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土资源部2002年工作要点(论文文献综述)
张国华[1](2021)在《国内高尔夫产业政策变迁及原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1984年中山温泉高尔夫的开业算起,我国大陆地区高尔夫产业的发展至今仅37年时间。三十多年来,国内高尔夫产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包括球员水平、球具制造规模等均在世界上具有较强影响力。从蹒跚学步到而立之年并渐近不惑,高尔夫产业发展深受政策影响。本文通过梳理国务院及部委先后颁行的政策性文件,总结我国政府对高尔夫产业特别是球场项目建设的"支持""限制""禁止"和"规范"发展态度,以此来探索国内高尔夫行业的发展前景。
王炳垚[2](2020)在《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环保产业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成为现阶段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发展环保产业不仅有利于进行污染治理,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而且也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环保产业的发展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我国政府颁布了大量的环保产业政策促进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由于我国环保产业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期,政策的科学合理与否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从政策视角下,对我国中央层面颁布的环保产业政策文本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政策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收集并筛选出360份高度相关的环保产业政策文本进行分析。通过借鉴前人在政策工具方面的研究成果,建立了“政策工具、产业价值链和政策力度”三维分析框架。在对环保产业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归类的基础上,根据三维分析框架,对环保产业政策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分析发现,环保产业政策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不同类型政策工具应用存在不足;二是政策工具在产业价值链分布上不够合理;三是环保产业政策力度有待加强。基于数据统计和理论分析,提出相应的建议:一是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加强目标规划;二是加强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应用;三是完善资金投入、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的实施细节;四是加强环保产业价值链中投资和消费的支持力度。
吕慧娜[3](2020)在《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文中提出“二战”后,各国都处于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国际上经济赶超竞赛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景象,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对特殊落后区域的重点开发以及对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区域援助,在国际上形成了由国家(政府)对区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援助浪潮。国内,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环节,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在改变欠发达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价值和当代品性值得我们重新反思。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作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益倾斜性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主要表现在:援助对象识别缺乏明确的标准、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因制度缺陷而大打折扣、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成为当下该制度突破发展困境的有力举措。域外主要国家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时,多采用“立法先行”的调控模式,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和强制性,保证了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的强制性,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是正确的选择,这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当前学界提出对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加强法制保障的着述并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建设的研究,要么仅停留在观点提出层面,要么止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文化和伦理等高度,呈现出模糊化的研究态势。至今尚未有从经济法独有的研究视角,将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或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搭建起国家区域援助法律制度框架,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提供制度理论支撑。本选题之创作初衷即源于经济学提出国家区域援助急需法制保障,而法学研究却并未跟进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法学视角为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援助方式选择和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提供些许制度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并期望成果能够引起国家区域援助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制度要素。首先,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区域”、“援助”、“区域援助”、“国家区域援助”等进行界定。关于“区域”,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但并未对区域的概念形成共识。法学学科中法理学、行政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对区域的界定,也是各家之言,范畴不一。为此,笔者对不同学科关于“区域”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各学科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界定为“一国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关于“援助”,笔者对脱胎于国际层面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援助理念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将“援助”界定为资源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愿转移,且这里的“资源”泛指一切能转化为生产利益的资料、资金、能源、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或其他资产。关于“区域援助”,范围涉及到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而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涉及的“区域援助”主要是中观层面,即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分别称为“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综上,可以将“国家区域援助”界定为一国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政策推动的方式对其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进行的资源转移。为了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一步展开研究,笔者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要素进行了解构,并将援助前期需要明确的援助对象、援助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援助方式和援助结束后需要进行的绩效评估和结果应用作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本章主要讨论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首先,明确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演进。国家从最初的安全保障职能到后来的经济调节职能的演进,使其从以往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微观经济的调节者。而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使国家又肩负起“中观经济的协调者”的重任,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即是这一职责的内容之一。一般而言,国家区域援助义务是指将国家所负有的援助欠发达区域的职责进行义务化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从逻辑根源上看,国家所负有的对各区域进行平等保护的职责要求,正是国家对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恶劣的欠发达区域具有区域援助义务的内在根源;对历史上作出过“特殊牺牲”的区域进行成本的延期支付或补偿,是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将发展权引入区域领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同样的区域发展权利。区域能否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建立在区域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区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能够成为发展权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的主体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区域问题;法律主体发展史表明,赋予“区域”以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制度空间;从法律主体意志要素、能力要素和道德要素方面分析,“区域”与法律主体要素相契合;“区域”作为区域政策等制度供给的概念主体已经普遍化,且区域合作协议显示了“区域”作为契约主体全面符合法律主体资格标准,同时,区域环保公益诉讼反向肯定了区域的法律主体地位,可见,区域主体性得到实践佐证,也是实践所需;从价值分析角度来看,赋予区域主体地位是为了区域市场秩序,实现区域正义;等等。综上,区域利益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区域主体也是对法律主体扩张理论和“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等当代社会崭新的第三类主体类型出现的有力佐证,区域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正当性法律基础。由此,发展权主体由“人”向“区域”的扩展,使得发展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容上来看,区域发展权应包含一系列权利,包括获得信息权、参与权、融资权、获得援助权、获得法律救济权等;同时,区域发展权应以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从权利实现上看,区域发展权需要宪法保障,笔者建议在第四条之前增加一条针对“区域”的宪法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保护区域发展权,并将保护的对象区域进行列举;区域发展权实现须进行结构性分配,对于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造血式”援助能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对于其他不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输血式”援助仍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正义理论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正义”。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的“非正义”现象,对区域结构中的弱质主体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进而使弱质主体获取与强质主体对等的发展权利,此种实质正义的实现就是“区域正义”。要实现“区域正义”就必须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利倾斜”,而国家区域援助就是“权利倾斜”配置的有效路径。总之,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与区域发展权构成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权义架构”,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法律视域的研究和架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同时,国家区域援助对“区域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治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三章——“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本章主要讨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立法现状、政策规范及存在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正式形成,再到推动立法的发展过程。自建国伊始,我国区域发展层面就存在“援助”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体系正式形成;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陆续实施战略性扶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极大地扩张了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内容,同时,由国家层面推动的区域援助立法工作也使得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其次,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专门立法,援助理念大多散落在各部门法法律的个别条款之中。通过对我国成文法和政策法规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国家区域援助前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国家区域援助过程中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援助后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性的强制性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存在的必要性、时代意义和当代品性深受诟病。本文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从法学视角进行制度分析,以期重塑国家区域援助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本章主要讨论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立法规定、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首先,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区域援助立法中都明确了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达到标准的才有权接受援助。其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是国土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层面。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我国现行的主要法规政策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进行科学识别必须建立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基础之上,对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整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具体内容包括援助对象的识别及对应的识别标准。笔者在综合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过去存在且延续至今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边境地区、贫穷地区和实际发展中出现困难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划定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并拟构了各援助对象识别的地域单元标准和识别标准,建议通过“基本法+单行法”的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立法规定。在与现行立法的衔接方面,区域规划相关的现行立法被统一囊括进国土空间规划中,与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相关的立法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专项规划,并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各类型援助对象区域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和区域金融支持制度。首先,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根据域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分类以及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采用的援助方式,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构成的援助方式体系,本文主要研究以财政援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主构成的直接援助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我国未来国家区域援助援助方式组合适用体系,以期发挥各项援助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合力”。其次,区域财政援助制度。根据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自相矛盾、转移支付结构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限、缺乏细化的用途限制、缺乏统筹安排和项目衔接调整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加强对国家区域财政援助的立法规定,并对现存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和清理,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程序的立法工作;税收返还应放弃“基数法”,改采特定税种税收返还法;结构上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细化规定,包括资金所占项目的比例、援助资金与区域发展所需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关系、资金的拨付时间、使用限制等方面;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注重统筹协调安排,增设“转移支付调整费”用于转移支付项目的衔接和协调成本支出;等等。再次,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与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相辅相成,部分财政援助需要依靠区域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二者在进行国家区域援助中联系紧密,组合适用,不可分割。在借鉴美国、日本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变相减免税、税制结构不合理、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定不明确等,提出了以下完善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规范,进一步清理、整合混乱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赋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税收优惠调节权;逐步增加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则等。最后,区域金融支持制度。我国在区域金融支持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支持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制度性原因诱发“资金外流”;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致不同的地域意义;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功能缺位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通过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区域援助基本法或单行法中规定倾斜性区域金融支持条款,加强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法律供给;通过对“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一元四级的央行组织制度在职权与职责方面进行改良,在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实现区域金融支持;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对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进行差异化安排;通过设置政策性和市场性双目标、设立区域政策性银行等路径,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功能进行补强。第六章——“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主体内容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首先,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从法制思维角度而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区域援助行为“监管的监管”;从理论依据角度而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区域财政援助绩效评估作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核心构成,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引发了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绩效评估的制度思考。其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成。在对国家区域援助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主体、评估周期、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结构性构成”进行细化,搭建起以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为框架的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制度,保障了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及结果的合理性。再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无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进行援助无效责任追究,并通过“资格减等”对援助主体能否获得国家在援助制度中设置的各项优惠资格及优惠的级别进行降级减等,通过“回转”实现援助力量的保存,从而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通过奖励和惩罚实现对区域援助行为的指引和调控;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有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通过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有序推进相关援助对象区域退出国家区域援助,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第七章——“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及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首先,域外各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考察。各国区域援助普遍“立法先行”,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为实施细则的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特点,对我国进行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立法应是由多层级、多位阶立法和政策等不同法律形式构成的一套法律体系,具体包括:以法律形式为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以政策、规划等形式为内容的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第一,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制定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应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要重视地方参与和社会参与,满足对现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进行宏观梳理和指导的立法要求。内容方面,统筹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涉及到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和绩效评估及应用的一般性规定。第二,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在单行法体系方面,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结果,我国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援助单行法和困难地区援助单行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援助单行法、少数民族地区援助单行法、边境地区援助单行法、穷困地区援助单行法、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援助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主要方式,我国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援助单行法、区域税收优惠单行法和区域金融支持单行法。在单行法形式方面,鉴于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和区域法治实践,笔者认为以法规政策为主要形式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单行法层级和制定主体方面,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所涉及的援助对象区域与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存在国家、省、市、县、镇(乡)5个层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也应在层级上分为5个层级,针对不同层级空间区域规划进行援助的单行法也相应分为5个层级,而不同层级单行法的制定主体也分别由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跨省级)、国土资源部在省级的派出机构与省级立法部门(省级且国土资源部在该省设立派出机构)、国土资源部指定人员与援助对象区域所在行政层级立法部门(省级及以下各层级且国土资源部未在该行政层级设立派出机构)承担;如果涉及到区域援助的特定援助方式,则由该援助方式所涉主管部门参与到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的起草工作中来。在单行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象识别的标准,明确特定区域援助中适用的援助方式,并对区域财政援助、区域税收优惠、区域金融支持等主要援助方式进行特殊规定。在单行法的实施与监管方面,要加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维持稳定性。
薛豫南[4](2020)在《基于循环经济的畜禽污染治理动力机制》文中研究指明畜禽养殖业是农业污染的主要来源,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既是保障我国畜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我国农业污染治理的主要领域,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行动之一。循环经济为实现畜禽污染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提供了可行性,但目前中国循环经济推行很大程度上是作为自上而下的行政目标推行的,如何实现循环经济模式运行的自发性,使其成为自下而上的环境管理工具,需要开展其动力机制的研究。本文从循环经济视角,分析通过废弃物资源化实现畜禽污染治理的重要动力,研究畜禽污染治理系统自发性运作的动力机制,揭示畜禽污染治理中的一些科学方案,具有本质性意义。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相关主要结论如下:(1)基于循环经济视角,从模式治污机理及治污主体间相互作用关系,对畜禽污染治理系统进行解析,以识别畜禽污染治理实现的动力。通过循环经济实现污染治理的机理分析,指出循环经济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有效统一的有效污染治理方式;进一步解析畜禽污染治理相关主体行为相互作用机理及其博弈关系,识别基于循环经济的畜禽污染治理动力点,提出建立政策—效益—主体模型,系统研究循环经济施行动力机制,是实现污染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有效探索。(2)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中国国家层面出台的155份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相关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通过政策工具分类、内容编码、频数统计等分析方式识别中国畜禽污染治理环境政策演变特征。研究表明,中国畜禽污染治理政策体系演变特征大致符合环境政策演变的命令控制型主导、经济手段介入、自愿参与引导的三阶段特征。资源化是未来环境政策导向,而循环经济模式是资源化的有效载体,中国畜禽污染治理政策体系完善主要是为循环经济资源化实现畜禽污染治理自发性提供政策动力。而循环经济实现污染治理的根本动力是经济增长的实现,污染治理与经济发展协调统一的政策设计才能发挥动力,经济激励型政策的完善是自愿参与引导政策发挥作用的关键。(3)基于参照模式,构建循环经济模式效益评价模型,对模式运行根本动力—效益评价,明确不同政策情境下模式施行的经济可行性和动力。以辽宁省规模养殖场为研究对象,通过生命周期评价与成本效益分析相结合,对省域层面循环经济模式效益开展研究,通过效益测算,增强对循环模式效益创造的认知;通过动态投资回收期、净现值及内部收益率,明晰基于不同效益评价的循环经济模式的经济可行性和吸引力。研究表明,技术创新不能通过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实现污染治理的经济可行,环境政策管理是循环模式经济可行的必然要求。循环经济模式综合效益这一全效益主要受资源化产品的价值、污染排放的成本即环境保税、碳减排环境效益影响。环境税、碳交易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循环能提高经济模式的经济可行性,但由于沼气工程初期投资较高,不同情境下的动态投资回收期均较长,模式经济吸引力较小,模式自主性施行的动力不足,需要政府不同程度的财政资金扶持。(4)从循环产业链的角度构建了企业、政府和消纳方三个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相关利益主体的演化博弈模型,通过循环产业链上行为博弈研究,探究循环模式稳定运行策略及其实现条件。研究表明,一定条件下,循环产业链上企业、政府和消纳方主体行为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主要有(不采取,不监管,不购买)、(不采取,监管,不购买)、(采取,不监管,不购买)和(采取,不监管,购买)四种纯策略组合。其中(采取,不监管,购买)演化稳定策略是最优策略,循环经济产业链的稳定运行,实现畜禽污染治理。长期来看,循环经济主体实现污染治理目标的演化稳定策略条件实现,最终主要归结到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资源产品价格影响消纳方行为决策,进而影响养殖企业采取循环经济模式的条件;碳交易价格影响碳减排效益;模式建设、运行所涉及的原材料、设备等价格影响模式施行成本。
肖草[5](2019)在《政策工具视角下的中国房地产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房地产行业迅速兴起,逐渐成为支撑我国经济结构的主要产业,房价也出现爆发式上涨的现象。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过热一方面拉动了内需,支撑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房价过高、金融泡沫增强等不利局面,还给我国经济发展以及民生建设带来了负面影响。面对此种形势,我国政府及公共部门颁发了多项房地产政策对市场进行调控,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部分政策目标却没有得到实现,大量政策的出台房价仍居高不下,说明我国的房地产政策体系仍不够完善,政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有待探究。本文通过对我国房地产政策进行收集和整理,筛选出2008-2018年具有代表性的政策文本,并对这些政策从政策内容(Contents,C)、政策组织(Authorities,A)和政策发文形式(Outlook,0)方面多角度构建CAO框架,按照其发展历程,从宏观上对政策演进进行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和分析。之后文章又以政策工具视角,根据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三种政策工具所具有的不同作用力构建X维度,并引入房地产不同政策工具类型构建Y维度,将二者结合构建政策工具二维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定义分析单元,设置具体的分析类目,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收集的政策文本具体条款按照“政策编号-序列号”进行编码,并将其归入政策工具二维分析框架中进行作用力维度和不同政策工具类型维度的频数统计,根据得出的结论深入剖析我国房地产政策在政策工具选择、组织、运用中存在的过溢、不足与缺失现象以及不同类型的房地产政策所发挥作用的效果。最后针对分析结果提出改进房地产政策工具的建议与强化不同政策工具类型作用效果的方法,从而为房地产政策体系的优化与完善给出合理化的政策指引,以期为我国房地产政策工具的制定、运用与改进提供借鉴。
苏媛媛[6](2017)在《农民上楼 ——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动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文献研究和田野工作为主要研究方法,从社会动员的视角对当代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农民上楼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发现,社会动员在农村社会仍然发挥着效力,是共产党执行公共政策所依附的重要手段。尽管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动员仍然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动员发生了若干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社会动员中科学话语的使用、市场力量的直接参与和对各方利益的重视与调节。社会动员已经从党和政府发动和实施、主要由党和政府的分支机构参与动员转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农民上楼的推进离不开国家科层制的运作,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社会动员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动员一旦进入实践环节,参与动员的主体即变得多元化。市场力量的壮大使它成为党和政府认可的社会动员主体,在农民上楼中资本以强势姿态下乡参与农村建设,直接参与了社会动员。同时,本土内生的市场力量也在不断引导着社会动员舆论的转变。乡土社会中的精英人士、权威人物都在有意无意间参与了这场声势浩大的社会动员。多元主体在社会动员中的和谐共存是建立在利益共享基础上的,在农民上楼的社会动员中各行为主体通过农民上楼都力图实现自身的利益。社会动员是综合利用各种手段、调动各种资源发动群众的过程。在农民上楼的社会动员中,动员手段既包括党和政府的意识形态宣传、科学话语建构,也包括经济利益诱导、经济资源调配、组织资源协调和重组,还包括利用乡土社会的关系开展情理动员。同时,适当的体制压力和任务分配也被应用于动员之中。此外,在开展动员的过程中,动员主体建设性地采取典型宣传、参观引导、制定响亮的口号等直观的方式开展动员。社会动员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动态过程。农民上楼的社会动员首先由党和政府自上而下发动,但作为动员对象的农民并不是被动的参与者,他们会根据自身的利益做出积极的回应,通过自己的方式对动员做出反馈,以自己的姿态来讨价还价保障自己的最大利益。同时,国家的稽查机制、媒体的社会反馈等都使得社会动员过程成为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过程。权力是社会动员的引擎,它在农民上楼中作用的发挥与当前我国国家治理中的项目制运作和科层运动化趋向密不可分。农民上楼本身就是在国家大力推进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作为国家自上而下推进的项目运作,它需要对体制内进行广泛的动员,同时要落实到基层,也离不开对农民的社会动员以使其接受外部资源带来的社会变迁。其次,农民上楼具有运动式治理的特征,但又依赖科层制来实现,因此农民上楼的社会动员表现出科层运动化的趋向。
耿丽娟,黄宏胜,何亚芬[7](2016)在《中国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的演变与展望》文中研究指明耕地占补平衡自1997年提出以来,逐步从"数量平衡"发展到现今的"数量、质量和生态平衡",对于稳定我国的耕地面积成效突出,但在补充耕地质量、生态及制度实施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同时,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等导致建设占用耕地需求强劲,而我国耕地后备资源少且空间分布不均,部分区域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制度难度越来越大。该研究在对我国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回顾和相关研究总结的基础上,从耕地质量建设、补充耕地项目市场机制建设及耕地占补生态评价等方面提出了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的相关措施。
孔德意[8](2016)在《我国科普政策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迅猛发展,科技在人类社会进步与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举足轻重,科技的发展与经济增长呈现出鲜明的正相关系,并对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科技对经济和社会巨大的推动作用使人们意识到公民素质提高的重要意义。科普是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的主要手段,而科普政策作为调节科普资源的有力杠杆与促进科普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力,其优劣将直接影响科普事业的发展是否顺利和健康,进而对提高公民科学素质以及推动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科普政策进行深入分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研究在对科普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研读的基础上,以文献计量学理论与政策工具理论为支撑,通过社会网络分析与内容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对我国国家层面科普政策文本进行了深入挖掘,探求科普政策文本中难以直接观察到的问题,以期对我国科普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为提高科普政策质量和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提供理论支撑。本研究以国家层面科普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这些政策的颁布与实施为我国国民科学素质提升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也为我国科普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本研究通过文献计量方法,对收集来的511项科普政策文本进行深入研究,对政策文本载体形式、政策数量发展、科普政策时间序列进行了统计与分析。从政策文本载体形式上看,可将其分为3大类,即行政法规和法律化科普政策,该类政策约占我国科普政策总量的3.1%;以部门规章为载体的科普政策,其数量约占科普政策总量的14.5%;以规范性文件为载体的科普政策,该类科普政策所占比例约为82.4%。从政策发文量上看,科普政策数量呈现出“渐进式与激增式”相结合的发展趋势,初始阶段发文量相对平稳,2005年之后激增趋势明显。从科普政策时间序列上看,我国科普政策的历史演变可以划分为3个发展阶段,科普政策初始阶段(1994-2001年),这一阶段科普政策强调围绕经济建设及提升公民科普意识展开,为国家经济战略服务成为当时科普工作的主基调;科普政策发展阶段(2002-2005年),这一阶段科普政策着重强化科普基础性设施建设;科普政策密集阶段(2006-至今),这一阶段科普政策强调公益性科普事业与经营性科普产业并举。通过对科普政策发文主体分析发现,其规模性较大,我国整体科普政策的颁布仍然以单独政策主体发文为主,联合发文的政策数量虽占政策总数的比例不高,却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科普政策呈现“政出多门”的特征。通过对科普政策制定主体网络特性及其“主体与主题”关联性分析得出,科普政策主体网络结构存在“小群体”现象。科普政策主体聚焦点重叠现象明显。本研究还以政策工具为视角,利用内容分析方法对科普政策工具选择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频率最高,供给型政策工具次之,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率最低。进一步挖掘发现,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法规管制类工具所占比例最高,策略性措施类工具次之。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公共服务类工具所占比例最多,其余各政策工具呈均衡之势。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中,总体存在严重的缺失现象。总之,环境型政策工具显分化之态,供给型政策工具呈均衡之势,需求型政策工具突缺位之形。为了体现科普政策文本的核心内容及其动态趋势,首先利用ROSTCM词频分析软件对关键词进行了提取,构建了关键词共词矩阵、相关矩阵和相异矩阵,之后运用UCINET和SPSS软件对关键词进行了聚类分析、多维尺度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对科普政策结构进行了剖析。分析得出,科普政策内容涉及主题广泛;科普政策内容聚焦点清晰;科普政策内容设计存在缺陷;科普政策结构不合理。通过研究,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我国科普政策历史演进阶段性特点显着;(2)科普政策发文量呈“渐进式与激增式”发展;(3)加强政策主体间的协同性是解决政策主体间合作程度不高以及资源浪费问题的实践进路;(4)优化政策工具结构是完善科普政策工具体系的有效途径;(5)修正科普政策内容设计缺陷及政策结构不合理问题是完善科普政策内容的重要举措。
国土资源部[9](2010)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应急专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文中指出为了充分发挥地质灾害应急专家在突发地质灾害事件处置和应急管理咨询工作中的作用,规范地质灾害应急专家的遴选和管理,提高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能力,国土资源部进一步增补了地质灾害防治应急专家,加强地质灾害应急力量,制定了本《办法》。《办法》规定,地质灾害应急专家由工程地质、水文地质、环境地质、应急管理、基础地质、岩土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及其相关专业等领域的国内知名学者组成。与本《办法》同时印发的还有《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防治应急专家名单》、《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应急专家组2010年工作要点》和《七个区片及专家组安排》。《办法》全文共二十条,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信息中心课题组,张苏平,齐援军[10](2007)在《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大事辑要(上)》文中指出
二、国土资源部2002年工作要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土资源部2002年工作要点(论文提纲范文)
(1)国内高尔夫产业政策变迁及原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 高尔夫运动及产业概况 |
2 高尔夫相关的政策性文件梳理与研究 |
2.1 第一阶段(1984-1992年):支持发展阶段 |
2.2 第二阶段(1993-2003年):限制发展阶段 |
2.3 第三阶段(2004-2009年):禁止发展阶段 |
2.4 第四阶段(2009年-现在):逐步规范发展阶段 |
3结论 |
(2)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环保产业政策文本内容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我国环境污染问题 |
1.1.2 环保产业发展现状 |
1.1.3 发展环保产业的意义 |
1.2 概念界定 |
1.2.1 政策工具 |
1.2.2 环保产业 |
1.3 问题的提出 |
1.4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1.5 研究方法 |
1.5.1 文献研究法 |
1.5.2 内容分析法 |
1.6 研究思路与框架 |
1.7 创新点 |
2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政策科学理论 |
2.1.2 政策工具选择理论 |
2.2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2.2.1 政策工具的相关研究 |
(1)政策工具分类研究 |
(2)政策工具的应用研究 |
2.2.2 环保产业政策的研究 |
3 政策文本收集和数据处理 |
3.1 政策文本收集 |
3.2 分析框架的构建 |
3.2.1 政策工具维度 |
3.2.2 产业价值链维度 |
3.2.3 政策力度维度 |
3.3 政策内容编码与归类 |
3.4 信度效度说明 |
4 环保产业政策文本内容分析 |
4.1 基于政策工具维度分析 |
4.2 基于产业价值链维度分析 |
4.3 基于政策力度维度分析 |
5 研究结论 |
5.1 不同类型政策工具应用存在不足 |
5.1.1 偏重环境型和供给型政策工具,轻需求型政策工具 |
5.1.2 需求型政策工具严重不足 |
5.1.3 在供给型政策中资金投入政策稍显不足 |
5.1.4 在环境型政策工具组合不合理 |
5.2 政策工具在产业价值链分布上不够合理 |
5.3 环保产业政策力度有待加强 |
6 政策建议 |
6.1 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加强目标规划 |
6.2 加强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 |
6.3 完善资金投入、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政策的细节 |
6.4 加强环保产业价值链中投资和消费的支持力度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A |
附录B |
致谢 |
(3)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五、论文结构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 |
第一节 区域的范畴界定 |
一、区域的语义分析 |
二、不同学科中区域的内涵剖析 |
三、本文语境下区域的涵义与边界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的内涵与限定 |
一、援助的内涵 |
二、区域援助的界定与体系 |
三、国家区域援助的概念与体系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要素 |
一、援助对象 |
二、援助方式 |
三、援助绩效评估 |
第二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
第一节 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 |
一、国家职能的演进 |
二、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逻辑根源 |
第二节 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 |
一、发展权的变革 |
二、区域作为发展权的权利主体 |
三、区域发展权的内容与实现 |
第三节 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 |
一、实质正义的内容 |
二、实质正义在区域层面的实现 |
第三章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
第一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 |
一、萌芽阶段:国家区域援助的模糊概念及实践 |
二、正式形成:以“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为标志 |
三、推动立法:以《西部开发促进法》为例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立法现状与政策梳理 |
一、成文法层面 |
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层面 |
第三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 |
二、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
三、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强制性缺失 |
第四章 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及相关制度概况 |
一、美国 |
二、日本 |
三、欧盟 |
四、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特点及经验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基石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目标 |
三、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原则 |
第三节 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的识别 |
二、明确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 |
三、以法律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明确规定 |
第五章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 |
一、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设计 |
第二节 区域财政援助制度 |
一、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域外考察 |
二、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三、完善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建议 |
第三节 区域税收优惠制度 |
一、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域外规定 |
二、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三、完善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建议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支持制度 |
一、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域外考察 |
二、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三、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完善 |
第六章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与应用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法制思维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理论依据 |
三、核心:国家区域援助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建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全生命周期”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结构性构成”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 |
一、国家区域援助无效责任法律制度 |
二、国家区域援助退出法律制度 |
第七章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 |
一、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概况介绍 |
二、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内容与特点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构建 |
二、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创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4)基于循环经济的畜禽污染治理动力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创新点摘要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3 问题特性及研究范围 |
1.4 研究内容 |
1.5 技术路线 |
2 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
2.1 相关概念 |
2.2 基础理论 |
2.2.1 外部性理论 |
2.2.2 产权与公共产品理论 |
2.2.3 生态补偿理论 |
2.2.4 循环经济理论 |
2.2.5 演化博弈论 |
2.3 研究综述 |
2.3.1 畜禽养殖污染及其处理方式相关研究 |
2.3.2 循环经济及其在畜禽污染治理领域相关研究 |
2.3.3 畜禽污染环境管理研究 |
2.3.4 研究评述 |
3 基于循环经济的畜禽污染治理解析 |
3.1 畜禽污染治理的循环经济选择 |
3.1.1 畜禽污染产生的经济学本质 |
3.1.2 畜禽污染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
3.1.3 畜禽污染实现的循环经济减排机理 |
3.2 畜禽污染治理主体行为及博弈关系解析 |
3.2.1 政府行为特征 |
3.2.2 企业行为特征 |
3.2.3 资源化产品消纳行为 |
3.2.4 治理主体的博弈关系 |
3.3 基于循环经济实现畜禽污染治理的动力 |
3.3.1 政府有效的环境政策体系建设 |
3.3.2 畜禽污染治理循环经济模式可行性 |
3.3.3 循环经济产业链稳定运行 |
3.3.4 循环经济模式自发运行的动力模型 |
3.4 本章小结 |
4 基于文本量化的畜禽污染治理政策演变特征识别 |
4.1 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
4.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4.1.2 研究方法 |
4.2 政策文本外部属性特征 |
4.2.1 政策文本数量变化趋势 |
4.2.2 政策发布部门 |
4.2.3 政策发布形式 |
4.3 基于政策工具的政策文本内涵特征 |
4.3.1 政策文本编码 |
4.3.2 政策工具运用结构特征 |
4.3.3 政策演变特征 |
4.4 政策演变趋势与启示 |
4.4.1 政策演变趋势 |
4.4.2 政策启示 |
4.5 本章小结 |
5 基于循环经济的畜禽污染治理效益评价 |
5.1 研究问题界定 |
5.1.1 研究对象 |
5.1.2 问题特性 |
5.1.3 效益定义 |
5.2 经济效益 |
5.2.1 研究方法 |
5.2.2 经济效益测算 |
5.2.3 经济效益评价 |
5.3 环境效益 |
5.3.1 模式碳减排测算方法 |
5.3.2 清单分析 |
5.3.3 碳减排效益评价 |
5.4 综合效益 |
5.4.1 综合效益内涵 |
5.4.2 综合效益测算 |
5.4.3 综合效益评价 |
5.5 本章小结 |
6 畜禽污染治理主体行为博弈研究 |
6.1 演化博弈模型构建 |
6.1.1 问题描述与研究假设 |
6.1.2 演化博弈模型描述 |
6.2 单方演化稳定分析 |
6.2.1 养殖企业 |
6.2.2 政府 |
6.2.3 消纳方 |
6.3 双方演化稳定分析 |
6.3.1 废弃物处理——企业和政府 |
6.3.2 再生资源利用——政府和消纳方 |
6.4 主体行为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 |
6.5 本章小结 |
7 结论与建议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7.2 对策建议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1 畜禽污染治理政策文本目录 |
附录A2 效益评价的现金流量表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5)政策工具视角下的中国房地产政策文本内容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创新点以及重难点 |
1.4.1 创新点 |
1.4.2 重难点 |
第二章 研究综述 |
2.1 政策工具的研究 |
2.1.1 政策工具的内涵 |
2.1.2 政策工具的分类 |
2.1.3 政策工具应用的研究 |
2.2 房地产政策研究 |
2.2.1 政策内容 |
2.2.2 政策调控效果 |
2.2.3 政策研究方法 |
2.3 研究评述 |
第三章 我国房地产政策文本内容分析 |
3.1 房地产政策文本选择 |
3.2 我国房地产业的政策文本概况 |
3.2.1 政策内容分析 |
3.2.2 政策组织分析 |
3.2.3 政策发文形式分析 |
3.3 构建分析框架 |
3.3.1 X维度:作用力维度 |
3.3.2 Y维度:政策工具类型维度 |
3.3.3 构建政策工具二维框架 |
3.4 定义分析单元与类目 |
3.5 信度与效度评估 |
3.6 频数统计分析 |
3.6.1 政策作用力维度频数统计分析 |
3.6.2 政策工具类型维度频数统计分析 |
第四章 研究结论 |
4.1 X作用力维度分析 |
4.1.1 环境型政策工具过溢 |
4.1.2 需求型政策工具缺失 |
4.1.3 供给型政策工具不足 |
4.2 Y政策类型维度分析 |
4.2.1 房屋类政策中公共住房市场受关注 |
4.2.2 行政手段政策利用频繁 |
4.2.3 财税金融政策类型发挥主要调控作用 |
4.2.4 土地市场政策利于优化房屋供应结构 |
4.2.5 外资市场有待重视 |
第五章 政策建议 |
5.1 X纬度研究启示 |
5.1.1 减少使用环境型政策工具的频率 |
5.1.2 加大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支持力度 |
5.1.3 强化供给型政策工具的作用 |
5.2 Y纬度研究启示 |
5.2.1 完善保障性住房体系 |
5.2.2 正确运用行政类强制型政策工具 |
5.2.3 建立税收政策的持续性和长效性 |
5.2.4 加强政策之间的配合使用 |
5.2.5 完善土地使用制度 |
5.2.6 强化被忽略的政策类型 |
参考文献 |
发表论文 |
参加科研情况 |
附录 |
致谢 |
(6)农民上楼 ——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动员(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民上楼”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方法 |
三、丰峪镇:研究个案概述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一、社会动员的概念辨析 |
二、社会动员的相关研究 |
三、社会动员:功能主义或冲突论视角 |
第三章 动员的生成与发展 |
一、自上而下的层级动员 |
二、体制内的资源动员 |
三、信息反馈机制 |
第四章 动员的基层实践 |
一、县-乡-村的层级动员与宣传动员 |
二、基层的资源动员与利益诱导 |
三、行政动员的使用 |
四、乡村的情理动员与关系动员 |
第五章 “无形之手”的有形参与 |
一、企业介入带来的动员效果 |
二、乡村内生市场力量的非正式动员 |
三、拆迁公司的直接动员 |
第六章 农民的回应 |
一、农民的态度与考量 |
二、行为支持与变通 |
三、农民的维权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一、社会动员的路径依赖与时代变迁 |
二、社会动员的现实基础 |
三、未竟的城镇化,铁打的社会动员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中国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的演变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 我国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的演变 |
1.1 耕地占补平衡的内涵 |
1.2 我国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回顾 |
2 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的相关研究 |
2.1 国外耕地保护研究进展 |
2.2 国内耕地占补平衡研究进展 |
2.2.1 产生阶段(1990~1997年)。 |
2.2.2 发展阶段(1998~2005年)。 |
2.2.3 完善阶段(2006年至今)。 |
3 我国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实施的成效与不足 |
3.1 政策实施成效 |
3.2 实施过程中的不足 |
3.2.1 过度依靠土地开发方式补充耕地,新增耕地质量普遍较低。 |
3.2.2 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实施仅依靠单一的行政手段,相关外部性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 |
3.2.3 耕地开发过程中缺少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机制,耕地开发易导致生态破坏。 |
4 完善我国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的建议 |
4.1 挖潜城镇和农村存量建设用地潜力,从源头上减少耕地占用 |
4.2 完善耕地占用的税费管理,增加耕地占用成本 |
4.3 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多主体参与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 |
4.4 引入耕地占补生态评价机制,统筹耕地红线与生态红线 |
(8)我国科普政策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基本概念界定 |
1.3.2 国内科普政策相关研究 |
1.3.3 国外科普政策相关研究 |
1.3.4 简要述评 |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思路 |
1.4.2 技术路线 |
1.5 研究方法 |
1.5.1 内容分析法 |
1.5.2 社会网络分析法 |
1.5.3 词频分析法 |
1.6 创新点 |
1.6.1 以可视化的形式揭示我国科普政策的演进图景 |
1.6.2 运用词频分析技术探讨我国科普政策核心内容及其发展趋势 |
1.6.3 从政策工具选择视角提出优化我国科普政策工具结构的对策建议 |
第2章 我国科普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 |
2.1 政策工具理论 |
2.1.1 政策工具的背景 |
2.1.2 政策工具的概念 |
2.1.3 政策工具的分类 |
2.1.4 政策工具的选择 |
2.2 文献计量学理论 |
2.2.1 文献计量学的起源 |
2.2.2 文献计量学着名定律 |
2.3 政策工具和文献计量学理论在科普政策研究中的适用性 |
2.3.1 政策工具理论在公共管理领域具有极强适用性 |
2.3.2 文献计量学理论易获得科学的公共政策研究结果 |
第3章 我国科普政策文献计量及时间序列分析 |
3.1 样本选择与筛选 |
3.1.1 样本来源 |
3.1.2 检索关键词 |
3.1.3 政策文本的筛选和整理 |
3.2 科普政策文献计量分析 |
3.2.1 政策文本载体形式 |
3.2.2 政策文本数量分析 |
3.3 科普政策文本时间序列分析 |
3.3.1 政策初始阶段(1994-2001年) |
3.3.2 政策发展阶段(2002-2005年) |
3.3.3 政策密集阶段(2006-至今) |
3.4 本章小结 |
3.4.1 我国科普政策发文量呈“渐进式与激增式”相结合的发展特征 |
3.4.2 初始阶段政策强调围绕经济建设及提升公民科普意识展开 |
3.4.3 发展阶段政策着重强化科普基础性设施建设 |
3.4.4 密集阶段政策强调公益性科普事业与经营性科普产业并举 |
第4章 我国科普政策发文主体及其网络特性分析 |
4.1 科普政策主体构成 |
4.2 科普政策发文主体的描述性分析 |
4.2.1 单独制定科普政策文本主体分析 |
4.2.2 联合制定科普政策文本主体分析 |
4.3 科普政策发文主体网络特性分析 |
4.3.1 科普政策主体网络结构图 |
4.3.2 科普政策主体网络密度分析 |
4.3.3 科普政策主体网络中心性分析 |
4.4 科普政策主体——主题关联分析 |
4.4.1 样本选择和主题词提取 |
4.4.2 科普政策主体与主题词关联性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4.5.1 科普政策呈现“政出多门”的特征 |
4.5.2 科普政策主体网络结构存在“小群体”现象 |
4.5.3 科普政策主体聚焦点重叠现象明显 |
第5章 我国科普政策的政策工具选择 |
5.1 研究设计 |
5.1.1 研究步骤 |
5.1.2 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
5.2 基于政策工具的科普政策分析框架 |
5.2.1 供给型政策工具 |
5.2.2 环境型政策工具 |
5.2.3 需求型政策工具 |
5.3 科普政策工具单维量化分析 |
5.3.1 分析单元的定义和类目构建 |
5.3.2 编码 |
5.3.3 可靠性检验 |
5.3.4 频数统计 |
5.4 本章小结 |
5.4.1 环境型政策工具显分化之态 |
5.4.2 供给型政策工具呈均衡之势 |
5.4.3 需求型政策工具突缺位之形 |
第6章 我国科普政策文本内容挖掘 |
6.1 关键词提取与整理 |
6.1.1 关键词提取 |
6.1.2 关键词整理 |
6.2 共词矩阵构建 |
6.2.1 原始矩阵生成 |
6.2.2 相关矩阵及相异矩阵构造 |
6.3 科普政策内容多元统计分析 |
6.3.1 聚类分析 |
6.3.2 多维尺度分析 |
6.3.3 社会网络分析 |
6.4 科普政策结构分析 |
6.4.1 科普政策目标分析 |
6.4.2 科普政策作用对象分析 |
6.4.3 科普政策手段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6.5.1 科普政策内容涉及主题广泛 |
6.5.2 科普政策内容设计存在缺陷 |
6.5.3 科普政策结构不合理 |
第7章 优化我国科普政策的对策建议 |
7.1 优化政策工具结构以提高政策工具的操作性 |
7.1.1 适度降低法规管制政策工具使用频率 |
7.1.2 重视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拉动力 |
7.1.3 增强供给型政策工具操作性 |
7.2 充分发挥政策主体间协同互助的整体效能 |
7.2.1 明晰科普政策主体权责,防止互相推诿 |
7.2.2 推进信息资源整合,避免政策主体间的资源浪费 |
7.2.3 加强政策主体协同,促进彼此深入合作 |
7.3 完善科普政策内容以提高科普政策质量 |
7.3.1 强化科普政策内容的系统性 |
7.3.2 加强政策内容的衔接性 |
7.3.3 重视评估反馈工作以补充与修正科普政策内容 |
7.3.4 构建政策目标体系,细化科普政策目标 |
7.3.5 加大经济手段在科普政策中的使用力度 |
第8章 结论 |
8.1 研究结论 |
8.1.1 优化政策工具结构是完善科普政策工具体系的有效途径 |
8.1.2 科普政策发文量呈“渐进式与激增式”发展 |
8.1.3 我国科普政策历史演进阶段性特点显着 |
8.1.4 加强政策主体间的协同是解决政策主体间合作程度不高的实践进路 |
8.1.5 修正科普政策内容设计缺陷是完善科普政策内容的重要举措 |
8.2 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作者简介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着及获奖情况 |
(9)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应急专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论文提纲范文)
附件1: |
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应急专家管理暂行办法 |
附件2: |
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防治应急专家名单 |
附件3: |
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应急专家组2010年工作要点 |
一、应急专家组职责任务 |
二、2010年工作重点 |
附件4: |
七个区片及专家组安排 |
四、国土资源部2002年工作要点(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内高尔夫产业政策变迁及原因研究[J]. 张国华. 中国管理信息化, 2021(07)
- [2]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环保产业政策文本内容分析[D]. 王炳垚.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3]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D]. 吕慧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4]基于循环经济的畜禽污染治理动力机制[D]. 薛豫南.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1)
- [5]政策工具视角下的中国房地产政策文本内容分析[D]. 肖草. 天津工业大学, 2019(08)
- [6]农民上楼 ——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动员[D]. 苏媛媛. 南京大学, 2017(05)
- [7]中国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的演变与展望[J]. 耿丽娟,黄宏胜,何亚芬. 安徽农业科学, 2016(07)
- [8]我国科普政策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分析[D]. 孔德意. 东北大学, 2016(07)
- [9]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应急专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J]. 国土资源部. 国土资源通讯, 2010(14)
- [10]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大事辑要(上)[J].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信息中心课题组,张苏平,齐援军. 经济研究参考, 20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