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认知的理论模型探析（论文文献综述）
黄颖[1]（2021）在《政府支持、保险认知对苹果种植户政策性农业保险参与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魏泰龙[2]（2021）在《共享型领导对团队创业激情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冠疫情”使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中小企业更是损失惨重,其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的弱点被进一步放大,生存和发展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由于疫情的持续蔓延,中小企业获客难度变大,成本居高不下,融资难度陡增,在这一艰难时刻,需要企业上下“和衷共济,共渡难关”,但有些中小企业由于平时疏于建立团队成员之间紧密的情感纽带,使得在风险和不确定性激增的情况下,面临被市场淘汰的风险远超同行企业。什么样的团队可以有效抵抗风险?经过调研发现,那些能够有效建立共享型领导的团队相对而言拥有着更强的竞争优势,共享型领导成为了保持团队稳定的关键。共享型领导的优势在于打破传统正式领导中严格的身份界限,激发团队成员参与的热情,发挥团队成员知识和能力的优势,有效弥补正式领导所存在的不足。在“新冠疫情”时期,共享型领导对新企业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正是由于共享型领导存在的这些优势,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共享型领导,并找出共享型领导“共享什么”和“如何共享”,这样可以将共享型领导的研究深入到团队这一层次,同时还可以拓展共享型领导在新创企业团队中如何有效发挥作用。在共享型领导可能影响的团队结果中,团队创业激情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团队创业激情是新创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在大多数取得创业成功的企业实践中得到了印证。如已经发展为国内最大电商平台的阿里巴巴,在其创业之初就是依靠“十八罗汉”的团队创业激情才克服了资源不足的劣势,依靠团队创业激情克服了创业过程中的种种困难,最终成长为中国最大的电商平台。再如国内最早在美国上市的教育巨头新东方,在初创阶段就是依靠团队创业激情,才使得一个“草台班子”最终成长为行业巨头。这些企业的成功有其偶然性,但是其中我们不难看到团队创业激情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资源不足和外部竞争的双重重压之下,激发并维持团队创业激情不失为一条可以有效帮助新企业团队走出困境的可行性道路。现有研究在共享型领导以及团队创业激情方面都有所涉猎,共享型领导作为一种有效的领导手段对团队构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其对于团队情感的形成也必然产生影响;团队创业激情作为团队情感中最积极的情感,对于维持团队稳定和竞争优势有着重要意义。然而,现有的研究对于共享型领导如何影响团队创业激情这一关键问题却缺乏关注,存在研究空间以及研究价值。基于这样的认知,本文提出了共享型领导对团队创业激情有促进作用,并进一步探究二者之间的作用机理。本文通过对影响团队创业激情的情感因素和身份因素进行分析,找出共享型领导对团队创业激情的影响机制,具体考察团队凝聚力、团队认知能力在共享型领导与团队创业激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团队凝聚力和团队认知能力的链式中介作用,同时,运用效果推理的决策方式,可以有效提升共享型领导对团队凝聚力的影响。因此,本文构建了以共享型领导为自变量、团队凝聚力和团队认知能力为中介变量,效果推理为调节变量,团队创业激情为因变量的关系模型,旨在揭示共享型领导对团队创业激情的直接作用,团队凝聚力和团队认知能力的中介作用,以及效果推理的调节作用。总的来说,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系统梳理国内外已有研究,对社会身份认同理论、情绪感染理论、社会认知理论和高阶梯队理论进行梳理,明确本文的理论基础。同时对共享型领导、团队凝聚力、团队认知能力、效果推理、团队创业激情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为假设提出和模型构建提供必要的支撑。第二,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案例分析的结果,对共享型领导、团队凝聚力、团队认知能力、效果推理、团队创业激情的概念做出界定,构建起共享型领导对团队创业激情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11条研究假设,深入揭示共享型领导对团队创业激情影响的主效应,团队凝聚力和团队认知能力的中介作用,团队凝聚力与团队认知能力的连续中介作用,以及效果推理在共享型领导与团队凝聚力、共享型领导与团队认知能力两个关系当中所起到的调节作用。第三,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了来自长春市、北京市、深圳市和东莞市的125个新企业团队的748份有效问卷所构成的样本数据,利用SPSS24.0、AMOS24.0和MPLUS7.4软件对所收集到的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聚合分析等检验,以确保数据的质量,并利用MPLUS7.4结构方程模型,用以检验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并获得分析结果,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将本研究中所提出的11条假设中有10条通过了检验,并对1条未通过检验的假设做了必要说明。第四,本文总结了研究结论,提出了本研究的四个创新性,对得到数据支持的假设分析了其管理实践启示,并指出了研究存在的局限与不足,提出了本文的未来研究方向。本研究通过情感和认知两个视角,探究在动态情境下,共享型领导如何影响团队创业激情,主要创新点以及理论贡献有以下几点:首先,本研究揭示了共享型领导影响团队创业激情的机制,丰富了共享型领导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同时为团队创业激情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研究通过深入挖掘共享型领导的内涵,将共享型领导引入新创企业的研究中,拓展了共享型领导的研究领域,使共享型领导成为新创企业领导力构建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次,本研究丰富了团队创业激情的触发机制,为团队创业激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补充。已有研究表明,创业者往往容易调动和激发自身的情感,形成创业激情,但如何能够将这种激情有效的传递给团队成员是每一个创业者都要面对的问题,采用共享型领导是一种较为合适的领导方式。再次,本研究从情感和认知两个视角出发,通过引入团队凝聚力和团队认知能力这两个中介变量,揭示了共享型领导对团队创业激情的影响机制,同时也表明通过团队凝聚力和团队认知能力所形成的连续中介作用,可以加强共享型领导对团队创业激情的影响作用。最后,本文检验了效果推理的调节作用,揭示了共享型领导对团队凝聚力以及共享型领导对团队认知能力影响,进而对团队创业激情的研究也有所贡献。
杨春林[3]（2021）在《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型团队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特别是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后,进入崭新的“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相对于普通企业而言,创业型企业面临着更多的风险和挑战。创业团队绩效是影响创业企业存活的关键因素,而创业团队的领导风格又能直接影响创业团队绩效。因此,研究何种特质的领导风格能够提升创业团队的绩效,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传统领导风格的影响下,我国创业型企业领导的管理面临着众多挑战。首先,传统式领导风格很难在年轻团队中继续发挥原有作用,难以适应创业型企业团队及成员的需求;其次,管理者对各类新型领导风格的认识不清晰,特别是对包容型领导风格的行为方式及重要性认识不足;最后,学术界对包容型领导风格的研究虽然取得不少进展,但对于包容型领导的作用机制的探究还不够。基于此,本文对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型团队工作绩效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以期填补该领域的理论空白,为创业型团队工作绩效的提升提供理论指导。本文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先系统回顾了国内外与包容型领导、团队敬业度、组织包容氛围、团队反馈寻求、领导的团队代表度以及工作绩效有关的文献;接着,构建了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团队工作绩效影响的理论机理,并提出了研究假设,构建了理论模型;再次,整合现有的成熟量表,在预测试后完善后成为的正式问卷;最后,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本文提出的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显示,本文提出的12个假设有10个获得了支持。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型团队绩效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包容型领导包容员工观点和错误的行为有利于促成员工自主想法和建议的形成,激发员工更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进而带来更高的任务绩效;领导者尊重员工意味着领导者能够经常出现在团队中,与团队成员保持紧密联系,这有助于发挥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助性和热情,促进团队绩效的提高。领导鼓励员工创新可以使得员工敢于尝试不同的方法去提高工作绩效,会催生员工开拓性的思维,进而推动团队的创新行为。创业型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员工创造力的发挥,员工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对工作流程的创造性建议、对自身业务绩效的评价反馈等一系列自发性、创造性工作,能有利于创业型企业的快速调整、改善,以及创业型团队绩效的提升。（2）包容型领导能促进创业型团队包容型氛围和团队敬业度的提升。包容型领导的管理及行事风格会对下属及团队形成自上而下的涓滴效应,包容型领导对团队成员的亲和、包容行为会直接影响其直接下属,直接下属在与团队内部成员沟通、与平行部门协调、及服务客户时会自觉践行包容型处事方式,并在团队内部快速形成包容型氛围。在包容型领导的管理下的团队成员,感受到领导对自己的尊重、接纳与包容,并在团队中获得情感支持、归属感和安全感。相应地,员工会产生回报团队的责任意识,并主动地为团队投入更多的努力和贡献。（3）创业型团队敬业度、团队包容型氛围均正向作用于团队反馈寻求。为提高工作效率,具有高敬业度的员工更愿意主动寻求反馈。具有高敬业度的员工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完善自己的本职工作及其他相关的工作。在此过程中,该员工会积极地向上级领导、团队成员、平行机构组织成员及外部客户或供应商寻求反馈,总结分析,不断提升绩效。在包容型氛围下,员工主动寻求反馈时的顾忌相对较少,会降低其对反馈寻求行为所引起的风险的预估,倾向于更主动地寻求反馈。（4）创业型团队反馈寻求能显着地正向影响创业型团队绩效。团队成员通过反馈寻求行为,来获取团队行事风格,以及团队领导、成员对其工作的意见或建议,一方面能帮助员工快速提高工作效率和高效地实现任务绩效;另一方面能努力提高员工自我认知的活性,让员工既能具备工作创新中所要的能力与知识,又能积极主动开展创新,为组织发展贡献创新成果。同时团队新成员的反馈寻求行为可以增加与团队内部成员和领导者的沟通互动,获得团队的支持和帮助,这能够提高新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忠诚度,进而增强创新动力,提升创业型团队绩效。（5）团队包容氛围和团队敬业度中介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型团队反馈寻求的正向影响。包容型领导对员工的敬业度形成至关重要,而后者能够激发员工对组织的自主性反馈行为。包容型领导能够做出一系列的行动,给予组织成员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提升其敬业度;同时,通过向团队的成员展现其包容的沟通方式,使团队成员易模仿学习,为团队创造了一个鼓励交流和表达的良好氛围,促进团队包容文化的形成,从而激发团队成员主动反馈信息的行为。（6）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型团队敬业度的正向影响,以及通过团队敬业度对团队反馈寻求的间接影响都受到领导的团队代表度的调节。作为组织中的一员,领导通过让团队成员感知其对团队典型性的高代表度来影响和领导团队。当包容型领导具备了较高的团队代表度时,其对团队敬业度的正向影响及通过团队敬业度对团队反馈寻求的间接影响效果都会因为团队成员感知到领导的团队代表度而增强。在研究过程中,本文有以下三点创新:（1）对中介机制进行了深入挖掘,构建了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型团队绩效影响的机制模型。本文的研究结论,揭开了包容型领导影响创业型团队绩效的面纱,进一步探究了包容型领导激发创业型团队绩效的作用机制,丰富了相关理论研究。（2）开拓了以创业型团队为着眼点,探究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团队绩效作用机制的新视角。不同于以往对模糊企业发展阶段的研究,本研究将新创的创业型企业作为研究背景,依据创业型企业的阶段性特点,及当前所处的经济大环境来综合分析,弥补了当前的学术界对于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型团队绩效影响机制的认知不足,本文的研究结论,揭开了对该主题深入研究的一角,为日后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3）开辟了以领导的团队代表度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包容型领导影响机理的研究思路。相对于此前从员工的角度来考察,本研究从领导者的角度出发,将领导者的团队代表度作为调节变量进行综合分析,能够为包容型领导的边界条件提供进一步的思路,有助于后续的包容型领导的作用机理的相关研究的开展。
陈为东[4]（2021）在《过程感知视域下学术新媒体用户信息偶遇行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科学研究的偶然性发现离不开偶遇信息的点燃,从而引导个体心理发生顿悟、联结、移情和沉思,个体从偶然的被动获得转移到主动求索,非线性和线性的信息搜索行为彼此共生或演替,偶然性与必然性交织存在。偶遇的信息具有潜在价值,希冀解决科学难题、科研疑惑。移动互联网环境下,个体在搜索、浏览、交互过程中发生信息偶遇的可能性变大,信息偶遇成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学术新媒体以学术信息服务为己任,包括学术APP、学术虚拟社区、学术微信公众号、学术社交网络和学术博客等多元类型,承载着丰富的学术资源,拥有基数庞大的科研人群,用户之间通过彼此关注、留言、互粉等,形成了社会网络关系,缓解了科研人员的信息孤岛现象。目前关于学术新媒体信息行为的研究主要偏重于主动的交流、交互、共享、贡献、持续使用、科研合作等行为,被动的信息获取行为还有待深入探索。用户在学术新媒体环境下意外获得有趣或有用的信息逐渐常态化,国内外多个领域都有关注信息偶遇,图情领域对信息行为的研究也延伸到了信息偶遇。信息偶遇一般过程模型中涵盖了注意、停驻、检验、摘取、返回5个步骤,表现为偶遇前—偶遇中—偶遇后3个阶段。目前缺少从心理和认知层面探析学术新媒体环境下用户信息偶遇行为的发生原因、感知变化和后续采纳等问题,有必要在偶遇过程下结合用户的感知心理去深入分析信息偶遇现象,挖掘偶遇信息价值,为科学发现提高几率。本文主要分析过程感知下学术新媒体用户信息偶遇行为机理、偶遇发生前的影响因素、偶遇中用户的认知演变、偶遇后用户信息采纳路径以及促进信息偶遇的感知和采纳策略5个方面展开相关研究。（1）学术新媒体用户信息偶遇行为机理。基于三元交互决定论的个体、环境、行为因素和人类行为的一般模式S-O-R（即刺激—个体心理、生理—反应）,结合学术新媒体特色和信息偶遇概念,将学术新媒体信息偶遇行为的要素划分为:学术新媒体用户、信息偶遇环境、学术信息。在已有信息偶遇发生过程和过程感知模型下分析了学术新媒体用户信息偶遇行为过程:偶遇前-偶遇中-偶遇后。将感知融入到偶遇行为过程,构建了学术新媒体用户信息偶遇过程感知模型,给出学术新媒体信息偶遇行为机理模型,包括5个子机理,分别为信息偶遇前的注意触发,信息偶遇中的心流体验、认知联结、感知控制,信息偶遇后的行为反馈,深入分析了5个子机理,以及过程与机理的关系,子机理之间的演进关系。（2）偶遇前引发学术新媒体用户发生信息偶遇行为的影响因素。基于三元交互决定论、S-O-R模式和技术接受模型从学术新媒体的用户维度、信息维度、环境维度分析引发信息偶遇行为的影响因素,给出学术新媒体用户信息偶遇行为的影响因素理论假设模型。其中信息维度包括信息特征、信息质量,环境维度囊括了平台可用性、平台多样性,用户维度涵盖了好奇心理、感知有用性、感知控制、先验知识以及信息偶遇行为共有9个变量,10个假设。通过问卷调查学术新媒体平台上发生过信息偶遇行为的用户,问卷设计的题项中涉及到是否发生过信息偶遇行为的设置,以排除没有发生过信息偶遇行为的用户;再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实例验证了假设模型的合理性。研究结果:信息特征、信息质量、平台可用性、平台多样性对感知有用性均具备显着正向影响;先验知识对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控制均存在显着正向影响,信息特征显着影响用户的好奇心理;好奇心理、感知有用性、感知控制显着正向影响信息偶遇行为。（3）偶遇中学术新媒体用户的认知演变。本文采用访谈获取学术新媒体用户发生信息偶遇行为时的心理、情绪、认知和行为方面的资料,共访谈了15位曾经发生过信息偶遇事件的学术新媒体用户。由于学术新媒体主要服务于科研工作者,且以学术信息服务为主,因此,本文以硕博研究生和高校教师为目标人群,共获得4.5万余字的访谈资料。再根据扎根理论的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获得了初始概念38个、初始范畴19个、主范畴8个,最终得到信息偶遇中的用户认知演变状况,构建了学术新媒体用户信息偶遇行为过程中的认知演变模型。学术新媒体用户信息偶遇行为中认知变化时的认知结构经历了同化、顺应、图式联结和意义建构过程,最终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网络,并结合意义建构理论解读了用户从认知鸿沟、断带到认知联结跨越,对认知演变的意义进行了阐释。（4）学术新媒体用户偶遇信息采纳行为的路径构型。基于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ELM）、信息采纳模型（IAM）、技术接受模型（TAM）和感知价值接受模型（VAM）,提取了学术新媒体用户偶遇信息采纳行为的动因构成,动因包括:信息质量、信源可信度、感知有用性、感知收益、认知结构、好奇心理和感知成本7个动因。通过问卷获得学术新媒体用户偶遇信息采纳行为的动因数据。利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中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 QCA）检验偶遇信息采纳行为的组态构型,经过数据校准（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得到真值表、必要性条件分析、组态充分性条件和结果稳健性分析,得到影响偶遇信息采纳行为的7条路径,即7种组态结果,并解释了这7条路径。（5）提出了学术新媒体用户信息偶遇前-中-后的感知与采纳策略。刺激物特征显着影响信息偶遇的发生,从信息偶遇前的信息质量（信息内容、信息源）和信息特征（信息表征和信息标题）等角度实现注意触发。信息偶遇中用户的认知心理、情感情绪都存在不断的变化,从认知联结、偶遇信息相关信息、感知控制和信息偶遇能力素养角度,帮助用户实现偶遇信息和先验知识的语义互联,更好地理解和研判偶遇信息的作用和价值;最后给出了促进学术新媒体用户信息偶遇采纳的策略,从平台可用性、偶遇信息资源关联和学术新媒体的网络口碑等角度,提升偶遇信息的采纳度从而实现信息价值。本研究丰富了学术新媒体信息行为的理论体系,信息偶遇是一种被忽略的、被动的、非线性的信息获取或检索行为。在过程感知视域下,将信息偶遇行为过程分为前-中-后3个阶段,并将用户感知融入到这3个阶段,给出信息偶遇行为机理、偶遇前引发信息偶遇的影响因素、偶遇中用户的认知演化和偶遇后的采纳行为,有助于深入了解信息偶遇现象,丰富了信息行为研究。本文最后给出用户信息偶遇行为的感知与采纳策略,为学术新媒体平台和学术知识服务体系的调整提供新的视角,优化学术新媒体的知识服务满意度。
李恒[5]（2021）在《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科技的迅速发展、工程问题复杂性的提升以及工程活动利益相关者的增加,使得工程师在工程实践中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工程伦理问题。在高等工程教育中,作为工程师培养核心环节之一的“工程伦理教育”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程伦理教育被以美英为代表的世界工程强国视为培养伦理卓越工程技术人才的重要手段。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末,现阶段,成为“华盛顿协议”正式缔约国以及“新工科”项目的扎实推进为我国的工程伦理教育提供了重要契机。尽管如此,我国工程伦理教育仍面临三个重大挑战:一是工程伦理教育在供需对接上未实现动态平衡;二是工程伦理教育治理手段乏善可陈;三是工程伦理教育与我国工程情境的适配性不高。针对上述现实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特征,提炼关键机制。本研究围绕“系统分析符合工程伦理教育内在发展规律的关键机制”这一核心议题开展研究,并由此展开三个环环相扣的子研究:第一,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建构;第二,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估;第三,完善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首先,本文运用系统文献综述法和文献计量法对工程伦理教育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其次,运用扎根理论、多案例分析与比较分析法对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理论结构和实现路径进行建构性研究;再次,以本研究提出的关键机制为指标来源,以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为方法指导,针对113份评价样本,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实施现状开展实证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作出以事实为导向的客观判断;最后,整合所有研究结论,消除理论话语和实践话语的阻隔,归纳用于完善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本研究得到了以下四个结论:（1）工程伦理教育的复杂性决定了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复杂性,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优化教育策略、汇聚协同力量、把握国内国际动向等核心要点,主要涵括培养机制、协同机制和情境机制三个维度。（2）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是“合理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在“合理性”方面,情境机制契合了价值合理性的意蕴,培养机制和协同机制则契合了工具合理性的表征。在“合规律性”方面,情境机制是控制单元,情境机制通过构建了一个包括社会因素、自然因素和精神因素在内的场域而成为关键机制的“指挥控制中心”;协同机制是存储单元,通过“各种协议”（如,伦理准则）和“软硬件”（如,经费资源）的配合而成为了“制度池”和“资源池”;培养机制则是运算单元,高校根据“情境机制”的“指令”并在“协同机制”的干预下,整合各类教育要素、深入本土教育实践、打造教育新模式。（3）本研究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实施现状进行评估。实证评估结果显示,按权重由大到小排序,依次是情境机制（36.0%）、协同机制（33.7%）和培养机制（30.3%）;按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培养机制（71.711分）、情境机制（70.319分）和协同机制（68.339分）;按优秀（80-100分）、良好（70-79分）、合格（60-69分）和不合格（≤59）进行等级分类,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现状的综合评价等级为“良好”（70.074分）。（4）深入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发展的特殊情境,立足“培养机制”、“协同机制”和“情境机制”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具体包括:细化培养机制,在供需对接上实现动态平衡;强化协同机制,丰富工程伦理教育的治理手段;深化情境机制,适应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阶段和独特需求。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在于:其一,通过扎根理论研究、规范研究、案例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揭示了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实现路径及其规范性特征;其二,通过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了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价体系并开展了实证评估;其三,立足中国情境,提出了一系列完善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为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实践启示。
徐泽磊[6]（2021）在《积极领导的结构测量、形成机制与作用效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华为从1987年2万元人民币起家,到2018年总营业收入近7000亿人民币,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华为因此而成为千亿美元的企业。5G时代的到来,标志着华为在技术标准、专利、基站设备、协议支持等方面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标志着华为已掌握了制定新一代移动标准的话语权;标志着华为站在了通讯行业产业链的最顶端。华为的成长与蜕变,不仅是中国制造的象征,中国企业的骄傲,同时引领了世界通讯行业的发展。而华为的这些骄人的战绩,与任正非的非凡管理思想、经营理念和领导行为密不可分。任正非所表现的带领企业走出低谷,走向成功;发现企业优势、发扬其优势、面对困难不畏惧、不放弃,不忘初衷的领导行为,被称为积极领导行为。积极领导行为又称为积极领导。积极领导是指领导者关注组织及成员优势、能力和潜力,培养其向善（美德）取向,并帮助组织及成员取得非凡的、惊人的、超出预期成就的积极领导行为。学术界对积极领导份外关注,虽然在积极领导的测量、积极领导的形成和积极领导的影响结果方面,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以下不足:（1）未能从如何建立珠穆朗玛峰目标视角测量积极领导在现有“建立和实现珠穆朗玛峰目标”的维度测量中,忽略了建立什么样的目标、如何建立这些目标的关键内容,不利于珠穆朗玛峰目标的实现,也不利于学术界深入理解与测试积极领导,难以为积极领导的管理实践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导。（2）未能从有效实现珠穆朗玛峰目标视角测量积极领导在现有“建立和实现珠穆朗玛峰目标”的题项中,忽略了实现目标最本质的内容,不利于珠穆朗玛峰目标的实现,不利于学界对积极领导的准确理解,难以为积极领导的管理实践提供强有力的理论依据。（3）缺少通过认知—情感加工系统揭示心理韧性影响积极领导形成的动态中介机制研究由于积极领导是一个动态的行为,因此,研究积极领导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动态分析。然而,目前基于积极领导的研究,却忽略了其动态性的特点。认知情感加工系统（Cognitive Affective Processing System,CAPS）具有可被激活性、动态性且是行为的直接决定因素等特点。所以,CAPS是揭示心理韧性动态影响积极领导形成的重要途径。然而,在目前研究中,却忽略了这个重要的作用路径,不利于心理韧性对积极领导的动态影响机制研究,不利于对积极领导形成的全面理解和掌握。（4）缺乏积极领导对工作绩效作用机制的研究,更缺乏积极领导对创新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作用机制的研究以往积极领导对工作绩效影响的研究,多数集中在积极领导对工作绩的直接影响,缺乏积极领导对工作绩效作用机制的研究,更缺乏积极领导对工作绩效中创新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作用机制的研究。然而,积极领导对工作绩效影响机制研究,不仅加深了积极领导对工作绩效影响的认知,丰富了积极领导影响效果的理论研究,而且还能使组织中的领导者利用已发现的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有效地控制积极领导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积极领导的首要目标就是帮助组织成员实现非凡业绩,而非凡业绩能从工作绩效中的创新绩效得到更好的体现;同时非凡业绩的实现也离不开对角色外绩效的投入,而角色外的投入能从工作绩效中的组织公民行为维度得以充分体现。然而,现有的研究却缺乏积极领导对创新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影响机制的研究,不利于丰富积极领导的理论研究,难以有效指导管理实践。（5）缺乏对积极领导的动态、跨层次、混合方法的研究现有对积极领导更偏重的是静态、截面研究。然而,积极领导是一种动态行为。但是,目前研究却忽略了动态数据的获得。同时,对积极领导更关注的是个体层面的研究,忽略了多层次、跨层次分析法的应用,不利于对积极领导的形成及作用效果的更全面理解。基于以上研究不足,本文的研究内容是（1）修订积极领导的测量量表（子研究1）;（2）从心理韧性视角揭示积极领导的动态形成机制（子研究2）;（3）从影响效果角度揭示积极领导对创新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机制（子研究3）。本文采用的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于子研究1,首先通过相关文献回顾和35名领导的深度访谈,对积极领导内涵和维度进行识别,生成量表题项,之后历经二次问卷调查,通过获得233份有效问卷和325份有效问卷,优化量表题项,最终通过325份有效问卷对修订的量表进行验证。对于子研究2,在预调查的基础之上,进行了正式调查。正式调查以企业中的领导者为调查对象,通过自评方式,二时段、每时段间隔4周等方式,共获取有效问卷286份。对于子研究3,在预调查的基础之上,进行了正式调查。正式调查以企业的团队主管和直属员工为调查对象,通过自评与他评相结合,二时段、每时段间隔4周等方式,获取61个团队,共计248套有效问卷。本文的研究结论（1）从“积极沟通”、“积极意义”、“发现优势”、“真正乐观”四维度测量积极领导,更具科学性和实用性;（2）心理韧性是促使积极领导形成的重要前因变量;（3）积极情绪和自我调节能力能揭示心理韧性促使积极领导形成的中介机制;（4）组织间竞争是心理韧性促使积极领导形成的边界条件;（5）创新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是积极领导的重要结果变量;（6）领导认同感能揭示积极领导对创新绩效作用的中介机制,能揭示积极领导对组织公民行为作用的中介机制;（7）主动性人格是积极领导与领导认同感关系间重要的边界条件。本文理论贡献体现在（1）修订了积极领导的测量量表;（2）验证了心理韧性对积极领导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3）揭示了心理韧性对积极领导影响的动态中介机制;（4）识别出了在心理韧性与积极领导之间的动态中介机制存在的边界条件;（5）验证了积极领导对创新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正向影响;（6）揭示了积极领导对创新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机制。本文研究理论意义体现在:（1）加深了对积极领导概念、内涵的理解;（2）补充了积极领导的形成机制研究;（3）增加了积极领导的作用效果研究;（4）拓展了认知情感加工系统（CAPS）、特质激活理论和社会认知等理论的应用。同时本文研究结论从（1）“积极沟通”、“积极意义”、“发现优势”和“真正乐观”甄别和培养积极领导行为;（2）提高领导者的心理韧性,促使积极领导行为产生;（3）提高积极情绪和自我调节能力中介效应,有助于提升心理韧性对积极领导的影响;（4）提高领导认同感,有助于提升积极领导对员工创新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5）高主动性人格的员工,有助于其对积极领导认同感的提升,进而有助于员工创新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的提升等方面,为企业（组织）发现、培养积极领导,激发员工实现非凡业绩,助力企业实现非凡目标提供理论依据。
王慧[7]（2021）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文中认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基于学术史的考察专业:政治学理论指导教师:马雪松教授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马奇与乔罕·欧森从组织理论的立场将长期受到忽视的制度和制度分析带回政治科学的主流议程,大批学者由此汇聚到新制度主义这面旗帜下并开启了新的研究篇章,以至有人开始高呼:“现在我们都是新制度主义者了”!然而,新制度主义的强劲发展一度令置身于制度结构之中的行动者黯然失色,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约束性功能,其本身蕴含的使动意味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迎来观念转向的浪潮,众多学者纷纷加入观念议题的讨论。这一变化对制度分析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表现为各个流派愈益关注观念,更为关键的是,以观念和话语为理论基石的建构制度主义得以兴起。如此一来,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或观念转向议题进入了政治学的中心地带与前沿领域。“观念很重要”似乎已经人尽皆知,但要问观念究竟是什么却又出现聚讼纷纭、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从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有必要首先为观念这一核心概念确立基本的分析维度。观念是各类行动与社会变革的先导,因而观念一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课题,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观念的重要性。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而言,很多学者为观念的界说付出了努力,综合来看,包含类型、层次、要素、形式在内的观念的划分都可以归纳为观念的结构要素,表示观念孕育于特定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制度结构及社会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观念无法凭空产生或存续,需要依附于特定的行动者并经由传播观念的话语、叙事、框架等呈现机制才能切实发挥作用。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是贯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核心主线。从辩证的立场来看,观念即是制度,制度即是观念。本文从两个角度论述观念等同于制度的观点。从既定结果来看,某些观念性要素具有制度的属性,从转化过程来看,某些行动者的观念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制度和政策。观念影响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制度也会影响观念的生成、维系和变迁,但这两条进路又有着本质区别与研究侧重。观念议题回归新制度主义并不是政治科学领域观念与制度相结合的首次尝试,而是有其深刻根植的历史脉络,观念与制度同等重要以及密切互动的观点可上溯至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以观念复归作为切入点并扩大分析视域可以发现,观念研究在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兴起、衰落、复兴的转折时期,对其加以考察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前因后果。传统政治学研究中观念与制度相互交织在一起,旧制度主义虽然部分承袭了此前观念研究的传统,但偏向于对制度和观念予以宏观探讨与静态描述,旧制度主义的局限以及随后大行其道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主导了观念研究的衰落,不过这一时期仍然产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念性成果。观念的复兴发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聚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转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均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加深了对观念的理解,但各个流派的观念转向有其独特性。建构制度主义代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观念维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一流派的分析基础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性或双重性,不确定性,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建构制度主义仍处于发展过程中,遵循建构逻辑而依次成长起来的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修辞制度主义和沟通制度主义均可被视为其内部的取向。理论的变革无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与回应,脱离现实的理论往往是空洞的和盲目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生观念转向的关键原因在于,既有的制度分析框架无法为某些现实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转向可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加以思考。一方面,观念转向促使各个流派加强对话交流与认同意识,缓和了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张力,随着观念研究的逐渐深化,制度分析的视野得到相应的拓展。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离不开对规范和价值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立足日常经验反思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带来的深刻启示时,有必要审视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好的观念和好的制度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努力追求的目标。结构制约能动,能动生产结构,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最终落脚于行动者。如何更好地建构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使由行动者建构的制度更好地发挥约束和使能作用,是一项需要加以认真和审慎探索的课题。
任辉[8]（2021）在《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轨迹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了解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整体水平及影响因素,验证现有理论对理解我国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适用性,探索理论驱动下的癌症复发恐惧与影响因素间的路径关系;探寻乳腺癌患者术后癌症复发恐惧的发展轨迹,以及癌症复发恐惧与焦虑症状、抑郁症状的因果预测关系,根据现有研究发现制定对策与建议,为制定此方面的预防策略和干预措施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方法:研究一: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设计,以某省四所三级甲等医院的乳腺癌术后5年内的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符合纳入和排除标准的945位患者进行调查,最终收回有效问卷857份（有效回收率为90.7%）。采用的调查工具包括:一般资料调查表、癌症复发恐惧量表简表、简明疲劳量表、疾病感知问卷简表、认知情绪调节策略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社会限制量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和经济毒性综合评分量表。采用SPSS 24.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单因素分析,采用R软件4.1.0版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随机森林回归模型,分析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研究二: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设计,以研究一的有效样本为研究对象。分别以疲劳、社会支持和社会限制为自变量,以疾病感知和非适应性认知策略为中介变量,以癌症复发恐惧为因变量,采用SPSS-PROCESS 3.3宏程序和基于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检验疾病感知和非适应认知策略在每个自变量与癌症复发恐惧的关系上的链式中介效应,采用AMOS 24.0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多个自变量同时存在的整体路径作用。研究三: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发展轨迹及其与焦虑症状、抑郁症状的关系本研究为纵向研究设计,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从研究一的有效样本中选取300名术后第3个月的患者进行了三次追踪调查,最终有267人完成全部调查（失访率为11.0%）。采用Mplus 8.3软件,构建潜变量增长模型以描述乳腺癌患者术后癌症复发恐惧的发展趋势和特点,构建交叉滞后模型分别验证癌症复发恐惧与焦虑症状、抑郁症状的跨时间因果预测关系。研究四: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影响因素的质性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方法,结合增加样本多样性原则和饱和原则,对857名有效样本中的17人进行了质性访谈。采用现象学研究法和半结构式访谈,应用Nvivo 12.0软件对资料进行逐层整理、编码和分析。结果:研究一: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1）857位乳腺癌患者的癌症复发恐惧量表总分平均为（14.95±7.22）分;其中523人报告了高水平的癌症复发恐惧,占样本总人数的61.0%。（2）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个人平均每月可支配收入、手术方式、化疗史和放疗史患者的癌症复发恐惧总分的分布具有显着性差异（P<0.05）;癌症复发恐惧与疲劳、疾病感知、非适应性认知策略、社会限制、焦虑症状、抑郁症状和经济困境呈显着正相关（r=0.255～0.572）,与社会支持呈显着负相关（r=-0.511）。（3）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预测因素根据贡献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社会限制、疲劳、非适应性认知策略、年龄、焦虑症状、社会支持、疾病感知、化疗史和放疗史,上述变量总共可以解释癌症复发恐惧61.5%的变异,社会、认知、心理因素分别可以解释癌症复发恐惧19.8%、18.2%和11.6%的变异;在随机森林回归分析中,按重要性评分对影响因素由大到小排序,依次是疾病感知、社会限制、社会支持、非适应性认知策略、年龄、经济困境、焦虑症状、抑郁症状、疲劳、受教育程度、个人每月可支配收入、职业、放疗史、化疗史和手术方式。随机森林模型发现,不同年龄段乳腺癌患者对影响因素重要性评分结果不同。研究二: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链式中介分析结果显示:疾病感知和非适应性认知策略在疲劳和癌症复发恐惧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389,占总效应的28.81%;疾病感知和非适应性认知策略在社会支持和癌症复发恐惧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153,占总效应的48.88%;疾病感知和非适应性认知策略在社会限制和癌症复发恐惧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088,占总效应的28.58%。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发现,疲劳、社会限制和社会支持相互关联的情况下,疾病感知与非适应性认知策略同样起到链式中介作用,癌症复发恐惧被上述变量共同解释的变异量为60.0%。研究三: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发展轨迹及其与焦虑症状、抑郁症状的关系潜变量增长模型发现,乳腺癌患者在术后3～9个月期间的癌症复发恐惧水平呈线性下降,且初始水平与后期的发展趋势存在显着关联。交叉滞后分析结果显示,焦虑症状和抑郁症状分别对癌症复发恐惧有显着的正向预测作用。研究四: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影响因素的质性研究经过半结构化访谈和主题分析,最终确定了三个主题:癌症复发恐惧的感受、癌症复发恐惧的态度以及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其中,影响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因素主要包括外部因素（媒体的报道、复查、认识人的复发或死亡消息）,个人因素（躯体症状和疾病特点）、家庭因素（家庭支持和家庭情感负担）和医疗因素（医生支持和医疗体验）。结论:（1）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整体平均水平较高,高水平癌症复发恐惧检出率也较高,现状不容乐观。（2）年龄<39岁的患者其癌症复发恐惧水平显着高于其他年龄组,且不同年龄段患者对影响因素的重要性评价不同,提示我们应根据各年龄段患者的特点采取适龄的、灵活的干预措施,有的放矢地开展个体化的支持服务。虽然化疗史和放疗史对癌症复发恐惧的预测能力较低,但也为寻找最佳干预时机和重点干预人群提供了科学指导。（3）社会、认知和心理因素对癌症复发恐惧的预测能力明显超过人口、疾病与治疗因素对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提示我们应重点关注上述这些可通过干预进行改善的影响因素,从而促进相关防控措施的开展和扶持政策的改进。其中,非适应性认知策略和社会限制在两种模型中都表现出最强的对癌症复发恐惧的预测能力,提示我们应重点关注患者的认知应对方式和社会环境因素。尽管疾病感知与社会支持在多元线性回归中预测能力较低,却出现在随机森林模型重要性排序的前三位,这可能与随机森林模型能考虑变量间的交互作用有关,提示我们应结合多种统计方法的优缺点综合分析影响因素的预测能力,并深入探索重要因素间的路径关系。在多元线性回归中没有显着意义的经济困境,在随机森林中却比较重要,为今后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弥补了从癌症的经济副作用角度探索癌症复发恐惧的研究空白。（4）疲劳、社会限制、社会支持与癌症复发恐惧的关系均受到了疾病感知与非适应性认知策略的链式中介影响,验证了疾病自我调节模型和社会认知加工模型对理解我国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强化了认知与应对在癌症复发恐惧发生机制中的关键作用。此外,疲劳、社会限制与社会支持之间存在互动关联,提示当内部和社会因素同时作为触发因素时,也可以通过激活认知与应对过程,对癌症复发恐惧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进一步验证了本研究提出的理论框架,提示我们应从生理、社会与认知多个角度综合理解癌症复发恐惧的发生机制,从而采取更有效的干预措施与社会支持服务。（5）在术后3～9个月期间,乳腺癌患者的癌症复发恐惧水平先快速下降,后缓慢下降,且初始水平低者其后期下降速度较快,提示我们术后尽早开展干预措施将有助于控制后期癌症复发恐惧的进展。（6）焦虑水平和抑郁水平的升高可以引起癌症复发恐惧水平的升高,为明晰癌症复发恐惧与焦虑症状、抑郁症状的关系提供了实证依据,并提示我们从改善焦虑症状和抑郁症状的角度寻找控制癌症复发恐惧的突破口将会大有裨益。（7）乳腺癌患者对癌症复发恐惧有着积极和消极的感受,并采取着乐观、寻找意义或逃避的态度,合理运用其积极态度,为其寻找正向意义,可能有利于促进患者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减轻癌症复发恐惧。影响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因素主要包括外部因素、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医疗因素。分析结果提示我们,为乳腺癌患者增强支持网络,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开展以家庭为单位的干预措施,将是缓解癌症复发恐惧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同时,临床医生对患者的态度及其能提供的支持,可以帮助患者减少对癌症复发的恐惧。
范晓鹏[9]（2021）在《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都市圈作为城市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极与人口承载核心区域,也是区域综合实力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从本质上来看,都市圈是一个具有较强开放性的复杂巨系统,其形成与发展类似于有机生命体,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律与特征,以系统内各部分达到一体化为理想状态,高质量则是判断一体化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都市圈发展既要考虑“量”的一体化,也要考虑“质”的一体化。作为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板块,西安都市圈仍面临着辐射带动能力不强、产业同质恶性竞争、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现实问题,加快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已迫在眉睫。基于上述研究背景与现实困境,本研究重点围绕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进行深入研究。第一,综合集成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地理学与城乡规划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跟踪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与实践,在遵循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一般规律基础上,结合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空间、规划等多方位一体化,以及新时代背景下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高质量,从来源与构成、存在与变化、动因与结果、目标与路径等视角,系统阐释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耦合辩证关系,归纳总结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与空间指向。第二,在一体化视角下,建构基于交通、经济、人口、文化等多维度的定量叠加测算方法体系,并结合西安历史文化空间格局和发展脉络进行定性辅助校核,从而科学识别西安都市圈的空间圈层结构。在此基础上,重点对近年来西安都市圈中心城区的空间扩展,以及圈层结构的演化规律进行总结分析,并综合集成“一体化—高质量—耦合度—满意度”等维度,开展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综合绩效评价,印证一体化与高质量的耦合发展关系,辅助研判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第三,结合自然环境、经济社会、交通设施、历史文化等基础性因素,以及政策制度、信息技术等刺激性因素,对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影响因子进行研判,构建以因子属性与作用形式为基础的动力机制模型。基于此,通过梳理都市圈发展的一般模式与复合模式,结合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探索西安都市圈的适宜空间发展模式。通过对以上内容的系统研究,本论文得出以下结论与观点。第一,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应在区域协同、产业分工、市场统一、设施互联、风险共担等方面,且未来高质量发展应充分体现人本化、绿色化、创新化与网络化等发展理念。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应体现在产业协同创新、市场开放统一、生态绿色共保、城乡协调融合、文化包容认同、交通互联互通、服务共建共享、科技智慧引领、治理现代高效等多维层面,由此才能在空间层面真正实现都市圈要素、结构、功能的高质量一体化。第二,从西安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的结果可以看出,目前西安都市圈仍是以西安主城区、咸阳主城区和西咸新区为核心的单核型都市圈,并呈现出沿交通要道轴向延伸的态势,区域整体空间联系仍较为松散。在充分解析区域现状和比较审视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的基础上,研判得知西安都市圈目前还存在城镇体系不完善、产业协作不够、交通网络化水平低、生态保护乏力、公共服务过度集中、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通过“耦合—满意度”评价分析可知,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水平一般,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尽管近年来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水平都有很大提升,但受到多维因素的影响仍处于中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研究范围内居民对西安都市圈的认知程度较低,中心与外围的空间联系感知较弱,对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普遍不高。第三,针对西安都市圈提出“三多一网”的适宜空间模式,认为“多目标、多中心、多维度、网络化”的发展格局是理想空间形态。在明确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与战略使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规划的统筹引领作用,积极响应适宜空间模式,重点从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等方面提出引导策略。同时,基于国土空间规划背景,强调规划思维转变与规划目标转向,进而加强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与内外衔接,优化完善都市圈规划编制程序,并提出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响应的路径与方法,从而有效支撑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为我国中西部地区都市圈发展规划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张宁,Miguel Baptista Nunes,李俊炀,张伟波[10]（2021）在《面向中华古籍阅读推广与文化传播的VR系统模型构建与实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意义]旨在借助VR媒介技术,克服或弱化普通读者在古籍阅读中存在的古籍获取不便和古汉语理解、专业知识、特定文化背景知识、阅读动力不足的问题,促进古籍阅读推广与文化传播。[方法/过程]利用文献调研方法分析梳理认知科学和教育技术领域相关理论,提出VR古籍系统设计原则与模型,基于单个案例分析,设计、开发、测试系统原型,最后利用实验方法以问卷方式收集评估数据,验证设计原则、模型的有用性。[结果/结论]研究成果包括VR古籍系统设计原则、VR古籍系统理论模型、首例VR古籍系统应用原型、VR古籍系统使用理论,可为后续从事VR古籍系统研究与设计的科研人员和设计人员借鉴使用。
二、时间认知的理论模型探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时间认知的理论模型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2）共享型领导对团队创业激情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指导教师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评阅小组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社会身份认同理论 |
| 2.1.2 情绪感染理论 |
| 2.1.3 社会认知理论 |
| 2.1.4 高阶梯队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共享型领导 |
| 2.2.2 团队凝聚力 |
| 2.2.3 团队认知能力 |
| 2.2.4 效果推理 |
| 2.2.5 团队创业激情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案例研究与理论模型构建 |
| 3.1 研究设计 |
| 3.1.1 研究问题提出 |
| 3.1.2 研究方法选择 |
| 3.1.3 研究案例选择 |
| 3.1.4 数据处理与呈现 |
| 3.2 案例分析结果 |
| 3.2.1 核心概念界定 |
| 3.2.2 基于案例研究的模型构建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假设提出 |
| 4.1 共享型领导与团队创业激情 |
| 4.2 团队凝聚力的中介作用 |
| 4.3 团队认知能力的中介作用 |
| 4.4 团队凝聚力和团队认知能力的链式中介作用 |
| 4.5 效果推理的调节作用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研究设计 |
| 5.1 问卷设计 |
| 5.1.1 调研方法 |
| 5.1.2 问卷设计 |
| 5.2 变量测量 |
| 5.2.1 共享型领导 |
| 5.2.2 团队凝聚力 |
| 5.2.3 团队认知能力 |
| 5.2.4 团队创业激情 |
| 5.2.5 效果推理 |
| 5.2.6 控制变量 |
| 5.3 预调研及问卷修正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6.1 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
| 6.1.1 数据收集 |
| 6.1.2 样本特征 |
| 6.2 同源方法偏差检验 |
| 6.3 信度和效度检验 |
| 6.3.1 信度检验 |
| 6.3.2 效度检验 |
| 6.4 描述性统计分析与聚合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2 聚合分析 |
| 6.5 假设检验 |
| 6.5.1 共享型领导与团队创业激情的主效应检验 |
| 6.5.2 团队凝聚力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5.3 团队认知能力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5.4 团队凝聚力和团队认知能力的连续中介效应检验 |
| 6.5.5 效果推理的调节效应检验 |
| 6.6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6.6.1 共享型领导与团队创业激情关系讨论 |
| 6.6.2 团队凝聚力的中介作用讨论 |
| 6.6.3 团队认知能力的中介作用讨论 |
| 6.6.4 团队凝聚力与团队认知能力的连续中介作用讨论 |
| 6.6.5 效果推理的调节作用讨论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的创新性 |
| 7.3 管理实践启示 |
| 7.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调查问卷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型团队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 |
| 1.2.1 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型团队绩效的直接影响 |
| 1.2.2 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团队绩效影响的内在机理 |
| 1.2.3 领导的团队代表度对包容型领导影响的调节机理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研究主题与方法 |
| 1.4.1 研究主题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流程与安排 |
| 1.5.1 研究流程 |
| 1.5.2 研究安排 |
| 1.6 本章小结 |
| 2 文献综述 |
| 2.1 包容型领导 |
| 2.1.1 包容型领导的概念内涵 |
| 2.1.2 包容型领导的维度与测量 |
| 2.1.3 包容型领导与其他领导方式的比较 |
| 2.1.4 包容型领导的相关实证研究 |
| 2.2 团队绩效 |
| 2.2.1 团队绩效概念 |
| 2.2.2 创业团队绩效的维度 |
| 2.2.3 创业团队绩效的衡量方法 |
| 2.2.4 创业团队绩效的影响因素 |
| 2.3 团队反馈寻求 |
| 2.3.1 反馈寻求的概念 |
| 2.3.2 反馈寻求的测量 |
| 2.3.3 反馈寻求行为的影响因素 |
| 2.3.4 反馈寻求的影响结果 |
| 2.4 团队敬业度 |
| 2.4.1 团队敬业度综述 |
| 2.4.2 团队敬业度概念及测量 |
| 2.4.3 团队敬业度的影响因素 |
| 2.4.4 团队敬业度的影响结果 |
| 2.5 团队包容氛围 |
| 2.5.1 包容氛围概念 |
| 2.5.2 包容氛围的结构与测量 |
| 2.5.3 包容性氛围的相关研究 |
| 2.6 领导的团队代表度 |
| 2.6.1 领导的团队代表度的概念 |
| 2.6.2 领导的团队代表度的影响结果 |
| 2.6.3 领导的团队代表度的测量 |
| 2.6.4 领导的团队代表度的调节效应 |
| 2.7 以往研究评述 |
| 2.7.1 领导与团队绩效的关系 |
| 2.7.2 包容型领导与创业型团队绩效的关系 |
| 2.8 本章小结 |
| 3 概念模型与研究假设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扎根理论 |
| 3.1.2 社会学习理论 |
| 3.1.3 社会交换理论 |
| 3.2 概念模型的提出 |
| 3.2.1 研究设计 |
| 3.2.2 包容型领导影响创业团队绩效的机制分析 |
| 3.3 研究假设 |
| 3.3.1 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团队绩效的影响 |
| 3.3.2 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型团队敬业度的影响 |
| 3.3.3 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型团队包容氛围的影响 |
| 3.3.4 创业型团队的敬业度对团队反馈寻求的影响 |
| 3.3.5 创业型团队包容氛围对团队反馈寻求的影响 |
| 3.3.6 团队反馈寻求对创业型团队绩效的影响 |
| 3.3.7 领导的团队代表度的调节作用 |
| 3.4 研究假设汇总 |
| 3.5 本章小结 |
| 4 研究设计与预测试 |
| 4.1 变量操作性定义 |
| 4.1.1 自变量 |
| 4.1.2 中介变量 |
| 4.1.3 调节变量 |
| 4.1.4 因变量 |
| 4.2 变量测量量表 |
| 4.2.1 包容型领导的测量量表 |
| 4.2.2 创业型团队绩效的测量量表 |
| 4.2.3 创业型团队敬业度的测量量表 |
| 4.2.4 创业型团队包容氛围测量量表 |
| 4.2.5 创业型团队反馈寻求的测量量表 |
| 4.2.6 领导的团队代表度的测量量表 |
| 4.2.7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4.3 问卷设计 |
| 4.3.1 问卷设计原则 |
| 4.3.2 问卷设计过程 |
| 4.3.3 社会赞许性偏差处理 |
| 4.4 预测试 |
| 4.4.1 预测试样本描述 |
| 4.4.2 预测试分析方法 |
| 4.4.3 预测试分析结果 |
| 4.5 本章小结 |
| 5 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与结果 |
| 5.1 个体层测量模型检验 |
| 5.1.1 探索性因子分析(EFA) |
| 5.1.2 验证性因子分析(CFA) |
| 5.1.3 信度系数分析 |
| 5.1.4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
| 5.1.5 聚合效度分析 |
| 5.2 团队层测量模型检验 |
| 5.2.1 探索性因子分析(EFA) |
| 5.2.2 验证性因子分析(CFA) |
| 5.2.3 信度系数分析 |
| 5.2.4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
| 5.3 描述性分析 |
| 5.3.1 样本特征 |
| 5.3.2 相关分析 |
| 5.3.3 单因素方差分析 |
| 5.4 假设检验结果 |
| 5.4.1 直接效应 |
| 5.4.2 中介效应 |
| 5.4.3 调节效应 |
| 5.5 本章小结 |
| 6 研究结果讨论 |
| 6.1 研究结果解释 |
| 6.1.1 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型团队绩效的影响 |
| 6.1.2 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型团队敬业度的影响 |
| 6.1.3 包容型领导对团队包容氛围的影响 |
| 6.1.4 团队反馈寻求对创业团队绩效的影响 |
| 6.1.5 团队敬业度对团队反馈寻求的影响 |
| 6.1.6 团队敬业度的中介作用 |
| 6.1.7 团队包容氛围对团队反馈寻求的影响 |
| 6.1.8 团队包容氛围的中介作用 |
| 6.1.9 领导的团队代表度的调节作用 |
| 6.2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主要创新点 |
| 7.3 管理启示 |
| 7.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创业团队调研—员工调查问卷 |
| 附录 B 创业团队调研—团队主管调研问卷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过程感知视域下学术新媒体用户信息偶遇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1.5 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学术新媒体用户信息行为研究现状 |
| 2.1.2 信息偶遇行为研究现状 |
| 2.1.3 研究述评 |
| 2.2 概念界定 |
| 2.2.1 学术新媒体 |
| 2.2.2 信息偶遇 |
| 2.2.3 过程感知 |
| 2.2.4 学术新媒体用户信息偶遇行为内涵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意义建构理论 |
| 2.3.2 图式理论 |
| 2.3.3 信息采纳理论 |
| 2.3.4 三元交互决定论 |
| 2.3.5 技术接受模型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学术新媒体用户信息偶遇行为机理分析 |
| 3.1 学术新媒体用户信息偶遇行为的要素分析 |
| 3.1.1 学术新媒体用户 |
| 3.1.2 信息偶遇环境 |
| 3.1.3 学术信息 |
| 3.2 学术新媒体用户信息偶遇行为过程 |
| 3.2.1 信息偶遇前 |
| 3.2.2 信息偶遇中 |
| 3.2.3 信息偶遇后 |
| 3.3 学术新媒体用户信息偶遇行为机理模型与关系 |
| 3.3.1 学术新媒体用户信息偶遇过程感知模型 |
| 3.3.2 学术新媒体用户信息偶遇行为机理模型 |
| 3.3.3 信息偶遇行为过程与机理关系 |
| 3.3.4 信息偶遇行为机理之间的演进关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学术新媒体用户信息偶遇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
| 4.1 学术新媒体用户信息偶遇行为影响因素理论假设模型 |
| 4.1.1 学术新媒体信息维度 |
| 4.1.2 学术新媒体环境维度 |
| 4.1.3 学术新媒体用户维度 |
| 4.2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
| 4.2.1 问卷设计 |
| 4.2.2 数据收集 |
| 4.3 数据分析与模型验证 |
| 4.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2 信度与效度检验 |
| 4.3.3 模型分析与检验 |
| 4.4 信息偶遇行为影响因素模型阐释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学术新媒体用户信息偶遇的认知演变分析 |
| 5.1 学术新媒体用户信息偶遇的认知演变问题提出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扎根理论 |
| 5.2.2 访谈对象筛选 |
| 5.2.3 访谈过程设计 |
| 5.2.4 访谈资料收集与整理 |
| 5.3 访谈资料编码过程 |
| 5.3.1 开放式编码 |
| 5.3.2 主轴编码 |
| 5.3.3 选择性编码 |
| 5.3.4 理论饱和度检验 |
| 5.4 学术新媒体用户信息偶遇的认知演变模型构建 |
| 5.4.1 模型构建 |
| 5.4.2 分析与讨论 |
| 5.4.3 认知演变意义阐释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学术新媒体用户偶遇信息采纳行为分析 |
| 6.1 学术新媒体用户偶遇信息采纳行为的动因 |
| 6.1.1 偶遇后信息采纳行为的动因依据 |
| 6.1.2 偶遇信息采纳行为动因构成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定性比较分析 |
| 6.2.2 数据采集 |
| 6.2.3 数据校准 |
| 6.3 分析与讨论 |
| 6.3.1 偶遇信息采纳必要性条件分析 |
| 6.3.2 偶遇信息采纳的组态充分性条件分析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学术新媒体偶遇信息采纳行为的路径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学术新媒体用户信息偶遇感知与采纳行为促进策略 |
| 7.1 学术新媒体用户信息偶遇的注意触发策略 |
| 7.1.1 利用多元化信息表征刺激用户注意的指向性和集中性 |
| 7.1.2 设计趣味性的信息标题吸引用户眼球 |
| 7.1.3 改善信息内容质量提高偶遇信息效用 |
| 7.1.4 监控信息源提高偶遇信息可信度 |
| 7.2 学术新媒体用户信息偶遇行为的认知联结激活策略 |
| 7.2.1 利用资源故事化形式促进用户认知联结 |
| 7.2.2 推送偶遇信息相关的学者、文献和主题提高感知有用性 |
| 7.2.3 增强用户对偶遇信息的感知控制 |
| 7.2.4 加强培养用户的信息偶遇能力素养 |
| 7.3 学术新媒体用户偶遇信息采纳度提升策略 |
| 7.3.1 改善平台可用性提高偶遇信息采纳度 |
| 7.3.2 形成偶遇信息的资源关联提高采纳度 |
| 7.3.3 建立学术新媒体网络口碑提高信息采纳度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总结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局限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学术新媒体用户信息偶遇行为影响因素调查问卷 |
| 附录2 学术新媒体用户信息偶遇的认知演变访谈 |
| 附录3 学术新媒体用户偶遇信息采纳行为的动因调查问卷 |
| 作者简介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注释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问题工程”的频发引起人们对工程伦理的广泛关注 |
| 1.1.2 工程伦理教育是工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
| 1.1.3 我国工程伦理教育机遇与挑战并存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框架 |
| 1.3.1 章节安排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关键概念解读 |
| 2.1.1 伦理与道德的辨析 |
| 2.1.2 工程伦理的内涵 |
| 2.2 工程伦理教育的现实演绎:基于系统文献综述法的分析 |
| 2.2.1 研究方法 |
| 2.2.2 工程伦理教育的目标(Q1) |
| 2.2.3 工程伦理的教学策略(Q2) |
| 2.2.4 工程伦理教育效果的评估手段(Q3) |
| 2.2.5 工程伦理教育效果的影响因素(Q4) |
| 2.2.6 本节述评 |
| 2.3 中国工程伦理教育研究的主题聚类:基于文献计量的分析 |
| 2.3.1 文献计量方法概述 |
| 2.3.2 资料收集 |
| 2.3.3 共词分析 |
| 2.3.4 共词网络分析 |
| 2.3.5 多维尺度分析 |
| 2.3.6 本节述评 |
| 2.4 文献述评 |
| 3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构成 |
| 3.1 扎根理论研究设计 |
| 3.1.1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与流程 |
| 3.1.2 资料采集 |
| 3.2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理论结构 |
| 3.2.1 开放式编码 |
| 3.2.2 主轴式编码 |
| 3.2.3 选择性编码 |
| 3.2.4 理论饱和度检验 |
| 3.2.5 本节小结 |
| 3.3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实现路径 |
| 3.3.1 微观维度的培养机制:以认知发展为指导再造教育要素 |
| 3.3.2 中观维度的协同机制:以协同优势为指导赋能中介对象 |
| 3.3.3 宏观维度的情境机制:以现象学为指导调适多元场域 |
| 3.4 本章小结 |
| 4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案例分析 |
| 4.1 案例研究方法概述 |
| 4.2 培养机制的案例分析 |
| 4.2.1 知识生成:聚焦伦理教育知识建构者的职能重构 |
| 4.2.2 具身认知:创设面向真实世界的“开放式”学习情境 |
| 4.2.3 学习进阶:用“全周期”课程序列搭建学生认知发展的阶梯 |
| 4.2.4 伦理体验:强化解决工程伦理现实困境的实践基质 |
| 4.2.5 案例分析讨论 |
| 4.3 协同机制的案例分析 |
| 4.3.1 工程社团在工程伦理教育中的作用 |
| 4.3.2 政府在工程伦理教育中的作用 |
| 4.3.3 案例分析讨论 |
| 4.4 情境机制的案例分析 |
| 4.4.1 美英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职业主义催化的路径选择 |
| 4.4.2 德国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对技术负责的民族传统 |
| 4.4.3 法国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消解”在精英工程师的培养中 |
| 4.4.4 中日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二元构造”下的层序互补 |
| 4.4.5 案例分析讨论 |
| 5 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估 |
| 5.1 调研对象 |
| 5.2 评估指标体系的建构 |
| 5.2.1 评估指标体系的层次结构 |
| 5.2.2 初始评估指标的选取 |
| 5.2.3 问卷设计与预测试 |
| 5.3 现状的实证评估 |
| 5.3.1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权重赋值 |
| 5.3.2 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综合评价 |
| 5.4 结果与讨论 |
| 5.4.1 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估结论 |
| 5.4.2 延伸讨论:我国工程伦理教育面临的潜在障碍 |
| 5.5 本章小结 |
| 6 完善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 |
| 6.1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规范性审视 |
| 6.1.1 合理性的审视 |
| 6.1.2 合规律性的审视 |
| 6.2 细化培养机制,在供需对接上实现动态平衡 |
| 6.3 强化协同机制,丰富工程伦理教育的治理手段 |
| 6.4 深化情境机制,适应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阶段和独特需求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访谈提纲 |
| 附录2 评估问卷 |
| 附录3 评估指标赋权表 |
| 附录4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课程大纲 |
| 附录5 弗吉尼亚大学课程大纲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6）积极领导的结构测量、形成机制与作用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研究的主要创新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6 论文结构 |
| 第2章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2.1 积极领导的概念与测量 |
| 2.1.1 积极领导的概念 |
| 2.1.2 积极领导与相关概念的比较 |
| 2.1.3 积极领导的维度与测量 |
| 2.2 积极领导的形成 |
| 2.2.1 自我构建对积极领导的影响 |
| 2.2.2 人格特质对积极领导的影响 |
| 2.2.3 环境因素对积极领导的影响 |
| 2.3 积极领导的影响结果 |
| 2.3.1 积极领导对个体层面的影响 |
| 2.3.2 积极领导对团队层面和组织层面的影响 |
| 2.4 积极领导的研究评述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积极领导的量表修订 |
| 3.1 问题提出 |
| 3.2 概念、内涵与维度识别 |
| 3.2.1 积极领导的概念与内涵 |
| 3.2.2 积极领导的维度识别 |
| 3.2.3“发现优势”维度测量的理论基础 |
| 3.2.4“真正乐观”维度测量的理论基础 |
| 3.3 生成量表题项 |
| 3.3.1 初始题项的生成 |
| 3.3.2 内容效度评估 |
| 3.4 优化量表题项 |
| 3.4.1 数据收集 |
| 3.4.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3.4.3 内部一致性评估 |
| 3.4.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3.5 量表验证 |
| 3.5.1 研究假设 |
| 3.5.2 测量量表 |
| 3.5.3 数据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心理韧性对积极领导的影响机制 |
| 4.1 问题提出 |
| 4.2 理论基础与理论模型构建 |
| 4.2.1 认知—情感加工系统理论与应用 |
| 4.2.2 特质激活理论与应用 |
| 4.2.3 理论模型的形成 |
| 4.3 研究假设 |
| 4.3.1 心理韧性对积极领导的直接影响 |
| 4.3.2 积极情绪和自我调节能力的中介作用 |
| 4.3.3 组织间竞争的调节作用 |
| 4.4 问卷设计与调查 |
| 4.4.1 测量工具 |
| 4.4.2 预调查与问卷修正 |
| 4.4.3 正式调查 |
| 4.5 数据处理与分析 |
| 4.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5.2 信度分析 |
| 4.5.3 效度分析 |
| 4.5.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4.5.5 相关分析 |
| 4.5.6 假设检验 |
| 4.5.7 研究结果与讨论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积极领导对创新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效果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理论基础与理论模型构建 |
| 5.2.1 社会认知理论与应用 |
| 5.2.2 理论模型的形成 |
| 5.3 研究假设 |
| 5.3.1 积极领导对创新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的直接影响 |
| 5.3.2 领导认同感的中介作用 |
| 5.3.3 主动性人格在积极领导与领导认同感关系间的调节作用 |
| 5.4 问卷设计与调查 |
| 5.4.1 测量工具 |
| 5.4.2 预调查与问卷修正 |
| 5.4.3 正式调查 |
| 5.5 数据处理与分析 |
| 5.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5.2 信度分析 |
| 5.5.3 效度分析 |
| 5.5.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5.5.5 数据聚合检验 |
| 5.5.6 相关分析 |
| 5.5.7 假设检验 |
| 5.5.8 研究结果与讨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理论贡献 |
| 6.3 管理启示 |
| 6.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的评析 |
| 三、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一)论文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贡献与不足 |
| (一)可能的贡献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认识前提 |
| 一、观念概念的界定 |
| (一)观念概念的语义分析 |
| (二)观念概念的多学科视角分析 |
| (三)观念概念的相似术语辨析 |
| 二、观念分析的维度 |
| (一)观念的结构要素与承载者 |
| (二)观念的呈现机制 |
| (三)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 |
| 第二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历史脉络 |
| 一、政治学中的观念研究传统 |
| (一)传统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总体概况 |
| (二)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
| 二、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衰落 |
| (一)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局限 |
| (二)新理论范式的兴起与发展 |
| (三)观念研究在衰落时期的进展 |
| 三、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复兴 |
| (一)观念研究复兴的驱动因素 |
| (二)观念研究复兴的多重表现 |
| 第三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大流派的观念转向 |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二、历史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三、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第四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取向:建构制度主义 |
| 一、建构制度主义的生成逻辑 |
| (一)建构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的渊源 |
| (二)建构制度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渊源 |
| 二、建构制度主义的分析基础 |
| (一)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双重性 |
| (二)不确定性 |
| (三)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 |
| (四)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 |
| 三、建构制度主义的多重取向 |
| (一)观念制度主义 |
| (二)话语制度主义 |
| (三)修辞制度主义 |
| (四)沟通制度主义 |
| 第五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发展反思 |
| 一、观念转向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 |
| (一)各流派理论张力的缓和 |
| (二)制度分析视野的拓展 |
| 二、观念转向对现实政治世界的反思 |
| (一)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审视 |
| (二)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轨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 |
| 1.4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5 研究内容 |
| 第2章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调查方法 |
| 2.3 研究工具 |
| 2.4 统计分析与方法学基础 |
| 2.5 质量控制 |
| 2.6 伦理准则 |
| 2.7 技术路线 |
| 第3章 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1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
| 3.2 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
| 3.3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的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影响因素分析 |
| 3.4 基于随机森林回归的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影响因素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 |
| 4.1 条件检验 |
| 4.2 疲劳、疾病感知、非适应性认知策略对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路径 |
| 4.3 社会支持、疾病感知、非适应性认知策略对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路径 |
| 4.4 社会限制、疾病感知、非适应性认知策略对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路径 |
| 4.5 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影响因素作用路径的整体模型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发展轨迹及其与焦虑症状、抑郁症状的关系 |
| 5.1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
| 5.2 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发展轨迹 |
| 5.3 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与焦虑症状的关系 |
| 5.4 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与抑郁症状的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影响因素的质性研究 |
| 6.1 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 |
| 6.2 信效度检验 |
| 6.3 主题分析框架 |
| 6.4 质性资料分析结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讨论与对策建议 |
| 7.1 讨论 |
| 7.2 对策建议 |
| 第8章 结论与创新点 |
| 8.1 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9）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缘由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对象 |
| 1.2.1 重要性和典型性 |
| 1.2.2 研究范围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概念释义 |
| 1.4.1 都市圈 |
| 1.4.2 一体化 |
| 1.4.3 高质量 |
| 1.5 研究内容、框架与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框架 |
| 1.5.3 研究方法 |
| 1.6 基础性支撑原理与研究特性 |
| 1.6.1 基础性支撑原理 |
| 1.6.2 研究特性 |
| 1.7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基础理论及相关研究与实践综述 |
| 2.1 相关基础理论 |
| 2.1.1 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1.2 生态学相关理论 |
| 2.1.3 社会学相关理论 |
| 2.1.4 地理学相关理论 |
| 2.1.5 城乡规划学相关理论 |
| 2.2 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都市圈的相关研究 |
| 2.2.2 一体化的相关研究 |
| 2.2.3 高质量的相关研究 |
| 2.2.4 相关研究进展述评 |
| 2.3 国内外发展经验 |
| 2.3.1 国外经验 |
| 2.3.2 国内经验 |
| 2.4 基于理论与实践的若干启示 |
| 2.4.1 人本化 |
| 2.4.2 绿色化 |
| 2.4.3 创新化 |
| 2.4.4 网络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及特征 |
| 3.1 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内在机理 |
| 3.1.1 从“要素分散”到“要素集合”:集聚化与融合化 |
| 3.1.2 从“增长极核”到“网络关联”:扩散化与网络化 |
| 3.1.3 从“单打独斗”到“协作一体”:协作化与一体化 |
| 3.2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哲学思辨 |
| 3.2.1 来源与构成:“渊源合一” |
| 3.2.2 存在与变化:“协同发展” |
| 3.2.3 动因与结果:“互为因果” |
| 3.2.4 目标与路径:“殊途同归” |
| 3.3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 |
| 3.3.1 产业协同创新 |
| 3.3.2 市场开放统一 |
| 3.3.3 生态绿色共保 |
| 3.3.4 城乡协调融合 |
| 3.3.5 文化包容认同 |
| 3.3.6 交通互联互通 |
| 3.3.7 服务共建共享 |
| 3.3.8 科技智慧引领 |
| 3.3.9 治理现代高效 |
| 3.4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空间指向 |
| 3.4.1 空间要素流态化 |
| 3.4.2 空间结构网络化 |
| 3.4.3 空间功能协同化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一体化视角下西安都市圈的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 4.1 识别原则与思路 |
| 4.1.1 识别原则 |
| 4.1.2 识别思路 |
| 4.2 空间特征认知与识别方法选取 |
| 4.2.1 基本特征判别 |
| 4.2.2 基本范围选取 |
| 4.2.3 中心城市界定 |
| 4.2.4 识别方法选取 |
| 4.3 多维方法定量叠加测算 |
| 4.3.1 公路等时法测算结果 |
| 4.3.2 城市引力法测算结果 |
| 4.3.3 城镇人口密度测算结果 |
| 4.3.4 历史文化资源密度法测算结果 |
| 4.3.5 定量综合叠加测算结果 |
| 4.4 地域特征定性辅助校核 |
| 4.4.1 历史文化渊源回溯 |
| 4.4.2 历史文化空间格局指引 |
| 4.4.3 定性辅助校核结果 |
| 4.5 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 4.5.1 核心圈层识别 |
| 4.5.2 扩展圈层识别 |
| 4.5.3 辐射圈层识别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西安都市圈的时空演化特征及核心问题研判 |
| 5.1 时空演化特征 |
| 5.1.1 中心城区的时空演化 |
| 5.1.2 圈层结构的时空演化 |
| 5.2 区域现状解析 |
| 5.2.1 自然地理 |
| 5.2.2 经济社会 |
| 5.2.3 城镇体系 |
| 5.2.4 服务设施 |
| 5.2.5 体制机制 |
| 5.3 比较格局审视 |
| 5.3.1 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 |
| 5.3.2 横向比较对象的选取 |
| 5.3.3 主要特征的比较判别 |
| 5.4 核心问题研判 |
| 5.4.1 一核独大且能级不高,辐射带动作用不足 |
| 5.4.2 创新引领能力不强,产业协同程度不高 |
| 5.4.3 文化高地尚未形成,文旅融合发展不够 |
| 5.4.4 网状交通尚未形成,枢纽能力内高外低 |
| 5.4.5 公服资源过度集聚,区域失衡现象突出 |
| 5.4.6 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环境质量欠佳 |
| 5.4.7 一体化建设推动缓慢,协同机制有待加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满意度”评价 |
| 6.1 总体思路与评价方法 |
| 6.1.1 总体思路 |
| 6.1.2 评价方法 |
| 6.1.3 数据来源 |
| 6.2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评价 |
| 6.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2.2 指标选取与权重确定 |
| 6.2.3 评价结果分析 |
| 6.3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评价 |
| 6.3.1 人群特征与空间范围认知情况 |
| 6.3.2 出行行为与差异化需求特征 |
| 6.3.3 评价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动力机制及适宜空间模式 |
| 7.1 影响因子研判 |
| 7.1.1 自然环境因子 |
| 7.1.2 经济社会因子 |
| 7.1.3 交通设施因子 |
| 7.1.4 历史文化因子 |
| 7.1.5 政策制度因子 |
| 7.1.6 信息技术因子 |
| 7.2 动力机制解析 |
| 7.2.1 自然环境约束力 |
| 7.2.2 经济社会推动力 |
| 7.2.3 交通设施支撑力 |
| 7.2.4 历史文化塑造力 |
| 7.2.5 政策制度调控力 |
| 7.2.6 信息技术重构力 |
| 7.3 既有模式梳理 |
| 7.3.1 一般模式 |
| 7.3.2 复合模式 |
| 7.3.3 模式特征 |
| 7.4 适宜空间模式建构 |
| 7.4.1 模式建构思路 |
| 7.4.2 空间模型建构 |
| 7.4.3 适宜模式推演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规划引导策略 |
| 8.1 战略价值与发展目标 |
| 8.1.1 战略价值研判 |
| 8.1.2 目标方向引导 |
| 8.2 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 |
| 8.2.1 城镇体系完善 |
| 8.2.2 空间结构优化 |
| 8.3 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 |
| 8.3.1 区域产业布局优化 |
| 8.3.2 产业辐射能力强化 |
| 8.3.3 创新网络体系搭建 |
| 8.4 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 |
| 8.4.1 文化遗产整体保护 |
| 8.4.2 历史文化格局传承 |
| 8.4.3 文旅全域融合发展 |
| 8.5 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 |
| 8.5.1 交通设施互联互通 |
| 8.5.2 公服设施均衡一体 |
| 8.5.3 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
| 8.6 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 |
| 8.6.1 区域生态环境修复 |
| 8.6.2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
| 8.6.3 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面向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西安都市圈规划机制响应 |
| 9.1 思维转变与目标转向 |
| 9.1.1 规划思维转变 |
| 9.1.2 规划目标转向 |
| 9.1.3 规划基本原则 |
| 9.2 体系衔接和编制程序 |
| 9.2.1 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及内外衔接 |
| 9.2.2 规划编制的管理主体及程序完善 |
| 9.3 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 |
| 9.3.1 协同治理机制提升 |
| 9.3.2 城乡融合机制完善 |
| 9.4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结论与展望 |
| 10.1 主要结论 |
| 10.1.1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相互耦合的关系机理 |
| 10.1.2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
| 10.1.3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空间模式 |
| 10.1.4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亟需规划引导及制度保障 |
| 10.2 创新点 |
| 10.2.1 揭示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关系机理与主要特征 |
| 10.2.2 提出多维视角融合地域特质的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方法 |
| 10.2.3 探索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模式与规划对策 |
| 10.3 不足与展望 |
| 10.3.1 不足之处 |
| 10.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作者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10）面向中华古籍阅读推广与文化传播的VR系统模型构建与实现（论文提纲范文）
| 1 引言 |
| 2 相关理论 |
| 2.1 认知负荷理论 |
| 2.2 经验之塔理论 |
| 2.3 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 |
| 2.4 具身认知理论 |
| 3 VR古籍系统设计原则 |
| 3.1 结合多元类型多媒体资源标注 |
| 3.2 采用文化旅游相关资源标注 |
| 3.3 分解阅读任务 |
| 3.4 搭建具身阅读场景 |
| 3.5 设置自主交互控制功能 |
| 4 VR古籍系统功能 |
| 4.1 VR古籍系统模型 |
| 4.2 研究案例 |
| 4.3 VR古籍系统原型展示 |
| 5 VR古籍系统测试与评估 |
| 5.1 实验室测试 |
| 5.1.1 测试环境 |
| 5.1.2 测试过程 |
| 5.2 现场评估 |
| 5.2.1 试点评估 |
| 5.2.2 正式评估 |
| 6 结果讨论 |
| 6.1 结合多元类型多媒体资源标注 |
| 6.1.1 所有类型资源对揭示阅读难点均有积极效用 |
| 6.1.2 多通道信息呈现效果显着好于双通道，认知更直观、更简单 |
| 6.1.3 3D模型和VR场景的信息呈现效果显着好于2D内容，使读者认知更丰富、更有趣 |
| 6.1.4 具有多种交互功能的信息资源呈现效果更好，认知更深刻 |
| 6.1.5 读者表现出不同风格的多媒体资源类型使用倾向 |
| 6.1.6 相较之下视听资源最不受欢迎，但不可或缺 |
| 6.1.7 分散读者阅读注意力 |
| 6.1.8 抽象知识具象化带来认知局限，但具有阅读引导作用 |
| 6.2 采用文化旅游相关资源标注 |
| 6.2.1 弱化社会文化背景障碍，促进文献内容理解 |
| 6.2.2 揭示阅读难点，扩充文化知识面 |
| 6.2.3 方便内容查阅，提升阅读效率 |
| 6.2.4 文旅资源融合，寓教于乐 |
| 6.2.5 相关信息过载，阅读效率降低 |
| 6.3 分解阅读任务 |
| 6.3.1 以知识元为单位切分古籍内容有助于及时辅助阅读难点，减弱阅读挫败感、激发读者持续阅读古籍的动机 |
| 6.3.2 以知识元为单位切分古籍内容使得阅读连贯性变差 |
| 6.3.3 以故事情节为单位的切分方法使古籍阅读更具有连续性和逻辑性 |
| 6.4 搭建具身阅读场景 |
| 6.4.1 开展场馆阅读，获取情景感知经验 |
| 6.4.2 为读者提供具身认知的条件 |
| 6.4.3 提升阅读动力 |
| 6.5 自主交互控制功能 |
| 6.5.1 发挥读者认知加工的主观能动性 |
| 6.5.2 调用人体多重感官通道与VR环境交互形成具身认知体验 |
| 6.5.3 提升阅读动力 |
| 6.5.4 读者VR素养不足制约交互控制体验 |
| 6.5.5 VR设备质量限制交互控制体验 |
| 7 结语 |
四、时间认知的理论模型探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政府支持、保险认知对苹果种植户政策性农业保险参与影响研究[D]. 黄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1
- [2]共享型领导对团队创业激情的影响研究[D]. 魏泰龙. 吉林大学, 2021
- [3]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型团队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D]. 杨春林.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4]过程感知视域下学术新媒体用户信息偶遇行为研究[D]. 陈为东. 吉林大学, 2021(01)
- [5]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研究[D]. 李恒. 浙江大学, 2021(01)
- [6]积极领导的结构测量、形成机制与作用效果研究[D]. 徐泽磊. 吉林大学, 2021(01)
- [7]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D]. 王慧. 吉林大学, 2021(01)
- [8]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轨迹研究[D]. 任辉. 吉林大学, 2021(01)
- [9]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D]. 范晓鹏.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10]面向中华古籍阅读推广与文化传播的VR系统模型构建与实现[J]. 张宁,Miguel Baptista Nunes,李俊炀,张伟波. 图书情报工作, 202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