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1年11月全国畜产品进出口统计表（论文文献综述）
李岩[1]（2020）在《中国近代关税自主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不平等条约是近代中国关税法的重要渊源。片面协定税则和外籍税务司制度皆源自于不平等条约。两次鸦片战争终结了大清帝国的闭关政策,总理衙门的设立使条约制度成为中国政体的特殊部分,中国的主权在这里不是被消灭,而是被列强的主权所掩盖或取代。在近代条约体制中,中国海关不能自主,海关行政管理权旁落、税款保管权被劫夺,关税税则的制订权受限,关税自主不能实现。而英国、美国和日本在中国海关权力争夺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你争我夺,彼此倾轧、相互妥协,随着各国实力的消长,轮流坐庄,谁控制了中国海关,谁就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相应地,关税自主则是中国近代各时期政府一直努力实现之目标。海关是中外关系的矛盾的焦点,在中国近代条约体制中居于核心地位。从国际关系演变对关税法影响的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关税自主权,更能全面地把握和理解其中所承载的内涵和历史意义。研究中国近代海关,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人物是英籍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他是清末新关的实际建立者,他担任大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8年之久。赫德通过其直属上司总理衙门的王公大臣们操纵控制中国内政外交,把外籍总税务司领导的海关打造成清政府所倚重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机构,把中国海关变成了英国对华关系的基石和英国控制下的平衡各“有约国”利益的“国际官厅”。清末虽然采取了一些新政,以削弱总税务司对海关的行政控制权,但尚未产生实际效果,满清王朝就已覆亡,而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则为之后的政府所承认,外籍税务司制度没有变,中国海关依然被操控在列强手中。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继承了清政府遗留下来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依然受不平等条约体制束缚和荼毒。海关在英籍总税务司安哥联的把持下,趁革命之乱,夺取了关税税款的保管权和支配权,通过经理外债赔款和内债,操控着中国的财政大权,税务处形同虚设,海关监督权力进一步萎缩。总税务司安哥联只听命于英国政府和外国公使团,俨然中国政府的“太上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受协约国给予中国大国地位、延迟5年支付庚子赔款及修订海关税则之诱使,中国加入协约国参战,并借机废除与德奥的不平等条约,停付该两国债赔款,开始尝试以外交手段积极争取国权。战后,以顾维钧为代表的外交家,通过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提出中国关税自主的主张,结果不尽如人意。但随着国际情势变迁,各国与中国贸易情况的消长,英、美、日之间对中国税则修订的态度也有所变化。中国通过与列强集体谈判无法取得实际效果,逐渐改变为各个击破策略,通过开创个例,突破条约体制之限制。利用战胜国身份与战败国德国重新订立协约,签订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为消除片面协定关税税则打开了的缺口。废除中比条约,开创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先例,显示了中国关税自主之决心,冲击了不平等条约体系。中国南北政府相继宣布开征二五附税及随之发生的罢免总税务司安哥联事件,实乃中国通过外交无法获取真正关税自主后而采取的内政自主之行为。中国开始努力冲破协定关税之束缚,使之成为关税自主之坚决行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维护其本身的统治利益,积极开展了争取关税自主的外交活动,先后与十几个国家签订了关税新约,废除了自1843年以来受不平等条约束缚的片面协定税则,中国享有关税自主权得到列强条约承认。同时,财政部下设关务署管理海关,进行了关制改革,外籍税务司受其辖制,实行华洋员平等原则,注重培养提拔本国税务人才。设立了国定税则委员会并在1929-1934年四次自主颁布实施了国定税则,突破了被约束长达80余年的“值百抽五”的协定税率,中国和外国的关税水准差距有所缩小,中国的财政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裁撤了实施长达70余年的厘金、子口税等内地税,促进了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是,这些成就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关税主权已经完全收回。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为英、美、日等列强所承认,是其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相妥协的结果。作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新的代理人,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也不能够彻底地完全地实现关税自主。尽管其制定并施行了所谓国定税则,却并未能真正摆脱帝国主义列强所施加的影响,表面上帝国主义者放弃控制中国关税的特权,但实际上中国关税税则的制订、税率的变动仍受英、美、日等国约束,以致于无力制止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不能为民族工业提供充分保护。外籍税务司制度被保留下来,领事裁判权以及其他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特权也未完全被废除。“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失守;“七七”事变后,华北失守。蒋介石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一面向日本妥协屈从,一面争取国际援助,企图借助英美的力量来阻止日本,而英美则妄想日本牵制苏联抵制中共,对日采取放任纵容的绥靖政策,导致南京国民政府孤立无援,从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一路退让至重庆陪都。日本实施以战养战的战略,在日占区扶持操纵伪政权,掠夺中国资源,逐步由中国东北向南推进,妄图蚕食吞并中国,称霸远东。先后策划建立了伪满洲国、北京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维新政权和南京伪国民政府,以华制华,劫夺了东北海关、华北海关、江海关以及日占区的所有海关,控制了相应的海关行政权、关税保管和支配权。英籍总税务司梅乐和宣称“总税务司之职权,系中国政府所授予,而非得自条约”,并要求各关税务司“服从政府命令,不受外力之干涉;且绝对不干涉关余”。一方面要“恢复中国在关政上之主权”,另一方面要“维护海关现行制度”。而在日本劫夺中国海关的过程中,他选择坚决维护海关现行制度,不听政府“关闭该关,另行设关”的指令,不惜牺牲中国海关行政主权和税款保管权来维护其外籍税务司统治下的海关行政的表面完整,以期英国继续把持中国海关。为此,他积极协助其母国英国与日本妥协谈判,促使英日两国签订了没有中国参加的《关于中国海关的协定》,并对这一非法协定给予坚决的执行,承认日本对关税税款的保管权,将税款存入日本正金银行,实行低税率税则,将该协定的适用扩大至整个日占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将总税务司梅乐和拘捕关押,英美籍税务司全部被解职。汪伪政权任命日本人岸本广吉（Kishimoto Hirokichi）为总税务司。英国和英籍总税务司可谓姑息养奸,日本人终于如愿以偿把持了整个日占区的中国海关。此后,伪海关总税务司署大量雇佣日籍关员、任命日籍税务司,日文也取代英文成为海关公文语言。为了“以战养战”,支持日军和汪伪政权,海关开征转口税,以伪钞来征收海关税款,大肆走私、倾销日货,致使中国经济损失巨大。面对日占区海关被日本全面劫夺,沿海被日军封锁的窘境,国民政府在重庆重新组建了的总税务司署,开辟新的贸易线路,建立多个内地海关,加强缉私,开征战时消费税,通过实施《公库法》收回海关税款保管权,停付外债赔款,努力开源节流,以维持战时经济。抗战胜利后,日籍人员全部离职,国民政府全面接管日占区海关,裁撤改组内地海关,任命一批中国人为海关税务司。国民政府恢复执行《1934年进出口税则》,实施货币兑换,加强外汇和贸易管理,并采取措施防止走私,重新收回了关税主权。东北海关、华北海关、江海关以及原日占区的海关被一一收回,但大连关成为例外。为了让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苏、美、英三国无视中国政府秘密签订《雅尔塔协定》。之后美国主动劝诱中国政府与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相关附件,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及航运一律开放。苏军进驻大连港后,美国并未获得“门户开放、商业机会均等”的待遇,国民政府几经交涉也未能收回大连海关。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全国各地海关最终都被人民政权接管,并被改造成为真正自主的海关。太平洋战争后,美国将中国纳入战后其领导的世界秩序战略格局中,并将中国定位为盟友,以维持远东秩序,维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抗战初期,为鼓舞反法西斯士气,提升中国大国地位,美国联合英国共同放弃在中国的特权,订立中美新约和中英新约以实现对华平等。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与国民政府再签《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在实力差距悬殊的情况下以表面上的平等遮盖实际的不平等。美国取代日本,独占中国市场,倾销其商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随着英日退出中国海关,美国人接过海关大权,为美国商品的倾销大开方便之门。为了迎合美国,满足美国的利益期望,中国被裹挟入美国倡导的自由贸易体系,参加关税减让谈判。中国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后,依据关税减让表对1934年进口税则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协定税率和国定税率并存的复式税则。但是该税则并没有对中国工商业产生保护作用,反而有利于美国商品的流入,导致美国商品独占了中国市场,中国连年巨额入超。从1840年至1949年,百余年来,关税自主一直是中国努力实现的目标。从清末实施新政缩小海关权力,设立税务处改变海关隶属关系开始,到北洋政府通过国际会议力争自主,再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制订国定税则的努力,到底是什么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深究之,发现乃是不平等条约体制。不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就不能真正实现关税自主。随着国际关系的演变和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的消长,列强之间对中国海关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其目的都是为了操控海关,进而把握中国的经济命脉,实现其本国利益最大化。而他们所采用的无疑都是不平等条约这一披着“合法”外衣的非法工具。而中国近代各个时期的政府因不能与帝国主义列强彻底决裂,因而无法真正实现关税完全自主这一目标。尽管如此,我们也并不能否定中国近代以来为争取关税自主而付出的种种努力和取得的进步。中国近代关税自主权的丧失与收回的过程也是中国被动卷入国际贸易体系的过程。与贸易紧密相关的关税法深受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并不能按照本国设想的理想状态演进和发展。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国家间的竞争随着全球化的深化更加激烈,贸易战亦愈演愈烈。当前,在美国对我国实施关税战,世界贸易组织停摆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再次重申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立场。中国近代受片面协定关税之害至深,当以史为戒。在关税自主的今天,中国积极主动融入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在多边贸易体制谈判中必将始终坚持平等互惠之国际法原则,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维护开放、公平自由贸易秩序的重要力量。
张晨[2]（2020）在《国际政治经济视角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围绕农业及粮食问题而开展的农业政策制定可以说是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政府行为。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当下,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开始逐步向全球化农业生产模式的方向发展,国际农产品贸易市场的活跃度逐步升高,相关领域内的竞争变得愈发激烈。因此,为维护其自身利益,作为世界主要粮食进口国的日本开始稳步推进农业政策的转向工作。战后的日本农业政策在《农业基本法》的指导下,共经历了60年代的“基本法农政”,70年代的“综合农政”以及之后的“地域农政”共三个主要阶段。进入到本世纪之后,日本的农业政策自小泉纯一郎内阁时期的“攻势型农政”,历经积极推进FTA/EPA谈判的民主党时期的农业政策,直至安倍晋三的“攻势型农林水产业”政策为止,以实现对既有的农业生产结构革新为目的,通过推动本国农产品出口,发展形成了极具“外向型”特征的“攻势型农业”。“攻势型农业”得以成型的重要基础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食粮法》与《食料·农业·农村基本法》的出台为标志,构建出的战后日本第二个农业政策制定框架。其与旧《农业基本法》的农业政策制定框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以新世纪日本农业政策转向为切入点,通过“国际粮食体制”理论所构建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跳出传统分析日本农业问题只限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束缚,实践性地打通农业政策分析与外部环境之间的阻隔,探讨农业领域内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是如何影响战后日本农业政策的制定,分析并总结战后日本农业政策制定的特点。战后日本农业政策能够发生转向的前提实际上是基于日本政府不断地对早已不适应国际农业政治经济局势的既有农业政策进行的修正。因此,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于日本农业政策的制定,已发展到起决定作用的程度。日本农业政策转向的经验在于其对国际环境变化的积极快速感知,而其教训也在于对国际环境变化的消极迟滞应对。换句话讲,政府行为取向的形成就在于其自身与外界进行何种的互动之上。
周辰[3]（2020）在《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中国城市格局体系的演变,由不同城市的发展路径所决定。近代中国在西方入侵的背景下,被动卷入世界市场体系,原有的社会秩序亦遭受冲击。经济因素逐步取代政治、军事因素成为推动城市近代转型的根本动力,形成了政治城市衰落、经济城市崛起的格局体系。保定作为直隶省城,是一座地处京畿腹地的内陆城市,近代以前是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中心,近代以来发展相对落后。保定依靠行政力量开启了近代化转型的历程,城市经济的发展并非内在需求的产物,而是政治权力推动的结果,其变革属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属于行政导向型发展路径,在我国近代城市转型中具有典型意义。近代以前的保定,因军事而兴起、因政治而显赫,成长路径符合我国传统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政治、军事优先发展。政治、军事地位的提升亦强化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农业、手工业、商业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由北宋时期边境的军镇发展为清代直隶首府。保定的经济功能主要为政治、军事功能提供服务,属于权力控制型经济,商品经济成长动力不足,对外贸易能力有限,经济结构畸形。近代保定在官方的强力推动下开启了近代转型的道路,国家的宏观政策以及官员、军阀的个人权威是推动城市变革的主要力量,保定的经济延续着依附军事政治的传统。保定在社会变革中呈现出“绝对发展”与“相对衰落”并存的特点,城市在工业、金融业、交通与通讯、商业等领域具备了早期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与新兴经济城市相比,保定经济成长的动力不足,发展相对缓慢。近代保定区域市场在传统政治力量与近代经济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迅速成长,通过分析商人结构、商品进出口结构以及市场体系网络结构,可以窥见其并未成长为经济类型的城市,仍然是消费功能为主的传统政治军事城市。保定市场在近代呈现出“先扬后抑”的演变过程,商业腹地因天津经济地位的擢升与新式交通工具的建设而空前扩大,亦因交通枢纽的丧失而有所削弱。保定城市地位由政治功能决定,经济功能依附于政治功能,城市区域地位与行政地位紧密相连。近代以来,经济因素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尽管保定市场地位有所提升,经济功能的不足弱化城市的政治功能,其区域中心位置被天津所取代。商会组织是保定近代商业转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官方与民众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以国家行政推动为主要动力。官方与商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家权威、中央集权程度,其互动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在国家权威相对薄弱时期,官方借助商会等民间力量维持统治秩序,双方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契约”关系,商会广泛参与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官方起到了制衡作用;当国家集权程度较高时,官方极力压制社会力量,商会沦为了官方的附庸机构,无所作为。保定商会属于行政高度管控的地方性商业组织,其成长路径与城市功能属性密不可分,商会组织的成立与改组、各类重大社会活动的开展均与官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对官方存在较强的依附性。在保定商会与其他商会的互动中,社会属性多而经济属性较少,彰显城市政治地位崇高、经济能力不足的特点。关于保定的成长路径,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权力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行政权力是推动保定城市转型、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改革避免了保定走向没落的命运;但是官方权力过大也会损害民众的合法权力,抑制区域经济成长的活力。
张晶宇[4]（2020）在《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1953-1956）》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的稳定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在工业化建设初期,由于我国工业基础薄弱,轻工业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生活的日常需要。手工业作为地方工业历来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行业和品种之多,基本可以覆盖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手工业的重要性在此时尤为明显。但就当时的发展现状而言,手工业作为小商品经济,其不仅规模小、资金少、生产分散、设备简陋、生产技术落后,而且抵御风险的能力极弱。如不通过改造,任其自由发展,手工业将在生产和销售方面遇到诸多困难,甚至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同时,由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需要,引导个体私营经济走向合作化的道路,变更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所有关系以向社会主义靠拢具有重要意义。1953年随着全国开始正式进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湘潭县在中央“加强领导、全面规划、逐步发展”的方针政策的引导下,通过组建手工业供销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三种组织形式,采取从供销入手的方法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全县已有4245个手工业个体劳动者自愿加入各个合作组织,基本完成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面达99.7%。在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湘潭县县委十分重视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的划分和思想教育,通过制定社章、对社组员进行“三查”运动、开办短期积极分子训练班等举措,提高了社员、社干的思想觉悟,增强了干部队伍力量,加强了经营管理思想,促进了合作社积极稳固的向前发展。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湘潭县合作组织的优势,县委还通过建立合作组织的辅助组织,如手工业劳动组织协会、财计互助组等群众性的组织和逐步调整合作组织的经营生产方式,为湘潭县顺利完成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虽然湘潭县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摸索过程中也不乏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譬如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快、手工业合作化过程中产、供、销之间的矛盾、经营模式上是采取集中生产还是分散生产上存在着争议,等等。这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尤其是囿于手工业本身行业众多、区域和行业差异的复杂性和其一直处于动态的发展变化中,出现一些“阵痛性”的错误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从总体来看,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和诸多成效,其中比较直观的成效表现在个体手工业者在改造后收益的普遍提高和文化生活的进一步丰富。在当时的复杂局面之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极其不易的。本文以湘潭县档案馆所藏历史档案资料为基础,综合运用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方法,通过梳理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全过程,总结我国地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及教训,了解不同区域的建设发展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拓宽经济史研究视域,有利于深化地方区域史研究。同时,研究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可以以史为鉴,便于总结中国共产党经济建设的经验,加深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以及对当下我国经济所有制的理解。
陈逸超[5]（2020）在《中蒙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研究》文中提出塔克什肯口岸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青河县塔克什肯镇,是自治区唯一一处全年开放的中蒙口岸。由于开关时间长,交通条件好,塔克什肯口岸的出口贸易一度非常发达:2014年,塔克什肯口岸的出口贸易额达到3.79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占蒙古国对华进口总额的21.44%,是名副其实的中蒙边境第二大口岸。然而从2015年开始,塔克什肯口岸的出口贸易迅速萎缩,当年口岸全年出口贸易额仅为上年的10%;在2018年,口岸全年出口贸易总额更是只有1279万美元,仅为2015年的三分之一强,在我国对蒙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下降到0.64%。如此覆巢之下,镇上的边民互市市场,一处由个体商户组成的颇具规模的日用工业品外贸批发市场,也未能独善其身,其出口额从2013年的6700万美元（占当年口岸出口贸易总额的22%）下降到2017年和2018年的3604.7万元（约合533.89万美元,占比31.08%）及3972.25万元（约合600.27万美元,占比46.9%）;市场中边贸商人的人数也因收入下降而大幅减少:在2009年,镇上有430家从事出口边贸的商户,其中370多家商户来自外地;到了2019年,镇上的商户总数只有不到180家（边贸商约120家）。而这些商人的离开——他们普遍有着较强的边疆安全意识和责任感,常有意地监督外来人员的行迹和言论,并积极参与联防、“反恐处突”演练等活动,也使得塔克什肯边民互市在口岸所在地积聚“人力资源”,实现“边贸戍边”的功能遭到削弱。根据边贸商人们的说法,蒙古国债务危机、图格里克贬值、其它中蒙口岸及第三国对蒙商品输出规模的增长等因素是导致不景气,特别是蒙古国客户人数减少和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但笔者认为,客户人数的减少和质量的下降反映的正是边民互市及其所售商品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事实,其市场竞争力的下降则与经营活动变迁所导致的区位条件变化及边民互市较差的市场环境有关;此外,边民互市中的经营者们较薄弱的经济实力以及某些不良经营习惯和观念,如对购物者,特别是零售消费者的“势利心态”,也对边民互市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在笔者看来,鉴于边民互市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及导致困境的原因的复杂性,若要进一步改善塔克什肯边民互市的发展条件,首先有必要加强对口岸及口岸所在地的行政管理资源的整合,减少以海关、边检为代表的各垂直管理部门与主管口岸工作的口岸管理委员会及地方政府间的职能错位和交叉,提升口岸规划发展及管理工作的统筹程度和协调性。在具体措施层面,上述各部门应以更加整体的视角,采取更为具体的措施,加强市场监管力度,提升人们参与互市的便利度,降低人们参与互市的中间成本,以及为经营者进行自主学习,提升自身综合素质提供更好的条件;另一方面,相关部门也可通过举办会展等方式拉近互市参与者之间的“互惠距离”,以此改善人们对塔克什肯边民互市市场的观感,让他们能够且愿意在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中实现消费的升级,从而使得塔克什肯口岸这个中蒙西部边境的大门,一带一路西通道的重要节点,成为得到国内外消费者认可的商品供应基地和物资流转中心。最后,通过田野调查,笔者也发现,世代居住在塔克什肯口岸所在地（原布尔根村）的当地边民对互市的参与度及从中获益的程度目前仍有待提升,故在边民互市之后的发展中,有必要加强对当地世居少数民族边民参与边民互市的支持力度。
乌云[6]（2019）在《内蒙古边境地区演变研究 ——以乌拉特地区为主（1911-2014）》文中研究说明内蒙古边境地区演化过程改变了中国内陆边疆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每个时期发挥了不同的历史作用。从北部屏藩到抗战边疆,再成为现代国家的边境,如今又是“一带一路”上的重要节点,承载着中蒙俄经济走廊重要桥梁的使命,互通世界。本文以民族学为视角、历史学为基础,结合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理论,选择乌拉特地区为主要考察对象,“以小见大”,全面梳理了内蒙古边境地区从边缘到中心、从边疆到边境、再从无国界线到最终确定边界的历史,探究了新的国际格局下中蒙关系的发展演变历程,以期还原真实的边境历史。而这一历史并不仅限于“政治型”的大历史,也关乎不同边境群体的小历史,为人们展现更全面的边疆画卷,是本文最主要的研究意义所在。乌拉特地区历史变迁是近代中国北部边疆历史的一个缩影,体现了国家边界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及国际条约下与各国之间一种新的合作共赢。也是中国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为止的百年文明复兴历程,由弱变强,为打造互联互通的命运共同体而努力的最现实写照。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构成。绪论部分旨在说明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相关概念的界定、研究现状综述、基本史料以及研究方法等。正文部分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论述:一,民国时期的内蒙古地区,面对外蒙古宣布独立、中苏交往以及日本侵略战争等不同历史危机与挑战,采取的立场和发挥的历史作用。二,建国初在同盟阵营下的中蒙“蜜月”期,内蒙古边境地区从传统边疆转变为现代边境地区,经历了看似和睦、并伴随了人畜越境、移民涌向边疆等不同的过渡状态。三,中苏关系恶化影响下,随着中蒙两国边境矛盾的加深,内蒙古边境地区又成为主要战备区之一,促进了边界的确定,进一步推动了现代边境制度的形成。四,随着国际格局变化,中蒙开启全面开放时代,双方互设口岸进行对外贸易,内蒙古边境地区又变成全球化视野下的经济合作区域,也成为了不同政治实体和社会文化接触的主要场域。五,进入21世纪,中蒙开启战略伙伴关系,内蒙古边境地区又有了新局面,口岸经济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推动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成为了跨界民族的聚居地。结论部分指出,随着“一带一路”的进一步实施,不断巩固和扩大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它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打开世界范围内区域合作的新局面。而内蒙古边境地区作为互联互通中国与世界的主要通道和窗口,发挥了桥头堡作用,带来了中蒙两国发展的新机遇。
马伟[7]（2018）在《日本涉农会社中国东北“农业开发”研究（1906～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日本对我国东北的“农业开发”,是通过涉农会社实现的。其中,“东亚劝业会社”“满拓公（会）社”及“大连农事会社”主要从事土地掠取及农业经营、农业移民、农业金融等业务,“东亚劝业会社”“满蒙畜产工业会社”“满洲畜产公（会）社”“满洲猪毛工业会社”等则从事畜产品买卖、加工、输出等业务。1922年设立的“东亚劝业会社”,致力于东北土地、农产品、大米、牛肉等资源的掠取。截至1935年,该会社在“南满洲和东部内蒙古”掠取土地超过13万町,吉东地区95.32万町。其中部分土地改造为水田,以朝鲜佃农为主要劳力,获取稻谷等实物地租,部分旱田租借给我国汉族农民,以货币地租获利。1936年“东亚劝业会社”解散后,水田业务由“鲜满（满鲜）拓殖会社”接收,旱地业务则由满拓公（会）社所承继。截至1941年,“满拓公（会）社”共掠取土地2002万町,相当于日本本土耕地面积的2.2倍。对于如此规模的土地,除一小部分配给日本移民外,剩余绝大部分一方面由该公社直接采用租佃制度进行经营,另一部分则采用“掠夺型经纪”模式,雇佣土地经理人进行管理,这很大程度造成农业收入体系及分配模式混乱。同时,该公社还试图在“满拓区”内推行改良农法,办法是通过改良农具取代东北传统农具,但因数量严重不足而进展缓慢,最终造成该改良农法流于形式。1929年设立的“大连农事会社”,主要在“关东州”进行土地及农产物的垄断业务,并为日本农民迁移东北积累经验,但大规模移民侵略实施后,该会社的作用降低,但依然以租佃的形式对所掠土地进行控制。畜产方面,“九·一八事变”前,“东亚劝业会社”对农业资源的垄断和掠取有所节制,伪满洲国建立后,借助政治优势,始实行行业垄断。1930～1935年,“东亚劝业会社”还一度向日本海军提供东北冷冻牛肉。该会社解散后,畜产业务整合为“满蒙畜产工业会社”,从事肉类屠宰、加工等业务,并专门供应日本海军及关东军。1937年,“满洲畜产会社”获取该工业会社的全部股份,并完全垄断了伪满肉类、皮革、毛皮、羊毛等畜产物的加工、运输、输出等业务。“满蒙毛织会社”主要从事东北羊毛及澳洲细羊毛的深加工业务,并垄断了东北羊毛业务的输入。1943年升格为“满洲畜产公社”后,着重以制定价格的方式控制东北畜产资源。针对日本对我国东北,乃至东亚的殖民,本文以“结构性殖民理论”三大要素三大维度进行解读及理论提升。三大要素包括重农主义、农业移民及“国策会社”,其中,“国策会社”是核心环节,是推行重农主义和农业移民的基础和载体。而涉农会社体现“国策会社”的意志,并助推其农业殖民政策。三大维度是重农主义而非重商主义,规模性的农业移民而非零星的工业、商业移民,“国策会社”而非商业公司。三大维度处于高位,对殖民地的占有、同化及转化为“地理边疆”的可能性将处于高位。否则即处于低位。相较于西班牙、葡萄牙及英国、法国对美洲殖民,日本对我国东北殖民的政策性无疑处于高位。
牛燕军[8]（2017）在《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884-1949年）》文中认为清末民国时期是新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城市作为该区域的中心,成为新疆社会经济的重要缩影。由于历史背景、自然地理、以及人文、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近代新疆城市演变与社会变迁进程,既经历了与沿海、内地城市相似的历史进程,也有着自身独特的演变轨迹。同治朝初年以来新疆的长期战乱和外敌入侵,对城市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使得乾嘉时期形成的良好发展势头出现停滞与衰退。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前后,经过左宗棠、刘锦棠等人一系列新的治理措施的实施,城市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复兴和发展,尤其是开埠通商和新疆新政的推行,进一步推动着边疆城市近代化进程的启动。另一方面,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列强通过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政治控制和和经济侵略程度日益增强,以英俄为代表的外部殖民势力,为将新疆纳入各自势力范围展开激烈博弈,天山南北城镇的半殖民地化色彩不断加深。民国以降,中央政府在西北边疆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御力日趋式微,新疆地方政府长期处于半独立、半割据的状态,新疆历任军阀割据一方,实行独裁统治,使得边疆城市的发展与变迁轨迹印烙着鲜明的个人色彩。对地处西北内陆边疆地区的多民族城市的近代变迁展开研究,不仅有助于拓宽和深化城市史研究领域,而且也能为当前的新疆城市化、现代化建设提供宝贵经验教训。本文围绕新疆城市的近代变迁这一主题,以天山北路东麓的乌鲁木齐为区域对象,以1884年新疆建省至1949年的新疆和平解放共65年为时段,从空间、经济和社会三个角度入手,在较为客观、全面和系统勾勒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脉络和变迁状况的基础上,深入揭示新疆城市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特点、动因、历史局限性以及现实启示等,为边疆城市史研究提供典型范例。具体而言,首先,勾勒乌鲁木齐城市空间结构从“双子城”的复式结构到“一城多区”的多中心结构,再到现代都市建设进程中社会空间显着重构的演变轨迹及特点。其次,以宏观历史事件为线索,将近代乌鲁木齐城市的经济发展史分为三个不同时期和阶段,分别为晚清的起步阶段（1884-1911年）、民国前期的初步发展阶段（1912-1933年）、民国后期的曲折发展阶段（1934-1949年）。对不同历史阶段城市经济发展状况主要围绕工业、商业贸易、金融等几个方面展开具体、系统的论述。最后,选取反映城市社会变迁的典型层面进行横向的专题研究。具体以城市人口、社会阶层、衣食住行、习俗礼仪、娱乐方式、思想观念、文化教育与医疗卫生等方面为例,全方位、多角度展示近代新疆城市社会变迁的丰富图景。结语部分主要是对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变迁的总体思考,通过总结归纳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特点及动因,分析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历史局限性,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探讨对当前新疆城市化、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启示。总而言之,在内忧外患交困的历史背景下,多重力量彼此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着新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城市的传统社会经济发生重要转型和变迁。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多民族共存的内陆边疆城市,社会经济的近代化程度依旧是初步的、局部的,不同民族社会的近代化模式和路径也不尽相同。表现在城市空间结构方面,满汉二城对立的传统城市空间结构被打破,旧的空间不断重组,以沙俄为主的资本主义殖民势力空间,和以维吾尔族、回族为主的穆斯林空间等新的空间逐渐生成,城市空间的异质性、复杂性特征表现显着,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从区隔走向交融经历了漫长、复杂的历史。
金德谷[9]（2016）在《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是党中央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事关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在边疆民族地区先后推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计划”、“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或发展工程,同时出台了与国家战略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企业到边疆民族地区投资兴业,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为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筹集了资金。国家和地方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投入资金,推动建设边疆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加快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当前,学界从经济学、税收学等学科研究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成果较多,却较少从民族学视角入手,分析和讨论税收如何促进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个案,在实地田野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考察税收在促进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取得的成效。此外,在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笔者还将重点关注边民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民族关系状况。本文认为,税收对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具有重要而特殊的促进作用。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通常凭借两种途径：一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相关的税收政策,使之作为调节经济的杠杆,招商引资,鼓励企业发展,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税收收入作为国家资源再分配的工具,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城市建设、重点项目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等领域的动力来源和物质支撑,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国家和地方政府凭借税收的途径促进了边疆民族的发展,增强了边民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推动并构建了和谐的民族关系。除绪论外,本文共分六个章节。在本文绪论部分,笔者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选题缘由、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动态和研究方法,相关概念和理论以及田野调查点概况。第一章为“满洲里市税收概况”。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简述满洲里市征税的历史,此后,运用税收学的分析方法对当前满洲里市国税和地税数据及其特征进行分析状况。比如运用宏观税负分析,得出满洲里的税负在合理区间运行；运用税收弹性分析,表明满洲里的税收增长要快于经济增长。从税种结构来看,满洲里的税收主要来源包括营业税、增值税等；从产业结构来看,满洲里税收来源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而从企业经济类型来看,满洲里税收来源囊括了国有企业和股份公司。在本章的后半部分,笔者还借助个案访谈材料,对满洲里市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税收情况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状况进行比较,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税收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影响。在第二章中,重点探讨了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是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核心,那么,税收如何促进满洲里的经济发展?本章以税收三大支柱：对外贸易、旅游业和工业为主要分析对象,同时分析了税收对满洲里畜牧业和批发零售业的发展。对外贸易在满洲里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为满洲里财政收入贡献占60%。国家出台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在边疆民族地区鼓励发展边境贸易,对边境小额贸易企业采取减半征收的税收优惠政策,之后调整为财政转移支付,扶持边贸企业发展。此外,对边民互市规定货值范围内的生活用品采取免关税的政策,激活了边贸市场,促进满洲里对外贸易的发展。旅游业是满洲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国家将西部地区旅游景点和景区经营纳入西部大开发战略税收优惠政策范围,享受企业所得税15%的优惠政策,同时内蒙古自治区出台扶持旅游业发展政策,比如对农家乐、牧户游等旅游项目免征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对旅游包机业务返还50%的营业税优惠政策,促进了满洲里的旅游业发展。工业发展是满洲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满洲里市政府根据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税收政策制定了鼓励工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对工业发展减免企业所得税,企业设备抵扣税收等,促进了满洲里的工业发展。2005年1月,内蒙古比全国提前一年取消了牧业税,这对满洲里的畜牧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调整营业税的起征点方面,满洲里市政府从2009年的5000元提高到2011年的2万元,鼓励各个体工商户的发展,从而促进满洲里批发零售业的发展。总体而言,满洲里市的各项税收政策和措施,较快地促进了满洲里市的经济发展。在第三章中,笔者主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关系。当税收收入纳入财政收入之后,政府通过财政支出的途径,把税收资金（财政收人）投入到边疆民族地区的重点项目和城市建设、民族教育和医疗卫生发展、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促进了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带来了边民生活质量提高及文化发展。根据每年财政投入社会建设的资金分析,满洲里政府在社会各领域建设的资金投入是逐年增加的,而且重视民生事业发展,2013年,其民生领域的支出甚至占到财政总支出近40%。在社会保障与就业领域,满洲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逐年提高,从2004年的130元提高到2014年的540元。同时当地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逐年增加。在就业方面,国家出台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吸纳失业人员,享受税收抵扣,促进当地失业人员再就业。2004年到2014年满洲里的城镇失业率维持在4%左右,反映了满洲里就业发展良好。边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反映满洲里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提高,可支配收入从2009年到2014年提高了1.67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从2005年到2014年提高了4.53倍。此外,政府通过财政投入建设文化基础设施,举办节庆活动,出台文化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促进了满洲里的文化发展。在第四章中,重点从当地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出发,探讨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事业发展的关系。少数民族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上。政府通过投入财政资金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鼓励少数民族孕妇去医院住院生产,满洲里市少数民族人口发展较快。此外,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到满洲里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到满洲里就业,这样外来少数民族的流入,带来满洲里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通过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笔者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满洲里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的原因。在生计方式变迁方面,历史上满洲里牧区的少数民族主要从事游牧生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到满洲里发展,提供较好的工资待遇,很多牧民放弃游牧生计,选择到城市企业工作。国家对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商家发展民族服饰,不仅弘扬了民族文化,还促进了就业和经济增收。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少数民族重大节日活动,比如蒙古族祭敖包、回族古尔邦节等节日屠宰牲畜免除屠宰税,之后又逐步取消了屠宰税,这对少数民族饮食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此外,在住房方面,政府财政投入建设公租房、廉租房,对少数民族棚户区改造,及其购买第一套住房享受契税低税率优惠,带来了少数民族住房的发展。在交通方面,政府投资修巷道、硬化道路,方便少数民族出行。这些措施提升了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使得当地的民族关系得以和谐发展。第五章主要讨论边疆、税收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税收促进满洲里整体的社会发展,边民受益,从而增强了边民国家认同。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比邻国呈现出更好的发展态势,这也增强我国边民对于自己国家的认同。在日常生活中,边民对于未来生活的选择往往有着非常理性的认知,“用脚投票”选择他们认为税收环境、发展环境更好的国家发展。在不同场域中,不管是少数民族、汉族的民族区分,还是中国人、蒙古人、俄罗斯人的国籍区分,边民往往会选择那种最有利于自己发展的身份来认同。在本文最后一个部分,笔者对税收在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方面可能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进行思考。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讨论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税收功能、特点和影响,分析满洲里税收与经济的数量关系,分析税收杠杆与满洲里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内在关联,以及税收杠杆与国家统筹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笔者还讨论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税收如何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
杨帅[10]（2015）在《民国时期四川商号分布与变迁研究》文中指出民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新式商业也开始兴起。新式商业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外国洋行。这是中国出现最早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洋行早期的活动主要是在商业方面,充当中外贸易的中介。二是买办商人开办的商业。买办作为外国洋行的经纪人,收入较高,他们将其收入积累作为资本,投入到商业或其他行业中,他们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进行商业经营活动。买办商业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兴起。三是旧式商业的转型。一些旧式商业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也采用资本主义商业的的经营方式,将其转换为近代资本主义商业。近代新式商业的兴起,从总的来看,推动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它们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又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在经营内容上更多地在为外国资本主义推销商品服务。四川的私营商业在民国时期逐步发展,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有很大发展,经营业务不断扩大,资本积累迅速增长,有的已发展为“百万富翁”。各类商号也随之兴起,商号的发展演变与空间分布都呈现出新的态势。清末,四川各地的金融机构以票号、典当、钱铺、因利局等旧式融资业为主,其中票号最具实力。辛亥革命后,票号衰败,钱庄、银号代之而兴。民国初年,重庆钱庄发展到50多家,上下货帮的款项收交和城市商贩的资金周转多由钱庄汇兑融通。1915—1934年中国、交通、殖边、金城、江海等国内大银行先后来川设立机构,同时,由四川官、商创办的四川、华川、铁道、浚川源（复业）、聚兴诚、美丰、大中、川盐、川康、重庄、四川工农、四川建设、和成、裕商等一批银行相继开业,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沿海各大域市的工厂、企业、金融机构等相继内迁,大量资金涌入四川。抗战结束时,川、康两省共有各类金融机构1163家（其中总机构380家）,约占全国全融机构总数的四分之一。形成了一个以重庆为中心、遍布川、康各大、中、小城市的金融网络。山货属于四川省重要产品,每年出口数量极大,在民国以前,四川多数地方并没有山货帮一说,被称为山货帮的商品,都属于药材帮贸易范围以内,统称为山货药材业,后因其中有非药材部分的货品,营业日益扩大,于是脱离药材业范围,而自成山货帮。比如桐油,本来包括在山货业以内,只因抗日战争前桐油业发展突飞猛进,占全国物产输出总额的第一位,已非山货业所能统括,因此,原有的产业逐渐分化出以专门经营药材、桐油、畜产品等为主的大山货行业,在此基础上,以此为营生的各种商号应运而生,形成了相互包容,而又各有特色的不同商号群体。饮食品商号涵盖的范围较广。民以食为天,四川地处内陆,交通不便,粮油市场在近代仍保持着封闭型、区域型的传统,除桐油出口商外,粮油商人中小户居多。市场交易方式,仍以产销见面、余缺调剂为主,批发交易次之,期货交易甚少。交易规则多从习俗,缺乏公开性与竞争性。清末民初及抗日战争时期,是四川糖业极盛时期。四川的糖除内销本省外,还销往邻省。桔糖下运至两湖销售,称为“药糖”,白糖销至陕甘,红糖销至贵州和云南,冰糖多为本省消费,资中、内江所产多销川东南,简阳、资阳所产多销川西北。随着自然流转的渠道,在销售区域的合江、江津、重庆、涪陵、万县、合川、成都以及宜昌、沙市都形成了川糖的市场。民国时期,腹茶引岸制度无形解体,茶商在缴纳政府课税以后,即摆脱历来的限制而自由营运。有的产茶地区已扩销省外市场。如邛崃历来以生产边茶为主。腹茶兴盛,市场已扩至成都、广汉、简阳、新繁、新都、中江、金堂等,后来又开辟陕西、甘肃、青海等、都属于直接运往消费地。重庆正式开埠后,纺织品进出口贸易有了很大发展。洋纱大量输入,到1930年,输入四川的棉纱高达57万担（包括国产机纱）,蚕丝出口量到1926年猛增至3万担,占当时全省输出货物总值的21.79%;夏布也成为四川主要出口商品之一。在纺织业发展的同时,随之发展的丝商、棉纱商号及夏布商号在川内各地日渐活跃,并且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了不同的产业发展空间,成都、乐山、三台、南充等地的丝业、重庆及其周边城市的棉纱业及隆昌、内江、荣昌等地的夏布业,这些产业空间分布的不同,也就使得从事这些行业的商号的分布格局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内体现出不同的地域特征。在这些商号分布与变迁的同时,也反映出不同的变化特征,在商号的数量上的变化、商业籍贯上的演变、资本规模上的变化都各有特色;在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和及变迁方面,主要体现在商号与交通、商号与资源开发、商号与城市商业中心、商号与行帮组织及人口等相互影响等诸多方面。
二、2001年11月全国畜产品进出口统计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1年11月全国畜产品进出口统计表（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近代关税自主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关税自主权的沦丧 |
| 第一节 不平等条约是近代关税法的重要渊源 |
| 一、片面协定关税由来 |
| (一)税率协定 |
| (二)税则修订内容和修订期限协定 |
| 二、关税成为债赔担保 |
| 三、剥夺清政府国内征税主权 |
| 第二节 外籍税务司制度及清末新关的建立与扩张 |
| 一、外籍税务司制度溯源 |
| 二、清末新关的建立 |
| 三、海关权力的不断扩张及影响力的扩大 |
| 四、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身份定位 |
| (一)英国殖民政策的执行者和大清总理衙门的雇员 |
| (二)清政府统治的维护者和列强利益的协调人 |
| 五、海关性质的改变 |
| 第三节 清末削弱海关权力的新政 |
| 一、缩小海关业务范围 |
| 二、改革海关行政隶属机关 |
| 三、培养本国海关人才 |
| 小结 |
| 第二章 北洋政府时期收回海关自主权的努力 |
| 第一节 税款管理权的旁落及海关监督权力的削弱 |
| 一、税款管理权的旁落和财政权的被控制 |
| (一)海关税款管理权的旁落 |
| (二)总税务司成为北洋政府之财政总管 |
| 二、海关监督的权力被削弱 |
| 第二节 在列强利益争夺的夹缝中争取关税主权的外交努力 |
| 一、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关税自主的主张 |
| 二、华盛顿会议及与中国相关的条约 |
| (一)《九国间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的签订 |
| (二)《九国间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的签订 |
| 第三节 海关税则的修订 |
| 一、1917 年近代第一个《国定进口税则条例》 |
| 二、以参战换来的1919年进口税则 |
| 三、华盛顿会议后的1922年进口税则 |
| 四、1925年关税特别会议与税则修订 |
| 第四节 关税自主之坚决行动 |
| 一、废除不平等条约 |
| (一)中国近代签订的第一个国际平等条约 |
| (二)废除中比条约 |
| 二、争取关余与自主征收附加税 |
| (一)南方政府争取关余和征收附加税行动 |
| (二)北京政府自主征收附加税 |
| 三、罢免安格联 |
| 小结 |
|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关税自主进程 |
| 第一节 由革命外交向妥协外交异变 |
| 一、英、日、美对武汉国民政府外交试探 |
| 二、英、日、美对南京政府扶蒋抑共政策 |
| 第二节 关税新约运动 |
| 一、中美关税新约 |
| 二、中英关税新约 |
| 三、中日关税协定 |
| 第三节 关务署的设立及关制改革 |
| 一、关务署的设立及相关制度的建立 |
| 二、外籍总税务司制的保留及对总税务司权力的限制 |
| 三、关制改革 |
| (一)改革海关用人制度 |
| (二)规范关税税款保管 |
| 第四节 国定税则委员会与关税税则 |
| 一、国定税则委员会 |
| 二、国定关税税则 |
| (一)1929年进口税则 |
| (二)1931年进出口税则 |
| (三)1933年进口税则 |
| (四)1934年进出口税则 |
| 小结 |
| 第四章 日本对海关之劫夺及国民政府关税对策 |
| 第一节 英美对日采取绥靖政策 |
| 第二节 梅乐和的妥协方针及日本对中国海关的劫夺 |
| 一、英籍总税务司梅乐和所奉行的方针 |
| 二、日本对中国海关的劫夺 |
| (一)伪满洲国的建立和日本对东北海关的劫夺 |
| (二)华北伪政府的设立和日本对华北海关的劫夺 |
| (三)《英日关于中国海关协定》的签订与江海关的“易帜” |
| 第三节 汪伪政权的建立和日本对日占区海关的控制 |
| 一、汪伪政权的建立与中国关税收入 |
| 二、日本通过汪伪政权加强对日占区海关的控制 |
| (一)日籍税务司取代英美籍税务司 |
| (二)海关税款以伪钞征收 |
| (三)在日占区征转口税 |
| (四)日占区关税政策服务于日本“以战养战”侵略策略 |
| 第四节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之关税对策 |
| 一、重组总税务司署与撤销海关监督 |
| 二、设立新关与开辟新的贸易路线 |
| 三、开征战时消费税 |
| 四、加强缉私 |
| 五、收回海关税款保管权 |
| 六、停付外债赔款 |
| 第五节 抗战胜利后海关主权的收回 |
| 一、国民政府全面接管海关 |
| (一)东北海关的接管与恢复 |
| (二)华北海关的接管与恢复 |
| (三)江海关的接管和总税务司署的回迁 |
| (四)内地、沿海海关的接收、恢复、裁撤和改组 |
| 二、《雅尔塔协议》与大连海关 |
| 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中的中国关税减让 |
| 第一节 “平等互惠”关系的建立 |
| 一、订立平等新约 |
| (一)《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的签订 |
| (二)《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的签订 |
| 二、《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的关税条款 |
| 第二节 美籍总税务司把控中国海关 |
| 一、美籍总税务司的任命 |
| 二、李度领导下的海关 |
| 第三节 中国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及相关税则的修订 |
| 一、中国参加关税减让谈判的动因 |
| 二、中国关税减让指导思想与谈判策略 |
| 三、中国所做的关税减让 |
| 四、实施关税减让对中国的影响 |
| (一)1948年税则全面修订 |
| (二)实施减让税率的后果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2）国际政治经济视角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以及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及文献的回顾及综述 |
| 第二节 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的农业发展—“国际粮食体制”理论 |
| 第一节 第一粮食体制 |
| (一)“第一粮食体制”的形成及特征 |
| (二)“第一粮食体制”的终结与之后的调整 |
| 第二节 第二粮食体制 |
| (一)“第二粮食体制”的形成及特征 |
| (二)“第二粮食体制”的终结及遗产 |
| 第二节 对于“第三粮食体制”的展望 |
| (一)哈里特?弗里德曼的积极乐观论调 |
| (二)菲利普·麦克迈克尔的消极悲观论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第二粮食体制”中的日本农业政策 |
| 第一节 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下的“农地改革”和“粮食援助” |
| 第二节 国际市场冲击下的“基本法农政” |
| 第三节 “第二粮食体制”末期的“综合农政”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第三粮食体制”特征背景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 |
| 第一节 美日贸易摩擦升级下的农产品市场深度开放与“地域农政” |
| 第二节 经济结构转型中的农业政策调整 |
| 第三节 GATT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与日本农业政策转向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转向后的新世纪日本农业政策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WTO多哈回合农业谈判与小泉纯一郎的“攻势型农政” |
| 第二节 FTA/EPA谈判的推动和民主党的农业政策 |
| 第三节 美日、欧日FTA/EPA谈判与安倍晋三的“攻势型农林水产业”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五、创新性与不足 |
| 第一章 保定区位特征与近代以前的经济开发 |
| 第一节 保定地理环境特征 |
| 一、保定的地理位置 |
| 二、保定的自然环境 |
| 第二节 保定行政区划沿革 |
| 第三节 近代以前保定的经济开发 |
| 一、保定城市人口及结构变迁 |
| 二、近代以前保定农业的开发 |
| 三、近代以前保定手工业的发展 |
| 四、近代以前保定商业地位的嬗变 |
| 五、保定城市布局与经济空间的形成 |
| 第四节 保定经济地位擢升及其原因 |
| 一、保定与北京的互动关系 |
| 二、城市功能的转化 |
| 三、交通枢纽地位的形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保定城市经济的转型 |
| 第一节 保定城市经济的近代转型 |
| 一、工业的近代转型 |
| 二、交通、通讯业的近代转型 |
| 三、金融业的近代转型 |
| 四、商业的近代转型 |
| 第二节 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及轨迹 |
| 一、保定城市经济的发展路径 |
| 二、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阶段性 |
| 三、保定城市经济空间的变化 |
| 第三节 北洋集团与保定近代转型的关系 |
| 一、北洋集团政治变迁与保定近代化发展 |
| 二、北洋集团经营保定的原因 |
| 三、北洋集团对保定近代化的推动作用 |
| 四、行政权力对保定近代化的双重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转型中的保定区域市场 |
| 第一节 保定市场的商人与行业结构 |
| 一、保定市场的商人籍贯分布 |
| 二、商人地域与行业分布 |
| 三、保定市场的商人与商业结构 |
| 第二节 保定市场网络体系的构建 |
| 一、保定商品的类型划分 |
| 二、保定市场的网络体系 |
| 第三节 保定市场功能定位的演变 |
| 一、服务于北京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以前) |
| 二、服务于天津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至20世纪30年代) |
| 三、转运地位下降的冀中经济中心城市(20世纪30年代左右)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济转型中的保定城市地位变迁 |
| 第一节 施坚雅模型与“核心区”概念的梳理 |
| 一、施坚雅理论及其缺陷 |
| 二、“核心区”概念的修正 |
| 第二节 近代以前保定区域地位的演变 |
| 一、边缘区的核心区 |
| 二、河北中部地区的核心区 |
| 三、直隶地区的核心区 |
| 第三节 保定与直隶(河北)区域城市体系 |
| 一、保定与直隶(河北)市场体系的演变 |
| 二、保定与直隶(河北)城市体系——以核心区为视角 |
| 三、保定经济及城市地位变迁的动因 |
| 第四节 近代天津、保定城市地位的转换 |
| 一、西方势力的冲击是近代天津崛起的根本原因 |
| 二、清政府官方决策是津、保政治地位转换的推动力 |
| 三、近代保定的衰落与城市功能嬗变 |
| 四、保定与天津近代化启动方式的差异 |
| 小结 |
| 第五章 商业组织与保定城市经济——以保定商会为中心 |
|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与行业组织的转型 |
| 一、会馆、行会的兴衰及功能演变 |
| 二、制度变迁与保定商会的产生 |
| 第二节 保定商会的社会经济功能 |
| 一、调解商业纠纷 |
| 二、陈述诉求意见 |
| 三、参与地方市政管理 |
| 四、参加与组织商品赛事活动 |
| 五、参与爱国运动 |
| 第三节 近代保定商会网络体系的构建 |
| 一、合作与依附: 保定商会与国内商会的互动 |
| 二、积极维权: 保定商会与上级商会的互动 |
| 三、间接交易: 保定商会与外国商团的互动 |
| 第四节 保定商会与政府的联系 |
| 一、政府是保定商会创立及改组的倡导者 |
| 二、政府是保定商会的实际控制者 |
| 小结 |
| 余论 权力控制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 一、制度变迁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 二、新时期保定城市的功能定位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1953-195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0.1.1 选题的缘起 |
| 0.1.2 选题的意义 |
| 0.2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
| 0.2.1 国内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 |
| 0.2.2 国外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 |
| 0.3 概念界定 |
| 0.3.1 湘潭县的区域范围界定 |
| 0.3.2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的界定 |
| 0.3.3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范围的界定 |
| 0.4 基本思路 |
| 0.5 理论方法与创新 |
| 0.5.1 理论方法 |
| 0.5.2 创新之处 |
| 第1章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背景 |
| 1.1 新中国成立前湘潭县手工业的发展状况 |
| 1.2 新中国成立后湘潭县手工业的发展状况 |
| 1.3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 |
| 1.3.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
| 1.3.2 人民政权的巩固 |
| 1.3.3 阶级关系发生的变化 |
| 第2章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与发展历程 |
| 2.1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 |
| 2.1.1 中央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 |
| 2.1.2 湖南省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 |
| 2.1.3 湘潭县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 |
| 2.2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历程 |
| 2.2.1 新中国成立后湘潭县手工业行业的恢复与发展 |
| 2.2.2 湘潭县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历程 |
| 第3章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主要改造对象及组织形式 |
| 3.1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改造对象 |
| 3.1.1 改造对象类型 |
| 3.1.2 改造对象的思想情况变化 |
| 3.2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组织形式类型 |
| 3.2.1 手工业供销生产小组 |
| 3.2.2 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 |
| 3.2.3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
| 3.2.4 其他辅助合作组织 |
| 3.3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合作组织形式的发展 |
| 3.3.1 合作组织的建立 |
| 3.3.2 合作组织的发展 |
| 3.3.3 合作组织的巩固 |
| 第4章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产、供、销及其与工农业等部门的矛盾 |
| 4.1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产、供、销 |
| 4.1.1 手工业产品的原料供应 |
| 4.1.2 手工业产品的生产 |
| 4.1.3 手工业产品的销路 |
| 4.1.4 产、供、销平衡问题 |
| 4.2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手工业部门与其他工农业部门的矛盾 |
| 4.2.1 手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矛盾 |
| 4.2.2 手工业部门与工商业及其他部门的矛盾 |
| 第5章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收益分配及福利制度 |
| 5.1 收益分配方式 |
| 5.1.1 生产资料的折价及股金缴纳 |
| 5.1.2 工资分配情况 |
| 5.2 福利制度 |
| 5.2.1 福利待遇 |
| 5.2.2 福利事业 |
| 第6章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效及启示 |
| 6.1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存在的问题 |
| 6.2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取得的成效 |
| 6.3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总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 A 湘潭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章程 |
| 附录 B 湘潭县手工业供销生产小组组织简则(草案) |
| 附录 C 湘潭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草案)一九五五年七月 |
| 附录 D 湖南省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供销生产社、供销生产小组登记暂行办法(草案) |
| 附录 E 湘潭县一九五五年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供销社、供销生产小组建社、建组计划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5）中蒙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 我国古代的“边市”与当代“边民互市” |
| 二 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
| 三 研究理论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方法与思路 |
| 一 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塔克什肯口岸与塔克什肯镇 |
| 第一节 作为中蒙走廊的布尔根河沿岸 |
| 第二节 塔克什肯口岸 |
| 一 口岸概况 |
| 二 口岸运行情况 |
| 三 口岸发展规划 |
| 第三节 塔克什肯镇 |
| 一 塔克什肯镇概况 |
| 二 镇区重心的北移 |
| 三 现在的塔克什肯镇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概况 |
| 第一节 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的基本情况 |
| 一 塔克什肯口岸的“边民互市” |
| 二 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的发展 |
| 三 边民互市市场的建设 |
| 第二节 边民互市贸易的参与者 |
| 一 边民互市市场中的经营者 |
| 二 市场中的购物者和其他人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的主要发展困境 |
| 第一节 客户流失 |
| 第二节 市售商品综合竞争力不足 |
| 第三节 边民互市市场的经营活动存在无序现象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影响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的主要因素 |
| 第一节 影响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的环境因素 |
| 一 蒙古国宏观经济的动荡 |
| 二 区位条件、市场环境对边民互市发展的影响 |
| 第三节 经营者自身的局限性 |
| 一 经营者缺乏市场竞争力 |
| 二 负面经营心态对边民互市发展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对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的反思 |
| 第一节 当地政府及海关的努力 |
| 一 在口岸发展规划中更加重视出口边贸的发展 |
| 二 加强对边民互市市场经营活动的监督和管理 |
| 三 改善购物者对边民互市市场的观感 |
| 第二节 促使边民互市经营者提升自身综合素质 |
| 第三节 加强对世居边民参与互市的支持 |
| 一 加强对边民参与互市的引导和组织 |
| 二 明确塔克什肯镇在边贸中的竞争优势和特色加大边境金融机构对互市边民的支持力度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思考 |
| (一)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研究的结论 |
| (二)对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内蒙古边境地区演变研究 ——以乌拉特地区为主（1911-201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概念界定 |
| (一)边疆、边境与边界的概念界定 |
| (二)边疆与边境的地理范围 |
| (三)国际关系与边界意识 |
| (四)时间范围的确定 |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关于中国北部边疆研究 |
| (二)国内、外关于边疆、边界、边境的研究 |
| (三)国际关系研究 |
| (四)乌拉特相关研究 |
| 四、基本史料 |
| (一)民国时期史料 |
| (二)建国以后的史料 |
| 五、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内蒙古地区(1911—1949) |
| 第一节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内蒙古地区 |
| 一、清朝的覆亡与“外蒙古独立” |
| 二、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内蒙古地区 |
| 三、民国前期的乌拉特草原与中苏交通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内蒙古地区 |
| 一、南京政府的边疆政策 |
| 二、成为抗战前线的内蒙古地区 |
| 第二章 同盟阵营下的和睦边境(1949—1962) |
| 第一节 同志加兄弟般的和睦边境 |
| 一、友谊边境 |
| 二、中蒙边界条约的签订 |
| 第二节 边境轶事 |
| 一、借境放牧 |
| 二、越境事件 |
| 第三节 建国初的边疆移民 |
| 一、边疆移民 |
| 二、知识青年支援边境地区 |
| 第三章 对立时期的中蒙边境(1963—1989) |
| 第一节 中苏关系与中蒙边境 |
| 一、中苏关系的恶化 |
| 二、中蒙边界的最终确定 |
| 第二节 中蒙边境线上的乌拉特中旗 |
| 一、中蒙冷淡时期的边境 |
| 二、乌拉特中旗境内的边界线 |
| 第三节 生产建设兵团与边防 |
| 一、巴彦淖尔盟生产建设兵团的建立 |
| 二、生产建设兵团与边防 |
| 第四节 边境检查制度的雏形 |
| 一、民兵组织 |
| 二、武装放牧点和堵卡站 |
| 三、“净化边境” |
| 四、会晤站 |
| 第四章 全面开放的中蒙边境(1990—2004) |
| 第一节 内蒙古边境口岸发展 |
| 一、内蒙古边境口岸发展概况 |
| 二、甘其毛都口岸发展现状 |
| 三、口岸与园区一体化模式 |
| 第二节 口岸与边境社区的联系——以图古日格嘎查为例 |
| 一、边境社区——图古日格嘎查 |
| 二、口岸建设中当地牧民的生活变迁 |
| 第五章 战略伙伴时期的中蒙边境(2005—2014) |
| 第一节 中蒙关系演变与对外贸易发展 |
| 一、中蒙关系及其演变 |
| 二、中蒙对外贸易 |
| 第二节 乌拉特中旗边境地区的新格局 |
| 一、口岸贸易发展对乌拉特中旗经济的影响 |
| 二、边境城镇化的驱动因素 |
| 三、新兴口岸城市——甘其毛都镇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致谢 |
| 附录一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日本涉农会社中国东北“农业开发”研究（1906～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局限 |
| 三、研究方法、所用概念及史料解析 |
| 四、创新之处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日本涉农会社中国东北设立的历史及资源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口政策及农业移民 |
| 第二节 “日本之满蒙特殊地位”产生的思想根源 |
| 第三节 我国东北的农业资源禀赋及其特点 |
| 第四节 日本涉农会社及其主要功能 |
| 第二章 “东亚劝业会社”及其对“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农业资源“开发” |
| 第一节 “东亚劝业会社”的设立及股权变动 |
| 第二节 1906～1922年日人的土地盗买 |
| 第三节 “东亚劝业会社”的土地掠取活动 |
| 第四节 “东亚劝业会社”的农业经营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满拓公社”所控土地管理及农耕技术 |
| 第一节 土地经理人制度与“满拓区掠夺型经纪”模式 |
| 第二节 农具与东北垄作耕法 |
| 第三节 “北满改良农法”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大连农事会社”对“关东州”农业资源掠取 |
| 第一节 “大连农事会社”的设立及农业移民 |
| 第二节 “大连农事会社”的土地掠取 |
| 第三节 日本移民的农业经营及“大连农事会社”的地租收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满洲畜产会社”对东北畜产资源的“开发利用” |
| 第一节 东北畜产资源数量考析 |
| 第二节 “东亚劝业会社”“满蒙畜产工业会社”对畜牛资源的掠取 |
| 第三节 “满蒙毛织会社”的设立及对东北羊毛资源的垄断 |
| 第四节 东北猪的养殖及日人对猪毛资源的控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对日本涉农会社的理论探讨 |
| 第一节 “结构性殖民理论”的构建及日本式殖民的特点 |
| 第二节 “国策会社”满铁关系会社及其涉农机构 |
| 第三节 日本涉农会社的主要特点及其影响 |
| 结语 |
| 附录一 东北古今县名对照表 |
| 附录二 日本在中国东北“农业开发”大事记 |
| 附录三 东三省各县及“关东州”农作物种植面积及产量 |
| 附录四 东三省各县家畜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8）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884-1949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附图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基本史料 |
| (一) 汉文文献 |
| (二) 外文文献 |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研究重、难点与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的重、难点 |
| (二) 创新之处 |
| 上篇 空间演变篇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 |
| 第一节 自然条件 |
| 第二节 人文背景 |
| 第二章 从“双子城”到“一城多区”——传统城市空间结构的初步转型(1759-1933年) |
| 第一节 复式城市空间的建构(1759-1884年) |
| 一、迪化城的初建与扩建 |
| 二、巩宁城的修建 |
| 三、破坏与重建:战乱对城市的影响 |
| 四、城市各民族的形成与分布 |
| 第二节 “一城多区”:多重力量驱动下城市空间的区隔(1885-1933年) |
| 一、满汉二城的合并与城市空间的初步整合 |
| 二、贸易圈与领事馆:沙俄势力的渗透与与城市空间的异化 |
| 三、会馆与庙宇:城内汉族社会空间的塑造 |
| 四、清真寺与巴扎:城外少数民族商业空间的生成 |
| 五、城市民族结构与居住格局的演变 |
| 六、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城市面貌概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市政建设与城市社会空间的重构(1934-1949年) |
| 第一节 市政规划的出炉与城市空间的延展 |
| 一、市政机构的完善与城市功能分区 |
| 二、城市空间的延伸和扩展 |
| 第二节 市政建设的展开与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变迁 |
| 一、城墙的拆建 |
| 二、街道的改扩建 |
| 三、城市房屋的拆迁 |
| 四、城市新式公共空间的辟建 |
| 五、城市公用事业的开发与市民生活空间的演变 |
| 第三节 区隔下的混融:市政建设对城市民族居住格局的影响 |
| 一、城内汉族聚居区的散居化 |
| 二、南关穆斯林商业社区居住格局的重构 |
| 三、贸易圈的杂居化 |
| 本章小结 |
| 中篇 经济发展篇 |
| 第四章 晚清乌鲁木齐城市近代经济的萌芽(1884-1911年) |
| 第一节 新疆建省前乌鲁木齐经济的发展概况 |
| 一、传统农业的开发 |
| 二、传统手工业的兴起 |
| 三、传统商贸活动的活跃 |
| 第二节 城市近代经济萌芽的具体表现 |
| 一、清末新政与近代工业的发轫 |
| 二、“八大商帮”的形成与城市商业的复苏 |
| 三、开埠通商与对外贸易的畸形繁荣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杨增新、金树仁统治时期乌鲁木齐城市经济发展的滞缓 |
| 第一节 杨增新、金树仁时期新疆的内、外部形势概述 |
| 一、杨增新时期的政治危机及其应对 |
| 二、金树仁时期矛盾与危机的激化以及哈密事变的爆发 |
| 三、从“认庙不认神”到南京国民政府统合新疆努力的失败 |
| 四、新苏关系的确立与苏联对新疆的政治经济渗透 |
| 第二节 城市经济的缓慢发展期(1912-1928年) |
| 一、官办、商办工业的初步发展 |
| 二、各族商人群体的崛起与商业发展的新趋势 |
| 三、对外贸易的萎缩及重启 |
| 四、近代银行的初设与旧式票号、典当业的并存 |
| 第二节 城市经济的全面衰退期(1928-1933年) |
| 一、近代工业化进程的中断 |
| 二、商业贸易由盛及衰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盛世才及国民党统治时期乌鲁木齐城市经济的曲折发展 |
| 第一节 盛世才、国民党时期新疆内、外部形势概述 |
| 一、从亲苏容共到反苏反共盛世才的政治投机之路 |
| 二、国民党势力入新与苏联支持下三区革命的爆发 |
| 三、新疆省联合政府从成立走向破裂 |
| 第二节 城市经济发展的“黄金期”(1934-1942年) |
| 一、两期“三年计划”中近代工业的迅速发展 |
| 二、商业贸易的空前繁荣 |
| 三、城市金融业的大力整顿 |
| 第二节 波折与动荡中前行的城市经济(1942-1949年) |
| 一、工业建设的失调 |
| 二、商业贸易一蹶不振 |
| 三、财政金融濒于崩溃 |
| 本章小结 |
| 下篇 社会变迁篇 |
| 第七章 城市人口和社会阶层的演变 |
| 第一节 人口的变迁 |
| 一、人口数量的变动 |
| 二、人口结构的变化 |
| 三、人口迁移及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社会阶层的变动 |
| 一、新式政府职员的形成 |
| 二、新兴产业工人的出现 |
| 三、民族资产阶级的诞生 |
| 四、新型知识分子的涌现 |
| 五、边缘阶层的膨胀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城市日常生活的近代转型 |
| 第一节 碰撞与交汇:物质生活的变迁 |
| 一、服饰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交织 |
| 二、饮食的多元荟萃 |
| 三、建筑风格的中西杂糅 |
| 四、交通工具的新旧并行 |
| 第二节 良莠混杂:精神生活的近代转型 |
| 一、习俗与礼仪的变革 |
| 二、娱乐方式的多样化 |
| 三、思想观念的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城市文化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 |
| 一、清末近代教育的起步 |
| 二、民国时期教育事业的曲折发展 |
| 第二节 近代图书报刊事业的转型 |
| 一、图书报刊业的初创阶段 |
| 二、图书报刊业发展的新阶段 |
| 第三节 医疗卫生事业的近代命运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思考及启示 |
| 一、乌鲁木齐在新疆城市近代化进程中的典型性 |
| 二、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动因 |
| 三、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历史局限性 |
| 四、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现实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目的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动态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和理论 |
| 第四节 田野调查点的概况 |
| 第一章 满洲里市税收概况 |
| 第一节 满洲里税收史简述 |
| 第二节 满洲里市的地税 |
| 第三节 满洲里市的国税 |
| 第四节 不同历史时期的满洲里市税收对比分析 |
| 第五节 地税、国税的财政贡献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 |
| 第二章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
| 第一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对外贸易发展 |
| 第二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 |
| 第三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工业发展 |
| 第四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畜牧业、批发零售业发展 |
| 第五节 税收与扶持民族企业发展 |
| 第三章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
| 第一节 税收促进边疆城市重点项目建设 |
| 第二节 税收支持民族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
| 第三节 税收稳定民族地区城市社会保障与就业 |
| 第四节 税收保障边民生活质量提高与文化发展 |
| 第四章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事业发展 |
| 第一节 少数民族人口发展与生计变迁 |
| 第二节 少数民族的衣、食、住、行发展 |
| 第三节 民族认同与民族关系发展 |
| 第四节 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发展 |
| 第五章 边疆、税收与国家认同 |
| 第一节 边民互动中的国家认同 |
| 第二节 税收环境与“用脚投票” |
| 第三节 民族关系、身份认同与家园选择 |
| 第六章 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 |
| 第一节 边疆民族地区税收的功能、特点及影响 |
| 第二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 第四节 税收杠杆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 |
| 第五节 税收杠杆与国家统筹建设 |
| 第六节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税收与边疆城市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民国时期四川商号分布与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源起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及思考 |
| 三、相关理论及概念 |
| 四、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 |
| 五、研究内容及框架结构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四川商号的历史地理环境 |
| 第一节 四川商号的自然地理环境 |
| 一、地理环境 |
| 二、资源环境 |
| 第二节 四川商号的市场环境 |
| 一、新式商业的兴起与四川商号的发展 |
| 二、四川主要贸易市场与商号的分布格局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四川金融商号分布与变迁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四川典当业分布与变迁 |
| 一、四川典当业的兴起与分类 |
| 二、四川典当的分布格局与演变 |
| 三、四川典当业分布特点 |
| 第二节 民国四川钱业的分布与变迁 |
| 一、四川钱业的产生及演变 |
| 二、四川钱业的分布与变迁 |
| 三、四川钱业分布特点 |
| 第三节 民国四川银行分布与变迁 |
| 一、四川银行的演变与分类 |
| 二、四川银行分布格局与变迁 |
| 三、民国时期四川银行分布特点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四川山货业商号分布与变迁 |
| 第一节 四川药材商号的分布与变迁 |
| 一、 四川药材商号发展与药材业组织的演变 |
| 二、 四川主要地区药材商号的分布格局与变迁 |
| 三、 四川药材商号分布特点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四川桐油业商号的分布与变迁 |
| 一、 四川主要桐油产销区域分布与桐油商号组织的发展 |
| 二、 四川桐油商号的分布格局与变迁 |
| 三、 四川桐油商号分布特点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四川省畜产业商号分布与变迁 |
| 一、 四川畜产业商号组织构成及演变 |
| 二、 四川畜产商号的分布与变迁 |
| 三、 四川畜产商号分布特点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四川食用品商号分布与变迁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四川粮食商号分布格局与变迁 |
| 一、 四川粮食商号的市场环境与组织构成 |
| 二、 四川粮食商号分布的格局与变迁 |
| 三、 四川粮食商号分布的特点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四川糖业商号分布与变迁 |
| 一、 四川蔗糖产销区域分布及糖业组织的演变 |
| 二、 四川糖业商号分布格局与变迁 |
| 三、 四川蔗糖商号的的分布特点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四川茶业商号分布与变迁 |
| 一、 四川茶业商号发展及变化 |
| 二、 四川茶业商号的分布格局与变迁 |
| 三、 四川茶业商号分布特点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四川纺织业商号的分布与变迁 |
| 第一节 四川蚕丝商号分布格局与变迁 |
| 一、 四川早期丝业发展与丝号的兴起 |
| 二、 四川主要地区丝业商号的分布格局与变迁 |
| 三、 四川丝业商号分布的特点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四川夏布业商号分布与变迁 |
| 一、 四川夏布业的兴起与夏布商号的发展 |
| 二、 四川夏布商号的分布格局与变迁 |
| 三、 四川夏布商号分布特点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四川棉纱业商号的分布与变迁 |
| 一、四川棉产业发展与棉业商号的演变 |
| 二、四川主要地区棉纱业商号的分布格局与变迁 |
| 三、四川棉纱业商号分布的特点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四川商号分布的差异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四川商号分布的差异 |
| 一、商号数量上分布的差异 |
| 二、商号籍贯分布上的差异 |
| 三、商号资本分布的差异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四川商号分布差异及变迁的原因 |
| 一、资源分布与传统产业结构 |
| 二、城镇布局与物流走向 |
| 三、商业成分与资本构成 |
| 四、政治经济环境变化 |
| 第七章 民国时期四川商号分布与区域社会变迁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四川商号分布与区内外贸易的关系 |
| 一、商号分布与区内外贸易的关系 |
| 二、商号分布与贸易中心的关系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四川商号与区域环境的互动 |
| 一、四川商号分布与交通环境的互动 |
| 二、四川商号分布与技术环境的互动 |
| 三、四川商号分布与人口环境的互动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四川商号与社会变迁 |
| 一、商号分布对四川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 |
| 二、商号分布对四川社会组织的影响 |
| 三、商号分布对四川传统文化的影响 |
| 结论与余论 |
| 参考文献 |
四、2001年11月全国畜产品进出口统计表（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近代关税自主权研究[D]. 李岩.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2]国际政治经济视角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问题研究[D]. 张晨. 外交学院, 2020(08)
- [3]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D]. 周辰. 苏州大学, 2020(06)
- [4]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1953-1956）[D]. 张晶宇. 湘潭大学, 2020(12)
- [5]中蒙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研究[D]. 陈逸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6]内蒙古边境地区演变研究 ——以乌拉特地区为主（1911-2014）[D]. 乌云. 内蒙古大学, 2019(05)
- [7]日本涉农会社中国东北“农业开发”研究（1906～1945）[D]. 马伟.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5)
- [8]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884-1949年）[D]. 牛燕军.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9]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D]. 金德谷. 中央民族大学, 2016(04)
- [10]民国时期四川商号分布与变迁研究[D]. 杨帅. 西南大学, 20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