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陈独秀与“第一次大让步”(论文文献综述)
龙凌云[1](2019)在《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演进研究(1921-1945)》文中提出从党的成立至中共七大,随着党的发展壮大、任务转变和革命斗争需要,中央领导机构经过多次变更名称、调整、改组、不断改革发展,逐步日益健全、合理、科学,形成适合中国革命特点和组织实际的中央四级领导机构。具体来讲,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演进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从建党到大革命时期(1921-1927),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萌芽”阶段。从3人组成的中央局调整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经过中共二大到四大的发展之后,形成中央四级领导机构。中共五大的中央领导机构看似形成了中央“四级领导体制”,其实则不然。一是受“苏联经验”的影响。彼时,中央领导体制仅单单是“拿来主义”,空有其表。二是因为二大时中共加入共产国际后成为其下一支部。此时的中央领导机构其实是五级,即共产国际——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务委员会。三是受第一次国共合作影响,中央领导机构步步退让,其自主独立无从谈起。虽初具规模,实则为“萌芽”阶段。二、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左”右倾交织阶段。此阶段因受十年内战和共产国际的双重影响,以及中央领导机构内“左”右倾错误思想的严重影响,导致中央领导机构频繁改组、调整,中央领导机构频繁“换帅”。先后更换过张国焘、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中央核心领导层人员极不稳定,权责不明,甚至出现中央书记处和常委会并存混用,“三人团”代行中央职权等情况。在“左”右倾错误路线的背景下,中央领导机构核心领导层呈现贡献与错误并存,长时期呈现“左”右倾错误相互交织的状态。三、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探索“定型”阶段。通过肃清中央领导机构内的“左”倾“遗毒”影响,中央领导机构得以重大调整。在中共七大时确立了中央四级领导机构,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四级构成。本文聚焦中国共产党的“顶层设计”,以中央领导机构形成发展为主线,紧紧围绕其主要特点展开研究,旨在廓清中央领导机构演进的历史过程,总结其演进的经验教训。
张朋[2](2018)在《民国新闻人陈独秀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陈独秀是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有重要影响的政治人物,亦是中国新闻史尤其是民国新闻史人物研究中绕不过去的“新闻人”。不同于政治学领域主要从政治的角度研究陈独秀,本文旨在从“新闻人”侧面探析陈独秀的新闻活动及观念;在完整研究陈独秀新闻活动实践基础上,侧重探讨陈独秀新闻活动与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体制、共产国际之关系等以往相关研究中未得到应有关注却无法回避的问题,进而对“新闻人”陈独秀之特征、得失做较为全面、客观的认识和评价。本文对“新闻人”陈独秀研究涉及其新闻道路、新闻活动、新闻思想三个层面,此亦构成文章主体的逻辑线索。本文首先研究了陈独秀新闻道路及转折,探析他从康梁派、革命派,到共产党、托派新闻道路的四次转折及动因。认为陈独秀新闻道路转折由他特定时期政治理念及行动所决定,“根据历史及现时之事变发展”的“新闻人”特质也构成其政治理念的一种特色。其次研究了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领导创建中共新闻体制的社会背景、思想基础、主要举措及基本内容。认为陈独秀高度重视以党报为核心的新闻体系化、制度化运作,在共产革命舞台上通过制度建设充分挖掘新闻之“用”,为中共早期新闻体制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再则从排拒、接受、对抗三个层面研究了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之关系及其在新闻活动中表现;认为这是一段陈独秀追求中国共产革命及其新闻宣传活动独立性却最终未能如愿的历史。最后研究了陈独秀新闻理念,提出他“以政治为本位、以新闻为工具”的新闻理念核心命题,并解析其思想渊源、演变脉络及主要特征;探讨了他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框架内的“文人论政”式理念走向颠覆现行政治框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闻理念之转变,认为这反映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兴起的历史进程。对“新闻人”陈独秀的认识和评价是全文内容提炼和总结。本文认为陈独秀是具有个性特征和政治追求的“书生”新闻人:他在政治上不愿居于从属者角色,颇为敏锐的政治舆论意识使其新闻活动发出了时代的声音,成为领导中共早期新闻体制建设的“革命”新闻人:又在走向托派之路后被时代所淘汰,成为徒有政治追求却无法实现的“悲剧”新闻人。陈独秀从引领一个时代到被时代所淘汰的悲剧命运,既表现了救亡图存语境下爱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从文人办报走向革命舞台的勇气和努力,也客观地暴露他们在实际政治斗争中的历史局限性。陈独秀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既是独特的个体生命,也具有代表性,表征着近代政治转型与报刊传媒交织中,以“政治为体,新闻为用”的“政治新闻人”群体所呈现的复杂面貌。认识和评价这一新闻人群体应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和方法,既不能无视历史前进的客观趋势,也要努力从当时情境出发,探究其新闻道路选择中个性特征、政治处境与国家意识,乃至国际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努力做到全面而客观地予以历史的评价。
熊美云[3](2016)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探析》文中研究表明陈独秀是一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做出过重大贡献,有着重要影响而又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关于他的一生,矛盾和误解很多,通过不断解密的相关档案再次探析关于他的三次"右倾机会主义"大让步,我们将重新认识这位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郑本凤[4](2015)在《新时期以来关于大革命时期国共关系研究综述》文中认为从1926年初到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是国共关系发展变化最为反复和复杂的一个时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指导下,随着许多历史档案的解密,学术界针对这一时期两党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的不足之处,尚待进一步探讨和深化。
郑国瑞[5](2012)在《十年来大革命失败原因研究述评》文中指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一直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问题,数十年来已形成丰硕的研究成果。20世纪末有人就此问题进行过研究综述。①从那以后,由于新的历史文献不断挖掘,新的研究视角、研究思路不断开拓,又逐渐形成不少有分量、有深度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以前的观点和结论有印证,也有补充丰富,更有不
范小方[6](2011)在《论陈独秀1925年底与国民党人上海谈判的让步问题》文中指出陈独秀等人1925年底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动摇于广州国民政府和北京西山会议派之间的国民党人孙科等在上海进行了一次改善国共关系的谈判,这次谈判多年来被认为是对国民党右派的一次大让步。实际上上海谈判并非完全是消极的大让步,而有着诸多的积极意义。首先,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谈判有它的必要性,从谈判的内容上看,并无什么大的让步,有些方面还有对过去既定目标的前进;其次,上海谈判中的某些消极方面,显然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在处理国共关系中陈独秀既作过争取独立自主的努力,也无可奈何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命令;再次,从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各派的认识和政策来看,孙科等人应属国民党中派,陈独秀在上海谈判中争取他们回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以团结中派,也就不是什么让步问题了;最后,从谈判的结果来看,通过上海谈判,团结了大多数,维护了国共团结与合作,促进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迎来了大革命运动浪潮的蓬勃兴起。
姜金林[7](2011)在《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中指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开创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时期所做出的探索性贡献,日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肯定。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由于其政治和思想上的跌宕起伏,也是在中共党史上最富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他一生奔走革命,既有引领时代潮流的历史功绩,也有脱离中国实际、落后于时代的历史悲剧,以他为个案来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和开创时期的曲折历程具有特殊的标本意义。本文试图依据最新研究资料,特别是前苏联解体后解密的一批档案资料,梳理和阐明陈独秀在接受、传播、实践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艰难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做出的探索性贡献和留下的深刻历史教训,并据此较准确地估量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所发生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为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提供启示。本文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把宏观整体分析和微观实证分析结合起来,以陈独秀一生救亡图存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为主线,以他初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重要政治活动和理论成果为重点,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探寻融入到过程研究之中,深入到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和陈独秀所留下的思想文本中去。本文同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梳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传播进程时,把陈独秀和同期的李大钊、李汉俊、李达、瞿秋白等人在这方面的贡献相对比;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上,把陈独秀不同历史时期的观点加以对比,也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加以比较,力求更清晰地考察陈独秀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得失成败。以科学的求真精神和宽广的历史眼界,来挖掘陈独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中的贡献和成就,借鉴和吸取他早期探索中的经验和教训。本文用六章的篇幅力图较全面地展现陈独秀筚路褴褛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历史场景,及其取得的正误交织的理论成果,以此来澄清、还原陈独秀因历史上政治斗争、路线斗争云雾所遮蔽的本来面目,从而为推进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提供启示和镜鉴。第一章,从历时性维度考察了陈独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与演变。主要描述了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陈独秀由封建秀才转向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然后在共产国际、俄共(布)代表的指导下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追溯了他在大革命时期的主要活动及大革命失败后直到晚年复杂的心路历程。较全面地展现了陈独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由热情信仰到探索运用再到怀疑、否定的矛盾心态,展示了幼年时期的共产党、共产国际、俄共(布)和国民党三方力量博弈的复杂关系,以及陈独秀作为共产国际决策的执行者、国民党的合作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所处的独特的历史角色。第二章,对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化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及不足之处予以梳理。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当时的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有着极高的声望。他毅然接受并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发挥了引领时代潮流的导向作用。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中,旗帜鲜明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投身共产主义运动,成为当时公认的、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但由于民族危亡局势的影响和个人学识结构的限制,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不深,在传播过程中带有选择性、教条性和简单化的不足。第三章,对陈独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思想中国化方面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和历史局限进行梳理。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俄共(布)的直接指导下,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党的最主要创始人,他开启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先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坚强的组织基础和领导核心。但由于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以及受早期共产主义者缺乏厚实的理论准备等因素影响,陈独秀在建党实践上,出现了轻视理论研究,忽视党内民主,缺乏独立性等问题。党在自身建设上的幼稚性和对共产国际的严重依赖性等历史局限深刻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第四章,对陈独秀初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探索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前途和道路等基本问题,所取得的正误交织的理论成果加以考察和总结,力图全面展示他围绕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所做出的开拓性、探索性的贡献和失误。具体表现为:在共产国际、俄共(布)的直接指导下,陈独秀提出了国民革命理论,推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实现,结束了共产党的地下活动状态;领导工农运动的发展和兴起,使之形成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次高潮,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有力打击。但由于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深、对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不清,更受共产国际的错误和原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影响,陈独秀在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右倾错误,提出了“二次革命论”、“城市中心论”等错误思想理论,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挫折。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成果被国民党右派所独得,中共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出于对中国革命的反思,陈独秀加入并领导了中国托派组织,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走向歧途,做出了错误的回答;由于党内民主的不健全和个性使然,他分裂了党,分散了革命力量,客观上阻碍了革命的发展。第五章,考察了陈独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考量和历史性偏差。结合特定历史条件的变化,厘清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的变迁。陈独秀依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失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反思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不可分离的重要观点,抨击了斯大林忽视民主的官僚集权体制;提出了社会主义必须继承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和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开放性观点。但由于受苏联党内政治斗争不良风气的影响,陈独秀与中共和斯大林的政治积怨不断加深,由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他对中国革命走向社会主义路径的认识出现了偏差,因而反对党在农村武装割据、探索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他夸大了资本主义民主的普适性,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批评,带有情绪化的片面性错误,甚至出现了怀疑、否定列宁主义的重大错误。第六章,对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曲折历程中的地位进行历史的评价。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角度,肯定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的确定所做的艰难探索,把他定位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起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者和早期开拓者,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提供了理论雏形。本着总结历史、指导未来的科学态度,对陈独秀早期探索中的成就和失误,本文提出必须把它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思想资源,启示着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紧密地有机结合起来,坚持生产力标准和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二十一世纪取得更大的历史成就,实现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梦寐以求的中国社会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愿景。
王强[8](2011)在《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导路线》文中指出关于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指导路线的相互关系问题,曾经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引起过一场激烈的争论。直到今天,这个问题在中共党史学界仍然存有争议。本文认为,就整体而言,在大革命前期和中期,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导路线还是比较正确的。其错误主要体现在1926年上半年,由于共产国际所采取的妥协退让方针,使我党在同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集团的较量中,作出了三次让步,为大革命的失败留下了隐患。在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未能正确把握中国革命局势的急剧变化,在1926年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全会上,为中国革命制定了一条自相矛盾的指导路线。这条路线的战略方针是比较正确的,如提出土地革命、无产阶级领导权和非资本主义前途等问题。但是,这条路线的策略方针却是极为错误的。其策略方针包括不许破裂统一战线、一切经过国民政府、不能代替国民党左派的领导地位等三大原则。这三大策略原则与共产国际在大革命中期所采取的妥协退让方针一脉相承。在这三大不可逾越的障碍面前,七次全会提出的比较正确的战略方针无法在实践中得到实施,因而也不可能得到实现。正是这样一条自相矛盾的指导路线,导致中共中央在1926年12月召开的汉口特别会议上,形成了一条右倾指导路线。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错误指导之下,中国大革命先是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遭到局部失败,接着又在汪精卫发动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遭到最后失败。对于这场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该负主要责任,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应负第二位的责任。大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等人提出了“党内合作导致大革命失败说”。今天,也有人赞同这一观点。笔者认为,这一说法避重就轻,并未正确说明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指导路线的相互关系,并未找到大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因而,难以令人信服。
杨旭晖[9](2011)在《陈独秀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文中提出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特别重要而又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特别是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大”到“五大”的总书记,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督促和指导下,他带领着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建立了国共统一战线。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展开和最终破裂的整个过程中,他既立下了不朽功勋,也犯过严重错误。研究陈独秀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彰显其功勋,批判其错误,深掘其犯错误的主客观原因,为进一步做好当今中国的统战工作提供一定借鉴作用。文章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第一次国共合作策略出台的历史背景。本部分主要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来论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策略出台的背景,是本文的逻辑起点。第二部分:陈独秀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本部分主要围绕第一次国共合作策略提出后,陈独秀对待国共合作策略的思想变化,及陈独秀力促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两方面展开。第三部分:陈独秀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展开。本部分主要从陈独秀带领中共党人全力支持国民党的组织、军队、政治建设和帮助国民党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领导工农运动;扞卫和壮大中共党组织;努力维护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和团结四个方面,阐述了陈独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第四部分:陈独秀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本部分阐释了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的三次妥协退让和陈独秀的错误领导直接导致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并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中陈独秀错误领导导致国共合作破裂的主客观原因进行了分析。第五部分:从陈独秀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中所得的对当今统战工作的启示。包括统战工作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独立自主原则;统战工作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的正确结合;积极探索国共第三次合作,开创两岸关系新局面三方面。
唐艳玲[10](2011)在《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联共(布)关系研究(1920-1927)》文中认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联共(布)实施东方战略与陈独秀建立联系,从此影响了陈独秀的命运和他在中共党史中的地位。同时陈独秀作为党的早期领导人与共产国际建立了最直接联系,他们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方向。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大批共产国际、联共(布)新资料的解密和公布,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研究成为新的热点。但现在学术界对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研究还侧重于陈独秀历史功过等研究,更多的是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研究中涉及陈独秀研究,缺乏系统研究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学术成果。本文从中国1920—1927年的时代背景出发,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联共(布)两个视角,相对系统的研究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演变,阐述共产国际对陈独秀的态度演变,分析两者关系变化的原因。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联共(布)关系的发展演变。本部分主要从陈独秀的视角出发,主要论述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联共(布)从接触了解到信服认同,再到争论服从,最终冲突决裂的关系演变历程。第二部分,共产国际、联共(布)对陈独秀的态度变化。本部分主要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立场出发,主要论述了共产国际、联共(布)建党前后对陈独秀的积极争取,到国共合作时期的相对支持,再到大革命失败前夕的逐步放弃。第三部分,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演变的缘由。本部分从三个主要方面论述了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演变的缘由:两者利益的巨大差异;共产国际的领导体制;陈独秀的个人素质。第四部分,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联共(布)关系的思考。通过对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联共(布)关系的研究和原因分析,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处理党际关系原则和实质;解决中国问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领导人素质对党至关重要。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研究,有利于客观公正的评价陈独秀在中共党史中的作用,有利于丰富陈独秀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研究。通过对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研究,有助于总结陈独秀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的经验教训,有利于当今党和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对于正确处理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改革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关系,借鉴别国经验与自力更生的关系,保持党的独立自主与处理和其他友党,兄弟党的关系等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陈独秀与“第一次大让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陈独秀与“第一次大让步”(论文提纲范文)
(1)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演进研究(1921-194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述略 |
1.2.2 国外研究现状述略 |
1.3 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1.3.1 研究方法 |
1.3.2 创新之处 |
1.3.3 不足之处 |
1.4 概念界定 |
第2章 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萌芽”阶段 |
2.1 “家长制”主导的中央领导机构(1921.7-1927.7) |
2.1.1 颇有争议:中央局 |
2.1.2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 |
2.1.3 首次出现:中共中央政治局 |
2.2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双重效应 |
2.2.1 共产国际对中央领导机构演进的积极作用 |
2.2.2 共产国际对中央领导机构演进的消极影响 |
2.3 中共的“三次大让步”与中央领导机构的关系 |
2.3.1 第一次退让:国民党二大 |
2.3.2 第二次退让:中山舰事件 |
2.3.3 第三次退让:整理党务案 |
第3章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左”右倾交织阶段 |
3.1 中央领导机构的频繁“换帅”(1927.8-1931.8) |
3.1.1 八七会议的产物:“临时中央政治局” |
3.1.2 莫斯科“指挥棒”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
3.2 第三次“左”倾路线蔓延下的中央领导机构(1931.9-1935) |
3.2.1 难以为继的“临时中央” |
3.2.2 “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中共中央局 |
3.2.3 “左”倾顶点下的“中央书记处”与“中央三人团” |
3.3 “洛毛”与“左”右倾较量下的中央领导机构(1935.1-1937.6) |
3.3.1 遵义会议后的“新三人团”与“五人团” |
3.3.2 毛泽东的“金蝉脱壳”:中共西北中央局 |
3.4 中央领导机构内的“左”右倾错误相互交织 |
3.4.1 表现之一——瞿秋白代表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左”倾盲动 |
3.4.2 表现之二——李立三领导的中央政治局的“左”倾冒险 |
3.4.3 表现之三——王明代表的中央领导机构内的“左”倾教条 |
3.4.4 表现之四——张国焘为首的中央领导机构内的右倾分裂主义 |
第4章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探索“定型”阶段 |
4.1 毛泽东逐步“主导”的中央领导机构(1937.7-1941.4) |
4.1.1 王明的“尚方宝剑”与“十二月政治局” |
4.1.2 六届六中全会:中央书记处开始取代常委会 |
4.2 中央领导机构“四级领导体制”的确立(1941.5-1945.8) |
4.2.1 “延安整风”机构:中央学习组与中央总学习委员会 |
4.2.2 中央“精简机构”与六届七中全会 |
4.2.3 中共七大:中央政治局与“五大书记” |
4.3 依托“延安整风”:中央领导机构的重大调整 |
4.3.1 1941年“九月会议”:清算中央领导机构内的教条主义 |
4.3.2 肃清“左”倾“遗毒”:中央领导机构得以调整 |
4.3.3 1943年“九月会议”:中央领导机构得以巩固 |
结语 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演进的基本经验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致谢 |
(2)民国新闻人陈独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的背景 |
二、研究的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的现状述评 |
一、陈独秀生平与思想的研究 |
二、从政治史、思想史角度研究陈独秀新闻活动 |
三、在新闻史视野中研究陈独秀新闻活动及新闻思想 |
四、相关研究的不足及进一步开拓空间 |
第三节 研究的主要内容、创新点及不足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二、研究的创新点 |
三、研究的不足 |
第一章 陈独秀新闻道路的转折及动因 |
第一节 家庭环境、留洋教育及早年经历 |
一、家庭环境及传统教育 |
二、汲取西学及留洋经历 |
三、早年社会政治活动及办报主张 |
第二节 从《安徽俗话报》到《青年杂志》 |
一、从《国民日日报》到《安徽俗话报》 |
二、从爱国宣传到创办《青年杂志》 |
第三节 从同人报《新青年》到共产党机关报《新青年》 |
一、袁世凯倒台后政局变动与陈独秀借《新青年》论政 |
二、《每周评论》创办与陈独秀时事评论激进化 |
三、“五四”后《新青年》转向阶级立场的动因 |
第四节 从依托《新青年》到创办《向导》等系列党报 |
一、建党理论宣传:《新青年》为核心的报刊网络 |
二、创办以“革命动员”为主旨的《向导》等系列党报之动因 |
三、作为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新闻活动的题旨情境 |
第五节 从中共党报领导到托派杂志主将 |
一、从共产党领导人转向托派领导人的动因 |
二、托陈派政治主张及新闻宣传活动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新闻人陈独秀与中共早期新闻体制关系研究 |
第一节 陈独秀领导创建中共早期新闻体制的社会政治背景 |
一、北洋军阀统治下社会政治语境 |
二、国共合作的处境及压力 |
三、苏俄新闻体制的直接影响 |
第二节 陈独秀领导创建中共早期新闻体制的思想基础 |
一、报刊的政治方向及差异化的报刊宣传路径 |
二、俄共(布)组织建设的理念及对新闻体制的认识 |
第三节 陈独秀领导创建中共早期新闻体制的举措 |
一、创建中共早期机关报体系 |
二、探索中共早期新闻宣传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 |
三、中共早期新闻宣传骨干队伍的建设 |
第四节 陈独秀领导创建中共早期新闻体制的基本内容 |
一、领导体制和运行制度 |
二、编辑、出版、发行的新闻管理工作机构 |
三、政治报、理论报、工农青年妇女报等报刊宣传体系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新闻人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研究 |
第一节 建党时期陈独秀新闻活动与共产国际关系 |
一、力求经济独立:共产国际与《新青年》改组的经费问题 |
二、建党主张的坚守与调整:共产国际与《新青年》掀起的思想论争 |
三、党报发展的困境及陈独秀对共产国际态度的转变 |
第二节 民主革命纲领制定时期陈独秀新闻活动与共产国际关系 |
一、共产国际对“一大”前后报刊宣传批评及国内舆论压力 |
二、陈独秀的应对:《向导》宣传政策及策略的形成 |
三、《向导》为代表的党报宣传政策及策略之影响 |
第三节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新闻活动与共产国际关系 |
一、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政策与陈独秀“三大”前后新闻言论趋向 |
二、国共合作初期的共产国际政策与陈独秀党报时评 |
三、国共分裂危机中共产国际政策与陈独秀的党报时评 |
四、大革命中陈独秀新闻活动的得失 |
第四节 托派时期陈独秀新闻活动与共产国际之关系 |
一、共产国际与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的转折 |
二、托派旗帜下的新闻活动及其对共产国际的态度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陈独秀的新闻理念研究 |
第一节 陈独秀新闻理念的主要渊源 |
一、传统“士”的政治使命和政治精英意识的现代转换 |
二、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及其新闻理念的汲取 |
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新闻理念 |
第二节 陈独秀新闻理念的演变脉络 |
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追求中以政治为本位的新闻理念 |
二、共产革命追求中以政治宣传为目的的新闻理念 |
三、作为中共新路线“反对派”的陈独秀新闻理念 |
第三节 陈独秀新闻理念的特征探讨 |
一、政治本位新闻理念的政治特征 |
二、政治本位新闻理念的思想特征 |
三、政治本位新闻理念的实践特征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对新闻人陈独秀的认识和评价 |
第一节 颇具鲜明政治个性和性格特征的“书生”新闻人 |
一、从议政到革命的“书生人格” |
二、革命舞台的“书生”政见 |
三、弃绝中庸之道的“书生”个性 |
第二节 创建中共早期新闻体制的“革命”新闻人 |
一、初步提出中共新闻体制建设的基本理念 |
二、建构中共早期新闻体制 |
三、领导创建的中共早期新闻体制之历史地位 |
第三节 因错就错、迷途未返在新闻史上留痕的“悲剧”新闻人 |
一、选择托派使其“改造中国”的理想陷入困境 |
二、坚守“反对派”立场使中国革命遭受损失 |
三、基于民族大义的抗战宣传遭遇尴尬结局 |
结语 |
附录·陈独秀新闻活动日录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致谢 |
(3)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一、“政治上的大让步——国民党二大”再探 |
二、“军事上的大让步——中山舰事件”再探 |
三、“组织上的大让步——《整理党务案》”再探 |
四、结语 |
(4)新时期以来关于大革命时期国共关系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一、研究概况 |
二、研究的主要问题 |
( 一) 关于大革命后期国共合作形式 |
( 二) 关于省港大罢工 |
( 三) 关于国民会议运动 |
( 四) 关于三二○事件 |
( 五) 关于整理党务案 |
( 六) 关于北伐战争 |
( 七) 关于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国际、联共( 布) |
( 八) 关于国共关系的分裂 |
三、问题与前景 |
(5)十年来大革命失败原因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一、关于共产国际与大革命失败 |
1.关于共产国际指导思想中的苏联利益导向。 |
2.关于共产国际东方战略的缺陷。 |
3.关于共产国际在国共两党中过分看重国民党。 |
4.关于共产国际的“左”、右倾错误。 |
二、关于个人因素与大革命失败 |
1.关于陈独秀的错误。 |
2.关于鲍罗廷的理论错误。 |
3.关于罗易的泄密失误。 |
4.关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判断。 |
5.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局限。 |
三、关于国共两党关系与大革命失败 |
1.关于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 |
2.关于国共两党矛盾分歧。 |
3.关于国共力量对比悬殊。 |
4.关于中共成为汪蒋对抗的牺牲品。 |
四、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与大革命的失败 |
1.忽视领导权说。 |
2.失去领导权说。 |
3.没有掌握领导权说。 |
五、关于党内合作形式与大革命失败 |
1.党内合作形式完全错误说。 |
2.党内合作形式部分错误说。 |
3.党内合作方式无误说。 |
六、研究中尚待加强之处 |
(6)论陈独秀1925年底与国民党人上海谈判的让步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一、历史背景与上海谈判的主要内容 |
二、共产国际对上海谈判的影响 |
三、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各派的认识及政策 |
四、谈判的后果分析 |
(7)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理念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陈独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与演变 |
一、1915—1920: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激变时期 |
(一) 1879—1914:封建秀才—康梁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
(二) 1915—1919: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
(三) 1919—1920: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迅速转变 |
二、1920—1927: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时期 |
(一) 1920—1922:创建中国共产党 |
(二) 1923—1925:推动国共合作和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
(三) 1926—1927:大革命高潮中的右倾错误和失败 |
三、1928—1937:反思中国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时期 |
(一) 1928—1929:对中国革命的反思与接受托洛茨基主义 |
(二) 1930—1937:组织领导中国托派 |
四、1937—1942:偏离马克思主义时期 |
(一) "不隶属任何党派"政治心态的形成 |
(二) 抗战前期的政治见解:抗战建国 |
(三) 晚年的最后政治见解:否定列宁主义 |
第二章 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贡献与不足 |
一、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贡献 |
(一) 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阐释 |
(二) 对剩余价值理论的阐释 |
(三) 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阐释 |
二、陈独秀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足 |
(一)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接受的不彻底性 |
(二)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片面性和教条化倾向 |
(三) 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局限性的原因 |
第三章 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贡献与历史局限 |
一、列宁和共产国际对陈独秀建党思想的影响 |
(一) 列宁的建党思想及其对陈独秀的影响 |
(二) 共产国际俄共(布)对陈独秀建党思想的影响 |
二、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 |
(一) 开天辟地,秘密筹划建党 |
(二) 定党章立党纲,完成建党使命 |
(三) 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意义 |
三、陈独秀建党实践的历史局限性 |
(一) 在党的自身建设上的幼稚性 |
(二) 对共产国际的高度依赖性 |
第四章 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与失误 |
一、列宁与共产国际、俄共(布)对陈独秀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影响 |
(一)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的影响 |
(二) 共产国际、俄共(布)的双重影响 |
二、陈独秀对中国国情的理论探索 |
(一) 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论探索 |
(二) 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初步分析 |
三、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理论探索 |
(一) 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理论探索 |
(二) 对中国革命阶段和前途的理论探索 |
(三) 对统一战线中革命领导权问题的理论探索 |
四、陈独秀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失误 |
(一) "二次革命论"与教条主义错误 |
(二) 忽视领导权的右倾错误 |
第五章 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初步考量及其偏差 |
一、陈独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考量 |
(一) 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 |
(二) 对落后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思考 |
二、陈独秀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思考 |
(一) 对苏联社会主义民主的反思 |
(二) 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设想 |
三、陈独秀对社会主义初步考量的偏差 |
(一) 对实现社会主义问题认识的教条性和反复性 |
(二) 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批判的片面性和情绪化 |
第六章 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及启示 |
一、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的初步探索者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者和早期开拓者 |
(三) 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影响 |
二、陈独秀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局限 |
(一) 特定历史条件和独特个性的限制 |
(二)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思维方法上的缺陷 |
(三)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认识不成熟 |
三、陈独秀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启示 |
(一)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 |
(二)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
(三)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和民主政治建设使命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后记 |
(8)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导路线(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大革命前期、中期的指导路线 |
(一) 大革命前期的指导路线 |
1. 国共合作的建立 |
2. 为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而努力 |
(二) 大革命中期的指导路线 |
1. 为推动大革命高潮的兴起和发展而努力 |
2. 同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斗争与妥协 |
3. 对国民党新右派的三次让步 |
二、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全会与中共中央右倾指导路线的形成 |
(一) 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的形势 |
(二) 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全会的指导路线 |
(三) 中共中央右倾指导路线的形成 |
1. 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 |
2. 右倾指导路线的实施和发展 |
三、四一二政变之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导路线 |
(一) 共产国际执委会八次全会和五月指示 |
(二) 中共中央右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 |
四、关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 |
(一) 两种指导路线相互关系的分析 |
(二) 对"党内合作导致革命失败说"的分析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陈独秀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文献综述 |
1.陈独秀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
2.陈独秀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
前言 |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策略出台的历史背景 |
(一) 国共合作是中国革命的需要 |
1.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屡遭挫折 |
2. 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中共建立统一战线 |
(二) 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的战略决策 |
1. 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是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 |
2. 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是国共合作的促成因素 |
二、陈独秀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
(一) 陈独秀对待国共合作策略的思想变化 |
1. 逐步接受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提议 |
2. 拒绝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 |
3. 勉强同意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 |
4. 满怀希望和热情参加共产国际四大 |
(二) 陈独秀力促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
1. 率先加入并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
2. 说服他人加入国民党以促成国共合作的建立 |
三、陈独秀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展开 |
(一) 带领中共党人全力支持国民党 |
1. 帮助增强组织实力 |
2. 帮助增强军队实力 |
3. 帮助增强政治实力 |
4. 帮助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 |
(二) 领导工农运动 |
1. 恢复和发展工人运动 |
2. 重视农民运动 |
(三) 扞卫和壮大中共党组织 |
1. 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 |
2. 壮大中共党组织 |
(四) 努力维护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和团结 |
1. 反对建立国际联络委员会 |
2. 反击国民党新老右派 |
四、陈独秀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
(一) 陈独秀妥协退让削弱了中共及国民党左派力量 |
1. 国民党"二大"前后的妥协,造成组织上大退让 |
2. 妥协应对中山舰事件,造成军事上大退让 |
3. 无力应对"整理党务案",造成政治上大退让 |
(二) 陈独秀的错误领导直接导致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 |
1. 企图以汪制蒋,却给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契机 |
2. 寄汪以厚望,却招致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
(三) 导致陈独秀错误领导的主客观原因 |
1. 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错误干预是客观原因 |
2. 陈独秀个人素质是主观因素 |
五、陈独秀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启示 |
(一) 统战工作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独立自主原则 |
(二) 统战工作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的结合 |
(三) 积极探索国共第三次合作,开创两岸关系新局面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10)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联共(布)关系研究(1920-192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文献综述 |
绪论 |
一、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联共(布)关系的发展演变 |
(一) 接触与了解 |
1、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初步接触 |
2、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相互了解 |
(二) 信服与认同 |
1、陈独秀对共产国际、联共(布)的理论信服 |
2、陈独秀对共产国际、联共(布)的组织认同 |
(三) 争论与服从 |
1、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激烈争论 |
2、陈独秀对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无奈服从 |
(四) 冲突与决裂 |
1、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严重冲突 |
2、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最终决裂 |
二、共产国际、联共(布)对陈独秀的态度演变 |
(一) 积极争取陈独秀 |
1、派代表帮助建党 |
2、积极营救陈独秀 |
3、支持陈独秀为中共领导人 |
(二) 相对支持陈独秀 |
1、派代表帮助和经费支持 |
2、理论指导和政策支持 |
3、连任五届中共最高领导人 |
(三) 逐步放弃陈独秀 |
1、共产国际主导中共五大 |
2、改组中共中央 |
三、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联共(布)关系演变的缘由 |
(一) 两者利益的差异 |
(二) 共产国际的领导体制 |
(三) 陈独秀的个人素质 |
四、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联共(布)关系的思考 |
(一) 处理党际关系的原则与实质 |
(二)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三) 党的领导人素质对党至关重要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校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四、陈独秀与“第一次大让步”(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演进研究(1921-1945)[D]. 龙凌云. 天津大学, 2019(06)
- [2]民国新闻人陈独秀研究[D]. 张朋. 南京师范大学, 2018(12)
- [3]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探析[J]. 熊美云. 红广角, 2016(04)
- [4]新时期以来关于大革命时期国共关系研究综述[J]. 郑本凤. 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5)
- [5]十年来大革命失败原因研究述评[J]. 郑国瑞. 党的文献, 2012(03)
- [6]论陈独秀1925年底与国民党人上海谈判的让步问题[J]. 范小方.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04)
- [7]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D]. 姜金林. 武汉大学, 2011(05)
- [8]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导路线[D]. 王强.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1(10)
- [9]陈独秀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D]. 杨旭晖. 西南大学, 2011(10)
- [10]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联共(布)关系研究(1920-1927)[D]. 唐艳玲. 西南大学, 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