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国统治下香港“政制”与港督杨慕琦的“政改方案”（论文文献综述）
袁阳阳[1]（2018）在《香港的民主化条件:历史视野中的反思》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何为香港的民主化条件,是普选纷争中的关键分歧。香港的民主化历史表明,单独的经济及其衍生条件并不足以产生和推进民主。无论是民主化计划从流产到逐步启动的历程,还是民主化步伐从保守到突然加速的转变,更为关键的决定因素是对于中国的政治考量。这意味着,在香港的民主化条件中,政治条件不容忽视。当前,香港要进一步迈向普选,只有在不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前提下,才能获得足够空间。有必要从香港的实际情况出发,探寻适合自身的民主化道路。
何志辉[2]（2016）在《香港法律文化:概念解析与研究维度》文中认为一概念解析:要素及关联研究香港法律文化之首要任务,在于如何界定香港法律文化的内涵与范畴。由于这一概念容易被视为不证自明的话语,各方在具体言说时却又往往各有指涉,这种状况亟待通过关联元素的概念解析来加以辨识。（一）文化所谓"文化"源出19世纪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其被视为一种使社会赖以存在的观念和能力,一种包括知识、信
杨建兵,陈绍辉[3]（2015）在《香港民主发展历程的回溯与展望》文中研究说明普选和民主进程是香港回归17年来在香港社会的主要政治议题。近几年来,为了争取实现所谓的"真普选",香港市民以及团体活动采取的行动越来越激烈,此次在香港发生的"占领中环"非法集会活动,把反对特区政府和《基本法》的行动推到了顶峰。纵观香港社会民主发展历程,就会发现香港社会中民主政治的问题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很多时候制度安排并非简单的对与错问题,而是有时代因素和政治因素的考虑,至少在香港问题上是如此。如今,在新的历史境遇面前,部分香港市民应该在"一国两制"的制度框架下,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理性地看待和推动香港社会的民主发展,共同谱写香港社会民主发展的新篇章。
陈新林[4]（2015）在《港英政府时期华人公务员群体研究（1914-1997）》文中指出以往对香港公务员的研究多侧重于制度本身优越性的探讨,相对而言,对香港公务员群体,特别是对港英政府时期华人公务员群体的研究较为薄弱。这种研究方式虽有其内在的价值,但却未能反映香港公务员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也很难从深层次把握香港公务员制度的构建与形塑过程。本文主要以香港港英政府时期的华人公务员为着眼点,着重研究华人公务员群体在香港公务员制度的形成与治理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香港公务员制度最初由英国移植而来,但因香港公务员制度中不可避免的“殖民”色彩,早期华人公务员并未真正走进港英政府“体制”之内,而是孕育出另外一套截然不同的体系,具有鲜明的“一种制度、两种体系”的特点。两种体系的差异不仅体现在职位高下,而且也表现在薪酬待遇的悬殊,这导致香港公务员群体内部一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张力,也促使华人公务员为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不断向港英政府施加压力。因此,一战之后华人公务员就不断发起加薪运动,促使港英当局在公务员制度方面作出某些调整;二战后华人公务员要求改善待遇的运动更加高涨,并最终撬动香港固有的公务员制度。华人公务员改善待遇之运动并非仅仅表现为单纯的经济现象,而且赋予了这种运动在整个香港公务员制度变迁中的重要角色,在这种运动式的抗争中,香港公务员“本地化”不断推进,薪俸支取规则、薪金调整机制以及等级制度、聘用方式都有了实质性的进展,甚至可以说通过华人公务员的不断抗争,不仅使香港公务员制度逐渐改变了“两种体系”的运行模式,而且也让华人公务员逐渐融入香港公务员制度。在香港公务员制度初步形成之后,伴随着香港经济社会的发展,香港公务员队伍中也出现了严重的贪腐问题,严重影响了香港的可持续发展。1940年代后期,港英当局开始注意公务员领域暴露的种种问题,实施了包括制定反贪污法规、在警务处之下设立反贪污部门等措施遏制贪污的蔓延。但由于港府始终认为贪污仅仅存在于华人公务员以及欧籍下级公务员群体中,并未真正下决心惩治贪污,再加上负责反贪污的警务处又是香港贪腐最严重的机构,反贪也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二战后二十多年港英政府断断续续的反贪工作并未取得显着的效果,相反却造成了贪污之风的盛行。同时,无论是港府还是华人公务员团体也并未采取措施加强公务员的自律,在遏制反贪污问题上更是乏陈可述,也使公务员贪污更加肆无忌惮。1960年代后期,受政治事件之影响,港英政府委任取缔贪污咨询委员会调查香港贪污情形,并派专员考察新加坡、锡兰等地反贪污的经验,收紧惩治贪污的政策,不仅积极向社会通报查处贪污的统计数字,而且新订《防止贿赂条例》加大对贪腐问题的惩处力度。在此期间,华人公务员亦通过公会对此法案提出意见,强调在制定新法案的同时强化反贪污的监督机制,对香港此后反贪污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港府始终没有将反贪污部门独立建制,反贪污工作并未出现突破成效,直到1973年“葛柏事件”的发生,引起香港社会各阶层的极大愤怒,香港各界纷纷呼吁反贪污部与警务处分离,才最终推动了港府设立廉政专员扑灭贪污问题。此后通过实施“肃贪”运动,并颁布一系列约束公务员的法律法规,逐渐将公务员群体的治理纳入法制轨道,形成了香港公务员体制建构与内部治理同时并举的机制,初步建立了公务员廉政监察体系,使大规模的贪腐问题得以有效遏制,为“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建设奠定了基础,也为香港公务员服务香港提供了条件。随后华人公务员在香港教育、医疗、市政等社会问题上持续发声,为香港的建设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而在1980年代中期香港进入“过渡期”后,香港华人公务员及其团体组织也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过渡时期香港的各项政策筹划与制定中,在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与公务员队伍的廉洁和社会管理工作的执业效率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王世卿[5]（2013）在《香港警民关系研究》文中提出香港警务处是亚洲第一个以维护公共安全为目的的警务机关,自英属殖民统治时期香港警察建立,其间又被日本短暂占领,至今已逾170年的历史。由于香港警察建立较早,回归前又处于英国政府统治,其警务体制,警务理念多与英国相似。香港地区的警民关系在170年的历史中并非始终融洽,其间经过几次较大的波折,经过几次磨合,现在香港的警民关系已成为世界各国争相学习的
曹旭东[6]（2013）在《香港政党政治的制度空间》文中提出政党政治已经成为香港社会的焦点性问题,政党政治发展取决于政党成长的制度空间。回归前后,香港社会的民主化经历了加速和降速的起伏,政党政治发展也随着"需求—供给"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彭定康政改加速政治供给,增大了政党政治的制度空间,回归后基本法和特别行政区制度安排则紧急"刹车",限缩了政党政治的制度空间。在目前制度安排下,香港处于"半政党政治"状态。之所以限缩政党政治空间原因在于避免纷争的传统、臣民文化和对西方式政党政治的不认同,制度设计者认为政党政治效果与保持繁荣稳定的基本法理念相冲突。
刘砦[7]（2011）在《英国对华政策中的香港因素》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简要回顾了香港问题形成的历史背景和英国如何屡次阻止蒋介石政府收回香港的努力,分析了英国在20世纪50年代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出于自身综合利益的考虑,而不是对毛泽东做出“维持香港现状”决策的回报。通过展示改革开放后中英两国在香港回归问题上的激烈交锋,深入剖析了英国在整个中英香港问题谈判过程中对华外交政策转变的原因。作者认为,尽管1997年后香港已经回归中国,但是香港仍然是英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利益关切。作者提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英国与中国在香港有关政治及意识形态的暗战仍将长期存在。文章并没有就香港论香港,而是从全局的高度分析了英国对华关系的前景和香港因素的作用,认为中英两国在政治、经贸和文教体等方面的共同利益是中英关系牢不可破的基础。同时,还有诸多负面因素在影响或者阻碍着中英关系的顺利发展,特别是在人权问题上,英国与中国的分歧和矛盾还很大。文章还用大量最新的事实,说明在卡梅伦政府时期,英国会日益重视与中国加强合作,利用中国巨大的市场帮助英国尽快从金融危机中复苏。所以,预计未来中英关系总体发展方向是向好的。
孟庆顺[8]（2009）在《“一国两制”与港人民主观念的发展》文中研究表明"一国两制"的构想确立了港人作为香港主人的意识,逐渐消除了一度弥漫在港人中的"难民"意识。"一国两制"构想的法制化过程和香港回归的筹备过程,为港人提供了实际参与民主活动的机会。"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的具体实施,为港人制度性民主参政奠定了基础。港人的民主观念逐步成熟,为香港走向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的最终普选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孟庆顺[9]（2009）在《“一国两制”与港人民主观念的发展》文中研究表明"一国两制"的构想确立了港人作为香港主人的意识,逐渐消除了一度弥漫在港人中的"难民"意识。"一国两制"构想的法制化过程和香港回归的筹备过程,为港人提供了实际参与民主活动的机会。"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的具体实施,为港人制度性民主参政奠定了基础。港人的民主观念逐步成熟,为香港走向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的最终普选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寻梁[10]（2007）在《香港特区“双普选”的争议、困难与出路》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香港特区“双普选”指的是行政长官和全部立法会议员都通过普选产生，这是基本法为香港特区设定的政制发展目标。基本法同时规定，“双普选”必须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推进。香港回归九年，随着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有关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具体产生办法覆盖期终点的临近，加上接连遭遇金融风暴、居港权解释和“非典”疫情等经济、法制、社会危机，激发民众对特区政府施政的更高要求，点燃政治发展诉求，“双普选”的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由于香港是在史无前例的“一国两制”之下追求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加上长期奉行“积极不干预主义”导致社会阶层分化相对严重，还有复杂的国际因素的影响，香港的“双普选”之路注定不是坦途。进入21世纪以来，香港各界对于“双普选”充满了争议。在部分民主派人士和民众追求突破基本法的普选模式被主流民意放弃以后，对第五号政改方案的讨论中，订立“双普选”时间表的诉求成为重要议题，尽管该方案被否决使这一争论告一段落，但是目前仍有超过五成的市民保持这一诉求。关于“双普选”时间表的争议略有降温后，香港各界开始较为务实地转入普选路线图的规划，有关特首提名委员会和提名机制的设计以及立法会功能团体的存废问题进入争论的核心。这些从建制外到建制内的各种争议，其背后隐藏着香港特区“双普选”的诸多困难。香港回归多年，市民对于国族认同仍然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中央权威和利益不被认同，使香港“双普选”难获中央信任。如果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政制设计方面有三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如何保证特首是“爱国爱港者”；如何维持行政主导的优势；如何体现均衡参与的原则?做到这三点，“双普选”才能获中央信任、保持特区政府高效廉洁和避免香港社会进一步分化。国际因素方面，外国势力的干涉不可避免，如何应对也不简单。要解决香港“双普选”从市民个人、国家结构、政制设计到国际因素的种种困难，必须着眼长远，务实细致，多管齐下。针对国族认同的问题，应该加强国民教育，继续宣传推广基本法，同时切实推动两地经济文化交流。保持中央的影响力，则不光是香港市民应该增加认同感，中央政府也应该注意发挥自身影响力的法律化、规范化手段，尽量不使用直接干预和拉拢政客等不为香港市民认同的方式；对于通过香港经济依赖性施加影响的间接方式，也应该艺术地予以运用。有关的政制设计中，特首提名委员会可以通过改造现有的特首选举委员会形成，同时规定候选人在各界别应获相应的提名数额，以此保证“爱港爱国者”成为特首；若想维持行政主导，需要取消特首现有的政党背景限制，这一规定在普选后肯定会名存实亡，而且有碍于特首获取立法会支持；均衡参与的问题，特首提名委员会的存在可以体现，更重要的是立法会的议员构成，应该将功能团体转化为一半议席的提名委员会，避免立法会被某一两个阶层所垄断。关于国际因素，则以务实的行动推进香港“双普选”的进程即可，有进步则批评自然消弭于无形。香港的“双普选”之路充满坎坷，但前途光明，只要香港各界能够不断凝聚共识，获得中央信任，就不会前路漫漫。
二、英国统治下香港“政制”与港督杨慕琦的“政改方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英国统治下香港“政制”与港督杨慕琦的“政改方案”（论文提纲范文）
（1）香港的民主化条件:历史视野中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一、民主化计划从流产到逐步启动 |
| (一) 战后初期民主化计划的流产 |
| (二) “六七暴动”后民主化的萌芽 |
| (三) 80年代民主化的正式起步 |
| 二、民主化步伐从保守到突然加速 |
| (一) 代议政制改革初期的保守立场 |
| (二) 90年代民主化步伐的突然加速 |
| 三、结语:当前香港民主化的条件和路径 |
（3）香港民主发展历程的回溯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一、民主冷感期 |
| 二、民主热情期 |
| 三、民主阴影期 |
| 四、民主新时期 |
（4）港英政府时期华人公务员群体研究（1914-199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学术文献回顾 |
| 三、研究视角与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港英政府公务员制度与华人公务员概况 |
| 第一节 港英政府早期的公务员制度 |
| 第二节 港英政府华人职员群体概况 |
| 一、香港公务员的范围 |
| 二、早期香港政府中的华人公务员 |
| 三、港府华人公务员规模和待遇 |
| 第三节 香港政府华人公务员的团体及组织运行机制 |
| 一、香港政府华员会的筹备与成立 |
| 二、香港其他主要华人公务员团体 |
| 三、香港政府华人职员团体的组织运行机制 |
| 第二章 二战前香港公务员制度构建中的华人公务员——以加薪运动为中心 |
| 第一节 “一战”后港府华人文员加薪之呼吁与公务员薪金调整 |
| 第二节 华人公务员加薪运动与薪金调查委员会的设立 |
| 一、1920年代后期华人公务员调整薪俸制度之呼吁 |
| 二、文员薪金调查委员会之成立与工作开展 |
| 三、公务员薪金之调整与华人公务员之反应 |
| 第三节 裁员减政委员会之设立与香港公务员本地化政策的发端 |
| 第三章 华人公务员团体改善待遇运动与香港公务员制度本地化(1946-1950) |
| 第一节 改善待遇运动之兴起 |
| 第二节 公务员薪俸调查委员会之设立与公务员本地化政策 |
| 一、公务员本地化政策的进展 |
| 二、公务员薪俸调整委员会之设立 |
| 三、改善待遇运动之再起与华人公务员之联合 |
| 第三节 公务员制度调整与公务员之反应 |
| 一、公务员薪俸调整方案的出台 |
| 二、公务员对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反应 |
| 第四章 华人公务员与香港政府的“肃贪”运动 |
| 第一节 二战后香港公务员的贪腐与反贪 |
| 一、断断续续的反贪与公务员贪腐的泛滥 |
| 二、《防止贿赂法案》与华人公务员之反应 |
| 第二节 独立反贪污机制的建立与“肃贪”运动的再出发 |
| 一、“葛柏事件”与廉政公署的成立 |
| 二、“肃贪”运动与“四大华人探长案” |
| 第三节 “肃贪”运动中的公务员廉政制度之重构 |
| 第五章 华人公务员与香港公共事务之参与 |
| 第一节 华人公务员与香港政府公共事业建设 |
| 第二节 华人公务员与香港政府市政建设 |
| 第三节 华人公务员与香港的对外宣传 |
| 第六章 华人公务员与过渡时期的香港 |
| 第一节 华人公务员与过渡时期香港公务员政策 |
| 一、基本法的制定与实施 |
| 二、华人公务员对公务员政策的支持 |
| 三、华人公务员与内地的互动 |
| 第二节 华人公务员与“过渡期”香港走向 |
| 第三节 华人公务员的自为抗争以“长俸计划”为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5）香港警民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香港回归前警民关系的历史 |
| (一) “米”字旗统治下的香港警民关系 |
| (二) 太阳旗统治下的香港警民关系 |
| (三) 战后米字旗重返香港及警民关系 |
| 二、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怀抱后的警民关系现状 |
| (一) 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的职责 |
| (二) 香港警民关系策略 |
| 1. 持续展示正面形象。 |
| 2. 推广相关知识、加强市民对警察的了解。 |
| 3. 与传媒建立良好关系。 |
| 4. 理性应对负面批评。 |
| (三) 香港警民关系现状 |
| 1. 凶杀案件数字比较 |
| 2. 警察被投诉的数字比较展示 (4) |
| 3. 具体案例展示 |
（6）香港政党政治的制度空间（论文提纲范文）
| 一、“需求一供给”结构的变化与政党政治的发展 |
| (一)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被动供给 |
| (二)20世纪80年代中英共同的主动供给 |
| (三)1989年之后与彭定康不怀好意的加速供给 |
| 1. 政治发展的分水岭。 |
| 2. 彭定康政改: |
| (四)回归后:循序渐进指导下的降速供给 |
| 二、“刹车”之后:半政党政治 |
| (一)基本法的刹车机制及其影响 |
| (二)特别行政区宪制改革及其影响 |
| 1.《行政长官选举条例》规定行政长官不能有政党背景。 |
| 2. 比例代表制取代单议席单票制。 |
| 3. 解散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 |
| (三)香港的“半政党政治”状态 |
| 三、为何限缩政党政治的空间 |
| (一)避免纷争的传统、臣民文化以及对西方式政党政治的不认同 |
| (二)繁荣稳定主导的政制发展设计理念 |
| (三)政党政治效果与基本法理念的冲突 |
| 四、结语 |
（7）英国对华政策中的香港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香港问题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一、清末民初英国强占香港并拒不归还的过程和原因 |
| 二、英国如何数次迫使蒋介石政府放弃收复香港的努力 |
| 第二章 香港因素与英中两国的"半外交关系" |
| 一、香港因素与英国率先承认新中国政权的关系 |
| 二、香港因素与20世纪70年代英国改善对华政策的关系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后英国在香港回归问题上与中国的激烈交锋 |
| 一、英国在香港主权问题上采取的政策和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 |
| 二、英国在香港过渡时期制造麻烦的政策思想根源 |
| 三、英国为何要及时调整在香港回归问题上的态度 |
| 第四章 回归后的香港与英国对华政策 |
| 一、回归后香港的地位以及英国希望在港发挥的作用 |
| 二、部分香港民众对英国的好感及其影响 |
| 三、未来英国在香港的政治及意识形态领域与中国展开的暗战 |
| 第五章 香港问题之上的英国对华关系前景 |
| 一、英国在英中关系迈入新阶段时出台《英中合作框架》白皮书的意义 |
| 二、未来英国发展对华关系的广泛利益基础 |
| 三、影响未来英国对华关系发展的一些负面因素 |
| 四、卡梅伦政府时期的英国对华政策预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8）“一国两制”与港人民主观念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10）香港特区“双普选”的争议、困难与出路（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绪论 |
| (一) 写作缘起 |
| 1、九七香港回归以来一直比较关注香港的发展 |
| 2、2005年底第五号政改方案被否决引发我对香港民主政制发展的兴趣 |
| 3、研究香港民主政制改革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
| (二) 写作目的 |
| 1、梳理香港特区迈向“双普选”以来存在的争议 |
| 2、分析香港特区“双普选”面临的困难 |
| 3、研究香港实现“双普选”可能的出路 |
| (三) 研究综述 |
| (四) 研究方法 |
| 一、“双普选”的争议:从建制外走向建制内 |
| (一) 普选模式选择:“鸟笼民主”与香港独特性 |
| (二) 时间表与路线图:规范与经验 |
| (三) 特首提名:门槛的高与低 |
| (四) 立法会改革:功能团体的存与废 |
| 二、“双普选”的困难:从个人视角到国际视野 |
| (一) 身份认同:国族观念待加强 |
| (二) 国家结构:中央权威认同度不够 |
| (三) 政制设计:利益整合之难 |
| 1、特首普选:“爱国爱港者”治理如何保证 |
| 2、立法会普选:行政主导如何维持 |
| 3、“双普选”:均衡参与如何实现 |
| (四) 国际因素:利益驱动下的干涉 |
| 三、“双普选”的出路:中央、特区政府、立法会和香港市民四方的和谐 |
| (一) 凝聚共识，加强国家民族认同 |
| (二) 中央对特区影响力的法律化和间接化 |
| (三) 改革政制:循序渐进实现“双普选” |
| 1、提名委员会:确保特首提名为“爱国爱港者” |
| 2、取消特首政党背景限制:维持行政主导 |
| 3、功能团体提名:立法会议员构成体现香港各阶层利益 |
| (四) 务实推进民主，回应国际质疑 |
| 结语 |
| 参考资料 |
四、英国统治下香港“政制”与港督杨慕琦的“政改方案”（论文参考文献）
- [1]香港的民主化条件:历史视野中的反思[J]. 袁阳阳.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3)
- [2]香港法律文化:概念解析与研究维度[J]. 何志辉. 法律文化研究, 2016(00)
- [3]香港民主发展历程的回溯与展望[J]. 杨建兵,陈绍辉.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5)
- [4]港英政府时期华人公务员群体研究（1914-1997）[D]. 陈新林. 华中师范大学, 2015(12)
- [5]香港警民关系研究[J]. 王世卿. 公安教育, 2013(03)
- [6]香港政党政治的制度空间[J]. 曹旭东. 法学, 2013(02)
- [7]英国对华政策中的香港因素[D]. 刘砦. 外交学院, 2011(07)
- [8]“一国两制”与港人民主观念的发展[J]. 孟庆顺. 当代港澳研究, 2009(01)
- [9]“一国两制”与港人民主观念的发展[J]. 孟庆顺. 当代港澳研究, 2009(01)
- [10]香港特区“双普选”的争议、困难与出路[D]. 寻梁. 中国政法大学, 20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