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经济衰退的政治原因（论文文献综述）
王家曦[1]（2021）在《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对战后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外交所做之比较研究。本文认为,“经济外交”即某一国基于政治考量,透过权力相对关系,将经济工具作为媒介,针对特定的外交战略目标,由施动主体（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对受动主体（同样为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策动与控制,以引导或迫使受动主体服从施动主体的政策目标及利益诉求的行为。经济外交有两种形式,即“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其二,“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中最为典型的两种经济外交,其涉及对象的广泛性、战略目标的多元性、战略手段的丰富性和战略效果的显着性,都为探讨经济外交的性质、作用和意义指明了方向。经济外交实践又作为国际社会体系和权力结构中的能动因素,形成了一个交叉嵌套、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战略交汇与互动,这就为在层次分析的理论基础上对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进行比较研究创造了可能性。战后的美日经济外交处在相同或相近的时空背景下,面临共同但有所区别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所关注的即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对机遇和挑战的认知与因应,并尝试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加以探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战后不同阶段中,美日两国进行了哪些经济外交实践?其发展和演变呈现出哪些特点?从理论视角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存在哪些联系和区别?形成这些联系和区别的主要动因为何?这些动因又将如何影响美日两国经济外交的决策和实施?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和回答,是本文展开研究的主要脉络。通过梳理美日两国经济外交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本文根据战略核心指向的转换与战略的调整和演进,梳理出以下几点研究发现:其一,战后初期是国际经贸新秩序的形成阶段,美日两国由于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权力资源的不同,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外交路径。美国通过经济外交塑造了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贸新秩序,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维持经济权力的经济外交路径。而日本则通过积极在东南亚开展经济外交摆脱了战争带来的萧条与停滞,重建了自身的国际形象,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扩大经济权利和利益的经济外交路径。其二,进入冷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和全球经贸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外交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权重都在持续上升。安全关切也成为经济外交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能源、贸易、高科技产品等涉及国际经贸的议题成为外交战略中安全关切聚焦的重点。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拥有压倒性的体量和优势的美日两国,其经济外交中的安全化构建也随之展开。贸易壁垒、贸易保护和经济制裁成为经济外交的新工具,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安全内涵。这一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变了国际经贸发展的形式和方向,也对此后两极格局的瓦解和新的全球经贸秩序形成埋下了伏笔。其三,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瓦解释放了压在国际经济贸易头上的安全重负。从20世纪末至今,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国际经贸大繁荣、大发展的催化剂。在进入新的跨越式发展时代后,面对变化了的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对全球化和区域化这两大趋势做出战略回应。对于美国来说,“其他国家从自由贸易协定中获益过多”被界定为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威胁。“域外国家”和“亚太地区主要参与者”双重角色之下的美国为了应对此种威胁,确保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便通过经济外交对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这一战略挑战做出了回应。而面对亚太区域的整合和域内国家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日本有以下几个战略主张:第一,以经济为手段建立美国、日本与欧洲三极国际新秩序;第二,加强美日安保及突显自己为西方国家一员,除了运用美日同盟关系与亚太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外,日本也以亚太先进民主化国家自居,主导亚太民主化;认为身为亚太民主国家,必要努力使亚太稳定与和平共存。回顾美日经济外交从形成到发展的整个变迁过程不难发现,经济事务在外交中的地位和权重是持续增加的。作为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相交叉的特殊领域,经济外交是国际关系领域中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对经济外交的既有研究中,经济外交的性质、手段、地位和作用受到较多关注。纵观二战以来的外交史,经济外交的作用不断强化,影响不断外溢,特别是在全球化将全人类空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之后,经济外交的更加不可替代。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经济外交倡导的“合作、互惠、共赢”理念并非总能在外交政策中占据主导,甚至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经济外交本身就会成为冲突和对抗的诱因。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入口,如何通过经济外交框架下的合作共赢和包容性增长重建国际社会的领导力和进步主义,经济外交如何在防范和化解冲突风险、拓展人类共同福祉、促进国际经济制度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将是时代留给所有国际事务参与者们共同求索的一道考题。
王一帆[2]（2021）在《安倍第二任期日本农业政策调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业发展事关粮食安全问题,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伴随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农业为代表的经济发展问题与国际经济摩擦和国际关系时常是相互影响的。例如90年代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美国通过301超级条款要求日本开放农业市场;2018年中美两国间有关大豆等农产品的贸易争端等。其中,日本因地理条件的限制农业发展相对受限,所以战后以来粮食安全保障议题就是日本的关注重点之一。因此,日本通过出台相关农业支持政策对农业发展实施保护。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农业支持水平数据（PSE）来看,日本PSE占农业总值比重在40%-50%之间,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常年居于全球排名前五,是典型的高度农业保护型国家。但是20世纪以来,日本围绕提升农业竞争力的目标,以促进农产品出口为重要手段,颁布并修改多项农业支持政策和法律法规,实现农业政策转型。在安倍第二任期突出表现为实施以农林水产进攻型农业为指导的农业改革。在机制建设方面,安倍政府成立日本农林水产业、地区活力创造本部,打破政府不同部门间的分歧以简化、协调农产品出口的程序,同时该部门还承担协助日本政府开展农业对外谈判和磋商的任务;政策方面出台以农业竞争力为核心的《农林水产业、地区活力创造计划》等文件;具体措施方面涵盖强化六次产业、农协改革等。从安倍政府农业支持政策的重点和实施措施可以看出,其农业政策从传统价格支持和关税补贴的“防御型”政策转变为以提升农业竞争力和大力促进农产品出口的“进攻型”政策。在这一背景下,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安倍政府在第二任期内农业政策调整的原因是什么?国际化的力量、日本特有的政治结构是如何影响其农业改革和农业政策调整的?基于跨国关系—国内政治的分析路径,国际化作为自变量被引入国家政策制定的分析中。这种分析路径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商品、服务和资本的流动会改变国内不同行为体的利益分配。这种经济分配的变化使各种国内行为体通过政治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与偏好,就使得经济行为渗透到政治领域,进而影响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这种由国际化带来的一系列国内经济、政治的变化是本文论述所遵循的理论逻辑。本文尝试以安倍第二任期内农业政策调整问题为研究对象,借助“国际化与国内政治”的理论框架,从政治经济学与比较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出发,详细梳理战后日本农业政策的演变过程和安倍第二任期农业改革的主要内容,并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关于农业支持水平的测算模型剖析安倍农业改革的性质及效果,观察日本农业政策与国际环境变化的互动,试图探讨国际化的力量对国内经济结构和政治变迁的影响,分析在农业领域日本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安倍政府的农业改革与转型是对经济一体化、金融危机和TPP谈判等国际力量内部化的回应,但是由于国内农业界对国际化力量的抵抗,使得安倍时期的农业改革在转型的同时却并未改变高保护的性质,农业政策调整的效果有限。
邵冰[3]（2020）在《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以国家干预为出发点可以获取最大限度的贸易利益并提高本国的经济福利。日本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典型。日本作为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其人口众多,国土面积狭小,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能源及市场等多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二战后,日本经济从战乱后的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和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国际经济竞技场上连续摘取“经济大国”、“金融大国”、“最大债权国”等桂冠,并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取得与其对外贸易活动的有效开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许多分析认为,日本经济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日本政府成功地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二战后,日本政府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产业重建,采取了限制进口、振兴出口、积极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日本的贸易政策内容开始由限制进口、替代进口向出口导向、扩大出口转变,日本政府调整关税政策替代进口限制并设置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税率,逐步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重点扶植重化工业的发展。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年）,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进入高级阶段,协调与竞争并重,一方面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减少各国的谴责,另一方面,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积极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减量经营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促进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带动国内经济的回升和发展。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为应对冷战后新时期国内外经贸发展战略环境的变化,日本继续推行贸易与投资并举的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同时继续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积极开展战略性贸易外交,利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调进一步获取贸易优势并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观战后70多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保护产业、扶植出口”一直是贯穿日本贸易政策的一条主线。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实行的是初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并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实行的是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确定合理的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原则,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高效率地配置资源,以继续获得贸易优势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看,由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外部性和经济秩序不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为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活动提供了原因和依据,且在某些条件下国家政府的干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它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转移垄断利润、强化竞争优势,因此维护国际贸易利益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实现国家利益需要正确的贸易政策,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植战略性产业发展,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根据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适合日本国情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也为日本国家战略从“经济中心导向”向“大国化目标”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产业层面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将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结合发展,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全力扶植那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性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使其以强劲的国际竞争能力,实现赶超欧美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不仅实现了产业的现代化,而且促进日本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断攀升。战后日本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半导体工业的大发展,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成功运用的典范。从企业层面看,日本特殊的企业组织体系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有着重要的关系,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载体,独特的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运行机制,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开辟了稳固的前沿阵地。日本企业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与产业发展和贸易利益密切结合的特征,日本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中同样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此外,日本企业的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互配合,日本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均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灵活运用和追求动态效应等特点。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日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能力提高带来积极效果,也对日本经济和贸易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后果。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仍以进料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最能代表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与贸易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速呈结构性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虽然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且从发达国家应用的角度进行阐释和研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良好的指引。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许有益于世界经济和福利的改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未必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国际市场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所决定的市场不完善性为一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日本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一是要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二是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三是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五是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刘伟岩[4]（2020）在《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文中提出2008年经济危机后,为摆脱经济下行的轨道,美国、日本、德国先后提出了“重振制造业”（2009年）、日本版“第四次工业革命”（2010年）、“工业4.0”（2012年）等战略计划,而我国也于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这些战略规划的陆续出台拉开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Io T）、人工智能（AI）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帷幕。而作为第二经济大国,我国应如何借助于这一难得机遇来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则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回顾日本走过的“路”可知,其也曾作为“第二经济大国”面临过相似的难题,且从中日经济发展历程比较和所面临的“三期叠加”状态来看,我国现阶段也更为接近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而日本却在当时的情况下借助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成功地推动了国内产业的改造升级。基于此,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并将研究阶段锁定在其取得成功的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进而研究其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我国接下来要走的“路”提供极具价值的指引和借鉴。在对熊彼特创新理论以及新熊彼特学派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产业技术范式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部门创新体系理论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文借助于此从创新体系的视角构建了“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从整体产业体系来看,其属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过程,该过程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且两者间的匹配性决定着产业升级的绩效;而深入到具体产业来看,其又是通过催生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的,对于此分析的最佳维度则是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同样地,两者间的匹配性也决定着各产业升级的成效。回顾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可知,其呈现出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重化型”化,70～80年代的“轻薄短小”化,以及90年代后的“信息”化。其中,“轻薄短小”化阶段是日本发展最为成功的时期,也是本文的研究范畴所在。分析其发生的背景可知:虽然效仿欧美国家构建的重化型产业结构支撑了日本经济“独秀一枝”的高速发展,但在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这一产业结构所固有的局限性和问题日渐凸显,倒逼着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产业调整;而与此同时,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恰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这种机遇对于后进国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机会均等”的,该国能否抓住的关键在于其国内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而日本战后近20年的高速增长恰为其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战略又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其积累了殷实的技术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借助于上文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从创新体系的视角解释了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是如何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以及日本为何更为成功的。就整体产业体系而言,科技革命的发生必然会引致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且这一过程是在由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创新主体联盟等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战后科技革命的发源地仍是美国,日本的参与借助的是范式转换过程中创造的“第二个机会窗口”,换言之,日本的成功得益于对源于美国的新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其技术经济范式呈现出“应用开发型”特点。而分析日本各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创新行为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等支持创新的行为,还是企业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遵循“现场优先主义”原则、实施“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以及培训在职人员等创新行为,或是大学和科研机构针对产业技术进行研究、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以及培养理工科高科技人才等行为,亦或是“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型的创新主体联盟联合攻关尖端技术、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等行为都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微电子技术发展潜力的。而这种“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间的相匹配正是日本能够更为成功地借力于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根因所在。进一步地从具体产业来看,科技革命引致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表现为新兴技术转化为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和改造传统产业技术范式的过程,这也是科技革命“双重性质”的体现。而对这一层面的分析则要用到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在选取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以及选取工业机器产业（以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为主）和汽车产业作为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机械产业的典型后,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这些产业在技术体制、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所在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等方面的不同,其产业技术范式是相异的,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这些产业上均实现自主创新并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日本各创新主体针对不同的产业技术范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分别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而进一步比较各部门创新体系可知,日本政府和企业等创新主体针对“催新”和“改旧”分别形成了一套惯行的做法,但在这两类产业升级间又存在显着的差异,即:日本政府在“催新”中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中均表现出了贯穿始终的强干预性,尤其是在计算机产业上;而在“改旧”中则干预相对较少,主要是引导已具备集成创新能力的“逐利性”企业去发挥主体作用。作为一种“制度建设”,创新体系具有“临界性”特点且其优劣的评析标准是其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日本能够成功地借力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经验就在于其不仅构建了与当时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而且注重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加速推进了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并推动了新旧产业的协调发展。但是,这种致力于“应用开发”的“追赶型”创新体系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基础研究能力不足,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以及政府主导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等,这也是日本创新和成功不可持续以致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与美国拉开差距的原因所在。现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在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追赶先进国家的“机会窗口”的同时,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追跑”“齐跑”“领跑”并行发展的机遇,并为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会。由于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必须构建极其重视基础研究且具有灵活性的国家创新生态体系,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以及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等。
肖河,潘蓉[5]（2020）在《大国竞争视角下的日美贸易冲突——对“广场协议叙事”的再审视》文中认为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为大国竞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案例,守成大国"规锁"政策的轮廓日渐清晰。关于如何应对这一战略,中国学界开始结合日美贸易冲突来探讨。一派观点主张日本的败因是受制于日美同盟,被迫妥协退让,其中签订《广场协议》是其由盛转衰的关键;另一派观点则主张日本崛起中断的根源在于未能及时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广场协议》并非症结所在。本文从大国竞争的角度考察了日美贸易冲突,指出签订《广场协议》绝非决定性节点。美国发动的贸易冲突在遏制日本经济发展上不如预期,日美同盟也没有在经贸领域有效约束日本。然而,日本虽然承受住了外部压力,但是却执迷于既有发展路径,过度对冲外部压力,拖延了结构调整。以史为鉴,中国应当认识到自身需要在更加困难的环境中解决与当年日本相似的问题,这需要更清醒的判断和更丰富的战略智慧。
李宜婧[6]（2020）在《日美贸易摩擦与中美贸易摩擦比较研究》文中提出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日益突出,美国向中国不断施压挑起争端的行径与美国对日本发动贸易摩擦有着极为相似之处。对比研究日美贸易摩擦和中美贸易摩擦,探索贸易摩擦的成因、历史阶段及特征、影响和应对方式及其成效,不仅有助于我国应对贸易摩擦和发展自身经济有现实意义,而且由于美日贸易摩擦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中美贸易摩擦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摩擦,两次摩擦的性质不同对研究贸易摩擦具有重要价值。采用历史分析法对日美贸易摩擦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各个阶段进行回顾,在此基础上对比贸易摩擦的性质、形成原因、冲突领域、变化过程和应对策略进行比较分析,考察美国在贸易摩擦中采取的典型手段,尝试推导出贸易摩擦发生的共性规律,结合对日美、中美之间纺织品贸易谈判进行案例分析。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将日美贸易摩擦和中美贸易摩擦与世界总体变化形势结合考察,有助于从整体意义上把握贸易摩擦的本质特征和形成原因,从而减轻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对日美贸易摩擦与中美贸易摩擦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导致摩擦的直接原因是中国、日本经济扩张时期对美贸易居于出超地位且赤字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和日本能够迅速摆脱经济危机影响,在高新技术领域的竞争力增强,让美国感到威胁和不满,主动挑起贸易摩擦。根据时间线索和摩擦焦点的变化,日美贸易摩擦可以分为初发时期、频发时期以及全面升级时期,中美之间的摩擦可划分成微观贸易摩擦阶段、贸易摩擦的政治化阶段和宏观贸易摩擦阶段。另外,随着中日两国产业升级变化,摩擦领域也从低附加值产业扩展至高附加值产业。尽管两次贸易摩擦存在时代背景、政治形态等不同,但二者在模式上的相似性,以及日本在应对贸易摩擦过程中经验上的先验性,对我国应对贸易摩擦和发展自身经济有一定参考价值。
陈晓晓[7]（2020）在《日美贸易战中日本的应对措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任一经济体对外开展经贸活动,皆以利益为其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日美双方当然也不例外。二战以后,美国和日本作为不同的经济主体,又分列“世界经济头号大国”和“创造经济神话的国家”,皆围绕本国利益开展贸易往来,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矛盾和问题,摩擦亦是屡屡发生。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日美贸易摩擦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就已初露端倪,进入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双方之间的贸易摩擦进一步深化,且在60年代后期演变至“贸易战”,呈现出激烈的争夺之势。进入80年代,双方的贸易关系依然“剑拔弩张”,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进入全面升级阶段,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暂告结束。在此过程中,美国采取措施以遏制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化,而日本也作出了积极的应对,双方一直处于“我攻你防,你攻我防”的状态,且攻守对抗的紧张性尽显于日美双方的战略举措之中。就此而言,对于双方战略的研究,尤其是对于日本应对方面的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本文将重点截取6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后期这一段时间,梳理美国发起对日贸易战的概况,并在归纳总结日本应对美国贸易战的基础上,论述日本的应对给自身带来的利弊得失,而对于“得失”的分析,实则是日本应对这场贸易战的经验教训,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学习借鉴的典型。
张恒[8]（2019）在《全球矿业周期嵌套模型与我国矿业发展对策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将经济学中的周期理论引入矿业领域,以经济周期四种尺度为基础框架,寻找矿业在不同尺度经济波动中的周期性变化。通过对200多年以来全球煤炭、生铁（粗钢）、铜、铝、铅、锌等大宗矿产品产量及价格变化规律的归纳,发现全球矿业发展存在四种尺度的周期。对各个尺度的周期进行了划分,将不同周期进行配套,建立了全球矿业周期嵌套模型。本文认为全球矿业发展存在四种尺度的周期,周期的嵌套之下推动着矿业产业不断波动式向前发展。1个矿业长周期可嵌套2-3个中长周期或5-6个中周期,1个中长周期多数嵌套3个中周期,1个中周期可嵌套2-3个短周期。当几种周期上行期叠加在一起时,往往是矿产品价格飙涨和矿业生产的快速攀升。当几种周期同时叠加下行时,会给矿业带来重大衰退。根据周期嵌套规律,2021年至2022上半年或将发生新一轮经济危机和矿产品熊市。同理,类似的衰退也可能在2029或2036年发生。全球矿业的长周期是由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的,平均每个周期持续50年左右。下一轮矿业长周期最有可能由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推动,启动时间约21世纪30年代中期。人口结构变化驱动的矿业中长周期可达18-24年,矿业主导国家三个中长周期分别对应矿业长周期的成长、成熟到衰落的三个阶段。2023年后弱势的第三轮矿业中长周期推动全球矿业长周期进入衰退期。矿业中周期大约7-11年,其基本驱动力是投资和设备的更新。通过美元指数和利率可以判断矿业中周期的转折点。当前矿业中周期自2016年1月启动,预计将持续到2022年底。中国地勘投入的中周期平均8年,与矿业中周期一致,反映了中国经济和财政中周期的共同作用。矿业短周期主要由库存周期驱动,持续时间3-4年。通过工业存货、PPI（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和狭义货币M1等指标可以判断出矿业短周期的转折端。本轮矿业短周期从2019年1月开始,预计将持续到2022年。本轮和上轮短周期的顶点较高者将与中周期的顶点重合。根据矿业发展的周期性波动和嵌套特点,提出我国矿业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1.国家制定矿业政策应确保适度领先矿业周期的基本原则,做到未雨绸缪。适应周期进程调整矿产资源勘探政策、资源税费政策、对外并购政策及资源进出口政策。2.矿企开展矿业投资应力争做到逆周期投资,减少及避免顺周期投资的冲动,保护好现金流,并利用美元指数、美国利率周期等指标做好矿业中周期转折端的研判。3.矿业产业链企业要善于利用短周期,进行套期保值规避产品价格风险、利用资本市场短周期为企业长期发展融资、选择合适的入场点进行投机获取收益等。要善于通过工业存货、PPI、M1等指标的联系配合,对矿业短周期各阶段及转折点进行判断。
尹玲[9]（2019）在《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研究（1961-1989）》文中研究说明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与日本就驻日美军基地及防务费用分摊问题持续出现争端,这主要是基于美日两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差异性。利益是同盟牢固的纽带,美日同盟的再定义本身就是美日两国国家利益的重新界定、分配和创造的问题。冷战结束后,美国仍以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思想看待亚洲事务,并利用西太平洋地区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满足其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利益,对亚太国家进行封锁战略。而日本则认为美国的要求并未对日本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产生太多直接影响。这也就是两国在防务争端的根源——国家核心利益。从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看,美日两国在防务领域的纷争可追溯到冷战时期。冷战时期的美日安保体制成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遏制共产主义力量的重要支柱。然而,随着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日本逐渐在经济领域成为了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两国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必然会引发在政治、军事与安全等领域的连锁反应。其实,美日两国在安保体制语境下各怀心事:日本希望在与美国亚太区域利益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提升日本在同盟关系中的地位,借此机会突破在安保体制上的限制,向“正常国家”迈进一步;而按照美国的意愿,美日同盟的目标应该是让日本在军事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又必须受到美国的制约,使日本为其全球战略服务。因此,美日两国在安全问题上出现纷争也在所难免。本文旨在从中国学者角度看待美国对日安保政策,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对课题的源起、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研究难度和研究创新进行阐释。正文由四章组成,以时间为节点,以美日两国安保体制的调整与变革为架构,侧重把美国对日安保政策放在美国亚太战略利益、整体战略调整以及随之而来的亚洲政策变化中,以揭示美日安保体制重构与美日同盟关系“再定义”的深层原因与深刻影响,即在冷战思维下,美日安保体制与同盟关系的不断调整与定义是美日两国为适应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同盟体制现状,两国在同盟体制内部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通过调整、缔结新的条约或合作指针,实现美日两国的利益分配与同盟关系的“再平衡”。具体如下:第一章,主要对冷战初期美国的国家战略以及对日驻军问题进行述评。美国国家战略是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基础,该战略贯穿于美国战后历届政府的外交战略之中。美国的亚太战略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而美国对日政策又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集中体现。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深受国际战略环境的影响,其目标是在亚太地区建立霸权,将日本塑造成美国在该地区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沿阵地。为此,美国制定了以全面巩固和发展与日本的政治、军事关系,强化美日安全保障体制为核心的对日政策。第二章,主要论述了60年代美国对日安保政策的演变。这一时期美日两国进入了调整期和适应期,美日两国关系也从冰点转向蜜月期。1960年美日两国对安保条约的首次“再定义”使美日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当时的美国仍然视日本为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防波堤”,并且试图进一步控制与管理日本。然而,进入60年代末,美日两国的贸易摩擦进入逐步激化时期。虽然此时美日两国的摩擦体现在了经济领域,然而这种贸易上的不平衡实际上是美日两国在各个领域中出现的经济摩擦的起点与中心,也成为了美日双方日后在争夺政治与军事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章,主要论证了70年代美国对日安保政策的期待与不安。自《新美日安保条约》生效后,日本开始更加积极地谋求改变“美主日从”的关系状态。在这一时期,两国在经济领域的摩擦也开始向军事与安全领域蔓延,即使两国都力图朝着符合双方国家利益的方向改善两国关系,但两国间的竞争关系成为了双方在经济、军事与安全等诸多领域产生争论与摩擦的关键的基础。第四章,主要探讨了80年代美日两国在军事与安全领域的合作与摩擦。80年代,美国的“世界霸权”与日本的“国际国家化”成为了两国在美日同盟框架下的共同目标,美日同盟关系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提升。从这一角度讲,由美日“安保关系”向“同盟关系”的进化,赋予了美日同盟体制以新的地位与作用。“中曾根康弘—里根时代”的到来、美日“同盟关系”的明确表述,表明了日本在同盟事务中主动性的加强与维系同盟利益的倾向。美日同盟关系与日本实现大国化目标之间的联系逐渐得以建立,这也使美日共同体的思想得到了明显的加强。结语部分,通过对冷战时期美日安保体制进行述评,揭示两国政策转变的深层原因,同时对美日两国军事与安全政策的特点进行论述,对两国同盟关系的未来走向进行评估。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与同盟体制内部的现状,美日两国就同盟体制与两国同盟关系以各种方式不断地进行着适应性的调整与重新定义,实现美日两国同盟关系与利益分配的“再平衡”。通过对美国对日政策,尤其是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的发展与演变的研究,准确认识并勾勒出冷战时期美日两国军事与安全政策演变的历史轨迹,力求把握两国关系演变的一般规律,从现实层面揭示美国对日军事与安全政策与美日关系之于亚太地区安全的时代意义。
龙小燕[10]（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二、日本经济衰退的政治原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本经济衰退的政治原因（论文提纲范文）
（1）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意义 |
| 五、研究内容与章节设置 |
| 第一章 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的理论工具与研究路径 |
| 第一节 主要理论工具:新现实主义与权力转移理论 |
| 第二节 研究路径:战后美日经济外交的发展阶段的总结及比较 |
| 第二章 “权力”与“权利”之辩: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战后初期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战后初期美日经济外交路径选择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 第三章 “安全化”:冷战背景下美日经济外交的演化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冷战中美日经济外交的“安全化”进程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安全化”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对“安全化”的认知与回应 |
| 第四章 机遇、挑战与回应: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的“重新校准”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中的机遇、挑战与美日经济外交的回应 |
| 结论 |
| 研究发现 |
| 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2）安倍第二任期日本农业政策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农业政策研究 |
| (二)日本农业支持政策研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跨国关系—国内政治的分析路径 |
| 一、现有研究经济政策的分析路径 |
| (一)基于国际力量的分析路径 |
| (二)基于国内政治的分析路径 |
| 二、本文的理论框架 |
| (一)跨国关系—国内政治的分析路径 |
| (二)跨国关系—国内政治的分析路径变量选择 |
| 第二章 安倍第二任期农业改革的主要内容 |
| 一、日本农业政策的演进 |
| (一)战后初期:实施农地改革 |
| (二)高速增长期:颁布《农业基本法》 |
| (三)国际化发展时期:出台《食品、农业和农村基本法》 |
| 二、安倍第二任期农业改革的主要内容 |
| (一)《农林水产业、地区活力创造计划》下农业政策调整 |
| (二)《加强农林水产业出口竞争力战略》下增强农业出口竞争力 |
| 第三章 安倍第二任期农业政策特征分析 |
| 一、农业支持水平的定义及测算方法 |
| (一)定义 |
| (二)OECD框架下农业支持水平测算方法 |
| 二、安倍第二任期农业支持水平及效果分析 |
| (一)农业总支持水平小幅下降 |
| (二)生产者支持所占比重最多 |
| (三)生产者支持结构发生变化 |
| (四)消费者支持呈下降趋势 |
| (五)一般服务支持以对农业基础设施的开发与维护为主 |
| 三、安倍第二任期农业政策调整的特征 |
| (一)改革理念:强调进攻型农业建设 |
| (二)改革内容:产业发展与制度改革相结合 |
| (三)改革效果:差距与作用 |
| (四)改革方向:农业体系多元化发展 |
| 第四章 国际化、国内政治与农业政策调整 |
| 一、日本农业领域国内政治结构分析 |
| (一)首相官邸 |
| (二)官僚集团 |
| (三)国内利益集团 |
| 二、国际化对日本国内农业市场的影响 |
| (一)长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日本农业发展受阻 |
| (二)中期:2008 年金融危机对日本农业经济的冲击 |
| (三)短期:TPP对日本农业市场开放的现实要求 |
| 三、国内行为体的偏好与农业改革政策的形成 |
| (一)首相官邸:主导农业改革 |
| (二)官僚集团:影响农业改革 |
| (三)利益集团:对农业改革施加压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分析与实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1.3.4 比较分析的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般分析 |
| 2.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和性质 |
| 2.1.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 |
| 2.1.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性质 |
| 2.1.3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区别 |
| 2.1.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容体系 |
| 2.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渊源 |
| 2.2.1 比较优势与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
| 2.2.2 重商主义与贸易保护理论 |
| 2.2.3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2.3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 |
| 2.3.1 利润转移理论 |
| 2.3.2 外部经济理论 |
| 2.4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评析 |
| 2.4.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突破 |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局限和消极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演变 |
| 3.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 |
| 3.1.1 限制进口的政策 |
| 3.1.2 扶植和振兴出口的政策 |
| 3.1.3 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 |
| 3.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 |
| 3.2.1 实施分阶段贸易自由化政策 |
| 3.2.2 实施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政策替代直接进口限制 |
| 3.2.3 通过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 3.2.4 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扶持重化工业的发展 |
| 3.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形成时期(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 |
| 3.3.1 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
| 3.3.2 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 |
| 3.3.3 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
| 3.3.4 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
| 3.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稳定发展时期(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 |
| 3.4.1 贸易政策的重心向贸易和投资并举的方向转变 |
| 3.4.2 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
| 3.4.3 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与主要实施方式 |
| 4.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 |
| 4.1.1 国家战略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
| 4.1.2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基础 |
| 4.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实施方式 |
| 4.2.1 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 |
| 4.2.2 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持战略产业发展 |
| 4.2.3 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 |
| 4.2.4 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 |
| 4.2.5 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层面分析 |
| 5.1 战后日本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合发展 |
| 5.1.1 产业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5.1.2 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着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 日本汽车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1 汽车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2.2 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采取的保护和扶植政策 |
| 5.2.3 日本汽车产业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
| 5.2.4 日本汽车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3 日本钢铁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3.1 钢铁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3.2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3.3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3.4 日本钢铁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4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4.1 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4.2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4.3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4.4 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与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企业层面分析 |
| 6.1 日本的企业组织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1.1 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强大的基础载体 |
| 6.1.2 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运行机制 |
| 6.1.3 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稳固的前沿阵地 |
| 6.2 日本的企业并购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2.1 日本企业并购的模式与特点 |
| 6.2.2 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 |
| 6.3 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3.1 日本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贸易利益密切结合 |
| 6.3.3 跨国公司及经营战略中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 日本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1 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配合 |
| 6.4.2 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 |
| 6.4.3 企业研发战略的效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积极效果及消极影响 |
| 7.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 |
| 7.1.1 目标明确 |
| 7.1.2 重点突出 |
| 7.1.3 灵活运用 |
| 7.1.4 追求动态效应 |
| 7.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积极效果 |
| 7.2.1 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
| 7.2.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 7.2.3 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
| 7.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消极影响 |
| 7.3.1 贸易摩擦频发 |
| 7.3.2 经济对外依赖加深 |
| 7.3.3 产业“空心化”风险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1 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 |
| 8.1.1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 |
| 8.1.2 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 |
| 8.1.3 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 |
| 8.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2.1 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 |
| 8.2.2 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 |
| 8.2.3 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
| 8.2.4 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 |
| 8.2.5 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
| 8.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一般分析 |
| 2.1 科技革命的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 2.1.1 科技革命的概念 |
| 2.1.2 战后科技革命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2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及研究范围界定 |
| 2.2.1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 |
| 2.2.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研究范围界定 |
| 2.3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3.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3.2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2.3.3 产业技术范式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基于创新体系视角的分析框架 |
| 3.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 |
| 3.1.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经济本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 |
| 3.1.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催新”与“改旧” |
| 3.2 创新体系相关理论 |
| 3.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3.2.2 部门创新体系理论 |
| 3.3 以创新体系为切入点的分析视角 |
| 3.3.1 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3.2 部门创新体系与产业技术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与背景 |
| 4.1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 |
| 4.1.1 战前科技革命成果推动下日本产业的“重化型”化(20世纪50-60年代) |
| 4.1.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轻薄短小”化(20世纪70-80年代) |
| 4.1.3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信息”化(20世纪90年代后) |
| 4.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背景 |
| 4.2.1 重化型产业结构的局限性日渐凸显 |
| 4.2.2 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为日本提供了机遇 |
| 4.2.3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经济基础 |
| 4.2.4 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奠定了技术基础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 |
| 5.1 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载体:日本国家创新体系 |
| 5.2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5.2.1 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 |
| 5.2.2 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 |
| 5.2.3 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 |
| 5.2.4 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 |
| 5.2.5 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 |
| 5.3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5.3.1 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5.3.2 遵循技术创新的“现场优先主义”原则 |
| 5.3.3 实行考虑市场因素的“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 |
| 5.3.4 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 |
| 5.3.5 重视对在职人员的科技教育和技术培训 |
| 5.4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5.4.1 从事与产业技术密切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
| 5.4.2 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 |
| 5.4.3 培养了大量的理工类高科技人才 |
| 5.5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5.5.1 产学官联合攻关尖端技术 |
| 5.5.2 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 |
| 5.5.3 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 |
| 5.6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评析 |
| 5.6.1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6.2 “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战后科技革命催生日本主要新兴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6.1 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与日本部门创新体系 |
| 6.2 微电子技术催生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
| 6.2.1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2.2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2.3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6.2.4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2.5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3 计算机技术催生下日本计算机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
| 6.3.1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3.2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3.3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3.4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的匹配性评析 |
| 6.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半导体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2 部门创新体系与计算机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3 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战后科技革命改造日本主要传统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7.1 科技革命改造传统产业的本质: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 |
| 7.2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工业机器自动化的发展 |
| 7.2.1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2.2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2.3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2.4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3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汽车电子化的发展 |
| 7.3.1 汽车电子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3.2 汽车电子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3.3 汽车电子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3.4 汽车电子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的匹配性评析 |
| 7.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工业机器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2 部门创新体系与汽车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3 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与教训 |
| 8.1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 |
| 8.1.1 构建了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 |
| 8.1.2 重视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 |
| 8.1.3 加速推进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 |
| 8.1.4 借力科技革命的“双重性质”推动新旧产业协调发展 |
| 8.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教训 |
| 8.2.1 创新体系的基础研究能力不足 |
| 8.2.2 创新体系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 |
| 8.2.3 政府主导下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对我国的启示 |
| 9.1 新一轮科技革命给我国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 |
| 9.1.1 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机会窗口” |
| 9.1.2 为我国新兴产业“追跑”“齐跑”与“领跑”的并行发展提供机遇 |
| 9.1.3 为我国传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机会 |
| 9.2 构建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相匹配的创新体系 |
| 9.2.1 构建国家创新生态体系 |
| 9.2.2 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 |
| 9.2.3 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2.4 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大国竞争视角下的日美贸易冲突——对“广场协议叙事”的再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考察大国竞争中的“第四种选择” |
| 既有研究回顾：日美贸易冲突的两种叙事 |
| 大国竞争视角下的日美贸易冲突 |
| 日美贸易冲突中的崛起国应对逻辑 |
| （一）从《广场协议》透视日本的对冲策略 |
| （二）《广场协议》背后的日本：“政治大国”与保守官僚主导 |
| （三）美日同盟与日美经贸博弈 |
| 结论：不尽成功的贸易战及其应对 |
（6）日美贸易摩擦与中美贸易摩擦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 |
| (二) 国外研究 |
| (三) 研究不足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
| 六、论文结构与内容 |
| 第一章 主要概念的界定和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主要概念界定 |
| (一) 国家利益 |
| (二) 利益集团 |
| (三) 经济实力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介绍 |
| (一) 重商主义理论 |
| (二) 保护幼稚工业理论 |
| (三) 凯恩斯主义的保护贸易理论 |
| (四) 新型贸易保护理论 |
| 第二章 日美贸易摩擦的回溯与梳理 |
| 第一节 日美贸易摩擦的形成原因 |
| 第二节 日美贸易摩擦的产生与发展 |
| 第三节 日美贸易摩擦的缓和 |
| 第三章 中美贸易摩擦的回溯与梳理 |
| 第一节 中美贸易摩擦的时间与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中美贸易摩擦的形成原因 |
| 第三节 中美贸易摩擦的产生与发展 |
| 第四章 案例研究:日美、中美纺织品贸易谈判 |
| 第一节 日美纺织品贸易谈判 |
| 第二节 中美纺织品贸易谈判 |
| 第五章 日美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异同分析与日本应对经验总结 |
| 第一节 日美贸易摩擦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共性 |
| 第二节 日美贸易摩擦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殊性 |
| 第三节 日本应对贸易摩擦的策略选择背景 |
| 第四节 日本的主要策略选择分析及效果评估 |
| 第五节 日本应对贸易摩擦的有效经验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 中文文献 |
| (二) 英文文献 |
| (三) 日文文献 |
（7）日美贸易战中日本的应对措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 国内研究现状 |
| 2.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思路 |
| (四) 研究目标 |
| (五) 贸易战及其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美国发起对日本贸易战的概况 |
| (一) 美国发起对日本贸易战的战略考量 |
| 1. 扭转对日贸易的严重失衡局面 |
| 2. 提升对日的相对竞争力以护其经济霸主之位 |
| 3. 政治考量 |
| (二) 美国发起对日本贸易战的具体实施 |
| 1. 贸易领域的战略路径 |
| 2. 金融领域的战略路径 |
| 二 日本应对美国贸易战的概况 |
| (一) 日本应对美国贸易战的战略考量 |
| 1. 政治考量 |
| 2. 经济考量 |
| (二)日本应对美国贸易战的主要措施 |
| 1. 贸易领域的战略应对 |
| 2. 金融领域的战略应对 |
| 三 日本应对美国贸易战的检讨 |
| (一) 日本应对措施的后续影响 |
| 1. 催生“泡沫经济”,为日后的经济萧条埋下隐患 |
| 2. TPP问题引发的“历史重现” |
| (二) 日本应对措施的政治得失 |
| 1. 避免招致更多的政治风险 |
| 2. 美日同盟关系遭受冲击 |
| (三) 日本应对措施的经济得失 |
| 1. 推动日本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 |
| 2. 提升日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 3. 进口增加,出口竞争力下降 |
| 4. 国内产业“空心化”,失业人口增加 |
| 5. 引发经济更为剧烈的震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8）全球矿业周期嵌套模型与我国矿业发展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5 论文研究工作量 |
| 2 经济周期的基本理论、分类及分解方法 |
| 2.1 经济周期的概念 |
| 2.2 不同尺度经济周期理论 |
| 2.3 各种经济周期的相互作用与嵌套 |
| 2.4 古典周期、增长周期与增长率周期 |
| 2.5 周期的分解方法 |
| 3 经济长波下的矿业长周期波动 |
| 3.1 各种理论对经济长波的研究和划分 |
| 3.2 经济长波与矿业长周期的划分 |
| 3.3 产业结构变动和主导产业转换与矿业长周期的形成 |
| 3.4 全球产业转移和工业化国家（地区）轮动与矿业长周期的形成 |
| 3.5 经济和矿业长周期与国际政治格局变迁 |
| 3.6 本章小结 |
| 4 基于人口结构变化的矿业中长周期波动 |
| 4.1 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理论 |
| 4.2 中国的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矿业周期 |
| 4.3 日本的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矿业周期 |
| 4.4 美国的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矿业周期 |
| 4.5 人口周期、人口结构影响经济增长和矿业发展的原理 |
| 4.6 印度能否成为下一个全球矿业引擎? |
| 4.7 矿业中长周期与矿业长周期的关系 |
| 4.8 本章小节 |
| 5 经济中波下的矿业中周期波动 |
| 5.1 经济中波理论的提出和研究 |
| 5.2 全球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波 |
| 5.3 矿业中周期的划分 |
| 5.4 矿业中周期与美元指数、美国利率周期 |
| 5.5 矿业项目的勘探与建设周期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国的经济中波与地勘投入周期 |
| 6.1 我国财政周期与经济波动周期 |
| 6.2 地勘投入周期的划分 |
| 6.3 地勘投入和地勘周期的影响因素 |
| 6.4 历次地勘周期的深层经济政治因素分析 |
| 6.5 本章小节 |
| 7 矿业短周期与库存周期 |
| 7.1 库存周期与价格周期 |
| 7.2 中国的库存周期与矿产品价格/矿业短周期 |
| 7.3 库存周期的普遍存在: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短周期 |
| 7.4 1961年以来全球矿产品价格短周期的分解 |
| 7.5 本章小结 |
| 8 矿业周期的嵌套及预测 |
| 8.1 矿业周期的嵌套 |
| 8.2 矿业周期的预测 |
| 8.3 周期嵌套与经济危机、矿产品熊市的产生 |
| 9 对我国矿业产业发展的建议 |
| 9.1 国家矿业产业政策的制定与矿业周期 |
| 9.2 矿企利用矿业中周期逆周期开展矿业投资 |
| 9.3 矿业产业链企业利用矿业短周期避险、融资和投机 |
| 9.4 本章小结 |
| 10 结论 |
| 10.1 取得的主要成果 |
| 10.2 存在问题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9）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研究（1961-198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问题 |
| 二、 研究意义和方法 |
| （一） 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综述 |
| （一） 文献综述 |
| （二） 国外相关研究 |
| （三） 国内相关研究 |
| （四） 国内外研究存在的不足 |
| （五） 研究空间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冷战初期美国的国家战略与对日驻军问题 |
| 第一节 美国亚太战略初步设想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 |
| 一、 美国遏制战略的提出与亚太战略的初步设想 |
| 二、 朝鲜战争：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助推器 |
| 三、 驻日美军的存在与美国对日媾和设想的提出 |
| 第二节 美日安保体制的确立 |
| 一、 美日同盟的构筑与驻日美军的合法化 |
| 二、 对驻日美军权利的界定 |
| 三、 50年代的驻日美军与基地建设 |
| 四、 驻日美军的活动与日本对其的反应 |
| 第三节 美国对驻日美军的调整与日本军事力量的初步建立 |
| 一、 “新面貌”战略与驻日美军政策的调整 |
| 二、 日本军事力量的初步建立 |
| 小结 |
| 第二章 从“冰点”转向“蜜月”：6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 |
| 第一节 美日关系“新时代”：60年代初期美日关系的开启 |
| 一、 条约的修订与美日关系的转变 |
| 二、 《美日安保条约》的修订与两国“新时代”的开启 |
| 第二节 肯尼迪政府的“冷战战略”与驻日美军的军力调整 |
| 一、 肯尼迪政府的“冷战战略” |
| 二、 肯尼迪政府对美日防务关系的评估 |
| 三、 美国政府对驻日美军军力的调整 |
| 四、 关于冲绳主权归属问题与返还问题的转圜 |
| 五、 关于驻日美军基地储备核武器的处置问题 |
| 第三节 “东亚错位”：约翰逊时期的美国与日本 |
| 一、 越南战争及其对美日安保体制的影响 |
| 二、 美国对日本的国防承诺与要求 |
| 三、 关于冲绳问题的协商与小笠原群岛的归还 |
| 四、 美日两国对《新美日安保条约》存续问题的探讨 |
| 小结 |
| 第三章 期待与不安：7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 |
| 第一节 缓和时代的到来：70年代的美国与东亚 |
| 一、 亚太战略收缩：“尼克松主义”与美国亚太战略调整 |
| 二、 分水岭：70年代的美日两国关系 |
| 三、 “心照不宣的同盟关系”：中美关系解冻 |
| 第二节 责任分担与军力部署：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对日安保政策 |
| 一、 美国与日本关于防务责任分担问题的争论 |
| 二、 美国与日本关于防务分担问题的认知变化 |
| 三、 美国与日本关于冲绳返还问题的交涉 |
| （一） 尼克松与佐藤的会谈 |
| （二） 美日两国关于冲绳返还过程中冲绳主权问题的交涉 |
| （三） 美日两国关于冲绳返还过程中核密约问题的协商 |
| （四） 美日两国关于冲绳返还过程中财政问题的商讨 |
| 第三节 从“太平洋主义”到现实主义的回归 |
| 一、 继承与发展：“太平洋主义”的提出 |
| 二、 现实主义的回归：卡特政府对日政策的平稳过渡 |
| 三、 美日防务关系新阶段：《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出台 |
| 四、 美国与日本关于防务责任与费用分担的再交涉 |
| 五、 卡特政府的核不扩散政策与日本的反应 |
| 小结 |
| 第四章 合作与摩擦：8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 |
| 第一节 联盟战略的提出：80年代的美国与日本 |
| 一、 80年代亚太局势对美日两国的影响 |
| 二、 “拥抱日本”：“里根—中曾根康弘”时代的开启 |
| 第二节 合作与摩擦：80年代美日两国军事与安全关系 |
| 一、 80年代美日两国的防务合作 |
| 二、 80年代美日两国的防务摩擦 |
| 第三节 经贸摩擦与联盟转型：美日经贸摩擦对军事防务的影响 |
| 一、 80年代美日两国经济关系的总体表征 |
| 二、 美日经贸摩擦对两国军事防务政策与关系的影响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日本经济衰退的政治原因（论文参考文献）
- [1]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D]. 王家曦. 外交学院, 2021(11)
- [2]安倍第二任期日本农业政策调整研究[D]. 王一帆. 中国政法大学, 2021(09)
- [3]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D]. 邵冰. 吉林大学, 2020(03)
- [4]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D]. 刘伟岩. 吉林大学, 2020(03)
- [5]大国竞争视角下的日美贸易冲突——对“广场协议叙事”的再审视[J]. 肖河,潘蓉. 国际经济评论, 2020(04)
- [6]日美贸易摩擦与中美贸易摩擦比较研究[D]. 李宜婧.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0(02)
- [7]日美贸易战中日本的应对措施研究[D]. 陈晓晓.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8]全球矿业周期嵌套模型与我国矿业发展对策研究[D]. 张恒.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9(02)
- [9]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研究（1961-1989）[D]. 尹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7)
- [10]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