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代山东地区的民间信仰与秘密宗教（论文文献综述）
罗洪彬,刘志强,邓天平[1]（2021）在《四川通江古佛洞一贯道石窟的考古调查与图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9年7月,笔者及所在的考古团队对四川省通江县境内现存的唐宋摩崖造像进行了拉网式考古调查和记录。在云昙乡开展考古调查期间,意外地发现一处与一贯道关系密切的清代石窟。此类石窟,在国内还是第一次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兹将此次考古调查及我们的初步研究报告如下。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一古佛洞石窟概况古佛洞石窟位于四川省通江县云昙乡东南约700米的云昙洞西侧（见图1）,2012年被公布为四川省第八批省级文保单位。
高世伟[2]（2021）在《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文中指出基层治,则天下安。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保障。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着独特的政治传统,延续性很强,留下了丰富的治理经验。体味历史文化中蕴含的治理思想,对推进我国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国家与豫北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具体体现。国家治理首先注重的是治理体系的构建。治理体系具有普遍性,豫北社会具有特殊性,所以,国家治理在豫北社会的实践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双重特征。国家治理的指导方针是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有序。就清代民国时期的国家治理而言,清王朝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大统,首先要解决的是国家认同问题。清王朝继承儒家传统,构建起了“家国一体”的政治认同,建立了以《圣谕广训》为指导思想的社会治理体系,并以“礼法体系”规范人们的行为。清王朝还通过军事和赋役制度来加强皇权,通过建立完善的信息渠道提升治理效能。就豫北地区而言,清王朝还关注民生,治理黄河,引导宗教信仰,治理邪教,以此来巩固以“忠孝”为核心的国家价值观。近代以来,在外力的作用下,国家认同面临挑战,加之西方国家的示范效应,豫北地区开始了向近代国家的艰难转型。国家治理的“滞后性”使清王朝最终走向了灭亡,代之而起的是意识形态混乱的北洋军阀,豫北社会动荡不安。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并未涉及到土地改革等民众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实践密不可分。国家非常重视地方官员的铨选,地方政府治理必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内,但又要因地制宜处理好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清代豫北县官主要来源于科举制度,民国以后,县官群体中受新式教育及留学归国人员者逐渐增多。豫北县官员负责的事务包括水利工程的修建、仓储与灾荒防治、慈善救助与教民生计。还通过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贯彻国家主导的价值观。县官还负责征收赋税,清初有田赋、丁徭之征,“摊丁入亩”之后,田赋和丁徭合一。豫北县政府存留款主要用于县级各项行政支出。尽管里甲、保甲并不属于正规的官僚体系,但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里甲负责徭役,保甲负责社会治安、教化。豫北官员通过保甲建立了严密的社会治安体系。地方政府不但贯彻国家意志,还承载着来自基层社会的监督反馈。豫北县官不仅教化百姓,而且通过宗族、乡里组织、士绅阶层治理基层社会。神的信仰只是一个载体,这种载体承担着国家意志,豫北汤阴为岳飞故里,崇祀岳飞是为了构建民族团结和民族认同的心理认同,倡导家国一体的忠孝价值观,这种观念在地方官员和地方精英的努力下延伸到基层社会,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传教士在豫北的发展经历了由排斥到融合的过程。晚清以来,豫北州县官员的频繁更换预示着原有治理体系的崩溃,豫北地区成为军阀混战的战场。民间社会的地方自治,必须融合国家与地方政府。所以,皇权并不止于州县,而是延伸到州县以下。宗族社会以血缘为纽带,豫北地区人口主要是明清山西移民的结果,宗族组织并不发达。士绅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包括社会救助、修桥补路等公共事务。乡里组织在基层发挥着完粮纳税、维持治安、清查户口的重要作用。保甲作为地方基层组织,负责乡民的教化、户籍、赋税、力役、缉盗、平讼等事宜。豫北地区河流众多,民间多崇祀水神和金龙四大王信仰,具有典型的实用主义特征。豫北地区民间戏曲、小说等具有娱乐身心,调节情绪,繁荣民族民间艺术,促进商贸,繁荣市场,文化传承,精神依托等作用。晚清以来,豫北社会的自治化倾向越来越强,联庄会、自卫团、会道门林立。民国时期,豫北地区帮派林立,民不聊生,爱国仁人志士深刻揭露旧道德的弊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豫北的传播。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是维持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千千万万百姓的切身利益,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和重心。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不仅仅依赖国家层面的设计,民间社会是国家进行审视、改造、批判的对象,清王朝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帝国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所以说,清代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主导下的官民合治。豫北地区体现的是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的矛盾。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不仅需要精英阶层的思想转变,更需要广大民众的观念转型。
张笑[3]（2021）在《何罪何过：宋代负面形象女性群体研究》文中提出在中国古代女性发展史上,宋代女性形象出现丰富化的趋势。一方面,表现为正面形象女性群体的记载大大增加,在墓志铭等史料中,充满了柔顺孝恭、勤俭持家、知书达礼、隐忍强韧、宽容不妒、忠义节烈等多角度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宋代负面形象女性群体的类型也增加了,宋代男性书写者们也记录了众多不符合当时传统女性社会角色规范而呈现邪恶、讨厌、阔嘴、道德败坏等性格缺陷的女性。这两个方面共同存在才完整呈现了宋代女性的时代风貌。目前学术界对宋代正面形象女性群体已经有许多研究,而对宋代负面形象女性群体还没有系统研究。与宋代传统女性社会角色的社会规范相违和,负面形象是指或不温恭、或不贞洁、或不柔顺、或不宽容、或不慈爱、或不明理的女性形象。对这些女性,男性书写者们多笼统称为“恶妇”。但这一称呼,充满了道德评价,如悍妒、不孝、懒惰、尖刻、无礼、多情、泼辣、啫酒、好赌等女性皆置于道德谴责的不利地位,人性的弱点也被强加于女性,因而“恶妇”一词不能用于严谨的女性形象分类。本文将宋代负面形象女性群体划分为“妒、悍、荡、毒、妖”五种类型。宋代妒妇是违反一夫多妾制的家庭关系处理方式的女性。在宋代宗法社会里,男性掌握着婚姻存续的权利,女性被合法而强硬地禁锢于家庭内室,在多妾制家庭中,丈夫必然恩宠有别,妻妾间难免互相妒忌。在这场家庭内战中,妒妇以虐妾、殴夫、自戕、杀子等极端方式来反抗数千年来形成的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无异于以卵击石,这一行为非但没能改变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反而加深了男性对妒妇的鄙弃。宋代悍妇是违反“妇强夫弱”“母慈父严”的家庭角色的女性。宋代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使其在家庭中也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因此,在宋代部分家庭中往往存在“妻不易制”的现象。悍妻不顾“三纲”的约束,凌驾于丈夫之上,随意羞辱丈夫;悍媳则将姑婆视为累赘,恣意苛待谩骂;悍母或为利益或为亲子,对晚辈不慈爱。在男性书写者看来,悍妇不注重家庭伦常秩序,不仅破坏了纲纪,还不利于家庭稳定。宋代荡妇是指脱离中国传统婚姻关系束缚与义务的女性。“荡妇”是男权社会所制定的衡量女性性道德的标准。在封建婚姻制度下,男女双方夫妻关系的缔结只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因择配不当所引发的悲剧数不胜数。一些女性不甘屈于这段扼杀人性的恶姻缘,不顾社会舆论道德谴责的以及被法律的严惩,甘愿背上“失贞犯淫”的罪名。宋代毒妇是指重度违反社会公众道德认知的妇女。在封建时期的包办婚姻和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制度下很少能建立牢固的感情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妇人与人偷情之后将丈夫视为二人之间的“障碍”,为了清除障碍甚至不惜采取杀夫这样畸形的方式。那些残杀婢妾的毒妇,她们视婢妾如蝼蚁,在毒妇面前妾婢的性命是如此的卑微且不值一提。还有的毒妇在利益的诱惑下,不惜铤而走险,残害无辜之人。宋代妖妇是指从事了巫术活动或参加了政府禁止的民间宗教活动的女性。宋代民间巫风盛行,而女性巫师也多有存在。其中一些女巫招摇撞骗,勾结官府,作恶一方。宋代秘密教门、会党等多种形式的民间秘密结社广泛吸收女性教徒,统治阶级冠以“男女混杂”“妖妇”“妖女”“魔母”“魔女”之名,指责她们侵夺男权,破坏伦常,但归根结底这些女性只是一些想寻找安身立命的弱势群体。在中国古代女性负面形象的演变史中,各种类型在宋代已经全部出现。女性正面形象与负面形象两者共同得以关注,才能完整构建宋代女性的形象史研究。
古宏韬[4]（2021）在《明清祭文研究》文中提出祭文是礼仪活动中人与鬼神互动的告祝文本,在历史发展中逐渐以表达情感或思想主张见长,兼具礼仪功能和文学价值。论文以明清时期的祭文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明清祭文的文本整理、分析,深入到礼仪文化与各社会阶层的历史和内涵之中。在传统文学研究基础之上,侧重发掘明清祭文所具备的社会、思想价值。根据祭文的功能与对应的社会领域,划分出国家礼仪祭文、儒家士人祭文、民间祭文等类型,主要探讨明清时期祭文所反映的社会思潮或历史趋势等问题。最后,对明清祭文的总体特征得出一些结论。明清祭文的体例和文风基本继承唐宋,而文学创作水平有所停滞。但与此同时,明清祭文比较突出地展现了一些人文主义关怀和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反映出当时人对社会现实以及人类幸福的关注。全文内容如下:第一章对明清之前中国祭文历史作简要回顾。祭文产生于上古“祝”的传统,在先秦和秦汉时期是国家礼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在魏晋南北朝后,抒发情感的哀祭文兴起,并在唐宋发展成熟。祭文在礼仪功能和文学形式上的丰富,为此后时代的这类文本创作打下了基础。第二章梳理明清国家礼典中常见的祭文,包括对其功能、种类的分析。国家礼典、礼书保存了多种礼仪文本,其中就包含了各种礼仪场合中使用的祭文。在天地、社稷、宗庙、孔子以及各种神只的祭祀礼仪中,祭文反映了礼制或政治事件的变迁。明朝建国初期、嘉靖时期“大礼议”对祭文制度的建立和改造,乃至清代满人对祭文的利用方式等,均是加强国家祭文与政治联系的重要节点。第三章在国家礼典祭文的基础上,讨论明清皇权与祭文书写之间的关系。明清时期是中国帝制时代一个高峰,专制权力对国家、臣民的生活产生重大作用。祭文作为权力叙事的工具,反映了多种历史事件的走向。清代满人祭文还与多民族事务的处理方式存在关系。通过一系列清代祭文的制度规定和实施手段,清人多民族视域下的政治权威得以展现。祭文在这些国家权力的层面体现出较强的实用、功利性。第四章关注对象为儒家士人阶层,涉及包括哀祭与祷神在内的多种祭文形式和体裁。士人祭文主要含有文学史、思想史等方面的信息。明清士人祭文的文学特征及其与唐宋以来文风的关系,是探索明清祭文之文学价值的核心。明清士人祭文还反映了一些思想史的现象,例如理学、阳明学、乾嘉汉学崛起、三教会通等风潮,以及政治上的“学统”和民族矛盾等问题。与此同时,明清中国文化与欧洲文明发生互动,“礼仪之争”里中国士人围绕祭文的往来争论,使中国文化重视人世、排斥鬼神迷信的价值观得到重新阐释。此外,明清士人的祭文中,具有较多的对个体生死的关怀,这些方面都是展现人文精神价值的重要内容。第五章谈明清祭文在民间社会的下移、传播。祭文在民间社会的传播和发展,是儒家主流的礼文化发生下移的过程。通过考察儒者在民间的礼文实践,以及日用书籍、大众文学等知识载体中的祭文信息等,将有效揭示民间文化在世俗化上的发展方向。民众在祭文中寄托的现世追求,同样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体现。
邱兴洁[5]（2020）在《川东青云派研究》文中指出在中国漫长的帝制时代,“官”所代表的统治者与“民”所代表的被统治者是构成中国社会的两大基本群体。属于被统治者的普通民众,在经济、政治、教育等多个方面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尤其在话语权力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普通民众由于缺乏话语权力而很少能在整个社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与此相反,占据权力优势地位的社会上层精英则长期把持着社会的话语权力,常以“教化”的高姿态俯视普通民众。尽管处于权力上的弱势地位,普通民众依然创造出了适用自身的各类文化,这些文化常被冠以民间的前缀,如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等。民间虽是普通民众的主场,但由于权力关系的不对等,统治者在以普通民众为主体的“民间”中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造就了民间社会中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并行,且相互影响的真实境况。在民间流行的诸多文化中,宗教占据着重要地位,影响着广大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从宗教与官方的关系出发,可以将“民间”中的宗教划分为两大不同类型。一类以正统佛、道教为代表,它们受到官方的承认乃至保护;另一类则是为官方忽略、排斥乃至镇压的各类宗教,包括各种“淫祀”、民间信仰、民间教派在内。在具体的民间社会中,这两大类型的宗教虽然存在差异,但并非总是界限分明,互不交涉。实际上,在民间中,两大类型的宗教常常相互影响,形成了复杂的民间宗教生态。民间复杂的宗教生态环境,给诞生于其中的宗教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青云派正是其中一例。青云派在道光年间由四川省绥定府人氏蒋成寿创建,是一个主要活动于川东地区的地方性民间教派。蒋成寿本为白莲教信徒,却在经历了川东“白莲教之乱”后,敏锐地把握住了当时川东社会各阶层对道德伦理重建的普遍要求,转向了对传统道德伦理尤其是“孝”的宣扬。最终,蒋成寿在糅合“白莲教”、道教、佛教、儒教等多种宗教传统的基础上,创立了一种新的宗教传统,即青云派。青云派自诞生之初,“道德”和“灵验”就成为两个关键因素,在庙产、僧团组织、教派活动、典籍编纂等多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力。由于蒋成寿“灵验”的预言暑,一批民众成为了蒋成寿最初的信徒。这批信徒为蒋成寿提供了土地、资金等各方面的支持,使其获得了最初的庙产。庙产的获得,为蒋成寿开宗立派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若无“灵验”的预言,也就没有后来的青云派。蒋成寿在取得庙产后,开始组建僧团,以寺庙为中心进行各种公开的活动,宣扬其自创的“孝善”佛法,青云派在蒋成寿手中日渐成型。青云派以儒家道德伦理为核心的“孝善”教义,赢得了当地大量民众的信奉,并在社会中得到了包括士绅在内的各类群体的认可。社会的广泛认可为青云派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至建国前,青云派拥有庙宇70余座,势力范围遍及川东、重庆地区,成为川东地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教派。正是借助“道德”这一因素,青云派得以不断壮大。青云派的僧侣还试图建立自身的宗教权威,编纂了大量经卷。这些经卷为深入了解青云派提供了可能。留存的经文展现了青云派独特的宗教世界观,记载了诸多宗教仪式,保留了不少涉及青云派历史的传说神话。在青云派的诸多经典中,《青云仙梯》是颇为重要的一部经典。它由青云派多位僧人耗时多年而成,可谓青云派的镇派经典。《青云仙梯》辑录了数百篇经文,包含了经、忏、咒、谕等多种不同类型的神圣文本。该经典表明青云派受到了龙女寺“庚子阐教”的深刻影响,曾长期从事“扶乩”这一宗教活动,并通过扶乩制造神圣经典。《青云仙梯》生动体现了青云派将“灵验”与“道德”结为一体,以神道手段,在普通民众间进行儒家道德的教化。将道德神秘化或者说在神秘中嵌入道德作为内核,正是青云派最大的教派特色,也是其得以发展壮大的秘诀。青云派这一诞生于清代中晚期的教派,还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民间宗教的生存模式。面对明清时期官方正统对民间宗教的严厉态度,青云派秉承“天命”传统,以神权的肯定抗衡皇权的否定态度,论证了自身教派存在的合理性。在实际教派发展过程中,青云派则妥善处理着自身和社会上层精英及下层民众的复杂关系。在一方面,青云派借助对儒家道德的认可和宣扬,与当地社会的儒家精英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赢得了较为宽松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面对普通民众,青云派则强调神秘的“灵”,通过科仪、扶乩等手段,建立并巩固了自身的宗教权威,融入到当地民众的日常宗教需求之中。青云派延续至今,和它将自己嵌入到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有着深刻关联。
郭峪良[6]（2019）在《明清小说与宝卷互动关系研究》文中提出小说与宝卷两种文体发展至明清时期交汇明显,并同处繁荣阶段,本文以文献学方法为研究基础,以比较方法为主体,兼以叙事学、历史学、民俗学和传播学等学科的观点和理论进行阐释论述,在比较小说与宝卷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同时,探讨两者传播过程中的互动关系,进而明晰明清时期叙事文学的发展轨迹与内在规律,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明确研究对象;整理、归纳20世纪以来学界相关研究成果;指出本选题的意义所在,即通过比较相同历史区间内,两种叙事文体的发展脉络,揭示叙事文学发展的特征和规律。第二章,按照萌发期、发展期、繁荣期的时间线索梳理中国通俗小说与宝卷发展的基本脉络,同时比较相同历史时期内两种文体的发展态势,揭示出小说与宝卷的演进区间是大体同步的。第三章,比较小说与宝卷的平面文化特征,探讨两者在同为叙事文学和通俗文学层面的相同性,同时分析小说与宝卷在语境、作者、受众三个层面的差异性。第四章,探讨宝卷对小说的接受情况。从整体的因袭加工、片段的择取改编、零散元素的利用、内容的间接模仿四个方面解析宝卷对小说的改编方式,并归纳宝卷在改编小说时的特点,即选择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和事件进行加工;在内容的演说中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口头表达上的狂欢性;神道思想的杂糅性仍然贯穿于始终;对于小说的欠缺处,又以民间思维的创造性予以弥补。第五章,从提供素材和推动小说广泛传播两个方面探讨宝卷对小说的影响,指出作为说唱形式之一的宝卷,是连接小说原典与底层民众之间的一个重要环节。在重述、复读小说的同时,宝卷对小说情节、人物在中下层社会的广泛传播,以及实现文学经典化方面发挥着特有的作用。
左攀[7]（2019）在《真武信仰的渊源与流变研究》文中提出真武大帝（又称玄天上帝、无量祖师、披发祖师、北帝、玄帝、祖师爷、上帝公等）是唐宋以后兴起的的具有长远影响力的道教神只。他源自上古四象中的北方玄武,玄武最初是神龟,汉代以后逐步演变成龟蛇合体的形象。在世俗社会,玄武是天空星象和地上建筑的北方意象,许多景观名胜都以“玄武”命名。道教也将包括玄武在内的四象纳入自己的神灵体系,充当天界神仙、人间羽士以及冥界死者的守护者。从先秦到唐代,玄武虽有神性,但神格地位始终不高,与其说是“神灵”,不如说是“神兽”。出于对北极和北斗的好奇与想象,华夏先民认为北方星空具有神奇的力量,加之北方属水,水生万物,道教逐渐形成一以贯之的北方崇拜,创造出太一、天皇大帝、紫微大帝等代表北极和北斗的北方神灵。这些神灵地位尊贵,神通广大。经过六朝时期的积累和整合,在唐代形成一个以北方神灵为崇拜对象的北帝派。这个道派塑造了多个北帝,将北方崇拜推向高潮。大约五代时期,川蜀地区的北帝派道士以北帝派经典为蓝本创作真武专属道经,让北方玄武从四象中脱颖而出,成为以斩妖伏魔为己任的人格化北方大神将。为了证明赵宋王朝受命于天的皇权合法性,宋真宗开展了一系列造神运动,面对来自北方契丹的威胁,作为北方守护者的玄武引起了他的注意。恰好天禧二年（1018年）京师军营出现醴泉祥瑞,宋真宗抓住机会,修建祥源观,加封真武为“真武灵应真君”,让真武神格得到跨越式提升。真宗去世以后,他的子孙继续围绕“灵应”基调建构真武神格,收集整理灵验故事,编纂《真武启圣记》等经典,将真武塑造成赵宋王朝的护国之神、降妖伏魔的北方战神、祈雨禳火的水火之神、赐福禳灾的治世福神。徽宗、钦宗、宁宗、理宗不断加封真武,利用国家力量为真武修造宫观,使真武成为家喻户晓且具有灵验特征的道教尊神。大约在宋仁宗时期,道门羽士将同属北方神灵的天蓬、天猷、黑煞、真武组合成北极四圣。四圣是北极紫微大帝麾下神将,以斩妖伏魔为主要神职,同时具有治疗疾病、祈雨祈晴等功能。四圣是天心、神霄、东华、清微等雷法道派经常召请的对象,也是护佑赵宋王朝的神将,对两宋之际的皇权更迭产生了重要影响。宋高宗之母韦太后为答谢神恩,在西湖孤山建四圣延祥观,使四圣信仰显赫一时。宋朝灭亡以后,其他三圣逐渐默默无闻,天蓬甚至被丑化成猪八戒,但真武信仰反而逆势崛起,长盛不衰,究其原因,一是因为真武是北极四圣中的北方玄天上帝,北中之北的叠加效应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二是因为真武得到皇家的多次册封,在四圣观之外另有专祀;最重要的是真武灵应之名遍天下,在民间拥有长远的影响力。早期武当山佛道并存,它既是佛教法华宗、禅宗的活动基地,也是道教丹鼎派和隐修者梦寐以求的仙山。宋徽宗宣和年间,紫霄宫落成,这可能是武当山第一座供奉真武的道观。从此以后,关于真武在武当山修道、飞升的传说逐渐生成,元代武当清微派形成,武当教团的本山意识觉醒,刘道明等高道考诸古籍,采访耆老,编纂《武当福地总真集》《武当纪胜集》《玄天上帝启圣录》等道经,将真武传说一一落实到武当山的七十二峰、三十六岩,二十四涧之中。元代道士、明代皇室根据真武传说大修宫观,神话传说和神圣空间紧密结合,原本虚无缥缈的真武修道传说因为落实到具体地域而变得更加真实可信,武当山也因为真武信仰的附会而声名鹊起。明清时期,全国各地出现多处以小武当、赛武当、东、西、南、北、中武当命名的道教名山,见证了真武信仰的兴起和武当文化的传播。真武大帝的出生和修道故事,明显受到释迦摩尼传记的启发。真武被附会成无量寿佛的化身,许多寺庙也供奉真武。真武是道教重要的劝孝之神,历史上曾经出现多部以真武为主神的劝善经典,力图以真武信仰监督儒家纲常伦理的落实和执行。真武信仰反映了唐宋以来三教合一的历史趋势。即使在真武专属经典中,玄天上帝的神阶地位也不是太高,他只是玉皇、紫微手下的神将而已。然而其影响力并不亚于三清四御。真武信仰之所以长盛不衰,除了宋元明三代皇室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神格多样,能够满足不同阶层、职业的信仰需求;他以“灵应真君”为名,灵应故事广为流传,顺应了人们希望通过宗教解决实际问题的功利心理。他有武当山作为具象化的神圣空间,使传说故事更显真实,吸引无数善男信女朝山进香,让真武信仰随着信众的足迹广为流传。真武是唐宋以后道教新兴神灵的代表,反映了道教神仙信仰的转型和发展趋势。
余聪[8]（2019）在《观音题材宝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观音题材宝卷依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文学与宗教宝卷,本生与应身故事宝卷等。观音题材宝卷在命名、形制上都有一定的特色,宝卷序言及俗曲则提供了了解宝卷版本、明清俗曲发展新的视角。宝卷叙事上遵循一定的程式结构,总体分为三大叙事类型:地狱叙事构建奇幻诡谲的异质空间,通过地狱恐怖劝人向善;家庭叙事关注家庭内部关系,描写了家庭内部修道与伦理的矛盾及其消解;时事叙事关注时事,提出解决措施,注重社会稳定。本生故事中妙善公主坚心修行,应身故事中观音随类化现,承担着启悟者、指引者、救度者的角色。宝卷中的观音信仰复杂,南海观音保留了大慈大悲广大灵感拔苦与乐的核心义理,同时融合了其他观音信仰成为主流。民众信仰活动则围绕“家庭-庙宇-普陀山”三重信仰空间展开,仪式丰富,信仰的内容更注重实用。宝卷的功能丰富,观音题材宝卷是民众社会道德的教科书,通过“法戒并陈”的方式指引人们构建符合传统社会规范的社会。同时,以《香山宝卷》为代表的众多女性修行宝卷为女性提供了解脱的“新”出路。宝卷中的禅宗语句、方言语词、熟语歇后语、民俗事项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是一座重要的宝库。
王亚楠[9]（2019）在《明清山东关帝信仰研究》文中认为民间信仰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涵盖神灵信仰、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等形式和内容,其产生、发展与人类文明进程紧密相关。中国的神灵崇拜由来已久,早在文明初曙之时即已滥觞,后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而被赋予新的内容,这一发展过程也折射出社会的变迁。以神灵崇拜为核心的民间信仰是探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热门研究之一。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演进发展,中国的神灵信仰也因需要不断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不断被赋予新内容。在这种形势下,关帝最终被塑造成一位主庇护、驱病邪、祈财运、尚忠义的武神,广受统治者和民间社会的推崇。明清时期,政府将关帝信仰纳入国家思想统治体系并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关帝信仰在明清时期逐渐达到顶峰。在朝廷政策、明代移民、文化传播、社会流动等因素的影响之下,明清时期山东地区也经历了关庙由少到多再到无处不焚香祭拜关帝的历程。本文以明清山东关帝信仰为切入点,对其兴起的背景、修建祠庙状况、祭祀特点以及关帝信仰对传统民间社会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探讨。第一章简述明代以前关帝信仰的情况。本章重点对明代以前关帝信仰的兴起背景、受祭状况进行梳理。梳理明代以前山东地区关帝信仰状况可发现,山东地区关帝信仰出现较早,关帝庙自北宋时期就已存在,但尚不普遍。第二章考察明清山东地区关帝信仰的概况。本章通过梳理山东地方志中的关帝祠庙的时空分布、数量、建筑特点以及关帝祭祀的形式等,从而归纳、分析鲁东、鲁中、鲁西、鲁南、鲁北地区的关帝信仰状况及其成因。第三章阐述明清关帝信仰在山东地区发展的背景。主要从官方政策、儒释道三教的影响、文学作品的传播以及社会心理需求四个方面探讨山东关帝信仰日渐繁盛的原因。第四章总结关帝信仰对山东地区民间社会的影响。通过梳理地方志书、碑文及善书等史料分析明清时期关帝信仰对山东文教、军事、行政治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探讨明清时期山东“文有孔儒”“武有关帝”的祭祀、信仰体系对山东社会的影响。
毕悦[10]（2019）在《宋金元时期山东地区女性神灵信仰研究》文中指出信仰是与人类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文化。女性神灵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体貌和精神形象为基准建构起来的虚拟世界中的神灵,包括女仙、女神、女妖、女鬼等。女性神灵信仰作为民间信仰的一类,在地方文化的构建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宋金元时期山东地区的女性神灵信仰纷繁复杂。一方面,女神信仰种类颇多:既有佛道宗教体系中的女神,如观音、麻姑、碧霞元君等;又有民众自造的民女神灵,如孝妇颜文姜神等;并为孔孟母妻建祠立庙、奉祀香火。另一方面,这些女神信仰在空间分布上又呈现一定的地域差异,这个差异则是由胶东沿海与鲁中内地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造成的;差异之外,部分女神信仰的分布亦呈现一定的区域文化共通性;而这些异同都与教育在文化传统塑造中的重要作用息息相关。10-14世纪,宋、金、元相继在山东地区建立统治,政权的更迭与统治者民族属性的变化,对境内的女神信仰产生了双重冲击。以孝妇颜文姜为代表的女神积极面对客观环境的改变,选择做一个因时而变的“明者”。颜神信仰在宋金之间的延续与金元之际的变迁,一方面反映出女神信仰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则昭示着地方文化传统的稳定性。同时,以颜神为代表的符合封建统治者价值要求的女神信仰也承担着神道设教的功用。地方官在这类女神信仰的传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积极参与到这些女神的祠祀活动中,一方面藉此实现官民互动,树立自己在地方的统治权威;另一方面,藉此进行社会教化,尤其是实现对女性价值观的引导。正是由于地方官的积极努力,山东地区忠孝节义的地域文化在女性世界也得以构建。
二、宋代山东地区的民间信仰与秘密宗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宋代山东地区的民间信仰与秘密宗教（论文提纲范文）
（2）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二、学术史梳理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材料 |
| 五、理论方法 |
| 六、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豫北地理与治理关系格局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 |
| 第二节 历史地理 |
| 第三节 经济地理 |
| 第四节 人文地理 |
| 小结 |
| 第二章 协同共治—国家治理视域下的豫北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认同培育—现实需求与文化建造 |
| 一、王朝统治正统性的构建 |
| 二、《圣谕广训》与清代社会治理思想的构建 |
| 三、祭祀与国家认同的构建 |
| 四、祭祀、表彰与伦理道德思想的构建 |
| 五、国家认同的瓦解与重塑 |
| 第二节 礼法并重—礼法与社会秩序体系的构建 |
| 一、“礼法”结合的社会治理体系 |
| 二、教育教化引导体系的构建 |
| 第三节 剿抚兼施—军事功能与治理体系的构建 |
| 一、威慑镇压的治理策略 |
| 二、军事信息渠道的构建 |
| 第四节 保障民生—公共事务治理体系的构建 |
| 一、税收保障体系的完善与构建 |
| 二、黄河的治理与民生 |
| 三、社会救助及民生 |
| 第五节 信仰引导—宗教信仰的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 一、宗教信仰的治理功能 |
| 二、邪教信仰的社会治理 |
| 三、传教士问题治理思想的演变 |
| 小结 |
| 第三章 实践落实—县级政府领导下的豫北基层社会治理 |
| 第一节 牢筑根基—县级组织机构的基本构成 |
| 一、县官的铨选及职能 |
| 二、县级机构的组成及职能 |
| 第二节 建设格局—社会公共事务治理 |
| 一、水利治理实践 |
| 二、仓储制度与灾荒防治 |
| 三、慈善救助与教民生计 |
| 第三节 基层组织—社会治安与赋税征收 |
| 一、保甲制度与权力渗透 |
| 二、赋税征收与民间社会 |
| 第四节 崇德重礼—教化体系与治理实践 |
| 一、学校教化机制 |
| 二、社会教化机制 |
| 第五节 敬天为民—官员祭祀与官民关系 |
| 一、地方官员祭祀 |
| 二、调解纠纷维护社会治安 |
| 三、传教士与豫北社会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自治—豫北民间社会中的自治机制 |
| 第一节 自治主体—基层社会的自治效能 |
| 一、士绅权威与基层社会 |
| 二、宗族制度的功能 |
| 三、会首的社会治理作用 |
| 四、乡村乡约自治 |
| 第二节 以农为本—乡村经济的发展 |
| 一、粮食生产与社会稳定 |
| 二、乡村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
| 第三节 文化惯习—民间教化信仰的社会治理功能 |
| 一、社会教化机制 |
| 二、民间信仰活动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何罪何过：宋代负面形象女性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本文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宋代妒妇负面形象的历史书写 |
| 第一节 妻妾争斗中的妒妇形象 |
| 第二节 苛对丈夫的妒妇形象 |
| 第二章 宋代悍妇负面形象的历史书写 |
| 第一节 悍妻形象 |
| 第二节 悍媳形象 |
| 第三节 悍母形象 |
| 第三章 宋代荡妇负面形象的历史书写 |
| 第一节 婚内私情的荡妇形象 |
| 第二节 夫亡私通的荡妇形象 |
| 第四章 宋代毒妇负面形象的历史书写 |
| 第一节 谋杀亲夫的毒妇形象 |
| 第二节 残杀妾婢的毒妇形象 |
| 第三节 为害一方的毒妇形象 |
| 第五章 宋代妖妇负面形象的历史书写 |
| 第一节 宋代女巫群体中的妖妇形象 |
| 第二节 宋代秘密宗教中的妖妇形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明清祭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祭文的定义和范畴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选题思路、意义与展望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明以前的中国祭文历史回顾 |
| 第一节 先秦至秦汉的祭文概况 |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至唐代的祭文概况 |
| 第三节 宋元时期的祭文概况 |
| 第四节 明以前祭文史小结 |
| 第二章 明清祭文与国家礼典 |
| 第一节 国家祀典的祭文书写与收录概况 |
| 第二节 吉礼祭文 |
| 一、祭天的祭文 |
| 二、祭地与社稷的祭文 |
| 三、祭祀宗庙先祖的祭文 |
| 四、日月星辰的祭文 |
| 五、内殿节日祭先的祭文 |
| 六、劝农之礼的祭文 |
| 七、岳镇海渎山川的祭文 |
| 八、动物神的祭文 |
| 九、城隍神与祭厉的祭文 |
| 十、历代帝王与三皇的祭文 |
| 十一、关羽神祀祭文 |
| 十二、孔圣的祭文 |
| 十三、祭祀功臣亲信的祭文 |
| 第三节 凶礼祭文 |
| 一、皇室的丧葬祭文 |
| 二、品官士庶的祭文 |
| 第四节 嘉礼祭文 |
| 第五节 满族朝廷礼仪中的祭文 |
| 第三章 明清祭文与专制皇权 |
| 第一节 谕祭文的频繁化和权威化 |
| 第二节 宗教化的祭文:青词、道士与政治权力 |
| 第三节 祭文与封神运动 |
| 第四节 祭文与满人政权的威信 |
| 第四章 明清士人的祭文世界 |
| 第一节 明清士人祭文的文学创作 |
| 一、明清士人祭文的常见书写形式 |
| 二、明清士人祭文的文学史特点 |
| (一)明代祭文的文学史流变 |
| (二)清代祭文的文学史流变 |
| 第二节 思想史视野下的明清士人祭文 |
| 一、明清祭文的学术共同体意识建构 |
| (一)祭文与理学的“学统”“道统”意识 |
| (二)以阳明学为中心的祭文与思想传承情况 |
| (三)清代乾嘉学术氛围中的士人祭文 |
| 二、祭文与儒学面临的挑战:“学禁”和三教会通 |
| 三、明清之际天主教与中国士人的祭文解读 |
| 第三节 士人祭文中的政治生涯图景 |
| 一、明清儒家祭文中的节义现象 |
| 二、祭文中的士人从政生涯 |
| (一)军旅事务 |
| (二)荒政与灾患的祈祷 |
| (三)治河 |
| (四)左迁与流放 |
| 第四节 士人祭文与生死观念 |
| 一、自祭文与士人的生死观 |
| 二、士人祭文与贞烈女性塑造 |
| 第五章 民间祭文与礼制下移 |
| 第一节 士人阶层与民间祭文的关系 |
| 一、民间祭文用典及其内在精神 |
| 二、士人引导下的民间祭文 |
| 三、祭文与士人的负面形象:以“错死人”笑话为例 |
| 第二节 民间日用书籍所见祭文及其礼仪 |
| 一、日用类书所见民间祭文的类型和特点 |
| 二、民间日用祭文的礼仪损益 |
| (一)祭文中祭品称谓的统一简化 |
| (二)祭文与宗族祭祀 |
| (三)世俗趣味的墓祭文 |
| 第三节 祭文与民间俗文化 |
| 一、祭文的社会节庆风俗 |
| 二、礼文学的雅俗分合 |
| 三、祭文与地方社会的信仰 |
| 四、通俗文学中的祭文:从“歌祭文”引发的思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5）川东青云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本文的研究内容、方法 |
| 第三节 相关核心概念 |
| 第四节 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清乾嘉时期的川东社会 |
| 第一节 移民的社会 |
| 一、长江上游的边缘地带 |
| 二、“湖广填川” |
| 第二节 白莲教之乱 |
| 一、移民社会的两极化 |
| 二、白莲教与“流民” |
| 三、白莲教起义与社会整合 |
| 第三节 蒋成寿的早年经历 |
| 一、儒家道德伦理的重建 |
| 二、蒋成寿的经历与资本 |
| 第二章 青云派的创立发展 |
| 第一节 祖庙德化寺 |
| 一、庙产的获得 |
| 二、德化寺与“真佛山” |
| 第二节 僧团组织 |
| 一、僧团的组建与传承 |
| 二、僧团的维系 |
| 三、蒋氏家族 |
| 第三节 祖庙与子庙 |
| 第四节 青云派从事的活动 |
| 一、青云派的宗教活动 |
| 二、青云派与其它社会团体的关系 |
| 第三章 多元传统影响下的典籍 |
| 第一节 青云派中流通的经卷 |
| 一、经卷名目 |
| 二、经卷的混用 |
| 第二节 《青云仙梯》 |
| 一、《青云仙梯》的卷目 |
| 二、《青云仙梯》中的多元宗教传统 |
| 三、多种宗教传统的整合 |
| 四、结构主义视角下的经文 |
| 第四章 青云派的宗教世界 |
| 第一节 青云派的宇宙观 |
| 一、《佛祖原历》中的创世论 |
| 二、青云派的治世论 |
| 第二节 青云派的神灵体系 |
| 一、神灵的类别 |
| 二、至上神的变动 |
| 三、蒋成寿的神化 |
| 第三节 僧信的宗教生活 |
| 一、斋醮祭仪 |
| 二、宗教修行 |
| 第五章 权力的自我制造 |
| 第一节 道德与权力 |
| 第二节 “灵”的生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明清小说与宝卷互动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 |
| 1.2 研究现状 |
| 1.3 选题意义 |
| 1.4 研究设想 |
| 第2章 小说与宝卷的发展轨迹 |
| 2.1 萌发期的小说与宝卷 |
| 2.2 发展期的小说与宝卷 |
| 2.3 繁荣期的小说与宝卷 |
| 第3章 小说与宝卷的文体关系 |
| 3.1 小说与宝卷之异 |
| 3.1.1 语境 |
| 3.1.2 作者 |
| 3.1.3 受众 |
| 3.2 小说与宝卷之同 |
| 3.2.1 同为叙事文学 |
| 3.2.2 同为通俗文学 |
| 第4章 宝卷对小说的接受 |
| 4.1 小说内容与形式对宝卷的渗透 |
| 4.1.1 小说内容题材在宝卷中的显现 |
| 4.1.2 小说结构形式在宝卷中的体现 |
| 4.2 宝卷对小说的改编方式 |
| 4.2.1 整体因袭加工 |
| 4.2.2 片段择取改编 |
| 4.2.3 零散元素利用 |
| 4.2.4 内容间接模仿 |
| 4.3 宝卷改编小说的特点 |
| 4.3.1 人物事件的选择性 |
| 4.3.2 内容演说的随意性 |
| 4.3.3 口头表达的狂欢性 |
| 4.3.4 神道思想的杂糅性 |
| 4.3.5 民间思维的创造性 |
| 第5章 宝卷对小说的影响 |
| 5.1 宝卷为小说提供写作素材 |
| 5.1.1 小说借鉴宝卷情节模式 |
| 5.1.2 小说吸收宝卷演说内容 |
| 5.2 宝卷推动小说的广泛传播 |
| 5.2.1 宝卷扩大小说的接受群 |
| 5.2.2 宝卷促进小说的经典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真武信仰的渊源与流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汉唐之际玄武意象及功能考析 |
| 第一节 玄武溯源:四灵和四象的结合 |
| 第二节 玄武形象:从神龟到龟蛇的转变 |
| 第三节 世俗玄武:天空星象和地上建筑的北方意象 |
| 第四节 道教玄武:守护人体及阳宅祖茔的北方精灵 |
| 第二章 北帝派对龟蛇玄武的人格化改造 |
| 第一节 一以贯之的北方崇拜 |
| 第二节 北帝神格的演变和北帝派的兴起 |
| 第三节 五代川蜀北帝派道士与玄武的人格化 |
| 第三章 两宋时期真武神格的提升与完善 |
| 第一节 宋真宗与真武神格的跨越式提升 |
| 第二节 北宋中后期真武神格的丰富与发展 |
| 第三节 南宋时期真武信仰的完善与传播 |
| 第四节 真武专属道经出世时间蠡测 |
| 第四章 北极四圣的兴衰与真武信仰的崛起 |
| 第一节 天蓬、天猷、黑杀神格演变考 |
| 第二节 北极四圣组合的形成和演变 |
| 第三节 四圣信仰与两宋皇权嬗代 |
| 第四节 四圣的没落和真武的崛起 |
| 第五章 从佛道共存到真武独尊——真武大帝与武当山 |
| 第一节 六朝隋唐武当山的佛教历史与法脉传承 |
| 第二节 汉宋之际武当山的神仙传说与道教史迹 |
| 第三节 宋末元初真武传说在武当山的落实 |
| 第四节 从新武当山现象看真武信仰的传播 |
| 第六章 真武大帝的神格功能及其演变 |
| 第一节 伏魔之神与护国之神 |
| 第二节 北方之神与水火之神 |
| 第三节 治世福神与万能之神 |
| 第七章 真武信仰的思想内涵与文化意蕴 |
| 第一节 真武信仰与佛教之关系 |
| 第二节 真武信仰的孝道内涵和劝善功能 |
| 第三节 从真武经典看道教放生观 |
| 第四节 从真武信仰看唐宋以降道教神灵信仰的转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成果 |
| 后记 |
（8）观音题材宝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及概念界定 |
| (二)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观音题材宝卷概述 |
| 第一节 观音题材宝卷分类 |
| 第二节 观音题材宝卷的体制 |
| 第二章 观音题材宝卷的叙事特色 |
| 第一节 观音题材宝卷的叙述结构及手法 |
| 第二节 观音题材宝卷的叙事类型 |
| 第三章 神圣与世俗——宝卷中的观音形象 |
| 第一节 本生故事中的观音形象 |
| 第二节 应身故事中的观音形象 |
| 第三节 宝卷图像中的观音 |
| 第四章 宝卷中的观音信仰与信仰活动 |
| 第一节 宝卷中的观音信仰 |
| 第二节 宝卷中民众观音信仰空间及信仰活动 |
| 第五章 观音题材宝卷的功能 |
| 第一节 提供道德规劝 |
| 第二节 指引女性修行 |
| 第三节 保存文化民俗资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经眼观音题材宝卷 |
| 附录二 数本观音题材宝卷地狱图景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9）明清山东关帝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学术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方法和内容 |
| (四) 研究意义 |
| 一、明代以前山东关帝信仰概况 |
| (一) 关帝信仰的起源、发展与演变 |
| 1. 关帝信仰的起源 |
| 2. 关帝信仰的发展与演变 |
| (二) 明代以前山东地区关帝信仰的传播 |
| 二、明清时期山东的关帝信仰概况 |
| (一) 明清山东关帝庙的建设与分布 |
| 1. 明清山东关帝庙概况 |
| 2. 明清山东关帝庙空间分布状况及特点 |
| 3. 明清山东关帝庙建筑特点分析 |
| (二) 明清山东关帝祭祀及庙会 |
| 1. 明清时期山东地区的关帝庙祭 |
| 2. 关帝信仰群体 |
| 三、明清时期关帝信仰在山东地区发展的原因 |
| (一) 儒释道的共同作用 |
| 1. 关帝与佛教的关系 |
| 2. 关帝与道教的关系 |
| 3. 关帝与儒家的关系 |
| (二) 国家正祀的推动 |
| 1. 明朝政府对关帝信仰的力推 |
| 2. 清朝政府对关帝信仰的尊崇 |
| (三) 地方需要的促进 |
| 1. 商业需要 |
| 2. “保家卫国”与山东尚武之风 |
| 3. 明朝大移民的文化需要 |
| 4. 祈求降雨 |
| 5. 教化百姓 |
| 6. 科举取士 |
| 7. 行业保护 |
| (四) 文学艺术的传播 |
| 1. 小说 |
| 2. 戏曲 |
| 四、明清时期山东关帝信仰的影响 |
| (一) 关帝信仰对地方行政的影响 |
| (二) 关帝信仰对社会教化的影响 |
| (三) 关帝信仰对地方经济的影响 |
| 五、结语 |
| 附录: 明清山东关帝祠庙一览表 |
| (一) 鲁北 |
| (二) 鲁西 |
| (三) 鲁东 |
| (四) 鲁南 |
| (五) 鲁中 |
| 参考文献 |
| (一) 古籍 |
| (二) 地方志 |
| (三) 近人着作 |
| (四) 期刊论文 |
| (五) 学位论文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10）宋金元时期山东地区女性神灵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的重难点及使用的材料 |
| 第一章 宋金元时期山东地区的民间女性神灵 |
| 第一节 儒学的延伸:孔孟母妻的祠庙供奉 |
| 一、颜母庙 |
| 二、郓国夫人殿 |
| 三、孟母庙 |
| 第二节 佛教塑造的女性神灵:观音信仰 |
| 第三节 道教体系中的女性神灵 |
| 一、以麻姑为代表的修道升仙女神 |
| 二、以碧霞元君为代表的道教化女神 |
| 第四节 宗教之外的女神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因时而变的“明者”:鲁中颜神信仰的时代分野 |
| 第一节 颜神信仰渊源考述 |
| 第二节 颜神信仰在宋金之间的延续 |
| 第三节 颜神信仰在金元之际的变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女性神灵信仰与地方社会 |
| 第一节 女性神灵信仰的空间分布 |
| 一、空间分布的差异性 |
| 二、空间分布的共通性 |
| 三、教育对女神信仰空间分布的间接影响 |
| 第二节 女性神灵信仰与地方文化的构建 |
| 一、地方官对女神祠祀的积极参与 |
| 二、忠孝节义文化在女性世界的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宋代山东地区的民间信仰与秘密宗教（论文参考文献）
- [1]四川通江古佛洞一贯道石窟的考古调查与图像研究[J]. 罗洪彬,刘志强,邓天平. 形象史学, 2021(03)
- [2]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D]. 高世伟. 河北大学, 2021(09)
- [3]何罪何过：宋代负面形象女性群体研究[D]. 张笑. 河北大学, 2021(02)
- [4]明清祭文研究[D]. 古宏韬. 武汉大学, 2021(02)
- [5]川东青云派研究[D]. 邱兴洁.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6]明清小说与宝卷互动关系研究[D]. 郭峪良. 辽宁大学, 2019(10)
- [7]真武信仰的渊源与流变研究[D]. 左攀. 兰州大学, 2019(02)
- [8]观音题材宝卷研究[D]. 余聪. 暨南大学, 2019(02)
- [9]明清山东关帝信仰研究[D]. 王亚楠.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2)
- [10]宋金元时期山东地区女性神灵信仰研究[D]. 毕悦. 武汉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