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州科协大力推进民营企业科协建设(论文文献综述)
牛桂芹,王子源[1](2021)在《我国民营企业科技人才发展环境问题及改进策略研究》文中指出我国民营企业科技人才的发展环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中政策环境的影响更加突出,也更具特色。本文以政策环境为核心,基于对相关政策文本的分析,深入民营企业开展实地调研、深度访谈与座谈。结合已有研究文献,从不同角度分析我国民营企业科技人才发展环境的特点,挖掘民营企业科技人才的发展困境及需求,提出未来发展的对策建议。
周磊,汪灵[2](2021)在《科协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的思考及优化对策》文中研究说明基层组织建设是组织开展工作的重要内容,是科协工作的基础。该文从党建引领、基层科协组织力、基层基础、制度体系四个方面分析当前科协基层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提升科协基层组织建设水平的相关对策,以期建构科协组织建设理论基础,明确新时代科协组织发展方向,发挥好科协的积极作用。
杨敏,韩剑锋,蒋之炜[3](2021)在《浙江省“十四五”时期加强企业科协建设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浙江企业科协在"十三五"时期为推动企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贡献了重要力量。"十四五"时期,浙江作为"科创中国"试点省份,可通过企业科协工作深化与变革,将通过赋能知识服务、完善组织体系、助力人才成长、数字化变革等释放新动能,更高效地服务地方科技经济深度融合,助力浙江"重要窗口"建设。
史晓玲[4](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指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纪洪波[5](2020)在《建构和合融通式的创新生态系统——以山东省科协实践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创新谋竞争求发展越来越成为社会共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员,科协组织迫切需要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实现新时代科协事业高质量发展。论述了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的理论依据,以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为例,介绍了创新生态系统建构的实践探索,提出在迭代整合中不断完善创新生态系统重构,为企业、产业、区域乃至国家等层面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姚科敏[6](2020)在《习近平科技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习近平科技观,对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研究,为实现新时代科技融合发展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提供理论指导,实现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正确处理中国科技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世界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综合法、系统研究法,在界定习近平科技观含义的基础上,探讨和论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主要内容,研究和阐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界定和探讨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是研究习近平科技观的一项奠基工作。习近平科技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代科学技术的新理念新观点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科技全球治理观等方面。从思想渊源看,习近平科技观既吸取了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的精华,又吸收了西方古今科技思想中有益的成分,做到了中西结合、古今贯通,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思想渊源。从理论基础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为习近平科技观提供了科学而又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科技观形成于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知识的持续积累大大推动了全球财富的增长、颠覆性科技的创新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范式、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科技的双刃剑作用愈加凸显的国际背景下,形成于中国科技事业迅速崛起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短板的国内背景下。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萌芽阶段(1969年—1982年)、初步形成阶段(1982年—1993年)、形成轮廓阶段(1993年—2012年)和丰富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习近平科技观具有创新性、人民性、时代性、前瞻性、开放性、保障性等基本特征。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和科技全球治理观。其中,科技创新观是核心,科技体制改革观是动力,科技战略观是统领,科技人才观是关键,科技伦理观是保障,科技全球治理观是条件,上述六个方面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的逻辑整体。习近平科技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在于:习近平科技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其现实意义在于:习近平科技观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魏晓文[7](2019)在《服务的力量》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科协将2019年定为"服务发展年",旨在积极发挥科协组织开放型、平台型、枢纽型优势,建设问题库、项目库、人才库,搭建"双百双服"科技志愿服务平台,并围绕区域重点产业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遴选一批具有创新条件和基础的龙头企业,集聚国内外创新人才及资源,开
陈斌[8](2019)在《群团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服务能力建设研究 ——以广西科协所属学会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职能进一步转移出来。群团组织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被国家赋予了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重要任务,对其承接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本文围绕群团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服务能力建设开展研究,以广西科协所属学会为例,探讨新形势下群团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服务能力建设的问题、挑战、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群团组织更好地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本文基于治理理论、公共物品理论,采取文献资料分析法、历史分析法、个案研究法,归纳了群团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理论、政策法规、现实依据,梳理了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历史脉络,从而分析出群团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渊源、进程、地位和作用。本文分析了广西科协所属学会已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总体情况、类别情况及典型案例。目前,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服务能力存在观念意识跟不上、独立自主性不强、内部治理结构不够完善、筹资能力不足、人力资源短缺、专业水平不高等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发现了产生问题的原因,主要有:政府不放权,干预过多;脱钩不彻底,行政色彩依然浓厚;学会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改革滞后,公信力不足,筹资缺乏信任感;待遇和职业前景不理想,难以吸引和留住人才;承接服务不经常、不正常,专业化发展受阻。在分析问题和原因,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群团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能力建设的对策建议:在完善服务能力建设外部支撑体系方面,主要包括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组织建设支持体系、开展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完善考核评估制度、加强日常运行监督等。在完善服务能力建设内部支撑体系方面,主要包括强化服务理念、理顺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完善内部治理、创新人才机制、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开展专业化培训、加强信息公开等。
安志[9](2019)在《面向企业的政府创新激励政策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是我国构建现代化创新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微观基础。但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高峰”企业仍然不多,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为了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各地各部门密集出台了各种“创新新政”,从人才培养和引进、产学研合作、企业研发机构建设等各个方面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政策红包”。政府部门的努力在客观上降低了部分企业的创新成本,对于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这些政策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还存在哪些局限性?为什么政策制定者(科技管理官员)都不约而同地设计出各种各样的“奖励、补助”作为激励政策的主要内容?推进企业科技创新还存在哪些体制机制障碍?我国实行的是“条块结合”的科技创新管理体制,科技管理官员在创新激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对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中国政府治理结构和官员行为模式开展研究,沿着创新激励政策的传导路径,从政府内部激励结构、科技管理官员行为、政企博弈等角度考察了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体研究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论述了创新激励政策的功能,并以我国“条块结合”的科技创新管理体制为背景,对当前科技创新配套支持政策进行了总结。随后,对面向企业的政府创新激励政策进行了细致的整理和分类,本文发现,我国是一个实施创新激励政策比较多的国家,政策类型以选择性创新激励政策为主,功能性创新激励政策为辅。而选择性创新激励政策又以科技认定作为主要的实施手段,即对企业创新成果和创新要素的先进性进行评价和认定,并以此为依据给予资金奖励或其他政策优惠。其次,对我国创新激励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从宏观层面对我国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政府激励政策总体落地情况进行了梳理。随后,以苏州制造业为例对企业自主创新发展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展开探讨,并利用苏州市的微观企业调研数据对创新激励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私人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均未表现出显着的效应,本文基于苏州市企业样本的实证检验没有找到支持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具有显着影响的证据。第三,在制度层面探讨政府内部激励结构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将科技管理官员这一群体纳入研究范畴,尝试揭开政策决策机制这个“黑箱”,探讨政府内部激励约束机制下的科技管理官员行为。本文认为,地区科技创新水平正逐步取代GDP增速成为官员的重要政绩之一,GDP锦标赛也正逐渐演化为创新指标竞赛。密集出台的各种创新激励政策体现了科技管理官员的责任担当和创新精神。但由于行政体制内部的激励约束机制尚不健全,部分科技管理官员可能在担当作为、晋升激励、设租、避责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选择策略性行为,将科技认定作为创新激励政策的主要实施手段,而较少使用科技项目、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科技认定作为一种能够在短时间内出政绩的“强绩效行为”,可以减轻科技管理官员的工作压力,而且便于个别官员进行设租活动,因此被广泛而大量地使用,成为创新激励政策的主要内容。科技项目、科技认定以及税收优惠等政策的实施情况构成了科技管理官员政绩的主要内容。本文利用手工收集的数据构建了 2005-2015年中国省级科技管理官员数据库,实证检验了不同政策工具的实施对科技管理官员晋升的影响,结果表明,开展科技认定能够对科技管理官员的晋升产生显着的促进作用,而组织实施科技项目、兑现税收优惠政策没有表现出对科技管理官员晋升的显着促进作用。进一步的检验结果发现,科技管理官员的晋升激励机制抑制了企业创新,这种抑制作用受到地区市场治理环境的调节,在市场治理环境相对较好的地区,这种抑制效应不显着,在市场治理环境相对较差的地区,这种抑制效应显着。第四,将研究视野从政策供给转向政策执行,考察了政企博弈对创新激励政策效应的影响。本文发现,在现有的科技管理体制下,不同创新激励政策在立项、评审、技术审查以及监督机制等方面具有显着的差异性。相比科技项目和税收优惠,科技认定具有低风险、高收益、弱监管以及寻租空间大等特点,企业可能更倾向于通过策略性创新、材料包装、寻租等行为达到“寻认定”的目的。通过构建政策预期与企业研发投入模型,发现科技认定难以使企业产生准确的政策预期,无法对企业研发成本进行有效的分摊,这也制约了其创新激励作用的发挥。利用苏州市微观企业调研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府科技项目和税收优惠对企业私人研发投入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科技认定对企业私人研发投入表现出不显着的挤出效应。最后,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我国创新激励体制机制的改革方向。即政府作用同市场机制有效对接,构建尊重市场规律的创新激励体制机制。具体而言,需要正确认识创新激励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规范和完善市场机制,强化金融对创新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实施基于竞争机制的政府科技项目以及构建统筹协调的科技创新管理体制。
赵秀珍,马保东,刘义民,陈兴君[10](2018)在《“恒丰纺织党旗红—123工程” 助力企业十年跨越发展》文中研究说明企业发展,党建引领。2008年,恒丰由国有企业改为民营企业,纱锭7.5万,员工2000余名,负债率160%,濒临破产,经过十年的发展,现在恒丰集团有纱锭规模270万,织机2000台,规模增长36倍,在全国棉纺织行业排名前十,排名一路攀升,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恒丰速度""恒丰现象"。是什么力量推动着恒丰如此快速的发展?党建工作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德州恒丰集团是一家以特种纤维纱线、面料研发、高档服装、民族服饰、羊绒精纺纱线
二、德州科协大力推进民营企业科协建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德州科协大力推进民营企业科协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民营企业科技人才发展环境问题及改进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 基于文本分析透视我国民营企业科技人才开发的政策环境现状 |
1.1 企业人才培养的政策环境不断优化,为民营企业科技人才发展提供了更大空间 |
1.2 民营企业科技人才的发展问题逐步得到更多关注 |
2. 民营企业科技人才政策体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
2.1 相关政策有待进一步建立完善 |
2.2 政策体系不协调,内容不平衡、不健全 |
3. 民营企业科技人才发展的现实困境及需求 |
3.1 实施保障条件欠缺而致使政策落地实效打折扣 |
3.2 现有政策与实际需求存在偏差 |
3.3 民营企业内外部人才服务环境有待优化 |
3.4 缺乏公平竞争是民营企业科技人才发展环境的突出特征 |
4. 对策建议 |
4.1 完善民营企业科技人才开发政策体系 |
4.2 推动已有政策的落地生效 |
4.3 创造更加公平普惠的竞争环境 |
4.4 做好服务,提高民营企业科技人才的社会地位和生活保障 |
(2)科协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的思考及优化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一、科协基层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 |
(一)政治引领不足 |
1. 科协基层组织的政治属性意识不强。 |
2. 科协基层组织党的建设尚存短板。 |
3. 科协缺乏对科技工作者政治引领的有效手段和方法。 |
(二)组织覆盖力不强 |
1. 组织体系缺乏系统全面的框架设计。 |
2. 基层组织覆盖和对科技工作者的覆盖存在大量盲区。 |
3. 内部运行机制仍需不断完善。 |
(三)自我革新不够 |
1. 科协特色的群团发展理论探索不够。 |
2. 科协发展理论仍需系统研究。 |
3. 科协制度框架体系尚未明确。 |
二、优化科协基层组织建设的对策 |
(一)党建引领,推进科协系统组织建设 |
1. 坚持党建引领科协系统组织建设。 |
2. 创新与地方政府战略合作机制。 |
3. 全面融入基层党建工作阵地建设。 |
(二)以改革为契机,全面提升基层科协组织力 |
1. 强化科协系统上下联动。 |
2. 深化拓展提升基层科协组织力“3+1”试点。 |
3. 加强网上科技工作者之间科协组织建设。 |
(三)强化基层基础,提升基层组织发展活力 |
1. 开展党建引领社区科协建设试点。 |
2. 实施高校科协赋能计划。 |
3. 扩大企业(园区)科协有效覆盖。 |
4. 推动农技协转型升级。 |
(四)凝聚系统合力,完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体系 |
1. 健全科协系统组织建设工作机制。 |
2. 完善科协系统组织制度规范。 |
3. 开展科协基层组织建设调研。 |
三、结束语 |
(3)浙江省“十四五”时期加强企业科协建设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十三五”时期浙江省企业科协建设的主要成效 |
1.1分类推进,扩大企业科协组织覆盖面 |
1.2勤修内功,提升企业科协服务创新能力 |
1.3丰富抓手,不断激发企业科协组织活力 |
2 浙江省企业科协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2.1 新形势下企业科协功能发挥迎来新挑战 |
2.2 资源与投入不足影响民营企业科协发展 |
2.3 青年科技工作者成长需求有待得到满足 |
2.4服务需求升级与公共服务资源矛盾递增 |
3 浙江省“十四五”时期加强企业科协建设的对策建议 |
3.1 以为取位,构建内外融合的“双循环”体系赋能知识服务 |
3.2普惠民企,园区科协与企业科协双向发力完善组织体系 |
3.3 激活主体,靶向需求协同服务助力新时代科技人才成长 |
3.4 数智赋能,深化“科创中国”以数字变革升级治理功能 |
(4)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一、气候资源 |
二、水资源 |
三、土地资源 |
四、自然灾害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本章小结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附录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一) STC访谈记录 |
(二) WFJ访谈记录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建构和合融通式的创新生态系统——以山东省科协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 新时代科协定位 |
2 创新生态系统建构的理论依据 |
2.1 创新的迭代过程及创新范式演化 |
2.2 创新生态系统的提出及发展方向 |
3 创新生态系统建构的科协实践 |
3.1 创新整合学会资源,构建学会创新共同体 |
3.2 创新整合智库资源,构建智库创新生态系统 |
3.3 创新整合人才资源,构建人才创新生态圈 |
4 在迭代整合中不断完善创新生态系统建构 |
5 结论 |
(6)习近平科技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1.1.1 研究缘起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1.3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1.3.1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 |
1.3.2 研究方法 |
1.3.3 创新之处 |
第2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 |
2.1 习近平科技观的概念界定 |
2.1.1 科技的含义 |
2.1.2 科技观的含义 |
2.1.3 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 |
2.2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 |
2.2.1 中国古代科技思想 |
2.2.2 西方古今科技思想 |
2.3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基础 |
2.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 |
2.3.2 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 |
第3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 |
3.1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 |
3.1.1 萌芽阶段(1969 年-1982 年) |
3.1.2 初步形成阶段(1982 年-1993 年) |
3.1.3 形成轮廓阶段(1993 年-2012 年) |
3.1.4 丰富发展阶段(2012 年至今) |
3.2 习近平科技观的基本特征 |
3.2.1 创新性 |
3.2.2 人民性 |
3.2.3 时代性 |
3.2.4 前瞻性 |
3.2.5 开放性 |
3.2.6 保障性 |
第4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 |
4.1 科技创新观 |
4.1.1 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
4.1.2 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
4.1.3 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 |
4.2 科技体制改革观 |
4.2.1 推进政府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
4.2.2 深化基础科学研究体制改革 |
4.2.3 完善科技奖励制度 |
4.2.4 健全科技人才评价制度 |
4.3 科技战略观 |
4.3.1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
4.3.2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4.3.3 优先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
4.4 科技人才观 |
4.4.1 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 |
4.4.2 完善有效的引才用才机制 |
4.4.3 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 |
4.5 科技伦理观 |
4.5.1 使科技成果更充分地惠及人民群众 |
4.5.2 以绿色科技促进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 |
4.5.3 为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
4.6 科技全球治理观 |
4.6.1 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 |
4.6.2 提高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
4.6.3 发挥科技创新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作用 |
第5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5.1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 |
5.1.1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 |
5.1.2 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 |
5.1.3 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 |
5.1.4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 |
5.2 习近平科技观的现实意义 |
5.2.1 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 |
5.2.2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 |
5.2.3 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 |
5.2.4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 |
5.2.5 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服务的力量(论文提纲范文)
实现科技社团在技术服务中的新跨越 |
中国科协在长沙集中培训提升企业创新服务队伍 |
企业科协的“世界级”服务 |
新时代的老科协 |
从人才到金融的立体服务 |
十年服务 |
园区服务的“成都模式” |
让科协成为科技服务业的领头羊 |
(8)群团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服务能力建设研究 ——以广西科协所属学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第2章 群团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相关基本概念和依据 |
2.1 基本概念 |
2.1.1 群团组织 |
2.1.2 科协所属学会 |
2.1.3 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服务能力建设 |
2.1.4 服务能力评价体系 |
2.2 基本理论 |
2.2.1 治理理论 |
2.2.2 公共物品理论 |
2.3 理论分析 |
2.3.1 马克思主义对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理论分析 |
2.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理论分析 |
2.3.3 国外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理论分析 |
2.3.4 国内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理论分析 |
2.4 政策法规依据 |
2.4.1 中央政策文件 |
2.4.2 法律法规章程文件 |
2.5 现实依据 |
2.5.1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
2.5.2 群团组织自身发展的需要 |
2.5.3 符合人民群众对社会服务多样化的需求 |
2.6 小结 |
第3章 广西科协所属学会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现状 |
3.1 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历史进程 |
3.1.1 1919年至1948年 |
3.1.2 1949年至1978年 |
3.1.3 1979年至2012年 |
3.1.4 2013年至今 |
3.2 广西科协所属学会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现状 |
3.2.1 广西科协所属学会基本情况 |
3.2.2 学会已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总体情况 |
3.2.3 学会已承接政府职能类别情况 |
3.2.4 学会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典型案例 |
3.3 小结 |
第4章 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服务能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4.1 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服务能力存在的问题 |
4.1.1 观念意识跟不上 |
4.1.2 独立自主性不强 |
4.1.3 内部治理结构不够完善 |
4.1.4 筹资能力不足 |
4.1.5 人力资源短缺 |
4.1.6 专业水平不高 |
4.2 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服务能力不足的原因 |
4.2.1 政府不放权,干预过多 |
4.2.2 脱钩不彻底,行政色彩依然浓厚 |
4.2.3 学会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改革滞后 |
4.2.4 公信力不足,筹资缺乏信任感 |
4.2.5 待遇和职业前景不理想,难以吸引和留住人才 |
4.2.6 承接服务不经常、不正常,专业化发展受阻 |
4.3 小结 |
第5章 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服务能力建设可借鉴的国内外经验 |
5.1 国内经验 |
5.1.1 加强政策和宏观引导 |
5.1.2 开展服务能力提升工程 |
5.1.3 加快与挂靠部门脱钩 |
5.1.4 创新学会体制机制 |
5.1.5 加强对外沟通合作 |
5.1.6 健全考核评估机制 |
5.2 国外经验 |
5.2.1 结成伞形组织联盟 |
5.2.2 多方面、多渠道筹措资金 |
5.2.3 建立现代化内部治理体系 |
5.2.4 开展专业化培养 |
5.2.5 构建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关系 |
5.2.6 加强绩效评估 |
5.3 小结 |
第6章 群团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服务能力建设的对策建议 |
6.1 完善服务能力建设外部支撑体系 |
6.1.1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
6.1.2 建立组织建设支持体系 |
6.1.3 开展服务能力提升工程 |
6.1.4 完善考核评估制度 |
6.1.5 加强日常运行监督 |
6.2 完善服务能力建设内部支撑体系 |
6.2.1 强化服务理念 |
6.2.2 理顺与政府部门的关系 |
6.2.3 完善内部治理 |
6.2.4 创新人才机制 |
6.2.5 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
6.2.6 开展专业化培训 |
6.2.7 加强信息公开 |
6.3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面向企业的政府创新激励政策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第二节 问题提出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内容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第二章 基本概念与文献回顾 |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第三章 政府创新激励政策的功能 |
第一节 科技创新的阶段 |
第二节 科技创新的收益和风险分析 |
第三节 政府创新激励政策的目标 |
第四章 政府创新激励政策体系 |
第一节 政府创新激励政策的内涵 |
第二节 我国创新激励政策的历史演进 |
第三节 我国科技创新管理体制及政策支撑 |
第四节 面向企业的政府创新激励政策 |
第五章 政府创新激励政策的效果分析 |
第一节 我国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与政府培育 |
第二节 我国企业创新发展现状——基于苏州制造业的分析 |
第三节 政府创新激励政策效果的微观检验 |
第六章 政府内部激励结构与科技管理官员的策略性行为 |
第一节 理论分析 |
第二节 实证检验:政策工具选择对科技管理官员晋升的影响 |
第三节 实证检验:科技管理官员晋升激励机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
第七章 不同激励政策下的企业创新决策 |
第一节 政策预期与企业研发投入模型 |
第二节 创新激励政策与企业的策略性行为 |
第三节 实证检验:不同政策的激励效应 |
第四节 关于科技项目激励效应的进一步检验 |
第八章 构建尊重市场规律的创新激励体制机制 |
第一节 创新激励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 |
第二节 规范和完善市场机制 |
第三节 强化金融对创新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
第四节 实施基于竞争机制的政府科技项目 |
第五节 构建统筹协调的科技创新管理体制 |
第九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表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10)“恒丰纺织党旗红—123工程” 助力企业十年跨越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一、指导思想 |
二、一个党员一面旗 |
三、发挥两个作用 |
四、党建工作机制保障 |
五、做好三个结合 |
六、恒丰纺织党旗红123工程的总结反思 |
四、德州科协大力推进民营企业科协建设(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民营企业科技人才发展环境问题及改进策略研究[J]. 牛桂芹,王子源. 今日科苑, 2021(11)
- [2]科协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的思考及优化对策[J]. 周磊,汪灵. 学会, 2021(04)
- [3]浙江省“十四五”时期加强企业科协建设对策研究[J]. 杨敏,韩剑锋,蒋之炜. 今日科技, 2021(03)
- [4]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5]建构和合融通式的创新生态系统——以山东省科协实践为例[J]. 纪洪波. 科技导报, 2020(14)
- [6]习近平科技观研究[D]. 姚科敏.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9)
- [7]服务的力量[J]. 魏晓文. 科技创新与品牌, 2019(10)
- [8]群团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服务能力建设研究 ——以广西科协所属学会为例[D]. 陈斌. 广西大学, 2019(01)
- [9]面向企业的政府创新激励政策效应研究[D]. 安志. 南京大学, 2019(01)
- [10]“恒丰纺织党旗红—123工程” 助力企业十年跨越发展[A]. 赵秀珍,马保东,刘义民,陈兴君. 中国企业改革发展优秀成果2018(第二届)下卷,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