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行"选聘分离"构建新型城市社区管理体制（论文文献综述）
康雯嘉[1]（2021）在《城市基层社会“嵌合式治理”研究 ——以C市N区街道改革为中心》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我国的城乡社会管理体制发生了剧烈变迁。城市基层社会运行机制的转换,以及基层善治何以可能是社会学研究的前沿问题。改革以降,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最为重要的变化在于,国家在改革调适传统自上而下的纵向“条线”式管理体系的同时,逐渐实现重心下移,向以“街居体系”为中轴,多元主体纵横嵌入的“重层性”治理格局演化。在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命题下,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弥合国家与社会间结构性张力,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关系模式实为我国新时期社会建设的中心任务和理论旨归。本研究运用社会学研究的质性方法,对C市N区多个街道展开持续深度的田野调查,结合社会学理论话语与实证资料,将伴随新时期街道改革和社区建设而生成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界定为“嵌合式治理”。质言之,城市基层社会“嵌合式治理”是指在街道主导下,以社区为平台,在“街居复合性主体”（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社区两委）与“多元社会力量”（社会组织、驻区单位、物业公司、志愿者、居民等）之间,通过彼此持续密切的嵌入和互动,生成的一种立体交叉、相互形塑的关系构型和协同合作的治理模式。它突破了国家单统的“条线”式治理传统,其实质是基层社会治理领域以“公+共”为特质的本土新公共性营造。研究发现,将研究视野限囿于社区微观场域,难以解释和揭示基层社会治理的真实运作逻辑。实际上,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演展受到政府派出机关“街道办”的深刻形塑,因而本文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视域转向对街居复合结构的整体观照。本文以“嵌合式治理”为研究框架,重点研讨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理论命题,并以系统性的实证研究,丰富“嵌合式治理”的理论内涵与实践维度。本文将“嵌合式治理”的研究置于我国新时期基层社会治理结构转换与街道改革的背景下,通过实证方法对嵌合式治理,及其所内含的嵌合关系的建立、嵌合结构与运行机制、嵌合内蕴动力、应急状态下的动员式嵌合展开整体性研究。其一,嵌合关系的建立研究。从嵌合关系的建立机制上看,街居主体与多元社会力量嵌合关系的构建需要满足多种基本条件,即国家主动让渡社会空间与主导链接、社会主体治理与服务的专业性、嵌入性主体的自带资源与社会资本、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主动依附。研究发现嵌合关系的建立依循不同路径展开,街道自主购买社会服务、上级政府资源链接与指派、街道搭建嵌合平台构成了嵌合关系建立的主要路径。可见,嵌合关系的建立主要由基层治理行政体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所主导,但此并非力图构造国家对社会的吸纳、收编和控制关系,而是以政社互嵌与合作为价值导向的。其实质是在由国家主导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过程中,实现基层社会活力的“复兴”与“再造”。其二,嵌合治理的结构与行动研究。嵌合治理的实质是国家与社会在治理体系中结构关系搭建和行动关系运转的一种机制提炼。本文依托“结构——行动”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和理论资源,对嵌合治理的场域关系及其动态运行机制展开研讨。广泛嵌入于我国基层治理体系中的不同类型社会力量,与街居主体嵌合而成的治理结构与实践形态存在极其复杂的面向,需要我们针对性辨析。本研究发现,展开于城市基层社会领域的嵌合式治理在结构与行动上是相互形塑、耦合、协变的,政社的关系结构影响国家与社会的行动选择与进展,政社治理行动不断突破既有限域,拓展出政社嵌合的新式结构。一言以蔽之,嵌合式治理既更新、构建了社会,也更新、构建了国家。其三,嵌合治理的内蕴动力研究。以行政权威和资源作为动力机制构造基层治理嵌合结构并展开治理行动,仍存在局限性,因此,我们需要将政党维度带入嵌合治理动力结构中加以分析。党组织在中国社会系统中具有“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中枢性作用,它能够将基层区域内多元主体和资源激活调动起来,使之参与到服务群众的结构体系当中。在街道改革的背景下,以街道党工委协同社区党委为核心的城市基层党组织系统深刻影响着基层治理构型与运行机制,政党的组织嵌入、体制吸纳、政治资源、价值引领成为嵌合治理的不可或缺亦不可替代的内蕴动力。其四,应急状态下的动员式嵌合与联动研究。常态的嵌合式治理机制在面临突发性公共危机时,难以“一键切换”至新式形态并对问题予以妥善破解,因而探寻应急状态下的非常态嵌合治理逻辑及其行动是嵌合治理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新冠疫情爆发与基层抗疫展开的非常时期,街居主体采取应急动员的方式将大量居民吸纳进疫情防控体系,构筑起应急状态下的嵌合治理机制。非常态的嵌合治理不是在原本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之外的另起炉灶,而是生长和镶嵌其中的机制创新。我们需要努力建构起常态与非常态嵌合治理机制间的关联性和转换方式,形成顺应基层社会运行逻辑的新常态化嵌合治理机制。文章认为,与行政吸纳、依附合作等表征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概念不同,以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关系模式为旨归的嵌合式治理的重要价值在于,国家与社会在持续互嵌、协动、形塑的过程中“磨合”出更加有助于治理行动开展的政社关系结构,而此结构又将进一步促进治理行动的发展和升级。特别是街居与多元社会力量在彼此嵌入的基础上,耦合而成了一个全新的“治理嵌合体”,其超越了嵌入主体治理权力、资源、功能的简单相加与复合,生产出新的治理和服务功能。质言之,嵌合式治理为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可能的理论思路和实践方向。但我们仍需注意,嵌合式治理仅是开其端绪,仍处于复杂的调适过程,并呈现出一些局限,如外部社会主体的嵌入,可能造成作为在地性组织的街居主体空心化;街道主导嵌合关系的建立并深度调控嵌合行动,会挤压社会自主运作空间,并造成社区与社会组织的双向排斥;商业性变量的引入存在营利取向遮蔽服务公益性的风险;常态性与非常态性嵌合治理机制面临衔接和转换的复杂难题,等。这需要我们持续不懈地营造基层社会治理“新公共性”,并赋予嵌合治理新意涵、演展其新形态,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宋晓娟[2]（2021）在《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文中研究说明社区是居民基于中意而结成的共同体。就私人生活而言,居民可能以个体或家庭的形式存在,但受房屋产权、物理位置、身份地位等因素影响,居民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社区组织。同一社区空间内的组织之间共享社区环境与服务对象,甚至还可能存在成员重叠。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社区组织相互之间彼此依赖,休戚与共。生物学领域将不同种属按某种厉害关系生活在一起叫做共生,社会学领域也逐渐做出了相似的现象解释,而社区则成为了最常见的共生关系发生域,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共生理论来透视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重心几经调整。但到本世纪之初,城市社区问题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且管得着但不愿管的现象仍很普遍。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应运而生。就社会管理传统下的网格化管理（2004-2012）而言,其主体、资源和运行方式均源自于政府,因此从主质参量来看,其与政府管理方式同质,是后者向社区的进一步下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改革。作为社会的微观构体,城市社区的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在网格化管理强化的同时开始注重治理主体的培育,实践创新的单位则以区、街道为主。以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的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的城市社区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分析得出,这三年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重点依次是:减负增效、三社联动和政社互动。从共生理论视角来看,城市社区的实践由同质延伸转向了异质化发展。研究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关键变量发现,社区有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这些主体在通过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产生互动,互动中的物质信息交流以单向为主,互动的结果是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的提升。变量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社区的共生行为模式属于偏利共生。实践步入近几年（2016至今）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单位由区、街道转向了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与社区治理要素又都取得了新的发展。从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来看,自2016年到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延续着常态化发展,核心在于对以往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已有问题的探索性解决;新冠疫情暴发后,网格化管理承接了社区疫情防控的重要使命,实践方式做了一些应急性调整与“补漏”式改进。就社区治理要素的发展而言,以民政部在2018年选出的101个优秀社区工作法（已对最新进展做了补充）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以协商共治为整体目标导向,形成了多主体参与、资源整合共享的治理格局,发展出了多样化的治理实践方式。从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核心变量来看,城市社区生成了丰富的治理主体,这些主体发起了多样化的共治活动,活动中的物质信息呈多方多向流动,最终导向了驻区组织的非同步化发展,由此可见,此阶段的城市社区共生行为模式属于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在中国城市社区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似乎始终未曾远离。每一次新实践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会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而新问题又成为了实践再次创新的动力。目前,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城市社区实践面临诸多问题,对称互惠共生是其进化方向。从非对称互惠共生到对称互惠共生的发展需要实现共生单元、共生界面与共生条件的多重转变,对称互惠共生的理想固然美好,但这一转变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基于当下的城市社区实践现状,结合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城市社区要想完成这一转变,首先需要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的充分发展与深度融合。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衷是强化政府对内部层级部门间网络的管理能力。城市社区治理要素发展的实质是社区内公私合作程度的提升与基层党政部门对公私合作网络管理能力的提高。在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的语境下,公私合作程度与网络管理能力是理解网络化治理的两个维度。对比理论植根的实践来看,中国城市社区与美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网络化治理是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双维度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共生理论认为,动力与阻力是影响共生关系进化的两个重要因素,要想推动共生关系发展必须提升动力,消解阻力。网络化治理是城市社区实现对称互惠共生理想状态的技术工具,形塑网络化治理的动力同时也是推动主体增容（共生单元）、强化组织互动（共生界面）、加速物质信息流动（共生条件）之力;阻力则主要是由社区组织的互动方式（共生界面）与组织性质（共生单元）决定的。研究发现,动力因素主要有三个:党政领导力、利益驱动力和科技支撑力。这些动力并非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单一治理网络可以由多种动力来形成,但通常只有一种动力在发挥主导作用。综合比较前面所有的样本社区及笔者所调研的其他社区,笔者发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长青街道城建社区的动力因素最为全面,且已初步推进了网络化治理建设。以城建社区为例,本文从实践层面剖析了这些动力因素导向网络化治理的运作过程。此外,本文以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向心力”中的最高施力方（基层党组织）领导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离心力”为例,剖析了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内在张力。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与阻力明晰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强化动力、消解阻力之方法。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价值理念是影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共生（共生除可以是一种主体间形态外,还可以是组织行为的先导,即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原价值,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以社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行为模式为基点的,所以前者的实施路径也是后者的发展路径,换言之,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和共生条件三个共生行为模式的核心要素（“成果配置”是共生关系最终呈现出的结果）也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实施路径的基本面向。有鉴于此,本文从共生价值体系（价值理念）、治理组织建设（共生单元）、治理行动选择（共生界面）和科学技术支撑（共生条件）四个方面探寻了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施路径。
陈纵[3]（2020）在《“两观三性”视角下的当代大学校园空间更新、改造设计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大学校园是大学生学习、科研、生活、交流的主要场所,它集中体现校园文化、社会发展的前沿特征,对社会发展、文化进步、科技创新有着重要的作用。经历了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型,经历了建国后苏联模式的探索和文革时期的发展停滞,再到改革开放后的自由发展以及进入21世纪后的新校区建设井喷,中国的大学校园建设,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尤其是近20年,当代中国大学以有目共睹的速度高速发展,极大地扩大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培养容纳能力。但是近年来,遍地开花的大学城模式,高度扩张的大学校园,也产生了诸多新的问题,日益紧张的城市用地,逐渐压缩的城市空间,抑制着校园空间的对外膨胀,对校园建设既有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建设高潮的逐渐冷静,大学校园的发展进入了以更新为主的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南理工建筑设计研究院在何镜堂院士的领导下,实践了一大批国内优秀的大学校园设计,随着实践的深入,何镜堂院士也逐渐形成并发展了名为“两观三性”的建筑与规划设计理论,创造性的把“文化性”、“地域性”、“时代性”理论统一在“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框架之中。本论文针对我国当代大学校园的新阶段,以“两观三性”理论为视角,立足当代,形成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大学校园规划与建筑更新、改造设计策略体系,旨在为我国大学校园的更新、发展提供有益的指导。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由第一章绪论和第二章组成,先介绍了论文的背景、对象、目的和意义,然后通过分析我国当代大学校园发展的现状,比较国内外优秀校园更新发展案例,发现我国大学校园发展的主要矛盾,理论结合实践,提出当代我国大学校园更新、改造设计的现实目标与原则。第二部分引入理论,由第三章构成。通过对“两观三性”理论及其实践的解读,分析并阐述其理论基础和实践支撑。并基于“两观三性”建筑与规划理论构建校区规划激活、空间更新唤醒、建筑改造更新三个层次设计目标与策略框架体系。第三部分分析问题与理论运用,以“两观三性”规划与建筑理论为基础,结合国内外大学规划与建筑更新实践案例,从两个不同层面逐层分析探索适合当代中国大学校园的更新、改造设计策略:第4章分为三个部分,分析当代大学校园规划层级的更新、改造设计策略。其中第一部分以城市区域为背景分析当代大学校园与城市联动,面向“校园—城市”整体发展构建校园规划更新、改造设计策略,通过既有校园空间规划的工作与城市整体协调,统筹规划、更新升级,促进校园与城市环境整体融合、动态提升;第二部分,面向大学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校园规划更新、改造工作机制,并为了校园的可持续生长,搭建不断优化演进的校园交通系统,以及满足校园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低碳环境系统。第三部分以校园组团级别空间为切入点,通过公共空间的改造与景观空间的更新,唤醒校园空间特色和的生态内核,搭建当代大学校园更新改造设计策略中向上承接校园服务城市的职能、向下指导建筑单体更新的策略桥梁,形成设计策略从规划层级到建筑层级的转换过渡。第5章以“两观三性”为视角,以“整体观”为基石,构建校园建筑层级的更新改造的基础——校园建筑历史价值和功能价值的整体统一。以“可持续发展观”为视角,构建校园既有建筑更新、改造的可持续改造程序。深入研究、综合运用大学校园内建筑单体的更新、改造设计策略,以“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为切入点,通过传承建筑历史价值、功能空间转换、建筑性能提升,创造体现校园地域文脉、满足当代教学科研需求的校园建筑空间。从而实现校园建筑层面“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和“整体观、可持续发展观”的和谐统一。第四部分为第6章,策略实践,展望未来更新发展趋势。结合笔者所在工作室相关大学校园规划与建筑更新改造设计实践,综合验证前部分提出的分级设计策略,进一步说明“两观三性”视角下的校园更新改造设计策略在实际工程中的运用与探索。最后为结论部分,总结了本文以“两观三性”建筑思想理论为视角,并以此为框架发展出的更新、改造设计策略的创新点,以及待完善之处。通过校园规划—建筑的逐级更新,整合不同层级的空间建构,建立适应当代大学教育和科研发展趋势的校园空间更新设计策略,为解决现有校园的现实问题提供参考依据,也为未来校园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姜郸[4]（2020）在《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城市社区既是观察社会治理水平的微观窗口,也是实现人们美好生活向往的幸福家园;既是社会矛盾冲突交织与化解的缓冲带,也是一切治理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落脚点。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关键性和基础性工作。在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社区治理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独特地位。党的十八大首次将“城乡社区治理”写进党的纲领性文件。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区治理置入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全局中进行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强调加强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并指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良性互动”、“合作互赢”、“民主协商”成为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目标的关键词。那么,面对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十字路口,究竟哪条道路可以帮助我们拉近与理想目标之距离?治理理论中的新范式——“互动式治理”理论,似乎为我们的选择提供了一个别样的视角。本土化的互动式治理理论在城市社区中的发育显得应时应需,其价值内核与社会治理创新需求显得尤为契合。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构建不仅是一种理念构建,更是作为一种工具的机制构建,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完美融合,也是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现实需求的有力推手。本文考察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进程,分析十八大以来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的现状、困境。为破解当前治理困境,本文提出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本土化机制构建及其实现路径。通过以中国特色的互动式治理机制构建与实现路径为研究主题,以“行动者-制度-行动”作为研究的分析框架;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行动者即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市场参与的互动性为线索;以梳理互动式治理的基本概念与相关理论为研究基础;以观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历史发展进程为脉络;以田野调查方式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进行案例分析;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转型创新的困境为问题意识。在以上分析的前提下,有利于能够深入理解互动式治理理论嵌入我国城市系统末梢——社区治理的契合性与可行性;同时提出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机制架构及构建路径,力图较为全面、系统、准确地回答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模式构建的问题。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理论来源,既有西方治理理论和中国本土化后的“善治”理论的继承,又蕴含着“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思想内涵,能够为新时期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构建提供重要理论依据。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是在中国城镇社区区域范围内,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强调以“民主法治”、“责任理性”、“合作共治”为理念宗旨,以协调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为行动路线,促进国家-社会-市场行动者在公共事务中良性互动的治理过程。在宏观把握“国家-社会”互动分析范式、互动式治理分析范式的基础上,试图构建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分析框架——“行动者-制度-行动”分析框架。一切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进程都是理论与实践交相辉映的过程,是学术研究与实践活动相互推动、相互融合、相互协调、实现共同发展的过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历史变革、治理形态架构与转型,是在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不断地渐进、改进、调适、演化的结果。虽然社区治理真正推进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但中国城市社区的早期实际存在却也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本文依照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特征、社区制度和政策变迁、社区主体行动的互动逻辑为划分标准,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是沿着“行政管理-全面建设-多元治理”的发展脉络前进。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将社区治理置入到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的战略高度,也为互动式治理在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提供现实可能性。源于复杂的历史发展与现实因素,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长期处于政府主导的一元化治理状态,行政色彩浓郁。十八大以来,全国各地社区治理机制和模式的创新为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间的良性互动,及建设社区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助推。新时代下中国城市社区处于急剧变革的状态,虽在治理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一定成绩,但也面临着重重治理困境。故此,选取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城市社区,并研究该社区对不同问题的治理实践与创新。具体来看,当前我国社区治理实践面临着行动者角色迷失、社区资源整合困境、陌生人社区治理困境和互动渠道不畅通等众多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探索更为科学化、现代化的治理手段和治理机制,破除社区治理困境。互动式治理机制则不失为一个符合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发展情境的合适选择。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机制架构包括行动者、制度、行动三要素。行动者层面,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具有不同价值取向、利益偏好、资源权力的行动者——国家行动者、社会行动者、市场行动者,三方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为互补与互嵌。制度层面则指对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制度化框架,是从动态的角度分析行动者的法律政策体系。行动层面则关注行动者的行动空间、行动的共同目标、精神内核、互动逻辑等。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机制构建的路径选择主要包括互动网络架构、互动规则建设、互动精神塑造、互动平台打造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的相互统一、协调互动的,网络是基础、规则是关键、精神是动力、平台是保障,共同组成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建构之路。互动网络架构是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总出发点和构建之基。互动规则建设则是从法治化、制度化和监督角度助力社区互动式治理建设,为其提供合法性与规范性保障。互动精神塑造是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机制构建的文化内推力,其对城市社区公共精神重塑和社区公共体回归具有重要意义。互动平台打造是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行动的落实载体。综上所述,构建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机制是对“治理重心下移”改革方向的积极回应;是处理好城市社区中多元矛盾冲突的优良方案;是冲破当前治理重重桎梏的探索力量,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创新之路。
李莹[5]（2019）在《商品房小区治理有效性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特别是住房商品化改革和流动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如何通过创新治理机制,特别是把治理重心下移,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律保障”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实现以“共建、共治、共享”为目标的善治,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新议题。以往大量研究认为中国社区以政府的管理为主,其他社会治理主体无法参与社区发展建设主要在于制度原因。随着近年来,政府治理体制的转变,为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让渡出空间,也对各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商品房小区,社区自治的呼声较高,许多学者因此将研究视角从宏观制度层面转至社区、居民个人层面。本研究在理论建构的基础上,对北京市商品房小区开展研究,意在分析影响商品房小区治理有效性的因素,探讨商品房小区治理过程中,小区居民参与要素与其它相关治理要素之间的关系,深度解析各治理要素影响小区治理有效性的互动过程和原理。重点解析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明确影响商品房小区治理有效性的核心要素。二是明确实现商品房小区治理有效性的过程中居民参与方式和路径。三是商品房小区治理主体行为如何助推居民参与,促进小区治理有效性的实现。本文首先通过文献综述对中国社区治理发展阶段以及治理有效性现状进行梳理,初步构建了小区社会资本、居委会行为、物业公司行为、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行为、参与意识、社区精英正面作用、社区精英负面作用、小区能力等八个小区治理要素通过影响居民参与,即居民参与行为和居民参与预期,从而影响小区治理有效性的分析框架。接着在北京市选取小区治理有效性较好的小区,分析小区治理要素、居民参与、小区治理有效性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发生作用的机理。随后,在北京市范围内开展问卷调查,用定量方法对本文的理论假设进行验证,旨在回答小区治理要素是如何影响居民参与进而影响小区治理有效性的。此外,通过商品房小区进行分类,比对不同类型商品房小区的治理有效性及其影响因素,进一步验证研究假设。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商品房小区治理要素是居民参与的重要影响因素;居民参与在小区治理要素与小区治理有效性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小区各治理要素通过居民参与对小区治理有效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居民参与在商品房小区治理的过程中,主要体现为居民参与预期、居民参与行为,具体是指居民参与不仅要落实到居民参与的行动,还需要增加居民对参与结果的正向预期,实现真正的参与,提高参与效果;居民参与行为、居民参与预期能够促进小区治理有效性,居民参与预期对物业满意度的影响作用效果要大于居民参与行为,居民参与行为对宜居性的影响效果要大于居民参与预期。基于商品房小区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需加强基层党组织、政府对居民参与小区治理意识、参与预期引导;加快相关法制建设、依法开展居民自治;完善治理体系、创新治理机制;创新治理方式方法;畅通商品房小区自主治理的实现路径。
徐宁[6]（2019）在《杭州市撤村建居社区治理研究：影响因素分析与政策建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2016年杭州G20峰会的举办,杭州的城市建设发展迅速,城市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与此同时,撤村建居也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快速推进,杭州市自1998年启动“城中村”改造以来,撤村建居社区逐年增多并在持续增长,尽管这些撤村建居社区在地域上已经融入城市范围,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已经向市民化接轨,但是由于其在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诸多方面兼具城乡双面特征,因此在社区配套、人居环境、管理体制等方面与城市社区还有很多差距。撤村建居社区的进一步规范化治理,将其与新常态下实践城市有机更新、改变城市发展动能的新旧转化,已经成为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改变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必然要求。在目前大环境下,对杭州撤村建居社区相关情况及经验进行系统的归纳分析,对影响社区治理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可以为以后类似社区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为我国城市化进程提供保障。本文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对于撤村建居社区治理因素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有关理论分析,首先对撤村建居研究相关理论进行梳理,阐述了撤村建居社区的相关概念及发展历程,并详细介绍了撤村建居社区建立的基础及过程,进而调研概括了杭州撤村建居社区的发展现状及目前存在的问题。根据杭州地区的实践探索分析提炼出影响这一类型社区治理的影响因素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结合访谈、问卷调查的结果对该类型社区影响因素指标进行定量的评估与排序。结合评价计算结果对首先对四大责任与利益进行分析。政策部分依次对提高政府政策适用性、理顺集体经济与社区管理体制,保障其服务社区能力,提高地方政府执行效率,保障政府宣传,提升企业服务社区能力及带动社区经济发展等提出建议。论文最后则对撤村建居社区之后的发展作出针对性的建议,最后展望之后的此方面研究提出在此类研究之后选取更多的专家数量,增加更多的问卷样本,也可以选取更多的影响指标。
许换换[7]（2019）在《城市社区干群关系的问题、原因及对策研究 ——以W市L街为例》文中指出坚持群众路线、密切干群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干群关系事关国家长久发展,决定党的兴衰成败,始终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问题。城市社区作为党的群众工作政策体系中的基础一环,社区干部在凝聚社区居民、促进社区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城市社区干群关系如何将直接影响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以及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社区治理中如何有效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城市社区干群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基层城市社区干群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个案比较的研究方法,并在具体资料收集过程中使用了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以分析当前W市L街三种类型社区即混合型老旧Q社区、单位型老旧H社区以及新型商品房J社区干群关系的问题、原因以及优化路径。调研分析结果表明,混合型老旧Q社区干群状况相较于H社区和J社区最佳,三种类型社区干群关系的各维度分析结果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在三个社区各自总体的干群关系现状方面却呈现出较大的共性之处,即三种类型社区干群关系在总体上都还是比较弱的,处于一种“低认知”、“弱互动”、“弱情感”等方面的疏离化状态。城市社区干群关系疏离化的原因比较复杂,其疏离化之态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既有时代大背景下城市社区发展以及利益、制度、干部、群众等层面的共性影响因素,也有不同类型社区规模、封闭性、建筑形体等外部特征和社区内部性质的个性化影响因素。新时代条件下有效密切城市社区干群关系,必须从找准社区居民主要利益点、完善社区制度建设、加强社区干部队伍建设、提升居民整体素质等方面着手,以此深化社区干群联系和互动,增强居民对社区干部的正向情感和认同,促进社区干群正向“强关系”的建立,最终构建城市社区紧密融洽型干群关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巩固党在基层社区的执政基础,促进我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张雪霖[8]（2018）在《“找回”城市与“袪魅”的居民自治 ——中央、地方与民众三层关系视野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国家与社会分权为核心的居民自治改革实践为明线,围绕着社区去行政化改革和社区多元化治理结构转型的经验悖论为问题意识,基于全国多个城市的田野调查与运用以个案为基础的机制分析方法,重新去理解嵌入我国城市系统末梢的社区治理的性质、逻辑与机制。主流援引的西方国家-社会二元关系范式以及多中心合作治理理论,无法有效指导我国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本研究将从我国本土化的“中央-地方-民众”三层互动关系的视角,在对居民自治“袪魅化”理解的基础上,揭示我国城市公共秩序的生产原理与机制,进而去把握作为嵌入城市系统末梢的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方向。在国家与社会分权的指导思想下,我国自社区建设运动推行以来,历经四轮以居民自治为目标的社区去行政化改革。但是实践中却陷入“社区去行政化-多元化治理改革”→“居委会边缘化-社区治理碎片化”→“居委会再度行政化-社区治理一元化”的怪圈,其中以“深圳模式”为典型代表。在政府职能社区化具有强大的内生需求压力下,居民自治改革陷入了内卷化困境。当下城市多样化的居住形态主要有村改居社区、保障房社区和商品房社区,根据城市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与现代财政平衡原理,本研究进一步将之再分类为名义社区与实质社区,其中商品房社区和保障房社区属于本文要研究的城市实质社区,村改居社区属于名义社区。名义社区与实质社区的混淆,导致以“深圳模式”为代表的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改革的错位。在开放性的经济结构下,城市实质社区由于血缘与地缘关系的分离而成为一个纯地域性社区。由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和社区关系共同构成了居民个人的社会资本总量,不同居民的社会资本总量和社会资本构成结构的不同,决定了其对社区邻里交往与社区参与的内生动力强弱。社区参与呈现出“去精英化”、“老年化”以及“浅交往”式公共关系建构等特征,那么城市社区既不是完全“互不相关的邻里”,也无法培育为作为居民自治社会基础的以地域、关系、规范与认同为核心要素的共同体,这就需要重新定位社区建设的目标与社会基础。遵循社区公共事务“功能分类-组织分离-权力结构变革”的社区多元化治理路径的“失败”,需要去重新审视“行政、服务、自治”三分法背后的理论假设与改革谬误。在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具体内容、属性特征以及社区权威的生成机制分析基础上,本研究基于公共品溢出范围与垄断性两个维度,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分类体系进行重构,进而提出在纯粹的行政、市场与自治机制之外,我国存在独特的以社区两委组织为核心的半行政-半自治机制。在对社区邻里关系性质与社区公共事务属性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以社区两委组织为核心的通才型治理,相较于社区多元化治理结构下的专才型治理模式更为简约高效灵活而富有弹性与回应性。从“条条”、“块块”、“国家”三个维度去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职能社区化具有实践合理性,但这不必然导致社区居委会的行政与自治职能相互排斥与冲突。因为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形成的是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相衔接的链式治理结构,而非多元网式治理结构。而社区链式治理结构根源于我国城市多层级核心政治体制与“统分结合”的双层治理机制,与网式治理结构根源于美国大都市地区多中心政治体制与准市场竞争交易和合作治理机制形成两套不同的城市公共秩序原理。与美国大都市地区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相比,我国大城市社会“统分结合”的双层治理模式,供给城市公共服务的经济效率并不低,而同时却有助于解决城市地区内的公平与正义等社会效率难题的体制性优势。随着大城市中心城区逐渐从城市开发向城市管理阶段过渡,城市社会也由简单社会向复杂社会转变,大量“法治剩余”事务的涌现,以及城市经济职能向上移,而城市管理与服务职能向下移,中央、地方与民众三者间的利益关系发生变化,那么大城市地区纵向政府之间的权责配置以及社会治理机制需要做出相应调整与改革。当下我国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方向的重点不在于以政府与社会分权为基础的社区去行政化改革,而在于建设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中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之间的制度化支持与衔接机制。
雷运清[9]（2017）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主导下的基层治理研究 ——以佛山基层治理为个案》文中研究表明在政府的积极主导下,中国的城镇化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在单纯追求GDP的政绩价值观引导下,城镇化一度受到“功利化”和“工具化”的驱使,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完成城镇化率目标,在城镇发展相关规划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不以实际情况出发,通过卖土地、扩大城镇规模、频繁拆挖建等急功近利的形式发展经济,从而导致土地城镇化、房地产城镇化以及各类城市病问题的发生。为了解决这些问题,2012年11月,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新型城镇化”从我国的一个新的发展战略高度被正式提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在国家战略层面上提出“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新型城镇化指导思想。由于,我国现阶段执行的基层治理模式还是上世纪90年代发展成型的,这套治理模式在社会流动较为缓慢、社会结构相对单一、阶层分化不太明显的社会发展阶段能够较好地适应当时基层经济社会的发展,为维持基层秩序、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原有的基层治理模式已经不适应新型城镇化条件下村（居）集体经济管理、社会治理、党组织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满足。因此,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改革和创新势在必行。论文以新型城镇化为背景和切入点,以佛山市为调研个案,首先通过对新型城镇化、基层治理等核心概念与相关理论的梳理明确研究的背景和语境;其次重点研究了城镇化发展及基层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接着研究了佛山市城镇化进程中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最后总结和分析了国内外先进地区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基层治理的经验和启示尤其是佛山市基层治理五种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构建现代基层治理体系的建议:一、设定新型城镇化基层治理目标,按照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四化同生、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内在要求,构建党组织为核心、多元协同治理、组织职能清晰、公共事务强大的现代基层治理体系。二、构建政府主导的新型城镇化现代基层治理体系,通过政府和政策这双有形的手,加上市场这双无形的手共同起作用,构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功能互补,包括社区管理体系、制度创新体系、组织参与体系、市场调节体系等四个方面的现代基层治理体系。三、实现新型城镇化基层治理主体的多元协同,内容是整合资源构建多维度的基层政府内部协调治理机制、引导和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进一步扩大基层自治决策参与的主体和范围、调动流动人口参与基层治理。四、进一步明确基层党组织的角色定位,从厘清基层自治组织“权力清单”、明确基层治理主体各自的职能、推广实施“两委”干部选聘制度等三方面开展。五、开展新型城镇化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包括强化党组织在基层治理的核心地位、改革中筑牢基层组织框架、建立基层干部监督和防滑预警机制、疏通基层自治的群众参与渠道等内容。六、制定和完善基层治理新政策和制度,包括构建完善法治体系、探索集体经济组织现代化运作和监管模式、深化村（居）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七、健全基层自治的保障体系,主要有主动构建完善的基层服务管理平台、构建基层自治的人才激励和保障制度、建立稳定的投资机制保障基层组织资金财力供给、现代信息技术服务保障和多元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
南昌市人民政府[10]（2016）在《南昌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文中指出序 言第一章 站上开辟未来的更高起点第一节 “十二五”目标任务总体实现第二节 “十三五”时期机遇大于挑战第二章 引领全市发展的总体目标第一节 指导思想第二节 目标任务第三节 主要战略第四节 总体布局第三章 厚植高新高端的
二、实行"选聘分离"构建新型城市社区管理体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实行"选聘分离"构建新型城市社区管理体制（论文提纲范文）
（1）城市基层社会“嵌合式治理”研究 ——以C市N区街道改革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 |
| 1.1.1 城市基层治理结构的宏观转向 |
| 1.1.2 论域及框架锚定 |
| 1.1.3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1.2 文献述评 |
| 1.2.1 基层社会治理相关研究 |
| 1.2.2 街道改革相关问题研究 |
| 1.2.3 嵌入与互嵌的相关问题研究 |
| 1.2.4 既有研究的反思与进路 |
| 1.3 核心概念界定及其理论视角 |
| 1.3.1 “嵌合”概念和理论的追索 |
| 1.3.2 “嵌合式治理”的界定 |
| 1.3.3 理论比较视野中的“嵌合式治理” |
| 1.4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4.1 资料来源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社会转型背景下街道办事处制度变迁 |
| 2.1 单位制时期:主辅并行的条线式治理结构 |
| 2.1.1 主线:国家——单位——个人 |
| 2.1.2 辅线:国家——街居——个人 |
| 2.1.3 主辅并行式条线结构的制度后果 |
| 2.2 改革开放至九十年代末:街居治理条线核心化 |
| 2.2.1 “主线”的弱化 |
| 2.2.2 “辅线”的核心化 |
| 2.2.3 城市基层治理“辅线核心化”的实质与限度 |
| 2.3 新时期街道改革主要模式与分析 |
| 2.3.1 撤销街道办的初步尝试及其评价 |
| 2.3.2 治理重心下移与街道服务管理多重改革探索 |
| 2.3.3 治理视域下街道改革的总体趋向 |
| 2.4 C市N区的街道服务管理模式创新 |
| 2.4.1 C市N区街道改革的地域性变量及其制约 |
| 2.4.2 嵌合式治理:C市N区街道改革主导面向 |
| 第3章 基层治理嵌合关系的建立 |
| 3.1 嵌合关系建立的条件 |
| 3.1.1 国家主动让渡社会空间与主导链接 |
| 3.1.2 社会主体治理与服务的专业性 |
| 3.1.3 嵌入性主体的自带资源与社会资本 |
| 3.1.4 非对等关系中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主动依附 |
| 3.2 嵌合关系建立的主要路径 |
| 3.2.1 街道自主购买社会服务 |
| 3.2.2 上级政府资源链接与指派 |
| 3.2.3 街道搭建嵌合平台 |
| 3.3 嵌合关系建立的实证分析 |
| 3.3.1 嵌合关系的载体铺设 |
| 3.3.2 委托枢纽型组织联结嵌合关系 |
| 3.3.3 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运作中的嵌合关系 |
| 3.3.4 建立“治理嵌合体”争取上级政府资源 |
| 3.4 嵌合关系建立的逻辑及其限制 |
| 3.4.1 面向“治理共同体”的嵌合结构功能 |
| 3.4.2 嵌合关系建立的社区“被动化”及其吊诡 |
| 3.4.3 非竞争性购买关系的建立及其变异 |
| 第4章 嵌合治理的结构与行动 |
| 4.1 嵌合治理的“结构——行动”范式 |
| 4.1.1 “结构——行动”理论分析视角 |
| 4.1.2 “结构——行动”范式的嵌合治理研究适用性 |
| 4.2 治理嵌合体构塑及其行动的实证展开 |
| 4.2.1 案例呈现与治理嵌合体的构塑 |
| 4.2.2 社区服务的三重空间嵌合 |
| 4.2.3 常态服务与项目制叠加的嵌合行动 |
| 4.2.4 疫情防控与线上服务转移 |
| 4.3 嵌合治理结构与行动的分析讨论 |
| 4.3.1 治理结构与行动的相互形塑与良性互构 |
| 4.3.2 作为在地性组织的街居主体空心化 |
| 4.3.3 商业营利取向遮蔽服务公益性 |
| 4.3.4 街道主导下社区与社会组织的双向排斥 |
| 第5章 嵌合治理的内蕴动力 |
| 5.1 嵌合治理的动力结构分析 |
| 5.1.1 国家——社会的复合动力结构及其局限 |
| 5.1.2 以“政党维度”分析嵌合治理动力结构 |
| 5.2 以政党力量为内核的嵌合治理动力 |
| 5.2.1 典型单位制转型与社区衰败 |
| 5.2.2 街道行政主导的旧城改造及其限度 |
| 5.2.3 以政党资源为内蕴动力的嵌合治理 |
| 5.3 政党组织社会的理论思索 |
| 5.3.1 街居党组织促动嵌合治理的何以可能 |
| 5.3.2 以街道作为嵌合治理运作单位的恰切性 |
| 5.3.3 党建引领嵌合治理的长效机制问题 |
| 第6章 应急状态下的动员式嵌合与联动 |
| 6.1 社会动员的理论谱系与中国动员传统 |
| 6.1.1 社会动员理论回溯及其界定 |
| 6.1.2 我国社会动员传统与应急动员 |
| 6.2 新冠疫情防控背景下基层动员式嵌合机制 |
| 6.2.1 社区网格化治理逻辑与局限 |
| 6.2.2 社区网格的非常态治理与联动 |
| 6.2.3 应急动员式嵌合治理的实质与超越 |
| 6.3 街道主导性应急动员的限度与进路 |
| 6.3.1 应急动员倒逼行政力强化 |
| 6.3.2 基层“政绩竞赛”与嵌合悬浮化 |
| 6.3.3 超越网格联动机制的全能化迷思 |
| 6.3.4 应急动员的嵌合治理向常态化转型 |
| 第7章 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
| 7.1 嵌合式治理与基层社会“新公共性”营造 |
| 7.2 社会互构论视域下的嵌合式治理及其评价 |
| 7.2.1 嵌合式治理的多维性与联通性 |
| 7.2.2 基层社会治理的街道定位与功能再探讨 |
| 7.2.3 对嵌合式治理双向性与非均衡性的体认 |
| 7.3 城市基层社会走向“善治”的路径探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以社区网格化管理为关注热点的社区管理研究 |
| (二)以社区网络化治理为前沿议题的社区治理研究 |
| (三)社区由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发展研究 |
| (四)共生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城市社区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 |
| (四)共生 |
| 二、理论基础 |
|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 (二)治理理论 |
| (三)共生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同质下延: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兴起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缘起 |
| (一)城市社区管理的初始历程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创形态(2004)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步成长(2005-2012) |
| 二、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同质化下延分析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主体多数属于体制内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资源主要来自于政府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运行推进了政策执行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与限度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限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偏利共生:网格化管理强化与治理主体培育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新探(2012 年末-2015) |
| (一)2013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减负增效 |
| (二)2014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三社联动 |
| (三)2015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政社互动 |
| (四)2013-2015 年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总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偏利共生行为模式研判 |
| (一)共生单元具备: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设立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单向为主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提升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与困境 |
| (一)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 |
| (二)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非对称互惠共生:网格化管理新突破与治理要素新发展 |
| 一、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的新实践(2016-至今)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新突破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治理要素的新发展 |
| (三)近年来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整体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非对称互惠共生行为模式剖释 |
| (一)共生单元具备:丰富的治理主体生成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多方发起的活动开展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多向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组织间非同步性进化 |
| 三、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与问题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导向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前行的目标、动力与阻力 |
| 一、网络化治理:中国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 |
| (一)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发展的理想状态 |
| (二)网络化治理:实现理想状态的工具设计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系统结构 |
| (四)网络化治理系统结构建构的基础条件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党政领导力 |
| (二)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利益驱动力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科技支撑力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阻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
| (二)目标和利益冲突下委托代理关系的内在张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现路径 |
| 一、共生: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 |
| (一)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 |
| (二)价值理念是影响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共生价值体系 |
| 二、丰富共生主体: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组织建设 |
| (一)在双向需求导向下,选择刚性约束 |
| (二)在目标需求导向下,采用弹性约束 |
| (三)在利益需求导向下,实施有效激励 |
| 三、完善共生界面: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行动选择 |
| (一)以协商为基础,形成主体间的共识共信 |
| (二)以共治为主线,强化主体间的共担共监 |
| (三)以共享为旨归,推动全主体的双维进化 |
| 四、优化共生条件: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技术支撑 |
| (一)以用户为中心,建设治理网络平台 |
| (二)以平台为依托,联通社区治理主体 |
| (三)以问题为导向,健全运行保障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两观三性”视角下的当代大学校园空间更新、改造设计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缘起 |
| 1.1.1 中国校园高速建设的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
| 1.1.2 高等教育与城市的互动发展 |
| 1.1.3 校园空间更新、改造的需求 |
| 1.2 研究的对象 |
| 1.2.1 当代大学校园空间 |
| 1.2.2 更新、改造设计 |
| 1.2.3 “两观三性”设计思想 |
| 1.2.4 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4.1 大学校园空间的相关研究 |
| 1.4.2 更新、改造设计的相关研究 |
| 1.4.3 大学校园更新改造研究综述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1.5.1 创新点一,视角创新:以“两观三性”设计理论为整体视角,对大学校园的更新、改造设计进行“宏观—中观—微观”的系统化研究。 |
| 1.5.2 创新点二,思路创新:本文以“两观三性”这种系统性理论来解决大学校园更新这类系统型研究工作的思路,为大学校园的其他研究工作探索了一条可借鉴的研究思路。 |
| 1.5.3 创新点三,内容创新:构建当代大学校园更新、改造的整体设计理论,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当代大学校园更新、改造设计策略。 |
| 1.6 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当代大学校园空间设计发展与认知 |
| 2.1 国外大学校园空间的起源和发展 |
| 2.1.1 中世纪欧洲大学校园 |
| 2.1.2 近代美国大学校园 |
| 2.1.3 当代欧美综合化研究型大学校园 |
| 2.2 国内大学校园空间的起源和发展 |
| 2.2.1 古代书院式校园空间 |
| 2.2.2 封建社会末期学堂校园空间 |
| 2.2.3 近代中西合璧型校园空间 |
| 2.2.4 解放后苏联模式和文革时期的校园建设 |
| 2.2.5 改革开放后至今的校园空间发展探索 |
| 2.3 我国当代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校园空间发展的矛盾和需求 |
| 2.3.1 我国当代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
| 2.3.2 我国当代大学校园空间发展的矛盾 |
| 2.3.3 国内大学校园空间的发展需求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两观三性”思想的当代校园空间的更新、改造设计策略的理论建构 |
| 3.1 “两观三性”理论的概念与发展 |
| 3.1.1 “两观三性”理论的思想内涵 |
| 3.1.2 “两观三性”理论的历史传承 |
| 3.1.3 “两观三性”理论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框架 |
| 3.2 “两观三性”视角应用于大学校园更新、改造的理论导入 |
| 3.2.1 整体观视角——整体性理论与城市学理论 |
| 3.2.2 可持续发展观视角——生态建筑学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2.3 地域性视角——地域主义理论 |
| 3.2.4 文化性视角——文脉理论 |
| 3.2.5 时代性视角——创新理论 |
| 3.3 “两观三性”视角下大学校园空间更新、改造策略的建构 |
| 3.3.1 国内大学校园更新、改造的分类 |
| 3.3.2 国内大学校园更新、改造的现实目标 |
| 3.3.3 “两观三性”视角下大学校园空间更新、改造策略的内涵 |
| 3.3.4 “两观三性”视角下大学校园空间更新、改造策略研究体系的建构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两观三性”视角下校园规划更新、改造设计策略 |
| 第一部分 :面向“校园—城市”整体协同发展的校园空间规划更新、改造设计策略 |
| 4.1 “校园—城市”发展的基本矛盾和相关分析 |
| 4.1.1 “校园—城市”的整体关系 |
| 4.1.2 我国当代城市环境下大学校园与城市结合的结构矛盾 |
| 4.1.3 大学校园与城市空间整体更新的策略目标 |
| 4.2 “大学—产业—城市”整体发展的校园更新功能植入 |
| 4.2.1 大学在“大学—产业—城市”循环中扮演的角色 |
| 4.2.2 强化“校—城”联系的功能更新与植入 |
| 4.2.3 着眼于校园长期发展的用地预留储备 |
| 4.3 校园与城市整体协同发展的校园结构网络 |
| 4.3.1 校园与城市对接的空间结构层级 |
| 4.3.2 校园与城市空间肌理缝合 |
| 4.3.4 校园衔接城市的社区网络 |
| 4.4 满足城市多元需求的“校园—城市”过渡区空间布局更新、改造策略 |
| 4.4.1 “校园—城市”过渡区的类型 |
| 4.4.2 “校园—城市”过渡区的公共空间整合 |
| 4.4.3 “校园—城市”过渡区的整体更新机制 |
| 第二部分 :面向大学可持续发展的校园空间规划更新、改造策略 |
| 4.5 可持续发展的校园规划更新、改造的现状和策略目标 |
| 4.5.1 我国高校校园规划设计发展现状 |
| 4.5.2 新时期校园空间更新改造需要处理好的校园关系 |
| 4.5.3 “可持续发展观”视角下的校园规划更新的策略目标 |
| 4.6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校园规划更新、改造工作机制 |
| 4.6.1 合理的校园规划更新、改造目标体系 |
| 4.6.2 动态更新的校园总体规划文件 |
| 4.6.3 项目计划评估和实施程序 |
| 4.7 可持续发展的校园交通系统优化策略 |
| 4.7.1 校园道路交通疏解能力的优化 |
| 4.7.2 公共交通系统管理 |
| 4.7.3 校园自行车系统的完善 |
| 4.7.4 停车场的规划与管理 |
| 4.8 绿色低碳校园的规划更新 |
| 4.8.1 节地与室外环境 |
| 4.8.2 节能与能源利用 |
| 4.8.3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
| 4.8.4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
| 第三部分 :“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视角下的校园规划空间品质提升设计策略 |
| 4.9 “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视角下的校园公共空间更新、改造 |
| 4.9.1 “地域性”视角下的校园文脉的传承塑造 |
| 4.9.2 “文化性”视角下功能布局的整合重组 |
| 4.9.3 “时代性”视角下空间格局的有机缝合 |
| 4.10 “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和谐统一的校园景观空间更新、改造 |
| 4.10.1 传统大学校园景观规划形式 |
| 4.10.2 大学校园景观更新、改造的原则 |
| 4.10.3 校园景观的更新、改造的设计策略 |
| 4.11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两观三性”视角下的校园建筑更新、改造设计策略 |
| 5.1 “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视角下的校园建筑更新策略建构 |
| 5.1.1 “整体观”视角下既有校园建筑更新、改造策略的基础——校园建筑的既有历史价值和功能价值 |
| 5.1.2 “可持续发展观”视角下既有校园建筑更新、改造的项目实施过程 |
| 5.1.3 本章研究的基本思路和策略目标 |
| 5.2 “地域性”视角下的校园建筑历史价值保护 |
| 5.2.1 “地域性”视角下的校园建筑历史价值的认知和保护原则 |
| 5.2.2 校园历史建筑地域文化价值再现 |
| 5.2.3 回应校园地域景观 |
| 5.2.4 契合校园场所记忆 |
| 5.3 “文化性”视角下的校园建筑功能转换 |
| 5.3.1 文化视角下的既有建筑功能转换 |
| 5.3.2 校园建筑更新改造中新旧建筑的联接模式 |
| 5.3.3 校园创新文化特征下的空间赋能 |
| 5.4 “时代性”视角下的校园建筑性能提升 |
| 5.4.1 体现当代技术特点的结构体系更新 |
| 5.4.2 满足现代大学需求的环境性能提升 |
| 5.4.3 体现当代环保理念的校园建筑生态节能改造策略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两观三性”思想的当代校园空间的更新、改造策略整合与综合实践 |
| 6.1 “两观三性”视角下的当代大学校园空间更新、改造策略整合与展望 |
| 6.1.1 “两观三性”视角下的校园规划更新策略 |
| 6.1.2 “两观三性”视角下的校园建筑更新、改造设计策略 |
| 6.1.3 “两观三性”视角下当代大学校园空间发展趋势的展望 |
| 6.2 “两观三性”视角下的当代大学校园空间更新、改造设计的综合实践 |
| 6.2.1 北京工业大学规划及图书馆更新、改造项目 |
| 6.2.2 海南大学海甸校区更新、改造项目 |
| 6.2.3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更新、改造项目 |
| 6.2.4 上海大学延长校区更新、改造项目 |
| 6.3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一、理论研究 |
| 二、策略建构 |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 四、研究的不足之处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外文专着 |
| 中文专着 |
| 学位论文 |
| 期刊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表 |
（4）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概况与总体评价 |
| (一)国外相关研究概况 |
| (二)国内相关研究概况 |
| (三)总体评价 |
|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研究可能的创新及不足 |
| (一)可能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研究的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社区、城市社区与社区治理 |
| (二)中国城市社区与社区治理 |
| (三)互动式治理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理论 |
| (二)“国家-社会”关系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一)对“国家-社会”互动分析范式的继承 |
| (二)对互动式治理分析范式的继承发展 |
| (三)“行动者-制度-行动”分析框架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历史沿革与演进特征: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前世今生 |
| 一、传统到现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发展的历史沿革 |
| (一)1949~1990:城市社区行政管理阶段 |
| (二)1991~2011:城市社区全面建设阶段 |
| (三)2012~2019:城市社区多元治理阶段 |
| 二、管控到互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发展的演进特征 |
| (一)一元化向多元化演进的治理主体 |
| (二)单位制向社区制演进的制度转型 |
| (三)纵向型向网络型演进的行动策略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实践案例与困境分析:互动式治理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探索 |
| 一、中国差异化城市社区治理类型中的实践探索 |
| (一)行政导向:大都市边缘社区治理实践 |
| (二)社会导向:智慧社区建设的治理实践 |
| (三)市场导向:新型商品房社区治理实践 |
| 二、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特征 |
| (一)治理行动者:党政为核心的多元主体治理转型 |
| (二)治理制度:顶层设计与具体运作的制度化体系 |
| (三)治理行动:多样化治理方式交叠的调适性互动 |
| 三、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互动困境 |
| (一)行动者角色迷失困境 |
| (二)社区资源整合的困境 |
| (三)陌生人社区治理困境 |
| (四)互动渠道不畅通困境 |
| 四、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归因 |
| (一)公共性不足问题 |
| (二)治理模糊性问题 |
| (三)路径依赖的问题 |
| (四)法治化建设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行动者-制度-行动”框架下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机制构建 |
| 一、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生成发育逻辑 |
| (一)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传统意蕴 |
| (二)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时代要求 |
| 二、行动者: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中的多元动态主体 |
| (一)国家行动者——党组织、政府、居委会的治理参与 |
| (二)社会行动者——业委会、非政府组织的治理参与 |
| (三)市场行动者——社区企业等市场力量的治理参与 |
| (四)行动者间关系:国家-社会-市场行动者在互动式治理中的互补互嵌 |
| 三、制度: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行动者与行动的制度空间 |
| (一)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制度的内在逻辑 |
| (二)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制度的外在互动 |
| 四、行动: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中行动空间与互动逻辑 |
| (一)社区互动式治理的行动空间内涵 |
| (二)社区互动式治理行动的共同目标 |
| (三)社区互动式治理行动的精神内核 |
| (四)社区互动式治理行动的互动逻辑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实现之路 |
| 一、互动网络:社区互动式治理行动者的关系架构 |
| (一)互动式动态网络构建的关键要素 |
| (二)互动式动态网络架构的具体策略 |
| 二、互动规则:社区互动式治理的制度化体系完善 |
| (一)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法治之路 |
| (二)社区互动式治理的软法之治 |
| (三)第三方评估机制的监督之力 |
| 三、互动精神:社区互动式治理行动的文化内推力 |
| (一)重塑社区公共精神 |
| (二)整合社区公共文化 |
| (三)培育社区文化组织 |
| 四、互动平台:社区互动式治理行动中的落实载体 |
| (一)信息化中的技术型平台建设 |
| (二)利益诉求的表达型平台建设 |
| (三)民主互动的协商型平台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录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区治理重要讲话 |
| 附录二 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重要文献中社区治理相关论述 |
| 附录三 十八大以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社区治理相关论述 |
| 附录四 十八大以来国家级重要规划中社区治理的相关论述 |
| 附录五 城市社区治理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 |
| 附录六 中央及部委城市社区治理相关政策文件 |
| 附录七 某市社区治理任务与工作内容汇总 |
| 后记 |
（5）商品房小区治理有效性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 |
| 一、社区与小区 |
| 二、小区与商品房小区 |
| 三、研究对象选取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与研究预期 |
| 一、研究技术路线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论文结构 |
| 四、预期目标 |
| 第二章 相关文献述评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社区治理文献述评 |
| 一、政府管理视角的社区治理 |
| 二、民主参与视角的社区治理 |
| 三、合作网络视角的社区治理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小区治理文献述评 |
| 一、小区治理研究概观 |
| 二、小区治理的制度环境研究 |
| 三、小区治理基本理论依据 |
| 第三节 研究角度的选取与研究空间的拓展 |
| 第三章 商品房小区治理的发展及现状 |
| 第一节 商品房小区治理的背景 |
| 一、发展阶段 |
| 二、法规政策回顾 |
| 第二节 商品房小区治理的现状 |
| 第三节 商品房小区治理中的问题 |
| 第四章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
| 第一节 分析要素界定 |
| 一、小区治理有效性 |
| 二、小区治理要素 |
| 三、居民参与 |
| 第二节 分析框架 |
| 一、社会资本与居民参与 |
| 二、小区治理相关主体行为与居民参与 |
| 三、小区能力与居民参与 |
| 四、居民参与与小区治理有效性 |
| 五、居民参与的中介作用 |
| 第三节 分析模型 |
| 第四节 北京商品房小区治理有效性案例分析 |
| 一、北京国奥村的探索 |
| 二、北京世茂奥临社区的做法 |
| 三、北京乐和社区治理的实践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商品房小区治理有效性的基本检验 |
| 第一节 数据收集与数据分析方法 |
| 一、问卷设计 |
| 二、变量测量 |
|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
| 四、数据分析工具与方法 |
| 第二节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三节 信效、效度与检验 |
| 一、信度检验 |
| 二、效度检验与因子分析 |
| 第六章 商品房小区治理有效性的回归检验 |
| 第一节 相关性分析 |
| 第二节 线性回归方程的检验 |
| 第三节 假设检验 |
| 一、小区治理要素与居民参与之间的关系 |
| 二、居民参与和小区治理有效性之间的关系 |
| 三、居民参与的中介效应 |
| 第四节 不同类型商品房小区治理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
| 一、基于自组织程度的小区治理有效性分析 |
| 二、基于小区财力的小区治理有效性分析 |
| 三、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调查问卷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6）杭州市撤村建居社区治理研究：影响因素分析与政策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文献综述 |
| 1.3.2 国内文献综述 |
| 1.3.3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论文研究方法 |
| 1.5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简析及理论基础 |
| 2.1 主要概念简析 |
| 2.1.1 社区 |
| 2.1.2 撤村建居社区 |
| 2.2 协同治理理论 |
| 2.2.1 协同治理的起源与内涵 |
| 2.2.2 协同治理的主要内容 |
| 第三章 杭州撤村建居社区治理影响因素分析 |
| 3.1 杭州撤村建居社区发展概述 |
| 3.1.1 杭州撤村建居社区发展现状 |
| 3.1.2 杭州撤村建居社区的类型 |
| 3.1.3 当前杭州撤村建居社区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
| 3.2 杭州撤村建居社区治理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下城区三塘社区为例 |
| 3.2.1 三塘社区的撤村建居概况 |
| 3.2.2 三塘社区撤村建居后社区治理中的问题及分析 |
| 3.3 影响因素的确定 |
| 3.4 影响因素的分析 |
| 3.4.1 公民 |
| 3.4.2 政府 |
| 3.4.3 集体 |
| 3.4.4 市场 |
| 3.5 实证分析 |
| 3.5.1 社区治理影响因素AHP分析 |
| 3.5.2 构建层次分析模型 |
| 3.5.3 社区治理影响因素问卷设计及分析 |
| 第四章 杭州市撤村建居社区治理的政策建议 |
| 4.1 提高政府政策适用性 |
| 4.1.1 政府职能转变 |
| 4.1.2 提高专业化支持 |
| 4.1.3 提高社区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 |
| 4.2 理顺集体经济与社区治理体制,保障其服务社区能力 |
| 4.2.1 推进股设分离,理顺组织运行机制 |
| 4.2.2 统筹规划,大力推进经合社转型升级 |
| 4.2.3 发挥集体经济支持作用 |
| 4.3 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
| 4.4 提高社区集体组织管理能力 |
| 4.4.1 加强社区队伍建设 |
| 4.4.2 建立对集体组织的监督约束机制 |
| 4.5 提高社区公民素质 |
| 4.6 保障政府宣传 |
| 4.7 提升企业服务社区能力及带动社区经济发展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调查问卷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1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7）城市社区干群关系的问题、原因及对策研究 ——以W市L街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缘由 |
| 1.2 基层干群关系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重难点与创新点 |
| 2 城市社区干群关系的理论与概念阐释 |
| 2.1 城市社区干群关系的理论基础 |
| 2.2 城市社区干群关系的概念阐释 |
| 3 城市社区干群关系的基本现状 |
| 3.1 三类社区基本概况 |
| 3.2 三类社区干群主体概况 |
| 3.3 三类社区干群关系现状与比较 |
| 4 城市社区干群关系疏离化的原因分析 |
| 4.1 利益层面 |
| 4.2 制度层面 |
| 4.3 干部层面 |
| 4.4 群众层面 |
| 4.5 社区层面 |
| 5 密切城市社区干群关系的基本路径 |
| 5.1 找准主要利益点是密切社区干群关系的基本前提 |
| 5.2 完善各项制度建设是密切社区干群关系的重要保证 |
| 5.3 加强社区干部队伍建设是密切社区干群关系的关键环节 |
| 5.4 提升社区居民整体素质是密切社区干群关系的重要方面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调研日志(节选) |
| 附录2 调查问卷 |
| 附录3 访谈提纲 |
（8）“找回”城市与“袪魅”的居民自治 ——中央、地方与民众三层关系视野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国家与社会二元关系范式下的社区研究 |
| 1.3 中央、地方与民众三层关系范式下的社区治理：一个新框架 |
| 1.4 研究方法与田野工作 |
| 1.5 概念界定与章节安排 |
| 2 政府职能社区化与居民自治改革内卷化 |
| 2.1 居民自治：政府与社会的分权改革 |
| 2.2 深圳悖论：一元化治理-多元化治理-再度一元化 |
| 2.3 一元化治理：体制性障碍还是体制性优势? |
| 3 社区邻里性质：社区分类与共同体建设的可能性 |
| 3.1 城市公共服务的生产机制与社区的分类治理 |
| 3.2 城市社区邻里关系：共同体是否可能 |
| 3.3 小结：城市社区建设目标与社会基础的重置 |
| 4 社区权威的生成与公共事务的再分类 |
| 4.1 行政、服务与自治三分法的理论假设与辨析 |
| 4.2 社区实践的逻辑：社区公共事务的具体内容与属性特征 |
| 4.3 社区权威的生成：行政、服务与自治之间的关系 |
| 4.4 小结：社区公共事务分类体系的重构 |
| 5 链式治理结构：城市社区治理的有机构成 |
| 5.1 社区基层组织：通才型治理还是专才型治理 |
| 5.2 “条条”进社区：行政辅助职能的分流与生产机制的选择 |
| 5.3 “块块”进社区：街居治理共同体的重构 |
| 5.4 “国家”进社区：居民自治的培育 |
| 5.5 小结：链式治理结构下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的衔接 |
| 6 多层级核心政治体制与“统分结合”双层治理 |
| 6.1 城市开发时期的公共品供给体制与机制 |
| 6.2 城市治理转型：从城市开发逐步迈向城市管理新阶段 |
| 6.3 多层级核心政治体制：我国大城市地区治理经验的理论考察 |
| 6.4 小结：多中心政治体制与多层级核心政治体制的比较 |
| 7 结论 |
| 7.1 中央-地方-民众三层互动关系：社区研究的范式转换 |
| 7.2 “找回”城市：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体制性优势 |
| 7.3 “袪魅”的居民自治：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政策选择 |
| 7.4 我国城市的结构化分类与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成果 |
| 附录二 调研材料 |
（9）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主导下的基层治理研究 ——以佛山基层治理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的背景 |
| （二）基层治理创新的要求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研究的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的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论文的创新点 |
| 四、国内外研究评述 |
| （一）国外研究状况 |
| （二）国内研究状况 |
| （三）文献研究的结论 |
| 第一章 研究的基础理论 |
| 一、基本概念阐述 |
| （一）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 |
| （二）国家治理与国家治理体系 |
| （三）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 |
| （四）基层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 |
| （五）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 |
| （六）法治与善治 |
| 二、基础理论阐释 |
| （一）城镇化区位理论 |
| （二）人口推拉理论 |
| （三）城乡一体化理论 |
| （四）社会治理理论 |
| （五）协同治理理论 |
| （六）贤能政治理论 |
| 三、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城镇化发展及基层治理问题的提出 |
| 一、城市群与新型城镇化 |
| （一）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建设对象 |
| （二）城市群建设的现实问题 |
| 二、我国五大城市群的城镇化发展进程 |
| （一）我国五大城市群的分布 |
| （二）我国五大城市群的发展轨迹 |
| （三）五大城市群的阶段性特征 |
| 三、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基层治理面临的新问题 |
| （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利益主体的冲突 |
| （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单一治理的缺陷 |
| （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基层治理组织的弱化 |
| （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基层民主化的欠缺 |
| （五）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保障能力的不足 |
| （六）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基层治理新政策的缺失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佛山市城镇化进程中基层治理创新的个案考察 |
| 一、佛山新型城镇化基层治理的背景 |
| （一）佛山新型城镇化的源起 |
| （二）佛山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问题的呈现 |
| （三）佛山新型城镇化基层治理地域特点 |
| 二、佛山市城镇化进程中基层治理的阶段特征 |
| （一）基层自治阶段（1983-2010） |
| （二）基层自治探索创新阶段（2010-2012） |
| （三）协同共治阶段（2013 年至今） |
| 三、佛山市城镇化进程中基层治理的实践 |
| （一）政府主导下基层治理的历史转向 |
| （二）党在基层治理中领导作用的发挥 |
| （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的创新 |
| （四）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组织与引导 |
| （五）基层组织社会化服务的展开 |
| （六）基层法治建设的推进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内外基层治理主要借鉴 |
| 一、发达国家基层治理经验 |
| （一）美国“小政府、大社会”的基层治理 |
| （二）日本市町村的分权自治 |
| （三）新加坡主导与参与融合型基层治理 |
| 二、国内基层治理的典型模式分析 |
| （一）佛山市城镇化进程中基层治理创新的五种模式 |
| （二）宁波市北仑区“三位一体”的治理模式 |
| （三）南京市南苑社区党群议事会的治理方式 |
| （四）重庆市麻柳乡“八步工作法”治理模式 |
| （五）浙江金华市村务监督委员会模式 |
| 三、国内外经验比较与启示 |
| （一）佛山市与各地经验比较 |
| （二）成功经验的启示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构建我国现代基层治理体系的建议 |
| 一、基层治理目标的设定 |
| 二、政府主导的基层治理体制的创新 |
| （一）社区管理体系 |
| （二）制度创新体系 |
| （三）社会组织参与体系 |
| （四）市场调节体系 |
| 三、基层治理多元主体的协同 |
| （一）构建多维度的基层政府内部协调机制 |
| （二）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 |
| （三）扩大基层自治民主决策主体的范围 |
| （四）提高流动人口参与基层治理的效率 |
| 四、基层自治组织的角色定位 |
| （一）厘清基层自治组织“权力清单” |
| （二）进一步明确基层自治主体的职能 |
| （三）提高社区管理、教育和服务的能力水平 |
| 五、新型城镇化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
| （一）强化党组织在基层治理的核心地位 |
| （二）恰当处理基层治理的“破”与“立”关系 |
| （三）建立基层干部监督和防滑预警机制 |
| （四）疏通基层自治过程的群众参与渠道 |
| 六、基层治理的制度创新与政策的完善 |
| （一）积极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进程 |
| （二）探索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与模式 |
| （三）深化村（居）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 |
| （四）推广实施“两委”干部选聘制度 |
| 七、健全基层自治的保障体系 |
| （一）构建完善的基层服务平台 |
| （二）建立基层自治人才激励与保障制度 |
| （三）建立资金稳定投入机制 |
| （四）现代信息技术服务保障 |
| （五）建立多元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体系 |
| 八、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主要研究结论 |
| 二、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的学术情况 |
四、实行"选聘分离"构建新型城市社区管理体制（论文参考文献）
- [1]城市基层社会“嵌合式治理”研究 ——以C市N区街道改革为中心[D]. 康雯嘉. 吉林大学, 2021(01)
- [2]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D]. 宋晓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3]“两观三性”视角下的当代大学校园空间更新、改造设计策略研究[D]. 陈纵.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5)
- [4]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研究[D]. 姜郸. 吉林大学, 2020(08)
- [5]商品房小区治理有效性影响因素分析[D]. 李莹.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6]杭州市撤村建居社区治理研究：影响因素分析与政策建议[D]. 徐宁. 浙江工业大学, 2019(03)
- [7]城市社区干群关系的问题、原因及对策研究 ——以W市L街为例[D]. 许换换.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3)
- [8]“找回”城市与“袪魅”的居民自治 ——中央、地方与民众三层关系视野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研究[D]. 张雪霖.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9]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主导下的基层治理研究 ——以佛山基层治理为个案[D]. 雷运清. 东北师范大学, 2017(12)
- [10]南昌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N]. 南昌市人民政府. 南昌日报,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