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代吏治的得失与借鉴(上)（论文文献综述）
张凯兰[1]（2021）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反腐思想及其当代启示——基于法家学说中制度反腐的分析》文中提出中国古代法家思想对于反腐有深刻的认知,在秦朝进行了构建廉政法律体系、注重法律平等性、明确全程官吏考核、建立监察体系与队伍、形成教育教化机制的系统实践,对于制度反腐形成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当今中国反腐倡廉工作必须科学立法,不断完善反腐法律制度;严格执法,提高反腐能力和力度;避免特权,保障监察权的独立性;多元主体,构建反腐社会参与机制。
朱文宇[2]（2021）在《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文中认为官箴书即为官之箴言,是中国古代阐释为官道德与从政经验的特殊着作形式。近年来,官箴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文化现象进入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尚有深入空间: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多数成果相对侧重于文本内在信息的梳理,而疏于从政治制度、政治价值、政治思想或政治生态等角度探讨文本背后的政治文化内涵;其次,在研究对象上,明宣宗御制《官箴》作为极罕见的由皇帝本人亲自撰写的官箴书,却少有学者进行专题研究。因此,兼顾官箴文化和政治文化两个维度对明宣宗御制《官箴》加以全面解读,是对学界现有成果的一次有益补充。本文以明宣宗御制《官箴》为核心研究对象,系统而动态地考察了该文献的出台背景、写作主体、阅读客体、基本内容、写作手法、流传方式及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重点梳理出其两个维度的文献地位和文献价值:一是,官箴文化维度。其一,较之主流官箴文献,明宣宗御制《官箴》具有以下内在特性:从写作主体角度看,主流官箴书多由各级官吏所作,而此箴的作者是皇帝本人,这也导致它在语气态度、箴规力度、逻辑起点等方面,衍生出与主流官箴书的多重差异;从阅读客体角度看,主流官箴书多为面向全体官吏或特定层级（类别）官吏所作,而此箴逐一针对三十五个（类）国家机构的主官加以训谕,既有全面性,又有针对性;从中心内容角度看,主流官箴书有“为官之道”与“从政经验”两大取向,而此箴既有道德性,又有针对各岗位官员的现实性;从写作手法角度看,主流官箴书以概论体和语录笔记体居多,行文风格相对自由,而此箴采用了较为罕见的“百官箴体”,且通篇四言,无一句例外。其二,明宣宗御制《官箴》促使明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官箴文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此箴无论是在强化“官箴”文体,还是深化官箴文化发展方面,都发挥了历史性的推进作用:从作品角度看,此箴带动了明代中后期官箴作品数量骤增、篇幅扩大、体裁创新、内容多元化;从作者角度看,此箴带动了明代中后期官箴创作的主体意识强化,不仅作者数量骤增,作者所处的政治、文化、社会圈层也迅速扩大。二是,政治文化维度。其一,明宣宗御制《官箴》是由皇帝本人亲自撰写的官箴书,其中关于诸司官员职责和道德的说法已经不是主流官箴书的温和劝勉之语,而是出自最高统治者的命令和要求,其精神要旨也不再是主流官箴书基于官僚群体内部利益的功利性诉求,而是皇权对诸司官员服务帝制国家的相关期待。因此,这部作品不仅反映了皇帝对内外诸司的政治定位、对各机构主官政治角色的理解,实际上还具有类似行政法典与道德法典的文献属性,并代表了皇帝总结过去、治理当下、寄望未来的现实政治意图。即宣宗试图通过此箴应对王朝统治策略上的“宽严”之辨,整顿官僚队伍,营造一个和谐、健康、有序的政治生态。其二,明宣宗御制《官箴》在内容和结构上的特殊性使这部作品具有了典章制度史书的分析价值,这一点与宣宗的深层用意有关。即宣宗试图通过此箴将各主要政府机构的职能、运作方式、地位和重要性以文字形式确定下来,对帝国政治结构作出体制和机制上的统筹、布局和规划。其三,明宣宗御制《官箴》清晰地表达了明宣宗朱瞻基心目中的理想政治秩序及其治国理念。宏观来看,此箴的根本政治诉求是巩固明朝统治秩序,确保国家政治体系、政治局势的长期稳定发展,以及政治过程的有序运行。具体来看,要全面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两个层面着手:一是国家机关层面的总体设计,二是官僚队伍层面的道德规范。其四,明宣宗御制《官箴》既是明宣宗朱瞻基构建理想政治生态的重要手段,是宣德朝政治实践的缩影和成果,同时也是串联起明代政治生态演变的一条线索,并构成了明代乃至整个帝制时代政治文化的一种象征:一方面,此箴反映了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之间的契合性。从权力互动角度看,此箴是皇权对官僚权力的一次正面界定,它不仅表达了皇帝对于官僚士大夫政治角色的理解和要求,实际上它也是皇权对于宋代以来逐渐活跃的士大夫政治所作出的一次积极回应;从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角度看,此箴更高度契合了儒家士大夫“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在明代后来的历史中,此箴逐渐凝结为一种理想政治的典范和“祖制”依据,它不仅在官僚士大夫中间广为传颂,甚至直接构成了其对抗现实政治的有力武器。明代中后期舆论场高度活跃,以激扬道德、鼓励政治批评为基本精神,此箴正是这种政治文化的推演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此箴也反映了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之间的分歧性。从君主专制政体的精神内核角度看,此箴本质上是明初皇权政治发展演变的产物,遵循的是一套相对独立于士大夫政治的运行逻辑。它既是明初强势皇权的表达方式,同时又反映了皇权政治的内在局限;从思想渊源角度看,此箴也透露出与儒家士大夫政治理念的重要差别。根据此箴提及孔子的两次表述,其侧重点主要在于“周”所代表的帝王治统,而非儒家士大夫所尊崇的“孔孟”道统。而在帝制时代,治统与道统之间存在必然的冲突性,从根本上说,是秩序观与民本观、“私”与“公”的分歧。
张炬[3]（2021）在《《歧路灯》家政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孙帆[4]（2021）在《儒家廉德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朱洲[5]（2021）在《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干部队伍建设。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以及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伟大实践中,党的干部队伍工作从研究探索到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其过程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光辉,又以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适应形势任务需要的干部队伍,为党国家事业的顺利发展和取得重大成就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眼于党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科学提出了新时代好干部的标准,强化了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大优秀年轻干部的培养选拔力度,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并修改完善党章,先后两次修订完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在自我革命的优秀传统鞭策下,坚持守正创新,形成了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中国共产党在干部队伍建设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经验做法以及由此淬炼的指导思想,已成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着优势组成部分,是我们做好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工作的世界观、方法论,为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提供了遵循。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为研究对象,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指导下,重点对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关键问题展开探讨,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对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理论进行分析,对包括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及其建设等进行概念界定。重点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在理性甄别的基础上,分析中华优秀传统吏治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同时分析国外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作为后续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将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形成及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时期进行系统梳理,并对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进行分析,提出不同历史阶段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主要体现和价值所在。第三,归纳分析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重点阐述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的政治、思想、组织、能力、作风以及纪律建设等方面的实践做法与基本经验。第四,总结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发展特点、精髓和价值。在特点方面,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发展特点,包括:体现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作要求,在形式上是经由党的主要领导人阐述,与时俱进丰富完善等。提出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贡献,包括: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和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建立的党员干部队伍保证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贯彻落实。第五,分析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时代际遇,阐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的指导思想,并在对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的发展历程、经验、内容以及方法等问题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阐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
高欣[6]（2021）在《“六陵冬青”事件考述及相关文学创作研究》文中指出“六陵冬青”事件是宋元易代之际,因前代帝陵被盗而引发的一场遗民自发组织的陵骨收葬运动。由史事而文学,自元代以来,文人笔记、小说、传奇戏剧、诗歌等相关文学领域对此事多有涉及,因此本文立足于原始文献,从叙事与抒情两个维度,对“六陵冬青”事件在文学领域的发展流变予以考察。第一部分重在发掘杨髡发陵的历史动机、具体表现及其特殊性。考察史上前代帝陵被盗现象,其原因不外乎求宝、政治报复与风水破坏。但在宋、元异代的特殊历史语境下,除上述一般性的原因外,杨髡发陵的动机之中更掺杂了诸多政治因素,本文拟将之置于北方游牧民族统治的特殊背景下,结合对金、元、清三朝的对比进一步发掘其特殊性。第二部分以理清“六陵冬青”事件叙事的文本生成、传播、发展的历史脉络为要。首先,元代是“六陵冬青”叙事的形成期,因此需单列一章加以论述,其重点在于对元末之际形成的几个早期叙事文本予以对比分析。其次,明清两代是“六陵冬青”叙事的发展演变期。因早期叙事文本间存在明显的矛盾冲突,以至于明清两代笔记杂着类作品对此事的考证盛极一时,不仅推动了“六陵冬青”叙事的发展,更促使其最终被正史叙事所接纳。且在明代中后期以后,随着小说、传奇历史剧等俗文学文体的蓬勃发展,“六陵冬青”叙事的重构也因此而进入鼎盛期,期间“六陵冬青”叙事又有新的发展。第三部分则以“六陵冬青”事件在诗歌领域的创作与批评为研究重点。经梳理发现与之相关的诗歌创作尤以明清两代最盛,其中明代的“六陵冬青”题咏多以咏事之作为主,且主要围绕明初理宗头骨之失而复得、陵骨收葬、歌颂冬青义士三大主题而进行,清代则是以“冬青”为意象的咏怀之作更为普遍。而在文学批评领域则以“六陵冬青”事件在《乐府补题》词作批评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后世对唐、林诸人所作冬青诗的批评讨论为重点。
董飞[7]（2021）在《秦王朝“新地”治理研究 ——以故楚地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战国末年,七国并雄,其中又以秦国的实力最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秦国频频向六国发动进攻,并将新占领的地域称之为“新地”,派遣“新地吏”前去治理。秦南下攻楚时,总结了先前城邑防卫作战的经验教训,以令的形式予以颁行,便是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廷卒乙廿一”。据此我们可以推测秦灭楚之战中的一些细节:项燕于蕲南之战中兵败身死,楚军随即采用了坚壁清野、布置内应,化整为零、伺机袭扰的抵抗策略,延缓秦军的进攻速度;而秦军则在加强戒备的同时在新地原住民中推行连坐与购赏相结合的策略,逐步挤压反秦势力的生存空间;此外,秦在新占领地“书名数”以控制人口,并凭借“名数”资料,对反秦势力进行甄别、通缉与抓捕,起到了巩固新占领地的作用。在“新地”的置吏用人方面,始皇帝对于六国王室、将相还是比较宽容的,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他们的爵位;但对于这些手下败将,始皇帝持轻视态度,始终弃之不用,但秦地方长官出于统治需要,又对一些“六国后”有所仰仗、予以拉拢。县一级的官府而言,除了留任六国吏员、选拔“毋害”者充实吏员队伍,也选拔表现较好的徒隶参与基层事务。连年的战争对“新地”的农事生产造成了较大的破坏,秦官府将抛荒的无主田地登记造册后称之为“草田”,颁布“垦草田令”鼓励民众垦辟荒田、恢复生产。承诺民众“垦草田”之后,履行一定的手续便可将这些田地登记至自己的名下;承认并保护“垦草”者对于田地的所有权,对强行索田的原田主予以处罚。除推行“垦草令”之外,迁陵县还采取了种植麦、芋;压缩非劳动力的粮食配给;从北方调运粟米等方式来保障粮食供应。秦王朝“新地”迁陵县的医疗机构称“舍”,位置应在县廷附近的都乡一带。“菌”可以入药,秦汉时常与“芝”并提,有使人“身轻”“不老”的作用;“求菌”与始皇帝求长生、采集不老之药有关。里耶秦简中有寻找熟悉“菌药名物”之人的记载,与负责徒隶“求菌”之吏员“求菌假仓”相关。故“求菌假仓”应为有一定医药知识的人。此外,根据“其不从事,勿禀”的法律规定,“舍”对因伤病失去劳动能力的伤病员只提供仅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食物;且徒隶并未被纳入“舍”的救助对象,上述两点是迁陵县“死亡率”较高的缘故之一。“从人”是“新地”的一种身份特殊的居民。他们并不是随从故六国反秦的贵族,而是主张合纵反秦者,也就是先秦时的纵横家。秦每攻灭一国,便对该国的“从人”群体予以通缉,“从人”的处罚根据罪行轻重可判罚上至死刑、下至迁耐的刑罚,且会株连妻、子、同产等;简文中的“输”当释为“输作”,体现为长距离迁徙后的异地服刑。秦之所以严厉打击“从人”:首先,“从人”及“游说之术”与秦赖以立国的“耕战”策略相忤;其次,秦有“重刑以禁奸”的传统;第三,运用心态史学的方法分析可知,秦始皇的早年经历造就了其多疑、缺乏安全感的性格与强烈的权力欲,对“从人”群体进行打击的做法亦与始皇个人心态有关。关于秦王朝“新地”的吏民关系。在秦王朝的“新地吏”由来自关中的秦吏与从“新黔首”中选拔的吏员两部分构成。尽管秦吏多任长吏,但其数量远远低于后者,而正是由于秦吏的势单力孤,决定了他们不仅难以融入“新地”的政治文化圈子,也必须仰仗于“新地”的“豪吏”才能开展工作。正是如此,出身“新黔首”的“新地吏”们由于同时熟悉秦法与楚俗的缘故,成为直面黔首,处理日常政务的主体,欺压百姓的主要也是这一群体。相较于习俗的力量,秦法与秦吏的力量无法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故面对种种犯令之举,秦吏只能默许甚至参与其中,这便使得秦吏与出身“新黔首”的吏员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因此,在出身“新黔首”的吏员决定起事反秦时,秦吏往往采取随顺的态度。
汪颖奇[8]（2021）在《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在上世纪交替之际,时论常常将中国比作一叶放于中流的扁舟,处于两头不到岸的处境里,这种“两头不到岸”用于形容近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过渡时代的功名士人——也极为贴切。他们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又成长于西学东渐的时空背景下,或多或少都受到新学的影响。他们亲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既不同于以往只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旧士人,又区别于孕育于新式教育之中的新知识分子,扮演着士人群体新陈代谢中承上启下的角色。他们的经历与变迁,可以视为近代中国社会新旧转型的缩影。徐兆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人生阶段与中国近代几个重要历史阶段互相重合,出生于1867年的他青年时期经历戊戌维新,壮年时期恰逢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晚年时期又体会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在社会的急剧变迁里,徐兆玮一生都在不断调适、转型,是时代变迁下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戊戌前后是徐兆玮的思想转型期,原本家族并不显赫的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功名,在地方上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和交游网络。他由何市镇走向常熟县域,参与城区事务,并提升家族影响力。在戊戌维新的思潮中,三十而立的他开始接触新书,其阅读结构和思想发生变化。他心怀经世期许,同时秉持着传统士人教化乡里的责任感,在地方办理慈善事业、发展教育农商,开展经世实践。清末新政是徐兆玮面临的第一个关键转型期。清末新政一方面为士人提供了“立功”实践的良机;另一方面,废科举、改革教育制度,又令他们失去了维系自身文化权力的制度基础。心怀“立功”理想的徐兆玮,在常熟地方事务中虽已小有成就,但不愿株守地方,因此去京城拓展交游网络、寻求仕进之捷径。然而受限于清末官制改革的政治环境,自身竞争力不足等因,他未能成功谋取理想实缺。面对旧学不足以救亡图存,传统功名难谋个人发展的状况,徐兆玮奋然赴日游学。遗憾的是,即便游学回来,其入仕目标依然未能实现,在地方自治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浪潮中,他选择暂时返回家乡常熟,参与地方新政事务。辛亥鼎革是徐兆玮迎来的第二次转型期。对清政府的失望、通过地方自治实践积累的资本,成为他易代之际成功转型的主客观因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推举为常熟县民政副长,在稳定地方秩序中起到重要作用。民国建立后,他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从翰林院编修到成为民国“代议士”的他怀着对民国的美好期待,数次北上参加国会,但在混乱的民初议会实践里,其对政党政治乃至对民国的观感都渐趋失望。此后,他的关注重心进一步转向地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时人开始意识到器物、制度不足以救国,而唯有文化才能救国的觉醒,新一代知识分子带着民主与科学、全盘西化、提倡白话文等主张走上历史舞台。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与文化受到无情打击,徐兆玮这一代功名士人则已经逐渐步入花甲之年,从年龄到思想都已成为知识分子眼中的“老新党”。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与不合潮流的心态,推动徐兆玮的重心进一步由国到乡、由政转文。通过搜集乡邦文献、藏书编书、修撰地方志等文化活动,徐兆玮等人由“立功”到“立言”,以维持传统文化于不衰,维系自身文化权力于不坠。并在与志同道合友人的诗文唱和之中,展现着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怀旧心态。此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近代士人身上亦有所体现,作为微观的个体,徐兆玮的“生命史”展现出开放的思想心态,理性、务实的处事作风,刚柔并济的行为面相,体现出江南文化开放包容、“刚柔并济”的文化特征。作为近代士人群体的一员,徐兆玮又反映出上承传统,下接现代的过渡一代功名士人的某些共同特征。他们面对着时代变局,应时而起、心忧天下,践行传统士人“三不朽”的人生理想,为了应付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他们追求新知、自我调适,但内心深处仍保持着对传统儒家文化、伦理秩序的认同与坚守。士人因应时势,时代亦随人事而变迁,随着近代以来求新求变走向激进化,士人内在安身立命的儒家传统文化逐渐被抛弃,士人之“道”被动摇所致的失范、脱序与危机,造成了他们心灵的“两头不到岸”之感。徐兆玮的“心灵史”体现了近代士人在政治、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国家与个人交织,“趋新”与“怀旧”杂糅、憧憬与迷茫共存的矛盾、困惑与焦虑心态。
岳五妹[9]（2021）在《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1840-192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于区域教育史地理范围的厘定,往往以交通枢纽、政治地位、经济中心为划分的标准,山东运河区域则是由运河联通而成的公共区域,其已突破了地理、政治、经济等因素的限定,呈现出了动态分布,层级辐射的特点。由于运河流经的城市众多,加之各地旧学之传统各异,学校教育的发展程度的确存在一定差异。但在异质化的同时,经过明清两朝的积淀,运河的流淌使运河区域形成了稳定且不断传承的文化特质,保证了运河区域社会的稳定以及文教活动的同质特征。所以,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主要包括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思潮的现代化。在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过程中,学校教育经过历史变革,由传统教育的衰落,新式教育的发展,而至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转变。全文共分五章,立足现有史料,全方位展现了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首先为清代传统教育的回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起步较晚,山东境内仍以封建教育为主,传统府州县学、书院教育是该时期官方学校教育的内容,私塾、义学为民间办学形式。聊城地区、济宁地区官学教育突出,松林书院、泺源书院为知名的书院,武训义学办学规模较大。山东运河区域传统教育繁杂,办学传统一直延续至民初,科举制下的传统旧式教育逐渐成为了早期现代化的阻碍。1840-1900年为山东运河区域早期教育的转型时期。1840年以后,传统教育开始向新式教育转型。此时清政府学习西方器物、军事、文化,以“求富”、“自强”为口号开展洋务运动,教育上主要是建立洋务学堂,发展西方军事工业。传教士来华兴建教会学校,传播西方科学知识。山东运河区域开办有峄县煤矿厂、山东机器制造局等以发展洋务实业,举办山东威海水师学堂以培养人才,这些活动促进了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转型。1900-1911年为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变革时期。清末新政的变革,是对政治、经济、教育领域的一次重大的调整和改革。特别是废除科举制度,山东清末新式教育对旧式教育造成了冲击。清末新政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行政机构不断完善,山东法政专门学堂、山东农业高等专门学堂、山东大学堂、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等学校的建立组成高等教育改革。同时,由师范讲习所、初级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等各级师范教育发展成为师范教育体系,为清末文化事业带来新的契机,山东教育早期现代化得以充分进展。山东运河区域早期现代化水平与全国保持一致。济南、德州等地学校教育发展程度明显提升,带来区域文化和教育上的变革。1912-1926年为山东运河区域早期现代化的蜕变时期。民国初期,民主共和政制得以发展,《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的陆续颁布,山东地区早期现代化走向制度化。山东运河区域的教育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几所省立师范的建立、几所专门高等学校的成立,大大丰富早期现代化学校教育的内容。王祝晨、范明枢等一批教育家推动全省教育改革,推动了山东地区中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早期现代化。与此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潮影响下济南等地开展了教育早期现代化运动。最后,文章对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做出了反思。山东运河腹地具有个性鲜明的地域文化,传统儒家的教育思想始终伴随着教育早期现代化。大运河丰富了该地区的文化积淀,济宁、德州、聊城等沿运城市深厚的儒学传统,这些因素促使运河区域学校在进行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同时,又确保了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文脉的传承,为我们构建教育自信,进而实现文化自信提供了历史经验。
侯莹莹[10]（2021）在《金代廉能官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廉能官吏是对廉洁能干官吏的专指称谓,与廉吏、循吏等相同,是对一类官吏的称谓名词。金代廉能官吏形成了重要的群体,作为金代官吏集团中的优秀代表,贯穿金朝始末,他们对吏治建设起过重要作用,他们主要通过政府考核或军民俱称廉能两种方式产生。对于评定的标准,至金章宗泰和四年以后才有明文规定。故结合金代廉能官吏的廉能事迹,总结其标准为廉谨自将、明法守理、干能有治、果于从政等几点。依据此标准,目前见于史料记载可以明确判定或依事迹可归为廉能官吏者共计108位。金代廉能官吏民族构成复杂,包括汉人、女真人、奚人、契丹人、渤海人等。以汉人为主体,其他族群兼而有之。见于记载的廉能官吏分布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主要集中在金世宗、金章宗两朝。他们中有的出身贵族官宦,有一定的实力背景,也有出身平民,家世平常,但以富裕者居多。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仅有四人家世较为贫穷,这反映出了家境对廉能官吏养成的重要性。金代廉能武官人数偏少,在一定程度上对金代军事国防产生了影响。金代廉能官吏整体入仕途径多元化,可分为进士、荫补、降金、其他（军功、纳粟入官、由吏入官、辟署）四种类型。其中进士出身的占绝对优势且集中于金世宗时期。此外,汉族廉能官吏总人数虽多,但远不如女真人更有升迁上的优势,女真族三品及以上廉能官吏占廉能官吏总人数的比重最高,这表现出金代统治者升迁用人上的一些民族特点。金代廉能官吏的政绩主要可以划分为“善治、军功、进谏、经济”四个类别,涉及金代政治、社会、经济、军事等方面。对于个人与社会,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不可忽视的是,个别官吏弄虚作假、捏造假廉能的不实行为,暴露了金代廉能官吏评定标准的僵化与执行过程的不严谨。金代廉能官吏群体,尤其是将其置于金代整体吏治环境中进行综合分析,可以进一步窥探金代的吏治情况,明晰廉能官吏对金代吏治清明、社会稳定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对当今政治建设、官员培养有一定的引导与借鉴作用。
二、中国古代吏治的得失与借鉴(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古代吏治的得失与借鉴(上)（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反腐思想及其当代启示——基于法家学说中制度反腐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法家学说中制度反腐思想的历史探源 |
| 二、法家学说中制度反腐思想的秦朝实践 |
| 1. 构建廉政法律体系。 |
| 2. 注重法律平等性。 |
| 3. 明确全程官吏考核。 |
| 4. 建立监察体系与队伍。 |
| 5. 形成教育教化机制。 |
| 三、法家学说中制度反腐思想的当代启示 |
| 1. 科学立法，不断完善反腐法律制度。 |
| 2. 严格执法，提高反腐能力和力度。 |
| 3. 避免特权，保障监察权的独立性。 |
| 4. 多元主体，构建反腐社会参与机制。 |
（2）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与回顾 |
| 三、研究思路 |
| 四、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官箴文化的发展与宣宗御制《官箴》的出台 |
| 第一节 明初以前官箴文化的发展历程 |
| 一、发轫期 |
| 二、成长期 |
| 三、成熟期 |
| 第二节 仁宣时期的官制与官员 |
| 一、近侍机构 |
| 二、中央行政系统 |
| 三、地方行政系统 |
| 四、军事管理系统 |
| 第三节 宣宗御制《官箴》出台的历史背景 |
| 一、由严入宽:宣宗御制《官箴》出台的政治环境 |
| 二、官风颓弛:宣宗御制《官箴》出台的直接原因 |
| 第二章 宣宗御制《官箴》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内容 |
| 一、宣宗圣谕 |
| 二、箴言三十五篇 |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特点 |
| 一、以皇帝本人为制箴主体 |
| 二、以内外诸司为阅读客体 |
| 三、以道德训诫为中心内容 |
| 四、以四言韵文为体式风格 |
| 第三章 宣宗御制《官箴》与宣德时代政治生态的构建 |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期许 |
| 一、宣宗御制《官箴》的政治构想 |
| 二、宣宗御制《官箴》的官德要求 |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与宣德朝行政治理 |
| 一、肃纲纪 |
| 二、汰冗官 |
| 三、简贤才 |
| 第三节 蒸然之象:宣德朝政治生态的转变 |
| 一、大醇小疵的官场风气 |
| 二、宣宗的帝风与宣德时代的君臣关系 |
| 第四章 宣宗御制《官箴》的流传及对后世的影响 |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流传 |
| 一、文本形态《官箴》的流传 |
| 二、特殊形态《官箴》的流传 |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对明代中后期官箴书的影响 |
| 一、官箴作品的繁荣发展 |
| 二、官箴作者的广泛参与 |
| 第三节 宣宗御制《官箴》对明代中后期官场与官风的影响 |
| 一、正己:官德的培养 |
| 二、谏君:圣德的培养 |
| 第五章 宣宗御制《官箴》的内在精神脉络与明初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与明初君主专制 |
| 一、御制与官箴:强势皇权的表达方式 |
| 二、共生与合作:皇权政治的内在局限 |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与明初士大夫政治 |
| 一、得君与行道:官僚士大夫的政治理想 |
| 二、周孔与孔孟: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的必然冲突 |
| 结论 |
| 一、明宣宗御制《官箴》的官箴文化定位 |
| 二、明宣宗御制《官箴》的政治文化定位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情况 |
| 后记 |
（5）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核心观点、创新点、重点及难点 |
| 1.4.1 核心观点 |
| 1.4.2 创新点 |
| 1.4.3 重点及难点 |
| 2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理论渊源与借鉴 |
| 2.1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相关概念 |
| 2.1.1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 |
| 2.1.2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 |
| 2.1.3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 |
| 2.2 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 |
| 2.2.1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 |
| 2.2.2 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 |
| 2.2.3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 |
| 2.3 中华优秀传统吏治思想 |
| 2.3.1 中国传统吏治思想的传承 |
| 2.3.2 中华传统吏治思想的批判与吸收 |
| 2.4 国外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
| 2.4.1 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
| 2.4.2 非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
| 3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形成及发展历程 |
| 3.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队伍建设思想 |
| 3.1.1 突出党员干部的阶级立场 |
| 3.1.2 强调党员干部的斗争精神 |
| 3.1.3 重视党员干部的作风建设 |
| 3.1.4 服从真理,改正错误 |
| 3.1.5 坚持五湖四海,反对山头主义 |
| 3.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干部队伍建设思想 |
| 3.2.1 注重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精神 |
| 3.2.2 强调一切听从党安排 |
| 3.2.3 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 |
| 3.2.4 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 |
| 3.2.5 经验教训 |
| 3.3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干部队伍建设思想 |
| 3.3.1 强调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方针 |
| 3.3.2 强调党员干部具备开拓进取精神 |
| 3.3.3 加强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与党性锻炼 |
| 3.3.4 强化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标准 |
| 3.3.5 强调党员干部先进性和执政能力建设 |
| 3.3.6 注重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的制度化与规范化 |
| 3.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思想 |
| 3.4.1 提出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突出忠诚干净担当 |
| 3.4.2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
| 3.4.3 坚持党管干部,强调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 |
| 3.4.4 突出重点,建立健全干部工作五大体系 |
| 3.4.5 增强执政本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
| 3.4.6 组织选拔与群众拥护有机统一 |
| 3.4.7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机统一 |
| 4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 |
| 4.1 干部队伍的政治建设 |
| 4.1.1 对党绝对忠诚 |
| 4.1.2 坚定政治立场,提高政治能力 |
| 4.1.3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
| 4.2 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 |
| 4.2.1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 4.2.2 坚定理想信念 |
| 4.2.3 干群平等 |
| 4.2.4 不谋私利 |
| 4.3 干部队伍的组织建设 |
| 4.3.1 根据党和国家事业的需要选人用人 |
| 4.3.2 坚持民主集中制 |
| 4.3.3 任人唯贤 |
| 4.3.4 在实际工作中考察识别干部 |
| 4.3.5 完善考核评价使用机制 |
| 4.3.6 注重干部来源广泛性代表性 |
| 4.4 干部队伍的能力建设 |
| 4.4.1 注重实绩 |
| 4.4.2 突出胜任力 |
| 4.4.3 注重实践锻炼 |
| 4.4.4 强调斗争精神 |
| 4.4.5 注重班子整体建设 |
| 4.5 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 |
| 4.5.1 密切联系群众 |
| 4.5.2 理论联系实际 |
| 4.5.3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
| 4.5.4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 |
| 4.5.5 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
| 4.5.6 惩治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形式主义和奢靡之风 |
| 4.6 干部队伍的纪律建设 |
| 4.6.1 模范遵守纪律 |
| 4.6.2 自觉接受监督 |
| 4.6.3 实行问责制度 |
| 4.6.4 开展反腐败斗争 |
| 4.6.5 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
| 5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发展特点、精髓和价值 |
| 5.1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发展特点 |
| 5.1.1 体现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作要求 |
| 5.1.2 经由党的主要领导人阐述 |
| 5.1.3 与时俱进丰富完善 |
| 5.2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精髓 |
| 5.2.1 干部是党的正确路线确定后的决定因素 |
| 5.2.2 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及杜绝个人依附 |
| 5.2.3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暨任人唯贤 |
| 5.2.4 坚持民主集中制决定干部问题 |
| 5.2.5 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
| 5.2.6 干部权责一致 |
| 5.2.7 干部成长体现组织培养与个人努力相统一 |
| 5.2.8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 |
| 5.3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价值 |
| 5.3.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 |
| 5.3.2 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和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 5.3.3 建立了保证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干部队伍 |
| 6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时代际遇和创新发展 |
| 6.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创新发展的境遇 |
| 6.1.1 世情的深刻变革引发新的国际力量博弈 |
| 6.1.2 国情的深刻变革要求统揽和推进“四个伟大” |
| 6.1.3 党情的深刻变革激励全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 |
| 6.1.4 社情的深刻变革考验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
| 6.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创新发展 |
| 6.2.1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 6.2.2 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
| 6.2.3 全面提升干部解决实际问题本领能力 |
| 6.2.4 建立常态化考核评价机制 |
| 6.2.5 健全科学选拔任用机制 |
| 6.2.6 加强监督管理狠抓作风 |
| 6.2.7 建立健全干部担当作为的激励和保护机制 |
| 6.2.8 完善人才工作体系 |
| 6.2.9 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六陵冬青”事件考述及相关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缘起 |
| 2.研究现状 |
| 3.研究内容与方法 |
| 4.选题意义 |
| 第一章 事件缘起之杨髡发陵 |
| 1.1 帝陵被盗之动机初探 |
| 1.1.1 帝陵被盗与厚葬之风 |
| 1.1.2 帝陵盗毁与风水厌胜 |
| 1.2 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下的宋陵被盗 |
| 1.2.1 金人治下的北宋皇陵 |
| 1.2.2 蒙元治下的宋六陵 |
| 第二章 “六陵冬青”事件早期叙事文本的生成与传播 |
| 2.1 史实基础 |
| 2.2 早期版本 |
| 2.2.1 周密《癸辛杂识》 |
| 2.2.2 罗有开《唐义士传》 |
| 2.2.3 郑元佑《遂昌杂录》 |
| 2.2.4 章祖程《白石樵唱注》 |
| 2.3 初步传播 |
| 2.3.1 口耳相传 |
| 2.3.2 文本传播 |
| 第三章 “六陵冬青”事件在明清两代的发展与演变 |
| 3.1 笔记杂着类作品对“冬青义士”的考证 |
| 3.1.1 唯一人论 |
| 3.1.2 唐、林并举 |
| 3.1.3 群体规模的扩充 |
| 3.1.4 诸人共谋 |
| 3.2 “六陵冬青”事件在正史叙事中的演进 |
| 3.2.1 仅论及“杨髡发陵”之事 |
| 3.2.2 对“义士收骨”之事的初步引用 |
| 3.2.3 在考证基础上的吸收与调整 |
| 3.3 “六陵冬青”事件在俗文学叙事中的整合与重构 |
| 3.3.1 明代短篇小说 |
| 3.3.2 传奇历史剧 |
| 第四章 “六陵冬青”事件相关的诗歌创作与评论 |
| 4.1 与“六陵冬青”事件相关的诗歌题咏 |
| 4.1.1 咏事诗:歌咏六陵遗事 |
| 4.1.2 咏怀诗:缅怀旧朝心绪 |
| 4.2 与“六陵冬青”相关的文学批评 |
| 4.2.1 对唐、林二人所作冬青诗的批评 |
| 4.2.2 以“发陵说”阐释《乐府补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秦王朝“新地”治理研究 ——以故楚地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 |
| 第三节 “新地”的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出土秦简所见秦灭楚之战考 |
| 第一节 秦令“廷卒乙廿一”的内容与性质 |
| 第二节 蕲南之战后楚军的抵抗策略 |
| 一、坚壁清野 |
| 二、布置间谍 |
| 三、伺机而动 |
| 第三节 秦军巩固新占领地的措施 |
| 一、墨守成规、严守城池 |
| 二、登记人口、甄别嫌犯 |
| 小结 |
| 第二章 秦王朝“新地”的用人政策 |
| 第一节 对待故六国王侯将相的态度 |
| 一、宽容以待、编入民籍 |
| 二、登记备案、恩威并施 |
| 第二节 秦“新地”县级官府的用人策略 |
| 一、留任吏员、压缩建制 |
| 二、选拔“毋害”,充实基层 |
| 三、遴选徒隶、增加人手 |
| 第三节:“骊山徒”来源新证 |
| 小结 |
| 第三章 秦占领下故楚地的农业生产 |
| 第一节 迁陵县的饥荒 |
| 第二节 “垦草令”在“新地”的推行 |
| 一、“草田”的性质 |
| 二、“垦草令”的内容 |
| 三、“垦草令”颁行的背景以及在“新地”的推行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始皇帝对“新地”农业生产情况的掌握程度 |
| 小结 |
| 第四章 秦王朝“新地”医疗机构的运转与管理 |
| 第一节 迁陵县“舍”的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求菌”简与始皇帝的长生不老药 |
| 第三节 秦迁陵县“舍”运转实际效能的考察 |
| 小结 |
| 第五章 从人:“新地”的特殊居民 |
| 第一节 “从人”的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对“从人”的通缉与处罚 |
| 第三节 秦始皇打击“从人”的原因分析 |
| 小结 |
| 第六章 秦王朝“新地”的吏民关系:以沛县为例 |
| 第一节 “新地吏”的构成与分工 |
| 第二节 关中秦吏在“新地” |
| 一、沛令超期服役,并未婚娶 |
| 二、沛令与沛地“豪吏”的关系 |
| 第三节 “新地吏”中的本地人 |
| 一、亭长刘邦与王媪、武负的债务纠纷 |
| 二、“新地吏”对于逃亡黔首的态度 |
| 第四节 无声的反抗:秦简牍所见故楚地的不合作现象 |
| 一、说谎的人们 |
| 二、离奇消失的“久”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思路与理论借鉴 |
| 四 研究对象分析与资料介绍 |
| 第一章 戊戌前后徐兆玮的经世期许与思想变动 |
| 第一节 “从何市到常熟”:地方社会中的家族与权势网络 |
| 一 何市镇状况 |
| 二 徐氏家族及姻亲网络 |
| 第二节 “乡谊”与实践:徐兆玮的社会交往与经世期许 |
| 一 社交网络与交游活动 |
| 二 守望乡邦与道德教化 |
| 第三节 “青萍之末”:从阅读世界看维新思潮与士人思想变动 |
| 一 维新思潮的出现 |
| 二 旧学与新知:徐兆玮的阅读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末新政时期徐兆玮的“立功”实践与转型 |
| 第一节 徐兆玮的“立功”期望与翰林公务生活 |
| 一 共预新政的地方士人 |
| 二 入京动机与翰林公务生活 |
| 第二节 徐兆玮居京的社会活动与谋官生态 |
| 一 在京社会交往 |
| 二 日常活动空间 |
| 三 京师政治生态与个人状态 |
| 第三节 应变:游学日本的动机、体验与心理感受 |
| 一 游学动机与对异邦的想象 |
| 二 观光游历的感官体验 |
| 三 对都市文明的理性思考 |
| 四 阅读选择与关注焦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权变与调适:辛亥鼎革前后的政治抉择 |
| 第一节 从翰林编修到国会议员:辛亥前后徐兆玮的身份转型 |
| 一 由国到乡:归国谋职失利后转向地方自治 |
| 二 1911年再次入京失望到离京返乡 |
| 三 民政副长到国会议员:鼎革之际的身份转化 |
| 第二节 1913至1923年的参政议政实践与民国印象 |
| 一 1913年的国会议政实践与心态变化 |
| 二 国会恢复与徐兆玮的无心留恋 |
| 第三节 国会议员与地方资源争夺——以争夺农村师范分校为中心 |
| 一 事件缘起与常熟士绅因应 |
| 二 事件转机与士绅分歧 |
| 三 士绅裂化与纷争结束 |
| 小结 |
| 第四章 “五四”之后由“立功”到“立言”的新取向 |
| 第一节 五四“潮流”之外的士人:徐兆玮对国事日渐疏离 |
| 一 渐趋排斥:徐兆玮对五四新文化的态度 |
| 二 小镇隐居:1920年代江南士绅隐逸的一种方式 |
| 三 由政转文:隐逸期间的文化活动 |
| 第二节 士绅文化权力的延续:以《重修常昭合志》为中心 |
| 一 从参与到总纂——徐兆玮接任《重修常昭合志》的编修工作 |
| 二 《重修常昭合志》的体例与书写 |
| 三 地方志中士人文化权力的实践 |
| 第三节 结社与文化认同——以虞社诗文唱和为中心 |
| 一 虞社创办与发展 |
| 二 文化认同:徐兆玮与虞社同人的诗文唱和 |
| 三 科举功名士人的其他文化活动 |
| 小结 |
| 余论 士人因应的区域比较——以徐兆玮、刘大鹏为例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1-1 徐氏家族世系图 |
| 2-1 徐兆玮在京日常活动统计表 |
| 2-2 徐兆玮在北京出行去处统计表 |
| 4-1 光绪《重修常昭合志》与民国《重修常昭合志》对照表 |
| 4-2 1931年虞社社员名单 |
| 4-3 1928至1937年《虞社》各期刊载情况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1840-192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山东运河区域史、山东运河区域教育史研究 |
| 二、山东运河区域清代传统教育回溯 |
| 三、山东运河区域教育的转型(1840-1900) |
| 四、山东运河区域学校教育的变革(1900-1911) |
| 五、山东运河区域教育的蜕变(1912-1926) |
| 六、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的经验总结 |
| 七、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的相关结论 |
| 第四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山东运河区域 |
| 二、教育早期现代化 |
| 三、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与内容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第六节 研究方法 |
| 一、历史研究法 |
| 二、个案研究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四、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 |
| 第七节 研究的创新点及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山东运河区域清代传统教育回溯 |
| 第一节 清代前期山东运河区域的地方官学 |
| 一、地方官学 |
| 二、科举考试 |
| 三、教学管理 |
| 四、历史作用及困境 |
| 第二节 清代前期山东运河区域的书院 |
| 一、书院的种类 |
| 二、组织机构 |
| 三、教学与管理 |
| 四、书院经费 |
| 五、考试规定 |
| 六、书院的教育特色 |
| 第三节 清代前期山东运河区域的义学教育 |
| 一、义学教育概况 |
| 二、官方义学 |
| 三、私人兴学活动 |
| 四、义学分布统计 |
| 第二章 山东运河区域的教育转型(1840-1900) |
| 第一节 洋务运动与山东运河区域的教育转型 |
| 一、洋务运动与山东早期现代化 |
| 二、洋务运动与新式教育 |
| 三、山东新式学堂的发轫 |
| 第二节 教会教育与山东运河区域的教育转型 |
| 一、西学的传播 |
| 二、教会办学 |
| 第三节 山东运河区域早期新教育的历史评价 |
| 第三章 山东运河区域的教育变革(1900-1911)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山东运河区域传统教育模式的突破 |
| 第二节 教育行政体制改革 |
| 第三节 山东运河区域新式教育的兴办——以初等教育为中心 |
| 一、私塾的延续 |
| 二、新式学堂的建立 |
| 第四节 山东运河区域的中等教育 |
| 第五节 山东运河区域的高等教育 |
| 一、山东大学堂 |
| 二、山东官立法政学堂 |
| 三、山东高等农业学堂 |
| 四、山东优级师范学堂 |
| 五、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 |
| 六、高等教育的评价 |
| 第六节 山东运河区域的师范教育 |
| 一、师范传习所 |
| 二、初级师范学堂 |
| 三、济南师范馆到山东师范学堂 |
| 第七节 清末时期山东运河区域教育的评价 |
| 第四章 山东运河区域的教育蜕变(1912-1926) |
| 第一节 辛亥革命后的教育蜕变 |
| 一、辛亥革命与教育早期现代化 |
| 二、北洋政府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教育早期现代化 |
| 第二节 山东运河区域新教育体制的奠基 |
| 一、民国时期新学制的颁行 |
| 二、新学制的内容及影响 |
| 第三节 山东运河区域初等教育的蜕变 |
| 一、教育内容 |
| 二、教学方式与教育理念 |
| 三、德育和体育 |
| 四、考试制度 |
| 五、私立小学的兴办 |
| 第四节 山东运河区域中等教育的蜕变 |
| 一、省立中学 |
| 二、私立中学 |
| 第五节 山东运河区域高等教育的蜕变 |
| 第六节 山东运河区域实业教育的蜕变 |
| 一、工商教育 |
| 二、农林教育 |
| 三、医科教育 |
| 四、着名实业学校举要 |
| 第七节 山东运河区域师范教育的蜕变 |
| 一、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
| 二、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
| 三、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校 |
| 四、师范讲习所 |
| 第八节 民初山东运河区域教育的评价 |
| 第五章 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反思与启示 |
| 第一节 山东运河区域传统文化与教育自信 |
| 一、山东运河区域儒学传统与文化自信 |
| 二、文化传统与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 |
| 第二节 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与当今教育发展 |
| 一、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的特点分析 |
| 二、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当代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金代廉能官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与选题依据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意义与创新点 |
| 一、金代廉能官吏评定 |
| (一)金代廉能官吏的评定方式 |
| 1.政府考核 |
| 2.军民俱称 |
| (二)金代廉能官吏的标准 |
| 1.廉谨自将,明法守理 |
| 2.干能有治,籍有政声 |
| (三)文献所记金代廉能官吏 |
| 二、金代廉能官吏的身份特点 |
| (一)以汉族为主,其他民族兼而有之 |
| (二)家世高低不均,家境殷实者居多 |
| (三)廉能武官人数偏少 |
| (四)入仕途径多元且集中 |
| (五)女真人更有升迁优势 |
| 三、金代廉能官吏的政绩与影响 |
| (一)金代廉能官吏的政绩表现 |
| 1.宽政善治 |
| 2.军功卓着 |
| 3.进谏举贤 |
| 4.发展经济 |
| (二)金代廉能官吏的影响 |
| 1.对个人的影响 |
| 2.对社会的影响 |
| 3.其他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中国古代吏治的得失与借鉴(上)（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反腐思想及其当代启示——基于法家学说中制度反腐的分析[J]. 张凯兰. 党政干部学刊, 2021(09)
- [2]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D]. 朱文宇. 吉林大学, 2021(01)
- [3]《歧路灯》家政文化研究[D]. 张炬. 渤海大学, 2021
- [4]儒家廉德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孙帆. 青岛大学, 2021
- [5]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研究[D]. 朱洲. 北京交通大学, 2021
- [6]“六陵冬青”事件考述及相关文学创作研究[D]. 高欣. 山西大学, 2021(12)
- [7]秦王朝“新地”治理研究 ——以故楚地为中心[D]. 董飞. 西北大学, 2021(12)
- [8]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D]. 汪颖奇.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9]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1840-1926）[D]. 岳五妹. 河北大学, 2021(09)
- [10]金代廉能官吏研究[D]. 侯莹莹. 渤海大学,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