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异常问题的综述（论文文献综述）
程剑波[1]（2020）在《江西省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人口发展历史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其中出生性别比失衡,是较为突出的人口结构性问题。这种长时间、大范围的出生性别结构失衡现象,不仅影响人们婚育结构模式,而且会引发各种社会稳定和发展问题。当前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治理效果虽已显现,但出生性别比仍处于失衡状态。因此,对当前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治理进行研究,完善目前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治理体系不仅有助于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值域,而且更有利于实现我国人口性别结构均衡、社会可持续发展等目标。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江西省为例,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江西省出生性别比呈现出偏高时间长、城乡差距大和孩次差异大等特征;并依据政策网络理论框架对政策文本分析得出,江西省形成了多元参与的治理主体格局;构建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团体）组织支持、公民参与的治理结构;形成了组织运行、保障性和目标责任考核治理机制;以及约束型、文化导向型、利益导向以及服务导向型的治理工具等完整的治理体系。这种治理模式促使江西省出生性别比偏高水平逐步下降,生育男孩偏好观念逐渐削弱,女性各方面权益逐渐得到保障和提升。但通过对省内部分县村的个案访谈发现江西省在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过程中仍存在些许的不足。具体的问题包括:公民参与率较低,社会组织参与不足;目标考核指标针对性弱,部分指标被选择性关注;约束性工具被“操作性”强,执行难度大;利益导向工具效用下降,发展性政策落实不全。本文依据政策网络视角,从出生性别比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工具出发,深究引发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发现在政策网络的治理之中,多元治理主体中的公民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社会组织发展受限;治理机制当中考核指标设定程序化,“一票否决”强制性弊端;性别平等意识淡薄,选择手段多样且隐蔽;地方经济基础较差,社会保障力度较弱等原因。对此,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优化现有出生性别比偏高治理的不足,具体为:动员公民参与治理,助力社会组织发展;优化考核方案与指标,明确“一票否决”制内容;树立性别平等意识,完善约束型治理工具;加强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能力,健全利益和保障体系。
肖雄[2]（2020）在《重庆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至上世纪后期以来,我国人口性别结构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其理想状态,出现了失衡的异常现象,尤其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成为了人口结构中的突出问题之一。新世纪里,党提出了“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积极推进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在这一背景下,出生人口性别比相关问题成为了人们关注热点,本文聚焦在重庆市出生人口性别比相关影响因素上,积极思考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这一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采集了2000-2018年重庆市人口普查、统计年鉴、统计公报中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以及经济、社会、文化、医疗等相关数据,通过SPSS23.0统计软件,利用单因素检验、显着性检验以及线性回归等分析方法,对重庆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首先从时间、分区域、城乡与孩次等方面了解重庆市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情况,并运用经济学中的贡献率,通过计算分区域、城乡、孩次三方面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贡献率,来衡量其对整个重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作用程度大小,发现重庆市经济欠发达地区、乡村、二孩的贡献率相对较高,且对重庆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影响最大;其次,通过总结国内外关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相关文献研究,影响重庆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化的因素从经济、社会、文化、政策、医疗等方面对其进行简单的描述分析;最后,将重庆市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因素具体操作化为经济因素（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社会因素（城镇化率、普通高等教育学校在校生人数）、文化因素（人均受教育年限）、政策因素（政策生育率）、医疗因素（每万人所拥有的卫生服务机构数）,经相关性与显着性检验发现,重庆市出生人口性别比与各指标均呈现极显着负相关关系,数据间存在显着的线型相关关系,适宜建立线性回归方程。经过逐步回归发现人均GDP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存在负相关关系,即重庆市人均GDP的升高会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降低;人均受教育年限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存在正相关关系,即重庆市人均受教育年限的上升也会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上升;政策生育率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存在正相关关系,即政策生育率的增加可能会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增加;得出线性回归方程:出生人口性别比=-14.063×人均GDP+36.892×人均受教育年限+110.044×政策生育率+158.963。重庆市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渐降低,使其恢复到正常水平并长期保持在正常值域内,重庆市还需要从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管理等方面继续努力,经济方面:发展经济,提高居民收入;社会方面:提高教育质量,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文化方面:加大宣传力度,转变思想;制度方面:完善社会政策,发挥利益导向作用;管理方面:重视“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的二孩人为性别选择等相关对策思考。
祝颖润[3]（2020）在《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男性婚姻挤压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存在,但中国最为严重。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高出生性别比队列人口陆续进入婚姻市场,男性婚姻挤压是中国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社会常态。中国男性婚姻挤压将产生人口、社会、经济、健康和文化等诸多风险,将在个体、家庭、社区、国家乃至国际层面全方位显现。因此,研究中国男性婚姻挤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文章在梳理国内外婚姻挤压及相关理论等文献的基础上,从性别结构失衡、年龄结构波动和夫妇年龄差婚配模式3个方面系统分析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的形成机制,详细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静态婚姻挤压和改革开放40年来动态婚姻挤压的变化过程,以及初婚市场上未婚男性婚姻挤压的城乡差异、区域差异、教育差异和职业差异。最后,在充分考虑“全面两孩”的政策效果和乡—城人口转移过程中性别差异的基础上,文章构建分城乡离散型未婚人口发展方程,以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合理设置参数,预测2011—2060年分城乡及全国未婚人口年龄性别结构数据,重点分析全国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及城乡差异的变化趋势。文章主要有4个方面的发现。第一,2010—2060年全国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先加剧后减缓。分解结果表明未婚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是导致未婚男性婚姻挤压的主要因素。“全面两孩”政策有利于从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两个方面共同促进未来婚姻市场上两性人口“供需”均衡。第二,2010—2060年全国未婚男性婚姻挤压的城乡差异先拉大后缩小。分解结果表明,未婚人口性别结构的城乡差异是影响大龄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城乡差异的主要因素。第三,2010—2060年全国及分城乡50岁及以上男性终身未婚规模均快速增加,男性终身未婚比例的城乡差异不断拉大。第四,时期分析和队列分析都发现,农村“00后”大龄未婚男性将面临严重婚姻挤压。这是在婚配过程中存在年龄梯度和城乡梯度共同造成的累积效应。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文章提出治理中国男性婚姻挤压及其后果的4点政策建议。第一,全社会应进一步提高女性地位促进男女性别平等,同时应特别关注农村单身弱势男性的性别平等问题,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第二,政府应高度重视农村终身未婚男性人口的养老保障和社会支持等问题。第三,各级政府应尽快出台相关配套措施,提高“全面两孩”的政策效果,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第四,政府在制定新型城镇化政策时,应高度重视乡—城人口转移对农村婚姻市场的不利影响。
罗希[4]（2019）在《中国省域出生性别比特征及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研究》文中提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逐渐偏离正常范围（103-107）,并由局部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扩散成为全局性出生性别比失衡,成为了中国人口结构中一个积重难返的问题,同时也对社会、经济、人口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年来,各级政府为扭转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局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初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未使其完全恢复正常水平。中国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发展水平、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出生性别比升高的路径也各具特点,各因素对它的影响存在显着的时空异质性。关于这一主题的实证研究多忽略了出生性别比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的时空差异特征,导致研究结论不能反映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因此,本文利用1982年以来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中国省域为研究对象,首先,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空间统计分析对中国出生性别比的时空分异特征进行深入探究;然后,构建经典计量模型和时间加权回归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三种空间变系数模型,从社会、经济、政策、医疗四个方面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及其时空异质性特征,进行估计与比较分析;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相关政策建议。论文主要研究结论为:（1）从时间上看,中国出生性别比经历了“倒U型”变化,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快速攀升,进入二十一世纪增速趋缓,于2007年达到高峰值125.5,之后开始缓慢下降。（2）从空间上看,80年代初期,出生性别比出现失衡现象仅出现在个别东部和中部省域,但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这种失衡逐渐演化为绝大多数省域普遍存在的问题,且其中以中部省域的失衡程度最为严重,西部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则与正常范围的偏离最小。（3）实证研究发现,测度出生性别比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中,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解释效果最好。模型估计结果显示,除第一产业从业人口影响为正向效应,少数民族人口影响为负向效应,且二者随时间变化较平稳外,其余变量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方向和强度都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异质性。（4）时间异质性主要体现为,三分之一省域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影响效应逐渐由正向逐渐转变为负向;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影响效应多为正且逐渐趋弱;医疗技术水平多为负向效应但逐渐向正向演进;总和生育率的影响效应期初和期末多为正向,但是中间阶段,随着时间演变呈现出剧烈变化;农村每万人拥有养老机构数影响效应多为正向,但呈现出向负向演进的趋势。（5）空间异质性主要体现为,总体上各影响因素呈现出显着的空间集聚性与空间差异性。具体而言,东南沿海省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效应大于中西部内陆地区;期初,除西藏和新疆之外,中西部女性平均受教育年正向影响效应较大,东部较小,期末,除黑龙江增大趋势明显之外,空间格局变化较小;期初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影响负向效应北方总体上大于南方,但到期末这一空间差异特征不复存在,趋向一致;对于第一产业从人口比例而言,绝大部分省域为正效应,且期初东西部地区较大,期末则演变为中部地区较大。每万人拥有医疗机构数影响效应,期初由南到北逐渐增大,期末除东三省较大之外,由东向西逐渐增大;总和生育率影响效应,总体上西部地区明显大于东中部地区;农村每万人拥有养老机构数的影响效应期初多为负向,且作用强度较小,省域间也没有明显差异,期末这一负向效应在一些省域进一步增大,省域间差异逐渐显现。
董琳[5]（2019）在《女性缺失与人口长期发展》文中认为得益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我国人口的生存状况大幅改善,但女性生存状况的获益不及男性,根深蒂固的男孩偏好和女性歧视仍在危害着我国女性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女性生存面临更高的风险,在人口方面主要表现为出生性别比和女性死亡水平偏高。我国出生性别比和女性死亡水平偏高直接导致女性人口的不断缺失,失踪女性及其后代缺失不断累积,给当前和未来带来不可忽视的人口后果。本文运用分要素人口预测法,以出生性别比和女性死亡水平的变动反映女性缺失的变化,通过估算和预测1980-2100年人口的变动情况,分析1980年以来的女性缺失对中国人口长期发展的影响。由于女性缺失给人口带来的影响在不同时期的主要表现不同,本文分两个阶段进行分析:一方面,估算1980-2015年失踪女性规模,以测度女性缺失的程度;另一方面,从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各个指标探究女性缺失对未来人口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女性生存状况不断改善,但相较于中国男性和发达国家女性的生存状况,我国女性在生存状况上表现出相对劣势,主要表现为出生性别比和女性死亡水平异常偏高,导致我国出现女性缺失现象;（2）在1980年以来出生性别比和女性死亡水平偏高的影响下,我国的失踪女性规模不断增长。1980-2015年累积失踪女性数量达到2838万,每年新增的失踪女性主要分布在低龄段和老年段;（3）持续存在的女性缺失现象将加快我国未来人口的负增长,缩减出生人口规模,加剧总人口和婚龄人口的性别失衡,推高所有年龄段的性别比,减轻少儿抚养压力和加重老年抚养负担。若2030年我国女性缺失得以扭转,2100年我国人口规模降至9.76亿,年均出生人口数量为967万,总人口性别比和婚龄人口性别比为1.04和1.06,婚龄男性过剩人口为912万,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分别为25%和44%。未来我国仍需继续加强性别失衡治理工作,推广普及性别平等观念,保障女性的生存权利,着力改善女性生存状况,促进未来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姜全保,梅丽,邰秀军[6]（2019）在《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区间估计》文中研究指明对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研究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一是直接采用出生性别比的点估计而非区间估计的结果可能做出错误判断;二是出生性别比置信区间估计方法不同,可能带来结果和结论的差异。文章介绍了6种估计人口出生性别比置信区间的方法,比较了其适用性,分析了中国城镇人口出生性别比置信区间。研究发现,样本量较小时各方法的估计结果存在差异,出生性别比的偏态分布使Delta方法的区间估计偏离实际,不同方法可能会得到相反的结论。中国城镇人口出生性别比总体上异常,部分年份出生性别比较高,但由于样本量较小而置信区间长度较大,观测值落在正常情况下出生性别比置信区间之内,或者观测值的置信区间部分处于正常出生性别比（107）之下,无法判断出生性别比异常。
周长友[7]（2018）在《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文中研究表明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体现为两种类型,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则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政治学研究长期以来以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为关注重点,较少论及人类自身的生产和价值分配过程。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国现代节育运动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结合部分田野访谈资料,深入考察分析了现代生殖技术进步对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空间生产和分配的作用和影响,探讨现代国家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育权利和资源的价值分配及其政治逻辑。国家权力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重塑了人们的身体观,同时也扩展了政治价值分配的权力空间,从而使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成为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主要特征。国家权力和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不仅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衍生出性别、民族、区域和年龄结构等失衡性权利问题,同时也衍生出配子技术和选择生育等生命和技术伦理问题。这些演变不仅是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产物和结果,也会对未来中国生育政治的权力与权利分配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将生育政治的历史过程、运行逻辑、实践后果及时代特征展露无遗。传统社会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的限制,人口增长相对缓慢,“广土众民”成为王朝统治者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家庭和个人等社会力量成为节育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和参与者。西方近代节育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不仅带来了生育“价值的颠覆”,而且使部分知识分子将节育运动同提高国民素质和摆脱“东亚病夫”形象的政治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医学科学和技术的传入则为在中国社会进行节育实践提供了可能。这促使中国近代节育运动逐渐由观念宣传迈向行动实践,开始在一些沿海大城市零星开展起来,但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均非常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人们的生育行为迅速从“私域”走向了“公域”,个人身体在技术支持下开始成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公共空间,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贯彻国家生育意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等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特征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生殖医学技术进步带来的身体医疗化现象不仅抛弃了传统医学将人类身体视为一个封闭空间的旧有认知,而且将公民的个人身体内部空间公开地展示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之下。生育行为的政治化和技术化转变使国家政治权力成为节育技术推广和应用的权力保障,生殖技术则为节育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两者紧密协作共同塑造了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面貌。公民个人的身体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作用下成为被规训的后果和对象。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的作用下,公民个人身体不仅成为不断被权力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同时也成为被技术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医疗化的身体不仅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作用下成为了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和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而且逐渐演变形成了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化生育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主要内容,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被认为是政策实施的两项主要宗旨。国家通过建立人口计划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人口计划工作指标体系实现对人口增长数量的计划约束,同样通过建立优生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优生目标调控方式实现对人口增长质量的计划控制。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国家通过建立从中央、省、地（市）、县、乡、村的六级计划生育行政组织机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构建了一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繁密计划生育权力和技术网络,形成了对公民个人身体和生育行为进行权力和技术监视的强大力量。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制度、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动员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强化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力度,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公民个体和家庭在面对强势权力和技术干预时的权利失能化倾向。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化生育不仅是贯彻国家生育调控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需求的主要方式。国家通过建立准生证制度、利益导向制度和基层监控制度等权力监控体系实现了对国家化生育意志的科学调控,同时也通过建立计划生育医疗技术监控、避孕药具监控和人口统计监控等方式实现了对人们科学生育行为的国家监控。医疗组织的广泛建立、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医疗技术的普及推广不仅是贯彻国家科学化生育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医疗服务需求的重要条件。国家计划生育技术体系的建立不仅为通过技术手段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国家优生优育措施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技术保障。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政治权力对公民个体生育权利和技术资源的分配具有规划性、选择性和非均衡性,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非均衡性的生育权利和生育后果。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节育技术应用中的性别失衡和女性婚姻中的“货币化”倾向等揭示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固有的性别权利失衡问题。各民族之间生育政策的失衡、民族区域之间生育政策的差异和人口增长状况的差别等问题折射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民族权利失衡问题。人口增长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则表明了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人们享有生育权利的失衡问题。人口年龄结构中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的人口在青少年抚养和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方面的权利失衡问题。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地区失衡和结构失衡问题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人民享有平等医疗资源的权利失衡问题。在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权力和技术显然会对生育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产生深刻影响。随着现代国家权力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生育日益公共化、国家化、政治化和技术化,由此衍生出诸多的生育问题并引发了激烈的权利之争。随着社会发展及公民个人独立和权利意识的增长,人们更加关注技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约以及人口生产过程中的女性平等、生育平等、生命平等和生育自由等问题,尝试重新思考和确定生育过程中的权力干预的边界和技术渗透的限度问题。这导致人们对于今天中国生育权利和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问题,国家人口生产的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等提出了质疑。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大幅度调整国家人口生产和发展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国家目标和政策的调整并未改变人口生产资源和权利的国家权威性分配的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是生育政治逻辑的继续和体现,只是在不同时期国家权力干预和调控的范围、重点、目标以及手段有所不同而已罢了。
李新宇[8]（2018）在《流动人口对城市总人口性别比的贡献及影响研究 ——以昆明市为例》文中认为流动人口与性别结构是人口学界关注的两个相对独立的重要研究领域。在人口性别研究领域,由于过去长期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事实,引发了性别失衡、婚姻挤压、人口拐卖等社会现象,对经济、社会乃至人口安全产生广泛影响。人口性别结构存在区域差异,随着地区间人口大规模流动,这种差异也将随着人口流动,对人口流入地与流出地产生不同的影响。城市作为流动人口的主要聚集地,其性别结构的均衡与否受到流动人口较大冲击,研究该群体对流入地总性别比贡献及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选取昆明市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分析流动人口对昆明市总人口性别比的贡献及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本文在研究流动人口对城市人口性别比升高的贡献中,采用人口学典型研究方法,即对性别比进行分因素的贡献率分析。选取年龄、城乡、省籍作为流动人口分类标准,分析流动人口对城市人口性别比分因素的贡献与影响。采用2012年、2015年云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以昆明市为案例展开研究。分析结果显示,流动人口性别比（2012:112.63,2015:113.72）较人口性别比均衡区间（96-106）偏高,较城市本地人口性别比（2012:102.22,2015:100.58）偏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过程中对城市总人口性别比存在显着推高作用。从年龄结构角度看,分年龄因素的贡献率呈M型特征,低年龄段与高年龄段贡献率显着,适婚年龄段贡献率为负;分城乡户籍看,乡城流动人口是推高昆明市人口性别比的主要来源;分省际分布看,2012年,性别比贡献率最高的来源省份是四川省（跨省流动）,2015年,贡献率最高的流动人口来源省份为云南省（省内流动）,体现出显着的时空变化。同时,本研究结合相关理论解释和文献研究,对流动人口性别结构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综合探析。流动人口性别结构存在分年龄、城乡户籍、迁移距离等多因素差异,在城市中带来诸如婚姻挤压、社会融入、教育性别不平等、养老保障、计生服务等相关社会影响,导致了就业机会、收入性别平等、产业性别选择等相关经济影响,并提出相关启示。
程婉静[9]（2017）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基于中国严重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的人口年龄结构新特征,分析其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的影响,尤其是总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内部年龄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人口结构包括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教育结构、城乡结构等,但基于一些理由,本文只关注年龄结构的影响。在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新常态和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之下,目前中国已经出现劳动力占比下降、工资率水平提高、部分产业向东南亚地区转移,这些严峻的形势都促使我们从供给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本文从经济和人口的数据中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与人口年龄结构以及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尤其是3045岁壮年劳动力波动与经济周期波动的趋势基本协同,1529岁年轻劳动力在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有所协同,而4664岁年长劳动力与经济周期波动基本呈现反向趋势。因此这促使我们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与人口年龄结构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在理论研究部分扩展了索罗经济增长模型（Solow Model）,引入代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量,用于分析在短期和长期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的紧密关系。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使用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再利用中国各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建立面板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PSVAR）进行实证分析,以克服SVAR模型对样本长度的限制。结果发现,除了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的重要作用之外,中国总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也有显着的影响。其中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产生滞后的正向影响,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产生持续的负向影响。中国劳动力内部年龄结构的波动也对经济周期波动有显着的影响,其中3045岁壮年劳动力占比的波动冲击对经济周期波动有正向影响,4664岁年长近退休型劳动力占比的波动冲击对经济周期波动有负向影响,而1529岁年轻劳动力占比的波动冲击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周期波动产生正向影响。滞后期生育率波动会对当期经济周期波动产生负向影响,但在中长期这种影响转负为正,累积影响显着为正。本文使用种族结构Leslie模型方法对中国未来人口年龄结构进行预测。文中设置了四种总和生育率变化的可能性,结果发现,若生育率维持在现有水平,中国总人口将在2020年开始萎缩,人口年龄结构迅速恶化,对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造成不良影响。若生育率逐渐升高,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年龄结构的波动强度较为缓和。从总人口年龄结构来看,在2040年之后会因新增婴儿数和老龄人口数量激增的双重作用叠加而出现社会总抚养比大增的情况,因此,我们要提防在长期中社会抚养比波动较大对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从劳动力内部年龄结构来看,劳动力占比沿着时间趋势发展的同时周期波动并不强烈,不会由此加剧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未来青壮年劳动力的比例波动趋缓也会对缓解经济周期波动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该预测结果对本文提出逐渐放开生育限制的政策建议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本文主要选取日本进行国际比较,发现日本经济周期波动的标准差越来越大。日本是典型的严重老龄化国家,已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造成了劳动人口甚至是总人口的日益萎缩,使得国民经济出现了长达几十年的衰退和停滞,我们通过分析认为,生育率波动所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转变是造成日本经济周期波动日益剧烈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本文还从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角度对美国经济“大缓和”时期经济周期波动趋缓的原因和欧债危机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总结和分析。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地区的历史经验都在提醒着我们,中国目前所做的努力还远远不够。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在提高人口质量促进技术进步的同时,要完善生育政策优化未来人口年龄结构的政策建议。首先,要根据当前“全面二孩”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完善,解决好落实该政策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可以为下一步的决策奠定坚实的基础。然后,制定时间表,加快放开三胎生育政策,逐步推进全面放开生育限制,这才是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的最终目的。最后,在长期推行一系列强有力的鼓励生育政策,进一步降低人们生育和养育子女的成本,以期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生育观念,实现提高总和生育率的目标,从而为未来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
石雅茗[10]（2016）在《我国出生性别比异常变化及综合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已持续了30多年的时间,并且呈现出了持续时间长、偏高程度大、涉及范围广等显着特征,由于这一问题将会对婚姻家庭和社会生活产生深远而严重的影响,引起了学术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也给予了极大关注,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社会治理活动。然而,现有研究多从社会、经济、制度等外围因素入手,缺乏家庭经济文化视角的原因分析和新型家庭生育文化建设的制度设计。本论文选择《我国出生性别比异常变化及综合治理研究》这一题目,并重点把出生性别比异常变化的影响因素定位在社会最小细胞——家庭层面,力求从生育决策的主体出发,通过对家庭生育决策过程以及干预生育性别行为的深入研究,探讨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的对策。本论文共10章,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1至3章,首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以及研究目的和意义,从而使本研究有了准确定位;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做出了系统梳理,使本研究得以在吸收和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找到了突破口;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的科学设计,使本研究有了明确的方向和分析解决问题的工具;主要内容和创新点,则是简要提炼了论文的核心内容与观点,以及本研究的创新之处;核心概念和相关理论,对本研究的核心概念做出了界定,简要介绍了与本研究关系密切的相关理论;最后分析了出生性别比的特点及社会影响。第二部分包括第4至8章,首先分析了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异常变化的影响,首次提出了生育政策的作用需要得到家庭回应、生育政策的运行是政府与家庭之间双向互动过程的观点。本研究认为,我国以一孩为主导的偏紧生育政策的出台与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的启动时间相一致,随后又出现了出生性别比升高的问题,这是一种历史机遇的巧合。在实行农村联产承包制度的大背景下,即使没有生育政策对家庭生育数量的挤压,家庭同样会做出偏好男孩的选择,“提倡一孩”的生育政策只是起到了“推手”或“帮手”的作用。然后,分别从家庭经济因素、家庭文化传承、家庭生育决策和家庭推力机制四个维度,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微观因素展开系统分析。在家庭经济因素中,把孩子成本效益、孩子作为家庭养老资源、家庭资源分配和家业继承视为生育决策的重要条件,并且进行了系统论证。在家庭文化传承中,把重男轻女思想观念作为传统生育文化传承的主线和性别偏好形成的思想根源,通过对家庭是人的社会化第一场所、父母是孩子第一任教师的分析,得出了家庭世代形成的家德、家风和祖训等家庭文化以及子随父姓、妇从夫居、只有男孩才能传宗接代的生育文化对家庭生育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的结论。在家庭生育决策中,论文强调了生育主体是生育决策第一人、生育决策是由生育理性决定的观点,即:生育主体的个人经济理性和非经济理性主导着家庭的生育决策。由于家庭类型和家庭功能的多样性,决定了不同家庭对生育的不同态度,如果生育主体把对男孩的投资视为家庭财富的积累,把对女孩的投资视为家庭财产的流失,必然会刺激偏好男孩倾向的活跃和强化,进而导致对生育性别的干预和出生性别比的升高。在家庭推力机制中,首次提出了家庭推力的命题,对其涵义做出界定,分析了家庭推力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了家庭推力机制分析模型,并且以黑龙江省为例,运用本研究构建的分析模型,计算了黑龙江省出生性别结构失衡动力评价综合指数。第三部分包括第9至10章,在分析出生性别比异常变化家庭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把研究引向了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社会实践。首先介绍了国家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升高“行动计划”的框架,总结了实施“行动计划”中创造和积累的实践经验,归纳为“六项工程”和“六度效应”,并且用六个省区的实际资料进行了实证。通过对“行动计划”实际效果的评估,指出“行动计划”设计中存在目标缺失精准度、行动计划覆盖有限性、任务分解缺乏可操作性等三个方面的短板,并且分析了“行动计划”设计短板带来的负效应。论文以“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异常变化的路径选择”收关,意在把理论研究转化为实践成果,指导实践创新发展。论文提出了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升高专项治理向社会性别平等、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全方位治理转变的方向标,设计了四个方面的发展目标和18项具体评估指标,标示出实现目标的最佳路径——构建社会与家庭互动机制,提出调整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重点领域等对策建议。这些对策建议对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行动的深入开展,尽快实现出生性别比正常化的治理目标,具有积极作用。本研究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本理念和思维,提出了影响出生性别比异常变化的“家庭动力机制”模型,并作出科学诠释;通过筛选评估指标,构建了以家庭因素为核心的出生性别比指标体系;强调以生育主体为核心的治理理念,把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工作的重点放在家庭层面,使治理措施接通了地气。
二、关于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异常问题的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异常问题的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江西省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出生性别比治理的概念及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出生性别比 |
| 2.1.2 男孩偏好 |
| 2.1.3 社会治理与政府治理 |
| 2.2 相关理论 |
| 2.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3.1 出生性别比的现状 |
| 2.3.2 出生性别比影响因素 |
| 2.3.3 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后果 |
| 2.3.4 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治理 |
| 2.3.5 文献述评 |
| 第3章 江西省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特点和治理 |
| 3.1 江西省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特点 |
| 3.1.1 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时间长 |
| 3.1.2 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城乡差距较大 |
| 3.1.3 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孩次差异大 |
| 3.2 江西省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治理 |
| 3.2.1 治理主体 |
| 3.2.2 治理结构 |
| 3.2.3 治理机制 |
| 3.2.4 治理工具 |
| 3.2.5 治理效果 |
| 第4章 江西省出生性别比失衡治理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
| 4.1 出生性别比失衡治理存在的问题 |
| 4.1.1 公民参与率较低,社会组织参与不足 |
| 4.1.2 目标考核指标针对性弱,部分指标被选择性关注 |
| 4.1.3 约束型工具被“操作性”强,执行难度加大 |
| 4.1.4 利益导向工具效用下降,发展性政策落实不全 |
| 4.2 出生性别比失衡治理存在问题的原因 |
| 4.2.1 公民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社会组织发展和地位受限 |
| 4.2.2 考核指标设定程序化,“一票否决”强制性弊端 |
| 4.2.3 性别平等意识薄弱,选择手段多样且隐蔽 |
| 4.2.4 地方整体经济基础较差,社会保障力度较弱 |
| 第5章 江西省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治理的优化 |
| 5.1 动员公民参与治理,助力社会组织发展 |
| 5.1.1 提升公民参与意识与能力,丰富参与方式 |
| 5.1.2 增强多种扶持力度,发展民间社会组织 |
| 5.2 优化考核方案与指标,明确“一票否决”制 |
| 5.2.1 确定科学考核方案,建立合理考核指标 |
| 5.2.2 明细否决制内容与权重,促使否决制民主法制化 |
| 5.3 树立性别平等意识,完善约束型治理工具 |
| 5.3.1 创新宣传教育方式内容,鼓励践行性别平等理念 |
| 5.3.2 加强行为约束惩治,丰富妇女法规与维权渠道 |
| 5.4 加强计划生育生家庭发展能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
| 5.4.1 协调发展与利益导向,助力女性就业创业 |
| 5.4.2 整合社会资源,健全利益与保障体系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2）重庆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外研究概况 |
| 1.2.1 影响因素 |
| 1.2.2 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值域研究 |
| 1.3 国内研究概况 |
| 1.3.1 出生人口性别比现状研究 |
| 1.3.2 出生人口性别影响因素 |
| 1.3.3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后果与治理对策 |
| 1.4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方法与创新不足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概念与相关理论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性别比 |
| 2.1.2 出生人口性别比 |
| 2.1.3 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化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人口均衡理论 |
| 2.2.2 成本-效益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4 社会性别理论 |
| 2.3 出生人口性别比影响因素理论推导 |
| 第3章 重庆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情况 |
| 3.1 全国与重庆市出生人口性别比时间变化情况 |
| 3.1.1 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时间变化基本情况 |
| 3.1.2 重庆市出生人口性别比时间变化基本情况 |
| 3.2 重庆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区域变化情况 |
| 3.3 重庆市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城乡孩次特征及变化 |
| 3.3.1 全市孩次出生人口性别比波幅分析 |
| 3.3.2 城乡孩次出生人口性别比波幅分析 |
| 3.4 重庆市出生人口性别比贡献率 |
| 3.4.1 贡献率指标 |
| 3.4.2 重庆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区域贡献率 |
| 3.4.3 重庆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城乡贡献率 |
| 3.4.4 重庆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孩次贡献率 |
| 第4章 重庆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影响因素分析 |
| 4.1 经济因素 |
| 4.1.1 重庆市经济发展较快 |
| 4.1.2 产业结构相对集中在第二、三产业 |
| 4.1.3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 |
| 4.2 社会因素 |
| 4.2.1 城镇化率逐渐增加 |
| 4.2.2 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与毛入学率逐渐提高 |
| 4.3 文化因素 |
| 4.3.1 男女平等思想观念较浓 |
| 4.3.2 人均受教育年限逐年上升 |
| 4.4 政策因素 |
| 4.4.1 生育政策 |
| 4.4.2 政策生育率 |
| 4.5 医疗因素 |
| 4.5.1 医疗技术的发展 |
| 4.5.2 每万人所拥有的卫生服务机构数 |
| 4.6 重庆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化机制分析 |
| 第5章 重庆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5.1 变量选取 |
| 5.2 变量检验 |
| 5.3 因素显着性分析 |
| 5.4 线性回归分析 |
| 第6章 综合治理与稳定重庆市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对策思考 |
| 6.1 经济方面:发展经济,提高居民收入 |
| 6.2 社会方面:提高教育质量,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 |
| 6.3 文化方面:加大宣传力度,转变思想 |
| 6.4 制度方面:完善社会政策,发挥利益导向作用 |
| 6.5 管理方面:重视“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的二孩人为性别选择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3）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国际与历史背景 |
| 1.1.2 政策与时代背景 |
| 1.1.3 主要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及评价 |
| 1.3.1 外国婚姻挤压研究进展 |
| 1.3.2 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研究进展 |
| 1.3.3 相关理论与方法 |
| 1.3.4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理论与文献相结合 |
| 1.4.2 静态与动态相结合 |
| 1.4.3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
| 1.4.4 数理人口学与人口统计学相结合 |
| 1.4.5 对比研究 |
| 1.5 论文结构 |
| 1.6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6.1 可能的创新点 |
| 1.6.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模型构建和指标选取 |
| 2.1 分城乡离散型未婚人口发展方程 |
| 2.2 主要指标 |
| 2.2.1 全年龄段指标 |
| 2.2.2 年龄别指标 |
| 2.3 分解模型 |
| 2.3.1 未婚男性过剩比分解 |
| 2.3.2 未婚人口婚配性别比城乡差异分解 |
| 2.4 标准化分析的分解标准 |
| 2.4.1 各种分解模型 |
| 2.4.2 不同分解标准下的分解结果和结论 |
| 2.4.3 均值分解标准最优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男性婚姻挤压机制分析 |
| 3.1 性别结构失衡 |
| 3.1.1 强烈男孩偏好文化 |
| 3.1.2 出生性别比偏高 |
| 3.1.3 死亡率的性别差异 |
| 3.1.4 女性缺失 |
| 3.2 年龄结构波动 |
| 3.2.1 总和生育率 |
| 3.2.2 出生人口规模 |
| 3.3 夫妇年龄差婚配模式 |
| 3.3.1 全国夫妇年龄差婚配模式 |
| 3.3.2 分城乡夫妇年龄差婚配模式 |
| 3.3.3 分教育夫妇年龄差婚配模式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男性婚姻挤压变化分析 |
| 4.1 全国静态婚姻挤压变化分析 |
| 4.1.1 男性过剩规模 |
| 4.1.2 婚龄总人口性别比 |
| 4.1.3 婚配性别比 |
| 4.1.4 男性过剩比及分解 |
| 4.2 全国动态婚姻挤压变化分析 |
| 4.2.1 非婚男性过剩规模 |
| 4.2.2 婚龄非婚人口性别比 |
| 4.2.3 非婚人口婚配性别比 |
| 4.2.4 非婚男性过剩比及分解 |
| 4.2.5 平均初婚年龄 |
| 4.2.6 终身未婚比例 |
| 4.3 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差异性分析 |
| 4.3.1 城乡差异 |
| 4.3.2 区域差异 |
| 4.3.3 教育差异 |
| 4.3.4 职业差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及城乡差异趋势分析 |
| 5.1 两个重要因素 |
| 5.1.1 “全面两孩”政策 |
| 5.1.2 乡—城人口转移 |
| 5.2 预测参数设置 |
| 5.2.1 基年人口数据与预测期间 |
| 5.2.2 分城乡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 |
| 5.2.3 分城乡出生性别比 |
| 5.2.4 分城乡死亡水平和死亡模式 |
| 5.2.5 乡—城转移人口规模与转移模式 |
| 5.2.6 分城乡初婚发生风险率 |
| 5.2.7 分城乡夫妇年龄差婚配模式 |
| 5.3 全国未婚男性婚姻挤压趋势分析 |
| 5.3.1 全年龄段未婚男性婚姻挤压趋势分析 |
| 5.3.2 年龄别未婚男性婚姻挤压趋势分析 |
| 5.4 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城乡差异趋势分析 |
| 5.4.1 全年龄段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城乡差异 |
| 5.4.2 年龄别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城乡差异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结论 |
| 6.1.1 全国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将先加剧后减缓 |
| 6.1.2 未婚男性婚姻挤压的城乡差异先拉大后缩小 |
| 6.1.3 男性终身未婚规模和比例快速增加 |
| 6.1.4 农村“00 后”未婚男性将面临严重婚姻挤压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促进性别平等,从根本上解决男性婚姻挤压问题 |
| 6.2.2 高度重视终身未婚男性的养老保障和社会支持问题 |
| 6.2.3 提高“全面两孩”政策效果,鼓励家庭按政策生育 |
| 6.2.4 高度重视乡—城人口转移对农村婚姻市场的不利影响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中国省域出生性别比特征及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出生性别比正常值范围及是否存在假性失衡研究 |
| 1.2.2 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因素研究 |
| 1.2.3 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后果研究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点 |
| 2 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 |
| 2.1 微观个体生育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
| 2.2 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机制分析 |
| 2.3 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 |
| 2.3.1 空间自相关性 |
| 2.3.2 空间异质性 |
| 2.3.3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
| 2.3.4 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
| 3 中国出生性别比的时空分异特征 |
| 3.1 时间特征 |
| 3.1.1 全国出生性别比 |
| 3.1.2 东中西部出生性别比 |
| 3.1.3 分孩次出生性别比 |
| 3.1.4 城乡出生性别比 |
| 3.2 空间特征 |
| 3.2.1 出生性别比的空间分布 |
| 3.2.2 出生性别比失衡程度的空间变化 |
| 3.2.3 空间自相关性与差异特征 |
| 3.2.4 重点省域对出生性别比升高的贡献率 |
| 4 中国出生性别比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2 模型设定 |
| 4.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3.1 混合OLS回归模型 |
| 4.3.2 空间变系数模型 |
| 4.3.3 影响因素系数的时空特征分析 |
| 5 结语 |
| 5.1 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女性缺失与人口长期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女性缺失现象 |
| 1.2.2 女性缺失对人口发展的影响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概念界定与测量 |
| 1.4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4.1 数据来源 |
| 1.4.2 研究方法 |
| 2. 女性缺失的人口影响因素分析 |
| 2.1 出生性别比的变动趋势 |
| 2.2 女性死亡水平的变动趋势 |
| 2.3 小结 |
| 3. 女性缺失的规模和年龄分布 |
| 3.1 中国面临严重的女性缺失问题 |
| 3.2 失踪女性集中出现在低龄段和老年段 |
| 3.3 小结 |
| 4. 女性缺失对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影响 |
| 4.1 对人口数量的影响 |
| 4.1.1 减缓人口的增长速度,加速人口负增长 |
| 4.1.2 导致出生人口尤其是女性人口缺失 |
| 4.2 对人口结构的影响 |
| 4.2.1 引起总人口性别比上升 |
| 4.2.2 加剧婚龄人口性别失衡 |
| 4.2.3 男性婚姻挤压日趋严重 |
| 4.2.4 男性人口过剩现象向老龄段扩散 |
| 4.2.5 减轻少儿抚养负担,增加老年抚养负担 |
| 4.3 小结 |
| 5. 结论与建议 |
| 5.1 结论 |
| 5.2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选题背景与意义 |
| 2、研究综述 |
| 3、本研究尝试解答的问题 |
| 3.1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问题 |
| 3.2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调控问题 |
| 3.3 现代节育运动调控衍生的失衡性问题 |
| 3.4 现代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之争问题 |
| 第一章 医疗化身体: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节育控制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兴起 |
| 1、中国近代节育政治的兴起 |
| 2、中国现代节育政治运动的演变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权力化“规训” |
| 1、身体的权力敞视 |
| 2、身体的权力检查 |
| 3、身体的权力填充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技术化“规训” |
| 1、身体的技术敞视 |
| 2、身体的技术检查 |
| 3、身体的技术填充 |
| 第四节 身体的失控: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个体化失能 |
| 1、身体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 |
| 2、身体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 |
| 3、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 |
| 第二章 国家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 |
| 第一节 国家人口调控目标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国家优生目标调控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优生工作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方式 |
| 第三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计生组织体系 |
| 1、计划生育组织体系 |
| 2、计划生育运行方式 |
| 第三章 科学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技术监控 |
| 第一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资源与技术控制 |
| 1、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控制 |
| 2、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资源控制 |
| 3、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技术控制 |
| 第二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社会监控体系 |
| 1、国家化生育权力监控体系 |
| 2、国家化生育技术监控体系 |
| 第四章 失衡性权利:生育权利的非均衡性及后果 |
| 第一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出生人口性别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女性与婚姻 |
| 第二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民族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生育政策之间的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地域之间生育政策失衡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状况之间的失衡问题 |
| 第三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区域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地区失衡问题 |
| 第四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年龄结构失衡问题 |
| 1、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城乡差异 |
| 2、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地区差异 |
| 第五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医疗资源失衡问题 |
| 1、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地区失衡问题 |
| 3、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结构失衡问题 |
| 第五章 技术性失衡: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权利之争 |
| 第一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妇女解放与奴役之争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生育权与生命权之争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公民平等权之争 |
| 第四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之争 |
| 第六章 生育政治: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及其逻辑 |
| 第一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内涵 |
| 1、生育的概念 |
| 2、政治的概念 |
| 3、生育政治的概念与内涵 |
| 3.1 什么人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2 人们在什么时候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3 人们怎么样获得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第二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逻辑 |
| 1、生育政治权力和权利分配的一般逻辑 |
| 2、生育政治权力与权利分配的特殊逻辑 |
| 3、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特征 |
| 第三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逻辑演变 |
| 1、节育运动中的国家权力干预将减弱,社会和家庭自主调控力度将增强 |
| 2、节育运动中的消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减弱,积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增强 |
| 3、个人自主生育和科学选择生育将会给节育运动带来的新的伦理和法律挑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流动人口对城市总人口性别比的贡献及影响研究 ——以昆明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与创新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研究创新 |
| 1.3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4 概念界定 |
| 第二章 相关研究综述 |
| 2.1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2.1.1 我国人口性别结构分布地区差异 |
| 2.1.2 流动人口性别结构相关研究 |
| 2.1.3 流动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相关研究 |
| 2.1.4 贡献率方法在性别比研究领域的运用 |
| 2.1.5 评述 |
| 2.2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中国高出生性别比引起关注 |
| 2.2.2 流动人口性别间的迁移模式差异与原因 |
| 2.2.3 流动人口性别结构的影响 |
| 2.2.4 评述 |
| 第三章 昆明市人口性别结构概况 |
| 3.1 昆明市与云南省人口性别结构概况 |
| 3.1.1 昆明市与云南省总人口性别比概述 |
| 3.1.2 昆明市与云南省流动人口性别比概述 |
| 3.2 昆明市流动人口性别特征概况 |
| 第四章 流动人口对昆明市人口性别比的贡献分析 |
| 4.1 贡献率分析方法简介 |
| 4.1.1 数据选用与处理软件 |
| 4.1.2 流动人口分类及划分依据 |
| 4.1.3 贡献率分析方法简介 |
| 4.2 年龄因素的贡献率分析 |
| 4.2.1 分年龄因素的贡献率 |
| 4.2.2 M型特征的理论分析 |
| 4.3 城乡因素的贡献率分析 |
| 4.3.1 分城乡因素的贡献率 |
| 4.3.2 贡献率城乡差异的理论分析 |
| 4.4 距离因素的贡献率分析 |
| 4.4.1 分省份因素的贡献率 |
| 4.4.2 贡献率地域差异的理论分析 |
| 第五章 分性别流动人口对昆明市经济社会影响 |
| 5.1 分性别流动人口相关社会影响 |
| 5.1.1 城市人口面临更复杂的婚姻挤压 |
| 5.1.2 适婚男性流动人口融入城市更难 |
| 5.1.3 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性别平等问题 |
| 5.1.4 中老年男性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压力凸现 |
| 5.1.5 流动人口公共服务的性别差异化需求增加 |
| 5.2 分性别流动人口相关经济影响 |
| 5.2.1 对相关产业的影响 |
| 5.2.2 男性流动人口存在失业风险 |
| 5.2.3 分性别流动人口与收入歧视交互作用 |
| 第六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流动人口推高昆明市总人口性别比 |
| 6.1.2 流动人口分因素贡献分析相关结论 |
| 6.1.3 分性别流动人口对社会经济影响 |
| 6.2 相关启示 |
| 6.2.1 加强流动人口性别结构监测 |
| 6.2.2 合理调控流动人口性别结构 |
| 6.2.3 关注流动人口性别相关民生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符号对照表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选题意义 |
| 1.2 本文结构和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结构 |
| 1.2.2 主要内容 |
| 1.2.3 论文的主要贡献、创新和难点 |
| 1.3 主要方法和数据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主要数据来源 |
| 第2章 世界与中国：人口和经济 |
| 2.1 世界人口和经济 |
| 2.2 中国人口和经济 |
| 第3章 理论基础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3.1 人口转型的研究 |
| 3.2 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的理论研究 |
| 3.3 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及各要素的影响研究 |
| 第4章 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以及人口波动的特征分析 |
| 4.1 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的特征分析 |
| 4.1.1 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特征 |
| 4.1.2 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描述 |
| 4.2 中国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波动的特征分析 |
| 4.2.1 人口总量 |
| 4.2.2 人口年龄结构 |
| 4.2.3 人口性别结构 |
| 4.3 小结 |
| 第5章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的影响 |
| 5.1 统计分析 |
| 5.2 扩展索罗经济增长模型理论分析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5.3.2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 |
| 5.3.3 中国劳动力内部年龄结构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 |
| 5.3.4 中国滞后生育率波动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 |
| 5.3.5 不同年龄段劳动力的就业时间波动 |
| 5.4 各地区经济周期波动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 |
| 5.5 中国未来50年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内部年龄结构预测 |
| 5.5.1 模型建立 |
| 5.5.2 预测结果 |
| 5.6 小结 |
| 第6章 国际比较 |
| 6.1 日本经济发展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 |
| 6.1.1 日本人口转型的历史演变 |
| 6.1.2 日本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 |
| 6.2 美国经济“大缓和”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 |
| 6.3 欧债危机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 |
| 6.4 经验教训和启示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下一步研究计划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人口预测R软件程序 |
| 附录B：人口预测的部分结果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我国出生性别比异常变化及综合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的重要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进展 |
| 1.3.2 国内研究状况 |
| 1.3.3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主要内容和创新点 |
| 1.5.1 主要内容 |
| 1.5.2 创新点 |
| 第2章 核心概念与相关理论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出生性别比的定义 |
| 2.1.2 出生性别比正常值域 |
| 2.1.3 男婴（女婴）出生概率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社会性别平等与公正理论方法 |
| 2.2.2 人口安全理论 |
| 2.2.3 人口均衡发展理论 |
| 第3章 我国出生性别比异常变化的特点和形势 |
| 3.1. 我国出生性别比异常变化的状况 |
| 3.2 我国出生性别比异常变化的特点 |
| 3.2.1 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具有普遍性 |
| 3.2.2 一孩出生性别比升高明显 |
| 3.2.3 城乡出生性别比升高差异大 |
| 3.2.4 少数民族出生性别比快速升高 |
| 3.2.5 不同受教育程度女性生育孩子性别比均有所升高 |
| 3.2.6 出生性别比地域差距缩小 |
| 3.2.7 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的省份增多 |
| 3.3 对出生性别比升高形势的研判 |
| 3.4 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社会影响 |
| 第4章 生育政策因素对出生性别比异常变化的影响 |
| 4.1 我国生育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
| 4.1.1 自由生育阶段（1949～1953 年） |
| 4.1.2 生育政策孕育阶段（1954～1959 年） |
| 4.1.3 生育政策建立和完善阶段（1959～2015 年） |
| 4.2 我国生育政策的基本特征 |
| 4.2.1 鲜明的主旨性 |
| 4.2.2 深刻的二元性 |
| 4.2.3 统筹兼顾性 |
| 4.2.4 照顾生育的性别选择性 |
| 4.3 家庭对生育政策的态度及政策效果 |
| 4.3.1 家庭对生育政策的回应 |
| 4.3.2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 |
| 4.4 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升高的影响分析 |
| 4.4.1 偏紧的生育政策助推出生性别比升高 |
| 4.4.2 生育政策挤压导致孩次性别比攀高 |
| 4.5 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升高影响的评价 |
| 4.5.1 生育政策效应的积累性 |
| 4.5.2 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升高作用的有限性 |
| 第5章 出生性别比异常变化的家庭经济因素 |
| 5.1 孩子的经济成本与效益 |
| 5.1.1 孩子是特殊商品 |
| 5.1.2 孩子成本构成 |
| 5.1.3 影响孩子成本的家庭因素 |
| 5.1.4 孩子养育成本的估算 |
| 5.1.5 孩子成本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 |
| 5.2 孩子的养老效益 |
| 5.2.1 家庭的赡养责任 |
| 5.2.2 家庭资源分配的性别平等 |
| 5.3 家庭资源分配与继承效益 |
| 5.3.1 家庭财产唯男继承是婚姻制度的异化 |
| 5.3.2 家庭资源分配的性别平等 |
| 5.3.3 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社会公共政策 |
| 第6章 传统文化对出生性别比异常变化的影响 |
| 6.1 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 |
| 6.1.1 耳濡目染 |
| 6.1.2 营造氛围 |
| 6.2 妇随夫居的婚嫁观念 |
| 6.2.1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
| 6.2.2 男娶女嫁习俗划定了男性为主的家庭轨迹 |
| 6.3 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念 |
| 6.3.1 只有儿子才能“传宗接代” |
| 6.3.2 只有生儿子才是“积德行善” |
| 6.3.3 家谱或族谱只记男性 |
| 6.4 父子相继的传承观念 |
| 6.4.1 子女随父姓天经地义 |
| 6.4.2 以男为本的孝道观念 |
| 6.5 唯男性化的祭祖送终面子观念 |
| 6.5.1 有儿子才有面子 |
| 6.5.2 只有儿子才能祭祖送终 |
| 6.6 重男轻女的家庭文化对出生性别比异常变化的影响 |
| 6.6.1 重男轻女思想的传播特点 |
| 6.6.2 重男轻女思想的家庭负效应 |
| 第7章 家庭生育决策对出生性别比异常变化的影响 |
| 7.1 家庭与家庭功能 |
| 7.1.1 家庭的概念 |
| 7.1.2 家庭功能 |
| 7.1.3 家庭功能与出生性别比的关系 |
| 7.2 家庭类型对出生性别比异常变化的影响 |
| 7.2.1 家庭分类 |
| 7.2.2 不同类型家庭对社会性别的认知 |
| 7.2.3 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重点家庭的确定 |
| 7.3 家庭抚育和赡养功能对出生性别比异常变化的影响 |
| 7.3.1 抚育孩子成长是夫妻共同的责任 |
| 7.3.2 父母责任缺失有害孩子成长 |
| 7.3.3 重视子女教育 |
| 7.4 家庭生育决策对出生性别比异常变化的影响 |
| 7.4.1 家庭生育决策 |
| 7.4.2 从间接推力到直接推力的模型与治理 |
| 第8章 出生性别结构失衡的动力机制 |
| 8.1 出生性别结构失衡动力的涵义与作用路径 |
| 8.1.1 出生性别结构失衡动力命题的提出 |
| 8.1.2 出生性别结构失衡动力的涵义 |
| 8.1.3 出生性别比升高的运行模式 |
| 8.2 出生性别结构失衡动力要素的逻辑关系 |
| 8.2.1 出生性别结构失衡动力指标体系的构建意义与原则 |
| 8.2.2 指标体系设计的流程与逻辑关系 |
| 8.2.3 出生性别结构失衡动力指标体系 |
| 8.3 出生性别结构失衡动力要素的影响机理 |
| 8.3.1 出生性别结构失衡动力要素影响机理分析的意义、思路与方法 |
| 8.3.2 出生性别结构失衡动力要素影响机理评价——以黑龙江省为例 |
| 8.3.3 黑龙江省出生性别比升高动力指数 |
| 8.4 结果分析 |
| 第9章 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社会实践 |
| 9.1 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行动计划 |
| 9.1.1 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行动计划的背景 |
| 9.1.2 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行动计划的主要内容 |
| 9.1.3 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行动计划的总体框架和主要任务 |
| 9.2 对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行动计划的评价 |
| 9.2.1 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行动计划尚未实现预期目标 |
| 9.2.2 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行动计划的短版 |
| 9.2.3 行动计划短版的负效应 |
| 9.3 综合治理实践中积累的主要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
| 9.3.1 实践经验总结 |
| 9.3.2 存在的主要问题 |
| 9.3.3 综合治理实践引发的再思考 |
| 第10章 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路径选择 |
| 10.1 确立科学的性别平等发展目标 |
| 10.1.1 明确妇女的社会地位 |
| 10.1.2 明确妇女的社会价值 |
| 10.1.3 明确妇女在社会和谐发展中的地位 |
| 10.2 建立科学的性别均衡发展评估体系 |
| 10.2.1 分性别生存环境评估 |
| 10.2.2 分性别发展机会评估 |
| 10.2.3 分性别权利地位评估 |
| 10.2.4 对女性的社会人文关怀评估 |
| 10.3 构建家庭与社会互动机制 |
| 10.3.1 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
| 10.3.2 构建完善的服务管理长效机制 |
| 10.4 调整不合时宜的治理措施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关于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异常问题的综述（论文参考文献）
- [1]江西省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治理研究[D]. 程剑波. 南昌大学, 2020(01)
- [2]重庆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影响因素研究[D]. 肖雄. 重庆工商大学, 2020(11)
- [3]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研究[D]. 祝颖润. 吉林大学, 2020(08)
- [4]中国省域出生性别比特征及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研究[D]. 罗希.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
- [5]女性缺失与人口长期发展[D]. 董琳.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6]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区间估计[J]. 姜全保,梅丽,邰秀军. 中国人口科学, 2019(02)
- [7]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D]. 周长友.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8]流动人口对城市总人口性别比的贡献及影响研究 ——以昆明市为例[D]. 李新宇. 云南大学, 2018(01)
- [9]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的影响研究[D]. 程婉静. 清华大学, 2017(06)
- [10]我国出生性别比异常变化及综合治理研究[D]. 石雅茗. 吉林大学, 201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