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克鲁格曼:为世界经济敲响警钟(论文文献综述)
李卓琦[1](2019)在《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研究》文中指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些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无法解决,而使其现代化进程陷入停滞的一种状态和困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中等收入陷阱可能带来的重大风险,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发展脉络中深入思考和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科学回答了“中国何以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如何更好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形成了一系列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观点和思想主张。可以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既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关系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途命运的一个重大问题。从理论与现实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无疑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系统探讨了习近平关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主要回答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中国为什么必须而且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二是关于中国怎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跨越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三是关于研究习近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思路的重大意义。本研究以问题为导向,从发展的实际情况入手,整体研究框架从问题剖析、理论阐释、解决路径、未来展望、重大意义五个层面具体展开。绪论主要阐明习近平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论述与基本观点,总结了习近平关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思路的主要特点,阐明实施五大发展理念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并对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分析与国际经验及其相关重要概念进行说明。第一章阐述习近平对中国必须而且能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判断和现实依据。分析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发展阶段的趋势性变化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新的战略目标。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不利因素主要是传统增长方式转型困难、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缓慢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失衡,但我国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备稳定的国家体制和治理体制,形成了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动力,同时抵御风险的能力逐步增强,这是我国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和优势。从发展进程和发展要求看,中国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的基本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从发展大国走向发展强国的必要前提。第二章到第六章针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不同矛盾和困境,全面深入地阐述并分析习近平关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新发展理念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践路径,体现了习近平对中国如何解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基本思路的主体内容和基本方式。一是关于通过深入推进创新发展以增强核心竞争力而解决发展质量不高和动力不足的思路和对策问题。二是关于通过推进协调发展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思路与对策问题。三是关于通过实行绿色发展来破解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的思路和对策问题。四是关于通过坚定不移走开放发展之路避免封闭僵化的思路和对策问题。五是关于通过共享发展以破解发展不公和贫富悬殊的思路和对策问题。第七章探讨了习近平关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继续发展以基本实现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本思路。主要分析未来30年的国际国内发展形势,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的发展阶段、发展方向和最终目标论述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如何更好发展的问题。结语部分阐述了对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思路的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阐明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观点和思想主张,既是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科学指引,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途径。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与当前中国发展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新成果。在这一正确理论的指导下,开辟了一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顺利实现现代化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图景。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本观点和思想主张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将对世界现代化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于蓉[2](2019)在《《纽约时报》经济报道“中国威胁论”分析》文中研究说明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然而就在过去的2018年却是中美建交以来经贸关系最困难的一年。这一年特朗普政府挑起对华40年来最大的贸易战争,再次鼓吹“中国威胁论”,将中国视为威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头号竞争对手,不断制造贸易摩擦打压中国。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来势汹汹,尽管其核心内涵仍然认为中国的发展对其他国家来说是一种威胁,但在新时期新时代背景下,仍然有其新特点。了解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和特点,消除消极影响,树立中国积极的国际形象,是中国提高国际地位、扩大国际影响力的必修课。本文以2018年《纽约时报》405篇涉华经济报道为文本,从报道篇幅、报道体裁、报道版面、报道方式、报道主题五个方面作数据统计,发现2018年《纽约时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持续关注,且报道篇幅较长,主题包括中美贸易战、中国经济发展、中国企业、跨国企业在中国的经营等。通过对不同主题的经济报道梳理发现,《纽约时报》的涉华经济报道尽管遵循新闻专业主义原则,但还是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有大量关于“中国威胁”的描述。本文通过对报道文本的梳理分析,围绕中美贸易战、制裁中兴事件、中国企业及跨国企业主题的报道内容做“中国威胁”描述,研究发现《纽约时报》的经济报道将中国描述为一个不守规则的潜在威胁,为美国发起贸易战寻求合理借口,随着贸易战的愈演愈烈,《纽约时报》将中国的回应和反制措施称为对美国的报复和威胁。如今的中国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贸易战的未来走向对美国来说不容乐观。中国科技企业的迅速发展对美国来说是一种威胁,为了所谓的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美国不得已采取打压措施。而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也让美国的跨国企业在中国发展遇到困境。通过对“中国威胁”论述的梳理,本文尝试总结出《纽约时报》关于“中国威胁论”的几种论调:中国的“经济侵略”、“技术裹挟”、“企业抗衡”。本文认为新一轮“中国威胁论”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元,出现了“锐实力”、“修正主义国家”、“债权帝国主义”等新概念,与过去相比,新一轮“中国威胁论”表达内涵更加深入,更多的在于向世界宣告中国有了匹敌西方国家的实力,多了一层忌惮中国实力的意味。此外,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涉及领域也更加广泛,在中国经济威胁论的范畴内,又衍生出中国经济侵略、中国技术威胁、中国企业威胁等多个层面。本文认为,无论如何变化,新一轮“中国威胁论”都是老调重弹,是在“美国优先”理念引领下的对华战略发生转变的现实体现,也是美国发起贸易战的舆论攻势,更是美国自己的“中国威胁”想象。对于中国来说,如何应对“中国威胁论”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旧话题,却也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重要课题。要在国际社会发出中国声音,理性发声,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发挥中国智库作用,用实际行动去证明中国建设美好世界的愿景,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
吴敏洁[3](2019)在《低碳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 ——基于生产率视角》文中提出低碳发展是全球气候变暖压力下环境生态系统对制造业提出的要求,也是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本文的研究基于低碳化发展背景,将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因素纳入制造业生产效率系统,采用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为制造业低碳发展的表征指标,以中国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和30个省(直辖市)为观察对象,以2001-2016年中国制造业相关数据为基础,采用因素分解、面板数据回归、数据包络分析和因子分析等方法对我国制造业低碳化发展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化的研究。本文的主要内容有:首先对发达国家制造业发展进行经验总结,然后回顾中国制造业发展历程,提出发展方向,剖析制造业节能减排状况,并与相关国家进行对比。本文重点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和空间结构优化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它们对我国制造业低碳发展的影响、相关关键变量对低碳发展的作用程度和作用方向。首先,应对温室气体排放和环境问题,英、美、德、日本发达国家殊途同归,寻求低碳发展,为中国制造业未来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启示:制造业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矛盾有规律可循,可以通过能源结构优化、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空间结构优化等方式有效解决,污染并不一定是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发达国家“去工业化“——“再工业化”的发展反思,为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警示,产业发展中一味寻求高度化,易导致产业空心化,产业高度化应以产业合理化为基础;欧美国家经过前期的治理积累,基本实现了经济与环境脱钩,再工业化步伐的加快给中国制造业带来了考验。其次,中国制造业取得辉煌成就、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同时,能源效率、能源结构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节能减排压力日增。本文采用帕雷托分析发现,制造业节能减排集中在少数关键产业和区域,进一步因素分解和面板数据回归显示,能源强度改善对节能减排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短期内无法抵消增长的正向促进,这就要求制造业部门应当更多选择优质能源,增加对电力等高质量能源的使用,由于能源结构变动的刚性,短期内,单纯依靠能源结构的优化,节能减排空间有限。接着,依据上述分析和逻辑思路,本文重点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和空间结构优化三个方面展开探讨,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指数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构建了R&D、FDI、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集聚等关键变量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第一,我国2001-2016期间制造业部门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0.97%,东部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最高,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各区域最低,粗放式发展下,中西部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效率未见明显改善,产出不足限制了中西部产出效率的提高;由于R&D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创新系统失灵以及“技术依赖”下形成的低端锁定,R&D、FDI和出口抑制了东部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摆脱低端锁定的依赖路径成为东部制造业的当务之急,不同于东部,出口显着促进了中西部环境全要素生产率,R&D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下同现显着正向影响,而出口导向的FDI成为推动中西部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动力。第二,全球进入“次贷”、“欧债”等后危机时代以来,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对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方向造成了一定影响;产业结构高度化(高技术产业比重增加)显着促进制造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R&D强化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FDI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产业结构“非清洁化”方向发展(能源密集型产业比重的增加)显着抑制了制造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R&D作用下,能源密集型产业份额增加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抑制作用增强,回弹效应显着,而FDI技术溢出有助于减轻能源密集型产业份额增加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负面影响。第三,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在我国东部区域集聚,并呈现强化趋势,但集聚程度较低,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集聚在南部沿海,由于拥挤成本影响,一些产业出现向中部和西部转移态势,以污染密集为代表的低技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中、西部板块,集聚强度呈现减弱,集聚促进了制造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由于行业异质性,集聚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最强,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次,但对低技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集聚存在显着负向影响,印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上述分析和有关结论,论文从节能降耗、技术创新和结构优化三个层面提出了我国制造业低碳发展的政策性建议。另外,近年来,智能制造浪潮兴起,云计算、并行处理等技术的成熟为人工智能环境搭建提供了工具,也为制造业低碳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智能制造对制造业低碳发展的影响将成为本文今后研究的新课题。
聂圣平[4](2018)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新自由主义政府观与我国政治安全研究》文中认为肇始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使人们再次把目光聚焦在新自由主义的各项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上。诚然,这场波及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之所以会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思潮是导致此次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许多人把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而忽略了新自由主义在其他方面的理论主张。但是,众所周知,政治和经济是紧密相连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在谈这场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新自由主义时,学界必须既要看到其经济理论,也要关注它的政治理论,尤其是在政府方面的理论主张。因此,以政府观为视角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再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西方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其政府观也相应地出现了三种不同形式的嬗变,分别是古典自由主义时期的“守夜人”型政府观、现代自由主义时期的“全面干预”型政府观以及新自由主义时期的“新守夜人”型政府观。新自由主义政府观的理论主张可以概括为“小政府、大社会”。具体而言,新自由主义主张弱化政府,将政府的职能限定在有限的范围内,主要负责保护和保障公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不能过多干涉市场和社会。市场的运转依靠的是自发的自由竞争来维系,社会的秩序则依赖的是发达的公民社会组织来维持。新自由主义的两位代表人物诺齐克和哈耶克分别从各自的视角对新自由主义的政府观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以论证其科学性。诺齐克采取的是政治哲学的视角,而哈耶克则采用的是经济哲学的维度。新自由主义政府观正因为其具有的一些科学性而在理论界和实践领域受到了追捧,引起了巨大的影响。在理论界表现为,一大批学者对新自由主义政府观大加赞赏和大力推崇,学界一度形成“洛阳纸贵”的怪相。在实践领域则表现在,以撒切尔和里根为首的众多西方国家领导人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式的改革。但是,新自由主义政府观也因其局限性而不得不面对一些理论的责难和现实的困境。理论的责难主要体现为,社群主义对新自由主义政府观采取的针锋相对式的批判性重构。除此之外,共和主义的代表人物佩迪特提出“无支配自由”尝试取代新自由主义的“无干涉自由”,而新自由主义政府观倡导的“权利正义观”本身就存在着阿喀琉斯之踵。新自由主义政府观面临的现实困境则主要体现在,以新自由主义政府观为指导的各国实践发展都不同程度地遭遇瓶颈甚至是重大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最好的实践证明。新自由主义政府观的理论主张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根源之一。依据之一,市场秩序长期依靠的是自发的自由竞争来维系,政府远离市场,疏于对市场监管,导致金融市场混乱并最终走向崩溃。依据之二,政府长期被弱化,职能有限,无法应对风险社会时代的各种不确定性和突发性。国际金融危机就是这种风险的典型代表,而政府因自身能力有限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显得慌乱和乏力,从而使得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依据之三,政府不能干涉社会,社会秩序长期依赖公民社会组织来维持。但是,西方公民社会尚未发达到可以让社会离开政府保障的程度,很多社会问题是公民社会无法自行解决的,如社会失业问题、公民购买力的下降以及偿还能力的不足等等,这些都是加剧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可见,新自由主义政府观是一种科学性与局限性并存的政府理论,学界应该全面而客观地看待它,并从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这对我国的政府体制改革将不无裨益。政府体制改革关系到一国的政治安全甚至国家安全的大局。新自由主义政府观及其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并没有因为国际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回暖而走向终结,世界进入了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危机的高峰已过,但其后续影响犹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环境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即美国相对实力的削弱、中国相对实力的增长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这些变化对我国国家安全尤其是政治安全提出了诸多挑战。此外,后金融危机时代,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逐渐回升。俄罗斯在意识形态领域,历史上曾经与中国有着深刻的渊源,再加上俄罗斯的改革就曾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因此,俄罗斯影响力的回升对我国政治安全尤其是意识形态安全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关系到一国的文化安全甚至国家安全的大局。可见,正确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环境变化对我国文化安全提出的挑战显得尤为必要。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新自由主义政府观的分析,可以为我国政治安全建设尤其是具体的政府体制改革提供一条正确的路径:“大政府”是可能的,但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大”体现在政府的能力上而不是权力上。同时,通过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的分析,可以为我国政治安全建设指明一个正确的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道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牢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流阵地。
谢罗奇[5](2016)在《国际游资流动的有效监管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金融剧烈动荡。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化成了全球经济危机。但次贷危机过后,由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游资对新兴市场的信心逐渐减弱而迅速撤离新兴市场国家,导致了2011年下半年巴西、泰国、韩国等国家的货币迅速贬值。2013年5月,美联储主席暗示QE即将退出,使印度、南非等经济最脆弱的国家率先倒下,金融危机向第三波层层递进。其后,在美联储QE退出及加息与加息预期的影响下,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先是2014年底的俄罗斯卢布危机,随后是2015年的人民币“811”贬值风波,然后是哈萨克斯坦坚戈贬值风波,再后是阿根廷比索与阿塞拜疆马纳特的一夜大跌,委内瑞拉经济危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历史表明:变幻莫测的预期转变和投资者的“牛群跟风行为”,是国际金融动荡之直接原因,而主要推动力就是国际游资的投机冲击。可以说,没有国际游资的国际化流动,也就没有当今让各国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谈之色变的国际金融动荡的发生。国际游资是一种典型的投机性资本,其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但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刺激了国际游资的迅速膨胀,电子信息技术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不仅为国际游资的大规模快速流动创造了良好环境,也为国际游资提供了投机牟利的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大部分是由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而直接引发的,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激发起各国学者和决策者们对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的极大兴趣,不少学者对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发生的原因、冲击的时间、数量等进行了颇受瞩目的分析,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理论,我们也可以利用三代金融危机理论模型对国际游资投机冲击的机理进行分析。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依赖程度也逐步提高,国际游资流动对各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同时,随着国际游资流动规模和流动频率的提高,各国对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政策溢出效应也越来越明显,这种溢出效应加速了危机的传染与扩散。因此,有必要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协调与合作。通过用阿瑞西亚和玛奎斯的“监管中的外部性模型”来研究发现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是必要性,而且经济联系越紧密,金融全球化程度越高,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的必要性也就越大。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可以分为国内监管、国际双边协调与合作监管、国际区域协调与合作监管及全球协调与合作监管。其中,国家监管是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基础,而双边协调与合作监管是国际游资流动国际监管最基本、最常见、最有效的监管方式,而区域协调与合作监管是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的一种次优选择,但就长期来说国际游资流动的全球协调与合作监管将是一种发展趋势。就国内监管而言,主要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有了不少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经验和教训。国际游资在微观、宏观两个层面对一国经济产生冲击,这种冲击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次金融危机中表现非常明显,而且也发生在2015年的中国。因此,国际游资流动的国内监管应该从宏微观两方面着手,用周小川的话来说就是应该“构建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互相补充,货币政策与审慎管理统一协调”国际游资国内监管体系;只要协调与合作双方具有良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较高经济交往与交易频率、经济具有同质性或互补性、双方对对方的相关领域的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了解就能很好的进行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双边协调与合作,目前很多双边协调与合作是通过司法互助协定和谅解备忘录来实现的;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也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国际游资投机冲击及金融危机的发生往往也有区域性和扩散性。因此,区域性的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也受到国际社会的越来越重视,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区域协调与合作有利于区域内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有利于防御和阻止金融危机的区域传播;虽然,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全球监管协调与合作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因为美国是国际游资的主要供给国,而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重大特征是美国作为金融霸权的霸主国几乎控制了所有的国际金融重要机构,因此导致目前国际游资流动的全球监管协调与合作困难重重,但从长期来说,协调与合作仍将是今后国际游资全球监管的主要趋势。当下正是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进程的关键时期,现行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将面临重大调整,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应当在这场大国金融利益的博弈中准确定位和积极应对,通过G20这一平台更多的参与甚至主导全球性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中国可以重新审视本国优势和外国劣势,并以此作为突破口,在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的议题设立、标准制定、执行原则等方面积累经验,争取成为国际游资流动全球监管协调与合作的推动者和引领者。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国际游资流进流出中国市场的速度和规模在持续攀升,国际游资的大规模流动及其投机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隐忧,给中国经济稳定发展带来极大的风险。通过测算,我们得知2005-2011年,国际游资大规模流入中国,而2012年、2014年、2015年国际游资则大规模撤离中国,尤其是2015年国际游资的撤离使中国外汇储备减少4500亿美元以上,也助推了中国股市和汇市的双双下跌,可以说中国的股市、汇市和房地产市场已成为国际游资投机“对赌”和“套利”的主要场所。但中国目前对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制度建设滞后,监管乏力,监管系统不完善。因此,中国应该通过审慎开放资本账户,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建立与完善国际游资流动风险监控体系,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等措施来进一步加强中国国际游资流动的监管,以防范国际游资的投机冲击。
何志鹏,孙璐[6](2014)在《自由主义与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体制的发展》文中研究指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伊始,很多国家采取了去全球化措施,以保护自身利益。此种保护主义措施在长期是有害于国际经济体制的。从国际贸易和全球化的历史看,国际经济合作的思想动力是自由主义的理念。自由主义渊源深厚、谱系广泛,核心理念是个人自由与福利以及对国家政府滥用权力的警惕。虽然自由主义在很多方面被批评,但从当今的时代语境而言,应当坚持和完善这种思想,而非放弃和替代。在后危机时代,有必要鼓励经济领域的国际自由体制,促进多边协商,消除贸易壁垒,以消除全球经济的不平等,实现全球发展。
邸振龙[7](2013)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及传导机制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中后期,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加深,世界各国及地区间的经济和政治交往日益密切,国际间合作也日益频繁,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相关度加大。一国或地区出现经济或金融体系的动荡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会迅速扩展、传导至其他国家或地区。2007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酿成了一场全球性金融海啸。危机爆发之后迅速给美国的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在资产证券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场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全世界,欧洲经济发达国家、日本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等毫无例外均受到严重的影响。本文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例,从经济泡沫化、资产证券化和国际货币体系三个视角来研究美国次贷危机的传导机制,并结合各国为应对次贷危机所采取的措施对各国防范金融危机提出了一定的政策建议,对各国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首先,本文在借鉴前人对金融危机产生和传导机制研究的基础上,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等。第二章对有关金融危机的理论进行综述,介绍金融危机爆发的潜在原因和直接原因。然后,从经济泡沫化、资产证券化和国际货币体系三个视角分析了美国次贷危机从爆发到演变为全球经济危机的传导机制。房地产市场是危机产生的发源地。其原因在于,房价的大跌导致次贷的违约率上升,造成信贷市场的贷款贬值,风险传导到信贷市场;建立在贷款上的一系列证券化衍生品纷纷贬值,造成持有者净值缩水,纷纷减记资产造成亏损,资本市场上股票债券大跌,货币市场上市场规模骤减;资产证券化导致风险从信贷市场传导到资本货币市场;而金融机构去杠杆化的过程导致了银行信用创设能力下降,风险再次被传导回信贷市场;最终由金融市场传导到美国的实体经济,使得美国的投资、消费和进出口同时下滑,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危机又通过美国进口需求的减弱和对其他国家投资者的心理影响将风险传导到全球市场。在经济自由化、金融一体化背景下,次贷危机借助于资产证券化等渠道由房地产市场传导至信贷市场,又由信贷市场传导至资本市场,而资本市场的巨额亏损使金融危机的影响反弹到信贷市场,虚拟经济的不稳定加速了实体经济的衰退,同时在资本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金融监管缺失、市场信心不足等因素推动下,危机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最后,本文通过介绍和分析美国、欧洲国家、日本和中国在应对此次次贷危机所采取的措施,借鉴其成功之处对各国今后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提出了一些建议。通过对这次美国次贷危机传导机制的研究,各国应促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防止经济泡沫。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加大金融创新的监管、改善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建立适度灵活的汇率制度。同时,各国或地区在发展经济、强调本国经济利益的同时,应该更加关注风险,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并在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时正确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
金素[8](2013)在《中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搭配研究》文中指出自2007年初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到2008年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危机的深层影响从美国金融业蔓延至各国实体经济,对此,各国纷纷出台一系列政策搭配抵御危机的进一步扩散,令人欣喜的是时至今日,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政策搭配发挥效应,危机的深度危害逐步消除,世界经济出现了阶段性复苏,但是由于各国经济复苏呈现出不均衡态势,加之欧债危机、美国“财政悬崖”及全球通胀等风险存在,使世界经济复苏之势显得疲软且充满变数。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在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以中美两国为例,比较研究两个大国在这场危机中使用的政策搭配方案并检验政策搭配效应,以进一步分析美国政策搭配中的经验与教训,探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搭配中行之有效的改善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从与国际金融危机相关的概念地界定出发,通过回顾当代国际金融危机从爆发到危害再到各国出台政策后的逐步复苏的全过程,并仔细梳理了有关宏观经济政策搭配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为本文的后续深入分析和论证奠定全面的理论研究基础。全文的主要研究分为美国和中国两条主线,既有并行区域也有交错对比,首先对美国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的动机进行了分析,在增加就业、稳定物价、推动经济复苏和维持霸主地位等强烈的政策动机驱动下,美国政府、联储和财政部出台了一系列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的政策工具,并在保持美国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不变的基础上,搭配使用各政策以应对危机。其次,按照完全相同的研究逻辑,本文梳理了中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事实,出于保持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等动机的驱动,中国也迅速出台了涉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的大量政策工具,在人民币汇率政策基本保持稳定的条件下,有效搭配各政策以应对危机。在完成了理论上探究中美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事实基础上,本文紧接着对政策搭配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构建因素增强型向量自回归模型(FAVAR)分别对中、美两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的政策搭配组合中对经济复苏和就业率提高贡献最大的是货币政策,其次是汇率政策,而财政政策效果并不明显;相对而言,中国的实证结果几乎相反,在应对危机的政策搭配效应中,第一,代表汇率政策的公因子无法提取,第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对拉动经济复苏存在滞后效应,第三,在拉动经济复苏效应中财政政策贡献较大,货币政策效果较为微弱。相应的实证检验结果引发对现实的思考才是所做研究的目的所在,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紧接美国实证检验结果进一步分析和归纳出其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搭配中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发人深省的教训;并对比美国的经验与教训,本文紧接着中国的实证检验结果之后仔细剖析了中国应对危机政策搭配中存在的问题,使后文可以有的放矢地提出解决之道。行文至最后时,在综合考虑中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搭配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基础上,通过构建包括内部金融“防火墙”和外部金融“防护网”在内的中国的金融危机防御体系来应对危机。具体包含核心的基础条件的建设、政策搭配的改革和国际政策搭配的协调与合作三个部分,以寻求在世界经济保持稳步、健康增长的良好国际环境下实现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并能够真正发挥各类宏观经济政策搭配调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作用。
胡志丁,葛岳静[9](2013)在《理解新经济地理学》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地理学术界出现了两种"新经济地理学",分别隶属于经济学和地理学。然而由于两学科在研究传统和学科分析框架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两种新经济地理学在研究思维、方法和内容等众多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分歧。经济学的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可以分为视角、参照系和分析工具三部分;地理学的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可以分为观察、实地调查、原因分析和政策建议与理论提升四部分。正是这种学科研究传统和分析框架的差异导致两种新经济地理学的分异,同时也成为理解两种新经济地理学的出发点和突破口。本文回顾了对新经济地理学争论的两个焦点,从学科的分析框架出发对两种新经济地理学的前提假设、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和发展趋势等进行对比分析,指出经济学与地理学的互相借鉴和融合对发展新经济地理学科的重要性。
李拉亚[10](2013)在《美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美国政府的应对策略》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分析了美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指出了美国政府应对挑战的主要方法,研究了美国政府未来政策操作空间,总结了美国政府应对这次经济危机的经验教训。本文认为,美联储货币宽松政策避免了危机恶化,但对引导美国经济走出流动性陷阱成效不大。现阶段美国经济主要问题不是货币不足,而是投资不足。只有足够的投资,才能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引导美国经济走出流动性陷阱,实现美国经济的再工业化和绿色化。美国政府解决当前投资不足的国内政策空间十分有限,只能依靠国际经济再平衡帮助美国经济走出困境。因此,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将成为双方关注的重要问题。
二、克鲁格曼:为世界经济敲响警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克鲁格曼:为世界经济敲响警钟(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研究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若干问题的说明 |
一、关于习近平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重要论述与基本观点 |
(一)习近平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重要论述 |
(二)习近平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基本思路 |
(三)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决策 |
二、研究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思路的重大意义与基本框架 |
(一)研究意义与现状 |
(二)研究思路与框架 |
(三)研究方法 |
三、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分析与国际经验 |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与原因 |
(二)国际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启示与借鉴 |
四、若干重要概念说明 |
(一)中等收入陷阱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现代化 |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全面小康 |
(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共同富裕 |
第一章 中国必须而且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
一、中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阶段 |
(一)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发展阶段的趋势性变化 |
(二)新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 |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重要目标 |
二、中国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
(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任务 |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必要前提 |
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不利因素 |
(一)传统增长方式转型困难 |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缓慢 |
(三)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 |
四、中国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 |
(一)稳定的领导体制和治理体制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保障 |
(二)新的发展理念和战略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基础 |
(三)科学技术的进步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内在动力 |
(四)抵御风险的强大能力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信心保证 |
第二章 创新发展:跨越发展低质的困境 |
一、创新水平是关系能否“爬坡过坎”的根本 |
(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
(二)创新发展的实质是发展动能的根本性转换 |
(三)创新发展是主导国家命运的一场深刻变革 |
二、中国创新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 |
(一)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
(二)科技与经济“两张皮” |
(三)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不高 |
(四)科技开放合作力度不够 |
三、通过创新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践路径 |
(一)赶超创新:以“非对称”路径实现引领式发展 |
(二)协同创新:以“政产学研用”模式构建高效创新体系 |
(三)系统创新:以“两轮驱动”释放最大创新活力 |
(四)开放创新:以全球视野谋划创新站位 |
第三章 协调发展:跨越发展失衡的困境 |
一、协调发展是事关我国发展全局的关键 |
(一)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 |
(二)协调发展的实质是补齐短板与激发潜力的统一 |
(三)协调发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支撑 |
二、我国发展不协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
(一)区域发展不协调 |
(二)城乡发展不平衡 |
(三)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 |
三、通过协调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践路径 |
(一)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
(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
(三)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 |
第四章 绿色发展:跨越环境污染的困境 |
一、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 |
(一)绿色发展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 |
(二)绿色发展的实质是保护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统一 |
(三)绿色发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要求 |
二、中国绿色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一)资源消耗增大 |
(二)环境污染严重 |
(三)生态破坏明显 |
三、通过绿色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路径 |
(一)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
(二)加快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 |
(三)用系统工程思路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
第五章 开放发展:跨越封闭僵化的困境 |
一、开放是发展的必由之路 |
(一)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根本出路 |
(二)开放发展的实质是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
(三)开放发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途径 |
二、中国全面开放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
(一)世界经济增长复苏乏力 |
(二)贸易霸凌主义严重威胁经济全球化 |
(三)全球经济治理滞后 |
三、通过开放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践路径 |
(一)构建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新体制 |
(二)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平台拓展发展新空间 |
(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 |
第六章 共享发展:跨越贫富悬殊的困境 |
一、共享发展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选择 |
(一)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
(二)共享的实质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 |
(三)共享发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和归宿 |
二、我国共享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
(一)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
(二)就业结构性矛盾明显 |
(三)社会保障公平性不足 |
三、通过贯彻共享发展理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路径 |
(一)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
(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
(三)完善普惠性社会保障体系 |
第七章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后继续发展的基本思路 |
一、未来3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发展形势 |
(一)国际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
(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
(一)进入富有创新活力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
(二)进入和谐有序美好的现代化发展阶段 |
(三)进入两个文明并重发展的行稳致远阶段 |
(四)进入发展地位跃升与世界强国地位确立阶段 |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后进一步发展的战略构想 |
(一)发展阶段:开启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的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
(二)发展方向:坚定不移地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
(三)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
四、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继续奋进 |
(一)全面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各项部署 |
(二)坚持在发展中不断改善民生 |
(三)坚定不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四)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结语 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思路的重大意义 |
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
二、提供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思路 |
三、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伟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成果清单 |
致谢 |
(2)《纽约时报》经济报道“中国威胁论”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1.研究背景 |
2.研究意义 |
(二)相关概念简述 |
1.“中国威胁论”的本源及其历史发展过程 |
(1)“黄祸论”——“中国威胁论”的本源 |
(2)19 世纪中后期至20 世纪末的“中国威胁论” |
(3)21世纪的“中国威胁论” |
(4)新一轮“中国威胁论”:“锐实力” |
2.《纽约时报》 |
(三)研究现状 |
1.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
(1)关于“中国威胁论”的研究 |
(2)关于国外媒体涉华报道的研究 |
2.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
(1)关于“中国威胁论”的研究 |
(2)关于美国报纸涉华报道的研究 |
(四)研究方法与设计 |
1.样本与时段选取 |
2.理论与方法 |
3.编码与类目 |
(1)报道篇幅 |
(2)报道版面 |
(3)报道体裁 |
(4)报道方式 |
一、《纽约时报》经济报道的总体概况与主题分布 |
(一)总体概况 |
1.报道篇幅 |
2.报道版面 |
3.报道体裁 |
4.报道方式 |
(二)报道主题分布 |
1.中美贸易战 |
2.制裁中兴事件 |
(1)中兴通讯:一个具有违规前科的企业 |
(2)对禁令事实的描述 |
(3)中美围绕中兴事件进行谈判协商 |
(4)美国内部对中兴事件的争论 |
3.中国经济发展 |
4.中国企业 |
(1)阿里巴巴:中国网络购物巨头 |
(2)腾讯:中国互联网巨头 |
5.跨国企业 |
二、《纽约时报》经济报道不同主题关于“中国威胁”的描述 |
(一)中美贸易战 |
1.贸易战进展:为征收关税寻求合理性借口 |
2.贸易战评价 |
(1)将中国视为不守规则的潜在威胁,为贸易战寻求正当理由 |
(2)贸易战具有破坏性,美国将感受剧痛 |
(3)对特朗普的批判:美国将如何输掉贸易战 |
(4)对中国的担忧:中国将赢得贸易战 |
(5)美国该如何赢得贸易战 |
3.贸易战影响 |
(1)大豆农民的困境 |
(2)动荡的股市 |
(3)美国经济复苏放缓 |
(二)制裁中兴事件:为贸易战寻求正当借口,借此打压中国的科技公司 |
(三)中国经济发展 |
1.“一带一路”倡议:雄心勃勃的努力 |
2.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 |
(四)中国企业:实力与美国企业匹敌,不容小觑 |
(五)跨国企业在中国的经营动态 |
三、《纽约时报》经济报道关于“中国威胁论”的几个论调 |
(一)中国的“经济侵略” |
(二)中国的“技术裹挟” |
(三)中国的“企业抗衡” |
四、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本质与特点 |
(一)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本质 |
(二)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特点 |
1.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元 |
(1)锐实力 |
(2)修正主义国家 |
(3)债权帝国主义 |
2.表达内涵更加深入 |
3.涉及领域更加广泛 |
五、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原因分析与应对 |
(一)“美国优先”理念的战略体现 |
(二)贸易博弈下的舆论攻势 |
(三)美国的“中国威胁”想象 |
(四)应对 |
1.理性发声,讲好中国故事 |
2.提升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 |
3.发挥中国智库作用 |
结论与思考 |
参考文献 |
附录1 |
附录2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致谢 |
(3)低碳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 ——基于生产率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1.2.1 能源环境与经济发展 |
1.2.2 制造业与节能减排 |
1.2.3 技术创新与低碳经济 |
1.2.4 产业结构与低碳经济 |
1.2.5 空间结构与低碳经济 |
1.2.6 小结 |
1.3 理论分析基础 |
1.3.1 基于经济增长理论的推论 |
1.3.2 基于产业结构理论的推论 |
1.3.3 基于空间经济学理论的推论 |
1.3.4 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推论 |
1.4 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内容 |
1.5 主要创新点 |
第二章 制造业低碳发展的国际趋势 |
2.1 英国制造业发展路径与污染整治 |
2.1.1 英国“世界工厂”的辉煌成就 |
2.1.2 英国制造业造成的严重污染 |
2.1.3 英国制造业的治污路径及对策选择 |
2.2 美国制造业发展路径与污染整治 |
2.2.1 美国制造业“兴旺崛起”的发展成就 |
2.2.2 美国制造业“大气公害”造成的严重污染 |
2.2.3 美国制造业的治污路径及对策选择 |
2.3 德国制造业发展路径与污染整治 |
2.3.1 德国制造业“高端聚集”的特色业绩 |
2.3.2 德国制造业“工业区”排放的严重污染 |
2.3.3 德国制造业的治污路径及对策选择 |
2.4 日本制造业发展路径与污染整治 |
2.4.1 日本制造业“重化工业”的独特道路 |
2.4.2 日本制造业严重污染的“七大公害” |
2.4.3 日本制造业治污路径及对策选择 |
2.5 发达国家制造业低碳发展态势及启示 |
第三章 中国制造业发展历程和节能减排现状 |
3.1 中国制造业发展历程 |
3.1.1 中国制造业发展的辉煌成就 |
3.1.2 中国制造业发展制约因素 |
3.1.3 中国制造业发展方向 |
3.2 中国制造业节能状况剖析 |
3.2.1 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能耗分析 |
3.2.2 中国区域制造业的能耗分析 |
3.2.3 中外制造业能耗水平比较 |
3.3 中国制造业碳减排状况剖析 |
3.3.1 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现状 |
3.3.2 中国制造业能源结构 |
3.3.3 中外制造业碳排放水平比较 |
3.4 中国制造业节能减排途径分析 |
3.4.1 中国制造业能源消耗Divisia指数分解 |
3.4.2 中国制造业能耗分解结果解析 |
3.4.3 能源结构的减排影响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技术创新对制造业低碳发展的影响 |
4.1 区域制造业环境技术效率 |
4.1.1 区域制造业环境技术效率模型 |
4.1.2 数据指标描述 |
4.1.3 结果分析 |
4.2 区域制造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
4.2.1 Luenberger指数模型 |
4.2.2 结果分析 |
4.3 技术创新对制造业低碳发展的作用机制 |
4.3.1 技术创新系统的作用模型 |
4.3.2 实证模型、数据 |
4.3.3 实证结果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产业结构优化对制造业低碳发展的影响 |
5.1 制造业产业分类 |
5.1.1 劳动密集型分类 |
5.1.2 技术密集型分类 |
5.1.3 能源密集型分类 |
5.2 制造业产业结构的演进 |
5.2.1 制造业产业结构变动 |
5.2.2 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演进 |
5.2.3 制造业产业结构高度化演进 |
5.3 产业结构优化对制造业低碳发展的实证分析 |
5.3.1 模型 |
5.3.2 指标和数据描述 |
5.3.3 结果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空间结构优化对制造业低碳发展的影响 |
6.1 制造业的区域差异及演进 |
6.1.1 区域工业化阶段 |
6.1.2 区域制造业规模差异及演进 |
6.1.3 区域制造业结构差异及演进 |
6.1.4 区域制造业产业转移 |
6.2 中国制造业细分产业的空间集中度 |
6.2.1 产业空间集中度测量方法 |
6.2.2 制造业细分产业的集聚程度 |
6.2.3 制造业细分产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 |
6.3 产业集聚对制造业低碳发展的实证分析 |
6.3.1 理论模型 |
6.3.2 数据和实证模型 |
6.3.3 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低碳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发展政策性建议 |
7.1 节能降耗政策性建议 |
7.1.1 提高非清洁能源的使用成本 |
7.1.2 实行基于清洁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
7.1.3 强化能耗重点区域和关键行业管理 |
7.2 技术创新政策建议 |
7.2.1 加强研发支持政策的执行管理 |
7.2.2 实施差别化的技术创新政策 |
7.2.3 培育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环境 |
7.3 结构优化政策建议 |
7.3.1 积极推动智能制造 |
7.3.2 构建合理的产业集聚格局 |
7.3.3 加强基础设施和生产性服务业建设 |
参考文献 |
主要研究成果 |
致谢 |
(4)后金融危机时代新自由主义政府观与我国政治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评述 |
1.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2 文献评述 |
1.3 研究方法和路径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路径 |
1.4 研究重难点和创新点 |
1.4.1 研究重难点 |
1.4.2 研究的创新点 |
第二章 新自由主义政府观的学理分析 |
2.1 新自由主义政府观的概念廓清 |
2.1.1 政府与政府观 |
2.1.2 新自由主义 |
2.2 新自由主义政府观的理论溯源 |
2.2.1 古典自由主义时期——“守夜人”型政府 |
2.2.2 现代自由主义时期——“全面干预”型政府 |
2.2.3 新自由主义时期——“新守夜人”型政府 |
2.3 新自由主义政府观的主要内容 |
2.3.1 政府的起源 |
2.3.2 政府的职能 |
2.3.3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2.3.4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
2.4 新自由主义政府观的基本特点 |
2.4.1 有限性 |
2.4.2 消极性 |
2.4.3 法治性 |
2.5 新自由主义政府观的巨大影响 |
2.5.1 撒切尔和里根的追捧 |
2.5.2 “华盛顿共识”的面世 |
第三章 两种维度下的新自由主义政府观的逻辑展现 |
3.1 政治哲学之维——诺齐克的“最弱意义上的政府” |
3.1.1 “最弱意义上的政府”的理论基石——个人权利 |
3.1.2 “最弱意义上的政府”的产生——对无政府的否定 |
3.1.3 “最弱意义上的政府”的功能——对多功能政府的驳斥 |
3.1.4 “最弱意义上的政府”的意义——一种用于乌托邦的结构 |
3.2 经济哲学之维——哈耶克的“有限政府” |
3.2.1 “有限政府”的理论基石——自发秩序 |
3.2.2 “有限政府”的功能——政府职能有限 |
3.2.3 “有限政府”的路径——政府不得干预市场 |
3.2.4 “有限政府”的形式——法治政府 |
3.3 两种逻辑演绎的简单比较 |
第四章 新自由主义政府观的理论困境、现实境遇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 |
4.1 理论困境之一:社群主义对新自由主义政府观的责难 |
4.1.1 社群主义 |
4.1.2 社群而非个人 |
4.1.3 公益政治而非权利政治 |
4.1.4 强化政府而非弱化政府 |
4.2 理论困境之二:其他学派对新自由主义政府观的挑战 |
4.2.1 “无支配自由”与“无干涉自由”的争论 |
4.2.2 “权利正义”的阿喀琉斯之踵 |
4.3 现实境遇:新自由主义政府观在各国的实践遭遇 |
4.3.1 两极分化严重 |
4.3.2 经济社会危机频发 |
4.4 新自由主义政府观与国际金融危机 |
第五章 后金融危机时代新自由主义政府观对我国政治安全的影响 |
5.1 后金融危机时代和政治安全的概念界定 |
5.1.1 后金融危机时代 |
5.1.2 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 |
5.2 新自由主义政府观、国际金融危机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环境的影响 |
5.2.1 国际环境的主要变化 |
5.2.2 俄罗斯的日渐崛起及其国际影响力的回升 |
5.3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环境变化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安全的影响 |
5.3.1 国际格局变动与全球化加强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
5.3.2 俄罗斯国际影响力的回升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产生的消极影响 |
第六章 政府体制改革维度下的我国政治安全建设 |
6.1 新自由主义政府观对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警示 |
6.1.1 现代社会的风险性要求政府积极有为 |
6.1.2 政府积极有为需要的是能力强的政府而非权力大的政府 |
6.1.3 培育公民社会组织以弥补政府从社会退出后留下的职能空白 |
6.1.4 审慎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6.2 新自由主义政府观对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启示 |
6.2.1 政府的合理角色定位: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 |
6.2.2 健全法制:依法治国,依法行政 |
6.2.3 呼吁人权:保护和尊重公民的个人自由和权利 |
6.2.4 重视市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第七章 意识形态安全维护视角下的我国政治安全建设 |
7.1 摒弃“华盛顿共识”,坚持“中国道路” |
7.1.1 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中国道路” |
7.1.2 “中国道路”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条正确路径 |
7.2 应对国际环境新变化,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
7.2.1 增进相互信任,坚持做责任大国 |
7.2.2 主动参与文化全球化,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影响力 |
7.2.3 提高国内民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防止“和平演变” |
7.2.4 正确处理指导思想一元化与国际联系密切后带来的社会思想多元化之间的关系 |
7.2.5 紧跟国际变化,与时俱进,不断充实和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 |
7.3 科学认识和正确对待俄罗斯影响力的回升,降低其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负面影响 |
7.3.1 戈尔巴乔夫改革并非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改革 |
7.3.2 俄罗斯的现行体制并非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民主体制 |
7.3.3 俄罗斯的现行体制并非完美 |
7.4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占领主流意识形态阵地 |
7.4.1 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内核 |
7.4.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 |
7.4.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 |
第八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5)国际游资流动的有效监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1.3 研究目标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1.3.1 研究的思路 |
1.3.2 研究的主要内容 |
1.3.3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 |
第2章 国际游资流动的历史和现实考察 |
2.1 国际游资是典型的投机资本 |
2.1.1 国际游资是高投机性资本 |
2.1.2 国际游资是高流动性投机资本 |
2.1.3 国际游资是高杠杆性投机资本 |
2.2 国际游资产生与发展的原因剖析 |
2.2.1 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是国际游资产生的根源 |
2.2.2 国际货币体系和政局动荡促使国际游资快速增长 |
2.2.3 金融创新的发展刺激了国际游资的急剧膨胀 |
2.3 追求高额回报是国际游资流动的根本原因 |
2.3.1 机构投资者是国际游资流动的主体 |
2.3.2 资本与金融账户是国际游资流动的主渠道 |
2.3.3 现代科学技术与金融相互融合发展促进了国际游资的流动 |
第3章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的理论基础 |
3.1 国际游资投机冲击理论模型 |
3.1.1 第一代投机冲击理论模型 |
3.1.2 第二代投机冲击理论模型 |
3.1.3 第三代投机冲击理论模型 |
3.2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的理论依据 |
3.2.1 相互依赖理论 |
3.2.2 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理论 |
3.2.3 经济博弈论 |
3.3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的理论模型 |
3.3.1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的含义 |
3.3.2 金融危机的传导理论与扩散模型 |
3.3.3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外部性模型 |
3.4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模式与监管框架 |
3.4.1 金融监管的主要模式 |
3.4.2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框架 |
第4章 国家监管是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基础 |
4.1 国际游资流动影响一国经济安全 |
4.1.1 国际游资流动影响宏观经济稳定 |
4.1.2 国际游资流动加剧外汇市场的波动 |
4.1.3 国际游资流动造成证券市场价格大起大落 |
4.1.4 国际游资流动推高房地产市场的泡沫 |
4.2 国际游资流动国家监管的经验与教训 |
4.2.1 国际游资流动国家监管的成功经验 |
4.2.2 国际游资流动国家监管的失败教训 |
4.2.3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经验与教训的启示 |
4.3 国际游资流动的国内监管应从宏微观两方面着手 |
4.3.1 宏微观审慎监管是目前金融监管最热门的话题 |
4.3.2 微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理念不同 |
4.3.3 宏微观审慎监管需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配合 |
4.4 国际游资流动的国内统一监管与责任政府 |
4.4.1 统一监管是国际游资流动国内监管的发展趋势 |
4.4.2 国际游资流动国内统一监管是政府的责任 |
第5章 双边协调与合作是国际游资流动国际监管的最有效方式 |
5.1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双边协调与合作的一般理论阐释 |
5.1.1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双边协调与合作的内涵 |
5.1.2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双边协调与合作的主要形式 |
5.1.3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双边协调与合作的主要内容 |
5.2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双边协调与合作的博弈分析 |
5.2.1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双边协调与合作博弈的假设条件 |
5.2.2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双边协调与合作博弈的模型设计 |
5.2.3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双边协调与合作的博弈结果分析 |
5.3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双边协调与合作的实践 |
5.3.1 美国与瑞士司法互助及证券监管双边协调与合作 |
5.3.2 美国-欧盟的金融监管对话机制 |
5.3.3 美国与加拿大的证券信息披露协调与合作实践 |
5.3.4 中国金融监管双边协调与合作实践 |
第6章 区域协调与合作是国际游资流动国际监管的次优选择 |
6.1 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与区域性金融危机反思 |
6.1.1 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与西欧金融风暴 |
6.1.2 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与墨西哥金融危机 |
6.1.3 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与东南亚金融危机 |
6.1.4 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与欧债危机 |
6.2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区域协调与合作的动因分析 |
6.2.1 区域协调与合作可以防御和阻断金融危机的传播 |
6.2.2 区域协调与合作可以维护区域的共同利益 |
6.2.3 区域协调与合作可以提高监管效率 |
6.2.4 区域协调与合作可以防范区域系统性危机 |
6.3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区域协调与合作的制度设计 |
6.3.1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区域协调与合作应遵循的原则 |
6.3.2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区域协调与合作的职能定位 |
6.3.3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区域协调与合作的基本框架 |
6.4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区域协调与合作的模式分析 |
6.4.1 欧盟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模式 |
6.4.2 东亚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模式 |
6.4.3 其他主要区域性金融监管机构和模式 |
第7章 全球监管协调与合作是国际游资流动国际监管的未来趋势 |
7.1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全球协调与合作体系 |
7.1.1 全球综合性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体系 |
7.1.2 全球专业性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体系 |
7.2 金融危机促进了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全球协调与合作的发展 |
7.2.1 资本充足率监管限制国际游资的无限扩张 |
7.2.2 高杠杆机构监管防止国际游资的投机冲击 |
7.2.3 离岸金融中心是国际游资的重要监管场所 |
7.3 国际游资监管全球协调与合作的发展趋势 |
7.3.1 对现行国际游资流动全球监管协调与合作的检讨 |
7.3.2 对国际游资流动开征全球资本税具有可行性 |
7.3.3 协调与合作仍将是国际游资流动全球监管的未来趋势 |
第8章 中国国际游资流动及其监管现状分析 |
8.1 中国国际游资流动的现状分析 |
8.1.1 国际游资流动规模的测算方法 |
8.1.2 中国国际游资流动的渠道分析 |
8.1.3 中国国际游资流动的规模测算 |
8.2 中国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发展历程 |
8.2.1 积极引进外资,严格限制资本流出 |
8.2.2 逐渐放松资本管制,推动资本自由流动向前发展 |
8.2.3 引导国内资金走向国际市场,提速资本自由化进程 |
8.3 中国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具体内容及其效果 |
8.3.1 直接投资管理及其效果 |
8.3.2 证券投资管理及其效果 |
8.3.3 外债管理及其效果 |
8.4 中国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
8.4.1 国际游资监管的制度建设滞后 |
8.4.2 国际游资国内监管协调乏力 |
8.4.3 国际游资监管系统不完善 |
8.4.4 国际游资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
第9章 加强中国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策略建议 |
9.1 审慎开放资本账户,加强资本流动管制 |
9.1.1 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发展趋势 |
9.1.2 资本账户自由化开启国际游资冲击之门 |
9.1.3 审慎对待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 |
9.2 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防范国际游资流动风险 |
9.2.1 货币可兑换与人民币国际化 |
9.2.2 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历程 |
9.2.3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应防范国际游资流动风险 |
9.3 迅速改革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建立与完善资本流动风险监控体系 |
9.3.1 迅速改革中国金融监管体制 |
9.3.2 建立与完善资本流动风险监控体系 |
9.3.3 加强国际资本流动风险控制政策体系的配合 |
9.3.4 优化国际游资流动监管措施 |
9.4 积极应对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加强国际游资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 |
9.4.1 双边协调与合作应是中国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的重点 |
9.4.2 积极主导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区域协调与合作 |
9.4.3 努力参与全球性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框架的重构 |
研究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附录 1:中国银监会签署的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一览表 |
附录 2:中国证监会与境外证券(期货)监管机构签署的备忘录一览表 |
(7)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及传导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第三节 研究目标与内容 |
一、研究目标 |
二、研究内容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第五节 论文创新与不足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金融危机及其传导的理论评述 |
第一节 金融危机与次贷危机的含义辨析 |
一、金融危机的含义 |
二、次贷危机的含义 |
三、次贷危机与金融危机的关联 |
第二节 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理论评述 |
一、次贷危机根源的相关理论评述 |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理论评述 |
第三节 马克思经济危机与虚拟资本理论评述 |
一、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论述 |
二、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的论述 |
第四节 金融脆弱论评述 |
一、马克思关于货币脆弱性的论述 |
二、凯恩斯关于货币脆弱性的论述 |
三、明斯基的金融体系脆弱性论述——金融非稳定性假说 |
第五节 货币危机理论评述 |
一、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典型危机理论 |
二、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自我实现理论 |
三、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道德风险、流动性危机和金融恐慌模型 |
第六节 内外均衡冲突理论评述 |
一、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涵义 |
二、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性质 |
三、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
第七节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经济泡沫化及其对次贷危机的传导机制分析 |
第一节 美国房地产泡沫积聚及其原因探析 |
一、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积聚过程回顾 |
二、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积聚的原因探析 |
第二节 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测算 |
一、已有研究评述 |
二、理论模型设定 |
三、数据选取和实证分析 |
四、对实证结果的进一步说明 |
第三节 经济泡沫化下次贷危机的传导机制分析 |
一、房地产泡沫破裂:次贷危机的导火索 |
二、房地产市场危机的破坏性影响及其逐渐向虚拟经济的传导 |
三、 经济泡沫化下次贷危机的传导路径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资产证券化及其对次贷危机的传导机制分析 |
第一节 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
一、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历程 |
二、资产证券化现状 |
第二节 资产证券化的风险 |
一、信用风险与利率风险 |
二、市场流动性风险 |
三、操作风险 |
四、提前偿付的风险 |
第三节 资产证券化对次贷危机的传导机制 |
一、资产证券化对次贷危机在不同市场间传导的机制分析 |
二、资产证券化下次贷危机的传导路径分析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其对次贷危机的传导机制分析 |
第一节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和制度的内在矛盾 |
一、美元发行的无限性与美元需求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
二、汇率波动与汇率调整之间的矛盾 |
三、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监管之间的矛盾 |
第二节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对次贷危机的国际传导机制 |
一、金融全球化、自由化下的金融风险的传导 |
二、美元本位制下美元贬值危及其他各国的经贸及其对次贷危机的传导 |
三、 国际货币体系下次贷危机的国际传导渠道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各国应对次贷危机影响所采取的措施、启示及政策建议 |
第一节 各国应对次贷危机的影响所采取的措施 |
一、美国应对次贷危机的影响所采取的措施 |
二、欧洲各国应对次贷危机的影响所采取的措施 |
三、日本应对次贷危机的影响所采取的措施 |
四、中国应对次贷危机的影响所采取的措施 |
五、各国在采取应对措施后所取得的成效 |
第二节 与大萧条危机对策相比此次对策的启示 |
第三节 防范次贷危机的政策建议 |
一、促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防止经济泡沫化 |
二、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加大金融创新监管力度 |
三、改善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对国际本位货币适度监管及稳定的汇率制度 |
四、完善各国风险预警机制 |
五、正确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中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搭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的主题和意义 |
二、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 |
四、国内外文献综述 |
五、论文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
六、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理论分析框架 |
第一节 当代国际金融危机概述 |
一、危机的爆发 |
二、危机的危害 |
三、政策搭配应对之后的阶段性复苏 |
第二节 政策搭配的主要内涵 |
一、宏观经济政策搭配的目标 |
二、可供搭配的政策工具 |
三、中美政策搭配侧重的不同 |
第三节 政策搭配的理论体系 |
一、丁伯根原则 |
二、蒙代尔“不可能三角” |
三、克鲁格曼“永恒的三角” |
四、IS-LM模型的政策运用 |
五、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条件下的IS-LM-BP模型) |
六、粘性价格汇率模型:多恩布什汇率超调模型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美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分析 |
第一节 美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动机 |
一、增加就业水平 |
二、推动国内经济复苏 |
三、稳定物价水平 |
四、维持“金融霸主”地位 |
第二节 美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工具 |
一、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应对过程的总体回顾 |
二、美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 |
三、美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 |
四、实施金融援助计划 |
第三节 美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操作 |
一、货币政策工具之间的搭配 |
二、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的搭配 |
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搭配 |
四、国内外政策之间的搭配 |
五、短期应急性政策与长期变革性政策之间的搭配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分析 |
第一节 中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动机 |
一、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体系的特点 |
二、中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动机 |
第二节 中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工具 |
一、中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 |
二、中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 |
三、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合作 |
第三节 中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操作 |
一、货币政策工具之间的搭配 |
二、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的搭配 |
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搭配 |
四、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与推进金融领域改革之间的搭配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美应对危机政策搭配效应的实证检验 |
第一节 理论模型的构建 |
一、FAVAR模型 |
(一) 步骤一:因子分析模型 |
(二) 步骤二:向量自回归模型 |
二、理论模型的经济学内涵 |
第二节 美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效应分析 |
一、样本指标说明与描述 |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三、对实证结果的进一步说明 |
四、美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搭配的经验与教训[143] |
第三节 中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效应分析 |
一、样本指标说明与描述 |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三、对实证结果的进一步说明 |
四、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中存在的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结论与对策 |
第一节 基本结论 |
一、一般性结论 |
二、中美两国的比较结论 |
第二节 主要对策 |
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搭配的条件改善 |
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改革 |
三、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际政策搭配的协调与合作 |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附录A 中、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搭配举措大事记 |
附录B 美国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
附录C 中国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
后记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9)理解新经济地理学(论文提纲范文)
1 引言 |
2 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与新地理经济学 |
2.1 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
2.2 经济学的新地理经济学 |
3 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与新经济地理学 |
3.1 地理学的分析框架 |
3.2 地理学的新经济地理学 |
4 两种“新经济地理学”的对比与未来 |
4.1 两种新经济地理学的对比 |
4.2 两种新经济地理学的未来 |
四、克鲁格曼:为世界经济敲响警钟(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研究[D]. 李卓琦. 湖南科技大学, 2019(06)
- [2]《纽约时报》经济报道“中国威胁论”分析[D]. 于蓉. 上海大学, 2019(04)
- [3]低碳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 ——基于生产率视角[D]. 吴敏洁. 东南大学, 2019(02)
- [4]后金融危机时代新自由主义政府观与我国政治安全研究[D]. 聂圣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01)
- [5]国际游资流动的有效监管研究[D]. 谢罗奇. 湘潭大学, 2016(06)
- [6]自由主义与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体制的发展[J]. 何志鹏,孙璐.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 2014(00)
- [7]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及传导机制研究[D]. 邸振龙. 东北师范大学, 2013(05)
- [8]中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搭配研究[D]. 金素. 南京大学, 2013(05)
- [9]理解新经济地理学[J]. 胡志丁,葛岳静. 地理研究, 2013(04)
- [10]美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美国政府的应对策略[J]. 李拉亚. 经济学动态, 201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