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海畜牧兽医杂志》2004年1～6期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肖雄[1]（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认为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费丽芳[2]（2020）在《全面抗战时期兰州报刊研究》文中提出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加剧,中国的民族危机加深,国内新闻界的抗日救亡呼声愈发高涨。作为西北后方重镇,兰州也在全民族抗战的大势中兴起了办报创刊、服务抗战的热潮,当地党政机关、社会救亡团体、爱国人士和部分院校等各方力量都积极创办报刊,借此在后方宣传动员。得益于全面抗战中甘肃造纸、印刷、文教事业的进步和战时迁兰新闻工作者对报刊的改进与艰苦经营,以及全面抗战前兰州报刊发展的奠基,故全面抗战期间兰州报刊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大环境下不断发展前进,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这一时期,兰州的报刊以国民党官方报刊数量最多、出版时间较长,占据主导地位,民间社会力量所办的报刊亦在全面抗战初期盛极一时。在内容方面,兰州报刊对抗敌宣传与动员、西北开发建设和兰州的物价、城市建设等,做了大量报道。综观全面抗战时期兰州报刊的发展轨迹,其未能脱离抗战和西北的大环境,一方面带有明显的战时性、进步性、地域性和阶段性特征,另一方面,报刊言论也难免因受局势影响而有失公允。但总体上,兰州报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容忽略,它不仅增强了战时甘肃的宣传动员力量,对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推动了甘肃新闻事业和社会文化的进步,对甘肃及西北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
郭淳[3]（2019）在《狂犬病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及暴露后预防处置门诊地理可及性研究》文中指出目的:1.深入了解中国狂犬病病例的暴露史、暴露后预防（PEP,Post-exposure prophylactic）处置史、临床特征以明确其发病的主要原因并探索PEP实践过程和狂犬病诊断可能存在的问题,分析PEP和潜伏期的影响因素,为狂犬病预防控制策略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2.展示中国狂犬病PEP门诊分布并评价居民对狂犬病PEP门诊的地理可及性,为狂犬病PEP相关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有力证据。3.描述中国狂犬病病例对狂犬病PEP门诊的地理可及性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通过改善狂犬病PEP门诊的地理可及性来提高狂犬病PEP比例提供依据。方法:1.收集2006-2012年中国狂犬病病例流行病学调查数据以描述其人口特征、暴露史、PEP处置史和临床特征。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筛选在医疗机构进行伤口处置、疫苗接种和被动免疫制剂注射的影响因素。利用Cox回归模型筛选潜伏期的影响因素。2.收集2013年中国狂犬病PEP门诊的地址和提供的服务类型信息,分地区计算各服务类型门诊的数量及核密度。3.结合网路下载的交通路网、土地覆盖、高程模型、内陆水体等数据在ArcGIS中建立成本距离模型,计算各地区居民距离最近各服务类型的狂犬病PEP门诊的累计交通成本分数和交通时间。4.收集2013年中国狂犬病病例基本信息,根据病例的住址从居民距离最近狂犬病PEP门诊的交通时间结果中提取病例的交通时间,比较病例距离最近提供不同服务类型的狂犬病PEP门诊交通时间的差异。利用多因素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病例距离最近狂犬病PEP门诊交通时间的影响因素。比较病例和居民距离最近狂犬病PEP门诊交通时间的差异。结果:1.共纳入10971例狂犬病病例,男性和农民病例数较多,分别占69.41%和71.82%。92.02%病例被动物咬伤,40.50%病例神经分布丰富部位（头面部或颈部或手部）被咬伤,58.67%病例发生了Ⅲ级狂犬病暴露。致伤动物中55.80%为家养犬,28.6%为流浪犬。4.79%的家养犬接种过兽用狂犬病疫苗。2.1095（9.98%）例病例在医疗机构进行过伤口处置,其中52.69%病例进行了伤口冲洗和消毒;男性相对女性（OR=0.67,95%CI:0.59-0.78）、农民相对其他职业（OR=0.70,95%CI=0.54-0.90）、“15-54”岁相对“≥55”岁（OR=0.81,95%CI:0.69-0.95）更有可能不去医疗机构进行伤口处置。1187（11.68%）例病例在暴露后接种狂犬病疫苗,其中19.29%病例完成全程接种,男性相对女性（OR=0.80,95%CI:0.70-0.92）,农民相对其他职业（OR=0.67,95%CI:0.53-0.85）是更有可能不接种疫苗。3.02%病例注射被动免疫制剂,男性相对女性（OR=0.75,95%CI:0.5-0.98）、“15-54”岁相对“≥55”岁（OR=0.66,95%CI:0.47-0.93）是更有可能不注射被动免疫制剂。3.狂犬病病例的潜伏期中位数为66天。男性相对女性、“15-54”岁相对“355”岁、神经分布丰富部位咬伤相对其他部位伤口、Ⅲ级暴露相对Ⅰ级、仅医疗机构进行伤口处置相对未处置、接种疫苗相对未接种、注射被动免疫制剂相对未注射的发病风险分别是0.94倍、1.17倍、1.34倍、1.10倍、1.36倍、1.50倍、1.50倍。99.15%病例出现狂躁型狂犬病的临床表现,98.61%病例为临床诊断病例。4.共28571个狂犬病PEP门诊,其中89.41%门诊提供伤口处置服务,48.92%门诊提供被动免疫制剂服务。不同行政地区中,西南地区各服务类型的门诊人均数量最多,西北地区最少;中南地区各服务类型的门诊核密度几何均数最大且几何标准差最小,西北地区各服务类型的门诊核密度几何均数最小;不同经济地区中,东部地区各种服务类型门诊人均数量最少,中部地区最多;东部地区各服务类型的门诊核密度最大几何均数最大且几何标准差最小,西部地区几何均数最小且几何标准差最大。5.不同行政地区中,华东地区的居民距离最近各服务类型的狂犬病PEP门诊累计交通成本分数几何均数均最小,其次是中南地区;西北地区最大;中南地区的几何标准差最小,其次是华东地区;西南地区最大;不同经济地区中,东部地区的各服务类型的门诊累计交通成本分数几何均数和几何标准差均最小,西部地区几何均数和几何标准差均最大。全国居民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狂犬病PEP门诊、提供伤口处置的狂犬病PEP门诊、提供被动免疫制剂的狂犬病PEP门诊人口比例分别为40.08%、38.16%、33.17%。6.狂犬病病例距离最近PEP门诊、提供伤口处置的PEP门诊、提供被动免疫制剂的PEP门诊交通时间中位数分别为35分钟、37分钟、53分钟,病例距离最近不同服务类型门诊的交通时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各行政地区和经济地区的病例距离各服务类型的门诊交通时间均小于全人群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7.农村地区病例相对城市（OR=1.99,95%CI=1.47-2.70）、农民病例相对其他职业（OR=1.91,95%CI:1.30-2.80）、西部地区的病例相对中部地区（OR=1.56,95%CI:1.16-2.10）距离最近PEP门诊的交通时间长。农村地区病例相对城市（OR=1.94,95%CI=1.43-2.61）、农民病例相对其他职业（OR=1.91,95%CI:1.30-2.79）,西部地区的病例相对中部地区（OR=1.43,95%CI:1.06-1.93）距离最近可提供伤口处置的PEP门诊交通时间长。农村地区病例相对城市（OR=2.33,95%CI=1.73-3.15）、农民病例相对其他职业（OR=1.81,95%CI:1.24-2.63）、西部地区的病例相对中部地区（OR=1.87,95%CI:1.37-2.53）距离最近可提供被动免疫制剂的PEP门诊的交通时间长。结论:1.未进行完整且规范的PEP是狂犬病病例发病的主要原因,需加强狂犬病PEP临床实践的规范化,提高进行完整PEP的比例,尤其是男性和农民;需加强犬类的管理和疫苗接种,同时增加狂犬病实验室诊断的比例。2.居民对狂犬病PEP门诊的地理可及性低于一般医疗点,需要提高狂犬病PEP相关卫生资源的地理可及性。狂犬病PEP门诊的分布和地理可及性存在地区差异,应适当增加北方地区的门诊数量,同时将西南地区的门诊优先考虑选址在交通便利的位置。3.病例距离各服务类型PEP门诊地理可及性的差异与病例进行PEP各步骤的比例差异一致,可通过增加狂犬病PEP相关卫生资源的地理可及性尤其是农村地区来提高PEP处置的比例从而控制狂犬病疫情。
马伟[4]（2018）在《日本涉农会社中国东北“农业开发”研究（1906～1945）》文中提出日本对我国东北的“农业开发”,是通过涉农会社实现的。其中,“东亚劝业会社”“满拓公（会）社”及“大连农事会社”主要从事土地掠取及农业经营、农业移民、农业金融等业务,“东亚劝业会社”“满蒙畜产工业会社”“满洲畜产公（会）社”“满洲猪毛工业会社”等则从事畜产品买卖、加工、输出等业务。1922年设立的“东亚劝业会社”,致力于东北土地、农产品、大米、牛肉等资源的掠取。截至1935年,该会社在“南满洲和东部内蒙古”掠取土地超过13万町,吉东地区95.32万町。其中部分土地改造为水田,以朝鲜佃农为主要劳力,获取稻谷等实物地租,部分旱田租借给我国汉族农民,以货币地租获利。1936年“东亚劝业会社”解散后,水田业务由“鲜满（满鲜）拓殖会社”接收,旱地业务则由满拓公（会）社所承继。截至1941年,“满拓公（会）社”共掠取土地2002万町,相当于日本本土耕地面积的2.2倍。对于如此规模的土地,除一小部分配给日本移民外,剩余绝大部分一方面由该公社直接采用租佃制度进行经营,另一部分则采用“掠夺型经纪”模式,雇佣土地经理人进行管理,这很大程度造成农业收入体系及分配模式混乱。同时,该公社还试图在“满拓区”内推行改良农法,办法是通过改良农具取代东北传统农具,但因数量严重不足而进展缓慢,最终造成该改良农法流于形式。1929年设立的“大连农事会社”,主要在“关东州”进行土地及农产物的垄断业务,并为日本农民迁移东北积累经验,但大规模移民侵略实施后,该会社的作用降低,但依然以租佃的形式对所掠土地进行控制。畜产方面,“九·一八事变”前,“东亚劝业会社”对农业资源的垄断和掠取有所节制,伪满洲国建立后,借助政治优势,始实行行业垄断。1930～1935年,“东亚劝业会社”还一度向日本海军提供东北冷冻牛肉。该会社解散后,畜产业务整合为“满蒙畜产工业会社”,从事肉类屠宰、加工等业务,并专门供应日本海军及关东军。1937年,“满洲畜产会社”获取该工业会社的全部股份,并完全垄断了伪满肉类、皮革、毛皮、羊毛等畜产物的加工、运输、输出等业务。“满蒙毛织会社”主要从事东北羊毛及澳洲细羊毛的深加工业务,并垄断了东北羊毛业务的输入。1943年升格为“满洲畜产公社”后,着重以制定价格的方式控制东北畜产资源。针对日本对我国东北,乃至东亚的殖民,本文以“结构性殖民理论”三大要素三大维度进行解读及理论提升。三大要素包括重农主义、农业移民及“国策会社”,其中,“国策会社”是核心环节,是推行重农主义和农业移民的基础和载体。而涉农会社体现“国策会社”的意志,并助推其农业殖民政策。三大维度是重农主义而非重商主义,规模性的农业移民而非零星的工业、商业移民,“国策会社”而非商业公司。三大维度处于高位,对殖民地的占有、同化及转化为“地理边疆”的可能性将处于高位。否则即处于低位。相较于西班牙、葡萄牙及英国、法国对美洲殖民,日本对我国东北殖民的政策性无疑处于高位。
毛光远[5]（2016）在《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清末民初以来,由于国内社会动荡不安,牧政废弛,天灾人祸接撞而至,畜牧业生产社会环境遭到破坏,中国产马数量及素质能力均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严重制约着军用马匹补充和农商社会经济的发展。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的国防危机日益加深,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加紧筹划国防军备建设,在推进现代化军备建设的同时,作为冷兵器时代关系封建王朝兴衰的马政,其在国防军备方面的重要性也逐渐引起了军政各界的重视,马政提上了国民政府议事日程。鉴于当时马政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军马补充的困难,国民政府相继成立了马政委员会、马政局及马政司等中央马政管理机构,并派马政界官员远赴国外考察,通过借鉴东西方列强马政模式,制定了马政建设长远计划及军马管理方面相关法规,围绕着以增加产马数量和增进产马素质为中心,开始推进马政建设工作,以期解决陆军建设中的马匹配额问题,加强国防军备建设步伐,应对当时所面临的险恶国际战争环境。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产马体格能力的下降,使得适合军用马匹数量日渐减少,故推进国产马匹品种改良成为国民政府马政建设主要内容之一。马种改良首要培育出足够数量优良种马,以期达到普遍改良之目的。有鉴于此,军政部创设了种马牧场和种马育成所,引进外洋优良种马,并通过洋马和国产马累代杂交,以期育成国产优良种马。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所属马种改良繁殖场在西部后方地区设立配种站所,推进民马改良繁殖工作。同时,为了马种改良繁殖工作有章可循,国民政府颁布了国营各牧场种马选用与马种改良的相关标准。然而由于外洋种马数量有限,再加上战争环境负面影响,国民政府各牧场民马配种站所未能广泛设立,更难以达到普遍改良繁殖民间马匹之目的。尽管如此,国民政府西部地区牧政建设活动对推动边疆民族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无裨益。军用马匹广泛来源在于地方民间社会,因此推动地方产马事业发展成为国民政府马政建设中心工作之一。为了增进民间产马数量及素质能力,军政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奖励保护民间产养马骡相关办法,以推动地方马政建设工作向前发展。在国民政府推动地方马政相关政策的倡导下,地方各省通过设立种马牧场、推动民马配种、禁止屠宰马骡、举办马骡增产贷款及产马比赛会等方式,致力于地方马政建设工作。这不但体现了国民政府中央马政建设方案在地方的运行状况,而且对推动地方产马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积极作用。由于接连不断战争影响,国民政府奖励保护地方产马政策缺乏彻底推行的良好社会环境,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是大打折扣,这在客观上又影响着地方民间社会产马业的发展。马政建设需要兽医、蹄铁等有关方面的大量人才,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对清末民初陆军兽医学校整顿建设,使其成为培养马政专门人才的高等学校。军政部陆军兽医学校是民国时期畜牧兽医人才培养数量最多的高等学府。另外,为了解决地方畜牧兽医人才不足的问题及推动地方马政建设的需要,国民政府中央有关机构与地方各省通过举办各类短期训练班及高等学校教育等方式,加大马政人才培养力度。但由于当时畜牧兽医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相对滞后,再者受传统职业偏见的影响,从业人员较少,这使得民国时期畜牧兽医人才一直处于紧缺状态。人才供求紧张状况给国民政府马政建设造成了不利影响。军马补充与保育是国民政府陆军马政建设最为核心的内容。国民政府通过整顿原察哈尔军牧场,创设甘青地区军牧场及军马补充所等措施,试图建立起军马补充的常规性机制。鉴于抗战时期军马大量消耗及亟待补充的需要,军政部成立了临时购马骡机构,派员分赴后方产马各地采购军马,并通过"以马代丁"等措施从民间社会征集大量马匹,进行军马广泛社会动员。鉴于军马保健工作的需要,军政部制定了马乾、草料及兽医卫生器材的供给方式与发放标准,并建立了陆军马粮仓库、兽医卫生器材库、兽医院所等军马卫生防疫机构,加大军马保育及伤病马骡的治疗工作。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陆军马政建设对抗日战争胜利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起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由于近代中国积弱积贫,内忧外患接连不断,边疆畜牧地带危机接踵而至,尤其是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东北及华北等产马主要区域遭到破坏,再加上西北及西南地区处于军阀割据状态下,国家中央行政不是很畅达,国民政府中央直接控制的马政资源不断缩减,这都给马政建设工作的推进造成了不利影响。而在诸多不利因素之中,持续不断的国外内战争是制约马政最为主要决定性因素之一,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马政如同国家其他建设工作一样被淹没在战争的漩涡之中,建设工作的推进面临重重困难,更难以达到预期设计的目标。
王薇[6]（2015）在《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畜牧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上畜牧养殖数量最大的国家,畜牧业也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我国动物疫情防控形势越来越严峻复杂。动物疫病防治工作关系国家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关系社会和谐稳定,是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责,是农村农业工作的重要内容。2012年5月2日,《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发布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指导全国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的综合性规划,是我国动物疫病防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动物疫病防治工作进入了规划引领、科学防治的新阶段。本论文在此背景下,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出发,依据《规划》的基本理念,研究影响我国动物疫情政府防控能力的基本要素,对于我国制定合理的防控政策、创新防控组织体系建设、防控技术推广以及促进、社会防控资源整合有着很强的迫切性和现实性。本文在公共管理学、危机管理学、农业推广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角下,综合运用公共危机管理理论、风险理论、脆弱性分析、动物卫生经济学理论以及系统管理理论对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依据《规划》提出的四个能力建设的基本保障,提出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的四大基础要素：法制规范、组织体制、科技支撑和条件保障。分章对此四大基本要素在我国建设的基本概况、存在的基本问题、问题引发的原因、国外的基本经验及做法以及可能的改进方向和做法进行了综合分析,旨在提升我国政府提高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能力。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文献探讨和实证昀方法对动物疫情防控能力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与结论。首先,改变观念,建立系统化的动物疫情防控法律体系。其中需要改变观念,从动物卫生安全的高度看待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立法；健全动物防疫组织立法,防止动物疫情防控立法碎片化；树立动物疫情风险意识,健全动物卫生风险评估机制。其次,突破限制,建立开放型的动物疫情防控体制框架。需要从专业性出发设立常规性指挥机构；以任务为中心建立复合式组织结构；以政府为中心的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再次,创新科技,构建有机性的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需要做到接轨国际标准,加强科技支撑基础条件建设；抓住核心技术,做好科技支撑沟通平台建设；注重社会需求,完善科技支撑能力评价机制；重视技术应用,科学研究与防控实践相结合。最后重视投入,建立稳定性的动物疫情防控条件保障。需要在条件保障上重心前移,加大和稳定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建立多元化的动物疫病防控资金分摊机制；对动物疫病防控重点领域进行合理分派；合理安排重大动物疫情应急资金和物资储备。本文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及通过案例的实地调查和大量的统计数据来进行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可能在两方面具有创新：一是基本研究思路的创新性。文章突破单纯的从畜牧兽医学的角度来探讨动物疫情防控问题,而是从人类社会公共管理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社会的管理行为如何削弱或消减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发生的风险。二是计量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性。本项目采用回归分析对现阶段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的基本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找出目前影响防控能力的关键性要素,对我国短期内的防控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张福强[7]（2015）在《民国时期甘青藏区调查研究综论（1931-1949）》文中指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局势十分紧迫,东北沦陷使得西北的战略地位凸显,国人在此种危机情景下,认识到西北的重要性,于是大批考察家赴西北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以期了解边疆情况,并贡献于国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华北、华中、东南沿海大片地区陷入日寇之手,国内重心西移,诸多机构纷纷迁往西北,大批考察团体、个人也深入西北边疆腹地,或开展工作,或调查研究,这期间撰写的论着,数量众多,规模空前,是民国边疆研究最为鼎盛的阶段。抗战胜利后,西北失去了在抗击外敌时的战略优势,西北研究的热度逐渐下降。甘青藏区地处西北腹地,同样,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也是民国西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以上西北研究的三个阶段的特点也同样适合于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是甘青藏区调查研究的起步发展期。从文本材料来看,历史地理与民族分布的研究,多沿袭前人说法,突破不大;政治、经济与交通方面,基本完整的呈现了该时期甘青藏区的事实情况;对教育卫生的关注也多强调对概貌的介绍;文化风俗与寺庙是该时期的研究重点,涉及内容较为全面。从作者群体的构成上看,官员占据主导地位。抗日战争时期,是甘青藏区调查研究的鼎盛阶段,在历史、民族分布的研究上,有些作者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观点;除介绍基本情况外,相关政治、经济、交通与卫生类的论着,在学理分析上,也更加深入;文化风俗与宗教类文章、着作依然数量众多,很多论述对后世影响极大。该时期作者群体的构成显示出多样化的特点,而这其中学者群体表现最为突出,经典成果倍出。如何开发甘青藏区,是多数考察家关心的重要内容之一,该时期就此问题展开了大讨论,有教育为要、交通为先等种种说法,而此种大讨论实际上是甘青藏区调查研究深化的具体体现。抗战胜利后,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有着短暂的持续。一些作者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总结,尤以本地学人为最,他们在政治、宗教、人物等方面,依据文献材料或实地调查,展开论述,很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依然可圈可点。总的来说,民国时期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与当时社会的大背景息息相关,一方面诸多论着的发表、出版提高了内地人对藏边社会的认识程度,另一方面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与西北开发亦步亦趋,相互促进,当然也有一些缺陷,甘青藏区内部各区域、各方面内容研究的不平衡色彩很明显。另外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却也提供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研究命题。1931至1949年近20年间,国人对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诸考察家在文本书写时,所采取的叙述策略,也经历了一个从倾向于“自我”文化逻辑出发去考察藏族社会,到科学理性思想与方法的多元运用,再到早期“文化自觉”思想的隐约出现的过程,同时对甘青藏族文化的理解与价值评价,也大致经历了一个由较多贬低误读到客观中肯再到“本地”人看法大量涌现的过程。此种变化过程却是当时时代场域作用于作者群体及调查时间,进而再具体影响“他者”认识过程的变化。
王鹏辉[8]（2014）在《中国近代边疆的转型时代 ——以九边处处蹄痕的吴禄贞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19世纪上半叶,西学东渐和西力东侵交汇而来,中国进入数千年尺度的历史变局,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首当其冲。龚自珍和魏源从今文经学视野出发,共通发明西北一东南边疆轴向历史空间互动结构的边疆建设方略。康有为和梁启超从今文经学会通中西的君主立宪维新变法,以"五族合一"和"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进行中国现代国家的国家建设,吸收了 "龚魏"的边疆建设方略。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黄兴和章太炎的"排满革命"登上历史舞台,发动武装革命来推翻清王朝,创建共和国的中国,具体方略则为东南沿海的边疆革命方略,忽视了非汉族群聚居的西北陆地边疆。吴禄贞正在此时,从长江中游的武汉穿越东南海疆,东渡日本留学陆军士官学校,并与孙中山、唐才常、梁启超交游,投身自立军起义。吴禄贞毕业回国后又与黄兴交游,在武汉和长沙进行革命聚义。革命党人吴禄贞北上入职清廷中央练兵处,结束了他的东南革命。东三省爆发的日俄战争刺激清王朝进入预备立宪的新政阶段,边疆危机为前奏的国家和民族危机引发了清末中国改革与革命的双重变奏。1906年上半年,吴禄贞跟随理藩院尚书肃亲王善耆考察内蒙东四盟,亲历亲见了已经变为蒙汉杂居的传统塞北边疆,对内蒙东四盟进行了现代性的社会调查《东四蒙古实记》,并制定了一套经营蒙古的战略改革方略《经营蒙古条议》。吴禄贞以西方民族国家的观念来思考清王朝的边疆危机,依据近代国家主权、领土、人民的要素制定蒙古地区的改革方略。1906年下半年,吴禄贞得到练兵处的派遣穿越中原前往西北新疆的伊犁调查军政,而日本陆军少佐日野强和俄国陆军上校马达汉分别接受各自国家参谋部的派遣,与吴禄贞同时出现在中国西北边疆。吴禄贞的《沿途日记》与日野强的《伊犁纪行》及马达汉的《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互相参证,反映了民族国家国际体系和清王朝视野交互下的西北边疆历史面貌。1907年,东三省继新疆建省、台湾建省后从军府制变革为行省建制。吴禄贞以军事参议的官职跟随首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来到奉天任职,随后奉派前往吉林省延吉厅调查吉林与韩国界务。朝鲜与清王朝的宗藩关系在日本控制朝鲜主权后逐渐解体,两国的边界图们江经过重新确认而遗留江源边界的争议。日本随即寻找各种伪证制造"间岛问题",图谋侵占中国延吉厅领土。吴禄贞针对日本制造的"间岛问题",运用测绘等各种近代地理科学技术和近代社会调查手段勘查了延吉的历史、政权建设、地理、韩民越垦和入籍中国的历程以及吉韩界务的交涉历史,把日本提出的伪证一一推翻,证成延吉为中国领土,为清王朝提供了维护国家主权的依据。1907至1909年,吴禄贞先后任职吉林边务帮办和吉林边务督办,驻扎延吉厅,与日本在延吉非法建立的"统监府间岛派出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抵制日本对延吉中国主权的侵犯,同时展开各项内政建设,以民生为本确立越垦韩民的中国国民的法律地位,并参与清王朝中央外务部与日本的谈判,终于使日本在《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承认图们江国界,延吉厅为中国领土。吴禄贞在延吉的边疆建设以近代主权国家的原理依靠国民推进了边疆中国的近代国家建设。纵观革命党人吴禄贞的一生,身处清末改革与革命争锋的时代,在日本接受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洗礼,既有参加东南革命又有参加西北边疆建设的历史际遇。吴禄贞从最初的"排满革命"到经历内蒙东四盟、西北陕甘、东北延吉的边疆调查和国家建设,其国家疆域空间的观念比较孙中山、黄兴、章太炎更接近历史和现实,接上了龚自珍、魏源、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脉络。吴禄贞以革命党人和清王朝的官员双重身份,通过边疆建设追求中国现代国家的国家建设。吴禄贞深度介入了中国近代边疆的转型时代,体现了民族主义潮流中中国由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型历史进程中的历史连续性。
童学莲[9]（2014）在《民国时期开发西北协会研究（1932-1936年）》文中认为近代以降，边疆危机不断加剧，国人日益关注西北，更加重视西北地区，并把西北地区的开发与建设提上了日程，提出和制定了一些关于开发西北的政策和措施。这一时期“开发西北”成为朝野人士经常谈论的议题。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直接威胁我国华北以及东南沿海一带，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西北，呼吁开发西北。国民政府开始拟定各种开发西北计划，并着手付诸行动。在国民政府上层政府官员和一些爱国人士的推动下，开发西北的研究热潮兴起，研究西北的组织和团体骤然增多，创办了不少有关西北问题研究的杂志。开发西北协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较早、较有影响力的社会文化学术团体之一。该协会由戴任、陈立夫、萧铮、戴弘等邀集各方面专家、学者发起，于1932年呈请国民党中央批准成立。协会旨在协助政府开发西北，以达到国家和社会的繁荣为目的。该协会创办的刊物《开发西北》主要以协会的宗旨为宗旨，以协会的目的为目的，鼓励一些仁人志士到西北去进行实地调查，获得西北详实情况，并着力介绍西北实情、发表并讨论各种开发西北的计划、积极宣传开发西北各种事业，得到了很多国民党高级官员的支持与鼓励，成为当时研究西北、宣传西北开发比较有影响力的刊物之一。本文以开发西北协会及其刊物《开发西北》作为研究对象，以《开发西北》作为研究20世纪30年代开发西北的典型个案，通过对该协会及其刊物《开发西北》的研究，了解当时国人对西北地区的认识以及开发西北的目的，从侧面了解20世纪30—40年代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政策与当时西北地区乃至全国民众的互动关系，并由此进一步深入的了解在当时国难危机的时候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态度和政策，以及协会对于当时开发西北的影响。全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本文第一章导论部分，主要介绍和阐述了本文的选题缘由和意义，相关的研究现状和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重难点和创新之处。第二部分是本文的主体部分，主要分四章论述。第二章主要介绍开发西北协会的概况，包括开发西北协会成立的背景、协会成立及发展概况、组织概况以及经费概况。第三章主要介绍开发西北协会创办的刊物《开发西北》概况，包括刊物的创刊详情以及刊物的文本内容。第四章是对开发西北协会及其月刊的会员群体的分析研究，主要是对会员群体的教育背景、民族状况、军政经历进行比较分析，并对协会及其刊物的代表人物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对协会会员群体有关西北问题的认识，他们开发西北的动机、开发西北的建议、计划与措施进行了论述，同时还介绍了开发西北协会会员群体与政府开发西北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五章主要是对开发西北协会及其刊物《开发西北》的价值评析。本章主要介绍开发西北协会价值与影响，分析了它最终解散的原因以及其自身的不足与缺陷。第三部分是本文的结语部分。主要总结了开发西北协会及其月刊的历史地位与贡献，以及它的历史局限。
高健[10]（2014）在《新疆方志文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方志即地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能够持续千年不间断编纂的历史文献。新疆（西域）地处祖国西陲,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具有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自汉代中央政府统一西域以来,西域与内地的交流日益紧密,而方志的编纂正是这种紧密联系的文化纽带。西域的古方志兴起于汉代张骞、班勇等人所纂的西域地记或风土记,这类带有考察性质的文献也正是中国传统方志的源头之一——两汉地记、风土记。新疆方志的兴起与祖国内地方志的兴起是同步的。也正是依靠采择这些早期西域方志材料,《汉书》、《后汉书》等正史史籍中的“西域传”才有了丰富而生动的记述,才最终确立了我国正史史籍中“西域传”的应有地位。因此,新疆方志从一开始就具有备了实地考察和关系国家利益的独特特征。隋唐时期是新疆方志编纂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阶段。这些新疆方志虽然大多亡佚,但从仅存的敦煌图经残卷来看,其种类多而体例严谨,记述内容注重当地实际情况,改变了两汉西域地记中志怪传闻较多的局面。宋代及元、明是中国方志的定型和繁盛时期,但与之相反,由于多种历史原因,西域孤悬塞外,新疆的方志编纂进入了长期的低潮期,宋、元两朝基本没有,明代仅有几种根据出使或行记改编的准方志。归根结底,新疆方志的盛衰与中央王朝国力的盛衰一脉相承。尽管如此,在屈指可数的这几部准方志中,中原对西域的交流和影响随处可见,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传统方志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文化传播功能。自清代乾隆朝重新统一西域后,新疆方志的编纂进入了历史上第二个高峰阶段。这个大的高峰阶段不是瞬间的,而是由持续脉冲式的几个高峰所组成。其成就不仅表现在质量高、数量多、种类繁、规模大、体例新等诸多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与西北史地学的完美结合,赋予了方志新内容、新思想,提高了方志的学术地位。这种成就和地位是民国时期乃至今天的新疆方志编纂所难以企及的。本文论题《新疆方志文献研究》将上述自汉代至民国间新疆的方志编纂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按照历史发展脉络,探讨了汉、唐、明时期西域古方志文献概况；梳理分析了清代新疆方志文献概况；总结了民国时期新疆新方志的特点。其中重点是围绕方志文献来研究,对清代各个细分阶段的代表方志进行了详细探讨,总结了清代新疆方志文献的编纂体例、类型、特征,并对新疆方志文献中的舆图予以了特别分析。最后对全部新疆方志作了提要解题。本文首次对新疆方志文献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研究,在分析和论述中,笔者发现并运用了一些新材料,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运用辑佚、考据等传统文献学方法对两汉时期部分西域古方志进行了文献考证,提出了新观点；首次将新疆方志与史学、西北史地学进行了对比研究,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方志所起的作用,提出了一些新观点；首次系统论述了清代新疆方志的编纂特点；提出了清代新疆方志的分期问题；首次对清代新疆方志舆图进行了总结分析：首次对民国新疆方志作了全面总结,并发现了一批新的民国方志文献。此外对日本所编新疆方志也首次予以了总结分析。新疆方志历史久远,内容独特,编纂和流传特别复杂,还有许多空白需要研究填补。笔者所论所述也难以全面,还很不完善,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二、《青海畜牧兽医杂志》2004年1～6期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青海畜牧兽医杂志》2004年1～6期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2）全面抗战时期兰州报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五、重、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兰州报刊发展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全面抗战前后的国内形势 |
| 第二节 全面抗战前西北的抗战宣传活动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前兰州报刊的发展历程 |
| 第二章 兰州报刊的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兰州报刊发展的有利条件 |
| 第二节 兰州的办报创刊热潮 |
| 第三节 兰州报刊的发行与阅读 |
| 第三章 兰州报刊的主要内容与思想 |
| 第一节 抗战宣传与动员 |
| 第二节 开发和建设西北 |
| 第三节 其他新闻报道 |
| 第四章 兰州报刊的特征与影响 |
| 第一节 兰州报刊的发展特征 |
| 第二节 兰州报刊的积极影响 |
| 第三节 兰州报刊存在的不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清末至全面抗战前夕兰州地区出版报刊一览表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3）狂犬病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及暴露后预防处置门诊地理可及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全文缩写词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技术路线图 |
| 第一部分 中国狂犬病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 |
| 1 前言 |
| 2 研究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第二部分 居民对狂犬病PEP门诊的地理可及性 |
| 1 前言 |
| 2 研究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第三部分 狂犬病病例对狂犬病PEP门诊的地理可及性 |
| 1 前言 |
| 2 研究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研究结论 |
| 创新点与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致谢 |
（4）日本涉农会社中国东北“农业开发”研究（1906～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局限 |
| 三、研究方法、所用概念及史料解析 |
| 四、创新之处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日本涉农会社中国东北设立的历史及资源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口政策及农业移民 |
| 第二节 “日本之满蒙特殊地位”产生的思想根源 |
| 第三节 我国东北的农业资源禀赋及其特点 |
| 第四节 日本涉农会社及其主要功能 |
| 第二章 “东亚劝业会社”及其对“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农业资源“开发” |
| 第一节 “东亚劝业会社”的设立及股权变动 |
| 第二节 1906～1922年日人的土地盗买 |
| 第三节 “东亚劝业会社”的土地掠取活动 |
| 第四节 “东亚劝业会社”的农业经营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满拓公社”所控土地管理及农耕技术 |
| 第一节 土地经理人制度与“满拓区掠夺型经纪”模式 |
| 第二节 农具与东北垄作耕法 |
| 第三节 “北满改良农法”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大连农事会社”对“关东州”农业资源掠取 |
| 第一节 “大连农事会社”的设立及农业移民 |
| 第二节 “大连农事会社”的土地掠取 |
| 第三节 日本移民的农业经营及“大连农事会社”的地租收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满洲畜产会社”对东北畜产资源的“开发利用” |
| 第一节 东北畜产资源数量考析 |
| 第二节 “东亚劝业会社”“满蒙畜产工业会社”对畜牛资源的掠取 |
| 第三节 “满蒙毛织会社”的设立及对东北羊毛资源的垄断 |
| 第四节 东北猪的养殖及日人对猪毛资源的控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对日本涉农会社的理论探讨 |
| 第一节 “结构性殖民理论”的构建及日本式殖民的特点 |
| 第二节 “国策会社”满铁关系会社及其涉农机构 |
| 第三节 日本涉农会社的主要特点及其影响 |
| 结语 |
| 附录一 东北古今县名对照表 |
| 附录二 日本在中国东北“农业开发”大事记 |
| 附录三 东三省各县及“关东州”农作物种植面积及产量 |
| 附录四 东三省各县家畜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5）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史料运用说明 |
| 第一章 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的缘起 |
| 一、马匹在国防军备方面的重要性 |
| 二、产马数量锐减与体格能力的退化 |
| 三、军用马骡补充困难 |
| 第二章 中央马政机构与马政计划 |
| 一、中央马政机构演变与事权的集中 |
| 二、中央马政机构的播迁 |
| 三、全国马政建设计划 |
| 四、军马选定与保管规则 |
| 第三章 种马牧场与马种改良 |
| 一、马种改良预期标准 |
| 二、抗战前种马牧场建设与马种改良 |
| 三、抗战开始后的种马场所建设与民马改良 |
| 第四章 军牧场与军马培育 |
| 一、军牧场整顿与建设 |
| 二、军牧场马匹构成与军马培育 |
| 三、军牧场垦殖工作 |
| 四、军牧场与地方社会的纠纷 |
| 五、军民合作放牧协定办法的出台 |
| 第五章 提倡地方产马与地方马政建设 |
| 一、国民政府地方产马助成办法 |
| 二、地方各省马种改良繁殖 |
| 三、地方产马比赛会 |
| 第六章 马政人才培养与军马卫生防疫 |
| 一、马政人才培养 |
| 二、军马卫生防疫机制 |
| 三、陆军兽医卫生器材供给机制 |
| 第七章 国民党军队军马补充与草料补充机制 |
| 一、军马补充所与补充处 |
| 二、军马采购临时机构与相关问题 |
| 三、"以马代丁"措施与民众负担 |
| 四、"献马运动"与民众反抗 |
| 五、军牧场育成军马调拨 |
| 六、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军骡输入 |
| 七、马粮仓库与军马草料补充机制 |
| 八、军政部保护产马与军用马骡保育 |
| 第八章 国民政府马政建设过程中的相关困境 |
| 一、马政建设起步迟滞 |
| 二、马政模式与相关困境 |
| 三、马政资源萎缩 |
| 四、牧政基础设施薄弱 |
| 五、军用马骡频繁征调与农家役畜短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危机防控能力研究 |
| 1.2.2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研究 |
| 1.2.3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研究 |
| 1.2.4 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
| 1.3 研究问题与内容 |
| 1.4 本文研究框架与方法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公共危机 |
| 2.1.2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 |
| 2.1.3 危机防控能力 |
| 2.1.4 能力建设及其基础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危机管理理论 |
| 2.2.2 风险管理与脆弱性研究 |
| 2.2.3 动物卫生经济学 |
| 2.2.4 系统管理理论 |
| 第3章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能力建设基础及其形成 |
| 3.1 能力基础之一：法制体系建设情况 |
| 3.2 能力基础之二：管理体制建设情况 |
| 3.3 能力基础之三：科技研发支持情况 |
| 3.4 能力基础之四：条件保障建设情况 |
| 3.5 综合能力形成：应急响应实施情况 |
| 第4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法制体系建设 |
| 4.1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法制体系建设 |
| 4.1.1 我国动物卫生法律体系建设概况 |
| 4.1.2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应急管理法规建设情况 |
| 4.2 我国动物疫情应急法制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
| 4.2.1 立法文本及内容自身存在的问题 |
| 4.2.2 法律文本与实践工作存在脱节 |
| 4.2.3 应急法律体系的操作性存在欠缺 |
| 4.3 其他国家动物疫情防疫法律体系建设经验借鉴 |
| 4.3.1 美国：1+N系统化动物卫生法律体系 |
| 4.3.2 澳大利亚：风险监控为主的动物疫情防控立法 |
| 4.3.3 加拿大：体系健全覆盖面广的疫情防控立法 |
| 4.3.4 欧盟：规范化、人性化的动物卫生立法体系 |
| 4.4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立法的改进方向 |
| 4.4.1 健全动物防疫组织立法,防止立法碎片零散 |
| 4.4.2 树立动物疫情风险意识,健全风险评估机制 |
| 4.4.3 改变动物疫病防控观念,做好系统规范立法 |
| 第5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管理体制建设 |
| 5.1 构建应急管理组织体系的理论基础 |
| 5.1.1 应急管理组织结构设计的原则 |
| 5.1.2 公共危机组织结构的特点 |
| 5.2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建设现状 |
| 5.3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建设的问题及原因 |
| 5.3.1 动物疫情常态应急机构尚未建立 |
| 5.3.2 危机管理指挥联动系统尚且缺乏 |
| 5.3.3 官方组织缺乏与社会力量的整合 |
| 5.3.4 重大动物疫情区域合作机制缺乏 |
| 5.4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管理体系的改进 |
| 5.4.1 专业性、常规性指挥机构的设立 |
| 5.4.2 以任务为中心建立复式组织结构 |
| 5.4.3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相协调 |
| 第6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科技支撑体系建设 |
| 6.1 动物疫病公共危机防控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现状 |
| 6.1.1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科研机构发展现状 |
| 6.1.2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成果研发情况 |
| 6.1.3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成果运用情况 |
| 6.2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问题 |
| 6.2.1 防控科技人力资本待遇较低、队伍不稳 |
| 6.2.2 防控技术研究投资不足、应用水平偏低 |
| 6.2.3 防控科研项目立项及管理处于无序状态 |
| 6.2.4 科技成果鉴定评价机制忽视了实践需求 |
| 6.2.5 科研成果推广缓慢,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
| 6.3 制约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主要因素分析 |
| 6.3.1 缺乏与时俱进的科学劳动价值评价机制 |
| 6.3.2 缺乏全面、完整、连续的经费资助机制 |
| 6.3.3 缺乏国家层面统一的科技管理服务平台 |
| 6.3.4 缺乏科技需求方主导的制度化评价机制 |
| 6.3.5 缺乏与社会转型相适应的成果转化机制 |
| 6.4 我国动物疫情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途径 |
| 6.4.1 优化薪酬结构,尊重科技人才价值 |
| 6.4.2 改善投资机制,加强基础条件建设 |
| 6.4.3 抓住核心技术,做好管理平台建设 |
| 6.4.4 注重社会需求,完善鉴定评价机制 |
| 6.4.5 重视技术应用,科研与防控相结合 |
| 第7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条件保障建设 |
| 7.1 我国动物疫病财政支持政策概述 |
| 7.1.1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政策的历史演变 |
| 7.1.2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条件保障基本理念的形成 |
| 7.2 我国动物疫病财政支持存在的问题 |
| 7.2.1 财政支持总量尚显不足 |
| 7.2.2 财政支出结构不够合理 |
| 7.2.3 财政支持的持续性不够 |
| 7.3 我国动物疫病财政支持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7.3.1 财政投入理念存在差距 |
| 7.3.2 财政分摊机制并未健全 |
| 7.3.3 财政支出方式过于单一 |
| 7.4 美国和澳大利亚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的基本经验 |
| 7.4.1 财政支持总量充足力度较大 |
| 7.4.2 财政支出结构动态均衡变化 |
| 7.4.3 多元主体共同平衡分摊费用 |
| 7.4.4 疫病消灭计划占据较大比重 |
| 7.5 改进我国动物疫病防控条件保障的建议 |
| 7.5.1 加大和稳定动物疫病危机防控财政支持 |
| 7.5.2 建立多元化动物疫病防控资金分摊机制 |
| 7.5.3 对动物疫病防控重点领域进行合理分派 |
| 7.5.4 合理安排动物疫情应急资金和物资储备 |
| 第8章 政府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的应急响应 |
| 8.1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应急响应的理论框架 |
| 8.2 Matlab回归分析理论模型 |
| 8.3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的实证研究 |
| 8.4 提升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的应急响应的路径选择 |
| 第9章 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改变观念,建立系统化的动物疫情防控法律体系 |
| 9.2 突破限制,建立开放型的动物疫情防控体制框架 |
| 9.3 创新科技,构建有机性的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 |
| 9.4 重视投入,建立稳定性的动物疫情防控条件保障 |
| 第10章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10.1 防控能力建设基础的综合性研究 |
| 10.2 防控能力基础条件的精细化研究 |
| 10.3 防控能力建设效果的全面性评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7）民国时期甘青藏区调查研究综论（1931-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危机中的起步：1931-1936年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 |
| 一、西北开发与甘青藏区研究 |
| 二、甘青藏区调查研究成果述论 |
| (一) 历史、地理与民族分布 |
| (二) 政治、经济与交通 |
| (三) 教育卫生 |
| (四) 文化习俗与寺院 |
| (五) 各类着作 |
| 四、调查研究群体之构成 |
| (一) 个人 |
| (二) 团体 |
| 五、小结 |
| 第二章 全面抗战中的繁盛：1937—1945年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 |
| 一、重心西移与甘青藏区之调查研究 |
| 二、甘青藏区调查研究成果述论 |
| (一) 历史地理 |
| (二) 民族分布与人口 |
| (三) 政治、经济与交通 |
| (四) 教育卫生 |
| (五) 文化习俗与宗教 |
| (六) 各类着作 |
| 三、作者群体构成的多样化 |
| (一) 个人 |
| (二) 团体 |
| 四、甘青藏区开发意见的大讨论 |
| (一) 教育为要 |
| (二) 交通为先 |
| (三)“宜垦”还是“宜畜” |
| (四) 工业论、政治论与综合说 |
| 六、科学理性思想与方法的多元运用 |
| (一) 自然科学 |
| (二) 社会科学 |
| (三) 观察与研究方法 |
| 七、小结 |
| 第三章 动荡中的持续：1946—1949年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 |
| 一、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局势和甘青藏区研究的持续 |
| 二、调查研究成果述论 |
| (一) 历史与民族分布 |
| (二) 政治经济与交通卫生 |
| (三) 文化习俗与宗教 |
| 三、作者群体之分析 |
| 四、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1931-1949年甘青藏区调查研究成果目录 |
| 附录B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中国近代边疆的转型时代 ——以九边处处蹄痕的吴禄贞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的背景说明和问题意识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核心史料与相关概念的界定 |
| 四、思路与结构 |
| 第一章 中国近代边疆危机的时代回应 |
| 第一节 重整陆海边疆—以龚自珍和魏源的舆地学为中心的考察 |
| 一、龚自珍的"天地东南西北"舆地学 |
| 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舆地学 |
| 三、西北陆疆与东南海疆互动的边疆建设方略 |
| 第二节 康有为的边疆建设方略研究 |
| 一、国际视野下的东北边疆 |
| 二、世界格局中的中国历史空间结构 |
| 三、维新变法新政中的边疆因素 |
| 四、边疆为重心的"五族合一"国家建设方略 |
| 五、清末民初之际边疆民族分裂危机的回应 |
| 六、未来大同世界中的中国边疆 |
| 第三节 边疆、民族与梁启超"新中国"的建构 |
| 一、东南诸省与西北腹地:中国疆域历史空间的结构 |
| 二、西域与南海:古今中国与旧新域外交流的边疆枢纽 |
| 三、边疆危机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建国方略 |
| 四、东三省、蒙古与西藏、新疆:西北陆地边疆轴向的危局 |
| 五、边疆残局与共和国:从帝国遗产到现代国家政略 |
| 第二章 吴禄贞的东南革命 |
| 第一节 晚清革命党人的边疆与革命方略—以孙中山、黄兴、章太炎为中心 |
| 一、孙中山的边疆革命方略 |
| 二、黄兴的边疆革命实践 |
| 三、章太炎的边疆舆地知识与排满革命 |
| 第二节 吴禄贞东游日本与东南的革命聚义 |
| 一、吴禄贞投入张之洞的湖北新军 |
| 二、吴禄贞在日本东京的武备留学生生涯 |
| 三、吴禄贞投身孙中山和康有为、梁启超共谋的自立军起义 |
| 四、吴禄贞受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
| 五、吴禄贞在两湖的革命聚义 |
| 第三章 吴禄贞的内蒙古东四盟边疆调查 |
| 第一节 吴禄贞入职中央练兵处 |
| 一、吴禄贞在练兵处的职事活动 |
| 二、吴禄贞随理藩院尚书善耆考察内蒙东四盟 |
| 第二节 吴禄贞的内蒙东四盟调查 |
| 一、清王朝治下的内蒙东四盟社会政治制度 |
| 二、内蒙东四盟社会的生计与资源配置 |
| 三、内蒙东四盟社会的风俗民情 |
| 四、内蒙东四盟的社会危机 |
| 第三节 吴禄贞的蒙古经营方略 |
| 一、内蒙东四盟的边疆危机 |
| 二、内蒙古政治和军事的改革方案 |
| 三、内蒙古宗教与教育改革方案 |
| 四、内蒙古经济与民生改革方案 |
| 五、塞北边疆的近代国家建设 |
| 第四章 吴禄贞的西北边疆调查 |
| 第一节 穿越古中原的边疆感怀 |
| 一、吴禄贞有志于边疆 |
| 二、吴禄贞在中原的边疆怀古与考察 |
| 第二节 西北甘肃境内的沿途调查 |
| 一、吴禄贞所见兰州以东的社会经济风貌 |
| 二、吴禄贞在兰州遭遇的政治陷害 |
| 第三节 俄日军官视野中的中国新疆 |
| 一、马达汉、日野强呈现的新疆内外危机 |
| 二、马达汉与日野强对新疆省府乌鲁木齐的调查 |
| 三、马达汉考察所见西北边疆的多元族群 |
| 第五章 吴禄贞的东北边疆建设 |
| 第一节 日本在东北边疆制造的"间岛问题" |
| 一、吴禄贞任职东北边疆 |
| 二、吉林延吉厅与"间岛问题" |
| 三、日本对延吉厅的特殊调查 |
| 四、日本侵占延吉厅政策的酝酿 |
| 第二节 吴禄贞对延吉中国主权和领土的证成—以延吉边务调查为中心 |
| 一、中国历史体系中的延吉历史空间 |
| 二、清王朝对延吉厅的政权建设 |
| 三、延吉厅的地理空间 |
| 四、韩民在延吉厅的越垦历程和"垦民"的入籍中国 |
| 五、中国和朝鲜关于吉韩界务交涉的历史分期 |
| 六、吴禄贞对日本"间岛问题"的纠谬 |
| 七、日本侵占中国延吉主权和领土的政策 |
| 第三节 吴禄贞在延吉的边疆建设 |
| 一、吴禄贞与吉林边务公署的设置 |
| 二、吴禄贞面对日本越境延吉的筹谋 |
| 三、吴禄贞在延吉的边疆建设—以外交为重心 |
| 四、吴禄贞在延吉的边疆建设—以内政为重心 |
| 五、吴禄贞参与中央外务部与日本的延吉交涉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民国时期开发西北协会研究（1932-1936年）（论文提纲范文）
| 西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作者信息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方法、重难点与创新之处 |
| 四、 资料来源 |
| 第二章 开发西北协会概况 |
| 第一节 开发西北协会成立的背景 |
| 一、 国难背景 |
| 二、 “开发西北”言论 |
| 三、 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政策的提出 |
| 第二节 开发西北协会概况 |
| 一、 开发西北协会的成立 |
| 二、 开发西北协会的发展概况 |
| 三、 组织概况 |
| 第三节 开发西北协会经费概况 |
| 第三章 开发西北协会刊物《开发西北》 |
| 第一节 《开发西北》月刊概况 |
| 一、 创刊经过 |
| 二、 刊物概况 |
| 第二节 《开发西北》月刊主要内容 |
| 一、 月刊对“西北”的认识 |
| 二、 月刊对开发西北的建议和计划 |
| 三、 《开发西北》中的调查报告 |
| 四、 《开发西北》中的游记 |
| 第四章 开发西北协会会员群体分析 |
| 第一节 会员群体概况及其代表人物研究 |
| 一、 会员群体概况 |
| 二、 代表人物研究 |
| 第二节 会员群体与政府的互动关系 |
| 一、 国民政府关于开发西北的宣传与政策 |
| 二、 会员群体对政府开发西北政策的响应 |
| 第五章 开发西北协会及其刊物的历史影响 |
| 第一节 开发西北协会及其刊物的价值与影响 |
| 第二节 开发西北协会及其刊物的结局 |
| 一、 开发西北协会及其刊物的结局与原因分析 |
| 二、 开发西北协会及其刊物的历史局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表一：开发西北协会会员概况 |
| 附录表二：《开发西北》学人概况 |
| 附录表三：《开发西北》月刊目录 |
| 附录表四：开发西北协会三届年会会员名单 |
| 附件 |
| 后记 |
（10）新疆方志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背景概况 |
| 第一节 新疆自然与历史地理环境 |
| 一、自然地理环境 |
| 二、历史地理环境 |
| 第二节 新疆历代行政区划变迁 |
| 一、汉唐至元明新疆行政体制 |
| 二、清代新疆行政管理体制 |
| 三、民国新疆行政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新疆方志概况 |
| 一、新疆方志数量 |
| 二、新疆方志类型 |
| 三、新疆方志名称 |
| 四、新疆方志体例 |
| 第二章 西域古方志 |
| 第一节 汉晋西域佚志 |
| 一、《出关志》 |
| 二、班勇《西域风土记》 |
| 三、道安《西域志》 |
| 第二节 隋唐西域图经与地志 |
| 一、隋唐西域佚志 |
| 二、敦煌文献中的西域图经和地志 |
| 三、隋唐西域方志的编纂体例 |
| 四、隋唐西域方志的价值 |
| 第三节 宋元明西域方志 |
| 一、宋元西域方志 |
| 二、明代西域方志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代新疆方志的编撰与发展 |
| 第一节 开端与创新：乾隆年间西域方志编纂的繁荣 |
| 一、《西域图志》的编纂 |
| 二、南疆区域志的编纂 |
| 三、事宜类方志的繁荣 |
| 第二节 发展与融合：方志与西北史地学的交融 |
| 一、和宁及其所编方志 |
| 二、徐松及其所编方志 |
| 三、《大清一统志》与“新疆统部”的编纂 |
| 四、清代新疆方志与西北史地学之关系 |
| 第三节 普及与完善：清末乡土志与《新疆图志》 |
| 一、建省后的首部通志《新疆四道志》 |
| 二、新疆乡土志的编纂与流传 |
| 三、《新疆图志》及其各分志的编纂 |
| 四、新疆乡土志与《新疆图志》文献关系 |
| 小结 |
| 第四章 清代新疆方志文献特点 |
| 第一节 清代新疆方志纂修者之特点 |
| 一、满族人士的广泛参与 |
| 二、遣员和流寓文人的参与 |
| 三、纂修者身份分析 |
| 第二节 清代新疆方志编纂特点 |
| 一、体例严谨,体裁多样 |
| 二、事宜类方志独具风采 |
| 三、区域性方志多而州县志少 |
| 四、官修少而私纂多 |
| 第三节 清代新疆方志内容特点 |
| 一、多收御制诗文 |
| 二、门类独特 |
| 三、实地考察与文献资料并重 |
| 第四节 清代新疆方志版本流传特点 |
| 一、多以稿抄本传世 |
| 二、总志与分志、单行本并行 |
| 三、版本系统复杂 |
| 四、同书异名混乱 |
| 小结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的新疆方志 |
| 第一节 民国新疆方志的变革 |
| 一、传统方志的艰难维系 |
| 二、新方志的兴起 |
| 三、民国新疆兵要地志 |
| 第二节 民国续修新疆通志的理论之争 |
| 一、设局修志未成 |
| 二、续修新疆通志的理论之争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日本所编新疆方志 |
| 一、日本对新疆方志的收集 |
| 二、日本所编新疆方志概述 |
| 三、日本所编新疆方志特点 |
| 小结 |
| 第六章 新疆方志舆图 |
| 第一节 新疆方志舆图概况 |
| 一、中国古代方志舆图概况 |
| 二、新疆方志舆图概况 |
| 三、主要方志舆图介绍 |
| 第二节 新疆方志舆图的内容和类型、特点 |
| 一、新疆方志舆图内容、类型 |
| 二、编纂体例特点 |
| 第三节 新疆方志舆图价值 |
| 一、史料价值 |
| 二、艺术价值 |
| 三、方志学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新疆方志提要 |
| 一、西域古方志 |
| 二、清代方志 |
| 三、新疆乡土志 |
| 四、民国方志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四、《青海畜牧兽医杂志》2004年1～6期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全面抗战时期兰州报刊研究[D]. 费丽芳.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3]狂犬病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及暴露后预防处置门诊地理可及性研究[D]. 郭淳.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4]日本涉农会社中国东北“农业开发”研究（1906～1945）[D]. 马伟.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5)
- [5]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研究[D]. 毛光远. 陕西师范大学, 2016(06)
- [6]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D]. 王薇. 湖南农业大学, 2015(08)
- [7]民国时期甘青藏区调查研究综论（1931-1949）[D]. 张福强. 中南民族大学, 2015(03)
- [8]中国近代边疆的转型时代 ——以九边处处蹄痕的吴禄贞为中心[D]. 王鹏辉. 华东师范大学, 2014(06)
- [9]民国时期开发西北协会研究（1932-1936年）[D]. 童学莲. 西北师范大学, 2014(06)
- [10]新疆方志文献研究[D]. 高健. 南京师范大学, 20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