产地社区居民 |
| 四、遗产旅游者 |
| 五、非政府组织 |
| 六、社会大众 |
| 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者与保护者的比较 |
| 一、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 |
| 二、保护与科学的关系 |
| 第三节 中西文化遗产经营者与社区居民的比较 |
| 一、遗产经营者比较 |
| 二、社区居民的参与度比较 |
| 三、社区居民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
| 第四节 中西文化遗产旅游者的比较 |
| 一、中西方旅游者对真实性的追求差异 |
| 二、中西方旅游者的审美差异 |
| 三、遗产旅游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
| 四、遗产旅游对遗产地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故宫与西方博物馆: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比较 |
| 第一节 案例部分的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 |
| 一、世界文化遗产 |
| 二、文化遗产的数字化 |
| 三、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
| 四、全球化对文化遗产的影响 |
| 五、中国与西班牙世界文化遗产概况 |
| 第二节 故宫博物院的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 |
| 一、故宫概况 |
| 二、故宫的遗产活化实践 |
| 三、故宫的遗产数字化实践 |
| 第三节 阿尔罕布拉宫的遗产活化与西方博物馆的数字化管理 |
| 一、阿尔罕布拉宫概况 |
| 二、阿尔罕布拉宫的遗产利用 |
| 三、西方遗产数字化研究 |
| 第四节 中西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比较 |
| 一、实体博物馆与数字博物馆 |
| 二、博物馆的体验方式 |
| 三、博物馆的创新之道 |
| 四、遗产活化的发展方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曲阜与圣地亚哥古城: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比较 |
| 第一节 曲阜“三孔”及其遗产价值 |
| 一、曲阜的历史变化 |
| 二、曲阜的遗产价值 |
| 三、曲阜的城市发展演变 |
| 第二节 圣地亚哥古城的改造经验 |
| 一、圣地亚哥的古城与新城 |
| 二、圣地亚哥城市改造的经验 |
| 第三节 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经验借鉴 |
| 一、“圣地”类遗产的管理 |
| 二、历史城镇的商业化问题 |
| 三、两处圣地管理的异同 |
| 四、历史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借鉴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丝绸之路与朝圣之路:文化线路遗产的开发与管理比较 |
| 第一节 文化线路遗产 |
| 一、文化线路遗产的提出 |
| 二、文化线路遗产的价值 |
| 三、线性文化遗产的相关概念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的发展 |
| 一、丝绸之路概况 |
| 二、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 |
| 第三节 朝圣之路的发展 |
| 一、朝圣之路概况 |
| 二、朝圣之路的发展经验 |
| 第四节 欧洲的文化线路体系 |
| 一、文化线路认定 |
| 二、管理体系 |
| 三、财政制度 |
| 第五节 文化线路遗产的发展与管理比较 |
| 一、“欧洲文化线路”的管理经验借鉴 |
| 二、西班牙朝圣之路的发展经验借鉴 |
| 三、我国发展文化线路遗产的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基于文化视角的发现 |
| 二、西方遗产管理体制借鉴 |
| 三、案例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和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核心名词辨析和界定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三、诸“货币”形态关系 |
|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内涵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影响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 |
| 四、法定数字货币的规制 |
| 五、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内容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内容框架 |
| 三、主要创新 |
| 第二章 货币本质和货币形态演进基本规律 |
| 第一节 货币的本质与主要理论 |
| 一、货币的内涵和本质理论 |
| 二、货币的职能和理论发展 |
| 三、货币的社会和法律属性 |
| 第二节 货币形态演进及其规律 |
| 一、货币形态演化进程和经济特征 |
| 二、货币形态演化的经济科技基础 |
| 三、货币形态演化的法经济学规律 |
| 第三节 新科技与数字货币发展 |
| 一、数字货币产生的经济科技基础 |
| 二、货币数字化和数字货币的产生 |
| 三、数字货币基本特征和价值改进 |
| 第三章 法定数字货币基本理论和逻辑基础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及其基本理论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内涵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属性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特征 |
| 四、法定数字货币的理论新挑战 |
| 第二节 数字形式“货币”的差异比较 |
| 一、法定数字货币与电子货币 |
| 二、法定数字货币与虚拟货币 |
| 三、法定数字货币与私人数字货币 |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的绩效和价值 |
| 一、货币竞争模式及其基本特点 |
| 二、现行货币竞争的绩效与不足 |
| 三、法定数字货币价值功能改进 |
| 第四章 国内外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与开发 |
| 第一节 国外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推进 |
| 一、私人数字货币的政策和监管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和取向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和实践 |
| 第二节 国际组织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 |
| 一、私人数字货币的取向和监管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和取向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和观点 |
| 第三节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开发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理论和政策取向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和开发实践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科技和金融路径 |
| 第五章 法定数字货币对金融机制的影响和效益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机制的影响 |
| 一、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供应的变化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需求的变化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控制的提升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
| 一、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理论及其实践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对调控机制的优化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传导机制的改进 |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支付体系的影响 |
| 一、我国现行支付体系及其运营模式 |
| 二、我国支付体系存在的问题和缺陷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支付体系的完善 |
| 第六章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与需求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制度需求和供给 |
| 一、现行法定货币的制度规则及评析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需求和创新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和架构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思路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立法模式选择 |
| 第七章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制度构建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制度架构 |
| 一、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经济目标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基本原则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管理机制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管理 |
| 一、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体系和基础 |
| 二、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机制 |
| 三、法定数字货币流通的配套制度 |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权责义务及配置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主要法律关系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权责配置 |
| 三、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权责分配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一、全文总结 |
| 二、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新时代我国体育外交发展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问题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对象、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小结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一)外交基础层面:聚焦国家战略与体育外交的关系 |
| (二)外交方式层面:聚焦国际赛事与体育外交的关系 |
| (三)外交主体层面:聚焦多元主体与体育外交的关系 |
| (四)外交范围层面:聚焦社会职能与体育外交的关系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一)外交基础层面:聚焦国家战略与体育外交的关系 |
| (二)外交方式层面:聚焦国际赛事与体育外交的关系 |
| (三)外交主体层面:聚焦多元主体与体育外交的关系 |
| (四)外交范围层面:聚焦社会职能与体育外交的关系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取得的成绩 |
| (二)研究的不足 |
| (三)本研究创新之处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
| 一、理论基础 |
| (一)国际关系理论 |
| (二)议程设置理论 |
| 二、概念界定 |
| (一)外交 |
| (二)体育外交 |
| (三)体育外交策略 |
| 三、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体育外交发展策略的历史经验 |
| 一、我国体育外交发展策略的历史演进 |
| (一)全面倒向社会主义阵营阶段(1949 年-1960 年) |
| (二)“反修反帝”阶段(1961 年-1970 年) |
| (三)“三个世界战略构想”阶段(1971 年-1980 年) |
| (四)“独立自主与不结盟”阶段(1981 年-1988 年) |
| (五)“韬光养晦”阶段(1989 年-2002 年) |
| (六)“和平发展”阶段(2003 年-2012 年) |
| (七)大国外交实施阶段(2013 年-至今) |
| 二、我国体育外交的历史成就 |
| 三、我国体育外交的历史经验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体育外交发展策略的域外镜鉴 |
| 一、国外体育外交策略的历史演进 |
| (一)美国体育外交发展策略 |
| (二)日本体育外交发展策略 |
| (三)法国体育外交发展策略 |
| (四)澳大利亚体育外交发展策略 |
| 二、国外体育外交策略的经验借鉴 |
| 三、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我国体育外交发展的目标与策略选择 |
| 一、新时代我国体育外交发展策略制定的现实依据 |
| (一)体育外交发展的历史经验 |
| (二)体育外交发展的域外镜鉴 |
| (三)体育外交发展的时代要求 |
| 二、新时代我国体育外交发展策略实施的主要目标 |
| (一)根本目标:增进国家利益,提升中国体育话语权 |
| (二)短期目标:把握冬奥机遇,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 |
| (三)中期目标:改善舆论环境,加强区域体育合作交流 |
| (四)长期目标: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三、新时代我国体育外交发展的具体内容 |
| (一)体育外交主体的发展任务与时代要求 |
| (二)体育外交客体的发展任务与时代要求 |
| (三)体育外交基础的发展任务与时代要求 |
| (四)体育外交目的的发展任务与时代要求 |
| (五)体育外交方式的发展任务与时代要求 |
| (六)体育外交范围的发展任务与时代要求 |
| 四、新时代我国体育外交发展的策略选择 |
| (一)外交基础——服务体育外交新战略,提升体育外交整体地位 |
| (二)外交目的——把握体育外交新使命,深化体育外交价值判断 |
| (三)外交范围——重视公共外交新发展,激发民间体育交流活力 |
| (四)外交主体——发挥多元主体新力量,提升全球体育治理能力 |
| (五)外交客体——塑造对外交往新格局,积极参与国际体育事务 |
| (六)外交方式——搭建体育交流新平台,加强体育对外文化交流 |
| 五、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辨析与研究议题界定 |
| 第一节 基础概念及关系辨析 |
| 一、“合作”与“国际合作” |
| 二、国际合作与竞争、斗争 |
| 三、国际合作与冲突、战争 |
| 四、国际合作与和平发展 |
| 第二节 研究议题界定 |
| 一、理论与实践的“中国特色”之辩 |
| 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合作”之题 |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整体性”之维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立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合作思想的指导 |
| 一、国际合作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 |
| 二、国际合作的本质属性:国家的阶级性 |
| 三、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民族独立自主平等 |
| 四、国际合作的价值旨归:人类的解放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精髓的滋养 |
| 一、人的范畴:人性善与道义传统 |
| 二、国家范畴:“和合主义” |
| 三、世界范畴:“天下主义” |
| 第三节 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经验教训 |
| 一、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积极探索 |
| 二、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 |
| 三、大国争霸的历史镜鉴 |
| 第四节 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的批判 |
| 一、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立场”批判 |
| 二、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观点”批判 |
| 三、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方法”批判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分析:一种系统框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 |
| 一、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结构范式 |
| 二、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机理 |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形式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运行规律 |
| 一、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二、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三、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属性 |
| 一、人民性 |
| 二、实践性 |
| 三、发展性 |
| 四、包容性 |
| 五、正义性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的实践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进 |
| 一、起点与基础:实现“站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二、开创与拓展:实现“富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三、传承与创新:实现“强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第二节 三种类型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基于“世界观-能力-制度”的案例分析 |
| 一、“维护支持型”国际合作:中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实践 |
| 二、“参与塑造型”国际合作:上海合作组织 |
| 三、“倡导引领型”国际合作:“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经验 |
| 一、党的领导:国际合作的根本保证 |
| 二、独立自主: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 |
| 三、求同存异:国际合作的基本方针 |
| 四、互利共赢:国际合作的基本精神 |
| 五、和平发展:国际合作的核心目标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认同困境 |
| 一、西方价值观的弊端与分化 |
|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挑战 |
| 三、中国和平发展的“信任”困境 |
| 第二节 国际合作能力面临的现实挑战 |
|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
| 二、大国博弈与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 |
| 三、国际合作的责任能力的不对称性 |
| 第三节 全球合作体制“低效失灵” |
| 一、联合国权威体系受到挑战 |
| 二、全球合作治理的制度供给滞后 |
| 三、国际合作机制运行功能紊乱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深化路径 |
| 第一节 增强国际合作“世界观”的认同 |
| 一、“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 |
| 二、“和平发展”的“诚意决心” |
| 三、“和合共生”的“文化自觉” |
| 第二节 提升实现和平发展的竞合“能力” |
| 一、国际合作中的动力与原则底线 |
| 二、国际合作中的竞争与斗争本领 |
| 三、国际合作中的能力与责任共担 |
| 第三节 推进全球合作体系的“制度”创新 |
| 一、国际合作的“核心”体制 |
| 二、国际合作的“制度”供给 |
| 三、国际合作的“关系”网络 |
| 结论:人类合作文明的理论前景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7）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及其文化根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的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界定及发展历程 |
| 1.1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概念 |
| 1.1.1 民粹主义的内涵和特征 |
| 1.1.2 左右翼民粹主义的联系和区别 |
| 1.1.3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内涵 |
| 1.2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历程 |
| 1.2.1 起步阶段—20 世纪50 年代初到70 年代末 |
| 1.2.2 蓄势阶段—20 世纪80 年代到90 年代初 |
| 1.2.3 发展阶段—20 世纪90 年到21 世纪初 |
| 第二章 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及新特征 |
| 2.1 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与现状 |
| 2.1.1 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背景 |
| 2.1.2 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现状 |
| 2.2 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发展的新特征 |
| 2.2.1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影响力扩大 |
| 2.2.2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政治策略的变化 |
| 第三章 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文化根源 |
| 3.1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与多元文化主义对抗 |
| 3.1.1 西欧国家普遍面临的身份认同困境 |
| 3.1.2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与身份政治相结合 |
| 3.1.3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发展成为身份政党 |
| 3.2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伊斯兰文化的抵制 |
| 3.2.1 穆斯林移民难以与西欧各国的主流文化融合 |
| 3.2.2 欧洲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摩擦 |
| 3.2.3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趁机举起反伊斯兰化和反移民旗帜 |
| 3.3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反弹 |
| 3.3.1 西欧社会经历着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 |
| 3.3.2 造成传统阶级政治的式微和新政治的崛起 |
| 3.3.3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是西欧社会对价值观转型的文化反弹 |
| 第四章 文化根源对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影响 |
| 4.1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对欧洲的影响 |
| 4.1.1 改变西欧政坛的政党格局 |
| 4.1.2 延缓欧洲一体化和欧元区改革的进程 |
| 4.1.3 破坏西欧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
| 4.2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未来走向 |
| 4.2.1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面临的内外部挑战 |
| 4.2.2 西欧民粹主义政党的未来走向的可能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面向真理本身 ——巴迪欧哲学思想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第1章 巴迪欧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 |
| 1.1 思想基础 |
| 1.1.1 萨特的存在主义 |
| 1.1.2 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 |
| 1.1.3 拉康的精神分析 |
| 1.1.4 康托尔的集合论 |
| 1.2 历史渊源 |
| 1.2.1 五月风暴 |
| 1.2.2 “毛主义”情节 |
| 1.2.3 新自由主义思潮 |
| 1.3 后现代语境中的哲学危机 |
| 1.3.1 哲学终结论的表现 |
| 1.3.2 哲学危机产生的原因 |
| 第2章 巴迪欧对哲学的拯救和复兴 |
| 2.1 扞卫哲学的合法性 |
| 2.1.1 批判哲学终结论 |
| 2.1.2 解缝与远征 |
| 2.1.3 哲学的可能性 |
| 2.2 柏拉图主义姿态 |
| 2.2.1 巴迪欧与柏拉图 |
| 2.2.2 数学本体论 |
| 2.2.3 类性的多 |
| 2.3 事件、真理、主体三位一体的本体论哲学 |
| 2.3.1 事件哲学:情势的断裂 |
| 2.3.2 真理程序:真理的存在 |
| 2.3.3 主体理论:介入性操作 |
| 第3章 哲学要更进一步 |
| 3.1 重构革命的永恒真理 |
| 3.1.1 人为哲学:“矫揉造作”的实存 |
| 3.1.2 真理浮现:真理的表象 |
| 3.1.3 阶点理论:实存的取值 |
| 3.2 共产主义观念 |
| 3.2.1 提出:针对苏联模式及一系列全球性危机 |
| 3.2.2 内涵:个体在生成中成为大写的历史主体 |
| 3.2.3 实质:实现真正的无限的人的联合 |
| 3.3 事件轨迹、真理性身体、主体化三者统一的在世的新哲学 |
| 3.3.1 事件轨迹:原始陈述 |
| 3.3.2 真理性身体:真理的实存 |
| 3.3.3 主体化:哲学的非在到实存 |
| 第4章 巴迪欧哲学思想的再思考 |
| 4.1 巴迪欧哲学之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 |
| 4.1.1 理论起点: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
| 4.1.2 理论内涵:社会存在本体论 |
| 4.1.3 理论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 |
| 4.2 巴迪欧哲学之于当代社会 |
| 4.2.1 巴迪欧哲学与世界政治实践 |
| 4.2.2 巴迪欧哲学与资本主义新时代 |
| 4.2.3 巴迪欧哲学思想的局限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9）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及评析 |
| 四、核心概念界定 |
| 五、理论基础 |
| 六、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思想层面:近代中国训育制度的理论探讨 |
| 第一节 清末“训育”概念的传入 |
| 一、“训育”传入的背景 |
| 二、“训育”传入的主体 |
| 三、“训育”传入的内容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训育内涵的争辩 |
| 一、训育重要性的探讨 |
| 二、训育内涵的博弈 |
| 三、训育实施路径的论争 |
| 第三节 民国后期训育理论体系的构建 |
| 一、训育理论知识体系的形成 |
| 二、训育理论的代表人物及其训育思想 |
| 第二章 实践层面: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实际探索 |
| 第一节 清末新式学堂“训育”的践行 |
| 一、“监学官”的设立与管理规则的颁布 |
| 二、“寄宿舍制度”的出现 |
| 三、以“经学”为主体“训育”课程的开设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高等院校训育的试验 |
| 一、“学监制”的续存 |
| 二、“学生自治会”的成立 |
| 三、“经学”训育课程的延续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高等院校训育的试行 |
| 一、“导师制”的先行 |
| 二、训育组织的杂出 |
| 三、“党义课程”的开设 |
| 第三章 制度层面: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构建完型 |
| 第一节 训育制度建立的缘由 |
| 一、“学校风潮”频发的推动 |
| 二、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的建议 |
| 三、战时施政方针及教育政策的导引 |
| 第二节 学制系统“训育”的构建 |
| 一、训育方针的艰难确立 |
| 二、训育标准的加速订定 |
| 三、“导师制”的大力倡导 |
| 第三节 管理系统“训育”的编织 |
| 一、训育组织“训导处”的建立 |
| 二、训育研究委员会的设立 |
| 三、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 |
| 第四章 全面推行:南京国民政府后期高校训育制度的实况 |
| 第一节 “导师制”的实施 |
| 一、国立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 二、私立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 三、教会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 第二节 “训导处”的设立 |
| 一、国立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 二、私立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 三、教会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 第三节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引入 |
| 一、国立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 二、私立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 三、教会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 第五章 历史反思: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评析 |
| 第一节 训育制度的总体评析 |
| 一、训育制度的内在联系 |
| 二、训育制度的功能体现 |
| 第二节 导师制的评析 |
| 一、从师生情感交流的角度看 |
| 二、从学子民族精神的角度看 |
| 三、从学生思想行动的角度看 |
| 第三节 训导处的评析 |
| 一、导致学校管理的行政性 |
| 二、催生校园氛围的政治化 |
| 三、加强学生思想的控制力 |
| 第四节 三青团的评析 |
| 一、于学子抗敌热情的影响 |
| 二、同高校政治色彩的关系 |
| 三、与学生进步运动的联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评价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现状的评价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论文的创新 |
| 二、论文的不足 |
| 第二章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微观理论 |
| 一、垄断优势理论 |
| 二、内部化理论 |
| 三、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理论 |
| 一、比较优势理论 |
| 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三、竞争优势理论 |
| 第三章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 第一节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和前景 |
| 一、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
| 二、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景 |
| 三、投资政策发展 |
| 第二节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
| 一、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
| 二、投资流量的宏观概述 |
| 三、荷兰的就业情况 |
| 第三节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历程与特征 |
| 一、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历程 |
| 二、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 |
| 第四章 特殊金融机构 |
| 第一节 特殊金融机构的作用 |
| 一、特殊金融机构的定义 |
| 二、荷兰常规公司和特殊金融机构投资的比例 |
| 三、荷兰常规公司和特殊金融机构投资的地理分布 |
| 第二节 双边条约的重要性 |
| 一、荷兰是国际条约体系的核心 |
| 二、不同类型双边条约的吸引力 |
| 三、特殊金融机构对荷兰经济重要性有限 |
| 第五章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 |
| 第一节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 |
| 一、独立的中小企业主要进行小规模投资 |
| 二、大型公司和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 |
| 第二节 荷兰重要的大型跨国公司 |
| 一、金融业跨国公司 |
| 二、金融业跨国公司 |
| 三、非金融服务业跨国公司 |
| 第六章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的关系 |
|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的关系 |
| 一、出口和投资的介绍 |
| 二、出口和投资齐头并进 |
| 三、出口和投资的方式 |
| 第二节 条约与投资和出口的关系 |
| 一、条约和非关税措施与投资和出口的关系 |
| 二、贸易协议的深度 |
| 第三节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或出口的选择因素 |
| 第七章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国家 |
| 第一节 美国 |
| 一、美国经济概况 |
| 二、荷兰对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
| 第二节 德国 |
| 一、德国的经济概况 |
| 二、荷兰对德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
| 第八章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危机和挑战 |
| 第一节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危机 |
| 一、85年的货物贸易和投资趋势 |
| 二、金融危机 |
| 三、新冠病毒危机 |
| 第二节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SWOT分析 |
| 一、优势(Strength) |
| 二、劣势(Weakness) |
| 三、威胁(Threat) |
| 四、机会(Opportunity) |
| 第九章 结论和建议 |
| 第一节 本文的结论 |
| 第二节 本文的建议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欧元登上国际舞台的历程（论文参考文献）
- [1]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D]. 王力. 吉林大学, 2021(01)
- [2]右翼民粹政党与英法德疑欧主义演变[D]. 孙波.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3]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D]. 高洁. 山东大学, 2021(11)
- [4]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D]. 余雪扬.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5]新时代我国体育外交发展策略研究[D]. 王超然.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6]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成向东. 兰州大学, 2021(09)
- [7]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及其文化根源研究[D]. 郭子珍. 山西大学, 2020(01)
- [8]面向真理本身 ——巴迪欧哲学思想探析[D]. 肖倩颖. 吉林大学, 2020(08)
- [9]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D]. 王海凤.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10]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研究[D]. 陈彦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