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负重跨越——大冶有色冶炼厂5年发展回眸(论文文献综述)
李响[1](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新中国的建设史上,沈阳具有“东方鲁尔”之称号和“共和国工业的长子”之美誉。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一时段内,妥善接收城市并迅速恢复各项功能之后,在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影响和推动下,沈阳城市发展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不仅建设成为国家重点工业城市和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而且对此后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以历史学为基础,兼用城市社会学、城市形态学、城市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以沈阳城建档案和当时报刊为主要资料,研究了这一时期沈阳城市的发展背景、历程、建设成果及其影响,并对这一时段的城市发展做出评价,以期为当今城市建设和深入推进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启示。除绪论和结论外,本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探讨解放后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沈阳城市的恢复建设,为沈阳城市大规模建设奠定了基础。沈阳解放后,沈阳军管会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的完成了接收和管理工作,成为全国大城市接收的典范。在国家的支持和城市人民的努力下,沈阳恢复和新建了市内工厂,使其在规模上和技术上达到或超过建国前水平。在工业恢复的同时,残破的城市得以修复,社会重新运转并进一步走向安宁有序,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这一时期的恢复建设,不仅壮大了沈阳工业经济实力,更为此后大工业发展计划的确立、规划和实施创造了条件。第二章论述了沈阳城市发展的规划设计。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工业发展战略思想指导下,城市建设的方针和计划是围绕工业化制定和实施的。基于国内外现实条件和沈阳自身基础,国家在此布置了较多重点工业建设项目和配套项目。为与工业化建设相适应,沈阳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化也有了新的规划,将城市发展计划与工业建设协调起来。因此沈阳不仅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建立了城市现代工业体系,而且形成了较为合理的现代城市骨架结构,为城市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三章论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的城市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历程。沈阳的工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市范围内形成了4个完整的工业区,完成建设项目近1500项,其中重点项目50多项,形成了以机床、电机电器制造工业和航空工业为核心的国家重工业基地。作为工业建设的载体,城市道路、排水基础设施建设焕然一新,交通、供水、供电公共事业建设大幅度改善,公园、广场、文体场馆等公共空间丰富多样,以大型工业企业为中心的现代化城市居住社区的呈现成为沈阳城市建设的一大亮点。沈阳被苏联专家誉为当时“中国八大城市之一,中国独一无二的大工业城市。”第四章论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空间形态的重构。随着工业建设和市政建设的发展,城市空间也获得了超常规发展,形成了现代城市发展中的沈阳模式。从城市整体布局的调整出发,扩建成铁西和大东两个工业体系较为完整、生产规模宏大的工业区,新建陵北工业区和沈海工业区;配合工业发展,形成了南北两个文教区,教育科研机构规模和数量较为庞大;按照社会主义的城市空间布置调整了行政中心位置;逐渐形成了市、区、住宅区3层商业中心。城市以市政府为新的城市中心,构建了南北和东西轴线,沿轴线、铁路和陆路交通线向外拓展趋势明显。城市内部结构得到重构,外部形态得以扩展,重塑了沈阳作为东北工业化首位城市的空间形貌。第五章论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社会的更新。“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使中国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一大步,也促进沈阳城市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动,出现了与计划经济体制和工业城市水平相吻合的城市社会基层管理机制——单位制,城市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变动,科学教育事业突飞猛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符合社会主义工业城市特征。在此基础上城市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进和丰富,这一过程不仅深刻反映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历程,也映射在今天的生活范式中。第六章阐述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的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业绩成就了沈阳中国重工业第一城和东北首位城市的地位,也决定了城市发展方向;以工业建设为依托,沈阳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空间形貌得到重塑,也奠定此后城市发展格局结构;城市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市民生活水平提高,也造就了辉煌的工业历史和独具魅力的工业精神。同时,这一时期沈阳城市发展也具有局限性,体现在城市建设落后于工业化,单位制度和企业办社会存在弊端,环境污染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和改善,设备与技术更新缓慢,三大改造后城市发展缺乏动力等,这些问题对当今城市发展也产生了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沈阳乃至东北城市发展史上的最重要时期,是巨大的更新也是辉煌的起点。在铭记昔日成就的同时,经验与教训均值得汲取,更需要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深思,寻求解决之道。要深入推进东北振兴,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沈阳,如何发挥辽宁精神,重塑环境、重振雄风,形成对国家重大战略的坚强支撑?研究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历程可获得借鉴和启示。
雷丽芳[2](2018)在《近代中国矿冶工程师群体研究(1875-1949)》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是移植西方科学技术的过程。在这一移植过程中,工程师作为技术承担者,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矿冶业作为近代工业化的能源与基础材料产业,是洋务运动中除军事工业之外最早受到关注的产业,因此研究矿冶领域的工程师群体在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所作的努力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近代中国矿冶工程师伴随着1875年中国近代矿冶业的诞生而产生。从早期延聘外籍矿冶工程师开始,到1880年代留美幼童群体、留欧船政学生群体中孕育出首批本国矿冶工程师;随着清末民初留学教育兴起与本土矿冶教育的发展,中国矿冶工程师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取代外籍矿冶工程师成为中国矿冶工程技术领域的中坚力量,至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矿冶产业建设中的矿冶工程师群体完全实现本土化。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矿冶工程师队伍的形成与发展,矿冶工程师逐步实现组织化并走向职业化。论文从1937年出版的《全国专门人才调查报告·第一号·矿冶》这一史料入手,首先宏观呈现民国时期矿冶工程师群体的概貌,然后从有形机构与无形组织两个方面描述近代矿冶工程师群体的形成过程。论文分阶段梳理了晚清时期(1875-1911)、民国初期(1912-1937)以及全国抗战以后(1938-1949)三个阶段国内外高等矿冶教育培养矿冶毕业生情形,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各个阶段矿冶工程师群体的形成情况及其参与矿冶产业建设情形,并总结各个阶段矿冶工程师的群体特征;紧接着重点介绍了学术团体中的矿冶工程师,以中国矿冶工程学会为中心,探讨了他们在抗战前十年所做的努力和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最后讨论了产业、教育、科研的互动关系及其对矿冶工程师群体形成的影响,民国时期矿冶技术官僚在近代矿冶工业化进程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以及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中国矿冶工程师群体的艰辛创业历程。并指出在工业化条件缺失的情况下,近代中国矿冶产业的发展备受煎熬,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矿冶工程师群体作用的发挥。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全面抗战爆发的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矿冶工程师群体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到抗战后方进行创业,将中国矿冶产业推向前进,用实际成绩证明了中国矿冶工程师群体是完全具备能力去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使命。
张艳聪[3](2014)在《毛泽东与新中国的钢铁事业》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的带领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建国初面临产量低下、品种单一、技术水平低、布局不合理等重重困境的阻挠下,新中国钢铁工业“整装待发”,并先后经历了建国初的恢复建设和“一五”计划的全面起步、“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潮起潮落”以及“文革”时期的跌宕起伏。但无论如何,到“文革”结束时的1976年,新中国钢铁工业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钢铁工业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巨大的物质基础,也为党在新时期领导钢铁工业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经验指导。全篇共分五个章节,分别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新中国钢铁工业建设的经验及教训。第一章主要讲述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的以鞍钢为核心的新中国钢铁工业的恢复与建设,并争取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第二章详细介绍了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和毛泽东对钢铁工业重要性的反复强调下,新中国开展的以钢铁工业为重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及促进钢铁工业发展的相关举措。同时,在毛泽东思想的引领下,钢铁工业开始摆脱苏联模式束缚走向新发展。第三章主要探讨了“大跃进”时期毛泽东为实现“赶英超美”的目标,将新中国逐步拉上了“以钢为纲”的发展道路。战略受挫后又支持开展了国民经济的第一次调整。同时,毛泽东还带领党和人民继续进行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钢铁工业发展路径的探索。第四章主要讲述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对钢铁工业的冲击,并为减少损失而支持开展的经济整顿。第五章为经验教训的总结,分析、探讨了毛泽东领导新中国钢铁工业建设的得失与成败。
邢恩源[4](2013)在《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文中认为柯庆施于“文革”之前主政上海及华东十余年,是建国以后毛泽东最为赏识的地方领导人之一。1949年后,柯庆施先后担任南京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1953年初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10月调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从1956年起,柯庆施的政治生涯开始如日中天,在风起云涌的政坛上备受瞩目:他积极支持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严厉指责所谓的“右倾保守主义”。1957年在上海贯彻毛泽东“引蛇出洞”反右方针,成为反右派运动主将。同年12月因发表《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夸奖。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柯庆施语出惊人地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大力树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全力支持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1958年夏天放出华东钢铁产量八百万吨的“大卫星”,对毛泽东要求当年全国钢铁产量达到“一 0七0”万吨起了决定性影响。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首创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口号。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一方面对“大跃进”百般维护,另一方面严厉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他对刘少奇有关大跃进运动的总结报告表示不满,并希望继续跃进;1963年,为响应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倡导的“阶级斗争”,提出“大写十三年”口号,在华东迅速掀起现代戏运动,为“文革”的爆发奠定了广泛的舆论氛围和群众基础。此后,他与江青合作在上海打造“文化革命的试验基地”,并提携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基本形成了日后上海“文革”的政治构架。在他的大力支持与运作下,上海成为“文革”爆发的重要策源地。柯庆施的举动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地位也随之不断攀升。1956年中共“八大”上他当选中央委员。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上他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60年开始担任重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同时继续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成为响当当的华东“第一人”。1965年初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关于柯庆施的学术研究很具有典型意义。他是当时中共地方党政负责人中的一员,其表现出的政治姿态带有某种普遍性,只是更加突出和激烈而已。随着毛泽东“继续革命论”理论的变相发展,中共的执政主旨思想越来越急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急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共中央及地方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主动或被动地遵循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亦步亦趋地紧跟。在党内大环境的制约下,柯庆施一方面揣摩毛泽东的心态,一再表达迎合性的极“左”言论,进而献言献策;另一方面彻底贯彻毛泽东所提出的各项“左”的政治方针,一直冲在历次政治运动的最前沿。但是,不可否认,在柯庆施的身上又充满了秉承“左”的路线思想和保持共产党员党性原则相互之间的矛盾。作为建国后在地方上最积极支持和拥护毛泽东极“左”路线的代表,柯庆施在1956—1965年间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说明了他的实际行动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政治理念,是毛泽东政治思想在地方上的具体实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共党内,政治生态已经很不正常,整个社会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徐剑[5](2012)在《白山黑水——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纪实》文中研究表明书上说,塞北皆胡地也。于是有了秦开戍边,有了万里长城,有了关里关外。其实,秦开还没有到来之前,便有了新乐文明,那是7000多年以前的事了。就近说,2700多年以前,就有了郑家洼子青铜短剑,早了秦开到来400年。辽河孕育了红山文化,与长江、黄河并行,辽河也孕育了太阳鸟和青铜剑,只是不像关里人那样把历史写在纸上,刻在碑上,而是消解在人们的血肉里、魂魄里。于是有了东北人的旷达、豪放和诚恳,有了金戈、长风和塞北。书上还说,东北人倘能近于文而不失尚武时代留下的坦荡气魄的余韵,是很有出息的一类。题记——东北无名氏(摘自《铁西文史资料》第一辑)
高敏[6](2011)在《论环境立法的成本效益评估》文中提出成本效益评估是利用经济学原理识别产生净效益立法措施的一项制度。在美国和欧洲已经实践二三十年,并且正在被推广到世界各地。我国立法实践虽然也进行了成本和效益分析,不过是非常粗糙的和随意的,没有制度化。国务院在2004年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鼓励政府立法实施成本效益评估,部分地方政府相继制定了成本效益评估的规范性文件,可见,在实践层面,政府是积极的推动立法的成本效益评估。与政府的积极态度相反,国内学术界对成本效益评估保持谨慎态度,对成本效益评估的正当性、必要性、评估方法都存在质疑。尤其担心环境立法的成本效益评估会造成违反道德正当性,因为它涉及到对生命价值的评估,对后代人损害的评估等问题。国内学者的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事实上,国外在实施成本效益评估制度之初,也遭到许多环保主义者的反对,但是,实践证明成本效益评估是一个有益的政策分析工具。要解除国内学者的疑虑,就需要澄清成本效益评估的正当性、必要性,阐明正确的评估方法。理论上的成本效益评估是中立的、客观的,但是实践中的成本效益评估往往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也成为学者诟病的要害。因此,合理的制度设计是影响成本效益评估功效的关键。本文从环境立法的角度,在理论和制度层面全面的探讨成本效益评估,以论证环境立法的成本效益评估是正当的、必要的和可行的。本文的基本思路如下:第一章主要是论证成本效益评估的正当性,在此前提下,第二章进一步论证环境立法进行成本效益评估的必要性。第一章和第二章是从理论层面解答环境立法为什么要实施成本效益评估。第三章探讨环境立法评估的内容和正确方法,阐明如何实施成本效益评估,即讨论成本效益评估的可行性。第四章考察美国成本效益评估的制度建设及其实效,即从制度运行实践中发现成本效益评估可能面临的问题。第五章是在前四章讨论的基础上对我国的制度建设提出初步设想。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成本效益评估的基础理论。立法的成本效益评估是指,用经济学原理和方法测量个人的福利或者效用的变化,识别立法的社会成本、社会效益及其分配结果,计算立法的净效益,以评估结果判断立法决策正当性的程序。成本效益评估是为了提高政府立法质量和效率,它是一种决策程序,而不是决策标准。也就是说,不能以净效益最大化作为立法决策的唯一标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将成本效益评估形式化,成本效益评估的结果对立法决策具有实质影响力,即立法决策者必须用成本和效益证明其决策的正当性。成本效益评估可以增进社会的效率和福利,效率和福利都是立法应当追求的价值目标,所以,成本效益评估是正当的。环境利益是社会效率和福利的一部分,应当将环境利益计入立法的成本和效益。虽然成本效益评估会对人的生命、健康这些不可替代物进行估值,但是它不是将人的生命、健康视为商品,而是在特定背景下对特定政策的估值。它反映的是评估对象的“边际价格”,而不是内在价值。成本效益评估过程中涉及许多科学不确定性问题,这是环境风险的本质特征,而不是成本效益评估带来的问题。相反,成本效益评估可以明晰所有的不确定性问题,使我们在面临不确定性时做出明智选择。第二章,环境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缘由。环境立法引入成本效益评估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理由:一是环境法的成本是客观存在的。环境法的成本包括守法成本、政府规制的成本、社会福利损失、交易成本、间接成本。成本直接影响环境法的实效和效率,成本是环境制度选择必须考虑的因素,因此,环境决策必须考虑成本。成本效益评估可以帮助实现成本最小化和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二是社会资源是稀缺的,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环境风险,必须进行权衡和选择。同时,环境立法在解决目标环境风险时,可能造成其他的环境风险,这也需要决策者进行权衡。而人们对于环境风险的认识又存在显着差异。现行的基本原则(预防原则、风险预防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和决策方法(绝对安全分析法、可行性分析法、直觉评估法)都有一定的局限,不能帮助决策者做出选择,不能帮助决策者判断应投入多少资源以保护环境。成本效益评估通过对环境风险的实际后果以及降低风险的效应进行计算,可以使人们对相关的利害问题有一个全面的而非有限的认识,可以避免对一些风险问题的疏忽或者过度关注,克服人们的认知局限,从而帮助立法决策者对处理环境风险的立法项目排序。三是成本效益评估可以识别制度选择的后果,为环境立法的制度设计提供客观数据。四是成本效益评估有利于环境立法的民主决策,为民主协商提供充分的信息和交流的平台,并且有利于在分歧中达成理性的共识。第三章,环境立法的成本效益评估内容和方法。环境立法的成本效益评估内容主要包括成本分析、效益分析、分配影响分析。总体来说,成本估值相对效益估值容易。环境立法不仅可能导致附加风险,还可能产生附加效益,应当将附加风险和附加效益分别计入立法的成本和效益,不能片面地关注附加风险,而忽视附加效益。政府机构评估企业的守法成本依赖于企业提供的数据,这很可能导致环境立法的守法成本评估过高。因此,在评估守法成本时,应当预测企业对立法的反应和可能采取的措施。评估环境效益时,我们应当承认环境的非使用价值,具体包括环境资源的选择价值、遗赠价值和存在价值。对于生命价值的评估,应当通过显示性偏好法或者表述性偏好法测量人们的支付意愿,并采用人们估值的平均值。寿命年和质量调整寿命年方法只能作为参考。环境损害是一种潜伏性长的潜在损害,计算环境立法的成本和效益应当使用折现率。但是,在计算后代人的环境损害时,不应当使用折现率。当代人的环境损害需要使用折现率,是为了反映个人的时间偏好和处理环境风险的偏好,这只是技术问题。而后代人的环境损害是否使用折现率是一个伦理问题。环境立法不仅追求效率,还应当实现公平分配。成本效益评估过程中应当注意环境立法的分配影响,分析立法对不同人群的影响,分析谁承担成本,谁获得效益。第四章,环境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实证分析。本章以美国的制度实践为例。美国的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相对比较成熟,确定了评估标准和评估内容,还建立了行政审查和司法审查监督机制。但是,该制度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包括提高成本效益评估的执行力和影响力、增进成本效益评估的透明性、扩大成本效益评估的适用范围、完善审查机构的职责。尽管对成本效益评估仍有很多争议,但是对于成本效益评估的正当性已基本达成共识。美国的成本效益评估制度实践告诉我们:成本效益评估是一个有益的立法影响分析工具;应当建立成本效益评估审查监督机制;应当允许政府机构通过成本效益评估安排立法项目的优先顺序;应当统一成本效益评估的内容和方法,制定评估标准,并不断改进该标准;应当尽最大可能的对效益和成本进行量化,应当对不确定性的描述提出最佳评估标准;应当考虑分配影响;应当保证成本效益评估的透明性,听取公众和专家的意见。第五章,我国构建环境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基本设想。我国的成本效益评估应当适用于立法前和立法后,立法后评估属于回顾性分析,是为了检验立法前评估的准确度,以改进评估方法。由于成本效益评估自身有较高的成本,所以,不能适用于所有的立法项目。可以从经济的、社会的、环境的重大事项方面设置定性标准,或者通过估算立法成本的货币价值或者影响的人口数来设置定量标准。成本效益评估应当适用于政府起草的环境立法项目或者是以规制经济主体行为为主要内容的环境立法项目。我国成本效益评估主体是起草环境法法案的机构,即政府部门和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审议主体是政府法制办和人大法律委员会。由审议主体出台成本效益评估指南作为实践标准。成本效益评估应当纳入公众评议程序,这样,可以增进成本效益评估的民主性;可以促使成本效益评估结果建立在真实的个人偏好基础上;可以促使对环境公共物品正确估值;可以促使成本效益评估正确使用变量。公众与专家在成本效益评估中发挥不同作用,不能替代。审议主体除了出台评估标准的职责之外,还应当履行以下职责:审核成本效益评估报告是否符合成本效益评估实践标准;审核环境立法法案带来的社会成本是否合理;依据成本效益评估报告,对环境立法项目进行排序;组织成本效益评估听证会。
中咨协会业务协调部[7](2009)在《全国最新工程咨询单位名录》文中指出
李雨潼[8](2007)在《我国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资源型城市是在资源开发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城市,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着独特的规律性,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系列特有的问题。本文采用定性、定量及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发现其内在的规律和特点。在此基础上,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通过模型运算,得出现阶段影响我国资源型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和资源型城市综合经济经发展水平的动态轨迹。选择三个典型的资源型城市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这三个城市发展现状及所采取的产业转型措施的分析,总结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结合国内外资源型城市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得出结论:我国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具有必然性;解决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及就业问题的最根本办法是适时进行产业转型;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最佳时机为资源型产业的稳产期;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源型城市应根据自身特点,采取不同的产业转型方式,主动进行产业转型。
黄立[9](2006)在《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历史研究(1949-1965)》文中提出1949-1965年的中国现代城市规划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时间单元,由于新的社会制度的实验和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在思想、理论、技术、体系等方面均呈现了比较独特的形态,是近代城市规划的结束和现代城市规划的开始。 论文的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对本文研究对象和范围进行界定,并在国内研究状况、选题意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阐明本研究的目的是力图全面考察1949-1965年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历史地位。第二章在回顾中国近现代城市规划历史轨迹基础上,对其进行分代、分期、分段的划分,并重点界定1949-1965年相对独立的历史单元的分段与内容、城市和城市规划的类型;第三、四、五章从城市规划发展的历史背景与城市化发展历程着手,分三个阶段详细考察城市规划从近代规划的自发延续开始,到苏联规划的全面引入,直至规划的摸索与反思的发展历程,对各阶段的典型城市规划活动进行案例分析,并总结各期主要历史特征。 第六章回顾了历史城市保护与旧城改造的历史,考察了二者的辨证关系,探寻了导致历史城市保护失败与旧城改造方式泛滥的根源,认为其发展的历史特征是社会主义的文物保护观、实用主义的文化观影响、激进主义的现代化进程的结果。 第七章从城市规划体系建构的角度,对其子系统城市规划法规体系、城市规划管理体系、城市规划编制体系进行历史考察,从国家政权建构、法律规范颁布、技术编制磨合等方面来综合讨论城市规划作为政府行为、法律规范、技术手段的时代特征。 第八章从范型的角度,对苏联、近代与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理论和规划活动进行历史比较,指明近代城市规划的隐性延续和苏联城市规划的显性导入两种范型的影响途径,总结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源与流关系,即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是近代与苏联的交集、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统一的自主过程。 第九章从城市规划学科与教育的历史渊源中,阐明了中国现代学科的城市规划核心内容、学科基础扩展的历程,通过规划教育来疏理城市规划学科在中国的形成脉络,并总结了规划学科与教育的共生关系和历史特征。 第十章对这一时期城市规划历史特征进行全面总结,并探讨了后续研究方向。
吴玉伦[10](2006)在《清末实业教育制度研究》文中指出在新学兴起和农工商实业发展的背景下,清末实业教育制度由零散、不成系统的个别规章,逐步完善为全面、系统和法制化的学制体系。其生成机理既有与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相关联的“外生性”,又有与个人利益追求和教育自身规律相关联的“内生性”。清末实业教育制度的设计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由于教育观念变革的不彻底、制度施行所需相应条件不具备、发育运作时间不充分等原因,实际成效与社会期望相差甚大,教学效果不甚理想,以致被谑称为“失业教育”。 本文从两个维度对清末实业教育制度进行考察,一是以制度的演进脉络为线索,梳理制度的孕育、形成和补充、调整过程;二是以办学和教学活动为线索,分析制度对实践的规范、约束和指导作用及实际的运行成效。其中第一章分前制度化,零散、非正式制度化和系统正式制度化三个阶段,考察实业教育制度产生的背景、机理和形成过程。对前制度化期的考察,重点寻求古代教育中的职业技术教育成分,对零散、非正式化期的考察在于分析正式制度孕育、形成的背景和实践基础。最后以文本分析的形式,从概念体系、目标体系、组织体系、结构体系、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等若干方面,对系统化的实业教育制度进行剖析。 制度设计和运行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人。论文第二章讨论清末实业教育制度的执行主体。执行主体应包括办学主体和教学活动中的师生及管理者等。清末是实业教育初创期,当务之急是建立起一批实业教育的教学机构,故此期办学主体的实践活动和影响尤其重要。同时,论文试图从个人利益追求的角度分析清末实业教育制度产生的机理,特于此章分别对社会各阶层、群体和组织在实业教育领域中的实践活动和利益追求进行考察,以服务于文中有关实业教育制度具有“内生性”的论断。分析对象包括节制学务的巡抚、劝学助学的士绅、亦商亦儒的商人等阶层,及中央机关的商部、农部,地方会所和公司,教育会、商会等机构和团体;分析内容包括各主体对实业教育的态度、兴学活动概况、参与实业教育的动机、发挥的影响等。通过对诸内容的考察,寻求各办学主体在实业教育领域里的利益追求,并探讨这些利益追求在实业教育制度产生和运作中的促动作用。 第三章围绕实业教育的施教机构,对实业教育制度规定的各层次、各类型教学组织的教学活动和办学成效进行考察。考察对象分农业学堂、工业学堂、商业学堂、铁路学堂、矿务学堂、商船学堂、艺徒学堂等,并对清末女子实业教育进行综述。内容包括,各类学堂与相应实业领
二、负重跨越——大冶有色冶炼厂5年发展回眸(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负重跨越——大冶有色冶炼厂5年发展回眸(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和意义 |
二、研究对象和内容 |
三、研究综述 |
四、研究资料、研究方法和创新 |
第一章 解放后沈阳城市的接收和恢复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沈阳城市接收 |
一、城市接收前的准备工作 |
二、城市接收的过程与实施 |
第二节 城市管理和建设工作次第开展 |
一、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建立 |
二、市政建设恢复 |
三、教育、卫生事业进步 |
第三节 城市工业的恢复和改造 |
一、解放前沈阳工业状况 |
二、国营工业的恢复和新建 |
三、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和改造 |
第四节 配合抗美援朝战争动员的城市社会生产运动 |
一、全市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支援 |
二、配合战争动员进行劳动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 |
第五节 新政权的巩固与城市社会秩序的稳定 |
一、收缴武器弹药,确保城市安全 |
二、进行城市救济、收容散兵、乞丐和无业游民 |
三、封闭妓院,教育改造妓女和暗娼 |
四、严禁贩毒吸毒,肃清烟毒流害 |
五、镇压反革命运动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规划 |
第一节 “重点工业城市”落户沈阳的过程和原因 |
一、国家工业发展策略中沈阳地位的确立 |
二、“重点工业城市”落户沈阳的原因 |
第二节 新的城市规划设计 |
一、《沈阳市城市初步规划》的制定基础 |
二、《沈阳市城市初步规划》的形成过程 |
三、《沈阳市城市初步规划》的具体内容和评价 |
第三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工业发展与城市建设 |
第一节 城市工业飞速发展 |
一、铁西区工业的扩充 |
二、大东区工业的调整 |
三、新工业区的工业建设 |
第二节 城市建设逐步完善 |
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焕然一新 |
二、城市公共事业建设大幅度改善 |
三、城市公共空间丰富多样化 |
四、以大型工业企业为中心的现代化城市居住社区呈现 |
第四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空间形态重构 |
第一节 城市空间形态演变 |
一、原有工业区的充实和调整 |
二、新工业区和工业居民点的规划和兴建 |
三、文教区的新建 |
四、行政区域迁移和构建 |
五、等级化商业区的出现 |
第二节 城市空间总体形态及特点 |
一、更新与拓展——总体城市形态 |
二、扩张与重构——城市形态特征 |
第三节 城市发展的动力和演变逻辑 |
一、城市发展动力综合分析 |
二、城市空间形态演变逻辑 |
第五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社会变迁 |
第一节 单位制在城市社会基层管理中占主导 |
一、单位制的形成 |
二、沈阳地区单位制的特征 |
第二节 城市社会人口结构变化 |
一、城市人口数量增长 |
二、城乡人口结构变动 |
三、人口经济结构的变化 |
四、女性劳动人口增加及意义 |
第三节 科学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突出 |
一、科学和教育事业突飞猛进 |
二、医疗卫生条件有质的飞跃 |
第四节 城市居民生活变迁 |
一、城市居民物质生活变迁 |
二、城市居民文体娱乐活动丰富 |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评述 |
第一节 沈阳城市发展成就与历史影响 |
一、谱写辉煌时代,建成新中国重点工业城市 |
二、形成以沈阳为核心的辽宁中部城市产业集群 |
三、重构工业城市形态,奠定城市发展格局 |
四、城市精神初步形成 |
第二节 沈阳城市发展的局限性 |
一、城市建设和市民生活水平落后于工业化 |
二、单位制度和企业办社会存在弊端 |
三、环境污染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和改善 |
四、三大改造后城市发展缺乏自下而上的动力 |
结论 |
一、革新与辉煌:建国初期城市整体风貌变革 |
二、辐射与担当:城市职能的转变 |
三、反思与梦想: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与当代启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近代中国矿冶工程师群体研究(1875-1949)(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1 文献综述与论文选题 |
1.1 概念界定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1.2.1 国外研究概况 |
1.2.2 国内研究概况 |
1.2.3 小结 |
1.3 论文选题及创新点 |
1.3.1 选题意义 |
1.3.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3 研究框架及内容 |
1.3.4 创新点 |
2 近代中国矿冶工程师兴起的背景 |
2.1 洋务运动中近代企业的创办 |
2.2 新式矿冶技术知识的引进与传播 |
3 近代矿冶工程师群体概貌 |
3.1 群体规模 |
3.2 来源情况 |
3.2.1 国内矿科毕业生来源 |
3.2.2 国外矿科毕业生来源 |
3.2.3 矿冶工程师的留学情况及来源学校分布 |
3.3 籍贯分布 |
3.4 年龄构成 |
3.5 专业及学历结构 |
3.6 就业出路 |
3.7 小结 |
4 晚清时期矿冶工程师群体的孕育(1875-1911) |
4.1 早期聘请外籍矿冶工程师 |
4.2 首批本国矿冶工程师的出现 |
4.2.1 留美幼童群体中的矿冶工程师 |
4.2.2 船政留欧群体中的矿冶工程师 |
4.2.3 首批本国矿冶工程师的不同特点与境遇 |
4.3 清末国内外高等矿冶教育培养的矿冶工程师 |
4.3.1 矿冶工程师培养情形 |
4.3.2 矿冶留学生与新式矿冶技术及知识传播 |
4.4 小结 |
5 民国初期矿冶工程师群体的形成与发展(1912-1937) |
5.1 民国初期的矿冶工程师群体概况 |
5.1.1 民国初期的矿冶留学生回国服务情形 |
5.1.2 本土高等矿冶教育人才培养情形 |
5.1.3 矿冶工程师群体的形成与矿冶技师职业化 |
5.2 两个本土钢铁工程师群体的形成 |
5.2.1 抗战之前的新式钢铁工业建设与钢铁工程师流动 |
5.2.2 以汉冶萍公司为中心的本土钢铁工程师群体 |
5.2.3 山西地区独立发展的本土钢铁工程师群体 |
5.3 北洋系采矿工程师群体的形成 |
5.3.1 民国初期的中国采矿业与采矿工程师 |
5.3.2 采矿工程师群体中的北洋系 |
5.3.3 北洋系采矿工程师群体的特点 |
5.4 钢铁试验场与矿冶科研的启动 |
5.5 小结 |
6 全面抗战后矿冶工程师群体的曲折前进(1938-1949) |
6.1 战时后方矿冶教育的振兴与矿冶人才队伍的壮大 |
6.2 资源委员会成为矿冶工程师群体的聚集中心 |
6.2.1 钢铁工程师群体在资源委员会的集中 |
6.2.2 其他矿冶工程师在资源委员会的聚集 |
6.3 矿冶工程师群体与后方矿冶产业建设 |
6.3.1 矿冶工程师群体参与后方矿冶产业建设情形 |
6.3.2 后方矿冶产业的建设成绩 |
6.4 矿冶科研群体的形成与矿冶技术进步 |
6.4.1 抗战时期矿冶科研与技术进步概况 |
6.4.2 经济部矿冶研究所中的矿冶科研群体的形成 |
6.4.3 科研案例:以后方冶金燃料研究为例 |
6.5 小结 |
7 学术团体中的矿冶工程师群体 |
7.1 近代中国的矿冶学术团体概况 |
7.2 中国矿冶工程学会中的矿冶工程师群体 |
7.2.1 中国矿冶工程学会的成立 |
7.2.2 学术委员会与历届理事会成员 |
7.2.3 矿冶工程师群体参与会务工作情形 |
7.3 小结 |
8 讨论 |
8.1 从产业、教育、科研的互动看矿冶工程师群体的形成 |
8.2 矿冶技术官僚在近代矿冶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 |
8.2.1 矿政机关以外的矿冶技术官僚 |
8.2.2 主管矿政机关的矿冶技术官僚 |
8.3 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矿冶工程师群体的艰辛创业历程 |
9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A 新式钢铁企业中的钢铁工程师(1912-1937)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毛泽东与新中国的钢铁事业(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来源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现状 |
1.4 研究方法 |
1.5 论文创新点 |
第2章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支持鞍钢“打头阵” |
2.1 毛泽东对钢铁工业的重视 |
2.2 钢铁工业面临的发展困境 |
2.3 支持鞍钢“打头阵” |
2.3.1 号召迅速恢复建设鞍钢 |
2.3.2 支持鞍钢“三大工程”建设 |
2.3.3 鼓励培养钢铁人才 |
2.3.4 争取了苏联的援助 |
2.4 其他钢铁企业的发展 |
第3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三大、五中、十八小” |
3.1 钢铁工业成为一五计划重点 |
3.2 钢铁工业的大规模建设和发展 |
3.3 号召大规模学习苏联先进技术和经验 |
3.4 钢铁工业发展新道路的开端 |
第4章 “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
4.1 毛泽东试图以钢铁为突破口赶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
4.1.1 以钢铁为主要赶超目标的确立 |
4.1.2 各方“捷报”更加坚定了毛泽东对钢铁生产的信心 |
4.2 发动大炼钢铁运动 |
4.2.1 将完成钢铁指标作为硬性“政治任务” |
4.2.2 小高炉、小土炉的大量涌现 |
4.2.3 深入厂矿,鼓励生产 |
4.3 对钢铁发展形势的深入认识和曲折调整 |
4.3.1 给高指标“降温” |
4.3.2 逐步深入的调整 |
4.4 鞍钢宪法的创立及推行 |
4.5 “三线“建设——推动钢铁工业的发展深入西部腹地 |
第5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钢铁工业的跌宕起伏 |
5.1 动乱对钢铁工业的冲击 |
5.2 动乱与调整的“交织” |
5.3 动乱中的可贵成就 |
第6章 毛泽东领导新中国钢铁工业建设的经验及教训 |
6.1 高瞻远瞩,充分认识和致力发展钢铁工业 |
6.2 立足国情,科学制定钢铁工业发展战略 |
6.3 把握平衡,注重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
6.4 稳定时局,避免政治动乱对生产建设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4)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引言 |
第一节 去世后的哀荣 |
一、病逝成都 |
二、超乎常规的葬礼 |
三、死因重提 |
第二节 出身和早期经历 |
一、出身 |
二、新潮学生 |
第三节 家庭和工作作风 |
一、简朴的家庭生活 |
二、勤恳的工作作风 |
第二章 早期生涯 |
第一节 峥嵘岁月 |
一、见到列宁 |
二、年轻的共产党员 |
三、在“王明路线”时期 |
第二节 延安整风之中 |
一、与刘少奇“结怨” |
二、延安整风的开展 |
三、被“抢救” |
第三节 石家庄的“试验田” |
第三章 在南京的日子 |
第一节 主政南京 |
一、刘少奇的一封电报 |
二、接管南京 |
三、基层政权的建立 |
四、恢复生产 |
五、推动城市转型 |
第二节 江苏省委书记任上 |
一、中共高层“过渡”时间上的分歧 |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 |
第三节 推行农业合作化 |
一、“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
二、为江苏互助合作运动打下基础 |
三、推行统购统销工作 |
第四章 在上海初显身手 |
第一节 初露锋芒 |
一、入主上海 |
二、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
三、上海的“对资改造” |
四、“论十大关系”对上海的影响 |
第二节 关于反右运动 |
一、整风运动 |
二、鼓励鸣放 |
三、反右主将 |
四、上海反右派风暴 |
第五章 从反冒进到大跃进 |
第一节 柯庆施与大跃进运动兴起 |
一、“主要矛盾”问题 |
二、乘风破浪 |
三、批评反冒进 |
四、无限崇拜 |
五、“急先锋” |
第二节 城市大跃进的楷模 |
一、上海进入“大跃进” |
二、“一0七0”指标的提出 |
三、大炼钢铁 |
四、“技术革命” |
五、“全国一盘棋” |
第三节 上海农村人民公社化 |
一、推波助澜 |
二、大办人民公社 |
三、短暂的纠“左” |
四、不服输 |
第六章 庐山会议后的继续跃进 |
第一节 庐山会议 |
一、再度转向 |
二、上海反右倾斗争 |
三、打击刘顺元 |
第二节 继续跃进 |
一、工业再跃进 |
二、“救命稻草” |
三、“穷过渡” |
第三节 跃进的代价 |
一、更上层楼 |
二、保钢 |
三、农村危局 |
四、不糊涂的糊涂账 |
第七章 七千人大会前后 |
第一节 坚守最后的阵地 |
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
二、不同的反思 |
三、最后的“社会主义阵地” |
第二节 分裂的开始 |
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
二、中央高层重心的偏移 |
三、为毛泽东辩护 |
第三节 重提“阶级斗争” |
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
二、上海的阶级斗争之弦 |
三、“四清”运动 |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试验基地 |
第一节 倡导现代戏 |
一、“大写十三年” |
二、华东各地贯彻 |
三、毛泽东的支持 |
第二节 “文革”前华东现代戏高潮 |
一、华东成为现代戏的海洋 |
二、全国现代戏高潮的出现 |
三、高潮的背后 |
四、柯庆施的文艺“四清”运动 |
第三节 柯庆施与“文革”的发动 |
一、与江青合作 |
二、提携张春桥、姚文元 |
三、关于“评海瑞罢官”的争议 |
结语 |
附1 1954 年—1965年上海市委主要领导 |
附2 1949 年以后柯庆施大事记 |
参考文献 |
后记 |
(6)论环境立法的成本效益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章 成本效益评估的基础理论 |
第一节 成本效益评估的含义与本质属性 |
一、成本效益评估的含义 |
二、成本效益评估的本质属性 |
第二节 成本效益评估的伦理基础 |
一、效率观 |
二、福利观 |
三、对效率观和福利观的反思 |
第三节 成本效益评估的兴起与发展 |
一、成本效益评估的兴起 |
二、成本效益评估的发展 |
三、成本效益评估演进述评 |
第四节 对成本效益评估的批评与回应 |
一、成本效益评估是对特定政策的估值,不是将生命商品化 |
二、科学不确定性是环境风险的本质特征,不是成本效益评估的方法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环境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缘由 |
第一节 环境法的成本制约 |
一、环境法的成本是客观存在的 |
二、资源稀缺决定环境决策必须考虑成本 |
三、成本影响环境法的实效和效率 |
第二节 环境风险的认知差异与风险权衡 |
一、风险认识存在差异 |
二、环境立法必须进行风险权衡 |
第三节 环境法基本原则与决策分析方法的局限 |
一、环境法基本原则的局限 |
二、现行决策分析方法的局限 |
第四节 成本效益评估的功能 |
一、促进环境立法效率价值目标的实现 |
二、克服对环境风险的认知局限,识别处理环境风险的立法项目的优先顺序 |
三、识别制度选择的后果,证明环境法的合理性 |
四、有利于克服信息不对称,促进环境立法的民主决策 |
五、为民主协商提供信息和交流的平台,有利于在价值观分歧中达成理性的共识 |
六、良好运行的成本效益评估可以实现对人格尊严的保护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环境立法的成本效益评估内容和方法 |
第一节 成本分析 |
一、成本和效益分析的前提——确定基线 |
二、成本的种类和评估方法 |
三、附加风险 |
四、守法成本评估过高的可能与校正 |
第二节 效益分析 |
一、环境效益种类与评估方法 |
二、环境的存在价值 |
三、生命价值的评估方法 |
四、附加效益 |
第三节 折现率的适用 |
一、生命价值评估的折现率适用 |
二、后代人损害的折现率问题 |
第四节 分配影响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环境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实证分析——以美国为例 |
第一节 美国环境法内容的变化与成本效益默认原则的确立 |
第二节 美国的成本效益评估标准 |
一、成本效益评估标准的发展 |
二、成本效益评估过程中的政治因素 |
第三节 美国的成本效益评估报告 |
一、立法法案必要性的陈述 |
二、替代性措施的分析 |
三、识别与测量成本和效益 |
四、分配影响分析 |
第四节 美国的行政审查 |
一、审查主体及其职责 |
二、行政审查的有效性 |
三、行政审查倾向 |
第五节 美国的司法审查 |
第六节 美国成本效益评估实践的启示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我国构建环境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基本设想 |
第一节 适用范围 |
一、适用的阶段 |
二、适用的立法项目 |
第二节 评估主体与评估标准 |
一、评估主体 |
二、评估标准 |
第三节 公众评议 |
一、问题的提出:公众评议的对象 |
二、成本效益评估纳入公众评议的意义 |
三、成本效益评估中公众与专家的关系 |
四、公众评议的形式:听证会 |
第四节 审查机制 |
一、审查主体 |
二、审查主体的职责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科研成果目录 |
后记 |
(8)我国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三、研究思路与框架 |
第一章 相关理论与研究现状综述 |
第一节 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
一、资源型城市发展的相关理论 |
二、产业结构理论 |
三、就业相关理论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问题研究现状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第二章 我国资源型城市发展的主要障碍 |
第一节 我国资源型城市概述 |
一、我国资源型城市的一般特征 |
二、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分布 |
三、我国资源型城市所处发展阶段 |
第二节 我国资源型城市发展的主要障碍 |
一、主体资源逐渐枯竭 |
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
三、城市发展战略滞后 |
第三章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 |
第一节 我国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现状 |
一、我国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特点 |
二、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的成因 |
第二节 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与接续产业选择 |
一、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
二、资源型城市接续、替代产业的选择 |
第四章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就业问题 |
第一节 资源型城市的就业问题及成因 |
一、资源型城市的就业问题现状 |
二、资源型城市就业问题的原因分析 |
第二节 产业转型对资源型城市剩余劳动力的吸纳 |
一、接续、替代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 |
二、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对劳动力的吸纳 |
三、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 |
第五章 我国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动态分析 |
第一节 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动态分析方法 |
一、主成分分析基本原理 |
二、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 |
第二节 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动态主成分分析结果 |
一、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指标选择 |
二、我国资源型城市综合经济发展动态轨迹 |
第六章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个案分析 |
第一节 稳产期:辽宁省盘锦市的产业转型措施 |
一、盘锦市发展现状及问题 |
二、盘锦市的产业转型措施 |
三、盘锦市产业转型的经验总结 |
第二节 增产期:山东省邹城市的产业转型探索 |
一、邹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
二、邹城市的产业转型探索 |
三、邹城市产业转型探索的经验总结 |
第三节 衰退期:辽宁省阜新市的产业转型尝试 |
一、阜新市的城市发展困境 |
二、阜新市进行的产业转型尝试 |
三、阜新市产业转型的经验和教训 |
第七章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方式与转型时机 |
第一节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方式选择 |
一、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主要方式 |
二、影响产业转型方式选择的主要因素 |
第二节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成本和时机选择 |
一、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成本 |
二、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时机选择 |
第三节 国内外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经验借鉴 |
一、国内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经验 |
二、国外资源型城市发展经验总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论文摘要 |
Abstract |
(9)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历史研究(1949-1965)(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课题缘起与经纬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3 城市规划历史研究的回顾 |
1.3.1 关于中国近代城市规划的研究 |
1.3.2 关于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研究 |
1.4 研究内容与重点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重点 |
1.5 研究方法与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 |
1.6 有关概念与用法 |
1.6.1 都市计划、城市规划与城乡规划 |
1.6.2 苏联与前苏联的用法 |
第二章 政治经济脉络之演变与现代城市规划的历史分期 |
2.1 政治经济脉络的演变 |
2.2 近现代整体视野下的现代城市规划分段 |
2.2.1 近现代城市规划的历史分代 |
2.2.2 现代城市规划的分段与分期 |
2.2.3 1949-1965年现代城市规划的三大阶段 |
2.3 1949-1965年各阶段的内容 |
2.3.1 城市规划的恢复与起步阶段(1949-1952) |
2.3.2 城市规划的引入与调整阶段(1953-1957) |
2.3.3 城市规划的波动与徘徊阶段(1958-1965) |
2.4 现代城市规划及其建设的类型 |
2.4.1 城市类型 |
2.4.2 城市规划类型及其性质 |
第三章 城市规划的恢复与起步(1949-1952) |
3.1 社会背景 |
3.1.1 “生产性城市”建设方针 |
3.1.2 城市化起步与城市制度 |
3.1.3 城市改造与新村建设 |
3.2 城市规划的起步 |
3.2.1 都市计划方案的迅速出台 |
3.2.2 苏联专家参与和逐步影响 |
3.3 首都北京城市规划 |
3.3.1 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成立 |
3.3.2 两种不同的城市建设思想 |
3.3.3 行政中心留在旧城——巴兰尼克夫方案 |
3.3.4 行政中心移往西郊——梁陈方案 |
3.3.5 肯定行政区留旧城——朱赵方案 |
3.3.6 规划方案的共识与分歧 |
3.4 沿海地区城市规划——以上海与天津为例 |
3.4.1 上海都市计划初期草案第三稿与上海市发展方向图草案 |
3.4.2 天津的建设计划与城市规划 |
3.5 内地地区城市规划——以西安与兰州为例 |
3.5.1 西安市都市计划三稿 |
3.5.1 兰州市都市建设计划草案概要 |
3.6 小结 |
第四章 城市规划的引入与调整(1953-1957) |
4.1 社会背景 |
4.1.1 “经济恢复”胜利完成 |
4.1.2 “一五”计划开始实施 |
4.1.3 城市化与城市制度的发展 |
4.2 城市规划的“第一个春天” |
4.2.1 苏联规划的全面引入 |
4.2.2 城市规划的全面展开 |
4.3 “论十大关系”与规划调整 |
4.3.1 “一五”计划的总结——“论十大关系” |
4.3.2 苏联规划模式的反思——“反四过” |
4.4 政治中心北京的城市规划与建设 |
4.4.1 总体规划方案的讨论 |
4.4.2 政治中心区的规划 |
4.5 工业城市规划与建设 |
4.5.1 工业城市与规划的类型 |
4.5.2 已有实施规划的工业城市 |
4.5.3 首次实施规划的工业城市 |
4.6 小结 |
第五章 城市规划的波动与徘徊(1958-1965) |
5.1 从“大跃进”到“大调整” |
5.1.1 自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 |
5.1.2 反城市化的发展进程 |
5.2 城市规划的波动与徘徊 |
5.2.1 城市规划的“大跃进”(1958-1960) |
5.2.2 “三年不搞城市规划”(1960-1963) |
5.2.3 城市规划的短暂恢复(1963-1965) |
5.3 区域规划的高潮——通化与朝阳区域规划 |
5.3.1 吉林通化地区区域规划 |
5.3.2 辽宁朝阳地区区域规划 |
5.4 分散与组团布局——三种类型城市规划 |
5.4.1 “工农结合”的分散布局——大庆城市规划 |
5.4.2 “三翼伸展、田园楔入”的风车状组团布局——合肥城市规划 |
5.4.3 “带状组团”的分散布局——攀枝花城市规划 |
5.5 城乡与工农并举——人民公社规划 |
5.5.1 农村人民公社规划 |
5.5.2 城市人民公社规划 |
5.5.3 对首都北京的影响 |
5.6 小结 |
第六章 历史城市保护与旧城改造 |
6.1 历史城市保护与旧城改造的历史概念 |
6.1.1 历史城市保护 |
6.1.2 旧城改造 |
6.2 历史城市保护与旧城改造的历史考察 |
6.2.1 历史城市保护的开始与城市环境的整治(1949-1952) |
6.2.2 文物建筑保护的发展与旧城利用和改造(1953-1957) |
6.2.3 历史城市的破坏与旧城改造的“大跃进”(1958-1965) |
6.3 历史城市保护与旧城改造的思想理论 |
6.3.1 中国专家的历史保护与思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
6.3.2 苏联专家的历史古迹保护思想——改建、扩建和新建 |
6.4 历史文化保护与旧城改造的历史特征 |
6.4.1 社会主义的文物保护观 |
6.4.2 实用主义的文化观影响 |
6.4.3 激进主义的现代化进程 |
第七章 城市规划体系建构与嬗变 |
7.1 城市规划体系的结构与功能 |
7.2 城市规划法规体系 |
7.2.1 城市规划法规与政策 |
7.2.2 土地管理法律规范 |
7.2.3 文物保护法律规范 |
7.2.4 房产管理法律规范 |
7.2.5 建设工程与市政工程管理 |
7.2.6 规划法规体系的历史特征 |
7.3 城市规划编制体系 |
7.3.1 总体规划 |
7.3.2 详细规划 |
7.3.3 区域规划 |
7.3.4 城市设计 |
7.3.5 城市规划编制与审批程序 |
7.3.6 规划编制体系的历史特征 |
7.4 城市规划管理体系 |
7.4.1 规划管理建构的起步(1949-1952) |
7.4.2 城市规划机构的健全(1953-1957) |
7.4.3 规划管理体系的调整(1958-1965) |
7.4.4 规划管理体系的历史特征 |
7.5 小结 |
第八章 城市规划范型导入与影响 |
8.1 城市规划的思想类型 |
8.1.1 中国传统大同思想 |
8.1.2 苏联城市规划思想 |
8.2 城市规划的理论范型 |
8.2.1 古典主义规划 |
8.2.2 功能主义规划 |
8.2.3 有机疏散理论 |
8.2.4 卫星城理论 |
8.2.5 带型城市理论 |
8.2.6 区域规划理论 |
8.2.7 居住区规划理论 |
8.2.8 绿地带规划理论 |
8.3 城市规划的实践范型 |
8.3.1 首都城市的城市规划 |
8.3.2 树为典型的城市规划 |
8.4 城市规划范型的影响途径 |
8.4.1 近代城市规划的隐性延续 |
8.4.2 苏联城市规划的显性导入 |
8.5 1949-1965年城市规划理论的源与流 |
第九章 城市规划学科形成与发展 |
9.1 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历史背景 |
9.1.1 城市规划学科的历史纵览 |
9.1.2 城市规划教育的近代背景 |
9.2 城市规划学科的基础 |
9.2.1 城市规划核心内容的确定 |
9.2.2 城市规划相关学科的交叉 |
9.3 城市规划教育 |
9.3.1 城市规划教育的发展历程 |
9.3.2 城市规划院校的发展 |
9.3.3 城市规划教材的使用 |
9.3.4 城市规划课程的设置 |
9.4 小结 |
第十章 总结与展望 |
10.1 1949-1965年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历史总结 |
10.2 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后续研究 |
附录1 主要参考文献 |
附录2 论文图表目录 |
附录3 1949-1965年中国出版的城市规划书籍与译着一览表 |
附录4 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大事记 |
附录5 《城市规划编制暂行办法》(1956) |
附录6 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项目 |
后记 |
(10)清末实业教育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清末实业教育的制度化过程 |
第一节 前制度化的职业技术教育 |
一、古代教育中的职业技术教育成分 |
二、学徒制中的职业技术教育 |
三、前制度化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环境 |
第二节 清末实业教育制度的孕育、形成和调整 |
一、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 |
二、实业教育制度的实践基础 |
三、实业教育制度文本的出台 |
四、实业教育制度的补充与调整 |
第三节 清末实业教育制度文本分析 |
一、概念体系与目标体系 |
二、结构体系与组织体系 |
三、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 |
第二章 清末实业教育制度的执行主体 |
第一节 权重一方、节制学务的总督巡抚 |
一、督抚兴办实业教育的概况 |
二、督抚参与的动因分析 |
三、督抚兴学的特点 |
四、督抚在实业教育中的作用 |
五、周馥、端方个例分析 |
第二节 劝学助学、造福桑梓的地方士绅 |
一、士绅参与的活动概述 |
二、士绅参与的动机分析 |
三、士绅参与的历史作用 |
四、孙诒让、熊希龄个例分析 |
第三节 父实业、母教育的实业巨子 |
一、周学熙的实业教育实践 |
二、盛宣怀的实业教育实践 |
第四节 亦商亦儒、热心向学的商人和商人组织 |
一、商人和商人组织的兴学活动 |
二、商人和商人组织的办学特色 |
三、商人和商人组织兴学的动力来源 |
第五节 实业教育的其他兴办主体 |
一、中央机关之商部(农工商部) |
二、中央机关之邮传部 |
三、地方局、所、会社及公司 |
四、各地教育会 |
第三章 实业教育制度的施教机构 |
第一节 农业教育: 教喻服田力穑、冀图地无弃才 |
一、清末农业教育兴起的背景 |
二、农业学堂兴办述略 |
三、农业教育的总体规模与结构布局 |
四、农业教育的成效与局限 |
第二节 工业教育: 精研器物制造、造就局厂工师 |
一、工业教育的兴起 |
二、洋务时期的工业技术学堂 |
三、癸卯学制前的工业教育 |
四、实业学堂的工业教育 |
五、工业学堂办学实例 |
第三节 商业教育: 通晓商事商情、促进贸易繁盛 |
一、新式商业教育兴起的背景 |
二、商业教育体系的初创 |
三、清末商业教育的特点和成效 |
第四节 铁路学堂: 发达交通枢纽、蓄养铁路工师 |
一、负笈游学,取石他山——清末铁路教育的开端 |
二、诸校迭兴、体系初创——清末铁路教育的兴办梗概 |
三、弃旧图新、求实通达——清末铁路教育的管理和教学 |
四、微效初着、罅隙待补——清末铁路教育的成效及局限 |
第五节 矿业学堂、商船学堂和艺徒学堂概述 |
一、研求矿脉矿质、培养矿工矿师的矿业学堂 |
二、授以航海技艺、造就管带驾驶的商船学堂 |
三、教授粗工浅技、裨益贫家子弟的艺徒学堂 |
第六节 女子实业教育:传授劳动技术、养成自立资格 |
一、女子实业教育的门类 |
二、女子实业教育产生的原因和特点 |
第四章 清末实业教育的教学和管理 |
第一节 实业教育行政管理 |
一、实业教育中央行政管理 |
二、实业教育地方行政管理 |
第二节 实业教育学堂行政管理 |
一、实业学堂行政组织机构 |
二、总办和监督的人选及作用 |
第三节 实业教育财政和财务 |
一、实业教育财政 |
二、实业学堂财务管理 |
第四节 实业教育师资 |
一、实业教育师资的来源 |
二、实业教育师资管理 |
三、实业教育师资的总体状况 |
第五节 实业学堂学生 |
一、学生数量 |
二、入学资序 |
三、学生管理 |
四、学生出路 |
五、学生“滋事” |
第六节 课程、教学和考试 |
一、实业教育的课程 |
二、实业教育的教学 |
三、实业教育的考试 |
第五章 比较与鉴别 |
第一节 清末实业教育的比较分析 |
一、实业教育的内部比较 |
二、实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师范教育的比较 |
三、清末实业教育与同期国外同类教育的比较 |
第二节 清末实业教育的历史定位 |
一、实业教育的历史成就 |
二、是“实业教育”还是“失业教育” |
第三节 从实业教育到职业教育 |
一、民初实业教育的发展 |
二、实用主义教育的一度流行 |
三、职业教育的发展 |
四、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联系与分野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四、负重跨越——大冶有色冶炼厂5年发展回眸(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D]. 李响.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2]近代中国矿冶工程师群体研究(1875-1949)[D]. 雷丽芳. 北京科技大学, 2018(08)
- [3]毛泽东与新中国的钢铁事业[D]. 张艳聪. 湘潭大学, 2014(03)
- [4]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D]. 邢恩源. 南京大学, 2013(01)
- [5]白山黑水——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纪实[J]. 徐剑. 中国作家, 2012(20)
- [6]论环境立法的成本效益评估[D]. 高敏. 武汉大学, 2011(05)
- [7]全国最新工程咨询单位名录[J]. 中咨协会业务协调部. 中国工程咨询, 2009(Z1)
- [8]我国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问题研究[D]. 李雨潼. 吉林大学, 2007(05)
- [9]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历史研究(1949-1965)[D]. 黄立. 武汉理工大学, 2006(12)
- [10]清末实业教育制度研究[D]. 吴玉伦. 华中师范大学, 200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