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贵州省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论文文献综述）
张杨旭[1]（2020）在《“国立浙江大学”在黔时期社会服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37年抗战爆发,为保存文化实力,高校纷纷内迁。此时,社会服务理念刚传入中国兴起不久,外辱侵华、救亡图存的现实背景,又进一步为社会服务理念在国内高校繁荣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高等教育界在郭秉文等人的积极倡导下掀起一股大学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服务的思潮。国立浙江大学在校长竺可桢带领下经浙、赣、桂,1939年年底入黔定居遵义、湄潭、永兴近七年（1939-1946）,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实践活动,取得切实成效。浙大在黔时期的社会服务实践是社会服务理念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典型个案,鲜有系统性的全面研究。本文以浙大为个案,采用文献法梳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收集、整理、辨别相关史料,以高等教育社会服务理论为指导,论从史出,尽可能翔实还原浙大在黔时期的社会服务的目的、机制与内容,分析浙大社会服务实践的特色,总结经验,为今天地方高校提供借鉴。研究显示,浙大在黔办学时期,人才培养兼具国际趋势和国内实际,既考虑到长远建国的需要,又立足地方现实,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建设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方面,全校师生在“求是精神”指引下,以地方自然、文化资源为研究对象,奠定了地方工农业、文化教育起步基础;同时,浙大以服务地方为师生学以致用的教学实践途径,积极与地方合作,从地方获得办学资源,浙大人才培养质量得以大幅度提升,从一所普通国立大学跃升至全国排名前五、享誉世界的“东方剑桥”。竺可桢为浙大确立的“求是”精神,赋予其丰富的内涵,积极倡导树立服务的人生观,明确浙大立足地方的办学定位,制定长远的办学方针和其高效的服务机制,对促进浙大社会服务实践取得切实成效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浙大立足地方,扎根农村,与各级政府积极合作,集中学校优势力量,深入调查地方社会发展实际,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既能促进地方行业发展进步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使学校教学、科研基本工作得以保障,又平衡好大学服务地方的职能。这些都为今天地方高校的发展建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本土经验。启示地方高校,抓住“乡村振兴”战略契机,确立面向乡土的办学定位,扎根农村,建立校地共赢的办学机制,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持、奠定产业扶贫的科技基础、共建生态文明,促进乡村全面现代化,以乡村资源为特色,集中优势力量,走内涵式、特色化办学,谋取长远发展。
张玉婷[2]（2020）在《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离乱纷杂的环境下仍然保持着一流的教育水准、自由的学术风气及坚毅的民族精神,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赞誉其“物质上得不了,精神上了不得”。作为民国研究院所的中坚力量,西南联大继承和发扬了此前就颇具名望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高等学府的兴学传统,形成了研究生教育特色,培育出了众多闻名中外的专家学者,为中华民族储存了抗战建国的力量。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模式不仅成为民国高级人才培育的典范,也为当今的高等教育提供了极富价值的案例参考。因此,本文以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其形成基础、管理体系及培养过程等进行系统、深入研究,探究其特色和教育价值。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论述:第一,回溯西南联大研究生教育体系形成的背景。通过对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所学校在合校前各自研究生教育的历史沿革和培养模式进行分析溯源,以对联大建校时研究生教育的背景有一个基础性的把握。第二,梳理西南联大研究生的管理体系。从组织结构、招考选拔、奖励资助体系、科研经费和留学交流等方面对西南联大的研究生管理情况作出系统的阐释,力求明晰研究生的组织管理情形。第三,剖析西南联大研究生的培养过程。在培养模式上,联大构成了联合一体下的院所独立培养体系,形成了以“教学科研型”为培养导向的学、教、研一体化培养模式;在课程与教学上,教师结合个人研究和前沿理论开设了数量不多但内容精深的课程,并将研究生参与学术报告、学术演讲及专题讨论作为主要教学方式,兼顾中、西学的研究方法;在学生的研究训练上,文、理、工、法、商各科结合着学科发展、国家需要和地域资源,形成了不同特色的方向;在师生互动上,教师与研究生建立了民主平等的关系,并在学习和生活上都给予了学生热心真切的指导与关照。第四,阐述西南联大研究生的培养成效与教育局限。从研究生的毕业去向看,学生大都进入大学或研究所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推动着学术理论和学科体系的发展,并养成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优秀的做人品质。虽然联大的研究生教育成绩斐然,但战争的环境、西方移植的教学模式,以及西南联大以本科为人才培养重心的教育取向,也使得当时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受到了许多限制。最后,基于前文的分析,对西南联大研究生教育的特点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分析其教育颇具成效的原因,以为当前的研究生教育提供借鉴。
张秋阳[3]（2020）在《民国时期浙大史地系“史地合一”教育理念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的浙大史地系,在变革与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史地合一”教育理念,并在此指导下进行了相关教育实践活动,从而对当时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并给予后世一定启示。故论文借助民国与现今相关文献资料对此展开研究讨论,主要包括以下三部分:第一部分,分析浙大史地系“史地合一”教育理念的形成背景与丰富内涵。在民国相关高师史地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史地“合一”与“分立”的具体学科设置、相关理念实践的发展均呈现出复杂性、曲折性。受此因素加之动荡的社会时局、中外不同思想的影响,南高学派对于“史地合一”教育理念与实践进行了一定完整化、体系化的开拓,而浙大史地系因与之具有的丰厚的人际关系,承继并发展完善了“史地合一”教育理念。其理念内涵主要包括密切的史地关系、通才教育要旨、史地教学方法、史地教师素养等方面,并指导了其相关实践活动。第二部分,论述浙大史地系基于“史地合一”理念的教育实践。所谓“知行合一”,浙大史地系学人时刻发扬并践行着“史地合一”理念,坚持通专结合,“综合”与“分组”的方法兼顾。一方面,其制定并实施了“研究型人员”与“师范型教员”的双轨培养方案;并聘请诸多一流名师来此任教或讲学,授课风貌别开生面、异彩纷呈,由此全面确保了常规教学活动的质量与水平。另一方面,其还进行了丰富多样的课外活动,通过创建史地学会来筹办学术报告与时政演讲,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竭力完成政府所委派的相关任务。第三部分,评析浙大史地系“史地合一”教育的特色、贡献与启示。其具有如:体现了继承传统、中外融通的思想主张,富有极强的时代性、社会性,极具主动性、规模性与代表性,与师范院校、师范教育存在密切联系等鲜明特色。这进而为当时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与家国情怀,反映出教育、学术与社会、时代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同时此也为现今高校历史师范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与实际参照,可视为其又一特色与贡献之处,成为现今历史教育改革发展审视思鉴的一个案例,择善继承的一份遗产。
骆雪[4]（2019）在《山歌传播与族群文化实践 ——黔中百宜乡布依村寨的个案研究》文中指出对于一个无文字民族来说,社会经验的延续主要靠文化的口头传承,山歌也因此成为布依族社会记忆、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人们日常生产与生活中的重要沟通媒介。作为本土文明的产物,布依山歌是布依本土社会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文化符号和概念,它自布依族群的口中唱出,反映出族群过去以及现在的人情道德、生活形态、风俗习惯和制度文化等,并在乡村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已然内化为村民的生活方式、情感结构以及观念意识,为民众制造出在生活中所依赖的意义世界。然而,在现代社会发展主义的话语下,这一分析无文字落后民族的犀利工具、代表着中国软实力的乡土民间文化却被认为是愚昧与落后的。在早期发展传播学的强势影响下,在中国乡村社会传播的研究中往往只见外来文化及力量不见本土文化及其活动主体。于是在这样的研究语境中,许多前大众传播时代的媒介及其活动,即所谓的传统媒介及其活动,没有被纳入中国乡村传播学的主流视野中。这在布依山歌的研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研究成果的数量相比较少,显示出布依山歌一直以来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另一方面,就现有的成果来看,研究的学术视野较为狭窄,仅仅停留在浅层的分析上,在这样的分析中,“人”的视角是完全缺乏的,即完全把歌谣与创造和实践它的本土社会以及广大民众及其生活现实脱离开来的。随着现代化的渗透,农民得以“安身立命”的价值基础和意义系统被不断改变和重构,乡村社会也相应开始出现价值荒漠化,而这一切的根本在于乡土社会中文化的解体,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及其内蕴的意义和价值随现代性的加深而逐渐消失殆尽。但是在广大布依族地区,作为族群传统之一的布依山歌依旧活跃于布依族群的生活世界里,并发展成为布依社会在如今最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传统文化代表形式,那么布依山歌为何能够在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变迁中得以持存?本文通过对黔中地区布依族村寨进行的为期八个月的田野考察,顺着当今中国乡村文化传播的研究趋势,透过回到布依山歌这一布依族群传统文化的本体,在文化持有者、历史以及社会的互动中考察布依族群是如何阐释和实践自己的文化,以期对新时代背景下如何维系并发展乡土社会原生态的文化表达,形成“吾土吾民”在民族文化传播与实践中的主体地位,提出一些解决路径上的思考。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二两章,主要是针对本研究的选题缘由、意义、文献回顾、方法、结构安排,以及布依山歌传播的文化生态系统作一番背景性的交代。第二部分是本文的核心部分,由第三、四、五三章组成。该部分从文化的内生性出发,围绕布依社区文化持有者的具体实践与日常生活、社会、历史的互动关系,动态、立体地把握布依山歌的本质。第三章引用“叠写传统”这一分析概念来探究布依族群在本土的“生活世界”中是如何通过山歌来言说历史,以构建其在不同特定时段所依赖的意义世界,将布依山歌“置身历史情境”来看其传播历程以把握当地社会与文化在稳定性与变迁性方面的全貌。第四章遵循格尔兹研究宗教象征符号的分析范式,从世界观和精神气质两方面来解码当地社会的传播文本――布依山歌所包含的“意义模式”。第五章借助互动与关系视角,采用“主体——实践”的情景、过程式研究范式,通过关注当地村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声音实践,即布依山歌的传播活动,从“流动的歌声”中看到“流动的社会关系”进而看到村庄的社会网络以及蕴藏在其中的社会结构和秩序。第三部分是文章的结论部分,一方面是对前面分析过的内容做进一步的总结,从“实践范式”出发对布依山歌作一番“实践化理解”。这一番“实践化理解”遵循以“物化”来理解媒介的思路来探讨布依山歌这一传统媒介,将布依山歌看作是布依族群文化实践的“行动场城”,其中所含的人,技术,权力,资本,记忆等传播要素在这一“行动场城”中彼此汇集和互嵌,体现的是一种动态的互动和建构。同时,由于乡土中国是在自身闭合性与开放性的循环中不断发展,因而社会、人以及文化在其中得以再生产,并且由于有人的参与及实践,这样的再生产就不只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创造性地改变和创新。因此,布依山歌在现代社会的持存与转变也就映射出了布依族群在社会发展中对自身文化实践的主体性:首先,他们总是在自身社会文化体系中体会和理解时代、社会的发展。其次,他们又利用传统创造新的实践来适应时代、社会的发展。正是在这一糅合了传统与创新的实践,布依社会的“主体”得以始终“在场”,少数民族社会的逻辑与机制也在新形式下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对布依族群的传统文化——布依山歌在当代发展话语下如何传播进行了思考,从突出族群的主体性、形成价值维度的“复合表达”以及发扬容纳多元的文化传统三方面提出布依山歌传播的策略建议。本文遵循以乡村作为研究中国的方法,一方面通过对布依山歌传播的研究来体现国家对“三农”问题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的观照;另一方面,从传播学的角度严密考察布依族群对山歌的文化实践,既能深入细致地窥见族群成员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世界,理解当地社会及其文化的运行结构和整体机制,又能丰富和扩展布依山歌的研究,进而看到传播学本土化的一种有效实现途径。
李发明[5]（2019）在《地质遗迹景观的价值评价及保护研究 ——以蓟县国家地质公园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地质遗迹景观作为地球上独特的自然资源,有着与其他资源与众不同的特点,科学量化的评价方法是其得到合理保护和利用的重要前提。国际上地质遗迹景观评价已经向着精细化、数字化和数据化方向发展,像ENVI、SPSS等多学科技术与GIS结合的地图评价法、景观保存性评价法等等。国内地质遗迹景观评价主要从单学科角度出发,以定性或问卷打分式的定量评价为主,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在数据获取渠道多元化和新技术方法不断涌现的智能化时代,地质遗迹景观更应以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来提升资源在保护和利用方面的现实意义。本文以网络点评等文本信息大数据和遥感影像为主要数据基础,借助地理学、统计学等多学科技术与GIS平台耦合模型的构建,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出创新性研究:1、以大数据的爬取为基础,构建我国省市级别以上地质遗迹景观的地理空间数据库;2、结合多元对应量化分析方法对数据库中案例进行价值类型划分;3、在价值分类的引导下,分别从科研价值、生态价值、自然审美价值和旅游使用价值等四个方面对蓟县国家地质公园展开量化评价,并建立“价值解释变量”评价体系。论文研究主要有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基础研究。利用Citespace的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总结国内外地质遗迹景观在评价与保护领域的研究热点、主题词频、研究趋势等,并对相关理论和评价方法进行概述。第二部分价值分类。利用多元对应量化分析方法,对大数据爬取的我国省市级别以上地质景观资源进行综合价值类型划分,并得出地质遗迹景观价值评价的四个主要分支,即在资源保护方面的科研价值和生态价值,在资源利用方面的自然审美价值和旅游使用价值。第三部分价值评价。以多学科技术与GIS平台共建耦合模型为基础,对蓟县国家地质公园中地质遗迹景观的科研价值、生态价值、自然审美价值和旅游使用价值等四个方面进行量化评价,并建立“价值解释变量”评价体系。第四部分保护和利用研究。以价值评价结果为导向,对研究区地质遗迹景观从资源保护和利用两方面提出优化策略,并结合世界地质公园评定标准提出资源调整策略。第五部分结论与展望。总结了本文在地质遗迹价值分类、评价和保护等方面的结论,并对研究不足及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吴芳梅[6]（2018）在《以丹为业：龙潭仡佬族的历史、生计与认同》文中研究表明文章从丹砂这一“圣物”切入,以贵州务川龙潭仡佬族为个案,从“业缘”这一特殊视角,围绕丹砂的社会生命及王朝、国家势力的渗透为线索,采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分析方法,探讨了丹砂在特定的地方所展呈的历史进程、变迁及再认知过程,以及丹砂在历史上如何勾连地方与中央及族群内外的复杂利益关系,进而思考“业缘”在龙潭仡佬族生活中何以超越“亲缘、地缘、神缘”,成为其族群认同之内聚力,致使民族识别时也主要以“祖辈是否从事丹砂采掘”为依据来确定仡佬族族属。龙潭仡佬族与丹砂的渊源可追溯到远古时代。早在殷商时期,仡佬族的祖先濮人就已活动在西南广大地域。据史料记载,周武王伐纣时,濮人就与其他部族参加了牧野盟誓,并以丹砂敬献周武王。献丹者被封为宝王之后,并带领濮人在务川地区开荒辟草,以丹为业,繁衍生息。随着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及上层建筑对“贵生、长寿”的极度追求,大大刺激了龙潭地区丹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因丹砂的用途及价值大增,使龙潭仡佬族地区直接被卷入了王朝与地方的关系网络中,由此展开了以丹砂为中心的各项活动、人群、文化的相互碰撞。在历史进程中,不同的互动方式、关系的建立以及文化的交融,使地方丹砂获得一种特殊生命力及意义价值的地方化表述。明清时期是当地丹砂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鼎盛时期,丹砂巨大的经济价值将龙潭仡佬族及其社会带入一个更大范围的人文和经济关系网络中,促进了龙潭地区加速进入王朝直接统治的架构及族际关系的建构中。同时,丹砂经济促进了龙潭邑聚的形成,改变了龙潭仡佬族传统的观念意识,这具体体现在龙潭仡佬族对丹砂资源的控制及身份认同的文化表述方面。为此,文章先后从政治、经济、文化及地方社会变迁等视角加以诠释,从中揭示出王朝介入的背后动因及复杂共存的关系网络,以及地方社会在此作用下所展现出的适应性策略。至清末民国时期,由于受帝国主义入侵、“易货还款”等因素的影响,地方政府加强对丹砂资源的管控,沉重打击了龙潭仡佬族丹砂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丹砂的神秘光环也被人们日益增强的认知逐渐消解,昔日繁盛的龙潭丹业江河日下。新中国成立以后,丹砂资源逐步收归国有,大多数龙潭仡佬族人失去了世代赖以生存的资源依托,返土归耕,发展农业延续至今。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对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的日趋重视,对重度污染环境的汞矿资源实施政策性关闭。至此,龙潭仡佬族的丹业时代宣告结束。综上可见,随着历史更迭及现代经济的冲击,丹业逐渐由盛转衰,龙潭仡佬族人们对丹砂文化的记忆亦渐行渐远,族群凝聚力日渐涣散。为了实现族群的生存和延续,地方政府、宗族精英、民间大众试图借助旅游情境的反馈,对已逝去的文化传统进行追溯性复原和展演,试图唤醒族人的危机感、归属感和族群认同感。笔者在梳理经典族群认同理论,剖析影响族群凝聚力因素的基础上,结合田野实践发现,人们大多以“亲缘--地缘--神缘”等关系凝聚在一起,以历史、记忆、宗教、文化等的延续形成共同体。此外,笔者发现还有一种以“业缘”而聚的群体,如龙潭仡佬族。他们主要以“业缘”作为其族群凝聚和汇合的基础,成为该民族识别的标志,甚至成为区分龙潭仡佬族与其他族群的边界。因此,本研究为族群边界理论的拓展提供了一个分析案例。
冯志峰[7]（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杨燕江[8]（2018）在《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研究》文中认为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条件下,背负救亡图存和延续民族文化命脉的历史使命,开启了在边省云南的“教育长征”,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其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甚至已经跨越了时代、超越了国界。西南联大的成功与其管理模式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西南联大的成功是其管理模式的成功。本文基于原始档案发掘和相关史料梳理的基础上,借鉴管理学和教育学的理论与方法,系统阐释了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背景（环境）、要素、关系和特征,探讨了其实践效能、当代价值及现实启示。具体而论,在办学实践中形成的西南联大管理模式有其特殊的地理、自然、人文环境。最大的背景和最重要的环境是抗日战争的爆发,日本的侵略和残暴行径激起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抗战救国激情,坚信了“南渡”的抱负和信念;云南自“重九起义”以来逐渐积淀而成的革命传统和悠久的历史与民族文化对西南联大管理文化产生了特殊影响;云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对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运行提供了难得的实践环境。与此同时,以龙云为代表的云南地方政府与国民党中央政府间复杂的关系变动,为其管理模式创造了难得的学术自由空间和较宽松的政治氛围。在组织架构及资源要素上,西南联大管理模式所依寄的组织系统架构包含了最高决策机构常委会和校务委员会、教授会两个参议机构（分权力机构）,职能部门教务处、总务处、训导处三大处和独立设置的会计室,教学机构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五个学院,还包括各临时专门委员会、研究所等机构。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常委”及教授群体构成的人力资源、办学经费预算及办学成本所需的财物资源、行政管理时间与校址选择空间形成的时空资源,是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三大资源要素。为保障顺畅运转西南联大对外须处理好与国民政府教育部、云南地方政府这两对关系,对内则要处理好与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的联合与合作,以此保障内部组织机构间能构建起常委会主持全校校务、校务委员会主掌行政事务、教授会专注学术事宜、三大处分司日常管理与服务、学生自治会致力于维护学生权益的运行机制。深入窥探,西南联大管理模式是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综合体,特别在教职员与学生管理上多有创造。统而观之,西南联大管理模式呈现出在遵循部令与寻求自主间保持张力、决策的集体协商与执行的通力配合、具有稳态结构的内部管理运行系统、机构负责人频繁更替带来管理与学术交互等显着特征。另外,制度、人、文化是穿插于整个管理模式间三个不可或缺的显着因子,自治精神对管理硬化的消解则是其独特本质的最直接体现。总体而言,西南联大管理模式是在抗日战争特殊的环境中,基于西方现代大学管理理念和制度,延续并创新了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管理经验,吸收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历史地形成的。该模式在杰出人才培养、高水平学术研究、服务地方需求和国防需要、传承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均取得了成就。有鉴于此,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成功实践,对同样处于历史转型期的当今中国大学仍然具有诸多启示:同时对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推进构建现代大学治理模式同样具有现实参考意义。
王文彦[9]（2018）在《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的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民族地区地域广阔,贫困多发且高发,部分地区贫困人口基数大、总量多,整体贫困率相对较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民族地区既是短板,又是重点和难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着力解决发展进程中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方向。在此新的形势下,民族地区的发展如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时代话题,同时也成为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课题。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物质资料生产是民族存在与发展的先决条件,共同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是实现民族团结的直接动因。习近平同志指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因此,民族地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以及民族问题的最终解决都要依靠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来解决。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发展与民族工作的思想、关于科技发展与民族关系的思想、关于科技发展与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关于培养民族地区科技人才的思想以及关于科技发展与民族共同繁荣的思想,是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理论依据和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发展的思想基础。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与经济发展的需求和社会生产实践的推动密切相关,因此,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和社会生产的实践需要发展科学技术。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理论来源于实践,新的发展实践催生理论新的发展,理论也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与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在民族地区的展开,民族地区开展科技扶贫工作、推动科技跨越式发展和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科技发展实践,成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发展的实践基础和动力来源。作为一个系统开放而又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是指导我国民族地区经济、资源、环境、文化等各种要素相互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武器。在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实践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理论中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动力、独立自主与学习借鉴相结合发展科学技术等科技思想,是指导民族地区科技发展实践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在指导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实践进程中,推动了民族地区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作为指导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理论指南和政策依据,在指导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实践进程中,呈现出与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相结合、与民族地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结合、与民族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相结合、与民族地区“美丽中国”建设要求相结合的发展特征;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指导民族地区科技发展进程中的社会动力价值、生态环保价值、科技人才价值和人的解放价值等多维价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发展的实践维度、精神维度、价值维度和创新维度。在新时代,民族地区应在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指导下,依据民族地区的具体实际,全面加强民族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确立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点,构建民族地区科技创新发展的新体系。通过加快民族地区特色科技资源开发、加强民族地区科研经费保障力度,加速民族地区传统科技产业改造升级等措施,推动民族地区通过现代科技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建立民族地区现代生态农业体系,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的科学发展道路,增强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帮助民族地区各族人民建成“美丽中国”和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望,最终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本文从发展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的实践与发展,通过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的应用与发展,为更好指导民族地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朱鲜峰[10]（2016）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学衡派” ——以其人文教育思想和实践为研究中心》文中认为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以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为代表的“学衡派”力主“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其教育主张独树一帜。与此同时,“学衡派”主要成员多执教于国内着名学府,在教学与学术研究上亦卓有建树。本文以“学衡派”的人文教育思想和实践为研究中心,对这一学派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与贡献作了较为细致的探讨。全文共分八章。第一章为“绪论”,着重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指出学界目前对于“学衡派”的研究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如对“学衡派”成员及相关高校的研究不平衡、对“学衡派”的教育实践重视不够等,继而讨论并界定了论文的核心概念,同时简要介绍了论文的研究思路及重要史料文献。第二章着重讨论近代留美学生与“学衡派”的发轫。“学衡派”主要成员早年深受传统人文教育熏陶,此后大多赴美留学,受到哈佛大学教授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学说影响,倡导“人文之学”,反对“唯科学主义”,为此后“学衡派”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三章重点考察“学衡派”的教育主张及其在东南大学的教学活动。1922年《学衡》的创刊标志着“学衡派”正式登上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大舞台,“学衡派”一方面极力弘扬中国人文教育传统,另一方面积极引介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学说,其立场迥别于时流。在高等教育格局方面,20世纪20年代前期呈现出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双峰并峙的局面,前者以“激进”着称,后者以“保守”自持。作为“东南学风”的代表,“学衡派”在教学实践中同样展现出独特的风采。第四章着重论述“学衡派”的分流与重组。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学衡派”成员在1924年前后逐渐星散,辗转于东北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等高校,这一状况持续至抗战前夕。这一阶段可谓“学衡派”的低谷期,但其间亦不乏亮点,如吴宓主持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即享有极高的声望,“学衡派”在中央大学创办的《国风》杂志亦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第五章主要探讨浙江大学与“学衡派”的重新崛起。1936年4月,着名科学家、原东南大学教授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此后大量起用“学衡派”成员。抗战期间,“学衡派”在浙江大学积极开展人文教育,如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强调培育通才,国文系主任郭斌龢重视文言文教学,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倡导史地合一,可谓各呈异彩,“学衡派”创办的刊物《思想与时代》更是成为抗战后方的学术重镇,影响极大。第六章单独探讨胡先骕主持下的中正大学。1940年8月,胡先骕受命出任新成立的国立中正大学校长,成为“学衡派”中唯一担任国立大学校长的学人。在中正大学校长任上,胡先骕多有革新,并试图将民族文化与政治作更紧密的联结,但最终仍难逃被政治力量左右的命运,在1944年被迫辞职,其经验与教训均值得反思。第七章着重叙述“学衡派”的谢幕。抗战期间,“学衡派”内部因性格不合、政见不同等分歧而产生矛盾,梅光迪在1945年底因病逝世,更是令“学衡派”再度分裂。此后郭斌龢转赴中央大学,吴宓改就武汉大学,“学衡派”最终在汹涌澎湃的时代浪潮中风流云散。第八章“结语”对“学衡派”的人文教育理念、教育成就与局限等问题展开探讨,指出“人格完善”与“文化传承”为“学衡派”人文教育理念的核心。“学衡派”在继承中国人文教育传统的同时,亦对传统教育有所反思,并通过吸取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而与西方人文教育传统建立起有机的联系。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学衡派”所倡导的人格教育、文言文教学等主张并未取得理想的成效。相较之下,“学衡派”更大的贡献在于对人文教育的形态有所开拓,通过在院校、科系及教师个人层面进行课程设计与教学的尝试,“学衡派”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唯科学主义”倾向及培养专家的模式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二、贵州省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贵州省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论文提纲范文）
（1）“国立浙江大学”在黔时期社会服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五)概念界定 |
| 一、文军长征 |
| (一)流亡中服务精神的确立 |
| (二)浙大入黔 |
| 二、浙大在黔时期社会服务之目的与机制 |
| (一)浙大在黔时期社会服务之目的 |
| (二)浙大在黔时期社会服务之机制 |
| 三、浙大在黔时期社会服务之内容 |
| (一)力促地方经济 |
| (二)着力人才抚育 |
| (三)转移社会风气 |
| 四、浙大在黔时期社会服务的特色及启示 |
| (一)浙大在黔时期社会服务的特色 |
| (二)浙大在黔时期社会服务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2）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一)历史认识的需要 |
| (二)现实改革的需要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文献资料 |
| (二)研究述评 |
| 三、研究目的与研究价值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价值 |
| 四、核心概念 |
| (一)研究生教育 |
| (二)研究生培养模式 |
| 五、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西南联大研究生教育形成的基础 |
| 第一节 抗战前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发展 |
| 一、清朝末期研究生教育的萌芽 |
| 二、民国初年研究生教育的起步 |
|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 |
| 第二节 西南联大建校前三校的研究生教育 |
| 一、国立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教育 |
| 二、国立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教育 |
| 三、私立南开大学的研究生教育 |
| 四、三校培养模式的特点小结 |
| 第二章 西南联大的研究生管理体系 |
| 第一节 三足分立的教育组织机构 |
| 第二节 严格要求的学生招考选拔 |
| 一、高标准的专业分组招生考试 |
| 二、高质量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源 |
| 第三节 鼓励研学的奖励资助体系 |
| 第四节 政府与社会的科研经费支持 |
| 第五节 公费择优的留学交流管理 |
| 第三章 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培养过程 |
| 第一节 培养模式 |
| 一、联大一体下的各院所独立培养体系 |
| 二、以科研为导向的“学、教、研”一体模式 |
| 第二节 课程教学 |
| 一、各专业教师自定开设的课程科目 |
| 二、联系前沿并融汇西学的教学内容 |
| 三、由通至专且本硕衔接的课程体系 |
| 四、重视学术讨论和报告的教学方式 |
| 五、欧美教材与外语授课的普遍应用 |
| 第三节 科学研究 |
| 一、注重国学文化的文科 |
| 二、因时制宜的理、工科 |
| 三、结合社会实际的法科 |
| 四、联系战时经济的商科 |
| 第四节 师生互动 |
| 一、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 |
| 二、严谨求真的学术指导 |
| 三、热心真切的人生关照 |
| 四、学术救国的价值追求 |
| 第四章 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培养成效与局限 |
| 第一节 学生毕业及三校复员 |
| 一、研究生的毕业或离校去向 |
| 二、联大解散后三校研究生教育体系的恢复 |
| 第二节 教育成效 |
| 一、推进学术理论的深化与创造 |
| 二、引领学科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
| 三、塑造学子的治学方向与品质 |
| 第三节 教育局限 |
| 一、战争环境对科研条件的约束 |
| 二、西方教学模式的移植缺陷 |
| 三、有限的研究生培养规模 |
| 第五章 西南联大研究生教育的特点总结 |
| 第一节 科研为主与精化课程的教研体系 |
| 第二节 自由包容与多元导引的教学理念 |
| 第三节 融会中西与紧跟前沿的国际化教育 |
| 第四节 联系国情与结合地域的研究训练 |
| 第五节 德学并重与言传身教的教师指导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民国时期浙大史地系“史地合一”教育理念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选题依据 |
| (二)研究目的与方法 |
| (三)相关文献综述 |
| 一、浙大史地系“史地合一”教育理念的形成与发展 |
| (一)民国高等普通与师范院校史地教育概述 |
| 1.史地“合一”与“分立”的学科设置演变 |
| 2.史地“合一”与“分立”的办学实践概略 |
| (二)浙大史地系“史地合一”教育理念的形成 |
| 1.南高学派“史地合一”教育的开拓 |
| 2.浙大史地系与南高学派的承继关系 |
| (三)浙大史地系“史地合一”教育理念的内涵 |
| 1.密切的史地关系 |
| 2.通才的教育要旨 |
| 3.史地教学方法 |
| 4.史地教师素养 |
| 二、浙大史地系基于“史地合一”理念的教育实践 |
| (一)浙大史地系常规的教学概况 |
| 1.培养方案 |
| 2.授课风貌 |
| (二)浙大史地系丰富的课外活动 |
| 1.创建史地学会与筹办报告演讲 |
| 2.全社会史地教育的推动 |
| 三、浙大史地系“史地合一”教育评析 |
| (一)浙大史地系“史地合一”教育的特色与贡献 |
| (二)浙大史地系“史地合一”教育的启示 |
| 现今高校历史师范教育改革发展建议 |
| 具有“史地合一”特色的高校历史师范型人才培养方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4）山歌传播与族群文化实践 ——黔中百宜乡布依村寨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语境及缘由 |
| 1.1.1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布依族研究综述 |
| 1.2.2 布依山歌的研究 |
| 1.2.3 现有布依山歌研究存在的问题 |
| 1.3 研究的理论视角与方法 |
| 1.3.1 乡村传播学:乡村文化传播的本土化 |
| 1.3.2 研究方法:民族志调查 |
| 1.4 研究路径 |
| 第二章 布依山歌传播的文化生态系统 |
| 2.1 布依族传统历史与文化 |
| 2.1.1 布依族的族源与族称 |
| 2.1.2 布依族的历史发展 |
| 2.1.3 布依族的民间文化 |
| 2.2 布依山歌传播的民间现实形态:拐吉村与拐吉村的山歌 |
| 2.2.1 拐吉村概述 |
| 2.2.2 拐吉村的山歌 |
| 第三章 叠写的传统:布依山歌的地方传播史 |
| 3.1 1953年以前:“传统”的想象 |
| 3.1.1 定位身份:家谱的追溯 |
| 3.1.2 族群传统的“在地化”:布依山歌的学唱 |
| 3.1.3 “拟制”的族群文化实践:传统的想象与再造 |
| 3.2 1958—1990:政治话语与社区记忆 |
| 3.2.1 国家的力量:自然村落到社会主义集体社会 |
| 3.2.2 布依山歌的社会主义表达 |
| 3.2.3 歌声串起的社区记忆 |
| 3.3 1990——至今:现代化与山歌听觉的现代性 |
| 3.3.1 布依山歌传播的式微 |
| 3.3.2 自制山歌录像碟:信息社会中村民听觉经验的变革 |
| 小结 |
| 第四章 可供解读的文本:布依山歌传播的意义模式 |
| 4.1 地方性知识与地方的世界:布依山歌描绘的“乡村图景” |
| 4.1.1 《砍牛经》与“老祖公”:宗教经典中的大宇宙与小世界 |
| 4.1.2 情歌对唱文本中的“阴阳相合” |
| 4.1.3 村庄山歌文本中的“生态整体性”表达 |
| 4.2 地方的语言与地方的人群:山歌所散发的族群精神气质 |
| 4.2.1 山歌中的地方语言与族群的道德隐喻 |
| 4.2.2 山歌中地方语言的审美特征与村民的审美意识 |
| 4.2.3 村庄山歌中地方语言所折射的族群文化性格 |
| 小结 |
| 第五章 歌声的流动:声音实践中的社会网络 |
| 5.1 “声临其境”:村庄山歌传播的仪式化场景 |
| 5.1.1 日常生活的仪式化场景 |
| 5.1.2 生命过渡的仪式化场景 |
| 5.1.3 历法/节庆的仪式化场景 |
| 5.2 声音实践中家庭系统的互动 |
| 5.2.1 从自由到个人主义:布依山歌与村庄青年的恋爱和择偶 |
| 5.2.2 微信里的对歌:布依山歌传播中的夫妻互动 |
| 5.2.3 走下神坛:布依山歌传播中的亲子关系 |
| 5.3 声音实践中的社群互动 |
| 5.3.1 身份的交融:“声音共同体”的时代 |
| 5.3.2 关系的区隔:山歌演唱队与社群边界 |
| 5.3.3 “礼物经济”还是“商品经济”:社群关系的变与不变 |
| 5.4 声音实践中的“国家—社会” |
| 5.4.1 传统节庆歌会:乡野自生的文化空间 |
| 5.4.2 “被发明的传统”:舞台节日的国家发明 |
| 第六章 结论:族群传统·文化实践·发展 |
| 6.1 布依山歌:族群文化实践的“行动场域” |
| 6.2 发展话语下布依山歌该如何传播 |
| 附录 |
| 附录一:田野笔记摘选 |
| 附录二:田野调查图片选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5）地质遗迹景观的价值评价及保护研究 ——以蓟县国家地质公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基于Citespace的国内文献可视化分析 |
| 1.2.2 基于Citespace的国外文献可视化分析 |
| 1.2.3 国内外研究趋势分析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及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概念解读和界定 |
| 1.4.1 地质遗迹景观 |
| 1.4.2 价值解释变量 |
| 1.4.3 地质遗迹景观量化评价 |
| 1.4.4 地理信息系统(GIS) |
| 1.5 本章小结 |
| 第2章 地质遗迹景观评价的相关理论和方法 |
| 2.1 研究涉及的相关理论 |
| 2.1.1 景观美学理论 |
| 2.1.2 景观生态学理论 |
| 2.1.3 旅游行为心理学理论 |
| 2.2 地质遗迹景观评价方法 |
| 2.2.1 地质遗迹景观评价相关理论背景 |
| 2.2.2 地质遗迹景观评价的类型 |
| 2.2.3 地质遗迹景观定性评价方法 |
| 2.2.4 地质遗迹景观定量评价方法 |
| 2.3 地质遗迹景观量化评价中的技术应用 |
| 2.3.1 数据获取阶段应用的跨学科技术 |
| 2.3.2 数据分析阶段应用的跨学科技术 |
| 2.3.3 主要跨学科技术间的关系和路线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多元对应分析下的地质景观价值分类与研究案例概述 |
| 3.1 地质学视野下国内外地质遗迹景观分类体系 |
| 3.1.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美国的分类体系 |
| 3.1.2 我国国家颁布的分类体系 |
| 3.1.3 不同专业背景下学者们的分类体系 |
| 3.2 我国地质景观资源数据爬取及类型分析 |
| 3.2.1 基于大数据爬取技术的地质遗迹景观数据库构建 |
| 3.2.2 我国地质遗迹景观类型基础划分 |
| 3.3 多元对应分析下的地质遗迹景观综合价值分类体系 |
| 3.3.1 网络点评数据的爬取和价值等级划分 |
| 3.3.2 地质遗迹景观二维质心坐标统计分析 |
| 3.3.3 我国地质遗迹景观多元对应分类图解 |
| 3.4 价值分类引导下的研究案例选取和区域概述 |
| 3.4.1价值分类结果导向的研究案例的选取 |
| 3.4.2 研究区综合概况 |
| 3.4.3 研究区地质遗迹景观概况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古地学的地质景观科研价值评价 |
| 4.1 地质遗迹景观地学成因及特征 |
| 4.1.1 中上元古界剖面地学成因 |
| 4.1.2 中上元古界剖面地质构造特征 |
| 4.2 地质遗迹景观古地学科研价值解析 |
| 4.2.1 沉积演变的连续性 |
| 4.2.2 顶底界限的明显性 |
| 4.2.3 古海沉积的完整性 |
| 4.2.4 化石存储的丰富性 |
| 4.3 地质遗迹景观古地学科研价值评价 |
| 4.3.1 古地理方面的科研价值 |
| 4.3.2 古构造方面的科研价值 |
| 4.3.3 古地磁方面的科研价值 |
| 4.3.4 古地学视角下的地质遗迹景观科研贡献等级评价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SBE-GIS耦合模型的地质景观自然审美价值评价 |
| 5.1 地质遗迹景观视觉评价吸引要素与指标体系 |
| 5.1.1 地质遗迹景观视觉吸引要素的选取 |
| 5.1.2 视觉要素与评价者间的关系方差 |
| 5.1.3 地质遗迹景观视觉评价指标及权重的确定 |
| 5.2 地质遗迹景观视觉质量评价 |
| 5.2.1 地质遗迹“节点”形态美感度评价 |
| 5.2.2 地质遗迹“空间”环境美景度评价 |
| 5.2.3 地质遗迹“区域”环境丰富度评价 |
| 5.3 地质遗迹景观视觉感知评价 |
| 5.3.1 相对坡度视觉感知评价 |
| 5.3.2 相对距离视觉感知评价 |
| 5.3.3 出现概率视觉感知评价 |
| 5.3.4 重要程度视觉感知评价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基于ENVI-GIS耦合模型的地质景观生态价值评价 |
| 6.1 景观格局的演变与模拟预测 |
| 6.1.1 土地利用演变特征评估 |
| 6.1.2 景观格局评价体系和耦合模型的建立 |
| 6.1.3 景观格局动态变化与模拟预测评价 |
| 6.2 植被覆盖度演变与等级划分 |
| 6.2.1 植被覆盖度评价方法 |
| 6.2.2 基于NDVI值的植被覆盖度综合评价 |
| 6.2.3 以NDVI为基础的植被覆盖度等级划分 |
| 6.3 地质遗迹敏感性与生态安全 |
| 6.3.1 地质遗迹敏感性评价 |
| 6.3.2 地质遗迹生态风险性评价 |
| 6.3.3 地质遗迹生态安全性评价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基于大数据的地质景观旅游使用价值评价 |
| 7.1 数据处理与模型构建 |
| 7.1.1 大数据的选取和类型说明 |
| 7.1.2 以游人使用角度的数据计算 |
| 7.1.3 大数据支撑下GIS模型的构建 |
| 7.2 使用后评价POE指标体系的构建 |
| 7.2.1 以大数据为基础的评价可行性分析 |
| 7.2.2 地质遗迹景观旅游价值评价指标和体系 |
| 7.3 地质遗迹景观旅游使用价值量化评价 |
| 7.3.1 游人满意度评价 |
| 7.3.2 游人聚集度评价 |
| 7.3.3 旅游吸引力评价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地质遗迹景观“价值解释变量”评价体系 |
| 8.1 价值分类引导下的地质景观量化评价因子及权重的确定 |
| 8.1.1 评价因子的整合和权重确定原则 |
| 8.1.2 基于AHP法的层次树状模型的建立 |
| 8.1.3 “价值解释变量”体系中因子权重的确定 |
| 8.1.4 因子灵敏性分析下的权重指数演化 |
| 8.2 地质遗迹景观价值评价体系的主要分支 |
| 8.2.1 资源保护下的地质景观科研价值评价体系 |
| 8.2.2 资源保护下的地质景观生态价值评价体系 |
| 8.2.3 资源利用下的地质景观自然审美价值评价体系 |
| 8.2.4 资源利用下的地质景观旅游使用价值评价体系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价值评价导向的资源保护和利用策略 |
| 9.1 科研和生态价值评价引导下的资源保护策略 |
| 9.1.1 科研贡献和敏感性评价导向的遗迹保护分区优化 |
| 9.1.2 土地利用模拟预测评价导向的生态格局优化 |
| 9.1.3 生态敏感性评价导向的游线基础设施优化 |
| 9.1.4 植被覆盖度评价导向的植被群落优化 |
| 9.1.5 生态安全和风险性评价导向的遗迹保护监测 |
| 9.2 自然审美和旅游使用价值评价引导下的资源利用策略 |
| 9.2.1 资源视觉质量评价导向的景点优化 |
| 9.2.2 视觉质量和感知度评价导向的游线优化 |
| 9.2.3 植被丰富度和覆盖度评价导向的植被景观优化 |
| 9.2.4 旅游吸引力评价导向的旅游影响度提升策略 |
| 9.2.5 游客时空分布评价导向的容量控制策略 |
| 9.2.6 游客满意度评价导向的资源管理优化策略 |
| 9.3 遗迹保护视角下的科普旅游规划策略 |
| 9.3.1 科普旅游发展的趋势 |
| 9.3.2 科普旅游规划发展模式的建立 |
| 9.3.3 智能化科普旅游系统的构建 |
| 9.4 遗迹保护视角下的资源管理策略 |
| 9.4.1 开发促保护理念下的资源管理步骤 |
| 9.4.2 开发促保护理念下的资产化管理模式 |
| 9.4.3 开发促保护理念下的资产化管理实施策略 |
| 9.5 基于世界地质公园评定的资源整改策略 |
| 9.5.1 保护边界与区域的明确性 |
| 9.5.2 遗迹景观与文化的连接性 |
| 9.5.3 规划体系与纲要的完整性 |
| 9.6 本章小结 |
| 第10章 结论与展望 |
| 10.1 主要结论 |
| 10.2 主要创新点 |
| 10.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附录 B |
| 附录 C |
| 论文发表和参与科研情况 |
| 致谢 |
（6）以丹为业：龙潭仡佬族的历史、生计与认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与述评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二章 龙潭人家:石旮旯里的“GLAO” |
| 第一节 区域背景及早期建制 |
| 第二节 聚落与丹族 |
| 第三节 物态与象征 |
| 第三章 丹砂之路:小地方与大传统 |
| 第一节 小地方:丹砂的社会生活 |
| 第二节 大传统:神圣之丹与“长生久视” |
| 第三节 物的实践:丹砂的地方化表述 |
| 第四章 以丹为业:明清时期丹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明代以前务川丹业概貌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务川龙潭丹业的发展 |
| 第三节 邑聚的形成及族群的区隔 |
| 第五章 丹砂之殃:从井到耕 |
| 第一节 集体记忆:东升塔传说之谜 |
| 第二节 狭缝生存:垄断下的龙潭仡佬族丹业发展 |
| 第三节 遗产与物:龙潭仡佬族丹业的蜕变 |
| 第六章 丹砂庇佑:龙潭仡佬族族群认同及其变迁 |
| 第一节 业缘:丹砂与龙潭仡佬族身份认同的关系 |
| 第二节 龙潭仡佬族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旅游发展情境下龙潭仡佬族身份认同的重构 |
| 第七章 “业缘”一族群认同的凝聚力 |
| 第一节 凝聚力:族群内聚和汇合的基础 |
| 第二节 “业缘”影响下的龙潭仡佬族族群认同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7）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聚焦与研究意义 |
| (一)现实问题聚焦 |
| (二)问题研究意义 |
| (三)问题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与相关评论 |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现状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研究方向 |
| 三、研究设计与主要框架 |
| (一)明确调查研究要素 |
| (二)科学选取研究方法 |
| (三)合理设计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来源与数据说明 |
| (一)历史文献资料来源 |
| (二)实地访谈资料来源 |
| (三)核心概念内涵界定 |
| 第二章 中外权力制约思想比较 |
| 一、权力制约的理论内涵 |
| (一)权力的本质定义 |
| (二)权力的固有特征 |
| (三)制约与监督辨析 |
| 二、中国传统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中国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历代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西方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西方中世纪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西方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开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主体化权力制约思想 |
| 五、中外权力制约理论体系 |
| (一)以道德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先导 |
| (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保障 |
| (三)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核心 |
| (四)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根本 |
| (五)以社会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依据 |
| 第三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现状 |
| 一、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建制的演变 |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地方党委建制的雏形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形成 |
| (三)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发展 |
| (四)解放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调整 |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党委建制的成熟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的经验做法 |
| (一)地方党委书记选拔标准逐步得到明确,凸现党性坚定首要性 |
| (二)地方党委书记任用程序逐步得到规范,呈现环节设计科学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逐步得到控制,体现流程管理严肃性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绩效考核逐步得到优化,实现评价方式合理性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监督逐步得到健全,展现腐败整治威慑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要素 |
| (一)地方党委书记职位厘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分析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成长特征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模量定律”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含义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特征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成因 |
| 第四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衡量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现象的界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认定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定义的确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要件 |
| (一)“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性别构成 |
| (二)“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级别构成 |
| (三)“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地域分布 |
| (四)“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期间 |
| (五)“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年龄 |
| (六)“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潜伏时长 |
| (七)“落马”地方党委书记腐败类型 |
| (八)“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罪名分布 |
| (九)“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判处结果 |
| 三、地方党委书记违法乱纪的行为特征 |
| (一)违反政治纪律,挑战党中央权威 |
| (二)违反组织纪律,干部选任藏猫腻 |
| (三)违反廉洁纪律,官商勾结搞腐败 |
| (四)违反群众纪律,脱离群众捞名利 |
| (五)违反工作纪律,言行不一污形象 |
| (六)违反生活纪律,贪图享受堕牢笼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运行轨迹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形成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转化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强化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重复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惩罚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成因追问 |
| (一)地方党委书记心理贪欲强化是权力腐败的原始驱动力 |
| (二)地方党委书记制度规定泛化是权力腐败的外在驱动力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异化是权力腐败的内在驱动力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管理监督弱化是权力腐败的间接驱动力 |
| (五)地方党委书记人情交往物化是权力腐败的直接驱动力 |
| 第五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自我律动法”的实施途径 |
| (一)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忠诚执政立场 |
| (二)明确主攻方向,树立稳中求进执政目标 |
| (三)提高领导水平 带好立党为公执政队伍 |
| (四)坚持服务群众 打牢为民造福执政基础 |
| (五)发扬民主作风 完善求真务实执政机制 |
| (六)勤于学习调研 提高实干兴邦执政魄力 |
| (七)践行法治思维 形成改革创新执政方法 |
| (八)锐意攻坚克难 肩负敢于担当执政责任 |
| (九)保持党员本色 固守清正廉洁执政底线 |
| (十)加强官德修养 涵泳诚信平实执政道德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的他律途径 |
| (一)加强人才储备精准“育权”、好中选优正本清源 |
| (二)改进选任方式法定“授权”、坚持标准严格程序 |
| (三)明确权力边界科学“厘权”、合理定位职责明晰 |
| (四)科学划分权责依法“制权”、坚持原则恪守规矩 |
| (五)推进党务公开全程“晒权”、公布清单职责法定 |
| (六)设计权力流程依规“行权”、固化程序规范运行 |
| (七)加强权力制约有效“控权”、严格制度强化监督 |
| (八)优化考评机制公正“评权”、创新方式科学考核 |
| (九)完善奖惩机制规范“退权”、优胜劣汰吐故纳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件1 “现任”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2 “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3 党中央制定的权力监督制度简明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8）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概念界定 |
| (三) 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民国及抗战时期内迁高校的研究 |
| (二) 关于以“西南联大”为主体对西南联大本身的研究 |
| (三) 关于西南联大管理的研究 |
| (四) 研究现状评述 |
| 三、研究基本内容与结构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之背景论 |
| 第一节 历史渊源:云南的革命传统与三大学的使命粘合 |
| 一、云南省革命和历史文化传统的渲染 |
| 二、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的使命粘合 |
| 第二节 地理环境:办学的地理区位与便利的科研条件 |
| 一、云南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自然资源的丰富性 |
| 二、战时云南战略地位的增强和文教氛围的提升 |
| 第三节 战事激发:三大学的忍辱内迁与抗战必胜的信念 |
| 一、国民政府对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的战时内迁部署 |
| 二、日军惨无人道轰炸所激起的知识分子抗战到底的决心 |
| 三、北大、清华、南开“南渡”的抱负及发奋图强的信念 |
| 第四节 政治氛围:云南地方与国民政府关系变动形成的管理空间 |
| 一、龙云与蒋介石间复杂关系演变为西南联大管理创造中间地带 |
| 二、云南地方与国民政府相互角力为西南联大管理赢得宽松环境 |
| 小结 |
| 第二章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之要素论 |
| 第一节 机构设置——西南联大组织系统构架 |
| 一、西南联大的最高权力机构设置 |
| 二、西南联大的主要职能部门设置 |
| 三、西南联大的教学主体院系设置 |
| 四、西南联大的其他相关机构设置 |
| 第二节 人力资源——“三常委”及教授群体 |
| 一、西南联大管理中“三常委”领导特质 |
| 二、西南联大管理中教授群体特点的分析 |
| 第三节 财物资源——经费预算及办学成本 |
| 一、西南联大的经费预算及主要来源 |
| 二、西南联大的师生规模及维系成本 |
| 三、西南联大的新建校舍及图书仪器 |
| 第四节 时空资源——行政管理时间与校址选择空间 |
| 一、时间资源:西南联大各机构负责人管理时间分析 |
| 二、空间资源:对昆明、蒙自、叙永校址选择的考量 |
| 小结 |
| 第三章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之关系论 |
| 第一节 西南联大处理与政府的关系 |
| 一、西南联大与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关系 |
| 二、西南联大与云南地方政府的关系 |
| 第二节 西南联大与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的关系 |
| 一、共同开展教师聘用:混搭式的教师人事编制 |
| 二、共同承担教师薪酬:互助式的教师薪酬发放 |
| 三、共同进行学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分类管理 |
| 第三节 西南联大内部组织机构间的关系 |
| 一、常委会主持全校校务 |
| 二、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分掌日常行政和学术事务 |
| 三、教务、总务、训导三大处分司日常管理与服务 |
| 四、学生自治会致力于维护学生权益 |
| 第四节 “学校-教授-学生”三重关系构建 |
| 一、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严管与关怀并举 |
| 二、教授与学生的关系:教育和关照并用 |
| 三、学校与教授的关系:救济与支持并行 |
| 第五节 学生学术与社会相关联的制度安排 |
| 一、形式多样的学生实习与就业 |
| 二、以国防需求为导向服务社会 |
| 三、多层次的学生社会调研安排 |
| 四、学生学术及课外活动的规范 |
| 小结 |
| 第四章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之特征论 |
| 第一节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产生形式 |
| 一、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继承性 |
| 二、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创新性 |
| 第二节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显着特征 |
| 一、在遵循部令与寻求自主间保持张力 |
| 二、决策的集体协商与执行的通力配合 |
| 三、具有稳态结构的内部管理运行系统 |
| 四、机构负责人管理与学术工作的交互 |
| 第三节 “制度—人—文化”的有机统一 |
| 一、制度设计:规范的精细管理 |
| 二、人的作用:积极的能动因素 |
| 三、文化创设:自由氛围的营造 |
| 第四节 自治精神消解管理的硬化 |
| 一、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过度干预及其负效应 |
| 二、西南联大源自传统维护自治的内生动力 |
| 三、西南联大自治精神保护主动性与创造性 |
| 小结 |
| 第五章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之价值论 |
| 第一节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效能评价 |
| 一、西南联大的人才培养成效 |
| 二、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成效 |
| 三、西南联大的社会服务贡献 |
| 四、西南联大的文化传承创新 |
| 第二节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当代价值 |
| 一、在历史的转型中自觉肩负时代使命 |
| 二、在管理中对大学精神的坚守与变革 |
| 三、在大学坚持学术为志业的本真追求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9）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的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 |
| (一)国内研究概况 |
| (二)国外研究概况 |
| (三)研究现状思考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相关概念的阐释与说明 |
| (一)科学 |
| (二)技术 |
| (三)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 |
| (四)民族地区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发展的思想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发展与民族工作的思想 |
| (一)推动科技发展是民族工作的基本要求 |
| (二)发展科技是优化民族工作的重要途径 |
|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发展与民族关系的思想 |
| (一)科技发展是良好民族关系构建的基础 |
| (二)发展科技是维系民族团结的重要力量 |
| 三、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发展与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 |
| (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包含发展科技的内容 |
| (二)科技发展有利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 四、马克思主义关于培养民族地区科技人才的思想 |
| (一)科技人才培养是民族地区发展的需要 |
| (二)科技人才任用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发展 |
| 五、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发展与民族共同繁荣的思想 |
| (一)科技发展促进了少数民族自身发展 |
| (二)发展科技利于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发展的实践基础 |
| 一、民族地区开展科技扶贫工作的实践 |
| (一)科技扶贫的落实：通过科技促进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 |
| (二)科技扶贫的推进：通过科技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
| (三)科技扶贫的深入：通过科技发展实现民族地区全面小康 |
| 二、民族地区推进科技跨越式发展的实践 |
| (一)科技跨越式发展的原则：坚持自力更生发展民族地区科技 |
| (二)科技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加快民族地区各类科技人才培养 |
| (三)科技跨越式发展的路径：加速推进民族地区科技产业升级 |
| 三、民族地区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践 |
| (一)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目的：推动民族地区科技创新发展 |
| (二)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标志：实现民族地区科技全面创新 |
| (三)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重点：构筑民族地区特色科技创新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科技发展中的作用 |
| 一、指导民族地区通过科技发展生产力 |
| (一)通过科技发展改善民族地区劳动生产条件 |
| (二)通过科技发展提高民族地区劳动者素质 |
| (三)通过科技发展变革民族地区劳动生产方式 |
| 二、指导民族地区依靠科技协调经济发展 |
| (一)依靠科技协调民族地区经济与环境发展 |
| (二)依靠科技调整优化民族地区农牧业经济结构 |
| (三)依靠科技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
| 三、指导民族地区开展和推进科技工作 |
| (一)引导民族地区坚持自力更生发展科技 |
| (二)引导民族地区通过交流合作发展科技 |
| (三)引导民族地区落实各种战略发展科技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发展的特征、价值、维度 |
| 一、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发展的主要特征 |
| (一)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相结合 |
| (二)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结合 |
| (三)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相结合 |
| (四)与“美丽中国”建设要求相结合 |
| 二、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价值 |
| (一)社会动力价值 |
| (二)生态环保价值 |
| (三)科技人才价值 |
| (四)人的解放价值 |
| 三、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发展的四重维度 |
| (一)实践维度 |
| (二)精神维度 |
| (三)价值维度 |
| (四)创新维度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时代背景下对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思考 |
| 一、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基本概况 |
| (一)民族地区科技人力资源概况 |
| (二)民族地区科技投入概况 |
| (三)民族地区科技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制约因素 |
| (一)民族地区科技发展整体水平较低 |
| (二)民族地区科技投入和研发经费短缺 |
| (三)民族地区科技人才储备不足 |
| (四)民族地区经济教育发展相对落后 |
| (五)民族地区社会环境因素复杂 |
| 三、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整体思路 |
| (一)确立民族地区科技创新发展重点 |
| (二)树立民族地区科技发展能力目标 |
| (三)加快民族地区科技人才资源开发 |
| (四)加强民族地区科研发展经费保障 |
| 四、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基本路径 |
| (一)加快民族地区传统产业科技创新 |
| (二)加速民族地区民生科技的发展 |
| (三)推进民族地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 |
| (四)构建民族地区环境生态科技体系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答辩委员会对论文的评定意见 |
（10）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学衡派” ——以其人文教育思想和实践为研究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1.2 先期研究综述 |
| 1.3 概念界定 |
| 1.4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初露头角：留美学生与“学衡派”的发轫 |
| 2.1 “学衡派”成员与传统人文教育 |
| 2.1.1 晚清教育改革与文教之存续 |
| 2.1.2 “学衡派”主要成员早期教育经历概述 |
| 2.1.3 梅光迪早期教育经历 |
| 2.1.4 吴宓早期教育经历 |
| 2.2 留美学生与“两种文化” |
| 2.2.1 中国学生留美情形概述 |
| 2.2.2 科学之学 |
| 2.2.3 人文之学 |
| 2.3 梅光迪、吴宓等人在哈佛大学 |
| 2.3.1 文学积淀与文化情怀：梅光迪在哈佛大学 |
| 2.3.2 融会中西,贯通文史：吴宓与哈佛大学 |
| 2.3.3 “学衡派”其他成员及盟友在哈佛大学 |
| 3 风云际会：“学衡派”与东南大学 |
| 3.1 东南大学与20世纪20年代高等教育格局 |
| 3.1.1 20世纪2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格局 |
| 3.1.2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的改革 |
| 3.1.3 郭秉文与东南大学的崛起 |
| 3.2 《学衡》的创刊与“学衡派”的教育主张 |
| 3.2.1 《学衡》的创刊及其背景 |
| 3.2.2 “学衡派”的教育主张 |
| 3.2.3 《学衡》在教育界的影响 |
| 3.3 “学衡派”与东南大学的人文教育 |
| 3.3.1 力秉中枢——刘伯明 |
| 3.3.2 旧学领袖——柳诒徵 |
| 3.3.3 援西入中——梅光迪、吴宓 |
| 3.4 东南大学风潮与“学衡派”的困境 |
| 3.4.1 “学衡派”的内忧外患 |
| 3.4.2 柳诒徵与东南大学“易长风潮” |
| 4 群英散落：“学衡派”的分流与重组 |
| 4.1 “学衡派”与东北大学 |
| 4.1.1 “学衡派”重聚东北大学 |
| 4.1.2 “学衡派”与东北大学的人文教育 |
| 4.1.3 东北大学困局与“学衡派”的离去 |
| 4.2 吴宓与清华大学 |
| 4.2.1 吴宓转赴清华始末 |
| 4.2.2 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 |
| 4.2.3 吴宓与清华大学外文系 |
| 4.2.4 个案分析：“文学与人生” |
| 4.3 中央大学与“学衡派”的重组 |
| 4.3.1 中央大学变局与罗家伦的上任 |
| 4.3.2 南北学风分合与“学衡派”的重组 |
| 4.3.3 《国风》及其文化、教育主张 |
| 5 东山再起：“学衡派”与浙江大学 |
| 5.1 “学衡派”的阵地转移及其动因 |
| 5.1.1 浙江大学沿革 |
| 5.1.2 “学衡派”的阵地转移 |
| 5.1.3 从东大到浙大：人文精神的传承 |
| 5.2 “学衡派”与浙江大学的人文教育 |
| 5.2.1 培育通才：梅光迪与浙江大学文学院 |
| 5.2.2 力倡文言：郭斌龢与浙江大学国文系 |
| 5.2.3 史地合一：张其昀与浙江大学史地系 |
| 5.3 “学衡派”与抗战后方学术圈 |
| 5.3.1 从《国命旬刊》到《思想与时代》 |
| 5.3.2 同声相应：着名学者的讲学活动 |
| 5.3.3 浙大文学院与新派人物 |
| 6 别求新声：胡先骕与中正大学 |
| 6.1 中正大学的创办与胡先骕的上任 |
| 6.1.1 “政教合一”理念与中正大学的创办 |
| 6.1.2 胡先骕执掌中正大学始末 |
| 6.2 文化与政治之间：胡先骕的办学理念与实践 |
| 6.2.1 胡先骕的办学理想与现实处境 |
| 6.2.2 胡先骕的办学实践 |
| 6.2.3 个案分析：文史系的办学活动 |
| 6.3 “《民国日报》事件”与胡先骕的办学困境 |
| 6.3.1 冲突初起：话剧义演风波 |
| 6.3.2 捣毁民国日报社及其影响 |
| 6.3.3 胡先骕的两难处境 |
| 7 曲终人散：“学衡派”的谢幕 |
| 7.1 萧墙之内：“学衡派”的隐忧 |
| 7.2 梅光迪病逝与“学衡派”的再度分裂 |
| 7.3 “学衡派”与武汉大学 |
| 8 结语 |
| 8.1 “学衡派”的人文教育理念剖析 |
| 8.2 “学衡派”与中西人文教育传统 |
| 8.3 “学衡派”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政治、文化语境 |
| 8.4 “学衡派”的教育成就与局限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贵州省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论文参考文献）
- [1]“国立浙江大学”在黔时期社会服务研究[D]. 张杨旭. 贵州师范大学, 2020(12)
- [2]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研究[D]. 张玉婷. 云南师范大学, 2020(12)
- [3]民国时期浙大史地系“史地合一”教育理念与实践研究[D]. 张秋阳.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山歌传播与族群文化实践 ——黔中百宜乡布依村寨的个案研究[D]. 骆雪. 上海大学, 2019(02)
- [5]地质遗迹景观的价值评价及保护研究 ——以蓟县国家地质公园为例[D]. 李发明. 天津大学, 2019(06)
- [6]以丹为业：龙潭仡佬族的历史、生计与认同[D]. 吴芳梅. 厦门大学, 2018(07)
- [7]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8]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研究[D]. 杨燕江. 云南大学, 2018(09)
- [9]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的发展研究[D]. 王文彦. 华南理工大学, 2018(12)
- [10]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学衡派” ——以其人文教育思想和实践为研究中心[D]. 朱鲜峰. 浙江大学, 20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