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备力量建设将朝着与常备军一体化方向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林高松[1]（2020）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兵役法律制度是国家的重要军事制度,是国家开展兵役工作的法律保证。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深化……兵役制度等重大政策制度改革,推进军事管理革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研究分析兵役法律制度所包含的法理价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本文按照“理性分析、历史沿革、价值定位、内外环境、完善之道”的逻辑顺序分五章展开研究。第一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理性认识。从兵役法律制度的基本概念、兵役实体法律制度、兵役程序法律制度等为研究起点,对兵役法律制度的内涵外延进行科学界定,系统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主要特征和地位作用,为论文撰写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第二章,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分析。按照古代、近代和新中国等三个阶段系统梳理我国兵役法律制度发展脉络,系统分析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现状,从体系构成、实质内涵和主要问题等方面展开研究,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发展的新要求,兵役法律制度体系更加科学完备、现役军人制度更加适应现代化局部战争需要、退役军人制度更加适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第三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价值定位。主要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所蕴含的法理价值进行全面阐述,一是兵役义务与兵役权利的价值整合,二是国家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有序统一,三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相互融合,四是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五是和平权与发展权的有序调整等,充分展现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公平正义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第四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外环境。客观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因素,这是新时代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根基。从五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国防实力同步增强,二是我国总体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局部战争威胁始终存在,三是信息化局部战争对兵员素质要求普遍提高,四是优待军人成为兵役法律制度的内在共识,军人权益得到有效维护,五是军队独生子女兵员质量不容乐观,应征青年身体素质明显下降。第五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完善之道。主要从兵役法律制度建设角度提出一系列对策措施,力求为国家兵役机关开展兵役法律制度建设提供参考。一是科学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体系,二是大力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质量,三是全面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落实。加快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持续为国家提供优质的兵员补充,确保国家总体安全,进而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周子健[2]（2020）在《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面临积贫积弱、战乱不断的国内、国际局势,列宁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了一套亘古未有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建设模式,巩固了属于绝大多数劳动群众的无产阶级政权,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辟了新境界。列宁所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在性质上与资产阶级政权建设有着根本的不同,它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又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为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提供了基本立场和理论基础,普列汉诺夫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启发了列宁对俄国具体实际的有益思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经验对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举措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三者的共同作用下,列宁逐步阐发了无产阶级的党建学说、苏维埃组织的政权构想、革命军队与革命战争理论、工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主张等等,为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建设进行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是包括党的领导与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关系、党的领导与工会及合作社等群众组织的关系、苏维埃国家权力机构与行政机关、军事机构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基本问题的有机整体,贯穿着普遍与特殊、理论与实践、现实与未来相统一的基本理念。党的领导及苏维埃的民主制度保障了无产阶级意志的双重上升渠道,构成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关键核心。人民委员会的经济建设工作及工农红军的革命斗争任务维护了国内的和平与发展,构成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双重架构。工会的生产联合职能及合作社的产品分配职能加强了国家与社会的密切联系,构成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社会细胞。在关键核心、双重架构和社会细胞的协同作用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断接近民主、发展与稳定的历史目标。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深刻地回答了处于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动态进程中的国家政权,应该如何消除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异化现象,焕活社会机体中的僵死细胞,使国家、社会及群众组织逐渐统一于自由人联合体,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各尽其能,按需分配”这一新型国家政权的未来发展趋势的重大问题。“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在将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的实践过程中,苏维埃政权建设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经验借鉴与历史反思。当前,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为向共产主义过渡而进行长期的社会生产力建设的重大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在实践中借鉴列宁关于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朝着“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砥砺前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董政[3]（2019）在《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文中指出伴随着新中国的国家建设,当代中国法理学也走过了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段艰辛的学术探索的历程中,当代中国法理学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逐渐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事业得到更加全面与深入的推进,这为当代中国法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学术契机。因此,当代中国法理学需要反思和总结自身的不足,并努力寻找新的理论突破点与增长点。这样就需要从国家观入手,一方面通过梳理、分析与评判中国法理学在不同阶段所持之国家观来反思国家与法的关系在当代中国法理学所呈现出的不同样态;另一方面,在总结当代中国法理学国家观研究之不足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建构“国家的法理论”这一理论构想。简言之,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既是一种寻找“国家”的学术反思,又是一种找回“国家”的学术构想。为了能清晰地描绘当代中国法理学之国家观的内容与变迁过程,需要建立了三个理想型,即“强”国家观的法理论、“弱”国家观的法理论和“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这三个理想型是对中国法理学三个历史阶段的概括或模型化:第一阶段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这一阶段的法理学属于一种“强”国家观的法理论,以“国家与法的理论”为典型;第二阶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2005年左右）,由于这个阶段法理学业已获得自身的正当性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并且各种法理论层出不穷、蔚为大观,因而这个五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法理论属于“弱”国家观的法理论,主要考察的是以张文显教授为代表的权利本位论、以夏勇教授为代表的民权哲学、以公丕祥教授为代表的法制现代化理论,以苏力教授为代表的法治本土资源论、以梁治平教授为代表的法律文化学;第三个阶段是从2005年以来至今,纵然有一些法理论还未形成气候,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和讨论,但是这些法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主动地将“国家”置于其理论学说的核心位置,自觉地探究国家与法之关系的基本原理与规律,这些法理学属于“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这一法理论的典型有以强世功教授为代表的立法者的法理学、以高全喜教授为代表的政治宪法学、以苏力教授为代表的大国宪制论。“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所以是“强”国家观的法理论,是因为在国家与法的关系中,国家在价值层面上居于统摄地位,法很大程度上沦为国家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法理论也因此成为国家理论的附属品。换言之,在“国家与法的理论”中国家（理论）比起法（理论）而过于强势,国家与法在理论上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与“强”国家观的法理论之“强”一样,所谓“弱”国家观的法理论之“弱”也是从国家与法之关系的角度界定的,只不过这种“弱”表现出更多的复杂特性。首先,国家观之“弱”表现为相对弱势,是相较于“强”国家观之绝对强势而言的。其次,国家观之“弱”还意味着包含国家视角、叙事、利益、精神、价值的国家理论的式微。再次,国家观之“弱”也指明了国家主题不再是法理学的中心主题,换言之,法理学对国家主题的关注只是法学理论自身研究的一个附带结果而已。最后,国家观之“弱”还体现为尚未建构起与法学理论相关的系统性的国家理论框架。正是基于这四点特性,国家（观）较之于法律（观）在这种法学理论模型中居于一种弱势地位。“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是指以国家为研究“视域”的法学理论范式。这一法学理想型中从国家出发重新审视法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进路、研究旨趣等,将国家重新纳入到了法学基本理论的讨论之中,并且国家与法的关系构成了这一法理论的基本研究范畴。从“强”国家观的法理论到“弱”国家观的法理论再到“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国家观在当代中国法理学中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虽然目前中国法理学开始逐渐意识到国家之于法学理论的重要价值,但是总体而言将国家与法之关系作为法理学基本研究范畴的自觉性还不强,尚未建构起足以解释当代中国重大法治实践的理论模型、分析框架与方法论。因此,正是在反思与总结当代中国法理学国家观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迈向“国家的法理论”。可以从时代语境、研究对象与主题构成三个方面对“国家的法理论”进行论纲性的阐述。首先,“国家的法理论”之时代语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新时代”有四重内涵,即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中华民族奋斗的新目标、担当国际秩序的新角色,以及这一新时代依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是新时代基本属性的不变性。新时代对于法学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为当代中国法理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命题,“国家的法理论”实际上就是在这些大的题域的统摄下对具体相关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说,新时代为当代中国法理学迈向“国家的法理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研究契机,其具体表现为注重交叉学科研究的契机、注重法学宏观范式的研究契机、注重探寻国家精神的研究契机,这些契机也是“国家的法理论”今后深化研究的立足点。其次,由于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法理,因此作为一种法理学的“国家的法理论”当然也是以法理为研究对象,只不过这一法理是现代国家建构的法理,即现代国家在以法建国、以法治国过程中的法律规律、原则、方法与价值。正是由于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国家的法理论”在研究中虽然以国家作为中心视角、从国家出发来观察法律,但其落脚点是发现、观察、分析与提炼法理。最后,“国家的法理论”对现代国家建构之法理的研究不是漫无目的地展开,而是在更为具体的研究主题之下去发现、观察、分析与提炼法理。因此,还需着重分析“国家的法理论”之主题构成。“国家的法理论”包含着三大主题即国家理性、法律理性与政党理性。当然,“国家的法理论”并不是孤立地研究这三大主题,而是集中地考察国家理性、法律理性与政党理性的互动关系,这一互动关系组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法理图景,也即形成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立宪的政党—国家理性。
黄毓森[4]（2019）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现代战争与经济关系研究》文中提出战争,是人类社会一种复杂且特殊的交往形式,其发展演变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战争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不同的因素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战争造成不同的影响。经济,作为一种基础性的影响因素,则在战争的各个方面发挥着更为根本性、基础性的作用——无论是整体战略的确定、作战对象的认定,抑或是作战手段、作战模式的选择,无一不受到经济的影响与制约。与此同时,战争也会对经济产生深刻影响。本论文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对现代战争的经济动因、经济基础、经济成本以及经济收益等方面展开论述。论文从自然空间利益、社会空间利益、认知空间利益三个层面出发,对战争的动因展开探讨。通过分析,论文认为现代战争的动因尽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利益网络的交融而显得愈发多元,但归根结底都是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随着现代战争技术含量的持续提升,战争对社会经济支撑的要求也正日益提高。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模式,是基于知识的信息经济发展模式,而非过去那种基于原料与劳动力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这一深刻转变,也会对建立于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战争产生诸多影响。论文从战争物质生产、军事人力资源、战略战术制定三个方面出发,对现代战争的经济基础进行探讨。在人类的军事实践活动中,战争并非完全被动地决定于社会经济状况,同时也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影响。战争的社会经济功能具有双面性。一方面,战争会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负面、阻滞的影响;另一方面,战争也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促进作用。这是战争与经济辩证关系研究最为基本的思考起点,也是战争与经济辩证关系研究的逻辑基础。按照时间维度展开,论文对现代战争准备期间——进行期间——结束之后的经济成本进行分析,并通过对现代战争的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的多维度透析,以更为全面深刻地认识战争的经济成本。与此同时,论文还从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经济发展动力的增强以及军事技术的先行发展与社会转移三个方面展开,具体分析战争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在总结分析现代战争的动因、经济基础以及战争的经济成本与经济收益的基础上,论文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在未来应该以怎样的思维、怎样的方式来实现富国与强军的有机统一,走好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张学娟[5]（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加强干部和干部制度建设,党的干部制度建设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有机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全面执政的背景下开启了现代干部制度建设,这在党的干部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过程中,以上海为代表的城市干部制度建设更具有重要性与独特性。因此,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从中探索出干部制度建设的实践模式和方法意义,以史为鉴,能更好地回应当下干部制度化建设的新命题。论文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的指导下,充分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党史党建等相关理论,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实践逻辑、政治功能以及经验与问题进行探讨,并得出相应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庞大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着干部制度建设思想,集中体现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和社会主义廉价政府构建理论中。列宁在治国实践中首次形成了干部制度体系,包括干部的选拔任用、培训教育、管理与监督等。毛泽东更注重将马克思主义干部制度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制定了一系列干部标准、干部路线与干部管理方法。这些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理论渊源,也凸显出干部制度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必须置于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的框架内考察,才能以正确的逻辑理顺其时代背景。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领导人民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上海的城市建设与发展也在城乡关系重塑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定位,党要想顺利实现组织适应性转型,成功领导国家建设,必须要有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干部队伍作为支撑。另外,从制度的路径依赖看,这一时期的干部制度化建设既有着传统文官制度的遗留,又有着革命时期中共干部制度的探索,更有着苏联干部制度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路径影响。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历着由大规模干部的吸纳、整顿到系统化干部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以1953年分部分级管理制的实施为界,可将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分为两个历程。1949-1952年为干部队伍的扩充、整顿阶段,上海通过南下干部进驻、对旧人员的任用和提拔新干部,并对干部进行教育与整顿,扩充和规范了干部队伍。1953-1956年为干部制度的制定与完善阶段,在党管干部原则的强化和分部分级管理制的实施下,上海逐步建立起干部选拔任用制、干部教育培训制、干部人事管理制、干部监督制等较为规范的干部制度体系,有效保障了上海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是意识形态、政治组织、政治运动等多要素互动作用的结果。干部意识形态塑造奠定了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基础,同时,干部制度建设又强化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组织构成了干部制度化建设的行动空间,党组织在党管干部原则下对干部制度建设起着核心作用;政府组织以其专业特色和职能分散特点,发挥着其在制度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群团组织在干部制度建设中起到了辅助性作用。政治运动在特殊的历史年代成为干部制度化建设的重要推手,在政治运动中,干部制度得以规范化。这三个要素之间不是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交融,共同推进着干部制度化建设。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颇有成效,党成功构建上海新政权建设所需的干部网络体系。党在推进干部制度建设中,规范了党组织、稳定了政治秩序、积累了执政资源,实现了上海政权稳固和经济的恢复发展。其中更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对当前干部制度化建设启示深刻。论文从制度与制度化建设视角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建设,并选取1949-1956年上海作为案例。论文不仅从宏观上把握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程,还试图从微观上探讨干部制度化建设如何在组织、群体、事件、行为中推进。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能从总体上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城市干部建设中的努力,凸显城市干部制度建设的特色。干部制度建设既是历史之鉴,也是时代之需。新时代,党应充分重视干部制度与意识形态、组织建设的互动,继续推进干部制度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建设。
刘喆[6]（2019）在《不同国防战略背景下中美国防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如何将有限的国家资源在国防部门与民用部门之间进行合理的配置,是世界各国政府都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政策问题。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虽然已被广泛研究,但研究结论尚无法形成明确共识,而且现有文献大多将国家采取的国防战略考虑为外生给定的因素,忽略了在不同国防战略背景下国防支出可能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同影响这一事实。本文的主题是研究不同国防战略背景下中美国防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期望通过中美之间的比较研究,考察国防战略因素在国防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中所发挥的作用,并找出中国国防支出政策以及国防工业所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提高国防支出的效益、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提供理论和实证的借鉴意义。本研究采用比较研究法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和比较了不同国防战略背景下中美国防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内容有:（1）对国防支出概念的界定与分类。本文强调了国防战略的三大决定因素,即国家利益、国家大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综合国力。在这一定义的基础上,对不同国家的国防战略进行了分类,即全球威慑型、积极防御型、联盟型和中立型。（2）梳理了二战以来中美两国国防战略的调整与演变,总结出中美两国国防战略中不变的指导思想（全球威慑与积极防御）,以及在各自不同的国防战略思想指导下建设与运用国防力量的不同方式。（3）将国防战略量化到实证模型当中,检验和比较不同国防战略背景下,中美两国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差异。结果表明美国总国防支出在长期和短期都对经济增长有显着的积极影响,但美国海外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着为负;国防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4）在立足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前提下,提出了加强中国国防支出经济增长效能的可行性政策建议:一是保持国防支出的合理规模与增速,实现国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二是优化国防支出结构,提升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质量和效益;三是深化国防经济经营主体改革,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不同国防战略背景下国防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做了初步的探讨。本文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国防支出规模需求方程为基础,推导出了国防规模需求方程的一般形式,并探讨了不同国防战略对国防支出规模和结构可能造成的不同影响,进一步又分析了不同规模与结构的国防支出通过不同的需求效应、供给效应和安全效应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同的影响。第二,将国防战略因素纳入到实证模型中,对不同国防战略背景下中美两国国防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证实了在不同国防战略背景下中美两国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的确不同。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修正后的巴罗模型（Barro Model）为基础,利用协整的自回归分布滞后边界测试（auto-regressive distributive lag,ARDL）来确定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利用误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ECM）分析变量之间的短期动态效应。对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效应的同时考察使得本文的研究结论更准确、更有意义。
宁勇[7]（2014）在《中国民兵制度融合式发展路径分析 ——基于现代化条件下中外民兵预备役制度比较》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民兵制度作为一项传统的军事制度,是在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指引下建立起来的,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完善。在这一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中国民兵,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壮大的历程,已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后备力量,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型军事变革的不断推进以及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中国民兵制度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如“与现代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不相适应,与新时期后备力量历史使命不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与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不相适应”等问题日益突显。为有效破解“四个不相适应”的难题,综合分析现代化条件下民兵建设特点,纵观世界预备役建设发展趋势,可以得出,坚持走融合式发展道路将是中国民兵制度发展的首选路径。研究民兵制度融合,可以有多个层面。本文试图综合运用历史文化、政治学、社会学、制度这四种视角,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的结合上,对中国民兵制度的历史背景、发展进程、现行组织机制及其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比较研究外国预备役融合式建设的基本特征、经验做法和发展趋势,针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和民兵职能范围不断拓展的特点,提出现代化条件下中国民兵制度融合式发展路径,力求提高我国民兵建设整体质量,满足“市场”和“战场”的双重需要。论文首先回顾了中国民兵起源与发展的光辉历程,具体从产生、形成和发展三个时期分析了中国民兵制度建设的背景、实践和特点,梳理出其由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到军民融合的发展态势；其次,从当前民兵工作机制体制不畅通、力量效能发挥不明显的现实问题着眼,对中国现行民兵制度的组织结构机制、存在问题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再次,通过数据和实例分析,归纳出以美国、俄罗斯、日本为代表的外国预备役融合式建设特点,列表比较了中外民兵预备役制度的优缺点,重点分析总结了外国预备役在规模结构、指挥体制、训练管理、武器装备及待遇保障等方面的经验做法；最后,充分借鉴中外民兵预备役制度建设的经验做法,探索分析新时期现代化条件下中国民兵制度建设的融合式发展路径,即科学构建现代化融合式组织新格局,努力实现民兵各项建设的充分融合,并采取措施重点加强城市民兵融合式建设,力求沿此路径走出一条投入少、效益高的民兵建设新路子,实现国防建设和社会经济建设的“双赢”。
徐芳[8]（2013）在《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是世界军事教育发展的普遍趋势,也是解决当前我国军事人才培养问题的必由之路。研究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问题,既是对世界军事发展的主动适应,也是加强我国军事人才队伍建设的迫切需要,对于提高军事人才培养质量效益、建立和完善我国军民融合的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本文从分析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的现实意义入手,在梳理和归纳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对教育、军事教育、军事人才培养等基本概念的辨析,以及对系统理论、军民融合理论、军事人才成长理论的阐述,确立了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问题研究的理论依据。透过对美、英、俄、日等世界主要军事强国在军民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上做法的分析,总结出对我国实施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的启示。尔后,通过回顾我国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工作的发展历程,总结出我国在军民教育融合式培养军事人才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和取得的突出成就,并深入分析了我国当前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工作中存在的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完备、领导管理体制不够健全、运行机制不够顺畅、保障责权不够明确、培养效益不高等问题。针对我国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文章提出应确立实现富国与强军相统一、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人才智力支持的总目标,坚持需求牵引、军队主导、科学统筹和质量效益等基本原则,明确了强“基”、扩“容”、提“质”的发展思路。论文最后从统一观念、完善法律体系、健全组织管理体制、理顺运行机制、提高军事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培养质量、进一步拓展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渠道等六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
袁洋[9]（2013）在《论普鲁士军事改革1858-187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普鲁士自19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和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努力,最终确立了在德意志的经济霸主地位。但是经济上的强势并不能使普鲁士完全摆脱维也纳会议确立的欧洲“均势原则”,它的政治无时不刻遭受着欧陆三强邻法、俄、奥的掣肘。雄心勃勃的普鲁士容克贵族统治阶级意识到,打破“均势原则”,排除强邻的干涉,完成德意志的统一大业,必须锻造一支足够强大的军队,在未来的统一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普鲁士的军事改革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的。1858年赫尔穆特.冯.毛奇被普王正式任命为总参谋部长,在他的领导之下,普鲁士军队不断革除以往军事体制的局限性,调整了兵役体制；扩大了总参谋部的职能范围并最终将其提高到了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的地位：完善了军官培训制度,降低了贵族阶层对军官职位的垄断性；进一步发展了后勤制度,初步发展了海军力量。毛奇还敏锐注意到了工业革命新技术对军队即将产生的重大影响,将铁路、新式火器以及电报引入军用,力求提高普军的战斗力。普鲁士的军事改革最终承受住了三次对外战争的考验,毛奇亦在历次战争中不断发展了自己的军事理论思想。军事改革造就了德意志第二帝国,深刻改变了欧洲的局势,德国成为了新的欧陆霸主,各国从普鲁士辉煌的胜利中看到了普军在军事组织、教育、训练以及战略战术运用等方面的优势,纷纷进行不同程度的效仿。战争的胜利同时也助长了容克贵族统治阶层对军事力量的迷信与崇拜,军国主义得到了发展,最终将德国引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黄杰[10]（2012）在《比较历史视野下的大国治理问题研究：以耦合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关系为线索》文中认为从古至今,大国治理问题不仅是学界、政界甚至一般民众倍感兴趣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是一个不断崛起的大国,这种崛起受到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因素的影响。本文认为,中国要真正实现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快速的经济发展和良好的国际环境等因素固然很重要,但是最根本的还在于国内的治理结构是否合理和完善。那么,一个大国具有何种治理结构才能实现并长期维系良好的治理绩效呢?本文认为,从大国自身特征和治理内在需求的角度出发,大国的有效治理应该建立在国家与社会“双轮驱动”的基础上,即大国的治理结构应该是由两套具有不同性质、目的和行动逻辑的治理体系所耦合而成的,我们将其称之为“耦合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的耦合性有强弱之分,它主要体现在以国家（或中央政府与精英）和社会（或地方政府与民众）为主体的两套治理体系之间相互认同、嵌入和渗透的程度。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基本假设：大国的耦合治理结构同它的治理绩效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强耦合性的治理结构是大国实现良好治理绩效的重要基础和条件；反之,弱耦合性的治理结构则不利于良好治理绩效的实现,甚至会导致治理危机的不断累积和政治体系的最终崩溃。上述命题和假设要想得到证明,就必须建立在对大国治理结构的构成和特征深入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因此,笔者通过选取古代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大国一—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作为研究案例,以耦合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关系为线索,尝试去证明上述命题和假设,这种证明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去解释和分析“双轮驱动”对于大国有效治理的关键性意义何在。就中华帝国而言,它是古代世界中极少数实现了长期有效治理的大国,而罗马帝国在治理绩效上就要差很多。为什么两国在治理绩效上会存在重大差异呢?本文认为,中华帝国的长期有效治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皇权-官僚主导的国家治理体系与家族、宗族和村落等构成的社会治理体系之间实现了强有效的耦合,即是一种强耦合性的治理结构；而罗马帝国的治理不力和失败很大程度上源自于皇帝和军队主导的国家治理体系与由行省和自治城市等构成的地方治理体系之间的弱耦合性,即是一种弱耦合性的治理结构。这就是说,大国的治理结构的耦合性强弱程度会对它的治理绩效产生显着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体现为大国在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以及对环境的适应性等方面存在着显着的差异性。这意味着大国的耦合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之间确实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性。总之,一个大国要实现并维系长期的有效治理,就需要将其治理建立在国家与社会双重治理体系强耦合的基础上,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双轮驱动”为大国治理与成长提供强大的动力资源和制度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大国治理所面临的各种基本问题——如何在国家控制与社会自治、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一体化与多元化之间实现动态平衡——就会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这无疑是大国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经验。本文最后对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一方面应该对中华帝国等大国的治理经验与历史遗产进行选择性开发和创造性转化,另一方面应该通过积极的政治体制改革,重建政党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为中国社会的成长开拓新的空间,从而建构起一种国家与社会双重治理体系之间强耦合的新型治理结构。建构这种结构就意味着中国的国家治理应该建立在“双轮驱动”这种有力而稳固的基础上,这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和长治久安最为现实可行的路径。
二、后备力量建设将朝着与常备军一体化方向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后备力量建设将朝着与常备军一体化方向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主要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目的和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理性认识 |
| 第一节 兵役法律制度的科学界定 |
| 一、相关概念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实体法律制度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程序法律制度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主要特征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制度的法律特征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时代特征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内容特征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地位与作用 |
| 一、兵役法律制度是国家军事制度的重要内容 |
| 二、兵役法律制度是保卫国家安全的坚实基础 |
| 三、兵役法律制度是组织兵役工作的有效规范 |
| 第二章 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 |
| 一、我国古代兵役法律制度 |
| 二、我国近代兵役法律制度 |
| 三、新中国兵役法律制度 |
| 第二节 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现状分析 |
| 一、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体系构成 |
| 二、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实质内涵 |
| 三、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主要问题 |
| 第三节 我国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客观分析 |
| 一、我国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主要经验 |
| 二、我国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优劣之处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发展的新要求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价值定位 |
| 第一节 兵役义务与兵役权利的价值整合 |
| 一、依法参加兵役是公民和法人的基本义务 |
| 二、参加兵役人员依法享有各种基本权利 |
| 三、正确处理兵役权利与兵役义务的关系 |
| 第二节 国家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有序统一 |
| 一、兵役必须以实现国家价值优先 |
| 二、公民通常是实现个人价值优先 |
| 三、兵役法律制度是国家价值与个人价值的调节器 |
| 第三节 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相互融合 |
| 一、国防是全体公民的国防 |
| 二、兵役实质是少数公民参加兵役 |
| 三、兵役法律制度是实现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统一的平衡器 |
| 第四节 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 |
| 一、公平与效率是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 |
| 二、兵役法律制度优先考虑军事效率 |
| 三、兵役法律制度充分体现公平原则 |
| 第五节 和平权与发展权的有序调整 |
| 一、追求国家和平权是兵役法律制度的基本目标 |
| 二、保障国家发展权是兵役法律制度的价值追求 |
| 三、统筹和平权与发展权是兵役法律制度的主要功能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外环境 |
| 第一节 国家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是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基础 |
| 一、经济实力 |
| 二、法治环境 |
| 三、军事改革 |
| 第二节 国家严峻安全形势是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必然要求 |
| 一、国家统一困境 |
| 二、周边事态纷争 |
| 三、西方大国遏制 |
| 第三节 信息化局部战争对兵员素质要求普遍提高 |
| 一、信息化局部战争成为未来战争的基本样式 |
| 二、高技术武器装备占据未来战场的主导地位 |
| 三、高素质的兵员成为信息化战争胜负的关键 |
| 第四节 优待军人成为兵役法律制度的内在共识 |
| 一、尊重军人共识 |
| 二、优待军人传统 |
| 三、军人权益维护 |
| 第五节 军队独生子女兵员质量不容乐观 |
| 一、独生子女成为军队服役主体 |
| 二、应征青年身体素质明显下降 |
| 三、入伍后退兵比例呈逐年上升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完善之道 |
| 第一节 科学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体系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目标任务 |
| 第二节 大力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质量 |
| 一、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组织领导 |
| 二、统筹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规划计划 |
| 三、科学组织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起草拟制 |
| 第三节 全面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落实 |
| 一、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全面提高兵役法律意识 |
| 二、加强执法监督检查确保法律制度落到实处 |
| 三、严格组织对违反兵役法律制度行为的惩治 |
| 结语:加快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应处理的几个关系 |
| 一、处理好兵役法律制度与其它军事政策制度之间的关系 |
| 二、处理好兵役法律制度与新时代强军要求的关系 |
| 三、处理好兵役法律制度制定与实施的关系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2）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选题背景及选题意义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2.研究综述 |
| 2.1 国内研究综述 |
| 2.2 国外研究综述 |
| 3.研究方法 |
| 4.研究创新及缺陷 |
| 5.研究内容的界定 |
| 1.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的起源与基础 |
| 1.1 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的理论渊源 |
| 1.1.1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 |
| 1.1.2 普列汉诺夫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
| 1.2 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对西方经验的借鉴 |
| 1.2.1 提出“美国式道路”的土地革命纲领 |
| 1.2.2 将苏维埃政权与进步的资本主义相结合 |
| 1.3 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的组织基础和政治保障 |
| 1.3.1 建立有严密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政党 |
| 1.3.2 苏维埃逐步发展为更高类型的民主国家 |
| 1.3.3 实行无产阶级民兵制以解除资产阶级武装 |
| 1.3.4 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要转变为阶级斗争 |
| 2.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关键核心 |
| 2.1 “议行合一”原则下的苏维埃制度 |
| 2.1.1 更高类型的民主形态 |
| 2.1.2 “议行合一”的中央机关组织架构 |
| 2.1.3 民主集中制的政权组织形式 |
| 2.2 作为无产阶级先进阶层的布尔什维克 |
| 2.2.1 由“分掌政权”发展为一党执政 |
| 2.2.2 党的领导是党对政治的领导 |
| 2.2.3 强化党内民主与党内监督 |
| 2.3 党和苏维埃的辩证统一关系 |
| 2.3.1 协调运转的“两个轮子” |
| 2.3.2 互为前提的有机统一 |
| 3.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双重架构 |
| 3.1 总管一切政务的人民委员会 |
| 3.1.1 壮大经济机关组织社会主要活动 |
| 3.1.2 发展国民教育提升群众文化水平 |
| 3.1.3 推进国家机关改革消除官僚主义弊病 |
| 3.2 武装无产阶级的工农红军 |
| 3.2.1 属于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军事力量 |
| 3.2.2 帝国主义时代下的“自卫战争” |
| 3.2.3 工农红军的正规化建设 |
| 3.3 人民委员会与工农红军的辩证统一关系 |
| 3.3.1 人民委员会与工农红军的组织关系 |
| 3.3.2 经济战线与军事战线的重心转移 |
| 4.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社会细胞 |
| 4.1 工人阶级联合的工会 |
| 4.1.1 党和国家的“传动装置” |
| 4.1.2 以苏维埃的纪律代替奴役的纪律 |
| 4.1.3 维护劳动群众的切身利益 |
| 4.2 改造小农经济的合作社 |
| 4.2.1 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遗产 |
| 4.2.2 合作社国有化的艰难进程 |
| 4.2.3 实现小农经济向共耕制的逐步过渡 |
| 4.3 工会与合作社的异同比较 |
| 4.3.1 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群众组织 |
| 4.3.2 共产主义原则下的生产组织与分配组织 |
| 5.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的内在逻辑与实践历程 |
| 5.1 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的内在逻辑 |
| 5.1.1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苏维埃政权建设 |
| 5.1.2 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苏维埃政权建设 |
| 5.2 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的实践历程 |
| 5.2.1 社会主义道路的迂回前进 |
| 5.2.2 对中农阶层的适当妥协 |
| 5.2.3 苏维埃民主体制的嬗变 |
| 6.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的当代价值 |
| 6.1 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借鉴 |
| 6.1.1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
| 6.1.2 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
| 6.1.3 坚持以战略思维总揽全局 |
| 6.1.4 坚持群团组织工作动员人民群众 |
| 6.2 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历史反思 |
| 6.2.1 坚持符合国情的经济发展方式 |
| 6.2.2 坚持重农固本的治国之要 |
| 6.2.3 坚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目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理论模型的建构 |
| (一)理想型的概念引入 |
| (二)理论模型的建构基础 |
| (三)三种理论模型 |
| (四)三种理论模型的时空关联 |
| 第一章 “强”国家观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时代型塑 |
| 第二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体系构造 |
| 第三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方法统摄 |
| 第四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批判分析 |
| 第五节 “真理的片段”:国家与法的关系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弱”国家观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权利本位论 |
| 一、权利本位论的两条线索 |
| 二、国家(观)在权利本位论中的显露 |
| 三、国家(观)在权利本位论中的隐匿 |
| 第二节 民权哲学 |
| 一、权利概念:从分析哲学到政治哲学 |
| 二、民权哲学:个人对抗国家的政治资格 |
| (一)中国传统历史中的民权 |
| (二)“集体权利—个人义务”模式 |
| (三)政治冷漠与权利觉醒 |
| 第三节 法制现代化理论 |
| 一、法制现代化理论与韦伯的理性观 |
| 二、法制现代化理论与伯尔曼的法的社会理论 |
| 三、立国者(代表)与第三次“法律革命”的政治解读 |
| 第四节 本土资源论 |
| 一、国家法与民间法:一种实用主义哲学的视角 |
| 二、实用主义的真理观:经验主义、后果论与法律的“科学游戏” |
| 三、开放还是保守:法学的价值虚无主义 |
| 第五节 法律文化学 |
| 一、法律文化学的方法论:“事实”的突破与“意义”的想象 |
| (一)“事实”的突破 |
| (二)“意义”的想象 |
| 二、谱系学:宗法国家的诞生 |
| (一)驱动化的军事战争 |
| (二)附庸化的经济结构 |
| (三)超越化的儒学思想 |
| (四)严苛化的法律统治 |
| 三、构造学:宗法国家的文化构成 |
| (一)身份文化 |
| (二)礼法文化 |
| (三)士人文化 |
| 四、文化解释学的困境与文化载体的变迁 |
| (一)文化解释学的困境 |
| (二)文化载体的变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立法者的法理学 |
| 一、法理学的本体重构:从法律人到立法者 |
| (一)法的本质属性:法律的国家性 |
| (二)法律人的法理学 |
| (三)立法者的法理学 |
| 二、立法者与不成文宪法 |
| (一)不成文宪法:宪法规范的政治形态 |
| (二)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 |
| 三、立法者的法理学之内部面向:政党法治国 |
| (一)走出“法律帝国” |
| (二)多元一体的法治共和国 |
| (三)法治的中国模式:政党法治国 |
| 四、立法者的法理学之外部视野:帝国与国际法 |
| (一)地缘政治学与“麦金德时代” |
| (二)帝国:做世界的立法者 |
| (三)帝国的悖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第二节 政治宪法学 |
| 一、政治宪法学的本体论:宪法的政治性 |
| (一)思想的轨迹:从国家哲学到政治宪法学 |
| (二)政治宪法学的“政治”意涵 |
| (三)政治的状态: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 |
| 二、政治宪法学的方法论:宪制发生学 |
| (一)“历史—规范主义” |
| (二)“生命—结构主义” |
| (三)宪制发生学的三条线索 |
| 三、政治宪法学的价值论:宪法的规范性 |
| (一)政治宪法学的“左”与“右” |
| (二)宪法的规范性:政治立宪主义 |
| 第三节 大国宪制论 |
| 一、农耕中国的时间之维 |
| (一)大历史观:在长时段中拾起历史 |
| (二)“拧干时间” |
| 二、农耕中国的空间构造 |
| (一)家 |
| (二)国 |
| (三)天下 |
| 三、农耕中国的制度肉身 |
| (一)皇帝 |
| (二)士人 |
| (三)国人/村民 |
| 四、农耕中国的治理之术 |
| (一)文韬:农耕中国的文化宪制 |
| (二)武略:农耕中国的军事宪制 |
| (三)经世济民:农耕中国的经济宪制 |
| 五、大国末路:农耕中国的宪制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迈向“国家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国家的法理论”之时代语境 |
| 一、“新时代”的多重意蕴 |
| 二、新时代的法理论命题 |
| 三、迈向“国家的法理论”的时代契机 |
| 第二节 “国家的法理论”之研究对象 |
| 一、法理的概念意涵与多维属性 |
| 二、现代国家建构的法理 |
| 第三节 “国家的法理论”之主题构成 |
| 一、国家理性 |
| (一)国家福祉 |
| (二)治国技艺 |
| 二、法律理性 |
| (一)法律的实质理性 |
| (二)法律的形式理性 |
| 三、政党理性 |
| (一)中国梦 |
| (二)执政能力 |
| 四、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法理图景 |
| (一)政党—国家理性:政党领导的现代中国 |
| (二)立宪的国家理性:国家理性与法律理性的双向型塑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以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4）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现代战争与经济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rt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关于战争动因的研究 |
| 1.2.2 关于战争经济基础的研究 |
| 1.2.3 关于战争经济成本与收益的研究 |
| 1.3 研究思路与论文架构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战争与经济理论概述 |
| 2.1 战争的经济本源 |
| 2.1.1 战争的经济根源 |
| 2.1.2 战争的经济起源 |
| 2.1.3 战争的经济动因 |
| 2.2 战争的经济基础 |
| 2.2.1 武器装备生产以社会经济状况为基础 |
| 2.2.2 军事人力资源以社会经济状况为基础 |
| 2.2.3 军队作战方式与组织结构以社会经济状况为基础 |
| 2.3 战争的社会经济功能 |
| 2.3.1 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破坏 |
| 2.3.2 对社会制度变革的催化 |
| 2.3.3 对技术进步的牵引 |
| 第三章 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现代战争动因 |
| 3.1 自然空间利益 |
| 3.1.1 自然资源控制权 |
| 3.1.2 战略通道控制权 |
| 3.2 社会空间利益 |
| 3.2.1 地缘政治主动权 |
| 3.2.2 经济秩序主动权 |
| 3.2.3 科技发展主动权 |
| 3.3 认知空间利益 |
| 3.3.1 社会安全认知 |
| 3.3.2 意识形态传播 |
| 3.3.3 战略威慑效应 |
| 第四章 现代战争的经济基础 |
| 4.1 战争物质生产的经济基础 |
| 4.1.1 军事工业生产能力 |
| 4.1.2 民用部门生产能力 |
| 4.1.3 国家战争动员能力 |
| 4.2 军事人力资源的经济基础 |
| 4.2.1 军事人员的队伍规模 |
| 4.2.2 军事人员的职业技能 |
| 4.2.3 军事人员的身体素质 |
| 4.3 战争形态演变的经济基础 |
| 4.3.1 军事战略的制定 |
| 4.3.2 战争样式的变化 |
| 4.3.3 军队体制的变革 |
| 第五章 现代战争的经济成本 |
| 5.1 战争准备期间的经济成本 |
| 5.1.1 战争准备期间的人员成本 |
| 5.1.2 战争准备期间的物资装备成本 |
| 5.1.3 战争准备期间的经济发展间接成本 |
| 5.2 战争进行期间的经济成本 |
| 5.2.1 战争进行期间的人员成本 |
| 5.2.2 战争进行期间的物资装备成本 |
| 5.2.3 战争进行期间的经济发展间接成本 |
| 5.3 战争结束后的经济成本 |
| 5.3.1 战争结束后的人员成本 |
| 5.3.2 战争结束后的社会重建成本 |
| 5.3.3 战争结束后的经济发展间接成本 |
| 第六章 现代战争的经济收益 |
| 6.1 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 |
| 6.1.1 经济发展安全环境的改善 |
| 6.1.2 社会制度的变革 |
| 6.1.3 军事人员与设施的社会转移 |
| 6.2 经济发展动力的增强 |
| 6.2.1 社会消费需求增加 |
| 6.2.2 拉动社会就业增长 |
| 6.2.3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 6.3 军事技术的先行发展与社会转移 |
| 6.3.1 军事技术的先行发展 |
| 6.3.2 军事技术社会转移的价值运动 |
| 6.3.3 军事技术社会转移的溢出效益 |
| 第七章 对中国特色富国强军之路的启示 |
| 7.1 以国家发展利益为国防建设的根本指向 |
| 7.1.1 确立与和平发展相适应的军事战略 |
| 7.1.2 建设与和平发展相适应的军事力量 |
| 7.1.3 统筹运用军事力量营造有利战略态势 |
| 7.2 建设支撑世界一流军队的现代化国防工业体系 |
| 7.2.1 系统论视角下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 |
| 7.2.2 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内涵剖析 |
| 7.2.3 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实现路径与政策举措 |
| 7.3 走军民融合道路实现富国强军 |
| 7.3.1 走军民融合发展道路是军事力量建设的未来走向 |
| 7.3.2 走军民融合发展道路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
| 7.3.3 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基本抓手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5）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主要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评价与展望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干部 |
| (二)制度与制度化 |
| 四、研究框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与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理论溯源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干部制度建设的理论论述 |
| 一、建立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 |
| 二、建设廉洁高效的行政队伍——社会主义廉价政府构建理论 |
| 第二节 列宁干部制度建设思想 |
| 一、强调干部的选拔与任用 |
| 二、重视干部的培训与教育 |
| 三、加强干部的管理与监督 |
| 第三节 毛泽东干部制度建设思想 |
| 一、制定干部标准与干部路线 |
| 二、干部工作要与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 |
| 三、干部要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执政空间转换下中国共产党组织适应性分析 |
| 一、反应性适应：中共执政方式亟待调整 |
| 二、结构性适应：政党组织结构亟待优化 |
| 三、功能性适应：中共执政能力亟待提升 |
| 第二节 历史与环境视角下干部制度建设的路径依赖 |
| 一、中国传统官僚体制下文官考试、培训与管理制度 |
| 二、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干部管理的制度探索 |
| 三、苏联干部制度建设的路径探索 |
| 第三节 城乡关系重塑下上海城市发展与管理的定位 |
| 一、从消费性城市到生产性城市：新政权建立初期资源短缺下的上海城市发展路径 |
| 二、从异质化到同质化：新政权建立初期上海城市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 |
| 三、从失序到有序：新政权建立初期上海城市再组织化的定位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1949-1952 年：上海干部队伍的扩充与整顿 |
| 一、上海城市管理模式与干部现状 |
| 二、上海干部吸纳工作的展开 |
| 三、上海干部队伍的初步整顿与干部制度的酝酿 |
| 第二节 1953-1956 年：上海干部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
| 一、国家政治制度逐步确立与上海干部制度建设 |
| 二、上海党管干部原则和分部分级管理模式的建立 |
| 三、上海具体干部制度的制定与完善 |
| 四、上海干部制度建设的规范性特征与变量考察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实践逻辑 |
| 第一节 价值理念：干部意识形态的塑造 |
| 一、意识形态与制度：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一种理论关联 |
| 二、干部意识形态担当者形象的新定位 |
| 三、干部意识形态担当者形象的再塑造 |
| 第二节 组织载体：干部制度化建设的行动空间 |
| 一、组织嵌入与制度演进：干部制度化建设行动空间的一个分析框架 |
| 二、权力空间：权力集中与党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
| 三、行政空间：职能分散与政府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基础意义 |
| 四、社会空间：力量支撑与群团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辅助作用 |
| 第三节 政治运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政治策略 |
| 一、破与立：政治运动对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双重影响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与干部制度建设相关的政治运动梳理 |
| 三、整党运动：政治运动中推进干部制度化建设的一个案例考察 |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功能分析 |
| 第一节 强化组织：上海市社会整合与政权稳固 |
| 一、构建了上海市的干部网络系统 |
| 二、完成了上海市各级政权建设 |
| 三、实现了党组织适应性转变 |
| 第二节 稳定秩序：城市的高效管理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 |
| 一、城市专业化干部管理队伍形成 |
| 二、上海城市的高效管理 |
| 三、上海经济的恢复发展 |
| 第三节 积累资源：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奠定 |
| 一、意识形态执政资源的巩固 |
| 二、中共执政群众资源的丰富 |
| 三、中共执政组织资源的优化 |
| 四、制度执政资源的初步构建 |
| 第四节 增强能力：中国共产党执政水平的提升 |
| 一、强化党生存抗变能力 |
| 二、提升党社会整合能力 |
| 三、增强党领导城市发展的能力 |
|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与现代启示 |
| 第一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
| 一、注重理论传承与干部制度创新同步 |
| 二、重视意识形态建设与干部队伍治理并举 |
| 三、加强党组织建设与干部制度建设互动 |
| 四、坚持宏观系统性与微观灵活性相结合 |
| 第二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教训 |
| 一、组织机构中出现干部配备不合理的现象 |
| 二、干部管理中存在红与专区分上的盲目性 |
| 三、大众参与在干部制度运行中的弱点 |
| 第三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具体启示 |
| 一、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性与包容性建设 |
| 二、加强党员干部队伍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建设 |
| 三、加强干部制度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建设 |
| 四、加强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与社会性建设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阶段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一、作者简历 |
| 二、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6）不同国防战略背景下中美国防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二、国防战略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三、对国内外已有文献的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不同国防战略背景下国防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防战略的概念与分类 |
| 一、国防战略概念界定 |
| 二、国防战略的分类 |
| 第二节 国防战略影响国防支出的作用机理 |
| 第三节 国防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
| 一、国防支出通过需求效应影响经济增长 |
| 二、国防支出通过供给效应影响经济增长 |
| 三、国防支出通过安全效应影响经济增长 |
| 第三章 中美国防战略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中美国防战略历史演进 |
| 一、二战以来美国国防战略的调整与演变 |
| 二、二战以来中国国防战略的调整与演变 |
| 三、中美国防战略的差异比较:全球威慑与积极防御 |
| 第二节 中美国防战略差异的现实表现 |
| 一、军兵种结构差异比较 |
| 二、国内外基地布局差异比较 |
| 三、军事同盟安排差异比较 |
| 四、军事科技发展思路差异比较 |
| 第四章 中美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状况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中美国防支出状况比较分析 |
| 一、中美国防支出的规模状况比较分析 |
| 二、中美国防支出的结构状况比较分析 |
| 第二节 中美经济增长状况比较分析 |
| 一、中美GDP增长状况比较分析 |
| 二、中美GDP构成及变化比较分析 |
| 第五章 不同国防战略下中美国防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检验 |
| 第一节 实证模型的建立 |
| 一、模型构建 |
| 二、研究方法与步骤 |
|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
| 第二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单位根检验 |
| 二、ADRL边界协整检验 |
| 三、长期均衡关系与短期动态效应估计 |
| 四、稳定性检验 |
| 五、实证结果检验说明 |
| 第六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一、美国总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显着的积极影响 |
| 二、美国海外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消极影响 |
| 三、中国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
| 第二节 提高国防支出经济增长效能的对策 |
| 一、提高国防支出经济增长效能的基本原则 |
| 二、提高国防支出经济增长效能的政策措施 |
| 全文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中国民兵制度融合式发展路径分析 ——基于现代化条件下中外民兵预备役制度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民兵制度融合式发展的可能性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理论基础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第二章 中国民兵制度的历史变迁与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中国民兵制度的产生 |
| 一、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二、产生时期的主要实践 |
| 三、产生时期的主要特点 |
| 第二节 中国民兵制度的形成 |
| 一、形成时期的历史背景 |
| 二、形成时期的主要实践 |
| 三、形成时期的主要特点 |
| 第三节 中国民兵制度的发展 |
| 一、发展时期的历史背景 |
| 二、发展时期的主要实践 |
| 三、发展时期的主要特点 |
| 第三章 中国现行民兵制度的问题剖析 |
| 第一节 现行机制：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模式 |
| 一、党管武装的双重领导机制 |
| 二、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制度 |
| 三、民兵工作“三落实”制度 |
| 四、军地融合式发展机制 |
| 第二节 存在问题：与市场经济和城市化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
| 一、民兵组织调整改革步伐滞后 |
| 二、“顶层设计”不够科学合理 |
| 三、“编配训用”结合不够紧密 |
| 四、组织领导关系不够顺畅 |
| 五、民兵日常管理难度较大 |
| 第三节 原因分析：新旧体制转换带来的融合矛盾 |
| 一、建设理念不先进 |
| 二、法规制度不健全 |
| 三、经济发展不均衡 |
| 第四章 外国预备役建设的经验做法与发展趋势 |
| 第一节 美国预备役：与现役部队融合实行一体化建设 |
| 一、一体建设思路先进 |
| 二、混编体制精干合成 |
| 三、组建动员快速高效 |
| 四、职能任务分配合理 |
| 第二节 俄罗斯预备役：通过双重管理体制实现军地融合 |
| 一、领导机构分工明确 |
| 二、法规制度科学完备 |
| 三、兵员集训保障有力 |
| 四、服役期限相对较长 |
| 第三节 日本预备役：坚持走寓军于民的融合道路 |
| 一、注重军民兼容 |
| 二、实现平战结合 |
| 三、扩充预备力量 |
| 四、突出质量建设 |
| 第四节 外国预备役建设融合式发展趋势 |
| 一、规模结构精干化 |
| 二、指挥体制高效化 |
| 三、训练管理规范化 |
| 四、武器装备现代化 |
| 五、待遇保障标准化 |
| 第五节 外国预备役建设对中国民兵制度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
| 一、适当调整编组部署 |
| 二、加强职能任务拓展 |
| 三、实现联合训练管理 |
| 四、努力提高兵员质量 |
| 第五章 现代化条件下中国民兵制度融合式发展路径 |
| 第一节 构建现代化融合式组织新格局 |
| 一、控制组织规模 |
| 二、调整组织布局 |
| 三、优化组织结构 |
| 四、拓宽编组范围 |
| 第二节 努力实现民兵各项建设的融合 |
| 一、在思想认识上实现融合 |
| 二、在组织机构上实现融合 |
| 三、在力量体系上实现融合 |
| 四、在平战功能上实现融合 |
| 五、在法规建设上实现融合 |
| 第三节 重点加强城市民兵融合式建设 |
| 一、适时调整民兵工作的资源投向 |
| 二、民兵制度改革纳入城市规划发展 |
| 三、构建属地管理的融合式新型体制 |
| 四、谋求军地效益融合化的有机统一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
| 1.2.1 研究现状 |
| 1.2.2 发展趋势 |
| 1.3 研究内容、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二章 基本概念及相关理论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教育 |
| 2.1.2 军事教育 |
| 2.1.3 军事人才培养 |
| 2.2 理论依据 |
| 2.2.1 系统理论 |
| 2.2.2 军民融合理论 |
| 2.2.3 军事人才成长理论 |
| 第三章 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的国际视野 |
| 3.1 世界主要军事强国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的实践 |
| 3.1.1 美国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的实践 |
| 3.1.2 英国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的实践 |
| 3.1.3 俄罗斯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的实践 |
| 3.1.4 日本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的实践 |
| 3.2 外军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的启示 |
| 3.2.1 以明确的军事人才需求牵引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的发展方向 |
| 3.2.2 以健全的法规制度保障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 |
| 3.2.3 以完善的体制机制推动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工作有力有序运行 |
| 3.2.4 以严格的考核评价促进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效益的提升 |
| 3.2.5 以灵活的形式途径拓展军民教育融合式培养军事人才的空间 |
| 第四章 我国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
| 4.1 我国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的历史回顾 |
| 4.1.1 初创与萌芽阶段 |
| 4.1.2 探索与实践阶段 |
| 4.1.3 确立与完善阶段 |
| 4.1.4 迅猛发展阶段 |
| 4.2 我国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的实践成效 |
| 4.2.1 思想观念深入人心 |
| 4.2.2 法规制度不断完善 |
| 4.2.3 体制机制初步建立 |
| 4.2.4 培养模式灵活多样 |
| 4.2.5 培养效益日渐显现 |
| 4.3 我国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的问题透视 |
| 4.3.1 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完备 |
| 4.3.2 领导管理体制不够健全 |
| 4.3.3 运行机制不够顺畅 |
| 4.3.4 保障责权不够明确 |
| 4.3.5 军事人才培养的效益不高 |
| 第五章 新形势下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的目标、原则及基本思路 |
| 5.1 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的目标 |
| 5.1.1 实现富国与强军相统一 |
| 5.1.2 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人才智力支持 |
| 5.2 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的原则 |
| 5.2.1 需求牵引原则 |
| 5.2.2 军队主导原则 |
| 5.2.3 科学统筹原则 |
| 5.2.4 质量效益原则 |
| 5.3 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的基本思路 |
| 5.3.1 强“基” |
| 5.3.2 扩“容” |
| 5.3.3 提“质” |
| 第六章 推进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工作深入发展的对策 |
| 6.1 强化军民教育融合观念，科学统筹军事人才培养的顶层规划 |
| 6.1.1 牢固树立军民教育融合式培养的指导理念 |
| 6.1.2 统筹规划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 |
| 6.2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提升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法制化水平 |
| 6.2.1 加强国家层面的相关法律建设 |
| 6.2.2 完善军地各部门的配套政策制度 |
| 6.2.3 搞好军地法规的衔接 |
| 6.3 健全组织管理体制，集聚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的合力 |
| 6.3.1 建立国家层面的领导管理机构 |
| 6.3.2 健全和完善军地各级各部门的领导管理机构 |
| 6.3.3 调整军队驻校选培办编制设置和机构组成 |
| 6.3.4 改革我军军事人才培养的相关教育培训体制 |
| 6.4 优化运行机制，增强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工作效益 |
| 6.4.1 健全军地综合协调机制 |
| 6.4.2 建立军地一体化的系统保障机制 |
| 6.4.3 完善检查监督和奖惩激励机制 |
| 6.5 全程把控质量标准，提高军民教育融合式培养军事人才的能力素质 |
| 6.5.1 区分各类军事人才的需求特点，制定科学严格的选拔标准 |
| 6.5.2 针对军事人才能力素质的特殊要求，突出培养的重点内容 |
| 6.5.3 针对军事人才群体的特殊身份，加大日常教育管理力度 |
| 6.5.4 制定军事人才能力素质考核标准，实施全程质量监控与淘汰 |
| 6.6 积极拓宽培养渠道，不断完善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体系 |
| 6.6.1 合理调整优化生长干部来源结构，完善依托培养制度 |
| 6.6.2 充分利用国民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优势，扩大直招军事人才规模 |
| 6.6.3 积极开展军地协作活动，加大军地联合培养军事人才的实践力度 |
| 6.6.4 主动适应社会形势发展，探索新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途径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A：在校国防生问卷调查表 |
| 附录B：已毕业国防生问卷调查表 |
| 附录C：初级任职教育院校生长干部学员的军政素质调查表 |
| 附录D：驻校选培办访谈提纲 |
| 附录E：部队生长军官来源及各类型军官任职能力调研提纲 |
（9）论普鲁士军事改革1858-187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重难点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重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军事改革前的经济、政治、军事状况 |
| 第一节 经济的崛起 |
| 第二节 政治的掣肘 |
| 第三节 旧有军事体制的局限 |
| 第二章 总参谋部的革新 |
| 第一节 总参谋部职能的扩大 |
| 第二节 总参谋部地位的提升 |
| 第三章 军队体制的改革 |
| 第一节 兵役体制的调整 |
| 第二节 军官培训制度的完善 |
| 第三节 后勤机制的初步建设 |
| 第四章 工业革命新技术的军用 |
| 第一节 铁路运输的应用 |
| 第二节 新式步枪、火炮、电报的应用 |
| 第五章 军事指挥思想的发展 |
| 第六章 军事改革的影响 |
| 第一节 他国对普鲁士军事改革的效仿 |
| 第二节 军国主义的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比较历史视野下的大国治理问题研究：以耦合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关系为线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大国治理问题的研究意义和方法 |
| 第一节 问题意识和研究意义 |
| 一、问题提出：大国是如何实现长期而有效治理的? |
|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和研究案例的选择 |
| 第二节 对既有重要文献的梳理和评价 |
| 一、中华帝国治理结构等方面的文献及评价 |
| 二、罗马帝国治理结构等方面的文献及评价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 |
| 一、研究思路和研究视角 |
| 二、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
| 三、分析框架和内容安排 |
| 第—章 解释大国治理：主要概念和基本问题 |
| 第一节 大国和大国治理的基本涵义 |
| 一、大国的内涵和特征 |
| 二、大国治理的基本涵义 |
| 第二节 耦合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涵义和指标 |
| 一、耦合治理结构的含义和类型 |
| 二、治理绩效的含义和评价指标 |
| 第三节 大国治理的基本问题(一)：规模问题 |
| 一、“小国民主论”的理由和限度 |
| 二、“大国民主论”的兴起和实践 |
| 三、存在最适合民主治理的规模吗? |
| 第四节 大国治理的基本问题(二)：平衡问题 |
| 一、“集权是国家的本质” |
| 二、分权的类型和意义 |
| 三、集权分权的限度与大国治理的政治平衡 |
| 第二章 强耦合性治理结构的案例分析：中华帝国 |
| 第一节 中华帝国地方治理体系的构成和特征 |
| 一、伦理本位与家族传统 |
| 二、宗族治理与宗法制度 |
| 三、村落自主性与乡村自治 |
| 四、地方治理体系的自治性 |
| 第二节 中华帝国皇权-官僚治理体系的构成和特征 |
| 一、皇权制度及其专制性 |
| 二、官僚制度及其轴心地位 |
| 三、皇权-官僚治理体系的集权性 |
| 第三节 三维视角下的中华帝国强耦合性治理结构 |
| 一、认同性与帝国治理结构的强耦合性 |
| 二、嵌入性与帝国治理结构的强耦合性 |
| 三、渗透性与帝中治理结构的强耦合性 |
| 第三章 弱藕合性治理结构的案例分析：罗马帝国 |
| 第一节 罗马帝国中央集权国家治理体系的构成和特征 |
| 一、罗马皇帝与元老院 |
| 二、罗马军队和官僚机构 |
| 第二节 罗马帝国地方治理体系的构成和特征 |
| 一、罗马的城市和城市自治制度 |
| 二、罗马的行省和行省制度 |
| 第三节 三维视角下的罗马帝国弱耦合性治理结构 |
| 一、认同性与帝国治理结构的弱耦合性 |
| 二、嵌入性与帝国治理结构的弱耦合性 |
| 三、渗透性与帝国治理结构的弱耦合性 |
| 第四章 耦合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相关性分析 |
| 第一节 强耦合性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相关性分析 |
| 一、强耦合治理结构与中华帝国的合法性 |
| 二、强耦合治理结构与中华帝国的有效性 |
| 三、强耦合治理结构与中华帝国的适应性 |
| 第二节 弱耦合性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相关性分析 |
| 一、弱耦合治理结构与罗马帝国的合法性 |
| 二、弱耦合治理结构与罗马帝国的有效性 |
| 三、弱耦合治理结构与罗马帝国的适应性 |
| 第五章 大国治理绩效差异背后的不同治理逻辑 |
| 第一节 “双轨政治”与中华帝国长期有效治理的逻辑 |
| 一、中华帝国“双轨政治”的基本内涵 |
| 二、“双轨政治”与中华帝国长期有效治理的逻辑 |
| 三、“双轨政治”的终结与中华帝国的崩溃 |
| 第二节 “帝国悖论”与罗马帝国治理失败的逻辑 |
| 一、“帝国悖论”的来历和涵义 |
| 二、“帝国悖论”与罗马帝国治理失败的逻辑 |
| 第六章 基本结论与对大国治理问题的进—步探讨 |
| 第一节 对本文假设的进一步证明：以联邦制大国为例 |
| 一、美国的强耦合性治理结构 |
| 二、俄罗斯的弱耦合性治理结构 |
| 第二节 本文基本结论和对大国治理结构的进一步探讨 |
| 一、对本文基本结论的概括 |
| 二、凝聚型结构与扩散型结构：对大国治理结构的进一步探讨 |
| 第三节 通过“双轮驱动”战略优化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 |
| 一、中国大国崛起与中华帝国治理遗产的当代意义 |
| 二、“双轮驱动”战略与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的优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后备力量建设将朝着与常备军一体化方向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研究[D]. 林高松. 武汉大学, 2020(04)
- [2]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研究[D]. 周子健. 武汉大学, 2020(04)
- [3]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D]. 董政. 吉林大学, 2019(02)
- [4]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现代战争与经济关系研究[D]. 黄毓森. 国防科技大学, 2019(01)
- [5]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D]. 张学娟.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6]不同国防战略背景下中美国防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比较研究[D]. 刘喆. 湖北大学, 2019(05)
- [7]中国民兵制度融合式发展路径分析 ——基于现代化条件下中外民兵预备役制度比较[D]. 宁勇. 复旦大学, 2014(04)
- [8]军民教育融合式军事人才培养问题研究[D]. 徐芳.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13(06)
- [9]论普鲁士军事改革1858-1871[D]. 袁洋. 华中师范大学, 2013(02)
- [10]比较历史视野下的大国治理问题研究：以耦合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关系为线索[D]. 黄杰. 复旦大学, 2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