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强法制建设,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论文文献综述）
周长友[1]（2018）在《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文中研究说明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体现为两种类型,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则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政治学研究长期以来以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为关注重点,较少论及人类自身的生产和价值分配过程。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国现代节育运动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结合部分田野访谈资料,深入考察分析了现代生殖技术进步对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空间生产和分配的作用和影响,探讨现代国家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育权利和资源的价值分配及其政治逻辑。国家权力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重塑了人们的身体观,同时也扩展了政治价值分配的权力空间,从而使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成为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主要特征。国家权力和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不仅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衍生出性别、民族、区域和年龄结构等失衡性权利问题,同时也衍生出配子技术和选择生育等生命和技术伦理问题。这些演变不仅是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产物和结果,也会对未来中国生育政治的权力与权利分配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将生育政治的历史过程、运行逻辑、实践后果及时代特征展露无遗。传统社会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的限制,人口增长相对缓慢,“广土众民”成为王朝统治者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家庭和个人等社会力量成为节育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和参与者。西方近代节育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不仅带来了生育“价值的颠覆”,而且使部分知识分子将节育运动同提高国民素质和摆脱“东亚病夫”形象的政治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医学科学和技术的传入则为在中国社会进行节育实践提供了可能。这促使中国近代节育运动逐渐由观念宣传迈向行动实践,开始在一些沿海大城市零星开展起来,但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均非常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人们的生育行为迅速从“私域”走向了“公域”,个人身体在技术支持下开始成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公共空间,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贯彻国家生育意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等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特征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生殖医学技术进步带来的身体医疗化现象不仅抛弃了传统医学将人类身体视为一个封闭空间的旧有认知,而且将公民的个人身体内部空间公开地展示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之下。生育行为的政治化和技术化转变使国家政治权力成为节育技术推广和应用的权力保障,生殖技术则为节育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两者紧密协作共同塑造了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面貌。公民个人的身体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作用下成为被规训的后果和对象。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的作用下,公民个人身体不仅成为不断被权力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同时也成为被技术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医疗化的身体不仅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作用下成为了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和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而且逐渐演变形成了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化生育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主要内容,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被认为是政策实施的两项主要宗旨。国家通过建立人口计划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人口计划工作指标体系实现对人口增长数量的计划约束,同样通过建立优生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优生目标调控方式实现对人口增长质量的计划控制。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国家通过建立从中央、省、地（市）、县、乡、村的六级计划生育行政组织机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构建了一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繁密计划生育权力和技术网络,形成了对公民个人身体和生育行为进行权力和技术监视的强大力量。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制度、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动员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强化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力度,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公民个体和家庭在面对强势权力和技术干预时的权利失能化倾向。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化生育不仅是贯彻国家生育调控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需求的主要方式。国家通过建立准生证制度、利益导向制度和基层监控制度等权力监控体系实现了对国家化生育意志的科学调控,同时也通过建立计划生育医疗技术监控、避孕药具监控和人口统计监控等方式实现了对人们科学生育行为的国家监控。医疗组织的广泛建立、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医疗技术的普及推广不仅是贯彻国家科学化生育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医疗服务需求的重要条件。国家计划生育技术体系的建立不仅为通过技术手段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国家优生优育措施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技术保障。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政治权力对公民个体生育权利和技术资源的分配具有规划性、选择性和非均衡性,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非均衡性的生育权利和生育后果。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节育技术应用中的性别失衡和女性婚姻中的“货币化”倾向等揭示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固有的性别权利失衡问题。各民族之间生育政策的失衡、民族区域之间生育政策的差异和人口增长状况的差别等问题折射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民族权利失衡问题。人口增长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则表明了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人们享有生育权利的失衡问题。人口年龄结构中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的人口在青少年抚养和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方面的权利失衡问题。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地区失衡和结构失衡问题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人民享有平等医疗资源的权利失衡问题。在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权力和技术显然会对生育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产生深刻影响。随着现代国家权力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生育日益公共化、国家化、政治化和技术化,由此衍生出诸多的生育问题并引发了激烈的权利之争。随着社会发展及公民个人独立和权利意识的增长,人们更加关注技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约以及人口生产过程中的女性平等、生育平等、生命平等和生育自由等问题,尝试重新思考和确定生育过程中的权力干预的边界和技术渗透的限度问题。这导致人们对于今天中国生育权利和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问题,国家人口生产的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等提出了质疑。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大幅度调整国家人口生产和发展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国家目标和政策的调整并未改变人口生产资源和权利的国家权威性分配的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是生育政治逻辑的继续和体现,只是在不同时期国家权力干预和调控的范围、重点、目标以及手段有所不同而已罢了。
谢郁[2]（2017）在《中国计划生育制度变迁中的实践与规范冲突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提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16）》的修改,中国计划生育制度到达一个新节点。自1970年周恩来指出“计划生育是计划问题”始,回顾生育率的变化,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1年前平均5.59降到1979年的2.75,并在2000年后处于低生育率水平。这能否说明法律制度在塑造社会秩序中的强大作用,足以完成“移风易俗”的任务?各地生育率的差异和计划生育制度在各地运作中形成的各种“办法”,以及非个例的计划外生育现象,又表明其实施存在巨大的区域化差异。那么,这些制度实施的“偏离”和公民生育实践的“自主”又如何产生?两个问题看似矛盾,但均在于如何理解制度运作机制的问题。简言之,本文要尝试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当个体所欲实践目标与制度规范发生冲突时,会形成怎样的实践策略,并对制度产生怎样的影响?实践与规范冲突的研究意义在于,一方面它能够指导人们的实践,更好地争取自身的正当利益;一方面它能够为规范的制定和执行提供反思,更好地实现制度目标。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论述以生育实践为原点研究计划生育制度的缘由,涉及计划生育制度与生育实践两个核心概念。第二章,论述生育实践与计划生育制度间的冲突逻辑。结合拉兹的“行动理由理论”,指出生育实践与制度的冲突是个体自主权衡的重要性理由与权威规范之间,不依据排他性理由规则处理的结果。第三章,论述生育实践与计划生育制度间的冲突解决路径。引入吉登斯“权力”的概念,借以说明实践主体的自治性以及权力关系的空间性,进而结合行动理由从权力与权利关系的角度,阐释偏离规范的实践如何推动制度变迁。第四章,以前述得到的生育实践与规范冲突分析框架,来论述当实践的重要性理由与制度理念相容时,个体的生育实践与制度的互动关系。严格限制避孕及节育的制度措施,与个体基于个人主义判断逻辑得到的重要性理由冲突。他们凭借生育实践所依赖资源的特殊性、权力位置的独特性,能够深刻影响制度决策的关键行为者;且制度实施的外部客观环境改变,亦使得制度理念无法实现,故避孕及节育合法化的主张得到接纳,导致制度改革。第五章,论述当实践的重要性理由与制度理念相斥时,个体的生育实践与制度的互动关系。以“一孩化政策”为核心的计划生育制度无法作为个体生育实践的排他性理由,在个体在无法形成有效的权利话语而达成实践共识的情况下,每个人只能依其掌握的资源在自身权力场域中塑造一定的规范来实现生育目的,这决定了制度在地方实践中的具体样态。本论文由此构建一个以实践与规范冲突为动力核心的制度分析理论框架。行动理由和权力关系这两个概念在说明冲突机制中居于核心地位,而权利话语则完成了冲突机制与制度变迁机制的最后勾连。借此理论框架,可确立行动理由在制度设计中的重要性,指导欲规制行为与规范间关系的处理原则,以及提示个人权力与权利在推动制度改革的实践路径。
彭伟斌[3]（2015）在《江浙人口政策比较研究》文中认为近20年来,有关人口政策的总结与反思备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而有关气候变化的争议则使人口政策更加瞩目。随着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中国客观上要求人口结构和数量向适度、合理的方向发展,人口政策的演进正在经历重要的历史转折期。在此背景下,开展人口政策的比较研究和评估生育政策的选择与走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本文除引言和结语部分外,全文共分八章来展开。引言部分论述了本文选题的五大背景及研究意义。第一章对国内外有关人口政策的研究文献进行了详细梳理和述评,将国内有关生育政策调整的观点划分为“严控紧缩”、“量化宽松”、“鼓励扩张”和“自主抉择”等四大学派；第二章交代了三组重要概念及本文的研究方法、基本思路及创新之处：鉴于印度是全球第一个由强制性计划生育向自愿性家庭计划转型的国家,第三章从国际视角先对印度国家人口政策的历史演进作了个案诠释和经验分析,从该国人口政策的历史演进过程及影响因素研究中突出了制定人口政策要遵循人口过程的客观规律性；第四章基于人口事件的细节罗列论述了中国人口政策演进的历史过程并进行了相应的阶段,将中国人口政策的历史演进特征归纳为四大特征；第五章分析了江浙两省人口政策的形成过程,将两省地方性人口政策的演进粗略划分为七个不同阶段,并从政策调整时间、政策内容及实施细节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第六章借助人口普查资料和统计年鉴资料从人口规模、人口结构、生育水平、人口分布等方面对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现状及其历史变动做了详细对比,显示了江浙两省不同人口政策殊途同归的发展趋势：极低的总和生育率和巨大的人口负增长惯性；第七章运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对江浙两省196个区县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政策性因素和非政策性因素对两省总和生育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政策区别仍起作用但效果极微,导致生育率水平差异的根本性原因还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上的不同；第八章运用人口预测模型对江浙两省执行单独两孩生育政策后的人口总量、出生人口、人口结构及变动趋势进行了展望,预测结果显示,生育政策调整不会形成大规模出生堆积,单独两孩政策不仅无法阻止江浙两省人口趋向负增长的发展态势,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人口的结构性危机。考虑到江浙两省所呈现的超低生育率及“政策遇冷”现象,本文认为应尽快实施更为宽松的人口政策,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应努力实现三个重要转换：即从计划经济指令型的人口政策向市场经济引导型的人口政策转换；从显性的人口政策向隐性的人口政策转换；从直接干预型的人口政策向间接参与型的人口政策转换。
梁中堂[4]（2014）在《艰难的历程:从“一胎化”到“女儿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追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史,着重分析由极端"一胎化"转向以"女儿户"为核心的"现行生育政策"的艰难历程。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计划生育由原来政府向群众宣传、号召和提倡,快速转向了家庭按照政府指标来生育的强制生育制度,在此过程中,"一胎化"政策的产生是这一转变的关键所在。80年代初,中央提出了以"女儿户"为核心的现行生育政策以替代极端"一胎化"政策,但该政策直到90年代初期才在全国大多数省份推行。一项由党中央明确提出的重大政策,需要耗时十年才得到基本贯彻,这在新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无论是极端"一胎化"的快速产生,还是"女儿户"政策的缓慢推进,要理解生育政策史上这些重大问题,关键还在于理解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我国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的特殊政治结构与变迁。
全津[5]（2014）在《当代江西计划生育历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对国家的经济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江西计划生育是根据国家的总体要求开展，在国家的总体框架下进行的，由于全国经济文化水平发展不平衡，江西计划生育呈现出阶段性、行政主导性强、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特点。因此，研究当代江西计划生育历史，对于把握计划生育自身发展规律、研判江西未来人口发展形势、适时调整计划生育对策以及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无疑具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除导言外，本文共分为五章。导言部分阐述了选题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现状、相关概念、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介绍了改革开放前江西计划生育的状况及特点。全国解放初期，人口快速增长，由此产生的问题开始引起中央的重视。1953年，江西卫生厅转发卫生部《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草案）》，由此拉开了江西计划生育的序幕。1953‐1965年，江西在一些重点城市开展了避孕知识宣传和节育技术指导，满足了部分群众的节育需求。但随后“文化大革命”爆发，江西计划生育陷入停滞。1971‐1978年，中央重启计划生育，江西计划生育开始起步，计划生育机构得以恢复，围绕国家“晚、稀、少”的生育政策，计划生育宣传和节育措施开始普遍进入农村，节育率有所上升，但与全国的差距很大，体现出相对滞后的特点，计划生育任务非常艰巨。第二章分析了江西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及阶段性成效。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给计划生育事业带来巨大的活力，江西计划生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同时，还要适当强调晚婚晚育”，直接促进了江西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1979‐1989年，江西各级地方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根据国家计划生育“三为主”方针，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和节育措施逐步深入到城乡，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群众增多，与全国的差距逐渐缩小，计划生育成效得到进一步体现。但是，由于这段时期江西人口的变化趋势几经反复，波动较大，省内各地区间的计划生育发展也不平衡，控制人口数量不容乐观。第三章论述了地方性法规的制订与江西计划生育的转折。20世纪90年代，计划生育积累的丰富经验，促使国家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建设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这直接加快了江西计划生育地方性法规的制订和修改。1990年《江西计划生育条例》首次出台，随后于1995年和1997年进行了两次修订。这一时期，江西计划生育基础得到夯实，计划生育宣传继续拓展，特别是在国家计划生育“三结合”方针的号召下，江西开始注重计划生育的优质服务导向，将计划生育与生殖保健、扶贫致富结合起来，减少了计划生育的阻力，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计划生育面貌发生重大转变。1990‐1999年，江西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明显下降，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重大转折。第四章阐述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目标与江西计划生育的综合改革。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这为21世纪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定下了基调。围绕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总体目标，根据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思路，江西开始计划生育综合改革探索，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适时的调整，《江西计划生育条例》进行了第三、四次修订，实行“双方或一方为独生子女可生二胎”新的生育政策。同时围绕健全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和构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区域“一盘棋”，展开了扎实有效的行动，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在某些方面甚至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但总体上看，江西计划生育整体水平依然偏低，各地方计划生育发展不平衡的状况长期存在，这也说明计划生育综合改革探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第五章展开了关于江西计划生育的几点思考。在总结江西计划生育政策的基础上，重点提出未来的政策调整建议。江西计划生育漫长而曲折的历史，既有反映了与全国类似的普遍性规律，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总体上看，江西计划生育卓有成效，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作出重要贡献。但是，江西计划生育目前也存在着领导层认识有所松懈、整体水平偏低、利益导向机制还不够完善等问题，而且未来还面临着低生育水平反弹、人口仍然较快增长等严峻的人口形势。因此，必须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积极稳妥实施“单独两孩”的生育政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构建计划生育工作长效机制，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朱秋莲[6]（2013）在《建国以来党的人口生育政策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口问题是一个复杂综合的社会问题。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关系中,由于“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因而人口发展总是受到客观的人口规律制约,在人口发展中,生育则是起首要作用的因素,为此一个国家的生育政策和主张对人口乃至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极其重大本文以传统的生育文化为出发点,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口再生产理论并借鉴西方人口理论,对党指引下的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变化发展过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研究表明,新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即自然生育、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几个不同时期。其中计划生育阶段最具特点。新中国建立伊始,由于受到传统生育文化和战争时期人口观念的影响，我国实施的是“自然生育”的人口生育政策,虽然当时马寅初等人提出了“节制生育”的主张,但并未引起党和国家的重视,因此,正确的主张并末被接受,相反遭到了严厉的批判。60年代初期随着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的到来,“节制生育”政策开始实施。“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社会正常秩序遭到破坏,人口又处于盲目发展的状态。到了70年代初,急剧膨胀的人口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为了缓解人口压力,党中央、国务院于20世纪70年代早中期开始实施“晚、稀、少”的人口生育政策,这标志着我国生育政策开始步入有计划的轨道。为了给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80年代初期,我国实施了以控制人口数量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短短10年时问,到90年代初就将生育率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新世纪以来,生育政策经过不断的调整和完善,并在各省、市计划生育条例、法规的基础上,形成了全国统一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确保了计划生育有法可依,逐渐形成了现行的人口生育政策。人口生育政策的实施,有效地控制了我国人口的规模,遏制了人口增长迅猛的势头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我国人口生育政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逐步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如人口老龄化加剧、出生性别比偏高、劳动力就业波动过大、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加剧等,为了实现我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适时适度地对我国现行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在容量、效率、公平、平衡的基本原则指导下,逐步放宽现行生育政策,以期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创造更为宽松的人口环境。纵观我国生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轨迹,可以总结出几个特点：第一,党的人口生育政策变迁体现了我党把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发展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体现了我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探索和认识人口规律的过程。第二,党的人口生育政策变迁允分体现了我党站在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自上而下发动群众广泛参与的特征,经历了一个由强制性变迁到诱致性变迁的转换过程。第二,我国人口生育政策具有典型的差异性特征。
崔海伟[7]（2013）在《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初步实施研究（1992-2002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百姓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优美的生态环境和更高水平的生活质量成为中国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体现出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高速经济增长所付出的巨大生态代价的高度重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追求科学发展已变成中央、地方和广大中国人民的共识。中共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指导思想为实现这一诉求提供了坚强保障。然而，正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各种利益相互交织，彼此博弈，给这一美好愿望的实现带来了巨大挑战。以牺牲生态为代价追求发展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环境的污染等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甚至不满。近年来，因为此等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直接影响到了中共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不断动摇着中共的群众基础。由此可见，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如何科学地领导国家发展是一个关系中共执政地位是否巩固的重要课题。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过程中确立一个重大决策，体现了一个中共关于发展问题的新理念和新思路。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到初步实施的整个过程全面反应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正视本国国情，运用战略思维制定和推进国家发展战略。通过对本课题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了解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的理论资源和实践资源，把握中共制定战略的决策历程和采取地措施；另一方面尽可能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前十年的成就和问题；再就是，通过对这一战略的梳理和分析，试图为长期执政的中共如何科学地领导发展，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提供历史借鉴。从中共党史上看，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和初步实施（1992-2002年）全面体现了以江泽民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的发展观。就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而言，这十年是战略长期推进中的一个初始阶段。2002年，朱镕基在南非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关于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报告全面回顾了十年的大体状况。这两个方面都强烈地体现出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阶段性特征。因此，尽可能全面地而又详尽地获取这十年间有关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的历史资料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查阅档案、文献、报纸等各种资料，理清这一历史事件的基本线索，并进行分析和总结，力图得出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中共制定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仅体现出国内外各种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同时也反映了中共对发展问题长期探索的理论成果。系统地阐述这些内容同样需要各种史料的支撑。因此，查阅历史资料并进行史料的分析成为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方法。可持续发展理念最初发端于西方对人类社会生态危机的反思，西方学者的理论成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制定和实施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过程中，中共和中国政府注意借鉴西方关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成果。制定《中国21世纪议程》就是一个中外专家共同参与制定的过程。战略实施注意利用世界各国的资金、先进技术以及成功经验。要正确地分析这些问题，“古今中外”的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的。此外，作为一篇党史论文，本文还试图运用战略学的分析框架，注意从战略预判、战略形成、战略实施、战略评估几个维度进行剖析。本文的写作可以说是历史学和战略学研究方法交叉运用的一次尝试。总结该课题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背景，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二是比较全面地回顾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和实施过程，并作出较为客观地评估。三是提出中共科学地制定和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应考虑的几个维度。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已有六十余载。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和初步实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的一段旅途。这段旅途因为其特有的内涵、长远地战略立意以及现实的影响力必将越来越得到人民的关切。它曾经也将会继续全方位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梦想虽然遥远，但我们已在路上。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实现“美丽中国”的必经之路。这并非是一次普通的回顾，而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胡慕鸿[8]（2012）在《我国政府计划生育管理改革研究 ——以南京市宁海路街道为例》文中认为在中国,计划生育是一个敏感、尖锐却又不得不面对的严肃话题。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当前我国人口还面临着许多复杂交错的新老人口问题,进入21世纪,我国人口发展态势呈现出较以往更为复杂的局面,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仍然不高、出生人口性别比明显失衡等。与此相应,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目标也已从最初控制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逐步转移到如何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上来。在新的人口形势和问题下,加快政府计划生育改革是解决当前人口发展新问题的现实需要,是当前政府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体现,也是适应当前社会转型和人口发展战略的客观要求。因此,研究新形势下加快政府计划生育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翔实的历史资料和统计数据,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定性分析为主的研究方法,以我国政府计划生育的实际工作为研究基础,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纵向的历史研究和横向的对比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遵循观察、描述、解释、预测的研究路径,围绕加快政府计划生育管理改革的主题,首先诠释了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的含义,简要介绍政府计划生育改革的背景,回顾了先前三十年来我国政府计划生育的工作历程,全面梳理当前新形势下,我国开展计划生育政府管理实际状况,总结分析当前我国政府计划生育改革所面临的九个方面主要问题,并对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和类似我国人口状况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政策、制度安排、立法情况进行了探究,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结合当前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改革实际情况,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政府计划生育管理方式方法的的思路和建议。总而言之,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我国政府计划生育管理活动,并相应探讨了我国政府计划生育管理的历史过程。论文的研究特点以宏观研究为主,试图对我国政府计划生育管理的整个活动,进行宏观的理论思考,以发现其改革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并为我国政府计划生育管理的改革工作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杜昊[9]（2011）在《人口法的法律部门属性研究》文中指出人口法是我国具有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的一个代表之作,但我国学者对于人口法的研究目前来说还是相对落后的。人口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已经客观存在,人口法的实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也已经颁行多年。但是人口法现在是不是一个法律部门?它是属于既有的七大法律部门,还是属于一个新的法律部门?人口法的法律部门属性究竟是什么?这种有关于人口法的法理学基础性问题还没有一个专门的系统的论证。本文的写作目的就是直面人口法究竟在所有的现行七大既有法律部门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进行首次系统考察。我国历史上自秦汉以来的人口控制进行梳理就是历代王朝都已经把人口管理作为了封建政府职能的一块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我们还不能用今天的政府管理视角来考察历史上政府的职能分割,但是人口管理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政府职能的定论是显而易见的。这就为此项基本的政府职能在今天依然存在,并且需要在当今法治治国思想的思潮下予以控制,这是人口法寻找背后的政府职能作为规范对象的一个重要基础来源。人口管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中央政府的职能之一,人口控制从来就不是新中国建立之后新增的政府职能。同时,国外的人口立法也都彰显国家对人口的管理职能。人口法并不是一个时至近代近代“被创造的法律”,而像自然法那样是客观存在的,被寻找、被提纯的法律。历史上,中国中央政府人口管理施政策略都是以鼓励民间生育为己任的。历史上中央政府大力地鼓励励民众的生育行为,仅仅归结为王朝初期经历了战火纷争导致了人口锐减而必须采取短时期内的采取人口增殖,这显然是不够的。这不能充分解释明清时期的所持续出台的人口鼓励政策,或者将人口增长作为贯穿朝代始终考核官员的一条重要指标。或许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民间的生育不旺是导致这一情况的比较合理解释。经过考察,从明清时期我国民间就已经开始了节育运动彰显出民意的诉求,民众节育意愿也是当代人口法产生的民意基石。我国传统法学的研究模式整体来看,任何法律被研究之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确定其研究领域是否能被纳入到现存的部门法之中。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理论研究都遵循着此研究模式或者说这种套路,这种以首先确认部门法的种类为套路的分析方法,己经成为任何法律研究中的一个标准式模板。但是就新兴的人口法的理论研究而言,此方法并不适合。因为如果我们回头去看传统法学部门的产生过程遵循如下的步骤：自然法的专断——“理性”专断下立法——立法后的总结、提炼部门分类“规律”——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的出现。这种步骤俨然成为新型法律发展的学术障碍,它要求后来的新型法律达到如下的证明：新法总结调整对象、调整方法规律——进行归类属于某一部门法-——新法被认可。人口法本身显然不是这种学术推理的产物,它是一种事实和权利“自证”下的产物——是国家对人口管理的法治化、法律分工科学化,以及民众意愿、权利的法律化。传统的法律部门均不能融合人口法,人口法随着社会法治实践逐步地独立出来。人口法既具有公法的属性,又兼具有私法的属性,从此方面来看人口法和社会法有着诸多的相似性。不仅如此,已经有一些学者已经把人口法纳入了社会法的研究范畴,然而社会法也不能给人口法提供有效的契合性和容纳性,无论是从两者的产生时间、产生的国别、产生的理论基础、追求的目标、调整对象、法律原则等都不尽一致。最终,人口法并不属于任何既有的法律部门,它以单独法律部门的姿态所呈现。
梁中堂[10]（2010）在《试论“公开信”在“一胎化”向现行生育政策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写在中共中央致党、团员“公开信”发表30周年之际》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二、加强法制建设,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强法制建设,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论文提纲范文）
（1）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选题背景与意义 |
| 2、研究综述 |
| 3、本研究尝试解答的问题 |
| 3.1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问题 |
| 3.2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调控问题 |
| 3.3 现代节育运动调控衍生的失衡性问题 |
| 3.4 现代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之争问题 |
| 第一章 医疗化身体: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节育控制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兴起 |
| 1、中国近代节育政治的兴起 |
| 2、中国现代节育政治运动的演变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权力化“规训” |
| 1、身体的权力敞视 |
| 2、身体的权力检查 |
| 3、身体的权力填充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技术化“规训” |
| 1、身体的技术敞视 |
| 2、身体的技术检查 |
| 3、身体的技术填充 |
| 第四节 身体的失控: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个体化失能 |
| 1、身体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 |
| 2、身体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 |
| 3、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 |
| 第二章 国家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 |
| 第一节 国家人口调控目标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国家优生目标调控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优生工作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方式 |
| 第三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计生组织体系 |
| 1、计划生育组织体系 |
| 2、计划生育运行方式 |
| 第三章 科学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技术监控 |
| 第一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资源与技术控制 |
| 1、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控制 |
| 2、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资源控制 |
| 3、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技术控制 |
| 第二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社会监控体系 |
| 1、国家化生育权力监控体系 |
| 2、国家化生育技术监控体系 |
| 第四章 失衡性权利:生育权利的非均衡性及后果 |
| 第一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出生人口性别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女性与婚姻 |
| 第二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民族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生育政策之间的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地域之间生育政策失衡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状况之间的失衡问题 |
| 第三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区域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地区失衡问题 |
| 第四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年龄结构失衡问题 |
| 1、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城乡差异 |
| 2、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地区差异 |
| 第五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医疗资源失衡问题 |
| 1、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地区失衡问题 |
| 3、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结构失衡问题 |
| 第五章 技术性失衡: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权利之争 |
| 第一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妇女解放与奴役之争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生育权与生命权之争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公民平等权之争 |
| 第四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之争 |
| 第六章 生育政治: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及其逻辑 |
| 第一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内涵 |
| 1、生育的概念 |
| 2、政治的概念 |
| 3、生育政治的概念与内涵 |
| 3.1 什么人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2 人们在什么时候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3 人们怎么样获得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第二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逻辑 |
| 1、生育政治权力和权利分配的一般逻辑 |
| 2、生育政治权力与权利分配的特殊逻辑 |
| 3、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特征 |
| 第三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逻辑演变 |
| 1、节育运动中的国家权力干预将减弱,社会和家庭自主调控力度将增强 |
| 2、节育运动中的消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减弱,积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增强 |
| 3、个人自主生育和科学选择生育将会给节育运动带来的新的伦理和法律挑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中国计划生育制度变迁中的实践与规范冲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原由 |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研究的总体概况 |
| 二、具体相关问题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计划生育“制度”与生育“实践”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制度的理解与实践 |
| 一、计划生育制度的概述 |
| 二、主体实践研究的转向 |
| 第二节 生育实践的界定 |
| 一、实践概念的溯源 |
| 二、实践与生育实践 |
| 第二章 生育实践与制度的冲突逻辑 |
| 第一节 生育实践的理由 |
| 一、行动理由与实践 |
| 二、生育的信念与事实理由 |
| 三、生育实践的分析 |
| 第二节 生育理由强弱的判断规则 |
| 一、生育理由的强弱逻辑 |
| 二、理由的强弱判断原则 |
| 三、判断原则间的转换 |
| 第三节 生育实践与规范的冲突 |
| 一、计划生育制度与排他性理由 |
| 二、偏离规范的生育实践 |
| 第三章 生育实践与制度冲突的处理 |
| 第一节 生育自治与权力概念 |
| 一、实践中权力的概念 |
| 二、权力对个人生育实践的影响 |
| 第二节 权力关系的空间性 |
| 一、权力关系与场域概念 |
| 二、生育场域内的资本与权力 |
| 三、差序格局下的权力关系 |
| 第三节 计划生育制度变迁与生育权利 |
| 一、制度变迁中的权利作用 |
| 二、生育实践的权利证立 |
| 第四章 生育理由被接纳的制度再生产模式 |
| 第一节 制度实施与生育理由冲突 |
| 一、严格限制避孕及节育制度的产生 |
| 二、权力关系对生育实践的影响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制度的改革 |
| 一、制度与制度的规范性理由的冲突 |
| 二、倡导型计划生育制度的实施效果 |
| 第五章 生育理由被排斥的制度再生产模式 |
| 第一节 关键行为者与计划生育制度 |
| 一、关键行为者在制度决策中的作用 |
| 二、权力垂直体制下的制度实施与失真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制度的再生产 |
| 一、确保制度实施的资源控制措施 |
| 二、生育权力空间与实践策略的抉择 |
| 结语 |
| 第一节 中国计划生育制度的未来 |
| 第二节 实践与规范冲突的制度分析框架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文献 |
| 二、期刊论文 |
| 三、外文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3）江浙人口政策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ABSTRACT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国际社会对全球家庭计划的总结与反思 |
| 二、全球气候变化与发达国家对人口政策的再度关注 |
|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人口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
| 四、中国人口政策和人口过程正在经历重要的历史转折 |
| 五、国内外对于中国人口政策的第四次学术大讨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性回顾中国计划生育之历史 |
| 二、比较分析省域不同人口政策之效果 |
| 三、研究探讨未来中国人口政策之取向 第一章 文献研究与述评 |
| 第一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目标 |
| 第三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研究方法 |
| 一、人口政策的定性研究方法 |
| 二、人口政策的定量研究方法 |
| 三、人口政策的比较研究方法 |
| 四、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决策机制与程序 |
| 一、关于《公开信》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
| 二、关于中国人口政策的决策程序 |
| 第五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效果 |
| 一、人口政策的经济效益论 |
| 二、人口政策的社会成本论 |
| 三、人口政策的国家安全论 |
| 第六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反思 |
| 第七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调整 |
| 一、人口政策是否应调整? |
| 二、人口政策应如何调整? |
| 第八节 文献研究评述小结 第二章 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基本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 一、人口政策与生育政策 |
| 二、家庭计划与计划生育 |
| 三、总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一、比较研究法 |
| 二、文献分析法 |
| 三、计量经济方法 |
| 四、人口预测方法 |
| 五、其他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 |
| 一、基于国际经验的人口政策演进影响因素分析 |
| 二、基于江浙两省不同人口政策的比较与效果评估 |
| 三、江浙两省执行单独两孩政策后的人口发展模拟预测 |
| 四、人口政策调整与优化应重视“三个转换” 第三章 人口政策演进及其影响因素：国际经验 |
| 第一节 人口政策演进的政策学诠释 |
| 一、人口政策的产生与发展 |
| 二、人口政策演进中的组织及其作用 |
| 第二节 人口政策演进的国际案例 |
| 第三节 印度人口政策的演进过程 |
| 一、印度人口增长趋势 |
| 二、印度人口政策缘起 |
| 三、印度人口政策的演进过程 |
| 第四节 影响印度人口政策演进的因素分析 |
| 一、殖民因素与马尔萨斯主义 |
| 二、区域差异和城乡分割 |
| 三、土地制度与土地关系 |
| 四、宗教制度与传统文化 |
| 五、识字率及受教育机会 |
| 六、人口构成特征的影响 |
| 七、外国政府与国际组织援助的影响 |
| 八、政府结构和政治斗争 |
| 第五节 人口政策演进的国际启示 |
| 一、人口政策的制定应充分认识人口的社会性和历史性 |
| 二、人口政策的目标取向应更全面地关注人口发展 |
| 三、人口政策的实施应充分尊重人民的生育意愿和权利 |
| 四、人口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
| 五、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应充分借鉴计划生育示范项目的经验成果 |
| 六、人口政策的制定应紧密契合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 第四章 中国人口政策演进：过程、阶段与特征 |
| 第一节 从全球家庭计划运动看中国计划生育开端 |
| 一、新独立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家庭计划运动 |
| 二、美国是全球家庭计划运动的始作俑者 |
| 三、全球家庭计划运动背景下的中国计划生育 |
| 第二节 中国人口政策的演进过程 |
| 第三节 中国人口政策演进的阶段划分 |
| 第四节 中国人口政策演进的基本特征 |
| 一、中国人口政策的选择具有鲜明的政治博弈特征 |
| 二、中国人口政策的实施具有显着的国家控制特征 |
| 三、中国人口政策的内容具有突出的计划性特征 |
| 四、中国人口政策的规制具有严格的强制性特征 第五章 江浙两省人口政策的形成、发展与比较 |
| 第一节 江浙两省地理区位及人口概况 |
| 一、江苏省地理区位与人口概况 |
| 二、浙江省地理区位与人口概况 |
| 第二节 地方性人口政策的形成 |
| 第三节 江苏人口政策的发展过程 |
| 一、1949-1954年：放任人口生育阶段 |
| 二、1955-1961年：节制生育起步阶段 |
| 三、1962-1970年：计划生育试点阶段 |
| 四、1971-1978年：推行计划生育时期 |
| 五、1979-1989年：计划生育深入发展时期 |
| 六、1990-2005年：指标管理与法制建设时期 |
| 七、2006-2014年：计划生育综合改革与政策微调时期 |
| 第四节 浙江人口政策的发展过程 |
| 一、1949-1953年：限制节育时期 |
| 二、1954-1961年：提倡节制生育时期 |
| 三、1962-1970年：试行计划生育时期 |
| 四、1971-1978年：全面开展计划生育时期 |
| 五、1979-1989年：计划生育法制化时期 |
| 六、1990-2005年：计划生育强化时期 |
| 七、2006-2014年：综合改革与政策微调时期 |
| 第五节 江浙两省人口政策发展比较 |
| 一、江浙两省人口政策形成与调整时间比较 |
| 二、江浙两省现行生育政策内容比较 |
| 三、江浙两省单独两孩政策实施细则比较 第六章 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现状及历史变动比较 |
| 第一节 江浙两省人口规模及历史变动比较 |
| 一、江浙两省人口总量与历史变动比较 |
| 二、江浙两省人口自然变动比较 |
| 三、江浙两省人口机械变动比较 |
| 第二节 江浙两省人口结构及历史变动比较 |
| 一、江浙两省性别结构及其历史变动比较 |
| 二、江浙两省人口年龄构成及历史变动比较 |
| 三、江浙两省人口教育构成及历史变动比较 |
| 四、江浙两省人口城乡构成及历史变动比较 |
| 第三节 江浙两省生育水平及历史变动比较 |
| 一、江浙两省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比较 |
| 二、江浙两省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变动比较 |
| 三、江浙两省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变动比较 |
| 第四节 江浙两省人口分布及人口负增长区域比较 |
| 一、江浙两省人口密度与分布比较 |
| 二、江浙两省常住人口负增长区域分布与比较 |
| 第五节 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综合水平比较 |
| 一、江浙两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比较 |
| 二、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综合评价指数比较 |
| 三、江浙两省人类发展指数比较 第七章 江浙人口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与比较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 |
| 第二节 模型构建 |
| 一、模型描述 |
| 二、指标和数据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 |
| 一、回归结果及讨论 |
| 二、稳健性检验及其他问题 |
| 三、结论和启示 第八章 生育政策调整与江浙两省人口展望 |
| 第一节 单独两孩生育预测模型 |
| 一、基本假设与数学模型 |
| 二、基础数据 |
| 第二节 生育政策调整对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的影响预测 |
| 一、生育政策调整后江浙两省出生人口预测 |
| 二、生育政策调整后江浙两省人口出生率与生育率预测 |
| 三、生育政策调整后江浙两省人口抚养比预测 |
| 四、生育政策调整对江浙两省各年龄组人口的影响预测 |
| 五、生育政策调整对江浙两省各年龄组人口的影响预测 |
| 第三节 结论与讨论 |
| 一、基本结论 |
| 二、相关讨论 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 |
（4）艰难的历程:从“一胎化”到“女儿户”（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共和国第一个30年的计划生育 |
| 二、1979年:“一胎化”政策和现行计划生育制度的产生 |
| 三、1980年“公开信”:解决华国锋问题期间的权宜之计 |
| 四、1981年~1982年:各方博弈下的“女儿户”政策 |
| 五、1982年:用一个新的“红头文件”替代“女儿户”政策 |
| 六、1983年:大结扎 |
| 七、1984年~1987年:缓和渐变和10%的照顾生二胎 |
| 八、1988年~1991年:“女儿户”走到了前台 |
| 九、结束语 |
| (一)计划生育是由中央政府推动的旨在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一项政策。 |
| (二)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后,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取得党、政、军领导权。 |
| (三)把政府倡导的避孕和节育意义的计划生育迅速转变为政府管制下的计划生育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70年代末推行的“一胎化”政策。 |
| (四)“一胎化”这样一个极端的政策能够很快在全国得到推行,也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制度分不开的。 |
| (五)如果不是因为1989年的政治风波结束了“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的领导组合以后,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的一些人给予了1980年9月25日党中央给党团员的“公开信”以不能承受之重,历史完全可以忽略它的存在。 |
| (六)华国锋的问题被彻底解决以后,胡耀邦和赵紫阳很快就着手制订新的人口政策。 |
| (七)但是,已经走在“一胎化”道路上的计划生育部门从一开始就是拒绝和排斥“女儿户”的。 |
| (八)如果将以“女儿户”为核心的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得不到贯彻的责任都归之于钱信忠,那也是不公平的。 |
| (九)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准备把“女儿户”政策列为工作中心,始于1988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8次常委会。 |
| (十)20世纪80年代前后,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特别难做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计划生育工作自身的性质。 |
| (十一)生育政策是一个涉及所有国民基本权利的问题,其整个决策过程却都只是由中央层面的官员来决定。 |
| (十二)邓小平历来把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当作优越性予以肯定,决定问题快,推行得快。 |
| (十三)共和国体制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缺少一个纠错的机制。 |
| (十四)20世纪80年代,以“女儿户”为核心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制订和实际推行过程中的艰难曲折,除了制度上的因素以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折射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人格上的一些特点。 |
| (十五)一直到现在仍在实行的以“女儿户”为核心的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是赵紫阳提出来的,而且是在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才得以在全国基本推行的。 |
| (十六)研究年至年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先“一胎化”再到“女儿户”的发展过程,不难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 |
（5）当代江西计划生育历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相关概念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前江西计划生育的状况及其特点（1953—1978） |
| 第一节 以城市为突破口江西计划生育的尝试（1953—1970） |
| 一、《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拉开江西计划生育的序幕 |
| 二、以城市为重点的计划生育实践 |
| 第二节 “晚、稀、少”政策与江西计划生育的起步（1971—1978） |
| 一、计划生育宣传进入城乡 |
| 二、避孕节育措施普遍开展 |
| 第三节 江西计划生育的相对滞后性 |
| 一、计划生育相对滞后的原因分析 |
| 二、计划生育相对滞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
| 第二章 江西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及阶段性成效（1979—1989） |
| 第一节 江西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 |
| 一、奖励一胎、可生二胎、限制三胎及以上生育 |
| 二、奖励一胎、限制二胎、杜绝三胎生育 |
| 三、城镇只能一胎、农村可二胎、无论城乡都坚决杜绝三胎生育 |
| 四、城乡二胎开“小口子”、坚决堵住“大口子” |
| 第二节 “三为主”方针推动江西计划生育的逐步渐进 |
| 一、计划生育宣传的系列活动 |
| 二、避孕节育措施的广泛深入 |
| 第三节 江西计划生育的阶段性成效 |
| 一、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基本得到控制 |
| 二、群众新的婚姻、生育观念正在形成 |
| 第三章 地方性法规的制订与江西计划生育的转折（1990—1999） |
| 第一节 江西计划生育地方性法规的出台与修订 |
| 一、可二胎生育的间隔年限改为五年 |
| 二、违反计划生育处罚标准的制定 |
| 第二节 综合治理人口问题道路下江西计划生育的推进 |
| 一、计划生育基础得到夯实 |
| 二、计划生育宣传继续拓展 |
| 三、“三结合”促进计划生育的优质服务导向 |
| 第三节 江西计划生育面貌的重大转变 |
| 一、生育水平下降，人口再生产实现转型 |
| 二、人口结构优化，人口素质提高 |
| 三、群众生育观念转变，新型生育文化初步形成 |
| 第四章 稳定低生育水平目标与江西计划生育的综合改革（2000 年至今） |
| 第一节 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江西计划生育政策的调适 |
| 一、可二胎生育的间隔年限改为四年 |
| 二、取消生育间隔期 |
| 三、双方或一方为独生子女可生二胎 |
| 第二节 江西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改革探索 |
| 一、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 |
| 二、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 |
| 三、构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区域“一盘棋” |
| 第三节 江西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的成绩 |
| 一、人口总量得到有效控制 |
| 二、人口素质显着提升 |
| 第五章 关于江西计划生育的几点思考 |
| 第一节 江西计划生育的特点及其保障作用 |
| 一、江西计划生育的特点 |
| 二、江西计划生育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 第二节 江西计划生育的基本经验、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
| 一、江西计划生育的基本经验 |
| 二、江西计划生育目前存在的问题 |
| 三、关于江西计划生育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建国以来党的人口生育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及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基本框架 |
| 五、基本概念的界定 |
| 六、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党的人口生育政策的理论来源 |
| 第一节 我国历代人口生育政策的自然价值导向 |
| 一、生殖崇拜 |
| 二、“早生、多生、生男”的生育价值观 |
| 三、其它生育思想 |
| 四、中国历代人口生育政策述评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是党的人口生育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出发点 |
| 二、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石 |
| 三、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特色 |
| 四、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 |
| 第三节 西方人口理论是党的人口生育政策制定的理论借鉴 |
| 一、马尔萨斯人口理论 |
| 二、西方其它主要人口理论 |
| 第二章 党的人口生育政策的初步探索(1949-1970) |
| 第一节 毛泽东人口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一、建国初期面临的人口形势 |
| 二、毛泽东的人口思想的形成和反复 |
| 第二节 节制生育政策的初步探索 |
| 一、放任生育的人口生育政策的实施 |
| 二、节制生育政策的提出 |
| 三、关于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争论 |
| 四、节制生育政策的初步实施 |
| 第三节 50-60年代生育政策变迁的历史评价 |
| 一、节制生育政策所取得的初步成效 |
| 二、50-60年代人口生育政策述评 |
| 第三章 党的人口生育政策的基本形成(1971-1980) |
| 第一节 特殊历史时期生育政策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国际社会新人口理论的发展 |
| 二、“文化大革命”早中期的人口态势 |
| 第二节 新的人口生育政策的产生和发展 |
| 一、新的人口生育政策的产生 |
| 二、计划生育组织机构的建立 |
| 三、以“晚、稀、少”为中心的新生育政策实施的历史意义 |
| 第四章 党的人口生育政策在新时期的历史突破(1980-2000) |
| 第一节 新时期人口理论研究的拨乱反正 |
| 一、新时期人口理论研究的恢复 |
| 二、新时期人口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 |
| 第二节 把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国策的战略抉择 |
|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提 |
| 二、计划生育政策的初步实施及其特点 |
| 第三节 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 |
|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 |
| 二、计划生育政策的完善 |
| 三、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时期人口增长率的反弹及其原因 |
| 四、计划生育政策稳定时期人口增长的趋势 |
| 第五章 党的人口生育政策在新世纪的不断拓展(2000年以后) |
| 第一节 新世纪我国人口发展的态势 #M0 |
| 一、新世纪我国人口发展的基本态势 |
| 二、新世纪我国人口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
| 第二节 稳定低生育水平——新世纪生育政策的又一重大抉策 |
| 一、“稳定低生育水平”政策的提出和落实 |
| 二、“稳定低生育水平”政策的必要性 |
| 三、稳定低生育水平战略决策的意义 |
| 第三节 新世纪计划生育的法律保障 |
| 一、人口与计划生育立法的必要性 |
| 二、人口和计划生育立法的背景和过程 |
| 三、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相关于生育政策方而的主要内容 |
| 第六章 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人口生育政策 |
| 第一节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概况 |
| 一、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历史 |
| 二、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特点 |
| 第二节 当代少数民族生育政策分析 |
| 一、当代少数民族生育政策的选择 |
| 二、党的少数民族生育政策之变迁 |
| 第七章 可持续发展与我国未来生育政策的取向 |
| 第一节 生育政策与可持续发展 |
| 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 |
| 二、生育政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
| 第二节 未来生育政策的取向 |
| 一、目前理论界对末来生育政策选择的研究综述 |
| 二、对当代生育水平的判断 |
| 二、适度调整现行生育政策的必要性 |
| 四、未来生育政策的抉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7）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初步实施研究（1992-2002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 选题的缘起 |
| （一）理论价值 |
| （二）实践价值 |
| （三）学术价值 |
| 二、 本选题研究的学术状况 |
| （一）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和初步实施研究总体概况 |
| （二）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和初步实施研究的学术成果及学术观点回顾 |
| （三）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和实施研究状况的点评 |
| 三、 研究对象及相关问题的说明 |
| （一）时间界定 |
| （二）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 |
| 四、 论文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
| 五、 创新点、难点及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
| （一）创新点 |
| （二）难点 |
| （三）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
| 第一章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的依据 |
| 第一节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渊源 |
| 一、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 |
| 二、 马克思主义持续发展思想 |
| 三、 西方可持续发展思想 |
| 第二节 中共执政中对持续发展的实践和理论探索 |
| 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实践与思考 |
| 二、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实践与探索 |
| 第三节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一、 环境危机：中国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 |
| 二、 中共中央对国家发展方式的思考 |
| 三、 理论界对中国发展问题的探讨 |
| 第二章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立 |
| 第一节 世界舞台展现中国主张 |
| 一、 可持续发展从理论走向实践 |
| 二、 中国积极参与世界可持续发展战略 |
| 三、 世界舞台上的中国主张 |
| 第二节 《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国主张的结晶 |
| 一、 制定《中国 21 世纪议程》的初步启动 |
| 二、 《中国 21 世纪议程》文本的制定 |
| 三、 《中国 21 世纪议程》出台：新国家战略的确立 |
| 第三节 《中国 21 世纪议程》的主要内容及基本特点 |
| 一、 《中国 21 世纪议程》的主要内容 |
| 二、 《中国 21 世纪议程》的基本特点 |
| 第三章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初步实施 |
| 第一节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开启 |
| 一、 万里长征第一步：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启动 |
| 二、 《中国 21 世纪议程》被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
| 第二节 提高思想自觉，推动战略实施 |
| 一、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论深化 |
| 二、 可持续发展宣传教育 |
| 第三节 人口、资源、环境领域的国家行动 |
| 一、 坚持计划生育，推动扶贫开发 |
| 二、 实施绿色工程 |
| 三、 创办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
| 第四节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保障措施 |
| 一、 可持续发展的立法与实施 |
| 二、 实施两大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与西部大开发战略 |
| 第四章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初步实施总结 |
| 第一节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初步实施的成效 |
| 一、 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提高 |
| 二、 人口等社会可持续发展取得成效 |
| 三、 资源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进展 |
| 四、 可持续发展法制体系日益健全 |
| 五、 科技教育支持能力得到提高 |
| 第二节 中国进一步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面临的问题 |
| 一、 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根本转变 |
| 二、 人口、资源及生态环境压力依然巨大 |
| 三、 可持续发展的法制体系有待完善和执法检查工作薄弱 |
| 四、 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公众可持续发展意识比较薄弱 |
| 第五章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和初步实施的历史启示 |
| 一、 深刻认识与把握国情是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前提和基础 |
| 二、 拥有世界视野，妥善处理可持续发展领域内的全球性事务 |
| 三、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地制宜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
| 四、 重视科学咨询，增强决策科学化 |
| 五、 增强可持续发展意识，扩大公众参与 |
| 六、 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提升战略实施效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我国政府计划生育管理改革研究 ——以南京市宁海路街道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 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 |
| 1.4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6 本文研究的难点与可能的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我国政府计划生育管理的历史与现状 |
| 2.1 建国后政府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历程 |
| 2.1.1 管理组织的发展 |
| 2.1.2 政策制度的形成 |
| 2.1.3 管理方法的变迁 |
| 2.2 当前我国政府计划生育管理工作概况 |
| 2.3 当前我国政府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主要特点 |
| 2.3.1 坚持实行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和人口目标管理责任制 |
| 2.3.2 切实有效地进行社会性的宣传教育 |
| 2.3.3 完善计划生育基层网络建设 |
| 2.3.4 初步强化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 |
| 2.3.5 逐步树立现代公共管理理念并运用到实践中去 |
| 2.4 当前我国政府计划生育管理改革的重要意义 |
| 2.4.1 政府计划生育管理改革是解决当前人口发展新问题的现实需要 |
| 2.4.2 政府计划生育管理改革是当前政府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体现 |
| 2.4.3 政府计划生育管理改革是适应当前社会转型和人口发展战略的客观要求 |
| 第三章 当前我国政府计划生育管理中的困境与问题——以南京市宁海路街道为例 |
| 3.1 南京市宁海路街道计划生育管理现状概述 |
| 3.1.1 宁海路街道计划生育管理背景 |
| 3.1.2 宁海路街道计划生育管理的主要措施 |
| 3.1.3 宁海路街道计划生育管理的基本经验 |
| 3.2 宁海路街道计划生育管理面临的困境 |
| 3.2.1 流动人口管理难 |
| 3.2.2 企业计生漏管现象严重 |
| 3.2.3 非政策生育等不可预测现象时有发生 |
| 3.2.4 居民信息互通困难 |
| 3.3 宁海路街道计划生育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3.1 管理执行科学性有待提高 |
| 3.3.2 管理机制亟待完善 |
| 3.3.3 管理队伍建设存在不足 |
| 第四章 国外政府在人口管理上的理念、政策与制度的借鉴价值 |
| 4.1 有关国家政府人口管理理念及其政策安排 |
| 4.2 有关国家解决人口问题的法律制度安排 |
| 第五章 当前我国政府计划生育管理改革的若干思考 |
| 5.1 更新管理理念,引领政府计划生育管理创新 |
| 5.1.1 以人为本理念 |
| 5.1.2 政府服务理念 |
| 5.1.3 法治管理理念 |
| 5.1.4 运用现代管理理念,规范政府管理职能 |
| 5.2 强化政府计划生育管理制度建设,注重长效管理 |
| 5.2.1 逐步把政府计划生育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 |
| 5.2.2 构建政府计划生育投入保障机制 |
| 5.3 推进管理执行的科学化进程,规范政府行使管理职能 |
| 5.3.1 加强政府计划生育的宏观调控工作 |
| 5.3.2 改革政府计划生育中的宣传教育工作 |
| 5.3.3 促进政府计划生育工作与非政府组织的进一步合作 |
| 5.3.4 提高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信息现代化程度 |
| 5.3.5 建设高素质政府计划生育的专业化队伍 |
| 5.4 加强计划生育过程管理,提高我国的人口质量 |
| 5.4.1 基于计划生育管理准备行为的精心再构 |
| 5.4.2 计划生育管理活动的规范执行与有效控制 |
| 5.4.3 计划生育管理活动的现实评价与实践效果评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人口法的法律部门属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人口法立法方面的研究 |
| 1.2.2 关于人口法体系方面的研究 |
| 1.2.3 关于人口原则与特征方面的研究 |
| 1.2.4 我国人口法概况 |
| 1.3 研究思路、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点 |
| 2 人口管理是国家行政权力的一项重要职能 |
| 2.1 中国古代国家对人口管理 |
| 2.1.1 先秦时期国家对人口的管理 |
| 2.1.2 秦汉时期国家对人口的管理 |
| 2.1.3 隋唐时期国家对人口的管理 |
| 2.1.4 宋元明清时期国家对人口的管理 |
| 2.1.5 民国时期国家人口的管理 |
| 2.2 国外人口管理的立法实践 |
| 2.2.1 人口问题的普遍性使人口立法具有国际普遍性 |
| 2.2.2 国外人口法概况 |
| 3. 我国人口法的民意基础 |
| 3.1. 明清时期民间节育思想的萌发 |
| 3.2 民国时期民间节育运动的兴起 |
| 3.3 民间节育运动体现的民意 |
| 3.4 民众节育意愿是我国人口法的民意基石 |
| 4. 新中国对人口的管理及人口法的产生 |
| 4.1 新中国初期国家对人口的管理 |
| 4.2 新中国人口管理政策梳理 |
| 4.2.1 新中国人口管理经验教训 |
| 4.2.2 新中国的人口管理进入了稳定时期 |
| 4.3 地方性人口法规为人口法的产生积累了经验 |
| 4.3.1 地方性法规的进程 |
| 4.3.2 地方性法规和全国性统一人口法的关系 |
| 4.4 人口法法律部门产生的过程 |
| 4.4.1 人口法从传统法律部门逐渐剥离 |
| 4.4.2 人口法从传统法律部门被剥离的原因分析 |
| 4.5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出台 |
| 5. 人口法法律部门建立的法理学基础 |
| 5.1 当代社会的法治需求,必将把国家对人口管理纳入法治轨道 |
| 5.1.1 人口法所调整的人口行为具有公共利益属性 |
| 5.1.2 人口法将公共利益的保护视为自己的题中之义 |
| 5.2 人口法法律部门产生的时代背景 |
| 5.2.1 人口法律部门研究面临的时代困境 |
| 5.2.2 现实国情催生人口法 |
| 5.2.3 人口法学的研究历程回顾 |
| 5.2.4 人口法学与部门法研究范式冲突的原因 |
| 5.3 人口法的社会法视角考察 |
| 5.3.1 社会法法律部门对人口法法律部门的启示 |
| 5.3.2 社会法法律部门和人口法法律部门有一定的类似性 |
| 5.4 人口法法律部门并不属于社会法法律部门 |
| 5.4.1 从产生时间上来看两者不同 |
| 5.4.2 从产生的国别来看两者不同 |
| 5.4.3 从产生的理论基础上来看两者不同 |
| 5.4.4. 从追求的目标上来讲两者也不尽一致 |
| 5.4.5 从两者调整对象上来看两者不同 |
| 5.4.6 从两者所秉承的法律原则来看两者不同 |
| 5.4.7 从调整方法来看两者不同 |
| 5.4.8 从两者所规制的行政权力部门上来看两者不同 |
| 5.4.9 从介入公民生活的时间上来讲两者也不同 |
| 6. 结论 |
| 6.1 人口法国家人口控制职能的法制化 |
| 6.2 人口法是民众生育意愿和权利的法定化 |
| 6.3 人口法是法律科学化和分工化的要求 |
| 6.4 人口法作为部门法属性来源于其自证性 |
| 6.4.1 “公、私”两分法和传统法律部门不能承载人口法 |
| 6.4.2 以社会法为代表的第三类法律路径不能承载人口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10）试论“公开信”在“一胎化”向现行生育政策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写在中共中央致党、团员“公开信”发表30周年之际（论文提纲范文）
| 1“公开信”之前已经有了一个“一胎化”的生育政策 |
| 2 “公开信”发布后不久开始制订现行生育政策 |
| 3 “公开信”是从“一胎化”走向现行生育政策的一个拐点和路标 |
| 4 一些误导正确认识和客观评价“公开信”的错误观点 |
四、加强法制建设,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论文参考文献）
- [1]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D]. 周长友.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2]中国计划生育制度变迁中的实践与规范冲突研究[D]. 谢郁. 华南理工大学, 2017(07)
- [3]江浙人口政策比较研究[D]. 彭伟斌.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5(03)
- [4]艰难的历程:从“一胎化”到“女儿户”[J]. 梁中堂. 开放时代, 2014(03)
- [5]当代江西计划生育历史研究[D]. 全津. 中共中央党校, 2014(10)
- [6]建国以来党的人口生育政策变迁研究[D]. 朱秋莲. 湖南师范大学, 2013(04)
- [7]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初步实施研究（1992-2002年）[D]. 崔海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3(10)
- [8]我国政府计划生育管理改革研究 ——以南京市宁海路街道为例[D]. 胡慕鸿. 南京农业大学, 2012(01)
- [9]人口法的法律部门属性研究[D]. 杜昊. 西南财经大学, 2011(04)
- [10]试论“公开信”在“一胎化”向现行生育政策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写在中共中央致党、团员“公开信”发表30周年之际[J]. 梁中堂. 人口与发展, 2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