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女议员占1/8（论文文献综述）
胡那苏图[1]（2020）在《产业地域典型社区协同治理研究 ——基于日本丰田市的个案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伴随着社会治理的深化,协同治理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各国的社会治理实践,促进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重要课题。社区作为人们社会生活共同体,是创造美好生活的实践领域,也是汇集社会问题的重要场域。尤其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社区治理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和居民公共意识的培育更显紧迫。在中国社会治理深化历程中,社区治理呈现“管理/服务—建设—治理”实践路径,促进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但是,一方面随着社会流动性增强和住房商品化,社区的分化和居民的混住化问题凸显,不得不关注社区的“社区性”和“地域性”;另一方面由于多元主体发育程度相异,存在“内卷化”、“碎片化”困境,明确主体边界、建构协同治理机制是当前社区治理最为紧迫的任务。基于此,本研究以“如何建构社区协同治理机制”问题为驱使,展开了探索性研究。与此同时,本研究选取的是产业地域社会典型的“单位社区”。在“单位制”时期建成的一个个封闭性、集中性生活空间的“单位社区”作为多样化社区类型之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逐渐被解构,成为旧城改造、城市扶贫的重要区域。尤其在“典型单位制”东北地区,单位社区治理影响着城市空间建设,也成为振兴东北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指标。所以,关注产业地域社会中典型社区的协同治理,不仅有助于微观的单位社区治理实践,而且也对于宏观的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当前,国内学界开展了较为成熟和多元化的单位社区研究,但是还缺乏国际之间的比较研究,难以与国外对话。对此,笔者结合在日本的调研研究,梳理和分析产业地域典型社区协同治理机制以及多元治理主体的社区参与路径和实践,进而弥补现有研究文献的不足,促进人们对日本地方政府与基层社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的认识和了解,为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提供借鉴与启示。日本在多年的社区治理改革中,通过公共意识的发展,居民自治能力的提升,社区营造等活动,形成了社区自治的基础,使市民自治团体、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从诉求和对抗发展到合作与协商,促进了社区公共问题的解决,形成了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与互动的治理形态。在日本典型的产业地域,丰田市在当地龙头企业“丰田汽车公司”的影响之下,发展成为世界有名的汽车城市。在企业员工聚集的典型社区中,居民在丰富的工作收入、稳定的社区生活、完善的治理网络以及纷繁的社区活动中积累较高的整合性社区社会资本,并在积极与行政组织、邻近社区、社会组织、企业和高校等多元主体建构协同关系,促进了“共同体”建构。虽然在经济全球化、少子高龄化等国内外社会环境影响之下,社区中“本地人—外地人”、“本国人—外国人”的混住化加剧社区异质化,增加了社区治理难题。但是,在完善和有效的协同治理网络和社区协同治理实践中有效避免问题的复杂化,保障了基层社会的稳定和谐。剖析丰田市社区协同治理机制的建构和实践,了解到日本实施的地方自治制度提高丰田市政府的自主性,在丰富的财政收入的基础上,以多样类型、多种渠道、多年支持等方式支持着社区治理;日本集团主义文化和社区自治传统为居民的自助、互助提供社会基础,历史悠久的“町内会”（自治区）组织的架构完备也成为居民和多元治理主体建构协同关系的平台;日本在“政府失灵”、“市场失灵”背景下提出的《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和活化社会力量的政策为NPO法人、志愿者团体等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合法性,促进了“新公共性”建构。除此之外,典型社区中存有的“地缘”、“业缘”复合关系,企业的正式与非正式参与,高校的智力支持和合作等多种途径,又对社区协同治理实践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可见,社区协同治理有助于协商社区课题、建构社区规则、解决社区问题、形塑社区文化、促进社区归属感。日本产业地域社区协同治理经验,为我国社区协同治理和单位社区治理具有几点借鉴意义。首先,地方政府应该制定切实可行的社区治理政策,剥离社区杂乱无章的行政手续,提供长期有效的社区治理支持,建构平等开放的协同治理网络。其次,居民自治组织和多样化社会组织应该提升自身自治性、专业性,积极参与和建构协同治理平台。最后,单位社区应该结合地域特点,与驻区企业建构协同关系、实现“单位人—非单位人”的双重动员、以及推行“一区一品”项目等,继而创新社区治理。
宋萧萧[2]（2020）在《坦桑尼亚大陆中学女生早孕现象的调查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在坦桑尼亚,“学生怀孕”是一个广泛使用的术语,指的是学校里的青少年怀孕。它指的是仍在上学的青少年怀孕,以便区分上学的青少年和失学的青少年。世界卫生组织将“青少年怀孕”定义为10-19岁之间的女性怀孕。青少年怀孕现象在坦桑尼亚大陆普遍存在,不仅给青少年带来严重的生理和心理伤害,还导致教育机会的丧失。据估计,从1959年至今,坦桑尼亚大陆的学校一直在驱逐怀孕的学生。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对坦桑尼亚大陆的两所中学进行实地调研,结果显示,中学女生早孕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同伴压力、伴侣压力和自我欲求等,另外,中学女生早孕现象的根源有女性法律保护的缺失、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和社会文化中的性别歧视。坦桑尼亚大陆中学女生一旦怀孕,学校将其开除和驱逐,警察将其本人和父母逮捕、拘留和监禁,这些学生在分娩后也不得重新入学。通过比较坦桑尼亚周边国家,针对中学女生早孕现象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政策和做法,即开除、重新入学和继续上学。文章最后,将结合调研结果和他国经验,向坦桑尼亚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学校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中学女生的短期建议和促进坦桑尼亚女性发展的长远建议,
张国华[3]（2020）在《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研究（1912-1937）》文中研究指明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的产生是人类演进到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伴随着城市发展,城市管理现代化逐步成为世界潮流。近代以来,中国各地主要城市相继建立了现代城市管理机构,对城市生活的主体内容进行制度化、体系化管理。当然,基于所处地理位置和发展区域的差异,不同城市在发展中呈现了自身的特点。民国时期,太原作为山西省会,是山西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自然条件、历史承袭和区域发展等多重因素叠加所形成。太原在民国时期发展中经历了市政公所成立、设置城区管理到正式独立建市几个阶段。太原的政治功能增强、城市外延拓展、市政设施逐步健全,城外周边范围也被纳入到城市分区统一管辖内,形成了中心城区向外辐射的典型模式和城市内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的发展是时代变迁的产物,伴随着近代山西地区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省会太原是最具代表性的发展成效;是区域城市发展的最高水平,具有领先性特征。太原在民国时期发展中,伴随着西方城市学和市政管理理念的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出了渐进的时代进步,成为推动太原城市发展的动力;城市管理中开启了前置规划、统筹布局的治理模式,体现了时代前行。太原城市发展与工业化建设紧密相连,现代工业企业的建立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将城市有效范围大量延展,通过吸引从业人口进入企业进行生产,在促进工业发展的同时又推进了城市化的进程。现代化铁路的奔腾之力,进一步加速了太原城市的发展,对民国时期太原市的工业建设、商业发展、功能布局、人口结构和城市空间产生了极大的推进作用。本文以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为研究对象正是对以上各方面内容的最好诠释,可以有效解读政策、体制等政治因素,工业、交通等科技因素,人口、商业等综合因素对民国时期太原发展的有效促进作用,其渐进发展正是政治、经济、科技与城市本身交互作用的最好注解。本文选取民国太原为中心,试图揭示在区域近代化、山西城市化和太原现代化的过程中,太原市政府逐步建立起相应的城市管理机构,现代意义的城市基础设施逐步确立,建立起了体现内陆城市区域特色的管理机制。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方面,展示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的具体内容。一是介绍山西历史地理概况,简要回顾太原市的自然环境状况、历史地位及演进过程,同时对太原市进行概念界定,阐释太原市作为民国时期山西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和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的功能定位。为合理实现城市功能区划与布局,作为行使城市管理职权的政府部门应具备全局意识,高屋建瓴做好顶层设计。城市发展布局中自然因素也发挥着作用,因此最终形成的城市功能布局是在政府宏观主导下、城市自发演进中综合作用形成的客观结果。二是考察城市人口的发展变迁,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城市人口管理包括动态管理与静态管理两个层面,具体涉及人口迁徙、人口数量、城区分布、变动趋势及结构特点等内容。三是分析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中民用照明用电的起源发展以及政府的相关管理措施等内容,主要以太原电灯新记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心,解读供电照明事业得以存续并不断发展的情况,理清民国时期太原电力照明事业的延续脉络,折射太原城市化发展进程和山西区域社会现代化概况。四是分析太原城市交通管理,涵盖城市道路维护和行政管理两部分内容,包括民国时期太原市城市道路的整体设计、建设标准、具体实施及完成情况,从而了解太原近代化过程中城市发展的具体水平。五是公共卫生管理,包括太原市城区街道的卫生管理、生活垃圾清理、污水废水排放管网的规划、公共卫生场所的管理以及体现时代进步和科学理念的防疫卫生管理,通过施加防疫、卫生教育、注重防控等有效手段,确保民众身体健康,体现了医学和防疫学在城市公共卫生管理领域的有效引入。本文以民国时期太原城市发展及管理为研究选题,以功能区划、人口变迁、道路交通、城市照明、公共卫生等相关领域的发展缘起、逐步演化及宏观管理为研究内容。依托城市管理学的观点,将城市管理理论引入到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中进行考察。在城市管理学的统一视角下,对各个具体方面内容作出归纳总结,反映出当时太原市社会生产水平和经济发展态势,反映出地方政府执政施政的决断水平和行政能力,以及对于社会管理和城市发展的投入力度及支持情况,致力于民生保障的客观实效,归纳出当时山西城市化、区域近代化的发展程度,为当代城市社会治理和宏观管理提供有效借鉴。
周焕博[4]（2020）在《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作用及现实启示研究》文中提出政党制度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支柱之一,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包括政党制度在内的政治制度建设,经过长期探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创造性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新型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通过推动重庆谈判、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有过短暂的合作。国民党为建立独裁统治撕毁政治协议、进攻解放区导致内战爆发,中国人民的和平期盼破灭。经过军事斗争和政治较量,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取得战略优势,中共中央适时发布“五一口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滥觞于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它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历史进程。新中国建立70余年的政治实践证明,这项基本政党制度符合中国国情,得到人民拥护,开创了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本文通过对统一战线历史文献的发掘和梳理,追根溯源,“五一口号”奠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深入阐述了“五一口号”产生的理论渊源,分析了中国各党派对“五一口号”的反应及其在新政协运动中所持立场和实践举措,力求揭示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启示。除引言和结论部分外,正文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的理论渊源。作为本文的逻辑支撑,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统一战线理论、中华和合文化传统等三个方面进行概括,为本文写作做理论铺垫。第二部分,概括了“五一口号”发布的时代背景。主要从社会历史因素:两条战线赢得胜利、解放区政权加速统一;中国共产党主体因素:中共中央召开城南庄会议、中共中央绘就建国蓝图;民主党派客体因素:民主力量心向中国共产党、部分中间党派转向中国共产党。等三方面加以论述。第三部分,总结了“五一口号”发布的历史作用。主要从“五一口号”的直接影响--香港、解放区、国统区的新政协运动;新政协运动的硕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等方面进行阐述。第四部分,揭示了“五一口号”的现实启示。主要从不断坚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不断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独特优势、不断凝聚实现“中国梦”磅礴力量等方面进行讨论。
Erdenebat Munguntovch[5]（2020）在《女政治家在蒙古国的地位和作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通过1990年民主革命对蒙古国政治创立了具有多党制的一院制议会制度,而对人民确保着选权和被选权。蒙古国新《宪法》保证了每个人在全领域中有平等权利无论年龄、性别、教育、宗教、信仰和家族。世界各国正在为性别平等、民主治理和女性参政的平等机会而努力。把女性提名议会选举和地区选举、保持席位和在各级政党结构中支持女性的配额以及改变选举制度,都是增加女性参政的方式之一。由于确保各级的性别平等参与,才能不仅助于保持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平衡解决社会迫切的问题,而且对经济进行巨大的影响。可是,对于作出决策职位,特别是对于最高立法机关、地区和首都的公民代表会《性别平等法规定的配额没有得到执行。在蒙古最高管理机构中代表占人口大部分和社会问题和她们权利的女议员数仅占17%。现代男性主导的政治制度继续影响着男女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决定,就限制平等获得发展利益的机会。例如,由于性别不敏感政策的后果,缺少学校、幼儿园和医院数,以及社会福利和服务的质量挺差。此外,由于缺乏支持年轻家庭的政策,就特别是在家庭中的女性权被违反。虽然采矿和基础设施发展和经济提高,但是造成了人口移民、环境和社会问题,当地人民的权利被违犯。因为在政治决策者中考虑女人情况和为女人制定政策的议员很少。通过法律和政策确保性别平等意味着女人的平等权利和机会,以及成为平等获得在家庭、社区、社会中的资源和服务的机会。本观点是在民主制度、作出决策和国防等生活全领域中男女人平等参加和平等获得机会。可是,在我们社会中不断产生妇女和她们的地位、利益的问题,而且仍有很多妇女、儿童和家庭的问题。仍然产生与国家后代儿童相关的困扰社会的大问题,这也表明缺乏儿童保护政策。促进女性参政,不是在议会中的女性数,由进行质变,对国家发展利益的公平分配做出贡献。此外,通过男女性的共同决定,将建设具有国家公民利益、民主、人道与正义的原则的平等社会。本论文在理论分析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研究了在蒙古国政治决策职位和管理职位上的女政治家的参与和提高她们的职位机会。此外,由于研究了其他国家的有益的经验和政策,论文内容成为了更扩大。本论文组成四个大章包括绪论部分,绪论部分组成研究背景和目的、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基本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创新点,第一章是女政治家在蒙古国政治中的地位,第二章是蒙古国为提高女政治家的地位采取法律政策及面临的障碍,第三章是女政治家在社会的作用与地位和第四章是提高女政治家在政治决策职位上的地位。
蒋捷媛[6]（2020）在《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受益者,外资企业在我国的投资领域逐渐扩大、投资金额不断增加、投资方式持续创新,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贸易水平提高做出重要贡献。随着影响力的多方面上升,外资企业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殊的政治经济影响。一方面,外资企业通过正当方式进行利益表达和参与政治生活是我国政治民主化发展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实现政策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另一方面,外资企业作为特殊利益集团可能扭曲和阻挠我国市场化进程,影响政府公共权力功能的发挥,加剧社会的不平等,甚至导致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这损害了我国的政策效应。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直接受益者,外资企业是否同时推动了我国对外经济制度的变迁?对我国开放政策产生何种影响?中国政府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外资企业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作用并采取相应措施?因此,研究转型时期外资企业在中国对外经济政策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根据利益集团定义“具有共同利益、组织化结构、形成政治压力”的三大组成要素,在华外资企业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利益集团。本文采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制度——政策——利益集团”的三维分析范式出发,梳理政府的决策过程、利益集团行为逻辑和行动结果,总结并构建了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理论范式与分析框架。在保护待售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引入外资企业因素,建立了外资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一般性模型。鉴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和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的内生特性,需要进一步探讨用利益集团经典理论分析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的适用性,确定利益集团在我国对外经济决策体系和宏观政治架构中的位置。不同于西方代议制国家,中国的政治决策体系结构较为复杂,外资企业作为重要的利益集团在决策体系中的位置并不稳定,发挥影响的路径和方式较为隐蔽,外资企业拥有的资源要素和面对的外部条件决定了其在对外经济政策过程博弈能力的强弱。本文回顾了外资企业的在华发展历程,根据在华外资企业拥有的资源禀赋和行为策略建立了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总体机制和分析框架。外资企业的影响路径分为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集体行动有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两种路径。直接干预路径通过干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过程。由于我国不允许公开游说且政府的防御性较强,外资企业直接对我国对外经济政策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多是利用我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表达渠道来传递诉求,通过《企业所得税法》制定过程的案例可窥一二。间接干预路径是外资企业游说母国政府在谈判和磋商中对中国政府施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华美国企业主要通过（1）向美国政府提交报告、（2）院外游说、（3）非正式会晤等政策工具使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界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在华企业的经营困境;第二阶段,美国政府通过多边对话、双边对话和单边行动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这种方式对外资企业改善在华营商环境起到重要作用,政府采购与自主创新脱钩的案例正是外资企业努力的成果之一。两者共同作用,形成了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机制。个体行动是从微观层面出发,分析外商投资企业作为个体进行的游说活动。外资企业个体行动几乎无法改变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国家战略方针,但由于央地分权制度、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等原因,外资企业可能对我国地方外资政策产生影响。本文建立合作博弈模型,研究地方政府与外资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得出结论:外企的寻租活动投入越高,则当地政府提供的补贴越高。之后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外资企业数据,用聚类稳健标准误下的混合回归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计量结果显示外资企业的寻租投入对政府补贴的影响十分显着,进一步验证了外资企业对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尤其是地方外资补贴政策存在影响。针对外资企业影响我国政策的行为逻辑和策略方法,本研究从对外经济政策酝酿过程、制定过程和执行过程提供规范外资企业影响行为的思路,从而保障我国政策制定过程健康有序的开展,为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本文采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重点聚焦于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路径的分析,从在华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两个角度,研究其政治干预方式和游说机制,并通过“两税合一”、政府采购等案例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方式和结果,外资企业的进入使我国的开放程度提高。
聂俣诚[7]（2020）在《当代俄罗斯地方政治中的政党——角色变化及其原因（1992-2019年）》文中研究说明俄罗斯独立以来,政党在地方政治中经历了从边缘到尽管身处中心、却受中央政权规制的地位演变。叶利钦时期和普京第一任期,政党在地方政治中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处于十分边缘的地位。原因是当时地方政治中旧统治集团占据绝对优势的权力结构,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设计对政党功能造成了负面影响。普京第二任期开始,政党在地方政治中的作用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政权通过制度设计,使政党在地方政治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同时,真正能够在地方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是高度受控的统一俄罗斯党。这一过程基本完成于2004-2012年,并在普京第三任期得以延续。政党在地方政治中的角色转变,既是俄罗斯选举威权主义由地区性迈向全国性的原因,也是其结果。作为重构央地关系的手段,统俄党为整合地方精英、实现央地制度性互动搭建了平台,俄罗斯中央政权得以更为稳定地以地方精英拥有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为自身服务,从而完成了全国性选举威权主义体制的建设。
黄金宇[8]（2018）在《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贸易多边体制的支持者,但最近十多年来日本明显加快了签署FTA的步伐。截止到2018年7月,日本已经完成了17个FTA的签署,8个FTA正在谈判,其中日本-哥伦比亚FTA实质性达成一致,RCEP、日本-加拿大FTA均表示要在2018年取得实质性进展,日本-土耳其FTA和中日韩FTA正加紧谈判,实际上只有与海合会和韩国的谈判陷入停滞之中,尤其是日本-欧盟FTA的签订使日本从落后的状态迅速成为东亚地区的“排头兵”,与韩国并肩领跑。在FTA谈判中,农业议题是非常重要和敏感的领域。农业是立国之本,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世界各国普遍对农产品贸易进行保护。随着FTA在全球贸易自由化浪潮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在面对日本这样巨大且贸易保护水平很高的农产品市场时FTA谈判将会变得更加激烈。当前国际贸易自由化大潮中,日本的农业保护政策面临着巨大考验,在不断加强的保护中日益衰落的日本农业已经无力经受自由化的冲击。日本FTA谈判在两难困境下取得了显着效果,既推动了本国FTA谈判进程,又较好地保护了农产品市场,因此对其农业议题谈判模式值得进行研究。文章以日本FTA进程中的农业议题谈判模式为研究对象,梳理了日本FTA战略的发展历程、主要特点和影响因素,运用“双层博弈”模型总结了五种谈判模式的建立、构成和推广,分析了五种模式产生的历史和经济、外交、政治等方面的现实根源,在对谈判效果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了日本2006-2015年十年间的农业进出口贸易相关数据,形成了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经验。文章认为,日本深入地思考并灵活运用关税手段,通过设置复杂的关税减免模式既保护了本国农业又推进了FTA,取得了良好效果。同时文章提出了中国在FTA进程中农业议题谈判以及推动RCEP和中日韩FTA的建议,日本是中国农产品出口最重要的对象国,中国耕地少、农产品竞争力弱等特点与日本类似,如何借鉴日本谈判模式推进FTA值得思考,做到有的放矢,占据有利地位,既保证谈判结果有利于中国农业发展目标的实现,又有利于扩大中国农产品出口。文章分为7章展开。第一章是绪论。说明了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研究意义和目的,提出了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梳理并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简要评价。第二章是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理论基础。分析了博弈论与国际贸易谈判、国家利益理论与农业保护、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农业贸易政策制定等相关理论,建立了FTA协定签署或不签署的“囚徒困境”模型,分析了国际政治学关于“国家利益至上”理论要求保护农业贸易与国际主流经济学要求建立自由贸易体系之间的摩擦与矛盾,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建立了双层博弈模型分析了农业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第三章是日本FTA战略的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梳理了日本FTA的签订过程,总结了日本FTA的立足东亚精选谈判对象、迅速扩张由双边EPA向巨型FTA转变、先易后难采取EPA形式取代FTA、提高标准力争主导规则、维护安全力保战略资源稳定进口等五个主要特点,并从历史文化传统、国内政治决策体制之间的分歧、国际上的美日同盟以及日本农业保护现状等方面对日本FTA进程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第四章是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的谈判模式分析。归纳了日本十多年来在外务省、经产省、农水省等纲领性文件指导下,在FTA具体谈判实践中的五种谈判模式,即:完全排除农产品的谈判模式、保护最敏感产品的谈判模式、利益交换的谈判模式、“外交优先”的谈判模式、全盘考量国家利益的谈判模式。在双层博弈模型基础上,分析了上述模式的建立、“赢集”的构成、谈判的探索与实现及复制与推广。第五章是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根源分析。日本悠久的农业保护政策构成了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历史根源;农业持续低迷、粮食依赖进口、利益集团博弈等经济、外交、政治因素是现实根源。通过对全球化、区域化两个阶段分析了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演变过程,并通过中国、日本、韩国与东盟的三个FTA农产品贸易降税模式的比较,直观地说明了日本农业保护政策;探讨了日本农业保护政策对农业议题谈判的影响。第六章是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效果和实证分析。在建立谈判效果评价标准的基础上,对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发现日本的农业贸易保护政策若做出较大让步将面临巨大的农业经济损失和政治风险,因此遵循着尽量不做让步、尽量保护农业核心利益、尽力争取到政治、经济、外交、战略安全等方面利益最大化的思路。实证方面,利用贸易引力模型对日本与美国、欧盟、澳大利亚、中国、东盟等12个国家或地区在2006-2015十年间的农产品贸易数据,实证分析了关税、人口规模、贸易距离、人均GDP、实际GDP增长率、农产品生产总额、汇率、物价增长率、是否同盟国、FTA是否生效对日本农产品贸易额和对日本农产品进口额的影响。在分析中发现关税税率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既对进口价格、数量产生影响,又对进口、出口产生影响,尤其是与FTA是否生效交互发生影响。分析表明农业议题尤其是关税谈判在FTA进程中起着重大的决定性作用,日本通过复杂的关税减免模式既保护了本国农业又推进了FTA,取得了良好效果,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谈判经验。第七章是启示与建议。以上述研究成果为基础,总结了中国FTA进展现状和中国农业贸易保护现状,比较详尽地提出了中国在农业贸易保护及农业议题谈判方面的建议,同时就推动RCEP和中日韩FTA谈判进程分别提出了建议。
谢群[9]（2018）在《关于近代在华日本顾问的研究—甲午战争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文中提出自古以来,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师从于中国,19世纪60年代,将目光转向西方,走上“脱亚入欧”的道路,经济、军事和教育迅速发展,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中,自诩“天朝大国”的清代中国一败涂地,而一向被蔑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大获全胜。20世纪初,中国的“清末新政”拉开帷幕,中国通过派遣留学生、雇佣日本人、翻译日本书籍、赴日考察等方式和手段全方位向日本学习,中日关系进入所谓的“蜜月期”、“黄金时代”。此时,中日两国的师徒关系发生根本性转换,日本顾问遂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日本顾问在华时间长达六十余年,其足迹遍布全中国,活跃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法律、工业、电信等领域。日本顾问这个群体对中国社会、近代中日关系产生巨大影响,是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然而,从研究成果来看,数量极少,而且其内容倾向于对某一特定时期、特定领域或特定的人物的考察,尚未形成较系统的研究。笔者曾于2015年至2016年在日本的日本外交史料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发现大量有关日本顾问的原始档案,这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因此,本论文以近代在华日本顾问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调查、文献研究、归纳分类、思想认识研究等方法,考察日本顾问的赴任途径、地理分布和活动轨迹,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等对其时代特点、历史作用及对中国、日本、中日关系的影响进行客观、具体的分析,从而进一步丰富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内容。但由于笔者的研究能力和调查资料范围所限,考察的时间范围定为“中日甲午战争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地域范围定为“中国大陆”。笔者通过调查整理发现:1.随着中日两国关系的变化,日本顾问的来华方式由“招聘制”逐渐转变为“派遣制”,在华日本顾问已成为日本实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20世纪1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与日本军部在派遣顾问赴华方面产生对立,形成“二重外交”:日本政府由于华盛顿会议精神的制约,对中国的内战采取“不干涉”政策,并对在华日本顾问提出警告;日本陆军参谋部为积极推进“大陆政策”,不断向各地军阀派遣日本顾问,希望以扶植代理人的方式,扩大日本的在华权益。2.近代在华日本顾问的分布区域、活动轨迹与国际的形势变化、中国国内的形势变化状况和日本的对华政策有密切关系,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特征。3.—部分日本顾问在引进先进技术和理念、推进中国近代化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先导性作用;在与日本沟通方面发挥了桥梁、纽带的作用;适时为雇主提供意见和建议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中国政局的稳定。4.大多数的在华日本顾问一直致力于培养中国人的亲日情感、扶植日本在华势力、实施文化和教育的渗透、收集各种情报和资料,充当了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有些日本顾问的行为或建议甚至影响了中日两国相关事件的发展方向。笔者在论文的附录部分,将日本顾问所聘地区、受聘职位与年限、负责事项等基本信息整理成表格,为今后相关研究的展开提供基本素材。囿于笔者的研究能力和水平,未能对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长达六十余年的日本顾问进行全面的考察、而且,某些问题的研究和论述只能浅尝辄止。今后,将提高人文素养、加强文史知识的学习,在本研究的基础上,扩大研究范围,深入研究问题,进一步明确近代在华日本顾问的本质。
朱玉山[10]（2017）在《美国公立大学治理中的社会参与研究》文中提出美国着名学者马丁·特罗教授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当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将发生根本变化,卷入高等教育的受众面涉及广泛,大学与社会生产和生活不可分割,大学与社会走向一体化,社会广泛参与大学治理成为普遍要求。2002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2015年达到了 40%,进入大众化后期阶段,预计在2018-2022年之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突破50%,进入普及化阶段。中国即将面临高等教育普及化后的社会参与大学治理的普遍要求。另外,中国在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也明确提出,要"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如何构建大学治理的社会参与机制,是当今中国大学治理改革面临的现实问题。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的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实现普及化以来,公立大学治理的社会参与已走向稳定而成熟。因此,分析和研究美国公立大学治理中社会参与的发生机制、实践经验和运作规律,可为中国即将到来的普及化阶段的大学治理变革提供理论准备和实践借鉴。市民社会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第三条道路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是解释大学治理社会参与这一命题的适切理论,它们分别从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不同学科视角阐释了"大学治理社会参与"这一命题的内在逻辑合理性。市民社会理论提供了大学治理社会参与问题的分析框架,利益相关者理论应用于从市民社会中界定大学治理多元参与主体的来源,第三条道路理论阐释了社会参与思想的来源,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吻合了大学这一现代机构的组织特性。运用市民社会理论提供的四分框架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界定的社会参与主体类型,借鉴社会参与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可以将大学治理社会参与这一概念清晰地界定为,基于政府、市场、大学、社会四分框架下的市民社会中的大学利益相关主体,通过个体或一定的组织形式如董事会（理事会）、学术社团（学会、协会、研究会）、基金会、媒体组织等,介入大学决策、监督、评价等事务,以使大学达到"善治"状态的行为。借鉴社会参与理论的研究成果,还可以从参与的广度、深度和效度三个维度,以及主体、渠道、知情、咨询、共同决定和效果六个层面来评测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水平和质量。美国公立大学自诞生以来社会参与治理的过程经历了发生、发展到成熟的三个历史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公立大学初创时期、公立大学体系形成时期和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三个时期,每个时期都相应地有一类重要的社会参与主体出现。公立大学治理的社会参与制度自然发生后,历经两百多年的缓慢发展,逐渐走向成熟。考察分析美国公立大学治理中社会参与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第一,每个时期的大学治理都是在政府、市场、社会和大学共同参与下的治理。第二,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体在不同时期的产生机制、参与内容和发挥作用不同——公立大学初创时期,董事会的参与是伴随公立大学的诞生而产生的,全部由校外人士组成的董事会是公立大学的最高决策机构,全权负责大学的一切事务;公立大学体系形成时期,高等教育协会组织产生并发展壮大,在参与大学治理以维持大学这一组织机构的学术性上发挥重要影响,影响内容涉及一切学术事务;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社会公众在"阳光法案"的保护下以各种形式普遍参与到大学事务中来。第三,不同时期各参与主体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初创时期董事会占主导地位;形成时期大学（校长）一度发挥主导作用;大众化后政府、社会和大学参与力量基本走向均衡,共同参与,多元共治。整个美国公立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历史阶段,遵循大学发展的认识论逻辑,从参与深度的发生顺序上看是沿着共同决定——咨询——知情的参与阶梯呈"下延式"发展,是"从有到优"的发展过程。本研究选取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为个案,来考察美国公立大学治理中社会参与的现实状况,从社会参与的广度、深度和效度三个维度,以及主体、渠道、知情、咨询、共同决定和效果六个层面,讨论分析了大学董事会和大学咨询委员会两个组织的成员组成和工作内容以及大学校长遴选事件。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和个体普遍参与到大学事务的治理中来是美国民主社会普遍认同的事实和做法,参与主体分布广泛,参与渠道丰富多样,参与深度已达参与阶梯——知情、咨询、共同决定——的最顶端,参与效果各方满意。最后,在对美国公立大学治理社会参与历史与现实考察的基础上,总结概括了美国公立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特点,即政府参与受限制、社会参与无边界、大学自治有限度、多元共治显特色;分析讨论了美国公立大学治理中社会参与所充分体现的多元价值即自由、忠诚、平等、卓越,以及这些价值之间的矛盾冲突即自由与忠诚、平等与卓越的矛盾。美国公立大学的多元价值诉求正是在这种多元矛盾冲突中逐渐优化而达到平衡的,优化和平衡的结果使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各自价值诉求都得到了充分体现,缺少了社会参与,现代大学中的多元价值将无法完整表达。本文还运用政策文本分析的方法,考察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学治理权力变迁的过程,发现大学治理由中央控制向社会参与转轨的动力来自于政府的制度供给;通过大学章程文本的考察,发现近年来中国大学治理中已经实质性地出现了社会参与的成分,但是目前中国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深度还处于初级阶段,处于社会参与阶梯的最底端——知情层次的社会参与还不够完善,咨询层次的社会参与才刚刚起步,共同决定层次的社会参与还没有发生。比较美国和中国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发生机制,可以发现,美国公立大学是在分权体制、民主制度、市场经济等社会环境下自然产生的社会参与,中国大学则是政府顶层设计的结果,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发生机制类型即美国的自然生长型和中国的政府主导型。
二、全球女议员占1/8（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球女议员占1/8（论文提纲范文）
（1）产业地域典型社区协同治理研究 ——基于日本丰田市的个案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问题 |
| 三、研究基础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日本社区治理研究 |
| 二、国内外产业地域典型社区研究 |
| 三、国内外“协同治理”研究 |
| 四、文献评述 |
| 第四节 概念界定与理论框架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理论基础 |
| 三、理论框架 |
| 第五节 章节安排 |
| 第六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法 |
| 二、参与观察法 |
| 三、无结构访谈法 |
| 四、比较研究法 |
| 第二章 社区协同治理制度背景与多元主体发育 |
| 第一节 政治制度与地方自治制度 |
| 一、政治制度与政党政治 |
| 二、地方自治制度的转型与特点 |
| 三、住民运动对地方自治的影响 |
| 四、“中央—地方”关系 |
| 第二节 居民自治组织的类型化分析 |
| 一、町内会 |
| 二、地缘型团体 |
| 三、志愿型组织 |
| 四、多元主体的类型化分析 |
| 第三节 社会组织的兴起与“新公共性”建构 |
| 一、日本社会组织发展的背景 |
| 二、日本社会组织发展现状 |
| 三、“新公共性”的提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企业城下町”的形成与其特点 |
| 第一节 丰田市历史与现在 |
| 一、丰田市历史与地理 |
| 二、丰田市人口 |
| 三、丰田市经济 |
| 第二节 丰田市的社会特点 |
| 一、空间特点 |
| 二、人口结构 |
| 三、组织特征 |
| 第三节 “企业城下町”的形成与转型 |
| 一、丰田汽车公司的发展与现状 |
| 二、地域独占与“企业城下町”的形成 |
|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推动 |
| 四、志愿者中心的成立与服务活动 |
| 第四节 “丰田人”的群体特征及地域生活 |
| 一、“丰田人”的地域生活 |
| 二、“丰田人”的社区活动参与特征及缘由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社区治理中的行政参与及“协同”关系建构 |
| 第一节 社区治理转型中的行政力量 |
| 第二节 丰田市政府的社区治理参与 |
| 一、“制度化”路径 |
| 二、“项目制”嵌入 |
| 三、“非正式”参与 |
| 四、“授渔式”支持 |
| 第三节 围绕政府建构的“协同”关系分析 |
| 一、政府与居民自治组织 |
| 二、政府与社会组织 |
| 三、政府与企业 |
| 四、政府与高校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共同体”建构:社区协同治理两种路径 |
| 第一节 建设“故乡”:居民主导的社区营造 |
| 一、D社区介绍及社区网络 |
| 二、身份建构:成为“居民” |
| 三、居民的社区参与特点及原因分析 |
| 四、组织化参与:丰富且持续化的参与路径 |
| 五、多元化的协同治理网络 |
| 第二节 融入“社区”:社会组织的治理参与 |
| 一、B社区介绍及人口特征 |
| 二、社区问题的形成与困境 |
| 三、“以舞会友”:促进社区融入 |
| 四、协同网络扩张:社会组织的参与 |
| 五、多元化的协同治理网络 |
| 第三节 社区协同治理成效 |
| 一、协商社区课题 |
| 二、建构社区规则 |
| 三、解决社区问题 |
| 四、形塑社区文化 |
| 五、获得社区归属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产业地域社区协同治理内涵及建构特点 |
| 第一节 社区协同治理内涵解构 |
| 一、社区协同治理主体 |
| 二、社区协同治理场域 |
| 三、社区协同治理目标 |
| 四、社区协同治理影响因素 |
| 五、社区协同治理实践 |
| 六、社区协同治理效果 |
| 第二节 社区协同治理建构特点分析 |
| 一、围绕政府的协同治理网络 |
| 二、围绕社区的协同治理网络 |
| 第三节 地域特点对社区协同治理建构的影响 |
| 一、企业成败对于社区盛衰 |
| 二、企业责任对于社区建设 |
| 三、企业文化对于居民性格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日本产业地域社区协同治理总结 |
| 一、推进地方自治制度、培育多元治理主体 |
| 二、地方政府积极参与、促进主体协同关系 |
| 三、居民自治组织完备、吸纳多元主体参与 |
| 四、地缘业缘多重关系、企业社区双重建设 |
| 第二节 日本社区协同治理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
| 一、日本社区协同治理经验对我们的启示 |
| 二、丰田市个案对中国“单位社区”可能的启示 |
| 第三节 有待研究的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2）坦桑尼亚大陆中学女生早孕现象的调查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1.国内文献综述 |
| 2.国外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研究内容 |
| 2.研究方法 |
| 一、青少年怀孕现象的基本情况 |
| (一)坦桑尼亚的基本情况 |
| (二)坦桑尼亚青少年怀孕现象的基本情况 |
| (三)非洲其他国家青少年怀孕现象的基本情况 |
| (四)青少年怀孕的负面影响 |
| 1.健康影响 |
| 2.教育机会的丧失 |
| 二、坦桑尼亚大陆两所中学的实地调研 |
| (一)调研设计和方法 |
| 1.调研设计 |
| 2.调研方法 |
| 3.调研总结 |
| (二)数据分析和解释 |
| 1.问卷1受访对象:在校的中学生 |
| 2.问卷2受访对象:中学教师 |
| 3.问卷3受访对象:2名怀孕的女学生 |
| (三)调研结果总结 |
| 三、坦桑尼亚大陆中学女生早孕现象的影响因素与根源 |
| (一)坦桑尼亚大陆中学女生早孕现象的影响因素 |
| 1.个人层次 |
| 2.家庭、学校和社区层次 |
| (二)坦桑尼亚大陆中学女生早孕现象的根源 |
| 1.女性保护法律的缺失 |
| 2.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的影响 |
| 3.社会文化规范中的性别歧视 |
| 四、非洲国家中学女生早孕现象处理方法的比较分析 |
| (一)坦桑尼亚针对中学女生早孕现象的处理方法 |
| 1.学校层面的处理方法 |
| 2.政府层面的处理方法 |
| (二)坦桑尼亚周边国家针对中学女生早孕现象的处理方法 |
| 1.肯尼亚 |
| 2.马拉维 |
| 3.乌干达 |
| 4.赞比亚 |
| (三)非洲国家针对中学女生早孕现象处理方法的分析 |
| 五、针对坦桑尼亚大陆中学女生早孕现象的相关建议 |
| (一)应对中学女生早孕现象的短期建议 |
| 1.政府 |
| 2.非政府组织 |
| 3.学校 |
| (二)促进坦桑尼亚女性发展的长远建议 |
| 1.提高坦桑尼亚经济发展水平 |
| 2.促进女性政治经济赋权 |
| 3.改变传统观念,宣传男女平等 |
| 4.健全关于女性权益保障的立法体系 |
| 5.敦促非政府组织进行有效监督和针对性援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问卷1 |
| 附录B 问卷2 |
| 附录C 问卷3 |
| 致谢 |
（3）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概念阐释 |
| 四、行文结构与研究内容 |
| 五、运用的资料 |
| 六、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太原市历史沿革与变迁 |
| 第一节 太原市的自然社会历史条件 |
| 一、自然条件 |
| 二、历史沿革 |
| 三、承袭发展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太原市行政区划(1912—1937) |
| 一、早期变革——行政区划调整 |
| 二、专业建制——市政公所成立 |
| 三、分区管理——划分五区模式 |
| 第三节 太原城市功能规划变迁 |
| 一、宋明时期城区功能格局 |
| 二、清朝时期城区功能格局 |
| 三、民国时期城区功能变迁 |
| 小结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人口变动与管理 |
| 第一节 民国之前山西人口发展概述 |
| 一、城市人口概念界定 |
| 二、元代以前人口变迁 |
| 三、明清时期人口变化 |
| 第二节 近代人口管理起步(1912—1932) |
| 一、民初人口统计 |
| 二、民初山西人口 |
| 三、民初太原人口 |
| 第三节 省会人口管理(1933—1937) |
| 一、分类管理 |
| 二、制度建设 |
| 三、统计管理 |
| 小结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民用照明建设管理 |
| 第一节 近代太原照明用电起源 |
| 一、清末山西政治环境 |
| 二、近代太原照明肇始 |
| 三、民初电力事业概述 |
| 第二节 新记公司创立 |
| 一、创立运营 |
| 二、组织管理 |
| 三、初具规模 |
| 第三节 新记公司发展 |
| 一、国内成长环境 |
| 二、调整巩固提高 |
| 三、稳步投资建设 |
| 第四节 太原电力事业(1934—1937) |
| 一、国民政府政策扶持 |
| 二、新记公司接续发展 |
| 三、太原电力事业概况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道路交通管理 |
| 第一节 清末城市管理初步开启 |
| 一、道路交通概念界定 |
| 二、清末城市道路管理 |
| 第二节 民初道路交通管理 |
| 一、省会恢复及建章立制 |
| 二、交通管理及设施维护 |
| 三、道路养护及系统管理 |
| 四、严格执法及违警处置 |
| 第三节 太原城市街道管理(1931—1937) |
| 一、系统规划 |
| 二、统筹管理 |
| 小结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公共卫生管理 |
| 第一节 近代太原市公共卫生管理 |
| 一、清末卫生管理启动 |
| 二、民初卫生管理举措 |
| 第二节 规划中的公共卫生事业 |
| 一、自来水事业 |
| 二、下水道计划 |
| 三、尘芥物清理 |
| 四、重点行业管理 |
| 五、卫生防疫体系 |
| 第三节 太原城市公共卫生管理(1931—1937) |
| 一、完善制度建设 |
| 二、加强环卫清理 |
| 三、宰杀牲畜管理 |
| 四、公厕粪场管理 |
| 五、夏令卫生扫除 |
| 六、城市用水管理 |
| 七、防疫卫生管理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资料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作用及现实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五一口号”发布的理论溯源 |
| (一)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 |
| 1.马克思恩格斯统一战线理论 |
| 2.列宁统一战线思想 |
| (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统一战线理论 |
| 1.毛泽东周恩来论统一战线 |
| 2.“三三制”原则实践总结 |
| (三)继承中华和合文化传统 |
| 1.和合文化标示中华优良传统核心理念 |
| 2.和合文化促进中华历史发展 |
| 二、“五一口号”发布的时代背景 |
| (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日益壮大 |
| 1.两条战线赢得胜利 |
| 2.解放区政权加速统一 |
| (二)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 |
| 1.中共中央召开城南庄会议 |
| 2.中国共产党绘就建国蓝图 |
| (三)民主党派爱国人士郑重选择 |
| 1.民主力量心向中国共产党 |
| 2.部分中间党派转向中国共产党 |
| 三、“五一口号”发布的历史作用 |
| (一)“五一口号”推进新政协运动展开 |
| 1.香港新政协运动 |
| 2.解放区新政协运动 |
| 3.国统区新政协运动 |
| (二)“五一口号”达成协商建国共识 |
| 1.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批准新政协召开 |
| 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 |
| 3.《共同纲领》确立新型政党制度 |
| 四、“五一口号”的现实启示 |
| (一)不断坚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 |
| 1.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符合中国国情 |
| 2.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解决中国问题 |
| 3.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接受历史和人民检验 |
| (二)不断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优势 |
| 1.协商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 |
| 2.发挥协商民主独特优势 |
| 3.协商民主为世界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
| (三)不断凝聚实现“中国梦”磅礴力量 |
| 1.“五一口号”精神实质 |
| 2.“五一口号”精神汇聚中国力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女政治家在蒙古国的地位和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目的 |
| 3.研究意义 |
| 4.文献综述 |
| 5.研究基本思路 |
| 6.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第1章 女政治家在蒙古国政治中的地位 |
| 1.1.蒙古国政治制度 |
| 1.2.蒙古国政治管理人员的性别比例 |
| 1.3.蒙古国政党和女政治家 |
| 1.3.1.议会中的女议员党派归属情况 |
| 1.3.2.女政治家创立的政党和她们获得席位的机会 |
| 1.4.自1990年以来当选议会的女议员及其特点 |
| 第2章 蒙古国促进女性参政的法律政策及女性参政所面临的障碍 |
| 2.1.支持女政治家参政的法律政策 |
| 2.2.其他国家促进政治参与性别平等的相关经验 |
| 2.3.女政治家参政时面临的障碍因素 |
| 2.3.1.社会经济因素 |
| 2.3.2.政治结构因素 |
| 2.3.3.性别暴力因素 |
| 第3章 女政治家在蒙古国社会的作用与地位 |
| 3.1 女议员在社会的作用 |
| 3.1.1.第六届(2012-2016年)女议员在社会和政治中的影响 |
| 3.1.2.第七届(2016-2020年)女议员在社会和政治中的影响 |
| 3.2.在其他领域中的女性地位 |
| 3.2.1.教育领域 |
| 3.2.2.卫生领域 |
| 3.2.3 媒体领域 |
| 3.2.4 经济领域 |
| 3.2.5 非政府 |
| 3.3. 蒙古民众对女政治家的看法 |
| 第4章 提高蒙古国女政治家政治决策地位的对策 |
| 4.1.支持更多女政治家参政 |
| 4.1.1.对政党的益处 |
| 4.1.2.对女政治家的益处 |
| 4.1.3.对社会的益处 |
| 4.2.提高女政治家在政治决策职位上的地位的机会 |
| 4.2.1.提高女政治家的社会地位 |
| 4.2.2.加强对女政治家的支持 |
| 4.2.2.1 政党支持 |
| 4.2.2.2 国家支持 |
| 4.2.2.3 公众媒体网络支持 |
| 4.2.3.女政治家的自身努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附件 |
（6）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1.5 核心概念及界定 |
| 1.5.1 外资企业 |
| 1.5.2 对外经济政策 |
| 1.5.3 利益集团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 2.1.1 政治经济学产生与发展 |
| 2.1.2 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 |
| 2.2 外资利益集团理论综述 |
| 2.2.1 利益集团理论 |
| 2.2.2 外资利益集团 |
| 2.3 利益集团和中国政治 |
| 2.3.1 中国政治体制 |
| 2.3.2 中国利益集团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利益集团行为影响政策机制的理论范式与分析框架 |
| 3.1 .利益集团和政策过程 |
| 3.1.1 政策过程分析 |
| 3.1.2 利益集团行动逻辑 |
| 3.1.3 结果分析 |
| 3.2 利益集团影响政策决策的经典理论模型 |
| 3.2.1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
| 3.2.2 非合作博弈模型 |
| 3.2.3 “保护待售”模型 |
| 3.3 外国资本影响对外经济政策的理论模型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行为逻辑 |
| 4.1 中国政治体制特性 |
| 4.1.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4.1.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 4.1.3 国务院 |
| 4.2 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制定 |
| 4.2.1 政策制定过程 |
| 4.2.2 政策制定机构 |
| 4.2.3 加入WTO后的新特点 |
| 4.3 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外资企业的行为逻辑 |
| 4.3.1 外资企业在中国政治决策体系中的位置 |
| 4.3.2 外资企业的资源禀赋 |
| 4.3.3 外资企业影响中国政策决策的方式与手段 |
| 4.4 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路径和机制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外资企业在华发展回顾:1978年-2019年 |
| 5.1 第一阶段:外资初步发展与试点探索阶段(1978年-1991年) |
| 5.2 第二阶段:外资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2000年) |
| 5.3 第三阶段:外资高层次开放阶段(2001年-2011年) |
| 5.4 第四阶段:外资全面开放阶段(2012年至今)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 |
| 6.1 概述 |
| 6.2 外资企业集体行动的直接作用路径:干预东道国政府 |
| 6.2.1 影响立法机关 |
| 6.2.2 影响行政机关 |
| 6.2.3 案例分析:“两税”合一的博弈过程 |
| 6.3 外资企业集体行动的间接作用路径:游说母国政府 |
| 6.3.1 第一阶段:在华外资企业游说母国政府 |
| 6.3.2 第二阶段:外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 |
| 6.3.3 案例分析:政府采购与自主创新脱钩 |
| 6.4 外资企业对华策略现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外资企业个体行动影响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 |
| 7.1 .传统“反向寻租”理论和外资企业个体行动的寻租行为 |
| 7.1.1 地方优惠外资政策和传统“反向寻租理论” |
| 7.1.2 外资企业寻租行为 |
| 7.2 外资企业寻租行为的理论模型 |
| 7.3 外资企业寻租行为的实证分析 |
| 7.3.1 研究假设 |
| 7.3.2 数据、变量和实证方法 |
| 7.3.3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规范在华外资企业影响对外经济政策过程的建议 |
| 8.1 对外经济政策酝酿过程中规范外资企业行为的思路 |
| 8.2 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规范外资企业行为的思路 |
| 8.3 对外经济政策执行过程中规范外资企业行为的思路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当代俄罗斯地方政治中的政党——角色变化及其原因（1992-2019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与现有研究成果 |
| 二、叶利钦时期(6)政党的边缘处境及其原因 |
| （一）处于边缘地位的政党 |
| 1. 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中的政党 |
| 2. 地方立法机关选举中的政党 |
| （二）政党在地方政治中边缘地位的原因分析 |
| 1. 权力结构因素 |
| 2. 制度设计因素 |
| 3. 政党选举功能因素 |
| 三、统俄党的兴起与政党在地方政治中的角色转变 |
| （一）重塑央地关系：普京的任务与措施 |
| 1. 普京第一任期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 |
| 2. 普京第二任期与梅德韦杰夫执政时期采取的措施 |
| （二）统俄党的兴起与政党在地方政治中的角色转变 |
| （三）统俄党的“工具”性质 |
| 四、地方政治中政党格局的常态化——2012年以来的制度调整与政党活动 |
| （一）制度的新调整 |
| （二）普京第三任期：既有格局的延续 |
| （三）普京第四任期开启以来地方政治的新变化与新挑战 |
| 五、选举威权主义的全国化与政党角色的转变逻辑 |
| 结语 |
（8）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日本FTA进程研究 |
| 1.2.2 日本FTA农业贸易问题研究 |
| 1.3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与方法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理论基础 |
| 2.1 博弈论与国际贸易谈判 |
| 2.1.1 博弈论 |
| 2.1.2 国际贸易谈判理论 |
| 2.1.3 博弈论与国际贸易谈判的联系 |
| 2.2 国家利益理论与农业保护 |
| 2.2.1 国家利益理论 |
| 2.2.2 关于农业贸易的相关经济学理论 |
| 2.3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农业贸易政策的制定 |
| 2.3.1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
| 2.3.2 农业贸易政策的制定 |
| 第3章 日本FTA战略的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 |
| 3.1 日本FTA战略的发展历程 |
| 3.2 日本FTA战略的主要特点 |
| 3.2.1 立足东亚,精选谈判对象 |
| 3.2.2 迅速扩张,由双边EPA向巨型FTA转变 |
| 3.2.3 先易后难,采取EPA形式取代FTA |
| 3.2.4 提高标准,力争主导规则 |
| 3.2.5 维护安全,力保战略资源稳定进口 |
| 3.3 日本FTA战略的主要影响因素 |
| 3.3.1 历史、地理、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
| 3.3.2 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 |
| 3.3.3 来自美国因素的影响 |
| 3.3.4 农业保护政策因素的影响 |
| 第4章 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分析 |
| 4.1 主要政府部门对FTA战略谈判的纲领性文件 |
| 4.1.1 外务省关于FTA战略的指导方针 |
| 4.1.2 经产省关于FTA战略的基本原则 |
| 4.1.3 农水省关于FTA战略的谈判要点 |
| 4.2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一个双层博弈模型 |
| 4.3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主要模式的形成及推广 |
| 4.3.1 完全排除农产品的谈判模式 |
| 4.3.2 保护最敏感产品的谈判模式 |
| 4.3.3 利益交换的谈判模式 |
| 4.3.4 “外交优先”的谈判模式 |
| 4.3.5 全盘考量国家利益的谈判模式 |
| 第5章 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根源分析 |
| 5.1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历史根源:农业保护政策 |
| 5.1.1 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日本农业保护政策 |
| 5.1.2 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日本农业保护政策 |
| 5.1.3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一个横向对比 |
| 5.2 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特点及其对农业议题谈判的影响 |
| 5.2.1 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特点 |
| 5.2.2 日本农业保护政策对农业议题谈判的影响 |
| 5.3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现实根源:经济、外交、政治 |
| 5.3.1 农业持续低迷是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经济根源 |
| 5.3.2 粮食依赖进口是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外交根源 |
| 5.3.3 利益集团博弈是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政治根源 |
| 5.4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未来将促进农业改革 |
| 第6章 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效果及实证分析 |
| 6.1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效果分析 |
| 6.1.1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效果评价标准的建立 |
| 6.1.2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效果的评价 |
| 6.2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实证分析 |
| 6.2.1 贸易引力模型的构建 |
| 6.2.2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的说明 |
| 6.2.3 实证分析过程 |
| 6.2.4 主要结论 |
| 6.3 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主要经验 |
| 第7章 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
| 7.1 中国FTA战略进展情况 |
| 7.1.1 中国FTA战略现状 |
| 7.1.2 中国农业贸易保护现状 |
| 7.2 对中国继续推进FTA战略的启示与建议 |
| 7.2.1 在农业贸易保护及农业议题谈判方面的建议 |
| 7.2.2 推动RCEP进程的建议 |
| 7.2.3 推动中日韩FTA进程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9）关于近代在华日本顾问的研究—甲午战争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要旨(中国语) |
| 论文要旨(英语) |
| 凡例 |
| 序章 |
| 一、先行研究 |
| 二、研究问题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の构成 |
| 五、研究の意义 |
| 六、独创と不足 |
| 第一章 中日両国の协力の経纬及び理由 |
| 第一节 清朝政府が日本に学ぶ経纬 |
| 第二节 清朝政府が日本に学ぶ理由 |
| 第三节 日本が清朝政府への协力に对する积极的な态度 |
| 第二章 清末の日本人顾问(1895～1911) |
| 第一节 教育改革及び《日本人教育顾问 |
| 第二节 军事改革及び日本人军事顾问 |
| 第三节 法律改革及び日本人法律顾问 |
| 第四节 日本人警察顾问 |
| 第五节 他の领域の日本人顾问 |
| 第六节 清末の日本人顾问につぃて考察した结果 |
| 第三章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の日本人愿问(1912) |
| 第一节 日本人顾问を招聘ょる原因 |
| 第二节 招聘のルーの麦化——私的友谊·関系に赖るしかなぃこと |
| 第三节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の运当と日本人顾问 |
| 第四节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の日本人顾问の「里」 |
| 第四章 袁世凯政権时代の日本人顾问(1912～1916) |
| 第一节 袁世凯が外国人顾问にょる态度 |
| 第二节 日本の对袁政策と日本人顾问の派遣 |
| 第三节 大総统府の日本人顾问——坂西利八郎 |
| 第四节 国务院法制局の日本人顾问——有贺长雄 |
| 第五节 中央政府で活跃してぃた日本人顾问 |
| 第六节 反袁活动に积极的な日本人顾问 |
| 第七节 本章 の小括 |
| 第五章 军阀混乱期の日本人顾问(1916～1928) |
| 第一节 第一次交通银行借款と日本人顾问 |
| 第二节 「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の缔结と日本人顾问 |
| 第三节 奉系军阀と日本人顾问 |
| 第四节 他の地方势力に招聘された日本人顾问 |
| 第五节 军阀混乱期の日本人顾问の多面性 |
| 终章 近代在中国日本人顾问に関する総括——结论に代ぇて |
| 第一节 日本人顾问の着任方式及び分布地域の変化 |
| 第二节 日本人顾问が近代中国なぃし近代中日関系に与ぇた影响 |
| 第三节 日本人顾问に関する考察からの示唆 |
| 参考文献 |
| 付録 |
| 付録1. 清末の日本人顾问の一览表(1895～1911) |
| 付録2.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の日本人顾问の一览表(1912) |
| 付録3. 袁世凯政権时代の日本人顾问の一览表(1912～1916) |
| 付録4. 军阀混乱期の日本人顾问の一览表(1916～1928) |
| 付録5 用の典拠 |
| 谢辞 |
| 在学期间中に発表した论文及び着书 |
（10）美国公立大学治理中的社会参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述评 |
| 一、关于美国大学治理中"社会参与"的研究 |
| 二、高等教育管理/治理中"社会参与"研究 |
| 三、现代大学制度中"社会参与"研究 |
| 四、大学(高校)治理的"社会参与"研究 |
| 五、其他领域中"社会参与"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逻辑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基本理论构建 |
| 第一节 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理论阐释 |
| 一、市民社会理论——大学治理社会参与之分析框架的建构依据 |
|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大学治理社会参与之参与主体的界定依据 |
| 三、第三条道路理论——大学治理之社会参与的思想来源 |
| 四、多中心治理理论——大学治理之社会参与的合法性基础 |
| 第二节 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分析框架、概念界定和评测维度 |
| 一、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四元分析框架 |
| 二、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核心概念界定 |
| 三、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三维评测维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公立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三个历史阶段 |
| 第一节 发生时期:建国到内战(1776-1862) |
| 一、公立大学的创建 |
| 二、政府参与 |
| 三、社会参与 |
| 四、大学参与 |
| 第二节 发展时期:内战至二战(1862-1945) |
| 一、公立大学体系的形成 |
| 二、政府参与 |
| 三、社会参与 |
| 四、大学参与 |
| 第三节 成熟时期:二战以后(1945-) |
| 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
| 二、政府参与 |
| 三、社会参与 |
| 四、大学参与 |
| 第四节 美国公立大学治理中社会参与历史发展阶段评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公立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现实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案例的选取 |
| 一、选取案例的依据 |
| 二、研究案例简介 |
| 第二节 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广度分析 |
| 一、参与主体的广泛性 |
| 二、参与渠道的多样性 |
| 第三节 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深度分析 |
| 一、"知情"层次 |
| 二、"咨询"层次 |
| 三、"共同决定"层次 |
| 第四节 大学治理事件中社会参与的综合分析 |
| 一、校长遴选事件中社会参与的三维度分析 |
| 二、UNC-Chapel Hill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六大特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公立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特点、价值与发生机制类型 |
| 第一节 美国公立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特点 |
| 一、政府参与受限制 |
| 二、社会参与无边界 |
| 三、大学自治有限度 |
| 第二节 美国公立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价值 |
| 一、美国公立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价值体现 |
| 二、美国公立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价值讨论 |
| 第三节 中国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发生及现状 |
| 一、中国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改革走向——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
| 二、中国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现实状况——基于大学章程的分析 |
| 第四节 美中两国大学治理社会参与的发生机制类型 |
| 一、美国公立大学治理社会参与中的三类参与主体 |
| 二、中国大学治理社会参与发生机制的基本特征 |
| 三、美中两国大学治理中社会参与发生机制的两种不同类型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UNC-Chapel Hill大学咨询委员会成员职业情况一览表 |
| 附录二 2015年UNC-Chapel Hill历次董事会全体会议内容 |
| 附件三 UNC-Chapel Hill校长遴选调查问卷 |
| 附录四 高等学校信息透明度指数指标体系 |
| 读博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后记 |
四、全球女议员占1/8（论文参考文献）
- [1]产业地域典型社区协同治理研究 ——基于日本丰田市的个案分析[D]. 胡那苏图. 吉林大学, 2020(01)
- [2]坦桑尼亚大陆中学女生早孕现象的调查分析[D]. 宋萧萧.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3]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研究（1912-1937）[D]. 张国华. 山西大学, 2020(08)
- [4]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作用及现实启示研究[D]. 周焕博. 辽宁师范大学, 2020(02)
- [5]女政治家在蒙古国的地位和作用研究[D]. Erdenebat Munguntovch. 山东大学, 2020(02)
- [6]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D]. 蒋捷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7]当代俄罗斯地方政治中的政党——角色变化及其原因（1992-2019年）[J]. 聂俣诚. 俄罗斯研究, 2020(02)
- [8]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研究[D]. 黄金宇. 辽宁大学, 2018(05)
- [9]关于近代在华日本顾问的研究—甲午战争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D]. 谢群. 东北师范大学, 2018(10)
- [10]美国公立大学治理中的社会参与研究[D]. 朱玉山. 南京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