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数学教学》2002年(总第178-183辑)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王忠民[1]（2021）在《王一亭花鸟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王一亭（1867-1938）是20世纪继吴昌硕之后海派重要的写意花鸟画家之一,与吴昌硕并称“海上双璧”。其写意花鸟画风与任伯年、吴昌硕画法风格一脉相承,并吸收了西洋画法特点,又与民间美术相融,雅俗共赏。作为主体和研究对象的王一亭,在民国的场域中是多重身份的集合体,并非是后世所建构的艺术家或商人这样较为单纯和片面的身份。因而,我们对于王一亭的解读,应把其置放在整个海派的背景下。在民国时期不仅延续了金石入画这一传统画学,而且在写意花鸟画的现代化实验领域和现代展览机制也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晚清到民国时期政坛复杂而又多变,王一亭身兼书画家、艺术活动家以及艺术赞助人为一身的综合身份以及在海上画坛的位置和影响力使其具有特殊的研究意义。多重身份建构的主题及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形塑了王一亭的花鸟画风,而花鸟画创作,亦成为王一亭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艺术与生活,相互融为一体,真正做到了“博涉与精取”的高度。本文详细梳理和探讨王一亭绘画早期的博涉与日常生活及交游之间的形构关系,并将之置放于民国上海这一具有“世界场域”的租界城市的历史情境中进行细致考察,探讨王一亭的“博涉与精取”为其写意花鸟画带来的重大影响。其一,笔者对于王一亭花鸟画风格特征以及散见于画跋中的艺术思想进行理论透视,从中管窥王一亭的绘画观念和审美思想;其二,在此论述的基础之上,深入探讨王一亭日常生活、交游与画风建构的关系,并试图厘清王一亭花鸟画风格成因的背后社会因素及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形塑。最后,笔者以其花鸟画创作中福寿吉祥题材为例,着重探讨并试图厘清王一亭花鸟画创作题材、风格与心理认同的关系。微观而言,探讨作为主体的王一亭在多元的文化情境中进行的个体选择与价值认同;宏观而言无疑是民国时期历史语境下“文化转型”这一时代大潮对于类似王一亭——作为多重身份交融的个体的“投射”。总之,本文在探讨王一亭及其所处历史背景的基础上,重新检视王氏在近代美术史的文化转型中的问题和现象;王一亭的博涉与精取为其花鸟画风格演变提供了内在的动力,而王一亭的绘画经历和实践中得来的宝贵经验在探索中国美术的现代之路上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黄一平[2]（2020）在《文伏波与丹江口、葛洲坝工程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李宝祥[3]（2017）在《王献唐学术交往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30、40年代,民国学术出现繁荣兴盛的局面。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杰出学人。他们不但精研学术,而且学术交往活跃,王献唐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本文以王献唐日记、往来书札为基础,结合其它文献资料,对王献唐的学术交往作一系统研究,以揭示现代学术衍变的若干真实情节。就王献唐的学术圈而言,它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建立,到30、40年代发展稳固。这一学术圈由多种因素促成,其中地缘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地域视角看,王献唐的学术交往分为定居济南时期和寓居四川护书时期。此外,现代学术机构是王献唐学术圈的另一个重要促成因素,史语所、齐鲁大学、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等对王献唐的学术交往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王献唐学术圈的形成还受到了现代学术思潮及学术流派的强烈影响,他既与治学理念及方法相通类似的民国学人沟通交流,结成了学术共同体,又能够宽容地对待不同学术理路的学术思潮及学术流派。王献唐学术交往的内涵主要涉及:明显的时段性。20世纪20—60年代,王献唐的学术交往在不同的时段有着不同表现。他的学术交往形式多元化,从具体方式看,有面晤谈学、通函论学、互赠着述等。王献唐学术交往所涉学科广博,有语言文字学、史学、金石学、考古学、文献学等。王献唐学术圈的特质主要是:缘起及归宿的恒定性,即整理山左先贤遗作,传承齐鲁文脉,进而肩负起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续命的崇高责任。王献唐的学术交往贯穿着明晰的主线,也就是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认知。而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把握,成为影响民国学人学术成就的重要因素。王献唐学术圈具有持久和谐的稳定性。他与学人形成学术关系后,一贯地保持着和谐的学术交往和学术合作。学科视界是对王献唐学术交往考察的重要视角,王献唐的学术圈涉及语言文字、历史、金石、考古、文献等。在诸多学术领域的研究创获是他学术交往的基石,王献唐的学术交往多以某一学科为主,兼及其它学科。语言文字学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极为重要的领域,王献唐与丁惟汾、黄侃、栾调甫、高田忠周等学人的学术交往根源于承扬国学、保存国粹的情结。关于如何重建历史的问题,王献唐与傅斯年、卫聚贤、黄云眉、孙次舟等民国学人的交往中有所涉及,其中的精要是正确地认识材料与方法的关系、重审中国上古史的发展、由考古而重建历史、为先贤编撰年谱等。在现代考古学兴起的时代背景下,王献唐与主流考古学家董作宾、吴金鼎等人在山东古迹研究会的运作中亲密合作,保持着稳固的学术交流。王献唐也提携青年后学金祖同,助长了他的学术成长。文献对学术研究及文化传承极具意义,王献唐与傅增湘、顾廷龙、顾实等文献学家以搜罗研究文献为重,在共同存护珍贵文典、传播流布文献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王献唐以董理山左文献为要务,他与齐鲁籍文献学家丁锡田、路大荒、赵录绰等学人或沟通信息,或互赠资源,共同传承着齐鲁文脉。王献唐的学术阵地以山东省立图书馆为重。在主持这一现代文化学术机构时期,他与图书馆学人王重民、陈训慈、柳诒徵、李小缘等以馆藏资源共享的方式,进行了馆务合作以及学术沟通,践行了学术与事功并重的理念。屈万里在山东省立图书馆内得到王献唐指导,加以勤学精研,成长为学术大家。现代学术机构对民国学术的发展助益极大,王献唐注重与现代学术机构的合作,他与齐鲁大学、史语所、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确立学术关系,并与学术机构中的学人交流合作,促成了学术研究互动的局面,这也彰显出了集众研究的优势。王献唐学术交往的学术史意义体现为:一,王献唐对南北学风的认知及践行。王献唐是有着鲜明学术派分意识的学人,秉持北派学风的同时,对南派学人并无成见,他的学术成就也被南北学界推崇。二、王献唐学术交往所涉学术思潮及学术派分。在学术交往中,他广泛地容纳各种学术思潮及学术派分。从中考察民国学术的生态,可以看到,以往学界的许多研究夸大了同一时代不同学术派分的对立面,并不符合民国学术的实际。这一学术交往对现代学术研究不无启示:其一,学术的独立与创新。这是学术研究永恒的主题。其二,学术研究的集众性。学术研究需要集合众人之力,共同推助现代学术的发展。其三,学术研究的博通与专精。在分科治学的背景下,强调博通仍为必要。其四,治学与治事的关联。学人应兼具治学和治事的才能,追求学术及事功互动并进。其五,学术交往的主流与非主流。在以自身学术创获成为主流学人时,学术圈应包容主流学人以及非主流学人。本文的主要结论有:王献唐通过与民国学人、现代学术机构的学术合作,拓展了学术空间,相互推助了学术研究,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学术格局。通过对王献唐学术交往广度和深度的考察,可以推知王献唐居于主流的学术地位,在民国学术界拥有很高的学术声望。在王献唐的学术交往中,看不到对不同派分的排斥性。重新审视民国学术,应改变以往学术思潮、学术派分对立的传统主流认识,发掘出学术流派之间融通共存的实景。
张晶萍[4]（2017）在《民国外交学研究 ——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中心（1930-1949）》文中研究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门以研究战争与和平为主题的新型学科——国际关系学在英美国家诞生,英国威尔士大学首先筹建了国际关系学系并设置了国际关系教席,随后一批有影响力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陆续成立,国际关系研究专着相继问世,欧美诸多大学也纷纷效仿威尔士大学,开设国际关系课程。这标志着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开始从哲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随着1920年代国民外交的兴起,外交与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在国内涌现,一批外交及国际问题研究期刊也应运而生,外交研究方兴未艾。这一时期,西方国际关系学着作开始传入中国,本土学人翻译引介了大量最新西方国际关系学成果。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激励着本土学人自发进行外交学术研究,进而产生了一批较有代表性的外交学着作,这批着作在分析框架、概念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国际关系与外交等相关科目的教学在中国本土也相继展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诸多高校在政治学系内添设外交与国际关系课程,南开大学、暨南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还先后分别成立了“国际事务系”、“外交领事科”和“外交学系”,开设课程既有深厚的政治学烙印,又重点突出外交、国际法、国际关系、国际组织等内容,这一点与西方国际关系学科的课程设置颇为相似。从学科意义上讲,1930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便将政治系外交组独立出来,单设外交学系,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该系才解散,政校也成为国内设立外交学系之滥觞。若以西方国际关系学的诞生条件为参照,可以说,发轫于1920年代的民国外交学已在1930年代正式落地生根。尽管开设外交学专门学系的高校屈指可数,但外交学系已开始从政治学系分离出来却是不争的事实。本文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主轴,首先,追溯政校外交学系创立与发展的基本历程;接着,还原政校外交学系在教师招聘、学生招生、课程设置、社团活动、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真实图景;继而,分析政校外交学系学生在实习与就业方面形成的悖论,并探讨政校外交学系与国民政府外交部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后,梳理抗战时期本土外交学人特别是政校外交学人在外交学术研究方面所关注的核心议题及取得的主要成就,以期重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外交学生成与发展的基本史实。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得以创建,主要是基于南京国民政府对新式外交人才的需求、该校独特的政治学术资源以及巴黎政治学校外交系的成功范例这三大因素。该校教务主任罗家伦在外交学系的建立和初期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的学院式教育理念维系着外交学系沿着学科化的路径不断发展。抗战爆发后,学院式教育理念受到速成式教育主张的挑战和冲击,外交学系一度遭受重大挫折。抗战的持续进行主宰着外交学系的命运沉浮,外交学系在停招两年后再度回到公众视野。抗战胜利后,中央政治学校改制国立,外交学系的发展一波三折,并因国共内战的结局而注定寿终正寝。教师招聘与学生招生方面,政校外交学系坚持“选聘教员首以学识为重,绝不讲情面;选拔学生应以成绩为准,决不凭保荐”的原则;课程设置方面,外交学系奉行以实用与专精为导向的课程设计原则,通过广泛借鉴欧美高等学府的外交课程设置情况,制定出兼顾学术探究与中国外交实际需求的课程,并根据中国内政外交客观情势的发展适时予以调整;教学开展方面,注重“实际的需要”,教学方法灵活多变,参照西式外交人才的培养标准,主动与国际接轨;社团活动方面,外交学系学生以外交研究会、英语演说辩论会等组织为载体,积极开展学术研讨、英语讲演、剪报、壁报等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以作为正课的补充;国际交流方面,政校外交学系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域外学术机构的交流与互动十分频繁,尤其在战时该会对政校外交学系的学术支持更显得弥足珍贵。政校外交学系与社会互动方面,本文主要通过政校实习制度的施行与外交学系学生的就业情况来考察外交学系与外交部之间的互动关系。政校实习制度的设计遵循理论与实践相衔接的原则,学生在校所学的理论知识在实习环节得以检验和运用,学生实习期间的表现乃是考核学生成绩的重要标尺。学生们在外交部进行一至四个月不等的实习后,需撰写实习报告,这是决定学生能否顺利毕业的必经环节。以实习报告为媒介,外交学系学生就改进国民政府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工作提出许多有益的批评和建议,较为集中的关注于外交机构、外交行政和外交人事等方面。就业方面,大体上说,外交学系学生的就业情形与该系设立的初衷并不十分相符,除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因外交领事事务的拓展而需扩大中国外交阵容,因而吸纳大量外交学系毕业生外,在此之前入职外交部的学生可谓凤毛麟角。由于受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派系纠葛等因素的影响,多数学生的就业去向与外交并无多大关联,遂造成严重的“用非所学”现象。外交学术研究方面,政校外交研究的开展多以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为平台,以期刊杂志为主阵地,在政校校内有研究部及其发行的《新政治》月刊和《政治季刊》,校外则有以政校外交学人为主体的外交问题研究会及其发行的《外交研究》。《外交研究》是抗战时期最为专业的外交研究期刊之一,本文主要分析《外交研究》中学理性和现实性相对集中的领域,如国际法与国际条约、外交理论、外交实务等议题。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研究主要关切与我国抗战密切相关的国际法和国际条约问题,如国际法上的中日宣战问题、侵略问题、“不承认主义”等;民国外交学人深刻剖析了一战后流行的理想主义外交理论,对该理论的适用性提出质疑和批评,进而从国际关系史演进历程中提出现实主义外交学说,集体安全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民国外交学人最关心的莫过于战后世界和平重建问题,即如何规划国际机制以达到长期消弭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和秩序的目的;外交实务研究主要关注外交行政改革、机构调整、情报与宣传、人才培养等议题,在抗战救国大背景下,外交实务研究尤为迫切。总体而言,政校外交学系是中国现代外交学在民国时期产生、发展与变迁的一个特例、一个缩影。外交与政治关系殊为密切,民国外交学的开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纷繁复杂的政治因素及云谲波诡的国际形势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民国外交学术留下了较深的时代烙印,外交学学科化进程也受到制约。
刘秋雅[5]（2017）在《近代山东妇女团体考察（1919-1945）》文中研究说明1919-1945年山东的妇女团体发展以全面抗战的爆发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它们的兴起缘于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下的救亡图存之探索,西方思潮的引进、女子教育的发展以及辛亥革命的风暴孕育了山东妇女团体,五四及之后的数次爱国运动进一步推动山东妇女团体在政治舞台上活跃,国共两党将妇女运动作为民众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由此组建了妇女学术协进会、国民会议促成会、青岛女子进德会等团体,这一过程妇女团体力量的增强,但也从自发性的组织逐步为两党力量所领导。在南京国民政府掌握全国领导权后,妇女团体经历整顿,大都以改善妇女生活、提高妇女教育水平、服务社会为目的。慈善性团体因其发展比较活跃。这一阶段的妇女团体受社会环境变迁影响极大,大多存续时间不长,规模弱小,力量薄弱,但是在对女性尤其是知识妇女的启蒙和改良妇女生活、提升妇女知识水平等方面仍发挥了一定作用。抗战全面爆发开启了山东妇女团体的第二阶段。国统区的妇女团体发展并不理想,而共产党则在根据地内自下而上逐步建立起体系完整的妇救会组织系统,这一组织在抗战时期动员和组织了百万妇女,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同时也为推进妇女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看到的是,民族国家的主题贯穿于山东妇女团体发展的始终,这为女权运动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加速了妇女解放的步伐,但同时也应注意,这种以民族/国家整体利益为导向的中国女权运动面临着未能从深层次改变由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观念和价值标准所生成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困境。
郭川[6]（2017）在《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文中认为“公教人员”是对政府公务员和学校教职员的统称,在民国社会,公教人员是一个精英阶层,公务员是政府的执政基础,保证政府的正常运作;教职员则是政府的“智库”,为政府提供智力支持。公教人员又是一个中间阶层,是政府和民众的联接纽带,在思想领域起着控制、教化和引领“民心”的作用。因此,公教人员对于现代社会的政治、文化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公教人员,内迁比例非常之高,不论从自身阶层来看,还是从整个内迁移民来看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是政府和国民抗战到底的精神支柱,公教人员的心态变化和由此引发的群体行为,对于战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以及该阶层的历史进程,都是不容忽视的。抗日战争使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被卷入了一场现代化战争。整个战争期间,除了军事压力是迫在眉睫的威胁之外,国民政府坚持长期抗战面临的最大问题即是财政问题,面对内忧外患,国民政府由于生产能力和自救能力的不足,只能以滥发纸币的方式来饮鸩止渴,由此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恶性通货膨胀,进而引发物价不可遏制的飞涨,最终导致国民生活陷入困境,这既是一种连锁反应,也是一种恶性循环。在通货膨胀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公教人员阶层,由于恪守传统“士人”“谋道不谋食”的生活准则,这一阶层往往缺乏自我谋生能力,战争的暴发又剥夺了他们额外的经济来源,因此,在抗战时期,公教人员只能完全依赖政府薪金生活。在大后方的特定历史时空中,随着物价飞涨的愈演愈烈,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真正沦入了“十儒九丐”的地步。更重要的是,随着公教人员经济地位的滑落,自身尚且难保,更遑论成为民众的精神领袖。战时社会“士农工商”传统秩序的本末倒置,公教人员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同时滑落,使马斯洛所说人的“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五种基本需要无一得到满足。这无疑击穿公教人员作为现代“士人”能够安贫乐道的底线,进而由物质的“不够”产生精神的“不平”,公教人员的群体心态也经历了对国民政府由拥护到离心,直至对立的嬗变。大后方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过渡期（1937-1939）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最为富庶的沿海地区迅速沦陷,使国民政府的收入骤减,所幸的是,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影响物价的最主要因素是粮食而非工业品,1937年、1938年,大后方连续两年粮食丰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物价的上涨。对于初到大后方的公教人员来说,还有着法币对地方货币的兑换优势以及中央人对地方人的心理优势,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普遍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道义感所裹挟,也为“抗日救亡”的民族情绪所激励,这时公教人员普遍呈现“亢奋心态”,在行动上则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随着日军攻势的加强,大后方与华东各省、印度支那的联系被切断,同时大批难民涌入大后方,使外援减少而内耗加大。此时的公教人员,生活水准下降,战局的不利,也使公教人员开始认识到战争的持续性和艰巨性,前期的亢奋心态开始冷却,代之以“沮丧心态”,在行动上则表现为开始消极怠工。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公教人员心态基本上处于由“亢奋”——“沮丧”的“过渡期”。二、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量变期（1940-1941）1940年,宜昌的陷落,使大后方运输的咽喉——长江航道被扼制,继之滇湎、滇越公路中断,大后方的物资匮乏情况进一步加剧,使该年成为中国通货膨胀的拐点,面对突如其来、势头汹涌的物价上涨,公教人员普遍出现“焦虑心态”,在行动上则开始出现要求加薪、“跳槽”等自发性群体行动;1941年,大后方开始出现绝粮,社会也随之发生动荡,公教人员对抗战前途开始感到悲观,普遍出现“迷惘心态”,只能寄希望于战争的提前结束,此期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出现了自觉性的群体行动,开始有组织地逐级上书要求改善待遇。由于此期的物价上涨大都与日军对大后方的“疲劳轰炸”相伴随,大后方物价问题被军事压力暂时掩盖,公教人员的关注焦点得到转移,虽然不满情绪开始萌生,但却在同仇敌忾中自我压抑,总之,这一阶段公教人员心态处于“焦虑”——“迷惘”的“量变期”。三、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转折期（1942-194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孤岛”消失,香港沦陷,大后方的海上走私渠道被彻底堵死,通往苏联的沙漠公路和通往印度的“驼峰航线”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大后方的物资需求,恶性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军将几乎全部的海、空军力量都转投到太平洋战场,再也无力对大后方实施成规模的轰炸,日军陆军的攻击重点也转向抗日民主根据地,大后方暂时得以相安无事。军事压力的减轻,反而使大后方前一时期得到遮蔽的物价问题凸显无遗,国民政府对物价的管控乏力再也难辞其咎。1942年,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推进,公教人员对战争的提前结束已不抱希望,普遍呈现“苦闷心态”,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开始暴发,群体性行动开始升级;1943年,国民政府限价政策的失败,使公教人员的心态由前期的量化积累来到质变转折点,公教人员开始出现对政府执政能力的“置疑心态”,群体性行动也越来越频繁,并且开始直接针对政府的越级上书,基层单位再也无力对此加以掌控。所谓“民无信不立”,至此,蒋介石已经基本上失去了民心。综合起来看,该阶段公教人员的心态处于由量变向质变的“转折期”。四、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质变期（1944-1945）1944年,大后方在工业生产能力下降的同时,粮食却获得丰收,大后方物价曾一度回落,但此时公教人员已不堪重负,普遍表现出一种“苦撑心态”,豫湘桂战役的惨败,彻底显露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终于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开始公开发表不满言论,甚至并公开对政府进行抨击;1945年,随着日军进攻的恢复,大后方物价又开始疯涨,与盟国的凯歌高奏对照悬殊的社会现实,使公教人员普遍呈现出“绝望心态”,突如其来的抗战胜利在他们眼中也不过是“惨胜”而已,胜利的短暂狂欢难掩对政府、前途的绝望,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出现了对政府的群体性叛逆,满腹牢骚已经转化为要求政府改革乃至革命的要求,总体而言,无论是“苦撑”还是“绝望”,都已发生质变,这一阶段的公教人员心态可以用“质变期”来概括。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导致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导致了精英阶层与政府的疏离。经过八年抗战,公教人员的左翼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右翼则感到心灰意冷,甚至对政府产生“恨铁不成钢”的抱怨,作为大多数的中间派则对政府采取漠然视之的态度。此时的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都是百孔千疮,作为执政基础和思想精英的公教人员,出于绝望而对政府采取置身事外的态度,已然使政府无法正常运作,更何况还日益为政府的对立面所吸引和凝聚。体制内精英阶层的瓦解,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另一方面,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使之成为“脱序人”——即脱离了当时主流社会秩序的人。抗战期间,由于公教人员经济地位的下降,国民普遍对该阶层丧失敬畏之心,进而至于产生蔑视,该阶层的精英地位日益向边缘化滑落。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生活的窘境使之不得不采取有伤体面,以及有违于传统道德规范,甚至铤而走险的谋生手段,这使得公教人员在进行内省时自惭形秽,自我认同的失落使公教人员开始缺乏自信,对自身价值产生怀疑,甚至对一惯坚守的信仰出现动摇;总之,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的双重失落,使公教人员最终由吸附在体制内的精英阶层成为流离于体制外的“脱序人”,这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落”成为势在必然的事。
阙海[7]（2016）在《汉唐间《汉书》流传的个案研究》文中提出《汉书》作为经典史籍,自其问世以来,即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历来读《汉书》及注《汉书》者不可胜数,《汉书》流传问题也就成为学术史和史学史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本文选择四个个案对《汉书》在汉唐间的流传做一个比较初步的研究。四个部分呈现一种相对独立的状态,分别探讨不同面向的《汉书》流传问题。本文的第一章,从《汉书》成立之初到三国时代,文中从两汉经学“师法”与“家法”入手,质疑了历来研究中所谓的《汉书》代有师法的问题；涉及阅读接受《汉书》人物的问题,正史中所涉及到（可能）阅读《汉书》的人物,凡是可能接触《汉书》的正史传记中的人物,均以表格的方式呈现,并作了相关探讨；以及在后汉三国的特殊时代背景下,《汉书》本身是作为何种性质的着作被接受和阅读的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又考察了后汉三国时代注释《汉书》的学者,进而论及注释家,对《汉书》在后汉三国时代的性质作出了推定。在第一部分的结尾,笔者推论《汉书》注释形式与古文经学的兴起有某种关联,这种关联可以上溯到汉代解经的“传”的文体上来。“传”的形式在六朝史学的发展下,进一步发展成为了新的类型,杂传与小说。第二部分即探讨小说这一长期被认为是文学现象的文体,如何蕴含了史学史的意义。作为经典史籍的《汉书》,在六朝志怪小说中被广泛摹写,甚至直接引用。在本章中,通过探讨魏晋小说中地志、人物、内容、结构方面对于《汉书》的摹写,以及在小说中对《汉书》的直接引用,试图藉此说明小说作为史学史上的“另面”,不仅值得引起文学史的注意,在史学上,同样应该作为一个问题受到关注。第三部分跳出通常的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将史学别立门径的观察视角,通过对东晋南朝经史特点的分析人手,来观察经史之间的联系。本章以魏晋以来《世说新语》的文本为主要的观察视角,论述了东晋南朝时代的学术具有其自身的游戏规则,史学亦在这种游戏规则的影响范围之内。《汉书》流传在这种学术生态下,展现出的遵循了整个东晋南朝的学术发展的一般特点,接之以具体的注释家为例,分析了东晋南朝时代《汉书》注中所展现出来的与当时整体学术生态一致的学术风气。在这一部分结尾,附带分析了文中反复论及的“传”与“古学”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以《汉书》颜注这一唐前《汉书》注的集大成之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颜师古之祖颜之推的学术风貌,其次对刘炫、刘焯的学术风貌、《五经正义》编纂,与颜师古的关系进行考察,揭橥颜师古《汉书》注的学术渊源与学术特色。颜师古的注,不仅仅受到他的祖父颜之推的学术影响,也受到二刘学术的影响,这种横向与纵向的双重影响,是真实地存在在颜师古的注文中的。最后以刘炫《孝经述议》为例,讨论了刘炫、刘焯的学术特点,以加深对二刘学术的认识。
郑莹[8]（2016）在《明初中原流寓作家研究》文中认为元末战乱,中原凋敝。明初立国之后,统治者出于巩固统一基业和敷治开国气象的需要,锐意开发中原地区。这驱使一批批作家向北流入,给中原文化建设和当代文坛格局造成深远的影响,并对国朝文风的形成、文学思想潮流的变迁构成新的策源。本文以明初中原流寓作家为主要研究对象,拟从以下章节展开论述。第一章研究明初作家流寓中原的历史情势。西晋以前,中原地区一直都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但自“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耻”后,经济、文化重心逐步南移。辽、金、元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入统中原地区,传统文化遭到了剧烈的冲击。在蒙元统治的后期,自然灾害的频发与当局政治的黑暗对中原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当地人民苦不堪言。元明鼎革之际,持续近二十年的兵燹之乱更加重了中原地区的衰势。到明代立国之初,中原地区已经是经济不振,文化落后的重灾区。这一切构成了明初作家流寓中原的历史背景。第二章研究明初中原流寓作家的总体概貌。本章以《明初中原流寓作家基本信息分析表》为基础,对明初流寓中原作家群体进行总体概述。重点考察其时空分布情况、出身来源构成、学行修养等基本内容,以了解作家群体来迁中原的各种情态。为之后研究中原流寓作家的文教贡献和文学影响奠定基础。第三章研究明初中原流寓作家的交游活动。明朝结束分裂统一南北,加上统治者开发经营中原地区的策略,使一批批作家从南方流入中原地区。根据作家在流寓前的主要经历,其交游活动主要在中央南京、故地家乡、中原当地三地展开。本章以流寓作家的典型交游案例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对流寓作家在中原地区的精神风貌、交游心态及其寄托的情怀进行细致地考察。以期通过对明初中原流寓作家与当时重要文学阶层之间的交游关系和交游状况的考察,进而从宏观上把握交游活动对明初文学发展面貌的基本反映。第四章研究明初中原流寓作家的文学创作。本章立足于流寓作家在中原期间创作的文本作品,对其所产生的文学现象进行了整体的关照。作家在流寓中原期间的游历行迹及生活境遇是其进行文学创作的主要源泉。通过梳理和细度相关文本,可以进一步把握作家在流寓中原期间文学创作的主题内容和风格面貌。对历史和现实政治的感怀、对流寓生活的感受以及对故地家园的思念是流寓作家笔下主要的主题思想,这真实地反映了流寓作家的思想情感。在明初文学与南北文学交融的双重作用下,流寓作家的诗文风格既表现出受到北方文学特质影响的一面,同时又带有承袭元末明初文学风气的一面,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第五章研究明初中原流寓作家的文学意义。首先,流寓作家积极承担了恢复中原地区文教事业的历史使命。中原地区经过长期战乱,各方面都处于衰微的状态,尤其是当地的文教事业。在明初统治者调节南北文教举措的号召下,流寓中原作家依靠自己的学行能力,努力推行文治教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次,流寓作家的文学活动对中原地区的文学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元末中原文学没落,作家流失,导致文学生命力一度衰竭。入明后,大量作家流寓中原,他们在中原坚持不懈的进行文学创作活动,使得中原地区的文学事业重新繁荣。此外,作家流寓中原这一文学现象对国朝文风的形成、文学思想潮流的变迁构成新的策源。在余论中,本文进一步考述了明初作家流寓中原地区这一命题产生的历史大背景,是元明易代时期南北格局失衡的反映。明初立国之后,不仅需要政治大一统,也要实现文治的大一统。本论题所论及的明初中原流寓作家,作为政治调和手段的产物,迎合了统治者巩固统一基业,敷饰开国气象的需要,自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和重要影响。但是从长远的眼光来看,这个调和手段本身是否恰当,以及为何终明一朝深受南北问题困扰,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的。本文含有两个附录。附录一为《明初中原流寓作家基本信息分析表》,以列表的形式分析了流寓作家的相关信息,附录二为《明初中原流寓作家编年》,以编年形式演述明代永乐迁都北京之前,南方作家流寓到中原地区的基本情况。两个附录是对论题的相关文献史料佐证和说明。
尹涛[9]（2014）在《叶青思想批判》文中提出叶青出身于一个世代务农家庭。于1920年去法国留学,1926年从苏联回国后参加国民大革命。从他留学法国到在国民革命中支持1926年底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区联席会议的决定为止,是他思想的早期阶段。在此期间,他同情工人,加入共产党,走上宣传马克思主义之路。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揭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状况,分析世界和中国的革命形势,批判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派,宣传旅法华人的反帝运动,为中国革命做了一些工作。从支持1926年底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区联席会议的决定,到1936年10月脱离中共外围组织辛垦书店为止,这个阶段对叶青来说是一个特殊,或者说转变时期。在此时期,他主要的工作是进行哲学研究。而他的哲学观点,包括他的整个理论主张,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在中共革命队伍的外围,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在哲学上从唯物主义转向物心综合论,并和中共理论宣传者展开论战。在研究哲学和进行论战的同时,他也对当时的各种思想文化问题,以及主要思想文化的代表人物进行了研究或批评。重要的是,随着时移世变,他的思想出现了一些对中共不利而逐渐偏向国民党的变化。1936年10月叶青脱离中共方面后,很快加入国民党方面,变为国民党的理论家和反共专家。于是,大力阐扬三民主义成为他的主要工作。他对三民主义从研究方法到内容等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看法。这些看法与国民党的主流观点有所不同。有些看法,如将物心综合论解释为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等,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与之前他站在中共的立场,突出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联系及革命性的观点不同,他着力论证三民主义是完美无缺的理论,比中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当时的其它所有理论都优越,更适合中国国情,以借此论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合理性。在1936年离开辛垦书店,并很快加入国民党方面,成为国民党的理论家和反共专家之后,叶青通过发表文章和出版着作等各种方式,对中共的革命理论主张进行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大力批判。而他批判的主旨,是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叶青对中共的革命理论主张和实践进行批判的同时,中共也对他的有关理论和主张进行了批判。中共对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他的三民主义理论主张和他在国共和谈问题上的立场的批判上。中共不但对他多次批判,还将他列入1949年1月公布的战犯名单之中。到台湾后,叶青通过各种方式继续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力进行理论宣传,特别是反共宣传活动,直到离世。他去世后,台湾有关方面给予他较高的评价,并用“革命理论家”来概括他的一生。这与国内大陆方面目前对他的否定性评价,显然如天差地别。就他的一生来看,具体来说,他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革命作了一些工作。后来他在中共外围组织辛垦书店前后的一段时间内,虽然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他的思想理论已经具有两面性。自1936年10月,离开辛垦书店,并很快加入国民党方面起,他就一直为国民党进行理论宣传工作。他一方面宣传三民主义,一方面反对中共的革命理论主张。总体上来讲,他则是一个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专家。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失败的意识形态。这也就注定了,叶青是一个失败的国民党意识形态专家。
刘艳华[10]（2011）在《甘鹏云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考述》文中研究说明清末民初是我国传统文化转型和嬗递时刻,因此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也成为清末民初这一段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正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甘鹏云是清末民初湖北地区着名的学者之一,其代表作《方志商》在方志学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从文献学的角度,采取将学术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综合探讨甘鹏云的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本文的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考述甘鹏云的生平及学术活动。甘鹏云一生经历了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两个动荡而特殊的历史时期,见证了清末民初中国传统文化的终结和新的现代文化的开始,也目睹了清末民初中国国家的落后和衰微。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师承于良师父祖,受益于良朋,自幼爱好诗文和地方掌故,青年以后致力于科举考试,壮年活跃于官场,晚年潜心于着书、刻书以及地方文献的保存工作等学术研究活动。他的主要学术代表作有《经学源流考》、《国学笔谈》、《崇雅堂书录》、《方志商》、《崇雅堂碑录》等,这些学术成果得到了当时学人及后世学者的好评。第二部分考述甘鹏云的学术成就。甘鹏云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经学、版本目录学、方志学和金石学等领域。《经学源流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经学发展的历史概况；《崇雅堂书录》的体例和分类标准博采众家之长,在版本目录学的研究方面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贡献；《崇雅堂碑录》搜集了大量的石刻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尤其是《方志商》一书中所体现的修志思想和修志方法为我们当代修新志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已经成为后世学者研究方志学不可或缺的重要书籍。第三部分论述甘鹏云的学术思想。甘鹏云的学术思想突出地表现在其“推崇宋学”、“学须有用,重视时务”和“以致用为归宿,反对门户之见”三个方面。这种学术思想的产生与当时社会危机的严重密不可分,这些思想在甘鹏云的着作中都有所体现,能够代表一部分清末民初学者的思想。总之,甘鹏云是一位具有一定学术贡献的清末民初的学者,是一位传统文化的殿军人物,在清末民初尤其是湖北近代学术文化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他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希望笔者对他的探讨可以为清末民初的学术史研究起到丰富资料的作用。
二、《数学教学》2002年(总第178-183辑)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数学教学》2002年(总第178-183辑)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王一亭花鸟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关于王一亭花鸟画研究的现状 |
| 一 关于王一亭生平的研究 |
| 二 关于王一亭交游的研究 |
| 三 关于王一亭绘画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目前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 |
| 第四节 本文的研究目的与研究视角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视角 |
| 第一章 “博涉”之“博”——王一亭绘画的取法与师承 |
| 第一节 王一亭绘画的早期蒙养 |
| 一 家庭书画氛围的影响 |
| 二 晚清金石学的余绪 |
| 三 王一亭早期花鸟画的师承 |
| 第二节 王一亭与“海上画派” |
| 一 拜师任伯年与徐小沧 |
| 二 与吴昌硕的师友情缘 |
| 三 王一亭对海派风格的继承 |
| 四 王一亭在海上画派中的位置 |
| 五 王画吴题:采访中对相关问题的再认识 |
| 第二章 中西共鉴——王一亭绘画的积学与互融 |
| 第一节 王一亭对西方绘画理念的接受 |
| 一 对景写生观念的理解 |
| 二 油画的新尝试 |
| 三 王一亭花鸟画中西方绘画观念自然生成 |
| 第二节 东方传统艺术门类的融通与互补 |
| 一 诗、书、画、印的审美综合 |
| 二 笔墨与程式的互衬 |
| 第三节 中国画科的边界与交融 |
| 一 山水、花鸟、人物的边界 |
| 二 以线塑形的艺术主张与实践 |
| 第三章 “博涉”到“精取”之变的内外因 |
| 第一节 王一亭花鸟画转变的形式 |
| 一 从“小写意”到“大写意” |
| 二 笔法转变的契机与表现 |
| 第二节 文化认同——艺术观念转变的内因 |
| 一 王一亭绘画思想承变的境遇 |
| 二 文化认同的自律性 |
| 第三节 环境、条件与个人抉择的外因 |
| 一 民国时期海上画坛和美术教育的赞助人 |
| 二 绘画风格的继承与个性化推进 |
| 三 民间审美文化的借鉴与再创造 |
| 第四章 王一亭花鸟画的新变 |
| 第一节 题材的扩展 |
| 一 从生活到画面 |
| 二 绘画题材扩展的表现 |
| 三 笔墨与题材的适应调和 |
| 第二节 笔墨语言的创新 |
| 一 水、色、墨破染与勾勒技巧的分期演进 |
| 二 色彩语言的融合发展 |
| 三 个性化的构图手法 |
| 四 笔墨程式的突破 |
| 第三节 中西绘画融合的拓展 |
| 一 西洋造型手法的吸收 |
| 二 背景渲染与光色意识 |
| 第五章 王一亭花鸟画的精神内涵与时代意义 |
| 第一节 境界高远:人文精神的体现 |
| 一、题材的范围 |
| 二 主题的提炼 |
| 三 寓意与象征 |
| 第二节 画为心声:悲悯情怀的表现 |
| 一 从生活体验到笔墨转换 |
| 二、悲悯情怀与精神寄托 |
| 第三节 孑然独立:王一亭绘画的意义与回响 |
| 一 王一亭花鸟画的时代内涵 |
| 二 时代审美观视野下王一亭花鸟画的格调 |
| 三 王一亭花鸟画的现代性与当代意义 |
| 四 王一亭花鸟画的价值与反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王一亭现存作品图录 |
| 附录二 访谈资料汇总 |
| 附录三 笔者考察王一亭故居影像资料 |
| 附录四 王一亭常用印索引 |
| 附录五 吴昌硕曾孙吴越先生提供影印资料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3）王献唐学术交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研究回顾 |
|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资料 |
| 四、研究重难点、创新点及框架 |
| 第一章 王献唐学术圈总论 |
| 第一节 王献唐学术圈形成的因素 |
| 一、地缘因素的影响 |
| 二、现代学术机构的推动 |
| 三、学术思潮及学术流派的促成 |
| 第二节 王献唐学术交往的内涵 |
| 一、学术交往的时段性 |
| 二、学术交往形式的多元化 |
| 三、学术交往所涉学科的广博性 |
| 第三节 王献唐学术圈的特质 |
| 一、缘起及归宿的恒定性 |
| 二、贯穿主线的明晰性 |
| 三、持久和谐的稳定性 |
| 第二章 王献唐的语言文字学术圈 |
| 第一节 王献唐与丁惟汾 |
| 一、丁惟汾举荐王献唐掌理山东省立图书馆 |
| 二、授受与研讨音韵学 |
| 三、共同整理山左文献 |
| 第二节 王献唐与黄侃 |
| 一、丁惟汾与黄侃学术之交的推介 |
| 二、探寻叶抄《经典释文》 |
| 三、黄侃对王献唐学术的推重 |
| 第三节 王献唐与孔德成 |
| 一、共同存护齐鲁文脉 |
| 二、寓居四川之谈学 |
| 三、孔德成对王献唐学术之评 |
| 第四节 王献唐与栾调甫 |
| 一、协力研讨古文字 |
| 二、对诸子学的研讨 |
| 三、共同整理先贤遗着 |
| 四、栾调甫向王献唐举荐屈万里 |
| 五、王献唐对栾调甫的推重 |
| 第五节 王献唐与高田忠周 |
| 一、学术之交的背景 |
| 二、学术之交的表现 |
| 三、学术之交的实质 |
| 第三章 王献唐的历史学术圈 |
| 第一节 王献唐与傅斯年 |
| 一、共同的学术志趣 |
| 二、合力搜罗刻印山左文献 |
| 三、协同组织发掘山东古文化遗址 |
| 四、困境之中的学术支助 |
| 第二节 王献唐与卫聚贤 |
| 一、20世纪30年代的学术交往 |
| 二、寓居四川时期的学术交往 |
| 第三节 王献唐与黄云眉 |
| 一、王献唐与黄云眉之互赠 |
| 二、黄云眉对王献唐学术与事功的推重 |
| 三、黄云眉向王献唐请助学术资源 |
| 第四节 王献唐与孙次舟 |
| 一、王献唐定居济南时期对孙次舟学术之助 |
| 二、王献唐南居四川时期孙次舟的问学 |
| 三、王献唐与民国学人对孙次舟之评的学术意蕴 |
| 第四章 王献唐的金石学术圈 |
| 第一节 王献唐与罗振玉 |
| 一、王献唐与罗振玉互赠金石资料 |
| 二、王献唐对罗振玉金石学成就之评 |
| 三、王献唐与罗振玉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取向的比较 |
| 第二节 王献唐与商承祚 |
| 一、学术交往的开启 |
| 二、互赠金石资源 |
| 三、共同推重金石学大家陈介祺 |
| 四、互求金石资源 |
| 第三节 王献唐与容庚 |
| 一、学术交谊的缘起 |
| 二、增补《金石书录目》的学术助力 |
| 三、共同研讨武梁祠画像 |
| 四、对孙海波学术之助 |
| 第四节 王献唐与丁福保 |
| 一、丁福保赠王献唐泉学着述 |
| 二、编撰《古泉大辞典》之助 |
| 三、《古钱大辞典》之购与得 |
| 第五章 王献唐的考古学术圈 |
| 第一节 王献唐与董作宾 |
| 一、山东古迹研究会运作期间的学术交往 |
| 二、南迁时期学术关系的延续 |
| 第二节 王献唐与吴金鼎 |
| 一、基于山东古迹研究会运作的交往 |
| 二、吴金鼎留学伦敦时期与王献唐的学术交流 |
| 三、南地再续考古缘 |
| 第三节 王献唐与金祖同 |
| 一、王献唐与金祖同学术交往的开启 |
| 二、金祖同向王献唐请助资料 |
| 三、王献唐赠金祖同纪王城陶片 |
| 第六章 王献唐的文献学术圈 |
| 第一节 王献唐与傅增湘 |
| 一、存护海源阁藏书的文献缘 |
| 二、互赠学术资源 |
| 三、印行流布《周易》单疏本 |
| 四、代求山左文献资料 |
| 五、学术至交间的相互推重 |
| 第二节 王献唐与顾廷龙 |
| 一、胡道静、潘承弼的学术绍介 |
| 二、基于《吴愙斋先生年谱》的学术交谊 |
| 三、学术交往的延续 |
| 第三节 王献唐与顾实 |
| 一、共同研讨《穆天子传》 |
| 二、推崇山东的文化地位 |
| 三、共同推助墨学研究 |
| 第四节 王献唐与路大荒 |
| 一、共同关注蒲松龄着述 |
| 二、互赠文博资源 |
| 三、路大荒约请王献唐主持修订《淄川县志》 |
| 四、路大荒对王献唐的赞评 |
| 五、重拾文献缘 |
| 第五节 王献唐与丁锡田 |
| 一、互赠学术资源 |
| 二、互求资料 |
| 三、共同访古 |
| 四、通函论学 |
| 第六节 王献唐与赵录绰 |
| 一、整理许翰着述 |
| 二、整理李文藻、王筠、牟庭等山左先贤遗着 |
| 三、关注刘喜海藏金石图籍 |
| 四、收购陈介祺万印楼藏品 |
| 第七章 王献唐的图书馆学术圈 |
| 第一节 王献唐与王重民 |
| 一、共同整理研究马国瀚遗着 |
| 二、王重民助王献唐校勘《汪水云集》 |
| 三、王重民对王献唐学术及事功的推重 |
| 第二节 王献唐与陈训慈 |
| 一、陈训慈关注山东省立图书馆馆务的开展 |
| 二、王献唐与陈训慈会面论学 |
| 三、王献唐与陈训慈治事治学的融通 |
| 第三节 王献唐与柳诒徵 |
| 一、王献唐与柳诒徵互赠馆藏资源 |
| 二、王献唐与柳诒徵会面谈学 |
| 三、王献唐向柳诒徵请助资料 |
| 第四节 王献唐与李小缘 |
| 一、流布《倦游庵椠记》 |
| 二、举荐刘叔遂 |
| 三、王献唐向李小缘请助资料 |
| 第五节 王献唐与屈万里 |
| 一、王献唐掌理山东省立图书馆时期对屈万里的学术影响 |
| 二、王献唐与屈万里南迁及客居四川时期之论学 |
| 三、王献唐对屈万里进入史语所的促成 |
| 四、屈万里评王献唐 |
| 第八章 王献唐与现代学术机构的学术关系 |
| 第一节 王献唐与齐鲁大学 |
| 一、王献唐与齐鲁大学交流合作的缘由 |
| 二、王献唐与齐鲁大学学者的学术交往 |
| 三、王献唐在齐鲁大学的授课与演讲 |
| 四、王献唐与齐鲁大学学术刊物 |
| 第二节 王献唐与史语所 |
| 一、王献唐获赠及利用史语所的学术资源 |
| 二、王献唐参与史语所主导的山东古迹研究会 |
| 三、王献唐与史语所学人的学术交往 |
| 第三节 王献唐与国史馆筹备委员会 |
| 一、王献唐参与国史馆筹备委员会会务 |
| 二、王献唐和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学人的交往 |
| 三、王献唐在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的学术收获 |
| 结论:王献唐学术交往的学术史意义及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附件 |
（4）民国外交学研究 ——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中心（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关键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四、主要研究内容、方法、资料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第一章 中国近代外交学学科的建制化 |
| 第一节 外交专门化:中国近代外交分科思想的萌发 |
| 第二节 传播与移植:西方国际关系学与近代中国 |
| 一、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建立与早期理论嬗变 |
| 二、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移植 |
| 第三节 学科初创:外交学在中国现代学院中的兴起 第二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的创立与沿革 |
| 第一节 以英法为榜样: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的创立 |
| 一、从中央党务学校到中央政治学校 |
| 二、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的创立 |
| 第二节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功能定位与学制改革 |
| 一、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功能定位 |
| 二、“芷江风潮”与学制改革 |
| 三、改制国立与“拒蒋风潮” 第三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教学活动的开展 |
| 第一节 教师选聘与学生招收 |
| 一、教师选聘:“以学识为重” |
| 二、学生招收:“以成绩为准” |
| 第二节 课程设置与教学开展 |
| 一、课程设置:“倡导实用与专精” |
| 二、教学开展:注重“实际的需要” |
| 第三节 社团活动:“补正课之不足” |
| 一、外交研究会 |
| 二、外语演说辩论会 第四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与国民政府外交部之互动 |
| 第一节 理论与实践:就业指导与实习 |
| 一、就业指导训练 |
| 二、外交部实习 |
| 第二节 批判与建议:实习报告之审视 |
| 一、实习报告:内容与形式 |
| 二、批评与建议:外交工作之改进 |
| 第三节 准入与排拒:就业去向之考察 |
| 一、用非所学:外交部排拒外交学系毕业生 |
| 二、“入部难”动因之分析 第五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学术研究的开展 |
| 第一节 政校研究部与外交问题研究会 |
| 一、政校研究部与外交研究 |
| 二、外交问题研究会与外交研究 |
| 第二节 《外交研究》主要研究议题与成就 |
| 一、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研究 |
| 二、外交学说与理论研究 |
| 三、外交实务研究 结语 学科化进程中的民国外交学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
（5）近代山东妇女团体考察（1919-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原因与研究意义 |
| (二) 学术史综述 |
| (三) 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创新点与论文框架 |
| 一、抗战前的山东妇女团体 |
| (一) 山东妇女团体初兴 |
| (二) 五四运动后山东妇女团体发展 |
| (三) 第一次国共对峙时期的妇女团体 |
| (四) 宗教与慈善团体 |
| (五) 评价 |
| 二、抗战时期的山东妇女团体 |
| (一) 抗战全面爆发与山东局势 |
| (二) 国统区的妇女团体 |
| (三) 抗日根据地的妇女团体 |
| (四) 评价 |
| 三、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妇女解放 |
| (一) 民族与国家危机为女权运动提供机遇与空间 |
| (二) 女权运动的主体能动性 |
| (三) 政治与女权运动的内在张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的界定 |
| 1、抗战大后方 |
| 2、公教人员 |
| 3、日常生活 |
| 4、心态 |
| 5、嬗变 |
| 二、选题依据 |
| 1、选题意义 |
| 2、研究现状 |
| 3、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概述 |
| 第一节 衣食住行 |
| 一、衣不蔽体 |
| 二、食不果腹 |
| 三、住不安居 |
| 四、行步维艰 |
| 第二节 生老病死 |
| 一、生不能养 |
| 二、老不能孝 |
| 三、病不能医 |
| 四、死不能葬 |
| 第二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过渡期（1937－1939） |
| 第一节 1937年—1938 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的“物价天堂”（1937-1938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亢奋心态（1937-1938 年） |
| 1、对自我的深刻反省 |
| 2、对领袖的狂热崇拜 |
| 3、对胜利的盲目信心 |
| 三、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1937-1938 年） |
| 第二节 1939年的大后方物价与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物价开始飞涨（1939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沮丧心态（1939 年） |
| 三、公教人员开始消极怠工（1939 年） |
| 第三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量变期（1940-1941） |
| 第一节 1940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通货膨胀的转折点（1940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焦虑心态（1940 年） |
| 1、对难以为生的焦虑 |
| 2、对物价失控的焦虑 |
| 3、对党国前途的焦虑 |
| 三、公教人员的自发性群体行动（1940 年） |
| 1、要求改善待遇 |
| 2、“跳槽”行为的蔓延 |
| 第二节 1941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开始出现绝粮（1941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迷惘心态（1941 年） |
| 1、对“身世将安托”的迷惘 |
| 2、对“社会在动”的担忧 |
| 三、公教人员的自觉性群体行动（1941 年） |
| 1、高校教职员向学校的群体性上书 |
| 2、“平价大案”中公教人员的兔死狐悲 |
| 第四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转折期（1942-1943） |
| 第一节 1942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通货膨胀的严重化（1942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苦闷心态（1942 年） |
| 1、对战争提前结束不再抱希望 |
| 2、对政府不满情绪的出现 |
| 三、公教人员群体行动的升级（1942 年） |
| 1、“跳槽”行为的普遍化 |
| 2、“朱森事件”中公教人员的借题发挥 |
| 第二节 1943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物价越限越高（1943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置疑心态—转折点（1943 年） |
| 1、苦闷心态已达顶点 |
| 2、对政府能力的置疑 |
| 三、公教人员群体事件频繁（1943 年） |
| 1、高校教职员向政府的群体性上书 |
| 2、公教人员对《中国之命运》的抵触 |
| 第五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质变期（1944－1945） |
| 第一节 1944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与物价赛跑（1944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苦撑心态（1944 年） |
| 1、谁先到达终点 |
| 2、对政府信心的丧失 |
| 三、公教人员对政府的群体性批评（1944 年） |
| 1、个人抱怨的公开化 |
| 2、对政府批评的公开化 |
| 3、“陶云逵事件”中公教人员的口诛笔伐 |
| 第二节 1945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物价的“天文数字”（1945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绝望心态（1945 年） |
| 1、对经济现状的绝望 |
| 2、对党国现状的绝望 |
| 3、对战后前途的绝望 |
| 三、公教人员对政府的群体性叛逆（1945 年） |
| 1、中间分子呼吁改革 |
| 2、激进分子号召革命 |
| 第六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的原因 |
| 第一节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物质原因—不够 |
| 一、不兼职难以为生 |
| 二、不典卖难以为生 |
| 三、不挪借难以为生 |
| 四、不贪腐难以为生 |
| 第二节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的精神原因—不平 |
| 一、不患贫而患不均 |
| 二、不患寡而患不公 |
| 第七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的后果—沦为“脱序人” |
| 第一节 公教人员社会认同的失落 |
| 一、遭人怜悯 |
| 二、被人欺辱 |
| 三、“士农工商”的倒置 |
| 第二节 公教人员自我认同的失落 |
| 一、君子也喻于利 |
| 二、君子也及盗泉 |
| 三、君子也食嗟来之食 |
| 四、君子也有所争 |
| 五、再也不做“读书人” |
| 第三节 公教人员与政府的疏离 |
| 参考书目 |
| 论文涉及人名索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活动及成果 |
（7）汉唐间《汉书》流传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研究意义 |
| 二、主要内容 |
| 三、学术史回顾 |
| 1、关于《汉书》传播在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
| 2、关涉学术史、思想史的相关研究 |
| 3、书籍流传原因说略 |
| 第一章：后汉三国时代《汉书》流传蠡测 |
| 一、《汉书》流传初期师法质疑 |
| 二、谁读《汉书》?——后汉三国《汉书》流传及其分析 |
| 1、《汉书》在后汉三国时代的性质推定 |
| 2、注释《汉书》诸家及其分析 |
| 第二章：魏晋南北时期的小说与《汉书》流传 |
| 一、略论魏晋南北朝小说展开的历史背景 |
| 二、魏晋小说对于《汉书》的摹写 |
| 1、涉及地理类的摹写 |
| 2、涉及人物上的摹写 |
| 3、涉及结构上的摹写 |
| 三、魏晋小说对于《汉书》的直接引用 |
| 余论 |
| 第三章：东晋南朝学术的“专门”与《汉书》流传 |
| 一、从《世说新语》看东晋南朝学术“专门” |
| 二、东南朝“汉书学”发展臆说 |
| 1、东晋南朝的“汉书学” |
| 附：何为“古学”：从两汉“传记”之学的演变说起 |
| 第四章：颜师古的学术渊源及其《汉书》注 |
| 一、从《颜氏家训》看颜之推的学术主张 |
| 二、颜师古的《汉书注》及其相关问题探讨 |
| 1、颜师古与《五经正义》 |
| 2、颜师古《汉书》注学术特点举隅 |
| 附：略述刘炫学术特色——以辑本《孝经孔传述议》为中心 |
| 结语 |
| 附表一：后汉三国时代正史所见(可能)读《汉书》人物 |
| 附表二：《汉书》颜注尹《论语》与《论语义疏》对照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明初中原流寓作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界定与说明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与方法 |
| 第一章 明初作家流寓中原的历史情势 |
| 第一节 元末中原地区社会经济文化之衰败 |
| 第二节 明初经营中原调节南北文教之举措 |
| 第三节 明初作家流寓中原担负的历史使命 |
| 第二章 明初中原流寓作家的总体状貌 |
| 第一节 时空分布 |
| 第二节 属地出身 |
| 第三节 来迁情态 |
| 第三章 明初中原流寓作家的交游活动 |
| 第一节 与馆阁郎署的交往 |
| 第二节 与故地文苑的交往 |
| 第三节 在中原当地的交往 |
| 第四章 明初中原流寓作家的文学创作 |
| 第一节 创作活动 |
| 第二节 主题倾向 |
| 第三节 诗文风貌 |
| 第五章 明初中原流寓作家的文学意义 |
| 第一节 文教作为 |
| 第二节 文学贡献 |
| 第三节 地位影响 |
| 余论 |
| 附录一：明初中原流寓作家基本信息分析表 |
| 凡例 |
| 注释 |
| 附录二：明初中原流寓作家编年 |
| 凡例 |
| 编年正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叶青思想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分析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叶青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 |
| 第一节 早期接触与参加革命的经历 |
| 第二节 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
| 一、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考察和揭露 |
| 二、对各国家革命运动的考察和分析 |
| 四、对中国革命的分析 |
| 五、对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派的批判 |
| 六、对旅法华人反帝运动的宣传和分析 |
| 七、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宣传 |
| 八、对巴黎公社的认识和分析 |
| 第二章 叶青的哲学研究 |
| 第一节 叶青被捕变节的经过 |
| 第二节 叶青哲学论着分析 |
| 第三节 叶青对哲学的解释 |
| 第四节 哲学消灭论解读 |
| 一、提出过程 |
| 二、主要内容 |
| 三、多方面的论证 |
| 第五节 物心综合论解读 |
| 一、提出过程 |
| 二、主要内容 |
| 三、“坚强的论据” |
| 第六节 叶青对逻辑学的研究 |
| 一、提出综合逻辑论的过程 |
| 二、主要内容 |
| 三、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证明” |
| 第七节 叶青和艾思奇“新哲学”的争论 |
| 一、关于“新哲学”的内涵 |
| 二、关于哲学消灭论 |
| 三、关于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 |
| 四、关于内因论和外因论 |
| 第八节 叶青对其它有关问题的思考 |
| 一、时代问题 |
| 二、民族问题 |
| 三、国家问题 |
| 四、宗教问题 |
| 五、文化问题 |
| 六、读经问题 |
| 七、人生问题 |
| 第九节 叶青对各派思想学术的批评 |
| 一、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 |
| 二、对梁漱溟中西文化论的批评 |
| 三、对胡适思想学说的批评 |
| 四、对张东荪哲学的批评 |
| 第三章 对三民主义的阐扬 |
| 第一节 叶青1936-1949年间的政治活动 |
| 第二节 对三民主义的认识过程 |
| 第三节 关于三民主义研究的方法 |
| 一、三民主义研究者所应具备的条件 |
| 二、如何研究三民主义 |
| 第四节 对三民主义的解释 |
| 一、对民生主义性质的认识 |
| 二、提出“一次革命论” |
| 三、阐明三民主义的丰富内涵 |
| 四、将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解释为“物心综合论” |
| 五、概括出三民主义的实践方略 |
| 六、指出三民主义的优越性 |
| 第五节 对国民党执政合法性的宣传 |
| 一、反对多党政治,主张一党专政 |
| 二、指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为中国的“特殊性”所决定 |
| 三、认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是“历史的选择” |
| 四、指出抗战时期国民党应实行一党专政 |
| 五、坚持宪政阶段国民党应继续掌控政权 |
| 第六节 对五权宪法的宣传 |
| 一、认为五权宪法代表着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 |
| 二、强调五权宪法的内容具有次序性、完整性 |
| 三、顽固坚持《五五宪草》 |
| 四、反对政协会议对《五五宪草》的修改 |
| 五、反对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 |
| 第四章 对中共革命理论主张的指斥 |
| 第一节 进行反共宣传的过程 |
| 第二节 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解释 |
| 第三节 对抗战胜利前途的判断 |
| 第四节 对中共的全面指责 |
| 一、否认中共存在的必要 |
| 二、对中共各阶段革命主张和活动的攻击 |
| 三、对中共革命前途的评估 |
| 第五节 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攻击 |
| 第五章 中共对叶青理论主张的系统批判 |
| 第一节 对叶青哲学观点的批判 |
| 第二节 对叶青三民主义理论宣传的批判 |
| 一、中共对三民主义所持态度的变化过程 |
| 二、批判叶青“以统一取消抗日” |
| 三、批判叶青提出的“一次革命论” |
| 四、批判叶青关于三民主义内容的解释 |
| 第三节 对叶青关于国共和谈立场的批判 |
| 一、坚决维护政协会议对《五五宪草》的修改 |
| 二、批判叶青对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的反对 |
| 结语 |
| 第一节 叶青到台湾后的理论宣传活动和台湾学者的评价 |
| 第二节 对叶青一生理论宣传活动的总评 |
| 第三节 关于叶青思想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甘鹏云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考述（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 选题缘由和意义 |
| 1、清末民初学术研究的意义 |
| 2、研究甘鹏云的原因 |
| (二) 目前学界对甘鹏云的研究、评价及不足之处 |
| 1、对甘鹏云的研究概况 |
| 2、目前对甘鹏云研究的薄弱之处 |
| (三) 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点 |
| 1、本文的研究思路 |
| 2、本文的研究方法 |
| 3、本文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一、甘鹏云的生平及着作 |
| (一) 甘鹏云生活的时代背景及主要活动 |
| 1、生逢乱世 学有所成 |
| 2、聪颖勤奋 爱好广博 |
| 3、良师益友 共襄成长 |
| 4、壮年为官 政绩卓着 |
| 5、潜心学问 成果丰硕 |
| (二) 甘鹏云的着作介绍 |
| 1、《经学源流考》 |
| 2、《国学笔谈》 |
| 3、《崇雅堂书录》 |
| 4、《方志商》 |
| 5、《崇雅堂碑录》 |
| 二、甘鹏云的治学特色及学术成就 |
| (一) 甘鹏云的治学特色 |
| 1、在治学方法上崇宋采汉 |
| 2、在治学态度上追求严谨 |
| 3、在治学过程中注重博采兼收,会通各家 |
| 4、治学品德谦虚笃实 |
| (二) 甘鹏云的学术成就 |
| 1、经学成就 |
| 2、版本目录成就 |
| 3、方志学方面的成就 |
| 4、金石学成就 |
| (三) 甘鹏云学术成就的地位——以《方志商》为例 |
| 1、民国时期方志学的研究状况 |
| 2、《方志商》的特色 |
| 三、甘鹏云的学术思想 |
| (一) 甘鹏云早期的学术思想 |
| 1、学须有用,重视时务 |
| 2、先救学弊,再救时弊 |
| 3、以致用为归宿,反对门户之见 |
| (二) 甘鹏云中西文化观的发展历程 |
| (三) 探讨甘鹏云学术思想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数学教学》2002年(总第178-183辑)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王一亭花鸟画研究[D]. 王忠民.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09)
- [2]文伏波与丹江口、葛洲坝工程建设研究[D]. 黄一平.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3]王献唐学术交往研究[D]. 李宝祥. 山东大学, 2017(03)
- [4]民国外交学研究 ——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中心（1930-1949）[D]. 张晶萍.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5]近代山东妇女团体考察（1919-1945）[D]. 刘秋雅. 山东大学, 2017(09)
- [6]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D]. 郭川. 西南大学, 2017(10)
- [7]汉唐间《汉书》流传的个案研究[D]. 阙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6(10)
- [8]明初中原流寓作家研究[D]. 郑莹. 上海大学, 2016(12)
- [9]叶青思想批判[D]. 尹涛. 南京大学, 2014(05)
- [10]甘鹏云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考述[D]. 刘艳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