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企业可持续发展实现路径探究（论文文献综述）
潘秋晨[1]（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李秦宇[2]（2021）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 ——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及路径趋势》文中认为新时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冰雪产业迎来黄金发展期,2022年北京冬奥会使冰雪产业的发展更为急迫。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包括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Chinese Ice Hockey League,简称CHL）在内的冰雪产业组织,研究国际国内产业组织发展理论,学习冰雪产业及其组织发展先进经验,探索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和路径趋势,对于增强中国冰雪运动项目实力、满足大众冰雪运动产品的需求、推动中国冰雪产业跨越式发展、促进中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中国冰球联赛CHL（2019年8月2日开赛）目前属于起步阶段,本文从“冰雪产业组织发展”视角出发,以交易费用理论、产业组织理论、演化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采用理论演绎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专家调查法等方法,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及路径趋势进行深入研究,并初步尝试建立中国冰雪产业组织形成机理模型及构建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理论,以期科学地认识以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为代表的冰雪产业组织发展的特点与规律。本文认为冰雪产业是生产、提供冰雪产品（或服务）的个人、组织和企业的集合,本文冰雪产业主要是指冰雪运动产业（不包括冰雪用品装备制造等冰雪制造产业）。冰雪产业组织是冰雪产业内企业间组织或者市场关系。中国冰球联赛CHL是参赛的职业冰球俱乐部与中国冰球协会、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等联合举办的职业冰球赛事。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本质是一种职业冰球联盟,是冰雪产业组织的重要组成之一。研究发现冰雪产业组织是冰雪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国际国内冰雪产业发展经验表明冰雪产业发展在于冰雪产业职业化发展,北美冰雪产业职业化的代表是国家冰球联盟NHL组织,中国冰雪产业职业化的代表是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首先,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机理部分,认为中国冰雪产业组织的组成要素是其形成的驱动因素,冰雪产业组织的组成要素通过中介作用和控制作用驱动了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产生;市场结构在冰雪产业组织的形成过程中起着控制作用;主导利益集团（国家或政府）和非主导利益集团（以职业冰球俱乐部为代表）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主导利益集团推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是主要推动力;非主导利益集团促进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是次要推动力;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关键条件是主导利益集团和非主导利益集团利益诉求相容。其次,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影响因素部分,从中介作用和控制作用两方面进行研究。中介作用通过宏观环境因素影响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的形成:“经济环境”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有显着正向影响;“社会环境”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具有正向影响;“科技环境”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具有负向影响;“政策法律环境”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有显着正向作用。市场结构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中起着控制作用,具体是通过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及创新指标在内的四方面影响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的形成。市场结构中市场需求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市场行为中广告宣传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市场绩效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的影响不显着;创新指标中危机处理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有显着负向影响。第三,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路径趋势部分,认为中国冰雪产业组织发展是冰雪产业组织的主导利益集团与非主导利益集团通过利益博弈实现的。以政府为代表的主导利益集团和以职业冰球俱乐部为代表的非主导利益集团博弈决定了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未来发展路径趋势,结合中国产业组织发展研究成果、参考国家冰雪产业未来发展规划,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路径划为产生期、规模发展期和创新发展期,其发展模式分别为政府主导模式、政府市场混合模式和市场主导模式,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向生态平台化发展是未来发展趋势,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组织形态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在产生期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协会组织;在规模发展期主要是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职业联盟组织,具有产权清晰、政企分开、权责明确、管理科学、公开、公正、公平等特征;在创新发展期主要是创新的生态平台化职业联盟组织,特征是以新科技、新技术为支撑,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的组织形态演化趋势是协会组织、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职业联盟组织和生态平台化职业联盟组织。面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冰雪产业及其组织发展远落后于政府的期望和消费者的需求,未来发展任重而道远,中国冰雪产业及其组织发展的对策建议包括:改革体育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冰雪产业政策体系,推动冰雪产业转型升级;加强科技融合和冰雪产品开发,促进冰雪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健全冰雪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夯实冰雪产业及其组织发展基础;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提高冰雪产业及其组织经营效率;创新冰雪产业组织形态,构建全国及区域性冰雪产业平台。
张倩[3]（2021）在《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与保护研究》文中提出伴随着城市更新速度的加快,积极转型升级的工业企业因为城市土地更新的需求而搬离城市中心地区,不能够适应经济新形势的传统工业企业面临着衰退、破产的困境,基于以上两种原因,城市中心地区大量的工业厂房、仓库等工业设施因此被闲置。城市中大型工业企业除了进行工业生产的生产区域外,还会有完备的住宅、医疗和教育等生活配套设施,它们基本上已经与城市基础设施融为一体,能够履行基本的社会功能。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当中不可多得的重要财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现代城市管理的重要课题。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城市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拥有一定规模的工业建筑群且有独特工业历史风情的区域,所有与工业生产有关的建筑、设备都是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构成要素,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是城市工业历史文化发展的见证者,理应受到合理地保护。但是在房地产业巨额利润的吸引下,许多位于城市黄金地段的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被夷为平地,就算有幸逃过了被拆除的命运,却因内部建筑体量大、占地面积广,而给保护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造成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成为“烫手的山芋”,因缺乏合理的保护与规划而被荒废,如何保护利用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城市历史风貌与历史文脉的延续,成为许多工业城市面临的难题。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是山东省首批历史文化街区中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典型代表。潍柴集团2012年完成了主要生产区的搬迁工作,见证了潍柴几十年发展历史的老厂区被整体闲置,直到2014年被山东省政府选入省内首批历史文化街区名单当中,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作为潍坊市稀有的工业遗产,具有极其珍贵的研究价值。本文运用实地调研、比较研究等方法,通过对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调查研究,分析了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发展历史与遗产构成,并对其做出价值评价,为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再利用提出合理化建议。文章共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将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内涵特征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第一章主要探讨了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相关研究理论。本章主要是以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是什么、为什么要保护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如何保护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逻辑结构串联,具体包括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基本理论、保护利用的驱动力、利益相关者三个方面。在新时期城市更新的背景之下,无论是受外在的客观条件还是自身特征的影响,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作为稀有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都需要得到妥善合理的保护与再利用。我们在讨论城市文化遗产的再利用问题时,根本目的是探寻保护文化遗产的合理路径,所以一切改造利用活动都是以保护为出发点和根本目的。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可以作为可利用的文化资源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协作,按照一定的原则对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保护利用。第二章集中对潍柴发展历史进行研究。本章以潍坊市地方志与潍坊柴油机厂厂志为基础资料,结合实地调研,梳理了潍坊柴油机厂的历史发展脉络,包括潍坊柴油机厂的建厂背景和建厂历程。对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发展历史进行研究,为保护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提供了历史依据,为更好地认识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存现状与价值意义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三章主要探讨了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整体规划,介绍了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内生产区域与配套设施的基本概况。笔者通过查找资料和实地调研,基本了解了整个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与遗产保存状况,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进行此类历史文化街区的遗产排查时,除了工业建筑物、构筑物等有形的物质遗产外,也不应忽略以工业生产技术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都是城市工业发展历史的经历者和见证者,也是延续城市工业文明的主要承载者,拥有同样重要的保护价值。科学分析历史文化街区的遗产构成是对其进行价值判断的前提与基础。第四章对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价值评价的内容与意义进行总结。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评价内容包括街区内的工业建筑、工业生产流程以及工业配套设施,并从历史价值、科学技术价值、社会价值、精神价值、经济价值等方面对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进行全面分析,说明对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保护与再利用的现实意义。第五章对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背景进行了调查分析,探讨了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现状以及潍坊市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概况,这是探寻历史文化街区再利用途径的前提。第六章对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再利用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在城市更新的背景之下,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如何调整自身结构功能以适应城市发展要求,成为整个社会都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除了用于居住、教育等配套设施之外,大部分用于工业生产的厂房、仓库已经完全丧失了原始功能,成为城市闲置空间,通过工业遗产旅游、文化创意产业以及商业的植入来实现历史文化街区与现代生活更好地融合,也是完善城市产业功能组团中的业态配比的重要途径。最后一部分则是对全文的总结与思考。
张国珍[4]（2021）在《绿色并购与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认为过去经济发展的模式主要是基于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这种不合理的方式迫使21世纪成为经济亟需向绿色化转变的一个全新阶段,与环境有关的基本问题也得到了广泛关注。绿色投资成为企业的重要命题,促使其生产经营活动摆脱传统业务,尤其对于高消耗、高排放和高污染的典型“三高”类重污染企业而言,想要在社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中生存与增长,这种绿色投资将必不可少。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理想以及经济绿色发展愿景与日趋恶化的环境现实之间的差距亟需弥补,而技术创新是弥补这些差距和实现环境治理的关键和有效途径。从传统的能源生产体系向绿色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新模式转变需要找到合适的途径,作为外部增长方式的并购可以促进这种改变,帮助企业在复杂但至关重要的过程中实现技术创新。以特殊绿色投资模式的绿色并购为代表,为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走出困境提供了契机,即创造了利用外部资源的机会,使企业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标的方的绿色技术、设备和人才等,大幅提升创新空间,产生技术创新协同效应,克服内部研发长期性和高不确定性等特点,进而实现绿色发展目标。本文以经济、社会和环境追求和谐、持续和效率的绿色发展为背景,把我国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2010-2018年的并购交易事项作为样本,主要研究了绿色并购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从动态过程中的学习方式选择和资本获取两条渠道探讨了绿色并购对技术创新的作用路径,而且根据主并方、标的方以及并购双方关联性的不同维度特征做出了进一步异质性分析,最后对绿色并购后技术创新的转型效果进行了检验。基于此,本文建立了一个详细的理论和实证框架,为绿色并购所蕴含的成功机制提供一个基于技术创新视角的解释。研究结论主要包含:第一,与非绿色并购相比,绿色并购明显促进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持续创新实现机制理论,不同于为了分散经营风险以及实现规模扩张等目的的非绿色并购,从技术创新机遇捕获、技术创新动力增强和技术创新能力提高进行内在机理分析,揭示了“机遇+动力+能力”三大要素在绿色并购促进技术创新微观层面的耦合作用。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获取超越组织边界的外部知识和资源,进而在绿色发展环境中发挥竞争优势。而重污染企业在内部有限的资源和能力以及日趋减少的市场规模情境下,发展日益受阻。因此,借助绿色并购获取标的方的绿色技术、绿色设备和人才以及绿色管理经验等,重污染企业可以快速跨越创新门槛,突破路径依赖,以及弥补自身资源缺口,推动技术创新的开展,进而提升在市场的地位和运作效率。由此,利用技术发展中的机遇捕获、惯性突破后的动力增强和资源寻求下的能力提升,绿色并购成为一种基于技术创新的有效策略,具有激励技术创新的巨大潜力。第二,绿色并购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部分是通过选择二元学习中的探索式方式来实现;绿色并购可以积极获取绿色金融提供的资本支持,从而激励技术创新。鉴于并购和创新并非是重污染企业静态意义上的行为状态,进而从绿色并购影响技术创新的动态过程构建起二元学习和绿色金融的中介机制来解析作用路径的黑箱,支持了机遇、动力和能力微观三要素耦合作用的存在性。基于学习方式选择的背后逻辑是绿色并购开展过程中,发展重点是重污染企业在现有资源库之外寻找全新的绿色技术、理念及解决方案等,选择探索式学习可以更灵活地安排其活动和系统,从而有效地推动技术创新。基于资本获取的背后机理则是绿色并购事项向金融机构等释放了在抑制环境污染和清洁生产方面的利好消息,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减弱风险感知,为重污染企业投资活动赢得绿色金融的资金支持,不断改善其融资困境进而促进技术创新。第三,当重污染企业处于不同维度特征异质性情境时,绿色并购的技术创新效应有所差异。结合绿色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默会知识理论等,分析并购交易涉及单主体和主体间典型特征对机遇、动力及能力微观三要素的强化或抑制作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主体特征异质性对绿色并购和技术创新活动之间关系的影响。异质性主要表现在三个维度:从主并方特征来看,高管绿色经历能够显着强化绿色并购与技术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表明了这种特殊经历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相比于正向业绩反馈,负向业绩反馈可以增强绿色并购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反映了处于不利经营状况下企业更愿意进行改变;绿色并购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则在主并方所在地财政压力大时更为明显,说明了当前政府将环保与经济双手抓的态度。从标的方特征来看,资源存量大在绿色并购对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中产生显着正向调节,说明了资源库规模的重要作用;而绿色并购促进技术创新在标的方具有区位优势时大幅增强,显示了区位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从并购双方关联特征来看,知识相似性弱时绿色并购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被强化;两者间关系在市场互补性强时更为明显;相比于远地理距离,近地理距离显着正向调节绿色并购与技术创新间的正相关关系,均显示出主并双方之间所存在的关联性特征不容忽视。第四,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后技术创新能够显着提升其转型力度,还可以优化提高转型效率以及促使商业模式改变。依托于先发优势理论,绿色并购作为重污染行业内所崛起的一种新兴绿色投资方式,先行进行绿色并购的企业,可以在明显促进其技术创新下,产生积极的转型效果,奠定先发优势。结论充分揭示了技术的积累、突破和创新很难一蹴而就,而绿色并购拥有绿色发展所需技术、知识和资源等,可以从外部获取战略资源和核心能力进行技术创新,这成为传统企业快速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最终实现打破原有发展模式和资源积累的局限,获得更为稳定持久的转型发展。该评估过程加深了对绿色并购与技术创新间联动效应的理解。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而系统地考察了绿色并购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的创新之处有:第一,搭建起绿色并购影响技术创新的研究框架,积极扩展了绿色并购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相关研究。在主流文献中,并购和创新的概念上存在着广泛联系,然而绿色并购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却鲜有涉及。一方面,绿色并购作为并购领域一种新兴方式,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但仅存在有限数量的研究涉及到绿色并购和相应绩效。随着绿色并购发展为一种与外部资源连通的重要工具,促使企业创新行为更重视向外的全面开放与整合,不仅可以引入绿色技术和资源,也强调开放式的绿色治理和管理文化,从而避免由于组织边界带来的路径依赖及管理成本过高等问题。本文研究绿色并购的技术创新效应,丰富了该领域经济后果的文献。另一方面,技术创新一直是当前及未来的重要研究领域。到目前为止,对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在管理、运营领域等进行探索,且越来越多地融入到财会领域以及中介层面等。本文将技术创新与会计学科的并购理论相结合,并且将研究范围拓展至重污染这一传统行业,既降低了行业层面的异质性干扰,也是对技术创新研究领域的有效扩展。最后,本文针对绿色并购对于绿色技术、资源及管理经验等获取的本质特征,基于持续创新实现机制理论,构建起绿色并购捕获技术创新机遇、增强技术创新动力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逻辑架构,合理剖析了绿色并购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综上,本文将绿色并购与技术创新相结合,清晰地揭示出绿色并购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证实了绿色投资对企业价值的正向作用。第二,基于绿色并购影响技术创新的双重渠道以及三维主体特征异质性调节的解析,充分挖掘了绿色并购对于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本文并未局限于研究绿色并购与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在整体层面的简单直接关系上,而是基于内在机理分析所提出的绿色并购对技术创新机遇捕获、动力增强及能力提高的三要素耦合机制之上,充分探索作用路径及异质性情境,即不仅研究绿色并购为什么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激励效应,还有如何产生作用,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强化或抑制作用的发挥,进而试图建立一个详细的理论框架,揭示从绿色并购活动中提升技术创新的复杂挑战。主要是从学习方式选择和资本获取的两条渠道解析了绿色并购对技术创新的作用路径,即阐明了二元学习和绿色金融在两者间关系中的传导原理,这是从企业学习和融资动态行为过程阐释实现机制的积极探索,也是佐证机遇、动力及能力微观三要素耦合作用存在性的大胆尝试。另外,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及默会知识理论等,依据每一维度从相对微观层面到宏观层面进行典型特征选取的原则,分别加入并购交易双方及两者间关联性三个维度主体特征,细致分析这些因素对于机遇、动力或能力方面的影响,所得结论证实了多个异质性调节效应的存在,为未来研究方向提供更为广泛的见解,从而认识到预先存在的特征条件是至关重要的。上述测试内容均极大地丰富了绿色并购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第三,有效加强了关于企业通过绿色并购及技术创新实现绿色转型等相关研究结论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组织整体层面及微观要素层面来阐释绿色并购后的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对于重污染企业转型的促进作用,深化了对于绿色并购及技术创新的认知,并充分揭示了绿色并购后的技术创新能够实现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的和谐统一。实证指出通过绿色并购后的技术创新孕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是企业尤其是重污染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根本出路,也是其摆脱不可持续发展困境的关键路径,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创新实践提供了数据支持。具体而言,本次研究的重要性体现在政府和组织均需要推动绿色发展的有效信息,以加强企业的绿色实践,而本文及时地提供了关于绿色并购影响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最新信息。从而提高组织对绿色并购的接受程度,为类似于重污染等处于技术创新发展困境的众多企业提供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促使企业能够积极参与并充分受益于绿色并购,推动“绿色”“清洁”“节能”“环保”的实现,进而最终为解决我国企业通过绿色并购实现创新转型问题提供实践思路,对组织和政府相关部门都具有决策借鉴价值。
荣婧[5]（2021）在《中国工业绿色效率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绿色是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推动绿色发展是提升我国工业竞争力的必然途径。工业绿色效率的有效提高是实现工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式,是工业绿色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提升绿色效率。但是,现阶段我国工业经济增长仍以消耗大量能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存在高能耗、高排放特征,工业绿色效率整体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劳动、资本、能源等生产要素经济产出和污染减排能力在削弱,尚未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工业绿色效率提高面临较大困境。基于此,以工业绿色效率为研究对象,依据扩展的索洛模型厘清工业绿色效率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并系统梳理工业绿色效率影响因素及层级结构,分析影响路径及驱动机理;运用EBM模型评估工业绿色效率,分析我国工业绿色效率的区域和行业分布特征;运用核密度方法解析工业绿色效率收敛特征,并运用马尔科夫链研究动态演进规律;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分析工业绿色效率区域异质性影响因素和行业异质性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动力学进行仿真模拟,研究工业绿色效率提升路径。研究结论显示:（1）2005-2016年间,工业绿色效率值由0.322上升至0.659,整体上呈不断增加的发展趋势。区域分布来看,大体上以黑河和腾冲为线,工业绿色效率水平由东向西呈逐级递减的趋势,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和空间集聚性;行业分布来看,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较高,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较低,行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2）工业绿色效率动态演进分析结果显示,区域来看,各地区工业绿色效率的分布在2005年呈明显“双峰”状,2016年各地区的双峰特征慢慢消失,各省工业绿色效率水平在不断提高,地区间工业绿色效率低水平和高水平差距逐渐扩大;我国工业绿色效率水平转移体现出来一定的空间依赖性,工业绿色效率较高水平邻域对周围省市的工业绿色效率具有一定带动作用,水平较低的邻域则有一定消极作用;处于低水平的省市更容易陷入低水平马太效应;高水平省市间相邻更容易呈趋同效应。行业来看,2005-2016年间,我国整体各行业工业绿色效率水平存在一定程度地提高,部分行业提升速度领先于其他行业;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具有更强的自我锁定效应,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的自我锁定效应相对较低,而且资源密集型行业提升效应不足。（3）工业绿色效率的区域差异影响因素中,工业企业规模扩大、人力资本、环境规制因素可以显着驱动区域工业绿色效率水平提高,行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显着抑制区域工业绿色效率水平发展。区域整体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对邻省工业绿色效率产生正向溢出效应的有工业企业规模和研发投入因素;对邻省工业绿色效率产生负向溢出效应的有行业结构、人力资本、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因素;对邻省工业绿色效率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的有能源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因素,能源结构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4）工业绿色效率行业差异影响因素中,工业企业规模可以显着推动资源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水平。所有制结构抑制了技术密集型工业绿色效率水平提升,但促进了劳动密集型工业绿色效率水平。人力资本即期显着推动了资本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水平,但是滞后一期显着抑制了其发展,对资源密集型行业的滞后一期影响也显着为负,其他影响不显着。环境规制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起到显着的推动作用,而且存在非线性影响,但显着抑制了资源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对其他行业影响均不显着。外商直接投资显着抑制了资源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发展。研发投入当期显着抑制了资本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水平,滞后一期后起到了促进作用。（5）基于系统动力学工业绿色效率路径分析结论表明,从工业绿色增加值角度和工业增加值来看,创新-结构-环保驱动路径是最优路径,该模式兼顾了经济、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既保证了工业经济高速增长,又可以有效从源头和末端对工业三废污染进行控制,降低工业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有助于帮助工业增长方式由规模、速度、粗放型增长,向绿色效率、环保、集约型增长转变。从保护资源环境的角度看,创新-环保驱动路径的工业污染经济损失模拟值最小,是最佳路径,说明与创新-结构-环保协同路径相比,资本深化一定程度上会提高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综上,本文从系统论出发,将EBM模型、核密度方法、马尔科夫链、动态面板空间杜宾模型、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动力学进行方法集成,在解析工业绿色效率区域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有机整合工业绿色效率的环境规制、技术、结构等各项影响因素,并将线性规划维度扩展为涵盖人口、社会、工业经济、资源与环境多维度的工业绿色效率系统,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八种情景模式下工业绿色效率进行仿真模拟与预测,定量解析工业绿色效率提升路径,识别最优路径。研究成果可为我国工业绿色效率提升提供技术支撑。
王宇菲[6]（2021）在《企业环境责任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峰会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资助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表明未来几十年,大幅度降低碳强度将成为中国的核心目标,这种气候雄心对于中国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价值。企业作为全面绿色转型在生态环境领域的主要载体,是吹响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推进“全面绿色转型”的冲锋号,其核心在于通过采取有效应对环境变化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积极降低气候环境风险,进而保护维系生产力发展的生态环境根基。在以往的研究中,虽然学者们已经就企业的环境管理对策形成了一些基本的认知。例如,在环境方面的投资会影响到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对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影响,对于企业以及所处环境来说,积极主动的环境行为通常会比被动消极的环境行为带来更多的正面影响等。但现如今,随着国家和社会公众对于环境问题的重视不断增强,以及在动态竞争市场中经营和获利结构的不断转变,在环境方面的投入早就不是以牺牲经济利益为代价,反而可能会为企业在经济方面带来很大的竞争优势。不仅如此,在实施环境战略的过程中,企业也没有必要一味的寻找更加积极的环境策略来应对环境问题,考虑到中国的组织情境以及中国制造业企业发展现状,寻找合适的战略类型才是帮助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平衡企业的经济目标,社会目标和环境目标,找到适合企业的环境治理发展路径成为了学界和业界在未来一段时间需要共同思考的话题。纵观现有关于生态环境在战略管理领域的学术研究,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已经对企业环境责任的驱动因素以及一些结果因素进行了理论推演和实证检验,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首先,现有研究探讨了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绩效尤其是企业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试图探究企业为什么要承担环境责任以及企业环境责任究竟能否为企业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但忽略了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并不是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产生的战略决策,其作用效果也并不是仅仅是体现在企业某一年度或某几个年度的绩效水平上,忽视了企业环境责任在企业内部的长期性和可持续性。其次,学界对于企业环境战略和绿色创新的研究已经较为丰富,对于二者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均进行了较为丰富的验证,但是很少有研究将二者进行维度划分,并就不同维度之间的影响系数进行比较。事实上,无论是企业环境战略还是绿色创新都是多元化的概念,概念本身的涵盖范围非常广泛,将其作为单一变量进行研究和验证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以偏概全的问题,没有办法彻底厘清企业环境战略和绿色创新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最后,现有研究在结果变量的选择上都比较偏向于企业绩效,比较少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进行测量。究其原因在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侧重于企业通过生产和运营想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很难对其进行量化。因此,本研究选择了企业可持续性这一变量来衡量企业在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企业可持续性这一概念更加侧重于企业为了达成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所做出的全部努力,是量化企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此外,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制造业企业来说,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治理将是伴随企业整个生命周期的一个重要话题,企业想要在长期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就必须要提升自身的可持续性。环境治理也并不是依存于个别政策或者是个别战略决策而单独形成的企业工作任务,而应该是企业核心工作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弥补前文阐述的研究不足,本研究以自然资源基础观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企业环境责任—企业环境战略—绿色创新—企业可持续性”的基本理论框架,并在理论框架中引入了利益相关者整合作为调节变量。此外,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企业战略管理领域的应用,解决企业在环境治理过程当中普遍存在的认知偏见和实践矛盾,本研究将悖论理论应用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当中。在关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悖论观点中明确表明,不同的可持续性目标之间存在紧张关系,这些目标虽然看似相互冲突,但也相互依存。通过接受和认知这种紧张关系,悖论视角使决策者能够同时实现相互竞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悖论的观点为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的卓越贡献创造了余地,因为它把环境和社会问题本身视为企业目的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手段。在将悖论理论的三个悖论基本范式,归属悖论,学习悖论和绩效悖论应用到企业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当中后,本研究提出了三个企业在环境领域面临的悖论,第一,企业在选择忠于股东经济利益和承担社会及环境责任之间存在目标决策悖论。企业需要在追求经济效益和承担社会及环境责任之间进行平衡和取舍;第二,企业在选择稳固型变革和对整个产业结构和经营理念进行更新升级之间存在成本决策悖论。企业需要在追求稳定变革,应对环境变化和积极进行全面变革之间进行平衡和取舍;第三,企业在可持续性的三个维度重要性之间存在选择决策悖论。在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和环境可持续性三个维度当中,企业不一定要无条件将经济可持续性放在核心的地位,社会可持续性和环境可持续性同样是值得企业追求的重要指标,且三者之间并不一定是相互抑制的关系。本研究以主要来自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东北地区的200多家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企业环境责任对企业可持续性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企业环境战略和绿色创新能够分别在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可持续性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以及共同在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可持续性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第二,在对各个维度的主效应和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时,研究发现,企业环境责任对社会可持续性的影响并不显着,并且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过程创新在企业环境责任与社会可持续性之间的中介效应也不显着,这也导致反应型环境战略和绿色产品创新及绿色过程创新在企业环境责任与社会可持续性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着。除此之外,企业环境责任对经济可持续性和环境可持续性能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反应型环境战略,前瞻型环境战略和绿色过程创新在企业环境责任与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中介效应均被证实,以及绿色产品创新在企业环境责任与经济可持续性和环境可持续性之间仍然能够起到显着的中介作用。在对链式中介作用进行检验时,除了反应型环境战略与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过程创新在企业环境责任与社会可持续性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不成立之外,其他变量维度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均被证实是正向显着的;第三,在对不同维度中介变量的中介系数进行分析时,研究发现在企业环境责任与经济可持续之间的中介关系中,反应型环境战略比前瞻型环境战略的中介效应影响系数更大,绿色产品创新比绿色过程创新的中介效应影响系数更大;在企业环境责任与社会可持续性的中介关系中,前瞻型环境战略比反应型环境战略的中介效应影响系数更大;在企业环境责任与环境可持续性的中介关系中,前瞻型环境战略比反应型环境战略的中介效应影响系数更大,绿色过程创新比绿色产品创新的中介效应影响系数更大;第四,在对调节效应进行分析时,本研究得出结论利益相关者整合能够在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可持续性,以及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环境战略之间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且各个维度的正向调节作用均被验证是成立的;最后,企业可持续性三个维度,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和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影响系数均为正,表明三个维度之间能够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综上所述,本文一方面以自然资源基础观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构建了由企业环境责任、企业环境战略、绿色创新、企业可持续性和利益相关者整合为主体的基本理论框架,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悖论理论引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领域当中,在悖论理论的基本悖论范式基础上,总结了现今环境管理领域最值得关注的三个悖论,对基本理论框架中的研究内容和研究形式进行了进一步展开;另一方面,本研究将变量进行了维度划分,不仅对各个维度的单独影响进行了分析,还对不同变量维度影响系数进行了对比,为企业寻找针对环境问题的最优路径提供了思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拓宽了有关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可持续性的研究领域,对于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探讨,同时对管理者在面对环境问题时的思维模式转变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帮助企业更加全面且辩证地认识企业应该怎样实现自身的“绿色化”。
瞿连贵[7]（2021）在《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发展教育以摆脱贫困是各国反贫困的普遍做法。然而,在普及基础教育的基础上,发展何种教育更适合于贫困者的需要也更有利于他们摆脱贫困则与经济发展、文化观念等因素密切相关。职业教育直面贫困群体发展能力不足这一根本原因,专注于开发贫困群体的职业能力、促进贫困群体就业、依托就业摆脱贫困。由于这一特性,职业教育已成为贫困群体摆脱贫困状态的教育保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渠道、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的长远之计。为此,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作为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旨在从学理上阐明职业教育为何能反贫困?职业教育反贫困又是如何实现的?可以从国内外的历史实践中汲取什么经验?职业教育如何在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中更好地发挥功能又如何发挥?可以提供何种行动方案?为探究以上问题,研究围绕以下思路和方法展开。第一,借助文献和理论分析,确定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第二,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揭示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进脉络及蕴藏的对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的理解和认识的演进;第三,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展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现实图景及其实现路径;第四,采用比较分析法,梳理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典型做法及其背后对作用机理和实现路径的理解和认识;第五,运用归纳法,提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具体的研究内容和步骤如下:首先,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梳理建国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阶段、演进动因及政策治理的基本逻辑。接下来,以学历职业教育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为研究对象,着力分析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成效、运行特征和现实困境,呈现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然境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的组织使命与反贫困理念、职业教育反贫困主要实践、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最后,综合历史、现实和比较分析,归纳总结出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的影响因素及实现路径的优化建议。通过以上研究,得出以下七个结论:第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经历了六个阶段:面向工农兵普及劳动生产知识、改变普遍贫穷落后的面貌（1949-1977）;面向贫困地区培养实用人才、激发农村经济活力和促进农民增收（1978-1993）;面向成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增收和转移就业（1994-2000）;面向贫困地区群众提升素质、加快解决温饱步伐（2001-2010）;面向贫困人口提供多层次支持、助力脱贫攻坚（2011-2020）;面向城乡低收入劳动者开展终身职业培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2021-）。背后的演进动因为:政治上把职业教育视为增强贫困群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经济上把职业教育视为将贫困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重要手段;政策上把职业教育视为贫困者实现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的教育保障;文化上把职业教育视为面向贫困者有效整合扶智与扶志的优先选项。透过政策演变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政策逻辑为:与国家反贫困战略目标内在统一,融入国家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之中,始终注重贫困者面向就业的能力开发,以及适时优化反贫困的实施方式。第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面向多维贫困和脱贫难度较大的贫困家庭学生,提供适合的学习机会和优质的资源支撑,实施长周期和系统化培养,最终实现综合赋能的目标。表现出以职业院校为主体、以国家贫困标准为识别依据、以能力开发与就业服务衔接为途径、以就业创业促脱贫促发展为目标、以学校和企业共同赋予贫困家庭学生发展权能为保障的运行特征。与此同时,职业院校在激活贫困家庭学生内源动力的意识、能力和方法,在开发贫困家庭学生人力资本的质量和针对性、在促进贫困家庭学生向工作过渡的制度建设,在支持贫困家庭学生生涯发展等方面,尚有较大空间。第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精准聚焦于农村成人贫困劳动力,开展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培训,从多维度激活成人贫困劳动力的内源发展动力,成人贫困劳动力对职业技能培训的满意度较高,增进了成人贫困劳动力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些成效与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呈现出的以下运行特征密切相关,即政府统筹配置培训资源与引入市场竞争相结合以优化培训供给、技能培训与劳动生产有效衔接以扩充成人贫困劳动力发展权能、共同目标引领下政府与市场组织和贫困劳动力多向互动。面对国家治理的新形势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新诉求,职业技能培训面临供给主体适应市场化改革的能力不足、学员来源多样和需求多元与培训成本约束之间的内在张力、面对培训机构间合作难以实现、外在激励与内源动力不足的双重制约等现实挑战。第四,国际劳工组织面向非正规经济开展促进就业的综合项目,借助培训促进特殊群体人力资本开发,促进体面就业和创业以改变不利处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促进青年就业和创业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核心任务,将促进教育公平和性别平等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重要领域,将培养绿色技能促进绿色经济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发展方向,创新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以提升服务特殊群体的能力;世界银行从促进可持续发展出发、发展面向未来的全民教育,从可持续发展和减贫出发、实施人力资本项目。以上实践的启示在于,以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和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据不同群体需求提供个性化教育培训支持,以促进处境不利群体就业和体面工作为根本目标,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以创设能力建设与能力发展衔接的政策环境。第五,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可以概括为,专注于贫困家庭学生面向职业的能力开发、学校培养和企业培训紧密结合、促进就业创业以阻断贫困传递。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职业教育能否赋予贫困者内源发展动力、贫困者能否有效参与职业教育、参与主体之间能否有效配合、反贫困政策内部是否协调一致、能力开发能否与市场需求匹配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表现为:以面向成人贫困劳动力、开发劳动生产能力为起点,以提供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培训并促进转化为途径,以促进成人贫困劳动力与劳动产生和就业岗位匹配为目标。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技能供给的质量是否有保障,技能需求的个性化与培训供给的同质化的矛盾能否消解,培训资源能否支撑受训者多样化的诉求,技能培训变革能否顺应低收入群体的新需求。第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可以概括为,以贫困对象的识别为起点,包括能力开发和精准赋能、促进就业和摆脱贫困、能力发展和增收致富,最终摆脱贫困和实现发展。现实中表现为三个向度:一是个体层面的教育培训、岗位就业、稳定收入和脱贫致富互相关联;二是区域层面的本土人才培养、区域发展的人才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区域脱贫与个体脱贫同步推进;三是社会层面的岗位创造、能力开发、促进就业、群体增收、社会稳定前后贯通。第七,面向新时代乡村振兴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现实需要,职业教育需要从以促进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为主体转向以服务低收入群体增收为重点,注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和终身职业培训的整合以提供终身发展的支持,从促进贫困群体就业转向服务低收入群体生涯发展,以为优化社会结构和社会融合贡献职业教育的力量。
彭钰栋[8]（2021）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研究 ——以《民法典》第86条为对象》文中研究表明从20世纪初到现在的百余年时间内,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经历了从萌芽到诞生,再到快速发展的阶段,对于现代公司企业的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企业在为股东利益赚取利润的同时,是否应当兼顾社会中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成为了企业必须面对的议题。随着企业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企业社会责任这一议题也逐渐进入了法学领域中,在我国突出表现为2005年《公司法》第5条中加入了“社会责任”,这一修订被视作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条款的诞生,并引起了商法学界的积极讨论。但自那之后,由于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认识的不足,以及《公司法》第5条概括性质的规定,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并未取得实质性质的突破。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在总则编的“营利法人”中通过第86条,再次规定了“社会责任”的内容,这一条可兹看作对于《公司法》第5条的延续和发展。将企业社会责任条款规定于《民法典》的总则编之中,于我国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之下,使得第86条具有了商法原则的地位。明确企业社会责任条款具有法律原则的性质,于现有立法模式之下,无论是对条款自身性质的认识与解释,还是对于法条适用方法的探究都大有裨益。首先,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条文的概括性使得其自身的内涵和外延不足,在历史解释和文义解释之外还需要对法律原则的价值进行探讨和补充,在我国《民法典》体系下可用民事基本原则对企业社会责任原则进行价值补充,尤其是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以及绿色原则。其次,作为商法原则的《民法典》第86条,在其适用上可以借鉴法律原则的指导功能、裁判功能以及评价功能进行展开,其中指导功能强调第86条对于《公司法》《劳动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部门法中有关利益相关者保护的法律规则进行解释;裁判功能则是在缺少法律规则的时候将企业社会责任原则进行规则化适用,以弥补对于利益相关者保护不足的法律漏洞;评价功能则是在个案中,当企业社会责任原则在与其他法律原则发生冲突时,通过比例原则进行衡量的过程。作为商法原则的《民法典》第86条通过发挥其法律原则的功能而进入司法实践中,但这一过程可能赋予法官过于宽泛的自由裁量权。于是在现有的立法模式之下,可以利用“标准”与“法律”的特殊关系,在国内外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所构建的制度基础上,发挥标准制定主体的灵活性与内容丰富性等特点,在企业声明适用某一标准的情况下,该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构成对《民法典》第86条的原则补充,一方面指导企业建立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将企业社会责任原则的价值贯彻于日常经营之中,另一方面为法官在审判中利用原则进行规则创制或者进行原则之间的衡量提供规范性依据。最终通过这一法律化路径,将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最新理论与成果融入到我国民商事法律体系之中。
司传煜[9]（2021）在《环境规制、政府扶持与工业企业发展 ——以中国煤化工行业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府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研究的重点领域。按照政策初衷划分,政府政策大体可以分为鼓励类政策和抑制类政策。其中,鼓励类政策多见于我国的各类产业政策,抑制类措施以化解产能过剩和防治污染为主。两类政策初衷迥异,影响机制比较复杂,如何理解复杂组合下的政府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是本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煤化工行业的演化历史,与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各类政府政策都密切相关。近年来,产业扶持类政策、环保政策等政府政策均有涵盖到煤化工业,为在统一框架下分析不同类政府政策影响机制提供了合适的研究样本。本文以煤化工业为例,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深入探讨了政府政策如何影响工业企业发展,共分为七章。第一章是引言,主要内容是给出当前的选题背景及意义,主要的创新点和技术路线图。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主要内容是通过梳理现有文献找到现有研究的不足并确定研究起点。研究发现,对于产业政策和环境规制对行业发展的影响尚未形成一致观点,这与产业异质性、区域发展水平和阶段性差异等因素密切相关。第三章是我国煤化工业发展历程中的政策演变及影响,通过对我国传统煤化工的发展历史和不同阶段产业政策演变进行归纳性梳理,得到如下启示:（1）我国煤化工产业经历了引进—吸收—改进—再创新的发展历程,在技术和装备方面均较初期的依赖进口有巨大进步,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加强,目前进入到由传统煤化工向新型煤化工转型的阶段。（2）当前我国煤化工产业仍处于转型初期,未来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和机遇。第四章是环境规制对煤化工企业的影响机制研究,构建政府部门、治污企业、排污企业之间的博弈模型,分析博弈过程和博弈结果。在长期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排污企业成本上升、市场份额缩减,治污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依据理论结果进一步构建计量模型,用实证的方法考察政府部门环境规制强度、企业环保行为和煤化工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环境规制较弱时,由于环保设备投资额大、回报周期长等原因,环保表现好的大型企业难以获得良好的市场表现,而环保表现一般的中小型企业由于成本较低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和利润;当政府部门加强环境规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中央环保督察以后,对环保方面表现好的大型煤化工企业发展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但加大了环保方面表现一般的中小型企业的压力,对其收入和利润有显着的负向影响。第五章的重点是研究政府扶持对煤化工企业发展的影响。本部分构建计量模型实证考察参与煤化工示范项目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和转型升级的具体影响。首先,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国家工信部网站、上市公司年报、上市公司和试点地区的新闻报道等多种渠道获取信息确定企业是否参与煤化工示范项目及参与时间,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参与煤化工示范项目的企业信息,形成政府扶持（示范项目）的变量数据;其次,实证检验政府扶持（示范项目）对煤化工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用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衡量）的影响;最后,实证检验政府扶持（示范项目）对煤化工企业转型升级（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若样本企业参与了煤化工示范项目,将投入更多的经费用于支持研发创新活动,而且对申请专利数量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另一方面,由于转型升级是个长期过程,企业参与煤化工示范项目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滞后3期时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第六章是世界煤化工行业发展历史及政策经验,研究表明全球煤化工产业和经历了兴衰起伏,当前仍处于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尤其是未来在全球环保共识不断提升的情况下,新煤化工产业未来将遇到环保标准的巨大考验。目前,南非、美国、日本和欧盟均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煤化工行业走向高端化的政策。值得我国借鉴的是,国家未来可持续的能源发展战略规划应当立足于本国的能源现状和产业结构调整方向,选择最适宜本国中长期发展的战略方案,并能够有计划的持续下去,鼓励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才能在满足国内能源需求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第七章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总结了本文的三点主要研究结论。分别是:（1）国内外煤化工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产业政策的支持。未来,清洁能源是全球各国发展的重点,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对煤化工业走向产业高端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阶段性的环保政策不会显着影响市场效率和减少排污,只有强力且持续的环保政策才会加强企业的治污行为,让环境友好型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前景。（3）政府扶持政策通过鼓励企业增加科技研发投资来提高企业生产率,从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但这种影响有比较明显的滞后效应,对产业政策的正面影响要同时有信心和耐心。
王彩明[10]（2021）在《中国省域绿色创新绩效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虽然当前中国经济建设和科技创新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依靠“高消耗、高污染”导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引发了人们对科学发展模式的思考。绿色创新作为“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的结合点,能够同时兼顾经济增长和资源能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可有效的减少资源能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是均衡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改善的主要手段。由于不同区域的自然资源分布、社会经济基础和政策法规制定等条件不同,导致不同区域在绿色创新活动开展时投入的资源要素各异,绿色创新绩效差距客观存在。虽然加大绿色创新投入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绿色创新的发展,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绿色创新绩效已经不能依赖投入型的发展模式实现提升,应在与经济社会相适应的投入条件下尽可能地实现较多的创新成果。因此,如何提高绿色创新绩效是当前经济发展应该关注和重视的问题。基于这一背景,本文就以下四个问题展开研究:各省域绿色创新绩效测度及时空差异分析;各省域绿色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及作用关系分析;省域绿色创新系统建模及仿真;各省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路径研究。具体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1）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内涵进行了梳理界定,在此基础上,对中国30个省域2011-2018年绿色创新绩效平均水平进行了测度,同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了绿色创新绩效的演化规律与差异。本研究认为绿色创新绩效涵盖过程与结果两个维度,是转化效率与产出效益的集成,根据两者的高低组合,将绿色创新绩效划分为四种水平:“高效率、高产出”、“低效率、低产出”、“高效率、低产出”及“低效率、高产出”。运用DEA-SBM模型和熵权法通过对中国30个省域绿色创新绩效的测算,发现中国三大地区、各省域间绿色创新绩效水平差异明显,整体绩效水平较低,而且呈现两级分化态势。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绩效水平最高,而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绿色创新绩效水平最低。（2）基于绿色创新系统理论,从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梳理了省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通过因子分析方法对这些因素进行了筛选和分类,并分析了分类后的影响因素对绿色创新绩效的作用关系。研究认为省域绿色创新系统是由内部绿色创新主体与外部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复杂系统。本研究从绿色创新系统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系统梳理了影响省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因素,通过因子分析方法最终筛选得到15个影响因素并划分为绿色创新研发强度、绿色创新协同交流、政府支持及绿色创新环境四类。基于文献研究,研究提出了这四类因素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假设,运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法（PLS-SEM）构建了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路径模型。根据第三章测算得到的各省域绿色创新绩效结果进行了路径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绿色创新研发强度是省域绿色创新绩效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次是绿色创新协同交流,而政府支持和绿色创新环境通过绿色创新研发强度和绿色创新协同交流对绿色创新绩效起着间接正向影响。（3）结合省域绿色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分析,从系统角度构建了省域绿色创新系统动力学模型,选取绿色创新研发强度、政府支持、绿色创新协同交流、绿色创新环境四个方面的八个关键因素进行路径设计,模拟仿真不同因素变动形成的不同路径下省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发展形式。仿真结果表明:基于不同关键因素设计的不同路径,能够不同程度的对省域绿色创新绩效水平实现提升,其影响程度从高到低分别为企业绿色创新研发投入、产学研合作、政府资金支持、研发机构研发投入、研发机构建设规模、经济环境、信息化环境、对外开放环境,研究结论能够为提升省域绿色创新绩效的路径选择提供参考。（4）基于分类视角将各省域进行分类,有针对性地提出各类省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的具体路径和对策。运用Q型聚类分析方法,通过选取30个省份的绿色创新绩效以及15个绿色创新绩效影响因素作为聚类指标,可以将这些省域分为五类,根据聚类省域影响因素的分布特征分别对这几类省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提出了路径与对策。基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研究和得到的研究结论,可以清晰地了解当前中国各省域绿色创新发展的现状与进展,通过揭示绿色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可以为提升绿色创新绩效提供科学参考,而且根据各省域影响因素的分布特征提出的有针对性的绩效提升路径和策略,能够为推动各省域绿色创新发展提供指导。
二、大企业可持续发展实现路径探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大企业可持续发展实现路径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 |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沿革 |
| 2.1.2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
| 2.1.3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量化方式与经济内涵 |
| 2.1.4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
| 2.2 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提升的研究 |
| 2.3 开放视角下的资源配置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评述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3.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来自国际市场进出口侧和国内市场供给侧的生产率效应 |
| 3.1.1 要素流动效应 |
| 3.1.2 分工协作效应 |
| 3.1.3 外向集聚效应 |
| 3.1.4 结构升级效应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资源配置路径研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 |
| 3.2.1 生产设备和技能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2 市场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3 研发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4 创新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源配置的特征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 |
| 4.1.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1.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
| 4.1.3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特征事实 |
| 4.2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2.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2.2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 |
| 4.2.3 中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 |
| 4.2.4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
| 5.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5.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进一步的研究:还剩下多少“优化区间”?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何而起?——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的外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6.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基于内资、外资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1.1 内外资部门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动态分解 |
| 6.1.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1.3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6.1.4 实证结果分析 |
| 6.1.5 进一步的研究:国内、国际资源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分工协作效应:基于劳动、资本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2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4 进一步的研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如何存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内市场供给侧的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7.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集聚效应:基于国内国际生产体系联结路径的探讨 |
| 7.1.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1.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 7.1.4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路径是否存在“战略隔绝”? |
| 7.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探讨 |
| 7.2.1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升级效果分析 |
| 7.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2.3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 7.2.5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不可持续性?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 8.3.1 本文的局限性 |
| 8.3.2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基于Melitz和 Polanec(2015)方法的生产率增长分解式推导 |
| 附录 Ⅱ: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 |
| 附录 Ⅲ: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资本错配指数及行业间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Ⅳ: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Ⅴ: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潜力 |
| 附录 Ⅵ: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升级指数 |
| 附录 Ⅶ: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 致谢 |
（2）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 ——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及路径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2.1 主要研究方法 |
| 1.2.2 研究思路 |
| 1.3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3.1 可能的创新点 |
| 1.3.2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2 文献综述 |
| 2.1 基于CiteSpace的文献分析 |
| 2.1.1 文献结构特征 |
| 2.1.2 研究热点 |
| 2.1.3 文献主题变迁 |
| 2.1.4 文献讨论 |
| 2.2 基于学术脉络的文献分析 |
| 2.2.1 产业组织 |
| 2.2.2 体育产业组织 |
| 2.2.3 冰雪产业组织 |
| 2.3 文献评述 |
| 2.3.1 关注中国冰球联赛组织,打破生产要素限制,解决冰雪产业组织发展困境 |
| 2.3.2 关注新技术和智慧体育,打造新的组织模式,扩大冰雪产业组织发展规模 |
| 2.3.3 关注产业组织政策研究,建立健全政策体系,引导冰雪产业组织发展方向 |
| 2.3.4 关注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加强学术协同创新,丰富冰雪产业组织理论体系 |
| 3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3.1 核心概念 |
| 3.1.1 产业组织 |
| 3.1.2 体育产业组织 |
| 3.1.3 冰雪产业组织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交易费用理论 |
| 3.2.2 产业组织理论 |
| 3.2.3 演化理论 |
| 3.2.4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4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机理 |
| 4.1 冰雪运动、冬奥会及其特点 |
| 4.2 冰雪产业及其组织 |
| 4.2.1 国外冰雪产业及其组织 |
| 4.2.2 中国冰雪产业及其组织 |
| 4.2.3 冰雪产业职业化发展 |
| 4.3 冰雪产业组织形成的驱动因素:组成要素 |
| 4.3.1 冰雪竞赛表演 |
| 4.3.2 冰雪传媒、营销和广告 |
| 4.3.3 冰雪培训 |
| 4.3.4 冰雪装备制造 |
| 4.3.5 冰雪旅游 |
| 4.3.6 冰雪咨询 |
| 4.3.7 冰雪金融 |
| 4.3.8 冰雪消费者 |
| 4.4 冰雪产业组织形成的控制作用:市场结构 |
| 4.4.1 完全竞争市场 |
| 4.4.2 垄断竞争市场 |
| 4.4.3 寡头垄断市场 |
| 4.4.4 完全垄断市场 |
| 4.5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的中介作用:主导利益集团和非主导利益集团 |
| 4.5.1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历史 |
| 4.5.2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
| 4.5.3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利益相关者 |
| 4.5.4 主导利益集团推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主要推动力 |
| 4.5.5 非主导利益集团促进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次要推动力 |
| 4.5.6 主导利益集团与非主导利益集团利益诉求相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关键 |
| 4.6 基于交易费用的中国冰雪产业组织评估模型 |
| 4.7 中国冰雪产业组织形成机理模型 |
| 4.8 本章小结 |
| 5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影响因素——基于中介作用实证分析 |
| 5.1 研究模型:基于PEST分析框架 |
| 5.1.1 政治法律环境 |
| 5.1.2 经济环境 |
| 5.1.3 社会环境 |
| 5.1.4 科技环境 |
| 5.2 研究方法:SEM结构方程模型 |
| 5.2.1 测量模型 |
| 5.2.2 结构模型 |
| 5.3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
| 5.4 模型的构建计算 |
| 5.5 结果与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影响因素——基于控制作用实证分析 |
| 6.1 研究模型:传统SCP研究模型 |
| 6.1.1 冰球市场结构 |
| 6.1.2 冰球市场行为 |
| 6.1.3 冰球市场绩效 |
| 6.2 SCP扩展模型: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新研究 |
| 6.2.1 新冠肺炎疫情对冰雪产业的影响 |
| 6.2.2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的创新应对 |
| 6.3 变量的确定 |
| 6.3.1 影响因素初步设计 |
| 6.3.2 咨询专家及业内人士的选择 |
| 6.3.3 咨询专家及业内人士的积极系数 |
| 6.3.4 影响因素遴选与确认 |
| 6.4 研究方法:Logistic回归分析法 |
| 6.5 数据来源及描述统计 |
| 6.5.1 数据来源 |
| 6.5.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6 结果与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7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路径趋势 |
| 7.1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 |
| 7.1.1 主导利益集团:体制机制改革不彻底 |
| 7.1.2 非主导利益集团:冰球消费规模不足 |
| 7.1.3 市场结构:垄断造成冰球市场竞争不充分 |
| 7.2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路径 |
| 7.3 冰球联赛组织发展模式 |
| 7.4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新趋势 |
| 7.4.1 疫情全球化与冰雪产业相关研究回顾 |
| 7.4.2 疫情全球化对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的影响:机遇与挑战 |
| 7.4.3 中国冰雪产业发展新趋势:生态平台化创新 |
| 7.4.4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趋势:组织形态的生态平台化创新 |
| 7.5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路径趋势预判 |
| 7.5.1 产生期(2020 年前):政府主导模式,形成冰球联赛 |
| 7.5.2 规模发展期(2021-2025年):政府市场混合模式,形成规模化冰球联盟 |
| 7.5.3 创新发展期(2026-2035 年):市场主导模式,形成创新化冰球联盟 |
| 7.6 本章小结 |
| 8 主要结论、政策含义和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主导利益集团与非主导利益集团共同作用形成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 |
| 8.1.2 主导利益集团和非主导利益集团是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的中介作用 |
| 8.1.3 市场结构是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的控制作用 |
| 8.1.4 利益相关者博弈决定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未来发展 |
| 8.2 中国冰雪产业及其组织发展的政策含义和建议 |
| 8.2.1 政策含义 |
| 8.2.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咨询专家及业内人士名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与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基本理论研究 |
| 第一节 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 |
| 一、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内涵 |
| 二、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特征 |
| 第二节 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的驱动力 |
| 一、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自身发展要求 |
| 二、城市更新背景下文化遗产的保护需求 |
| 三、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
| 四、文化产业的发展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利用提供了契机 |
| 五、工业文化传承的历史要求 |
| 六、保护工业设计遗产的内部需求 |
| 第三节 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利益相关者 |
| 一、公共利益的代表--地方政府 |
| 二、精英阶层的代表--专家学者 |
| 三、群众利益的代表--社会公众 |
| 四、市场主体的代表--企业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探寻 |
| 第一节 潍坊柴油机厂的建厂背景 |
| 一、国内机械工业的发展概况 |
| 二、山东省机械工业的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潍坊柴油机厂的发展历史 |
| 一、前身: 聚焦军工生产 |
| 二、迁址: 探寻发展之路 |
| 三、变更厂名: 发展步入正轨 |
| 四、改制: 迈入国际舞台 |
| 五、搬迁: 奋斗奔腾不息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况 |
| 一、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地理范围 |
| 二、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建筑风格 |
| 第二节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生产区域与配套设施 |
| 一、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生产区域 |
| 二、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配套设施 |
| 第三节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遗产构成 |
| 一、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物质文化遗产 |
| 二、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价值评价 |
| 第一节 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价值评价的理论基础 |
| 一、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价值认知的重要性 |
| 二、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价值评价内容 |
| 第二节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价值特征 |
| 一、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价值 |
| 二、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社会价值 |
| 三、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经济价值 |
| 四、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精神价值 |
| 五、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美学价值 |
| 六、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技术价值 |
| 第三节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开发的意义 |
| 一、延续潍坊市的工业历史 |
| 二、带动潍坊市的经济振兴 |
| 三、促进潍坊市的可持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的现有基础 |
| 第一节 潍坊市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
| 一、雄厚的经济实力为文化繁荣奠定基础 |
| 二、丰富的文化资源为文化繁荣提供可能 |
| 第二节 政府对历史遗产保护工作高度重视 |
| 一、政策先行 |
| 二、资金保证 |
| 三、智力支撑 |
| 第三节 地方文旅产业市场逐渐成熟 |
| 一、潍坊市文旅产业发展成绩斐然 |
| 二、文创产业代表--潍坊1532文化产业园 |
| 三、旅游产业代表--坊茨小镇 |
| 第四节 地方文化遗产保护开发所面临的问题 |
| 一、过度依赖公共资金的投入 |
| 二、政府与企业的职责划分不明 |
| 三、社会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利用探索 |
| 第一节 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成功范例—德国鲁尔区的转型 |
| 一、德国鲁尔区转型的背景 |
| 一、德国鲁尔区的转型历程 |
| 三、德国鲁尔区的转型经验及教训 |
| 第二节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利用原则 |
| 一、历史风貌的完整性保存 |
| 二、可持续发展原则 |
| 三、关注社区居民的利益需求 |
| 四、协调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
| 第三节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利用实践 |
| 一、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风貌 |
| 二、展示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 |
| 三、发展文化产业传承工业文化 |
| 四、打造以商业为主的空间利用模式 |
| 第四节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
| 一、保护工作应放在首位 |
| 二、利益相关者需共同参与 |
| 三、健全行政制度与法律法规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A: 潍柴大事记(1946年-2013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绿色并购与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绿色并购 |
| 1.2.2 技术创新 |
| 1.2.3 重污染企业 |
| 1.2.4 异质性 |
| 1.3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持续创新实现机制理论 |
| 2.1.2 绿色理论 |
| 2.1.3 资源基础理论 |
| 2.1.4 默会知识理论 |
| 2.1.5 组织学习理论 |
| 2.1.6 先发优势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绿色并购相关研究 |
| 2.2.2 技术创新相关研究 |
| 2.2.3 并购和创新关系研究 |
| 2.2.4 简要述评 |
| 第3章 绿色并购影响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机理 |
| 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2 实证设计 |
| 3.2.1 数据来源与样本筛选 |
| 3.2.2 变量说明 |
| 3.2.3 理论模型 |
| 3.3 实证结果分析 |
| 3.3.1 描述性统计 |
| 3.3.2 相关性检验 |
| 3.3.3 均值T检验 |
| 3.3.4 多元回归结果 |
| 3.4 稳健性检验 |
| 3.5 内生性处理 |
| 3.6 本章小节 |
| 第4章 绿色并购与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基于动态过程的作用路径解析 |
| 4.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4.1.1 二元学习的中介作用 |
| 4.1.2 绿色金融的中介作用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来源与数据筛选 |
| 4.2.2 变量定义 |
| 4.2.3 理论模型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检验 |
| 4.3.2 多元回归结果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绿色并购与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主体特征的异质性分析 |
| 5.1 单一并购主体特征的影响分析 |
| 5.1.1 主并方特征异质性的调节作用 |
| 5.1.2 标的方特征异质性的调节作用 |
| 5.2 并购双方关联性特征的影响分析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和数据 |
| 5.3.2 变量定义 |
| 5.3.3 模型构建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相关性检验 |
| 5.4.3 多元回归结果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后技术创新的转型效果评价 |
| 6.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6.1.1 组织整体层面解析 |
| 6.1.2 微观要素层面解析 |
| 6.2 实证设计 |
| 6.2.1 数据来源和样本筛选 |
| 6.2.2 变量定义和说明 |
| 6.2.3 模型设定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检验 |
| 6.3.2 多元回归结果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进一步检验 |
| 6.5.1 转型效率的后果检验 |
| 6.5.2 商业模式改变的后果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启示 |
| 7.2.1 企业层面 |
| 7.2.2 政府层面 |
| 7.3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中国工业绿色效率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文献综述 |
| 1.3.1 工业绿色发展与工业绿色效率研究 |
| 1.3.2 工业绿色效率影响因素研究 |
| 1.3.3 工业绿色发展路径研究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内容 |
| 1.6 创新点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绿色效率及相关概念的解释 |
| 2.1.1 效率与经济效率 |
| 2.1.2 绿色效率与工业绿色效率 |
| 2.1.3 绿色效率与绿色发展的关系 |
| 2.2 经济增长理论 |
| 2.3 生态经济理论 |
| 2.4 系统论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工业绿色效率影响路径与驱动机理分析 |
| 3.1 工业绿色效率影响因素及影响路径分析 |
| 3.1.1 工业绿色效率推动工业绿色发展 |
| 3.1.2 工业绿色效率影响因素层级结构分析 |
| 3.1.3 工业绿色效率影响路径分析 |
| 3.2 工业绿色效率驱动机理分析 |
| 3.2.1 工业技术追赶效应 |
| 3.2.2 绿色结构调整效应 |
| 3.2.3 环境规制激励效应 |
| 3.2.4 绿色创新外溢效应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工业绿色效率评价 |
| 4.1 模型方法与数据来源 |
| 4.1.1 方法选择 |
| 4.1.2 EBM模型构建 |
| 4.1.3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
| 4.2 工业绿色效率评价分析 |
| 4.2.1 区域异质性分析 |
| 4.2.2 行业异质性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工业绿色效率动态演进分析 |
| 5.1 研究方法 |
| 5.1.1 核密度方法 |
| 5.1.2 马尔科夫链 |
| 5.2 工业绿色效率收敛分析 |
| 5.2.1 各省市工业绿色效率收敛分析 |
| 5.2.2 行业工业绿色效率收敛分析 |
| 5.3 工业绿色效率动态演进分析 |
| 5.3.1 各省市工业绿色效率分布演进 |
| 5.3.2 行业工业绿色效率分布演进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工业绿色效率区域异质性影响因素分析 |
| 6.1 模型方法与数据来源 |
| 6.1.1 动态面板空间计量模型 |
| 6.1.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2 空间自相关检验与模型诊断 |
| 6.2.1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6.2.2 模型检验与选择 |
| 6.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3.1 影响因素分析 |
| 6.3.2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基于动态面板的全样本检验 |
| 6.4.2 分区域样本的异质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工业绿色效率行业异质性影响因素分析 |
| 7.1 动态面板模型与数据来源 |
| 7.1.1 模型设定 |
| 7.1.2 估计方法选择 |
| 7.1.3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7.2 模型诊断 |
| 7.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工业绿色效率的提升路径 |
| 8.1 系统动力学方法介绍 |
| 8.1.1 系统动力学 |
| 8.1.2 系统动力学建模步骤 |
| 8.2 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
| 8.2.1 系统边界构建模型选择 |
| 8.2.2 系统边界确定及基本假设 |
| 8.2.3 因果回路图 |
| 8.2.4 系统动力学流图 |
| 8.2.5 模型方程及参数确定 |
| 8.3 系统动力学模型检验 |
| 8.3.1 直观检验 |
| 8.3.2 运行检验 |
| 8.3.3 历史性检验 |
| 8.4 中国工业绿色效率提升路径仿真模拟 |
| 8.4.1 调节参数与情景设置 |
| 8.4.2 不同路径仿真模拟与比较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9.1 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展望 |
| 附录 系统动力学模型主要方程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成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企业环境责任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技术路线与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 |
| 1.6 研究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环境责任 |
| 2.2 企业可持续性 |
| 2.3 企业环境战略 |
| 2.4 绿色创新 |
| 2.5 利益相关者整合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理论基础 |
| 3.2 理论框架 |
| 3.3 研究假设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设计 |
| 4.1 问卷设计 |
| 4.2 变量设计与测量 |
| 4.3 数据收集与控制 |
| 第5章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 信度与效度检验 |
| 5.3 假设检验 |
| 5.4 研究结果 |
| 第6章 结论与讨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理论贡献 |
| 6.3 管理建议 |
| 6.4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调查问卷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7）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反贫困 |
| 二、职业教育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反贫困历史中职业教育作用机理的考察 |
| 二、反贫困行动中职业教育功用与定位分析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制的已有理解和认识 |
| 四、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支持环境探析 |
| 五、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策略探讨 |
| 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现实问题及应对策略 |
| 第五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目标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步骤 |
| 第二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内源发展理论:职业教育激活贫困者内在发展动力 |
| 一、内源发展理论及其发展 |
| 二、内源性反贫困及其实现 |
| 三、内源发展理论与贫困者内生动力生成 |
| 四、内源发展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二节 赋权理论:职业教育赋予贫困者能力的内在机理 |
| 一、赋权理论及其发展 |
| 二、赋权理论的构成要素 |
| 三、赋权理论的支撑环境与基本条件 |
| 四、赋权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三节 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职业教育对贫困者人力资本的开发 |
| 一、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的内涵 |
| 二、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对教育的反贫困功能和价值拓展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与人力资本开发 |
| 四、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的局限 |
| 五、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四节 现代治理理论:构建职业教育参与贫困治理的路径 |
| 一、现代治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
| 二、现代治理理论与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内在关联 |
| 三、现代治理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五节 理论框架与分析思路 |
| 一、理论框架 |
| 二、分析思路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进与治理逻辑 |
| 第一节 分析视角 |
| 一、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及分析方法 |
| 二、历史制度主义对本研究的启示 |
| 第二节 建国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阶段 |
| 一、面向工农兵普及劳动生产知识(1949-1977):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早期探索 |
| 二、面向贫困地区培养实用人才(1978-1993):激发农村经济活力促进农民增收 |
| 三、面向成人的职业技能培训(1994-2000):促进农民增收和劳动力转移就业 |
| 四、面向贫困群众转移就业提升素质(2001—2010):加快解决温饱步伐 |
| 五、面向贫困人口提供多层次支持(2011—2020):打赢脱贫攻坚战 |
| 六、面向城乡低收入劳动者的终身职业培训(2021—):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
| 第三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动因 |
| 一、政治动因:职业教育是增强贫困群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
| 二、经济动因:职业教育是贫困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关键 |
| 三、社会动因:职业教育是贫困者实现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的教育保障 |
| 四、文化动因:职业教育是面向贫困者有效整合扶智与扶志的优先选项 |
| 第四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治理逻辑 |
| 一、与国家反贫困总体战略目标内在统一 |
| 二、嵌入国家经济全面持续高速发展之中 |
| 三、始终注重贫困者面向就业的能力开发 |
| 四、适时优化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进展调查与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调查目的与实施过程 |
| 一、调查目的 |
| 二、调查对象 |
| 三、调查工具 |
| 四、实施步骤 |
| 五、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现状调查与分析 |
| 一、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成效 |
| 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运行特征 |
| 三、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困境 |
| 第三节 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实施现状调查与分析 |
| 一、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实施成效 |
| 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运行特征 |
| 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实施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与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 一、国际劳工组织使命与反贫困 |
| 二、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 三、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 四、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五、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 第二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属性与反贫困 |
| 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 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 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 第三节 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 一、世界银行组织使命与反贫困 |
| 二、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 三、世界银行的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 四、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 |
| 五、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 第四节 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经验 |
| 一、注重能力建设:以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和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
| 二、实施路径多元:依据不同群体的需求提供个性化教育培训支持 |
| 三、面向就业创业:促进弱势群体体面工作以提升生活质量 |
| 四、多元主体共治:创设能力建设与岗位转化衔接的社会政策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一、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一、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及优化改进 |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构成与模式 |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构成 |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基本模式 |
| 第二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实践向度 |
| 一、搭建面向贫困者个体的促进就业进而摆脱贫困的阶梯 |
| 二、面向贫困地区培养经济发展所需实用人才促进区域脱贫 |
| 三、畅通低收入者技术技能发展通道以向中等收入群体跨越 |
| 第三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优化改进 |
| 一、对象拓展:从以贫困人口为主体到以低收入人口为重点 |
| 二、方式优化: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和终身职业教育衔接 |
| 三、目标升级:从促进就业摆脱贫困到促进生涯发展和职业成功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反思及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理论共识:能力贫困、教育反贫和职教赋能一脉相承 |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治理逻辑:开发能力、服务经济和促进增收紧密衔接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运行模式:分类瞄准、多向发力与赋权增能互为支撑 |
| 四、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国际经验:以人为本、服务需求与体面就业高位衔接 |
| 五、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精准识别、综合赋能与能力发展层层递进 |
| 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路径转向:对象拓展、方式优化与目标升级同频共振 |
| 第二节 研究反思 |
| 一、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可持续性的探讨和分析较为有限 |
| 二、对职业教育反贫困功能限度的考察不够深入 |
| 三、职业教育与贫困内在关系的辩证分析不透彻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一、多维度审视职业教育在弱势群体治理中的功能与价值 |
| 二、立体化审视职业教育促进弱势群体发展的实现路径 |
| 三、发展性审视职业教育助力弱势群体发展的路径优化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8）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研究 ——以《民法典》第86条为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 |
| 二、本选题国内外研究情况 |
| (一)国内研究概况 |
| (二)国外研究概况 |
| 三、法律化路径说明 |
| (一)道德的法律化 |
| (二)本文法律化路径思考 |
| 第一章 法学视野下的企业社会责任 |
| 一、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沿革 |
| (一)中世纪后期西欧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萌芽 |
| (二)1900-1950:企业社会责任的萌芽阶段 |
| (三)20 世纪50-60 年代:企业社会责任的形成 |
| (四)1970 年代: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时期 |
| (五)1980-1990 年代:补充性理论的蓬勃发展 |
| (六)21 世纪:企业社会责任的全球化 |
| 二、我国法学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探讨 |
| (一)法律概念之争与法律条文解释之辩 |
| (二)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研究的多元视角 |
| (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困境 |
| 三、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司法实践 |
| (一)企业社会责任司法判例概况 |
| (二)企业社会责任在判决中的运用 |
| (三)企业社会责任司法实践的困境 |
| 四、对企业社会责任中“责任”概念的再认识 |
| (一)何为“责任” |
| (二)法学中有关“责任”的探讨 |
| (三)企业社会责任是何种“责任” |
| 第二章 《民法典》第86 条的理论探讨 |
| 一、《民法典》第86 条立法沿革 |
| (一)早期立法中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 |
| (二)2005 年《公司法》第5条中的“社会责任” |
| (三)《民法典》第86 条的出台 |
| (四)《民法典》第86 条文义解释 |
| 二、《民法典》第86 条的法律原则性质研究 |
| (一)企业社会责任条款的法律性质之争 |
| (二)法律规范理论:规则与原则的区分 |
| (三)《民法典》第86 条法律性质:法律原则 |
| 三、作为法律原则的《民法典》第86 条解释 |
| (一)体系因素解释:民商合一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原则 |
| (二)目的因素解释:对企业社会责任原则的价值补充 |
| 第三章 《民法典》第86 条的司法适用 |
| 一、指导功能 |
| (一)法律原则的指导功能——法律规则的解释方法 |
| (二)劳工保护 |
| (三)消费者保护 |
| (四)环境保护 |
| (五)案例分析 |
| 二、裁判功能 |
| (一)法律原则的裁判功能——用于法律漏洞补充 |
| (二)法律漏洞认定 |
| (三)法律漏洞的补充方法 |
| (四)案例分析 |
| 三、评价功能 |
| (一)法律原则的评价功能——价值衡量的依据 |
| (二)怎样进行衡量——比例原则 |
| (三)案例分析:北京世界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上诉刘富君劳动争议案 |
| 第四章 对《民法典》第86 条的补充——以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为依据 |
| 一、对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 |
| (一)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必要性 |
| (二)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方法 |
| 二、标准:作为法律的补充 |
| (一)什么是标准 |
| (二)标准与法律的关系 |
| 三、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对第86 条的补充 |
| (一)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 |
| (二)企业社会责任国内标准 |
| (三)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在实践中的运用 |
| (四)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补充的意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9）环境规制、政府扶持与工业企业发展 ——以中国煤化工行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 |
| (一)宏观背景:中国正进入工业化后期,高质量发展是主要逻辑 |
| (二)产业背景:产业集中度提升是各行业的普遍现象 |
| (三)政策背景:“碳达峰、碳中和”的长期目标 |
| 二、选题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主要创新点、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图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煤化工行业的相关研究进展 |
| 二、产业政策对行业发展的影响 |
| (一)产业政策的概念 |
| (二)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
| (三)产业政策对行业的鼓励性和抑制性作用 |
| 三、环境规制对行业发展的影响 |
| (一)环境规制的概念及类型 |
| (二)关于环境规制强度设定的研究 |
| (三)环境规制对行业发展的可能性影响 |
| (四)环境规制对企业影响的研究方法 |
| 四、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中国煤化工业发展历程及政策影响 |
| 一、煤化工产业的发展历史阶段 |
| (一)初创时期(1914 年至20 世纪50 年代之前) |
| (二)全面发展时期(20 世纪50 年代至70 年代之前) |
| (三)“从量到质”的转型期(20 世纪70 年代至21 世纪之前) |
| (四)高质量发展阶段(21 世纪以来) |
| 二、煤化工产业发展现状 |
| (一)传统煤化工产业发展现状 |
| (二)新型煤化工产业发展现状 |
| 三、当前煤化工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制约因素 |
| (一)新型煤化工产业发展受到环境保护的制约和水资源短缺的限制 |
| (二)新型煤化工产业发展受到投资结构不合理和产业布局混乱的制约 |
| (三)新型煤化工产业发展受到潜在技术风险和经济风险的影响 |
| 四、煤化工产业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环境 |
| (一)煤化工行业主管部门职能及相关法律法规 |
| (二)煤化工产业政策演变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环境规制对煤化工企业的影响机制研究 |
| 一、博弈模型:政府部门、治污企业、排污企业 |
| (一)博弈主体的决策目标和决策变量 |
| (二)博弈过程和结果 |
| 二、实证模型:环境规制、环保行为与煤化工企业发展 |
| (一)样本与数据 |
| (二)模型与变量 |
| (三)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
| (四)实证结果 |
| 三、实证结论的稳健性检验 |
| 四、环保督察的动态影响和异质性影响研究 |
| 五、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检验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政府扶持对煤化工企业发展的影响 |
| 一、政府扶持对煤化工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 |
| (一)样本与数据 |
| (二)模型与变量 |
| (三)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 (五)稳健性检验 |
| 二、政府扶持对煤化工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
| (一)样本与数据 |
| (二)模型与变量 |
| (三)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 (五)稳健性检验 |
| 三、环境规制和政府扶持对煤化工企业发展的共同影响 |
| (一)环境规制和政府扶持对煤化工企业研发创新的共同影响 |
| (二)环境规制和政府扶持对煤化工企业生产率的共同影响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世界煤化工发展历史和政策经验 |
| 一、世界煤化工产业发展历史 |
| (一)初始阶段(18 世纪后半叶~1930) |
| (二)全面发展时期(1930~1945) |
| (三)萧条时期(1945~1970) |
| (四)新型煤化工技术发展时期(1970 至今) |
| 二、世界煤化工产业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 |
| (一)世界煤化工产业发展现状及特点 |
| (二)世界煤化工产业发展的未来趋势 |
| 三、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煤化工产业发展状况及政策经验 |
| (一)南非 |
| (二)美国 |
| (三)日本 |
| (四)欧盟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建议 |
| 一、研究结论 |
| 二、对策建议 |
| (一)加强顶层设计,进行统筹规划 |
| (二)提升环保标准,引导绿色发展 |
| (三)加大政府扶持,鼓励转型升级 |
| 主要参考文献 |
（10）中国省域绿色创新绩效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与内涵 |
| 2.1.1 绿色创新 |
| 2.1.2 绿色创新绩效 |
| 2.2 相关理论进展 |
| 2.2.1 绿色创新相关理论 |
| 2.2.2 绿色创新系统相关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绿色创新绩效的测度 |
| 2.3.2 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 |
| 2.3.3 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路径 |
| 2.3.4 文献述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省域绿色创新绩效测度及时空差异 |
| 3.1 省域绿色创新绩效评价指标 |
| 3.1.1 投入指标 |
| 3.1.2 产出指标 |
| 3.2 省域绿色创新绩效测度 |
| 3.2.1 测度方法 |
| 3.2.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3.2.3 测度结果 |
| 3.3 省域绿色创新绩效时空差异 |
| 3.3.1 时间维度下演化规律分析 |
| 3.3.2 空间维度下地区差异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省域绿色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及作用关系 |
| 4.1 省域绿色创新绩效影响因素识别 |
| 4.1.1 绿色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归纳 |
| 4.1.2 绿色创新绩效影响因素梳理 |
| 4.1.3 绿色创新绩效影响因素指标因子分析 |
| 4.2 省域绿色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理论假设 |
| 4.2.1 绿色创新研发强度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 |
| 4.2.2 绿色创新协同交流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 |
| 4.2.3 政府支持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 |
| 4.2.4 绿色创新环境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 |
| 4.3 省域绿色创新绩效影响因素作用关系 |
| 4.3.1 PLS-SEM模型 |
| 4.3.2 模型检验 |
| 4.3.3 实证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省域绿色创新系统建模及仿真 |
| 5.1 省域绿色创新系统建模方法 |
| 5.1.1 系统动力学建模 |
| 5.1.2 绿色创新系统与系统动力学 |
| 5.2 省域绿色创新系统模型构建 |
| 5.2.1 确定系统边界 |
| 5.2.2 因果关系回路图 |
| 5.2.3 系统动力学流图 |
| 5.2.4 系统主要方程式 |
| 5.3 系统动力学模型仿真模拟 |
| 5.3.1 系统模型检验 |
| 5.3.2 仿真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省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路径 |
| 6.1 基于聚类方法的省域分类 |
| 6.1.1 系统聚类分析方法 |
| 6.1.2 省域聚类结果统计 |
| 6.2 省域绿色创新绩效及影响因素分布特征 |
| 6.2.1 不同省域绿色创新研发强度分布特征 |
| 6.2.2 不同省域绿色创新协同交流分布特征 |
| 6.2.3 不同省域政府支持分布特征 |
| 6.2.4 不同省域绿色创新环境分布特征 |
| 6.3 省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的具体路径与对策 |
| 6.3.1 构建绿色创新发展高地 |
| 6.3.2 优化绿色创新环境 |
| 6.3.3 催生绿色创新成果转化 |
| 6.3.4 加强绿色创新基础设施建设 |
| 6.3.5 保障绿色创新研发投入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和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四、大企业可持续发展实现路径探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 ——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及路径趋势[D]. 李秦宇. 成都体育学院, 2021(08)
- [3]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与保护研究[D]. 张倩. 山东大学, 2021(11)
- [4]绿色并购与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D]. 张国珍. 山东大学, 2021(11)
- [5]中国工业绿色效率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D]. 荣婧. 吉林大学, 2021(01)
- [6]企业环境责任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D]. 王宇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7]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D]. 瞿连贵.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1)
- [8]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研究 ——以《民法典》第86条为对象[D]. 彭钰栋. 中国政法大学, 2021(11)
- [9]环境规制、政府扶持与工业企业发展 ——以中国煤化工行业为例[D]. 司传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12)
- [10]中国省域绿色创新绩效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D]. 王彩明. 天津理工大学, 2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