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舍与赵树理小说叙事模式比较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张高领[1](2021)在《“通时合变”的危机——《卖烟叶》与赵树理农村知青想象的“终结”》文中研究指明《卖烟叶》是赵树理农村知青系列小说的最后一篇,也是对此前相关难题的新回应。对勘《卖烟叶》手稿版和发表版,可以看出赵树理对于"说故事"新的文艺形式的敏感与因应,并在文学形式上所做的调适与"进退"。而文学青年之所以成为问题青年,则有其独特的话语构造和意义生产机制。针对不安心农业生产的贾鸿年的落后思想从何而来,赵树理在当时的语境中将其归咎于贾鸿年的个人品质和家庭出身,不仅未能真正化解农村知青不安心农村生产的结构性矛盾,反而遮蔽了深入思考的可能性。虽然赵树理在形式上不断调整以求"通时合变",但农村知青不安心农业生产的现实难题并不能在文学形式内部化解,而文本内在矛盾的"追踪溯源"式的想象性解决则逐渐导致其处理方式与外部政治形势趋同,走向激进的政治化的处理方式,最终导致其农村知青想象可能性的"终结"。
林培源[2](2021)在《从说理、算账到劳动互助——论赵树理1946—1947年的土改叙事》文中提出发生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土改,是一场辐射面极广的社会变革运动。既往有关赵树理与土改的研究,多侧重1948年的土改"名作"《邪不压正》,对此阶段其他小说则较少涉猎。如果说《邪不压正》从侧面揭露了土改后"革命的第二天"的乡村治理危机,那么1946—1947年的四篇小说(《地板》《福贵》《小经理》《刘二和与王继圣》)则力图为土改的合法性正名。本文将这四篇作品视为一个整体,它们借说理、算账和劳动互助等元素,将盛行于土改时期的翻身、翻心等话语具体化、文学化,奠定了赵树理土改叙事的基本模式。随着农民(贫雇农)成功翻身、农村生活转向劳动生产层面,传统乡村伦理与新型劳动关系之间的张力便成为赵树理重点思考和书写的对象。
徐文余[3](2021)在《蹇先艾小说版本研究 ——以《山城集》《倔强的女人》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贵州籍作家蹇先艾常被归属于“乡土作家”一类,其作品中有着大量描写贵州景物、人物风俗的内容。这不仅代表着蹇先艾对贵州乡土的熟悉与眷恋,更为重要的是,作品中近似真实记录的写作手法,可以如史料一般让读者了解到贵州解放前的样貌。《山城集》《倔强的女人》两本小说集中收录的多数作品都是以贵州为地域背景、展现贵州风貌的作品。本文以蹇先艾在1950年代出版的两本重要小说选集——《山城集》《倔强的女人》为中心,将其中收入的篇目,一一与20世纪上半叶作家出版的初版本(部分初刊本)相应篇目进行细致比对,比较异同并分析原因。为了能从宏观上对蹇先艾小说进行版本研究,故而以五十年代的两本小说集为分界点,向前追溯小说集中收录篇章的初刊本、初版本,向后延伸至五十年代以后蹇先艾小说出版的各个版本。本文将在现代版本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文本细读、对比研究等方法,重点对两本小说集与其收录小说的初版本(部分初刊本)进行多维比较,呈现变化的内容,以及导致的多种原因等,引起研究者对蹇先艾小说版本的重视。全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主要从宏观角度出发,对蹇先艾小说的出版情况进行一个整体梳理。具体而言就是对蹇先艾五十年代两本小说集中所收录小说的初刊本、初版本进行溯源;以及后续蹇先艾小说各个版本的出版情况。在整体梳理中,可以直观看到两本小说集中收录篇目的一个整体流变过程。第二章是论文的研究重点及难点,将具体对两本小说集与其收录小说的初版本(部分初刊本)进行比较。通过对两个版本的对比,发现两者在内容以及思想主题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本章将从语言句式、思想内容、艺术手法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层层深入。第三章将在前面整体把握、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分析研究两本小说集背后修改的原因。主要从文学语境与出版制度、作家身份与思想改造、作家对文本精益求精的追求这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分析这些因素对两本小说集修改造成的影响。
赵晶晶[4](2021)在《“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研究》文中提出纵观中国小说发展历程,叙事表达始终与诗化现象相伴而行。无论史传文学、唐传奇,还是宋元话本、明清小说,诗化现象或隐或现存在。小说诗化书写现象并非简单的表现为文本结构的散文化、语言的诗意化、意象的抒情化等特征。而是指小说叙事表达之外存在诗性气质的诸多层面,具体表现在文本空间、小说世界、作家及个体追求的精神气质等维度。因此,笔者将诗化书写现象定位为三个层面:1.作为一种诗性的文本追求,主要体现在小说诗意话语的呈现、风景书写等。2.作为一种诗性的生存状态,主要体现于个体日常生活世界的诗化存在。3.作为一种诗性的个体精神气质,主要体现在作家及人物个体的生命态度与精神气质层面。本文以此贯穿十七年时期小说文本的研究,意在打破人们对十七年时期相关小说的认知惯性,从文学的当代性与历史性视域来理解新时期以来的小说诗化书写现象。本文将“十七年”时期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从多个维度探析其中的诗化书写现象。论文将研究的关注点转向人情、人性的角度上,试图在坚硬的叙事话语中找寻柔软的诗意追求,通过诗化书写探知此时作家的艺术人生如何体现在主流的文学导向中。或者从宏大的革命历史叙事中,挖掘诗性日常生活场景及细节,让大众从作品表现中体会到独属“十七年”时期的诗意生活状态。研究“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并非将此时一些小说定位为诗化小说,而是将其置于中国文学的诗化传统之中,分析当代文学的诗化品格之走向。新时期初小说的诗化之风,正是作家直接承续十七年文学中或隐或显的诗化追求之体现。如铁凝、贾平凹在新时期初创作中,深受孙犁的影响。铁凝结合自己的特性形成诗化较强的创作风格,将笔下的女性塑造为如从“荷花淀”中走出的淳朴善良女性。贾平凹继承孙犁“简洁、清新”的语言魅力,以及孙犁的艺术人生般的精神世界,并以此作为自己创作作品的精神支撑。这些作家的创作既体现了新时期以来诗化书写的传承,也呈现了当代文学诗化追求的路径与走向。论文主体部分共六章:第一章对“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源流做大致梳理。此部分主要探讨“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的文化来源与流变发展。诗化书写现象源自国内儒释道的传统文化,以及国外诗学文化的传承。对诗化书写现象发展脉络展开研究,厘清古代文学到近、现代文学、“十七年”文学诗化书写现象这条发展主线。第二章主要论述“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民俗风景。该部分分别从现实原则、快乐原则、道德原则对“十七年”时期小说中民俗风景的诗化表现展开分析。坚持以现实原则的“自我”表现,描绘“十七年”主流政治下的本真的民俗及生态环境。以快乐原则的“本我”突破“自我”,在民间传统中突出民俗的魅力。以道德原则的“超我”实现诗意的栖居,从而构建“十七年”时期的理想世界。第三章主要探讨“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日常生活。此部分分别从革命战争题材、乡村变革题材、城市生活题材等方面研究“十七年”时期小说日常生活的诗化表现。本文以诗化书写的叙述风格展现革命环境中英雄的另一面,探知乡村“生活化民间”的日常空间。通过挖掘“异质性”写作方式,表达在城市知识分子特定的历史氛围中寻找家国情怀之外的感情归属。第四章主要论述“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情感结构。该部分从情感结构的角度表现“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体征。本文试图从不同的情感角度构建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模式,排除仅就一种静态的情感论述的可能性。该部分将主流叙事中的“异质类”作品,通过个体情感来呈现独特的情感结构。“十七年”小说中城乡之间情感的流动,成为时代情感的体现。第五章主要分析“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女性形象。此部分主要挖掘“十七年”时期小说中的成长中知识女性、农村传统妇女、“落后”女性等形象并研究其诗化表现。“十七年”时期小说中女性的存在作用如诗化书写那般淡化或缓解激烈的矛盾,或者中和宏大叙事及男性象征的阳刚之气。知识女性自带独特的诗性话语,以及农村妇女常态化的表现,“落后”女性形象独特的存在,不但是源自现实生活的创作,同时也丰富了“十七年”文学的诗意空间。第六章主要探讨“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叙事伦理。该部分从个体伦理、民间伦理、情爱伦理等方面突出“十七年”时期小说叙事的诗化伦理。文学复杂性生成的个体伦理,与人民伦理形成共存的张力现象。“十七年”时期国家伦理的主导下渗离而出的民间伦理,将传统文化的厚重性从主流文化中分离而出。“十七年”小说中的情爱伦理带着时代话语的重负,又潜在地表现出情爱追求的个人气质。论文通过对“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的研究,把握其中一些文本的诗化风格,探究主流话语规约下的诗性生活状态,并深入理解文本中传达出来的作家及人物个体身上的诗性精神与气质。研究的根本就在于将其置于百年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把握新时期以来文学诗化追求的美学走向。
王朱杰[5](2020)在《乡土文学写作中的劳动伦理研究(1942-2010)》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选取劳动伦理作为进入乡土文学论述的关口,是因为在中国近代以来的语境之中,劳动这一语词有其独特的历史意味。它既在革命历史叙述中成为执行阶级分层、推进革命在“暴力斗争”中前行的强劲的叙事动力,也在革命现代性实践全面铺开时升华为一个过于负重的哲学语词。而当时间进入1980年代,这样一种劳动伦理在充满乐观精神的解放叙事中仍然担纲了似曾相识的历史角色,使文学迁延为中规中矩的意识形态的演绎。即使在“共名”基本模糊的90年代,对于在乡土中浸润良久的作家来说,革命年代的劳动经历仍是组成其心理记忆的重要内容,厚积的劳动经验转化为他们最可宝贵的创作资源,为当时成为潮流的历史重述提供了坚实的现实支撑和饱满的情感蕴涵,甚至构成了他们观察、把握、认知时代现实的潜在思维角度。论文主要分五个部分:绪论部分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介绍了论文的选题目的和意义,并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综述、评析。第一章主要围绕延安文学,从劳动伦理的乡土性与政治性、政治性劳动伦理对传统的借用和民间德性对政治德性的负向反馈、劳动伦理与农民主体生成三个方面进行论证。在延安文学所描述的劳动伦理中,针对土地的劳动不仅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方式,更被视为一种天经地义的农民“本分”,衍生出安土重迁、自食其力、克勤克俭等乡土性道德意义。所以,即便在一种政治外壳的包裹下,仍能看到乡土性劳动伦理的意义结构所发挥的某种限制、支撑作用。但在总体上,这一时期的文学所欲建构的劳动伦理,仍是一种政治性伦理。在建构过程中,叙述者试图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引入,抬升劳动的地位,使其由一个传统的具体的伦理范畴蜕变为现代性的抽象的政治经济学概念,由一种农耕时代的乡土德性转化为政治德性,为建国后整体性、统制性政治经济结构下乌托邦劳动伦理的提出做了一种思想或者说逻辑上的准备。政治性劳动伦理在进入民间文化的意义场域时,往往通过对传统的借用,获得自身传播的合法性,同时,其本身质的规定性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某种损耗,在落地之时得到一种似是而非的转换,在理解的同时被消解,最终造成南橘北枳的结果。在劳动主体上,此时延安文学建构的是一种乡土性伦理主体,即符合传统道德要求的本分的“庄稼人”,在这个“庄稼人”身上,我们看不到像后来“十七年文学”塑造的劳动新人身上那种物质与意识、肉体与精神的现代二元对立,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克服,而是二者混融后所呈现出的一种灰色状态。第二章重点论述“十七年文学”对劳动乌托邦的建构。在这一时段,劳动伦理中政治德性的一面,即公共性的、诉诸彼岸的、精神性的劳动价值观不断克服利己性的、世俗的、物质化的乡土德性,直至定于一尊。劳动乌托邦伦理在建构和传播过程中,为了增强自身的说服力和合法性,借助了科学、性别解放、国家计划等现代性知识话语。“劳动光荣”是结构劳动乌托邦伦理的重要意义维度。“劳动”不再仅仅被视为一种传统美德和农人本色,而是由传统伦理视域下的“劳动本分”转换为国家政治所推崇的“劳动光荣”——一种政治品性,具有了传统道德价值之外的政治以及相应的美学价值。劳动改造是结构劳动乌托邦伦理的另一维度,它的目的在于改造、纯化、提升此岸人民的人性质素,重塑一种崭新的历史主体和阶级主体,以获得通往未来世界的通行证。遵循劳动乌托邦的伦理逻辑,“十七年文学”建构出一种无私的、完全“生产性”的阶级主体——劳动新人。对劳动新人的塑造和想象实际上是后发国家在现代性焦虑支配下的“赶超心态”的反映,也出于应对社会治理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现实考量。第三章着眼于1980年代这一时段,以崩解和延续为关键词,剖析出解冻时期劳动伦理的拐点心态,一方面对革命年代的劳动乌托邦表现出修复、乃至重构的意图,但另一方面,劳动光荣又在一定程度上逸出了这一意义系统,而显现出传统乡土固有伦理的精神底色。“劳动改造”这样一种以人本身为对象的革命现代性实践话语,在新时期文学中非但没有得到扬弃,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它在“归来者”的叙述中,得到一种改头换面的重新理解,由一种较为纯粹的意识形态话语,扩展为一个极具哲学意味的象征性语词。与“十七年文学”的乌托邦劳动不同,指向日常的、此岸的、以满足世俗欲求为旨归的“劳动致富”成为劳动伦理新的合法性依据。相应地,与“十七年文学”对土地动的推崇相反,在改革文学中,劳动的等级次序被反转,受到推崇的是脱离土地的商业劳动。与传统的小农生产相比,这种劳动形式能快速累积财富,显着提高劳动者的物质生活水平,契合人们关于改革开放年代的种种物质想象。另外,在一个刚刚解冻的年代,对后发国家来说,现代化被首先等同于市场化,市场语境中的商业劳动,一方面,会迅速累积起巨大的物质财富,达致国富——整个国家现代化的目的。另一方面,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被认为会生成一种全新的现代性人格,达到民强——个人现代化的目标。但这种有关劳动和精神关联的话语,随着市场机制的形成和消费逻辑的推进,二者的破裂再次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实。改造世界、劳动光荣、解放生产力、共同富裕、现代化等等劳动的精神性后缀渐次弱化、凋落,而经济的面向日益凸显,蠕动在底层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作为现代化尺度的农民作为一个阶层,始终没有跃进社会的中心,其身上也并没有生发一种与现代化劳动方式相伴随的、与传统人格从根本上相区别的现代性主体人格。相反,在一种实利主义时代氛围的裹挟下,被重新召回的人性原欲日益凸显其陈旧的、本我的底色,并渐渐显现出狰狞的一面,乃至搅动了历史文化传统中沉滓的泛起,这甚至可以被描述为现代化乐观想象的最初的幻灭。80年代中期以后,寻根文学出场,先民们的生存样式或者劳动方式成为寻根文学文化分析的重要表征,其所内涵的伦理精神成为文化之根的重要隐喻。第四章横跨1990年代直至新世纪之初,重点围绕现实主义基质的现代乡土叙事,从历史祛蔽、自为的劳动主体、揉入现实质地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说。在这类有着现实主义基质的现代乡土叙事文本中,曾由“十七年文学”所形塑的劳动乌托邦得以全面重述甚至是被颠覆。书写者从自我的体己经验和在场的乡土故事出发,将被意识形态固化的历史叙述重新历史化,从劳动乌托邦的反现代性和乡土时间的空间化两个角度着手,将大写的、符号的、单向度的历史还原为小写的、具象的、纷芜的人性心相,将劳动乌托邦下的政治狂欢还原为一场场掺杂着或卑劣或崇高人性的生存折腾,呈现其迷狂、怪诞而又不乏激越的复杂面貌。与历史的重述相比,现实主义基质乡土叙事捕捉到了劳动伦理在现实乡土中所发生的变异:80年代改革开放启动之际改革叙事中得以张扬的劳动致富、致强的现代性想象被置换为商业化浪潮里的物欲竞逐,权力寻租和市场逻辑互为渗透又互为犄角,劳动在实现祛魅的同时,几乎褪尽了所有的政治抑或文化神性,对物质欲望永无止境、花样翻新的餍足成为其唯一的动力和效能尺度。在现实主义基质乡土叙事中,劳动的肉体消耗本质得以刷新,劳动成为身体的劳动,身体也成为劳动的身体,劳动与身体互为抵抗又互为确证,在一种互文的意义上,历史风云中的乡土疼痛得以清晰传递,乡村因此由此前受难的客体跃居为受难主体。
王鑫[6](2019)在《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在文艺交流和创作实践中开启了一个新阶段。延安时期戏剧、电影、美术、音乐领域所孕育的艺术作品,在开拓了延安文艺形式、承载着延安文化精神的同时,形成了多元化本土艺术资源向世界传播的新方向;在文学实体的双向译介行为之外,延安时期扩展出了“文学旅行”或“观察笔记”等表现形式的“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新路径;1940年代中期以来,丁玲、赵树理、周立波等延安作家的文学作品,在域外学界收获了广泛传播与可观成果,进入了对外输出与域外研究的新高潮。故此,我们可以说,延安时期首次启开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双向、多元、平等的文学交流与对话的新历程。如今,对于世界文学范围的延安文艺形态的研究进行适当清理、重新反思与有效回应,是十分必要的。在文化文学的互动与交汇中,是时候重启对于延安文艺的跨时空与跨文化研究,以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资源有所助益。本文呈“导言”,正文六个章节,“结语”等,分别讨论了“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成果”、“延安艺术作品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域外作家在延安”、“从延安走向世界的丁玲”、“延安重要作家的域外研究”以及“域外延安文艺研究引发的反思与回应”。第一章,将延安时期取得的丰厚的文学成就放置在世界传播与研究的视野中作一概览,从总体上廓清延安文艺的世界传播进程、特征及其所集中的问题。域外学界涉及译介传播与评论研究两大方面,结合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以详实的文献材料为基础,对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进行体系化的整理、归纳与简述。第二章,关于延安时期取得的多元的艺术成就,以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四大领域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为讨论对象,追溯现代以来各艺术领域的发展沿革,以及延安艺术作品在域外引发的反响。择取延安各艺术门类的典型成果作为域外研究的核心内容,诸如歌剧与电影形式的《白毛女》、延安木刻、《黄河大合唱》,力图挖掘延安艺术为世界所带来的新资源。第三章,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来延安的大批域外作家所创作的延安文本,及其触及并自觉传播的延安精神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时空的基本线索论述这批域外的延安文学作品,研讨其中蕴含的叙述主题与审美意味。通过域外观察者的延安叙述,映现出延安精神对其文学观与世界观的深层影响,以此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第四章,由于域外学界的丁玲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故而将丁玲的域外研究作为再研究的典型个案,分别论述域外丁玲研究中的“真实性问题”、“两极断裂论”与“情感研究问题”;着重讨论梅仪慈的丁玲研究,在意识形态话语与隐喻书写等方面的新发现;此外,以女性文学研究、作家传记研究与人文心理学研究为视角,力图开掘域外丁玲研究中的新可能。第五章,围绕域外学界对于延安重要作家赵树理与周立波的研究成果展开讨论。分析日本“人民文学”视野下的赵树理,以及日本延安文艺研究的复杂境遇;并在“声音媒介”的传播方式与“文化自信”的执着守护中透视赵树理的文学态度。域外学界的周立波研究呈现出不同的评价趋向,针对农民语言与农民意识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强化了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延伸。第六章,进一步从理论的层面对域外延安文艺研究进行反思与回应,讨论了“回心型”文学传统与文学“抒情传统”为延安文艺研究所带来的理论资源;进而从“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和延安文艺的“现代性”问题,分析域外延安文艺研究所面临的困境;最后,以“政治与文学二元论”的典型论调为反思对象,从关于文学创作与作者形象意义上的“崇高”概念,揭示出献身革命的延安作家在其自我崇高化历程中的复杂性,并以此重构延安文艺所带来的积极的精神重生与文化重建价值。总之,对于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再研究,需要以关系研究为前提,辩证理解域外研究者的理论尝试与思维局限,反思学界为延安文艺与“政治话语”之间建立的必然关系,将延安文艺从“政治话语”的唯一背景中解脱出来,进而发现延安文艺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提供的革命文化资源与现代性张力。
杨国伟[7](2018)在《现代中国文学“底层叙事”研究》文中指出长期以来,借助各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得到学界不断地丰富。然而,在这些连篇累牍的成果中,现代中国文学最为醒目的“底层叙事”现象不仅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更缺乏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选择从“底层叙事”视角论述现代中国文学,其根本目的是寻求现代中国文学新的阐释与新的解读方式,并为当下底层写作探索历史经验。除绪论和精要结语外,本文的主体部分由四章构成,主要从现代中国文学“底层叙事”中某些最为显眼、最切合其叙事面貌的各层面展开论述,揭示其特征。绪论:阐述从“底层叙事”视角来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必要性、合理性和紧迫性。梳理新世纪以来从“底层叙事”视角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状,确证从这一视角来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在古今中外底层概念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学、叙事学等相关理论知识,对“底层”“底层叙事”概念进行重新界定,确言本文研究的整体思路和意义。指出“底层”是一个与“上层”相对的概念;“底层叙事”则是指作家以“底层”为叙述对象和内容,在特定的叙事姿态中有效地传达“底层”声音的叙述行为。这样的文学叙事文本则是“底层叙事”文本。第一章:“解密”现代中国文学“底层叙事”话语的生成、建构与整合过程,及其与创作实践之间的密切关系。探察“平民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工农兵文学”这三种现代中国主流文学叙事理论的“底层”意识,以及它们各自丰富的内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揭示现代中国文学“底层叙事”话语与“底层叙事”实践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反思“底层叙事”话语对现代中国文学“底层叙事”实践的意义与限制。指出现代知识分子所构筑的“底层叙事”话语系统,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底层叙事”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其愈发严格的叙事规则也给现代文学的发展带来诸多损害,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现代中国文学在表现内容、思想精神等方面的丰富性。第二章:考察现代中国文学“底层叙事”与现代中国革命的深层互动关系。探讨现代中国作家选择叙述底层民众生活的革命背景,挖掘现代中国文学“底层叙事”的革命性价值,反思底层革命叙事的不足。认为现代中国革命性质促动着现代作家通过文学叙述底层民众,来参与现代中国革命文化的建构。其主要革命性价值表现在,向底层民众输送现代民族国家观念,重构富于激情的底层革命文化;普及和宣传现代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勾勒新型国家宏伟蓝图;建构底层革命的合法性。同时指出现代中国文学底层革命叙事的不足在于,存在混淆革命暴力与恐怖主义暴力,对自我革命认同的危机及压抑革命个体的情感等叙述现象,这些现象不仅无形中消解了革命的现代性与合法性,也制约了底层革命形象的塑造。第三章:揭示现代中国文学“底层叙事”的人民性维度及其缺点与不足,探讨其对当代底层写作的启示经验、价值与意义。现代中国文学“底层叙事”的人民性主要体现在,忠实地书写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图景,深刻地表现底层民众的悲苦命运和理想追求:在阔深的视野中挖掘华夏民族和人民独特的性格品质,彰显中国人民在国破家亡面前大智大勇的优秀传统:创构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现代中国文学“底层叙事”中的作家自觉意识对于当代底层写作来说,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然而,现代中国文学的“底层叙事”也存在过度“代言”与“立言”、遮蔽底层民众的真实诉求、忽视人民生活的丰富性和人民群众性格品质多面性等现象,限制了文艺对生活表现的多样性,降低了文学的美学机制和审美形式,一定程度上损伤了文学的艺术自律原则第四章:辨析“底层叙事”与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本质之关联。“底层叙事”与现代中国文学新秩序的深层关系,是现代中国文学最为显在的新秩序,同时它又以强大的整合和创造力量,规范着现代文学社团的组建、文学流派的生成、文学论争以及文学批评理念的建构。如果没有现代中国作家“底层意识”的叙事指向,那么现代文学也就不可能体现出如此的恒稳、有序与现代格局。现代作家对“底层叙事”的默默持守,使现代文学既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它的新秩序,也最大程度上表达了它的现代性特征。不过,现代性自身的复杂性也时常使人们陷入新的现代性漩涡中。
尹雯[8](2018)在《1950年代初赵树理的文艺“通俗化”实践 ——以《说说唱唱》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赵树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个重要的通俗文艺作家,目前学界对他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大部分研究者都倾向于从赵树理的小说文本切入分析,较少有学者从赵树理的通俗杂志编辑者身份切入研究。而赵树理的编辑工作恰恰是构成其“通俗化”文艺实践密不可分的重要部分。赵树理一共编辑过四报两刊,即《黄河日报》副刊《山地》,《人民报》副刊《大家干》,《抗战生活》半月刊,《中国人》周刊,《新大众》和第一份全国性的通俗文艺刊物《说说唱唱》。其中,创刊于1950年,终刊于1955年的通俗文艺刊物《说说唱唱》是赵树理推行通俗文艺成果最为突出的刊物。《说说唱唱》共出刊63期,清晰地展现出通俗文艺在其时历史语境中的生存轨迹。赵树理于1950年至1951年担任《说说唱唱》主编。这也构成了赵树理在1950年代初“通俗化”实践的最重要的努力之一。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绪论主要梳理赵树理研究的现状与问题,说明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与整体构架。第二章勾勒《说说唱唱》与其时文艺“一体化”走向的历史语境,并考察赵树理与《说说唱唱》的关系,侧重从发掘作家、编辑理念、“雅俗”文艺之争,以及文人派系斗争等不同层面入手。第三章分析赵树理的“通俗化”文艺主张,并通过分析实践与主张的关系,呈现赵树理1950年代初期文艺“通俗化”实践的复杂性及其历史原因。总之,本文从通俗文艺杂志《说说唱唱》切入,试图返还1950年代初期的历史文化现场,深入探索兼具“民间立场”、“党员干部”与“知识分子”特质等多重身份的赵树理如何推进其文艺“通俗化”理想,辨析其“通俗化”文艺主张与实践之间的关联与冲突,冀望由此反思赵树理的文化身份、文艺实践与其时文艺场域之间所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陆浩[9](2017)在《论赵树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文中指出作为现当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家,赵树理在小说中成功塑造了一大批农民形象,其中对女性形象的刻画尤为光彩夺目。在他的笔下,不仅有对落后女性的同情、批判和否定,在控诉封建思想毒害的同时教育她们要改正观念破旧立新,而且还有对踟蹰徘徊的前进女性的鼓励和鞭策,劝导她们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跟上时代步伐,此外,更有对紧跟时代的先锋女性的赞美和表扬,倡导她们追求人格独立和自我价值。虽然赵树理本人从未意识到自己创作出如此丰富多彩、形态各异的女性形象,更没有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系统性的归纳和总结。然而,读者仍能从这众多女性形象中感受到作者别具匠心的个人见解。因此,笔者翻阅和梳理赵树理在不同时期创作的小说,力图勾勒其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整体面貌和个性形态,进而更为深入地理解这位男性作家的性别观念,以及他对女性群体所抱的特殊情感,并以此切入点,把握赵树理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创作得失。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是基于文本对赵树理笔下的女性形象进行分类,根据其各自的年代特征与性格特点,赵树理笔下的女性大致可分为受封建传统文化束缚的落后女性和被新时代号角召唤而生的进步女性以及在新旧之间踟蹰徘徊的女性这三大类,在此基础上探求和记录解放区农村女性的思想解放历程;第二章则是结合时代背景、创作观念和个人经历等方面探求其女性形象的塑造缘由,主要从作家受古典文学的熏陶、对乡土文化的痴迷、地域色彩的浸染和对女性解放的号召这四点切入分析,力图找寻赵树理女性观的形成动因和发展过程;第三章是在对赵树理小说女性形象进行划分和定义之后,回归具体小说文本,从故事化叙事、脸谱式勾画与口语化语言等角度探讨女性形象的塑造,分析赵树理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所运用的独特手法;第四章便是概括赵树理小说女性形象塑造的艺术局限与缺失,对全文进行归纳式的概括与总结。
刘碧珍[10](2017)在《叙述声音研究》文中指出叙述声音是西方文论中的重要概念,也是叙事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它与叙述交流中的诸多因素存在密切联系,直接影响文本意义的生成与传达。但是由于多种原因,此概念长久以来未被准确定义,有必要对叙述声音理论进行深入研究。这是本论文写作的缘由。叙述声音是一种隐喻意义上的声音,它是对叙述文本中显露作者意识的话语迹象的隐喻,这些话语迹象体现叙述主体与叙述行为的关系。叙述声音与其传达的内容一体无分。我们常常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它:如认为叙述声音可以隐喻读者接收和解读出的文本意义,也可指表露作者意图的叙述话语或符号,或指叙述者为创设特定叙述情境而使用的叙述策略。更多时候我们认为叙述声音是读者从文本中感知到的作者意识。如何去探究叙述声音,首先要思考的是角度的问题。本论文在全面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视角地阐述叙事学与当代西方文论中的叙述声音理论,识别与辨析叙述声音概念。在叙事学视阈下,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探析小说文本中叙述声音的来源,解析其形态,概括其特征与功能,思考其他文类以及非文学文本中的叙述声音问题,阐释叙述声音在文本建构、读者接受和文化交流中的意义与价值。本论文共分六章,包括叙述声音的概念、主体、构成要素、特征和功能等问题。第一章辨析叙述声音概念。该章梳理西方文学理论中与“声音”概念相关的研究成果,追述叙述声音术语的缘起和发展。同时参照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近现代作家的创作理论与实践,与之对照分析。为下文结合具体文本对叙述声音展开研究准备理论基础。第二章探析叙述声音来源。首先从作者创作的角度,借助社会历史批评理论和精神分析学说,分析作者、隐含的作者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找出叙述主体与叙述声音的内在联系。其次从文本传播的角度,借助叙事学和传播学理论,按照叙述者人称和叙述层次的不同分析叙述声音的差异,关注叙述声音在文化传播中的变化。最后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借助认知叙事学、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等理论,研究受述者与叙述声音的关系。第三章解析叙述声音构成与分类。叙述声音是文体、语气和价值观的融合,是叙事的一个成分。在文本中,叙述声音构成要素比较复杂。叙述声音在书面文本中是不会发出真正的声音,但是却会在字里行间显露迹象。“迹象”与文体、语气、叙述意图和作者的价值观等因素相关。叙述声音在具体文本中会有不同的类型。这部分主要借助叙事学、文化语言学的理论进行分析。第四章分析叙述声音特征。叙述声音在不同文本、同一文本的不同叙述层中有不一样的表现,呈现多样的特征。叙述声音虽然是一种隐喻的说法,但是因为它冠以声音这样的名称,且人们的思维方式也是隐喻性。所以在特征上它具备与自然之声的相似性,如:模糊与清晰(隐逸与明晰)、可靠性与不可靠性、单一与复调、呼应与回响。同时叙述声音毕竟是一种语音,与人相关,所以它又有其独特性、自我呈现性和相关性等特征。因而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它看作是对自然之声的模仿与超越。第五章探究叙述声音功能。叙述声音具有构建文本世界、表现作家的“独一之诗”和主体价值以及反映社会规约和文化习俗的功能,因而叙述声音具有社会历史与审美的价值。第六章研究跨媒介、跨学科叙事中的叙述声音。叙事学研究发展到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阶段,对叙述声音的关注必然也需突破媒介和学科的界限,该部分是在对叙述声音结构形态、分类、特征和功能已做分析的基础之上,再观照非虚构性叙事文本中的叙述声音,例如微信叙事、教育叙事和法律叙事。这些文本与生活联系紧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现实的干预之作,所以本文的研究侧重于关注叙述声音所传达的语义,解读叙述声音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二、老舍与赵树理小说叙事模式比较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老舍与赵树理小说叙事模式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通时合变”的危机——《卖烟叶》与赵树理农村知青想象的“终结”(论文提纲范文)
一、“讲故事的人”:作为故事员的农村知青与赵树理小说形式的革新 |
二、作为问题的文学青年 |
三、学校教育、家庭出身与“旧思想”溯源 |
(2)从说理、算账到劳动互助——论赵树理1946—1947年的土改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前言 |
“宣传教育群众”:《地板》的发表与土改政策 |
“劳动生产粮食”:《地板》的“说理”叙事 |
从说理到算账:《福贵》《小经理》中的劳动 |
“劳动互助”的美学与困境:《刘二和与王继圣》 |
结语 |
(3)蹇先艾小说版本研究 ——以《山城集》《倔强的女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三、本文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蹇先艾小说溯源与相关版本梳理 |
第一节 现代作家“选集热”与蹇先艾的小说选集准备 |
第二节 《山城集》《倔强的女人》创作追溯 |
第三节 蹇先艾小说其他版本的梳理与比较 |
第二章 蹇先艾小说的版本比较研究 |
第一节 内容的“新面貌”与主题思想的“重塑” |
第二节 结构的修改及艺术方法的完善 |
第三节 汉语规范化下的语言句式修改 |
第三章 蹇先艾小说版本修改原因探析 |
第一节 文学语境的“变迁”与出版制度的变化 |
第二节 作家身份的“多重性”与思想观念的“转向” |
第三节 定本意识与作家对文本的精益求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4)“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的依据 |
(一)诗性传统的接续及延伸 |
(二)个体诗性的呈现及追求 |
二、选题的研究综述 |
(一)诗化书写现象研究现状 |
(二)“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研究现状 |
三、研究对象的界定 |
(一)诗化书写现象作为一种诗性的文本追求 |
(二)诗化书写现象作为一种诗性的生存世界 |
(三)诗化书写现象作为一种诗性的个体精神气质 |
四、选题的意义及创新性 |
(一)选题的意义 |
(二)选题的创新性 |
第一章 “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源流概述 |
一、“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探源 |
(一)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诗性书写 |
(二)西方文艺思潮影响下的诗意表达 |
二、“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流变 |
(一)小说文体的流变 |
(二)小说诗化现象的流变 |
三、“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的可能性构成 |
(一)国内政策的支持及国外文学的影响 |
(二)对古代及现代诗化传统的传承与创新 |
(三)作家个体诗性品格的呈现 |
第二章 “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民俗风景 |
一、现实原则下的诗化图景 |
(一)现实生活汇聚下的风景描画 |
(二)理想世界建构下的风景构图 |
(三)内心世界折射下的风景显现 |
二、快乐原则下的民间传统 |
(一)焕然一新的民俗空间 |
(二)明朗欢快的民俗风格 |
(三)革命诗性的民俗表达 |
三、审美原则下的诗意栖居 |
(一)现实关照下诗意的空间 |
(二)审美感知下诗意的寄托 |
(三)精神追求下诗意的栖居 |
第三章 “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日常生活 |
一、革命战争下的日常生活 |
(一)革命战争下的“自在存在” |
(二)革命生活中的日常交往 |
(三)战争风云中的日常生活诗学 |
二、乡村变革下的日常生活 |
(一)乡村新空间中的日常观念世界 |
(二)乡村变革下的日常生活结构图式 |
(三)乡村世界中的日常生活运行 |
三、城市环境下的日常生活 |
(一)城市体系下的日常生活图式 |
(二)城市空间中的日常生活交往 |
(三)城市环境下的日常消费世界 |
第四章 “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情感结构 |
一、主流规约下的爱情书写 |
(一)革命英雄传奇的浪漫追求 |
(二)乡村现实空间的罗曼蒂克 |
(三)城市建设历程的诗性情爱 |
二、“非主流”叙事的夹缝生存 |
(一)革命叙事环境下的人性情感表现 |
(二)宏大叙事视域下的个体生命追寻 |
(三)主流叙事背景下的社会情感构建 |
三、主流文学渗透的情感流动 |
(一)城乡联结下的相互守望 |
(二)一体多元的“异族情调” |
(三)主流情怀中的情感张力 |
第五章 “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女性形象 |
一、成长中的知识女性形象 |
(一)知识女性笔下的知性女子 |
(二)革命战争中绽放的诗性之花 |
(三)革命事业中成长的率性巾帼 |
二、农村传统妇女形象 |
(一)革命战争催生的“乡间芦苇” |
(二)农村变革过程中滋生的“田野玫瑰” |
(三)异族融合发展萌生的“活力女子” |
三、“落后”女性形象 |
(一)革命战争走出的“异质”女子 |
(二)城市环境培植的“非主流”女性 |
(三)乡村空间孕育的“落后”妇女 |
第六章 “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叙事伦理 |
一、人民伦理标榜下的个体伦理叙事 |
(一)“十七年”时期小说个体伦理叙事的存在 |
(二)个体伦理叙事的双重无奈 |
(三)个体伦理叙事的诗化精神 |
二、国家话语渗透中的民间伦理叙事 |
(一)国家话语建构下民间伦理叙事的显现 |
(二)民间伦理叙事存在意义 |
(三)民间话语情理的“冲突” |
三、革命伦理建构下的情爱伦理叙事 |
(一)“十七年”时期情爱伦理的建构 |
(二)情爱伦理的张力叙述 |
(三)情爱伦理诗意的“碰撞” |
结语 |
一、“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的文学史意义 |
二、新时期以来作家诗化写作的接受与传承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5)乡土文学写作中的劳动伦理研究(1942-2010)(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相关概念界定 |
二 选题价值论证 |
三 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
第一章 摇晃的平衡——延安文学中的劳动伦理 |
第一节 劳动伦理的乡土性与政治性 |
一 乡土性的限定 |
二 政治性的传播 |
第二节 借用与反馈——劳动伦理的建构 |
一 民间德性的借用 |
二 民间德性对政治德性的负向反馈 |
第三节 劳动伦理与农民主体生成 |
一 乡土伦理主体 |
二 “庄稼人”的身体 |
第二章 失衡的伦理——“十七年文学”中的劳动乌托邦 |
第一节 劳动乌托邦的提出 |
一 提纯——“继续革命” |
二 现代性话语的移用 |
第二节 劳动伦理建构的两个维度 |
一 劳动光荣 |
二 劳动改造 |
第三节 劳动新人的诞生 |
一 劳动新人的阶级本质 |
二 劳动新人的政治肉身 |
第三章 赓续与新变——劳动伦理的“新时期” |
第一节 劳动伦理的赓续 |
一 光荣伦理的不变与变 |
二 改造功能的全新表达 |
第二节 劳动伦理新建构 |
一 合法性的新依据——劳动致富 |
二 最后的隐喻——劳动的文化象征 |
第三节 劳动主体的新胚与旧质 |
一 结局:从新人格到旧欲望 |
二 劳动与身体的解冻 |
第四章 脱魅的乡土——1990年代至世纪初的劳动伦理 |
第一节 反现代的劳动与空间化的乡土 |
第二节 自为的劳动主体 |
一 抵达生命意识 |
二 劳动与身体在场 |
第三节 揉入现实质地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第一节 选题的价值与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概念界定 |
第一章 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成果 |
第一节 延安文艺的世界译介与交流概观 |
一、延安文艺作品在世界的译介情况 |
二、本土作家与延安文艺的世界传播 |
第二节 延安文艺在世界的研究概况 |
一、延安作家作品在世界的研究成果 |
二、海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情况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延安艺术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 |
第一节 延安戏剧在世界 |
一、30-40年代中国戏剧的发展与变革 |
二、域外作家笔下的延安戏剧 |
三、杰克·贝尔登笔下的《白毛女》 |
四、德克·博迪笔下的歌剧《白毛女》 |
五、歌剧《白毛女》在世界 |
第二节 延安电影在世界 |
一、30-40年代中国电影的沿革与变迁 |
二、抗战电影的域外传播 |
三、域外电影人在延安 |
四、延安电影的发展 |
五、《白毛女》的域外传播与接受 |
第三节 延安美术在世界 |
一、中国共产党美术事业发展 |
二、中国美术作品的早期域外传播 |
三、抗战木刻在世界 |
四、中国革命木刻对日本的影响 |
第四节 延安音乐艺术在世界 |
一、中国共产党音乐事业的发展 |
二、《黄河大合唱》的域外传播与接受 |
三、延安革命歌曲在世界 |
四、延安音乐思潮对日本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域外作家在延安 |
第一节 书写延安的域外视点与研究现状 |
一、书写延安的三个维度 |
二、域外延安书写的研究现状 |
第二节 美国作家的延安书写 |
一、第一阶段:1936-1939 |
二、第二阶段:1939-1949 |
第三节 其他域外作家的延安文本 |
一、其他域外记者的延安文本 |
二、其他国际友人的延安文本 |
第四节 不同时空下的域外延安书写 |
一、各民主根据地与解放区的域外书写 |
二、延安时期前后的域外书写 |
第五节 域外延安文本的文化意蕴 |
一、域外延安文本的创作背景与文化缘起 |
二、域外延安文本的文学与文化价值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从延安走向世界的丁玲 |
第一节 丁玲作品研究与译介述评 |
一、丁玲的创作与本土研究述评 |
二、丁玲作品的域外译介与研究概况 |
第二节 域外丁玲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 |
一、真实性问题:作者与人物 |
二、两极断裂论:文学创作“转向” |
三、情感研究:政治追求与爱情追求 |
第三节 梅仪慈的丁玲研究 |
一、“意识形态”再认识及其局限 |
二、“冲击—反应”论的移植和再造 |
三、“隐喻”书写:疾病与空间 |
第四节 域外丁玲研究的其他可能 |
一、女性文学研究与丁玲小说研究 |
二、作家传记研究与丁玲的政治生涯 |
三、人文心理学研究视角下的丁玲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重要延安作家的域外研究 |
第一节 赵树理研究在世界 |
一、赵树理作品的域外译介与研究概况 |
二、海外赵树理研究的主要话题 |
三、日本“人民文学”视野中的赵树理 |
四、“听觉”与“声音”媒介视野下的文学传播 |
五、作为“文化自信”守护者的赵树理 |
第二节 周立波研究在世界 |
一、周立波作品的域外译介与研究概况 |
二、域外周立波研究的不同趋向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引发的反思与回应 |
第一节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一、“回心型”文化与延安文学 |
二、“情本体”与“抒情”传统 |
第二节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损耗”与局限 |
一、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 |
二、“现代性”复杂而单一的面孔 |
三、文化差异与接受误区 |
第三节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思考与回应 |
一、“政治与文学二元论”与“冲击—反应”论 |
二、“想象的共同体”与“崇高” |
三、“崇高”与崇高化自我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7)现代中国文学“底层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底层叙事”视角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 |
一、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底层叙事”视角 |
二、“底层”“底层叙事”概念的界定 |
三、“底层叙事”视角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
第一章 “底层叙事”话语的建构 |
一、“底层叙事”话语生成的背景 |
二、“底层叙事”话语的建构与整合 |
三、“底层叙事”话语与创作实践的深层互动 |
四、反思与重估 |
第二章 “底层叙事”与现代中国革命 |
一、“底层叙事”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关系 |
二、“底层叙事”的革命性价值 |
三、“底层”革命叙事的反思 |
第三章 “底层叙事”的人民性思考 |
一、“底层叙事”中的人民性特征 |
二、“底层叙事”的人民性反思 |
三、历史经验和当代价值 |
第四章 “底层叙事”与文学的现代性 |
一、“底层叙事”与现代文学新秩序 |
二、“底层叙事”与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本质 |
三、“底层”现代性的诱惑与困境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8)1950年代初赵树理的文艺“通俗化”实践 ——以《说说唱唱》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文学史中的“作家”赵树理 |
二、通俗文艺研究中的“编辑者”赵树理 |
第二节 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及内容构架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方法 |
三、内容构架 |
第二章 赵树理与《说说唱唱》始末 |
第一节 转折时代与通俗文艺出版业 |
一、“转折”时代与文艺“一体化”进程 |
二、文学期刊报纸的国营化 |
第二节 成立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 |
一、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成立及性质 |
二、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组织活动及其成果 |
第三节 创办《说说唱唱》 |
一、编辑困境的突围:创作实践与作家发掘 |
二、编辑理念的变革:由“通俗”渐趋“精英” |
三、践行文艺“通俗化”的挑战:寻求生存的罅隙 |
第三章 赵树理与文艺“通俗化” |
第一节 赵树理的“通俗化”文艺主张 |
一、说唱性与民间性的共生 |
二、启蒙性与政治性的张力 |
三、通俗性与文艺性的辩证 |
第二节 赵树理的“通俗化”文艺实践 |
一、1940年代的赵树理 |
二、1950年代的赵树理 |
三、“通俗化”文艺实践之反思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说说唱唱》63 期作品目录 |
附录二 赵树理1949-1955年谱 |
后记 |
(9)论赵树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赵树理小说研究现状 |
一、赵树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类型 |
(一)封建守旧的落后者 |
(二)紧跟时代的进步者 |
(三)踟蹰徘徊的前进者 |
二、赵树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成因 |
(一)古典文学的熏陶 |
(二)农民立场的坚守 |
(三)地域色彩的浸染 |
(四)女性解放的号召 |
三、赵树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塑造 |
(一)白描为主 形神兼顾 |
(二)聚焦矛盾 拨云见月 |
(三)勾群芳相 画脸谱魂 |
四、赵树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缺陷 |
(一)女性群像片面化 |
(二)女性解放模式化 |
(三)女性意识男性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10)叙述声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叙述声音”是一种隐喻的表达 |
二、作为隐喻的叙述声音研究综述 |
三、研究内容和研究价值 |
第一章 寻找“声音”的轨迹:叙述声音理论溯源 |
第一节 西方叙述声音理论 |
一、韦恩·C.布斯的“作者的声音” |
二、热拉尔·热奈特的“语态” |
三、巴赫金的“声音” |
四、苏珊·S.兰瑟的“叙述声音” |
五、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声音 |
第二节 中国叙述声音理论 |
一、古代叙事思想中的声音理论 |
二、现当代文学中的叙述声音思想——以几位代表作家为例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言说与倾听:叙述声音的发出与接收 |
第一节 言说:叙述声音的发出 |
一、作者(隐含的作者)与叙述声音 |
二、叙述者与叙述声音 |
第二节 倾听:叙述声音的接收 |
一、受述者:理想的读者和真实的读者 |
二、解释社群与倾听 |
三、倾听的价值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有声的迹象:叙述声音的构成与分类 |
第一节 叙述声音的构成 |
一、表层结构——涉及文体元素 |
二、语气(情态)特征 |
三、言语与意义的融合 |
四、叙述话语与叙述声音 |
第二节 叙述声音的分类 |
一、叙述声音中的“信号音” |
二、叙述声音中的“定调音” |
三、叙述声音中的“标志音”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模仿与超越:叙述声音的特征 |
第一节 叙述声音与自然声响的相似性 |
一、模糊与清晰:叙述声音的隐与显 |
二、独唱与和鸣:叙述声音的单一与复调 |
三、感知的差异:叙述声音的可靠性与不可靠性 |
四、“余音不绝”:叙述声音的呼应与回响 |
五、无声亦有声:不会消逝的叙述声音 |
第二节 叙述声音的独特之处 |
一、叙述声音的个体差异性 |
二、叙述声音的自我呈现性 |
三、叙述声音的相关性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历史与审美:叙述声音的功能 |
第一节 叙述声音可以结构文本世界 |
一、叙述声音引导叙述 |
二、叙述声音塑造人物 |
三、叙述声音构建时空 |
四、叙述声音表现声音 |
第二节 叙述声音可以传达作者的声音 |
一、“独一之诗” |
二、立身与立文 |
第三节 叙述声音能回应社会时代之声 |
一、叙述声音展现经济状况 |
二、叙述声音体现政治历史的发展 |
三、叙述声音显露道德与文化的影子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跨媒介与跨学科:叙述声音与日常生活叙事 |
第一节 众声喧哗:新媒介叙事中叙述声音 |
一、叙述声音的载体 |
二、叙述声音的特质 |
三、倾听与新媒介叙事 |
第二节 启迪人心:日常教育叙事中的叙述声音 |
一、教科书:多种声音的交汇 |
二、日常教学活动:叙述声音存在于师生互动之间 |
第三节 理智与情感的纠葛:法律叙事中的叙述声音 |
一、叙述者的身份立场 |
二、法律与道德(情感)的取舍 |
三、倡导社会公平正义之声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四、老舍与赵树理小说叙事模式比较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通时合变”的危机——《卖烟叶》与赵树理农村知青想象的“终结”[J]. 张高领.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4)
- [2]从说理、算账到劳动互助——论赵树理1946—1947年的土改叙事[J]. 林培源.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1(07)
- [3]蹇先艾小说版本研究 ——以《山城集》《倔强的女人》为例[D]. 徐文余. 贵州师范大学, 2021(11)
- [4]“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研究[D]. 赵晶晶. 江西师范大学, 2021
- [5]乡土文学写作中的劳动伦理研究(1942-2010)[D]. 王朱杰. 山东大学, 2020(12)
- [6]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D]. 王鑫.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7]现代中国文学“底层叙事”研究[D]. 杨国伟.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1)
- [8]1950年代初赵树理的文艺“通俗化”实践 ——以《说说唱唱》为中心的考察[D]. 尹雯.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1)
- [9]论赵树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D]. 陆浩. 江西师范大学, 2017(03)
- [10]叙述声音研究[D]. 刘碧珍. 江西师范大学, 201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