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4年《临床儿科杂志》第22卷1~12期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黄凯[1]（2021）在《汉译《杂阿含经》接受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存的汉译《杂阿含经》大本、单本经共有57部,这一经典群的汉译有三个阶段:（1）汉魏两晋《杂阿含经》单本的翻译;（2）南北朝《杂阿含经》大本的传译;（3）唐宋《杂阿含经》单本的再翻译,时间从后汉到北宋持续近千年,贯穿中国佛教译经史的始终。从经典传译的角度来看,中国佛教并非只重视大乘经典,而是以大、小乘经典同步传译、多元并存的结构,支撑、建构起了中国佛教的经典体系。六朝、隋唐时期的各家判教学说发展的主流趋势是重视大乘经典,轻视《杂阿含经》等小乘经典,认为《阿含经》是佛为声闻乘所说的经教,是佛陀最早、最浅的说法。但剥离掉那些贬义评价的外衣后会发现,其实各家判教学说都已经认可了“阿含为初”,即《阿含经》是最基础经典的身份,只是这一层认识被中古佛教思想论争的光芒所遮盖,没有被充分彰显。尽管被判释为小乘经典而不能进入中国佛教的顶层思想世界,但是《杂阿含经》却在中国佛教的一般知识世界中扮演者不可或缺的角色。从南北朝至明清时期的中国佛教乃至中国社会的知识、文化整合中,以《杂阿含经》为代表的小乘佛教典籍不但没有被清理出局,反而一直是中国佛教知识体系的稳定来源,是中国佛教知识世界的底色和背景,是佛教知识拼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近代以来,受欧洲和日本学界的影响,梁启超、吕澂、聂耦庚、印顺等中国学者也开始了对《杂阿含经》的整理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逐渐扭转了国人对该经的传统认识,推动了对《杂阿含经》的重新重视。近代以来《杂阿含经》的再发现,也直接影响了人间佛教思潮的兴起,促进了南北传佛教间的交流。应当说,《杂阿含经》等小乘经典在中国的接受,对中国佛教大、小乘并举,显教、密教并重,理论、实践并行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已经也将继续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和贡献。
李全平[2]（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指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徐霞[3]（2020）在《《中华健康杂志》与民国医学知识的传播与建构（1939—1949）》文中研究表明民国以来,西医传播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接受过西医教育的中国知识精英逐渐取代传教士,成为医学传播的主力。医学报刊的宗教色彩明显减弱,文化与教育功能更趋鲜明。1939年8月15日,由中华医学会主办的《中华健康杂志》正式刊行,公共卫生委员会主席黄子方担任该杂志主编。《中华健康杂志》作为近代通俗性医学刊物的典型代表,不仅是这一时期医疗社会状况的历史见证者,同时也是西医传播历程中的长期践行者,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目前学界对《中华健康杂志》尚未进行细致研究,本文以《中华健康杂志》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该杂志的创办始末及人员变动情况,全面把握其刊行状况。同时围绕杂志内容展开分析,探究这一西医科普类杂志的传播方式及特点。本文重点关注杂志中的群体表达,剖析医师作为知识中介者在传播过程中的构建面向,考察民众作为知识接收者的医疗看法与疾病认知,同时思考《中华健康杂志》的社会意义,展现医师群体在战争与经济困难的大环境之下所做出的改变与调适。本文对《中华健康杂志》的研究表明:该杂志的栏目设计与知识呈现,实际上是一系列包括专业与通俗、教育与乐趣、普及与利益等诸多因素之间相互协调、补充的结果,医学知识的专业化与通俗化贯穿杂志发展的始终。在战乱的情势下,预防医学得到重点提倡,医师群体依据社会状况进行调整,提出了健康而又经济的生活方式,为民众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健康指导。另外,医师作为杂志文章的创作主体,在进行医学知识传播的基础上,也试图借助杂志这一宣传平台为自身“正名”,他们一方面着意强调西医的“科学性”特征,为其学科正当性辅以证明,同时从自身角度出发辨析医患纠纷、维护医护人员的合法权利,为塑造现代化的病人而努力。此外,杂志也并没有隐去民众的声音,一系列读者栏目的开设,为民众提供了反馈渠道与发声平台,医患双方相辅相成,最终展现并丰富了民国医学社会化进程的时代内涵。
赵士第[4]（2020）在《明清徽州医者与地方社会》文中认为徽州“新安医学流派”自南宋肇始,至明代大发展,到清代达到顶峰,名医辈出、医籍丰富,至今已在中国中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以明清时期的徽州医者群体为研究对象,从四个方面对医者群体进行剖析。徽州能形成强大医者群体的原因,包括徽州地区的自然因素、文化因素、商业因素、教育因素、政治因素等。这些因素汇集导致民间医者兴起,徽州中医逐渐成为强大的医学流派。明清时期徽州医者从医的原因,包括世代为医,维持生计;明清鼎革,拒不仕清;异人授业,得其秘方;隐居不仕,厌倦政治;儒（宦）而好医,养生行善;科举不售,弃儒就医;家庭变故,习医奉亲;立志学医,救济天下等八种原因,并且将医者分为主动习医和被动习医,分析习医的动机,从而考察明清时期医者的社会地位。医者的社会地位在明清时期很难上升,与儒有着较大的差距,医者从医大部分只是为了谋生,类似“功同良相”之类的话语不过是文人为医者贴金的溢美之词。徽州医者的社会网络,即医士和医商两个社交圈的形成。医者通过结社、探讨文学、切磋医术、诊病等方式结交士大夫,为其医名流传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另外,医者通过结交商人,为其医籍刊刻和患者资源、医名传播也争取了主动。医者的社会网络对医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医者在地方事业中的贡献和功用,包括诊治疾病、救灾、参与基础设施的建设、施米给药、促进正确的医疗观念、医学教育等,并且在徽州千年不遇的咸同兵燹中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可以说在地方上有名望的“儒医”阶层的兴起,促使其在地方事务上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许秀文[5]（2020）在《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尽管中国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内容、结构、层次都是与国际接轨、借鉴西方国家既有制度构建起来的,但社会保障的思想和措施绝不是舶来品,而是在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虽然我国古代没有“社会保障”这个语汇,但是历朝历代由国家主持、兴办,社会组织和个人广泛参与的仓储备荒、赈济灾民、救济孤寡、养老育幼、施医恤病等丰富的思想和活动,都在事实上发挥着社会保障功能,其活动性质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有着一定程度的契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其特定的社会背景与纷乱的政权更迭,社会动荡,战争频仍,自然灾害和疫病频发,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有迫切的被救助的需求。这样的乱世让人怀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与否、即或存在作用又能发挥几何、有没有研究的必要?基于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保障研究与其他断代相比较略显薄弱,重视程度不够,未能形成合理完善的研究体系。但翻阅史料可知,与人民希望被救助的需求相对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保障不仅存在,而且内容庞杂丰富,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帝王诏令中多有涉及社会保障的内容,纪传经文中也有若干救助、抚恤、慈善的记载,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社会救助机构、医疗机构。当然在这样的时代,政府实施社会保障政策措施肯定有力所不逮的时候,适应社会需要,佛教、道教宗教组织、民间的宗族组织甚至个人广泛参与和开展慈善救助,作用凸显,成为政府保障的有益补充。中国历史上的纷争动荡时期往往也是思想意识活跃、旧制度衰亡、新制度开创的时期,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在制度措施上如果有所发展完善,就是中国社会保障发展史上的重要变革,值得全面梳理和总结,深入挖掘和研究,对其在中国社会保障史上的地位加以明确。本文运用历史学和社会保障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内容进行全面梳理研究。首先,从日常和自然灾害、战乱和疫病背景下帝王发布的诏令、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佛教与道教传播过程中的理念和活动以及宗族救助的事例中总结提炼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方社会保障供给主体的社会保障思想。其次,基于这一时期社会保障的具体表现,本着大体符合历史学、社会学研究的分类习惯,同时参考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分类标准的思路,将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划分为五个类别,即政府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社会福利、宗教慈善和民间救助,由社会保障思想及这五类活动构成魏晋南北朝多元主体社会保障研究的体系架构。再次,对政府、宗教、宗族三方社会保障供给主体做出的社会保障实践进行由个别到整体的研究,对各主体做出的社会保障活动方式、效果进行梳理、归纳和相关探讨,力求从不同角度综合反映这一时期社会保障的总体样貌。主要包括政府主体进行的社会救助制度与实践、社会优抚制度与实践、社会福利制度与实践,宗教组织主体进行的佛教、道教慈善实践以及宗族组织为主体进行的民间救助。政府社会救助制度与实践,按其救助情况和对象的不同可以划分为灾害救助、贫困救助、医疗救助三类,以灾害救助为主,分别讨论政府在每一类救助中采取了哪些常规性和应急性救助方法,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各种社会救助措施实施中都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政权应对以上三种情况均有一套历代承袭的制度化举措,不可避免有一些制度流于形式,但也有一些制度的确起到真正的救助作用。社会优抚制度从军功封爵、休假制度、抚恤制度三方面体现了魏晋南北朝对军人以及军人家属政治上和物质上的优待和抚恤。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需要对于兵源的要求比较迫切,因而在优抚制度上下了更多的功夫,优抚思想与实践内容都开始变得比较丰富。这一时期兵役制度非常复杂,优抚制度也体现出等级性特点,比如兵士与将士的抚恤等级不同,北朝汉人服役性质的兵士待遇完全不能和鲜卑本民族军士相提并论。社会福利制度包括养老尊老、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社会若是群体的基本保障福利以及统治阶级官僚阶层的的身份性福利。有些社会福利已经制度化,尤其是在养老和身份性福利方面,其它福利则更多地体现出随机性和随意性特征。宗教慈善即当时的佛教和道教慈善是这一时期最具特色的慈善活动。佛教进入中国后,迅速顺应中国国情,入乡随俗,在意识形态上与玄学、儒学相结合,得以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传播,宣传其慈悲精神、因果报应思想、福田布施思想,劝导人们止恶从善、劝善化俗,通过济贫救灾、施医给药等慈善实践,为魏晋南北朝慈善思想和实践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活力。本土宗教道教的劝善去恶、救穷周急等慈善思想也成为我国慈善思想的渊源之一,并在发展壮大过程中通过诸如医疗等救济举动展现出它的功能,发展信众,救济社会,社会效果明显。以家族、宗族为主的民间救助历史悠久,是社会救助的基础层次和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分裂战乱、人民大流徙的背景凸显了宗族的重要。同宗血缘关系成为当时社会组织最理想的纽带,宗族成员间的救济、养老、助葬等慈善活动对敦亲睦族、维护基层社会生活稳定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在对各项社会保障活动进行分类探讨的基础上,从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体系的高度进行该时期社会保障研究的整体归纳,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多元主体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情况进行说明,分析三种不同主体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地位、作用,相互间的联系与冲突。由于动乱社会一些国家的官方社会保障缺失,客观上对民间救助提出了要求,宗族互助、宗教慈善等民间救助赈济活动便应运而生。这是该时期社会保障多元体系发展的社会原因,也是该时期社会保障的重要特征。与先秦至秦汉较单一的政府保障相比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多元主体社会保障模式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具有历史的进步性。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并不像一些既有研究认为的那样作用和影响不及秦汉,远输隋唐,在这样的乱世,对社会保障的得失和影响应该辩证看待。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处在初步发展时期,明显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保障层次也较低,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得当运用这一体系的政权,重视民生,保障到位,救助了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起到了安抚民心、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具有竞争力并统治长久;对社会保障不予重视的政权,穷兵黩武,忽视民生,社会保障缺失,在民心向背、社会秩序得失乃至国运长短上也有明显体现,社会保障与政权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因果关系。当然,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保障的作用也不能够虚夸,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和成效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社会治乱、国力盛衰、帝王贤愚、吏治好坏、经济强弱等情势无一不影响着社会保障功能的发挥,应该客观公正地对其进行评价。
赵蓓红[6]（2019）在《近现代上海妇女报刊史（1898～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上海妇女报刊是指以妇女为主要读者对象,以妇女问题、妇女文化、妇女教育、妇女生活等为主要内容,在上海创刊且编辑发行的报刊。本文通过全面系统梳理1898～1949年间的上海妇女报刊,论述近现代上海妇女报刊的变迁轨迹、发展特点与发展规律。本文在纵向上,以上海城市与妇女报刊的互动以及妇女报刊自身发展逻辑为分期依据,分为五个时期:清末时期的上海妇女报刊（1898～1911）、民国初年的上海妇女报刊（1912～1918）、五四时期的上海妇女报刊（1919～1927）、十年相对稳定时期的上海妇女报刊（1928～1937）以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妇女报刊（1937～1949）。横向上,对五个时期妇女报刊的发展背景与条件、整体状况、典型个案等几个层面进行研究。对典型妇女报刊个案作论述时,研究其办刊缘起、宗旨内容、编排风格、主要报人、经营管理以及社会影响等几个方面。这些个案包括《女学报》《女报》《女子世界》（1904年版）《中国妇女》《妇女时报》《香艳杂志》《女子世界》（1914年版）《妇女杂志》《中华妇女界》《眉语》《女铎》《解放画报》《新妇女》《妇女声》《玲珑》《妇人画报》《女子月刊》《妇女生活》《女声》（1932年版）《上海妇女》《女声》（1942年版）《家》等。经本文梳理研究发现:一、近现代上海妇女报刊在与城市的互动中显现出独特的变迁轨迹:清末时期作为妇女启智的媒介工具;民初时期探索商业性运营;五四时期读者层延伸至平民,办刊主体多元;十年相对稳定时期性别意识增强,形态多样发展繁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女性主导报政,疏离政治,关注实际生存。二、近现代上海妇女报刊领全国风气之先,表现出创办时间最早、办刊主体多元、率先商业性运营、众声喧哗旋生即灭等特点。三、近现代上海妇女报刊呈现出:与妇女解放运动同步,发展拐点由男性群体促成,随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进一步发展等规律。
程露[7]（2019）在《明清湖北医者研究》文中指出湖北山林茂密、水网密布,自古以来物产丰富,食物常足,药物资源优质。明清时期,湖北夏秋两季多旱多雨,不时遭受战乱侵扰,灾疫频发。频繁的人口流动,使湖北逐渐形成了“五方杂居”的区域特色,文化上受到多方影响,百姓的医疗观念也因各地风俗的不同有着较大的差异。明清湖北的医疗环境较差,鼠疫、疟疾、霍乱等大疫时常爆发,地方医疗机构不受重视且逐渐荒废、医疗市场亦缺乏管控。医疗环境恶劣是激发明清湖北时人习医的动力之一,而竞争日益激烈的科举考试也使得许多读书人“弃儒从医”,这个现象在“士农多、以诗书为业”的鄂东颇为普遍。此时,自学与家传成为湖北医者习医的两大途径,其中专科世医在民间更受欢迎。从医者数量的时空分布,可以看出明清湖北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均衡性,区域内部差异较大。总体上,鄂东、鄂中各方面水平远高于鄂西。其中,人文氛围浓厚的蕲黄地区孕育了李时珍、万全等名医,商品贸易发达的汉沔地区诞生了着名的叶开泰药号。这两地既是湖北的医学中心,也分别为湖北的文化、经济中心。通过万全、梁学孟、李时珍、刘若金这几位代表性的医者,可以发现湖北医者在儿科、妇科、内科杂症、本草学领域上颇有建树。相较同时期的江南医者,湖北医者更加重视医疗的实践性、实用性,善长吸纳各家学说、总结自身经验,能够活学活用、融为己用,但在医学理论的探究上略显不足,多数情况下未对学术成果有所发散,医者内部之间缺乏交流,鲜有具有代表性的医学理论体系是明清时期湖北未能形成医派的重要原因,也是湖北医疗史在学界获得关注较少的原因之一。在名气方面,湖北医者整体上逊于江南。从李时珍艰难地辗转各地刻书,万全经常与本地医者争抢病患资源,刘存斋等一批医者走访江南学医的事例,可以发现当时全国的医学中心是江南地区,并不是位于中部的湖北。尽管如此,湖北医者仍有着较为突出的医学贡献,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万全的《万密斋医学全书》不仅在明清时期就拥有了较为广泛的受众,并且对后世医家有着深远而长久的启发。
向俊丞[8]（2019）在《清代湖湘医者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湖湘医学源远流长,名医辈出。历代医者对民间医方有吸收,丰富了湖湘医学的内涵,为清代湖湘医学的繁盛奠定了基础。清代医者推崇仲景学说,张仲景被奉为湖湘医学的鼻祖。受经济发展水平、药材丰富程度、民俗信仰等因素的影响,清代湖湘医者数量远盛前代,史料可考者多达六百余人,其中长沙府人数最多,达二百多人,生员与“弃儒业医”者占有一定比例。从空间分布上看,以长沙、衡州、宝庆等府居多,巩固了长沙府医学中心地位;医学训练途径方面,自学、家学等途径出身者居多,推动了医者专业素养提升。医者来源多样是清代湖湘医学兴盛的又一体现,民间医者活跃于医疗市场,湖湘士人也涌入医者队伍。湖湘医者将传统中医典籍的理论与湖湘民间医方结合起来,推动了湖湘医学的理论创新。湖湘特殊的地域环境,湿热的气候导致疫病滋生,而疫情蔓延推动了医学理论的探讨与发展。同光时期,白喉盛行于湖湘地区。张绍修对郑梅涧的“养阴清肺”理论考辨,推动了白喉医理的创新,为白喉治疗做出贡献。医籍考据之风兴起,禁书政策的日渐松弛,咸同之后刻书中心的转移,湖湘医籍刻印事业日盛。时间分布上,湖湘医籍刊刻集中于同治以后;刊刻形式上,坊刻、私刻医籍刊刻数量多于官刻。《验方新编》广为刊刻,成为当时行医的重要参考书目。实践经历的多寡是衡量医技的重要尺度。安化医者黄德濂,结合为官期间的医学经验考察,撰成《温病条辨医方纂要》。湖湘世医家族在吸收民间医方的同时,对“士”身份保持认同。尽管尊阳郑氏族内不乏行医者,但从其家谱书写、社会活动看,尊阳郑氏成员有着对于进入士人群体的强烈渴望。郑氏族人试图在民间医疗的社会活动与“士”身份的建构之间寻求平衡,反映出清代湖湘民间医方对医学发展有着深刻影响。湖湘医者遵循因地制宜的用药原则、吸收民俗医疗方法、参与地方事务等因素推动了清代湖湘医学的发展。较之江南医学,湖湘医学未能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湖湘医者以乡土情结为纽带,其医学理论多立足于民间医方,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此外,清代湖湘医者投身防疫灭灾、医籍刊刻,为民国时期湖湘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周新年[9]（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崔良晓[10]（2018）在《“新中医”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 ——以“海上名医”秦伯来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中医发展至近代,已然步入转型时代。在西方医学的冲击下,弊病丛生的传统中医面临了极大的生存危机。身处四面交困的窘境,中医界人士掀起了一系列抗争图存的救亡运动,构成了近代中医发展的主旋律。在这场跨越时代的救亡运动中,伴随着中西医激烈的论争,传统中医在“新中医”群体的努力下实现了知识体系的转型与建构。秦伯未作为当时“新中医”群体中的一员,积极接受西医知识,勇于变革传统中医,为中医发展摸索了多条路径。在中医学术研究方面,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这一新式院校中成长起来的秦伯未,接受中西医知识,形成了独到的衷中参西的中医观。他运用西医知识整理经典医籍,强调中医经典理论的研究,反对过激的西医化。他的学术观点连同其他学人观点,共同凝聚出近代中医学说理论新貌。在中医教育方面,秦伯未积极探索中医教育的多种形式。他投身院校教育,与医界同仁共同创办上海中国医学院,完善课程设置,培育中医人才;他发挥个人力量,依托医室形成“秦氏同门”的群体力量,凝聚专业人才;他创设函授、刊授的社会教育形式,更为广泛地传播中医知识。在中医出版方面,秦伯未形成了独到的期刊编辑思想,关注读者视角,凝聚编创团体,更成为期刊传播中的“把关人”。其主办了四份各具特色的期刊,整合了中医药资源,构建出公共学术空间。还依托中医书局,打造品牌效应,推动中医知识的生产和消费。在中医社团方面,秦伯未从参与者到创办者,加入许多不同类型的中医社团,参与到众多社团活动中。中医社团结群聚力,在中西医论争、保障同业、期刊互动等方面均发挥了群体效力。在秦伯未的医学人生里,他始终致力于中医事业的发展。尽管他不是当时中医界中影响最大的人物,但他摸索开创了多种发展方式,这是远远超过同时期中医人士的。他创新了中医发展的既有模式,实际上也为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提供了更多的路径。透过秦伯未极为广泛的各项活动,能够看到近代中医的新面貌。在近代,传统中医学说融汇西方学说,重新整理出新体系。中医知识的传承也脱离了传统的师徒相授、医派相承,转为进入科学化的学科体制。另外中医期刊的繁荣、中医专业社群的出现,都是中医知识体系转型的表征。在以秦伯未为代表的“新中医”群体的努力下,近代中医在救亡图存的抗争道路上突破了四面楚歌的窘迫,完成了知识体系的转型,实现了学科的进步与发展。
二、2004年《临床儿科杂志》第22卷1~12期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4年《临床儿科杂志》第22卷1~12期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汉译《杂阿含经》接受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方法 |
| 第一章 《杂阿含经》的产生、范围与内容 |
| 第一节 《杂阿含经》及其形成 |
| 一、阿含释义 |
| 二、杂阿含释义 |
| 三、《杂阿含经》的结集 |
| 第二节 《杂阿含经》的结构、内容 |
| 第三节 《杂阿含经》经典群的范围 |
| 小结 |
| 第二章 贯穿始终:佛典翻译视角下《杂阿含经》的接受 |
| 第一节 汉魏两晋时期《杂阿含经》单本的翻译 |
| 一、汉魏时期《杂阿含经》单本的翻译 |
| 二、两晋时期《杂阿含经》单本的翻译 |
| 第二节 南北朝时期《杂阿含经》大本的翻译 |
| 一、《杂阿含经》大本的翻译 |
| 二、《杂阿含经》单本的翻译 |
| 三、《杂阿含经》的别生经 |
| 第三节 唐宋时期《杂阿含经》单本的再译 |
| 一、唐代的单本《杂阿含经》的翻译 |
| 二、北宋的单本《杂阿含经》的翻译 |
| 小结 |
| 第三章 阿含为初:理解判释视角下《杂阿含经》的接受 |
| 第一节 六朝判教中的《阿含经》 |
| 一、六朝译经中的判教譬喻 |
| 二、六朝时期的主要判教观念 |
| 第二节 隋唐判教中的《阿含经》 |
| 第三节 判教学说的再审思 |
| 一、判教学说的本质和缺陷 |
| 二、判教学说中《阿含经》位置的再思考 |
| 小结 |
| 第四章 背景底色:知识建构视角下《杂阿含经》的接受 |
| 第一节 南北朝隋唐经录对《杂阿含经》的着录 |
| 一、南北朝经录的着录情况 |
| 二、隋代经录的着录情况 |
| 三、唐代经录的着录情况 |
| 第二节 唐以后刻本藏经中《杂阿含经》的入藏 |
| 一、《开元释教录·入藏录》系统大藏经中的《杂阿含经》 |
| 二、《开元释教录》系统大藏经中的《杂阿含经》 |
| 第三节 历代类书对《杂阿含经》的引用 |
| 一、《经律异相》对《杂阿含经》的引用 |
| 二、《法苑珠林》对《杂阿含经》的引用 |
| 小结 |
| 第五章 重回视野:近代《杂阿含经》的再发现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背景:19世纪欧洲与日本的《阿含经》研究 |
| 第二节 过程: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阿含经》研究 |
| 一、梁启超对《阿含经》的重视与提倡 |
| 二、吕澂及支那内学院的《阿含经》研究 |
| 三、释印顺及汉藏教理院的《阿含经》研究 |
| 第三节 影响:《阿含经》与中国佛教的发展 |
| 一、《阿含经》与人间佛教的开展 |
| 二、《阿含经》与中外佛教交流 |
| 小结 |
| 第六章 窥斑见全:《杂阿含经》接受史举隅——以盲龟浮木喻的东亚接受为中心 |
| 第一节 盲龟浮木喻的出处与意涵 |
| 第二节 盲龟浮木喻在印度佛教的扩散 |
| 一、阿含经典中的盲龟浮木喻 |
| 二、本生、法华、涅盘诸部经典中的盲龟浮木喻 |
| 第三节 佛典汉译与盲龟浮木喻的传入 |
| 第四节 盲龟浮木喻在中国佛教内部的接受 |
| 一、盲龟浮木喻在教内扩散的四大文献系统 |
| 二、盲龟浮木喻教内传播的引用率最高的几部经典 |
| 三、盲龟浮木喻在中国传播中的衍变 |
| 四、盲龟浮木喻在中国佛教艺术中的表现 |
| 第五节 盲龟浮木喻在教外的传播 |
| 一、盲龟浮木喻在中国社会中的扩散 |
| 二、盲龟浮木喻在东亚文化中的传播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中华健康杂志》与民国医学知识的传播与建构（1939—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2 学术史回顾 |
| 2.1 医学史研究 |
| 2.2 近代医学观念研究 |
| 2.3 近代医疗卫生社团、杂志研究 |
| 2.4 关于《中华健康杂志》的研究 |
| 3 资料使用情况 |
| 4 创新之处与研究方法 |
| 4.1 创新之处 |
| 4.2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华健康杂志》概况 |
| 1.1 《中华健康杂志》的创办背景及缘起 |
| 1.1.1 西医群体与近代医学知识的传播 |
| 1.1.2 医学社团与专业医刊的发展 |
| 1.1.3 中华医学会与《中华健康杂志》的创办 |
| 1.2 《中华健康杂志》的创刊与宗旨 |
| 1.3 《中华健康杂志》的发行概况 |
| 1.3.1 酝酿与发展:初创时期的《中华健康杂志》 |
| 1.3.2 责任与担当:沦陷时期的《中华健康杂志》 |
| 1.3.3 复兴与坚持:战后的《中华健康杂志》 |
| 1.4 《中华健康杂志》编撰群体介绍 |
| 1.4.1 杂志主编群体介绍 |
| 1.4.2 杂志作者群分析 |
| 1.5 《中华健康杂志》的经费来源 |
| 1.6 出版环境对杂志定价的影响 |
| 第二章 《中华健康杂志》的营销策略与编辑特色 |
| 2.1 杂志的营销与设计风格 |
| 2.1.1 杂志的宣传营销手段 |
| 2.1.2 封面的设计与变化 |
| 2.1.3 杂志广告的刊登情况 |
| 2.2 杂志传播的内容特征 |
| 2.2.1 医学知识的通俗化传达 |
| 2.2.2 医学内容的专业化保持 |
| 2.3 杂志中的故事文本探析 |
| 2.3.1 多样化的故事形态 |
| 2.3.2 故事中作者的价值倾向 |
| 第三章 《中华健康杂志》的健康关怀 |
| 3.1 聚焦热点:为社会“开药方” |
| 3.1.1 备受关注的传染病防治 |
| 3.1.2 妇婴健康的着重强调 |
| 3.1.3 工人疾病与社会保障 |
| 3.2 立足实际:经济视域下的健康生活建构 |
| 3.2.1 预防医学:社会生活中的经济考量 |
| 3.2.2 困难条件下的营养问题 |
| 第四章 《中华健康杂志》中的“医患”表达 |
| 4.1 文化的中介者:医师的塑造与表达 |
| 4.1.1 “伪科学”的中医与“科学”的西医 |
| 4.1.2 塑造“合格”的病人 |
| 4.1.3 维护神圣的医护形象 |
| 4.2 文化的接收者:杂志读者的反馈与建议 |
| 4.2.1 《中华健康杂志》的读者特征 |
| 4.2.2 读者栏里的社会镜像 |
| 4.3 何为“健康”:医患群体共同的“健康”塑造 |
| 4.3.1 医师的专业化建构 |
| 4.3.2 病患的经验性传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明清徽州医者与地方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现状 |
| (四)概念界定与材料说明 |
| 一、何以成医:明清徽州医者群体形成条件 |
| (一)自然环境的影响 |
| (二)文化因素影响 |
| (三)徽商兴起与徽医发展 |
| (四)家族传承兴盛、医学教育兴旺 |
| (五)医政败坏与民间医者兴起 |
| 本章小结 |
| 二、明清徽州医者从医原因及现实的社会地位 |
| (一)明清徽州医者从医原因 |
| (二)从医背后折射的医者社会地位 |
| 本章小结 |
| 三、明清徽州医者的社交网络及其影响 |
| (一)医士社交圈的形成及影响 |
| (二)医商社交圈的形成及影响 |
| 本章小结 |
| 四、徽州医者在地方上的功用 |
| (一)徽州医者与地方疾病救治 |
| (二)徽州医者与地方公共、慈善事业 |
| (三)咸同兵燹与徽州医者应对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附图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 |
| (二)20世纪80年代至今 |
| 三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 主要着力点及创新点 |
| 五 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的历史背景 |
|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保障思想 |
| 一 儒家的社会保障思想 |
| (一)魏晋南北朝儒学的发展概况 |
| (二)天谴灾异说 |
| (三)仁政思想 |
| (四)民本思想 |
| (五)宗族互助思想 |
| 二 佛教的慈善思想 |
| (一)佛教的传播 |
| (二)慈悲精神 |
| (三)因果报应 |
| (四)福田思想 |
| 三 道教的慈善思想 |
| (一)《太平经》中的慈善思想 |
| (二)其他经书中的慈善思想 |
|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方社会救助 |
| 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灾害概况 |
| 二 灾害救助措施 |
| (一)下诏罪己,检讨政策 |
| (二)削减开支,节用救荒 |
| (三)整顿吏治,省刑赦罪 |
| (四)赈济救恤,救荒活民 |
| (五)蠲免赋役,减轻负担 |
| (六)兴修水利,防御灾害 |
| (七)南朝时期水灾与救助的个案考察:建康水灾记录再认识 |
| 三 贫弱群体救助 |
| (一)皇帝登基、改元救助 |
| (二)立后、立太子救助 |
| (三)皇帝出巡救助 |
| (四)朝廷日常和重大事件救助 |
| (五)地方政府官员救助 |
| (六)其他救助 |
| 四 疫病救助 |
|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疫病 |
| (二)颁书办学,普及医学常识 |
| (三)发放药物,医治疾疫 |
| (四)埋骨助葬,防控疾疫 |
| (五)隔离消毒,重视预防 |
|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优抚 |
| 一 优抚制度古已有之 |
| 二 脱籍封爵制度 |
| 三 休假制度 |
| 四 抚恤制度 |
| (一)三国抚恤制度 |
| (二)晋朝抚恤制度 |
| (三)南朝抚恤制度 |
| (四)北朝抚恤制度 |
|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福利制度 |
| 一 尊老恤老福利 |
| (一)“养老”对象的界定 |
| (二)大赦诏令中的养老救济 |
| (三)日常诏令中的养老救济 |
| (四)三老五更之礼 |
| (五)行乡饮酒礼 |
| (六)存留养亲制度 |
| (七)版授高年制度 |
| (八)赐几杖制度 |
| 二 妇女儿童福利 |
| (一)妇女福利 |
| (二)儿童福利 |
| 三 残疾人福利 |
| (一)残疾人日常救助 |
| (二)残疾人免役制度 |
| 四 官员致仕福利 |
| (一)致仕年龄 |
| (二)致仕福利 |
| 五 官办福利机构 |
| (一)六疾馆 |
| (二)孤独园 |
| (三)别坊 |
|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教慈善 |
| 一 佛教慈善活动 |
| (一)佛教慈善的宣传 |
| (二)魏晋南朝的佛教慈善活动 |
| (三)北朝佛寺的慈善活动 |
| 二 道教慈善活动 |
| (一)以医疗救助促进道教传播 |
| (二)葛洪的医疗慈善 |
| (三)鲍姑的医疗慈善 |
| (四)陶弘景的医疗慈善 |
| (五)其他道教慈善 |
|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慈善救助 |
| 一 宗族慈善救助 |
| (一)宗族救助的基本内容 |
| (二)宗族安全救济 |
| (三)宗族贫困救济 |
| (四)宗族养老育幼 |
| 二 个人慈善救助 |
| (一)赈灾救荒 |
| (二)医疗救济 |
| (三)施棺助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 基本古籍 |
| 二 学术着作 |
| 三 学位论文 |
| 四 学术论文 |
| 附录 |
| 附录:北魏汉译佛经所见“布施”词例表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6）近现代上海妇女报刊史（1898～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概念界定 |
| 四、分期依据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清末时期的上海妇女报刊(1898～1911) |
| 第一节 上海妇女报刊诞生的背景 |
| 一、上海独特的城市空间与出版环境 |
| 二、西方文明性别标准在中国语境下转化 |
| 三、妇女报刊在世界范围内陆续创办 |
| 第二节 中国首份妇女报刊——《女学报》 |
| 一、《女学报》创刊缘起：以女报启女智 |
| 二、首开女子办报主持笔政风气 |
| 三、仿《湘报》版式以白话“开女学风气” |
| 四、依靠捐助办报经营 |
| 五、另一份《女学报》与陈撷芬 |
| 第三节 从辅助女学的教科书转向女权的话语阵地 |
| 一、男性主持的首份女刊——《女子世界》 |
| 二、三期未满的《中国女报》 |
| 三、陈志群为女刊“续命” |
| 小结 |
| 第三章 民国初年的上海妇女报刊(1912～1918) |
| 第一节 民国初年上海妇女报刊发展的背景与概况 |
| 一、新闻出版业规制政策频发妇女报刊面临转向 |
| 二、稿酬制度确立民营报刊出版业加速发展 |
| 三、上海女性读者市场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首份商业性妇女报刊——《妇女时报》 |
| 一、《妇女时报》的商业性实践 |
| 二、“合于时情”的内容倾向与独立品格 |
| 三、以图像表达立场积极对话读者 |
| 四、由包天笑提携的男女作者群 |
| 五、出版人丧子无心经营 |
| 第三节 专业性和综合性商业性妇女报刊双轨并行 |
| 一、专业性妇女报刊：同年创刊各展所长 |
| 二、综合性妇女报刊：出版社恶性竞争妇女报刊同质化 |
| 小结 |
| 第四章 五四时期的上海妇女报刊(1919～1927) |
| 第一节 上海妇女报刊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与概况 |
| 一、以1919 年作为起点聚焦“新女性” |
| 二、出版物激增妇女问题居舆论中心 |
| 第二节 中国首份妇女画报——《解放画报》 |
| 一、从郑正秋的经历和家庭伦理观看五四初期性别观念 |
| 二、五四“解放”声浪中创办的《解放画报》与其视觉化形态革新 |
| 三、从文本内容看女性生存观念与现实的冲突与矛盾 |
| 四、基于同业、同好建立的文图作者群 |
| 五、难以实现的行销策略 |
| 第三节 上海妇女报刊多样化的发展形态 |
| 一、商业性妇女报刊的意识革新 |
| 二、非商业性妇女报刊的复兴 |
| 三、中国共产党创办的首份妇女报刊——《妇女声》 |
| 小结 |
| 第五章 十年相对稳定时期的上海妇女报刊(1928～1937) |
| 第一节 上海妇女报刊繁盛发展的背景与概况 |
| 一、城市化与女性群体的分化 |
| 二、出版物繁盛妇女报刊立场分化 |
| 第二节 都市摩登商业性画报纷呈迭起 |
| 一、中国首份妇女时尚画报——《玲珑》 |
| 二、我国女子杂志最高权威——《妇人画报》 |
| 第三节 女性主编的非商业性妇女报刊 |
| 一、“纯女性”报刊——《女子月刊》 |
| 二、知名党派刊物——《妇女生活》 |
| 三、脱离教会独立经营——《女声》(1932 版) |
| 小结 |
| 第六章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妇女报刊(1937～1949)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妇女报刊 |
| 一、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妇女报刊的概况 |
| 二、孤岛时期妇女界的指路明灯——《上海妇女》 |
| 三、身份暧昧、地位尴尬的妇女报刊——《女声》(1942 版) |
| 第二节 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妇女报刊 |
| 一、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妇女报刊的概况 |
| 二、上海历时最长、发行量最大的妇女报刊——《女铎》 |
| 三、唯一发行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商业性妇女报刊——《家》 |
| 小结 |
| 结论 |
| 一、近现代上海妇女报刊的变迁轨迹 |
| (一)清末时期：妇女报刊作为妇女启智的媒介工具 |
| (二)民初时期：妇女报刊探索商业性运营 |
| (三)五四时期：读者层延伸至平民女性办刊主体多元 |
| (四)十年相对稳定时期：性别意识强烈形态多样发展繁荣 |
| (五)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妇女报刊：女性主导报政 疏离政治 关注实际生存 |
| 二、近现代上海妇女报刊的发展特点 |
| (一)创办时间最早办刊主体多元 |
| (二)率先实践商业性运营 |
| (三)报刊形态革新最快 |
| (四)众声喧哗旋生即灭 |
| 三、近现代上海妇女报刊的发展规律 |
| (一)妇女报刊的发展与妇女解放运动同步 |
| (二)妇女报刊的发展拐点多由男性群体参与并促成 |
| (三)妇女报刊随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发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近现代上海妇女报刊一览表(1898～1949)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明清湖北医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社会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医疗史研究 |
| (二) 医者相关研究 |
| (三) 区域性的医者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文章结构 |
| 四、相关概念的厘定 |
| 第一章 明清湖北医疗环境 |
| 一、地势饶,弃业易 |
| 二、五方杂寓,民尚巫鬼 |
| 三、地方医疗缺乏管控 |
| 第二章 明清湖北医者之概观 |
| 一、地方医官与逐渐荒废的医学机构 |
| 二、医学的普及化: 学医人数日益增多 |
| 三、人文、贸易与医学: 蕲黄、汉沔医者独盛 |
| 四、以自学、家传为主的习医途径 |
| (一) 儒医与自学风尚 |
| (二) 世医与家族传承 |
| (三) 师授与遍访名医 |
| 第三章 术有专攻: 万全、梁学孟 |
| 一、三世幼医密斋先生 |
| (一) 小儿难医,莫如痘疹 |
| (二) 病家多方择医,医者同台竞技 |
| 二、梁学孟与痰火病 |
| (一) 因病弃举,遂而攻医 |
| (二) 《国医宗旨》 |
| 三、医书的影响力: 从造福一隅到四方辐辏 |
| 第四章 着述本草:李时珍、刘若金 |
| 一、世儒出身,官场浮沉 |
| 二、由博返约: 从“纲目”到“述” |
| (一) 百科全书式的《本草纲目》 |
| (二) 《本草述》: 删疑存实、斟酌排序 |
| 三、成名背后: 李时珍的刻书经历 |
| 第五章 亦官亦商: 汉阳叶氏与叶开泰药号 |
| 一、军中治疫,崭露头角 |
| 二、科举入仕,官商结合 |
| (一) 儒雅诗人: 叶廷芳 |
| (二) 御前翰林: 叶继雯 |
| (三) 金石学家: 叶志诜 |
| 三、家族遭变,迎难而上 |
| 四、医、商、儒: 叶氏家族的形象变迁 |
| 余论: 明清湖北为何无“医派”?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汉阳叶氏谱系表 |
| 附录2 明代以前湖北医者信息表 |
| 附录3 明代湖北医者信息表 |
| 附录4 清代湖北医者信息表 |
| 致谢 |
（8）清代湖湘医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湖湘医学之流变 |
| 一、清以前湖湘医学 |
| 二、清代湖湘医学 |
| 第二章 清代湖湘医者之盛 |
| 一、湖湘各府医者的分布 |
| 二、湖湘医者整体特征 |
| 第三章 清代湖湘疫病与医学理论 |
| 一、疫病医疗环境 |
| 二、湖湘白喉疫情 |
| 三、张绍修白喉医着与医学理论 |
| 第四章 清代湖湘医籍的刻印与藏书 |
| 一、清以前湖湘的刻书、藏书活动 |
| 二、清代湖湘医籍刊刻 |
| 三、湖湘医籍的传播:以《验方新编》的刊刻、流传为例 |
| 四、行医与出仕: 黄德濂的社会交往与医籍刊刻 |
| 第五章 尊阳郑氏与民间医疗 |
| 一、尊阳郑氏发展脉络 |
| 二、郑氏族人从医状况 |
| 三、郑氏家族的医疗、社会活动 |
| 结语 |
| 附录: 湖南医者统计详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10）“新中医”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 ——以“海上名医”秦伯来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前史 |
| 三、概念界定、研究方法与重难点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转型时代中的“新中医” |
| 第一节 步入转型时代的中医 |
| 一、确立医疗地位的西医 |
| 二、面临生存危机的中医 |
| 三、中医界的抗争运动 |
| 第二节 革新中医的“新中医”群体 |
| 一、支持中西医汇通 |
| 二、主张中医科学化 |
| 三、维护传统中医 |
| 第二章 “衷中参西”:秦伯未的中医观 |
| 第一节 秦伯未的中医之路 |
| 一、成医历程 |
| 二、职业生活 |
| 三、日常生活 |
| 第二节 秦伯未的医学主张 |
| 一、崇尚医籍经典 |
| 二、注重临床实践 |
| 第三节 衷中参西的中医观 |
| 一、整理中医,融会贯通 |
| 二、中西汇通,改造传统 |
| 第三章 培植后学:秦伯未与中医教育 |
| 第一节 从“医派”到“学院派” |
| 一、传统中医教育样貌 |
| 二、近代中医教育生存环境 |
| 三、走向学科建制的新式教育 |
| 第二节 秦伯未的教育实践 |
| 一、投身院校教育——以上海中国医学院为例 |
| 二、创设其他教育形式 |
| 第三节 秦伯未的中医教育思想 |
| 一、衷中参西,革新教育 |
| 二、躬身教育,指导后学 |
| 三、关注社会,重视宣传 |
| 第四章 中医知识传播:秦伯未与中医期刊 |
| 第一节 近代中医药期刊的创办 |
| 一、振兴中医的“期刊热” |
| 二、秦伯未主办的中医药期刊 |
| 第二节 完备期刊运营 |
| 一、秦伯未的期刊编辑思想 |
| 二、中医书局的期刊群效应 |
| 第三节 期刊作用下的近代中医发展 |
| 一、构建公共学术空间 |
| 二、整合中医药资源 |
| 三、形塑大众卫生观念 |
| 第五章 结群聚力:秦伯未与中医团体 |
| 第一节 秦伯未参与的中医团体 |
| 一、上海中医学会 |
| 二、中医指导社与中医世界社 |
| 三、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 |
| 四、上海国医公会 |
| 第二节 中医团体的作用 |
| 一、期刊互动,密切联系 |
| 二、保障同业,敦促学术 |
| 三、凝聚力量,抗争请愿 |
| 结语 秦伯未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转型 |
| 附录 |
| 附录一: 秦伯未大事年表 |
| 附录二: 秦氏着述一览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2004年《临床儿科杂志》第22卷1~12期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汉译《杂阿含经》接受史研究[D]. 黄凯. 上海大学, 2021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3]《中华健康杂志》与民国医学知识的传播与建构（1939—1949）[D]. 徐霞. 河北大学, 2020(08)
- [4]明清徽州医者与地方社会[D]. 赵士第.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研究[D]. 许秀文.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6]近现代上海妇女报刊史（1898～1949）[D]. 赵蓓红.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7]明清湖北医者研究[D]. 程露.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6)
- [8]清代湖湘医者研究[D]. 向俊丞.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9]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10]“新中医”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 ——以“海上名医”秦伯来为中心[D]. 崔良晓.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