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刘彬彬[1]（2021）在《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与竞争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8年6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500亿美元产品施加关税,与美国形成竞争的制造业行业征税覆盖率超过70%,其中劳动密集型及高技术行业为重点制裁对象。现有文献分析,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主要集中于遏制中国新兴产业发展,解决美国的国内就业问题等。鲜有文章以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变化为切入点来分析中美经贸摩擦的形成乃至激化,最终引致贸易战。由于中美制造业贸易结构由产业结构决定,因此,本文以贸易背后的产业为视角,考察中美制造业产业之间的互动规律,探讨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变化与经贸摩擦之间的关系,并基于二者的逻辑关联,为中国制造业发展提出建议。对中美制造业经贸规模与结构进行分析。从中美制造业对外贸易规模与结构来看,2000-2018年,中美制造业对外贸易规模发展迅速,中国对美国制造业出口顺差呈现增长趋势。2000-2008年,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集中在低技术劳动密集型领域,美国竞争优势集中于高技术资本技术密集型领域。2010年后,中国制造业商品结构发生“质”变,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产品出口规模扩大,在保持对美国的出口占比的同时,呈现由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扩展的趋势,世界对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依存度增加。从中美制造业直接投资规模与结构来看,1980-2000年,中国对美国制造业直接投资尚未形成规模。2000-2008年,中美制造业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单向性趋势,中国对美国制造业投资流量增速波动较小。2010-2018年,中国对美国制造业投资增长加快,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从传统的加工制造业向高技术制造业拓展,但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比重较低,中美制造业直接投资由单向性向双向性趋势转变。对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分析。首先,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形成的基础来看,通过构建制造业产业同构性指数,发现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差异性明显,互补性较强,直接替代或竞争的领域有限,这种差异性源于中美制造业产业内部构成差异及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次,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形成的条件来看,中美制造业直接投资通过传统制造业产业转移效应、新兴制造业产业促进效应来影响投资国产业结构的变迁,推动东道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同时,通过技术外溢效应、资本积累效应、贸易互补效应、推动中美贸易逆差的产生。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以垂直型产业分工为主,美国贸易条件整体优于中国。其次,通过贸易互补性指数（TCI）、产业内贸易指数（IIT）对中美贸易中的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进行实证分析。2000-2008年,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强,其中,互补性强的行业集中于纺织品、鞋靴制品、家具制品、金属及制品、运输设备、飞机、航空器、电子精密仪器设备及其零部件等劳动密集型及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此阶段,贸易增量来源于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以垂直型为主。2009-2018年,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减弱,互补性趋势下降的行业集中于纺织、服装及皮革业、木材加工（家具除外）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计算机、电子及光学设备制造业以及家具制品和其他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此阶段,贸易增量的来源于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类型由垂直型向水平型发展。最后,基于全球化互补效应背景下,由于中美市场环境、产业政策的不同,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随着国际分工的加深,产业跨国转移的及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而推进,并促进中美经济快速发展。对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分析。首先,从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形成的基础来看,构建产业结构同构性指数,发现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趋同性趋势出现,且与德美制造业产业结构趋同性趋势接近。这种趋同趋势体现在中美制造业行业内部结构变化上,2010年后,中美制造业在高技术领域重合度上升,与美国多行业构成竞争与潜在竞争关系。其次,从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形成的条件来看,中美制造业直接投资通过竞争效应、市场集中效应来影响东道国市场结构,同时,促进东道国与投资国产业结构升级,改善制造业进出口商品贸易结构。再次,通过显示性相对比较优势指数（VRCA）、Michaely波动指数（MI）、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MS）对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竞争性进行实证分析。2000-2009年,中美制造业贸易整体以互补性为主,高技术行业贸易竞争性趋势微弱。2010-2018年,中美在低技术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业、木材加工（家具除外）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等;中低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如金属制品业、橡胶及塑料制品业等具备竞争性,同时,在原本不具备竞争性的高技术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如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高速列车和轨道车辆制造）、计算机、电子及光学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制造）、少数化工产品制造业（核反应堆）、少数机械设备制造业（机械器具）也与美国形成竞争与潜在竞争关系,中美制造业在高技术行业中竞争性趋势出现。最后,中美贸易中的制造业产业竞争性是在中国研发经费投入规模逐年增长、高技术制造业贸易发展迅速、制造业全球进出口地位提高,全球原材料市场竞争激烈,国际产业结构日益趋同化,中美进入技术竞争新阶段中实现的。对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形成机理与成因分析。首先,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来看,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引发经贸摩擦根源在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要素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资源,对于规模经济不变且受资源与环境约束的产业,随着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反而会导致成本的提高,同时资源与环境要素成本也随之增加,此时,生产成本大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收益。中国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性不断增强,冲击到了美国国内相关企业市场份额,造成利益分配不平衡。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引发经贸摩擦升级根源在于,当发展中国家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保留产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时,会造成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制造业经济体量大幅度减少,同时由于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停滞导致生产率出现瓶颈,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带来的收益小于份额缩小的损失,此时两国进入“冲突”区,保留产业处于竞争状态,互补互利趋势发生变化。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成因来看,金融危机后,中国制造业TFP增长率高于美国,中美技术竞争进入新阶段。同时,中国对美国制造业出口的商品结构发生“质”变,由组装加工产品向高技术产品转移,高技术出口产品复杂度提高,出口地区由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扩展,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制造业中高与高技术制造业产品贸易依存度增加,冲击了美国在高技术领域的垄断局面,互补互利趋势发生变化,经贸摩擦不断升级。虽然,美国一直处于制造业贸易逆差,但中美贸易不平衡不仅来源于美国贸易逆差同时还有跨国公司利润的贡献。同时,中美商务部在统计出口贸易价格的方式与转口贸易存在较大的差异,美国对货物贸易的统计高估了中国的贸易顺差。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表现来看,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产业成为实施“双反”调查主要对象,中美经贸摩擦由劳动力密集转向科技密集领域,贸易保护措施向高端制造升级。同时,美国加大对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投资限制,中兴、华为等高技术制造企业成为贸易制裁的重点对象。最后,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基于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从政府和企业层面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出应对策略。
韩科振[2]（2021）在《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类与生存环境之间错综复杂的依存关系和反馈关系,具有很强的时空特性。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投入要素,解决好了环境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2019年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历次会议明确强调“绿色技术创新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绿色发展就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战略举措,绿色经济是实现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保障。绿色经济发展离不开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进步必须依靠技术创新支撑,绿色技术创新是确保绿色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支持技术创新的共性的基本要素是人力资本和研发支出（R&D）,特别是研发资本的积累。面对绿色经济这个当今全球共同性的主题,中国在更加开放的过程中,除了要充分利用本国资本不断自主创新和强化内部的研发技术积累外外,还要更加有效的利用国际研发资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OFDI）逆向技术溢出、外商直接投资（FDI）和进口的产业集聚效应等引发的竞争效应和技术扩散效应,促进我国绿色技术进步,提高资源资源利用效率,减轻环境对人类生存带来的压力,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共享绿色生态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需要深思的课题。绿色技术进步是推动绿色发展的核心所在。如何推动绿色技术进步已成为学术界和实业界的重点研究领域,纵观现有研究,推动一国绿色技术进步的因素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国内的自主创新和通过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重要保障在于研发投入,而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可借助或依靠对外直接投资（OFDI）、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及进口等渠道实现。不过,相关研究基本上是沿着自主创新和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两种不同途径展开的,尚鲜有将自主创新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统一在同一框架下的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伴随我国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渠道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是否能够显着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技术进步,推动我国绿色技术进步?尤其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和流量均处于全球前列;还有,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的推动作用是否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如本国的自主创新和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的协同,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不仅事关如何有效提高我国绿色技术进步,而且与我国绿色发展密切相关,进而关系到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因而,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以“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影响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为核心,首先在理论上演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分析在政府要求绿色创新和企业自主绿色创新的双重约束下,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对企业、区域、国家三个层面的绿色技术进步提升的内在机理,并提出了对应假设。然后针对中国绿色技术进步的现实情况,从微观层面的企业到宏观层面的国家,以不同视角实证研究国际研发资本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中国绿色技术进步的考察主要从企业层面、制造业行业层面、区域层面以及国家层面进行测度。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主要通过国际研发投入、跨国技术转移、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进口贸易渠道,产生直接和间接的扩散或溢出,影响绿色技术进步。本文共设九个章节,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由第1章构成;第二部分是理论基础和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包括第2章的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及第3章的影响机制分析;第三部分是实证检验和分析,包括第4章、第5章、第6章、第7章和第8章;第四部分为总结与研究展望,由第9章构成。第1章描述本文研究主题的相关背景,据此提出研究问题,并阐述该选题的意义,梳理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界定研究对象的概念,指出本文的创新点。第2章梳理本文的理论基础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本章主要梳理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和绿色技术进步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理论、绿色经济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了解和掌握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研究动态。第3章从理论分析国际研发资本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重点分析OFDI、FDI和进口渠道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尤其是分析了OFDI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第4章是基于微观视角下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研究,并从企业特质层面深入分析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受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影响的异同。第5章是从制造业的行业异质性的视角实证分析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因为制造业是推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主导产业,在影响绿色技术进步中占有主导地位。第6章是国际研发资本溢出对区域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的实证研究。同时,探讨技术吸收能力下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进步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门限效应,实证分析自主创新和OFDI逆向技术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综合影响。第7章是第6章的延伸,实证研究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区域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探讨绿色技术进步在区域间的相互影响,还有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在区域间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第8章是从国家层面实证研究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一国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第9章是总结部分。本章整合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论,按照本文的逻辑脉络,归纳提炼研究结论,提出政府决策和企业应对两方面的相关建议,还有未来研究展望。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认为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有显着影响,主要有以下结论。从微观层面看,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显着地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国际研发资本是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因之一。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逆向技术溢出促进企业绿色技术水平提升,企业通过引入外资和进口贸易也能显着提升企业的绿色技术水平,不过,进口贸易所获得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相对有限。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企业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显着的企业异质性特征。相较于渐进性绿色技术进步,对突破性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要强,FDI和进口渠道的技术溢出相对较弱。从制造业及行业层面看,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制造业行业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OFDI、FDI和进口贸易获得的国际研发资本都有助于提升制造业的绿色技术水平,但进口贸易的效应相对较弱。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制造业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企业异质性,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相较于OFDI对绿色技术进步的积极影响,FDI以及进口贸易的影响要更为显着,而对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而言,OFDI的绿色技术水平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对于渐进性绿色技术进步而言,制造业通过引入外资以及进口贸易所带来的技术溢出的推动作用较大,OFDI的促进效应相对较小,对于突破性绿色技术进步而言,OFDI的促进效果更为显着,FDI的影响相对较弱,进口贸易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着。从区域角度看,国际研发资本对区域绿色技术进步有显着的提升效果。OFDI技术溢出是我国绿色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OFDI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效应受到国内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自主创新能力越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区域,OFDI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提升作用越强。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越强、研发投入越多、人力资本越丰富,对本地区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越有效果。我国绿色技术进步存在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相邻地区的绿色技术进步对本地区的绿色技术进步具有积极（positive）推动作用。回顾本文研究方法与结果,主要有以下四点创新。第一,有机结合国内自主创新和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构成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的分析框架。对国际研发投入、跨国技术转移、FDI、OFDI和进口贸易多个溢出渠道,从微观到宏观,从行业到产业,在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这些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相关研究文献关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的渠道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大多数研究国际研发资本溢出渠道其中之一或其中的一部分,同时,鲜有将国内自主创新纳入一个整体分析范畴的研究。结论显示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水平的提升有显着地促进作用,特别是OFDI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的敏感性受国内自主研发水平的影响,国内自主研发水平越高,OFDI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越强。第二,对绿色技术水平划分更加细化,拓展了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渠道并重新测度了各种渠道的技术溢出,多维度分析了企业不同异质性特征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影响,使得分析更加有针对性,结果精准可靠。将绿色技术创新区分为渐进性绿色技术创新和突破性绿色技术创新,还有,将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绿色技术进步指数、绿色发展指数等纳入到统一分析框架。对企业异质性下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水平的影响考虑了企业的所有制、企业所属产业或行业、生产率、融资约束、所在区域。第三,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既存在门限效应也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绿色区域绿色技术进步的门限效应的存在与国内自主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有关联。本文系统分析了国内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人力资本水平对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渐进性绿色技术创新和突破性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认为出存在门限效应,具有非对称的影响特征。区域间的绿色技术进步相互影响,一个区域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其它区域的绿色技术进步也有显着影响,存在空间的相互依赖性,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第四,采用多种方法测度绿色技术水平和多种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路径和程度。对绿色技术进步指数的测度采用“让数据说话”的非参数估计方法,运用SBM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进行测度,该测度方法得到的绿色技术进步指数更加精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面板门限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等多种,实证分析了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且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得到并探究了一些具有新颖性和可比性的实证结论,为更加深化开放的精准施策提供了一些可行的决策依据。
赵永斌[3]（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说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胡锡琴[4]（2021）在《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文中认为新世纪以来,随着“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建立,中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确立,尤其是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对非洲援助秉承“义利相兼”的理念,充分彰显“平等、互助、互惠、精准、包容”的援助特征,对非洲援助的力度和深度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提升,在国际对非洲援助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坚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旋律,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将成为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首要目标和行动方向。虽然国际、国内社会关于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关注日益提高,但对其援助目的、援助效果却存在诸如“新发展经验的示范者”、“新殖民主义”、“资源攫取论”等褒贬不一的评价。这既与援助自身的作用机理高度复杂,援、受双方异质性极其明显、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风云变幻等因素有关,也与对援助认知偏差、统计口径差异、研究方法各异等因素有关。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和新世纪以来对非洲援助最多的国家,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呈现典型的“南南合作+援助”的模式,具有显着的民生性和平等性,与西方主要援助国实施的“南北援助”迥然各异。因此,研究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对于新世纪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既具深远的理论价值,又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研究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对受援国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既是考证通过援助带来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跨国流动能否为受援国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又是思考援助能否促进受援国的贸易便利化,还是审视援助能否实现中国发展减贫经验在非洲的跨国再生产和本土化,缓解和消除非洲的极端贫困状况,更是探寻援助与增长之间“黑箱效应”的有效破解路径,回归到援助能否促进受援国经济发展这一核心命题。论文以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为基础,依据从理论到实证的研究路径,遵循“总—分—总”的逻辑思路展开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论文主要内容如下:总论部分首先展开中国对非洲援助、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相关理论基础的文献综述,随之梳理中国对非洲援助的主要形式及现实特征,然后基于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研究视角,将援助经济增长效应分解为援助流入对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以及援助流入从需求侧拉动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贸易效应及减贫效应（贫困的消除有助于受援国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从而刺激消费,进而拉动经济增长）,以此形成促进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框架。分论部分首先分别从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双边贸易效应、减贫效应进行研究,阐释其作用机理及影响路径,并对其国际直接投资效应、贸易效应及减贫效应进行实证检验。随后,从宏观经济层面分析援助流入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及影响路径,并对其宏观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检验。论文主要研究结论有:第一,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体现为通过对非洲援建基础设施可以降低中国对非国际直接投资的物流成本,其先导效应也可抑制其国际直接投资风险,并且还可通过援助有效缩短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的制度距离,释放制度摩擦缓解效应。实证检验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对非洲援助具有国际直接投资促进作用,且存在“门槛效应”,即在中国对非洲援助初期,基础设施领域是援助流入的重点,较为健全的基础设施为外资流入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能力不断增强,然而援助对投资的吸引力却并不持续。因此,援助流入不能仅重视援助流入规模的增加,而应在援助后期将工作重心放在援助分类,加强对教育、生产部门领域的援助,促进受援国制造业以及工业化体系的建立。第二,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贸易效应表现为通过对非洲提供与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援助带来的贸易成本削减效应,通过与贸易政策与管理相关的援助产生的贸易自由化传导效应,还通过与贸易自主发展能力相关的援助产生的贸易环境优化效应。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对非洲援助能够促进中非双边贸易的发展,加大非洲对华的出口效应,以及进口效应。中非双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双边贸易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中国企业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能显着提高中非双边贸易的发展,在进口、出口效应中均有体现。同时,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因素在双边贸易效应和出口效应中均具有正向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中非双边贸易往来中,非洲地区的自然资源类商品对华出口仍占较高比重,也体现出中非贸易的资源禀赋优势互补。第三,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减贫效应意味着通过对非洲援助能充分发挥中国减贫经验在非洲的国际示范效应,有助于提升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还可缓解受援国的债务水平。实证分析表明非洲受援国的贫困改善与援助是息息相关的,援助能够促进受援国的减贫,特别是提升受援国的人力资本对受援国减贫具有长期的改善作用。尽管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确有助于提升受援国的贫困改善,但其影响却较缓慢,这也印证了减贫周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考虑到援助的异质性,论文将援助分为类似于OECD界定的官方发展援助（ODA-like）和其他官方融资（Other Official Flows-like,简称OOF-like）,结果显示两者均有助于受援国减贫,但就其援助效果而言,OOF-like援助效果更为明显。中国作为一个同时拥有援助国和受援国经验的发展中大国,结合自身的发展经验,在对非洲援助实践中致力于为受援国提供高效的发展方案和发展援助,有助于构建受援国的产业体系,提升其自主发展能力。同时,对受援国政府部门实施债务减免,既减少了受援国金融风险危机爆发的可能,使政府有能力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又能为受援国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对其长期艰巨的减贫工程提供可持续的经济基础。最后,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包括援助流入对受援国宏观经济增长产生的物质资本补充效应、人力资本提升效应,以及技术传递与外溢效应。中国对非洲援助的主要目的并不仅是提供金融援助,而是通过“南南合作+援助”,尤其是提供技术援助,从根本上培育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项目主要分布在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民生服务、技术人才、农工业合作等领域,体现出强烈的民生性和平等性。实证检验表明中国对非洲援助通过物资资本效应、人力资本效应、技术传递和溢出效应,直接促进了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中国对非洲援助对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是有效的,但关于援助对经济增长是否具有门槛效应,目前还不确定。同时,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对外开放程度等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也具有正相关关系,符合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逻辑推理。基于研究结论,论文对改善中国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建议主要有:大力推进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尊重受援国,提升受援国公平参与全球发展的机会;积极构建公平有效的对非洲援助新体制,从援非的实施路径、发展多元化的援助合作方式着手,提升援助的实际效果;强化援、受双方的有效沟通,增进南北援助国之间的理解,减少援助实施的交易成本,更好地发挥援助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论文的创新点主要有:第一,为促进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论文将援助流入、受援国FDI、贸易、减贫（贫困的消除有助于受援国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从而刺激消费,进而拉动经济增长）视为拉动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四轮驱动力”,系统分析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以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为理论支撑,论文提出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框架既包含援助流入对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也包括从需求侧影响经济增长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双边贸易效应及减贫效应。学界对OECD主要援助国对非洲援助关注较多,而对中国对非洲援助议题关注相对较少。同时,学界也多单方面关注援助有效性、政策动机,多论证援助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或投资,或贸易,或减贫的单方面影响。可见,关于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这一议题的系统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基于分析援助对受援国的直接投资、双边贸易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援助对消除受援国贫困的作用,最后回归于探究对受援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充分融入包容性发展的理念,有助于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第二,论文通过系统分析中国对非洲援助在受援国发挥经济增长效应的作用机理和路径,结合系统GMM模型、分位数回归、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FGLS模型等实证方法相结合,分别检验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双边贸易效应、减贫效应与宏观经济增长效应。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对非洲援助具有明显的“平等、互助、互惠、精准、包容”特征,呈现出典型的“南南合作+援助”、“命运共生型”援助模式,切实致力于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有力的驳斥了西方关于中国对非洲援助“新殖民主义”、“资源攫取论”的观点。中国对非洲援助对受援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既有基础设施效应,也有先导效应,还具有制度摩擦缓解效应。对受援国的贸易具有成本削减效应,贸易自由化传导效应和贸易环境优化效应。中国对非洲援助既能发挥中国减贫经验的示范效应,又能提升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还可通过援助改善受援国的债务水平。援助是否对受援国宏观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是讨论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中心问题。论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对非洲援助有助于发挥对受援国的物质资本补充效应,提升受援国的人力资本,同时技术援助有显着的外溢效应,进而促进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第三,论文通过调研掌握了对非洲援助相关工作及研究人员对中国对非洲援助规模、援助质量及援助展望的一手资料。调研形式为向世界银行、中非发展基金、高校从事援助非洲问题的学者等发放中英文版本的对非洲援助质量问卷。通过对有效问卷的分析,发现受访对象关于对非洲援助的援助规模、援助质量及援助展望的认知并不统一,也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实证检验方面,论文将中国对非洲援助类型划分为ODA-like和OOF-like,并引入了援助的滞后期,通过实证检验中国援助对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43个样本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双边贸易效应、减贫效应,以及宏观经济增长效应。
杨婷婷[5]（2021）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投资与贸易是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话题之一。自本世纪以来,我国从一个吸引外商投资的大国开始逐渐发展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国,中国在世界各地直接投资活动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其对外直接进行投资的储备量位列世界第三,在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有充分的理论意义与实际意义。中国及6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计拥有近50%的全世界居民,占到了全球国内生产经济总量的30%,因此本文选择在这一重要领域补充完善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为将来的贸易与投资提供理论支撑。本文以引力模型为基础,引入包括地理距离、市场规模、贸易开放度、“一带一路”倡议、自贸区协定等政治经济相关的解释变量探究多因素条件下的投资与贸易相关性。采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通过计量经济学中的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GMM模型回归方法,分析2010-2019十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中重点34个国家直接对外投资的贸易效应,并根据不同地区的投资重点进行了分区域分析,完善了研究维度。本文的相关研究结果可以得出发现: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项目中进行对外直接的贸易投资将可能会对其产生较明显的贸易推动作用效应,投资与贸易呈互补关系;除了主要解释变量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市场规模、贸易开放度、“一带一路”政策效应、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对进出口贸易有正向促进作用,而我国与该国额地理距离对贸易有反向影响,这与贸易引力模型的结论以及本文对其他影响因素的预判相一致。但是,本文同时也得出了部分与其他主流的结论不同的发现:一是指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差异所导致的贸易和经济效应的差别,在东南亚地区,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促进效应正在减弱,带来微弱的贸易和经济替代效应;在中东欧等地区,贸易促进效应较为微弱;在西亚北非地区,贸易促进的效应不显着,这些结果与我国目前在各个地区不同的贸易结构和营商环境有关;二是在GMM模型下,长期来看“一带一路”政策对我国贸易不再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这些结果对于指导我国新时期下的投资和贸易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本文根据以上结论对我国今后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和贸易提出了政策建议,包括拓展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贴合各国不同的发展情况,全面提高对外开放宏观水平,加强互联互通,为企业提供贸易投资便利化服务等。
曹文[6]（2021）在《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以《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为例》文中研究指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普遍加强外资安全审查,对全球市场和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各国政府、产业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以欧盟首个联盟层面的外资审查机制立法——《欧盟外资审查条例》为案例,试图回答两个重要且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历来主张资本自由流动和投资开放的欧盟为什么建立统一的外资审查机制?二是欧盟建立的外资审查机制为什么不是美国式的强制性审查机制,而是非强制性的合作机制?既有研究未能对上述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本文充分利用国际组织、欧盟机构及其成员国三个层面的工作文件、会议记录、研究报告等大量文献,以及对欧盟官员及商会、智库人员的一手访谈资料,立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欧盟内部与外部因素的关联性出发,基于欧盟作为一个超国家行为体和一种规范性力量的“独特性”,从利益偏好、制度和规范三个维度建立分析框架,为欧盟外资政策调整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路径。本文首先在考察外资国别和产业分布的基础上,分析欧盟外资审查立法中的主要行为体——核心、外围以及中间地带成员国的利益分歧与妥协,尤其是核心国家德、法基于不同偏好的合作;第二,从权力分配与议程设置的角度梳理欧盟外资审查立法的决策制度与过程,分析共同商业政策与资本自由流动原则、欧盟机构与成员国、不同欧盟机构之间的矛盾及其协调;第三,从非物质因素的角度探讨国际投资政策的新变化及其对欧盟规范升级的影响,包括欧盟如何利用所谓“布鲁塞尔效应”,维护其规范性力量的影响力。本文认为,欧盟建立外资审查机制以及该机制非强制性的性质与特征,是欧盟成员国利益博弈、欧盟内部权力分配和国际规范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欧盟一体化在外资政策领域的具体延续和应对全球化最新演变的适应性调整,其价值观念与规范认同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与美国主要出于权力竞争的目的限制外资不同,欧盟出台《欧盟外资审查条例》,不能简单界定为保护主义措施,其目的是要在确保合法性的前提下,在经济上保障欧盟内部资本自由流动和统一市场,在政治上维护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的协调一致,进而强化其在国际关系中作为一种规范性力量的身份认知。本文的主要创新与理论贡献是,通过实证研究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欧盟的研究贡献直接投资领域的案例,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的外资—东道国分析框架,尤其论证了规范等非物质因素在利益界定与制度形成中的重要性,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发展提供注脚。
裘文静[7]（2021）在《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球贸易一体化的进程越来越快,中国走出去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稳步提升。中国不断扩宽发展领域,对世界各国的投资和贸易活动也在不断增多。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直接投资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直接投资也会给母国和东道国带来不同的贸易效应。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的情况,探讨直接投资给两国的贸易活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期更好的跟俄罗斯进行直接投资合作,从而带动两国经济共同发展。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关于直接投资的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先对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进行了解释说明,然后介绍了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和贸易的相关状况。文章首先对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的投资历程进行了回顾,然后就投资现状提出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接着介绍了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状况,在中俄贸易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中俄两国贸易的特点。本文重点讲述了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和作用机理,分别从不同投资动机、不同投资产业和影响贸易结构作用机制的角度来分析,最后得出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存在资本累积效应、贸易替代效应、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结构效应。在定性分析已经十分完备的基础上,搜集了2003年到2019年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贸易效应产生的结果。最终得出,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对中国的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最后,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分别从政府角度和企业角度提出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以期持续加深中国与俄罗斯直接投资合作和贸易合作,优化两国的贸易结构,促进两国的经济共同发展。
邵冰[8]（2020）在《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以国家干预为出发点可以获取最大限度的贸易利益并提高本国的经济福利。日本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典型。日本作为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其人口众多,国土面积狭小,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能源及市场等多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二战后,日本经济从战乱后的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和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国际经济竞技场上连续摘取“经济大国”、“金融大国”、“最大债权国”等桂冠,并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取得与其对外贸易活动的有效开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许多分析认为,日本经济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日本政府成功地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二战后,日本政府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产业重建,采取了限制进口、振兴出口、积极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日本的贸易政策内容开始由限制进口、替代进口向出口导向、扩大出口转变,日本政府调整关税政策替代进口限制并设置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税率,逐步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重点扶植重化工业的发展。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年）,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进入高级阶段,协调与竞争并重,一方面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减少各国的谴责,另一方面,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积极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减量经营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促进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带动国内经济的回升和发展。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为应对冷战后新时期国内外经贸发展战略环境的变化,日本继续推行贸易与投资并举的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同时继续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积极开展战略性贸易外交,利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调进一步获取贸易优势并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观战后70多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保护产业、扶植出口”一直是贯穿日本贸易政策的一条主线。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实行的是初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并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实行的是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确定合理的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原则,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高效率地配置资源,以继续获得贸易优势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看,由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外部性和经济秩序不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为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活动提供了原因和依据,且在某些条件下国家政府的干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它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转移垄断利润、强化竞争优势,因此维护国际贸易利益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实现国家利益需要正确的贸易政策,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植战略性产业发展,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根据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适合日本国情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也为日本国家战略从“经济中心导向”向“大国化目标”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产业层面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将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结合发展,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全力扶植那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性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使其以强劲的国际竞争能力,实现赶超欧美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不仅实现了产业的现代化,而且促进日本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断攀升。战后日本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半导体工业的大发展,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成功运用的典范。从企业层面看,日本特殊的企业组织体系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有着重要的关系,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载体,独特的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运行机制,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开辟了稳固的前沿阵地。日本企业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与产业发展和贸易利益密切结合的特征,日本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中同样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此外,日本企业的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互配合,日本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均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灵活运用和追求动态效应等特点。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日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能力提高带来积极效果,也对日本经济和贸易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后果。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仍以进料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最能代表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与贸易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速呈结构性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虽然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且从发达国家应用的角度进行阐释和研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良好的指引。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许有益于世界经济和福利的改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未必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国际市场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所决定的市场不完善性为一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日本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一是要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二是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三是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五是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莉姿（CHANTHANILEUTH VILATPHORN）[9]（2020）在《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老挝实行经济开放以来,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这得益于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不断完善。当前,老挝政府在为继续积极吸引外资作出努力,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老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技术进步、推动相关制度变革等具有重要作用。随着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作用于老挝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挤入效应非常明显,在间接促进了老挝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促进了老挝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就业率的提升。当然,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也产生了挤出效应,包括对老挝本土企业竞争力的削弱以及加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等。本文结合外商直接投资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理论,基于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现状与老挝经济发展现实,探讨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产生与变迁历程,剖析制度理论框架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特征与动因,进而对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基本内容展开研究,分析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功能与效应,研究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产生的效应机理与路径依赖及其经济效应。根据制度变迁理论与制度效应理论,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种市场经济下的制度安排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具有促进作用。在戴维·菲尼的理论框架下,影响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因素代表了建立制度变化实证模型的一个重要方法。因此,我们在对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时,需要把有关影响制度供给与需求的重要因素考虑在内。在老挝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逐渐转变的过程当中,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投资制度内容的“介入”,不断作用于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和效应。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产生了一个基本命题,即:制度是内生的,它对经济增长会产生重大影响,制度的作用最终体现在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作为一个庞大的制度分支体系,其影响过程必然不是由一种FDI数据值来反映的,而是由多种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倾向的数据指标集展现的（即FDI制度因子）,鉴于这种多对一评价值模型具有较高系数的分散性,本文以准入制度、审批制度、管理制度和鼓励制度为FDI制度评价指标体系中的4个一级维度指标,并分别从4个不同制度视角选取维度变量,借助MATLAB软件,对变量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因子分析,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计量经济模型,利用协整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和老挝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老挝短期的政策鼓励并不能完全刺激外商直接投资比例的增加。从长期发展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与老挝经济增长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影响,且这种正相关以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FDI综合制度值,老挝GDP将会增加0.7259%。且外商直接投资短期内对老挝的经济增长（GDP）的影响相对较小,即FDI波动1个百分点,那么经济增长将同向变化0.391628个百分点,且GDP的调整系数为-2.093457。整体来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与老挝经济增长间存在正相关的互作关系,其中管理制度、准入制度及鼓励制度是促进老挝经济增长和FDI投入的主要影响因子,由此得证老挝的FDI制度体系及其变迁总值可以刺激和促进老挝的经济增长,且拥有明显的经济效应。基于此,本文在最后通过对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与定位的分析,给出了提升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以及规避挤出效应的制度完善对策与建议,认为在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时应注重老挝与外国投资企业的战略目标的协调,应结合老挝社会与经济发展实际建立动态管理模式。注重对制度环境特别是法治环境与公平竞争环境的维护并充分发挥政府中介引导作用。
谢沐芳[10]（2020）在《国际化行为与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 ——基于区域、行业和企业异质性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总体规模跃居世界第一,门类齐全,体系完整,构成国民经济的坚实基础。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世界占比超过1/4,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然而过于粗放的发展模式使中国制造业积累了大量过剩产能。产能过剩是“实体经济领域中的泡沫”,可能引发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产业组织恶化和市场恶性竞争加剧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不利于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和持续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有效化解产能过剩问题是中国经济防范化解风险,实现转型升级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与此同时,伴随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以及“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已经全方位融入全球经济,要想真正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必须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进行,必须厘清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等国际化行为对于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因此,本文立足于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统筹大局,系统考察国际化行为对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进而探索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的国际化路径。本文从增加值贸易视角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三个视角对国际化行为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基于1998—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数据,采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度企业层面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从整体、区域、行业以及企业所有制层面分析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情况。基于企业层面产能利用率的测度结果,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匹配数据,并运用广义精确匹配、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和工具变量法,从增加值贸易视角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三个视角实证检验了国际化行为对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在各个层面均存在,其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企业产能利用率低于东中部地区企业,重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低于轻工业企业,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低于集体、私营和外资企业。产能利用率与生产率、出口、利润率、企业规模和总资产周转率呈正相关,与企业负债率、资本密集度和企业年龄呈负相关。行业产能利用率的动态分解结果显示,行业产能利用率增长主要来自集约边际,扩展边际的贡献较小。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受经济周期、投资潮涌、市场结构内生和政府不当干预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第二,全球价值链嵌入显着提升了中国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且具有持续效应,但该效应因企业贸易方式、所有制、技术水平和所在地区的不同而具有显着异质性,且因中间品进口来源国和产品出口目的国的不同而不同。进一步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主要通过需求创造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通过技术锁定效应抑制企业产能利用率,成本节约效应则不显着。第三,对外直接投资显着提高了企业产能利用率,且具有持续效应,其中市场获取、效率获取和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产能利用率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对外直接投资对体制性产能过剩企业、僵尸企业、非国有企业和中西部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影响更显着。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生产转移效应、生产率效应和出口效应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第四,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是基于正向溢出效应和负向挤出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挤出效应大于溢出效应,净效应为负,即外商直接投资显着抑制了内资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西部地区企业、低技术行业企业、内销企业和民营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抑制作用更大。本文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三个视角揭示了国际化行为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不仅丰富了有关国际化行为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研究,也对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二、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与竞争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指导教师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指导小组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 |
| 1.2.3 研究现状述评 |
| 1.3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3.1 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结构安排 |
| 1.5 本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与竞争性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与内涵 |
| 2.1.1 制造业产业 |
| 2.1.2 制造业产业互补性 |
| 2.1.3 制造业产业竞争性 |
| 2.1.4 经贸摩擦 |
| 2.2 产业互补性理论基础 |
| 2.2.1 比较优势理论 |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新贸易理论 |
| 2.3 产业竞争性理论基础 |
| 2.3.1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 2.3.2 保护幼稚产业理论 |
| 2.4 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与经贸摩擦关联理论基础 |
| 2.4.1 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关联理论 |
| 2.4.2 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形成理论 |
| 2.5 小结 |
| 第3章 中美制造业产业经贸规模与结构分析 |
| 3.1 制造业产业分类方法与数据来源 |
| 3.1.1 制造业产业分类方法 |
| 3.1.2 数据来源 |
| 3.2 中美制造业产业对外贸易规模与结构 |
| 3.2.1 中美制造业产业对外贸易规模 |
| 3.2.2 中美制造业产业对外贸易结构 |
| 3.3 中美制造业产业直接投资规模与结构分析 |
| 3.3.1 中美制造业产业直接投资的规模 |
| 3.3.2 中美制造业产业直接投资的结构 |
| 3.4 小结 |
| 第4章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分析 |
| 4.1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形成的基础 |
| 4.1.1 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差异性的界定 |
| 4.1.2 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差异性的具体表现 |
| 4.2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形成的条件 |
| 4.2.1 中美制造业产业直接投资关联效应 |
| 4.2.2 中美制造业产业贸易关联效应 |
| 4.3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的实证分析 |
| 4.3.1 中美制造业贸易互补性验证 |
| 4.3.2 中美制造业重点互补性行业案例分析 |
| 4.4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成因及作用 |
| 4.4.1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形成原因 |
| 4.4.2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的作用 |
| 4.5 小结 |
| 第5章 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分析 |
| 5.1 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形成的基础 |
| 5.1.1 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趋同性界定 |
| 5.1.2 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趋同性趋势的具体表现 |
| 5.2 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形成的条件 |
| 5.2.1 中美制造业产业直接投资关联效应 |
| 5.2.2 中美制造业产业贸易关联效应 |
| 5.3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竞争性的实证分析 |
| 5.3.1 中美制造业贸易竞争性实证验证 |
| 5.3.2 中美制造业重点竞争与潜在竞争性行业案例分析 |
| 5.4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竞争性成因及发展趋势预测 |
| 5.4.1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形成原因 |
| 5.4.2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竞争性的发展趋势预测 |
| 5.5 小结 |
| 第6章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机理与成因分析 |
| 6.1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的成因 |
| 6.1.1 中国因素 |
| 6.1.2 美国因素 |
| 6.2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机理 |
| 6.2.1 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看中美贸易不平衡 |
| 6.2.2 从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趋势看中美经贸摩擦 |
| 6.3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成因 |
| 6.3.1 中国制造业TFP增长率变化与中美技术竞争新阶段 |
| 6.3.2 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制造业贸易依存度的变化 |
| 6.3.3 中国对美制造业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质”变 |
| 6.3.4 中美贸易逆差争议 |
| 6.4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表现 |
| 6.4.1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核心产业成为“双反”调查主要对象 |
| 6.4.2 中美经贸摩擦由劳动力密集转向科技密集领域 |
| 6.4.3 美国对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实施进口与投资限制 |
| 6.5 中美制造业经贸摩擦案例分析 |
| 6.5.1 中美纺织品经贸摩擦 |
| 6.5.2 中美知识产权争端 |
| 6.5.3 中美半导体贸易争端 |
| 6.5.4 中兴通讯两次贸易制裁 |
| 6.5.5 华为5G贸易制裁 |
| 6.6 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金融危机前,中美制造业产业以互补性趋势为主 |
| 7.1.2 “再工业化”战略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减弱,竞争性趋势增强 |
| 7.1.3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是引发经贸摩擦升级的经济根源 |
| 7.2 基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应对建议 |
| 7.2.1 政府层面的对策建议 |
| 7.2.2 企业层面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
（2）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1 国际研发资本 |
| 1.3.2 自主创新 |
| 1.3.3 绿色技术 |
|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点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主要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技术溢出效应基础理论 |
| 2.1.2 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理论 |
| 2.1.3 FDI技术溢出效应理论 |
| 2.1.4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述评 |
| 2.2.2 FDI与技术创新的研究述评 |
| 2.2.3 OFDI与技术创新的研究述评 |
| 2.2.4 进口贸易与技术创新的研究述评 |
| 2.3 文献述评 |
| 3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 |
| 3.1 国际研发资本影响绿色技术进步的理论框架 |
| 3.1.1 基准模型 |
| 3.1.2 路径设计模型 |
| 3.1.3 路径收敛模型 |
| 3.2 FDI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
| 3.2.1 竞争效应 |
| 3.2.2 模仿-示范效应 |
| 3.2.3 人员流动效应 |
| 3.2.4 关联效应 |
| 3.2.5 研发国际化效应 |
| 3.3 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
| 3.3.1 研发成果逆向转移机制 |
| 3.3.2 要素吸纳机制 |
| 3.3.3 研发人员培养机制 |
| 3.3.4 技术扩散机制 |
| 3.4 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
| 3.4.1 技术溢出效应 |
| 3.4.2 中间品进口效应 |
| 3.4.3 竞争效应 |
| 3.5 本章小结 |
| 4 基于企业层面的国际研发资本对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 4.1.1 模型设定 |
| 4.1.2 变量选择 |
| 4.1.3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4.2 全样本基准模型估计与分析 |
| 4.2.1 基准模型估计 |
| 4.2.2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4.3 企业异质性特征下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企业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 |
| 4.3.1 所有制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4.3.2 融资约束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4.3.3 生产率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4.3.4 区域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4.3.5 产业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4.4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渐进性和突破性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 |
| 4.4.1 对渐进性技术进步影响的估计与分析 |
| 4.4.2 对突破性技术进步影响的估计与分析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5 基于行业异质性的国际研发资本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选择 |
| 5.1.3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5.2 全样本的基准模型估计与分析 |
| 5.3 制造业行业异质性的实证分析 |
| 5.3.1 要素禀赋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5.3.2 技术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
| 6.1 区域绿色技术创新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的指标构建 |
| 6.1.1 区域绿色技术创新 |
| 6.1.2 区域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 |
| 6.1.3 其他变量与数据解析 |
| 6.2 总体与分区域的实证分析 |
| 6.2.1 研究假设与模型设定 |
| 6.2.2 总体回归结果与分析 |
| 6.2.3 分区域回归结果与分析 |
| 6.2.4 稳健性检验 |
| 6.3 绿色技术进步的自主创新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的协同效应分析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基准估计结果 |
| 6.3.3 分区域估计结果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区域绿色技术进步的门限效应 |
| 6.4.1 模型构建 |
| 6.4.2 门限效应存在性分析 |
| 6.4.3 门限效应估计 |
| 6.5 本章小结 |
| 7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区域绿色技术进步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
| 7.1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 7.1.1 设定空间计量模型的基本类型 |
| 7.1.2 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 |
| 7.2 绿色技术进步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 7.3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与区域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7.3.1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 |
| 7.3.2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8 宏观视角下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研究 |
| 8.1 研究假设与模型设定 |
| 8.1.1 研究假设 |
| 8.1.2 模型设定 |
| 8.1.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8.2 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与分析 |
| 8.2.1 基准回归结果 |
| 8.2.2 分样本回归结果 |
| 8.3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与分析 |
| 8.4 稳健性检验 |
| 8.5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企业层面的政策建议 |
| 9.2.2 区域和产业层面的政策建议 |
| 9.2.3 政府层面的政策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对外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相关研究 |
| 1.2.2 关于对外援助与外国直接投资的研究 |
| 1.2.3 关于促贸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 |
| 1.2.4 关于对外援助与受援国减贫的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2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核心概念 |
| 2.1.2 中国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核心概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发展经济学理论 |
| 2.2.2 国际政治学理论 |
| 2.2.3 国际社会学理论 |
| 2.2.4 中非命运共同体理论 |
| 3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形式及特征 |
| 3.1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主要形式、规模及结构 |
| 3.1.1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主要形式 |
| 3.1.2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规模 |
| 3.1.3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结构 |
| 3.2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时代特征 |
| 3.2.1 中国对非洲援助进入“南南合作+援助”的机制化阶段 |
| 3.2.2 从意识形态输出向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转变 |
| 3.2.3 从政治外交单一驱动向多维动机驱动的转变 |
| 3.2.4 南南援助与南北援助的异质性日益凸显 |
| 3.3 国内外对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认知 |
| 3.3.1 来自国际社会的认知 |
| 3.3.2 来自国内社会的认知 |
| 4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框架 |
| 4.1 新世纪中国援助促进非洲受援国经济增长的路径解析 |
| 4.1.1 从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层面的解析 |
| 4.1.2 从促贸援助层面的解析 |
| 4.1.3 从减贫效应层面的解析 |
| 4.1.4 从宏观经济增长效应层面的解析 |
| 4.2 新世纪对非洲援助宏观经济增长效应的作用机理 |
| 4.2.1 对非洲援助促进受援国资金累积的作用机理 |
| 4.2.2 对非洲援助改善受援国人力资本的作用机理 |
| 4.2.3 对非洲援助提升受援国技术水平作用机理 |
| 5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 |
| 5.1 中国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的时空演化 |
| 5.1.1 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规模持续上升 |
| 5.1.2 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行业分布多样化 |
| 5.1.3 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国别分布的差异化 |
| 5.2 国际直接投资效应作用路径 |
| 5.2.1 援建基础设施,降低FDI物流成本 |
| 5.2.2 援助的先导效应,降低FDI投资风险 |
| 5.2.3 援助缩短了制度距离,释放制度摩擦缓解效应 |
| 5.3 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检验 |
| 5.3.1 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5.3.2 援助对国际直接投资的“门槛效应” |
| 5.3.3 东道国规模差异化条件下援助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贸易效应 |
| 6.1 对中非双边贸易的现实考察 |
| 6.1.1 中非贸易总额的变化 |
| 6.1.2 中非贸易的商品构成 |
| 6.1.3 中非贸易的地理分布 |
| 6.2 对非洲援助的双边贸易效应作用路径 |
| 6.2.1 与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援助带来贸易成本削减效应 |
| 6.2.2 与贸易政策与管理相关的援助产生贸易自由化传导效应 |
| 6.2.3 与贸易自主发展能力相关的援助产生贸易环境优化效应 |
| 6.3 对非洲援助的双边贸易效应检验 |
| 6.3.1 双边贸易效应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6.3.2 援助对中非双边贸易规模促进作用的检验 |
| 6.3.3 援助的进口效应和出口效应 |
| 6.4 本章小结 |
| 7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减贫效应 |
| 7.1 对非洲贫困的现实考察 |
| 7.1.1 贫困人口规模及人均预期寿命 |
| 7.1.2 贫困人口地域分布 |
| 7.2 对非洲援助减贫效应的作用路径 |
| 7.2.1 通过援助发挥减贫经验的示范效应 |
| 7.2.2 通过援助提升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 |
| 7.2.3 通过援助改善受援国的债务水平 |
| 7.3 对非洲援助的减贫效应检验 |
| 7.3.1 减贫效应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7.3.2 援助总量对受援国减贫的影响 |
| 7.3.3 援助异质性对减贫效应的实证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8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 |
| 8.1 非洲经济增长的困境 |
| 8.1.1 非洲经济增长的时序变化 |
| 8.1.2 非洲经济增长的空间差异 |
| 8.1.3 非洲经济增长的阶段位次 |
| 8.2 对非洲援助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作用路径 |
| 8.2.1 援助的物质资本补充效应 |
| 8.2.2 援助的人力资本提升效应 |
| 8.2.3 技术援助的外溢效应 |
| 8.3 对非洲援助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检验 |
| 8.3.1 经济增长效应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8.3.2 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
| 8.4 本章小结 |
| 9 提升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对策建议 |
| 9.1 完善对非洲援助管理体制,提升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 |
| 9.1.1 改革对非洲援助管理体制,提升援助资源的协同整合能力 |
| 9.1.2 优化对非洲援助领域,提升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 |
| 9.2 坚持包容平等的发展援助,培育受援国自我发展能力 |
| 9.2.1 通过包容平等的对非洲援助,增进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 |
| 9.2.2 坚持包容性视域下的援助,提升受援国自我发展能力 |
| 9.3 积极与利益相关主体沟通,维护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
| 9.3.1 增强与国际发展合作机构的资源整合和经验共享 |
| 9.3.2 改善援助数据透明度从而增进与其他援助国的互信 |
| 附件1: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调查问卷(中文版) |
| 附件2: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调查问卷(英文版)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简介 |
| 致谢 |
（5）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序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 研究创新点 |
| 2.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投资与贸易相关研究 |
| 2.1.1 理论研究 |
| 2.1.2 实证研究 |
| 2.2 国内投资与贸易相关研究 |
| 2.2.1 理论研究 |
| 2.2.2 实证研究 |
| 2.3 “一带一路”倡议视角下的相关研究 |
| 2.4 文献评述 |
| 3.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和贸易的特征事实 |
| 3.1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现状 |
| 3.1.1 贸易总量 |
| 3.1.2 贸易结构 |
| 3.2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现状 |
| 3.2.1 投资总量 |
| 3.2.2 投资特点 |
| 4.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实证研究 |
| 4.1 模型建立与检验 |
| 4.1.1 贸易总量效应模型 |
| 4.1.2 贸易效应影响因素静态模型 |
| 4.1.3 贸易效应影响因素动态模型 |
| 4.1.4 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地区差异 |
| 4.2 变量选取与说明 |
| 4.2.1 样本选择 |
| 4.2.2 机理分析 |
| 4.2.3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3.1 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贸易短期效应——静态模型分析 |
| 4.3.2 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的贸易长期效应——动态模型分析 |
| 4.3.3 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地域性差异 |
| 5.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5.1 主要结论与分析 |
| 5.2 政策建议 |
| 6.总结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以《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及其局限性 |
| 第三节 分析框架、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欧盟外资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 |
| 第一节 《罗马条约》与欧洲共同市场 |
| 第二节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与欧盟的形成 |
| 第三节 《里斯本条约》与欧盟一体化的新发展 |
| 第四节 作为“独特”行为体的欧盟 |
| 第二章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 |
| 第一节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的出台背景 |
| 一、跨国公司与全球政治经济权力结构的变革 |
| 二、欧盟成员国自身发展的需求 |
| 三、美国外资安全审查的外溢效应 |
| 第二节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的核心内容 |
| 一、外资审查的定义与主要对象 |
| 二、欧盟的权利与成员国的权力 |
| 三、管制外资的非强制性合作机制 |
| 第三节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中的争议焦点 |
| 一、欧盟成员国的利益分歧 |
| 二、欧盟外资权限的争议 |
| 三、欧盟外资监管的规范 |
| 第三章 欧盟成员国的利益偏好及其分歧 |
| 第一节 外资在欧盟的分布及其特征 |
| 一、欧盟吸收外资及其主要来源国 |
| 二、欧盟吸收外资的国别及产业分布情况 |
| 三、中国对欧盟投资的分布情况 |
| 第二节 核心成员国外资审查机制的比较 |
| 一、外资审查机制及其最新调整 |
| 二、最新调整的主要特征及其原因 |
| 三、德法的利益偏好与合作 |
| 第三节 外围与中间地带成员国的利益与政策偏好 |
| 一、中东欧和南欧成员国的利益偏好 |
| 二、北欧与低地国家的利益偏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欧盟外资政策的权力分配及制定过程 |
| 第一节 欧盟外资政策制定的法律制度 |
| 一、主权财富基金与欧盟的资本自由流动 |
| 二、共同商业政策还是资本自由流动原则? |
| 三、普通立法程序还是特别立法程序? |
| 第二节 欧盟外资政策的决策机构 |
| 一、欧盟立法机构与外资政策制定 |
| 二、欧盟委员会与外资权限 |
| 三、欧洲议会与立法权扩张 |
| 第三节 欧盟外资政策的议程设置与权力再分配 |
| 一、成员国与审查自主权 |
| 二、欧盟与议程设置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欧盟的规范性力量与外资审查的新规范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政策新规范与欧盟规范的升级 |
| 一、国际投资政策的新规范 |
| 二、欧盟外资审查规范的升级 |
| 第二节 欧盟调整投资激励机制的方向 |
| 一、欧盟的外资理念与政策反思 |
| 二、吸引外资与引导流向 |
| 第三节 欧盟外资审查机制的灵活性 |
| 一、监管适度与投资便利化 |
| 二、监管合作与透明度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文献述评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一)可能创新点 |
| (二)不足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概念 |
| 一、对外直接投资 |
| 二、贸易效应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贸易理论 |
| 二、投资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的状况分析及存在问题 |
| 第一节 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历程概述 |
| 一、缓慢准备阶段(1992-2002) |
| 二、快速发展阶段(2003-2006) |
| 三、短暂收缩阶段(2007-2009) |
| 四、恢复增长阶段(2010-2013) |
| 五、大幅波动阶段(2014-至今) |
| 第二节 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现状 |
| 一、投资行业 |
| 二、投资主体的区域分布 |
| 三、投资区位选择 |
| 四、投资方式 |
| 第三节 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
| 一、中国企业对俄罗斯市场了解不够深入 |
| 二、俄罗斯劳动力供应不足 |
| 三、俄罗斯投资政策缺乏长期稳定性 |
| 四、法律体系与公司治理不够健全 |
| 五、俄罗斯民众对中国投资缺乏信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俄贸易状况分析 |
| 第一节 中俄经贸发展历程 |
| 一、快速发展阶段(1991-1993 年) |
| 二、波动调整阶段(1994-1998 年) |
| 三、稳定发展阶段(1999 年-至今) |
| 第二节 中国对俄罗斯贸易现状 |
| 第三节 中国与俄罗斯贸易特点 |
| 一、中俄贸易互补性较强 |
| 二、中俄双边贸易质量较高 |
| 三、边境贸易发展较快 |
| 四、服务贸易成为两国贸易新增长点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及其作用机理 |
| 第一节 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作用机理 |
| 一、影响机制-基于不同投资动机 |
| 二、作用路径-基于不同投资产业 |
| 第二节 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 |
| 一、资本积累效应 |
| 二、贸易替代效应 |
| 三、贸易创造效应 |
| 四、贸易结构效应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
| 一、数据来源 |
| 二、模型设定 |
| 第二节 实证分析 |
| 一、平稳性检验 |
| 二、协整分析 |
| 三、回归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政府层面的建议 |
| 一、加强两国地区间合作以促进对俄直接投资 |
| 二、优化投资区域选择提升对俄贸易层次 |
| 三、改善投资产业结构推动贸易规模发展 |
| 四、推动中俄自贸区建设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
| 第二节 企业角度的建议 |
| 一、改进投资方式以提升企业对俄贸易积极性 |
| 二、培养对俄投资专业人才以提升企业对俄贸易能力 |
| 三、密切关注俄罗斯政策法律尤其是税法变化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分析与实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1.3.4 比较分析的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般分析 |
| 2.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和性质 |
| 2.1.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 |
| 2.1.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性质 |
| 2.1.3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区别 |
| 2.1.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容体系 |
| 2.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渊源 |
| 2.2.1 比较优势与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
| 2.2.2 重商主义与贸易保护理论 |
| 2.2.3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2.3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 |
| 2.3.1 利润转移理论 |
| 2.3.2 外部经济理论 |
| 2.4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评析 |
| 2.4.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突破 |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局限和消极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演变 |
| 3.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 |
| 3.1.1 限制进口的政策 |
| 3.1.2 扶植和振兴出口的政策 |
| 3.1.3 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 |
| 3.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 |
| 3.2.1 实施分阶段贸易自由化政策 |
| 3.2.2 实施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政策替代直接进口限制 |
| 3.2.3 通过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 3.2.4 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扶持重化工业的发展 |
| 3.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形成时期(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 |
| 3.3.1 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
| 3.3.2 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 |
| 3.3.3 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
| 3.3.4 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
| 3.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稳定发展时期(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 |
| 3.4.1 贸易政策的重心向贸易和投资并举的方向转变 |
| 3.4.2 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
| 3.4.3 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与主要实施方式 |
| 4.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 |
| 4.1.1 国家战略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
| 4.1.2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基础 |
| 4.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实施方式 |
| 4.2.1 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 |
| 4.2.2 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持战略产业发展 |
| 4.2.3 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 |
| 4.2.4 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 |
| 4.2.5 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层面分析 |
| 5.1 战后日本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合发展 |
| 5.1.1 产业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5.1.2 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着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 日本汽车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1 汽车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2.2 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采取的保护和扶植政策 |
| 5.2.3 日本汽车产业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
| 5.2.4 日本汽车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3 日本钢铁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3.1 钢铁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3.2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3.3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3.4 日本钢铁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4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4.1 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4.2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4.3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4.4 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与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企业层面分析 |
| 6.1 日本的企业组织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1.1 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强大的基础载体 |
| 6.1.2 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运行机制 |
| 6.1.3 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稳固的前沿阵地 |
| 6.2 日本的企业并购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2.1 日本企业并购的模式与特点 |
| 6.2.2 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 |
| 6.3 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3.1 日本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贸易利益密切结合 |
| 6.3.3 跨国公司及经营战略中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 日本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1 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配合 |
| 6.4.2 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 |
| 6.4.3 企业研发战略的效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积极效果及消极影响 |
| 7.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 |
| 7.1.1 目标明确 |
| 7.1.2 重点突出 |
| 7.1.3 灵活运用 |
| 7.1.4 追求动态效应 |
| 7.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积极效果 |
| 7.2.1 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
| 7.2.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 7.2.3 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
| 7.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消极影响 |
| 7.3.1 贸易摩擦频发 |
| 7.3.2 经济对外依赖加深 |
| 7.3.3 产业“空心化”风险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1 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 |
| 8.1.1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 |
| 8.1.2 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 |
| 8.1.3 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 |
| 8.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2.1 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 |
| 8.2.2 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 |
| 8.2.3 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
| 8.2.4 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 |
| 8.2.5 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
| 8.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学者相关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综述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 |
| 2.1.1 外商直接投资(FDI) |
| 2.1.2 FDI形成的理论基础 |
| 2.2 制度及制度变迁理论 |
| 2.2.1 制度 |
| 2.2.2 制度变迁理论 |
| 2.2.3 制度变迁中的产权理论 |
| 2.3 制度效率理论 |
| 2.3.1 检验制度效率的交易费用理论 |
| 2.3.2 以制度效率为核心的契约理论 |
| 2.4 制度经济效应理论 |
| 2.4.1 制度经济效应 |
| 2.4.2 制度意义上的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 |
| 2.4.3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的发生机理 |
| 2.4.4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的路径依赖 |
| 第3章 老挝经济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 3.1 老挝经济发展现状 |
| 3.1.1 老挝GDP发展水平 |
| 3.1.2 老挝经济产业结构 |
| 3.1.3 老挝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
| 3.1.4 老挝劳动力就业率 |
| 3.1.5 老挝经济发展优势与劣势 |
| 3.2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
| 3.2.1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规模 |
| 3.2.2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源 |
| 3.2.3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 |
| 3.2.4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模式 |
| 3.3 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经验 |
| 3.3.1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政策 |
| 3.3.2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聚集效应 |
| 3.3.3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 |
| 第4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历史变迁 |
| 4.1 发展中国家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三阶段模型 |
| 4.1.1 三阶段模型 |
| 4.1.2 老挝引进外商投资的不同阶段 |
| 4.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历程 |
| 4.2.1 开国时期 |
| 4.2.2 开放时期 |
| 4.2.3 21世纪以后 |
| 4.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特征 |
| 4.3.1 呈“渐进式”特征 |
| 4.3.2 呈独资化趋势 |
| 4.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动因解析 |
| 4.4.1 政治制度因素 |
| 4.4.2 社会经济因素 |
| 第5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内容、功能与效应分析 |
| 5.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基本内容 |
| 5.1.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准入制度 |
| 5.1.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审批制度 |
| 5.1.3 老挝外商投资经营管理制度 |
| 5.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功能 |
| 5.2.1 强制与调节性功能 |
| 5.2.2 引导与开放性功能 |
| 5.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效应分析 |
| 5.3.1 FDI对流入国的挤入效应 |
| 5.3.2 FDI对流入国的挤出效应 |
| 5.3.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挤入效应 |
| 5.3.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挤出效应 |
| 5.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问题与缺陷 |
| 5.4.1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执行力度差 |
| 5.4.2 外商投资法律体系不健全 |
| 5.4.3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不明显 |
| 5.4.4 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实施机制不完善 |
| 第6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1 理论假设 |
| 6.2 变量选取 |
| 6.2.1 准入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2 审批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3 管理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4 鼓励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3 数据来源 |
| 6.4 老挝FDI制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 6.4.1 数据质量分析及预处理 |
| 6.4.2 变量筛选 |
| 6.4.3 综合评价值的计算 |
| 6.4.4 综合值计算步骤 |
| 6.5 老挝FDI制度的经济效应分析 |
| 6.5.1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6.5.2 协整性检验 |
| 6.5.3 老挝FDI制度体系经济效应的回归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提升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经济效应的对策建议 |
| 7.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与定位 |
| 7.1.1 外商直接投资在老挝的经济战略目标 |
| 7.1.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 |
| 7.1.3 老挝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战略利益冲突 |
| 7.1.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战略定位 |
| 7.2 促进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完善的对策建议 |
| 7.2.1 健全老挝外商直接投资法律制度体系 |
| 7.2.2 构建“互利、互益、长期绿色”的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环境 |
| 7.2.3 加强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韧性化”管理 |
| 7.2.4 转变政府职能、构筑宏观引资体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国际化行为与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 ——基于区域、行业和企业异质性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产能利用率测度 |
| 1.2.2 产能利用率影响因素 |
| 1.2.3 国际化行为与产能利用率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框架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产能过剩 |
| 2.1.2 产能利用率 |
| 2.1.3 全球价值链 |
| 2.1.4 对外直接投资 |
| 2.1.5 外商直接投资 |
| 2.2 产能利用率测算的相关研究 |
| 2.2.1 基于峰值法的研究 |
| 2.2.2 基于前沿面分析法的研究 |
| 2.2.3 基于函数法的研究 |
| 2.3 产能过剩的相关理论 |
| 2.3.1 基于信息不对称的产能过剩分析 |
| 2.3.2 基于策略性行为的产能过剩分析 |
| 2.3.3 基于市场结构的产能过剩分析 |
| 2.3.4 基于成本外部性的产能过剩分析 |
| 2.4 国际贸易相关理论 |
| 2.5 国际直接投资相关理论 |
| 第3章 国际化行为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理论框架及作用机制 |
| 3.1 国际化行为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总体理论框架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理论分析 |
| 3.2.1 需求创造效应 |
| 3.2.2 成本节约效应 |
| 3.2.3 技术溢出和锁定效应 |
| 3.3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理论分析 |
| 3.3.1 生产转移效应 |
| 3.3.2 生产率效应 |
| 3.3.3 出口效应 |
| 3.4 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理论分析 |
| 3.4.1 竞争加剧效应 |
| 3.4.2 水平溢出效应 |
| 3.4.3 垂直关联效应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
| 4.1 基于超越对数成本函数产能利用率的测算 |
| 4.1.1 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模型设定 |
| 4.1.2 可变成本函数的参数估计 |
| 4.2 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产能利用率的测算 |
| 4.2.1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设定 |
| 4.2.2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参数估计 |
| 4.3 测算结果比较与分析 |
| 4.3.1 产能利用率的整体分布 |
| 4.3.2 产能利用率的地区分布 |
| 4.3.3 产能利用率的行业分布 |
| 4.3.4 产能利用率的企业所有制分布 |
| 4.4 进一步分析 |
| 4.4.1 与其他企业特征联系分析 |
| 4.4.2 产能利用率的动态分解:企业进入与退出 |
| 4.5 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影响因素分析 |
| 4.5.1 理论分析:基于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的统一分析 |
| 4.5.2 实证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 |
| 5.1 数据处理: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贸易数据的匹配与处理 |
| 5.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测度、分析及经验模型 |
| 5.2.1 中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测算与结果分析 |
| 5.2.2 经验模型的设定 |
| 5.3 实证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
| 5.4 异质性分析 |
| 5.4.1 基于企业所在地区异质性的检验 |
| 5.4.2 基于行业技术水平异质性的检验 |
| 5.4.3 基于企业贸易类型异质性的检验 |
| 5.4.4 基于企业所有权异质性的检验 |
| 5.4.5 基于企业进口来源国异质性的检验 |
| 5.4.6 基于企业出口目的国异质性的检验 |
| 5.5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内在机制检验 |
| 5.5.1 中介效应模型的设定 |
| 5.5.2 检验结果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对外直接投资与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 |
| 6.1 数据与研究方法 |
| 6.1.1 数据处理:工业企业数据与境外投资机构名录的匹配与处理 |
| 6.1.2 广义精确匹配 |
| 6.1.3 倾向得分匹配 |
| 6.1.4 双重差分法 |
| 6.2 经验分析 |
| 6.2.1 基准回归分析 |
| 6.2.2 动态效应检验 |
| 6.2.3 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法 |
| 6.2.4 安慰剂检验 |
| 6.2.5 其他稳健性检验 |
| 6.3 异质性分析 |
| 6.3.1 基于区域分布视角的检验 |
| 6.3.2 基于产能过剩异质性视角的检验 |
| 6.3.3 基于不同投资动机视角的检验 |
| 6.3.4 基于是否僵尸企业视角的检验 |
| 6.3.5 基于企业所有制视角的检验 |
| 6.4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内在机制检验 |
| 6.4.1 中介效应模型的设定 |
| 6.4.2 检验结果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外商直接投资与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 |
| 7.1 政策背景、研究设计与数据处理 |
| 7.1.1 外资准入管制与识别 |
| 7.1.2 研究设计 |
| 7.1.3 识别假设检验 |
| 7.1.4 数据处理：工业企业数据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匹配与处理 |
| 7.2 经验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
| 7.3 异质性分析 |
| 7.3.1 基于企业所在地区异质性的检验 |
| 7.3.2 基于行业技术水平异质性的检验 |
| 7.3.3 基于企业所有制异质性的检验 |
| 7.3.4 基于企业贸易类型异质性的检验 |
| 7.4 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内在机制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四、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与竞争性研究[D]. 刘彬彬. 吉林大学, 2021
- [2]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D]. 韩科振. 四川大学, 2021(12)
- [3]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4]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D]. 胡锡琴. 四川大学, 2021(02)
- [5]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D]. 杨婷婷.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6]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以《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为例[D]. 曹文. 北京大学, 2021(09)
- [7]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D]. 裘文静.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8]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D]. 邵冰. 吉林大学, 2020(03)
- [9]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D]. 莉姿（CHANTHANILEUTH VILATPHORN）. 吉林大学, 2020(03)
- [10]国际化行为与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 ——基于区域、行业和企业异质性视角[D]. 谢沐芳. 吉林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