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接1月5日第二版）马来西亚（论文文献综述）
丁一鹤[1]（2020）在《飓风行动之破局(长篇纪实连载)》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上接2020年第10期）第五章黑金身后站着祖国皇冠酒店门口,工作组民警正一个一个地将犯罪嫌疑人押上车,突然,上百名荷枪实弹的柬埔寨武装人员从四面八方冲过来,呼啦啦将酒店大门堵了个严实!黑洞洞的枪口指向了柬埔寨特警和身穿便装的中国警察。梁瑞国连忙询问甘思局长:"包围我们的是警察,还是军人?"甘思局长也非常震惊:"是宪兵!"所有人都傻在了那里。中国警察可是手无寸铁啊,何况这是在语言不通情况不明的国外。梁瑞国叮嘱工作组民警:"大家别慌。记住,我们是中国警察,我们身后站着祖国!"
新华社[2]（2019）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上接第11期）一九九八年1月全国林业计划会议宣布,从1998年起,国家将实施以调减木材产量、保护资源、分流人员、提高效益为主要内容的国有林区天然林保护工程。2000年10月,我国全面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3月3日—14日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选举李瑞环为全国政协主席。3月5日—19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选举江泽民为国家主席、国家中央军委主席,李鹏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朱镕基为国务院总理。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加强宏观调控和执法监管部门。
杨绍军[3]（2019）在《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南联大作为抗战时期的高等学府,在鸡鸣不已、风雨如晦的战争年代,西南联大坚持刚毅坚卓的校训,为国家保存了民族文化的血脉,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成为了中国高等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奇迹。自1937年8月国民政府设置长沙临大到1946年7月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复校,中国作家对以西南联大为背景或发生地（长沙、衡山、昆明、蒙自等）的创作,以及以西南联大历史为题材的写作,形成了数量众多、异彩纷呈,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的文学作品,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表现空间和历史图景。在80多年的时间里,西南联大被不断的叙述、想象建构,在不同时代的作家和作品中得以反复呈现,其间经历了萌发期、勃发期和兴盛期。在1930年代到1970年代的西南联大文学书写中,威廉·燕卜荪、穆旦、杜运燮、冯至、郑敏、周定一等诗人对战争年代的流亡体验和流亡生活进行了表现,也对师生情谊、家国情怀和战争与死亡等进行了描绘,推动了 19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高峰;朱自清、沈从文、罗常培、曾昭抡、费孝通等作家、学者不仅描写了战乱时期的离乱生活和云南的自然风物,还对边地形象进行了想象建构,写出了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王力和钱锺书的作品将知识与典故集合起来,对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现实作了思考,成为战时学者散文的代表;作为长篇小说的《未央歌》和《长夜》,由于作者叙事动机不同,前者以情调风格见长,再现了“青春未央”的西南联大,而后者则用象征隐喻,描述了西南联大的“漫漫长夜”。纵观这一时期的创作,由于知识分子内迁或者说南渡,他们在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时空的转换,这种流亡体验既扩大了他们的生活视野,也丰富了他们的创作素材,集中对遍地烽火、离乱迁徙、战争记忆、弦歌不辍等进行了呈现。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西南联大书写中,汪曾祺、宗璞、冯至、冯友兰、金岳霖、钱穆等作家、学者对战争时期跑警报、泡茶馆和战乱中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进行了描绘,其间充满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和体验、反思,成为他们写得最好、写得最精彩的作品;郑敏、杜运燮、赵瑞蕻、唐湜等诗人的作品对西南联大进行了礼赞,缅怀和追忆了西南联大的师友,将西南联大师生的精神和风采进行了表达;宗璞《南渡记》以家族关系来结构小说模式,塑造了众多形象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进行了描述。在这些作品中,不同的书写者将个人记忆与集体叙事、战争记忆与老年叙事融合在一切,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人事进行了书写,提供了考察20世纪知识分子生命历程的重要文本。在新世纪以来的西南联大书写中,许渊冲、赵瑞蕻的散文和浦薛凤、何兆武、任继愈、陈岱孙、陈达等的回忆录或自传,对西南联大师友和昆明的生活进行了追忆,也对西南联大的精神进行了揭示,还对西南联大的人物进行了评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宗璞《东藏记》、《西征记》和《北归记》实现了对西南联大的史诗性建构,对偏安昆明的世情和浪漫、滇西大反攻的悲壮与豪情、青年一代的选择和爱情等进行了描写和呈现,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董易《流星群》写到了西南联大青年和地下党员的生活和斗争,突破了传统革命文学的叙事,重现了西南联大青年的“青春之歌”;海男《穿越西南联大挽歌》和《梦书:西南联大》以西南联大师生作为描述对象,完整地书写了西南联大的历史,用诗化的语言建构了文学中的西南联大。这一时期西南联大的书写者不再限于西南联大师生,他们对西南联大的书写内容更为宏大、语言形式探索不断创新,使得作为镜像的西南联大变得更加生动和形象。可以说,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融合了历史与现代的交融互动,其中有笳吹弦诵、弦歌不辍的描写,也有家国情怀、书生报国的展示,更有战争记忆、边地形象的建构,也有浪漫性、传奇性和民间性、现代性的关联。在不同的时代,中国作家对西南联大的书写,使得西南联大的想象建构不断被发现或重复,作家再现了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以生命践行的内地流亡,重构了他们体验自由/独立、高贵/卑微、牺牲/苟全的生命历程,书写了 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现实图景。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作家、诗人、学者也对中国现代教育和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回顾、反思。因此,西南联大虽然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需要坚持西南联大的精神和理想,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民族精神、高尚思想和人格风范应该被传承下来。可以说,对西南联大的书写,还会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延续发展和不断重现,成为常说常新、层出不穷的历史话题。
林敏萍[4]（2019）在《体制外生存：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来西亚华文中学因拒绝接受《1961年马来亚教育法令》改制建议,而成为国家教育体制外的华文独立中学,已公认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生命得以延续与存在的文化堡垒,不仅是马来西亚特有的教育体制,也是世界绝无仅有的办学经验,此独特性与了解其在体制外生存的何以可能是本研究的价值所在。本研究主要通过文献研究法与访谈法,即采用跨越三十多年的三次全马独中调查报告（1983年、1992年、2016年）统计数据之比较分析,以及对14位现任资深独中校长的访谈分析,辅以社会学为分析视角,揭示独中在国家体制外生存的历程与状态,最后作为行动者的研究者以即将服务的独中为例,量身定制其教育蓝图,并供其他独中作为未来发展的参考。本研究完成对独中五十多来于体制外生存状态的研究与揭示,获得的研究发现可归纳为以下五项:一、本研究发现从独中1961年拒绝改制及其后十余年垂死挣扎的经历中,作为社会运动的独中教育为求生存,与教育渐行渐远,失去方向,而濒临死亡。直到1973年独中复兴运动提出“走自己的路”,遵循《独中建议书》所提出的独中办学四大使命和六大方针,以及独中工委会的扶持,让独中从濒死边缘重生。二、独中办学者在独中办学路线、课程设置、教学媒介语之争议,是一场原则与权宜的长期拉锯战。由于在国家教育体制外办学,造就了独中课程设置的自由多元性,但依然摆脱不了政府课程的牵绊。本研究认同《独中教育蓝图》所强调的课程领导策略,改革现有课程结构、优化课程标准及推动校本课程,将有助于独中往正确的教育方向发展。本研究建议董总应借鉴社会学介入的方法,积极寻找有意愿的独中成为教育改革的试点学校,作为教育改革实践的突破口。三、本研究从调查报告分析发现独中管理决策权失衡,董事会的决策权牵涉广泛,而作为学校主体的学生与教师,则几乎没有参与决策权。本研究建议独中行政管理应分散权力和加强制度化管理,减少诉诸于人情与关系的“人治”的不稳定与不确定性。本研究同时也揭示资深独中校长处理与董事关系的策略主要有三:同盟共进、依附配合、自谋出路;而董事与校长的决策关系是一场权力的博弈。四、本研究发现独中学生来源地趋向城市化及其家庭年收入偏高的现象,独中渐成为再生产理论中“教育机构是社会再生产的中介”的一分子。本研究吁请独中办学者需省思独中教育的社会责任与教育公平促进功能的维持,同时提醒独中教育工作者对于家庭背景处于劣势者应给予更多关注与协助,并对有关弱势学生在原有课程内容与教学法等作出相应调整。五、从调查报告比较分析结果显示独中教师教育资格呈增长趋势,但尚需对教师教育进行长期且有系统的规划,并积极推动校本师资培训。此外,统计结果也显示独中教师工作负荷量超重,因此本研究提出解放教师的时间,并真正赋权予教师,让他们成为独中接下来十年教育改革工程的中坚力量。有鉴于每一所独中的精彩与不死韧性,就是来自它的独特性,本研究最后提出各独中应为自己量身定制教育蓝图的建议,才是独中未来生存之道。本研究最后综合前四章研究发现与揭示,在参考《独中教育蓝图》框架与内容的基础上,以研究者博士毕业后即将服务的丹中为例,为其量身定制一份教育蓝图,主要提出以课程改革与可持续发展的经费筹措方式双管齐下,即“选课走班”与“丹中教育基地”,让丹中走出自己的路,并提供予其他独中作为参考。
陈若萱[5]（2018）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文中指出台湾地区的无线电视事业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在“戒严”时期形成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足鼎立的无线电视格局。“解严”之后,随着政策的改变,第四家无线电视公司民视成立,公共电视独立建台并开播。2000年民进党上台之后,对台湾无线电视的格局进行了较大调整,“党政军”退出三台、媒体改革等成为无线电视媒介在“绿色执政”之后的关键词。本文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主体和中心,借鉴制度变迁理论,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主要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史”的维度,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采用案例比较研究和比较历史分析结合的方法,将历史研究与制度研究相结合,把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台湾历史现实的产物,并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关注其宏观历史脉络,分析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二是“论”的维度,力求与史结合,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作批判性考察,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历史发展中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包括外生性变量、内生性变量和行动者等因素,研究这三个变量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综合影响;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其变迁轨迹及变迁类型。在研究方法上,笔者借助深度访谈法、观察法和文献法等方法,访谈多名台湾电视媒体业界人士、学界人士和政界人士,并对台视、中视、华视、民视和公视五家无线电视台及部分有线电视台进行观察,使研究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台湾无线电视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制度变迁。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研究意义。首先,本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本研究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对象,运用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对其进行分析,这是新制度经济学与新闻传播学相结合的创新尝试,丰富和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其次,本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以史为鉴,对未来两岸电视媒介发展乃至政策制定有所帮助。本研究力求能为促进“一国两制”的中国新闻事业提供参考,在促进未来两岸电视媒体的进一步合作的基础上,增进两岸电视媒体的理解与互信,促进华文电视媒体共同发展。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意义、研究思路,梳理理论及综述文献,讨论本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等。第二章为“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介绍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建立概况,本章梳理了在国民党严格的威权统治之下,以商业运营制度建立无线电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家无线电视台先后成立的过程,分析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三章为“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本章梳理了“戒严”令解除之后,媒体产业开始快速发展时,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情况;分析“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四章为“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本章梳理了民进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民众对所谓民主的需求愈加强烈,台湾无线电视媒介随之发生的变化;分析了“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五章为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媒介批判,笔者对每一阶段的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进行总结,得出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形成、制度变迁类型、各因素的影响模式和变迁全程的路径依赖作用等四条结论,并对政治力量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中的负面作用进行批判反思。经过研究,笔者发现,台湾无线电视的诞生源于政治制度的推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的制度变迁模式表现为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并行。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过程中,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发挥交互作用,政治、经济与技术因素是外生性因素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因素;行动者之间成本和收益的不均衡成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非正式约束对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产生强大作用,政治、经济等因素常以非正式约束的形式对实施机制发挥作用。本文在选题、研究内容和视角及研究方法上具有创新性,首先,本文填补了台湾电视相关研究的空白,采用最新的数据和资料,记录了台湾无线电视转型的重要时期;其次,本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使研究具有较强逻辑性,运用制度制度变迁理论,对史料进行创新性的逻辑思考,是台湾电视史研究的一次创新;最后,本文通过深度访谈、观察法等质化研究方法,获得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克服了大陆的台湾研究往往缺乏第一手资料的缺陷。
沈文博[6]（2018）在《文化世界中的政治意识—钱穆“政道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钱穆,中国现代着名史学家、教育家,以其独特的文化史观在我国当代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钱穆长寿且治学勤勉,着作丰硕,他一生治学中心都在中国传统文化处,对传统文化诸多领域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诚然,钱穆思想的重点在于文化学及历史学,但是因着其特殊的历史文化理念,使得他的思想达到了在历史学、文化学、教育学乃至政治学等领域的贯通。钱穆虽然终生未曾担任政府实务,但对传统政治与近当代政局有着独到的见解。本文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钱穆的政治思想做出较为总体性的梳理与阐释,分析钱穆政治思想的核心与特质,建构理想政治的框架,对其思想体系做出一有益补充。本文致力于三点:一是自历史角度对钱穆政治思想的萌发、形成、演变等过程做一叙述,以此见其衍变,着重突出了钱穆本人家庭、性格以及历史事件等因素对于钱穆思想的影响;二是从学术转变的过程中追寻其内在心理的转变,以见其历史选择背后的原因;三是钱穆政治理论的落实,即将之政治理论作一较为具体的实际建构。文章即就此将行文分为五章:第一章是钱穆学术人生的奠基期,主要讲述他文化与政治思想萌发的背景;第二章是国难背景下钱穆思想的转变,自之前的学斋派转向学术报国,开始产生以学术激发民族精神的文化建国政治理念;第三章是香港时期的社会活动,这一时期的钱穆以文化为己任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其中又以政治时评与创办新亚书院为主;第四章是政治活动受挫之后的重新选择,这一时期钱穆迎来了自己“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顶峰,却出现了学术思想与社会活动的新离合,学术上转而为向内的心性研究,政治时评看似激进,但相较于香港时期,实际不进反退,远不及其学术思想的精进。第五章是钱穆对于理想政治的具体构建,以“三民主义”为核心阐述当代新背景下的建国理想。通过对钱穆政治思想的整合与分析,作者认为这是一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以传统政治为依托,并融合了西方民主宪政思想的独特政治思想,将政治理想置于文化“一体论”“生命论”中,其核心内容是以“以道统领导政统”的“文治政治”,是一种以人文引导政治的“政道”。钱穆的这一政治思想在孕育于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代表性,尤其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的结合上,于现今社会也有着相当的借鉴价值。也是因为其政治理论多是出于文化与学术理想,钱穆对于政治的论述很多时候是以“原则”“理论”代替部分史实,由此出现了政治思想的“理想化”与“空泛性”的弊病。
苏慕瑜[7]（2018）在《调适与归属：兰州外来穆斯林女性的社会适应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促使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也无可避免地冲击到少数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及其价值观。其中,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城乡二元体制壁垒的打破,资讯与交通网络的改善,这一系列变化激发了西部地区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善于经商的穆斯林群体频繁流动于城市与乡镇之间,成为全国流动人口中比率最高的少数民族群体。与此同时,西北地区农村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生活,为年轻一代穆斯林女性营造了体现自我和独立发展的社会文化空间,点燃了她们对城市自主生活的向往。许多年轻穆斯林女性随着家人到城市谋生或定居,更有不少女性通过婚姻和接受高等教育等途径而留居城市。然而,穆斯林女性在城市追求现代化生活及独立发展时,受到民族习俗、价值观念、性别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经常要面对传统与现代化互动中所产生的取舍及调适。她们的生活方式和家庭文化发生了自觉或不自觉的变化,使她们反思传统的性别角色和性别差异,从而激发了她们对身份归属的重构。本文的研究问题主要围绕两个主题展开。第一,在西北穆斯林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穆斯林女性进入现代化城市后,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碰撞中,她们如何调整自己的社会定位,重新建构社会归属。新的归属与观念的重构过程,又对她们的性别与婚姻观念、社会与家庭角色带来怎样的改变,而这些改变对西北穆斯林的整体文化,特别是家庭文化、性别等级关系等方面又发生了怎样的影响。第二,西北地区农村的社会转型如何塑造了城市外来穆斯林女性的调适能力及主体意识,如何理解个体女性的社会适应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本文最终要探究始于上世纪末的经济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给西北地区城市外来穆斯林女性发展空间的拓展及自我意识的提升带来了什么实质效果。本研究采用民族志的调研方法,以都市人类学、女性人类学、文化适应研究为主要理论工具,通过结合女性个人与社会因素的综合分析发现外来穆斯林女性在城市中的适应行为与各种社会结构性因素之间的关系。首先,在充分整理国家发展政策、全球化、城市现代化、穆斯林民族传统等西北地区穆斯林社会转型的整体因素基础上,对外来穆斯林女性在适应历程中的各种选择、策略、主观愿望及自我表述等进行深描,对她们言行背后的意义与逻辑进行挖掘分析。其次,在田野资料的分析过程中,我发现“调适”与“归属”两个概念频繁出现在报道人的叙述中,突出反映了穆斯林女性的意识变化。外来穆斯林女性需要根据城市的文化规则去调整自己的价值观、社会关系以及自身的行为模式,而调整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归属感,使她们在现代与传统、城市与农村之间找到平衡,并且与城市居民建立和谐的互动关系。调查结果显示,西北地区外来穆斯林女性为融入城市生活的调适实践富有强烈的地域及民族色彩,她们的调适行为除了受到女性迁移者个人的文化资本及能力的影响外,更多来自于整体社会的变迁和城市社会文化的形塑。城市就业环境中的性别差异、城市社会对农村女性的刻板印象以及穆斯林社会根深蒂固的性别权利差异等,使得穆斯林女性在城市寻求自主立足的过程显得异常艰辛。一些外来穆斯林女性,只能将城市作为享受青春自由的驿站,最终还是顺应传统返回家乡成为全职家庭主妇。本研究还发现,调适是一个持续的能动过程,女性个体需要不断自我提升并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努力在新环境中建立新的归属与秩序。本文显示婚姻策略是城市外来穆斯林女性最主要的调适手段,她们透过婚姻进入城市生活,改变传统的婚姻策略来经营理想的家庭生活,以此提升自己的家庭生活和社会地位。而教育的功用并不足以让外来穆斯林女性得到一份自给自足的工作,但可以增加和提高她们的个人文化资本与在城市生活的自信心,有助于她们建立新的社会网络和得到城市社会的认可。城市里民族文化传统的多样性与动态性,有利于她们提高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认识及利用能力。在整个调适过程中,外来穆斯林女性展示了她们为融入城市社会的诸多努力,如乖巧顺从、灵活变通、协商等比较温和的能动策略,循序渐进地获取周围群体的信任以实现自己融入的目标。她们把握分寸,不会因为要达到自己的理想而破坏与家人的良好关系,她们知道安全感与归属的基础均源自于亲属纽带。研究结果显。示,个别女性确实成功提高了自己的家庭地位,并最终实现了现代女性的独立生活。然而,这些个人的改善并没导致整体穆斯林社会里性别惯习及性别等级关系的重构。出于女性安全感及认同感的需求,她们大多自愿选择牺牲一部分个人自由,并在可能被边缘化的情况下,成为民族文化的再生产者,从而在城市里得到家庭和社会整体的认可。再者,我通过考察发现,城市流动穆斯林女性对整体穆斯林的迁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与贡献。首先,女性为家庭所提供的各种抚养功能满足了家庭所有成员的需要,有利于穆斯林群体在城市定居。同时,她们的迁移也改变了流动穆斯林的家庭文化:妻子开始有更多的决策权和社会活动自由、子女培养观念的转变等。此外,从女性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家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女性有各种关注与照顾政策,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明显增多,农村及城市外来女性生活也得以显着改善,因而她们可以相对自由地追求现代化生活。但是,处于从属地位及缺乏经济独立能力的穆斯林女性,需要借助外在力量来拓展她们自身的发展空间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从而形成有利她们发展的环境。这些改变包括穆斯林社会对女性在家庭中付出的认可与尊重,男尊女卑等传统观念的弱化。而且,政府对西北地区民间组织的引导与监督对外来女性融入城市社会也相当重要。通过倡导一种赋权自立的女性发展模式,提高穆斯林女性的发展与自主意识,从而使她们能够与各民族女性共同参与社会建设,推动西北城乡社会发展。最后,本研究综合利用了社会学、女性研究、社会变迁研究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及研究结果,但整体而言,本研究的学术基础是民族学人类学的民族志理论方法。利用民族志研究所提供的理论方法,我得以深入实践进行田野调查,收集研究所需资料,进行有效的整理分析。我的研究说明,民族志的理论方法在城市人群的研究中相当有效,它在帮助我们发现研究问题并进行深层次的解释的同时,还能引发研究者深刻的自我反思。民族志的理论方法使我能够较为精确具体地呈现外来穆斯林妇女的都市生活面貌及其调适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外来穆斯林女性群体的民族特性和发展需要,同时还能为政府相关管理工作提供对策层面的有效咨询。期盼本研究能为丰富国内有关少数民族妇女发展的研究,贡献一份有启发意义的个案,并且激励少数民族女性在发展的崎岖之路上砥砺前行。
李岩[8]（2017）在《粤乐唱响上海滩（下）——从文化变迁视角论广东音乐驻沪成因（1867—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章以新知、已知资料及未入学界"法眼"的夏利柯钢琴作品《粤调》（1931）为立论之基,论粤乐何以在上海唱响并形成风潮的历史之"因";该题以"唱"表述"粤乐"响于上海滩,其"唱"含"奏"义,并进一步质言:其亦包含演、表、创,并与粤剧、粤曲多有联带而形成一体四面（唱、奏、演、创）;由于粤乐曲目创作年代、唱片灌录时刻等历史讯息年深日久,尤其沪上粤乐团体到底有多少已成谜团,但这是面对此题必须解决而至今未能解决的问题。文章重点:1.自夏氏创作出《粤调》,开钢琴国乐风先河,却淡出抑或根本无人理会,形成学界一大怪;2.为何浙江嵊县人任光创作出粤乐风《彩云追月》?其人在沪,又会携带出哪些上海风?3.粤乐文化整体迁移上海滩后的增容、变容,是为文章的重中之重。
张榕[9]（2017）在《多元社会背景下的马来西亚法律与文化》文中研究指明基于多元社会背景下的马来西亚法律与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和目前国内外对多元社会视角下的马来西亚法律与文化研究的不足,本文选取多元社会背景下的马来西亚法律与文化进行研究。为此,我们关注了在复杂社会文化势力影响下的马来西亚法律的真实面貌,旨在弄清马来西亚法律与多元社会文化的互动情况。接下来,本文梳理了马来西亚法律随历史的演进轨迹,包括古代马六甲王国时期法律、近代英国殖民地时期法律。从而,揭示了独立前马来西亚多元法律文化的产生及变迁规律。对独立后的马来西亚法律,本文一方面将其置于社会文化的变迁之中进行考察,寻找多元社会文化对法律作用的条件、方式、规律;另一方面分析当代马来西亚法律怎样回应多元社会文化,其中不同的法律部门对多元社会文化的回应各有特点。接下来,本文就马来西亚法律面临的新挑战（伊斯兰化、全球化等）及其对马来西亚法律发展趋势的影响作出判断。最后,本文总结了马来西亚法律及法治的启示。本文充分运用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理论知识,具体运用比较法、历史法、实证法等,对多元社会背景下的马来西亚法律与文化展开全方位、动静相间的研究。通过研究,笔者得出了马来西亚法律的发展规律,以及法律与多元社会文化的关系。具体而言,有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古代马来亚①的法律文化,呈现出法律形式化的特点。对法律,没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马来亚古代法律文化是精英的法律文化,并非大众的法律文化;是特权法,而不是普遍意义上的法律。法律与道德、宗教等其他社会控制手段差别不大。服从君主、遵守习惯风俗、履行伊斯兰教义就是那个年代普通民众的法律意识。这个阶段马来亚的多元法律文化还是处于各自独立、自我治理的层级,并没有真正开始混合和交融。第二,英国殖民地时期开启了马来亚法律近代化的进程,殖民者完成了对马来亚本土法律的改造,构建了马来半岛的基本制度。在此期间,西方输入的法律观念与马来亚当地的法律传统产生激烈碰撞,而后保留下来的法律观念,尽管有时看起来似是而非,然而这才是符合马来亚需要的法律观念。与此同时,马来民族主义也在孕育和萌发之中。近代多元社会造就多元文化必然形成多元法律,马来人的伊斯兰法与习惯法、华人的习惯法、印度人的习惯法、土着人的习惯法并行不悖。第三,马来亚的独立真正开启了多元社会文化混合与融合的进程。从独立初期的"打破城池"到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冲突解决",再到国家发展政策时期的"协同共赢"。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在近几十年逐渐趋同,随之,法律的数量和样式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马来西亚越来越看重自己的独立国家地位,以及在世界舞台上的表现。其法律也表现出更多的自省,法律的实用性和本土性被优先予以考虑。第四,为呼应马来西亚最重要的社会公共准则,即多元社会文化的和谐与发展,马来西亚的重要法律领域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在宪政制度中:君主立宪制下君主统而不治,内阁实际掌权;有区别的联邦制"形散而神不散",中央的集权有效遏制了分裂隐患;作为选举型权威国家的马来西亚,执政党联盟与反对党联盟两线对峙的局面将持续,改革选举制度是大势所趋;司法体制兼顾族群、融合多元文化,普通法院体系、伊斯兰法院体系、土着法院体系、检察院体系各司其责。刑事法律体现的是普通法与本土社会文化的交融。在民法领域,符合马来西亚当地具体情况的英国法原则正在成为非马来人的新属人法,从而对马来人适用伊斯兰民事法、对非马来人则适用普通民事法。行政法方面,警察拥有先押候审的巨大权力,土地制度以托伦斯登记制为主。第五,努力保持马来西亚法治文化的民族特色并努力融入全球主流法治文化成为决定马来西亚法治发展走向的两个决定因素。尽管马来西亚的法律有伊斯兰化倾向,但马来西亚仍然是一个世俗国家。在多宗教国家中,伊斯兰教义法律化的意义重大且须谨慎,伊斯兰教义中的不同成分法律化的途径也不相同。当下,虽然马来西亚存在恐怖主义因素,若从法律控制、非正式控制、医学控制这三个方面采取反恐措施,马来西亚的恐怖主义也可以加以治理。文化全球化不会导致马来西亚法律的西方化,即法律的同质化。反而,可以利用之,发扬和完善本土法律。第六,不同的法律文化可以包容与融合。国家应接受并尊重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多弘扬普适性的伦理价值。在法律移植的基础上,强化法律的本土化与民族化。马来西亚的多元族群、东方文化、殖民影响等历史与现状,与中国有相似之处。我们通过研究多元社会背景下的马来西亚法律与文化,分析其中的成功经验,以期对我国法治的完善作些许贡献。
孙小梅[10]（2017）在《中国住房政策演变及后果 ——基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1954-2017）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住房政策的变化是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的缩影;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则是政府在一定时期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元政策”。本文将这二者结合起来,分析中国住房政策在中国现代社会发生的多重“大转型”或“大转变”背景下①,其发展转向的意识形态原因和其所产生的主要后果——具体来说,我们把政府工作报告（1954-2017）中有关住房的关键词作为观测政府对住房与经济发展关系理解的依据,通过分析它们出现的频度和语境分析报告者认识重点的所在、以及当时的住房政策范式;同时辅以中国统计年鉴等权威资料,籍此“窥斑见豹”地展示一幅中央对住房与经济发展关系认知的历史演进图景,并从住房投资、城镇住房建成面积以及是否满足当时城镇住房人口的住房需求等三方面简要分析了住房政策后果。关键词是人们借以思考的概念,经常被使用的词语可以反映出其思维中最为活跃的部分、影射其认知的中心地带,亦可反映出人们对于事物的重视程度与认知的变化,故从关键词切入来盘点中国住房政策变化及后果不失为一种既能切中要害又方便操作的方法。本文认为,在所有影响和塑造中国住房政策的因素里,中央政府的“元政策”以及意识形态主张非常重要。在房地产已经“绑架”了中国实体经济的今天,中国决策者必须意识到,要使我国保障房建设和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调整财事关系和开放政治自由是必要条件。
二、（上接1月5日第二版）马来西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上接1月5日第二版）马来西亚（论文提纲范文）
（1）飓风行动之破局(长篇纪实连载)（论文提纲范文）
| 第五章黑金 |
| 身后站着祖国 |
| 谁在幕后 |
| 数据猎人 |
| 中国诈骗地图 |
| 第六章闪击 |
| 刀刃向内 |
| 九叔 |
| 刮骨疗毒 |
| 电白脱毒 |
| 第七章交锋 |
| 珠海老牛 |
| 马来西亚争夺战 |
| 肯尼亚引渡战 |
| 两岸交锋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论文提纲范文）
| 一九九八年 |
| 一九九九年 |
| 二〇〇〇年 |
| 二〇〇一年 |
| 二〇〇二年 |
| 二〇〇三年 |
| 二〇〇四年 |
| 二〇〇五年 |
| 二〇〇六年 |
| 二〇〇七年 |
| 二〇〇八年 |
| 二〇〇九年 |
| 二〇一〇年 |
| 二〇一一年 |
| 二〇一二年 |
| 二〇一三年 |
| 二〇一四年 |
| 二〇一五年 |
| 二〇一六年 |
| 二〇一七年 |
| 二○一八年 |
| 二○一九年 |
（3）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内涵及其缘起 |
| 第二节 历史与现代的交融互动 |
| 第三节 西南联大文学书写的研究内容、方法和意义 |
| 第一章 1930年代到1970年代的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 |
| 第一节 战乱年代的体验和反思 |
| 第二节 离乱弦歌的写意和抒怀 |
| 第三节 青春如斯美好校园世界 |
| 第二章 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 |
| 第一节 “异乡人”的温情和守望 |
| 第二节 黄金岁月的礼赞和缅怀 |
| 第三节 知识分子的历史性境遇 |
| 第三章 新世纪以来的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 |
| 第一节 灵地缅想与心路的叙写 |
| 第二节 史诗性建构与历史反思 |
| 第三节 诗性传奇的历史“复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体制外生存：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概念界定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框架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作为社会运动的教育:独中的改制与救亡图存 |
| 第一节 华文中学的被迫改制 |
| 一、英国殖民时期的华文教育 |
| 二、华文中学被迫改制历史背景之追溯 |
| 三、华文中学的改制过程 |
| 第二节 独中的救亡行动 |
| 一、独中的致命之击:1965年直升中学政策 |
| 二、独中复兴运动的掀起 |
| 三、独中的图存关键——独中建议书与招生运动 |
| 第三节 独中工委会的扶持 |
| 一、成立行政部 |
| 二、组织办理独中教育工作会议 |
| 三、开拓独中生升学之路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原则与权宜的拉锯战:独中的办学路线与课程设置 |
| 第一节 双轨制与母语教育路线:1960年代独中办学路线策略 |
| 一、双轨制路线 |
| 二、母语教育路线 |
| 第二节 国民型、混合、董教总路线:1970年代独中办学路线策略 |
| 一、兵分三路的办学路线 |
| 二、以国民型式办学路线的两所独中救亡重生实例为戒 |
| 第三节 各自为政与各取所需:1980年代及之后的独中课程设置 |
| 一、全面实施6年中学学制 |
| 二、政府课程所占比例依然吃重 |
| 三、自由多元的课程内容安排 |
| 第四节 因人因地制宜:独中校长与独中课程设置 |
| 一、校本课程的自由 |
| 二、兼顾政府课程的无奈 |
| 三、英文国际班的诱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集权与人治:独中的学校管理层 |
| 第一节 失衡与不全面:独中决策权与管理制度 |
| 一、独中管理决策权失衡 |
| 二、独中行政管理制度化不全面 |
| 第二节 行走在钢索上:独中校长与董事的关系 |
| 一、独中校长处理与董事关系的策略:同盟共进、依附配合、自谋出路 |
| 二、董事与校长的决策关系:一场权力的博弈 |
| 第三节 愁与筹:独中学校管理层的共同烦恼 |
| 一、董事教师学生联手度过独中改制初期的经济困难期 |
| 二、及时因应外界需求 |
| 三、办学经费运用与筹措:独中校长的份内“外务”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弱势的学校主体:独中学生与教师 |
| 第一节 独中学生与教师校政参与决策权缺失 |
| 一、独中学生不具校政参与决策权 |
| 二、独中教师校政参与决策权不足 |
| 第二节 全马独中学生概况分析 |
| 一、独中学生来源地趋向城市化 |
| 二、独中学生家长教育程度不断提升及家庭年收入偏高 |
| 三、独中校长对独中学生培养的看法与态度 |
| 第三节 全马独中教师概况分析 |
| 一、独中教师教育资格呈增长趋势 |
| 二、独中教师工作负荷量超重 |
| 三、独中校长对独中教师寄以厚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作为行动者的研究者的实践计划:一份独中教育蓝图 |
| 第一节 吉兰丹中华独中现况分析 |
| 一、学生现况分析 |
| 二、教师现况分析 |
| 三、硬体设备现况分析 |
| 第二节 学生发展:丹中教育愿景、理念与目标 |
| 一、丹中教育愿景与理念 |
| 二、丹中教育目标 |
| 第三节 课程发展:课程体系决定学校形态 |
| 一、课程结构改革 |
| 二、课程意识提升 |
| 第四节 教师队伍建设 |
| 一、职前培养 |
| 二、在职培训 |
| 三、善用外援讲师与志愿者 |
| 第五节 学校治理结构与策略 |
| 一、董事会 |
| 二、学校行政层 |
| 三、丹中教育基地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研究结论 |
| 二、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三、研究启示与反思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二、英文文献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5）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
| 1.1.3 基本概念界定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论 |
| 1.2.2 搜集资料的方法 |
| 1.2.3 研究意义 |
| 1.2.4 研究框架 |
| 1.3 理论梳理与文献综述 |
| 1.3.1 理论梳理 |
| 1.3.2 文献综述——台湾电视研究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 |
| 2.1“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2.1.1 试水电视业:教育电视台的成立 |
| 2.1.2 第一家商业电视台:台视 |
| 2.1.3 中视:率先播出彩色节目 |
| 2.1.4 华视:突出教育节目特色 |
| 2.1.5 公共电视节目的草创 |
| 2.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2.2.1“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2.2.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2.2.3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2.3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2.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2.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2.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 “解严”之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 |
| 3.1 “解严”之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3.1.1 台视、中视和华视:进入激烈竞争时期 |
| 3.1.2 民视的成立:反对党“发声”,打破无线三台“三足鼎立”格局 |
| 3.1.3 公视:漫长的筹建之路 |
| 3.2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3.2.1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3.2.2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3.2.3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3.3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 |
| 4.1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4.1.1 商业无线电视台的重组 |
| 4.1.2 公广集团版图的扩充 |
| 4.2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4.2.1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4.2.2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4.2.3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4.3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5. 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批判 |
| 5.1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2 “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3 2000年“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4 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反思与批判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访谈人物列表 |
| 附录三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及其他作品发表情况 |
| 后记 |
（6）文化世界中的政治意识—钱穆“政道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关于政治思想与文化的研究 |
| (二) 关于近代学人与政治的研究 |
| (三) 关于钱穆的研究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社会转型中的书斋学者 |
|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中的政治思潮 |
| 一、自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
| 二、转型的困境 |
| 三、对于未来道路的争议:转型背景下的几种社会文化思潮 |
| 第二节 早年的学术积淀 |
| 一、短暂的求学生涯——早年传统教育与新式学堂 |
| 二、执教中小学——学术积淀与萌发 |
| 第三节 与北平知识界的和合与游离 |
| 一、近代中国知识界与“政制救国” |
| 二、北平执教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火中的爱国学者:从史学角度解读传统政治 |
| 第一节 国难中书就《国史大纲》 |
| 一、辗转西南着史报国 |
| 二、以国史解读传统政治文化 |
| 第二节 转捩文化研究 |
| 一、执教齐鲁 |
| 二、扛起传统文化的旗帜 |
| 三、走出学斋 |
| 四、短暂的学术游离期:再度沉寂为学人 |
| 小结 |
| 第三章 流亡中的文化斗士:投身教育和社会实践 |
| 第一节 新亚学校与新士人之培养 |
| 一、初次办学的困窘 |
| 二、发展新亚 |
| 三、游学欧美体认中西文化差异 |
| 第三节 流亡学者政治文化活动 |
| 一、50年代初期香港局势 |
| 二、评议近现代政制 |
| 三、学术与政治的合作 |
| 第三节 新士人之实践 |
| 一、新亚教育 |
| 二、无奈辞职与重返学术 |
| 小结 |
| 第四章 孤独的传统续脉者:以文化比较阐扬政治理想 |
| 第一节 “国士”的政学分离 |
| 一、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
| 二、归宗理学与心性修养 |
| 第二节 回归中西比较 |
| 一、中西文化本源的差异 |
| 二、政治文化内核差异 |
| 三、多统而分裂的政治格局 |
| 第三节 晚年学术整理及与友人的学术合离 |
| 一、晚年目盲与学术整理 |
| 二、与同时代学者之思想差异 |
| 小结 |
| 第五章 以“三民主义”建构新政治 |
| 第一节 “民族主义”:自根自本的“中国式民主政治” |
| 一、中国式民主政治 |
| 二、“公忠不党”与政党政治 |
| 三、“以德望镇群伦”的元首制度 |
| 四、自主自由的教育制度 |
| 第二节 “民权主义”:选贤与能 |
| 一、选举、考试与民权 |
| 二、“选贤与能”与“平权” |
| 三、新国会 |
| 第三节 “民生主义”:农村自治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调适与归属：兰州外来穆斯林女性的社会适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问题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框架及主要概念界定 |
| 四、研究地点及研究对象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现实价值与学术价值 |
| 第一章 西北社会转型下的穆斯林女性迁移 |
| 第一节 西北农村变迁与人口迁移 |
| 一、城镇化进程 |
| 二、户籍制度改革 |
| 三、农业改革及劳务输出 |
| 第二节 兰州:穆斯林女性寻找理想及归属之地 |
| 一、多民族杂居交融的古都 |
| 二、充满活力机遇的省会城市 |
| 三、有限的选择与家长的顾虑 |
| 第三节 多样的迁移途径 |
| 一、随迁型:与家人共同奋斗 |
| 二、自主发展型:在城市学习的单身女性 |
| 三、上进奋斗型:在城市工作的母亲 |
| 小结 |
| 第二章 进城后的调适策略与归属建构 |
| 第一节 不自觉的疏离 |
| 一、陌生城市里的熟悉家园 |
| 二、不变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归属 |
| 三、无形的界线与过客心态 |
| 第二节 被边缘化的女性群体 |
| 一、城市里的失学少女 |
| 二、社会分层及群体内部差异 |
| 三、公益机构及其对边缘群体的帮扶 |
| 第三节 融入城市化生活 |
| 一、品味的追求及对城市的归属 |
| 二、女性权益的重视 |
| 三、民族归属感的弱化 |
| 第四节 传统与城市文化的整合 |
| 一、民族传统与城市文化的交融 |
| 二、新的生活秩序 |
| 三、灵活互谅的人际交往 |
| 小结 |
| 第三章 女性教育与社会调适能力 |
| 第一节 20世纪90年代西北穆斯林地区的基础教育 |
| 一、女童教育落后的综合因素 |
| 二、家庭为主的传统女性规范 |
| 三、荣誉观念与性别区隔 |
| 第二节 21世纪初西北农村的女童教育改善 |
| 一、作为地方发展指标的女性教育 |
| 二、女童培养观念的转变 |
| 三、民族文化教育的现代化 |
| 第三节 女性教育与城市适应 |
| 一、就业市场的性别差异 |
| 二、语言、信息技术与适应能力 |
| 三、能动性的增强 |
| 小结 |
| 第四章 城市生活中婚姻策略的转变 |
| 第一节 穆斯林的传统婚姻策略 |
| 一、成人礼 |
| 二、家族及群体的事务 |
| 三、早婚习俗及其实践逻辑 |
| 四、女性成功及价值的象征 |
| 第二节 待嫁姑娘的婚姻策略 |
| 一、为逃避早婚命运而学习 |
| 二、自主与归属之间的张力 |
| 三、跳出传统婚姻束缚的尝试 |
| 第三节 已婚女性的家庭生活策略 |
| 一、“嫁得好”也要“干的好” |
| 二、家庭分工的改革 |
| 三、少生精养的育儿策略 |
| 小结 |
| 第五章 文化传统变迁下的女性归属重构 |
| 第一节 城市穆斯林的宗教习俗及其文化特点 |
| 一、和而不同的多元形态 |
| 二、宗教文化的理性实践 |
| 三、宗教对社会作用的再认识 |
| 第二节 文化自觉与性别文化重构 |
| 一、走出“厨房”的文化传承者 |
| 二、现代“贤妻良母”的新典范 |
| 三、全球化下的性别文化认同 |
| 第三节 服饰象征与归属重构 |
| 一、多重的象征意义 |
| 二、西北地区的实践及含义 |
| 三、传统与现代的糅合 |
| 小结 |
| 结论 |
| 一、个人调适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
| 二、女性能动性的探讨 |
| 三、女性发展与管理对策 |
| 四、迁移穆斯林女性的影响与贡献 |
| 五、都市迁移人口研究理论的思考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粤乐唱响上海滩（下）——从文化变迁视角论广东音乐驻沪成因（186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粤乐精义 |
| 1.陈铁笙 |
| 2.吕文成 |
| 杜鹃啼血 |
| 似是而非 |
| 相当时髦 |
| 曲作有名 |
| 上海风 |
| 结语:口耳之福 |
| 附录上海各粤乐团体 |
（9）多元社会背景下的马来西亚法律与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 0.2 研究现状 |
| 0.2.1 马来西亚方面的研究 |
| 0.2.2 澳洲方面的研究 |
| 0.2.3 英国方面的研究 |
| 0.2.4 中国方面的研究 |
| 0.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0.4 问题及理论基础 |
| 第一章 马来西亚法律风貌的历史演进 |
| 1.1 文本中的古代法——以最具代表性的法典《马六甲法典》为例 |
| 1.1.1 马六甲王国的兴起与马六甲法典的编纂 |
| 1.1.2 《马六甲法典》结构与内容传递出的马六甲王国的文化脉络 |
| 1.1.3 马六甲王国治理文化中的成功因素 |
| 1.2 古代马来亚的法律文化研究 |
| 1.3 英国殖民地时期法律的近代化 |
| 1.3.1 殖民者对马来亚本土法律的改造与实践 |
| 1.3.2 殖民者对马来半岛制度的构建 |
| 1.3.3 马来半岛传统法律思想与近代西方法律思想的碰撞与融合 |
| 1.4 近代多元社会造就多元文化必然形成多元法律 |
| 1.4.1 马来人的伊斯兰法与习惯法 |
| 1.4.2 华人的习惯法 |
| 1.4.3 印度人的习惯法 |
| 1.4.4 土着人的习惯法 |
| 第二章 多元社会文化转型中的马来西亚法律 |
| 2.1 独立初期包容多元社会文化的马来西亚法律 |
| 2.2 "新经济政策"时期法律的实践与合法性 |
| 2.2.1 马来人优先 |
| 2.2.2 行政权的扩大与社会法的强化 |
| 2.2.3 合法性的论证 |
| 2.3 "国家发展政策"阶段法律的新动态 |
| 2.3.1 "行政凌驾于法律之上"问题的激化及法律和行政关系的调整 |
| 2.3.2 阶层化的社会分类促使民间法的衰落与国家法的兴起 |
| 2.3.3 市民社会的复苏及其对法制的影响 |
| 2.3.4 法律职业专业化改革的措施——以陪审团制度的废除为例 |
| 2.4 法律与多元社会文化的关系 |
| 第三章 马来西亚法律领域对多元社会文化的回应 |
| 3.1 与多元社会文化相适应的当代宪法制度 |
| 3.1.1 独具特色的君主立宪制及国家权力的归属 |
| 3.1.2 马来西亚联邦制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及运作 |
| 3.1.3 遵从并保障多元社会文化的政党制度 |
| 3.1.4 选举制度背后的族群及宗教力量的博弈 |
| 3.2 本土色彩浓厚的行政法 |
| 3.2.1 警察的预防性措施及其法律规制 |
| 3.2.2 土地制度 |
| 3.3 普通法与本土社会文化交融下的刑事法律 |
| 3.3.1 刑事法律体系的内容 |
| 3.3.2 刑事犯罪的罪、责、刑 |
| 3.3.3 上诉制度 |
| 3.4 多元民事法律向二元民事法律的转变 |
| 3.5 兼顾族群、融合多元文化的司法体制 |
| 3.5.1 适用于马来西亚所有族群的法院体系 |
| 3.5.2 伊斯兰法和伊斯兰法院 |
| 3.5.3 土着人法院 |
| 3.5.4 检察院体系及公诉人 |
| 第四章 马来西亚法律面临的挑战及发展趋势 |
| 4.1 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法问题 |
| 4.1.1 伊斯兰文化主导下的马来西亚仍旧是一个世俗国家 |
| 4.1.2 对伊斯兰法进行现代法制变革的意义和途径 |
| 4.1.3 马来西亚的恐怖主义因素及治理 |
| 4.2 文化全球化对马来西亚法律文化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10）中国住房政策演变及后果 ——基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1954-2017）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第二章 中国住房研究文献述评 |
| 2.1 住房政策研究综述 |
| 2.2 公共政策文本分析研究综述 |
| 2.3 现有研究不足 |
| 第三章 选择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进行研究的依据 |
| 3.1 选择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理由 |
| 3.2 利用政府工作报告的具体做法 |
| 3.3 中国住房政策分析和评估的理论依据 |
| 第四章 1954-1977:“先生产、后生活” |
| 4.1 住房问题的表述与住房范式 |
| 4.2 住房建设投资及政策后果 |
| 第五章 1978-1997:“安居”才能“乐业” |
| 5.1 住房问题的表述与住房范式 |
| 5.2 住房建设投资及政策后果 |
| 第六章 1998-2017:住房—一投资、消费、抑或保障? |
| 6.1 住房问题的表述与住房范式 |
| 6.2 住房建设投资及政策后果 |
| 第七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上接1月5日第二版）马来西亚（论文参考文献）
- [1]飓风行动之破局(长篇纪实连载)[J]. 丁一鹤. 啄木鸟, 2020(11)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J]. 新华社. 兵团工运, 2019(11)
- [3]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D]. 杨绍军. 云南大学, 2019(09)
- [4]体制外生存：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研究[D]. 林敏萍.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5]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D]. 陈若萱. 厦门大学, 2018(06)
- [6]文化世界中的政治意识—钱穆“政道论”研究[D]. 沈文博. 华中师范大学, 2018(12)
- [7]调适与归属：兰州外来穆斯林女性的社会适应研究[D]. 苏慕瑜. 兰州大学, 2018(10)
- [8]粤乐唱响上海滩（下）——从文化变迁视角论广东音乐驻沪成因（1867—1949）[J]. 李岩.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 2017(04)
- [9]多元社会背景下的马来西亚法律与文化[D]. 张榕.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07)
- [10]中国住房政策演变及后果 ——基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1954-2017）的研究[D]. 孙小梅. 厦门大学, 20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