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小企业“天生的全球化”文献综述及整合分析框架（论文文献综述）
郑云芸[1]（2021）在《H公司业务结构改进方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加入WTO以来,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的提高,进出口贸易企业不断发展。但是,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进出口贸易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日益复杂。H公司成立于2000年,注册资金2000万,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是经海关总署批准的拥有进出口权的企业,主营业务为:机电设备进口、仪器仪表进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口、经济信息咨询等。H公司主要客户为国有企业,包括钢铁制造企业、造船企业、电力企业等,客户主要分布在京津及东北地区。H公司现拥有员工15人,近五年年均营业收入为5926万元人民币,2019年营业收入为5860万元人民币。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及汇率变化等形势,业务结构主要依靠进口的H公司受到了影响,美国进口的货物基本都在惩罚关税范围内,欧元汇率的波动也增加了H公司对欧洲业务的采购成本。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全球制造工厂的交货期出现延迟,不能及时满足H公司客户的生产需求。面对以上形势,H公司业务结构的不合理逐渐突显出来,因此,优化改进业务结构就成为促进H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论文以H公司为研究对象,以业务结构改进为研究方向,运用企业成长理论、企业竞争力理论、企业业务转型理论和三层面业务发展理论等相关理论,对H公司目前的业务结构进行分析诊断,找出H公司业务结构存在的问题,基于三层面业务发展理论,通过构建定向政策矩阵（DPM矩阵）,对H公司竞争能力和业务部门发展前景进行分析,提出H公司业务结构改进方案。具体包括:突出耐磨材料、切割工具、检修工具相关业务;保持成套机床、仪器仪表、通讯导航相关业务;剥离焊接工具、实验仪器、零备件相关业务。论文还给出H公司业务结构改进方案实施保障措施,包括整合国产和进口资源;专注产品和技术服务精细化;制定完整的组织结构和培训机制;建立出口部门,开展出口业务。使得H公司在经济环境和行业发展不断变化的情况下,能够达到提高企业利润和公司持续发展的目标。
赵超[2]（2020）在《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影响因素及协同演化研究》文中认为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内在要求,是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体现。自创新创业教育受到重视以来,关于教育体系的探讨方兴未艾。而创新创业教育服务的最重要的群体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因此,大学创新创业教育迫切需要研究并吸收企业创新发展的规律;企业的创新发展同样也急需大学创新创业教育提供支持。所以,分析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和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之间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无论对于企业发展还是教育改革都具有极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遵循“问题提出—质化研究—量化研究—对策建议”的逻辑思路。首先,阐述了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现状,分析两者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现实需求。其次,基于65份访谈资料,利用扎根理论系统研究了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之间的影响因素。再次,开发设计了研究量表,并通过对1622名在校大学生、243位大学教师和265位科技型中小企业负责人的问卷调查进行了实证分析,对大学创新创业教育、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群体间差异化分析,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剖析了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然后,基于博弈理论,构建仿真模型模拟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协同演化的动态影响效应。最后,在上述所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工作总结如下:第一,系统研究了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之间的影响因素。包括五个方面:1)人才因素主要包括创新创业指导教师要素和学生创新创业素养要素。创新创业指导教师要素是指企业负责人到大学担任创新创业指导教师或大学邀请企业负责人到校担任创新创业指导教师;学生创新创业素养要素是指大学培养出的毕业生是否适合企业创新发展的需求或企业对大学毕业生的人才需求。2)资本因素主要包括市场要素和资金要素。市场要素是指大学培养的学生是否具备了解市场需求的水平或企业创新发展中对市场的把握程度;资金要素是指大学生在进行创新创业时所需的来自大学或企业的资金支持情况。3)技术与信息因素主要包括科学技术要素与资源共享要素。科学技术要素是指大学可以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或企业创新发展需要大学科研团队提供技术指导;资源共享要素是指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发展需要企业等社会资源的支持或企业创新发展需要大学的实验室、科研团队、前沿技术等资源作为支持。4)知识因素主要包括专业知识要素和实践技能要素。专业知识要素是指大学对学生进行专业知识教育,使学生具备企业所需的专业知识,或企业创新发展需要大学的专业知识作为支撑;实践技能要素是指大学对学生的培养需要到企业实践学习或进行校内创新创业项目实践,或企业为学校提供实习实践基地等。5)政策因素方面主要包括制度设计和机制完善。制度设计要素是指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离不开整体的制度设计;机制完善要素是指大学创新创业教育需要营造好的校企合作文化氛围,搭建校企合作对接机制。这部分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前提。第二,深入分析了各影响因素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首先,探讨了各变量间关系结构,结果发现这五类因素与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相关关系;其次,分析了各因素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中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创业指导教师、市场、科学技术、专业知识、制度设计、机制完善等6个要素均能帮助大学创新创业教育直接作用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发展;而学生创新创业素养、资金、资源共享、实践技能等4个要素未能起到通过大学创新创业教育直接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发展的作用。最后,考虑因素之间可能会相互影响,还验证了部分因素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在创业指导教师要素的调节作用下,学生创新创业素养要素会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产生影响;资金虽然不是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中介因素,但是其能对科学技术要素产生促进作用,帮助高校创新创业教育通过科学技术要素作用于科学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本部分研究从静态的视角分析了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三,基于博弈理论揭示了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协同演化机理。本部分通过演化博弈论建模的方式,动态分析了人才、资本、技术与信息、知识和政策等5类因素对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这两个系统演化策略的作用机制和演化路径,并进行了数值模拟,结果发现随着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两者协同演化成功概率、知识共享创造的收益、独立演化新增成本、政府对选择协同演化策略的大学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补贴的增加,系统快速发展到协同演化的稳定策略;随着额外收益系数、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各自独立演化成功概率、政府对选择独立演化策略的高校和科技型创新企业的补贴的增加,系统缓慢发展到协同演化稳定策略。本部分从动态的视角验证了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第四,基于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就改进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校企协同发展等方面给出了政策建议。具体包括建立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价和跟踪机制、企业负责人积极参与创新创业教育、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等。该论文有图29幅,表94个,参考文献183篇。
滕飞[3]（2021）在《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也积累不少结构性矛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党中央审时度势,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为新形势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指明了新方向。实体经济的转型与升级无疑将对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提出了新的需求:一方面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需要商业银行通过金融创新增加有效金融供给与提高金融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去杠杆与严监管的趋势下,外部环境对商业银行稳健经营提出更严峻挑战。实体经济调整与金融深化改革都在呼唤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因此,探析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现状与存在问题,分析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传导机制进而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金融创新的总体方向与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按照“需求分析-现状与问题梳理-相关性与作用机制分析-路径政策建议”的逻辑框架开展研究。首先对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需求进行了系统性分析进而对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商业银行有效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直接和间接的作用机理,并结合2006-2018年13年省域横向面板数据和2009年3季度至2019年2季度共40期全国纵向时序数据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及其直接和间接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验证。最后借鉴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经验与教训,从“紧扣供给侧主旋律、坚持适度创新抑制过度创新以及因地制宜展开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基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总体方向,并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前沿底层技术围绕实体重点产业链发展与补充薄弱环节从“业务创新、金融科技创新、组织与制度创新”等三方面提出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金融创新的行动路径。本文将围绕以下几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绪论和理论分析,包括本文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总结了本文的技术路线和主要创新处等;第二章对相关重要概念和理论进行梳理,包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供给侧改革理论、金融发展理论以及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运行机制理论等进行系统梳理和评析,进而提炼出相关理论对本文研究的启示。第二部分:现状与需求分析,即第三章,系统分析了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需求,进而深入分析了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历程、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剖析了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经验与教训,从而充分揭示了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深层次需求以及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适度性要求。具体包括:（1）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需求分析。首先,运用拓展费雪方程式（Fisher Extension）论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性,而这需要商业银行通过金融创新更好向实体经济发挥正向反馈作用;其次,运用银行博弈均衡模型（Bank gambling equilibrium model）进行参数模拟,揭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须通过有效创新（如降低监督成本）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并确保自身业务可持续性,以更好地融入到供给侧改革之中。（2）分析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动因、历程、现状及存在问题。基于事实与数据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通过扩大供给和丰富产品等方式支持经济发展与转型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无法有效满足实体金融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支持重点领域存在创新不足等问题。（3）分析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经验与教训,特别应吸取国外商业银行金融过度创新导致非理性扩张以及与实体经济需求脱节方面的教训。第三部分:运用规范性分析方法分析系统分析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即本文第四章。包括:（1）分析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积极影响和过度创新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说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两面性。（2）系统归纳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本文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通过影响消费需求、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以及推动产业升级,从而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称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机制（要素与结构路径）;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增加金融供给、优化金融配置、增强金融功能,进而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称之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机制（金融发展路径）。（3）运用数理推导的方法论证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通过搭建六部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数理推导剖析商业银行存贷和金融创新部门与实体经济下资源要素作用的内生机制,求解最优增长路径。结果表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的拉动作用,且金融创新效率弹性对经济稳态增速拉动作用比较显着,产品弹性（即业务规模）对经济稳态增速同样具有非线性效应。第四部分:实证分析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相关性及作用机制,主要从省域横向面板和全国纵向时序两个角度展开研究分析,包括本文第五章、第六章。具体包括:第五章,本文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基于2006-2018年31个省市相关数据,从面板横向角度实证分析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及所呈现的区域差异与阶段差异,得出如下结论:（1）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总体是积极的,但存在区域不均衡性。实证表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规模与效率指标处于低体制时,其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效应较弱甚至是负面的;当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规模与效率指标处于高体制时,其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呈现正向效应且逐步增强,基准模型在体制转换过程中整体呈现渐进正向的非线性转换趋势,上述结果说明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增长总体效应是适度的。但是,通过对PSTR模型的非线性转换体制分析,发现不同省市转换函数值（g值）分布范围广且体制转换速度较慢,结合各省市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标样本期间所处体制情况,说明不同省市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严重的不均衡性。（2）中国商业银行应保持适度创新规模的同时注重开展内涵式效率创新。通过比较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规模指标与金融创新效率指标的非线性效应,金融创新规模指标的非线性效应更强体制转换速度更快。本文发现:目前中国商业银行主要依靠“金融创新规模效应”拉动实体经济增长,但是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效率指标对实体经济增长促进作用要优于金融创新规模指标,说明商业银行应保持适度金融创新规模的同时更应着眼于提高金融创新效率。（3）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影响效应存在阶段性差异。供给侧改革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发挥的促进作用较供给侧改革前更显着,说明供给侧改革后商业银行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采取的金融创新措施是有效的。（4）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区域差异性。本文通过分区域实证分析可得:当前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局部过度创新（东部、中部）和创新不足（西部）并存的现象,东部和中部区域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规模经济边际递减现象。（5）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核心产业（制造业）发展同样具有渐进正向的非线性影响。通过替换自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得到基准模型相似结果,其中对制造业增长指标的正向影响较为显着但对制造业结构优化指标的正向影响效应较弱。（6）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协同不足的问题。通过加入交互项的稳健性检验验证了基准模型结果的稳定性,并可得: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协同效应差异性,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资本积累指标对实体经济增长发挥协同效应趋于正向,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科技研发指标发挥协同效应则趋于负向。第六章,主要基于2009年3季度至2019年2季度共40期的全国经济变量数据和十六家主要上市商业银行数据,从时间序列角度纵向验证商业银行微观主体的金融创新对宏观实体经济增长“微观-宏观”的作用机制。具体包括:（1）本文选取金融业务创新发展（规模）维度、金融业务创新效能维度、金融创新风控维度、金融科技创新维度以及创新支持实体经济需求维度等五大维度下16家中国上市商业银行2009Q3-2019Q2的15项相关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PCA）量化微观视角下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结果表明: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以及交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占据前四位主要得益于上述银行业务创新规模较大,而北京银行、招商银行以及中信银行等创新效能高的中型银行紧随其后。（2）基于16家上市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构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BII）并观察该指数趋势,分析其阶段特征。结果表明:该指数在样本期间内呈现平稳增长趋势,分阶段来看,BII经历持续增长期（2009Q2-2012Q4）,波动调整期（2013Q1-2017Q4）以及转型回升期（2018Q1-2019Q2）等三个阶段。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在经历一段时期的波动后,商业银行经过业务转型与调整金融创新指数稳步回升。（3）构建供给侧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间接作用机制（包含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以及产业升级等宏观指标）和直接作用机制（包含实体经济融资规模与融资成本、储蓄投资转换等金融指标）的SVAR实证模型并验证其有效性。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无论是在间接作用机制还是直接作用机制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都具有拉动作用并呈现短期快速拉动,中期波动,长期相对平稳的态势且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高;第二,间接作用机制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直接作用机制更明显相关系数更大,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应更注重精准支持实体经济要素积累与结构优化;第三,间接作用机制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资本积累影响存在反复,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具有积极影响但持续时间较短;第四,直接作用机制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融资规模具有微弱正向作用且存在时滞性,但有利于融资成本降低,有利于优化储蓄投资转换职能。第五部分,基于第三章需求分析、第四章机理分析与数理推导、第五章和第六章实证分析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总体方向和行动路径建议,即本文第七章。具体包括:（1）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总体方向。即:紧扣供给侧改革主旋律,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坚持适度创新、抑制过度创新;因地制宜开展差异化金融创新;有效促进科技与金融融合以及建立适应外部经济转型特征的组织架构和制度等。（2）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业务创新行动路径,包括:开发符合动能转换需求的的金融产品支持产业优化升级、整合综合金融服务能力支持“三去一补”、完善融资产品利率定价机制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线上与线下业务融合发展以及优化资产负债管理等。（3）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金融科技创新行动路径,包括:运用大数据技术发掘和评价客户、运用云计算技术搭建业务平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关键领域智能化改造、运用区块链技术打造高效产品和服务体系以及综合应用技术实现融合创新等。（4）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组织与制度创新行动路径,包括:搭建以业务为导向的矩阵式组织架构、完善金融创新制度、构建金融创新协同保障机制等。总之,本文通过相关研究丰富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如何有效开展金融创新以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增长提供可行建议。
沈克[4]（2020）在《高管国际经验、两职兼任与企业国际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跨国企业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国际化成为了很多企业生存的重要手段。近年来,中国政府推出“一带一路”倡议,支持企业“走出去”和“走进来”。但是,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却各不相同。有循序渐进、逐步扩张的企业,也有在创立之初便开展国外市场业务的企业;有以一个东道国为目标的企业,也有在全球建立国际网络市场的企业。并非所有企业的国际化战略都能取得理想结果,很多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始终处于亏损状态,甚至一度到了破产的边缘。即使是国际化进程相似的企业,绩效表现也不尽相同。高层梯队理论强调,高管团队国际经验和两职兼任对国际化具有重要影响。已有研究中,两者如何影响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却存在分歧。此外,针对企业国际化进程与绩效关系的研究虽然很多,但并未获得一致的结论。那么,高管团队的国际经验和两职兼任究竟会促进还是阻碍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国际化进程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到底如何?在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中是否存在差异?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运用Meta分析,探讨高管团队的国际经验、两职兼任、国际化进程以及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包含292603个样本量的197项研究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高管团队的国际经验与企业国际化进程正相关;（2）两职兼任与企业国际化进程正相关,且中西方之间存在显着差异;（3）国际化进程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对西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比中国企业更显着;（4）测量方式、行业背景和母国经济对国际化进程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而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不显着。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补充了国际化在管理者层面的研究。以往针对国际化影响因素的研究集中在宏观和组织层面,对高管团队的关注相对不足,本文探究了高管团队国际经验和两职兼任对国际化进程的影响;第二,解决了国际化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分歧。本文进一步明确了国际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探究了分歧背后的原因;第三,突破了单个国家数据的束缚。以往研究往往采用单个国家的企业面板数据,难以将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进行比较。本文基于多个国家的企业样本数据,扩展了企业国际化的跨情景研究。
傅衍[5]（2020）在《基于政策目标达成与政策体验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评估研究》文中认为国际人才竞争的本质是吸引人才跨国流动与集聚,国家治理转型的重要智力来源之一是高稀缺、高绩效表现的高层次人才。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是2008年中央政府首次推出面向国际的国家级人才战略计划,以往研究揭示了海外高层次人才是知识技术溢出与促进倍增生产的有效渠道,在自上而下的强政策执行推动下,人才回流资源空间分布格局得以重塑。尽管研究者对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特征、创新表现及政策效果进行了局部探索,但尚未提出一个系统的政策绩效评估框架来考察政策绩效的全面影响。基于已有公共政策评估框架和人才政策绩效测量基础,本研究围绕提出了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政策绩效评估框架,对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予以评估。本研究提出了基于政策目标达成与政策体验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双轮评估框架,前者沿用“政策制定者—政策目标—政策绩效”的自上而下路径、经济学框架与事实评价逻辑,以结果测量、政策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论证为核心,关注政策效果为中心的客观绩效;后者沿用“政策对象—政策体验—政策绩效”的自下而上路径、行为学框架与政策满意度评价维度,关注政策满意度等相关政策体验为中心的主观绩效。围绕这一框架,研究开展了两条路径下主客观绩效的三个平行评估。研究遵循多重方法主义操作,通过指标法为基础的定量测量,实验设计为基础的项目论证,问卷和访谈为基础的政策对象调查,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测量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的客观绩效。研究遵循“政策目标分解-政策绩效观-指标体系确定”的步骤,构建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指标体系,对浙江省域内海外高层次人才作系统的分类绩效测量,分析结果显示:第一,通过因子分析,创业类、企业创新类、高校创新类的分类型指标体系均得到了“原生—派生—溢出”维度对应的因子内涵;第二,从规模绩效和个体绩效的测算结果表明,规模绩效对政策制定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创造经济社会价值）的一定实现,个体绩效反映了政策的高层次人才筛选效应发挥;第三,区域聚类的千人绩效方差分析揭示,不同市场水平、政策干预水平下的创业千人与企业创新千人绩效均有显着差异,创业千人绩效中市场水平导致的差异更大,企业创新千人绩效中政策干预水平导致的差异更大。（2）论证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的干预净效应。研究沿用实验思路和双重差分模型,以高校千人计划入选者为实验组,以经匹配的未入选者为对照组,对高校千人计划出台是否影响了学术生产力的政策效应进行论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通过倍差法的回归分析和平行趋势的稳健性检验,发现对于核心作者的论文质量、核心作者的论文被引频次以及非核心作者的论文被引频次三个反映学术产出的指标,青年千人计划政策均对其有显着正向作用;第二,青年千人计划政策对学术生产力提升有显着的持续效应,并在第三年的激励效应大幅增加,在此后保持相对较高稳定的政策效应攀升速度,尤其在政策实施第八年对核心作者的SCI论文发表质量这一指标的影响达到12%;其他控制变量中,年龄、性别对学术生产力无显着影响,海外经历时间（长）、海外经历丰富性（跨国多）、博士后经历（国外）、博士毕业学校国别（国外）、博士毕业学校排名（靠前）对学术生产力有显着正向影响。（3）检验了政策满意度的期望不一致模型。在政策体验评估模式下,研究围绕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政策供给质量、政策期望、期望不一致感知、政策繁文缛节、政策满意度等变量,通过问卷调查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逐步回归、拔靴法的中介效应检验,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人才政策对象的政策供给质量感知、期望不一致的正向落差对政策满意度有显着正向作用,政策期望、繁文缛节对政策满意度有显着负向作用;第二,期望不一致在政策供给质量与政策满意度的变量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期望不一致在政策供给质量与政策满意度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比重（中介效应量）为18%;第三,期望不一致在政策期望与政策满意度的变量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期望不一致在政策期望与政策满意度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比重为66%。总体,政策满意度的期望不一致模型得到验证。最后,研究总结了在样本量、绩效指标选取、研究方法上的可改进之处,并提出了“人才政策治理水平”、“人才政策创新实践案例研究”和“政策战略框架构建”三个可拓展主题的未来研究展望。
刘芸华[6]（2020）在《中国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重点产业政策一直是各国政府提升生产效率、加快产业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政策工具（OECD,1975）。而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实施重点产业政策也是其在短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并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普遍做法。重点产业政策将为特定产业带来显着的政策优势,进而导致特定产业与其他产业在发展环境、资源要素等方面出现结构化差异,而这种差异又将反作用于企业的经营决策。其中,最为直观的表现在于,特定产业中的企业既可以受益于土地租用、专项补助、税费减免等优惠,还可以受益于选择性产业政策所带来的向好预期,得到市场资源要素的青睐。加入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来,中国企业国际化经历了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但是,近年来,各国经济复苏放缓,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为中国跨国企业的发展带了巨大不确定性。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也处于“一带一路”合作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实阶段,在这一重要背景下,厘清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在梳理文献时发现,现有关于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的研究视角较为单一,要么基于国际化程度视角探讨制度环境的作用、要么从企业国际化动态发展视角考察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效应。鲜有文献从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经营绩效、进入国际市场的状态以及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等视角全面系统地探讨产业政策的作用机制。因此,本文从企业国际化程度视角出发,通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就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国际化深度和国际化广度等企业国际化程度进行考察,厘清产业政策对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进入、退出和存活,以及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等影响效应。通过系统全面地探讨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效应,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和丰富了已有的相关研究,还为政府和企业经营者提供了更加详细地指导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具体地,本文根据“特征事实-理论分析-实证检验-政策建议”的思路,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关系。首先,基于我国产业政策和企业国际化的特征事实可以发现:（1）产业政策往往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政府手段干预经济运行,从而影响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发展。（2）从我国产业政策整理结果来看,重点产业较为集中。省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五年规划中提及的重点产业重合度较高,但是不同省份选择重点支柱产业时,也会考虑本省的产业优势与经济发展情况。（3）从我国企业国际化程度来看,企业国际化深度从金融危机保持平稳趋势,我国企业国际化广度呈现明显的波动上升趋势。（4）“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我国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具有明显的渐进性特征。并且国际化企业个数和重点产业政策个数基本呈现显着的平行趋势,在一定程度表明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可能呈现正相关关系。通过特征事实分析,可以看出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可能具有重要影响。其次,基于特征事实描述,本文进行以下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第一,本文以2001-2015年中国国际化企业数据为样本,在制度基础观和资源基础观的理论框架分析中,提出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假设,并通过面板Tobit模型考察我国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绩效这一静态维度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1）产业政策显着提高了企业国际化深度,但对企业国际化广度没有显着影响。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2）从作用机制来看,产业政策实施背景下单一政策工具对于企业国际化程度无显着影响。（3）产业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因地制宜”特征,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更显着。（4）从不同所有制企业看,产业政策仅对国有企业的国际化程度显着为正。（5）从地区异质性看,产业政策能显着提高东部地区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收入,但对东部地区企业的海外扩张没有影响。产业政策对中部地区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收入没有显着影响,但对中部地区企业的海外扩张有显着的抑制作用。而对于西部地区,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深度和广度均没有显着影响。第二,本文基于国际化企业国际化动态数据,以生产折衷理论、跳板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等为理论基础,分别考察我国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进入、退出、存活等动态维度的影响,并从企业类型、所在地区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1）总体上看,产业政策对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没有影响。从三类产业政策类看,地方主导的产业政策能够促进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而带有中央色彩的产业政策会抑制企业进入国际市场。（2）产业政策整体上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没有影响,而“中央提及,同时地方未提及”重点产业政策会抑制国有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此外,整体上产业政策会促进对民营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并且地方主导的产业政策能够促进民营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而带有中央色彩的产业政策会抑制民营企业进入国际市场。（3）总体上看,产业政策对企业退出国际市场没有影响。但重点产业政策对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退出国际市场表现显着的抑制作用,对非国有企业和非东部地区企业退出国际市场没有影响。（4）产业政策能显着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存活时间。但产业政策仅对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生存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第三,在异质性企业理论、内部化理论和渐进国际化理论等理论基础上,本文根据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继续分析,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进一步细分为出口进入、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进入和转型进入（从出口转向OFDI）三种维度,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论如下:（1）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做出出口进入国际市场决策的可能性,并且当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战略上保持一致时,才能显着促进企业出口的可能性。而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战略上不一致时,会导致企业出口概率的下降。（2）产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出口-生产率悖论”现象,对于生产率低的企业,产业政策可以支持其出口,而不是在国内市场生产经营。（3）产业政策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而言,对民营企业出口的推动作用最大。对不同地区企业而言,产业政策对中部地区企业出口决策的推动作用最大。（4）在产业政策的支持下,企业容易克服东道国不确定性风险,从而提高了企业以OFDI进入国际市场的可能性。（5）对于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而言,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产业政策的支持下更可能以OFDI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从不同地区来看,产业政策显着促进了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企业以OFDI形式进入国际市场的可能性,显着抑制了中部地区企业以OFDI进入的可能性。（6）产业政策对企业向OFDI转型决策将会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但影响力随着企业出口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减小。从不同所有制企业来看,产业政策对国有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由出口向OFDI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大。从不同地区来看,产业政策显着促进了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由出口向OFDI转型,显着抑制了中部地区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由出口向OFDI转型。最后,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对于政府而言,（1）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应谨慎使用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更大程度发挥市场作用;（2）政府应依据企业间差异有针对性地制定产业政策引导企业国际化,尤其是针对不同所有制和不同地区企业;（3）激发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策合力”,提高产业政策的整体驱动作用。对于企业而言,（4）企业国际化在响应国家政策的同时应遵循渐进式市场进入的规律;（5）出口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企业应依据产业政策向OFDI理性转型。
姜晓笛[7]（2020）在《京津冀地区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空间与演化视角》文中研究说明产业集群理论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是国家获得竞争优势,区域形成增长极,组织增强创新能力的诠释,也是内部演进、外部协同共同作用的体现。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机制与路径是各国学者以及各级决策者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产业集群问题具有典型的跨学科性质,产业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工商管理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均从自身的角度,运用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定量分析探索产业集群的问题。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与延伸,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在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研究中不能解释文化、制度以及政府引导所带来的“超额利润”,而空间经济学能为产业集群研究提供溢出效应分析框架,演化经济学在异质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协同思想,二者有机结合可以弥补主流经济学派的不足。因此论文结合空间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探究影响京津冀地区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要素。京津冀地区是我国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前沿阵地。为了更好地透析京津冀产业集群,论文首先对京津冀产业集群的发展情况进行动态视角分析,其中包含集群的集聚程度,集群演进的生命周期,集群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探索京津冀地区产业集群的规模经济效应。此外,为了更进一步实证探究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路径机制,论文梳理了国内外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典型案例,并进行关键要素提炼和分析框架构造。在实证研究中,论文首先探究了影响京津冀地区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外部因素,其中包括多种外部溢出效应以及区域共存产业集群对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影响。与集群外在环境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集群所在的区域因素决定集群的吸收能力以及要素流动速度。论文以创新能力为核心潜变量,探索京津冀视域下影响创新能力的区域因素。通过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的方法,论文验证了对外开放程度、制度环境的嵌入对于区域创新能力的正向中介作用,同时,论文验证创新能力可以推动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基于空间与演化经济学视角,结合影响京津冀地区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内外部因素,论文探索了多元主体参与创新作为京津冀产业集群转型升级路径的适用性。首先,通过构建产业—研究机构的演化博弈模型,总结影响产业与研究机构的均衡点的因素,论文发现政府可以通过多种路径推动博弈均衡点向产学研协同方向移动。此外,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论文探究了多元主体创新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并结合京津冀的情况探究京津冀地区高技术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路径。京津冀地区传统制造业集群存在自组织发展和区域协同的滞后性,基于本土化的改良式转型、发展关联性产业、实现产业融合以及提升生产要素的质量是主要的路径选择,同时激活创业文化和企业家精神,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必要途径,渐进式创新是实现传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主要出路。京津冀高技术产业集群更多地参与全球化分工实现产业升级,因此,优化制度环境,鼓励自主创新,促进集群内多元主体参与是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主要路径选择,同时地方政府需要通过产业政策、促进风险资本等方式推进可以提升产业集群全球价值链位置、获得国家竞争优势的“开放式创新”,为京津冀地区高技术产业集群升级提供推力。
房建奇[8]（2020）在《企业家社会资本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作用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步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发展正推动着企业经营管理向生态环境全息化、经营社会化、线上线下融合化、管理决策数据化、组织结构虚拟化、成员权力平等化方向转变,对企业现有生产模式、经营模式、管理模式产生新的影响和作用,引发企业的经营管理产生深刻变革。同时,大数据的发展也创造了新的市场竞争环境,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新模式和新途径。由此,知识的跨界搜寻与共享、企业间的开放合作已经成为大数据时代企业发展的显着特征。科技型中小企业是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成功范例,也是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主力军,经过40多年的发展,虽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现实中仍面临着人力和信息资源不足、创新资源严重匮乏、创新手段单一等方面发展困境。因此,在大数据时代,科技型中小企业如何摆脱自身实力限制实现创新发展、提升竞争优势,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实践领域广泛关注的焦点课题。企业家作为企业网络的创造者和关键学习代理人,直接决定着企业生存与发展,其社会资本作为企业获取创新资源的关键通道,是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和有效手段。基于此,本文从大数据时代背景出发,以企业家社会资本为基础,以组织学习和动态能力为中介变量,以大数据能力和环境不确定性为调节变量,构建了企业家社会资本与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关系的理论模型。重点聚焦四个具体问题:第一,科技型中小企业能否通过企业家社会资本实现技术创新?第二,企业家社会资本是如何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第三,企业家社会资本与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中间路径?第四,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过程中,企业家社会资本是否存在权变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期望能够揭示大数据时代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企业家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丰富企业家社会资本、组织学习、动态能力、大数据能力、环境不确定性和技术创新领域的研究视角,从而为新时代下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更为切实可行的建议与对策。本研究基于资源观理论、组织学习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以北京、上海、辽宁、河北、吉林、云南6个省（市）为研究区域,以上述6省（市）高科技园区、产业园区、工业园区和软件园区内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共发放调研问卷810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570份。经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企业家社会资本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其中,结构维度社会资本、关系维度社会资本、认知维度社会资本均能显着地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第二,组织学习及其两个维度（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动态能力及其两个维度（资源整合能力和组织重构能力）分别在企业家社会资本与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关系间发挥中介作用;第三,企业家社会资本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的机制过程中,组织学习和动态能力产生了链式中介作用。此外,组织学习对动态能力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第四,大数据能力能够有效加强组织学习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但其三个维度的调节作用效果不同,大数据人力资源、大数据无形资源均正向调节于组织学习或动态能力与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大数据有形资源对上述关系没有显着的调节作用。第五,组织学习与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机制受环境不确定性的正向调节,且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组织学习、动态能力的中介路径;环境不确定性对动态能力与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调节作用不显着。更进一步地,环境不确定性对动态能力的中介路径调节不显着。本研究丰富了企业家社会资本、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及其两者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一,本研究通过实证研究,分析探讨企业家社会资本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影响,既弥补了现有企业家社会资本实证研究的不足,又丰富和完善了企业家社会资本的理论内涵,为企业家社会资本的未来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第二,本研究聚焦企业家这一特殊群体,以企业家社会资本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着重分析其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丰富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实践路径;第三,本研究将组织学习和动态能力作为中介变量、大数据能力和环境不确定性作为调节变量,构建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受企业家社会资本影响机制的整合模型,通过实证分析打通了二者作用机制中的盲点,填补了二者之间内在作用机制解释不足方面的缺陷。
刘志永[9]（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提出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柴宇曦[10]（2020）在《跨境电子商务风险形成机理与防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进入深度发展时期,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结合所产生的互联网经济将全球市场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与广泛渗透,跨境电子商务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不断深化国际分工、改变交易方式、重塑贸易格局,在全球贸易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政策支持与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建设的不断完善下,中国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受益于良好的外贸平台视野、繁盛的商品种类和庞大的市场需求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呈现出快速发展势头,其内在的创新优势日益显现,并能不断驱动我国经济部门结构的优化调整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然而,当前跨境电子商务占我国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比例仍然相对较小,询价交易结算流程仍然较为复杂、繁琐;贸易过程中出现的违约行为较为频繁;实体基础设施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专业人才较为缺乏;跨境支付结算环节中的信用问题凸显,跨境电子商务物流发展仍显滞后。因此,涉足跨境电子商务的企业与平台在其跨国经营与交易的过程中面临着各类新型、隐蔽而不容小觑的风险挑战。风险事件的频发对于跨境电子商务的长期稳定发展客观上形成了制约与阻碍,且有可能导致中国跨境电子商务企业与平台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难以突破现有格局并向上攀升,亟需转变思维方式、政策体系与企业行为,创新跨境电子商务风险形成机理与防范的理论与实践,为政府完善相关支撑体系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与建议。为考察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规模、总量特征、季节性变动趋势与风险水平,剖析跨境电子商务风险的形成机理、影响范围及传导路径,评估跨境电子商务风险的预警方法与防范对策效力,本研究对跨境电子商务企业与平台,特别是中国跨境电子商务企业与平台的经营与交易风险形成机理与防范作了深入、全面的探讨,主要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控制理论、博弈论与微观市场均衡等理论视角并运用系统仿真与机器学习工具,将跨平台、跨制度等不同经营性态的跨境电子商务演进元素纳入跨境电子商务风险防范的研究框架内,结合对在跨境电子商务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市场及主要在这些地区拓展业务的跨境电子商务企业与平台风险防范的横向跨文化比较,提炼出了跨境电子商务供应链各环节风险防范的对策建议。主要结论如下:以跨境电子商务出口为例考察中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规模、总量特征、季节性变动趋势与全流程风险水平,本研究首先对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政策文件作了词频分析,归纳总结了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在此基础上构建并测算了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出口景气与风险指标体系,概括了三类跨境电子商务新型贸易模式并剖析了其优势,梳理了跨境电子商务经营风险的来源、类型与影响。研究发现,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出口总体呈稳健增长态势,出口供应商数量与体量稳步增加,销售额规模每年迎来两次季节性高峰,出口物流便利程度相对稳定,关税便利程度波动较大;出口电子商务的竞争重心从压缩物流仓储费用逐渐转移到了争夺更加廉价、高效的营销技术与营销渠道上;跨境电子商务出口供应链上形成了直接型、协调嵌入型、网络嵌入型三类新型贸易模式;出口风险情况出现了明显改善,产品销售风险水平大幅回落,但清关缴税风险水平有所升高,应当引起重视。考察跨境电子商务卖家违约行为与不完全信息情境下多轮次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风险的形成机理,本研究基于拓展的声誉模型对跨境电子商务中的卖家违约行为进行分析,并在理论推演基础上利用四海商舟代运营业务数据库中的亚马逊平台真实交易数据作为机器学习训练集,导出买卖双方行为函数,构建了不完全信息情境下跨境电子商务卖家违约行为的复杂适应系统仿真。研究结果显示,长期来看,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中的卖家有降低违约率的倾向;卖家本身声誉越好,维护声誉的积极性就越高;初始违约率较高的卖家很可能继续违约行为,而初始违约率较低的卖家更有可能获取并保持收益优势;卖家为维护声誉所做的努力,即投放广告、进行推广等,对卖家违约行为和收益有着显着影响。考察跨境电子商务平台风险管控策略与买家决策对于交易风险防范效力的作用,本研究将跨境电子商务买家、卖家与平台管理者之间的三方决策均衡、投入额外成本管控交易风险的意愿与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管控风险时事后查处与事中干预方面的模式差异引入拓展的代理交易风险模型,进一步采用粒子群优化算法模拟有限理性学习行为,构造包含买家感知风险与心理距离的多智能体系统仿真。研究发现,当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管理者愿意将更多资源投入交易风险事件的事后查处时,市场主体的获利水平都将得到显着提升,而较宽松的风险交易甄别标准能够些微地增加卖家的总体收益;经过优化训练降低了决策违约率的卖家具有更高的获利水平,且几乎不受风险交易事中干预强度的影响;较高的查处强度能把买家蒙受违约损失的次数控制在低水平上,适当降低事中干预频率则有助于保持较低的市场集中度;跨境电子商务买家对于风险的感知与心理距离会影响其对于卖家国籍的选择,而当增加风险查处强度或采用更严格的甄别标准时,本国偏好更为显着且买家更看重地理距离。本研究政策启示如下:第一,应当积极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为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创造更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并提供制度保障。第二,应当积极关注平台交易风险的观测、预警与防范,降低当前全球范围内主要市场国家潜在消费者对于跨境电子商务的感知风险,构建能够惩戒劣迹市场主体的事后追溯与淘汰机制。第三,应当定期及时地对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进行信用考核,通过社区评论等方式建立新型声誉评价系统,加强对卖家的信用约束。第四,应当完善跨境电子商务大数据信用评估体系,引导厂商实施选品改革创新,设立行业知识产权互助协会,鼓励扶持跨境物流保险产品,提供信息咨询与金融支持,推进高校专业人才培养改革。
二、中小企业“天生的全球化”文献综述及整合分析框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小企业“天生的全球化”文献综述及整合分析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1）H公司业务结构改进方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技术路线图 |
| 2 理论基础与相关概念界定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企业成长理论 |
| 2.1.2 企业竞争力理论 |
| 2.1.3 企业业务转型理论 |
| 2.1.4 三层面业务发展理论 |
| 2.2 理论模型 |
| 2.2.1 波士顿矩阵理论方法 |
| 2.2.2 定向政策矩阵理论方法 |
| 2.2.3 价值链理论方法 |
| 2.2.4 业务发展前景理论方法 |
| 2.3 相关概念界定 |
| 3 H公司业务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3.1 H公司简介及业务结构现状 |
| 3.1.1 H公司简介 |
| 3.1.2 H公司业务结构现状 |
| 3.2 H公司业务结构存在的问题 |
| 3.2.1 业务结构组合抗风险能力弱 |
| 3.2.2 业务结构内总体订单量减少 |
| 3.2.3 进口业务成本越来越高 |
| 3.2.4 技术服务认可度不高 |
| 3.3 H公司业务结构问题出现的原因分析 |
| 3.3.1 业务结构行业布局不合理 |
| 3.3.2 业务结构内国产和进口产品比例失衡 |
| 3.3.3 业务结构中进口业务形势严峻 |
| 3.3.4 技术服务业务薄弱 |
| 4 H公司业务结构改进方案设计 |
| 4.1 H公司业务结构改进框架 |
| 4.2 基于公司竞争能力维度的业务结构改进思路 |
| 4.3 基于业务部门发展前景维度的业务结构改进思路 |
| 4.4 H公司业务结构改进的具体实施方案 |
| 4.4.1 运用三层面理论的实施方案 |
| 4.4.2 业务结构改进方案的具体实施 |
| 5 H公司业务结构改进方案实施保障措施 |
| 5.1 整合国产和进口资源措施 |
| 5.2 专注产品和技术服务精细化措施 |
| 5.3 调整组织结构和培训的投入 |
| 5.4 建立出口部门,开展出口业务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影响因素及协同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主要创新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6 本章小结 |
| 2 文献综述及理论基础 |
| 2.1 国内文献综述 |
| 2.2 国外文献综述 |
| 2.3 本章小结 |
| 3 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现状分析 |
| 3.1 大学创新创业教育现状 |
| 3.2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现状 |
| 3.3 本章小结 |
| 4 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4.1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介绍 |
| 4.2 研究过程 |
| 4.3 访谈结果 |
| 4.4 模型构建 |
| 4.5 研究假设 |
| 4.6 本章小结 |
| 5 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设计与分析 |
| 5.1 研究量表的设计与开发 |
| 5.2 调研过程和样本概况 |
| 5.3 正式量表的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6.1 描述性分析 |
| 6.2 相关性分析 |
| 6.3 中介效应分析 |
| 6.4 研究假设检验与模型修正 |
| 6.5 本章小结 |
| 7 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协同演化研究 |
| 7.1 模型假设及主要变量 |
| 7.2 博弈模型的建立 |
| 7.3 博弈模型分析 |
| 7.4 数值仿真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8.3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影响因素及协同演化研究”调查问卷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有关实体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 |
| 1.2.2. 有关金融发展的文献综述 |
| 1.2.3. 有关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文献综述 |
| 1.2.4. 有关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文献综述 |
| 1.2.5. 文献简评与本文努力方向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技术路线及主要创新之处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有关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概念与分类 |
| 2.1.2 有关实体经济的界定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
| 2.2.2. 供给侧改革理论 |
| 2.2.3. 金融发展理论 |
| 2.2.4. 关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运行机制理论 |
| 2.3 相关理论对本文研究的启示 |
| 第三章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3.1.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创新的需求分析 |
| 3.1.1.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融合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基础 |
| 3.1.2. 供给侧改革是实体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
| 3.1.3.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本质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
| 3.1.4.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要求商业银行持续开展金融创新 |
| 3.2.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3.2.1.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动因 |
| 3.2.2.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历程 |
| 3.2.3.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现状与成效 |
| 3.2.4.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问题 |
| 3.3. 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经验与教训 |
| 3.3.1. 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经验 |
| 3.3.2. 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教训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影响实体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
| 4.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分析 |
| 4.1.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积极作用 |
| 4.1.2. 商业银行金融过度创新的消极作用 |
| 4.2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机制分析 |
| 4.2.1. 加强资本积累 |
| 4.2.2. 推动技术进步 |
| 4.2.3. 升级供给端 |
| 4.2.4. 优化需求端 |
| 4.3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机制分析 |
| 4.3.1. 增强金融功能 |
| 4.3.2. 推动金融发展 |
| 4.3.3. 优化金融结构 |
| 4.3.4. 影响货币深化 |
| 4.4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关系的数理分析 |
| 4.4.1 假设 |
| 4.4.2 最优路径推导 |
| 4.4.3 平衡增长路径 |
| 4.4.4 数值模拟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非线性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 |
| 5.1. 关系特征及实证假设 |
| 5.2. 模型建立与变量选取 |
| 5.2.1. 计量模型的建立与说明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数据描述性统计 |
| 5.3. 相关检验 |
| 5.3.1. 线性检验与剩余非线性检验 |
| 5.3.2. 位置参数的确定 |
| 5.4. 实证结果 |
| 5.4.1. 线性模型的结果分析 |
| 5.4.2. 非线性模型的结果分析 |
| 5.4.3. 非线性转换体制的分析 |
| 5.5.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分析 |
| 5.5.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差异分析 |
| 5.5.2.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 |
| 5.6. 稳健性检验 |
| 5.6.1. 替换自变量-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核心实体产业(制造业)发展的非线性关系 |
| 5.6.2. 加入交互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协同效应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基于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 |
| 6.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的创建与衡量 |
| 6.1.1. 金融创新指数构建思路 |
| 6.1.2. 金融创新指数维度与指标选取的说明 |
| 6.1.3. 金融创新指数测度过程 |
| 6.1.4.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测度结果 |
| 6.2.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 |
| 6.2.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作用机制分析和实证模型构建 |
| 6.2.2. 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
| 6.2.3. 模型稳定性与格兰杰检验 |
| 6.2.4.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机制实证研究结果 |
| 6.2.5.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机制实证研究结果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金融创新总体方向及行动路径 |
| 7.1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金融创新总体方向 |
| 7.1.1 紧扣供给侧主旋律,优化资源要素配置 |
| 7.1.2 坚持适度创新,抑制过度创新 |
| 7.1.3 因地制宜,实行区域差异化金融创新 |
| 7.1.4 推进科技和金融的深度融合,提升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效能 |
| 7.1.5 建立适应外部经济转型特征的组织架构和制度 |
| 7.2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业务创新行动路径 |
| 7.2.1. 开发符合动能转换需求的金融产品支持产业优化升级 |
| 7.2.2. 整合金融综合服务能力,支持三去一补 |
| 7.2.3. 完善融资产品利率定价机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
| 7.2.4. 线上与线下业务融合发展,丰富民生类金融产品 |
| 7.2.5. 优化资产负债管理,提升银行经营稳健性 |
| 7.3 供给侧改革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金融科技创新行动路径 |
| 7.3.1. 运用大数据技术发掘和评价客户 |
| 7.3.2. 运用云计算技术搭建集约化业务平台 |
| 7.3.3.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关键领域的智能化改造 |
| 7.3.4. 运用区块链技术打造高效产品和服务体系 |
| 7.3.5. 综合应用多种技术实现融合创新 |
| 7.4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组织与制度创新行动路径 |
| 7.4.1. 商业银行主业经营组织架构创新的框架设计 |
| 7.4.2. 商业银行混业经营组织架构创新的框架设计 |
| 7.4.3. 建立与完善适应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制度 |
| 7.4.4. 构建商业银行组织架构与制度协同运行保障机制 |
| 第八章 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本文研究不足 |
| 8.3.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4）高管国际经验、两职兼任与企业国际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 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现有研究评述 |
| 1.3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意义 |
| 1.4.1 理论意义 |
| 1.4.2 实践意义 |
| 1.5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框架 |
| 1.6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高层梯队理论 |
| 2.1.2 制度理论 |
| 2.2 高管团队的国际经验 |
| 2.3 CEO两职兼任 |
| 2.4 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绩效 |
| 2.4.1 企业国际化进程的概念与测量 |
| 2.4.2 企业绩效的概念与测量 |
| 2.4.3 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
| 2.5 企业国际化的其他影响因素 |
| 2.6 研究述评 |
| 第3章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3.1 研究假设 |
| 3.1.1 高管团队的国际经验对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影响 |
| 3.1.2 CEO两职兼任对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影响 |
| 3.1.3 企业国际化进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3.1.4 调节效应 |
| 3.2 模型构建 |
| 第4章 研究设计 |
| 4.1 Meta分析技术 |
| 4.2 数据搜集与编码 |
| 4.2.1 样本选取 |
| 4.2.2 数据编码 |
| 4.3 统计原理 |
| 4.4 发表偏倚检验 |
| 第5章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1 发表偏倚检验 |
| 5.2 主效应分析 |
| 5.2.1 国际经验与两职兼任对国际化进程的影响 |
| 5.2.2 企业国际化进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5.3 调节效应分析 |
| 5.3.1 亚组分析 |
| 5.3.2 回归分析 |
| 5.4 中西企业比较分析 |
| 5.4.1 国际经验、两职兼任与国际化进程的中西方差异 |
| 5.4.2 企业国际化进程与绩效的中西方差异 |
| 5.5 假设检验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高管团队国际经验与国际化进程 |
| 6.1.2 CEO两职兼任与国际化进程 |
| 6.1.3 国际化进程与企业绩效 |
| 6.2 理论贡献与管理启示 |
| 6.2.1 理论贡献 |
| 6.2.2 管理启示 |
| 6.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6.3.1 研究局限 |
| 6.3.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国际经验、两职兼任与国际化样本 |
| 附录二 国际化与企业绩效样本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5）基于政策目标达成与政策体验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全球人才流动中的政策干预作用与中国人才竞争力 |
| 1.1.2 我国人才政策主题与聚焦点演变 |
| 1.1.3 研究问题提出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2 文献综述 |
| 2.1 人才、人才政策研究 |
| 2.1.1 中外对比视域下的人才内涵 |
| 2.1.2 人才理论基础与人才政策实践发展 |
| 2.2 公共政策评估研究:框架、标准、方法 |
| 2.2.1 公共政策评估框架 |
| 2.2.2 公共政策评估标准:事实标准与价值标准 |
| 2.2.3 公共政策评估方法: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 |
| 2.3 人才政策绩效评估研究 |
| 2.3.1 人才政策绩效评估的维度及指标 |
| 2.3.2 政策目标达成评估模式下的人才政策绩效评估研究 |
| 2.3.3 政策体验评估模式下的人才政策绩效评估研究 |
| 2.4 已有研究述评 |
| 3 研究分析框架及内容提出 |
| 3.1 研究分析框架 |
| 3.1.1 政策评估中的政策目标达成模式:绩效测量与干预效应论证 |
| 3.1.2 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下的政策体验评估模式 |
| 3.1.3 基于政策目标达成模式与政策体验的双轮评估框架提出 |
| 3.2 分析内容 |
| 4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指标体系构建及绩效测量研究 |
| 4.1 我国人才政策变迁与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缘起 |
| 4.1.1 人才政策的发展历程及其标志性政策 |
| 4.1.2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介绍 |
| 4.2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目标分析及绩效观确定 |
| 4.2.2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维度及细分指标确定 |
| 4.2.3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指标体系权重确定 |
| 4.3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测量 |
| 4.3.1 浙江省海外高层次人才样本特征 |
| 4.3.2 分类型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描述性统计 |
| 4.3.3 分类型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规模绩效的区域评价 |
| 4.3.4 分类型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平均绩效的区域评价 |
| 4.4 基于区域聚类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分析 |
| 4.4.1 区域创新能力中的政策-市场二元主体影响 |
| 4.4.2 市场因素及政策干预因素形成的区域聚类 |
| 4.4.3 政策绩效方差分析 |
| 4.5 结果讨论 |
| 4.5.1 政策目标的达成评估与政策绩效特征 |
| 4.5.2 区域绩效差异的可能解释 |
| 5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中的政策干预效应论证研究 |
| 5.1 学术生产力影响因素模型与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数据样本 |
| 5.2.2 双重差分模型设定和变量测量 |
| 5.3 实证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
| 5.3.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
| 5.3.2 基本回归结果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结果讨论 |
| 5.4.1 “千人”高绩效从何而来:个体禀赋效应抑或政策激励效应 |
| 5.4.2 个体特征与学术绩效的关联讨论 |
| 6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体验:政策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 6.1 期望不一致理论与研究假设 |
| 6.2 变量测量、研究数据和研究方法 |
| 6.2.1 变量测量 |
| 6.2.2 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
| 6.3 研究结果与假设验证 |
| 6.3.1 问卷信度、效度分析、因子分析 |
| 6.3.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3 相关性分析 |
| 6.3.4 基于逐步回归的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检验 |
| 6.3.5 基于Bootstrap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4 结果讨论 |
| 6.4.1 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的检验结果讨论 |
| 6.4.2 提升个体政策满意度的政策启示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主要结论 |
| 7.2 主要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主要创新点 |
| 7.4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7.4.1 研究的不足 |
| 7.4.2 研究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6）中国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框架及与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 |
| 1.2.3 主要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与数据统计分析相结合 |
| 1.3.2 “典型化事实”分析方法 |
| 1.3.3 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 |
| 1.3.4 面板数据的Tobit 模型和Probit 模型 |
| 1.3.5 生存分析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2.文献综述 |
| 2.1 企业国际化的研究现状及相关理论综述 |
| 2.1.1 企业国际化定义与内涵 |
| 2.1.2 企业国际化的理论研究 |
| 2.2 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程度的相关研究 |
| 2.2.1 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度量 |
| 2.2.2 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因素 |
| 2.3 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动态的相关研究 |
| 2.3.1 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进入、退出决策 |
| 2.3.2 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存活时间 |
| 2.4 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决策的相关研究 |
| 2.4.1 国际化进入路径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4.2 从出口向OFDI决策转型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5 对现有相关文献的评述 |
| 3.中国产业政策演进发展的特征事实 |
| 3.1 产业政策的概念及作用效果 |
| 3.2 我国产业政策的制度背景及发展过程 |
| 3.2.1 产业政策的引入尝试(1978~1993 年) |
| 3.2.2 产业政策的全面推行(1994~2001 年) |
| 3.2.3 国际环境交互影响下的产业政策发展(2002~2012 年) |
| 3.2.4 “一带一路”背景下产业政策的新发展(2013 年至今) |
| 3.3 重点产业政策的整理与现状分析 |
| 3.3.1 重点产业政策整理方法 |
| 3.3.2 重点产业政策的发展现状 |
| 3.4 本章小结 |
| 4.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特征事实 |
| 4.1 中国企业国际化历程 |
| 4.2 中国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典型事实 |
| 4.2.1 整体发展现状 |
| 4.2.2 分地区发展现状 |
| 4.2.3 分行业发展现状 |
| 4.2.4 企业国际化与重点产业政策 |
| 4.3 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的典型事实 |
| 4.3.1 数据筛选与整理 |
| 4.3.2 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从出口向OFDI转型的基本状况 |
| 4.3.3 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从出口向OFDI转型的特征事实 |
| 4.4 本章小结 |
| 5.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分析 |
| 5.1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
| 5.1.1 理论基础 |
| 5.1.2 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筛选与数据来源 |
| 5.2.2 模型构建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1 基准回归结果 |
| 5.3.2 稳健性分析 |
| 5.3.3 机制检验 |
| 5.3.4 异质性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动态的影响分析 |
| 6.1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
| 6.1.1 理论基础 |
| 6.1.2 研究假设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筛选与数据来源 |
| 6.2.2 模型构建 |
| 6.3 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进入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1 基准回归结果 |
| 6.3.2 稳健性分析 |
| 6.3.3 异质性分析 |
| 6.4 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退出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基准回归结果 |
| 6.4.2 稳健性分析 |
| 6.4.3 异质性分析 |
| 6.5 产业政策与不同所有制企业国际市场存活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5.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6.5.2 回归结果 |
| 6.6 本章小结 |
| 7.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不同进入路径决策的影响分析 |
| 7.1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
| 7.1.1 产业政策、生产率与企业出口进入决策 |
| 7.1.2 产业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OFDI进入决策 |
| 7.1.3 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转型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筛选与数据来源 |
| 7.2.2 模型构建 |
| 7.3 产业政策与企业出口进入决策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1 基准回归结果 |
| 7.3.2 机制检验 |
| 7.3.3 异质性分析 |
| 7.4 产业政策与企业OFDI进入决策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1 基准回归结果 |
| 7.4.2 机制检验 |
| 7.4.3 异质性分析 |
| 7.5 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决策转型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5.1 基准回归结果 |
| 7.5.2 稳健性检验 |
| 7.5.3 异质性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8.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总结 |
| 8.1.1 典型化事实描述的结论 |
| 8.1.2 实证检验的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应谨慎使用政策工具 |
| 8.2.2 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时需要有针对性引导 |
| 8.2.3 激发中央和地方产业政策的整体性作用 |
| 8.2.4 企业国际化应遵循渐进式市场进入规律 |
| 8.2.5 出口方式进入国际市场企业应理性转型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7）京津冀地区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空间与演化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产业集群理论与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
| 2.1.1 产业集群理论的起源与概念界定 |
| 2.1.2 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 |
| 2.2 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理论与研究综述 |
| 2.2.1 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理论基础和主要模式 |
| 2.2.2 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综述 |
| 2.3 创新理论与区域创新系统 |
| 2.3.1 创新理论的发展 |
| 2.3.2 创新系统理论学说 |
| 2.3.3 创新的不同维度及分类 |
| 第3章 京津冀地区产业集群动态演进规律及转型升级分析框架 |
| 3.1 京津冀产业集群动态演进测算 |
| 3.1.1 京津冀地区产业集群测量 |
| 3.1.2 京津冀地区产业集群生命周期 |
| 3.1.3 京津冀地区产业集群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
| 3.1.4 京津冀地区产业集群规模经济效应 |
| 3.2 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影响因素提炼 |
| 3.2.1 研究视角与方法 |
| 3.2.2 慕尼黑:政府高校联合提升人力资本质量 |
| 3.2.3 特拉维夫:政府加速要素流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
| 3.2.4 长三角:空间知识溢出推动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
| 3.2.5 济南:政府嵌入产学研协同引导产业集群升级 |
| 3.2.6 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影响因素总结 |
| 3.3 京津冀地区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分析框架 |
| 第4章 影响京津冀地区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外部因素研究 |
| 4.1 知识溢出理论综述与京津冀地区外部知识溢出测量 |
| 4.1.1 空间溢出效应理论综述与分类 |
| 4.1.2 京津冀知识溢出的测算 |
| 4.2 京津冀外部知识溢出对区域产业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3 京津冀地区集群共存对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影响 |
| 4.4 京津冀地区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外部困境 |
| 第5章 京津冀地区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区域因素研究 |
| 5.1 影响集群转型升级的区域因素总结 |
| 5.2 产业集群区域因素的衡量 |
| 5.3 京津冀产业集群转型区域因素验证 |
| 第6章 京津冀产业集群转型升级路径研究 |
| 6.1 产学研协同创新动态化博弈 |
| 6.2 多元主体创新模式对高技术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影响 |
| 第7章 推动京津冀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
| 7.1 传统制造业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
| 7.1.1 传统制造业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战略 |
| 7.1.2 传统制造业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举措 |
| 7.2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升级 |
| 7.2.1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升级战略 |
| 7.2.2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升级对策 |
| 7.3 产业集群创新能力提升对策 |
| 7.3.1 优化区域创新环境对策 |
| 7.3.2 加强创新孵化器建设对策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分析总结与结论 |
| 8.2 论文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和参与的科研活动 |
| 致谢 |
（8）企业家社会资本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实践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的主要创新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论文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
| 2.1.1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界定 |
| 2.1.2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内涵 |
| 2.1.3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影响因素 |
| 2.1.4 研究评述 |
| 2.2 企业家社会资本 |
| 2.2.1 企业家社会资本的内涵 |
| 2.2.2 企业家社会资本的维度 |
| 2.2.3 企业家社会资本研究现状 |
| 2.2.4 研究评述 |
| 2.3 组织学习 |
| 2.3.1 组织学习的内涵 |
| 2.3.2 组织学习的类型和维度 |
| 2.3.3 组织学习相关研究 |
| 2.3.4 研究评述 |
| 2.4 动态能力 |
| 2.4.1 动态能力的内涵 |
| 2.4.2 动态能力的维度 |
| 2.4.3 动态能力相关研究 |
| 2.4.4 研究评述 |
| 2.5 大数据能力 |
| 2.5.1 大数据能力的内涵 |
| 2.5.2 大数据能力的维度 |
| 2.5.3 大数据能力研究现状 |
| 2.5.4 研究评述 |
| 2.6 环境不确定性 |
| 2.6.1 环境不确定性的内涵 |
| 2.6.2 环境不确定性的维度 |
| 2.6.3 环境不确定性研究现状 |
| 2.6.4 研究评述 |
| 2.7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资源观理论 |
| 3.1.2 组织学习理论 |
| 3.1.3 动态能力理论 |
| 3.2 概念模型 |
| 3.3 研究假设 |
| 3.3.1 企业家社会资本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 |
| 3.3.2 组织学习中介作用 |
| 3.3.3 动态能力中介作用 |
| 3.3.4 组织学习和动态能力链式中介作用 |
| 3.3.5 大数据能力的调节作用 |
| 3.3.6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
| 3.3.7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方法 |
| 4.1 访谈设计 |
| 4.1.1 访谈对象 |
| 4.1.2 访谈的实施 |
| 4.1.3 访谈结果 |
| 4.2 问卷设计 |
| 4.2.1 问卷设计过程 |
| 4.2.2 问卷结构 |
| 4.3 变量设计与测量 |
| 4.3.1 被解释变量 |
| 4.3.2 解释变量 |
| 4.3.3 中介变量 |
| 4.3.4 调节变量 |
| 4.3.5 控制变量 |
| 4.4 数据分析方法 |
| 4.5 预调研及量表检验 |
| 4.5.1 信度分析 |
| 4.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4.5.3 因子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5.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 信度与效度分析 |
| 5.4.1 信度分析 |
| 5.4.2 效度分析 |
| 5.4.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5.4.4 多元回归三大基本问题检验 |
| 5.5 假设检验 |
| 5.5.1 企业家社会资本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检验 |
| 5.5.2 组织学习中介效应检验 |
| 5.5.3 动态能力中介效应检验 |
| 5.5.4 组织学习和动态能力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
| 5.5.5 大数据能力的调节效应检验 |
| 5.5.6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检验 |
| 5.5.7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5.8 稳健性检验 |
| 5.6 研究结果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启示 |
| 6.2.1 理论贡献 |
| 6.2.2 实践启示 |
| 6.3 研究局限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半结构化访谈提纲 |
| 附录2 调研问卷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10）跨境电子商务风险形成机理与防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主要内容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与跨境电子商务相关的研究 |
| 2.1.1 关于跨境电子商务内涵的理论探讨 |
| 2.1.2 作为贸易新形态的跨境电子商务影响力研究 |
| 2.1.3 跨境电子商务诱发的企业跨国经营与交易新风险 |
| 2.1.4 跨境电子商务风险的形成机理 |
| 2.2 与企业风险防范相关的研究 |
| 2.2.1 企业风险防范的理论框架 |
| 2.2.2 企业风险防范的传统理论局限 |
| 2.2.3 数据融合在企业风险管理中的作用研究 |
| 2.3 跨境电子商务风险的防范 |
| 2.3.1 防范跨境电子商务经营风险的宏观对策 |
| 2.3.2 防范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风险的关键要素:中间商 |
| 2.3.3 防范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风险的关键要素:信用与声誉 |
| 2.3.4 防范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风险的关键要素:心理距离 |
| 2.3.5 系统仿真在跨境电子商务风险防范相关研究中的运用 |
| 2.4 文献述评 |
| 3 中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现状、演进与风险 |
| 3.1 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政策环境、机遇与挑战 |
| 3.1.1 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政策环境 |
| 3.1.2 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机遇 |
| 3.1.3 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挑战 |
| 3.2 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出口景气状况 |
| 3.2.1 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指标体系构建 |
| 3.2.2 出口景气综合状况 |
| 3.2.3 出口景气分项状况 |
| 3.3 跨境电子商务新型贸易模式优势分析 |
| 3.3.1 直接型出口贸易模式 |
| 3.3.2 协调嵌入型出口贸易模式 |
| 3.3.3 网络嵌入型出口贸易模式 |
| 3.4 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出口风险状况 |
| 3.4.1 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指标体系构建 |
| 3.4.2 出口风险综合状况 |
| 3.4.3 出口风险分项状况 |
| 3.5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风险的来源、类型与影响 |
| 3.5.1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风险的来源 |
| 3.5.2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风险的类型 |
| 3.5.3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风险的影响 |
| 3.6 本章小结 |
| 4 跨境电子商务卖家声誉、违约行为与交易风险形成机理 |
| 4.1 引言 |
| 4.2 理论背景 |
| 4.3 基于拓展声誉模型的跨境电子商务卖家违约行为博弈 |
| 4.3.1 经典声誉模型 |
| 4.3.2 跨境电子商务情境下的拓展声誉模型 |
| 4.4 基于复杂适应系统与机器学习的跨境电子商务卖家违约行为仿真 |
| 4.4.1 动态仿真系统设定 |
| 4.4.2 基于协同过滤推荐算法的买家反应函数 |
| 4.4.3 基于决策树算法的卖家反应函数 |
| 4.4.4 交易系统设定 |
| 4.4.5 编程语言 |
| 4.4.6 数据来源 |
| 4.5 跨境电子商务卖家违约行为仿真结果分析 |
| 4.5.1 经过机器学习训练的动态仿真系统 |
| 4.5.2 初始状态下的动态仿真结果 |
| 4.5.3 控制初始声誉差异下的动态仿真结果 |
| 4.5.4 控制交易轮数下的动态仿真结果 |
| 4.5.5 控制声誉维护投入下的动态仿真结果 |
| 4.6 本章小结 |
| 5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管控模式、买家决策与交易风险防范效力 |
| 5.1 引言 |
| 5.2 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
| 5.2.1 委托代理视角下的跨境电子商务买卖双方关系 |
| 5.2.2 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风险 |
| 5.2.3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对于防范交易风险的作用 |
| 5.2.4 消费者心理距离与对于跨境贸易特有风险的感知 |
| 5.2.5 现有研究的局限性 |
| 5.3 基于平台管控模式的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风险防范均衡 |
| 5.3.1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的交易风险管控制度设计 |
| 5.3.2 入驻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的买家决策与交易风险感知 |
| 5.3.3 包含查处强度选择与感知风险的交易风险防范均衡 |
| 5.4 基于买家心理距离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交易风险防范效力仿真 |
| 5.4.1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交易风险管控模式的初始设定 |
| 5.4.2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买卖双方、商品与获利水平的初始设定 |
| 5.4.3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交易风险防范效力仿真流程 |
| 5.5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交易风险防范效力仿真结果分析 |
| 5.5.1 交易风险管控模式对于非智能卖家获利水平的影响 |
| 5.5.2 交易风险管控模式对于智能卖家获利水平与决策违约率的影响 |
| 5.5.3 交易风险管控模式对于买家获利水平与交易完成质量的影响 |
| 5.5.4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管控模式、买家心理距离与交易风险防范效力 |
| 5.6 本章小结 |
| 6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与交易风险的防范对策 |
| 6.1 跨境电子商务风险及其防范的跨国比较 |
| 6.1.1 发达经济体易发生的跨境电子商务风险及其防范 |
| 6.1.2 发展中经济体易发生的跨境电子商务风险及其防范 |
| 6.1.3 其他跨境电子商务风险及其防范的跨国比较 |
| 6.2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风险的防范对策 |
| 6.2.1 政策监管风险的防范 |
| 6.2.2 入驻平台风险的防范 |
| 6.2.3 供应链协调风险的防范 |
| 6.2.4 代理关系风险的防范 |
| 6.2.5 企业信用风险的防范 |
| 6.2.6 不可控事件风险的防范 |
| 6.3 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风险的防范对策 |
| 6.3.1 平台规则风险的防范 |
| 6.3.2 囤货滞销风险的防范 |
| 6.3.3 知识产权风险的防范 |
| 6.3.4 物流风险的防范 |
| 6.3.5 支付风险的防范 |
| 6.3.6 汇率风险的防范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启示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四、中小企业“天生的全球化”文献综述及整合分析框架（论文参考文献）
- [1]H公司业务结构改进方案研究[D]. 郑云芸. 大连理工大学, 2021(02)
- [2]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影响因素及协同演化研究[D]. 赵超.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7)
- [3]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D]. 滕飞. 广西大学, 2021(07)
- [4]高管国际经验、两职兼任与企业国际化研究[D]. 沈克.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5]基于政策目标达成与政策体验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评估研究[D]. 傅衍. 浙江大学, 2020(10)
- [6]中国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研究[D]. 刘芸华.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7]京津冀地区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空间与演化视角[D]. 姜晓笛. 天津大学, 2020(01)
- [8]企业家社会资本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作用机制研究[D]. 房建奇. 吉林大学, 2020(08)
- [9]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10]跨境电子商务风险形成机理与防范研究[D]. 柴宇曦. 浙江大学,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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