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4年《地质装备》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陈祎然[1]（2021）在《基于供需匹配视角京津冀地区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政策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经济从追求高速度的增长转向追求高质量的增长,工业向绿色发展模式转型,京津冀地区拥有众多高污染企业,排放大量的有害废气,导致严重的大气污染,形成雾霾污染带,影响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是指在大气环境的约束下,高雾霾污染产业系统与经济协调系统各要素、各环节之间的相互协作配合,形成系统间良性循环发展,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协调联动。而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供给是促进产业清洁生产,降低污染排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因,但京津冀地区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政策供需匹配不平衡,部分政策存在供给过多或供给不足的问题,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产业升级转型效率低,政策供给质量有待提高。论文对京津冀地区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供需匹配展开研究,以期为相关政策优化提供参考,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降低污染排放,实现经济有质量有效益的增长。论文采用文献分析法、内容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以政策的需求研究、政策的供给研究、政策供需匹配研究以及政策优化为研究路径。构建了京津冀地区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需求体系,设计具有良好信校度的调查问卷,进行实证调查,了解京津冀地区对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需求程度以及三地政策需求的差异性。系统梳理了1978年以来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供给演进,进行了政策定量化的分析,掌握政策供给程度和结构。以财政、税收、金融、技术、公共服务政策五个方面为基本维度,建立政策供给需求匹配模型,计算政策供需匹配度,并设计政策供需匹配度评价标准,把握京津冀地区政策供需匹配现状,从五个政策维度提出优化建议。论文主要成果如下:首先是对京津冀地区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政策的需求情况考察。利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调查京津冀地区的政策需求程度,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对技术政策需求程度最高,财政、税收、金融政策需求程度为中等,而对公共服务政策需求度最低。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京津冀三省市在财政政策、技术政策、公共服务政策方面需求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其次对1978年以来相关政策供给进行梳理分析,各类政策经历了萌芽、起步、发展和完善阶段,政策数量逐渐增多,政策内容逐渐丰富,但仍存在政策供给结构不合理,公共政策供给程度较高,税收政策,金融政策供给程度较低的问题。第三是京津冀地区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发策供需匹配度分析。通过政策供需匹配分析,结果显示优秀匹配为财政政策,良好匹配为税收政策,勉强匹配为金融政策和技术政策,失调匹配为公共服务政策。最后根据京津冀地区政策供给、需求以及匹配情况的结果,提出了财政、税收、金融、技术、公共服务政策的优化建议。
黄秋硕[2]（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认为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丛密林[3]（2018）在《契丹骑兵研究》文中认为契丹以用武立国,靠弓马长驱中原腹地,骑兵为此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契丹人以畜牧射猎为业,生产生活有骑射,祭山祭祖有骑射,狩猎娱乐有骑射,军事战争有骑射,这无疑为骑兵所必备的技能提供了训练条件,而良马、弓矢、武器等装备则是构成骑兵的物质基础。骑兵与契丹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影响着契丹的军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因此,以契丹骑兵为视角,全面系统的研究与之相关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研究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秉承前辈先贤的治学理念,深入挖掘史料,运用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注重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对契丹骑兵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文的主要观点如下:第一章,关于契丹骑兵的形成及其军事素养的提升途径问题研究。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形成早于中原地区,其形成是以“马的驯服”和“骑马游牧民族的出现”为标志和基础,而马具的技术革新促进了骑兵的发展演变,尤其是马镫、高桥马鞍和马铠的出现,促进了重甲骑兵的产生;契丹骑兵的组建受到鲜卑及鲜卑以后北方少数民族的骑兵影响较大,对他们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契丹人生存的地理环境是骑兵形成的天然因素;狩猎习俗是维系骑射技能及骑兵军事素养的基础保障;休闲活动是提升骑射技能和骑兵战斗力的有效手段。第二章,关于契丹骑兵的相关军事制度研究。契丹在立国前,狩猎生产与军事战斗合二为一,游猎生产所需的工具即是战场上的武备,全民皆兵皆骑兵,主要以部族军为主;到了遥辇氏后期出现少量步兵,建国后逐渐增多,但仍以骑兵为主。辽朝时期中央骑兵主要有皮室军和斡鲁朵军,地方骑兵主要有“辽内四族”军、南北王军和舍利军。此外还有头下军、糺军、拽剌军、克军等。第三章,关于契丹骑兵武备相关问题的研究。契丹马是中国本土产生的草原马种,亦是蒙古马的先祖。契丹的马具在东胡、匈奴、鲜卑、突厥等游牧民族的基础上有一定的继承性和发展,并受到唐宋的影响,使马具更加精湛,开始向精美和繁复方向创新发展,契丹鞍更是获天下第一的美誉。契丹高度发展的鞍马具文化,亦充分体现出强盛的骑兵武力。弓的种类主要依照材质来划分,契丹的生存环境为骑兵角弓的制作提供了优质材料;箭镞有15种类型,按照其功能分为兵矢、杀矢和恒矢三种;契丹骑兵的武器装备除了弓矢,还有骨朵、铁槊及长短兵器等;契丹骑兵的铠甲主要沿袭了唐末五代和宋的样式,并随着冶铁铸铁技术的发展而日趋成熟,随着契丹王朝的壮大而走向精良,以致契丹的武器装备是契丹人最钟爱的战略物资和礼品。第四章,关于契丹骑兵战时分工及战略思想等系列问题的研究。按照骑兵作战中执行任务的类型,将契丹骑兵分为战骑、拦子马、打草谷骑和驿骑四种。契丹骑兵利于在平原上作战,主要依靠奇袭、闪击、追击、救援、迂回、包围、退却和劫粮道等方式取胜。契丹的战马、弓、弓袋、箭袋（又称胡禄或矢箙）及人马甲胄受气候影响较大,甚至会影响战争的结局。契丹骑兵之所以能发挥出作用,离不开军事将领的指挥才能和英明决策,主要体现在骑兵对外作战的战略、战术上。第五章,关于契丹骑兵的历史地位及影响问题的研究。契丹人的地理环境、游猎习俗、军事制度、精良的武备和战时思想赋予了契丹骑兵强大的战斗力,并以此征服统一北方草原诸族,进而南进中原灭后唐、后晋,夺取幽云十六州,长驱华北平原,直抵黄河流域,与北宋签订“澶渊之盟”。至此,成为与北宋对等的国家,在当时东北亚地区地位最高,常以“主子”的姿态处理争端。从而真正凝聚成了以“游牧——农耕”为主导的“二元”正统王朝,这也正是驰骋的骑兵给契丹人带来了这种开阔的“天下”格局。与此同时,驰骋的骑兵也促进了欧亚草原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陈立华,王焰,易凯,赖河涛[4]（2016）在《钦州市降雨及入海河流径流演变规律与趋势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依据钦州市58a平均降雨量和3条入海河流控制站径流量长序列资料,采用滑动平均、线性回归、Spearman、M-K及R/S法综合分析降雨径流的趋势性及突变特征。结果表明,钦州市降雨量总体呈弱增加趋势,增加率为0.742mm/10a,而茅岭江、钦江、大风江流域径流量存在总体减少趋势,减少率分别为0.2×108m3/10a、1.1×108m3/10a、0.4×108m3/10a。运用复Molet小波分析多时间尺度周期性,降雨量序列存在5个时间尺度,22a和15a时间尺度分别为序列第一、三主周期;径流量序列存在3个时间尺度,其中22a和8a时间尺度分别为径流量序列第一、二主周期。
龙锦[5]（2015）在《日本新媒介产业发展及动因研究》文中提出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与使用开启了人类社会的第三次浪潮,从单台的计算机到今天由无数微处理器所连接成的无所不在的网络,信息新科技以其惊人的发展速度改变着世界,也使得以其为技术支撑的传播媒介形态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新媒介俨然成了国之利器,它在普惠大众的同时,也成为了国与国之间争夺地球村话语权的决胜手段。遗憾的是,我国目前所掌握的这一利器却远远未能达到与我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抱负所相匹配的水准。另一方面,我们的邻居、从二战废墟中重新起步的日本,敏感的把握着信息革命所带来的机遇,以弱求强,勇于创新,将其新媒介产业推进到了世界前列。如今,日本的新媒介产业已经从普及阶段进入了深度发展阶段,新媒介早已不仅仅是信息传播的工具,它已经深深融入到了日本社会、经济、政治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了日本人须臾不可离的生活助手,并进而造福全人类。日本的新媒介产业具有一个怎样的发展历程?日本政府在发展新媒介产业的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哪些因素促发并促进了日本新媒介产业的发展?日本发展新媒介产业的经验与教训能否为我所用?本研究在国内首次以全景式的视角对日本新媒介产业进行考察分析,注重整体的扫描与把握,尽力追踪最新的数据;同时,将日本新媒介产业的发展置于信息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与以往的研究相比,这一研究跨度长、范围广,具有相对的深度与较大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从日本信息社会理论的提出与推广切入,以日本信息社会的建设为大背景,在分析介绍日本信息社会建设的不同发展阶段、其新媒介的不同呈现方式和发展重点以及日本新媒介产业的总体现状之后,以四章分别对日本的互联网产业、数字电视产业、数字出版产业、移动电话产业的发展从历史脉络到现实态势进行了具有一定深度与广度的研究揭示与阐释。日本的互联网产业由于原有的相对发达的计算机通信网络而初始发展迟缓,但进入21世纪后其宽带化、移动化的进展大大提速;在数字电视产业方面,日本虽率先研发出了高清晰度电视,但因其未能与世界数字技术的发展合流而被迫忍痛放弃,而在政府与民间的共同努力下,日本地面数字电视的转移已经顺利完成,广播电视与通信的融合也进展顺利;在数字出版产业方面,由于传统出版业的强大,日本的数字出版虽然早期有较好的发展,但一直步履维艰,不过移动终端为数字出版市场带来了活力,尤其是面向智能移动终端的电子图书市场规模在2010年后增长迅速;移动电话则是最有日本特色的新媒介产业,其发展速度较快却又相对封闭,在逐渐开放后,在世界市场的话语权也在增强。在对日本新媒介产业进行了总体考察和分类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借鉴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在分析经济现象时所使用的三个自变量:理性的社会建构、国家的作用、非市场治理机制,进一步探寻并阐明了日本发展新媒介产业的动因。本研究认为,日本发展新媒介产业所取得的成就,来自于国家的整体力量、民众的激情与理性、市场竞争的活力与非市场治理机制的作用等众多因素的相互交织,来自其“师夷长技”,不甘人后、善于学习的民族特性与“日本第一”理念的高度结合。信息科技一日千里、国际竞争态势逼人是其发展的外部诱因,其具体表现为:警醒差距,力追领先国家;打造“酷日本”,助推国家形象塑造。发展的内部动因则是回应民生诉求、升华生命价值,具体表现在:摆脱生存困境,掌控自我命运;经济突围,凸显“IT立国”优势;让生命更有尊严与价值;对更美好生活的不懈需求。而这一切的实现,又有赖于相对自由的信息通信竞争体制和日本特色的凝聚各方智慧的官产学合作机制的驱动。从中,可为我国新媒介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新媒介产业的发展需要顶层设计的引领,也需要开放的心态,而产业政策的制定需要充分的讨论,要走以信息通信业为主导的融合发展之路,同时充分发挥企业在新媒介开发应用与推广中的作用。但是,由于对新媒介定义的理解和认识的不统一,世界各国所使用的统计口径与方法也不一致,在有关新媒介产业的某些统计数据的选取和使用上可能会存在差异。同时由于本研究的跨度较大,而新媒介本身变化快速,难以在比较固定的范畴内对新媒介进行研究分析。
孟德楷[6]（2014）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文中认为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西欧主要国家的首都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大会上,议决设立从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后,连续组织了第6届（奥斯陆,1928年）、第7届（华沙,1933年）、第8届（苏黎世,1938年）大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没能正常举行。战后,国际史学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9届大会,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成员（总部设在洛桑,秘书处设在巴黎）。此后,大会每5年一届如期举办,每届参会的历史学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届大会（莫斯科,1970年）规模最大（3305人参会）。前苏联齐赫文斯基院士曾参加过第11届至16届大会,他说：“历届历史科学大会都对世界政治形势极为敏感。举办大会的东道国也会对大会发生影响。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届大会是以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的；而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14届大会则突出美国建国200周年和美国经验。……第16届大会（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致辞时,突出的是‘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会的多元与包容。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显着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内容丰富而过程曲折的一幕内容。晚清学人对肇始于1900年的“万国史学大会”即有关注;民国年间,先是陈训慈、向达等青年学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袁同礼、姚从吾、刘崇鋐、蒋廷黻、胡适等史学中坚,以及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学、政两界的领袖,均以“主动的姿态”致力于中国史学组织的建设,以接轨国际；又均以“积极的姿态”致力于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以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互通；1938年抗战爆发的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排除诸难,在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和胡适之间几经斟酌,指派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194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而中断,但中国国内史学界仍关注并讨论以往历届“大会的主旨”和国际史学的趋势；1950至1970年代,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的官方联系虽然中断,但在中苏友好、中苏对立,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中国史学界却并未中断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尤其是苏联参会的关注；“文革”结束和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戴逸、张椿年、张海鹏等一批学界领袖的扎实推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进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大会上,通过了第22届大会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终对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真诚的敬重和热情的期待。1937年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访华期间,曾以“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期待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柯卡,秘书长阿维勒夫人等享誉国际的史学家都是中国融入大会的真诚推动者。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更是一部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学术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与大会相互交融的基本线索,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图“回溯”或“复现”一段完备的历史。二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实和中国与大会关系演变状况的基础之上,主要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第一,探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形成机制,研究其组织结构和学术范式的演变。国际学术组织是国际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德曼说：“今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成为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成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今天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第二,从国际学术界层面,研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史学组织的的演进情况。中国近代学术共同体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05年,中国学人对“柏林史学大会”的宗旨及其组织就予以关注。1920年,“南高学派”的青年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其首要的努力目标,就是推动组建中国史学会,以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23年,青年学子向达译自《美国历史评论》长文《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及“译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近代学术交流史和史学组织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动机同样缘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工作当年,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正式成为会员。此后,1995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申办大会。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历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层面上认知中国史学组织的自身演变过程和特点。第三,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观照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变。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传统学问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固有之学问,中国发达的史学自有一套成熟的处理资料的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因此,史学方法的自我变革在时间上迟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国学人一直都密切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选题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自觉从国外的新方法中汲取灵感和启发,“以预世界之流”。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历史教育》、《史学消息》和《现代史学》等杂志,都积极报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活动、相关的史学选题和学术方法等,自觉寻求方法论上的启示。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史学虽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但对苏联史学家历届参会的关注,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思考；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家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丰富。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径还是史学大会。参加历次大会的中国学者中都有人记录和分析了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最集中的则又是对国际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报道。第四,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史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全球化历程的极佳个案。从起源上说,国际史学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演进来看,大会起初是一个欧美性质的组织,其成分和议题不断扩张,中国加入和申办的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个案情况,值得从全球史入手解读。中国对大会的期待和参与当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作为历史大国,中国学者们除学习国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绩,以期在世界讲坛上获得应有的话语表达。而史学又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昭示着国家的兴衰,因而中国与史学大会的关联,又成为近百年来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邦国大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首次跻身近代大国之列,这也成为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直接动机；1938年,傅斯年在阐释中国参加大会的动因时,更是明言：“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这也说明,只有融入国际,才可以真正扞卫中国的权益。1980年之后,中国再度以“和平大国崛起”的姿态成为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功申办了2015年大会,成为100多年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东道主,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继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将在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张冬冬[7]（2012）在《20世纪以来出土简牍（含帛书）年代学暨简牍书署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选题是以研究战国、秦以降典籍所载古代史书书署制度文献为经，尝试以20世纪以来考古发掘简牍书迹实物的整体作为主体考察材料，主要从①简、牍的源流及简牍书署制度的概念，②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出土战国楚系竹简册、秦简、秦牍、的类型学分类及简牍学特征，③两汉简牍年代学及其简牍学特征，④三国·孙吴及魏晋时期简牍所载的署书及署书书体的渊源与流变，⑤20世纪以来，西域地区新疆楼兰遗址等出土汉晋简牍及纸文书的发现、整理与研究，⑥简牍署书文字的字体及书写特征，⑦简牍制度的起源及先秦简牍实物的抄手，⑧先秦简牍实物的抄手与其书署形制的特点，⑨周代外史（大学）“掌达书名于四方”的“谕书名”教育，同秦汉之际，以书课吏制度的书署专门之学之间的关系，⑩书署课吏制度中“兼会杂体”与“正文字”对书法史五体并存的影响。等10个方面来探讨和论述：简牍书署制度的存在状况以及对早期中国字体的演变与书法史以及魏晋以降书法“名家流派时代”的决定性意义为主要目的。
谢璇[8]（2011）在《1937-1949年重庆城市建设与规划研究》文中认为重庆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从古代的区域军事与政治堡垒,发展成为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从偏居西南一隅的内陆山城,发展成为抗战时期的中国战时首都,其城市发展历程独一无二。这座内陆山城曾因军事防御优势,在南宋晚期长达四十余年的抗蒙战争和近代的抗日战争中,两度闻名于世,在民族危急存亡之时担负起天下兴亡之重任,表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两次战争改变了世界,同时也改变了重庆。南宋晚期,重庆不仅成为全国的抗敌中心,也开发了区域的经济优势,当时修筑的城池,初步奠定了重庆古城的大致范围;抗日战争更使得重庆从一个区域中心城市一跃成为中国以至全世界的焦点和世界反抗法西斯的中心。因为战争,重庆成为人类战争史上“无差别轰炸”战略的第一个受害城市。但同样源于抵抗战争的城市防御优势,在抗战的八年间,在内迁而来的外部动力作用下,城市得到跳跃式的发展。今天的重庆,作为中国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从改革开放、直辖到西部大开发,城市经历了几次重要的发展契机,追根溯源,今天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抗战时期形成的城市格局。本论文是在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框架中,力求从宏观走向微观精细化方向的典型个案;同时也是抗日战争期间,非占领地城市中发展最为重要和特殊的城市。论文以“中国古代城池选址和防御体系”、城市发展机制的“底波率”原理、近代西方城市功能分区思想、有机疏散、卫星城市等相关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指引。通过对现有的“陪都档案”、历史文献、地方志等第一手原始资料的收集和深入挖掘,对实地进行调研和访谈,应用类比、归纳、推理、数理统计分析等多种方法,构建本论文的研究内容。本文以战争和城市防御为切入点,以战争形势变化为线索,研究对象范畴通过物质层面上的战时重庆城市防御建设（包括火巷建设和旧城区改造、兵工厂建筑、城市空间拓展等）;文化层面的战时建筑思潮、建筑理论、建筑教育等;制度层面上对《陪都十年计划草案》的编制、战时城市管理和法规的制定等;以及建设者层面（包括城市管理者、城市规划、建筑的设计者等）等四个层面,全面构建出1937-1949年期间重庆城市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动力机制、发展轨迹以及运行规律等多方面特征。论文的创新点有四点,第一,首次以战争与城市防御角度,深入研究抗日战争期间重庆特殊的防御型城市建设;第二,通过分析战时出于城市安全以及生产建设的需要,城市向乡村疏散这一必然的“自救”过程,探寻战时重庆郊区的城市化发展,以及形成“大分散、小集中、梅花点状”城市雏形的动力机制。第三,通过战后《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与战前《首都计划》;战时重庆的分散式功能分区意向与战时西南其他城市计划等的对比,总结出中国近代由国人“自主”完成的城市规划的基本特征,和针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城市所采取的不同规划策略。第四,通过分析抗战大后方的建筑思潮和理论特征,以及特殊时期的建筑教育的特殊发展特点,最终力图使本研究成果能进一步拓宽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范畴。
曹志红[9]（2010）在《老虎与人：中国虎地理分布和历史变迁的人文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选题通过收集、整理历史文献中有关食物链顶端的亚洲（主要是中国境内）特有种一一虎的记录,对中国不同地理单元的虎种群历史变迁过程进行复原,恢复其过去的生活史、时空分布变化、数量变化及人虎之间的关系。结合历史时期自然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展开,探讨土地开发、日常社会生活需要、虎贸易利益驱动等人文因素导致的人虎冲突、政府打虎活动对虎历史变迁的影响,揭示人虎关系演变的历程。本文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对新疆、陕南、福建、江西、湖南、东北六个区域的虎资源变迁及人虎关系演变进行探讨,并对中国历史上的虎产品利用史、虎产品贸易史进行勾勒,梳理了中国历史上从未间断的打虎活动在不同阶段的特点。全文共分为四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也是第1章的内容。主要介绍本研究的主旨和全文结构,勾勒研究简史,介绍研究方法。本研究主旨在于在古动物到现代动物演变之间,补充学术界较为缺乏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内容,通过对典型动物虎的研究,将动物的环境指示意义、动物与人的关系研究推进到历史时期。丰富和完善历史地理、动物地理、环境变迁等学科的研究内容。第二部分是区域虎历史变迁专题研究,包括第2-7章。第2章对新疆虎的变迁进行了专题研究,消失在人们视线中的新疆虎具有很大的神秘性和研究难度,有关新疆虎的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造成了动物学界和历史地理学界相对空白的研究状态。本章充分利用岩画、地志、文集和探险考察游记等资料,对历史上的新疆虎进行调查确认与研究：新疆地区至少在距今1-1.5万年前即有虎分布,以后持续不断；其地理分布涉及天山南北,沿水源（河湖）分布于山间谷地、河流绿洲及山前冲积扇地带；其具体生境以芦苇、胡桐树木（胡杨林）等植被为主,具有足供捕食的食物。至清光绪前期新疆虎依然多见,光绪末年至民国初年（1899-1916）开始锐减。人类活动叠加的自然环境演化是影响新疆虎变迁的主要因素。生物链偶然因素的参与（肉食性蚂蚁威胁虎的繁殖）也起到了可能的影响作用。第3章以陕南为专题,着重探讨特定时空条件下典型动物资源变迁中的人文因素影响。明清时期是陕南地区移民、开发的高潮时期,历史记录显示,随着人类开发活动的全面展开和开发地域的渐次扩展,虎资源出现明显的变迁,人虎关系发生明显变化。以乾嘉时期为时间断限,虎的栖息领域出现阶段性萎缩,第一阶段涉及南郑、城固、沔县三地,第二阶段则开始大范围萎缩。人虎冲突逐渐加剧,除一般性人虎冲突事件外,激烈的虎患和打虎活动频繁发生,成为人虎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从而导致有计划、有组织、高奖励、高力度的政府性防虎、驱虎、打虎活动开始展开,最终导致虎数量剧减,分布范围显着萎缩,栖息地向人类活动影响较小、森林资源保存较为完好的高海拔山地后退。第4-6章对华南的三个地区（福建、江西、湖南）进行了专题研究,主要复原了虎的时空分布变迁和数量变化过程,着重分析了虎患现象,将其划分为4个等级,分析其发生的时空特征、烈度等级、原因和应对措施。得出结论：在进入人类文明阶段后,华南地区老虎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都呈逐渐缩小之势,总的来说人类干扰和捕杀是主要因素。在华南地区,虎的栖息地除了森林山地之外,平原地区也曾有虎分布,因为当时的环境条件满足了虎生存所需的植被、水和食物三要素,比现在优越。虎患是华南地区的典型和突出现象,虎患烈度有愈演愈烈之势,人们的应对措施也因而出现了官方捕虎、民间打虎、军队猎杀、官民结合猎捕等形式。明清时期是南方地区历史上人虎冲突最剧烈,人类对华南虎影响最显着的一个时期,是华南虎生存出现危机的一个阶段。第7章对东北地区的虎变迁进行了专题研究,主要讨论了东北地区虎的分布变迁大势及其影响因素,探讨了东北地区历史上的猎虎活动和虎产品利用情况,探讨东北虎得以延续至今的原因,即该地山高林密的自然条件特点和人类开发进程分散性、断续性的特点,为虎的生存赢得了一线生机。近代东北开禁后,东北虎的生存受到人类前所未有的冲击。第三部分是虎历史变迁的人文影响因素研究,包括第8-9章的内容。第8章是关于中国历史上虎资源的利用和贸易史的勾勒,讨论了虎的药用、食用历史,勾勒出了虎产品贸易的发展过程。第9章是关于中国历史上打虎活动的讨论,指出打虎活动从史前到1970年代一直存在,明清时期是第一个打虎高潮时期,将虎的分布从平原和低山区推向中山和高山区,但并未对种群的数量造成毁灭性打击,真正起到灭绝性影响的是建国后50-70年代的除害兽运动。第四部分是结论部分,第10章内容。本文的突破性结论体现在几个方面,即填补新疆虎和虎产品利用和贸易史研究空白、丰富和补充动物学对于虎的栖息地选择、生活习性的认识、提出中国打虎活动的概念。最后,本研究阐明了历史环境变迁中人文因素的极端重要性,为特有动物种群变迁研究、濒危动物保护提供历史借鉴。
王林楠[10]（2010）在《近代东北煤炭资源开发研究（1895-1931）》文中提出受所处自然环境和区域社会环境的影响,东北煤炭资源开发在近代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本文以1931年以前的东北煤炭资源开发为主线,通过分析当时区内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及政治因素,特别是当时区内日本殖民者对区内煤炭资源的抢占和开发等特殊的情况,对区内煤炭资源开发格局的变迁和整体发展态势加以评估和讨论。论文的主体共有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东北煤炭资源存在情况的总体概述。这一部分主要是对东北地区煤炭资源的分布、储藏情况以及所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进行总体评述。作为文章的整体基础,该部分在论述分析东北地区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征、地形地貌及水系分布等相关情况的同时,着重讨论了东北地区煤炭资源储藏情况和空间分布特点。在资源的区划问题上,本章打破以往单一的以行政区划作为依据的做法,采引地质矿产学科中含煤区的概念,依照煤炭所属地质年代进行分类,并结合东北地区地形地貌特征,对煤炭的地理分布情形进行重新的区划和梳理。在此基础上对东北煤炭的储量、品质以及空间区位特征进行细致的论述。在论述东北地区自然条件的同时,本章将历经弛禁之变后的东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变革作为煤炭资源开发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加以讨论,分析区域政治环境、经济和人口等因素的影响,并对这一时期对东北地区煤炭资源的勘测活动及储量的估算进行初步的梳理和总结。第二部分:煤炭资源开发的空间格局。以第一章对东北煤炭资源分布的情况为基础,讨论近代区内煤炭资源开发空间布局特点及形成过程,分析各种自然、社会因素在格局的变化和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虽然在资源分布上并不存在关内那种明显的地域差异,但同样受到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开发的水平在总体上却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失衡的态势。与关内华北地区的开滦煤矿相似,由日系满铁抢占开发的抚顺煤矿,由于其背后日本帝国主义在资本、技术等方面的优势,该矿的开采规模和技术条件远远超越区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加速资源掠夺的同时,依靠铁路和日渐膨胀的殖民工商业体系所形成的市场垄断体系严重的抑制了东北其他地方煤矿业的发展和煤炭资源开发水平的提升,在区内形成了一支独大的局面。而同期北部,如松花江流域丰富的煤炭资源却受到包括日系抚顺煤矿在内的多种因素的干扰,发展缓慢。1920年代中后期,华营铁路体系的延伸带动了沿线煤炭采掘业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开发局面,为日后东北煤炭资源开发的格局奠定了基础。第三部分:资源、资本、劳动力是近代工业生产环节的三大要素,这三种要素在东北地区煤炭资源开发格局形成的过程中作用各不相同,并充分的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东北地区的煤炭并未体现出如关内一般鲜明的南北失衡的特点,因此资源及储量的分布状态同当时煤炭开发格局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应关系,其作用主要表现在品质或埋藏条件对局部区域的开采经营的影响;劳动力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是否充足方面,多集中于有条件从事大规模开采活动的新式煤矿之中,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东北地区仍属于个别现象,大多数煤矿大都实行所谓的包采制度,劳工数量并不固定,且矿方与劳工之间尚未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稳定的直辖管理关系。相比较而言,资本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且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资本的多寡,而在于是否具备有效稳妥的积聚方式,民营资本的羸弱向来被视为近代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短板,但背后更重要的则是缺少成熟有效的融资和积聚方式来实现社会财富向资本的转化。相比之下,日系满铁则通过融资渠道在国内外的资本市场得到了充足的资本得以开展大规模的开采掠夺活动,而以奉系军阀为首的官僚体系则可以凭借手中的政治经济权利满足煤矿开采对资本的需求。于是,不同属性的资本在特定的时代中对东北煤炭资源开发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便产生了巨大的差异。第四部分:煤炭资源开发中的败笔—阜新煤矿。不同于区内其他煤矿的发展,阜新煤矿是东北地区储量最为丰富,也是受到时局变迁和地区自然条件的影响,开发最为缓慢、曲折和失败的大型煤田。由于在1931年前当地交通条件和区内北票等煤矿竞争的影响,阜新煤矿的开发是极为有限和缓慢的,日系满铁和奉系地方当局在区内针对矿权的斗争进一步迟滞了铁路运输等相关条件的改善,煤炭资源开采一度陷入僵局,对资源的控制一度超越开发成为主要目标。而在东北地区沦陷后,因应战争的需求,日本殖民者对该矿开展了区内最为野蛮的掠夺式开采,在产量以惊人的速度上升的同时,该矿原有的矿床结构和周边地质、自然环境都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大大减损了阜新煤矿的开采寿命,成为近代区内煤炭资源开发最为失败的个案。第五部分:抚顺煤矿—现代因素的集大成者。作为区内规模和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煤矿,抚顺煤矿在日本殖民侵略者的控制下,成为长期影响和左右东北煤炭整体开发水平的重要因素。本章以抚顺煤矿产量增长的构成为切入点,将整个过程分为生产导向期和市场导向期两个部分,通过讨论抚顺煤矿在1931年之前殖民开发的发展情况,包括开采规模的迅速膨胀和技术设备等方面的投入,以及其利用日系发达的铁路运输系统在区内外煤炭市场的垄断扩张过程,分析抚顺煤矿在区内形成一支独大局面的成因。第六部分,在前五个部分的基础之上,梳理近代东北煤炭开发的历史轨迹,分析近代东北煤炭资源开发的时间脉络和整体状况,并重点讨论诸如铁路、技术设备等新式因素的相继出现,以及日、俄等殖民者对东北煤炭资源掠夺的日渐深入,对区内原有的煤炭开发体系的发展所产生的复杂的影响。受这些外来因素的影响,区内原有的开发体系加速了转型和分化速度,而失衡的开发态势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产生并固定下来的。第七部分:近代东北煤炭资源的开发从整体上是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开发过程,既有以日系满铁为代表的外来殖民开发体系的开采掠夺,也有本国的开发体系按照历史和社会经济前进的轨迹逐步发展的。两种不同水平的开发体系共存于同一个空间之下,造就了近代东北煤炭资源开发的特殊形态,特别是殖民者的开发掠夺体系的膨胀和扩张,不但打乱了区内煤炭资源开发的整体发展步伐,加速了区内原有的传统开发体系的分化和转型,同时也以自身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绝对优势造就了东北区域畸形的煤炭资源开发优势和南北失衡的开发格局。
二、2004年《地质装备》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4年《地质装备》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供需匹配视角京津冀地区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5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6 创新点 |
| 2 京津冀地区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政策理论基础 |
| 2.1 高雾霾污染产业识别及相关概念 |
| 2.2 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政策理论基础 |
| 3 京津冀地区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政策需求实证调查 |
| 3.1 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政策需求体系构建 |
| 3.2 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需求问卷调查 |
| 3.3 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需求问卷统计 |
| 4 京津冀地区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政策供给演进 |
| 4.1 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财政政策供给演进 |
| 4.2 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税收政策供给演进 |
| 4.3 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金融政策供给演进 |
| 4.4 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技术政策供给演进 |
| 4.5 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公共服务政策供给演进 |
| 5 京津冀地区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政策供需匹配分析 |
| 5.1 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政策需求分析 |
| 5.2 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政策供给分析 |
| 5.3 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供需匹配分析 |
| 6 京津冀地区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政策优化 |
| 6.1 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财政政策优化 |
| 6.2 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税收政策优化 |
| 6.3 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金融政策优化 |
| 6.4 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技术政策优化 |
| 6.5 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公共服务政策优化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京津冀地区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政策需求调查问卷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2）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中外学者关于美国早期汉学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
| 1.美国“早期汉学”起始于何时？ |
| 2.美国“早期汉学”结束于何时？ |
| 3.美国“传教士汉学”何时向“专业汉学”过渡? |
| 4.笔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史分期之思考 |
| 二、当代中外学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家成就的总体评价 |
| 三、当代中外学者对丁韪良汉学研究的总体论述与评价 |
| 四、国内学者关于丁韪良其他方面问题的讨论 |
| 五、国外与丁韪良有关研究成果综述 |
| 第二节 本论文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学术创新 |
| 一、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 |
| 三、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丁韪良来华前后的美国汉学界 |
| 第一节 裨治文与美国汉学之起源 |
| 一、裨治文来华前的中美关系与来华美国人 |
| 二、裨治文来华与创办《中国丛报》 |
| 1.裨治文来华与初期的汉语研习环境 |
| 2.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最初目的 |
| 3. 《中国丛报》由宗教性向世俗性转变 |
| 4.裨治文与美部会的分歧 |
| 三、裨治文的主要着述 |
| 四、裨治文创办学会与教育机构 |
| 1.裨治文等创立美国东方学会 |
| 2.裨治文创立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 |
| 3.裨治文创办其他学会 |
| 第二节 卫三畏来华经历与汉学研究 |
| 一、卫三畏汉学研究之历程 |
| 1.第一阶段:以传教身份研究汉学 |
| 2.第二阶段:以外交官身份研究汉学 |
| 3.第三阶段:以学者身份研究汉学 |
| 二、卫三畏汉学研究成就与特点分析 |
| 三、卫三畏与马礼逊、裨治文、丁韪良之关系 |
| 第三节 丁韪良来华前后美国汉学之演绎趋势 |
| 一、美国早期汉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
| 二、早期美国汉学家“中国观”类型之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丁韪良宣教经历与汉学研习 |
| 第一节 丁韪良来华与汉学初步研习 |
| 一、丁韪良来华前的教育背景 |
| 二、丁韪良初到广州、福州的社会观察力 |
| 三、丁韪良宁波研习汉语三步骤 |
| 四、丁韪良发明宁波话拼音 |
| 第二节 丁韪良宣教作品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天道溯原》 |
| 1.写作缘由、内容与材料来源 |
| 2.《天道溯原》与附儒之传教策略 |
| 3.《天道溯原》之影响 |
| 二、丁韪良的其他中文宣教作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家与汉学研究之转型 |
| 第一节 丁韪良的教育改革实践 |
| 一、同文馆总教习 |
| 二、赴欧美考察与汉学交流 |
| 三、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 |
| 四、湖广仕学院总教习 |
| 五、中文教科书编译与与汉学研究 |
| 第二节 中文期刊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中西闻见录》 |
| 1. 《中西闻见录》办刊宗旨与主要撰稿人 |
| 2.丁韪良作品分析 |
| 二、丁韪良与《新学月报》 |
| 1. 《新学月报》创办原因与主要内容 |
| 2.《新学月报》与汉学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丁韪良与汉学研究机构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初创 |
| 一、创设北京东方学会之目的与经过 |
| 二、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早期会员之关系 |
| 三、早期《北京东方学会会刊》之特点 |
| 第二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发展 |
| 一、丁韪良对北京东方学会的持续影响 |
| 二、1886—1898 年会刊中的丁韪良作品 |
| 三、北京东方学会学术争议与丁韪良之态度 |
| 四、北京东方学会之局限性 |
| 第三节 丁韪良与其他研究机构 |
| 一、丁韪良与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 |
| 二、丁韪良与《教务杂志》 |
| 三、丁韪良与美国东方学会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丁韪良中外比较视野下对儒释道之新解 |
| 第一节 比较宗教视野与儒教之认知 |
| 一、关于性善性恶论问题 |
| 二、关于伦理与道德问题 |
| 三、其他方面问题 |
| 第二节 中西哲学比较与儒学之解读 |
| 一、孔子与西方圣哲之比较 |
| 二、“最典型的哲学时代” |
| 第三节 比较视野与佛道之新解 |
| 一、丁韪良与佛教研究 |
| 1.丁韪良研究佛教之学术背景 |
| 2.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成员对佛教的研讨 |
| 二、丁韪良与道教研究 |
| 1.比较视野中的老子 |
| 2.从“科学史”角度论道教之贡献 |
| 三、丁韪良论“三教”之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丁韪良论中国历史 |
| 第一节 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动因与方法 |
| 一、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四个出发点 |
| 二、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理论与方法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古代史 |
| 一、丁韪良论中国历史分期 |
| 二、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 |
| 三、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
| 四、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技 |
| 五、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
| 第三节 丁韪良论中国近代史 |
| 一、裨治文、卫三畏与丁韪良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缘起 |
| 二、丁韪良论中国近代五次战争 |
| 三、关于太平天国 |
| 四、关于晚清改革 |
| 五、丁韪良之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丁韪良与中国文学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中国诗歌 |
| 一、丁韪良欧美诗歌之修养 |
| 二、丁韪良重视中国诗歌之缘由 |
| 三、丁韪良对中国古代诗歌之推崇 |
| 1.丁韪良翻译中国诗歌的大体过程 |
| 2.丁韪良对中国诗歌的译介与评论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寓言与民间传说 |
| 一、关于中国寓言 |
| 二、关于民间传说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丁韪良汉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及其影响 |
| 附录1 .丁韪良中文教科书编译述略 |
| 附录2 .丁韪良《中西闻见录》署名文章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3）契丹骑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动态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五、研究方法与创新 |
| 第一章 契丹骑兵的形成及其军事素养的提升途径 |
| 第一节 骑兵的产生与发展 |
| 一、马的驯服是骑兵产生的先决条件 |
| 二、以骑马为标志的游牧民族出现是骑兵形成的基础 |
| 三、马具的技术革新促进了骑兵的发展演变 |
| 第二节 契丹骑兵的形成 |
| 一、从契丹族的历史演变追溯契丹骑兵的形成 |
| 二、地理环境是契丹骑兵形成的天然因素 |
| 第三节 骑射技能在契丹人生活中的积累 |
| 一、契丹的游猎生活维系和提升了骑射技能 |
| 二、辽朝的“四时捺钵”延续和强化了骑射技能 |
| 三、休闲训练是提高骑射技能和军事素养的有效途径 |
| 第二章 契丹骑兵的相关军事制度 |
| 第一节 建辽前期的相关军事制度 |
| 一、契丹古八部时期的松散酋帅制度 |
| 二、契丹大贺氏时期的双重统治制度 |
| 三、契丹遥辇氏时期的军事首长制度 |
| 四、契丹的统兵官职：夷离堇、于越、挞马 |
| 第二节 辽朝时期的相关军事制度 |
| 一、中央的护卫骑兵：皮室军、斡鲁朵军 |
| 二、地方的部族骑兵：部族军、舍利军 |
| 三、中央与地方结合性质的骑兵：头下军、糺军、克军、拽剌军 |
| 第三节 军事制度的发展变革对契丹骑兵的影响 |
| 一、契丹骑兵统兵机构及官职的变革 |
| 二、契丹骑兵数量的变化 |
| 三、契丹骑兵由部族军向常备军的转变 |
| 四、由全军骑兵向以骑兵为主的多元兵种发展 |
| 第三章 契丹骑兵的武备 |
| 第一节 契丹的战马 |
| 一、战马的品种、特征 |
| 二、战马的类型 |
| 三、战马的数量与来源 |
| 第二节 契丹骑兵的马具 |
| 一、游牧民族马具的发展演变对契丹骑兵的影响 |
| 二、契丹骑兵的马具特征 |
| 第三节 契丹骑兵的武器装备 |
| 一、弓的种类及功能 |
| 二、箭镞的形制及特征 |
| 三、骑兵的长短兵器 |
| 四、骑兵的甲胄 |
| 第四章 契丹骑兵的战时分工及战略思想 |
| 第一节 骑兵的战时分工 |
| 一、侦察敌情的拦子马骑 |
| 二、粮草补给的打草谷骑 |
| 三、传递公事的驿骑 |
| 第二节 骑兵的战时特点 |
| 一、契丹骑兵的战时特点 |
| 二、气候环境对契丹骑兵作战的影响 |
| 第三节 契丹典型的军事思想家及其战略战术 |
| 一、耶律阿保机的军事思想及其战略战术 |
| 二、耶律休哥的军事思想及其战略战术 |
| 第五章 契丹骑兵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
| 第一节 骑兵的战斗力增强了契丹的征服性 |
| 一、骑兵是契丹武力强盛的决定因素 |
| 二、骑兵是维持契丹生存发展与实现草原一统的牢固基础 |
| 三、骑兵改变了中原王朝的军事战略及当时的政治格局 |
| 第二节 驰骋的骑兵给契丹人带来了开阔的“天下”格局 |
| 一、骑兵促进了契丹民族凝聚成“游牧——农耕”的“天下”正统 |
| 二、驰骋的骑兵促进了欧亚草原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插图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及着作情况 |
| 后记 |
（4）钦州市降雨及入海河流径流演变规律与趋势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水资源及水文站网概况 |
| 2 降雨、径流分析方法 |
| 2.1 R/S法 |
| 2.2 M-K法 |
| 2.3 小波分析法 |
| 3 降雨、径流演变规律分析 |
| 3.1 降雨量演变规律分析 |
| 3.1.1 趋势性分析 |
| 3.1.2 突变性分析 |
| 3.1.3 周期性分析 |
| 3.2 径流演变规律分析 |
| 3.2.1 趋势性分析 |
| 3.2.2 突变性分析 |
| 3.2.3 周期性分析 |
| 4 结语 |
（5）日本新媒介产业发展及动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对象、背景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日本信息化进程与信息社会理论 |
| 第一节 媒介与日本国民生活的信息化 |
| 一、信息、信息社会及信息化 |
| 二、电视时代的到来 |
| 三、电话的普及 |
| 四、电子计算机的应用 |
| 第二节 日本信息社会的理念建构及其扩散 |
| 一、从《信息产业论》到“信息社会论” |
| 二、日本信息社会理论的扩散 |
| 三、媒介与日本信息社会的早期实践 |
| 第二章 日本信息社会建设中的新媒介 |
| 第一节 新媒介与日本信息社会的建设 |
| 一、“新媒介”与高度信息社会建设（1984-1994） |
| 二、多媒介与高度信息通信社会建设（1994-2000） |
| 三、互联网与高度信息通信网络社会建设（2001-2005） |
| 四、无所不在的信息通信技术与遍在网络社会建设（2006-2009） |
| 五、新信息通信技术与国民主权社会建设（2010-2013） |
| 六、大数据时代的世界最高水准的IT社会建设（2013-） |
| 第二节 日本新媒介产业发展概貌 |
| 一、日本媒介产业的分类 |
| 二、日本信息通信产业的经济规模 |
| 三、日本的内容市场 |
| 第三章 日本互联网产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日本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历程 |
| 一、从计算机通信网络到互联网 |
| 二、互联网应用的推广与普及 |
| 三、宽带互联网的发展 |
| 四、日本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现状 |
| 第二节日本互联网的主要应用服务 |
| 一、互联网商务 |
| 二、信息与数据库 |
| 三、社会性网络 |
| 四、互联网广告 |
| 五、在线音乐 |
| 第三节 日本互联网产业的管理 |
| 一、互联网学校教育的推进 |
| 二、互联网健康环境的营造 |
| 第四章 日本数字电视产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从高清晰度电视到数字电视 |
| 一、日本电视的概况 |
| 二、高清晰度电视的研发 |
| 三、数字（高清晰度）电视的发展 |
| 第二节 日本的地面数字电视转移 |
| 一、地面数字电视转移的过程 |
| 二、地面数字电视转移的政府推动 |
| 三、地面数字电视转移的民间协力 |
| 四、地面数字电视转移完成后的课题 |
| 第三节 广播电视与通信的融合 |
| 一、广播电视与通信融合的主要进程 |
| 二、融合的法律体系 |
| 三、融合实践 |
| 第五章 日本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日本数字出版的发展概况 |
| 一、日本数字出版的概念 |
| 二、以便携式存储介质为核心的光盘出版阶段（1985-1995） |
| 三、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网络出版阶段（1996-2005） |
| 四、以移动终端为核心的移动出版阶段（2006-） |
| 第二节 日本数字出版的主要领域 |
| 一、电子辞典 |
| 二、数字报纸 |
| 三、数字期刊 |
| 四、手机小说 |
| 五、电子图书 |
| 第三节 日本数字出版的组织与管理 |
| 一、政府部门的组织与管理 |
| 二、与数字出版相关的行业协会及其活动 |
| 第六章 日本移动电话产业的发展 |
| 第一节日本移动电话产业的概况 |
| 一、日本移动电话的基本概念 |
| 二、日本的移动内容产业市场 |
| 第二节 日本移动电话的发展历程 |
| 一、从汽车电话到手机 |
| 二、移动电话市场的高速增长 |
| 三、移动电话的普及与升级 |
| 四、移动运营商的分与合 |
| 第三节 日本移动电话的主要增值应用 |
| 一、手机互联网 |
| 二、手机铃声 |
| 三、手机游戏（移动游戏） |
| 四、手机钱包（手机支付） |
| 第七章 日本发展新媒介产业的动因 |
| 第一节 外部诱因：信息科技一日千里 国际竞争态势逼人 |
| 一、警醒差距 力追领先国家 |
| 二、打造“酷日本”助推国家形象塑造 |
| 第二节 内部动因：回应民生诉求 升华生命价值 |
| 一、摆脱生存困境 掌控自我命运 |
| 二、经济突围 凸显“IT立国”优势 |
| 三、让生命更有尊严与价值 |
| 四、对更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
| 第三节 新媒介发展的制度驱动 |
| 一、激发竞争活力的信息通信体制改革 |
| 二、凝聚各方智慧的官产学合作机制 |
| 结语：日本发展新媒介产业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及着作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 致谢 |
（6）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CONTENTS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解 |
| 二、学术史 |
| 三、问题与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演进历程 |
| 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创始背景 |
| 二、早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1898年海牙：发端 |
| (二) 1900年巴黎：独立大会 |
| (三) 1903年罗马：常设性组织的标志 |
| (四) 1908年柏林：办会争议和成就 |
| (五) 1913年伦敦：盛况及意义 |
| 三、一战后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与大会 |
| (一) 1923年布鲁塞尔大会：“胜利者的聚会” |
| (二) 1926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成立 |
| (三) 奥斯陆、华沙和苏黎世大会 |
| 四、冷战时期：政治与方法论的争议 |
| (一)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制度改革 |
| (二) 冷战时期的政治对话和分歧 |
| (三) 方法论讨论 |
| 五、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史学会 |
| (一) 冷战结束之前的全球史 |
| (二) 1995年以来的大会与全球史 |
| (三)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全球化努力 |
| 第二章 民国早期：中国学界对“万国史学大会”的积极姿态 |
| 一、国学根底与国际视野：南高史地研究会与《史地学报》 |
| (一) 南高史地研究会成立的背景 |
| (二)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创办与南高史地研究会的活动 |
| (三) 《史地学报》的学术抱负及其对国外史学的关注 |
| 二、对接国际：陈训慈论中国史学组织的早期建设 |
| (一) 陈训慈其人及其西史视野 |
| (二) 陈训慈对西方史学家组织的引介和对中国史学会建设的初步思考 |
| (三) 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
| (四) 近代科学语境中的史地学会建设 |
| 三、陈训慈、向达与“不鲁舍拉第五届万国史学大会” |
| (一) 《史地学报》首次提到伦敦国际史学大会 |
| (二) 陈训慈对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报道 |
| (三) 向达发表评述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译文 |
| (四) 向达译文传达的大会信息 |
| 四、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在中国的反响 |
| (一) 从《史地学报》到《史学杂志》 |
| (二) 陈训慈对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的评介 |
| (三) 刺激与回应：朱希祖筹建中国史学会 |
| 第三章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烈来华：过程与反响 |
| (一) 田波烈来华与中国学人的响应 |
| (二) 顾颉刚、陶希圣与田波烈的会谈 |
| (三) “最伟大的时刻”：田波烈的期待与傅斯年、何炳松的参与 |
| (四) 相关媒体报道的搜集与分析 |
| 二、学界立场和政界态度：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的合力 |
| (一) 傅斯年、王世杰的努力 |
| (二) 蔡元培与中研院的态度 |
| (三) 傅斯年的坚持与中国参会代表(胡适)的选定 |
| 三、中国代表胡适与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会前的准备：傅斯年与胡适之间的联络 |
| (二) 胡适的参会论文：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
| (三) 胡适的参会过程：中国登上国际史学舞台 |
| 第四章 1940-1980年：失联与回归 |
| 一、官方联系中断后中国史学界与大会的关联 |
| (一) 关注大会主旨：1940年代相关状况与分析 |
| (二) 冷战思维：1950—1970年代相关状况的梳理与分析 |
| 二、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官方联系的恢复 |
| (一) 国际史学界的呼唤与中国史学界走向开放 |
| (二) 中国组建第15届大会代表团和参会筹备 |
| 三、参加第15届大会与成为正式会员国 |
| (一) 参加第15届大会的意义与影响 |
| (二) 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史学会 |
| 第五章 1985年：中国与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两个显着变化 |
| 二、以积极的姿态参会 |
| 三、大会对中国的持续影响 |
| 第六章 1990年代：波折中不断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
| 一、中国学者参与马德里和蒙特利尔大会的历程 |
| (一) 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学者的大会学术交流活动 |
| 二、中国首次申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受挫 |
| (一) 关于中国申办国际大会的原因分析 |
| (二) 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过程与节点 |
| (三) 中国首次申办失利原因分析 |
| 三、1990年代中国学者对大会的观察与思考 |
| (一) 对会议代表性观点的介绍与评论 |
| (二) 对西方学者研究方法与特点的思考 |
| (三) 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建议 |
| 第七章 历史性突破：2000年以来的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 |
| 一、中国积极参与新世纪的三次大会 |
| (一) 新世纪中国史学家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史学家参与深度的提升 |
| (三) 新世纪中国学者对大会的积极观察与思考 |
| 二、2010年：成功申办2015年第22届大会 |
| (一) 中国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再次酝酿 |
| (二) 中国再次申办的筹备历程 |
| (三) 2010年阿姆斯特丹：中国成功获得第22届大会的承办权 |
| (四) 中国申办成功的原因及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20世纪以来出土简牍（含帛书）年代学暨简牍书署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中文摘要 |
| English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本课题研究状况概述 |
| 1.2 本研究课题采用的研究方法 |
| 1.3 本研究课题的主要目的 |
| 第二章 用简用牍及简牍书署制度研究综述 |
| 2.1 简、牍的源流及简牍书署制度的概念 |
| 2.2 简牍年代学研究的成果、内容及现状 |
| 2.3 简牍书署制度研究的成果、内容及现状 |
| 2.4 用简、用牍制度的起源 |
| 2.5 20 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出土战国楚系竹简册的类型学分类及简牍学特征 |
| 2.5.1 楚地出土简册年代学综论 |
| 2.5.2 出土战国简册类型学分类的第一期——战国早期、中期前段至中期 |
| 2.5.3 出土战国楚简牍类型学分类的第二期——战国中期后段至中期偏晚 |
| 2.5.4 出土战国楚简册类型学分类的第二期——战国中期晚段竹书的代表 |
| 2.5.5 出土战国楚简册类型学分类的第三期——战国晚期早段至晚期 |
| 2.5.6 系年未能确定或信息不全面的部分战国楚地出土简册 |
| 2.6 简牍署书文字的字体及书写特征 |
| 2.6.1 战国楚系简牍文字概念的界定 |
| 2.6.2 战国简牍楚系文字字体的书写特征 |
| 第三章 简牍制度的起源及先秦简牍实物的抄手 |
| 3.1 先秦佚籍文献、卜筮祭祷与司法文书等三类写手间的联系及其书署形制特点 |
| 3.2 简牍书署制度中的先秦两汉古佚籍抄件特点 |
| 3.3 文献中书署制度的主体与先秦简牍实物中的签署人 |
| 3.4 周代小学六艺教育中的“书名”传习及书写实物的对应考察 |
| 3.5 包山 M2 楚墓所出土文书类及卜筮祭祷类简文，所见署名分类及战国简牍书署制度的探讨 |
| 3.5.1 包山 M2 楚墓出土文书简简文后署名的分类与书写风格的划分 |
| 3.5.2 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筮祷祠简简文中的署名之分类及书写风格的划分 |
| 第四章 秦及两汉时期——简牍书署制度的完成 |
| 4.1 “掌官书以赞治”的周代史官与秦汉衙署府史、胥吏的“史书而仕宦”的传承关系 |
| 4.2 秦汉之际以书课吏制度的书署专门之学 |
| 4.3 20 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出土秦简、秦牍的类型学分类及其简牍学特征 |
| 4.3.1 出土秦简牍类型学分类的第一期——战国秦至始皇前期 |
| 4.3.2 出土秦简牍类型学分类的第二期——秦始皇嬴政至二世时期 |
| 4.3.3 出土秦简牍类型学分类的第三期——秦与西汉之相交叠时期 |
| 4.4 秦系简牍署书文字实物的时代下限 |
| 4.4.1 秦系简牍文字的专称——“署书”概念的界定与近年来考古所见实物的关系 |
| 4.4.2 秦系简牍署书的书写特点 |
| 4.5 秦汉宦学教本——早期习书的“法帖” |
| 4.5.1 《为吏之道》作为秦代学吏制度习字教本的文献依据 |
| 4.5.2 《为吏之道》在书写风格及字形结体上同其它秦汉简牍抄件的联系 |
| 第五章 两汉简牍年代学及其简牍学特征 |
| 5.1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长江流域汉代墓葬简牍的类型学分类及其简牍学特征 |
| 5.1.1 汉代墓葬出土简牍（含帛书）类型学分类的第一期——西汉早期至武帝期 |
| 5.1.2 汉代墓葬出土简牍类型学分类的第二期——西汉中期至西汉晚期 |
| 5.1.3 汉代墓葬出土简牍类型学分类的第三期——东汉早期至东汉晚期 |
| 5.1.4 两汉简牍部分详细系年待公布或无法确定者 |
| 5.2 20 世纪初以来，西北地区汉代边塞遗址简牍（含纸文书）的发现及其简牍学特征 |
| 5.2.1 敦煌汉简部分 |
| 5.2.1.1 1949 年以前，有关敦煌及部分楼兰遗址出土汉简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
| 5.2.1.2 20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关于敦煌汉简的进一步整理与研究成果 |
| 5.2.1.3 1949 年以来，新发现敦煌汉简的发掘与整理 |
| 5.2.2 罗布淖尔汉简部分 |
| 5.2.3 居延汉简部分 |
| 5.2.3.1 1949 年以前，国内有关旧居延汉简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
| 5.2.3.2 1949 年以来，国内有关旧居延汉简图版与释文的整理与研究成果 |
| 5.2.3.3 1949 年以来，台湾对旧居延汉简图版及释文的最新研究成果 |
| 5.2.3.4 新居延汉简的发现与整理工作的进展 |
| 5.2.4 1949 年以来，甘肃省东部——武威地区汉简的发现与整理 |
| 5.2.5 1949 年以后，西域地区于阗、尼雅等地区出土汉简牍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
| 第六章 简牍制度在两汉的形成 |
| 6.1 古代简牍制度文献的比勘、研究与分析 |
| 6.2 从简牍出土实物与文献的比勘，看简牍制度的形成 |
| 6.3 汉代简牍署书体——“八分”的起始年代问题 |
| 6.4 20 世纪以来出土简牍中所载秦汉字书兼法帖：《仓颉篇》书体之研究 |
| 第七章 简牍书署制度对名家流派书法时代的决定性影响 |
| 7.1 简牍书署制度对秦汉书法风格的决定性影响 |
| 7.2 简牍缀联与后世书法作品的行款 |
| 7.2.1 简牍缀联与书写顺序 |
| 7.3 史“掌官书以赞治”的化石性标志——简牍书迹行款中装饰性笔画：掠磔饰笔 |
| 7.3.1 问题的提出 |
| 7.3.2 掠磔笔画在两汉简牍书迹中出现的规律 |
| 7.3.3 装饰性掠磔笔划在两汉简牍书迹章法中的作用新探 |
| 7.3.4 “掠磔笔划”的渊源及其与隶变的关系 |
| 7.3.5 书简书牍制度对秦汉其它写件的影响 |
| 7.4 秦汉简牍文书习语与汉代早期草书形成的关系 |
| 7.4.1 西汉早期简牍草书体系年的考察 |
| 7.4.2 简牍文书中习语与简署书体书写草化之间的关系 |
| 第八章 三国、两晋及六朝——简牍与纸张的交替时代 |
| 8.1 三国、孙吴及魏晋时期简牍所载的署书及署书书体的渊源与流变 |
| 8.1.1 20 世纪初以来出土三国吴至十六国时期简牍的类型学分类及其简牍学特征 |
| 8.1.2 20 世纪初以来出土晋六朝简牍的简牍学特征及类型学分类 |
| 8.1.3 20 世纪初以来出土三国、两晋时期无法系年的简牍 |
| 8.2 20 世纪以来，西域地区新疆楼兰遗址等出土汉晋简牍及纸文书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
| 8.2.1 1949 年以前，有关新疆楼兰遗址内汉文魏晋木简牍及纸文书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
| 8.2.2 1949 年以来，有关新疆楼兰遗址内汉文魏晋木简牍及纸文书的整理与研究 |
| 8.2.3 1949 年以后，新疆楼兰地区出土简牍的发现与整理工作 |
| 8.3 书署字体在简牍制度探讨上的重要地位 |
| 8.3.1 简牍书署制度的研究对探讨书法艺术基本美学的重要意义 |
| 馀论 |
| 论文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以来发表的学术专着、论文目录 |
（8）1937-1949年重庆城市建设与规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与意义 |
| 1.1.1 缘起 |
| 1.1.2 意义 |
| 1.2 研究状况 |
| 1.2.1 国内外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 |
| 1.2.2 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 |
| 1.2.3 近代重庆城市史的研究 |
| 1.2.4 抗战时期重庆城市史的研究 |
| 1.3 研究范畴与理论方法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空间范畴和时间跨度 |
| 1.3.3 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
| 1.4 研究目标、内容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创新点 |
| 第二章 基于战时防御安全的抗战首都的选择 |
| 2.1 战争与城市防御 |
| 2.1.1 战争与城市的关系 |
| 2.1.2 中国古代的城池防御 |
| 2.2 南宋晚期的山地城市防御体系 |
| 2.2.1 山地城池防御体系的构筑 |
| 2.2.2 作为防御中心的重庆城 |
| 2.2.3 具有山地特色的要塞式城池 |
| 2.2.4 要塞式山地城池的典例──合川钓鱼城 |
| 2.3 抗日战争与国府迁都 |
| 2.3.1 防御战争的都城迁移 |
| 2.3.2 抗战初期的迁都预演 |
| 2.3.3 抗战大后方与国防中心区的形成 |
| 2.4 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 |
| 2.4.1 从军事城邑到区域商贸中心的重庆古城 |
| 2.4.2 近代立体战争下的重庆城市防御优势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战时重庆城市御灾防卫与市区重建 |
| 3.1 战时首都重庆面临的城市安全问题 |
| 3.1.1 日军的“无差别轰炸”战略 |
| 3.1.2 重庆应对空袭轰炸的现实问题 |
| 3.1.3 空袭轰炸对重庆城市的破坏 |
| 3.2 临战应急型防空体系的建立 |
| 3.2.1 战时城市的消极防空体系 |
| 3.2.2 构筑战时城市防空设施 |
| 3.2.3 战时城市的其他御灾形式 |
| 3.3 开辟火巷与战时城市御灾 |
| 3.3.1 火巷是城市预防火灾的重要措施 |
| 3.3.2 开辟火巷的组织与实施过程 |
| 3.3.3 火巷带动的旧市区道路改造 |
| 3.4 战时重庆旧市区城市空间改造 |
| 3.4.1 抗战前重庆市区的改造和拓展 |
| 3.4.2 战时重庆市区的道路系统改造 |
| 3.4.3 战时防空下的房屋布局特点 |
| 3.4.4 体现战时象征意义的空间改造 |
| 3.4.5 旧市区城市新中心的形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战时重庆城市防空疏散与乡村建设 |
| 4.1 战争空袭与城市向乡村疏散 |
| 4.1.1 城市成为空袭轰炸的主要目标 |
| 4.1.2 疏散是乡村建设的特殊机遇 |
| 4.2 战时首都重庆城市向乡村疏散 |
| 4.2.1 战时安全疏散的组织 |
| 4.2.2 市民疏散原则与地点的确定 |
| 4.2.3 疏散促进重庆近远郊乡村的发展 |
| 4.2.4 国民政府中枢和主要机构的疏散 |
| 4.3 疏散与开发并存的战时歌乐山建设 |
| 4.3.1 山洞疏散区 |
| 4.3.2 歌乐山战时医疗卫生中心 |
| 4.3.3 战时歌乐山区的开发 |
| 4.3.4 歌乐山风景区的建设 |
| 4.4 作为迁建区建设典范的北碚 |
| 4.4.1 战前北碚的乡村现代化试验 |
| 4.4.2 战时防空要求下北碚市区改造 |
| 4.5 市民疏散与郊外市场的营建 |
| 4.5.1 郊外市场营建委员会的成立及任务 |
| 4.5.2 郊外市场的选址与建设 |
| 4.6 战时重庆的平民住宅建设 |
| 4.6.1 战前全国的平民住宅试验 |
| 4.6.2 战时重庆的居住危机 |
| 4.6.3 战时重庆的平民住宅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战时重庆近郊分散式工业区建设 |
| 5.1 国民政府内迁工厂计划与实施 |
| 5.1.1 兵工厂的内迁 |
| 5.1.2 民营厂的内迁 |
| 5.2 迁渝工厂的选址与布局 |
| 5.2.1 近代中国城市工业区布局的普遍形式 |
| 5.2.2 防空要求和现实条件下的战时工厂选址 |
| 5.2.3 内迁工矿厂区建设 |
| 5.3 作为内迁工厂建设典例的第50 兵工厂 |
| 5.3.1 从广东潖江炮厂到广东第二兵器厂 |
| 5.3.2 内迁后第50 兵工厂的建设 |
| 5.4 战时重庆工业区与城市近代化 |
| 5.4.1 战时分散式工业区（点）的形成 |
| 5.4.2 战时工厂建设促进的乡村城市化 |
| 5.4.3 战时工厂影响下的城市空间变化 |
| 5.4.4 战时工业区的发展及现状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战时重庆教育文化区的形成 |
| 6.1 抗日战争与学府西迁 |
| 6.1.1 战前重庆的教育建筑 |
| 6.1.2 战争改变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轨迹 |
| 6.2 抗战期间全国教育中心的形成 |
| 6.2.1 战时重庆的教育 |
| 6.2.2 结合疏散的内迁学校分布 |
| 6.2.3 内迁学校的校舍建设 |
| 6.2.4 校中之校的中央大学 |
| 6.2.5 内迁北碚的复旦大学 |
| 6.3 内迁先驱南开中学 |
| 6.3.1 建校经过 |
| 6.3.2 校园建设概况 |
| 6.3.3 教育理念与校园规划 |
| 6.3.4 现代主义风格的校园建筑 |
| 6.4 在战争中发展壮大的重庆大学 |
| 6.4.1 战前的重庆大学 |
| 6.4.2 战时重庆大学的发展 |
| 6.5 “沙磁文化区”的形成与城市发展 |
| 6.5.1 战前沙坪坝的初步城市化 |
| 6.5.2 战时的“沙磁文化区” |
| 6.5.3 战时教育促进了重庆城市发展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战时重庆的建筑思潮与建筑教育 |
| 7.1 战时重庆的设计与营建机构 |
| 7.1.1 战时在渝的营造厂 |
| 7.1.2 馥记与嘉陵新村的建设 |
| 7.1.3 战时在渝的设计机构与建筑师 |
| 7.2 战时的建筑学术研究 |
| 7.2.1 战时防空的重视 |
| 7.2.2 新建筑运动的继续 |
| 7.2.3 对“古典样式”建筑的反思 |
| 7.3 战时重庆的新建筑 |
| 7.3.1 现代主义建筑的实践 |
| 7.3.2 现代山地建筑的探索 |
| 7.3.3 杨廷宝先生设计作品剖析 |
| 7.4 战时首都的建筑教育 |
| 7.4.1 战前中国的建筑教育 |
| 7.4.2 战时的中大建筑系 |
| 7.5 战时创立的重庆大学建筑系 |
| 7.5.1 成立与发展 |
| 7.5.2 教学体系的形成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抗战背景下重庆的城市管理与计划实施 |
| 8.1 战时重庆城市管理体系和组织机构 |
| 8.1.1 战前重庆城市管理 |
| 8.1.2 战时国民政府对重庆的经营 |
| 8.1.3 战时重庆市政府的城市管理职能机构 |
| 8.2 现代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导入与传播 |
| 8.2.1 现代城市“功能分区”思想 |
| 8.2.2 城市分散理论在战时中国的运用 |
| 8.3 “重庆市建设方案”与陪都功能分区计划 |
| 8.3.1 “重庆市建设方案”内容 |
| 8.3.2 战时陪都分散式的城市功能分区 |
| 8.3.3 战时城市功能分区计划的意义 |
| 8.3.4 嘉陵江三峡实验区战时计划纲要 |
| 8.4 战后《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 |
| 8.4.1 编制背景 |
| 8.4.2 组成与框架 |
| 8.4.3 主要内容 |
| 8.4.4 实施情况 |
| 8.4.5 评价与总结 |
| 8.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歌乐山陪都主要军政要员及社会名流住宅建设概况一览表 |
| 附录2 抗战时期山洞建筑一览表 |
| 附录3 重庆市部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注：在本论文研究时域空间范围内 |
| 附录4 重庆市部分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注：在本论文研究时域空间范围内 |
| 附录5 重庆市城区部分厂区工业遗产调查表（以解放前建设为主） |
| 附录6 重庆市工务局1941 年登记甲等营造厂一览表 |
| 插图总目录 |
| 表格总目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9）老虎与人：中国虎地理分布和历史变迁的人文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关于选题的解说 |
| 第二节 研究简史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本文拟解决的问题 |
| 第四节 工作方法和资料讨论 |
| 第五节 本文结构及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
| 第二章 历史上新疆虎(Panthera tigris lecoqi)的调查确认、历史变迁及其人文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新疆虎研究述评 |
| 第二节 新疆是否有虎? |
| 第三节 新疆虎的历史变迁 |
| 第四节 影响新疆虎变迁的因素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清陕南移民开发状态下的人虎冲突 |
| 第一节 移民开发地域的渐次扩展与虎生活领域的逐渐缩小 |
| 第二节 人虎冲突的加剧和打虎活动的展开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历史时期福建地区的虎与人虎关系 |
| 第一节 史前时期虎遗存分布及其折射出的虎生境 |
| 第二节 历史时期虎的地理分布大势 |
| 第三节 元代以前福建地区开发进程与人虎关系的演变 |
| 第四节 明清时期:虎患的全方位考察与开发高潮的到来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历史时期江西地区的虎与人虎关系 |
| 第一节 历史时期江西虎的地理分布 |
| 第二节 历史时期江西的人虎冲突——虎患与打虎 |
| 第三节 历史时期江西地区的人虎接触、虎利用与虎文化 |
| 第四节 虎与明清时期江西生态环境变迁探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历史时期湖南地区的虎与人虎关系 |
| 第一节 历史时期湖南地区虎的地理分布大势 |
| 第二节 历史时期湖南地区虎的时代变迁大势 |
| 第三节 历史时期湖南地区的人虎关系——虎患与打虎 |
| 第四节 历史时期湖南地区的人虎关系——接触、利用与文化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东北地区虎的历史变迁及人虎关系 |
| 第一节 东北虎的历史分布变迁 |
| 第二节 东北虎之劫—东北的近代移民与开发 |
| 第三节 从山林之君到医药之宝—人类对东北虎的认识和利用 |
| 第四节 东北虎种群延续原因之探讨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历史上虎资源的利用和贸易史 |
| 第一节 药用 |
| 第二节 食用 |
| 第三节 历史上的虎产品贸易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中国历史上的打虎活动 |
| 第一节 明代以前:打虎与英雄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以官府捕虎为主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分散打虎 |
| 第四节 建国以来:除害兽运动与盗猎活动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结论 |
| 第一节 全文结论 |
| 第二节 价值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国境内出土的虎化石及虎骨 |
| 附录2 新疆虎大事记 |
| 附录3 国务院关于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贸易的通知 |
| 附录4 关于《国务院关于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贸易的通知》补充通知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10）近代东北煤炭资源开发研究（1895-193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评析 |
| 三、资料的运用和搜集 |
| 四、本文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煤炭资源的存在环境 |
| 第一节 自然环境 |
| 第二节 地质条件及煤炭品质、分布 |
| 第三节 历史背景及社会环境 |
| 第四节 勘测及储量估算 |
| 第二章 煤炭资源开发的空间格局 |
| 第一节 产量增长的地理分布 |
| 第二节 开发水平的南北失衡 |
| 第三节 铁路延伸下的格局变迁 |
| 第四节 辽东地区的煤铁结合 |
| 第三章 煤炭资源开发中的三大要素 |
| 第一节 煤炭资源的储量分布 |
| 第二节 资本属性的复杂影响 |
| 第三节 劳动力的构成与管理 |
| 第四章 阜新煤矿——殖民扩张的牺牲品 |
| 第一节 “大日方事件”——初期的缓慢发展与蚕食 |
| 第二节 “路权与矿权”——中日折冲博弈中的停滞 |
| 第三节 统制体系下开采规模的膨胀和破坏性掠夺 |
| 第五章 抚顺煤矿——新式因素的集成者 |
| 第一节 攫取矿权背后的真实意图 |
| 第二节 生产导向期开采规模的膨胀 |
| 第三节 市场导向期的扩张与垄断态势 |
| 第四节 战时统制下的衰退 |
| 第六章 煤炭资源开发的两重性——传统的分化与延续 |
| 第一节 时代的烙印——传统煤矿业的再生与延续 |
| 第二节 现代因素的出现及传统煤矿业的发展与分化 |
| 第三节 传统因素的延续和残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2004年《地质装备》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供需匹配视角京津冀地区高雾霾污染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政策研究[D]. 陈祎然. 河北经贸大学, 2021(02)
- [2]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3]契丹骑兵研究[D]. 丛密林. 东北师范大学, 2018(11)
- [4]钦州市降雨及入海河流径流演变规律与趋势分析[J]. 陈立华,王焰,易凯,赖河涛. 水文, 2016(06)
- [5]日本新媒介产业发展及动因研究[D]. 龙锦. 上海大学, 2015(03)
- [6]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D]. 孟德楷. 山东大学, 2014(11)
- [7]20世纪以来出土简牍（含帛书）年代学暨简牍书署制度研究[D]. 张冬冬. 吉林大学, 2012(04)
- [8]1937-1949年重庆城市建设与规划研究[D]. 谢璇. 华南理工大学, 2011(06)
- [9]老虎与人：中国虎地理分布和历史变迁的人文影响因素研究[D]. 曹志红. 陕西师范大学, 2010(07)
- [10]近代东北煤炭资源开发研究（1895-1931）[D]. 王林楠. 吉林大学, 2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