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医院感染防治的难点及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莫晓彤[1]（2021）在《消除阶段中国疟疾输入再传播风险评估研究》文中指出目的:为在消除疟疾阶段开展风险评估,构建县域水平疟疾风险评估模型,在浙琼滇三省六市开展实证研究,从而进行疟疾风险分层,为消除疟疾阶段防控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运用文献调研界定疟疾风险的概念、探索与疟疾风险有关联或因果关系的因素并构建消除阶段疟疾风险评估理论框架,根据疟疾风险评估理论框架对疟疾风险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汇总,建立初步的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运用德尔菲法专家咨询法收集专家对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专业意见,对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进行筛选和优化以形成最终的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对指标评分进行主成分分析、克朗巴哈系数等方法检验专家咨询问卷的信度与效度。通过问卷调查、现场走访调研、文献调研、公开统计数据查询等方式,收集2015-2019年期间浙江省、海南省和云南省各2个城市的县域水平的疟疾风险评估指标的资料,将指标区分为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再以一定的赋值规则对指标进行赋值,在完成数据清洗整理工作后形成疟疾风险评估指标数据库。为适应本研究多方案多准则、无因变量、属于评价类研究的特性,将主观和客观多种综合评价方法如德尔菲法、熵权法、层次分析法、TOPSIS法以多种策略进行组合,来对指标进行赋权和赋值,并以加权相法计算得出得分即疟疾风险值总值,同时计算疟疾风险值在细分风险上的分值。对所得的多种策略下疟疾风险评估结果,以秩和比法对各方法所得结果进行组合评价。结果:基于“可接受性-易感性”理论与疟疾再传播过程,疟疾风险是指区域内疟疾发生、再传播甚至重新流行的可能性,疟疾风险可细分为“高危人群感染疟疾风险”、“输入风险”、“未及时发现疟疾病例风险”、“未有效处置疟疾疫情风险”、“未维持与保障消除能力风险”。最终形成的消除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由6个一级指标和29个二级指标组成。指标覆盖人员流动、媒介、人群疟防知晓水平、卫生工作指标、卫生资源配置等方面。德尔菲法专家咨询结果符合一致性要求。以多个综合评价方法以及多种组合策略所得各研究地区的疟疾风险值结果显示,层次分析法（AHP）、AHP与TOPSIS组合法（A-T法）所得疟疾风险值排序结果一致,德尔菲法与TOPSIS组合法（D-T法）与前两者所得排序结果较为接近,在前三者所得排序结果中,义乌、孟连、腾冲三个地方的疟疾风险值排前三,青田、儋州、万宁则排列于后三;德尔菲法与熵权法组合（D-E法）与前两者所得排序结果不如D-T法接近,在D-E法结果显示义乌、万宁、孟连依次为疟疾风险值排前三的地区。从研究地区的角度看,义乌的R2、R4、R6相对较高,儋州、万宁的R5相对较高,孟连的R4相对较高,腾冲的R2相对较高。从细分风险种类的角度看,高危人群感染疟疾风险在各地区之间差异不明显,输入风险较大的地区是义乌、腾冲两地,媒介可接受性风险较大的地区是儋州、万宁、孟连,未及时发现病例风险较大的地区是孟连,未有效处置疟疾疫情风险较大的地区是儋州、万宁,消除能力维持与保障风险较大的地区是青田。组合评价结果显示,义乌、孟连、腾冲为“疟疾风险中等偏大”,儋州、万宁为“疟疾风险中等偏小”,青田为“疟疾风险较小”。结论:疟疾风险评估需要综合多方面因素。不同地区在的疟疾风险特征互不相同,陆路边境地区与非陆路边境型跨境交往地区的疟疾风险相对其他地方更高,本研究中消除阶段疟疾风险评估模型能较好地反映地区间疟疾风险的相对大小关系。
单翔翔[2]（2021）在《中国湖区与老挝湄公河流域血吸虫病消除策略比较研究》文中指出目的:通过应用卫生策略研究方法,比较分析中国湖区与老挝湄公河流域血吸虫病消除策略的异同,为促进中老两国血吸虫病防控合作提出合理的建议。方法:①文献研究。查询文献资料了解中国和老挝两国血吸虫病消除策略、防治措施、资金投入、政治经济、技术环境、社会人口、自然环境等现状。②系统分析法。将中国和老挝的血吸虫病消除策略都看作是一个系统,对涉及到的各个要素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发现中国和老挝血吸虫病消除策略的异同。③比较研究法。比较中老两国消除血吸虫策略、血吸虫病流行病学差异、宏观环境等,明确中国湖区与老挝湄公河流域血吸虫病消除策略的异同。④STEEPLE分析法。分析中老两国社会/人口、技术、经济、环境/自然、政治、法律、道德等宏观环境对血吸虫病消除策略有效实施的影响。⑤关键人物访谈法。通过访谈官员和专家,了解中老两国血吸虫病防治相关政策、措施及实施效果等以及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结果:中老两国宏观环境的差异。在与血吸虫病传播相关的生活行为上,中国和老挝有不同的地方,中国湖区血吸虫病流行区居民在水田劳作也是感染血吸虫的主要途径之一,而老挝不存在这种现象,这是由于湄公血吸虫中间螺宿主的分布特点所决定;中国卫生信息化建设飞速发展,已成为支撑医疗卫生业务的不可或缺的工具,是深化医改的新引擎;老挝经济总量远低于中国,产业结构也不如中国完善,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支出的比例也低于中国。中国建立了近乎全人群覆盖的庞大医疗保障体系,老挝医疗保险覆盖率相对较低;老挝血吸虫病流行于湄公河流域的局部地区,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相对单一,消除策略上具有统一性。中国血吸虫病流行区地理生态环境差异较大,消除策略上具有多样性和针对性;中老两国在卫生立法方面都作出了努力,中国在有关血吸虫病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相对更加完善,法律环境为消除血吸虫病策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保障;宗教信仰对于老挝人民的精神、思想和道德观念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老挝血吸虫病流行病学差异分析。湄公血吸虫病的传播是季节性的,流行时间为3-5月,我国湖区血吸虫感染在4-6月和10-11月出现两个高峰;湄公血吸虫中间宿主开放拟钉螺只有在湄公河及其部分支流的浅水地区才有发现,在湖泊、水库、沟渠、灌溉渠、鱼塘和稻田中都没有发现过。日本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是两栖动物,与开放拟钉螺有着不同的栖息地,如沟渠、排水沟、稻田、湿地、湖岸和人工池塘的边缘;在老挝,儿童青少年有更大的暴露和感染风险。在典型的中国湖区,大多数感染发生在18至49岁的男性中,大多数人感染血吸虫是由职业驱动的。中国、老挝消除血吸虫病策略比较分析。老挝的消除策略中没有提到针对螺的控制,我国实施的农业、林业和环境改造工程等尚不适用于老挝。湄公血吸虫的动物宿主目前确认的仅有犬和猪,而猪因进入湄公河水域可能性低,感染并不常见。鉴于中老两国血吸虫动物宿主的差异,我国实施的人畜化疗、封洲禁牧、家畜圈养、以机代牛等措施不适用于老挝的实际情况。因此,在针对动物宿主的控制策略上,中老两国有很大差异。老挝血吸虫病防治措施主要是群体化疗（mass drug administration,MDA）、水-环境卫生-个人卫生干预（Community-Led water,sanitation and hygiene interventions,CL-SWASH）、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在这些领域,中老两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老挝经过多轮MDA的实施,血吸虫病患病率迅速降低,单独应用Kato-Katz法已不能满足新形势下的需求,血吸虫病监测体系有待进一步加强。老挝血吸虫病防治经费主要来源于WHO及其他国际组织和机构,本国政府财政投入非常有限。整体上,经费来源结构相对固定和单一。我国经费来源结构上相对多样化。结论:老挝消除血吸虫病面临的挑战包括:社区防病意识薄弱和不良生活行为方式的影响;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实用型新技术的研发及现场应用有待推广;政府资金投入有限;水利工程和气候变暖的影响;病媒控制困难等。中国消除血吸虫病面临的挑战包括:钉螺控制困难;动物传染源控制困难;生产和生活行为难以控制等。推动老挝消除血吸虫病策略实施的建议包括:优化政府战略和政策的执行环境;完善卫生筹资体系,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保障相应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投入;应用实用型新技术提升疾病防治水平和监测能力;加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提升社区人群防病意识。深化国际合作推动老挝消除血吸虫病进程。一是深化与WHO等机构及其他国家的合作。二是加强中老血吸虫病防治与研究机构间合作。基于两国的实际情况,中老两国在血吸虫病防治领域的深入合作和交流主要应着眼于MDA、健康教育和CL-SWASH等,具体包括绘制风险地图、提高化疗覆盖率、优化诊断工具、强化监测和应对等。同时实用型新技术（包括检测技术、信息技术、遥感技术等）的现场应用与推广也将是两国合作的重点领域。
许秋利[3]（2021）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外输入性疟疾病例经济负担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背景:疟疾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寄生虫病之一,与艾滋病、结核病一起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全球3大公共卫生问题。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World Malaria Report 2020》显示,2015-2019年全球在减少疟疾负担方面没有取得重大进展,疟疾发病率基本停滞在57例/1000高危人口,疟疾死亡率的下降也在放缓。2019年全球估计有2.29亿疟疾病例和40.9万相关死亡病例。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于2010年启动了《全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国消除疟疾的目标。从2017-2020年,中国已连续4年无本地感染疟疾病例报告,如期实现了行动计划的目标。然而,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出入境人数日益增多,输入性疟疾已成为我国巩固消除疟疾成果的主要威胁。2010-2019年,全国共报告疟疾病例37 04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占比高达78.95%（29248/37047）。尽管当前开展了一些输入性疟疾的流行病学特征研究,但是较少有研究关注输入性疟疾给患者个人、家庭及社会带来的经济负担。因此,如何评价和降低输入性疟疾带来的经济负担,是我国消除疟疾后期亟需考虑的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以下简称广西）位于中国南疆,是中国历史上南方四大疟疾高度流行区之一。2010-2019年广西报告的输入性疟疾病例占同时期全国输入性疟疾病例总数的10.70%（3 130/29 248）,且病例以恶性疟（72.88%,2 281/3 130）为主。以广西输入性疟疾病例为样本开展经济负担评价,对于控制和降低疟疾疾病负担具有重要意义。目的:1.分析2012-2019年广西输入性疟疾的流行病学特征,为消除疟疾后输入性疟疾的监测和响应提供决策依据。2.评价广西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经济负担情况,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为降低病例的经济负担提供参考依据。方法:1.收集整理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中2012-2019年广西输入性疟疾病例的基本资料,对其流行病学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2.收集2019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广西各级卫生机构诊断并上报的输入性疟疾病例,对经镜检确诊的病例通过医院病案调取、现场走访和电话访谈的方式开展疟疾治疗相关的经济负担调查。对输入性疟疾患者产生的经济负担进行统计描述,并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广义可加模型（GAM）探索疟疾经济负担的影响因素。最后,结合第一部分获取的广西输入疟疾病例的流行病学数据,推算2017-2019年广西全区输入性疟疾的总体经济负担。结果:（1）广西输入性疟疾的流行病学特征2012-2019年广西共报告输入性疟疾病例3 011例,其中确诊病例3 005例（99.80%）,临床诊断病例6例（0.20%）。确诊病例中,恶性疟有2234例（74.34%）,间日疟有274例（9.12%）,卵形疟有406例（13.51%）,三日疟有38例（1.26%）,混合感染有55例（1.83%）;病例的感染地主要集中在非洲国家（96.84%,2 788/2879）,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加纳、喀麦隆和安哥拉。2012-2019年广西所有确诊的输入性疟疾病例中,男性有2 956人（98.17%,2956/3 011）,女性有55人（1.83%,55/3 011）;病例年龄主要集中在30-49岁,占病例总数的66.76%（2010/3011）;职业以在境外务工为主,占比高达92.61%（2671/2884）;除2013年6月上林县发生一起聚集性输入性疟疾事件外,其余各年输入性疟疾病例报告的月份没有呈现明显的季节变化趋势;2012-2019年广西输入性疟疾病例数较多的三个市分别是南宁市、河池市和桂林市,占全自治区病例总数的87.61%（2638/3011）;病例数较多的三个县分别是上林县、全州县和大化瑶族自治县,占全区病例总数的 76.56%（2 308/3 011）。2012-2019年广西输入性疟疾病例的诊断机构中,县级机构占比最高（83.66%,2 519/3 011）,其次是地市级机构、省级机构及乡镇卫生院等;2013年广西疟疾病例发病-确诊天数的中位数最少（2d）;除2013年外,其余年份病例的发病-确诊天数的中位数均为3d;2017-2019年广西重度（住院）病例在输入性疟疾病例中占比最高（75.91%,624/822）,轻度（门诊）病例次之（22.75%,187/822）,危重病例最少（1.34%,11/822）。（2）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经济负担本次经济负担研究共收集202例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经济负担信息,其中门诊病例28人,住院病例171人,危重病例3人。门诊病例的直接经济负担较低,人均直接医疗费用的中位数为10.00元;住院病例的人均直接医疗费用的中位数为3 032.00元,直接非医疗费用的中位数为160.00元;危重病例的人均直接医疗费用的中位数为35 000.00元,直接非医疗费用的中位数为600.00元。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住院病例中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组、不同疟疾种类之间的直接医疗费用和直接非医疗费用的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地市级医院的直接医疗费用（P<0.01）和直接非医疗费用（P<0.01）均高于县级医院;住院天数≥4天的病例直接医疗费用（P<0.01）和直接非医疗费用（P<0.01）均高于住院天数<4天的病例;发病-确诊天数≥3天的病例直接医疗费用高于发病-确诊天数<3天的病例（P<0.01）,而直接非医疗费用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输入性疟疾患者住院费用的构成分析显示,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化验费（52.47%,1 515.75/2 888.81）、药物费（21.68%,626.31/2 888.81）和检查费（10.68%,308.50/2 888.81）,而诊查费（2.08%,60.00/2 888.81）、注射费（1.58%,45.65/2 888.81）、护理费（1.31%,38.00/2 888.81）在县级医院住院费用中的占比很小。门诊病例的人均间接经济负担的中位数为353.13元;住院病例的人均间接经济负担的中位数为706.26元;危重病例的人均间接经济负担的中位数为10 123.02元。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不同住院天数（P<0.01）、发病-确诊天数（P<0.01）、医院等级（P<0.01）之间的住院患者的间接经济负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性别、年龄、疟疾种类的组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广义可加模型结果表明,住院天数（P<0.01）与发病-确诊天数（P<0.01）对经济负担有影响。2017-2019年广西全区输入性疟疾总体经济负担为3 250 375.22元,且总体经济负担呈逐年下降趋势。结论:1.广西输入性疟疾主要来自加纳、喀麦隆和安哥拉等非洲国家,病例多为恶性疟（74.34%,2 234/3 005）,且以 30-49 岁（66.76%,2 010/3 011）、男性（98.17%,2956/3 011）为主;病例职业以在境外务工（92.61%,2 671/2 884）为主;卵形疟病例在逐年增加,当前已超过间日疟占比;输入性疟疾病例初诊机构主要集中在县级机构,其次是地市级和省级机构;输入性疟疾病例中,重度（住院）病例占比最高,轻度（门诊）病例次之,危重病例最少。2.输入性疟疾门诊病例的人均经济负担较低,住院病例和危重病例的人均经济负担较重,其中危重病例的经济负担超过2019年广西人均可支配收入,给患者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住院费用中占比较重的分别是化验费、药物费和检查费,而诊查费、注射费、护理费等在住院费用中的占比较低。住院天数、发病-确诊天数是经济负担的主要影响因素,即住院天数越长、发病-确诊天数越长,患者的经济负担就越重。3.2017-2019年广西全区随着输入性疟疾病例的逐年减少,总体经济负担也呈逐年下降趋势。研究结果显示,为降低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经济负担,要尽早发现和确诊病例,科学合理地缩短住院时长,同时还要巩固当前消除疟疾成果,防止输入性疟疾疫情暴发及输入性病例引起的本地再传播。
杨嘉宜[4]（2021）在《认知共同体与区域公共卫生治理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跨境协作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20年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令全球及区域公共卫生治理问题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跨境协作治理现象出发,试图回答认知共同体在区域公共卫生治理中的作用问题。论文对现有的公共卫生学与国际关系学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细致的回顾,指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视角、卫生外交视角、安全化理论视角和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框架各自具备一定的解释力,但也存在不足,尤其是忽略了非国家行为体在区域公共卫生合作中的重要作用。本文进而提出认知共同体推动区域各国实现协作治理的理论框架。本研究假定认知共同体是一些特定的专家基于公认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汇聚到一起,通过对相关议题的参与和互动,塑造了该群体特有的身份和利益,遵循着共同的规范,并为实现特定目标而采取一致行动。认知共同体能够通过产生新的认知结构或政策参考的因果框架、作为政策选择的“过滤”机制、为决策提供有效性和合法性,以及提出替代性方案和路径等四种机制影响决策。此外,认知共同体不仅是知识的生产者,还可能是知识的实践者,他们分别在国际、国家和地方三个层面来落实相关政策,从而能够快速感知相关政策是否有效,进而提出新的知识或政策建议。这就使得知识的生产与政策的制定始终处于动态的互动之中,实现了协作治理机制的不断发展。本研究以大湄公河次区域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为案例验证以上假设,发现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的推动下,该联防联控机制得以建立并不断发展,从中缅两国的跨境疟疾防控项目发展为覆盖多病种、由多国参与的协作治理机制,并且为本地区其他国际合作框架所接受。本研究反驳了西方学术成果中有关认知共同体在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中作用甚微的观点,指出东亚背景下的认知共同体具备知识生产者和实践者的双重属性,对于我们理解东亚地区其他领域合作进程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就有关问题进行的大量访谈与实地考察,也为国际关系与公共卫生的跨学科研究积累的宝贵素材。
郭文月[5]（2020）在《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价值：机理与评价》文中指出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作为森林生物多样性的主要组成部分,有巨大的经济、生态和人文价值,对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工业化农业化过程中由于对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保护价值的认识不充分,导致我国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锐减,因此,研究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的价值并对我国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现状进行评价不仅有利于促进森林生物多样性观念主流化,更能推动森林可持续发展。本文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第一章通过说明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广泛搜集阅读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已有研究结论并总结国内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明确本文的研究方向,阐述本文的技术路线和研究思路;第二章主要介绍了相关概念和基础理论方法,阐述了生物多样性、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和森林生产力的含义,然后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经济学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最后对因果路径分析理论和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评价理论等研究方法进行了详细阐述,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撑;第三章运用态势分析方法对我国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面临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进行了全面分析,为后续实证研究中指标的选择提供依据;第四章从生态、经济和人文三个方面深刻分析了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对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机理;第五章根据地理位置、森林分布和经济社会发展特征,将我国划分为五大区域,搭建PSR评价指标体系,利用AHP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权重,以折线统计图表的方式对我国2008年至2017年10年间的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状况进行了直观展示和分析评价;最后针对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了保护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对策建议。定性分析结果表明,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作为生物多样性的主要组成部分,从生态、经济和人文三个方面推动可持续发展:能通过生物多样性效应的生态位互补效应和选择效应提高森林生产力,进而加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从而体现出其对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价值;以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为载体的森林资源能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大量食材、工业原料和旅游休闲资源,实现从自然资源属性到经济价值的转化;从促进艺术创作、提高国民健康素质、促进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和景观多样性等方面彰显其人文价值。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近10年来我国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面临的压力总体呈下降趋势,响应层指数呈小范围波动大幅度上升状态,但是状态层无明显改善,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在小范围波动中基本维持原状（处于0.2到0.5之间）,主要是受森林有害生物防治率低、火灾发生频繁以及绝大部分地区天然林被破坏导致森林质量偏低的影响,同时也说明我国对于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的科学研究及重要价值的认识不足。建议从以下几点开展保育工作:优化产业结构,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完善法规制度,增强执法监管力度;重视科学研究,促进保护手段创新;保护天然林,精准提升森林质量;加大宣传,促进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观念主流化。
闫蓬勃[6]（2019）在《中国城市树种多样性评价及树种规划研究》文中指出城市森林是城市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其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与城市居民的健康福祉息息相关。而城市树种多样性是维持城市森林稳定性、便于其持续地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城市树种多样性的提高虽然可以通过增加绿化中使用的树种数量实现,但实践证明,不当的树种选择不但难以产生良好的生态效益,还可导致经济损失和资源的浪费。因而充分了解中国城市树种的多样性现状和驱动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树种规划方案,合理增加树种多样性,对城市森林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践意义。研究基于文献和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257个城市的树种多样性格局,依据提出的树种规划原则,以中国城市中己有树种为对象,规划了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范围内潜在可用的树种,并以北京市为例,展示了该规划在单个城市尺度上的应用。研究主要结果包括:1.在257个城市中,树木（含灌木和木质藤本）的平均种类丰富度为128±118,树木种类总数为2640,其中近1/5的树种为外来种。在种类组成上,最常见的树种为垂柳（Salix babylonica L.）、圆柏（Juniperus chinensisL.）、紫叶李等（Prunus cerasifera f.atropurpurea（Jacq.）Rehd.）。各城市间的树种组成相似度具有纬度变化梯度特征,同一纬度上的城市间树种组成不相似性低。此外,城市树种也存在一定同质化现象,一些树种广泛分布在不同城市中。在城市内部,公园绿地是树种丰富度最高的区域,空闲地的种类丰富度最低。2.根据气候适宜性、城市环境适宜性和种类多样性原则对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建成区适宜树种进行规划,结果为:中国城市中潜在可用的树种数量平均为705±323种;其中处于中亚热带湿润地区的城市潜在可用树种最多,平均每个城市适宜使用树种数量为930±245种,而中温带干旱地区潜在可用的树种最少,平均每个城市适宜使用树种数量为187±105种。3.根据前述规划结果,北京潜在可用的树种为565种,调查发现其中的278种已被使用,进而根据树种属性和土地用途的匹配性原则,对调查中未发现的287个树种进行规划。在最严格规划情境下,排除有花粉致敏和飘絮问题的48种和花粉致敏性不确定的197个树种,剩余的无花粉致敏和飘絮问题的树种39种加上可用雌株的3种有花粉致敏的树种用于规划。其中可在公园和空闲地中使用42种,商业区中使用14种,居民区中使用13种,单位绿地中使用3种,道路绿地中使用1种。4.总体而言,中国城市树种多样性与全球城市树种多样性水平相比差别不大,但与中国自然分布的树木种类多样性相比,仍具较大提升潜力。本研究的树种规划结果显示各城市均具有一批潜在可用的树种,可在经过试种后用于提高各城市树种多样性水平。
任继珍[7]（2019）在《《生物入侵学》（1-2章）翻译实践报告》文中提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生物入侵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并逐渐成为全球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目前已成为有害生物入侵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国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借鉴国外相关经验降低或消除生物入侵的负面影响。本翻译实践所译内容选自学术专着Biologiical Invasions（《生物入侵学》）的前言、第一章和第二章。作者是伯尔尼大学生物系的沃尔夫冈·尼特维希（Wolfgang Nentwig）教授,出版于2007年。该翻译实践报告选取具体案例,从词汇、句子、语篇三个层面对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难点以及应对策略进行归纳总结。词汇层面,笔者探讨了生物学专业术语的翻译以及词性转换、词义选择、名词化结构的翻译在本次实践中的运用;句子层面,通过运用关联理论洞悉引申义、语言单位的推移、语序调整等策略使句子通顺流畅,并且能在翻译过程中注重体现学术英语的的特征;语篇层面,则侧重分析句子、段落之间的逻辑关系。笔者结合具体案例将翻译过程中的方法与策略、心得与体会进行总结,以期对今后生物入侵研究领域的翻译工作有所帮助。
米善军[8]（2019）在《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与防治研究》文中提出云县自古多瘴岚,清代云县疟疾流行只能勾勒大致面貌。民国时期该地疟疾肆虐,尤以1933～1940年为疟疾流行最为严重的时期。1949年以后,云县疟疾出现过两次反复,随着防治工作的不断深入,于1986年基本扑灭,并最终融入全球性消除疟疾战略计划。清代云县防治疟疾主要采取看医、寻药及诉诸鬼神来解决疾病所带来的痛苦。民国时期,政府的卫生防疫机制虽已建立,虽然亦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总归是收效甚微。只有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人民政权,真正地实现了中央—地方之间的强力互动。这种强力关系的建立是通过波浪状的卫生运动、精密化的制度设计逐步达到的。清代云县有无卫生机构,已经无从考证。当时遇到疫情发生,根本无法实现疫情的及时控制与扑灭,更谈不上疾疫预防。民国政府治下的云县,已经出现较为正规的医疗卫生机构,无奈由于机制体制不甚健全,只在县城为中心地方设立了相关机构,根本无法辐射全县各地,尤其是偏远山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政局的稳定,在民国政府留下的卫生遗产的基础上,在从中央到地方的部署中,云县地区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形成点面结合,层级分明,高度密集医疗卫生网络。云县的疟疾流行是地缘区位、国家政权、民风习俗诸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疟疾的快速蔓延之势,倒逼民国政府不得不重视起基层卫生行政机构的设立与建设,但这些机构难以为继,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直到1949年以后,中国通过国家地计划与控制,走出一条以国家为主导,群防群治相结合的特色防治道路,逐步确立起大众心中新政权焕然一新的形象与面貌。
王彤[9]（2017）在《从边缘到一体：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与防治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滇西德宏地区由于独特的气候环境、地理条件、民族风俗等原因,加之医疗卫生水平低,技术落后,意识薄弱,瘴疠、疟疾等热带疾疫频繁爆发。又受频繁水灾、兵灾的破坏,对当地社会医疗的发展造成了极大影响,故一直都是中外闻名的“瘴疠之区”。传统社会中,滇西德宏地区疟疾长期肆虐,但主要只依靠宗教医疗和巫医抵御疾病。乾隆滇缅战争后,中医开始进入德宏,才打破了巫医治病的局面。晚清时期,随着传教士的进入、西医西药的传入,近代医疗萌芽、发展,但成效有限。20世纪30年代末,战乱频仍,疟疾流行加剧,医疗卫生事业也因战争医疗的进入得到了显着发展,但因受政治、经济和民族风俗等因素的影响,疟疾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1950年代后,疟疾的防治与国家对边疆的开发及经营紧密联系到了一起,爱国医疗卫生运动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展,有效遏制了疟疾的流行和传播。1980年代后,改革开放政策及边境口岸的开放,人员流动和贸易往来随之增多,输入型疟疾成为德宏疟疾流行的主要动因,但因疟疾防治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德宏疟疾得到了及时控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行和传播,基本处于可控状态。2000年后全球疟疾基金的推广,云南疟疾防控进入了全球化阶段,疟疾控制成为联合国卫生组织的重要目标,德宏疟疾控制也取得了极大进步。滇西德宏地区地处边疆国境线地带,境内少数民族众多,易受国内外政治环境和当地少数民族观念等因素的多重影响,疟疾的流行和防治也呈现出其独有的特性。全球化、政治、技术、战争等因素是使滇西德宏地区和外部世界的联系逐步加强,医疗卫生的“国家化”和“现代化”成为主流,这些在疟疾的防治政策、措施等方面都得到进一步体现,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滇西德宏地区在政治、社会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的努力与实践。
余建兴[10]（2015）在《腹泻病病原谱特征及发病率估计研究》文中认为背景:腹泻病（Diarrhoea）是一个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儿童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是全球15个腹泻病高负担国家之一,但国内前瞻性开展的腹泻病疾病负担研究数量较少,国内尚无研究对我国人群腹泻病的病原谱和主要病原体的疾病负担进行过系统、科学的论述。目的:阐明不同年龄组腹泻病患者病原谱构成;探索腹泻病主要病原体的季节性规律和年度趋势;估计腹泻病主要病原体发病率;为进一步评估现有干预措施效果,开展疫苗研发和疫苗推荐提供科学依据。方法:1.在全国181家医院的门/急诊中开展腹泻病主动监测,收集病例的临床和流行病学资料,同时采集病例粪便标本,送往117家网络实验室开展13种腹泻病病原体（5种病毒+8种细菌）的病原学检测。本文对2009-2013年收集的不同年龄组腹泻病患者的病原谱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并使用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探索主要病原体检出率的年度变化趋势,使用线性回归拟合检出率时间序列的周期性函数探索主要病原体的季节性趋势。2.在腹泻病主动监测的基础上,研究使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社区人群中开展腹泻病医疗服务利用（HUAS）调查,对监测设置的哨点医院的人群代表性进行评估,估计哨点医院覆盖人口数;收集医院信息管理系统（HIS）中腹泻病门/急诊就诊数和住院数,并使用哨点医院肠道门诊中腹泻病病例监测数对HIS系统门/急诊腹泻就诊数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进行评估,估计哨点医院中门/急诊腹泻病发病数。最后,根据上述步骤获得的腹泻病病原体检出率、哨点医院覆盖人口数以及哨点医院门/急诊腹泻病发病数,研究将上述数据纳入构建的Monte Carlo数学模型中进行模拟运算,估计上海市浦东新区腹泻病发病率、主要病原体发病率及估计值的不确定性。结果:1.2009-2013年的5个监测年度中,研究共在全国181家哨点医院的门/急诊中纳入腹泻监测病例87578例,其中,病原体检测阳性病例26585例。病原谱分析结果显示,我国门/急诊腹泻患者中13种腹泻病病原体均有不同程度的流行,其中,轮状病毒是5岁以下儿童腹泻病例中流行水平最高的病原体,检出率高达32.4%;诺如病毒是继轮状病毒之后导致5岁以下儿童腹泻的第2位病原,是导致成人腹泻的首位病原,门/急诊腹泻病例中10.8%的患者可以检出诺如病毒;致泻性大肠杆菌、非伤寒沙门氏菌和志贺氏菌是门/急诊腹泻病例中前3位细菌性病原,检出率依次为5.9%、3.8%和3.3%;而副溶血性弧菌和气单胞菌主要在亚热带地区和大年龄组人群中高发流行。季节性分析结果显示,多数腹泻病病原体季节性特征显着。轮状病毒、星状病毒以及札如病毒冬季（12月）高发,诺如病毒秋季高发（10月中旬）,而细菌性病原多在夏季（7月中旬）高发流行。腹泻病病原体检出率的多水平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近5年来,门/急诊腹泻病例中志贺氏菌的流行水平逐年降低,检出率由2009年初的10.2%下降到了 2013年的1.4%,下降了近5倍;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致泻性大肠杆菌检出率逐年升高,检出率由2009年初的2.9%上升到了 2013年的10.1%,上升了大约2倍多。2.上海市浦东新区腹泻症候群监测设立的哨点医院共覆盖浦东新区172.3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9.2%）。2012-2013年两个连续的监测年度中,监测设立的哨点医院HIS系统中共有门/急诊腹泻就诊人次数40.8万（占门/急诊就诊病例数的1.8%）,腹泻住院3688人（占出院病例的0.8%）;其中,3847例门/急诊腹泻病例采样并开展了 13种腹泻病病原体的实验室检测（采样率0.9%）,检测阳性病例1757例（检出率45.7%）,检出率最高的前5位病原体依次为诺如病毒（19.9%）、致泻性大肠杆菌（7.6%）、轮状病毒（7.3%）、沙门氏菌（5.3%）和副溶血性弧菌（2.7%）。据此,研究估计上海市浦东新区社区人群每年发生腹泻285.4万人次（发病率0.483次/人年,90%UI:0.22-0.98）,其中50.8万人次会到医疗机构门/急诊就诊（门诊率0.086次/人年,90%UI:0.050-0.158）。门/急诊就诊腹泻病例中,44.1%的病例是由诺如病毒、致泻性大肠杆菌、轮状病毒、沙门氏菌和副溶血性弧菌等5种病原体引起的。其中,诺如病毒是导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群腹泻发病和就诊的最常见病原体,估计社区发病率为0.097次/人年,门诊率为0.017次/人年;致泻性大肠杆菌是导致人群腹泻发病和就诊的第2位病原,同时也是发病率居首位的细菌性病原,估计社区发病率为0.043次/人年,门诊率为0.007次/人年;轮状病毒则是导致5岁以下儿童腹泻发病和就诊的首位病原,估计5岁以下儿童轮状病毒腹泻发病率为0.085次/人年,门诊率为0.038次/人年;沙门氏菌是浦东新区导致人群腹泻发病和就诊的第2位细菌性病原,估计社区发病率为0.025次/人年,门诊率为0.005次/人年;而副溶血性弧菌则是导致上海市浦东新区成人腹泻发病的重要细菌性病原,5-44岁人群副溶血性弧菌腹泻发病率为0.025次/人年,门诊率为0.003次/人年。结论:腹泻病给我国人群健康和医疗机构带来了巨大的负担。门/急诊腹泻病例中13种腹泻病病原体均有不同程度的流行,轮状病毒、诺如病毒、致泻性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和志贺氏菌等5种病原体流行水平较高且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发病特征,针对这5种腹泻病病原体的公共卫生措施和策略将能够有效降低腹泻病对我国人群健康的危害;同时,腹泻病病原体严格的季节性发病特征也为我国进一步探索腹泻病发病的环境驱动因素和开展疾病预测和预警提供了可能。我国应在综合评估轮状病毒腹泻的发病频率、严重程度及经济负担的基础之上尽快将轮状病毒纳入国家儿童免疫规划,并切实加强对诺如病毒、致泻性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和志贺氏菌等食源性疾病的疾病负担的研究与防治工作,深入开展食源性疾病暴发调查和食物归因研究,为科学防控腹泻病提供理论支撑。最后,本研究中使用的以哨点医院为基础的发病率估计方法为我国进一步开展传染病疾病负担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方法学借鉴和参考。
二、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医院感染防治的难点及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医院感染防治的难点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消除阶段中国疟疾输入再传播风险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1.1 疟疾防治现状 |
| 1.2 疟疾风险 |
| 1.3 疟疾风险评估研究进展 |
| 1.4 在消除阶段疟疾输入再传播风险评估的挑战 |
| 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2.1 研究目的 |
| 2.2 研究意义 |
| 3 研究内容 |
| 4 研究方法 |
| 4.1 文献评阅法 |
| 4.2 德尔菲法 |
| 4.3 其他综合评价方法 |
| 5 技术路线 |
| 第一部分 消除阶段疟疾风险因素分析 |
| 1 疟疾风险的内涵及理论基础 |
| 2 疟疾风险的分类及其影响因素 |
| 2.1 高风险人群感染风险 |
| 2.2 感染者输入风险 |
| 2.3 媒介可接受性风险 |
| 2.4 延迟发现疟疾病例风险 |
| 第二部分 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数据来源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统计分析工具 |
| 2 结果 |
| 2.1 构建疟疾风险评估理论框架 |
| 2.2 初步拟定的消除阶段疟疾风险指标体系 |
| 2.3 德尔菲法结果 |
| 2.4 德尔菲法权重 |
| 2.5 消除阶段的我国疟疾风险评估指标集的变化 |
| 3 讨论 |
| 第三部分 风险评估模型构建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数据来源 |
| 1.2 研究方法 |
| 1.3 主客观综合评价方法的结合策略 |
| 1.4 组合评价方法 |
| 1.5 模型优劣的判断方法 |
| 1.6 统计分析工具 |
| 2 结果 |
| 2.1 德尔菲法与熵权法结合的权重系数 |
| 2.2 层次分析法权重 |
| 2.3 TOPSIS法 |
| 3 讨论 |
| 第四部分 消除阶段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实证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研究区域 |
| 1.2 数据来源 |
| 1.3 统计分析 |
| 1.4 质量控制 |
| 2 结果 |
| 2.1 指标观测值的分析 |
| 2.2 各县市风险值总值与分值 |
| 2.3 多个综合评价模型所得结果的分析 |
| 2.4 组合多个综合评价模型所得结果 |
| 2.5 模型的优劣程度判断结果 |
| 2.6 疟疾风险因素调研 |
| 3 讨论 |
| 全文总结 |
| 1 主要结论 |
| 2 科学性、特色和创新之处 |
| 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1 指标值来源 |
| 附表2 指标观测值原始值 |
| 附表3 专家咨询表 |
| 附表4 疟疾知晓情况调查问卷 |
| 附表5 层次分析法专家的权重体系 |
| 附表6 层次分析法思想下疟疾风险值总值及排序 |
| 附表7 基于AHP-TOPSIS赋值结合的疟疾风险值总值及排序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 附件 |
（2）中国湖区与老挝湄公河流域血吸虫病消除策略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部分 研究背景 |
| 1 血吸虫病是全球范围亟待控制和消除的重要疾病 |
| 1.1 血吸虫病概述 |
| 1.2 血吸虫病在全球的流行现状 |
| 1.3 WHO《血吸虫病2012—2020行动计划》为全球提出血吸虫病防治目标 |
| 2 进一步优化消除血吸虫病策略是当前我国与老挝同样面临的关键性技术问题 |
| 2.1 我国血吸虫病的流行现状与防治策略 |
| 2.2 老挝血吸虫病的流行现状和防治策略 |
| 2.3 中国与老挝卫生合作现状与展望 |
| 3 国内外消除血吸虫病策略研究现状与展望 |
| 4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5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第二部分 材料与方法 |
| 1 资料来源 |
| 2 研究内容 |
| 3 研究方法 |
| 3.1 文献研究法 |
| 3.2 系统分析法 |
| 3.3 比较研究法 |
| 3.4 STEEPLE分析法 |
| 3.5 关键人物访谈法 |
| 4 指导思路 |
| 4.1 卫生政策与体系 |
| 4.2 全球卫生 |
| 5 技术路线 |
| 6 数据处理和分析 |
| 第三部分 研究结果 |
| 1 中国与老挝STEEPLE比较分析 |
| 1.1 社会人口环境 |
| 1.2 技术环境 |
| 1.3 经济环境 |
| 1.4 环境和自然 |
| 1.5 政治环境 |
| 1.6 法律环境 |
| 1.7 道德环境 |
| 1.8 宏观环境对消除血吸虫病策略实施影响总结 |
| 2 中国、老挝血吸虫病流行病学差异分析 |
| 2.1 时间分布差异 |
| 2.2 地区分布差异 |
| 2.3 人群分布差异 |
| 3 中国、老挝消除血吸虫病策略比较分析 |
| 3.1 中老两国血吸虫病防治战略规划 |
| 3.2 中老两国血吸虫病防治措施 |
| 3.3 中老两国血吸虫病防治监测体系 |
| 3.4 中老两国血吸虫病防治经费投入 |
| 第四部分 研究结论 |
| 1 中国、老挝消除血吸虫病面临的挑战 |
| 1.1 老挝消除血吸虫病面临的挑战 |
| 1.2 中国消除血吸虫病面临的挑战 |
| 2 推动老挝消除血吸虫病策略实施的建议 |
| 2.1 优化政府战略和政策的执行环境 |
| 2.2 完善卫生筹资体系,加大政府投资力度 |
| 2.3 保障相应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投入 |
| 2.4 应用实用型新技术提升疾病防治水平和监测能力 |
| 2.5 加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提升社区人群防病意识 |
| 3 深化国际合作推动老挝消除血吸虫病进程 |
| 3.1 深化与WHO等机构及其他国家的合作 |
| 3.2 加强中老血吸虫病防治与研究机构间合作 |
| 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文章 |
| 附件 |
（3）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外输入性疟疾病例经济负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1.1我国疟疾流行概况 |
| 1.2 广西疟疾流行概况 |
| 1.3 疟疾经济负担研究 |
| 2 研究目标 |
| 3 技术路线 |
| 4 参考文献 |
| 第一部分 广西输入性疟疾的流行病学特征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病例分类 |
| 1.2 资料来源 |
| 1.3 统计分析 |
| 2 结果 |
| 2.1 总体情况 |
| 2.2 感染来源 |
| 2.3 三间分布 |
| 2.4 就诊机构 |
| 2.5 发病-确诊天数 |
| 2.6 病情程度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5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广西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经济负担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资料来源 |
| 1.2 统计分析 |
| 1.3 质量控制 |
| 2 结果 |
| 2.1 基本信息 |
| 2.2 直接经济负担 |
| 2.3 间接经济负担 |
| 2.4 经济负担及影响因素 |
| 2.5 2017-2019广西输入性疟疾总体经济负担 |
| 3 讨论 |
| 3.1 基本情况分析 |
| 3.2 直接经济负担分析 |
| 3.3 间接经济负担分析 |
| 3.4 经济负担及影响因素分析 |
| 3.5 2017-2019广西输入性疟疾总体经济负担分析 |
| 4 结论 |
| 4.1 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经济负担 |
| 4.2 2017-2019广西输入性疟疾总体经济负担 |
| 5 参考文献 |
| 研究小结 |
| 1 结果与建议 |
| 2 研究的创新点 |
| 3 研究局限性与建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附件 |
（4）认知共同体与区域公共卫生治理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跨境协作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国际公共卫生合作的起源与发展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 |
| 第三节 理论框架与研究设计 |
| 第一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公共卫生合作的理论解释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国际卫生与全球健康 |
| 第二节 关于国际公共卫生治理的理论解释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认知共同体析论 |
| 第一节 认知共同体理论 |
| 第二节 跨国倡议网络与第二轨道外交 |
| 第三节 认知共同体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认知共同体如何影响决策 |
| 第一节 认知共同体发挥作用的外部条件 |
| 第二节 认知共同体影响决策的方式 |
| 第三节 认知共同体作为公共卫生治理的实践者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防控认知共同体的形成 |
| 第一节 区域传染病防控认知共同体 |
| 第二节 中国传染病防控认知共同体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防控认知共同体的实践 |
| 第一节 联防联控机制的建立 |
| 第二节 联防联控机制的发展(2006-2010 年) |
| 第三节 联防联控机制的升级(2011-2014 年) |
| 第四节 联防联控机制的成熟(2015-2019 年)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与理论及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认知共同体的实践 |
| 第三节 疫情后时代跨境传染病防控的挑战与建议 |
| 致谢 |
| 附录一:专家访谈列表 |
| 附录二:参会调研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5）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价值：机理与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价值量研究综述 |
| 1.3.2 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综述 |
| 1.3.3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技术线路 |
| 1.6 研究难点和创新点 |
| 1.6.1 研究难点和解决方案 |
| 1.6.2 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生物多样性 |
| 2.1.2 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 |
| 2.1.3 森林生产力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2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经济学理论 |
| 2.3 因果路径分析与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评价方法 |
| 2.3.1 因果路径分析理论 |
| 2.3.2 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评价方法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的现状分析 |
| 3.1 我国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具备的优势 |
| 3.1.1 自然地理条件优越 |
| 3.1.2 优秀传统文化习俗的保护 |
| 3.2 我国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面临的劣势 |
| 3.2.1 巨大的人口压力 |
| 3.2.2 经济发展和绩效考核制度有待完善 |
| 3.3 我国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面临的机遇 |
| 3.3.1 国际保护运动 |
| 3.3.2 国内保护行动 |
| 3.4 我国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面临的挑战 |
| 3.4.1 气候变化的挑战 |
| 3.4.2 物种入侵的挑战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的价值机理 |
| 4.1 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对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价值 |
| 4.1.1 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对森林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
| 4.1.2 森林生产力对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促进作用 |
| 4.2 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对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价值 |
| 4.3 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对可持续发展的人文价值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评价的实证分析 |
| 5.1 PSR评价模型构建 |
| 5.1.1 模型构建思路 |
| 5.1.2 指标设计原则 |
| 5.1.3 指标选择 |
| 5.2 研究区概况和数据收集 |
| 5.3 数据标准化 |
| 5.4 指标权重的确定 |
| 5.4.1 AHP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 |
| 5.4.2 熵权法确定权重 |
| 5.4.3 AHP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相结合确定权重 |
| 5.5 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现状评价函数 |
| 5.6 评价结果与建议 |
| 5.6.1 压力层 |
| 5.6.2 状态层 |
| 5.6.3 响应层 |
| 5.6.4 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保护的对策建议 |
| 6.2.1 优化产业结构,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
| 6.2.2 完善法规制度,增强执法监管力度 |
| 6.2.3 重视科学研究,促进保护手段创新 |
| 6.2.4 保护天然林,精准提升森林质量 |
| 6.2.5 加大宣传,促进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观念主流化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6）中国城市树种多样性评价及树种规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城市森林的功能 |
| 1.2 城市树种多样性的重要性 |
| 1.3 城市森林树种多样性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
| 1.4 城市绿化中树种规划方法研究现状 |
| 1.5 现有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
| 2 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 |
| 2.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2.2 研究内容 |
| 2.3 研究技术路线 |
| 3 中国城市树种多样性格局及影响因素 |
| 3.1 研究区域与方法 |
| 3.1.1 研究区域 |
| 3.1.2 多样性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
| 3.2 结果与讨论 |
| 3.2.1 中国城市树种种类丰富度 |
| 3.2.2 城市不同土地利用上的树种丰富度 |
| 3.2.3 中国城市树种组成的合理性分析 |
| 3.2.4 与自然分布的树种多样性对比 |
| 3.2.5 城市间树木种类组成相似度及影响因素 |
| 3.3 小结 |
| 4 中国城市树种规划研究 |
| 4.1 研究区域与方法 |
| 4.1.1 研究区域 |
| 4.1.2 树种规划方法 |
| 4.2 结果与讨论 |
| 4.2.1 自然干扰对树种的影响结果 |
| 4.2.2 中国城市树种规划结果 |
| 4.3 小结 |
| 5 城市树种规划——以北京为例 |
| 5.1 研究区域与方法 |
| 5.1.1 研究区域 |
| 5.1.2 研究方法 |
| 5.2 结果与讨论 |
| 5.2.1 北京城市树种现状 |
| 5.2.2 北京城市潜在可用树种 |
| 5.3 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2 论文创新点 |
| 6.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 中国城市绿化树种调查文献目录 |
| 附录B 北京城市树种多样性调查表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 |
| 致谢 |
（7）《生物入侵学》（1-2章）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2. 项目简介 |
| 2.1 项目介绍 |
| 2.1.1 项目来源 |
| 2.1.2 项目内容 |
| 2.1.3 项目意义 |
| 2.2 项目分析 |
| 2.2.1 文本分析 |
| 2.2.2 客户需求分析 |
| 2.2.3 目标读者分析 |
| 3. 项目实施过程 |
| 3.1 译前准备 |
| 3.1.1 明确任务分工及要求 |
| 3.1.2 相关资料搜集与查找 |
| 3.1.3 熟悉文本与试译 |
| 3.1.4 建立术语表 |
| 3.1.5 翻译工具的准备 |
| 3.2 译中环节 |
| 3.3 译后审校 |
| 4. 案例分析 |
| 4.1 词汇层面 |
| 4.1.1 专业术语的处理 |
| 4.1.2 词性转换 |
| 4.1.2.1 名词转换为动词 |
| 4.1.2.2 名词转换为副词 |
| 4.1.2.3 形容词转换为动词 |
| 4.1.3 词义选择 |
| 4.1.3.1 一词多义 |
| 4.1.3.2 同一词义的多种表达 |
| 4.1.4 名词化结构 |
| 4.1.4.1 选取动词词义 |
| 4.1.4.2 转为相应动词 |
| 4.2 句子层面 |
| 4.2.1 洞悉引申义 |
| 4.2.1.1 通过意译寻找最佳关联 |
| 4.2.1.2 通过阐释寻找最佳关联 |
| 4.2.2 语言单位的推移 |
| 4.2.3 语序调整 |
| 4.2.4 凸显学术着作的特征 |
| 4.2.4.1 正式性 |
| 4.2.4.2 可读性 |
| 4.2.4.3 简洁性 |
| 4.3 语篇层面 |
| 4.3.1 逻辑关联 |
| 4.3.2 添加脚注 |
| 5. 实践总结 |
| 5.1 翻译心得 |
| 5.2 努力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原文及译文 |
| 附录2: 专业术语表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致谢 |
（8）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与防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学术价值 |
| 二、疟疾研究的学术回顾与总结 |
| (一) 中国疟疾学术研究六十年回顾 |
| (二) 云南省疟疾研究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的重难点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难点 |
| (二) 研究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及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中西医学认知中的疟疾 |
| 第一节 传统中医体系下的疟疾认知 |
| 一、先秦两汉时期的疟疾认知 |
| 二、魏晋隋唐五代时期的疟疾认知 |
| 三、宋元明清时期的疟疾认知 |
| 第二节 现代西医认知中的疟疾 |
| 第二章 自然环境、区位、习俗与云县疟疾的关联 |
| 第一节 自然环境、区位与疟疾 |
| 一、纬度、气候与云县疟疾 |
| 二、海拔、地形与云县疟疾 |
| 三、地理区位与云县疟疾 |
| 第二节 传统习俗与疟疾 |
| 第三章 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 |
| 第一节 清代疟疾的流行情况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疟疾的流行状况 |
| 第三节 1949年以后疟疾的流行状况 |
| 第四节 天降鞠凶:时代变革中的云县疟疾流行态势 |
| 第四章 清以降云县疟疾的防治 |
| 第一节 清代云县的疟疾防治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云县疟疾的防治 |
| 第三节 1949年以后云县疟疾的防治 |
| 一、1949年以后云县疟疾的防治阶段 |
| 二、1949年后云县疟疾的防治措施 |
| 第四节 艰难棘途:中央与地方的统合 |
| 第五章 云县抗疟机构的演变与转型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云县的抗疟机构 |
| 第二节 建国后云县的抗疟机构 |
| 第三节 公共卫生:国家卫生体系转型中的抗疟机构 |
| 结语 |
| 附1 |
| 附2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活动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获得的荣誉 |
（9）从边缘到一体：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与防治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的社会生态背景 |
| 第一节 自然条件与疟疾 |
| 一、纬度、气候与疟疾 |
| 二、地形、海拔与疟疾 |
| 三、山河与疟疾 |
| 四、区位与疟疾 |
| 第二节 社会环境与疟疾 |
| 一、环境卫生与疟疾 |
| 二、生活习惯与疟疾 |
| 三、傣族人居环境与疟疾 |
| 四、宗教信仰与疟疾 |
| 第三节 医疗卫生状况与疟疾 |
| 一、医疗卫生组织与疟疾 |
| 二、医疗卫生条件与疟疾 |
| 三、少数民族医药与疟疾 |
| 第二章 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的疟疾流行 |
| 第一节 疟疾流行概况 |
| 一、清代及其以前瘴气分布状况 |
| 二、民国时期疟疾流行状况 |
| 三、1950年代以后疟疾流行情况 |
| 第二节 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特点 |
| 一、清代及其以前瘴气分布特点 |
| 二、民国时期疟疾流行特点 |
| 三、新中国时期拒疾流行特点 |
| 第三节 疟疾流行原因分析 |
| 一、清代瘴气分布原因 |
| 二、民国时期疟疾流行原因 |
| 三、1950年代以后疟疾流行原因 |
| 第三章 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的防治 |
| 第一节 晚清以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的防治 |
| 一、元明时期的巫医治疗法 |
| 二、清中前期的中医诊疗法 |
| 第二节 晚清至民国时期滇西德宏地区疟疾的防治 |
| 一、国际社会的抗疟行为 |
| 二、国民政府的抗疟措施 |
| 第三节 1950年代以后的疟疾防治 |
| 一、调查研究和防治结合阶段(1950-1958年) |
| 二、大面积防治阶段(1959—1966年) |
| 三、制止疟疾暴发流行阶段(1967-1975年) |
| 四、现代化防治阶段(1976—2002年) |
| 第四节 全球化防治阶段(2003-2014年) |
| 一、全球疟疾基金项目初始阶段(2003-2006年) |
| 二、中缅边境疟疾联防项目阶段(2007-2009年) |
| 三、全球基金暨消除疟疾项目阶段(2010-2014年) |
| 第四章 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的地方性认知 |
| 第一节 病原的认识 |
| 一、恶鬼致病 |
| 二、疫气致病 |
| 第二节 病因的认识 |
| 一、道德因素 |
| 二、现实因素 |
| 第三节 西医传入后的认知 |
| 一、病原的认识 |
| 二、病因的认识 |
| 三、治疗方式的认识 |
| 第五章 从边徼之地到天下一体: 医疗卫生体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
| 第一节 民众行为与疟疾流行病学 |
| 一、少数民族风俗、观念与疾病 |
| 二、人口流动与疟疾流行 |
| 第二节 疾病、医疗格局的现代化转换 |
| 一、滇西德宏地区医疗格局的现代化转换历程 |
| 二、从医疗史角度对“现代化”问题的反思 |
| 第三节 疾病、政治与国家 |
| 一、臣民·国民·人民·公民: 中国医疗政治的转向 |
| 二、防疫、社会动员与国家 |
| 三、国家的凸显和地方的重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腹泻病病原谱特征及发病率估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1.1腹泻病与腹泻病病原体概述 |
| 1.2 国外研究现况 |
| 1.3 国内腹泻病研究进展 |
| 2. 研究总体目标 |
| 3. 课题框架 |
| 第一部分 腹泻病病原谱特征研究 |
| 1. 前言 |
| 2. 材料和方法 |
| 2.1 哨点医院设置与病例定义 |
| 2.2 样品采集与运送 |
| 2.3 实验室检测 |
| 2.4 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
| 3. 结果 |
| 3.1 监测病例基本特征描述 |
| 3.2 病原体检测阳性病例特征描述 |
| 3.3 腹泻病病原体流行特征 |
| 3.4 病原谱分析 |
| 4. 讨论 |
| 5. 研究的局限性 |
| 6. 小结 |
| 第二部分 基于哨点监测的腹泻病发病率估计研究 |
| 1. 前言 |
| 2. 材料和方法 |
| 2.1 社区人群腹泻病医疗服务利用调查 |
| 2.2 医疗机构历史资料收集 |
| 2.3 腹泻症候群监测 |
| 2.4 腹泻病发病率估计 |
| 3. 结果 |
| 3.1 哨点监测的代表性 |
| 3.2 社区人群腹泻病医疗服务利用调查结果 |
| 3.3 哨点医院腹泻患者医疗服务利用情况 |
| 3.4 实验室检测结果 |
| 3.5 腹泻病发病率估计 |
| 4. 讨论 |
| 5. 研究的局限性 |
| 6. 小结 |
| 研究结论 |
| 建议 |
| 创新点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腹泻病疾病负担研究综述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录1 表格 |
| 附录2 论文发表 |
四、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医院感染防治的难点及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消除阶段中国疟疾输入再传播风险评估研究[D]. 莫晓彤.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02)
- [2]中国湖区与老挝湄公河流域血吸虫病消除策略比较研究[D]. 单翔翔.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02)
- [3]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外输入性疟疾病例经济负担研究[D]. 许秋利.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02)
- [4]认知共同体与区域公共卫生治理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跨境协作治理研究[D]. 杨嘉宜. 外交学院, 2021(11)
- [5]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价值：机理与评价[D]. 郭文月. 南京林业大学, 2020(02)
- [6]中国城市树种多样性评价及树种规划研究[D]. 闫蓬勃. 北京林业大学, 2019(04)
- [7]《生物入侵学》（1-2章）翻译实践报告[D]. 任继珍. 北京林业大学, 2019(04)
- [8]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与防治研究[D]. 米善军. 云南大学, 2019(03)
- [9]从边缘到一体：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与防治变迁研究[D]. 王彤. 云南大学, 2017(06)
- [10]腹泻病病原谱特征及发病率估计研究[D]. 余建兴.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