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温州所有制结构和政府职能转变调查（论文文献综述）
刘志永[1]（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彭巨水[2]（2019）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所有制问题是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所有制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是一切社会形态演进、更替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来看,所有制的演化不仅是多元的,而且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随着现实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所有制改革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并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面临新的历史方位,所有制改革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总结我国所有制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基于新时代的战略方位和时代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我国所有制改革提出新部署、做出新动员,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时代命题,从“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的高度强调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意义。从现实来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采取了较为有力的举措,改革成效初步显现。同时,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中还存在“混合就是私有化”“混合就是新的公私合营”等理论争议、“混合是否要国有股‘一股独大’”“混合到底是‘谁混谁’”等实际操作难题,影响了这项改革的深入推进。因此,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深入辨析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全面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所有制变革的历史脉络,从中找出我国混合所有制理论产生和发展的逻辑主线,进而通过回溯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实践,以此为基础,在坚持问题导向的前提下,从宏观、微观层面探讨如何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改革,并提出总体性思考和针对性举措,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理论、实践、对策三个方面深入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问题。首先,从一般理论层面入手,对建国以来混合所有制方面的研究文献作了综述,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发现,要探讨混合所有制理论必须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和西方产权理论入手。基于这一思路,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并将其与西方产权理论进行对比、分析异同,希望能够对混合所有制理论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接着,从实践层面出发,讨论了建国以来所有制理论发展和实践情况,总结了我国所有制理论演进规律和改革实践的经验教训,从理论和实践上得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就是混合所有制,这是一种经济发展规律,也是一种生产力发展趋势。由此,进一步深入探讨了混合所有制理论及混合所有制在我国实践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再次,从对策层面入手,坚持问题导向,总结和探讨了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坚持原则、构造环境、改革重点,然后从宏观层面转入微观层面,具体深入分析了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民营经济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应采取的对策和选择的路径。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研究讨论的逻辑性方面具有一定新意,从整体上阐释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轨迹、演化趋势和内在规律,对从建国初期开始,一直到党的十九大,把“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在所有制变革方面探索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全面总结;二是研究分析的结构性方面具有一定新意,在阐释混合所有制发展的具体领域中,构建了一个涵盖“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分析视阈,在差异化问题导向下分析了不同所有制经济在混合所有制发展中所需的条件保障和应坚持的科学路径;三是研究结论的实践性方面具有一定新意,针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搞混合所有制就是搞全盘私有化”和“搞混合所有制就是搞新的公私合营”等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得出了混合所有制只是经济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的结论,以此为前提,从不同层面讨论了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对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公有制与非公所有制的混合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和重大课题。本文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为指导,学习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的有益观点,结合我国国情和特殊发展阶段,牢牢把握“两个毫不动摇”,探索一种新的混合所有制发展路径,才能积极拓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坚持理论自信的必然要求。在实践中,要深刻认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全局性、系统性、整体性和复杂性,既要发挥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动性、引领性,也要发挥民营经济倒逼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积极性、参与性;既要注重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发展预期,也要注意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共识。
田光辉[3]（2019）在《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工业和城镇化的快速扩张,环境问题愈加受到政府和公众的关切,为应对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压力,环境规制逐步增强,开始成为产业地理格局调整的重要因素。污染企业和产业对环境规制的响应成为各学科研究的热点。然而,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冲突是工业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世界性难题,出于财税动机和经济增长等地方利益考虑,地方保护会对环境规制的实施和执行形成干扰,也会影响污染产业的地理空间格局。因此,需要将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纳入统一的理论和模型分析框架中,才能更好的理解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变化。本文以“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的关系”为核心论题,基于环境规制理论、地方保护理论和区位论,从宏观和微观视角系统研究两因素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契合生态文明建设下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需要,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结合已有研究和相关理论,本研究系统阐述了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和产业动态作用的理论依据和作用机制,在考虑区域、产业和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构建了综合性理论分析框架。同时,为更好的理解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作用,本研究对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演变轨迹进行了分阶段阐述,揭示其特点、问题和演进方向,分析其影响。依据所构建的分析框架,本文以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主要研究区域进行实证分析,将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分为宏观层面产业分布变化和微观层面产业动态调整,产业动态包括企业进入、退出、企业利润率、企业创新、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共包含以下研究内容: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时空格局及其交互机制,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特征,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分布的影响,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动态的影响。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分布差异显着,存在负向空间关联特征;两者具有区域“模仿行为”和交互制约作用。地市层面环境规制分布呈现东高西低,高值不断向内陆转移;地方保护则由北高南低向中西高、东部低转变。两者均为空间集聚特征,其中,环境规制集聚程度趋于离散;地方保护空间集聚存在明显的东西和南北差异。两者存在负相关空间关联特征。在两者作用和竞争形态上。全样本估计中,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具有交互制约作用,均存在区域“模仿行为”。发现环境规制并非单向的“逐底竞争”,而是在利益争夺、地市博弈及环境恶化中累积向上。而邻近地区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较弱。分阶段估计中,环境规制的“模仿制约”形态有所增强,环境规制“竞争向上”得到强化。分区域估计中,由东至西,环境规制对地方保护的作用形态分别呈现“模仿制约”、“独立制约”、“独立无效”;地方保护对环境规制的作用形态则呈现“独立无效”、“独立制约”和“模仿促进”。（2）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波动下降,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时间变化上,污染密集型产业总量稳步提升,比重波动下降,内部组成结构相对稳定。先后经历缓慢增长、快速扩张和结构转型三个阶段,表现为“分散-集中-分散”趋势。空间分布上,省级层面,北京、广东、江苏和浙江是主要产能转出地,中西部则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主要承接地。地市层面上,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和江苏省是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分布区,总体布局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特征;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为产能的主要转出地,重点开发区域则成为产能的主要增长地区。各行业的调整方向在地带间、城市群和地市间存在较大差异。（3）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存在区域、产业、和空间异质性。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开始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尤其对高污染行业,证实“污染避难所”效应存在。省域层面,环境规制的作用在东西部突出,而在地市三大地带内均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规模的抑制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上升而增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的关系呈现倒“N”型。地方保护推动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尤其对高国有比重行业,而不符高利税产业倾向布局在地方保护高地区的假设。与邻近地区的地方保护博弈将削弱产业收益。省级层面,地方保护作用在中西部显着,而地市层面,由西至东,地方保护指数越高,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增幅越大。随着地方保护指数上升,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呈现“V”型;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地方保护先促进后抑制污染密集型产业增长。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交互作用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在考虑尺度、区域和产业异质性后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两者的交互作用在省域层面的东中部明显,而在地市层面,中西部更能体现出两者的交互作用。地方保护抑制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的作用。（4）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动态的影响受到区域、产业和企业异质性的影响。（1）企业进入高值呈现向西部移动的态势。环境规制提升了高污染企业的进入壁垒,而对国企、外资和大企业有所削弱。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降低西部,而提升了东中部的进入门槛;国企保护动机则降低了企业进入门槛。大企业更易进入地方保护动机高的地区,国有企业易进入利税保护动机高的地区,而东中部国有比重高的地区则限制国有企业进入。环境规制提升了东西部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高地区的企业进入壁垒,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抑制环境规制的作用。（2）污染企业的退出率和内部退出结构的高值区域逐渐西移,东部企业退出规模有所提升。环境规制并非污染企业退出的关键因素,年龄大的企业受影响较高。东西部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降低了污染企业的退出概率,而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增加了企业退出数量。国有和外资企业在地方保护程度高的地区退出壁垒较高,环境规制推动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高的地区污染企业退出,而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对环境规制作用的发挥具有抑制作用。（3）企业利润率的空间格局呈现东部总体较优,中西部发展迅速的特征。强“波特假说”未得到验证,“合规成本”可以用来解释环境规制与企业利润率的关系。保护利税动机有利于提升企业利润率,而除国企、外资和大企业外,国有企业保护动机不利于利润率提升。利税保护动机改变了环境规制遵循成本效应,而国企保护动机和环境规制的负向效应具有叠加作用。地区异质性上,中部地区环境规制遵循成本效应较强,降低了利税比重高地区的利润,而西部国企即使面对严格的环境规制,其利润也能得到保障。（4）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创新主要集中在环渤海和长三角,逐步向中部和成渝地区扩展。未证实弱“波特假说”存在,环境规制有利于推动国企和外资企业的创新,但对大企业具有“挤压效应”。地方保护利税动机能够推动企业创新水平提升,其中,外资和民营企业是创新主力。国企保护动机则阻碍创新增长,且不利于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发挥。（5）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专业化集聚格局各有不同特点,但整体变化相对稳定。在全国和中部,环境规制促使产业集聚分散,而在东西部,环境规制则推动产业集聚提升。环境规制利于民营企业为主的地区产业集聚,而在国企和大企业为主的地区,环境规制增强不利于产业集聚。地方利税保护动机促使产业分散,除东部外,国企保护动机推动产业集聚。环境规制总体上降低了地方保护动机高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6）产业结构“污染化”格局呈现西高东低,产业结构趋于“清洁化”。环境规制有利于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向“清洁化”转型,尤其是对内部规模经济大的产业,而对民营企业比重大的行业作用不明显。除内部规模大的产业外,地方利税保护动机会推动产业向“清洁化”转型。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不利于产业向“清洁化”转型。环境规制有利于抑制地区利税占比高地区的产业增长,但环境规制的作用易受国企保护动机的干扰。根据相关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加强环境治理和管理体系建设,提升环境规制效率;（2）推动市场化和国有体制改革,减少不良干预;（3）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区域向好竞争;（4）综合统筹、合理谋划,做好产业迁出和承接工作;（5）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措施;（6）增强企业创新能力;（7）发展绿色产业,致力产业结构“清洁化”转型。创新之处:在理论上,将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同时纳入分析框架,并分析二者对污染产业地理格局的作用机制;构建地市层面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测度方法,并考察两者的作用形态;从宏观、微观和异质性视角探讨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影响,丰富了相关研究。
戴海东[4]（2017）在《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文中认为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分析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明确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论断,其所论述的社会组织已非常接近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马克思理论着作中对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也有非常多的直接论述,对其在市民社会中的作用和角色进行了较多的思考,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建设思想对于我国转型期的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社会组织是社会自然演进的产物,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并成为一股具有强大吸引力的重要社会力量。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组织在政府协同管理、缓解社会矛盾中的重要地位被逐步提上日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鼓励和支持社会多方参与社会治理,这是社会治理理念的重大转变,也是党的执政能力提高的重要表现,但是由于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起步较晚,组织发展的环境、组织自身的成长都呈现出“初级化”1特征:如体制有待完善,管理体制滞后,结构不健全等,社会组织本身也存在各种失灵现象,对中国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和社会治理造成不利影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提出“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和法律制度建设,依法完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食品安全、扶贫、慈善、社会救助和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强社会组织立法,规范和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明确提出将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予以法律的规范,将社会治理和法治结合,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步伐加快。因此如何以马克思市民理论和社会建设思想为指导,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体制中的功能并将社会治理工作的重心下移;政府如何大胆放权于社会组织,帮其提高治理基层社会事务的能力,激发其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从而形成社会组织与政府治理良性互动的共治机制等等,对于我国当下的社会建设意义重大。本文主要分三部分,绪论、正文和结束语。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和研究对象,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社会组织的内涵和类型、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予以阐述,提出研究目的和意义,并对研究方法、创新点、研究综述进行梳理。正文包括六个章节,首先,梳理了作为本文理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阐述了马克思社会建设的思想。同时也概述了其他相关理论包括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葛兰西和哈贝马斯的有关理论。其次,在分析新中国成立后市民社会建设和发展的背景后,梳理了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的嬗变,同时概括了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进程和最新现状。再次,对社会组织的分类及其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必要性进行阐述,提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有之义,是社会组织自我发展的需要,是基层社会治理“自治”回归的需要,是基层社会治理规律回归的需要,是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进而,根据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中有关社会组织的论述,分析了社会组织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主要从工具性、结构性和表达性功能角度阐述,如工具性功能中的基层社会管理功能、社会服务功能;结构性功能中的基层社会协同功能和基层社会平衡功能;表达性功能中的基层社会话语权功能、基层社会舆论导向功能及基层社会舆情监控功能。然后,通过调研、走访和实证分析,阐述了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实践、特点和问题。其中实践方面主要围绕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模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和制约因素展开;特点主要包括社会组织的形式多样、拥有的资源相对丰富、治理方式相对灵活、政府的积极支持等;同时分析了我国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念落后、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不健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和公信力有待提高、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保障监督体制缺位等。最后,本文运用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和社会建设思想,提出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创新路径,主要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展开。在宏观角度上,要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创建良好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生态环境。微观上要建立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运行统筹机制,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完善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管理机制、提高其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综合能力;建立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保障监督机制、增强其参与治理的公信力等。在结束语部分作者对我国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做了相应展望。全文坚持以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建设思想为视角,始终贯穿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这一红线,同时借鉴西方有关治理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王亚明[5]（2017）在《东西部农民分化及社会整合的比较研究 ——以浙江和四川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三农”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而促进农村社会整合与和谐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要求。农民阶层分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因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就意味着农业人口大量转变为非农业人口,这既为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所证明,也为中国东部地区的工业化过程所证明。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同时,农民也出现了分化,农民分化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发展,成为推动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民实现小康目标的直接动力。同时,农民分化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也是政府统筹城乡发展和实现社会和谐的首要问题之一。因此研究农民分化和社会整合是转型现实和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和权利观是理解中国农民分化和社会整合的基础理论,利益关系和利益协调是贯穿全文的主线。农民分化即基于承包制基础上的利益分化,农村阶层矛盾和社会问题也是由于利益矛盾引发,社会整合关键在于利益整合达到社会利益均衡,农村社会和谐是利益相对均衡的状态。中国农民分化以市场为机制,以职业为基础。按历史进程而言,主要划分为20世纪80年代职业转换与身份制制约性的农民分化,20世纪90年代地区流动性的农民分化,21世纪以来均衡发展性的农民分化。农民分化的历史进程是由市场化改革、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等多种原因决定的。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动推动了农村现代化进程,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为缓和农村阶层结构变动中的阶层矛盾和社会问题,党和政策提出了一些利益调节思想,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推行承包制、开展多种经营、试行和完善村民自治、西部大开发战略、农村扶贫和城乡统筹等,对于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起极大作用。在农民分化过程中,东西部表现出很大差异,包括职业、收入和消费差异三个方面。浙江和四川的农民分化具有一些共同点,但是农民分化的差异性也十分明显,如不同地区农民内部不同群体规模、比例和结构上有很大不同,在浙江和四川内部是如此,浙江和四川比较也是如此。影响农民分化差异的原因主要有地理环境、文化和观念差异、产权制度差异、产业结构差异、城镇化水平、地方政府行为差异、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差异等方面。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区域协调发展。农民分化在激发农村社会活力,大量增加社会财富,普遍改善农民生活的同时,也带来阶层矛盾和各种社会问题。新时期农村人民内部矛盾主要体现为农村各阶层、各群体之间利益上的矛盾。深入研究农村阶层矛盾,关系到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可以使我们的决策尽可能反映农村各个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减少决策及其实施过程中的失误和阻力。论文对东西部农民分化中的农村阶层矛盾和社会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包括社会急剧分化中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整合能力下降中的社会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东西部农村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利益共享、以社会制度为主要方式的利益协调和矛盾调处、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民政治参与以及乡村治理和地方政府社会整合作用。为了推进社会整合与协调发展,论文提出了促进农民分化与社会和谐的原则、方法和具体对策。这些原则主要是公平原则、权利保障原则和法治原则等;方法主要有:以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农民民主为重点加强农村社会事业建设,以改善民生为机制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农村社会整合的对策主要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化,夯实农民分化的经济基础;推进农村土地和户籍改革,破除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农村公共政策要有增有减;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完善乡村治理结构等。农民分化既是农民个体市场化的行为,也是资本力量和政府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从城乡发展和现代化的全局才能对农民分化有更全面的认识。农民分化是社会系统变迁中的重要一环,农民分化与统筹城乡发展、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密切相关。促进农民分化,解决农民分化中出现的区域不平衡问题需要有全局视野,也需要不同层级的政府和社会形成共识和凝聚力。要实现东西部农村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关键在于西部地区探索赶超型战略的决心和路径,同时,包括国家政策和东部生产要素在内的外部资源也是决定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
李彦博[6]（2017）在《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县域经济是以行政县为特定区域,以县级财政的独立为标志,以县级区域内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为基础,以市场需要为导向,并以特定县之下的镇、乡、村各层次的经济元素间的互动为基本结构,通过人力资源、资金、物资、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交流互换,从而具有整体功能的经济系统。县域经济作为基础性的经济,也构成了县域发展的中心环节,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比较显着的成绩,但是当下的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着创新力不足、发展不协调、资源能耗大、市场封闭等等一系列迫切的问题,严重阻碍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继承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进一步推进科学发展观在现实中的运用,使其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在此背景下,开展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从中国县域经济发展这一命题切入,运用理论分析法、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等,阐明中国县域经济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功能和主要特征,分析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其突出问题,并立足于现实、把握好理论,针对突出问题提出发展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对策,以期全面认识当前中国县域经济及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索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规律和有效模式,进而为决策者制定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相关政策提供有益参考。首先,对县域经济的理论进行概述。界定了县域经济的基本概念;从不同角度划分了县域经济的类型;明确了中国县域经济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展现出了县域经济产业构成多样、经济体系开放、地域特色鲜明、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特征。在阐明基本概念、类型和特征的基础上,探索发现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实现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培育经济新增长极的重要途径,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途径。认识县域经济的作用、准确把握其特点是我们进一步了解我国县域经济的基础。其次,阐明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提出了现代西方发展理论,包括主体功能区理论、增长极理论、区域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不平衡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理清了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进程与脉络,从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的先后提出,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指明了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县域经济的发展要把新发展理念作为根本性的指导理论。再次,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大体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即新开始阶段（1978—1982年）、探究摸索阶段（1983—1991年）、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2年）、科学发展阶段（2003—2012年）、新发展阶段（十八大以来至今）。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概况进行了介绍,对整体状态、分布状况和基本情况进行了展示。对中国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即“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晋江模式”进行了实例分析;挖掘各个模式背后的成功经验与教训,继而得出我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中的经验启示。然后,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现状进行分析。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不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要素结构不断完善,县域经济有了明确定位。但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创新力不足,体制机制不健全;发展不协调,贫富差距大;资源消耗大,发展难以持续;市场封闭,资金等要素不足;城乡分治,一体化进程缓慢。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我国先后又出现了“江阴模式”、“神木模式”、“双流模式”、“新晋江模式”等新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这些成功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意义其实并不仅仅在于促进了自身县域经济的发展,更重要在于它为中西部落后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某种借鉴。基于对新型模式进行梳理和总结,丰富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宝库,为县域经济的下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最后,文章基于理论、现状和问题的分析,通过对典型模式的总结,为了促进县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分别是:加快制度创新,深化机制体制改革;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民营经济和特色产业;响应国家战略,纳入国家区域发展布局;发展文教事业,提升县域软实力。以期在刚性的原则下做到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将新发展理念融入到县域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每一个维度,实现县域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李学楠[7]（2016）在《国家“在场”与“市场地位”的构造——上海市行业协会发展的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转型期,国家仍然是调配市场资源的主体,行业协会的生存发展与国家对其建构的"市场地位"紧密相关。本文通过对上海市行业协会的调研发现: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通过产业政策将市场份额按照三种路径——企业所有制结构、企业规模、行业属性等进行划分,使得不同的行业在有限的市场份额中占据不同的空间位置,进而形成不同的"市场地位"。"市场地位"的高低决定了行业协会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的差异,而这是影响行业协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笔者试图通过"市场地位"这一整合性概念来揭示影响社会转型期行业协会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及其发展逻辑。
国晓光[8]（2016）在《秩序、吸纳与权力重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整合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的核心任务是以政党适应性理论和法团主义理论为理论资源,研究国家为何以及如何对市场化进程中产生的私营企业主群体进行政治整合,并关注政治整合产生的影响。本文通过自上而下地观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的政治整合策略,分析国家如何在推进经济市场化的同时,将私营企业主群体整合进政党国家的权力结构之中,从而避免其成为游离于体制外的独立性甚至是对抗性力量。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变迁的基本线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结束了旧的分裂秩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一元化政治秩序,并开启了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需要政治秩序,然而现代化本身又是挑战政治秩序和削弱政治权威的力量,这在中国集中表现为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市场化改革使经济和社会领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多元化格局,这种多元化格局造成的结构分化,又对政党国家体制下的政治秩序形成了挑战,这种挑战可能冲击以政党国家为核心所建构的政治秩序。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政治生活的一条主线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国家权力作用于经济社会生活的有效性,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于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影响力。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崛起的私营企业主群体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特征的力量,对这一群体的政治整合,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维持既有政治秩序的必然选择。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整合策略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政权组织为载体的整合;一类是以行会商会等经济类社团为载体的整合。组织是国家权力网络的依托,正是通过组织网络,国家在横向和纵向上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管控。国家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变革赋予私营经济以合法的政治地位,赋予私营企业主以合法的政治身份,这为政治整合提供了前提。组织开放使私营企业主有机会加入党组织,基于政治忠诚、经济实力和社会声望等标准的政治安排,使少数有影响力的企业主有机会进入人大、政协等政权组织。私营企业的党建工作实现了政党组织在私营经济部门的拓展和渗透。当私营企业主群体伴随市场化改革而发展壮大时,国家通过行业协会商会等经济类社团建构起与私营企业主的法团式联系。行会商会聚集了各企业的领导者,是国家联系私营企业主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国家整合私营企业主的重要场域。经济类社团的生成方式、监管模式均呈现了法团主义的基本特征,它们在国家政治整合中承担了规训会员企业主、表达企业主的利益诉求等功能。行会商会等社团组织与行政机关脱钩的改革,并不意味着这类社会团体获得了独立自主的发展空间,因为政府在减少行政权力干预的同时,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类社团的党组织覆盖,以党的组织性权力填补了行政性权力退出之后形成的国家权力真空,政党权力取代政府权力成为管控行会商会的手段,维持了国家对行会商会的权力控制。在国家政治整合的策略之下,这类社团很难成为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象征进而成为民主化的基础。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整合产生了重要影响,实现了国家权力的重构。政治整合加深了私营企业主内部的分化性,增加了其开展集体行动的困难;政治整合增强了国家对私营部门和私营企业主的控制能力;政治整合建构了合作互嵌的国家—社会关系;政治整合增强了政体的包容性、政权的合法性与政党的适应性,促进了中国政党国家体制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在国家整合社会的领域,动态的制度改进和灵活的政策调整,已经使这一体制较为有效地应对了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所带来的冲击。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整合策略实现了国家权力的重新组合和重新布局,这些整合策略对现代化理论提出了挑战。市场化改革解构了国家全能主义的政治形态,但并未推动这一格局转向社会制衡国家,而是走向了国家整合社会的法团主义格局。此外,在国家政治整合的策略中,政治参与机会向私营企业主群体倾斜,相应地压缩了其他社会阶层的政治空间,造成了不平等的参与机会和不平等的政策结构。资本和权力的融合增强了资本的支配力,对国家自主性造成了消极影响,并增加了权力腐败的机会。在当代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消失和私营企业主的再崛起深受政治权力的影响。私营企业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参与是国家整合策略的产物,是国家主动选择政治开放的结果,他们的政治地位具有极强的赋予性,他们政治参与的空间和方式已被整合到了政党国家的制度框架内。
李艳[9]（2013）在《适应性调整：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体制转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新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从产权制度、政府行为、意识形态三个方面研究中国体制转型中的适应性调整问题。从总体而言,中国的体制转型是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由于中国体制转型的复杂性,使得转型中出现许多新制度主义理论所不能涵盖的特征,本文称其为“相机抉择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制度变迁主体角色适时转换；“诱致性”与“强制性”相伴而生的制度变迁方式；制度变迁路径的过渡性与适应性；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影响体制转型的主要因素除了行为主体的利益目标外,还包括宪法秩序、意识形态、中央放权改革、市场化进程等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以及利益集团与权力分配等因素。在中国体制转型中,产权制度、政府行为与意识形态随制度环境的变化而进行适应性调整并呈现出规律性特点,这些构成了中国体制转型的总体画卷。其中,产权制度是重中之重。依据新制度主义的经济绩效观评价中国产权制度改革既不符合制度绩效的一般标准,也不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形式绩效与实质绩效、静态绩效与动态绩效相结合的多维绩效观取代原有的仅包含经济绩效标准的单一绩效观,并以此来评价中国体制转型中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绩效。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从形式绩效的动态角度而言,体制转型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调整均具有一定的“适应性效率”,即其各阶段的产权制度具有相对效率与动态适应性特点。但是从形式绩效的静态角度而言,还存在产权制度与外部竞争机制、内部治理结构的非耦合,以及制度供求不协调,相关制度安排配套改革不到位等问题。同时,在实质绩效方面,国有企业自改革以来其经济绩效显着,而公平绩效却存在很大不足。关于政府行为变迁,本文认为无论是中央政府行为还是地方政府行为的演化均是在自身趋利动机下根据制度环境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只不过对二者形成约束的目标函数和面临的制度环境不完全相同。中央政府针对环境变化而进行的适应性调整主要体现在其放权行为（包括行政性放权、经济性放权、财政分权、政治放权）中。中央政府的放权行为与我国各个阶段的经济制度相适应,其放权进程主要受制于当时的宏观经济制度框架与官方意识形态。总体而言,中央政府的放权行为呈现出中央政府主导下市场导向性特征,通过中央政府对改革的主导性和对市场化的适应,使得中国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相对集中与经济上相对自主的独特的政治经济结构。本文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中政府演化规律推导出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一般性轨迹,即地方政府行为经历从“直接介入”到“间接推动”再到“外围提供服务”三个阶段的转变。“直接介入”阶段的政府行为特点主要表现为直接介入、大包大揽和很强的资源动员、支配能力,政府行为影响企业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并主导企业的经济行为。“间接推动”阶段的政府行为特点与“直接接入”阶段大包大揽的政府有很大不同,政府由于客观制度环境而“被动”地从“主导者”转向“推动者”。政府充当“企业经纪人”角色,即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主动将企业推向市场,政府从对企业的具体经济管理角色中退出。“外围提供服务”阶段的政府,由于政府与企业间关系由政府经济人、企业经纪人转为政府与企业间的互助或互惠关系,这时的政府不再对企业直接管理和经营,而是致力于营造本地区更好的市场环境、加强对企业的宏观指导。地方政府行为特点的演化是地方政府根据制度环境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的结果,影响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市场化进程、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制度环境、政策环境、意识形态约束等。中央政府行为与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效应具有双重性,既推动又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政府行为悖论”,这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诺斯悖论”的“制度性悖论”,即体制转型中的政府行为悖论更主要源于政府行为背后的制度因素,主要源于意识形态以及相关制度没有及时针对变化的经济基础及制度环境进行适应性调整。制度与行为均离不开观念的引导,在体制转型中对产权制度与政府行为构成最大约束条件的则是官方意识形态,产权制度与政府行为的调整必然伴随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调整。在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官方意识形态其实已是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国家政策文件以及宪法与相关法律体系中,对个体和团体的行为选择和国家制度变迁具有刚性约束作用,因此常被作为制度环境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意识形态因素中对当前中国体制转型影响最大的是：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所有制性质以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分配领域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等的认识。中国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调整呈现出官方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并行、意识形态与其他制度安排及制度环境的双向适应性、稳定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渗透着实践理性的实用主义等特征。同时,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影响效应呈从中心到边际递减趋势。并且,地方政府不同的意识形态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本地区经济发展路径和经济模式,如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形成很大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差异。在肯定意识形态与观念调整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滞后性的一面,如导致对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认知时滞、发明时滞与启动时滞；无法解释产权制度变迁与分配制度变迁中的现实问题；也没有针对市场经济建立起对寻利行为合理规约的意识形态,以至于无法发挥其淡化机会主义行为的功能。还体现为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与市场经济不协调,等等。中国体制转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源于产权制度、政府行为与意识形态上的适应性调整。但是,我们也要应充分认识到,在这三大领域的调整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改革的绩效与进程。适应性调整的未来趋向首先要解决这些问题。在企业产权制度上,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在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继续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并健全外部竞争机制；合理确定国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市场目标；健全与完善其他相关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的配套改革：在政府行为上,就是要通过相关制度的完善与健全来正确处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关系；通过转变政府行为理念、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并改革政府绩效评估标准来促使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立；通过完善地方政府权力制衡机制来约束地方政府行为悖论；在意识形态与观念上,就是要一方面根据主导性与包容性并存；继承性与创新性兼顾；适应性与灵活性；有效性与实用性等原则继续发展与完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还需要着力于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基础和价值观念体系,以更好地指导与规范人们的市场行为。总之,中国的体制转型向纵深处发展必须重点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深入进行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最主要的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配套改革；另一个是继续推进意识形态与观念的适时调整,使之既能很好地对转型成果作出合理说明,又能成为体制继续进行适应性调整的指南。
李中[10]（2012）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制度创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启动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拉开了新时期制度创新的帷幕。至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综合国力显着增强，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日趋重要，这些成就的取得，制度创新的作用功不可没。客观地讲，尽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看是成功的，但囿于人的有限理性以及其他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的制约，制度变革和创新也产生了一些难以预测的结果，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矛盾。实践表明，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更深入的制度变革和创新。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借助产权、制度变迁、国家等理论工具，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变迁为主要脉络，基于制度创新的视角，运用制度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研究认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效显着，但仍未达到预期目标，这除了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经济发展难以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外，还与市场机制未能有效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有关。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迅速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相应的经济制度，但在实际运行中，许多制度形同虚设，“仪式化”特征显着，充分暴露了我国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创新方面推进滞后的问题。本文归纳和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关于制度及制度创新的基本原理，全面梳理了国内外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理论，并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制度运行情况，指出了通过制度创新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继而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主要困难和制约因素。接着，本文从政府职能和市场机制两个层面深入研究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难的制度根源，指出市场主体不够健全、要素市场发育迟缓、市场竞争机制失灵以及市场经济法治建设滞后等因素影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发挥，而现有经济体制无力解决政府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预算软约束和资源软约束问题，领导干部的晋升激励机制、财政分权制度改革、地方政府的横向竞争等制度、机制相互作用，加剧了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型扩张。本文还重点研究了非正式制度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制约问题，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市场经济制度与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的冲突与融合，分析了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等级观念、服从意识、重人治、轻法治等内核对我国市场经济运行的不利影响，并认为制度创新成功的关键在于将移植来的制度进行适应性创新，实现与本土的非正式制度的融合。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以温州模式为例，分析了非正式制度对于经济增长乃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作用，并通过对温州模式盛极而“衰”的过程研究，指出制度创新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制度运行环境的变化，制度创新的绩效呈衰减之势难以避免，唯有启动新一轮的制度创新方能保持已有的领先优势。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今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对策建议和实现途径。在政策层面上，本文认为今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继续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不断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要正视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不断加强非正式制度创新，加快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文化建设步伐。在实现途径和推进策略层面，一是要逐渐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行为，减少行政审批，着力加强市场经济的自治能力建设。二是要加快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推进步伐，重点加强促进自主创新的动力机制、文化氛围以及制度环境建设。三是在非正式制度创新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指引导向作用，减少制度创新的意识形态成本；重点加强市场经济法治建设，充分发挥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创新的支持促进作用。
二、温州所有制结构和政府职能转变调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温州所有制结构和政府职能转变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1）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2）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评述 |
| 一、改革开放前所有制研究评述 |
| 二、改革开放后所有制研究评述 |
| 三、当前所有制改革研究评述 |
| 四、存在问题及深化方向 |
| 第三节 论文研究内容 |
| 一、论文内容 |
| 二、结构安排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的混合所有制思想综述 |
| 一、建国初期的混合所有制思想 |
| 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混合所有制思想 |
| 三、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的混合所有制思想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的混合所有制研究综述 |
| 一、混合所有制理论探索阶段的研究综述 |
| 二、混合所有制理论成长阶段的研究综述 |
| 三、混合所有制理论完善阶段的研究综述 |
| 四、混合所有制理论突破阶段的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简要评述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有关所有制理论的主要观点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所有制理论的主要观点 |
| 二、列宁关于所有制理论的主要观点 |
| 三、斯大林关于所有制理论的主要观点 |
| 第二节 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 |
| 一、对未来社会所有制的理解 |
| 二、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 |
| 三、如何认识重建个人所有制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演进规律 |
| 一、所有制演进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相统一规律 |
| 二、所有制演进的主体性和多元性相统一规律 |
| 三、所有制演进的稳定性和动态性相统一规律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对比研究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产权解析 |
| 一、马克思所有制理论中的所有权概念 |
| 二、马克思注意区分所有制和所有权的关系 |
| 三、产权是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应有之义 |
| 四、简要评述 |
| 第二节 西方产权理论的综述 |
| 一、西方产权理论的概念 |
| 二、西方产权的属性和功能 |
| 三、简要评述 |
| 第三节 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的辨析 |
| 一、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的联系 |
| 二、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的区别 |
| 三、两种产权理论对比的启示 |
| 第四章 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形成与突破 |
| 第一节 我国单一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形成 |
| 一、建国初期的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 |
| 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 |
| 三、单一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僵化固化阶段 |
| 第二节 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三次突破 |
| 一、“单一到补充”: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第一次突破 |
| 二、“补充到共同”: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第二次突破 |
| 三、“共同到混合”: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第三次突破 |
| 第三节 我国所有制理论演进和改革实践的经验与教训 |
| 一、我国所有制理论演进和改革实践的经验 |
| 二、我国所有制理论演进和改革实践的教训 |
| 第五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的理论内涵、发展实践、基本经验及现实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的理论内涵 |
| 一、我国混合所有制理论的提出 |
| 二、我国混合所有制产生的必然 |
| 三、我国混合所有制的实现形式 |
| 第二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实践 |
| 一、我国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回顾 |
| 二、我国混合所有制的发展逻辑 |
| 第三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发展的基本经验 |
| 一、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坚持基本经济制度 |
| 二、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坚持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 |
| 三、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坚持各种所有制一律平等 |
| 四、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
| 第四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中的现实问题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存在形式主义 |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存在意识形态争论 |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存在“混合所有制失灵”现象 |
| 第六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坚持的原则、完善的环境和把握的重点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坚持的原则 |
| 一、坚持“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形态 |
| 二、坚持发展生产力的混合所有制判断标准 |
| 三、坚持共同富裕的混合所有制价值取向 |
| 四、坚持互利共赢的混合所有制发展理念 |
| 五、坚持中国特色的混合所有制发展方向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完善的环境 |
| 一、宏观制度层面 |
| 二、中观体制层面 |
| 三、微观机制层面 |
| 第三节 当前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应把握的重点 |
| 一、宏观层面重点行业关键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 二、微观层面国有企业异质股权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 三、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七章 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一节 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意义重大 |
| 一、有利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
| 二、有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
| 三、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力 |
| 四、有利于国有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状 |
| 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正在稳步推进 |
| 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理论困境 |
| 三、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现实难题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途径 |
| 一、深化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
| 二、优化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机制 |
| 三、因企施策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四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环境构造 |
| 一、健全法律法规制度 |
| 二、平等保护各类产权 |
| 三、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
| 第八章 深入推进农村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一节 农村所有制改革的简要回顾 |
| 一、改革开放前农村所有制变革 |
| 二、改革开放后农村所有制改革历程 |
| 三、改革开放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农村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现状及存在问题 |
| 一、目前现状 |
| 二、存在问题 |
| 第三节 创新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实现方式 |
| 一、创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方式 |
| 二、把股份合作制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实现方式 |
| 三、努力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与发展模式 |
| 第四节 农村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保障 |
| 一、加快理顺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关系 |
| 二、加快完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体系 |
| 第九章 深入推进民营经济发展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的基本内涵 |
| 一、民营经济的基本概念 |
| 二、从所有制角度看民营经济 |
| 三、民营经济存在发展的内在逻辑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是混合所有制内在要素的逻辑分析 |
| 一、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 |
| 二、民营经济是提升国有经济效率的必然要求 |
| 三、民营经济融入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分析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的发展回顾与现状分析 |
| 一、民营经济的发展回顾 |
| 二、民营经济的现状分析 |
| 第四节 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举措 |
| 一、自上而下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
| 二、自下而上激发民营经济发展 |
| 三、加强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引导 |
| 结语与展望 |
| 一、研究预期达到目的 |
| 二、本文的政策建议 |
| 三、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本文图表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3）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制造业地理格局已从向东部地区集聚转向中西部地区扩散 |
| 1.1.2 严峻的环境形势推动环境治理体系持续完善 |
| 1.1.3 污染企业对环境规制的区位响应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命题 |
| 1.1.4 地方保护和区域竞争是影响环境规制执行力度和效果的重要因素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 1.5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5.1 技术路线 |
| 1.5.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与文献述评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产业地理格局 |
| 2.1.2 污染密集型产业 |
| 2.1.3 环境规制 |
| 2.1.4 地方保护 |
| 2.1.5 区域、产业和企业异质性 |
| 2.2 相关研究进展 |
| 2.2.1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研究 |
| 2.2.2 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研究 |
| 2.2.3 环境规制与产业地理格局研究 |
| 2.2.4 地方保护与产业地理格局研究 |
| 2.2.5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关系及其对产业地理格局的影响 |
| 2.3 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3.1 理论依据 |
| 3.1.1 产业空间格局理论 |
| 3.1.2 政府行为理论 |
| 3.1.3 环境规制理论 |
| 3.1.4 地方保护理论 |
| 3.2 作用机制分析 |
| 3.2.1 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 |
| 3.2.2 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 |
| 3.2.3 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交互作用 |
| 3.2.4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企业空间动态 |
| 3.2.5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企业创新 |
| 3.2.6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产业集聚 |
| 3.2.7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结构转型 |
| 3.3 本文理论分析框架 |
| 第四章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的演变及定量测度 |
| 4.1 环境规制演变与定量测度 |
| 4.1.1 环境保护制度演变阶段 |
| 4.1.2 环境规制实施与效果 |
| 4.1.3 环境规制强度的测度 |
| 4.2 地方保护演变及定量测度 |
| 4.2.1 地方保护演变阶段 |
| 4.2.2 地方保护的影响 |
| 4.2.3 地方保护的测度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时空格局及交互作用 |
| 5.1 地方竞争: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权衡 |
| 5.2 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
| 5.2.1 研究数据与处理 |
| 5.2.2 空间关联分析方法 |
| 5.2.3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与空间矩阵设定 |
| 5.3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空间格局 |
| 5.3.1 时间特征 |
| 5.3.2 空间分异特征 |
| 5.4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空间关联 |
| 5.4.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4.2 单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4.3 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5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交互作用 |
| 5.5.1 估计方法 |
| 5.5.2 全样本估计结果 |
| 5.5.3 分阶段与分地区估计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 |
| 6.1 引言 |
| 6.2 省域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时空格局演变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省域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时空变化 |
| 6.3 地市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地市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 |
| 7.1 引言 |
| 7.2 省域尺度的计量模型分析 |
| 7.2.1 计量模型构建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指标处理和模型检验 |
| 7.2.4 实证分析结果 |
| 7.3 地市尺度计量模型分析 |
| 7.3.1 计量模型构建 |
| 7.3.2 变量选择 |
| 7.3.3 指标处理和模型检验 |
| 7.3.4 实证分析结果 |
| 7.4 地市尺度空间异质性分析 |
| 7.4.1 模型设定 |
| 7.4.2 门槛变量检验 |
| 7.4.3 门槛回归及结果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动态 |
| 8.1 引言 |
| 8.2 产业动态的指标量化 |
| 8.2.1 企业进入和退出 |
| 8.2.2 企业利润率和企业创新 |
| 8.2.3 区域工业集聚 |
| 8.2.4 产业转型 |
| 8.2.5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8.3 产业动态的时空演化特征 |
| 8.3.1 企业进入 |
| 8.3.2 企业退出 |
| 8.3.3 企业利润率 |
| 8.3.4 企业创新 |
| 8.3.5 专业化集聚 |
| 8.3.6 产业结构 |
| 8.4 模型设计与数据介绍 |
| 8.4.1 模型设计 |
| 8.4.2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
| 8.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8.5.1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影响 |
| 8.5.2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企业利润和企业创新的影响 |
| 8.5.3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
| 8.6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创新之处 |
| 9.4 研究不足和展望 |
| 9.4.1 研究不足 |
| 9.4.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4）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与研究对象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对象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创新 |
| 1.4 研究综述 |
| 1.4.1 国外研究现状 |
| 1.4.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2.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发展 |
| 2.1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 |
| 2.1.1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渊源 |
| 2.1.2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的概念 |
| 2.1.3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的内容 |
| 2.1.4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特征 |
| 2.1.5 马克思的社会建设思想 |
| 2.2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 |
| 2.2.1 列宁的社会建设思想 |
| 2.2.2 葛兰西的有关理论 |
| 2.2.3 哈贝马斯的有关理论 |
| 3.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的嬗变和社会组织的发展 |
| 3.1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的嬗变 |
| 3.1.1 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 |
| 3.1.2 新时期的社会建设思想: |
| 3.1.3 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
| 3.2 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 |
| 3.2.1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背景 |
| 3.2.2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进程 |
| 3.2.3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现状 |
| 4. 社会组织及其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必要性 |
| 4.1 社会组织“自我”管理回归的需要 |
| 4.1.1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遵循“人性基础”逻辑 |
| 4.1.2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可以实现公共理性 |
| 4.2 基层社会“自治”回归的需要 |
| 4.2.1 基层是社会全面治理的基点 |
| 4.2.2 基层“自治”是社会自治能力培育的起点 |
| 4.2.3 基层“自治”是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着力点 |
| 4.3 基层社会治理规律回归的需要 |
| 4.3.1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遵循客观规律 |
| 4.3.2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遵循自治路径 |
| 4.4 提商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需要 |
| 4.4.1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是党的执政理念的体现 |
| 4.4.2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是提高党执政能力的条件 |
| 4.4.3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是遵循党执政规律的要求 |
| 5.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功能分析 |
| 5.1 工具性功能 |
| 5.1.1 基层社会管理功能 |
| 5.1.2 基层社会服务功能 |
| 5.2 结构性功能 |
| 5.2.1 基层社会协同功能 |
| 5.2.2 基层社会平衡功能 |
| 5.3 表达性功能 |
| 5.3.1 基层社会话语权功能 |
| 5.3.2 基层社会舆论导向功能 |
| 5.3.3 基层社会舆情监控功能 |
| 6.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困境 |
| 6.1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 |
| 6.1.1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模式 |
| 6.1.2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成效 |
| 6.2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 |
| 6.2.1 社会组织的形式多样 |
| 6.2.2 社会组织拥有的资源相对丰富 |
| 6.2.3 社会组织的治理方式相对灵活 |
| 6.2.4 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有政府的积极支持 |
| 6.3 我国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
| 6.3.1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念落后 |
| 6.3.2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不健全 |
| 6.3.3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公信力待提高 |
| 6.3.4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保障监督体制待加强 |
| 7.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探 |
| 7.1 坚持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为指导、创新社会治理理念 |
| 7.1.1 要树立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理念 |
| 7.1.2 要树立社会治理主体平等合作的理念 |
| 7.2 完善社会组织的准入机制、创建良好的社会治理生态环境 |
| 7.2.1 完善社会组织的准入机制 |
| 7.2.2 创建良好的社会治理生态环境 |
| 7.3 完善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管理机制、提高其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综合能力 |
| 7.3.1 建立社会组织内部运营机制 |
| 7.3.2 规范社会组织财务管理机制 |
| 7.3.3 完善社会组织人才管理机制 |
| 7.4 建立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运行统筹机制、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 |
| 7.4.1 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的法治体系 |
| 7.4.2 建立社会组织与政府的运行统筹机制 |
| 7.4.3 完善社会组织联系群众工作机制 |
| 7.5 建立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保障监督机制、增强其参与治理的公信力 |
| 7.5.1 建立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保障机制 |
| 7.5.2 建立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监督机制 |
| 7.5.3 完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评估机制 |
| 8.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5）东西部农民分化及社会整合的比较研究 ——以浙江和四川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述评 |
| 1.2.2 国内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2 中国农民分化及社会整合政策的历程 |
| 2.1 农村改革进程中农民分化的历程 |
| 2.1.1 20世纪80年代职业转换与身份制约性的农民分化 |
| 2.1.2 20世纪90年代地域流动性的农民分化 |
| 2.1.3 21世纪以来均衡发展性的农民分化 |
| 2.2 农民分化的原因 |
| 2.2.1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
| 2.2.2 城乡经济体制改革 |
| 2.2.3 城乡户籍制度的松动 |
| 2.2.4 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道路的发展 |
| 2.2.5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
| 2.3 农民分化的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 |
| 2.3.1 农村社会结构分布合理化和社会心理现代化 |
| 2.3.2 阶层矛盾和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 |
| 2.4 党中央促进农村社会整合的过程及政策成效 |
| 2.4.1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多种经营方针和乡镇企业的发展 |
| 2.4.2 权力下放、村民自治和农村各阶层政治参与 |
| 2.4.3 西部大开发战略、农村扶贫和城乡统筹 |
| 3 东西部农民分化的差异分析 |
| 3.1 东西部农民分化呈现不平衡特征 |
| 3.2 东西部农民分化的差异表现 |
| 3.2.1 职业分化差异 |
| 3.2.2 农民收入分层差异 |
| 3.2.3 农村消费分层差异 |
| 3.3 东西部农民分化差异的具体原因 |
| 3.3.1 地理环境差异 |
| 3.3.2 文化和观念差异 |
| 3.3.3 产权制度差异 |
| 3.3.4 产业结构差异 |
| 3.3.5 城镇化水平差异 |
| 3.3.6 地方政府行为差异 |
| 3.3.7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差异 |
| 4 东西部农民分化中的阶层矛盾和社会问题比较分析 |
| 4.1 社会结构变动与农村阶层矛盾 |
| 4.1.1 农村阶层矛盾的发展过程 |
| 4.1.2 阶层矛盾的不同类型 |
| 4.1.3 农村社会阶层矛盾的特征 |
| 4.2 社会结构变动与农村社会问题 |
| 4.2.1 社会问题的内涵和转型期农村社会问题的类型 |
| 4.2.2 社会急剧分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 |
| 4.2.3 社会整合能力下降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 |
| 5 东西部农民分化中的社会整合比较分析 |
| 5.1 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利益共享 |
| 5.1.1 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利益共享的必要性 |
| 5.1.2 促进农民利益共享的政策措施 |
| 5.1.3 浙江、四川两省新农村建设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
| 5.2 以社会整合制度为主要方式的利益协调和矛盾调处 |
| 5.2.1 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与失地农民保障 |
| 5.2.2 两省户籍制度改革 |
| 5.2.3 农村医疗保险 |
| 5.2.4 农民工社会保障 |
| 5.2.5 劳资纠纷的制度安排 |
| 5.3 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民政治参与 |
| 5.3.1 村民自治缓解了国家与农民的冲突 |
| 5.3.2 两省村民自治的进程、特征 |
| 5.3.3 两省村民自治中的政治参与 |
| 5.3.4 两省村民自治的困境与出路 |
| 5.3.5 农村新型民间组织的出现与作用 |
| 5.4 乡村治理和基层地方政府的社会整合作用 |
| 5.4.1 减轻农民负担、乡镇机构改革和其他配套改革 |
| 5.4.2 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中的地方政府作用 |
| 5.4.3 农村扶贫开发中的政府作用 |
| 5.4.4 吸纳农村新富阶层和培育农村民间组织中的地方政府作用 |
| 6 在农民分化的基础上实现新的社会整合与和谐 |
| 6.1 农村社会整合的原则和方法 |
| 6.1.1 农村社会整合的主要原则 |
| 6.1.2 农村社会整合的基本方法 |
| 6.2 农村社会整合的对策 |
| 6.2.1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化,夯实农民分化的经济基础 |
| 6.2.2 推进农村土地和户籍改革,破除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 |
| 6.2.3 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农村公共政策要有增有减 |
| 6.2.4 完善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和矛盾调处机制 |
| 6.2.5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完善乡村治理结构 |
| 6.2.6 推进农村文化建设,为社会整合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
| 6.3 实现东西部农村区域协调发展的出路 |
| 6.3.1 继续扶持西部地区,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
| 6.3.2 加强东西部经济合作,促进西部农村地区发展 |
| 6.3.3 推进制度创新和文化革新,实现西部农村自我发展 |
| 6.3.4 地方政府合理的职能定位,保障西部农村地区的发展 |
| 7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主要研究工作 |
（6）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县域经济的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县域经济的概念和类型 |
| 一、县域经济的概念 |
| 二、县域经济的基本类型 |
| 三、中国县域经济的内涵 |
| 第二节 中国县域经济的主要特征 |
| 一、产业构成的多样性 |
| 二、经济体系的开放性 |
| 三、鲜明的地域特色性 |
| 四、发展的不平衡性 |
| 第三节 发展中国县域经济的作用 |
| 一、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
| 二、发展县域经济是实现区域合作发展的重要基础 |
| 三、发展县域经济是培育经济新增长极的重要路径 |
| 四、发展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 |
| 五、发展县域经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途径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现代西方发展理论 |
| 一、主体功能区理论 |
| 二、增长极理论 |
| 三、区域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 |
| 四、不平衡发展理论 |
| 五、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 |
| 一、邓小平发展理论 |
|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邓小平发展理论的新发展 |
| 三、科学发展观 |
| 四、新发展理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考察与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实例分析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历程 |
| 一、1978—1982年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开始阶段 |
| 二、1983—1991年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探究摸索阶段 |
| 三、1992—2002年是中国县域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
| 四、2003—2012年是中国县域经济步入科学发展阶段 |
| 五、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中国县域经济迈入新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概况 |
| 一、中国县域整体状态及分布状况 |
| 二、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 |
| 第三节 中国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实例分析及其启示 |
| 一、中国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实例分析 |
| 二、中国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经验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成就 |
| 一、东部地区发展成效显着,中、西部地区蓬勃发展 |
| 二、要素结构得到不断完善,部分县域经济发展迅速 |
| 三、充分利用地区中的资源,县域经济有了明确定位 |
| 第二节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
| 一、创新力不足,体制机制不健全 |
| 二、发展不协调,贫富差距大 |
| 三、资源消耗大,发展难以持续 |
| 四、市场封闭,资金等要素不足 |
| 五、城乡分治,一体化进程缓慢 |
| 第三节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型模式及经验启示 |
| 一、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型模式实例分析 |
| 三、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新型模式的经验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县域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加快制度创新,深化机制体制改革 |
| 一、加快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
| 二、完善土地经营制度 |
| 三、深化县域金融制度改革 |
| 四、落实“直管县”体制改革 |
| 五、深化市县行政体制改革 |
| 第二节 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
| 一、发展农业机械化 |
| 二、建设农业科技园区 |
| 三、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 |
| 四、农业产业合作化组织建设 |
| 第三节 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
| 一、树立“新型”理念 |
| 二、转变政府职能 |
| 三、推动城乡一体化 |
| 第四节 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民营经济和特色产业 |
| 一、助推工业化发展 |
| 二、推动县域服务业 |
| 三、壮大民营经济 |
| 四、打造特色品牌 |
| 第五节 响应国家战略,纳入国家区域发展布局 |
| 一、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
| 二、精准扶贫战略 |
| 三、建设生态宜居城市 |
| 第六节 发展文教事业,提升县域软实力 |
| 一、人才强县战略 |
| 二、提升文化软实力 |
| 三、注重宣传推广 |
| 四、营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附表1 全国行政区划(2015年底) |
| 附表2 2014年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100强排名 |
| 附表3 2016年中国县域经济百强榜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秩序、吸纳与权力重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整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二）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一）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 |
| （二）新政治经济研究方法 |
| （三）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结构 |
| 五、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政治秩序 |
| （二）政治吸纳 |
| （三）政治整合 |
| （四）政治权力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政党适应性理论 |
| （二）法团主义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政治秩序与现代化：国家对私营企业主政治整合的动力 |
| 一、共产主义革命与政治秩序重建 |
| （一）帝制秩序解体与总体性危机：革命因何发生 |
| （二）革命后的全能主义政治与革命式现代化：困境及转型 |
| 二、现代化、市场力量及其对政治秩序的挑战 |
| （一）政治秩序：推进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
| （二）现代化：挑战既有秩序的力量 |
| （三）现代化的中国逻辑：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
| 三、经济转型与私营企业主群体的崛起 |
| （一）从取缔到鼓励：中国私营经济地位的合法化 |
| （二）中国私营企业主的崛起：来源及其社会能量 |
| 第三章 组织吸纳和渗透：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组织化整合 |
| 一、组织开放：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 |
| （一）从排斥到接纳：私营企业主入党的争论 |
| （二）“三个代表”：打开私营企业主入党的通道 |
| 二、政治安排：政权体系对私营企业主的吸纳 |
| （一）政治安排的体系：人大、政协与工商联 |
| （二）政治安排的标准：政治忠诚、经济实力与社会声望 |
| 三、组织渗透：私营企业的党组织建设 |
| （一）由点到面：组织渗透的不断拓展 |
| （二）组织渗透的策略：抓大放小、典型塑造与关键少数 |
| 第四章 经济类社团的建构及运作：国家与私营企业主的法团式联结 |
| 一、经济类社团的产生原因及主要类型 |
| （一）市场经济、政府转型与国家规制：经济类社团的产生 |
| （二）民办、官办与混合：经济类社团的三种类型 |
| 二、经济类社团管理体制和运作方式的法团主义特征 |
| （一）生成模式：国家权力发挥重要影响 |
| （二）监管模式：双重负责的管理体制 |
| （三）社团党建：经济类社团中的党组织覆盖 |
| 三、经济类社团在政治整合中的法团主义功能 |
| （一）规训功能：约束会员企业主的思想和行为 |
| （二）表达功能：代表会员企业主的利益 |
| （三）管理功能：承接政府下放的经济管理权 |
| 第五章 权力重构与资本支配：国家对私营企业主政治整合的影响 |
| 一、权力重构：国家对私营企业主政治整合的影响 |
| （一）政治整合加深了私营企业主群体内部的分化性 |
| （二）政治整合增强了国家对私营企业主和私营部门的控制能力 |
| （三）政治整合建构了合作互嵌的国家—社会关系 |
| （四）政治整合增强了政体的包容性、政权的合法性与政党的适应性 |
| 二、资本支配：政治整合与日益增强的资本力量 |
| （一）资本力量参与政治过程对社会公平的影响 |
| （二）资本力量参与政治过程对国家自主性的影响 |
| （三）资本力量参与政治过程对官员腐败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适应性调整：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体制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与主要研究内容 |
| 一、核心概念 |
| 二、主要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理论创新与研究方法 |
| 一、理论创新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写作思路与基本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关于体制转型的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关于体制转型的研究 |
| 二、国内关于体制转型的研究 |
| 三、对已有研究的简要评述 |
| 第二节 新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在中国应用的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学者对新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 |
| 二、国内学者对新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与应用 |
| 三、对已有研究的简要评述 |
| 第三节 新制度主义产权理论在中国应用的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学者对新制度主义产权理论的研究 |
| 二、国内学者对新制度产权理论的研究与应用 |
| 三、对已有研究的简要评述 |
| 第四节 新制度主义国家理论在中国应用的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学者对新制度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 |
| 二、国内学者对新制度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与应用 |
| 三、对已有研究的简要评述 |
| 第五节 新制度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在中国应用的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学者对新制度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研究 |
| 二、国内学者对新制度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与应用 |
| 第三章 制度、行为与意识形态 |
| 第一节 制度与制度变迁 |
| 一、制度 |
| 二、制度变迁 |
| 第二节 产权、企业产权制度与产权制度绩效 |
| 一、产权与产权形式 |
| 二、产权制度与企业产权制度 |
| 三、产权制度绩效 |
| 第三节 行为者及其利益 |
| 一、企业行为及其利益目标 |
| 二、中央政府行为及其利益目标 |
| 三、地方政府行为及其利益目标 |
| 第四节 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观念 |
| 一、意识形态 |
| 二、传统文化观念 |
| 第四章 中国体制转型的基本特征与主要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中国体制转型的基本特征 |
| 一、制度变迁主体的适时转换 |
| 二、诱致性与强制性相伴的制度变迁方式 |
| 三、制度变迁路径的过渡性与适应性 |
| 四、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 |
| 第二节 中国体制转型的主要影响因素 |
| 一、制度环境 |
| 二、利益集团与权力分配 |
| 第五章 体制转型中产权制度的适应性调整 |
| 第一节 产权制度的外适应力：制度效率的相对性与适应性 |
| 一、制度外适应力的含义 |
| 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适应性调整 |
| 三、民营企业产权制度适应性调整 |
| 第二节 产权制度的内适应力不足：制度的非耦合与非协调 |
| 一、产权改革、外部竞争机制、内部治理机制三者之间的非耦合 |
| 二、制度供求不协调，相关制度安排配套改革不到位 |
| 第三节 产权制度的实质绩效不足：国企改革中的“效率与公平”目标失衡 |
| 一、国有企业的双重属性与双重目标 |
| 二、国有效率目标与公平目标的失衡 |
| 第六章 体制转型中政府行为的适应性调整 |
| 第一节 体制转型中中央政府行为的适应性调整 |
| 一、中央政府放权行为的主要内容 |
| 二、中央放权行为中的适应性调整 |
| 第二节 体制转型中地方政府行为的适应性调整：以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为例 |
| 一、苏南模式强制性制度变迁中的政府行为 |
| 二、温州模式诱致性制度变迁中的政府行为 |
| 三、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适应性特征 |
| 第三节 政府行为调整中的“制度性悖论” |
| 一、“诺斯悖论”及其适用性分析 |
| 二、中央政府行为悖论及原因分析 |
| 三、地方政府行为悖论及制度性因素 |
| 第七章 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 |
| 第一节 体制转型中官方意识形态调整轨迹 |
| 一、改革方向和改革目标的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过程 |
| 二、关于“所有制”与“国有企业”观念的转变 |
| 三、“效率与公平”的分配观念的变迁 |
| 第二节 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调整的特征 |
| 一、官方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并行 |
| 二、意识形态与其他制度安排及制度环境的双向适应性 |
| 三、稳定性与灵活性统一 |
| 四、渗透着实践理性的实用主义特征 |
| 第三节 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调整的层级性与区域性差异 |
| 一、意识形态调整的层级性差异 |
| 二、意识形态调整中的区域性差异 |
| 第四节 意识形态与观念调整中的“非适应性”问题 |
| 一、意识形态调整滞后 |
| 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与市场经济不协调 |
| 第八章 中国体制转型中的适应性调整趋向 |
| 第一节 企业产权制度的适应性调整趋向 |
| 一、继续深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 |
| 二、完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 |
| 三、健全外部竞争机制，培育充分竞争的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 |
| 四、合理确定国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市场目标，以实现其公平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均衡发展 |
| 五、健全与完善其他相关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的配套改革 |
| 第二节 政府行为的适应性调整趋向 |
| 一、正确处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关系 |
| 二、政府行为目标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 |
| 三、完善地方政府权力制衡机制 |
| 第三节 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趋向 |
| 一、继续发展与完善主流意识形态 |
| 二、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基础和价值观念体系 |
| 第九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部分 |
| 二、论文部分 |
| 三、外文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制度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问题提出和研究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 本文的基本思路 |
| 四、 本文的研究内容 |
| 五、 本文的创新与难点 |
| 六、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制度及制度创新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马克思关于制度创新的理论 |
| 一、 制度的起源、本质与构成 |
| 二、 制度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机制 |
| 三、 制度变革和创新的主要根源 |
| 四、 马克思关于制度研究的基本方法 |
| 第二节 西方经济学中的制度创新理论 |
| 一、 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理论 |
| 二、 其他学派对制度的研究 |
| 三、 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内涵 |
| 第三节 国内学者有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创新研究 |
| 一、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基本内涵比较 |
| 二、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路径依赖因素 |
| 三、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研究成果──基于制度创新视角 |
| 第二章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与演进 |
| 第一节 50 年代经济恢复之现实选择──计划经济 |
| 一、 计划经济模式的必然选择 |
| 二、 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构成 |
| 三、 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缺陷 |
| 第二节 80 年代初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 |
| 一、 经济体制创新的主要内容 |
| 二、 经济体制创新的主要特征 |
| 第三节 新世纪经济发展中的新难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 一、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 |
| 二、 制度创新绩效边际递减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 |
| 三、 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 |
| 第三章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正式制度约束 |
| 第一节 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困难 |
| 一、 制度供给缺乏压力 |
| 二、 制度创新需求不足 |
| 三、 自主创新进展缓慢 |
| 第二节 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制约因素 |
| 一、 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 |
| 二、 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 |
| 三、 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 |
| 第三节 阻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根源 |
| 一、 我国政府职能中的经济职能探究 |
| 二、 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根源──市场层面 |
| 三、 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根源──政府层面 |
| 第四章 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非正式制度研究 |
| 第一节 非正式制度的一般分析 |
| 一、 非正式制度的基本内涵 |
| 二、 非正式制度的主要功能 |
| 三、 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主要区别和内在关系 |
| 第二节 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冲突与融合 |
| 一、 制度之间相互冲突与融合的作用机制 |
| 二、 制度冲突的表象特征以及历时溯源 |
| 三、 非正式的“关系”规则的效应分析 |
| 第三节 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传统文化探析 |
| 一、 中庸思想对转变发展方式时滞的影响 |
| 二、 国家本位主义对政府干预行为的强化 |
| 三、 市场经济平等自由的契约精神的缺失 |
| 第五章 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创新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温州模式崛起的历史过程考察 |
| 一、 温州模式中的制度创新──以民营经济发展为线索 |
| 二、 温州经济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 |
| 第二节 温州模式崛起过程中的制度因素探究 |
| 一、 内嵌的市场、经济和文化基因 |
| 二、 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理性选择──社会资本的作用 |
| 三、 政府“无为而治”的积极效应 |
| 第三节 温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困境及成因 |
| 一、 当前温州经济危机的基本特征 |
| 二、 制约温州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 |
| 第六章 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创新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转变政府职能，进行市场经济制度变革与创新 |
| 一、 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制度 |
| 二、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步伐 |
| 三、 培育市场中介组织，塑造政府职能承接载体 |
| 第二节 重塑价值观念，进行非正式制度变革与创新 |
| 一、 解放思想，创造有利于制度创新的舆论氛围 |
| 二、 创新非正式制度，塑造新型市场经济文化 |
| 三、 加强法治观念，以法制完善促进非正式制度创新 |
| 第三节 推进自主创新，构建与自主创新相适宜的制度环境 |
| 一、 加快形成促进自主创新的倒逼机制 |
| 二、 重构创新观念，建设自主创新文化 |
| 三、 健全完善促进自主创新的制度机制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温州所有制结构和政府职能转变调查（论文参考文献）
- [1]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2]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研究[D]. 彭巨水.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3]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D]. 田光辉. 河南大学, 2019(06)
- [4]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D]. 戴海东. 浙江大学, 2017(06)
- [5]东西部农民分化及社会整合的比较研究 ——以浙江和四川为例[D]. 王亚明. 浙江大学, 2017(06)
- [6]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究[D]. 李彦博. 武汉大学, 2017(06)
- [7]国家“在场”与“市场地位”的构造——上海市行业协会发展的机制研究[J]. 李学楠. 复旦政治学评论, 2016(02)
- [8]秩序、吸纳与权力重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整合研究[D]. 国晓光. 吉林大学, 2016(03)
- [9]适应性调整：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体制转型研究[D]. 李艳. 南开大学, 2013(07)
- [10]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制度创新[D]. 李中. 中共中央党校, 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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