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策与人事信息四则（论文文献综述）
徐志强[1]（2020）在《清至民国时期的“会”研究》文中提出在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着大量具有本土特色的民间组织——“会”,何谓“会”?《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会,合也”。《广雅·释诂三》中的解释是“会,聚也”。汉典则把“会”解释成“为一定的目的而成立的团体或团体组织。”（1）据陈宝良考证“会作为一种团体,至迟在北朝北魏初年即已出现。”经唐宋至明清,“会”的类型和功能日渐丰富,并建立起了完善的管理制度。其成员规模少则几人,多则百十人,不仅个人可以参会,家庭、其他“会”“社”“堂”等组织体均可成为其中一员。一人多会,一地多会现象十分普遍。这些都表明“会”已经成为传统社会民众生活的一种习惯。完备的规则,成熟的形态,使其遍布城乡,有的可以运行百余年而经久不衰。与“会”相类似的民间组织还有“社”。“社与会,其起源虽有所不同,但含义实可归趋于一。‘会’有聚合、汇合之意。人聚集之地即可称会。”（2）“社与会相比,其含义虽较会更为广泛,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与会自可并称。”（3）此外,中国传统社会宗族之中通常会设有祠堂,作为族众开展祭祀祖先活动的场所。组织祭祀活动没有经济的支持显然是不行的,因而“族人形成组织,还要在经济基础上有实现的手段,这就是祠堂祭祀,在这一活动中,人们以‘一本’为共识,通过宗族族长组织的祭祖活动,形成一个团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堂”除了是一个祭祖活动的固定场所外,也具有组织共同体的性质。本文中所涉及的“社”“堂”等组织与所讨论的“会”同义。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商品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社会活动范围从家族生活走向社会生活,“会”成为新的结群方式,通过地缘和业缘纽带的连结,实现了一种新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们由“聚族而居”到“聚金成会”,“会”成为家族组织的延伸,使得民众在经济生活需要时由原来的仅能依靠家族组织,转而可以寻求另外的社会合作。“会”作为民事主体可以自己的名义参加社会经济活动,承担各种社会公益责任,几乎所有民间社会举办的公益事业背后,都能看到“会”的影子;会员持有的“会股”可以根据立会条规进行买卖、抵押、转让、继承,其股份涵义与现代股份制下的股份实有相同意义。在中国传统宗族整合和地方社会治理中,“会”扮演了极为重要的积极角色,在敬宗收族、公益慈善、经济互助、文化教育、地方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功能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国家与民间凝聚民众力量开展社会治理的有益途径。“会”的数量众多,存续时间长,具有民间性、自发性、自治性等典型特征。今天我们能够对“会”的形态得以了解,得益于其管理文本——会簿文书,它是研究“会”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会簿因民众交往的惯例以及管理共同体各项事务的实践需要而形成,记录了“会”的管理规则和管理过程的细节与实态,其中的成员间的权利义务、财产关系、行为模式等,成为约定俗成共同认可的习惯。在展现其独特的组织方式,与地方社会互动关系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国传统民间组织自治的规范化和制度的创造力。因此,对研究“会”的管理制度与主体形态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会簿文书的名称较多,如会簿（部）、会册、会谱、会本、会录、会书等等。一般来说,会簿文书包括:序言、会规、契据账簿以及会友名录,内容丰富,记载详细,可以说通过会簿文书可以窥“会”之全貌。通过对“会簿”文本内容的考释,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从性质上看它是一种法律文书。首先,它是共同体的自治规范,发挥着组织章程的功能。会簿的内容由全体成员按照个体意志和共同需求,以“公同议决”的方式自主创设并自愿遵守,规范共同体内部秩序。其次,它是成员间的集体契约,发挥着构建成员关系的功能。会簿不只是共同体内部规则的载体,还承载着具体的社会关系,契约当中蕴涵的自由、平等、信用的思想在会簿中均有所体现。最后,它是成员的权利凭据,发挥着保障各方权益的功能。成员通过捐资行为取得了成员资格,“会”按照成员的人数刊刻会簿,作为其捐资和具有该组织成员身份的证明,会簿还是享有相应财产权利和管理权利的凭据,成员凭簿享有“饮宴”“收租”“领胙”等经济收益,参与“会”的管理活动,按照“一人一权”原则行使表决权。本文以与“会”有关的民间会簿文书为中心,结合契约、地方志、族谱等资料开展实证研究。通过对会簿文本结构和内容等方面的静态分析解读,考察传统社会民间团体的运行规制和主体形态。在充分收集整理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系统分类汇编,力求做到区域样本多样、种类齐全、文本完善;实现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资料的有效覆盖和充分占有。“会”是一个客观存在且具有独立人格的有机体,其本质是人和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反映,它既是利益共同体也是成员的联合体。成员之所以自愿结成团体是基于个体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定的和共同的目的,这一共同目的是以一定的利益需求为导向,这种利益既可以是经济利益也可以是精神利益,亦或二者兼而有之。个人凭借一己之力难以单独达成,通过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或业缘关系为媒介个体结成群体。按照立会的目的和连接纽带将清至民国时期的“会”划分为血缘型“会”、地缘型“会”以及业缘型“会”。血缘型“会”,是基于成员间的血缘关系,在同一家族范围内为了祭祀共同的祖先,如清明会、丁会,或为了培养本族人才组建文会、宾兴会等,也可以是为了族人的婚姻、养老、安葬、救助等而立会,如利济会、百子会、长生会等。地缘型“会”,是在一定地域空间范围内,基于人和人之间长期共同生活而构建起来的熟人关系,民众为特定的目的自发组织在一起而结成的“会”。这里的地域,即可以是一乡、一村、一县等行政区域,也可以跨越几个行政区域。其立会的目的既可以是“互益性”的,即仅限于组织内部成员自身受益,比如为集资互助而设立的钱会;为祭祀共同神袛而设立的神会,如关帝会、汪公会、张王会、文昌帝君会等。也可以是“共益性”的,即组织成员与社会公众共同受益,如为便利交通出行,而设立的路会、渡会、船会、桥会等等。业缘型“会”,是民众基于共同的事业自愿捐助设立的“会”。其立会的宗旨主要是为实现社会慈善公益,往往打破了家族、地域界限范围,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民事习惯。因此,这里主要指民间的善会善堂,比如为救助女婴而设立的保婴会、育婴堂;为安葬亲属而设立的助葬会、储恤会、永安会;为救助寡妇而设立的恤嫠会、儒寡会;为普度众生设立的赏节会、放生会;为救助孤老设立的恤颐堂、长寿会等等。通过分类考察其组织运作的规制,包括组织制度、财产制度、保障机制等,藉以实证研究方法揭示“会”的真实形态,进而探究“会”民事主体地位的生成方式。根据实际掌握的资料情况,选取血缘、地缘、业缘三种类型中具有代表性的会簿原件,作为分析解读的基本素材。而商业性的“会”、政治性的“会”、宗教性的“会”以及军事性质的“会”,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本文除绪论外,分为四章以及结语。第一章以血缘型会——族会为主要研究对象,族会因设立目的的不同,存在多种类型,本章重点考察了祭祀类和教育类两种类型的族会。研究的载体就是记录族会管理规则和管理活动的会簿文书。会簿文书经过一代代的流传,逐渐形成了相对统一的结构和格式化的内容。通常会簿的书写体例包括封面、会序（序言、弁言等）、会股（会员）名录、田产房契,账目清单、以及田园堂馆的图纸,如果族会经过复建还会另写序言以及修订后的会规等。每一个组成部分,不仅字斟句酌,更代表着一定的含义,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这也是今天我们能够了解和研究族会的实物证据。族会就是建立在宗族内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为了维护宗族共同的利益而组成的族众共同体。它与宗族关系密切,或是为了祭祀祖先,修撰族谱;或是为了发展教育,培育人才;亦或是为了情感联谊、互助救济等目的,族众醵资立会。族会是长期性组织,其持续发展离不开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为此族会通常都制定有一整套规则,以此来约束其成员的行为,加强组织的凝聚力。在祭祀类族会中由族众或会员大会共同选举的管理人员代为管理组织事务,在会规授权的范围内行使管理职权,并代表族会开展外部经济活动。管理人员的产生方式分为“轮值制”或“选举制”,无论哪种方式,均是全体成员共同决议的结果。成员地位具有相对平等性,按照会规履行义务分享权利,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普通成员如果违反会规都会受到处罚。同时,由于族会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故其会规当中还带有部分强制性和身份化的特征,比如对于违规成员进行家法处置等,可见宗法伦理对维护族会组织的内部秩序发挥着一定作用。祭祀类族会的会产主要来源于成员捐助或族产划拨,无论何种来源族会对会产均享有占有、使用、支配和收益的权利。族会的财务向全体成员公开,并接受监督。在教育类族会之中,同样由选举产生的管理人员代为管理族会事务,与祭祀类族会不同的是,部分教育类族会采取选举产生董事会进行管理的方式,这与民国时期政府发展教育的政令推动有关。教育类族会的会产来源与祭祀类族会相同,产权同样归属于族会所有。不同的是教育类族会的设立及其章程一般要报政府备案。无论是祭祀类族会还是教育类族会都具有类似现代“法人”组织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族会被民众赋予独立主体地位,有专属名称,享有独立于其成员的财产,以族会名义对外开展社会经济活动;族会按照拥有的田园林地等以会户名义向国家履行纳税责任,为官方所承认。族会基于特定的血缘关系建立,受益的范围仅限于族众,不具有血缘关系的外人不得入会分享权益,因此,族会又具有人合性和互益性的特征。第二章以地缘型“会”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了神会、桥会、渡（船）会两种具有代表性的“会”组织。传统社会民众共同生活的方式不仅仅表现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聚族而居”,还可以是基于地域和共同利益的连结,从而形成地缘关系的组织共同体。在一定地域范围,为供奉各种神抵祈求神佑平安为目的建立的神会,以及架桥造船为方便行人交通出行为目的建立的桥会、渡（船）会,均属于此种类型。这两类“会”都有记录其管理活动规则的会簿文书,文书具有相对一致的格式化结构,会簿的体例一般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序言。引经据典讲述立会宗旨、强调立会的重要意义以及立会过程的艰辛,号召会众有始有终,众志成城。二是会规,即组织章程,这也是会簿最核心的内容。包括组织制度（成员的构成、管理人员的任职权义等）、管理制度（组织的管理模式、议事规则等）、财产制度（资金筹措方式、盈利模式、收益使用等）等事项。三是会产契据。包括会产交易的契约凭据等。四是账目收支明细。“会”组织的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要记录在案,做到账目明晰收支相符,并接受全体成员监督。五是芳名录。简单来讲就是成员的名单,但又不仅限于此,名单后面还附有出资金额或持有股份的数量,这也是成员出资和分红的凭据。对于具有共益性的桥、渡（船）会,还代表着捐助人的一份善心与功德。其结构与族会会簿大同小异,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会”的普遍性,“会”已经成为民间社会民众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会簿文书不仅是组织管理活动的文字记录,其还具有多种法律功能,首先它是成员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契约,是自由合意的结果,即使是后加入者仍要受其约束。其次它具有组织章程的功能,规定了组织管理人员的产生方式职权,组织的议事规则、组织运行的保障机制等内容,而这些内容远远超出了成员间权利义务约定的范畴,成为组织的行为规范。最后具有权利凭证的功能。它证明会员的专属组织身份,会员可以凭会簿参加组织的各项活动,行使表决权、收益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实体权利。地缘性“会”在立会目的上虽有不同,但是在组织运作模式上存在着共性的特征,表现为由全体成员共同选举产生的管理人员在会规授权下管理组织内部事务,对外代表组织从事社会经济活动。会产来源于成员出资捐助,捐助后财产的所有权归属于“会”,而成员的原始产权转化为股权,凭借股权可以享有组织收益,因其具有经济价值,会股可以交易或转让,通常情况下会内成员具有优先购买权。为了保障组织的持续运行,“会”制定有完善的保障制度,包括每一笔开支都要记录在案,而且要求账目清晰有据可查。同时账目定期向全体成员公开共同核算接受监督。会产的借贷需要提供相应的担保,即使是会内成员也不例外。对于管理人员权责并重赏罚分明,有的还建立了退出机制,对于违反管理规定的不仅要赔偿组织损失,情节严重的还予以除名。在组织的外在形态上,地缘性“会”被民众以民间习惯的方式赋予了民事主体地位,有自己的名称,专属的会产,可以“会”的名义进行社会经济活动,其活动由其管理人员代理。虽然官方并未以成文法的形式设定其主体资格,但是,“会”以会户的身份按期向国家缴纳赋税,并获得官方颁发的纳税凭证。官方制定发布的这些非规范性法律文书,与国家制定法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以另一种方式承认了“会”的合法性。此外,神会与桥会、渡（船）会由于受益范围的不同,在组织形态上存在着些许差异,神会的受益范围限定在组织内部成员,非会员不享有神会的各项权益,因而表现出互益性组织的特征。桥会、渡（船）会的设立初衷是解决民众水路交通出行问题,弥补官方在公共交通设施建设的不足,经费主要来自会员自筹和经营会产产生的收益,不向途径此地的商旅收取费用,成员在助人的同时也是在自助,故而表现出共益性组织的特征。第三章以业缘型“会”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得一录》、会簿文书、地方志和征信录为基本资料,重点考察了同善会、保婴会、恤嫠会等3种类型的善会善堂组织。征信录简单来讲就是面向社会公开的公益款项收支情况的详细报告书。其记载的内容与会簿文书相比更加系统全面详细,体例上包括序言、管理规则、管理人员名录、收到资助的数量及账目开支情况、官方批文、契据票据、房屋田图等。善会善堂有自己的名称、活动场所、经费和组织机构,由地方精英集资发起设立并管理,民众自愿参加,以实施济贫助困等善举为目的的非营利性民间组织。它打破传统的家族血缘关系,以慈善事业为纽带,既又不隶属于宗族也不从属于宗教组织,为官方所承认的长期性公益慈善组织。它是财产的集合体,其管理规则、开展慈善活动情况记载于会簿中,设立时一般须向官方呈请备案,具有半官方色彩。它有专职管理人负责管理组织的各项事务,管理人与善会善堂是雇佣关系,按照章程的授权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管理人员通常是有一定威望、家境殷实的士绅等地方精英担任,一般属于义务职,不领取报酬。善会善堂的资金来源于设立人捐助和社会公开募捐,捐助后的产权归属于善会善堂,捐助人可以监督财产的使用情况,有的还可以参与管理,但是属于义务性质没有报酬。善会善堂制定有详细的资助办法和程序,对于资助的人数等一般是按照量入为出的原则发放资助款物。为确保慈善救助能够落实到位避免贪腐,善会善堂在章程中规定了详细的保障措施,包括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审核,职务行为的监管,资助对象的审核查验,受助人要提供担保,资金账目的公开核算等事项都一一予以明确。同善会、保婴会、恤嫠会在资助对象、管理模式等方面虽然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其组织形态仍存在着一些共性的特征,体现在一是具有类似慈善财团法人的特征,它们都有自己独立的名称;开展活动的场所;由捐助财产集合而成,没有组织成员和议事机构,由管理人员代为执行善会善堂各项事务;均制定有成文化的组织章程,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开展慈善活动。二是属于地方性公共组织。其公共性表现在设立目的和功能的公共性,资金来源及用途的公共性,以及组织规则的公共性。三是善会善堂具有民间半官方色彩,其与官方是“官督民办”与“民禀官示”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善会善堂的设立及其章程要提交官方备案,有时官方还会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善会善堂还会主动借助官方力量宣传慈善理念,维护管理秩序。第四章阐述了“会”在没有国家成文法规制的情形下,如何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建构自身的民事主体地位。无论是血缘型的“会”,还是地缘型的“会”,亦或是业缘型的“会”,其实质反映的是人们之间的一种聚群而生的客观状态,具有“合个体之力,以成就共同生活目的”的特性。“会”在民间社会是自然生长发展的结果,而并非国家律法有意规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受经济实力和管理能力所限,“国家根本不可能渗透到乡村社会,并对私人空间进行深度管治,从而给基层社会留出了活动空间”（1）。另一方面则是国家立法的“重刑轻民”思想,法律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政权稳定,而对于户婚、田土、钱债等“民间细故”则疏于制定律例典章。在清至民国时期,民事活动的秩序主要由民众按照契约、礼俗、习惯进行自我规范。民国时期虽有民法颁布,但是对于“会”的组织形态、主体地位等内容并未予以明文规制,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会”以民间惯例的方式被赋予了独立意志和行为能力,成为与“人”同质的有机体,并自我发展完善,在与其他社会主体互动中建构民事主体地位,成为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建设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民间力量。从内部建构视角,共同需求是“会”自发形成的现实基础,自定章程是“会”内部管理的组织规范,专属业权是“会”主体人格的物质保障,共同代表是“会”独立意志的外部表达方式。从外部建构视角,“会”通过主动配合谋求官方认可支持并从中获得合法性,同时以自己的行为参与社会经济生活,与其他民间组织积极互动建构社会关系。结语部分总结了会簿文书的法律内涵以及三种类型“会”的民事主体特征。通过对“会簿”文本内容的考释,我们发现从性质上看它是一种法律文书。首先,它是共同体的自治规范,发挥着组织章程的功能。会簿的内容由全体成员按照个体意志和共同需求,以“公同议决”的方式自主创设并自愿遵守,规范共同体内部秩序。其次,它是成员间的集体契约,发挥着构建成员关系的功能。会簿不只是共同体内部规则的载体,还承载着具体的社会关系,契约当中蕴涵的自由、平等、信用的思想在会簿中均有所体现。最后,它是成员的权利凭据,发挥着保障各方权益的功能。在血缘型和地缘型“会”中,作为其捐资和具有该组织成员身份的证明,同时也是享有相应财产权利和管理权利的凭据。在业缘型“会”中,作为捐助人捐资的证明,由于“会”的慈善性质决定了其权利限于知情权和监督权,并无经济权益。人们由“聚族而居”到“聚金成会”,“会”成为家族组织的延伸,使得民众在经济生活需要时由原来的仅仅依靠家族组织,转而可以寻求另外的社会合作。“会”作为民事主体可以自己的名义参加社会经济活动,承担各种社会公益责任,几乎所有民间社会举办的公共事业背后,都能看到“会”的影子。在传统中国宗族整合和地方社会治理中,“会”成为建构社会关系,填补国家治理空白的民间力量。“会”不仅拓展了人们社会活动的范围和领域,在敬宗收族、公益慈善、经济互助、文化教育、地方建设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其功能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首先“会”是一个事实上的存在,具有客观性,不以特定历史时空范围下是否存在国家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对其规制或认可为前提条件。其次“会”作为事实上的存在,具有正当性,会簿是记录“会”管理过程和管理规则的客观证明。这些规则既是成员权利义务关系的契约,同时也是组织的章程,对内约束成员行为,明确产权关系,对外规范组织活动,保障组织运行。最后,“会”的主体地位具有合法性。虽然国家的制定法并未对“会”的组织形态进行规范与调整,但是官方发布的通饬稿（札）或批答（示）等非规范性法律文书,与国家制定法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承认“会”的合法地位。
鄢骏[2]（2020）在《从因循到新变 ——先秦至两汉时期的巫观念》文中研究表明巫观念是沟通代际的桥梁。巫观念在先秦时期有较大的社会影响,礼仪、祭典、俗例、语汇多与之相关。巫观念的裂变与中国古代文明的推进相关。由“巫”到“人”的转变中,其实弥散着两种趣向。一种是巫的观念驻扎在君王心中;另一种则是巫的观念始终萦绕在士大夫、平民的意识当中。逮至汉代,一方面,帝王在施政活动里融入了巫的传统力量;另一方面,这种力量悄然无声地转化成为他们内心深处的支柱力量。本文选定巫观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钩沉不同时空的史料,以其中的语料为基点,厘清出先秦至两汉时期巫观念的发展脉络,兼论史家的书写问题,得出他们的笔下嵌入了自身的思想观念。随着近代考古发掘的进展,一大批出土文献纷纷现世,这些新出土的简牍、帛书无疑给先秦、秦汉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了更好地探究这一长时段巫观念的变迁,笔者将全文析为如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这一部分主要论述了这一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国内外学人相关的着述情况、相关概念的界定、史料的来源和研究方法等几个方面内容,从而得出这一议题的可行性与争论点,巫观念这一概念的限定范围,理论切己的重要性,并在本部分进行了必要的讨论。第二部分着重于分析巫观念的出现与确立的过程。这一部分重点叙述了人类自扎根于地球后,巫是如何裂变的,进而说明古代农业、历法、宗教出现也是人类观察自然,反观己身的结果,巫具有三个特点,分别是巫具有特异功能、神圣梦境和法器具有稀缺性的特点,历史文本中的古圣王黄帝具备巫的印迹,比如,“黄帝梦境”,梦境类似于异象,多指梦中传道。从史籍中看,颛顼时期对宗教进化的影响力大,但黄帝的身上的巫观念更为后世帝王所承继,可以说,黄帝的影响力并不亚于颛顼。第三部分是分析了三代历史中的巫观念。针对古史的繁芜、分散的特点,这一部分主要引入文法结构来分析古史,笔者通过大量爬梳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诸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和《竹书纪年》,组合不同文献中的相同信息,经过分析后,得出观念性的东西不会因为时空而被割裂,夏、商、周三代的历史中笼罩着巫观念的浓郁气息,换句话说,“三王”的背后亦有思想的延续,并对妹喜、妲己的形象进行了再分析,从而得出她们或许是政治权力的牺牲品。第四部分讨论的是巫观念的盛行与时人观念。这一部分遵循的视角是眼光自上及下,重点分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巫观念,这时,巫观念早已褪去单一的祭祀外衣,且转化为人们意识中的一部分。从日渐丰富的史料中,我们可以敏锐地捕捉到君王、大臣、知识分子等相继借助巫观念的情势跃然于纸上,他们不经意间使用的语汇多与巫观念相关,楚国这个国家就颇具这一特色。即便是先进的知识分子,也无法与传统完全割裂,比如,孔子,正因为此,他的形象具有反复性的特点。另外,笔者使用《国语》和《左传》组合分析了史家司马迁笔下的“吴、越之战”,得出了吴、越两君王的意识中亦有巫观念的成份,从而得出史家司马迁的记载具有选择性,甚至存有抵牾之处。第五部分论述的是秦汉帝国的巫观念。这一部分笔者从秦的先祖入手,剖析了秦汉帝国的巫观念,揭示出秦帝国的统治者不仅与先祖有着极深的羁绊,而且追随黄帝的步伐,向往上天,汉帝国的统治者汉武帝更是如此,平民也接受了这一观念,还整合为之己用,并再次得出司马迁记载存有疏漏,其记载带有明显的选择性的特点。如果说齐桓公试图封禅是个别案例,此时,已蔚然成风。另外,语汇的使用限定变得更为明确,比如,“灵”这一语素已成为皇帝的御用语汇,不仅广泛见于正式诏书中,而且大将军卫青一度把它作为上书给武帝的专用语汇。这一部分亦采用出土文献进行佐证,从不偏信于任何一种文献。结语部分对论文的相关论点进行了凝练。
金洪源[3]（2020）在《《吕氏春秋》寓言研究》文中提出《吕氏春秋》是先秦子书的集大成之作,《汉书·艺文志》等历代的目录学着作都将其归入到杂家。作为先秦时期最后一部子书,《吕氏春秋》对诸子百家的观点多有承续与新变,不仅祖述前人贤哲,又沾溉后世良多。因此是书之地位尤为重要。《吕氏春秋》是一部政治着作,其特色是多用寓言,借用寓言阐释杂家的意识形态,譬如政治观点、理论主张、君臣之道等。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是寓言的界定及《吕氏春秋》寓言的分布。这一章有两节内容,第一节是对寓言的定义重新进行梳理与界定。学界对寓言的定义莫衷一是,纵观各家的定义,其中情节与寓意都是最重要的两大特征,因此从特征角度把握寓言的定义更为贴切。第二节是《吕氏春秋》寓言的分布,此一节内容主要是对《吕氏春秋》中的思想进行重新统计,分析发现:三部分的寓言数量与比例存在很大的差异性,这主要是因为各篇思想倾向不一致、《吕氏春秋》编者众多造成的。第二章是《吕氏春秋》寓言的分类。根据寓言主人公的特征,分为人物寓言、动物寓言、鬼怪寓言三类。相比后两类寓言,人物寓言数量规模最大、艺术成就最高。其人物寓言主要分为君臣寓言、小人物寓言、诸子寓言等。第三章是《吕氏春秋》的寓意。全书的寓意共分为探究宇宙哲理、讲述政治道理、阐述生活事理三大类,其中讲述政治道理是最重要的部分,这与《吕氏春秋》一书的性质和为政治服务的成书目的密不可分。书中的宇宙观、自然哲理也是为人事安置提供理论上的指导。第四章是《吕氏春秋》寓言的文学价值。这一章主要从《吕氏春秋》的艺术形象、叙事艺术、语言艺术三个角度进行分析。第一节是艺术形象,这些寓言塑造了一批类型化的人物、通过典型事件的选择突出人物的性格,在形式上还多用对比的手法。第二节谈叙事艺术。《吕氏春秋》寓言叙事模式具有情节完整,叙事简洁;疏密有致,详略得当两大特征。第三节讲探讨语言艺术,其具有语言整饬、结构整齐;多用修辞、形象自然;叙议结合、笔法灵活;文风平实、不事雕琢四大特征。
张超瑞[4]（2020）在《李健颐《临证医案笔记》治疗特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通过对福建名老中医李健颐生平资料的回顾及《临证医案笔记》中一百四十余则医案的梳理和研究,总结李健颐的临床治疗特色,并进行分析研究。以期更好地继承发扬李健颐临床治疗特色,提高医生的临床技能。方法:本文在研究的过程中,全面梳理《临证医案笔记》中收录的一百四十余则医案,并结合书籍、论文相关的资料,分析书中的医案,总结李健颐临床治疗特色。通过个案的分析及医案之间的对比,研究书中记载医案的临床诊断、辨证施治、选方用药、愈后治疗等特色,总结李健颐辨证诊断、用药特点的治疗特点。结论:通过对李健颐《临证医案笔记》中一百四十余则医案的系统学习与分析,从中归纳出李健颐临床治疗的特色。李健颐擅长痘疹、鼠疫、霍乱等传染病的治疗,提倡分期治疗痘疹,在治疗的各个时期重视气血,强调重视中焦脾胃。在治疗鼠疫患者过程中,通过对罗芝园的“加减解毒活血汤”进行二十余次加减化裁,最终形成“二一解毒汤”并创新中医制剂,研制出“二一解毒注射液”,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另外他针对霍乱提倡寒热并重的治疗原则。李健颐对于药物的药性理解颇有心得,对鲜芦根的用法、杜仲炮制的优劣等有深入研究。李健颐擅长重用石膏、大黄治疗因传染病引起的高热或因阳明热证引起的神昏等。在临床治疗中擅长中西结合、药食同用、内外结合等多种治疗方法,取得更好的疗效。李健颐十分重视妇科,强调患者心理疏导并加减化裁出多个验方。除此之外,李健颐认为信任是维护医患关系的纽带,是取得治疗效果的前提保证。
阮慧玲[5]（2020）在《蓝鼎元古文研究》文中指出蓝鼎元学问,纯正不杂,崇正是其一大特点。其追溯儒学源流,辨析理学学统,明确反对佛老陆王学说。崇实特质更是其事功行践一生的最好注解。做学问要秉承“道不用则虚而无寄”的道用思想,有识之士应内淑“身家性命非空谈”的修养精神,而在自己有可为、能建树的履任上更应推行“经世理物”的应用实践,这三位一体的实学思想透彻表现出其作为清初理学大家内圣外王的追求与风范。蓝鼎元的教育思想体系,以濂洛关闽之学为主体,教育学子不应以弋获科名作为求学目的,做雕章绘句之缛文与空疏无用之浮文,而应将习得学问放到广阔的社会历史领域中进行实践,以求匡世济民之实效。其教育实践包含书院及义学的倡建、创办、授课,培育学子的品行及学问,又于莅民敷政期间淳化风俗之教,以此做为解决部分社会问题的出发点,其教育思想和实践是古代教育史上值得记录的一页,既致力于学术经遒,又有功于推贤育才,是当之无愧的理学教育大家。在蓝氏的文学思想中,理学之内核是其显着特征,其教育其门生,需将理学之覃思贯注到文章之中,写文章来阐发理学要义,“理学,文章之根本;功名道德之绪余”。其于文中惯用三代典故,喻指其事,无忘道统,彬彬乎存先王礼乐之意,足可见其执着卫道的精神。其自谓“经济者,文章之大本领也”,强调文章与经济、学术与致用必须达到统一,“经济文章皆为有用实学”,实用实学为本,寓目所及所作皆是经济。“文所以载道也,必有益于天下国家,身心性命”,这便是蓝氏的文道观。道需取之于外,“沉浸于四子六经,以正其本,讲究性理先儒诸书,以清其源”;又需取之于内,在及物中求道,“非穷高极远,幽渺难行之谓,即在尔室屋漏,人伦日用之间”。其谓“文以气为主”,特指弥散在天地间、在作家胸襟磊怀吐纳的浩然正气,强调“善养浩然之气则发为文章,正大雄厚,无靡曼邪僻之习”。其于史传散文的记迹传意方面有实践心得,强调“据实直书,而善否自见”,考察现实是个前提。在修史制度观、史书体例方面皆有创见,行文常蕴春秋笔法,是一位具备史之三长并有强烈批判精神的史学学者。其部分古文,受明清小品文的影响,能从幽微处发议,叙事中含衔真理,理趣风致,咸惬流盎,是点睛与拔高之笔。其对场屋之章能够持辩证的态度,认为制义一科,在训诂上补苴罅漏,义理上融会众说;主张以古文为时文,切中时弊,立主脑合体式,其中“必有中正和平昌明驯雅之气象,匪高、匪深、匪新、匪奇,炼不造作,刻不伤气,镕经铸史,不见饾饤”,且应准以绳墨,规范并不影响创作才能的发挥;至于帖括,则为文辞之末,不可取。其平日鲜少作诗然对品鉴诗歌有独到的认识,“诗以道性情,必真挚而后工焉”,但“真”与“情”还需要有约束和统摄的力量,其于此强调的是儒家义理,“诗必有义理,惟深于道者能知之”,“道心”以义理为内容,“道心”统摄“人心”,亦统摄情与性。诗文虽词章之学,可以觇人品,验德性,人品与诗（文）品相统一的思想根源是中国美学高度强调“美”“善”相统一的特征。蓝氏着述中的记（纪）文,包括山水游记、涉台山水考察纪、斋室记、杂记、亭台楼阁修造记、书画记。记体可以自由地写物、抒情、叙事、说理,这些文体功能和审美特征在蓝文中皆有体现,有记述天地间奇景,笔墨悠长,情兴无极;有记述险恶世情,清冷荡漾,似一泓秋水;有记述生活平凡事,微处着笔,擘肌分理;有记述想象中的世界,含蓄旨远,笔力矫拔……其还别出心裁地变换叙事视角描述人物、铺设环境使人物活动和性格发展有特殊空间,借言他之笔展现自己的宏才大略……这些不得不说是蓝氏于古文书写方面的思考和创见。蓝氏着述中的论说文,博赡前史,议论宏发,虽时移世易,但其中所透析的理与义亦可深刻鉴今;其于地方建置沿革颇为用心,对黔粤闽多地的区划和地志深思细量,所议析其物土,概其人文,统筹兼顾;其诱掖后进,署以字说,内含儒家修齐治平学说,饱藏儒家立人的价值期望。其论说文一意摄之,雄快警辟,文势流走,高低错落,无牵枝蔓叶的冗沓感,在质辞关系上面把握得当,擅长剪裁材料,于架堂立柱外,亦得益于其对时空跨度极大的历史经验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的把握。蓝氏着述中的六条奏疏,有古懋自勉、言从肺腑的履历条奏;有卓识远见、裨益地方的经理台湾条奏;有擘析舟楫利涉,飞挽漕粮流通百货的畅兴海运条奏;有移风易俗,力田务农,变流徙民为恒产民的富教条奏;有益吏治民生,改变行政区划的封疆条奏。这些奏疏,都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于政事诸端陈利弊切方案,心系社稷黎庶,思安置运筹划,讲究疏谏策略,诚如旷敏本评价“一腔忠爱之忱,与笔俱飞,与墨俱流,于此见真”,亦足可见蓝氏素日砺乃锋刃,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识。蓝氏着述中的序跋文,序体繁复多样,包含诗文序（诗序、文序、时文序）、颂序、赠序（饯别序、宴集序）、寿序等等。其擅从“人物品藻”的古典美学出发,揭示创作主体与他们各自的品德才性、身世际遇的必然联系。其借为闽学前贤、师长作序之契,崇正学斥异学,溯真儒薮道,倡经济文章,行文笔法,气势如虹。其颂序于润色洪业之余,巧妙融入“以我观瞻”的视角,且不忘借盛世之景论道,阐释皇极经纬之精义。其赠序既表达与友人惜别绸缪之意,并致敬爱陈忠告,甚至协以解决具体问题,指陈弊实,剀切淋漓。其寿序自觉规避夸毗谀词,树风帜淳美俗。其为他人作序,亦言己之心声,从这些序跋文中真切可见其学问、人品、志向和笔力。蓝氏着述中的书牍,绝大多数议政言事,其经略海疆,包括标本兼治、消弭海盗之策,鉥心刿目、呼吁开禁之声,深惟重虑、台湾尤殊之筹,海运要道、辟则利宜之议四个部分,可视为一个较为完整的国家海洋防卫体系,其中不乏近代化启蒙的思想意识,其独特的海洋思维与经世实功的韬晦,代表了有清一代知识分子敢于推陈纳新,着意于解决实际问题的风范。其言多切台事,内容涵盖台湾军事部署、海疆经济的开发、移民社会的治安、文化教育的发展、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睦邻共处等问题在内的筹台建言,皆是以台地重要的战略地位及独特的社会形态为治策出发点,因地制宜,可视为一个有计划有步骤的安治体系,其兹谏当局数事足见其揆时度势与谋略之长。从书牍中亦可见其奉亲至孝的情怀和对冤狱事件的审思。我们将蓝文放到清代文坛中,尝试着予以定位,并推究其影响力。清代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收束期（1644—1911）,有部分名家、名作;有少数个性突出的流派;散文理论细致、深入、具体化。我们观蓝鼎元的散文书写,经世之思想、理学之述辩与古文显着结合,经世之文、理学之文构成蓝氏古文的主体。论道、论经济文章或者说学者之文是其特色,明清之际散文流派之争,很大一部分也导源于学术而非散文本身,言事切政与考证察补的文章是其讲求经世实学精神的必然,亦是其匡济天下的儒家学者的担当。蓝鼎元的古文创作是在时代和地域双重因素影响下展开的。蓝鼎元的着述,文体纷繁多样,内容错综复杂,与清初局部战事频仍、文人崇尚经济事功、闽粤台边疆海洋环境等外在因素相关,也与其自小接受的儒家教育、深沈多智的个性气质、经世济民的胸襟和抱负等内部因素相关。其古文形成自己独有的风貌,在闽地文坛乃至整个清代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李佩瑜[6]（2020）在《《历朝杭郡诗辑》整理与研究》文中指出浙江图书馆藏《历朝杭郡诗辑》清稿本四十卷,是丁丙仿吴颢《国朝杭郡诗辑》编纂体例,在《武林耆旧集》残本内容的基础上纂1而成的一部地域性通代诗选集。《诗辑》以“人、传、诗”的形式收録杭郡一地六朝迄明的诗人2625位,诗作5720首,小传2487条。其中,卷一至卷三十二爲南朝至明代科名与闲人;卷三十三爲闺秀艺伎;卷三十四爲名流寄寓;卷三十五至卷三十七爲僧人;卷三十八至卷三十九爲道士;卷四十爲无名氏与仙鬼謡谚。《诗辑》立足於乡邦文献的挖掘和整理,与《国朝杭郡诗辑》前後相续,展现杭郡一地诗歌繁荣昌盛的历史风貌,凸显杭州地区的自然山水、人文景观、地域文化等特色。整理研究此书能爲杭郡文献的存续补遗、诗史的谱系构建、文学的地域特色研究发挥重要作用,是一部从文献、文学、文化等方面对杭郡地区都非常重要的地域诗歌总集。本文主要分研究编和文献编两大部分。研究编包含绪论、正文。绪论部分主要对《历朝杭郡诗辑》的版本作详细介绍并阐明其研究价值及意义。目前学界还未对《历朝杭郡诗辑》有过任何的整理爬梳,更无具体的作品介绍和详细系统性的研究,可借鉴《国朝杭郡诗辑》系列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历朝杭郡诗辑》展开深入的研究。正文部分包含四章,从文本、内容及其价值等方面进行介绍和研究。第一章阐述了丁丙编纂《诗辑》的社会背景与个人机缘。其中,论证了《国朝杭郡诗辑》系列和《武林耆旧集》二者对《历朝杭郡诗辑》编纂的重要影响,揭示其内在联系。第二章从内容样貌与收録标准两方面阐释《诗辑》的基本体例。内容样貌包括了内容形式与编排次序;收録标准包括收録范围、收诗标准、收传原则。其中,收诗标准与丁丙的诗学倾向密不可分。第三章从诗歌的来源、题材和小传的来源、内容两大主体部分对《诗辑》着録的内容进行全面详细地展现。第四章揭示了《诗辑》的文献、文学、史料价值及地域文化特色。文献编是对《历朝杭郡诗辑》四十卷的整理点校。附録部分爲《历朝杭郡诗辑》中,人物介绍条目所提及诗集诗稿的名目存録整理。
曹雨杨[7]（2020）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及释文校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时期的竹简,据碳14年代测定为战国中晚期,文字风格主要为楚系。经整理,2010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内容包含《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武王之志（金縢）》《皇门》《祭公之顾命（祭公）》《楚居》等九篇;2011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内容包含《系年》一篇;2012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内容包含《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良臣》《祝辞》《赤鹄之集汤之屋》等八篇;2013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内容包含《筮法》《别卦》《算表》等三篇;2015年4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内容包含《厚父》《封许之命》《命训》《汤处於汤丘》《汤在啻门》《殷高宗问于三寿》等六篇;2016年4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内容包含《郑武夫人规孺子》《管仲》《郑文公问太伯（甲、乙）》《子仪》《子产》等五篇;2017年4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内容包含《子犯子余》《晋文公入于晋》《赵简子》《越公其事》等四篇。本文主要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柒）》的三十六篇文献为研究对象,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对简文中一些未能解决、讨论较多的疑难字词进行串联集释,收集各家观点以及研究成果,同时对诸家观点尽量客观分析并补充自己的意见,下编在归纳总结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献学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对简文进行重新校注,力求反应当下学界的研究成果。限於篇幅,本论文仅选择《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部分。
黄秋硕[8]（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研究指明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郝强[9]（2020）在《晚明扬州府《重订赋役成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赋役制度与赋役册籍互为表里,共同反映着一个朝代某个中时段的赋役情况。明代扬州府地方性的《赋役成规》也是伴随着嘉、隆、万以来“一条鞭法”的不断完善而产生,用以“预算”地方财政,规定扬州府内各州县派征的赋役钱粮,其在发展中不断地“新议”“重订”也显示了一定程度上的发展活力。晚明时期,全国各地赋役出现了严重的困难,扬州府也不例外,万历四十三年（1615）扬州府《重订赋役成规》即反映了这一社会历史现象。结合当时地方上赋役出现的问题,明晰重订成规的客观性缘由,也反映出重订主导者熊尚文、吴撝谦受止修学派思想的主观性影响。实施细则的总结,作为《赋役成规》重订的指导性标准。赋役钱粮的构成以及进一步对成规重订前后条编变化情况的分析,在具体区域论证了“一条鞭法”常态性研究中“赋役的合并”问题。扬州府内各州县间赋役征收的标准复杂多异,税收的水平也远未达到“重赋”的红线。“丁”“田”二因素的钱粮占比情况,佐证了赋役摊入田亩与货币化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另外,关注“钱粮由票”这种赋役征纳与稽核的单据形式,也是增减变化之下重订结果的展示。《赋役成规》的重订体现着中央、地方以及百姓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对于当时国计、民生与官箴三方面的积极社会影响,清初的沿革也体现其时代价值。后因“三饷”加征等因素中断发展进程,外因表象是“时之弊”大于“法之弊”,进一步参考黄仁宇对于明代财政管理的理解和岩井茂树“原额主义”概念下的明清财政结构特征,可知晚明赋役经济衰败的实质是僵化的经济体制与社会发展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缪恺然[10]（2020）在《长沙地区所见东汉简牍词汇专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以往出土的东汉简数量很少,直到长沙五一广场片区先後出土了《东牌楼汉简》、《五一广场汉简》和《尚德街汉简》三批东汉简牍,学界才能对东汉时期的文书简进行系统性研究。这三批简牍出土地相同,时代相近,内容也都是应用类文书,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对三批材料进行整体研究,有助於我们宏观把握东汉长沙地区的语言面貌。因材料新出,我们首先对三批简牍的释文进行了校订,提出了释字新见;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对长沙东汉简的词汇进行研究。我们通过与传世文献、湖北湖南地区出土的其他秦汉简牍以及西北汉简等材料进行共时和历时的比较,努力揭示长沙东汉简词汇所反映的时代和地域特色。一般词语部分,我们主要做了三方面的研究工作:1.描写了“动员”“立即马上”“诉讼程序”“冲突争斗”和“市场活动”等五个概念的词语类聚,探究了长沙东汉简在行政、司法、经济领域的词义系统。2.对材料蕴含的词汇新质现象加以梳理,对长沙东汉简所见古白话词进行训诂,爲《汉语大词典》等大型辞书的编纂补充了词目、义项和书证。3.长沙东汉简的量词系统很发达,出现了一些以往出土简帛中鲜见的量词。我们全面描写了长沙东汉简所见的50个名量词和2个动量词,并分析了其中的新见书写形式与新见用法,可以丰富充实目前的量词研究。专有名词部分,我们将长沙东汉简所见的地名和职官名制成了索引表,便於研究者查阅;同时我们也对一些名物词（如佃田名、武器名、商品名等）进行了考释。此外,我们对长沙东汉简所记录的物价也进行了考察,长沙东汉简记录了肆价、鱼价、纸价等以往比较少见的物类价格,有助於我们了解东汉时期的经济水平。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发现长沙东汉简的词汇系统主要展现出四个特点:1.口语性强,出现不少词汇新质。2.双音化倾向明显。3.保留了大量专有名词和名物词。4.带有方言色彩。整体而言,长沙东汉简很能反映上古汉语发展至中古汉语时所产生的新变化部分。
二、政策与人事信息四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政策与人事信息四则（论文提纲范文）
（1）清至民国时期的“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资料 |
| 三、研究回顾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血缘型“会” |
| 第一节 族会 |
| 一、族会概述 |
| 二、族会文书 |
| 第二节 族会的运作规制 |
| 一、祭祀类族会 |
| 二、教育类族会 |
| 第三节 族会的主体形态 |
| 一、类法人组织 |
| 二、人合性组织 |
| 三、互益性组织 |
| 第二章 地缘型“会” |
| 第一节 神会 |
| 一、神会概述 |
| 二、神会文书 |
| 三、神会的运作规制 |
| 四、神会的主体形态 |
| 第二节 桥会、渡(船)会 |
| 一、桥会、渡(船)会概述 |
| 二、桥会、渡(船)会文书 |
| 三、桥会、渡(船)会的运作规制 |
| 四、桥会、渡(船)会的主体形态 |
| 第三章 业缘型“会” |
| 第一节 善会(堂) |
| 一、善会(堂)概述 |
| 二、善会(堂)文书 |
| 第二节 善会(堂)的运作规制 |
| 一、同善会 |
| 二、保婴会 |
| 三、恤嫠会 |
| 第三节 善会(堂)的主体形态 |
| 一、地方性公共组织 |
| 二、类财团慈善法人 |
| 三、民间半官方组织 |
| 第四章 “会”民事主体地位的建构 |
| 第一节 “会”民事主体地位的自我建构 |
| 一、共同需求:“会”自发形成的现实基础 |
| 二、自定章程:“会”内部管理的组织规范 |
| 三、专属业权:“会”主体人格的物质保障 |
| 四、共同代表:“会”独立意志的外部表达 |
| 第二节 “会”民事主体地位的外部建构 |
| 一、“会”在与官方互动中获得合法性 |
| 二、“会”以自己的行为建构社会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2）从因循到新变 ——先秦至两汉时期的巫观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 |
| (一) “巫观念”的来源与界定 |
| 1、释巫 |
| 2、巫观念 |
| 四、史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一) 史料来源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初现锋芒:巫观念的出现与确立 |
| 一、巫的裂变与上古活动有关 |
| 二、古圣王的活动与巫的印迹 |
| 第二章 亦步亦趋:三代历史中的巫观念 |
| 一、夏代的巫观念 |
| 二、商代的巫观念 |
| 三、周代的巫观念 |
| 第三章 巫风化俗:巫观念的盛行与时人观念 |
| 一、五方各国的巫观念 |
| 二、民风歌谣中的巫观念 |
| (一) 白茅 |
| (二) 笾豆 |
| (三) 卜法 |
| (四) 呼天 |
| (五) 诅 |
| (六) 禁忌 |
| (七) 吉日 |
| (八) 祭祀 |
| (九) 梦境 |
| 三、民间文本中的巫观念 |
| (一) 庄子学派的故事 |
| (二) 孔子的形象 |
| 第四章 仰望云门:秦汉帝国的巫观念 |
| 一、秦楚汉之际的巫观念 |
| (一) 秦的先祖与秦始皇时期 |
| (二) 秦楚汉之际的巫观念 |
| 二、汉帝国的巫观念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吕氏春秋》寓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选题缘起 |
| 研究现状 |
| 研究方法 |
| 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寓言界说及《吕氏春秋》寓言分布 |
| 第一节 寓言界说 |
| 第二节 《吕氏春秋》寓言分布 |
| 第二章 《吕氏春秋》寓言分类 |
| 第一节 人物寓言 |
| 一、君主人臣 |
| 二、小人物 |
| 三、诸子寓言 |
| 第二节 动物寓言 |
| 一、真实动物寓言 |
| 二、虚拟动物寓言 |
| 第三节 鬼怪寓言 |
| 第三章 《吕氏春秋》寓言的寓意性 |
| 第一节 探究宇宙哲学 |
| 一、事物联系 |
| 二、发展变化 |
| 三、辩证思维 |
| 四、唯物主义 |
| 第二节 讲述政治道理 |
| 一、统治阶层 |
| 二、个人层面 |
| 第三节 阐述生活事理 |
| 一、重生贵身,寿为最善 |
| 二、重道尊师,善于学习 |
| 三、坚守本心,恪守原则 |
| 四、言语有据,有案可稽 |
| 五、考虑实际,思维灵活 |
| 六、后天努力,金石为开 |
| 第四章 《吕氏春秋》寓言的文学价值 |
| 第一节 《吕氏春秋》寓言中的艺术手法 |
| 一、类型化人物的塑造 |
| 二、典型性事件的选择 |
| 三、对比手法的运用 |
| 第二节 《吕氏春秋》寓言中的叙事艺术 |
| 一、情节完整,叙事简洁 |
| 二、疏密有致,详略得当 |
| 第三节 《吕氏春秋》寓言中的语言艺术 |
| 一、语言整饬,结构整齐 |
| 二、多用修辞,形象自然 |
| 三、叙议结合,笔法灵活 |
| 四、文风平实,不事雕琢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吕氏春秋》各篇寓言一览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4）李健颐《临证医案笔记》治疗特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李健颐生平简介 |
| 第二章 《临证医案笔记》概况 |
| 1 《临证医案笔记》简介 |
| 2 医案书写体例 |
| 3 医案优点不足 |
| 第三章 《临证医案笔记》治疗特色 |
| 1 临证用药胆大心细 |
| 1.1 精药理善配伍 |
| 1.2 重用石膏大黄 |
| 2 自创验方善治疫病 |
| 2.1 分期治痘重视气血 |
| 2.2 治疗鼠疫创立验方 |
| 2.3 治疗霍乱寒热并施 |
| 3 排忧解病信者为医 |
| 3.1 心理疏导情志调畅 |
| 3.2 医患信任疗效保障 |
| 4 疗法多样中西结合 |
| 4.1 中西结合标本兼治 |
| 4.2 内外结合疗效显着 |
| 4.3 药食结合因地制宜 |
| 4.4 饮食调养顾护脾胃 |
| 第四章 《临证医案笔记》的贡献 |
| 1 继承与创新疫病治法 |
| 2 促进中西医结合 |
| 3 拓展药物的临床应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5）蓝鼎元古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蓝鼎元生平及理学、教育、文学思想 |
| 第一节 蓝鼎元生平 |
| 一、书香世家 |
| 二、青少年求学时期(1690-1708) |
| 三、杜门耕读时期(1709-1720) |
| 四、参赞戎伍时期(1721-1723) |
| 五、拔贡入京时期(1723-1728) |
| 六、知邑普潮时期(1729-1733) |
| 第二节 蓝鼎元理学、教育思想 |
| 一、崇“正”之学 |
| 二、崇“实”之学 |
| 三、书院、义学教育活动 |
| 四、民众教育与风俗教化 |
| 第三节 蓝鼎元文学思想 |
| 一、理学,文章之根本 |
| 二、经济者,文章之大本领 |
| 三、文所以载道,必有益于天下国家 |
| 四、善养浩然之气则发为文章 |
| 五、平实典要的语言风格 |
| 六、记迹传意的史传散文观 |
| 七、从幽微处发议的理趣文 |
| 八、对场屋之章的看法 |
| 九、情理气的诗论 |
| 第二章 奇峻幽邃之记、纪 |
| 第一节 山水游记 |
| 一、山水游记之“游” |
| 二、心境、心志下的景语 |
| 第二节 涉台山水考察纪 |
| 一、事实察补,考据真伪 |
| 二、本用实学,心系民生 |
| 三、理趣风致,咸惬流盎 |
| 四、雄劲可追,简净可率 |
| 五、结庐山水,家焉之想 |
| 第三节 斋室记 |
| 一、遥忆涧峦,可室可斋 |
| 二、坎凛咏怀,穷途一恸 |
| 三、出尘之想,济世之怀 |
| 第四节 杂记 |
| 一、及物求道——《除庭草记》 |
| 二、奇骇之记——《饿乡记》 |
| 三、多个视角下的叙事——《怪尹记》 |
| 四、借题发挥——《盘陀宜城记》 |
| 第五节 修造记与书画器物记 |
| 一、亭台楼阁修造记 |
| 二、书画记 |
| 小结 |
| 第三章 警策多慨之论、说 |
| 第一节 不述而作,辞不胜理 |
| 第二节 论说之“势” |
| 第三节 一意摄之,雄快警辟 |
| 一、一意摄之 |
| 二、雄快警辟 |
| 第四节 道南学养 |
| 第五节 诱掖后进之字说 |
| 小结 |
| 第四章 雅驯典实之奏疏 |
| 第一节 经国之枢机 |
| 一、谋谟与略猷 |
| 二、思人臣效职 |
| 第二节 雅正 |
| 一、形式上的“雅正” |
| 二、内容上的“雅正” |
| 第三节 主文谲谏 |
| 一、美盛德之形容 |
| 二、依违谲谏之策略 |
| 小结 |
| 第五章 深醇古茂之序、跋 |
| 第一节 铨文与叙引共纪 |
| 一、叙引与铨文两种功能 |
| 二、“传者转师”的意义 |
| 第二节 诗文序 |
| 一、诗序 |
| 二、文序 |
| 三、时文序 |
| 第三节 颂序 |
| 一、记事记象 |
| 二、颂帝王、颂盛世 |
| 三、与作者的联系 |
| 四、皇极经纬,理学之论 |
| 第四节 赠序 |
| 一、致绸缪之意 |
| 二、致敬爱,陈忠告 |
| 第五节 寿序 |
| 一、树风帜淳美俗 |
| 二、规避夸毗谀词 |
| 第六节 跋 |
| 一、窥评学问与人品 |
| 二、借他人事言心声 |
| 小结 |
| 第六章 议政言事之书牍 |
| 第一节 宦海沉浮 |
| 一、竭力奉亲以尽孝行 |
| 二、冤狱事件之起伏思量 |
| 第二节 修史志观 |
| 一、增修明史纲目 |
| 二、蓝氏之三史之长 |
| 三、显微阐幽,维持风教 |
| 第三节 经略海疆 |
| 一、蹈厉之志,海疆蓝图 |
| 二、标本兼治,消弭海盗 |
| 三、足国裕民,呼吁开禁 |
| 第四节 筹台宗匠 |
| 一、雷者震也,震东方也 |
| 二、海外明珠,扼略海疆 |
| 三、台地筑城,缓急自固 |
| 四、兵单地广,半线作县 |
| 五、开放渡台,积极垦辟 |
| 六、情法相辅,治民安民 |
| 七、怀柔铁血,徕顺和番 |
| 八、保甲团练,守望相助 |
| 九、振励文教,观感奋兴 |
| 十、风动时雍,教成美俗 |
| 十一、整饬吏治,提高效能 |
| 十二、洞悉战事,运筹帷幄 |
| 第五节 析县辖地 |
| 小结 |
| 第七章 蓝鼎元古文的价值和影响 |
| 第一节 经世之文 |
| 一、叙事条理,录次简净 |
| 二、议论警策,逻辑清晰 |
| 三、阳刚雄浑,多有奇气 |
| 第二节 理学之文 |
| 一、理学家的古文 |
| 二、古文家的理学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蓝鼎元年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6）《历朝杭郡诗辑》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研究编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及价值 |
| 第一章 《历朝杭郡诗辑》编纂缘起 |
| 第一节 杭郡的社会文化环境 |
| 一、官方政策对民间的影响 |
| 二、地域意识日渐凸显 |
| 三、乡邦文献的需要 |
| 第二节 丁丙的编纂机缘 |
| 一、不忍文献纸毁帙散 |
| 二、藏书、刊刻、编者的身份优势 |
| 三、契机出现:《武林耆旧集》 |
| 小结 |
| 第二章 《历朝杭郡诗辑》基本体例 |
| 第一节 文本体例 |
| 一、文本形式 |
| 二、编排次序 |
| 第二节 收録体例 |
| 一、诗人收録范围 |
| 二、诗歌收録标准 |
| 三、小传遴选原则 |
| 小结 |
| 第三章 《历朝杭郡诗辑》内容概述 |
| 第一节 《诗辑》收诗情况 |
| 一、诗作来源 |
| 二、内容题材 |
| 第二节 《诗辑》选传情况 |
| 一、小传来源 |
| 二、小传内容 |
| 小结 |
| 第四章 《历朝杭郡诗辑》价值 |
| 第一节 《诗辑》的文献与校勘价值 |
| 第二节 《诗辑》的文学价值 |
| 第三节 《诗辑》的史料价值 |
| 第四节 《诗辑》的地域文化特色 |
| 小结 |
| 结语 |
| 文献编 |
| 《历朝杭郡诗辑》点校凡例 |
| 《历朝杭郡诗辑》 |
| 附録 《历朝杭郡诗辑》存録诗集诗稿 |
| 徵引文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及释文校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前言 |
| 上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 |
| 第一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疑难字词集释 |
| 第一节 《尹至》 |
| 第二节 《尹诰》 |
| 第三节 《程寤》 |
| 第四节 《保训》 |
| 第五节 《耆夜》 |
| 第六节 《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 |
| 第七节 《皇门》 |
| 第八节 《祭公之顾命(祭公)》 |
| 第九节 《楚居》 |
| 第二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疑难字词集释 |
| 第一节 《系年》 |
| 第三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疑难字词集释 |
| 第一节 《说命上》 |
| 第二节 《说命中》 |
| 第三节 《说命下》 |
| 第四节 《周公之琴舞》 |
| 第五节 《芮良夫毖》 |
| 第六节 《良臣》 |
| 第七节 《祝辞》 |
| 第八节 《赤 之集汤之屋》 |
| 下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释文校注 |
| 第一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释文校注 |
| 第一节 《尹至》 |
| 第二节 《尹诰》 |
| 第三节 《程寤》 |
| 第四节 《保训》 |
| 第五节 《耆夜》 |
| 第六节 《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 |
| 第七节 《皇门》 |
| 第八节 《祭公之顾命(祭公)》 |
| 第九节 《楚居》 |
| 第二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释文校注 |
| 第一节 《系年》 |
| 第三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释文校注 |
| 第一节 《说命上》 |
| 第二节 《说命中》 |
| 第三节 《说命下》 |
| 第四节 《周公之琴舞》 |
| 第五节 《芮良夫毖》 |
| 第六节 《良臣》 |
| 第七节 《祝辞》 |
| 第八节 《赤(?)之集汤之屋》 |
| 附录一:全文全称简称对照表 |
| 附录二:引用文献及简称 |
| 附录三:《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论着知见录 |
| 凡例 |
|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 |
| 《尹至》篇知见录 |
| 《尹诰》篇知见录 |
| 《程寤》篇知见录 |
| 《保训》篇知见录 |
| 《耆夜》篇知见录 |
| 《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篇知见录 |
| 《皇门》篇知见录 |
| 《祭公之顾命(祭公)》篇知见录 |
| 《楚居》篇知见录 |
|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存目) |
|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存目) |
| 综论知见录(存目) |
（8）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中外学者关于美国早期汉学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
| 1.美国“早期汉学”起始于何时？ |
| 2.美国“早期汉学”结束于何时？ |
| 3.美国“传教士汉学”何时向“专业汉学”过渡? |
| 4.笔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史分期之思考 |
| 二、当代中外学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家成就的总体评价 |
| 三、当代中外学者对丁韪良汉学研究的总体论述与评价 |
| 四、国内学者关于丁韪良其他方面问题的讨论 |
| 五、国外与丁韪良有关研究成果综述 |
| 第二节 本论文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学术创新 |
| 一、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 |
| 三、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丁韪良来华前后的美国汉学界 |
| 第一节 裨治文与美国汉学之起源 |
| 一、裨治文来华前的中美关系与来华美国人 |
| 二、裨治文来华与创办《中国丛报》 |
| 1.裨治文来华与初期的汉语研习环境 |
| 2.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最初目的 |
| 3. 《中国丛报》由宗教性向世俗性转变 |
| 4.裨治文与美部会的分歧 |
| 三、裨治文的主要着述 |
| 四、裨治文创办学会与教育机构 |
| 1.裨治文等创立美国东方学会 |
| 2.裨治文创立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 |
| 3.裨治文创办其他学会 |
| 第二节 卫三畏来华经历与汉学研究 |
| 一、卫三畏汉学研究之历程 |
| 1.第一阶段:以传教身份研究汉学 |
| 2.第二阶段:以外交官身份研究汉学 |
| 3.第三阶段:以学者身份研究汉学 |
| 二、卫三畏汉学研究成就与特点分析 |
| 三、卫三畏与马礼逊、裨治文、丁韪良之关系 |
| 第三节 丁韪良来华前后美国汉学之演绎趋势 |
| 一、美国早期汉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
| 二、早期美国汉学家“中国观”类型之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丁韪良宣教经历与汉学研习 |
| 第一节 丁韪良来华与汉学初步研习 |
| 一、丁韪良来华前的教育背景 |
| 二、丁韪良初到广州、福州的社会观察力 |
| 三、丁韪良宁波研习汉语三步骤 |
| 四、丁韪良发明宁波话拼音 |
| 第二节 丁韪良宣教作品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天道溯原》 |
| 1.写作缘由、内容与材料来源 |
| 2.《天道溯原》与附儒之传教策略 |
| 3.《天道溯原》之影响 |
| 二、丁韪良的其他中文宣教作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家与汉学研究之转型 |
| 第一节 丁韪良的教育改革实践 |
| 一、同文馆总教习 |
| 二、赴欧美考察与汉学交流 |
| 三、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 |
| 四、湖广仕学院总教习 |
| 五、中文教科书编译与与汉学研究 |
| 第二节 中文期刊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中西闻见录》 |
| 1. 《中西闻见录》办刊宗旨与主要撰稿人 |
| 2.丁韪良作品分析 |
| 二、丁韪良与《新学月报》 |
| 1. 《新学月报》创办原因与主要内容 |
| 2.《新学月报》与汉学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丁韪良与汉学研究机构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初创 |
| 一、创设北京东方学会之目的与经过 |
| 二、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早期会员之关系 |
| 三、早期《北京东方学会会刊》之特点 |
| 第二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发展 |
| 一、丁韪良对北京东方学会的持续影响 |
| 二、1886—1898 年会刊中的丁韪良作品 |
| 三、北京东方学会学术争议与丁韪良之态度 |
| 四、北京东方学会之局限性 |
| 第三节 丁韪良与其他研究机构 |
| 一、丁韪良与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 |
| 二、丁韪良与《教务杂志》 |
| 三、丁韪良与美国东方学会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丁韪良中外比较视野下对儒释道之新解 |
| 第一节 比较宗教视野与儒教之认知 |
| 一、关于性善性恶论问题 |
| 二、关于伦理与道德问题 |
| 三、其他方面问题 |
| 第二节 中西哲学比较与儒学之解读 |
| 一、孔子与西方圣哲之比较 |
| 二、“最典型的哲学时代” |
| 第三节 比较视野与佛道之新解 |
| 一、丁韪良与佛教研究 |
| 1.丁韪良研究佛教之学术背景 |
| 2.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成员对佛教的研讨 |
| 二、丁韪良与道教研究 |
| 1.比较视野中的老子 |
| 2.从“科学史”角度论道教之贡献 |
| 三、丁韪良论“三教”之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丁韪良论中国历史 |
| 第一节 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动因与方法 |
| 一、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四个出发点 |
| 二、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理论与方法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古代史 |
| 一、丁韪良论中国历史分期 |
| 二、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 |
| 三、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
| 四、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技 |
| 五、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
| 第三节 丁韪良论中国近代史 |
| 一、裨治文、卫三畏与丁韪良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缘起 |
| 二、丁韪良论中国近代五次战争 |
| 三、关于太平天国 |
| 四、关于晚清改革 |
| 五、丁韪良之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丁韪良与中国文学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中国诗歌 |
| 一、丁韪良欧美诗歌之修养 |
| 二、丁韪良重视中国诗歌之缘由 |
| 三、丁韪良对中国古代诗歌之推崇 |
| 1.丁韪良翻译中国诗歌的大体过程 |
| 2.丁韪良对中国诗歌的译介与评论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寓言与民间传说 |
| 一、关于中国寓言 |
| 二、关于民间传说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丁韪良汉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及其影响 |
| 附录1 .丁韪良中文教科书编译述略 |
| 附录2 .丁韪良《中西闻见录》署名文章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9）晚明扬州府《重订赋役成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相关学术研究的回顾 |
| (一)“赋役全书”的相关学术研究 |
| (二)《重订赋役成规》的史料应用 |
| (三)相关学术研究小结 |
| 二、研究的路径、方法与框架 |
| (一)研究的路径和方法 |
| (二)研究的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重订赋役成规》的背景、细则与格式 |
| 第一节 《重订赋役成规》的编纂背景 |
| 一、条鞭改革:赋役全书的编订始末 |
| 二、区域事由:州县赋役的存在问题 |
| (一)自然地理的不利因素 |
| (二)计划与变化的实际差 |
| 三、官箴因素:止修学派的思想影响 |
| 第二节 《重订赋役成规》的格式与特点 |
| 一、《重订赋役成规》的格式 |
| 二、《重订赋役成规》的特点 |
| 第三节 《重订赋役成规》的指导性原则 |
| 一、基础性实施细则 |
| 二、操作性实施细则 |
| 第二章 赋役钱粮的构成及其重订的条编变化 |
| 第一节 赋役主体:税粮与差役的条鞭化发展 |
| 一、《赋役成规》重订前后税粮的条鞭化 |
| (一)田地种类、科则以及税粮款目的合并 |
| (二)两次编订《赋役成规》的税粮变化 |
| 二、《赋役成规》重订前后差役的条鞭化 |
| (一)里甲、均徭、驿传、民壮四差的合并 |
| (二)两次编订《赋役成规》的差役变化 |
| 三、重订《赋役成规》的赋役条鞭化小结 |
| 第二节 钱粮补充:杂项出办与增附钱粮 |
| 一、杂项出办的种类及占比情况 |
| (一)杂项出办的若干类型 |
| (二)杂项出办的总数及占比情况 |
| 二、两次编订《赋役成规》的杂办变化 |
| 第三节 钱粮暂征:听候(题)请免节省银 |
| 一、区别“听候题免节省银”与“备用银” |
| 二、“(暂征)听候题免节省银”的款目及征收分析 |
| (一)兴化县税粮和条鞭内暂征“听候题免节省银” |
| (二)仪真县杂项出办内暂征“听候题免节省银” |
| 第三章 赋役派征则例的重申与钱粮“由票”形式 |
| 第一节 田亩/粮起派和丁田派征钱粮的则例 |
| 一、田亩/粮起派夏秋税粮则例的分析 |
| 二、丁田派征条鞭四差则例的分析 |
| 三、扬州府赋役钱粮征收科则的水平 |
| 第二节 赋役派征与稽核的单据——钱粮由票 |
| 一、钱粮“由票”简介 |
| 二、“丁田则例总册”——丁田起派钱粮由票 |
| 三、“实际预算总册”——实征钱粮由票 |
| 第四章 重订《赋役成规》所见晚明社会发展述论 |
| 第一节 重订《赋役成规》中的赋役关系分析 |
| 一、中央与地方的起存分配 |
| (一)论地方钱粮的起、存分配 |
| (二)再论地方秋粮的漕运情况 |
| 二、地方州县间的赋役关系 |
| (一)州县疆界的赋役区分问题 |
| (二)各州县间的钱粮协济关系 |
| 三、官府与民众的紧密联系 |
| (一)赋役优免弊端的存在 |
| (二)乡里社会关系的纠葛 |
| (三)官员积极有为的从政 |
| 第二节 《赋役成规》重订后的区域社会发展管窥 |
| 一、兴利革弊的区域社会影响与后续变化 |
| (一)《赋役成规》重订的积极影响与进程中断 |
| (二)清初扬州府《重订赋役成规》的沿革 |
| 二、“原额主义”财政结构因素的辩证考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出版或发表的论着、论文 |
| 致谢 |
（10）长沙地区所见东汉简牍词汇专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材料的选择 |
| 第二节 长沙东汉简的出土、整理情况及内容介绍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概述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释文校订 |
| 凡例 |
| 第一节 《东牌楼汉简》释文校订 |
| 第二节 《五一广场汉简》释文校订 |
| 第三节 《尚德街汉简》释文校订 |
| 第二章 长沙东汉简语料特徵与词汇特点概述 |
| 第一节 长沙东汉简的语料特徵 |
| 第二节 长沙东汉简的词汇特点 |
| 第三章 长沙东汉简的词语类聚 |
| 第一节“动员”概念词语类聚 |
| 第二节 “立即马上”概念词语类聚 |
| 第三节 “诉讼程序”概念词语类聚 |
| 第四节 “冲突争斗”概念词语类聚 |
| 第五节 “市场活动”概念词语类聚 |
| 第四章 长沙东汉简所见古白话词研究 |
| 第一节 旧概念的形式创新 |
| 第二节 旧形式的意义变化 |
| 第五章 长沙东汉简所见量词研究 |
| 第一节 长沙东汉简所见量词分类描写 |
| 第二节 量词新见用法考察 |
| 第六章 长沙东汉简所记物价及相关名物词研究 |
| 第一节 长沙东汉简所记物价具列 |
| 第二节 长沙东汉简所见物价规律及相关名物词考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五一广场汉简》新旧整理号对照表 |
| 附录二:《东牌楼汉简》释文校补成果汇总(2014——2020) |
| 附录三:长沙东汉简所见地名索引 |
| 附录四:长沙东汉简所见职官名索引 |
| 後记 |
四、政策与人事信息四则（论文参考文献）
- [1]清至民国时期的“会”研究[D]. 徐志强.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2]从因循到新变 ——先秦至两汉时期的巫观念[D]. 鄢骏.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6)
- [3]《吕氏春秋》寓言研究[D]. 金洪源. 河南大学, 2020(02)
- [4]李健颐《临证医案笔记》治疗特色研究[D]. 张超瑞. 福建中医药大学, 2020(08)
- [5]蓝鼎元古文研究[D]. 阮慧玲. 闽南师范大学, 2020(12)
- [6]《历朝杭郡诗辑》整理与研究[D]. 李佩瑜.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7]《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及释文校注[D]. 曹雨杨. 吉林大学, 2020(08)
- [8]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9]晚明扬州府《重订赋役成规》研究[D]. 郝强. 淮北师范大学, 2020(12)
- [10]长沙地区所见东汉简牍词汇专题研究[D]. 缪恺然.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