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综合评分（论文文献综述）
邢斯达[1]（2021）在《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创造出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国家综合实力得到明显提升。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尤其是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问题接踵而至,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也随之陡增,致使我国对外贸易受到了巨大冲击。伴随着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战略决策,通过国内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向更高层次迈进。近年来,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提升,对于社会产品服务的需求结构正处于由物质型消费转向服务型消费为主的进程中,直接表现在对医疗、教育、养老、文化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加。然而,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卫生、教育、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等社会型基础设施供需矛盾正日益凸显,出现了诸如城镇医疗设施覆盖不足、医疗秩序混乱、就医环境差,教育设施短缺、设备简陋等社会型基础设施供给不完善的问题。社会型基础设施是政府提供医疗、科技、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的主要载体,其供给水平直接影响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及在新时期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的背景之下,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完善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政策,提升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实际作用效果,更为有效的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动能是本文主要思考的问题。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目前学术领域关于基础设施的研究多数集中在经济型基础设施,相对忽视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关注,基础设施政策的效果评价类文献更多将研究重点集中在经济效应方面,对其产生的社会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关于社会效应的文献集中在贫困减缓、收入差距减少等单一目标的研究。随着新时期社会环境的复杂变化,仅仅依靠单一目标作为基础设施政策评价的政府目标和责任体系构架已经与实际需要不相符,基础设施政策的评价体系应从传统的以单一效应目标转向多效应综合目标体系的构建。此外,现有文献更多将基础设施作为一个整体,或者对整体中的单一类型基础设施展开研究,相对缺少从基础设施结构角度出发的文献,如对不同类型基础设施政策实施效果对比的文献。随着时间空间等因素的变化,不同类型基础设施的政策效果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有效提高政府部门基础设施投资资金的整体使用效率,理应从相对动态的角度对基础设施的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判断。目前对于基础设施存量,包括社会型基础设施存量的估算缺乏官方统计数据,现有文献更多运用基础设施的替代变量作为政策效果的评价指标,指标选取方式主观性较强,运用基础设施的存量数据能够更为客观的判断基础设施的政策效果。根据上述背景,本文立足于以人为本的思想,以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为支撑,在考虑政策经济效应的同时兼顾社会发展目标,将研究重点放在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双效应方面,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的作用路径、影响机制、变化趋势等展开研究。本文引入基础设施政策结构性调整的思路,充分考虑到时间和空间因素,对经济和社会两类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分地区、分时间得出了一些细化的结论,相对丰富了基础设施结构性调整类的文献。此外,本文对我国历年各类型基础设施存量进行了估算,并以此作为实证分析的主要数据支持。本文主要分析部分安排如下:首先,本文对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作用机理和内在作用机制进行探究。运用历史数据直观描述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主体、项目资金来源变化、占城镇投资比重变化、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变化的发展事实。对我国四类社会型基础设施构建供需协调发展模型进行测算和分析,明确了我国四类社会型基础设施实际的供需协调等级和供需现状,通过永续盘存法估算全国层面和省际层面的社会型和经济型基础设施存量,为实证分析提供相应的现实背景和数据支持。其次,本文分三部分进行实证分析。经济效应的实证方面,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传导路径进行实证分析,通过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综合考虑官员晋升压力、资源禀赋和金融市场等因素,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区域异质性进行考察。社会效应方面,科学设计了涵盖社会公平、生活秩序、社会稳定等因素的和谐社会综合指标作为衡量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基础数据,对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外部性以及外部溢出效应进行衡量,分时间、分区域对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经济和社会综合效应方面构建经济社会综合评价指标,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社会效应以及经济社会综合效应进行了测度,对其动态变化进行分析。此外,考虑到经济型基础设施和社会型基础设施的作用效果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在实证部分进一步分析了两类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的影响差异,为社会型基础设施更好的改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借鉴。最后,根据本文的分析结论,针对如何完善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1）社会型基础设施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作用产生经济效应,其经济效应整体呈正向效果。（2）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效果显着,且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3）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整体处于上升趋势,其实际效果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4）两类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实际作用效果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以及各自的比较优势。（5）我国四类社会型基础设施供需协调等级整体呈上升趋势,实际供需情况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总的来说,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具有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应,与经济型基础设施的作用效果相比,在不同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基础设施投资政策上,要提升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增加社会型基础设施的政策重视,加强中央和地方社会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完善社会型基础设施的整体供给水平。在政策调整时,要充分考虑区域差异,根据实际需求情况调整我国现有基础设施投资政策,考虑新时期、新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新因素,综合制定基础设施政策目标和投资方向,建立动态的基础设施政策决策机制,对政策效果进行综合性动态评估,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更为有效的发挥政府的政策职能。
冯欣[2]（2021）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利益相关者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水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也是农业生产的必须要素。面对我国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和农业用水浪费严重的现状,农业水价改革势在必行。但农业用水提价与农民承载力间的矛盾,制约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开展。因此,进行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研究,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出发,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合理分担机制,对于推动改革开展、优化水资源配置和破解水资源供需矛盾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用加权Topsis法、Micthell评分法、模糊数学模型等研究方法,在分析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特征和问题的基础上,评价了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识别了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分析了其利益诉求和影响水价的机理,确定了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及其分担水价,提出了农业水价合理分担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划分了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阶段,阐明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将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划分为初始、深入试点、全面推进和分类施策四个阶段,归纳了各阶段特性。分析了改革中制度变迁和机制形成的过程,任务分配和改革进展的空间特征,以及机制落实和节水增效的改革成效。总结了改革创新、多样化的做法和明显的分类特征。（2）构建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全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评价。根据改革特征和文献研究,确定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评价的指标体系;利用文献分析法和加权Topsis法,分别从指导政府决策和客观定量评价两个角度出发,对31省（区）改革进展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各省改革进展评价得分在43.332-99.97分之间,呈现南方>北方,东部>西部>中部的区域特征。粮食主产区受改革任务重、难度大、承载力低等因素影响,改革进展普遍偏慢,需要建立改革激励和农业水价分担机制。（3）明确了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判定和评价方法,丰富了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研究理论。对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进行定义、识别和分类,分析了利益相关者在改革中的利益关系、诉求和影响农业水价的机理。利用专家咨询法进行利益相关者评价,得分在1.55-7.243,呈现农业用水供给方>农业用水使用方>支援保障方,政府>农户>社会。从利益评价和利益诉求出发,提出了利益相关者对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分担方式,明确了政府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和政府、农户在农业水价分担中的主体地位。（4）提出了农业水价分担份额评估方法,明确了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农业水价分担份额的评估方法包含定性评估、定量评估、综合分析及修正4个部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定性的利益评价;利用C-D生产函数、单位效益和模糊数学模型等方法,从粮食安全、灌溉效益和生态价值3个角度出发,对主要利益相关者农业水价分担份额进行定量评估;对定性和定量研究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并从激励地方改革和扶持粮食主产区农户的目标出发进行修正,最终确定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研究结果显示,中央、地方政府和农户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分别在0.302-0.399,0.292-0.472和0.21-0.395;中央、地方和农户承担的农业水价分别在0.011-0.204元/m3,0.010-0.236元/m3,0.009-0.217元/m3;根据2018年粮食播种和灌溉情况,确定当年粮食灌溉共产生水费496.82亿元,其中中央政府172.1亿元,地方政府165.19亿元,农户159.54亿元。（5）建立了农业水价合理分担机制,提供了破解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困境的途径。在改革进展、利益相关者和农业水价分担份额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核心,四个服务”的农业水价合理分担机制,对于破解改革困境、推动改革开展具有重要意义。创新点:（1）提出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对全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进行了评价;（2）提出了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判定和评价方法,丰富了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研究的理论;（3）提出了农业水价分担份额确定方法,确定了各省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
王永仓[3]（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李建文[4]（2020）在《网络借贷市场资金供需双方行为特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网络借贷借助信息技术撮合借贷双方完成基于信任的匿名借贷交易,其本质仍为民间借贷。技术的引入扩大了借贷交易的地域范围和时间范围,来自全国各地的借款人和投资人可以不受时间与地域的限制,随时随地进行借贷交易。网络借贷的准入门槛较低,吸引了大量有资金需求的借款人和拥有闲散资金的投资人参与网络借贷交易。网络借贷市场资金需求侧和供给侧参与者的行为特征会对市场运行和市场效率产生重要影响。在资金需求侧,由于平台的风险防控技术和贷后联合惩戒措施不足以及监管政策冲击,导致借款人违约风险较高,甚至出现恶意逃废债问题,不仅致使投资人面临损失,还加剧了行业风险。在资金供给侧,不同于机构投资者,网络借贷投资人主要为缺乏专业知识和投资经验的个体投资者,其在网络借贷交易中表现出部分非理性行为。此外,普惠金融的重点服务对象是否受到投资人的偏好及其融资成本高低,关系到网络借贷能否助力实现普惠金融目标。监管信号近年密集释放,网络借贷行业正处在清退转的关键时刻。借助网络借贷市场的借款申请和出借记录等标准化交易数据,研究网络借贷主要参与者的行为特征,扩展影响市场效率和市场运行的关键因素,可为宏观监管、中观平台转型升级和微观参与者调整个体行为提供参考。鉴此,本文聚焦资金需求侧和资金供给侧参与者的行为特征,以在中国具有代表性的网络借贷机构人人贷的借款申请数据和出借记录数据为研究样本,以借款人和投资人的统计学特征为研究对象,基于信贷配给、偏好理论和亲和效应构建借款人风险和融资成本的分析模型与投资人期望收益、投资偏好和投资决策的分析模型,有层次地提出并实证分析资金需求侧的信用风险和融资成本、资金供给侧的投资偏好、网络借贷的普惠性效果以及投资人特征和借贷双方同质性对投资决策的影响等问题。在资金需求侧,本文研究发现工作行业、收入水平、负债水平和创业者身份能够预测借款人的信用风险,而且还能够影响挂牌利率和成交利率。关于信用风险,农民群体的信用风险较高,发生违约的几率和违约比例较高,同时信用评分较低。IT和金融/法律业的借款人信用风险较低,而在建筑工程、餐饮/旅馆、公共事业、教育/培训和零售/批发等行业的借款人信用风险较高。网络借贷市场低收入群体的信用风险相对较低,高收入群体的信用风险反而较高。在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借款人信用资质较好,在网络借贷市场的信用风险较低。此外,创业者的违约几率和违约比例均显着低于非创业者,而且对应的信用评分较高。关于融资成本,借款人设定的借款利率基本符合现代资本资产定价理论,高风险的借款人设定的借款利率较高,低风险的借款人设定的借款利率较低,但低风险的创业者可能因迫切需求资金而提高借款利率。投资人并不能完全识别借款人特征背后的信用信息,使得部分高风险的借款群体能以低利率达成交易。在资金供给侧,本文研究发现投资人虽存在行业歧视和嫌贫爱富行为,但支持创业者融资,进而支持大众创业。IT行业的借款人违约风险较低,然而申请借款的满标几率和人均投资金额较低;能源业、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借款人违约风险较高,却受到投资人的青睐;媒体/广告和文化/体育/娱乐业的借款人违约风险与基准组无显着差异,且申请借款时设定的借款利率和成交利率较高,也未受到投资人的青睐。因而,投资人对来自IT、能源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媒体/广告和文化/体育/娱乐业的借款人的偏好或歧视行为背后无合理的经济解释,该行为是一种非理性行为。投资人存在嫌贫爱富现象,高收入和有负债的借款人申请借款的满标几率和投资人平均出借金额较高。收入水平高的借款人信用风险高,负债水平高的借款人信用风险低,因而投资人非理性偏好高收入者,理性偏好高负债者。创业者申请借款的满标几率较高,而且获得投资人出借金额的均值较大,说明投资人偏好将资金出借给创业者。由于创业者的信用风险较低,因而投资人理性偏好创业者。本文研究发现网络借贷助力实现普惠金融目标的效果有限,弱势群体通常面临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农民、低收入和创业者属于当前我国普惠金融的重点服务对象,其与投资人达成交易时的借款利率较高,意味着弱势群体在网络借贷市场面临融资贵问题。农民和低收入借款人不受投资人青睐,申请借款的可得性较低,而且获得投资人出借金额的均值较小,意味着农民和低收入群体在网络借贷市场面临融资难问题。创业者受到投资人的青睐,不会面临融资难问题,因而网络借贷支持创业者融资。总体来看,网络借贷实现普惠金融目标的作用效果有限,弱势群体面临融资贵问题,而且农民和低收入者面临融资难问题,仅创业者融资可得性较高。在资金供给侧,本文研究发现投资人的基础信息、资产信息、工作信息和出借信息以及借贷双方的整体同质性、部分局部特征同质性能够显着影响投资人的风险偏好、出借金额和投资收益。借贷双方相同的特征增加—项,投资人在出借资金时选择的出借利率平均降低8.89基点,单笔出借金额平均增加29.79元,投资收益率平均增加10.73基点。关于局部特征同质性,借贷双方的年龄相同、学历相同、婚姻状况相同、房产情况相同或工作省份相同时,投资人选择的出借利率较低;借贷双方的学历相同、收入水平相同、房产或车产情况相同时,投资人出借的金额较大;借贷双方的性别相同、婚姻状况相同、车产情况相同、房贷或车贷情况相同时,投资人的投资收益率较高。本文较为系统地分析了网络借贷资金需求侧和资金供给侧的行为特征,将信贷配给和偏好理论的研究场景扩展到网络借贷市场,扩展了该理论的应用场景,丰富了网络借贷领域的理论研究;扩展网络借贷市场信用风险和融资成本的影响因素,为网络借贷平台评估借款人风险和投资人理性决策提供参考;丰富网络借贷中存在的偏好种类,有助于提高投资效益和改进投资策略;明晰网络借贷在实现普惠金融目标中的作用,有利于提高学界、业界和监管层对网络借贷普惠性的认识和理解;弥补网络借贷市场投资人特征和借贷双方同质性影响投资决策研究的相对空白,有助于从投资人角度更加深入地了解网络借贷交易活动的特征;最后,本文的研究可为监管层实施网络借贷专项整治、平台转型升级和改进服务模式以及借贷交易参与者提供诸多理论和经验依据。
马思怡[5]（2020）在《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世界4.0工业革命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受到传统生产红利流失与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的双重压力,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对现有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的要求越发迫切。本文通过对新旧动能转换理论内涵的解读,展开对中国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问题的探讨,并测算各省份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水平,在此基础上,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的推动机制。首先,基于已有文献阐述新旧动能转换相关理论,包括新旧动能转换的内涵、定义,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新旧动能转换的作用机制,包括包容性增长与金融结构优化理论,为后续实证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其次,构建中国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主因子数量与权重,得出2008-2018年中国各省市新旧动能转换综合得分与各因子得分（体制变革因子、技术创新因子、信息化因子、对外贸易因子、绿色生产因子、市场占有因子）。根据测算结果可知,我国各省市之间新旧动能转换水平差异较大,出现以东部地区新旧动能转换水平领跑,中部地区进入平缓发展阶段,西部局部省市出现攀升的发展趋势。根据新旧动能转换综合得分,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回归分析,具体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新旧动能转换是否存在推进作用,以此衡量金融发展的方向和效用。由分析结果可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新旧动能转换具有推动作用,包容性增长是未来金融深化改革的重要方向。除此之外,技术创新、金融业规模扩大、工业水平上升对新旧动能转换也存在推进作用,但外商过多引入不利于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发展。最后,根据各地区新旧动能转换水平的测算结果与实证结果,可以得出以下三方面的建议: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金融服务能力;培育制造业新动能,推动创新驱动型发展;因地制宜,根据区域禀赋差异培育制造业新动能。
朱迪[6]（2020）在《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及比较研究》文中指出上海市开办一家企业的时间是35天,而她附近的合肥市则需42天才能创办一家企业,她们两地如此相近,两个地区的营商环境却如此不同。有的地区市场化进程较快,而有的地区市场化进程缓慢。在回答地区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程度差异这一永恒主题过程中,有别于已有文献从资本投入等分析视角。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出发,有理由认为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形成地区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程度差距的主要动因。由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差异,地区间有着不同的市场化程度与营商环境,最终形成中国区域和企业不同的经济绩效。制度性交易成本差异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社会秩序,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地区实行的是开放权利社会秩序,中等地区实行的是相对次弱的权利半开放型社会秩序,高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形成的是权利有限准入社会秩序。基于上述客观现实,本文将试图回答以下四个主要层面问题:（1）什么是制度性交易成本?（2）中国区域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到底有多高?与已有的两部测算制度性交易成本着作—《2008中国营商环境》、《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研究结果是否竞相一致?（3）制度性交易成本与营商环境、市场化程度之间的异同,成本上升对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程度的影响（4）中国政府当下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政策,如“三去一降一补”政策是否帮助企业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不同区域中的行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有多高?它们之间存在的差距有多大?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普遍认为我国制度性交成本较高,但具体有多高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说清楚。作为一项分析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解经济绩效差异的重要工具,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行综合测算和系统性分析。测算的前提是明确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内涵和外延,本文分析框架首先是对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行界定（界定）;其次在制度性交易成本界定的基础上进行测算,鉴于目前关于制度性交易成本测算已有两部着作,一部是《营商环境报告》,另一部是《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本文把制度性交易成本与这两部着作分别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出它们之间的异性和共性,并在此分析基础上构建指标进行测算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区域间成本测度及差异比较）;再其次对不同行业和股权性质下的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行比较分析,比较区域中不同行业和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运用DID模型识别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实施对制度性交易成本影响（区域中的行业制度成本估算与差异比较）;最后并运用扎根理论得出相应的降低对策（降低对策）。具体而言,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本文明确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企业因制度性因素而产生的不合理成本,制度工具包括冗长的法律法规和政府管制措施,涉企收费、企业进入管制成本、政企关联支出、政府管制成本等都属于制度性交易成本范畴。从宏观层面来看,制度性交易成本具体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未能理顺,各环节体制引发障碍带来的成本,例如行业垄断成本、不合理的税费负担等均属于这类成本。从微观层面来看,理性经济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管制企业市场经济行为,在法制不完全健全条件下,经济人有可能增加行政审批事项,当存在行政审批事项与管制行为过多时,就会产生制度性交易成本。这类成本突出表现为行政审批过程中项目偏多、程序数目复杂等,例如政商关联支出、企业进入规制成本均属于这类范畴。第二,在接受“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企业因制度性因素而产生的不合理成本”这一概念基础上,从宏微观经济事后表现层面构建指标体系,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等相关数据综合测算出中国31个省份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数。测算后发现指数呈现降低趋势,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数整体降低幅度从1997年8.41%降低到2014年的7.9%。从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发达省份制度性交易成本最低,综合指数是7.55,相对次弱的是中部地区（8.41）,再次是东北地区（8.45）,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数最高的是经济欠发达西部地区（8.63）。这与《2008中国营商环境报告》、《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这两部研究成果相吻合,即市场化程度高、营商环境好的地区就是制度性成本指数低的地区。并运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进行检验,发现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呈现负相关关系。其中制度性交易成本每下降1%,我国市场化总体程度提高1.307%。只有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才会明显改善地区间的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程度。第三,本文供给侧改革中的“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出台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区域中不同行业和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将2015年作为一个时间临界点,运用“三去一降一补”政策识别敏感型行业和非敏感型行业成本差异。研究发现敏感类行业成本高于非敏感型行业成本,民营企业承担的制度成本高于国有企业。供给侧改革政策出台之前,处理组承担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均值比对照组均值高出0.163,政策出台之后成本均值高出0.022。说明供给侧改革明显降低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尤其是降低了竞争性行业类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幅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递减趋势。其中各行业在不同的区域间,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存在差异,在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垄断性行业类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更低,高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各行业承担的成本普遍高于低等类地区。说明无论竞争性还是垄断性行业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制度成本更低。第四,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之所以存在较大差距,深层次原因在于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的地区大多推行的是“坏”制度,实行的是一种有限准入秩序,所以这类地区大多经济相对落后。处于中等类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实行的是一种相对次弱半开放准入秩序,所以属于折中状态。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这类地区使用的是一种“强”制度,这类地区实行的是一种权利更加开放准入社会秩序。总之,实行开放准入社会秩序大多数是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这类地区经济较发达,政府与市场关系较为完善,含有较少的行政干预和垄断,企业更能自由进入和退出。
高宿清[7]（2020）在《营商环境与服务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关系实证研究》文中认为自2015年服务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大产业以来,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提升,随着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虽然改革以制造业为突破口和集中点,但是其深层次的内核是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在改革持续推进的进程中,随着服务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新旧动能转化逐渐实现,但同时,供给侧结构矛盾对新经济、新产业蓬勃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其中优化营商环境成为持续推进服务业市场发展的首要抓手。因此,构建公正化、国际化、法制化营商环境来展现一国或地区吸引投资、贸易和人才的魅力至关重要。从2018年至今,世界银行发布的我国营商环境排名一直在大跨步上升,营商环境虽有大幅度提升,但与世界前沿水平仍有一定差距。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推动我国服务业市场健康有序发展仍大有可为。基于此,本文以服务业上市公司为例探讨营商环境如何促进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营商环境对不同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影响程度有什么区别?营商环境对不同区域的服务业上市公司影响有什么差异?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后,本文发现,营商环境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本文试图从企业层面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运用2009-2018年服务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多元层次回归分析,同时引入公司规模、公司管理效率、资本结构、研发管理水平、盈利水平等控制变量,来探讨营商环境如何影响服务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论文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总体上2009-2018年,我国服务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趋势明显,不同细分行业以及不同地区增长幅度各有不同,但达成一致的是:技术进步是服务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从细分行业来看,房地产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环境与公共设施管理、教育业、文化娱乐业等行业的全要素增长率都高于服务业整体的平均水平,从地区分类角度看,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服务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与全国水平基本一致,而东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稍显落后。（2）我国营商环境近几年实现“三级跳”的大跨越发展,营商环境优化成果显着;2009-2018年10年间,营商环境竞争力综合得分较高的三个地区是:北京市、上海市以及广东省。分区域角度来看,东部地区的营商环境水平最高,同时各区域营商环境均有出现发展不平衡情况。（3）营商环境对我国服务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指数和技术效率均有显着正向影响,但不同细分行业、不同区域影响程度不同。从营商环境的公因子来看,发展潜力因子和创新升级因子对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有显着的正向作用,经济活力因子的正向作用显着性较弱;从行业类型细分来看,相比于非生产性服务业,营商环境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指数以及技术效率的的影响更显着;从区域细分角度看,营商环境对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服务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影响较大,对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影响较小。（4）研发水平、盈利能力对服务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公司规模和管理费用率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着负向影响,资产负债率对服务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向影响,但并未通过显着性检验
李雯[8]（2020）在《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要素,金融的“活”、“稳”、“兴”、“强”决定着经济的“活”、“稳”、“兴”、“强”,凸显了金融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国家对金融发展的支持力度也是在逐渐加大,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如此。2012年,党的十八大指出,要通过提升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竞争力来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并在随后各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点提及。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和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综上可见,无论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还是发展普惠金融,亦或是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都是对金融竞争力提升的最有力反映。而区域金融竞争力,则是金融竞争力在区域层面的表现,同时也是一个区域在与其他区域的竞争中,通过对金融资源吸纳、控制、利用、拥有以及配置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相对优势和综合能力。所以,一个区域金融竞争力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该区域金融资源是否得到有效配置,进而影响该区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以此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故此,客观准确地评价当前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精准把握我国四大经济板块区域金融竞争力的发展状况、明确各金融主体的金融竞争力存在的差异以及厘清调整方向,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此,本文围绕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展开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尝试通过对区域金融竞争力的测算来准确评价我国区域金融竞争力的现状,并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分析来研判我国四大经济板块的区域金融竞争力演变特征以及各金融主体的竞争力差异性。同时,通过对区域金融竞争力的多维度影响因素实证分析,探讨提升区域金融竞争力的有效路径。具体地,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是绪论部分。首先,是对本文研究背景及意义的介绍,并明确抛出所要展开的研究问题。其次,是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及技术路线的介绍,厘清对研究问题的具体安排。最后,是总结本文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是国内外文献综述。首先,是对国外相关文献的回顾,包括对金融竞争力的界定、金融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以及金融竞争力多视角讨论与梳理。其次,是对国内相关文献的回顾,包括对金融竞争力的界定、金融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金融机构竞争力以及区域金融竞争力的回顾。最后,是对以上国内外相关文献的评述,在总结现有研究存在不足的基础上进行完善,突出本文所阐释的对相关问题展开研究的重要性。第三章是区域金融竞争力的理论分析。首先,是对区域金融竞争力内涵的介绍,包括对区域金融的概念界定、竞争力的概念界定、区域金融竞争力的概念界定以及对区域金融竞争力特征的阐释。其次,是对区域金融竞争力相关理论的介绍,包括金融发展理论、区域金融理论、金融资源理论、金融地理学理论等区域金融相关理论的阐释,以及马克思主义竞争力理论、西方古典竞争力理论、现代竞争力理论等竞争力相关理论的阐释。最后,是对区域金融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理论阐述,包括影响因素识别和影响机理分析,具体从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实力、产业结构、开放程度、人力资本质量、科技创新以及信息化等七个方面对区域金融竞争力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讨。第四章是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测算部分。首先,是对区域金融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的介绍,包括对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原则、具体维度（银行、保险、证券及财务公司）指标选择以及数据样本说明的相关阐释。其次,是对区域金融竞争力测算方法选择的介绍,包括对测算方法的选择（欧式空间距离法）以及权重的确立（变异系数法）。最后,是对区域金融竞争力的结果分析,包括对区域金融竞争力整体测算的结果分析以及对分维度下银行竞争力、保险竞争力、证券竞争力以及财务公司竞争力测算的结果分析。第五章是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比较分析部分。首先,是对区域金融竞争力的横向比较分析,包括对综合测算结果和分维度测算结果进行全国和四大经济板块（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的金融竞争力变化趋势、增长率以及动态演进的比较分析。其次,是对区域金融竞争力的纵向比较分析,包括对全国和四大经济板块（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的区域金融竞争力、银行竞争力、保险竞争力、证券竞争力以及财务公司竞争力的变化趋势和增长率进行比较分析。最后,是对区域金融竞争力横向与纵向比较分析结果的具体总结。第六章是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部分。首先,是对影响因素的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以及数据来源介绍,包括对区域金融竞争力综合维度和分维度影响因素的具体模型构建、合适的变量选取以及相关数据说明。其次,是对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包括对综合测算结果的实证检验和分维度测算结果的实证检验。第七章是结论与政策建议部分。通过前文对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的测算、横向与纵向比较分析以及影响因素探讨进行结论汇总,并在此基础上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高质量发展下区域金融竞争力的有效提升明确努力方向。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指标构建的创新。对于区域金融竞争力指标体系的构建,大多数学者从经济、社会和金融三个方面来进行考虑的。但是针对这种指标体系构建并不能有效的体现出金融竞争力,确切的讲,更像是区域竞争力或地区竞争力指标体系的构建。因此,本文在指标体系构建时,并没有将经济环境类指标纳入到体系构建当中,而是以各金融主体为切入点,从银行竞争力、保险竞争力、证券竞争力以及财务公司竞争力四个维度来构建区域金融竞争力的指标体系。第二,测度方法的创新。对于区域金融竞争力测度方法的选择,大多数学者主要采用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以及层次分析法。虽然这些方法均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评分来测度金融竞争力的强弱,但是并没有将指标构成过程中各地区间的空间关系考虑在内。众所周知,区域金融发展具有一定的区位特征,位于不同区位特征下的金融竞争力强度也会有所不同,故在测度区域金融竞争力时,也应从多维空间视角来进行考虑。因此,本文在测度方法选择时,采用欧式空间距离法对区域金融竞争力进行测度。欧式空间距离法通过计算不同点之间的空间距离均值来衡量主变量,可以很好地从多维度立体视角来反映金融竞争力的内涵,且不存在层级子指标或维度子指标的剔除,并能够更好地保留指标的全面性和丰富性,以此来更加准确、真实和有效地测算区域金融竞争力水平。第三,研究视角的创新。对于区域金融竞争力的研究,大多数学者会将经济环境类指标作为构建区域金融竞争力的子指标。但是,本文认为经济环境类指标仅是区域金融竞争力强弱的影响因素,并不应放在指标体系构建中。故本文另辟蹊径,探寻各经济环境类指标对区域金融竞争力的影响,即进行区域金融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以期为区域金融竞争力提升的外部路径培养实现精准定位。
杨少华[9]（2020）在《欠发达地区PPP项目物有所值模型改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得以大力发展。从全国政府和社会资本信息平台上得到的数据显示:欠发达地区PPP项目的净投资额、投资数量、落地率等都有所提高。物有所值评价是判断一个项目是否需要采用PPP模式的判断依据,但在欠发达地区在运用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本文在欠发达地区特点研究的基础上对物有所值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进行改进,为我国欠发达地区PPP项目物有所值评价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参考。本文以文献分析法对欠发达地区的特点及欠发达地区PPP项目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用定性与定量分析法和数学模型法对物有所值定性评价和物有所值定量评价进行改进,最后选取了欠发达地区的案例用案例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进行验证说明。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及成果如下:（1）针对欠发达地区的特点主要从两个维度进行说明。其一是经济、文化、环境,其二是从发展不平衡和发展不充分两方面对欠发达地区特点进行说明。对欠发达地区PPP项目应用现状分析是从全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上得到数据并得出结论。最后选取了甘肃省、云南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对其PPP项目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得出欠发达地区PPP项目主要存在的问题。（2）对物有所值定性评价的改进主要是对现有的评价指标,评分标准和评价阶段进行改进。对评价指标的改进主要是在欠发达地区特点和欠发达地区PPP项目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现有指标进行适当的修改并添加具有针对性的二级指标。而评分标准的改进主要是将其现有的评分标准进行细化处理,为了使专家进行评分时有更细致的标准。将原有以二十分为一个分数段的评价标准改进细化为以十分为一个分数段,并添加附加指标评价标准。最后提出添采购阶段的定性评价,在案例中模拟项目采购阶段的定性评价。（3）在物有所值定量评价时选取的是较为常用的公共部门参照标准法。对其中涉及到的折现率的选取问题是通过对社会时间偏好折现率、资本的社会机会成本、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无风险利率四种折现率的分析,得出无风险折现率对VFM的计算结果影响相对较小,最终确定使用无风险折现率。在处理风险量化问题时,主要选择了模糊层次分析法对风险损失大小进行计算,用集值统计法对风险发生概率进行计算。其核心思想是将主观得出数据用数学的方式模糊化处理,最终使其结果更加贴近实际。（4）选取甘肃省高速公路项目进行案例分析。在定性评价过程中决策阶段对改进后的一级指标进行评分,在模拟采购阶段定性评价时对提出的二级指标进行评分。最后得到两个阶段的评价结果。在定量评价过程中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和集值统计法对项目风险进行量化,并计算最终VFM的数值。在得到结论后对项目建设成本、风险量化值、竞争中立调整值、政府财政补贴这四个因素进行变化幅度为±10%、±20%、±30%敏感性分析并得到相应结论。
李田斌[10]（2020）在《西部证券公司经纪业务竞争战略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证券经纪业务竞争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互联网证券业务大规模运用,消除了传统经纪业务的地域限制,推动证券行业平均佣金率持续下降。愈演愈烈的价格战、同质化的竞争成为常态,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中小型券商面对着保份额和保利润的双重压力。证券经纪业务作为证券公司最基础的业务,是企业获客最为重要的渠道,注定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西部证券公司作为一家立足西部、服务全国的中型综合性券商,如何在日益恶劣的竞争环境中获取竞争优势对于企业经营发展尤为重要。本文在研究了竞争战略理论和证券经纪业务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对证券经纪业务面临的外部机遇和威胁、内部优势和劣势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评价,运用SWOT矩阵进行信息匹配,形成具有可行性的备选竞争战略,最后通过QSPM矩阵定量评价完成备选竞争战略的选择。通过研究表明,差异化战略是最适合西部证券公司证券经纪业务的竞争战略。西部证券公司应运用公司现有资源和能力优势,积极应变、主动创新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理财需求。弥补自身在产品研发和投资顾问服务能力上的不足,不断提高财富管理服务能力,以客户为中心,向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个性化的综合理财服务。紧追潮流、加大金融科技创新投入,建立客户分层分类管理,运用AI、智能投顾等金融科技手段丰富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能力。为了实现差异化竞争战略,就必须对组织架构进行匹配调整,培养更为专业化的人才梯队,搭建专业化的运营服务支持平台,并用企业文化的力量保障差异化竞争战略实施。
二、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综合评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综合评分（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主要研究目标、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 1.5.1 本文的创新点 |
| 1.5.2 不足 |
| 2 相关概念和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定义 |
| 2.1.2 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社会型基础设施与公共生活完善的相关文献 |
| 2.2.2 社会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文献 |
| 2.2.3 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的相关文献 |
| 2.2.4 文献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3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理论基础和影响机制分析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
| 3.1.2 人力资本相关理论 |
| 3.1.3 发展经济学相关理论 |
| 3.1.4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论 |
| 3.1.5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
| 3.2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影响机制研究 |
| 3.2.1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影响机制 |
| 3.2.2 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影响机制 |
| 3.3 本章小结 |
| 4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发展现状研究 |
| 4.1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发展现状 |
| 4.1.1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中央项目和地方项目比例变化 |
| 4.1.2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资金来源变化 |
| 4.1.3 我国各类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占城镇投资比重变化 |
| 4.1.4 我国社会和经济型基础设施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
| 4.2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供需现状 |
| 4.2.1 研究方法和数据获取 |
| 4.2.2 各类社会型基础设施供需协调发展分析 |
| 4.3 我国经济型、社会型与其他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估算 |
| 4.3.1 基础设施存量估算的基本方法 |
| 4.3.2 三类基础设施全国资本存量估算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5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基于PLS和系统GMM的实证分析 |
| 5.1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PLS影响路径分析 |
| 5.1.1 PLS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5.1.2 路径模型的研究假设、路径设定以及数据说明 |
| 5.1.3 假设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2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系统GMM分析 |
| 5.2.1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5.2.2 回归结果分析 |
| 5.3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
| 5.3.1 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分析 |
| 5.3.2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异质性分析 |
| 5.3.3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异质性分析 |
| 5.4 进一步分析—经济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系统GMM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社会效应——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
| 6.1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和谐社会综合评价指标构建 |
| 6.1.1 评价指标设计与数据处理 |
| 6.1.2 和谐社会综合指标因子分析过程及结果 |
| 6.2 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
| 6.2.1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2.2 空间计量模型的研究假设 |
| 6.2.3 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回归结果分析 |
| 6.3 进一步分析—经济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空间分析 |
| 6.3.1 全样本空间回归结果分析 |
| 6.3.2 分区域空间回归结果分析 |
| 6.3.3 分时段空间回归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社会综合效应——基于熵权TOPSIS和灰色关联度的实证分析 |
| 7.1 基于熵权TOPSIS评价模型的经济社会综合指标构建 |
| 7.1.1 熵权TOPSIS模型和指标选取 |
| 7.1.2 基于熵权TOPSIS模型的经济社会综合效应指标分析 |
| 7.2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综合效应的灰色关联分析 |
| 7.2.1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灰色关联分析 |
| 7.2.2 社会型与经济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灰色关联对比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2）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利益相关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及目的 |
| 1.2 研究进展 |
| 1.2.1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
| 1.2.2 农业水价分担 |
| 1.2.3 农业水价补贴(补偿) |
| 1.2.4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 |
| 1.2.5 农业水价和灌溉价值计算 |
| 1.2.6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名词解释 |
| 2.1.1 农业水价 |
| 2.1.2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
| 2.1.3 农业水价合理分担 |
| 2.1.4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 |
| 2.1.5 农业水价与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关系辨析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准公共物品理论 |
| 2.2.2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2.3 社会分工理论 |
| 2.2.4 效用价值论 |
| 第三章 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程研究 |
| 3.1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历程和制度变迁 |
| 3.1.1 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历程 |
| 3.1.2 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制度变迁 |
| 3.2 改革任务和进度分析 |
| 3.2.1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 |
| 3.2.2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进度 |
| 3.2.3 与2019 年相比2020 年改革进程变化趋势 |
| 3.3 主要任务完成情况 |
| 3.3.1 农业执行水价对运营维护成本弥补情况 |
| 3.3.2 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资金落实情况 |
| 3.3.3 供水计量、定额管理和管护机制配套情况 |
| 3.4 改革成效 |
| 3.4.1 节水成效显着 |
| 3.4.2 灌溉和生产效率提升 |
| 3.5 改革特点及存在问题 |
| 3.5.1 改革特征 |
| 3.5.2 存在问题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全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评价研究 |
| 4.1 指标识别 |
| 4.1.1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评价特点 |
| 4.1.2 指标选择原则 |
| 4.1.3 指标确定依据和初步识别 |
| 4.2 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指标体系 |
| 4.2.2 权重确定 |
| 4.3 以指导政府决策为目标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评价 |
| 4.3.1 指标评价标准 |
| 4.3.2 模型构建 |
| 4.3.3 全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政策性评价结果 |
| 4.3.4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政策性评价区域差异 |
| 4.4 基于加权Topsis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定量评价 |
| 4.4.1 模型介绍 |
| 4.4.2 基于加权Topsis的改革进展评价结果 |
| 4.4.3 基于加权Topsis的改革进展评价区域性差异 |
| 4.5 两种评价方式下结果的差异及综合结果 |
| 4.5.1 两种评价结果差异 |
| 4.5.2 综合考虑两种方法的综合评价结果 |
| 4.5.3 综合评价结果的区域性差异 |
| 4.6 小结 |
| 第五章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研究 |
| 5.1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定义与识别 |
| 5.1.1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识别 |
| 5.1.2 Mitchell评分法 |
| 5.1.3 基于Mitchell评分法的利益相关者确定 |
| 5.1.4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分类 |
| 5.2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利益关系和利益诉求分析 |
| 5.2.1 利益关系 |
| 5.2.2 利益诉求 |
| 5.2.3 利益相关者影响农业水价的机理 |
| 5.3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专家评价 |
| 5.3.1 指标体系 |
| 5.3.2 专家评分结果处理方法 |
| 5.3.3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专家评价结果 |
| 5.3.4 科研学者与实践工作者评价结果的差异 |
| 5.4 利益相关者对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的合理分担 |
| 5.4.1 分担主体识别 |
| 5.4.2 利益相关者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分担责任 |
| 5.4.3 政府部门的分担方式 |
| 5.4.4 用水农户及相关组织的分担方式 |
| 5.4.5 社会机构的分担方式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定量方法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研究 |
| 6.1 基于灌溉效益的农户粮食作物农业水价分担份额研究 |
| 6.1.1 基于模糊数学模型的农业灌溉水资源价值 |
| 6.1.2 粮食作物单位水产出与农业单位水产出的关系 |
| 6.1.3 基于C-D生产函数的灌溉效益分摊系数 |
| 6.1.4 基于灌溉效益的农户水价分担份额计算 |
| 6.2 政府内部粮食作物农业水价分担份额研究 |
| 6.2.1 评价体系构建 |
| 6.2.2 基于粮食安全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评估 |
| 6.2.3 基于水资源灌溉效益的政府农业水价分担份额计算 |
| 6.2.4 基于生态价值的政府农业水价分担份额计算 |
| 6.2.5 地方及中央政府粮食作物农业水价分担份额计算 |
| 6.3 基于定量方法的粮食作物农业水价分担研究 |
| 6.3.1 基于定量评价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 |
| 6.3.2 基于运行维护成本各方分担的农业水价 |
| 6.3.3 计算结果的合理性及局限性分析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农业水价合理分担份额确定和机制建设研究 |
| 7.1 基于“定性+定量”综合评估的粮食作物农业水价分担研究 |
| 7.1.1 “定性+定量”综合评估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计算 |
| 7.1.2 基于运行维护成本各方承担的农业水价 |
| 7.1.3 农户分担的水价与当前执行水价之间的关系 |
| 7.1.4 基于“定量+定性”综合评估的各方水费承担额度 |
| 7.1.5 综合评价结果的区域性特征 |
| 7.2 基于激励和扶持机制的农业水价合理分担份额修正 |
| 7.2.1 标准确定 |
| 7.2.2 修正后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 |
| 7.2.3 修正后各方承担的农业水价 |
| 7.2.4 修正后粮食灌溉水费分担情况 |
| 7.2.5 修正后分担结果的区域性特征 |
| 7.3 农业水价合理分担机制 |
| 7.3.1 合理定价机制 |
| 7.3.2 政策倾斜机制 |
| 7.3.3 农户参与机制 |
| 7.3.4 社会参与机制 |
| 7.3.5 保障机制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3）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4）网络借贷市场资金供需双方行为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结构安排 |
| 1.5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网络借贷资金需求侧的违约风险和融资成本研究 |
| 2.1.1 借款人违约风险的影响因素 |
| 2.1.2 借款人融资成本的影响因素 |
| 2.2 网络借贷资金供给侧的投资偏好研究 |
| 2.3 网络借贷的普惠性研究 |
| 2.4 投资人特征和同质性对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 |
| 2.4.1 投资人特征对行为决策的影响 |
| 2.4.2 同质性对行为决策的影响 |
| 2.5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基于信贷配给、偏好理论与亲和效应的网络借贷行为分析模型 |
| 3.1 引言 |
| 3.2 借款人的融资成本与违约风险分析模型 |
| 3.2.1 模型假设 |
| 3.2.2 融资成本分析模型 |
| 3.2.3 违约风险分析模型 |
| 3.3 网络借贷平台的期望收益分析模型 |
| 3.4 投资人的期望收益与投资决策分析模型 |
| 3.4.1 期望收益分析模型 |
| 3.4.2 投资偏好分析模型 |
| 3.4.3 亲和效应与投资决策分析模型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资金需求侧借款人信用风险研究 |
| 4.1 引言 |
| 4.2 借款端数据概况 |
| 4.2.1 样本平台概况 |
| 4.2.2 样本数据介绍 |
| 4.3 研究假设 |
| 4.4 研究设计 |
| 4.4.1 变量选取 |
| 4.4.2 模型设定 |
| 4.4.3 样本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
| 4.5 实证分析 |
| 4.5.1 工作行业与信用风险 |
| 4.5.2 财务状况与信用风险 |
| 4.5.3 借款用途与信用风险 |
| 4.5.4 异质性分析 |
| 4.5.5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资金需求侧借款人融资成本研究 |
| 5.1 引言 |
| 5.2 研究假设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变量选取 |
| 5.3.2 模型设定 |
| 5.3.3 样本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
| 5.4 实证分析 |
| 5.4.1 工作行业与融资成本 |
| 5.4.2 财务状况与融资成本 |
| 5.4.3 借款用途与融资成本 |
| 5.4.4 异质性分析 |
| 5.4.5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资金供给侧投资人行为偏好与网络借贷普惠性研究 |
| 6.1 引言 |
| 6.2 研究假设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变量选取 |
| 6.3.2 模型设定 |
| 6.3.3 样本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
| 6.4 实证分析 |
| 6.4.1 行业偏好的存在性 |
| 6.4.2 嫌贫爱富的存在性 |
| 6.4.3 网络借贷是否支持大众创业 |
| 6.4.4 异质性分析 |
| 6.4.5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资金供给侧投资人特征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
| 7.1 引言 |
| 7.2 投资端数据概况 |
| 7.3 研究假设 |
| 7.4 研究设计 |
| 7.4.1 变量选取 |
| 7.4.2 模型设定 |
| 7.4.3 样本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
| 7.5 实证分析 |
| 7.5.1 投资人特征对风险偏好的影响 |
| 7.5.2 投资人特征对出借金额的影响 |
| 7.5.3 投资人特征对收益率的影响 |
| 7.5.4 稳健性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借贷双方同质性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
| 8.1 引言 |
| 8.2 研究假设 |
| 8.3 研究设计 |
| 8.3.1 变量选取 |
| 8.3.2 模型设定 |
| 8.3.3 样本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
| 8.4 实证分析 |
| 8.4.1 借贷双方同质性对风险偏好的影响 |
| 8.4.2 借贷双方同质性对出借金额的影响 |
| 8.4.3 借贷双方同质性对收益率的影响 |
| 8.4.4 稳健性检验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现实背景 |
| 1.2 理论背景 |
| 1.3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二章 中国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理论基础 |
| 2.1 新旧动能转换的定义与理解 |
| 2.2 制造业主要经济发展新动能 |
| 2.3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作用机制 |
| 第三章 基于主成分分析下中国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水平研究 |
| 3.1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3.2 实证分析 |
| 3.3 结果分析 |
| 3.4 本章结论 |
| 第四章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对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作用实证分析 |
| 4.1 实证模型设定 |
| 4.2 面板数据回归 |
| 4.3 区域异质性回归分析 |
| 第五章 主要结论和对策建议 |
| 5.1 主要结论 |
| 5.2 对策建议 |
| 第六章 研究创新之处、不足与展望 |
| 6.1 创新之处 |
| 6.2 不足之处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及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内涵相关文献 |
| 二、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文献综述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对经济绩效影响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本文基本思路及结构安排 |
| 一、本文基本思路 |
| 二、结构内容安排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数据说明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制度性交易成本:渊源、内涵及分析范式 |
| 第一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概念的渊源 |
| 一、交易成本与制度性交易成本隶属关系分析 |
| 二、制度性交易成本概念的演进 |
| 第二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内涵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概念解释存在分歧 |
| 二、制度性交易成本性质—不合理成本的重新解释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分类 |
| 四、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存因 |
| 第三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分析范式的逻辑框架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基本定律 |
| 二、制度性交易成本形成、过程和假设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理解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分析范式 |
| 四、制度性交易成本差序的制度来源 |
| 第四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对经济制度效率的影响:两个维度 |
| 一、制度性因素引起制度性交易成本上升 |
| 二、成本上升影响经济制度运行效率:基于两个维度分析 |
| 第五节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第三章 制度性交易成本与营商环境分析 |
| 第一节 营商环境指数作为衡量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原因解释 |
| 一、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紧密相关 |
| 二、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对比原因解释 |
| 第二节 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多维度比较 |
| 一、营商环境报告简况 |
| 二、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多维度比较 |
| 第三节 营商环境成本测算及结果对比 |
| 一、营商环境便利指数评分方法 |
| 二、全球营商环境测算结果比较 |
| 三、中国营商环境现状及分省排序 |
| 四、营商环境高、中、低指数差异的制度解释 |
| 第四节 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关系:假设与验证 |
| 一、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相互关系假设 |
| 二、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相互关系验证 |
| 第五节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第四章 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市场化程度分析 |
| 第一节 市场化指数作为衡量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原因解释 |
| 第二节 市场化指数的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方法 |
| 一、市场化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二、市场化程度指标测算方法 |
| 第三节 中国各省市场化程度进展和总体排序 |
| 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总体进展情况:1997-2014 |
| 二、中国各省份市场化变动及总体排序 |
| 三、区域间市场化程度差异制度之解释 |
| 第四节 市场化程度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相互关系:假设与验证 |
| 一、市场化程度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维度比较 |
| 二、市场化程度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相互关系假设 |
| 三、市场化程度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相互关系验证 |
| 第五节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第五章 中国区域制度性交易成本测算及差异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方法回顾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直接测算方法回顾 |
| 二、间接角度进行测算的方法回顾 |
| 第三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基本指标体系构建及结果对比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标构建及比较 |
| 二、区域间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指数测算方法及结果分析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与营商环境和市场化指数比较分析 |
| 第四节 区域间制度性交易成本差异的门限效应检验 |
| 一、模型构建 |
|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三、面板平稳性检验 |
| 四、门限检验及结果区制划分 |
| 五、内生性检验及门限回归分析结果 |
| 六、稳健性检验 |
| 第五节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第六章 区域中的行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估算及降低成效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计量模型设定 |
| 二、变量定义 |
| 三、数据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平行趋势检验 |
| 二、行业类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比较:单变量估计结果 |
| 三、政策实施对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的影响:双重差分回归结果 |
| 四、中国区域中的行业制度交易成本差异比较分析 |
| 五、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法 |
| 六、稳健性检验 |
| 第五节 基于企业所有制视角异质性检验 |
| 第六节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启示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降低对策及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降低对策及建议 |
| 一、基于扎根理论分析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障碍 |
| 二、扎根理论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探索性分析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对策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Ⅰ:附表 |
| 附录Ⅱ: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7）营商环境与服务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关系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服务业生产率测量及影响因素研究 |
| 1.2.2 营商环境与企业发展关系研究 |
| 1.2.3 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
| 1.2.4 营商环境对服务业影响研究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框架与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营商环境的内涵与特征 |
| 2.1.2 全要素生产率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2.2.2 生产率理论及分类 |
| 2.3 研究假设 |
| 2.3.1 营商环境与服务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 |
| 2.3.2 影响服务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其他因素 |
| 第3章 研究设计 |
| 3.1 研究方法与模型 |
| 3.1.1 数据包络分析法 |
| 3.1.2 主成分因子分析法 |
| 3.1.3 面板数据计量模型 |
| 3.2 数据来源 |
| 3.3 变量选取 |
| 3.3.1 关键变量:全要素生产率(TFP) |
| 3.3.2 关键变量:营商环境(DB) |
| 3.3.3 其他控制变量 |
| 第4章 实证研究 |
| 4.1 基于DEA方法的服务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
| 4.1.1 服务业上市公司总体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
| 4.1.2 服务业上市公司细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
| 4.1.3 服务业上市公司分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
| 4.2 基于因子分析的营商环境评分维度测算 |
| 4.2.1 公因子提取 |
| 4.2.2 各区域营商环境竞争力分析 |
| 4.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 假设检验 |
| 4.4.1 异方差和自相关检验 |
| 4.4.2 总体情况下营商环境对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4.4.3 分行业情况下营商环境对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4.4.4 分区域情况下营商环境对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4.5 实证结果讨论 |
| 第5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对策建议 |
| 5.3 研究创新及展望 |
| 5.3.1 研究创新 |
| 5.3.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 A 服务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均值汇总(2009-2018) |
| 附录 B 全国31 个省市营商环境竞争力评分(2009-2018) |
| 附录 C stata面板数据回归命令(部分) |
（8）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主要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本文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1.1 金融竞争力的界定 |
| 2.1.2 金融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 |
| 2.1.3 金融竞争力多角度研究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2.1 金融竞争力的界定 |
| 2.2.2 金融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 |
| 2.2.3 金融机构竞争力 |
| 2.2.4 区域金融竞争力 |
| 2.3 文献评述 |
| 第3章 区域金融竞争力的理论分析 |
| 3.1 区域金融竞争力的内涵 |
| 3.1.1 区域金融与竞争力的概念界定 |
| 3.1.2 区域金融竞争力的概念界定 |
| 3.1.3 区域金融竞争力的特征 |
| 3.2 区域金融竞争力相关理论 |
| 3.2.1 区域金融相关理论 |
| 3.2.2 竞争力相关理论 |
| 3.3 区域金融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
| 3.3.1 影响因素识别 |
| 3.3.2 影响因素机理分析 |
| 第4章 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测算 |
| 4.1 区域金融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及原则 |
| 4.1.2 指标体系构建选择 |
| 4.1.3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4.2 区域金融竞争力测算方法选择 |
| 4.2.1 测算方法的选择 |
| 4.2.2 权重的确立 |
| 4.3 区域金融竞争力测算结果分析 |
| 4.3.1 区域金融竞争力整体测算结果 |
| 4.3.2 银行竞争力维度测算结果 |
| 4.3.3 保险竞争力维度测算结果 |
| 4.3.4 证券竞争力维度测算结果 |
| 4.3.5 财务公司竞争力维度测算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比较分析 |
| 5.1 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横向比较分析 |
| 5.1.1 综合测算结果比较 |
| 5.1.2 分维度测算结果比较 |
| 5.2 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纵向比较分析 |
| 5.2.1 全国测算结果比较 |
| 5.2.2 东部经济板块测算结果比较 |
| 5.2.3 中部经济板块测算结果比较 |
| 5.2.4 西部经济板块测算结果比较 |
| 5.2.5 东北经济板块测算结果比较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 6.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6.1.1 模型构建 |
| 6.1.2 变量选取 |
| 6.1.3 数据来源 |
| 6.2 实证检验 |
| 6.2.1 综合测算结果实证检验 |
| 6.2.2 分维度测算结果实证检验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做好区域金融发展的顶层设计 |
| 7.2.2 提升区域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需要的匹配度 |
| 7.2.3 实现区域金融发展各主体的精准定位 |
| 7.2.4 加强区域金融发展的软硬环境建设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9）欠发达地区PPP项目物有所值模型改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及研究框架 |
| 1.3.1 本文技术路线 |
| 1.3.2 本文研究方法 |
| 2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PPP模式相关理论 |
| 2.1.1 PPP基本概念及分类 |
| 2.1.2 PPP模式国内运用情况 |
| 2.2 物有所值相关理论 |
| 2.2.1 物有所值定义及框架 |
| 2.2.2 物有所值评价分类 |
| 3 欠发达地区PPP项目的特征分析 |
| 3.1 欠发达地区划分及特点 |
| 3.1.1 欠发达地区划分 |
| 3.1.2 欠发达地区的特点 |
| 3.2 欠发达地区PPP模式应用现状分析 |
| 3.3 欠发达地区PPP模式应用中存在问题分析 |
| 3.3.1 云南省PPP模式应用中存在问题 |
| 3.3.2 甘肃省PPP模式应用中存在问题 |
| 3.3.3 贵州省PPP模式应用中存在问题 |
| 3.3.4 西藏自治区PPP模式应用中存在问题 |
| 3.3.5 总结 |
| 4 欠发达地区PPP项目物有所值定性评价模型改进 |
| 4.1 PPP项目物有所值定性评价步骤及存在问题 |
| 4.1.1 PPP模式物有所值定性评价步骤 |
| 4.1.2 欠发达地区定性评价存在问题 |
| 4.2 欠发达地区PPP项目物有所值定性评价改进 |
| 4.2.1 定性评价指标改进 |
| 4.2.2 评分参考标准改进 |
| 5 欠发达地区PPP项目物有所值定量评价模型改进 |
| 5.1 物有所值定量评价存在的问题及方法的选择 |
| 5.1.1 物有所值定量评价存在问题 |
| 5.1.2 欠发达地区物有所值定量评价方法的选择 |
| 5.2 欠发达地区PPP项目物有所值定量分析关键点 |
| 5.2.1 折现率的选取 |
| 5.2.2 欠发达地区PPP项目的风险量化分析 |
| 5.2.3 敏感性分析 |
| 6 案例分析 |
| 6.1 项目介绍 |
| 6.2 物有所值定性评价 |
| 6.2.1 前期决策阶段定性评价 |
| 6.2.2 模拟采购过程定性评价 |
| 6.3 物有所值定量评价 |
| 6.3.1 PSC值的计算 |
| 6.3.2 PPPs值的计算 |
| 6.3.3 VFM计算 |
| 6.4 敏感性分析 |
| 6.4.1 建设成本敏感性分析 |
| 6.4.2 风险量化值敏感性分析 |
| 6.4.3 政府财政补贴敏感性分析 |
| 6.4.4 竞争性中立调整值敏感性分析 |
| 6.4.5 敏感性分析总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欠发达地区 PPP 项目物有所值评价问卷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西部证券公司经纪业务竞争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竞争战略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竞争战略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竞争战略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综述 |
| 2.1 相关概念阐释 |
| 2.1.1 战略管理 |
| 2.1.2 证券经纪业务 |
| 2.2 企业战略管理层次 |
| 2.3 竞争战略理论 |
| 2.4 战略分析工具 |
| 第三章 西部证券公司经纪业务外部环境分析 |
| 3.1 宏观环境分析 |
| 3.1.1 政治和法律环境分析 |
| 3.1.2 经济环境分析 |
| 3.1.3 社会和文化环境分析 |
| 3.1.4 技术环境分析 |
| 3.2 行业环境分析 |
| 3.2.1 证券行业国内外发展情况 |
| 3.2.2 行业环境分析 |
| 3.3 竞争对手分析 |
| 3.3.1 证券公司战略群组分析 |
| 3.3.2 竞争对手分析 |
| 3.3.3 标杆企业借鉴 |
| 3.4 外部关键因素分析 |
| 第四章 西部证券公司经纪业务内部环境分析 |
| 4.1 西部证券公司经营现状 |
| 4.1.1 公司简介 |
| 4.1.2 公司经营现状 |
| 4.2 西部证券公司资源分析 |
| 4.2.1 人力资源分析 |
| 4.2.2 有形资源分析 |
| 4.2.3 无形资源分析 |
| 4.3 西部证券公司能力分析 |
| 4.3.1 财务能力 |
| 4.3.2 经营能力 |
| 4.3.3 合规风控能力 |
| 4.4 内部关键因素分析 |
| 第五章 西部证券公司经纪业务竞争战略制定与选择 |
| 5.1 西部证券公司战略目标体系 |
| 5.1.1 企业愿景与经营理念 |
| 5.1.2 公司发展战略 |
| 5.1.3 经纪业务战略目标 |
| 5.2 西部证券公司经纪业务竞争战略制定 |
| 5.2.1 经纪业务内外部环境因素评价 |
| 5.2.2 经纪业务竞争战略匹配 |
| 5.2.3 经纪业务竞争战略决策 |
| 第六章 西部证券公司经纪业务竞争战略实施与控制 |
| 6.1 竞争战略实施步骤 |
| 6.2 竞争战略实施重点 |
| 6.2.1 客户分类分层管理 |
| 6.2.2 产品差异化 |
| 6.2.3 服务差异化 |
| 6.2.4 品牌差异化 |
| 6.3 竞争战略实施保障措施 |
| 6.3.1 组织结构保障 |
| 6.3.2 人力资源保障 |
| 6.3.3 服务平台保障 |
| 6.3.4 企业文化保障 |
| 6.4 竞争战略控制 |
| 6.4.1 战略控制过程 |
| 6.4.2 战略控制重点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综合评分（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研究[D]. 邢斯达.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21(11)
- [2]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利益相关者研究[D]. 冯欣.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1)
- [3]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4]网络借贷市场资金供需双方行为特征研究[D]. 李建文. 山东大学, 2020(11)
- [5]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影响研究[D]. 马思怡. 广西大学, 2020(07)
- [6]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及比较研究[D]. 朱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8)
- [7]营商环境与服务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关系实证研究[D]. 高宿清.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9)
- [8]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D]. 李雯. 辽宁大学, 2020(08)
- [9]欠发达地区PPP项目物有所值模型改进研究[D]. 杨少华. 兰州交通大学, 2020(01)
- [10]西部证券公司经纪业务竞争战略研究[D]. 李田斌. 兰州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