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刘少奇的贡献（论文文献综述）
李文静[1]（2020）在《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中国共产党对法治本质、价值、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直接决定着法治在中国的命运。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即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最重要的主体,其对法治的认知程度与定位,深刻影响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本文以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呈现出U字型的演变轨迹:从建国初期的良好开端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曲折转向再到改革开放初期逐步回到正轨。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视角,以正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选集、文选、年谱、传记等为基础,以这一时期颁布的重要法律文本、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法治事件为切入点,力求清晰勾勒出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演变轨迹,总结蕴含其中的法治认识成果,探讨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发生嬗变的原因、经验教训与当代启示等问题,以期为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领导,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加快建设法治中国提供学理支撑。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为三个部分,共七章。其中,第一部分（第一、二章）是论文的基础,主要阐述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思想资源和历史前提;第二部分（第三、四、五、六章）是论文的核心内容,主要分析1949-1982年间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第三部分（第七章）是论文的落脚点,总结和概括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经验、教训和当代启示。引言阐明论文研究的意义;对论文的核心概念——法治进行科学界定,分析法治与人治、法治与法制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使论文的研究建立在科学性与规范性的基础之上;对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评述。已有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借鉴,而已有研究不足又印证着本文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成为论文研究的新的生长点。第一章阐述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建立在前人对法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对法的根源、本质、职能的认识、列宁在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对法治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最直接的理论来源。中国传统法治思想、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法治思想、西方现代法治思想则是党对法治认识重要的思想资源。第二章考察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阶段党对法治的认识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对法治认识的重要历史前提。本章遵循中共党史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期,将党对法治的认识分为土地革命战争阶段、抗日战争阶段和解放战争时期三个历史阶段,总结概括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从三个历史时期的认识成果来看,既体现着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法治要为巩固革命成果、维护革命秩序、促进革命胜利服务的共性,同时又体现着特性,即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结合新的实践背景,又形成了对法治认识的新成果。第三章考察分析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新中国成立之初,巩固新生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中心任务。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主要是围绕为巩固新生政权提供法治保障为出发点的。本章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制定和司法改革运动等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法治事件为切入点,概括总结出这些重大法治事件所体现的一切从实际出发,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原则、法贵在行的理念以及司法要坚持阶级立场和人民立场等认识成果。这些认识成果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清醒的。第四章考察分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主要是围绕为“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法治保障为逻辑起点的。本章主要以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法治事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制定、中共八大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针的提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概括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从整体来看,这三大法治事件分别为社会主义法治奠定了制度根基、筑牢了法律体系基石、提供了根本遵循,搭建起社会主义法治大厦的“四梁八柱”,为推动社会变革提供了法治保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法治本质要求的正确认识与把握。第五章考察分析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及其发生曲折转向的原因。本章在深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概括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时期尤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对法治的认识成果,深刻剖析了党对法治认识之所以发生曲折转向的原因。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是正确与错误两个发展趋向的互相交织,即便是在错误发展趋向压倒正确发展趋向,致使社会主义法治进程几近中断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也并未完全抛弃宪法和法律,也曾希望通过法治的力量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通过丰富的史料和严密的论证回应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第六章考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认真总结反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法治的认识也由此逐渐回到正确轨道。本章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两案”的审判、“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的制定等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法治事件为主要研究对象,概括总结这些重大法治事件所彰显的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这些认识成果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把握,为开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奠定了坚实的思想认识基础。第七章分析总结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经验及启示。提出了坚持党对法治的领导,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准确把握法治国情;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坚持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人类文明成果,重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四点经验及启示。结语在总结全文内容的基础之上得出了四个方面的结论,并对今后的研究工作作出了进一步的展望。
王曼[2]（2020）在《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信仰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对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统领作用。政治信仰作为人类信仰的政治维度,是人们对某种特定的政治形态、政治制度、政治理念和政治理想等的信奉和敬仰,是对政治层面的价值追求和终极关怀,是人的政治理性和政治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政治信仰是政治心理的重要组成要素,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随着人类政治文明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政治信仰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都需要共同的政治信仰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力量。坚定的政治信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进入新时代,在全球化、网络化以及“西化”“分化”等因素的冲击下,个别党员、干部的政治信仰出现了弱化,甚至是动摇的现象。理想信念的动摇和滑坡会使党失去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撑,损害党内的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因此,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建设,使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崇高的政治信仰引领下践行政治理想、行为规范,在科学的政治信仰凝聚下产生强大的号召力和战斗力,维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就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成为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要承担的重要政治使命和执政课题。本文以“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研究”为题,由导论和正文五章内容组成,各章大致的思路和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探讨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相关理论问题。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问题,首先要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包括信仰的内涵、特征、分类以及政治信仰的概念、特征和功能等。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信仰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加以继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得以创新发展;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政治学说中的“内圣外王”的政治修养、“以民为本”的政治伦理、“为政以德”的施政原则和“大同社会”的政治追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政治理念、价值追求、社会理想的精华,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生活态度和精神生活风貌,并逐渐成为人们内化的一种特定的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概括,亦成为涵养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重要思想文化源泉。第二章主要探讨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历史过程与基本经验。在历史脉络上,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党的政治信仰建设纵向、动态的梳理,纵观政治信仰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变迁历程,体悟党的政治信仰发展的历史规律,总结出党在政治信仰建设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即重视政治理论学习、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向、树立并宣扬党内政治信仰的先进典型、在整党整风运动中加强政治信仰建设等。这些宝贵的经验为解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突出问题,加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建设,进一步坚定党员、干部的政治信仰,提供了历史镜鉴和现实启示。第三章主要探讨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时代诉求,突出问题意识。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党的政治信仰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存在许多突出的问题,党的政治和思想建设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考验和新问题。新时代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这就为加强党的政治信仰建设提出了新的时代诉求。因此,通过总结新时代党的政治信仰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对存在问题的成因及加强党的政治信仰建设的价值性两方面进行充分论证,这是我们在新时代把加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建设作为时代课题来讨论的根本原因。第四章主要探讨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时代内容。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多次讲话精神,从内容体系上看,新时代党的政治信仰的内容建构应包含五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这五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党的科学政治信仰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第五章在前四章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原则、机制与路径,以实现政治信仰建设的目标。加强党的政治信仰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当在认识和尊重政治信仰一般规律的前提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采取积极有效的方法和路径加以推进。具体而言,在基本原则上,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渐进性与反复性相结合的原则;在有效机制上,政治信仰作为一种心理活动,在生成过程中应遵循信仰的一般心理发展机制,包括理性认知机制、情感认同机制、意志培养机制和行为践行机制;在具体路径上,通过加强理论武装、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党性修养、依托红色资源、学习先进典型、完善党内制度、加强实践锻炼等路径,实现政治信仰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只有这七个方面相互支撑,形成合力,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巩固与强化,提高党员、干部知信行合一的能力,增强党员、干部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从而不断增强党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基础。
孙道壮[3]（2020）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就党自身而言,首先就需要坚持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党的执政地位而言,这需要树立党在社会中的权威。而权威作为一种得到服从和认同的创造性意志,在其自身由“神”到“人”的历史演进中,不仅将自身的重心由“创造性意志”转移到了“服从和认同”方面,而且经历了自身由“自在”到“自为”的艰难历险,实现了自身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自我突围。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作为对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意志的服从与认同,既具有着一般政党权威的普遍性视域,又具有着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威的特殊性视域,同时还具有着中国共产党自身权威的个别性视域。三重视域的融合,在使得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从整体上进行把握的同时,也要求我们必须以一种多维系统性的互动视角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塑造过程进行要素的解剖和探讨,只有这样,才能在整体上把握其运作过程的同时,又能够做到层层深入,以不断剥开其塑造过程的外在表象,直抵其核心意旨。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塑造,不仅是一种静态结果的呈现,更是一种动态过程的展现,不仅是一种外在形式的表面,更是一种内在自觉的实践。为了更好地体现其自身的这一多维性质,本文将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塑造过程划分为主体、内容、介体、客体、效果五个要素,在对其每个要素都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实现对其整体性、规律性的把握。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就成为了其权威塑造的主体要素,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就成为了其权威塑造的内容要素,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就成为了其权威塑造的介体要素,人民群众就成为了其权威塑造的客体要素,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就成为了其权威塑造的效果要素。以此为框架支撑,本文在第一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的基本问题进行综合性探讨,旨在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即是“对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意志的服从和认同”的基本内涵;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在多维互动过程中所彰显出的由权利到权力、由强制到认同、由民主到自由的内在规定本质;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所包含的领袖权威、党内权威、党际权威、执政权威等多种类型;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所具有的建构性、辐射性、历史性等多元特征;明确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所主要蕴含的五个要素;明确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所体现出的从本源到本位的生成、从形式到效应的运行、从动力到指向的发展等逻辑机理。在第二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这一主体要素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中重要作用的探讨,指出了党的组织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主体依托、内在理由、生成基础,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主体在武装夺权中地位的确立、在全面建设中力量的壮大、在改革开放中实现自身的转型的历史探索进行了具体分析,对中国共产党权塑造主体由“被动”向“主动”的现代化转变、市场经济运行方式对其造成的局部冲击、其自身从“结构”到“理念”的时代性调适的现实际遇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提出了保持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先进性质、发挥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人事功能、完善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队伍管理等锤炼路径。在第三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意志这一内容要素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中重要作用的探讨,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发挥着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内在灵魂、推动党的权威塑造的纵深发展、把控党的权威塑造的整体进程的重要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内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确立自身主题、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丰富自身涵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深化自身主旨的历史演进进行了具体分析,对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内容的民族化、大众化、时代化,资本逻辑对其造成的一定影响,以及在发展创新中突显政治意志的根本地位的现实状态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提出了以理论发展滋养党的权威塑造内容、以初心使命淬炼党的权威塑造内容、以精神家园引领党的权威塑造内容等建构路径。在第四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体制这一介体要素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中重要作用的探讨,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是党的权威塑造的表现形式、是党的权威塑造的秩序保证、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路径依赖等重要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对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的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形成、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由“政治拱卫”到“经济建设”模式的过渡、法治元素的不断增强的历史进行了具体分析,对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现代化、系统化、科学化,现代科层制弊端对其造成的不良影响,以及其在时代发展中的新型格局的现实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提出了筑牢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根基、促进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转型、提升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效能等拓展路径。在第五章通过对人民群众这一客体要素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中重要作用的探讨,指出了人民群众是党的权威塑造的作用对象、客体变量与根本力量,并以此为基础对在革命过程中对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内在唤醒、在全面建设中推动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实践转换、在改革开放中促进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能力提升等党的权威塑造客体力量激活的历史进行了具体分析,对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理性化、层次化、个体化,现代性生存困境对其造成的一定影响,及其在时代发展中的活力呈现的现实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提出了密切党的权威塑造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保持党的权威塑造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平衡、促进党的权威塑造主体与客体的共同发展等夯实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实践路径。在第六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这一效果要素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中重要作用的探讨,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是党的权威塑造的目标诉求、衡量标准、效果体现,并以此为基础对党的权威塑造效果在“革命建国”中的初步达成、在秩序重建中的逐步提升、在经济发展中的不断深化等在历史中的推进进行了具体分析,对党的权威塑造效果在各种动态变量中呈现出多种变化、现代化认同困境对其造成的一定不良影响、以提升认同质量为主导对其进行的时代构筑等现实体现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提出了筑牢党的权威塑造效果的生成根基、推动党的权威塑造效果的深入发展、提升党的权威塑造效果的内在指数等实践路径。通过对这五个要素的深入探讨,本文在第七章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塑造得出了若干理论认识,提出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根本政治保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理论武装;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强大的组织队伍;坚持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良好风尚;把加强纪律建设作为治本之策,强化党在权威塑造中的纪律和规矩意识;不断扎牢制度的笼子,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根本制度保障;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健康的肌体等若干理论认识,旨在为更好地推进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最后,本文对党的权威塑造进行了现实的观照,指出在当前形势下必须要在开展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中,坚决践行“两个维护”,并对党的权威塑造进行了未来的展望。
赵佳琪[4]（2020）在《刘少奇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文中认为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政治家。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同时又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他是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又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他以追求真理的态度学习马克思主义、以信仰科学的态度宣传马克思主义。他的一生都在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皆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做出了卓越贡献,又为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马克思主义的成熟政党做出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科学严谨、历久弥新,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认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明确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指导与借鉴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给予了他高度的评价:“刘少奇同志的崇高品德和高尚情操,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刘少奇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在曲折的中国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复验证,形成了系统、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刘少奇的马克思主义观具体包含两个方面,分别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刘少奇围绕马克思主义的形成、立场、内涵及特性四个方面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对于“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刘少奇认为我们应该学习、坚持、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刘少奇的马克思主义观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他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对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做出了重要论述,极大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的马克思主义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他对于毛泽东思想的高度总结和科学解读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刘少奇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毫无疑问,刘少奇的马克思主义观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因此,深入探究刘少奇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于理解和应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刘成喆[5]（2020）在《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充分认同与历史性尊崇,并指出新时代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领路人,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观对新时代创新承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纵观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认识和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党的传统文化观的变迁深刻影响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命运。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变迁,总结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相关理论与实践的经验及启示,是极具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重要研究课题,对新时代创新承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意义。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的历史进程分置于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不同历史阶段中进行考察和分析,对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百年来的变迁历程进行了较为具体的研究,从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传统文化的相关政策、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认识等维度分析和阐释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变迁的表现及其深层动因,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了客观的评述,阐明了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意义及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的经验启示,揭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本文除引言外,主体部分共分六章。第一章,对中国共产党建党早期传统文化观进行研究。这一历史阶段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为起始点,以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为阶段节点。选取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作为阶段节点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抗战开始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国内阶级矛盾转变为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从而极大的影响了社会各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后经历了惨痛的大革命失败和艰难的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在这两个时期虽然略有差异,但并未出现大幅度变化,因此将1921-1937年作为第一个考察阶段是比较科学的。第二章,对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传统文化观进行研究。这一历史阶段起始于1937年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直至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十分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深入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抗日战争的新经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命题,是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的重要历史节点。第三章,对建国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研究。这一历史阶段以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起点,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拨乱反正为节点。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经历了十分曲折的变迁过程,也正是这一曲折过程凸显出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变化必然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产生重大影响,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研究的重要性。第四章,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深入研究。这一历史阶段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以2012年党的十八大作为节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重新步入科学、理性的轨道,并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为新时代创新承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重要基础。第五章,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深入研究。这一历史阶段以2012年党的十八大为起点,对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尊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推进新时代创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统文化观予以深入解析,阐明其科学性、先进性和重大的历史意义。第六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纵向分析和横向比较研究,梳理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的历史经验及启示。本章所总结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秉持“去粗取精”方针、坚持文化自信和与时俱进等经验启示,能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科学、理性、客观的认识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董波[6]（2020）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选题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视角,试图以艾思奇哲学思想为切片,去观察唯物辩证法论战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时代变迁。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同时期经历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论战（方克立先生语）。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对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总结,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唯物辩证法论战研究,也有利于进一步深化艾思奇早期哲学思想研究,也有利于应对新时代的反唯物辩证法的挑战。当前一股新的反唯物辩证法的浪潮袭来,公开挑战辩证法,不仅仅限于学术争鸣,而且渗透到网民大众之中。新挑战的特点是新平台、新话语、新包装。国内反对势力用互联网上的隐蔽身份作掩护,对唯物辩证法展开了新的更加恶毒的攻击,他们“戏侃马克思”、虚无辩证法、贬低辩证法、恶搞辩证法,在大众中传播唯物辩证法有害论、无用论。面对挑战,我们应当从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获取力量和智慧,以新大众化策略反击妖魔化唯物辩证法,在青年中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国内外学者对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关注和研究并不丰富,在一些基础性问题或关键性问题上还颇有争议。本选题旨在通过对唯物辩证法论战中的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以论战中的艾思奇为纵线,以相关论题为横线,以若干理论问题为暗线展开论述。本课题主要采取了文献研究方法、比较与归纳方法、分析与综合方法、系统研究方法等。唯物辩证法论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其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混乱不堪,思想界分化严重,对马克思主义能否救中国的问题产生严重分歧。其二,苏联的哲学论战在外部对中国唯物辩证法论战产生影响。艾思奇参与论战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哲学论战的准备阶段（1933.5-1936.1）,第二阶段是通俗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6.1-1937.10）,第三阶段是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7.10-1943.8）。本选题从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这三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的。在世界观方面,艾思奇通过反对迷信、反对庸俗的唯物论、反对观念论、反对“哲学消灭论”和“心物综合论”、反对机械的唯物论、反对黑格尔的观念论等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通过真理问题的辩论、与直观主义论战、对意志自由问题的探讨、反对实用主义、反对经验主义和通俗化劳动观、反对凭头脑里的空理论下判断,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方法论方面,艾思奇通过批判一面化孤立化观点、批判取消论循环论和一盘散沙论、批判叶青关于“静”的逻辑,在论战中强调了唯物辩证法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观点;通过论战澄清内外因的辩证关系、澄清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批判折衷主义、批判只抓表面的方法,辨清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环节;通过论战澄清对立统一律、否定之否定律和质量互变律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值得一提的是,艾思奇与叶青关于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形式论理学）关系的论战给我们一些启示,包括要善于综合运用辩证思维方法,要认清叶青用形式逻辑取消唯物辩证法的实质,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辩证法唯物论。而在看待艾思奇不给形式逻辑留地盘的问题上,我们应当以“部分的错误”或小错看待之,它是可以改正的而且已经被艾思奇自己改正了;还要认识到,艾思奇将形式论理学视为形而上学和非科学,的确是论战期间的立场使然,他在不同程度还是肯定了和使用了形式逻辑的,不然,他不可能在1950年公开承认关于形式逻辑的两点错误。在历史观方面,艾思奇通过驳斥分割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唯武器论”、批判“国情论”、批判“一盘散沙论”、批判生物学主义与调和论、批判汉奸投降理论调和论、反对空讲大众化、揭露叶青的汉奸嘴脸、驳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相冲突的观点、批判“例证主义”等理论斗争传播了革命思想,坚定了抗战意志;通过批判“群众被利用说”和“盲目服从论”的英雄崇拜主义、运用阶级分析法批判胡适等的忍让主义、反对从理想口号出发、坚持理论宣传中的大众路线,批判了英雄史观,坚持大众路线;通过反驳张东荪的“未来不可测”论、批判马达救国论科学救国论、批判社会不变论和历史循环论、在论战中总结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批判欲望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等唯心史观、理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原理,理清了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使唯物史观在论战中革命化。《大众哲学》等是艾思奇在论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三化理论成果。《矛盾论》《实践论》等是毛泽东的对论战的阶段性总结,毛泽东与艾思奇的哲学交往积极影响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艾本”哲学教科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立的标志,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众化。
苗贵安[7]（2019）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中华民族正阔步走在实现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如此成功?从领导力的角度分析,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人民愿意追随共产党,共产党有强大领导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中很重要的一种能力就是领导力,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力是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认真研究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可以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借鉴。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延安时期十分重要。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时期,蕴含着丰富的领导力智慧。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组织领导力、社会号召力、军队战斗力。政治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之统帅。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力是指政治领袖在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方面的影响力。领袖和领袖集团在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党最终确立起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产生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政治领导力基础。思想引领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之灵魂。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引领力是指在思想方面的影响力,是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用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和武装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头脑、统一思想、指导革命实践、抵御一切错误思想干扰的能力。领导思想产生领导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提供思想方法和理论指导,为中国革命的合法性提供话语指南,对全党和社会各阶级产生强大思想领导力。组织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之基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力是指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党的纲领和目标,通过激发党员奉献精神、提升党员能力和完善党组织治理机制所体现出来的整体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的命题。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力主要来自于党的建设中解决了共产党员的工作意愿问题,调动和激发起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党员能够自觉认同党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自愿为实现党的目标而奉献自己的智慧;来自于高度重视党员和干部能力素质建设,使全体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和党的政治任务相匹配;来自于建立起灵活的组织机构和高效畅通的运行沟通机制,建立起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和约束机制。社会号召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之体现。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号召力,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对全社会的影响、凝聚、动员和引导的能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起方方面面的力量,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联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社会号召力,这种号召力是共产党领导力的体现。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力,源自于实施合理的治理机制,很好的发挥了制度领导作用;源自于统一战线联盟内各种政治力量的通力合作,体现了高超的领导激励艺术;源自于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体现了高超的权变领导艺术。军队战斗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之保障。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一支人民军队,通过武装斗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表现出强大战斗力,是中国共产党卓越领导力的体现。这种战斗力的形成来自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来自于重视官兵物质利益和创新的军事民主;来自于正确的军事战略指导能力,官兵具备较高的能力素质,能够根据变化的环境确定组织的职能;来自于政治建军的优势,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采取灵活的组织机构,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
王丽娟[8]（2019）在《刘少奇党性修养理论研究的历史追溯、主要论域及发展进路》文中研究指明党性修养理论是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追溯该理论的研究史,可分为1979年初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及此后至今两阶段,前者主要是对其内涵、理论贡献等的阐释性研究,后者则逐渐走向学理性研究,研究内容日渐具体、深化。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该理论的基本内涵、哲学意义、现实意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文本沿革等几大论域。梳理已有丰硕成果,该理论的思想系统性、当代价值、党的系统性党性修养研究应为当下学界的基本研究进路。
崔延力[9]（2019）在《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理论创新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考验磨难无往而不胜,关键就在于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做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党的历史证明,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党的领袖群体。众所周知,延安时期是中共领袖群体从幼稚不断走向成熟稳定的时期,也是党的理论创新取得重大成果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历史时期。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新时代,全面总结与概括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对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促进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多次改选和调整,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最终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袖群体。期间中共领袖群体逐渐从一个不够健全、不够成熟和不够稳定的群体,逐渐发展成为党的历史上最优秀、最杰出和最成熟的领袖群体之一,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实践主体。延安时期党的领袖群体具有显着的历史特点,他们不仅拥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以及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且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具有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优良品质,这些历史特征彰显了他们已经具备了理论创新的基本能力。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开展理论创新面临着复杂的时代背景:第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全国性的大党,因此,党的使命与责任要求党的领袖群体必须开展理论创新,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第二,中共处于复杂的矛盾斗争当中,迫切需要党的领袖群体开展理论创新,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第三,中共面临着严重的理论挑战,既要揭露国民党“假三民主义”的威胁,也要清除党内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因此,党的领袖群体必须通过开展理论创新,应对党内外出现的理论挑战;第四,党内生动活泼的理论研究为党的领袖群体的理论创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理论氛围;第五,陕甘宁边区相对安定的和平环境为党的领袖群体开展理论创新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环境。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的理论创新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一方面,坚持古为中用,立足于民族自身,继承与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党的领袖群体理论创新的文化之根;另一方面,坚持世界眼光,立足于时代,在反复分析、比较和研究的基础上,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党的领袖群体理论创新的文化之魂。延安时期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共领袖群体通过四个方面举措开展理论创新:第一,以广泛深入的学习运动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第二,通过调查研究促进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第三,将中国革命的经验上升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四,重视大批理论工作者的“智囊”作用。延安时期,党的领袖群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根据不断变化的革命实践,通过多种途径,最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新民主主义理论、武装斗争理论、统一战线理论、群众路线理论以及党的建设理论,这些理论成果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凝结了党的领袖群体的智慧结晶,是真正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通过系统考察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开展理论创新的历史发展脉络,全面总结与概括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开展理论创新的历史经验与启示,得出:第一,坚持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理论创新的主导;第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和抵制错误文化思潮;第三,坚持把理论创新继承性和时代性有机结合;第四,坚持把实践作为理论创新成果正确与否的唯一原则;第五,坚持从人民群众的智慧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增强党的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
张腾[10]（2019）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列宁国家学说的继承与创新研究》文中指出本文通过分析和研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列宁国家学说的继承与创新关系,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追溯到理论源头上,探索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苏联化和中国化中一脉相承的部分,以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实际中的创新部分。本文首先界定了马克思主义中的列宁国家学说。依照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定义,论述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内容,包括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批判和革命的理论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精神、无产阶级专政、农民问题、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党的战略和策略、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工作作风问题。按照斯大林所指出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列宁主义根基的观点,把列宁国家学说界定为列宁主义中关于如何重建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社会主义实际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理论总和。国家总是存在于时代之中,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与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第一,中国共产党依据列宁帝国主义理论认识与叙述了时代内容,围绕列宁战争与革命的论断,确定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此消彼长的历史环境中。第二,中国共产党依据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归于新的时代、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总体斗争,因而建立新国家的方向就与民族解放运动发展方向一致。第三,在新的时代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人民作为建立新国家的主体,站在了时代前列。这种趋势影响了世界阶级力量对比的总体状况,但将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国家的本质和和性质是建立新国家的基础性问题。第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观点,以阶级理论说明国家的本质。第二,在国体建构上,与无产阶级专政一样,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扭转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把国家权力建立在社会大多数成员之上,构成了新民主主义最基本的规定性,并承担起将国家消解与社会中的任务。第三,在革命转变理论上,中国共产党强调革命阶段在性质上区分但在历程上继起,但突出革命转变时期的长期性和其中的建设任务。在国家政权结构上,参议会在政权机构中处于核心地位,继承了苏维埃制集中行使国家权力的设计。政府由参议会决定产生,与苏维埃制的人民委员会相同,是具备一定的立法性质的权力的行政机关,但相比人民委员会更加独立。在国家政权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同样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移植到国家理论中,把根据地的选举制度作为自下而上组织国家权力的途径,使人民通过政权机关实行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减轻人民对政权机关的负担,建立新型的公职人员队伍。在国家结构上,中共继承列宁斯大林民族理论中一般性的内容与方法,又结合中国历史的逻辑,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创制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单一制国家的基础。在国家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上,中国共产党将工业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在关于公有制经济的理论与认识上,中共继承了列宁把国有经济作为社会所有制实现形式的观点,把各根据地的公营企业作为政权掌握的经济力量,看作社会生产中的自觉因素,并以“集中领导,分散经营”表达出来。在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与认识上,同列宁一样,中共也从研究现存生产关系及其之间先后顺序中确定资本主义的应有位置。既肯定资本主义积极作用,又抑制和削弱其自发运动。在关于合作社经济的理论与认识上,中共继承了列宁利用合作社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的思想,并结合民主革命的特点实现了创新。在共产党执政理论上,中共继承了列宁关于共产党执政目标和任务的基本点,认为共产党执政可以始于民主革命,把执政看作实现最高理想的新起点,并创造了局部执政先于全国执政的形式。继承了列宁开创的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历史传统,又把自身与党外人士关系看作执政中的重要因素,创造了“三三制”的政权形式。在执政中党的团结统一上,中共延续了列宁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和纪律的原则,并在执政中创造了一元化领导的制度。在共产党执政人才的培养上,中共致力于实现党员干部既是一般政策的代表,又是具体工作领域的实际工作者和领导者,继承了列宁关于党员必须具有建设新制度的能力的要求,并以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为具体形式。延安时期中共继承与创新列宁国家学说的历史价值在于:第一,在理论上说明了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前途的必然性。第二,创造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第三,把新民主主义经济作为建立新的经济形态的开端。现实启示在于:第一,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源流视角研究中国共产党建立新国家的理论与实践。第二,时代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主题。第三,把握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是理论创新的着眼点。第四,从长期性和艰巨性上理解新国家与共产党最高理想的关系。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刘少奇的贡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刘少奇的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1）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法治的由来及基本内涵 |
| (二)人治与法治 |
| (三)法制与法治 |
| 三、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相关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 |
| 一、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思想 |
| (二)列宁的法治思想 |
| 二、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思想资源 |
| (一)中国传统法治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法治思想 |
| (三)西方法治思想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历史前提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工农民主法治的认识 |
|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工农民主政权重要法律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工农民主政权的司法工作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主法治的认识 |
| (一)抗日民主政权施政纲领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抗日民主政权重要法律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抗日民主政权的司法工作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法治的认识 |
| (一)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的宪法性文件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重要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的司法工作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良好开端 |
|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共同纲领》的制定与颁布 |
| (二)《共同纲领》体现的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 |
| (三)《共同纲领》的历史贡献 |
| 二、新中国成立之初重要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司法改革运动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司法改革运动的历史背景 |
| (二)司法改革运动体现的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 |
| (三)司法改革运动的评价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重大突破 |
| 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
| (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对我国政治格局的影响 |
| 二、“五四宪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的成果 |
| (一)“五四宪法”的制定 |
| (二)“五四宪法”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五四宪法”的历史价值 |
| 三、中共八大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中共八大召开的历史背景 |
| (二)中共八大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中共八大正确法治认识中断的原因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曲折转向 |
|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与党对法治正确认识轨道的偏离 |
| (三)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与党对法治认识的逆转 |
|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对法治认识逆转的直接危害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对法治认识逆转原因的分析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反思与重塑 |
| 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与党对法治认识的及时转向 |
| (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与“七八宪法”的制定 |
| (二)“七八宪法”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七八宪法”的地位与评价 |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深远影响 |
| 三、“两案”审判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两案”审判 |
| (二)“两案”审判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两案”审判的法治意义 |
| 四、“八二宪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八二宪法”的制定 |
| (二)“八二宪法”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八二宪法”的历史贡献 |
| 第七章 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经验启示 |
| 一、坚持党的领导,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 |
| (一)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
| (二)在法治轨道上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
| (三)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 |
| 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准确认识和把握法治国情 |
| (一)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
| (二)准确认识和把握法治国情 |
|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 |
| 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
| (一)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
|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
| 四、坚持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人类文明成果,重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
| (一)以开放心态对待域外经验 |
| (二)高度重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由与意义 |
| (一) 研究的缘由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理论分析 |
| 一、政治信仰及其相关概念梳理 |
| (一) 信仰的概念分析 |
| (二) 政治信仰的内涵界定 |
| (三) 政治信仰的特征 |
| (四) 政治信仰的功能 |
| 二、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理论渊源 |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信仰理论 |
| (二)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政治信仰论述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历史考察与基本经验 |
| 一、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历史考察 |
|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探索之路 |
| (二)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实践之路 |
| (三)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发展之路 |
| 二、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 重视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政治觉悟 |
| (二) 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向 |
| (三) 树立并宣扬党内政治信仰的先进典型 |
| (四) 在整党整风运动中加强党的政治信仰建设 |
| 第三章 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时代诉求 |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存在的突出问题 |
| (一) 个别党员共产主义信仰不坚定 |
| (二) 个别党员在生活中“不信马列信鬼神” |
| (三) 个别党员的党员意识弱化 |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存在问题的成因 |
| (一) 市场经济的冲击 |
| (二) 全球化的挑战 |
| (三) 网络化的影响 |
| (四) “西化”“分化”的干扰 |
| 三、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价值性 |
| (一) 加强党的政治信仰建设,助推党的政治建设 |
| (二) 加强党的政治信仰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
| (三) 加强党的政治信仰建设,提高党的拒腐防变能力 |
| 第四章 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时代内容 |
| 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理论基础 |
| (一) 马克思主义为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信仰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 |
| (二) 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是党的政治信仰的精神支柱 |
| 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理想追求 |
| (一) 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
| (二) 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形态 |
| (三)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时代目标 |
|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内涵 |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特征 |
| 四、忠诚干净担当: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实践要求 |
| (一) 对党忠诚是为政之魂 |
| (二) 个人干净是立身之本 |
| (三) 敢于担当是成事之要 |
| 五、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践行旨归 |
| (一)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权力观 |
| (二)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观 |
| (三)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利益观 |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原则、机制与实现路径 |
| 一、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基本原则 |
| (一)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 |
| (二) 坚持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的原则 |
| (三) 坚持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原则 |
| (四) 坚持渐进性与反复性相结合的原则 |
| 二、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有效机制 |
| (一) 政治信仰理性认知机制 |
| (二) 政治信仰情感认同机制 |
| (三) 政治信仰意志培养机制 |
| (四) 政治信仰行为践行机制 |
| 三、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具体路径 |
| (一) 加强理论武装,促进政治信仰的认知深化 |
| (二) 坚定四个自信,激发政治信仰的情感认同 |
| (三) 增强党性修养,强化政治信仰的初心锤炼 |
| (四) 依托红色资源,接受政治信仰的文化熏陶 |
| (五) 学习先进典型,发挥政治信仰的示范引领 |
| (六) 完善党内制度,建立政治信仰的制度保障 |
| (七) 加强实践锻炼,实现政治信仰的外化于行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来源及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基本问题探讨 |
| 一、中国共产党权威的内涵与本质 |
| (一) 中国共产党权威的基本内涵 |
| (二) 中国共产党权威的内在本质 |
| 二、中国共产党权威的类型与特征 |
| (一) 中国共产党权威的基本类型 |
| (二) 中国共产党权威的主要特征 |
| 三、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的要素与机理 |
| (一) 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的组成要素 |
| (二) 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的逻辑机理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主体锤炼 |
| 一、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主体的重要作用 |
| (一) 党的组织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主体依托 |
| (二) 党的组织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内在理由 |
| (三) 党的组织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生成基础 |
| 二、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主体的历史探索 |
| (一) 在武装夺权中确立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地位 |
| (二) 在全面建设中壮大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力量 |
| (三) 在改革开放中实现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转型 |
| 三、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主体的现实际遇 |
| (一) 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由“被动”向“主动”的现代化转变 |
| (二) 市场经济运行方式对党的权威塑造主体造成的局部冲击 |
| (三) 党的权威塑造主体从“结构”到“理念”的时代性调适 |
| 四、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主体的锤炼路径 |
| (一) 保持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先进性质 |
| (二) 发挥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人事功能 |
| (三) 完善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队伍管理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内容建构 |
| 一、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内容的重要作用 |
| (一) 党的意志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内在灵魂 |
| (二) 党的意志推动党的权威塑造的纵深发展 |
| (三) 党的意志把控党的权威塑造的整体进程 |
| 二、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内容的历史演进 |
| (一)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确立党的权威塑造内容的主题 |
| (二) 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丰富党的权威塑造内容的涵义 |
| (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深化党的权威塑造内容的主旨 |
| 三、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内容的现实状态 |
| (一) 党的权威塑造内容的民族化、大众化、时代化 |
| (二) 资本逻辑对党的权威塑造内容造成的一定影响 |
| (三) 党的权威塑造内容在发展创新中突显政治意志的根本地位 |
| 四、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内容的建构路径 |
| (一) 以理论发展滋养党的权威塑造内容 |
| (二) 以初心使命淬炼党的权威塑造内容 |
| (三) 以精神家园引领党的权威塑造内容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介体拓展 |
| 一、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介体的重要作用 |
| (一) 党的体制是党的权威塑造的表现形式 |
| (二) 党的体制是党的权威塑造的秩序保证 |
| (三) 党的体制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路径依赖 |
| 二、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介体的历史考察 |
| (一) 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的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形成 |
| (二) 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由“政治拱卫”到“经济建设”模式的过渡 |
| (三) 党的权威塑造介体法治元素的不断增强 |
| 三、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介体的现实考量 |
| (一) 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现代化、系统化、科学化 |
| (二) 现代科层制弊端对党的权威塑造介体造成的不良影响 |
| (三) 党的权威塑造介体在时代发展中的新型格局 |
| 四、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介体的拓展路径 |
| (一) 筑牢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根基 |
| (二) 促进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转型 |
| (三) 提升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效能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客体夯实 |
| 一、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客体的重要作用 |
| (一) 人民群众是党的权威塑造的作用对象 |
| (二) 人民群众是党的权威塑造的客体变量 |
| (三) 人民群众是党的权威塑造的根本力量 |
| 二、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客体在历史中的激活 |
| (一) 在革命过程中对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内在唤醒 |
| (二) 在全面建设中推动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实践转换 |
| (三) 在改革开放中促进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能力提升 |
| 三、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客体在现实中的发展 |
| (一) 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理性化、层次化、个体化 |
| (二) 现代性生存困境对党的权威塑造客体造成的一定影响 |
| (三) 党的权威塑造客体在时代发展中的活力呈现 |
| 四、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客体的夯实路径 |
| (一) 密切党的权威塑造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 |
| (二) 保持党的权威塑造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平衡 |
| (三) 促进党的权威塑造主体与客体的共同发展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效果巩固 |
| 一、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效果的重要作用 |
| (一) 党的认同是党的权威塑造的目标诉求 |
| (二) 党的认同是党的权威塑造的衡量标准 |
| (三) 党的认同是党的权威塑造的效果体现 |
| 二、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效果在历史中的推进 |
| (一) 党的权威塑造效果在“革命建国”中的初步达成 |
| (二) 党的权威塑造效果在秩序重建中的逐渐提升 |
| (三) 党的权威塑造效果在改革开放中的不断深化 |
| 三、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效果在现实中的体现 |
| (一) 党的权威塑造效果在各种动态变量中呈现出多种变化 |
| (二) 现代化认同困境对党的权威塑造效果造成的一定不良影响 |
| (三) 以提高认同质量为主导的党的权威塑造效果的时代构筑 |
| 四、巩固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效果的有效路径 |
| (一) 筑牢党的权威塑造效果的生成根基 |
| (二) 推动党的权威塑造效果的深入发展 |
| (三) 提升党的权威塑造效果的内在指数 |
| 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的若干理论认识 |
| 一、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
| 二、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理论武装 |
| 三、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强大的组织队伍 |
| 四、坚持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良好风尚 |
| 五、把加强纪律建设作为治本之策,强化党在权威塑造中的纪律和规矩意识 |
| 六、不断扎牢制度的笼子,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根本制度保障 |
| 七、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健康的肌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刘少奇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意义 |
| (一)学术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
| (一)研究现状 |
| (二)存在问题 |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刘少奇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条件 |
| 一、客观历史条件 |
| (一)十月革命的胜利 |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三)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 |
| 二、个人主观条件 |
| (一)丰富的求学经历 |
| (二)艰苦的革命历程 |
| (三)崇高的个人理想 |
| 三、思想理论条件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哺育 |
| (二)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
| 第二章 刘少奇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过程 |
| 一、萌芽阶段(1921年前) |
| 二、发展阶段(1922年-1927年) |
| 三、成熟阶段(1928年-1945年) |
| 第三章 刘少奇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内容 |
| 一、科学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
| (一)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
| (二)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
| (三)论马克思主义的内涵 |
| (四)论马克思主义的特性 |
| 二、精辟论述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 |
| (一)学习马克思主义 |
|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 |
| (三)应用马克思主义 |
| (四)发展马克思主义 |
| 第四章 刘少奇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意义及当代启示 |
| 一、刘少奇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意义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形成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 |
| 二、刘少奇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当代启示 |
| (一)指导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确立 |
|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5）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1. 以专着形式所进行的相关研究 |
| 2. 以期刊论文及学位论文形式进行的相关研究 |
| 3. 以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为线索的专题研究 |
| 4. 相关纵向历史研究 |
| 5.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的相关研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1. 对中国革命实践的研究 |
| 2. 对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研究 |
| 3. 对中华文化及其当代意义的研究 |
| 三、 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实践意义 |
| 四、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 主要创新点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早期认识（1921-1937） |
| 一、 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的批判 |
| （一） 对传统文化持激烈批判的态度 |
| 1. 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 |
| 2. 李大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 |
| 3. 瞿秋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 |
| （二） 文化政策对传统文化中封建糟粕的摒弃 |
| （三） 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初步认识 |
| 二、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原因分析 |
| （一）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 |
| （二）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需要 |
| （三） 国内复杂斗争形势的影响 |
| （四） 传统文化自身的保守性不适合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
| 三、 中国共产党早期传统文化观评价 |
| （一）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早期认识的进步性 |
| （二）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早期认识的局限性 |
| （三）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早期认识的历史意义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批判与运用（1937-1949） |
| 一、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
| （一） 对传统文化采取批判性继承的态度 |
| （二） 对传统文化政策上的转变 |
| （三） 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进一步认识 |
| 二、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认识转变的原因分析 |
| （一） 土地革命经验的总结 |
| （二） 抗战背景下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需要 |
| （三） 国共两党思想文化领域斗争的需要 |
| （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 |
| 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评述 |
| （一）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先进性 |
| （二）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局限性 |
| （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历史意义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波折（1949-1978） |
| 一、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
| （一） 对传统文化态度上的徘徊 |
| 1.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
| 2.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探索时期 |
| 3. 文化大革命时期 |
| 4. 拨乱反正时期 |
| （二） 传统文化政策效果的反复 |
| 1.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政策收效显着 |
| 2. 文革期间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政策的严重波折 |
| （三） 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认识的波折 |
| 二、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出现波折的原因分析 |
| （一） 对国内外形势评估不当 |
| （二） 早期反传统思想的影响 |
| （三） 对传统文化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认识不足 |
| 三、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评述 |
| （一）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积极作用 |
| （二）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局限性 |
| （三）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历史意义 |
| 第四章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与发掘（1978-2012） |
| 一、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
| （一） 对传统文化态度上的正视和明确化 |
| 1.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传统文化观 |
| 2.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传统文化观 |
| 3.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传统文化观 |
| （二） 对传统文化在政策上的重视与扶持 |
| （三） 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认识的发展 |
| 二、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传统文化的原因分析 |
| （一） 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需要 |
| （二） 文化政策重新调整的需要 |
| （三）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需要 |
| （四） 应对改革开放后外来思想文化冲击的需要 |
| 三、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评述 |
| （一）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创新发展 |
| （二）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发展的制约因素 |
| （三）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历史意义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科学传承与创新（2012-至今） |
| 一、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新认识 |
| （一）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性肯定与时代性推崇 |
| 1.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地位的高度评价 |
| 2.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抵御外来文化冲击作用的高度评价 |
| 3. 对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 |
| （二） 政策层面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上升到治国理政高度 |
| 1. “中国梦”执政理念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 |
| 2.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要求 |
| （三） 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认识的深化 |
| 二、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创新发展的原因分析 |
| （一） 实现民族复兴的应有之意 |
| （二） 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需要 |
| （三）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需要 |
| 三、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评述 |
| （一）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创新性和前瞻性 |
| （二）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重大意义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的经验启示 |
|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 二、 秉持“去粗取精”方针理性认识和运用传统文化 |
| 三、 划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之间的界限 |
| 四、 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 |
| 五、 坚定文化自信，充分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资源 |
| 六、 坚持与时俱进，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相关概念、选题原因及选题意义 |
| 1.1.1 相关概念 |
| 1.1.2 选题原因 |
| 1.1.3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创新点 |
| 第2章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背景、过程与主题 |
| 2.1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背景 |
| 2.1.1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国内背景 |
| 2.1.2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国外背景 |
| 2.2 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过程及人物介绍 |
| 2.2.1 关于论战的性质、起止和分期 |
| 2.2.2 论战主要人物介绍 |
| 2.3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过程 |
| 2.3.1 哲学论战的准备阶段(1933.5-1936.1) |
| 2.3.2 通俗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6.1-1937.10) |
| 2.3.3 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7.10-1943.8) |
| 2.4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相关主题 |
| 2.4.1 论战的焦点内容 |
| 2.4.2 论战的主题演进 |
| 第3章 艾思奇在论战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
| 3.1 在论战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 |
| 3.1.1 反对迷信,宣传进化论 |
| 3.1.2 反对庸俗的唯物论 |
| 3.1.3 反对观念论,坚持唯物论 |
| 3.1.4 反对“哲学消灭论”和“心物综合论”,主张哲学独立 |
| 3.1.5 反对机械的唯物论,坚持辩证唯物论 |
| 3.1.6 反对黑格尔的观念论,坚持真正唯物论的“颠倒” |
| 3.2 在论战中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 |
| 3.2.1 关于真理问题的辩论 |
| 3.2.2 与直观主义论战 |
| 3.2.3 反对实用主义,重视中国化的实践 |
| 3.2.4 关于意志自由问题 |
| 3.2.5 反对经验主义,把科学理论和“做”打成一片 |
| 3.2.6 用通俗化的劳动观阐明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 |
| 3.2.7 反对凭头脑里的空理论下判断,主张从具体事实出发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艾思奇在论战中辨清和运用唯物辩证法 |
| 4.1 在论战中强调唯物辩证法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观点 |
| 4.1.1 批判一面化孤立化观点,强调事物间的相互联系 |
| 4.1.2 批判取消论、循环论和一盘散沙论,强调发展的观点 |
| 4.1.3 批判叶青关于“静”的逻辑,澄清运动/静止的辩证关系 |
| 4.2 在论战中辨清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环节 |
| 4.2.1 通过论战澄清外因/内因的辩证关系 |
| 4.2.2 批判折衷主义,强调决定性因子 |
| 4.2.3 通过论战澄清形式/内容的辩证关系 |
| 4.2.4 批判只抓表面的方法,强调抓住“主要事实”和问题的本质 |
| 4.3 在论战中弄清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
| 4.3.1 通过论战弄清对立统一律 |
| 4.3.2 通过论战弄清否定之否定律 |
| 4.3.3 通过论战弄清质量互变律 |
| 4.4 关于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论战的几点启示 |
| 4.4.1 要善于综合运用辩证思维方法 |
| 4.4.2 要认清叶青用形式逻辑取消唯物辩证法的实质 |
| 4.4.3 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辩证法唯物论 |
| 4.4.4 如何看待艾思奇不给形式逻辑留地盘?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艾思奇在论战中使唯物史观革命化 |
| 5.1 通过理论斗争传播革命思想、坚定抗战意志 |
| 5.1.1 驳斥分割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
| 5.1.2 批判无政府主义和空讲文化大众化理论 |
| 5.1.3 批判抓不住关键的唯武器论和例证主义 |
| 5.1.4 批判“国情论”,扞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5.1.5 批判“一盘散沙论”和“人心论”,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
| 5.1.6 批判汉奸投降理论和调和论,坚持抗争到底 |
| 5.1.7 驳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相冲突的观点 |
| 5.2 批判英雄史观,坚持大众路线 |
| 5.2.1 批判“群众被利用说”和“盲目服从论”的英雄崇拜主义 |
| 5.2.2 运用阶级分析法批判胡适等的忍让主义,坚持民众利益的立场 |
| 5.2.3 反对从理想口号出发，主张接近群众，关心群众实际利益 |
| 5.2.4 坚持理论宣传中的大众路线,推进哲学大众化 |
| 5.3 批判唯心史观,理清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 |
| 5.3.1 批判中国特殊论,指出中国社会是一般发展法则的特殊表现 |
| 5.3.2 批判马达救国论、科学救国论 |
| 5.3.3 理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原理 |
| 5.3.4 批判社会不变论和历史循环论，揭示历史不断发展的规律 |
| 5.3.5 在论战中总结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
| 5.3.6 批判欲望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成果及影响 |
| 6.1 艾思奇的论战成果:以《大众哲学》为代表 |
| 6.1.1 从精英哲学到《大众哲学》:艾思奇的转变 |
| 6.1.2 艾思奇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
| 6.1.3 艾思奇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
| 6.1.4 艾思奇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 |
| 6.2 艾思奇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 |
| 6.2.1 艾思奇的哲学论战受到毛泽东的支持 |
| 6.2.2 毛泽东关注并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 |
| 6.2.3 艾思奇哲学思想给毛泽东哲学思想以启迪 |
| 6.3 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建设的贡献: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代表 |
| 6.3.1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编写背景 |
| 6.3.2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编写原则 |
| 6.3.3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使用方法 |
| 6.3.4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历史贡献 |
| 余论:论战时期艾思奇的理论贡献、理论特色及局限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7）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和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对象 |
| 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述评 |
| 二、国外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理论框架和主要内容 |
| 一、理论框架 |
| 二、主要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主要创新 |
| 第一章 政治领导力:确立起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袖集体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领袖核心的形成 |
|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最高领导层变化 |
| 二、毛泽东党内领导核心地位的形成 |
| 三、领导特质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 |
| 第二节 组织确立领导核心的价值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点 |
| 二、政治学视野下领袖的作用 |
| 三、确立毛泽东领导核心意义 |
| 第三节 中央集体领导和政治领导力 |
| 一、中央集体领导形成过程 |
| 二、政治路线与政治领导力 |
| 三、战略策略与政治领导力 |
| 第二章 思想引领力: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指导思想 |
| 第一节 毛泽东思想的确立 |
| 一、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原因 |
| 二、毛泽东思想产生的过程 |
| 第二节 领导思想产生领导力 |
| 一、作为一种理念的思想 |
| 二、领导思想具有领导力 |
| 三、列宁建党学说的启示 |
| 第三节 毛泽东思想的引领力 |
| 一、毛泽东思想与领导哲学 |
| 二、毛泽东思想引领力的体现 |
| 第三章 组织领导力: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 |
| 第一节 党组织内部激励建设 |
| 一、红色文化 |
| 二、思想建党 |
| 三、延安整风 |
| 第二节 党组织能力建设 |
| 一、加强干部队伍能力建设 |
| 二、培养全党群众工作能力 |
| 第三节 党组织管理机制 |
| 一、灵活的组织机构 |
| 二、畅通的沟通渠道 |
| 三、严格的政治纪律 |
| 第四章 社会号召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 |
| 一、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
| 二、建立“三三制”政权组织 |
| 三、构建“相容性”制度机制 |
| 第二节 统一战线内部激励建设 |
| 一、通过共同领导发挥领导力 |
| 二、通过利益共享来赢得民心 |
| 三、发挥尊重激励的领导艺术 |
| 第三节 统一战线组织能力建设 |
| 一、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 |
| 二、因时而异的统战政策 |
| 三、因人而异的斗争策略 |
| 第五章 军队战斗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
| 第一节 军队组织激励建设 |
| 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
| 二、重视物质利益的激励 |
| 三、创新军事民主激励 |
| 第二节 军队组织能力建设 |
| 一、正确的军事战略 |
| 二、重视官兵能力提升 |
| 三、复合型的组织职能 |
| 第三节 军队组织管理机制 |
| 一、政治建军的优势 |
| 二、灵活的组织结构 |
| 三、严格的军事纪律 |
| 第六章 结论和启示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主要启示 |
| 一、对党的领导力的启示 |
| 二、对组织领导力的启示 |
| 三、对干部领导力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的学术成果 |
（8）刘少奇党性修养理论研究的历史追溯、主要论域及发展进路（论文提纲范文）
| 一、研究历史追溯 |
| 二、主要研究论域 |
| (一) 刘少奇党性修养理论的基本内涵。 |
| (二) 刘少奇党性修养理论的哲学意义。 |
| (三) 刘少奇党性修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
| (四) 刘少奇党性修养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
| 1. 对传统文化的吸收、继承。 |
| 2. 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改造。 |
| (五) 刘少奇党性修养理论的现实意义。 |
| (六) 有关刘少奇党性修养理论之文本的沿革。 |
| 三、成果评析及研究发展进路 |
| (一) 刘少奇党性修养理论的思想系统性研究。 |
| (二) 刘少奇党性修养理论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
| (三) 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对刘少奇党性修养理论的发展运用所形成的系统性党性修养理论的研究。 |
（9）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理论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及其研究价值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价值 |
| 1.2 概念的界定 |
| 1.3 研究现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及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的形成与巩固 |
| 2.1 遵义会议后中共领袖群体的变化 |
| 2.2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与新的领袖群体形成 |
| 2.3 1943年3 月中共领袖群体的新变化 |
| 2.4 中共七大中共领袖群体的最后形成 |
| 2.5 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的历史特点 |
| 第三章 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理论创新的时代环境 |
| 3.1 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党 |
| 3.2 中共处于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之中 |
| 3.3 中共党内生动活泼的理论研究 |
| 3.4 中共的理论面临严重的挑战 |
| 3.5 陕甘宁边区相对安定的和平环境 |
| 第四章 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理论创新的文化意蕴 |
| 4.1 深谙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蕴含 |
| 4.2 在中西文化交融中的启蒙与教化 |
| 4.3 科学与民主新文化的直接洗礼 |
| 4.4 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为之坚信不疑 |
| 第五章 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理论创新的途径与方法 |
| 5.1 以广泛深入的学习运动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
| 5.2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关键在于调查研究 |
| 5.3 将中国革命的经验上升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
| 5.4 重视大批理论工作者的“智囊”作用 |
| 第六章 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理论创新的主要成果 |
| 6.1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新 |
| 6.2 武装斗争理论的创新 |
| 6.3 统一战线理论的创新 |
| 6.4 群众路线理论的创新 |
| 6.5 党的建设理论的创新 |
| 第七章 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理论创新的经验与启示 |
| 7.1 坚持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理论创新的主导 |
| 7.2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和抵制错误文化思潮 |
| 7.3 坚持把理论创新的继承性与时代性有机结合 |
| 7.4 坚持把实践作为理论创新成果正确与否的唯一原则 |
| 7.5 坚持从人民群众的智慧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10）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列宁国家学说的继承与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4 重难点和创新点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的列宁国家学说 |
| 2.1 马克思主义中的列宁主义 |
| 2.2 列宁主义中的列宁国家学说 |
| 第三章 时代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
| 3.1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时代归属 |
| 3.2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 |
| 3.3 新时代与新国家 |
| 第四章 国家的本质与新民主主义国家形式 |
| 4.1 国家的本质 |
| 4.2 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 |
| 4.3 新民主主义国家与革命转变理论 |
| 第五章 国家政权机关与国家结构 |
| 5.1 特色议会民主制与苏维埃制 |
| 5.2 国家政权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
| 5.3 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与多民族统一国家 |
| 第六章 国家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 |
| 6.1 新国家的物质基础 |
| 6.2 公有制经济的理论与认识 |
| 6.3 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与认识 |
| 6.4 合作社经济的理论与认识 |
| 第七章 共产党执政理论 |
| 7.1 共产党的执政目标 |
| 7.2 共产党执政制度 |
| 7.3 共产党执政中的团结统一 |
| 7.4 共产党执政人才的培养 |
| 第八章 延安时期中共继承与创新列宁国家学说的历史价值与现实启示 |
| 8.1 历史价值 |
| 8.2 现实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刘少奇的贡献（论文参考文献）
- [1]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D]. 李文静.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2]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研究[D]. 王曼. 山东大学, 2020(10)
- [3]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问题研究[D]. 孙道壮. 山东大学, 2020(09)
- [4]刘少奇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D]. 赵佳琪. 北华大学, 2020(10)
- [5]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研究[D]. 刘成喆.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D]. 董波.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7]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研究[D]. 苗贵安.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刘少奇党性修养理论研究的历史追溯、主要论域及发展进路[J]. 王丽娟. 广西社会科学, 2019(06)
- [9]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理论创新研究[D]. 崔延力. 西北大学, 2019(01)
- [10]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列宁国家学说的继承与创新研究[D]. 张腾. 西北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