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命最后的希冀——记一位老柴达木人一篇遗稿（论文文献综述）
王璐[1]（2021）在《《和平日报》（兰州版）文艺副刊研究》文中提出
张琦[2]（2019）在《慕寿祺及其《甘宁青史略》研究》文中认为慕寿祺是近代甘肃名士之一,出生于耕读世家,后接受传统书院教育,于经学、史学颇有心得。其一生经历了社会的鼎革,于民国初期活跃于甘肃的政治舞台,结交不少社会名流;而后从教治学,研究西北地方史事,着作等身。慕寿祺所着《甘宁青史略》是一部西北地区通史,体例完备,门类繁多,注重历代戎事,也糅合近代新传入的各种西方科学知识。为研究西北的学人提供了详细的参考资料。《甘宁青史略》的成书既是国家政策导向所致,又因慕寿祺的学识渊博和家学传承的积淀。全书分为正编卷与副编卷两部分,正编卷的体例以编年体纪事为主线,副编卷的体例以纪事本末体谋篇。该书的内容书写以略古详今为特征,注重记载西北地区的军事、注重考察甘宁青之地的民族成分、综合考察地方的社会全貌。《甘宁青史略》在宏观的历史描述中隐含着作者的现实关怀,主要表现在对西北边疆的安全防卫、西北复杂的民族问题以及民生问题上。《甘宁青史略》参考了丰富的文献资料,记载了翔实的考察资料,收录了珍贵的档案文献,在政治军事制度史、财税史、宗教史、民族史、建筑史、民歌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白叶茹[3]（2018）在《新时期蒙古族汉语散文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蒙古族作家的汉语创作现象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从元到清,有百余名蒙古族作家曾用汉语进行创作。直到建国以后,这种现象进一步得到发展,形成了各个文体完善的创作体系。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整个文坛散文热度的回升,蒙古族汉语散文也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形成了蒙汉双语共存的新格局。有百余名蒙古族作家在用汉语进行着散文创作。然而,蒙古族作家汉语写作一直处于中国文学史和蒙古族文学史的边缘位置,两种文学视野均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因此,为了真实地反映蒙古族散文的全貌,也为了给汉语创作散文的蒙古族作家找到一个合理的位置,学界理应脱离传统的文学史观,保持一个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将这些作家、作品纳入到研究视野中。这也正是笔者撰写这篇论文的初衷。学界对汉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划分问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所以创作主体的框定是本论文研究的首个议题。笔者以“作家族属”和“作品题材”做为准则,首先确定了研究对象的范围。而后根据出生地、生活环境、创作语言的不同,将汉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进行了划分。并从生活环境与工作环境两方面入手,详细研究了作家创作背景,挖掘其汉语创作的原因。进而研究了其作品中的民族情感与蒙古元素所体现的民族精神。蒙古族汉语散文在平行与交叉中体现了灵活多变的题材类型。回忆性散文、纪实性散文和记游性散文是蒙古族汉语散文的主要题材类型。其中,回忆性散文占有很大的比重。敖德斯尔、朋斯克和安柯钦夫等老一辈作家在拾回的记忆中再造纯清的孩童世界、塑造真与诗之间的人物、用二维的时间感知,在回忆中表达自己的情感。蒙古族汉语纪实性散文在新时期呈现出了小说化倾向。具体体现为人物性格典型化、叙述结构情节化、题材内容细节化。记游性散文是蒙古族汉语散文主体行走中的心灵自传。他们利用还乡机制,亲近乡村、游走自然、踏足故乡,记述着别样的还乡感触,展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探寻着民族文化的根源。蒙古族汉语散文在情感方面主要呈现出了“颂赞”与“批判”的二元话语。颂赞性话语建立在历史寻根书写的基础上。作家在身份的确认、族群的认同、原乡的溯源中显示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转化成颂赞话语呈现在文本中。批判性话语主要体现在生态环境与生活状态的批判中。批判性话语是赞颂性话语的升华,是这些作家做为蒙古民族的主人公对于蒙古大地的破坏与骨肉同胞生活状态的深切关心。颂赞性话语和批判性话语虽然分而述之,实则密不可分,这两种话语深度配合,不仅表现了作家独特的设计,更深层的展现了作家心灵世界与民族历史。蒙古族汉语散文整体来说遵循了散文的写实传统,追求创造的真实、情感的真实、意味的真实。同时,他们也注重散文的意象美,通过意象建构自己的散文世界,抒发自己的情感。原型式意象注重传承,保持了蒙古族符号世界的原汁原味。象征式意象则通过文学手段,赋予了意象更深层更艺术的表达。理性是蒙古族汉语散文自律的选择。新时期以来,随着作家艺术视野的开拓和自我意识的强化,形成了以哲理来追求理性的审美风格。他们以个体生命与外在现实的相互关系作为审视的对象,用感悟自然生命与社会文化丰富了其散文世界。新时期蒙古族汉语创作是历代汉语创作实践的延续,也是蒙古文学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主流母语文学之外的一种特殊现象,蒙古族汉语创作拓展了蒙古文学的边界,丰富了蒙古文学的文化精神内涵。
杨舒齐[4]（2018）在《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内蒙古散文的“地方性知识”书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内蒙古散文除了反思外,更多的是散文创作者抒发对内蒙古地区的热爱之情。“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八十年代,老一辈作家同新一代的作家一起,在悲痛之余,依然不忘用文字记录内蒙古这片辽阔土地上的一切。这一时期的散文明显体现出“地方性知识”书写的特点,并且无论在散文创作的数量上还是在创作的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通过对八十年代散文的梳理,可以看出内蒙古“地方性知识”散文的发展历程,并能从特定角度关照整个内蒙古散文的发展,甚至是这一时期中国散文的发展情况。本文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内蒙古散文的地方性知识书写现象为研究对象,从地方风景、地方特有生物与人物、文化视角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并对八十年代内蒙古“地方性知识”散文的特性进行全面分析梳理,精准把握这一时期散文的艺术特色及成因。本文主要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界定研究对象即“地方性知识”的概念,阐述研究意义与研究现状,介绍研究方法;第一部分为“八十年代内蒙古散文中的地方风景”,即从自然景观、名胜古迹、风景散文的情与思三个方面入手,阐述内蒙古地方风景散文的多样性以及风景散文寄托的特有情感;第二部分为“八十年代内蒙古散文的地方特有生物与人物”,选取内蒙古地区具有代表性动植物及人物并分析其所对应的散文作品,阐述内蒙古特有生物与人物所展现出的不屈不挠、坚定执着的地区精神;第三部分为“八十年代内蒙古散文中的地方文化”,主要分析地方音乐、地方乐器、地方传说和地方饮食风俗仪式等四个方面的散文所构成的地方文化散文,阐述这类散文彰显出的内蒙古历史文化的绵长悠久与博大精深。论文认为以上三个维度的散文共同构成了对内蒙古散文的“地方性知识”书写,这对于今后内蒙古散文创作、欣赏乃至独特民族文化的研究、传承与发展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惠春华[5]（2014）在《马克思主义政府绩效生态观研究 ——以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原着为数据源的文本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十八大将生态问题与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相提并论为我国“良治”的“五驾马车”,找寻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理论依据逐渐成为了当前理论界的迫切任务了。在一个以马勒斯主义为治国指南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如果不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非望文生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观点,如果不理清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基本规律,我们的管理迟早要背离社会主义的要求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笔者欲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编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人民出版社出版）为数据源,按照文本研究的要求,利用语言学、语义学的规律来解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所有与政府绩效生态观相关的句子、段落,并通过有限的聚焦点词汇来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对政府绩效生态观所持的态度。这可以说是一个回环的程序,即先对尽可能多的句子进行解构,使之成为“聚焦点词汇”,然后又对聚焦点词汇进行分析,将其按照语言学、语义学的知识推断成马克思主义政府绩效生态观。本文在厘清研究背景、国内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采用这种逻辑进行了文本式的“回环”研究。经过“回环”研究,我们发现,以《马克思主义全集》为全集总体来解释,马克思主义政府绩效生态观可以认为是“在特定的土地上,人们在劳动生产过程中,需要处理好与自然界的各种关系,这些关系包括对自然环境所有权的确认、所有者的确认；生态环境应该属于社会公众,由公众享有其‘占有权’,但由国家（政府）代表社会享有其所有权：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存在着什么样的社会生态环境；无论是人（民）还是国家都不能将生态环境简单的商业化,使其变成商品,否则就偏离了生态的社会所有属性,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异化；政府在取得绩效的过程中,应该促进这些方面的实现,而非妨碍这些方面的实现”。
周国清[6]（2013）在《文学编辑家秦兆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人民文学》（1949-1957）和《当代》（1979-1994）从事编辑工作达20余年的编辑家秦兆阳是当代文学史研究不可跨越的典型个案。从作为编辑家、作家和文学批评家的身份角色和个体命运出发,将其置于社会文化发展的整体脉络之中,考量文学发展中编辑角色的创造性作用,分析编辑活动对文学生态优化与文学秩序维护的特有功能,能揭示出中国当代文坛在其政治、文化环境下的“话语场”：其中包含着文学与政治、主流意识形态与“创作异类”、编辑行为的文学干预与社会政治的文学控制等各方面的复杂关系,透现诸多复杂的文化信息；对探寻编辑活动在组织与引导文学生产,调控与把握文学消费,发现文学新生力量,开发文学可能性并实现其现实性转化等方面作用的新视域,寻求编辑主体、编辑活动和文学发展规律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另一角度思考特定时期的文学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秦兆阳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个性气质,更具有文学编辑家的启蒙精神。他本真自我的真实展现、自由精神的个性彰显、民间立场的合理表达,构建的编辑主体精神,无不书写了一个主体意识鲜明且个性丰满的文学编辑家形象。但秦兆阳的身份悖论显而易见,作为交织于传统与现代、政治规约与艺术自律之间的知识分子,其个体文化人格不可能不遭遇某种程度的分裂。秦兆阳的文学编辑生涯,为社会文化规约与文学艺术性之间的博弈,作出了生动的诠释。秦兆阳身份的矛盾和痛苦是深层次的、隐在的。在社会的狂飙突进和政治的风暴面前,在历史的荣光与色彩面前,秦兆阳始终忠于自己的信仰,他歌颂生活,也直面尴尬,追求人民愿望和历史真实的表达,通过现实性、战斗性、开放性的现实主义理论和办刊追求,塑造了期刊的编辑理性。这种理性意识,是文化力量对秦兆阳身份的塑造。秦兆阳编辑身份的认同过程,正是在个体与政治激情和时代幻象的博弈之中,即在作家、编辑家和文学批评家三重角色的互动、整合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其文化人格的一种综合、复杂的表现形式。编辑所需的文化精神凸显了时代文学的美学走向。秦兆阳始终强调多样性的文学形式,鼓励多元的艺术风格,突出作品的实际生活意义。通过在《人民文学》期间充满先锋和启蒙意味的探索与尝试,在《当代》期间的充满反思和沉重感的整合与开拓,秦兆阳延续了他的现实主义主张,并在其中深深烙上了其文化人格的色彩,当时代沉浮、个体历练两相叠加,所有的宠辱都渐行消退之后,秦兆阳的沉静、厚重及其处理政治与艺术关系过程中的中庸,与扛着改革开放大旗阔步前进的社会现状两相辉映,构建了一幅平衡传统与现代、厚重感与新鲜感的文化坐标,书写个人,畅想未来,更倾情家国,传承历史,顺应时代,朴素自然,真实感人。秦兆阳具有鲜明的作者观。秦兆阳清楚地表明了其面对文化场域的不同规范与要求时和作者的相处方式：一是编辑和作者具有某个文化场域的共识,但却不得不接受文化场域某个方面的规约,这以秦兆阳编发《我们夫妇之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受到批判和被流放为代表；二是编辑和作者有着深度共鸣,外在力量成为传播和增加文化场域新质的推动力,当以秦兆阳编发《芙蓉镇》为代表；三是编辑和作者暂时未能取得共识,社会、文化场域与编辑主体的精神文化追求出现裂缝,这当以秦兆阳错失《九月寓言》为代表。受到社会文化场域的干扰,秦兆阳有坚持自己艺术理想、与作者共进退的勇气；当编辑和作者对文化场域理解产生分歧时,秦兆阳选择了自己作为编辑主体的价值判断与文化精神,坚守自己的文学主张。作为一个敢于担当社会场域和文化场域责任和使命感的编辑,秦兆阳只能在让渡自己部分主体性的同时,也让渡一部分作者的主体性,以达到在文化场域内编辑和作者的共同认可。在一定程度上,他选择了主体功能的退让,以获取文化和社会场域惯性的认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又是他获得主体性不得不选择的途径。编辑与读者的关系是文学生态的一种隐匿层面。秦兆阳在办刊过程中,通过文学选择、编辑议程设置、读者期待视野的满足、读者需求的适应与提升等途径,不断开拓读者的阅读空间,从而实现文学期刊的传播功能,优化文学生产机制。读者的参与,使文学传播纳入显在的“作者一编辑—读者”和隐在的“读者—编辑—作者”的双向的循环体系之中。秦兆阳读者观实现的具体路径是：在《人民文学》时期,将“创作谈”、“编者的话”与文学批评文章灵活安排,吸引读者参与传播过程；在《当代》时期,则让读者参与到刊物评论与作品评奖之中。在处理编辑与读者“间距”时,秦兆阳的选择是清晰的：不超越现实主义的边界（既不教条主义,也不逾越到现代主义）,也不跨越社会文化规范的尺度。如此,读者、编辑和作者,便能围绕文学的某个意义中心点,在社会文化场域里发现自我,理解他人,书写现实,品味历史。秦兆阳的文学编辑生涯呈现为创作、理论和编辑3种不同的话语形态：即生活和文学创作实践中的艺术审美话语追求；理论升华和文学批评实践中的知识主体话语表达；文学传播和期刊编辑实践中的深层权力话语的言说。这分别影响了编辑主体及编辑行为之“美”、编辑主体及编辑行为之“真”、编辑主体及编辑行为之“善”。3种不同的话语形态,是秦兆阳编辑生涯中文化追求、编辑人生的话语方式,亦是当代文学史中不可回避的话题。秦兆阳在时代狂澜中尽力有效地实现文学的社会传播功能,塑造了一座可供自我检视的精神雕像。秦兆阳的命运沉浮折射出了编辑主体精神的意义与编辑主体角色的“风险”,彰显出编辑正义对于文学发展举足轻重的意义。或顶风逆鳞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或忠于艺术理想,发表“干预生活”的作品,或不愿意参加党内鸣放会……他以自己的编辑人生说明,编辑“风险”的存在和编辑正义的选择,是优化文学发展的必然路径。秦兆阳以坚定的编辑角色定位,在文化、消费、技术的新的时代气息面前,坚守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培育新生作家群体,弘扬期刊文化特色,书写了一段当代文学史上的佳话。
孙明明[7]（2012）在《近代康区政治权力结构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康区是三大藏区之一。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又提出“康藏学”这一概念，以期增强康区研究的独立性。本文对近代康区政治权力结构演变进行探讨，不仅可以对近代康区政治进行研究，分析各种政治权力主体在康区政治变迁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可以间接研究中央政府以及川、滇地方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研究近代康区政治权力结构的演变，将宏观历时分析与中观区域和微观事件分析结合起来，也是对民族—政治—社会史研究的一种新的探索。近代历届政府治理康区的策略或许会对当代边疆地区的治理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搜集、整理、分析近代康区政治权力结构演变方面的档案、史料、文献、地方志等资料,对资料中论述对象相同的部分，进行归纳；历史比较研究法：对近代康区政治权力结构在不同时期形成的不同状态进行比较，以便发现其中隐藏的规律性；系统分析法：将近代康区各个政治权力主体看作一个结构体系，进行系统性分析。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政治权力要素纳入一个结构进行考量。所谓政治权力结构演变研究就是将各种权力主体纳入一个结构体系之中进行观察，分析体系内部各主体的相互关系，考察外部因素对这个结构的影响，最后考察内外环境变化对结构演变所起的作用。另外，康区政治权力结构演变隐含了国家权力不断下沉到基层的过程，康、藏关系的演变，以及康区行政建置的不断完善三种变化。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康区政治权力结构的初变。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洋教的传入，反洋教斗争不断涌现，而清廷对洋教的态度随着中国纳入不平等条约体系而逐渐改变。康区爆发了瞻对工布朗结起义，结果以瞻对赏藏告终。随着边疆危机的进一步加深，鹿传霖有“收瞻改流”之议，意在加强国家权力。政治权力结构随即发生变化，并酝酿更深刻的裂变。第二章康区政治权力结构的剧烈变化。反新政、反洋教、反清廷三种不同力量促使了“凤全事件”的发生，国家权威被大大削弱，地方土司、寺院、驻瞻藏官趁机起乱。清政府通过军事征伐处理“凤全事件”。赵尔丰接手康区事务之后，重塑国家力量在康区权力结构中的领导地位。之后，国家权力牢牢占据政治权力结构的中心，但潜在的危险依然没有消除。这一时期，康区的区域独立性也逐渐显现出来。第三章康区政治权力结构的变乱。辛亥革命前后，康区因防务空虚，一时陷入混乱。尹昌衡奉命西征，收复故地，并再次进行改土归流。之后，由于控制西康的各位川边镇守使在康区的防卫投入不足，藏军不断东进，致使康区的主政者仅能控制原有版图的一小部分。同时城乡匪乱严重，导致地方民不聊生。英国同西藏亲英势力又操纵西姆拉会议，图谋动摇中国政府对藏区的主权。这时康区政治权力结构一个典型的特点是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处于主导地位。第四章刘文辉治理下康区政治权力结构的重构。刘文辉接管康区以后，在康藏战争中收回了金沙江以东的失地，并对康区的寺院、土司势力采取怀柔与控制并举的策略。土司不仅名号被取消，而且力量也逐渐衰弱，但寺院势力却依然强大。期间发生了“大白事件”、“甘孜事件”等寺院对抗地方政权的事件。国民党中央支持主张“康人治康”的康区自治力量，并试图清除刘文辉在康区的影响，但均未成功。但中央政府、地方政权、自治力量在西康建省问题上却能达成一致。这一时期借国家权力名义的地方军阀在康区政治权力结构中处于中心地位，不断回应各种力量的挑战。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有所加强，但两者关系仍然相对松散。第五章中国共产党对康区政治权力结构的改造。工农红军长征进入康区后，对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进行了大力宣传，并按照统一战线的理论组织了第一批藏人苏维埃政权。解放之后，共产党在康区展开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改革，加强民族自治政府的建设，发展教育事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力量在康区政治权力结构中牢牢占据中心地位。结语部分政治权力结构演变中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在近代康区政治权力结构演变中，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康区藏民地方意识的增强和国家认同是同步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了政教的适度分离，国家政权也不断提高自己的权力能力。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呈现出三个趋势：民主化、现代化、政治生活世俗化。这些趋势在康区政治权力结构演变中同样能够得到体现。
巫洪亮[8]（2011）在《“十七年”诗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十七年诗歌”不仅是20世纪中国现当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新诗研究不可或缺的“发力点”。迄今为止学界对于这一特定对象的学理化研究依然十分薄弱。本文力图从“诗学资源”、“诗歌生产”、“诗歌争鸣”、“诗歌经典”和“主体整形”五个方面问题入手,切入“十七年诗歌”生成与发展的具体现实,深入探察当代诗人为实现“新的人民诗歌”对既往已存的中外诗歌传统实施审美超越的诗歌理想,所采取的系统而复杂的文化策略,以及在具体诗歌实验中这一理想展开的可能与限度。在20世纪中国现当代诗歌历史的演进进程里,“十七年诗歌”置身于“文化—政治”相互胶着与叠合的历史场域中,她从诞生伊始就肩负着“新中国”文化重构与文学（诗歌）重塑的历史重任,就以全新的姿态和独特的特性面向不断展开的未来。为了构筑一种能够彰显时代和民族特色的理想的诗歌范式,建构和确立与传统诗歌相异的诗学体系和诗歌形态,展示“新的人民诗歌”的新气象和超越传统的新魄力,当代诗坛的主持者及诗人们始终围绕着诗歌资源、诗歌生产、诗歌传播与阅读、诗歌批评等关乎当代诗歌超越式发展的新的运行机制问题,进行紧张而严肃地探索和大胆地实验。就实现情形而言,“新的人民诗歌”的资源选择与重构不仅是确保当代诗歌“质的规定性”的重要方略,同时也是推进当代诗歌试验的力量和源泉；诗歌生产方式不仅受当代政治文化运动的深层影响,同时还与当代诗歌阅读和传播方式紧密关联；诗歌争鸣不仅是人们对诗歌传统实施“祛魅”必要手段,同时也是建构理想诗歌范式的一种重要方式；诗歌经典的“解构”与“重构”,不仅重建了当代诗歌发展的新秩序,同时也在多重的关系网络中打造了一批当代诗歌经典；主体“整形”不仅使创作主体在多维的压力下主动或被迫转变诗歌理念和诗歌实践,同时也极大地考验了他们的生存智慧和心理承压能力。由于“新的人民诗歌”在一种异常复杂的传统文化网络和极为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展开诗歌超越的梦想,因而不论是诗学资源的选择与重构,还是诗歌争鸣机制的建立,不论是诗歌经典秩序的重建,还是创作主体的“整形”,都必须经历一系列相当复杂而艰难的过程,也将遭遇许多难以“逆料”的问题。
何威[9]（2011）在《河州土司何锁南家族研究》文中指出在河湟地区的历史舞台上活跃着一大批具有深远影响的少数民族家族,他们生生不息,绵延罔替,历经数朝仍然根深叶茂,这在中国家族史上可谓是一朵奇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学术界对于少数民族家族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并主要集中于历史的考证,而缺乏对少数民族家族的历史轨迹、政治贡献、经济基础、文化传承、内部组织、管理体系、特殊家风、思想精神、宗教信仰等全方位、多角度的综合性研究。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是全面的,才会让少数民族家族“有血有肉”,t‘活’’起来,才能跃然于纸上,有立体感。本文正是试图以河湟地区着名的世家大族何锁南家族为例,运用史料整理和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将历史考证与人类学理论相结合,从文化、家族、宗教、历史记忆等多个视角进行深入剖析。本文以时间顺序为纵轴,以家族人物、家族文化、宗教信仰等为横轴,全面系统地展现一个少数民族家族在数百年历史长河中的发展演变。本论文除绪论外共分为五章,主要介绍了河州地区的概况、何锁南及其家族世系、何锁南家族的文化变迁、何锁南家族的宗法统治、何锁南家族的宗教信仰等内容。第一章主要阐述了河州的历史沿革、河州卫的设置以及河州地区的主要土司。河州为古西羌之地,东晋十六国时期,以兴晋、大夏、永晋、武城、会城、武始等六郡为河州,河州之名自此开始。明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在河州设立河州卫,军民通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土流参治、土控于流的管理模式,并继续推行土司制度,设置了大大小小数十家土司。第二章是对何锁南及其家族世系的历史考证。何锁南元术担任吐蓄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明初归附,历经560余年,传承19代,直至民国初年才被废除,在西北的政治历史舞台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第三章主要是从人类学的视角解读何锁南家族的文化变迁。通过对何锁南家族文化变迁的原因及其影响的探讨,剖析处于族群边缘的少数民族家族的认同危机和文化适应。第四章探讨了何锁南家族的宗法统治。在二I：司承袭、家族的内部组织和管理体系、土司与属民的关系、祭祖制度等方面,宗法制度都成为何锁南家族维系家族统治与秩序的基石。最后一章论述了何锁南家族多元一体的宗教体系。由于何锁南家族处于儒家文化、臧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多种文化的边缘交汇之处,这使其家族信仰同样呈现出多元鼎力、兼容并蓄的鲜明特色。总之,本人试图将史料考证与田野调查相结合,以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对着名的河州土司何锁南家族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并从这一全新的角度审视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少数民族家族与中央王朝及整个中国的历史互动。
曹春梅[10]（2006）在《民国时期国人对西康的社会考察及其影响》文中研究说明民国时期国人对西康的社会考察,是近代西康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反映,是中国边疆考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旨在以历史学为本位,辅以民族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观点,对民国时期国人在西康的社会考察进行研究,以期还历史以真貌,并分析考察活动的意义,为今天藏区的建设以及西部大开发提供更详实的历史依据。全文分五个部分:一、绪论:从论文题目释义说起,在检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问题,简述本文的研究思路及准备回答的问题。二、国人进入西康考察的背景:从西康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西康地位的凸显,中国边疆研究的高涨及现代学术研究的发展（抗日战争爆发后众多的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内迁,中国边疆研究的高涨;留学者的归国与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藏学发展的推动）和刘文辉主政西康及其对文人的欢迎三个方面讨论民国时期国人入康考察的背景。三、入康考察之国人的类型:首先对进入康藏进行探险、考察之人作个概述,然后再从政府官员的取道西康或者奉命入康处理政务,入康求教者,一些私人的入康考察等三个方面来了解国人入康考察之全貌。四、国人对西康的社会考察:论述国人在西康的社会考察的几个方面,民族、宗教、政治、经济等,以期还近代西康社会以真貌。五、考察活动的社会影响及意义:从考察活动对当时西康社会及内地产生的影响、考察活动的历史意义两方面对国人在西康的社会考察进行评价。
二、生命最后的希冀——记一位老柴达木人一篇遗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生命最后的希冀——记一位老柴达木人一篇遗稿（论文提纲范文）
（2）慕寿祺及其《甘宁青史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 |
| 三、重点与难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慕寿祺的生平事略 |
| 第一节 求学经历 |
| 第二节 从政生涯 |
| 第三节 治学从教 |
| 第二章 《甘宁青史略》的着书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修志政策及其热潮 |
| 第二节 家学传承与文人传统 |
| 第三章 《甘宁青史略》的体例与内容 |
| 第一节 《甘宁青史略》的体例与版本 |
| 第二节 《甘宁青史略》内容概要 |
| 第四章 《甘宁青史略》的现实关怀与学术价值 |
| 第一节 《甘宁青史略》的现实关怀 |
| 第二节 《甘宁青史略》的史料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读研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3）新时期蒙古族汉语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 |
| (一)创作主体的界定 |
| (二)民族题材的界定 |
| 二、研究现状 |
| (一)文学史中的蒙古族汉语散文研究 |
| 1.中国文学史中的蒙古族汉语散文研究 |
| 2.少数民族文学史中的蒙古族汉语散文研究 |
| 3.蒙古族文学史中的蒙古族汉语散文研究 |
| (二)蒙古族汉语散文评论及研究 |
| 1.题材研究 |
| 2.艺术研究 |
| 3.综合研究 |
| (三)序跋中的蒙古族汉语散文研究 |
| 1.作家创作动机研究 |
| 2.作家创作风格研究 |
| 三、研究意义 |
| (一)史学建构 |
| (二)理论建设 |
| (三)史料整理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本土与离乡：星罗棋布的创作主体 |
| 第一节 作家分类 |
| 一、本土作家 |
| 二、离乡作家 |
| 第二节 创作背景与汉语创作 |
| 一、生活环境与汉语创作 |
| 二、工作环境与汉语创作 |
| 第三节 民族精神与汉语创作 |
| 一、民族情感的流露 |
| 二、蒙古元素的体现 |
| 第二章 平行与交叉：灵活自如的题材类型 |
| 第一节 回忆：复现人与事的记忆 |
| 一、再造清纯的孩童世界 |
| 二、处于“真”与“诗”之间的人物 |
| 三、二维的时间感知方式 |
| 第二节 纪实：散文文体的小说化倾向 |
| 一、小说家对散文创作的涉足 |
| 二、环境与人物的典型化倾向 |
| 三、抒情语言向叙述语言的游移 |
| 第三节 记游：创作主体归乡途中的心灵自传 |
| 一、有着别样感触的还乡之旅 |
| 二、追求人与自然统一的山水记游 |
| 三、以寻根为主题的文化记游 |
| 第三章 颂赞与批判：遥相呼应的二元话语 |
| 第一节 历史溯源中的颂赞性话语 |
| 一、身份的确认 |
| 二、族群的认同 |
| 三、溯源之旅 |
| 四、颂赞性话语之体现 |
| 第二节 现实思考中的批判性话语 |
| 一、抚摸大自然的“伤痕” |
| 二、复原大自然的原生态 |
| 三、批判性话语之体现 |
| 第四章 探索与实践：不同语境下的审美观照 |
| 第一节 审美真实：叙述语境中的故乡写实 |
| 一、创作的真实 |
| 二、情感的真实 |
| 三、意味的真实 |
| 第二节 审美意象：抒情语境中的物象写意 |
| 一、象征式意象 |
| 二、原型式意象 |
| 第三节 审美理性：议论语境中的哲理体现 |
| 一、现实与生活背景下的哲理思索 |
| 二、历史与文化背景下的哲理解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新时期蒙古族汉语散文作家传略 |
| 附录二：新时期蒙古族汉语散文集书目索引 |
| 附录三：新时期蒙古族汉语散文目录索引 |
| 附录四：新时期蒙古族汉语散文研究论着索引 |
| 附录五：新时期蒙古族汉语散文作家采访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4）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内蒙古散文的“地方性知识”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八十年代内蒙古散文中的地方风景 |
| （一）以自然景观讴歌草原情怀 |
| 1.草原书写 |
| 2.森林书写 |
| 3.河湖书写 |
| 4.沙漠和沙丘书写 |
| （二）以名胜古迹追忆历史沿革 |
| （三）风景散文的情与思 |
| 二、八十年代内蒙古散文中的地方特有生物与人物 |
| （一）以地域动物咏叹内蒙古精神 |
| 1.沙漠之舟骆驼 |
| 2.承载游牧生活的马 |
| 3.山林之中的鹿 |
| 4.寓意吉祥的天鹅与鹤 |
| 5.其他动物 |
| （二）植物礼赞 |
| 1.不屈不挠的白桦树 |
| 2.为沙漠披绿洲的沙蒿 |
| 3.记载历史的胡杨 |
| （三）表征地方文化与精神的代表性人物 |
| 三、八十年代内蒙古散文中的地方文化 |
| （一）特有音乐咏叹 |
| （二）对地方乐器的说明 |
| （三）对传说的再叙述 |
| （四）聚焦饮食、风俗与仪式 |
| 1.地方饮食文化呈现 |
| 2.风俗仪式描摹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马克思主义政府绩效生态观研究 ——以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原着为数据源的文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技术路线 |
| 1.2.4 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研究现状 |
| 2.1.1 国外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研究现状 |
| 2.1.2 国外关于政府绩效观的研究现状 |
| 2.2 国内研究现状 |
| 2.2.1 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研究现状 |
| 2.2.2 国内关于政府绩效观的研究现状 |
| 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原着政府绩效生态观文本、聚焦点词汇编码 |
| 3.1 马克思主义原着绩效生态观文本编码 |
| 3.2 马克思主义原着绩效生态观文本聚焦点词汇抽取与编码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政府绩效生态观文本数据统计结果 |
| 4.1 分卷统计结果 |
| 4.2 总体统计结果 |
| 4.3 曼一惠特尼U检验结果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马克思主义政府绩效生态观 |
| 5.2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文学编辑家秦兆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秦兆阳的多样人生 |
| 一、酸甜苦辣、艺文永随的艺术人生 |
| 二、执着磨稿、办刊育人的编辑生涯 |
| 三、直面现实、勇于探索的耿介人生 |
| 第二节 秦兆阳作为文学编辑家的研究现状 |
| 一、课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第三节 本文选题的意义、价值与研究方法 |
| 一、选题的意义和价值 |
| 二、本文的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的基本结构与创新点 |
| 一、本文的基本结构 |
| 二、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时代语境的洗礼：秦兆阳编辑主体精神的建构 |
| 第一节 特定历史境遇中的个体与社会悖论 |
| 一、传统知识分子个体与社会的文化悖论 |
| 二、秦兆阳的身份悖论 |
| 三、秦兆阳身份悖论中的文学与编辑人生 |
| 第二节 个体与社会悖论中的编辑主体精神构建 |
| 一、秦兆阳作为知识分子的个性气质 |
| 二、秦兆阳作为文学编辑者的启蒙精神 |
| 三、秦兆阳作为文学编辑者的传播意识 |
| 第二章 文化人格的表征：秦兆阳编辑理念的沉聚 |
| 第一节 社会功能与期刊的理性精神 |
| 一、文学编辑理性精神的生成 |
| 二、理性精神与现实性的编辑理念 |
| 三、理性精神与战斗性的编辑理念 |
| 第二节 身份立场与期刊的文化属性 |
| 一、多重的编辑身份认同 |
| 二、多维的办刊精神 |
| 第三节 文化审美与期刊的个性特色 |
| 一、办刊方针的确立 |
| 二、充满先锋意味的文学审美性探索 |
| 三、充满历史沉重感的反思和开拓 |
| 第三章 文化文本的创造：秦兆阳与作者群体 |
| 第一节 文学编辑与作者：文学生态的一种显在层面 |
| 一、文学编辑与作者的关系 |
| 二、编辑、作者及文学生态的生成 |
| 第二节 秦兆阳的作者观及其文学生态意义 |
| 一、作者是编辑身份构建的组成部分 |
| 二、充分尊重作者的主体性 |
| 第三节 秦兆阳与典型的编辑文本 |
| 一、第一种类型：编辑主体规训于文化场域 |
| 二、第二种类型：编辑主体确证于文化场域 |
| 三、第三种类型：编辑主体异见于文化场域 |
| 第四章 文化选择的传播：秦兆阳对读者阅读空间的拓展 |
| 第一节 文学编辑与读者：文学生态的一种隐匿层面 |
| 一、编辑与读者身份之辨 |
| 二、读者对于文学生产和传播的意义 |
| 三、编辑与读者：文学生态的另一维度 |
| 第二节 秦兆阳的读者观及其相应的文学定位 |
| 一、读者观的基本原则：对读者负责 |
| 二、读者观的实现路径：尽力搭建读者沟通平台 |
| 三、读者观的实现保障：编辑的中介性创造 |
| 第三节 秦兆阳的文化选择与读者阅读空间的拓展 |
| 一、文学传播与读者需求的满足 |
| 二、共通意义与阅读空间的拓展 |
| 三、文化选择与阅读空间的生成和制约 |
| 第五章 理论话语的向度：秦兆阳编辑活动与创作活动的共进 |
| 第一节 秦兆阳的文学创作之路 |
| 第二节 秦兆阳文学创作和理论的话语特征 |
| 一、四十年代,秦兆阳审美话语的主体性探索 |
| 二、五六十年代,秦兆阳理论话语的成型及其内在矛盾 |
| 三、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秦兆阳知识话语的沉淀及话语主体的分化 |
| 第三节 创作、理论和编辑的话语共进及其文学史意义 |
| 一、创作：与编辑的角色冲突和话语调和 |
| 二、理论：知识主体话语的表述与编辑活动的共进 |
| 三、编辑：深层权力话语的言说及其文学史意义 |
| 第六章 编辑“风险”与编辑正义：“秦兆阳现象”的启示 |
| 第一节 秦兆阳文学生涯的编辑“风险” |
| 第二节 编辑正义和“秦兆阳现象”与文学制度 |
| 一、秦兆阳的编辑正义 |
| 二、“秦兆阳现象”与文学制度 |
| 第三节 “秦兆阳现象”的思考：时代语境中的文学编辑及文学发展 |
| 一、消费语境中的编辑精神重构 |
| 二、技术背景下的思想底色铺垫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等 |
| 后记 |
（7）近代康区政治权力结构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论文选题的意义 |
| 一、 选题的理论意义 |
| 二、 选题的学科意义 |
| 三、 选题的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
| 一、 区域政治与社会史研究综述 |
| 二、 早期康区政治研究概况 |
| 三、 建国后康区政治研究概况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方法及有关问题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主要研究方法 |
| 三、 相关问题的界定 |
| 第一章 康区政治权力结构的初变 |
| 第一节 康区内外政治危局的初现 |
| 一、 土司与地方官、寺院之关系分析 |
| 二、 四川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合力与暗斗 |
| 三、 地方官员、土司与驻瞻藏官的冲突 |
| 四、 清廷与洋教关系的变化 |
| 五、 寺院、僧众与洋教的矛盾 |
| 第二节 康区政治权力结构的初步变化 |
| 一、 康区政治的内外格局 |
| 二、 收瞻对政治局势的影响 |
| 三、 清廷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政治对抗 |
| 四、 清廷处理地方冲突分析 |
| 第二章 康区政治权力结构的剧烈变化 |
| 第一节 新政时期康藏地区政治危机的加剧 |
| 一、 驻藏大臣与帮办大臣的论战 |
| 二、 新政引发的政治矛盾 |
| 第二节 新政初期康区政治权力结构的激变 |
| 一、 “凤全事件”的原因分析 |
| 二、 “凤全事件”过程中的博弈 |
| 第三节 改土归流中康区政治权力结构的新变 |
| 一、 地方政权的军事行动 |
| 二、 康区改流与土司、寺院势力的衰弱 |
| 三、 赵尔丰的征剿和建设 |
| 第三章 康区政治权力结构的变乱 |
| 第一节 挽救康区政治危局 |
| 一、 辛亥革命后的康区政治 |
| 二、 西征中的开始与结束 |
| 三、 西征中的川滇军阀关系 |
| 四、 西征的阻碍与困难 |
| 五、 尹昌衡的行动与设计 |
| 第二节 二次康藏纠纷及康区政治权力结构的紊乱 |
| 一、 藏军东进与川边军的退缩 |
| 二、 政治衰败与辖境的缩小 |
| 三、 乡城匪乱对地方政府控制力的削弱 |
| 第三节 与康区相关的界务争端 |
| 一、 民初中英划界交涉 |
| 二、 西姆拉会议及影响 |
| 三、 第二次康藏纠纷后的谈判 |
| 第四章 刘文辉治理下康区政治权力结构的重构 |
| 第一节 第三次康藏纠纷前后康区的政治格局 |
| 一、 土司与寺院冲突引发的争议 |
| 二、 康藏双方的政治较量 |
| 三、 康区政治势力的胜利 |
| 第二节 地方权力在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崛起 |
| 一、 国家主义与地方思想 |
| 二、 对抗地方军阀与红军 |
| 三、 行辕、土司与刘文辉的冲突 |
| 第三节 建省前后康区政治权力结构的构建 |
| 一、 各种政治力量的接力与汇合 |
| 二、 三个权力主体的不同主张 |
| 三、 西康省政府的组织规划 |
| 四、 绰斯甲之争 |
| 五、 刘文辉的省建纲领 |
| 第四节 康区政治权力结构中社会力量的影响 |
| 一、 康区土司、寺院、洋教的变化 |
| 二、 康南抢掠风气的延续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对康区政治权力结构的改造 |
| 第一节 红军入康后对当地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 |
| 一、 红军在康区的民族政策 |
| 二、 藏人自治政府的成立 |
| 第二节 建国初期康区政治权力结构的刷新 |
| 一、 解放与反解放力量的较量 |
| 二、 康区政治权力结构的新变 |
| 结语 |
| 第一节 民族国家政治认同的增强 |
| 一、 民族身份到国民身份 |
| 二、 从地方意识到国家认同 |
| 三、 从政教关系紧密到政教适度分离 |
| 第二节 现代国家权力能力的提高 |
| 一、 行政建制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 |
| 二、 现代教育、社会事业的逐步展开 |
| 三、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日趋紧密 |
| 第三节 康区政治的现代化 |
| 一、 政治参与与民主化 |
| 二、 政治生活世俗化 |
| 三、 政治现代化的其它方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8）“十七年”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目录 |
| 绪论 |
| 一、“十七年”诗歌研究的现状、问题及意义 |
| 二、深化“十七年”诗歌研究的方法及思路 |
| 第一章 "十七年"诗歌的诗学资源 |
| 第一节 "十七年"诗学资源的多维指涉 |
| 第二节 "十七年"诗学资源的系统构成与复杂生成 |
| 第三节 "十七年"诗学资源选择与重构的问题与意义——以大跃进"新民歌运动"为例 |
| 第二章 "十七年"诗歌生产现象 |
| 第一节 "政治文化运动"与当代诗歌生产 |
| 第二节 诗歌传播与当代诗歌生产 |
| 第三节 "工农兵"的"审美趣味"与当代诗歌生产 |
| 第三章 "十七年"诗歌"争鸣"现象 |
| 第一节 时代语境规约中的"诗歌争鸣" |
| 第二节 "诗歌争鸣"与传统"祛魅" |
| 第三节 "诗歌争鸣"与诗歌范式建构 |
| 第四节 "诗歌争鸣"机制的形成与诗歌范式的确立——以《星星》"诗歌事件"为例 |
| 第四章 "十七年"诗歌经典的"解构"与"建构" |
| 第一节 现代诗歌经典的"解构"与"重构" |
| 第二节 艰难的建构:当代诗歌经典的打造 |
| 第三节 "新经典"成长中的文化"摩擦"与"压力" |
| 第五章 "十七年"诗人的主体"整形" |
| 第一节 穆旦:主体"整形"与别样"抗争" |
| 第二节 艾青:想象的"他者"与"主体"建构 |
| 第三节 郭小川:多维焦虑与"主体"重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河州土司何锁南家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论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三、论文的创新之处 |
| 四、研究方法和研究难点 |
| 五、相关研究述评 |
| 第二章 河州地区概况 |
| 第一节 河州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河州卫的设置 |
| 一、河州卫的建制沿革 |
| 二、河州卫的特点 |
| 第三节 河州地区的土司概况 |
| 一、河州珍珠族韩土司 |
| 二、河州癿藏族王土司 |
| 三、河州撒拉族韩土司 |
| 四、河州土司制度的历史作用 |
| 第三章 何锁南及其家族世系 |
| 第一节 吐蕃等处宣慰使司略考 |
| 一、机构性质 |
| 二、领导机构 |
| 三、吐蕃等处宣慰使司的始设年代及治所 |
| 第二节 何锁南及其家族世系 |
| 一、何锁南其人考 |
| 二、何锁南的家族世系 |
| 三、何土司家族长期统治的原因 |
| 第三节 何土司家族的历史地位 |
| 第四节 何锁南的族属问题 |
| 一、东乡族说 |
| 二、蒙古族说 |
| 三、藏族说 |
| 四、沙马族考释 |
| 第五节 何土司家族的衰落 |
| 第六节 清朝初期河徨地区基层社会组织变迁 及其对土司制度的影响 |
| 一、清朝初期河徨地区基层社会的变革 |
| 二、河涅地区基层社会组织的变迁对土司制度的影响 |
| 第七节 末代土司—何晋 |
| 一、河州马家军阀的迅速崛起 |
| 二、民国时期甘青地区土司的改土归流 |
| 三、末代土司何晋的悲剧人生 |
| 第四章 何土司家族的文化变迁 |
| 第一节 何土司家族文化变迁原因 |
| 第二节 何土司家族文化变迁的表现 |
| 第三节 何土司家族文化变迁的影响 |
| 第五章 何土司家族的家族制度 |
| 第一节 土司承袭中的宗法关系 |
| 第二节 何土司家族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 |
| 一、内部组织结构 |
| 二、家族管理系统 |
| 三、土司与属民的宗法依附关系 |
| 第三节 何土司家族的祭祖制度 |
| 一、祭祖时间 |
| 二、祭祖管理组织 |
| 三、坟墓 |
| 四、祭祖仪式 |
| 五、祭祖对于何土司家族的影响 |
| 第六章 何土司家族的宗教信仰 |
| 第一节 何土司家族的藏传佛教信仰 |
| 一、藏传佛教在河涅地区的传播 |
| 二、大报恩寺 |
| 三、宝觉寺 |
| 第二节 何土司家族的漱神崇拜 |
| 一、河崛挑地区的漱神崇拜 |
| 二、何土司家族的漱神崇拜 |
| 三、何土司家族漱神崇拜的文化内涵 |
| 第三节 何土司家族的家神崇拜 |
| 一、何土司家族的家神崇拜 |
| 二、家族的记忆 |
| 三、“二悖现象” |
| 四、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结语 |
（10）民国时期国人对西康的社会考察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前言 |
| 第二节 相关学术史的回顾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文献来源 |
| 第二章 国人进入西康考察的背景 |
| 第一节 西康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西康地位的凸显 |
| 第二节 中国边疆研究的高涨及现代学术研究的发展 |
| 第三节 刘文辉主政西康及其对文人的欢迎 |
| 第三章 入康考察之国人的类型 |
| 第一节 进入西康探险、考察者概述 |
| 第二节 入康考察国人之类型 |
| 第四章 国人对西康的社会考察 |
| 第一节 国人对西康民族的考察 |
| 第二节 国人对西康宗教的考察 |
| 第三节 国人对西康社会其它方面的考察 |
| 第五章 考察活动的社会影响与意义 |
| 第一节 考察活动对当时西康社会及内地产生的影响 |
| 第二节 考察活动的历史意义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国人入康考察大事记 |
| 附录二：国人入康的相关研究论着（文） |
| 附录三：西康民族分布图 |
| 附录四：西康汉族的分布图 |
| 附录五：西康番房剖面图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研究生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生命最后的希冀——记一位老柴达木人一篇遗稿（论文参考文献）
- [1]《和平日报》（兰州版）文艺副刊研究[D]. 王璐. 西北师范大学, 2021
- [2]慕寿祺及其《甘宁青史略》研究[D]. 张琦.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7)
- [3]新时期蒙古族汉语散文研究[D]. 白叶茹. 内蒙古大学, 2018(12)
- [4]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内蒙古散文的“地方性知识”书写[D]. 杨舒齐. 内蒙古大学, 2018(12)
- [5]马克思主义政府绩效生态观研究 ——以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原着为数据源的文本研究[D]. 惠春华. 兰州大学, 2014(08)
- [6]文学编辑家秦兆阳研究[D]. 周国清. 湖南师范大学, 2013(10)
- [7]近代康区政治权力结构演变研究[D]. 孙明明. 中央民族大学, 2012(04)
- [8]“十七年”诗歌研究[D]. 巫洪亮. 福建师范大学, 2011(05)
- [9]河州土司何锁南家族研究[D]. 何威. 兰州大学, 2011(09)
- [10]民国时期国人对西康的社会考察及其影响[D]. 曹春梅. 四川师范大学, 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