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源可持续利用:一种资源利用伦理原则（论文文献综述）
李恒[1]（2021）在《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研究》文中提出科技的迅速发展、工程问题复杂性的提升以及工程活动利益相关者的增加,使得工程师在工程实践中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工程伦理问题。在高等工程教育中,作为工程师培养核心环节之一的“工程伦理教育”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程伦理教育被以美英为代表的世界工程强国视为培养伦理卓越工程技术人才的重要手段。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末,现阶段,成为“华盛顿协议”正式缔约国以及“新工科”项目的扎实推进为我国的工程伦理教育提供了重要契机。尽管如此,我国工程伦理教育仍面临三个重大挑战:一是工程伦理教育在供需对接上未实现动态平衡;二是工程伦理教育治理手段乏善可陈;三是工程伦理教育与我国工程情境的适配性不高。针对上述现实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特征,提炼关键机制。本研究围绕“系统分析符合工程伦理教育内在发展规律的关键机制”这一核心议题开展研究,并由此展开三个环环相扣的子研究:第一,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建构;第二,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估;第三,完善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首先,本文运用系统文献综述法和文献计量法对工程伦理教育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其次,运用扎根理论、多案例分析与比较分析法对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理论结构和实现路径进行建构性研究;再次,以本研究提出的关键机制为指标来源,以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为方法指导,针对113份评价样本,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实施现状开展实证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作出以事实为导向的客观判断;最后,整合所有研究结论,消除理论话语和实践话语的阻隔,归纳用于完善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本研究得到了以下四个结论:（1）工程伦理教育的复杂性决定了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复杂性,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优化教育策略、汇聚协同力量、把握国内国际动向等核心要点,主要涵括培养机制、协同机制和情境机制三个维度。（2）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是“合理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在“合理性”方面,情境机制契合了价值合理性的意蕴,培养机制和协同机制则契合了工具合理性的表征。在“合规律性”方面,情境机制是控制单元,情境机制通过构建了一个包括社会因素、自然因素和精神因素在内的场域而成为关键机制的“指挥控制中心”;协同机制是存储单元,通过“各种协议”（如,伦理准则）和“软硬件”（如,经费资源）的配合而成为了“制度池”和“资源池”;培养机制则是运算单元,高校根据“情境机制”的“指令”并在“协同机制”的干预下,整合各类教育要素、深入本土教育实践、打造教育新模式。（3）本研究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实施现状进行评估。实证评估结果显示,按权重由大到小排序,依次是情境机制（36.0%）、协同机制（33.7%）和培养机制（30.3%）;按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培养机制（71.711分）、情境机制（70.319分）和协同机制（68.339分）;按优秀（80-100分）、良好（70-79分）、合格（60-69分）和不合格（≤59）进行等级分类,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现状的综合评价等级为“良好”（70.074分）。（4）深入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发展的特殊情境,立足“培养机制”、“协同机制”和“情境机制”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具体包括:细化培养机制,在供需对接上实现动态平衡;强化协同机制,丰富工程伦理教育的治理手段;深化情境机制,适应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阶段和独特需求。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在于:其一,通过扎根理论研究、规范研究、案例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揭示了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实现路径及其规范性特征;其二,通过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了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价体系并开展了实证评估;其三,立足中国情境,提出了一系列完善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为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实践启示。
刘怡[2]（2021）在《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动物观是一扇窗口,通过这扇窗口,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目前学术界对先秦时期动物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动物学史、动物文化史以及动物伦理学等方面,但有关先秦儒家动物观的内容、特征、实质等尚缺乏系统性研究。先秦儒家动物观旨在探索先秦儒家如何认识动物以及如何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不仅要把握人类对动物的基本认识,而且要探索动物在人类社会生活、政治、经济、道德、信仰等领域的作用和地位,考察动物与人类的互动关系。先秦儒家对动物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即动物的起源和动物的特征。先秦儒家从天地化育的宇宙论模式、动物的生殖以及化生现象等角度考察了动物的起源。动物与人类共享同样的起源方式和生殖模式,两者共存于统一的宇宙体系当中。动物与人一样,都是天地化育的产物,都是由血气构成的“血气之属”,都是有血有肉、有知觉、有情感、有语言的生命体。但动物和人类有本质区别,这主要表现在动物是无仁无义、无社群组织、无劳动创造能力的生命体,只能依靠本能而生活,而人类独具有理性与道德的能力,能够建立有人伦秩序的国家与社会。先秦儒家所论人禽之辨一方面肯定了动物与人类在生物特征方面的共通之处,另一方面确立起两者在道德领域内的差异,这深刻影响到两者的地位和关系。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社会生活、道德世界和信仰世界中。在两者的生活联系方面,动物能够广泛运用于饮食、衣物饰品、商品贸易、运输畜力、礼物交换、祭祀牺牲等活动中,是保障人类社会秩序的基本物质条件。动物管理是合理使用动物的重要条件。从孔子的正名思想到《周礼》动物职官体系的设置,动物管理逐渐纳入到人类社会制度体系中,使动物管理与人类社会管理相得益彰。在具体的治理方式上,先秦儒家主张人类对动物的管理应当遵循礼制的约束和道德的要求,这与西方动物福利论可能产生某种共鸣。在动物的法律地位方面,先秦儒家并没有赋予动物独立的法律地位,但相关的法律条文规定了人类对动物的职责和义务。人兽冲突实质上是礼法分歧,是一项政治管理问题。人类也是动物的保护者。先秦儒家注重从利益需求、王道政治、礼仪规范、仁义道德等方面提出保护动物的思想。动物的合理使用、有序管理、妥善保护,是先秦儒家王道政治的重要表现,也是圣王明君实现国泰民安的展现。动物与人类在道德方面有密切关联,这主要表现在动物的道德形象、道德地位及其道德教化等方面。在道德形象方面,禽兽是无仁无义的象征,但某些动物却可以因其生活习性、情感特征而升华成为仁禽义兽,由此具有了特殊的文化寓意和道德含义。这种变化为动物敞开了道德领域的大门。在道德地位方面,先秦儒家尽物之性、仁民爱物的思想强调人们应当关爱动物,一方面扩展了道德的视野,使动物成为了儒家扩充仁心、提升道德修养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又确立起人与动物的道德阶梯。仁民爱物与西方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敬畏生命的哲学不同,实是一种拓展式的伦理,本质上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先秦儒家认为圣王明君不仅应当关爱动物,而且能够以仁爱道德驯化动物。儒家的乐教理论能够实现百兽共舞、游鱼倾听的场景,不仅能有效遏制动物的残暴之心,而且能实现人类与动物的和谐相处。表面上看,这是对动物兽性的遏制,实质上反映出儒家仁义道德的教化作用。动物还能够进入人类的信仰体系中,这主要集中在动物神灵、动物献祭与动物占卜等方面。动物神灵是人类神灵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儒家拒斥精怪,排除淫祀,将动物神灵集中在农业动物神与灵禽瑞兽的范围内,表达出对农业的关注和对人文道德的重视。先秦儒家坚持动物献祭的仪式,同时悬置人神关系,在献祭对象、祭品样式、献祭仪式等方面进行了变革,动物牺牲由沟通神灵的媒介演变成象征礼仪秩序的符号。动物与占卜的关系主要涉及到龟甲占卜、占梦术、占星术等。先秦儒家批判了占卜的神秘成份,但继承了占卜的思维方式,经此转化,动物由沟通人神的工具转变为天道的承载者。先秦儒家虽然深受原始巫术的影响,但更强调人文的信仰,倡导神道设教。动物在先秦儒家政治、经济、道德、宗教等领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构建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元素。先秦儒家动物观基本确定了儒家动物观的面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确定了中国古代动物观的基本状况。通过动物而思,我们不仅可以透视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而且能够深入理解先秦儒家对人与动物伦理关系的思考。
高洁[3]（2021）在《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比了中西方文化遗产管理的异同,对中西方各自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文化遗产管理进行了梳理。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异同,通过比较来更好的认识自身,并探索可以借鉴的经验;二是将文化理论和跨文化理论应用在文化遗产管理的各个层面,尝试分析遗产所体现的文化价值以及传统文化对遗产管理的深层影响。中西文化遗产管理的比较可以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比较分为静态对比和动态对比,即中西方管理体系的静态对比和遗产管理中出现的跨文化交流;纵向对比即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遗产管理的横向比较从主体——利益相关者、客体一—文化遗产和介体——管理体制三个部分展开。西方是个宽泛的概念,从遗产管理的实践角度来看,这里的西方主要指西方的文化源头一—欧洲。在研究中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比较研究、跨文化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法。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的比较,即纵向比较。欧洲的保护思想演变主要围绕“修复”一词展开,不同的修复原则和手段反映了每个时代人们对遗产价值的不同理解。保护中的“价值理性”关注“为何保护”,而“工具理性”关注“如何保护”,这两者构成了对立又统一的整体。中国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价值由谁决定?西方成熟的保护理念是否具有本土适应性?要解决这些问题都必须从根源入手,既要了解遗产的传统文化价值,也要了解遗产对当代人的价值。案例部分以西班牙世界遗产为例,西班牙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因社会制度等原因曾落后于英美意等国,也曾经历过因保护理念变化而造成破坏的问题。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独特性和多元化上与中国具有相似性,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中国的遗产保护开始较晚,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大众旅游的兴起,以及申报世界遗产所带来的巨大效益的影响,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理论也迅速发展起来。我国的遗产保护理论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和制约,还需探索真正适合于中国的遗产发展之路。第二章是中西传统文化差异在建筑遗产中的体现。本章以建筑遗产为例,说明了不同材质与风格的建筑遗产所反映出的文化特征和核心价值。西方建筑以石材为主,风格雄壮威严;中国建筑以木材为主,显得纤细灵动,遗产建筑本体的差异性体现出中西传统文化的不同精神内核。中西管理思想也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本身就是治国安邦的理论,可以被称作“管理型思想”。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儒家文化不断糅合其他文化特质,成为多个朝代管理大一统帝国的有效手段,这些管理思想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西方的管理思想起初是“见物不见人”的,没有将人的价值作为管理的目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也开始将管理中的人看作是复杂的个体,更接近儒家思想中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到了现代这个紧密相连的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的差异性日益显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可以拿来比较,但不存在统一的价值体系,文化不会向着同一个方向进化,只会在各自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并存是发展的趋势,文化交流与互补必定会对世界的发展有所助益。第三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比较。管理体制是遗产管理中的介体,连接起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遗产。在中国遗产事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遗产地过度商业化、真实性受损、文化认同缺失、利益相关者的矛盾以及对世界遗产的过度利用等。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与遗产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因此体制问题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我国的遗产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多种管理经营模式应运而生,但总体上还是以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为主。同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目标仍是发展的主要目标,由此导致了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在遗产价值认知方面,管理者和民众的遗产保护意识尚需培养。在管理模式、资金来源、保护和管理的多元化参与等方面可以借鉴西方的经验。遗产管理和旅游管理关系密切,相互交融,由于遗产也可以被看作是资源,如何合理利用遗产资源,避免空置和过度利用两个极端,是每个遗产地都要平衡的问题。第四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比较研究。利益相关者是遗产管理中的主体,包括管理者、保护者、经营者、社区居民、遗产旅游者、非政府组织、社会大众等。管理者与保护者有时是一体的,有时是多个主体,在我国政府是遗产管理责任的主要承担着者,但也不应忽视保护专家的作用。遗产经营者与遗产地居民是一对具有互动关系的主体,二者利益关系的平衡与否直接影响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遗产旅游者是受到各方关注的群体,中西方遗产旅游者在看待遗产价值和审美文化方面都存在差异,特别是在对真实性的追求上差异更为显着。如何平衡旅游业发展与遗产保护的关系也是中西方学者研究的焦点问题,遗产地旅游活动中的各种关系都是围绕旅游者展开的,管理者、经营者和参与到景区经营中的社区居民往往会以旅游者的需求为目标。但遗产景区有其特殊性,它还担负着发展社会文化的任务,如果完全迎合大众游客的需求,遗产景区难以发挥它的全部功能。提升旅游的文化和精神层次,是现代文化和遗产旅游的发展方向。遗产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只有找到这些关系之间的平衡才能做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第五、六、七章为案例研究。第五章比较了遗产活化和遗产数字化管理的中西理论与实践。“活化”是指对遗产的物质层面和价值层面所体现的文化加以“诠释—融合—重构”的过程。遗产的数字化既是主动迎合了时代的发展,也是为了应对社会的改变而必须做出的选择。由于信息时代和互联网的发展,我国与西方在数字化方面的发展齐头并进,并在应用领域超越了西方。故宫在遗产活化和数字化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性的实践,收获了正向的社会反馈,这些经验也被其他文化机构所借鉴,对推广和传承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西方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数字化、新媒体和社交网络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讨论了技术发展与文化变革的关系。一些学者对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快速发展抱有谨慎的态度,反对技术决定论,认为工具应当为人的目的服务。遗产活化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基本方式都是要对传统文化有了深入了解之后,解码“文化基因”,然后与现代生活方式相连接,给人以怀旧的体验或对文化的共鸣。第六章讨论了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比较了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古城与曲阜。这两处遗产都是各自国家的文化圣地,如何解决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是它们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世代生活在历史城镇中的居民是那里的主人,历史城镇也是最能体现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遗产,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其中的关键问题。曲阜和圣地亚哥古城同属于“文化圣地”,历史城镇常见的商业化倾向可能会削弱其神圣性和文化价值,也可能会出现“创造性破坏”的情况。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基于文化的解决方案,除了要注重物质遗产的保护,还要重视遗产的价值和文化符号,关注遗产地的地格和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保护传统和现代发展之间需要找到平衡,要考虑到住房、人口、就业、商业、环境、社区融合与文化认同等因素。未来曲阜的发展还要理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找到阻碍发展的症结,从而将更好的阐释和发扬儒家文化。第七章比较了两条文化线路遗产,分别是丝绸之路和朝圣之路。文化线路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中较新的一类,它突破了过去以点状为主的类型特征,在空间上做了延伸。同时也扩展了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避免了文化脉络的割裂,丰富了遗产参观者的活动内容与体验。这类遗产具有流动性和跨文化交流的特征,在管理上更是涉及到跨国的遗产管理,可以借鉴国际管理的经验。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多地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旅游经济的表现优于宏观经济发展,旅游业在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为突出,旅游减贫、带动就业等作用需进一步引导、扶持和彰显,文化旅游能够对丝绸之路的复兴发挥重要作用。创新点在于:首先,在研究视角方面,从文化的视角对遗产管理进行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切入点。文化遗产不是无本之木,它的存在本身就代表了文化的传承,因此也要用延续的眼光去看待遗产,把文化遗产放置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理解和管理。其次,在研究思路与内容上,对比了两个空间——中国与西方,梳理了两个方向——横向与纵向,分析了三个组成部分——遗产管理的主体、客体和介体。在案例部分探讨了三类具有遗产管理领域代表性和前沿性的文化遗产。第三,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合了历史学、文化比较学、国际管理学、旅游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文化,运用了文化与跨文化的理论,讨论了中西差异和经验借鉴,也探索了我国文化遗产的国际化之路。文化遗产是由一代又一代人选择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的价值既取决于历史,也取决于当代和未来。目前我国文化遗产事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遗产除经济价值之外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通过了解西方遗产的发展道路和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身,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理念,更要从本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文化遗产事业可以促进社会文化的良性发展,进而使我国的文化遗产“走出去”,推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赵栋昌[4]（2021）在《贵州雷公山苗族文化与森林生态耦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物质资源,伴随着人们与森林的实践互动形成了与森林资源有关的民族森林文化。这些民族森林文化是生活在林域环境中的民族认识、利用和维护森林资源的成果总和,对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生态保护具有重要作用。目前,随着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管理策略从以执法为主向以社区为基础的转变,地方民族的传统森林文化在社区森林管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价值引起了人们关注。在贵州省实施“大生态”战略（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本文以雷公山自然保护区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为研究对象,运用关键人物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生态学样方法、社会统计分析法等,对苗族森林文化的类型与特征、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的耦合关系及其作用机理、苗族森林文化与自然保护区的关系等进行探究,并设计了基于苗族森林文化的自然保护区管理的理论模型,其目标在于为民族文化与自然生态的良性耦合互动提供技术支撑,从而促进苗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最终实现林区民族经济、文化（社会）、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呈现在物质（伐木、混农林生产模式、牧猎、采集、服饰-蜡染等）、精神（宗教信仰、生态伦理、生活习俗、文学艺术等）、制度技术（榔规及村规民约、育林乡土知识等）等三个层面13个类型;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具有明显的生态性特征;定量研究表明,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又呈现多样性特征,主要体现在α多样性（Simpson指数）)和β多样性性（Whittaker指数）两个维度。其中,α多样性指数为0.81,呈现出较高的多样性,体现了雷公山苗寨传统森林文化的丰富性;β多样性指数为0.52,海拔高度在1000 m以下范围内的苗寨间森林文化的异质性相对较高,海拔在1300 m以上的苗寨传统森林文化的同质性较高,这表明苗族森林文化分布相对分散、空间分布具有不连续性的特征。苗族森林文化所具有的生态性、多样性等特征是当地苗族与森林生态环境相互融合适应的结果。（2）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演变与当地森林生态（森林健康）间存在着密切的耦合关系,在1940-2018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优质耦合状态,符合民族文化是与自然不断“偏离-回归”中耦合运行的观点和民族文化的生物性建构与社会性建构理论。苗族森林文化与当地森林生态的耦合协调度指数在1940--2018年间呈现出先下降而后上升的趋势,在1960年代耦合度指数为最低,两者处于磨合耦合阶段,呈现出不耦合的“苗头”,两者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大体呈现一致的变化特征,这主要受外部环境或力量的介入、国家林业政策的频繁变动、时代的发展对传统文化冲击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加强对苗族森林文化的尊重与文化行为实践的重视,不仅利于苗族森林文化传承发展,还可保障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的优质耦合及其协调发展。（3）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的耦合关系,实质反映了人与地耦合系统的关系。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和基于问卷调查的排序估计法分析发现,影响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系统耦合的主要文化驱动因子是村规民约和宗教信仰。雷公山苗族村规民约中,与生物多样性资源管理有关的条款占到43.78%,从内容上来看,村规民约中对滥伐树木、放火烧山等破坏森林的行为给予极为严厉的惩治,村规民约对森林防火、树种多样性保护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这体现了村规民约在保护森林资源方面具有的实效性和可操作性,从而使村规民约发挥了重要的弥补性作用。宗教信仰是苗族社群生态伦理意识的核心内容与反映,其呈现在风水林、风景林、护寨林等信仰林的管理上,通过一定的宗教禁忌或举行宗教仪式活动进一步强化了社区居民对森林的敬畏与爱护行为。苗寨周边的信仰林与非信仰林（集体林、私有承包林）在群落结构和乔木物种多样性等两方面存在显着差异,信仰林的物种最为丰富。另外,一定程度的人为干扰有利于信仰林与非信仰林物种的多样性。这体现了宗教信仰对当地森林生物物种多样性保护及其对森林生态功能的价值。（4）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促进了当地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从民族文化的视角看,保护区发展的历程是保护区工作者与当地苗族居民在苗族文化上“冲突--调适--对话--协商”的过程,雷公山保护区的管理体现了保护区工作者对苗族森林文化认知中的“我者文化”与“他者文化”不断交融互补的过程。（5）提出了基于苗族森林文化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模型。主张森林资源及其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是建立在对当地苗族隔离的“自我式管理”,而是动员保护区的一切力量,在尊重与认可当地民族文化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程度的“人为干扰”,不断促进民族文化的生物性建构与社会性建构的动态耦合,从而实现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的良性耦合协调发展。基于苗族文化的自然区保护管理模型的构建,是在探究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耦合关系的基础上,对雷公山苗族文化与当地森林生态的关键链接点（行为活动集）进行有效干预。该管理模型是以森林保护和苗族森林文化传承发展为目标的生态管理理论范式探讨和实践探索指南。该管理模型的实施需要推进一体化的自然保护区行政管理体系的建立、保护区管理者对苗族森林文化的学习与认知、强化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共管模式等外部条件的保障得以实现。
毕然[5]（2021）在《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文中认为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形态为经济全球化浪潮和技术创新性革命供给了空前动力,也为生态危机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它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内蕴的张力不断强化了生态环境治理意识提升、治理内容丰富、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技术能力进步,而且其中的伦理反思或批判实际地担负着这种强化的内在理想尺度的功能。于是,生态伦理的思维逻辑和行动规程就在新的时代变革发展中具备了社会价值寻索的本体论意蕴,而现代管理所应呈现的生态伦理价值自是其题中之义。众所周知,工业文明以来的西方生态伦理始终存在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纷争,如何化解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思维定势下的全球生态危机,自然生态的尊重并保护、开发和利用显然是决定人类生存发展的限度与进度的本质性议题。现代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理应坚守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对其进行批判性校正,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为指引,传承并发扬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将生态伦理的公正、平等、有序、绿色、和谐等价值理念合理地嵌入现代管理多元主体合作共赢的整体主义治理框架中。这喻示着,现代社会发展不仅要促成人们生态认知的格式塔转换,以共生同在、互惠并联、深层融合的生态思维范式重新检视人与自然之间所应建构的和谐共生模式;同时,应契合生态理性内核来赋予现代社会法治建设的生态伦理关切,使其在公共决策、协调、合作、监督等管理职能中统筹运用生态自然观、生态道德观、可持续发展观和技术引领观,以生态正义的价值追求维护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本文基于管理价值视域下对生态伦理理论进行审视来解读人与自然关系实质,通过现代管理思想史的简要回顾以透视生态伦理理念的演进变化、逻辑关联及其现实需求所呈示的价值偏好,力图揭示生态伦理的理论困境并形成具有实践影响的价值规约和导向,为现代管理的价值选择提供生态整体主义的公正、平等、自由、和谐的伦理发展路向设计依据,进而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何妤如[6]（2021）在《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渔业经过数年发展,先后解决了“捕鱼难”、“养鱼难”及“吃鱼难”等问题,奠定了渔业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基础,相关治理手段也不断完善。渔业领域主要矛盾已从基本温饱和生计问题,转向更高层次的生境、人权、产权和公平等维度。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渔业伦理研究并尚未得到应有重视。我国现代渔业治理体系中更强调管理和法律等“硬”手段,忽视了伦理道德的“软法”作用。当前政府和民间推行的多项渔业活动已呈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现代多目标治理场景需要引入价值判断加以权衡。如果说关涉伦理的讨论在中国过去的渔业治理中只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那么到了新时代,伦理研究就好比是万事俱备下的那股“东风”。传统渔业管理关注政策和法律层面的制度突破。政策和法律固然重要,但不能包治百病,尤其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病”。它可以将电鱼、毒鱼、偷渔者绳之以法,却无法强制要求渔民必须善待生态环境、关心鱼类福祉。它可以明示、预防、规范和校正渔业的行为和后果,却无法指导渔业利益相关方的道德行为选择。它可以为失海渔民提供各类政策保障,却无法弥合渔民海洋纽带被切断后的心理创伤。它可以依照科学模型和数据制定总可捕量（TAC）目标,却无法对渔家妇女在职业、情感和生活上的遭遇加以同情和关心。正如决定技术的往往是非技术因素,涉渔法律和政策不应被指望能解决所有问题。倘若文化、伦理不能发挥价值规训作用,那么政策和法律也终将失范。当前,养护渔业资源、维护渔业公正已为时代大势所趋,现代渔业治理不仅要务实,也要务虚,以便从战略全局高度推进治理措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实际上,人们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影响会渗透到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可持续、负责任渔业的发展依赖于一个具有明确性的规则指引,在治理中开展价值性分析显得十分重要。国内外渔业资源的衰退趋势,以及不断涌现的现代性社会问题,让形而上学的价值回溯变得更为必要而迫切: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是什么?伦理判断有哪些原则和标准?何种治理才是伦理意义上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治理?如何破解渔业治理中存在的伦理困境?中国怎样利用已有道德资源和智慧应对渔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基于此种认识,本文从伦理视角出发,反思当前出现渔业生态和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尝试建构渔业伦理的理论体系,详述渔业伦理的由来、定义、主要原则和类别。将抽象的伦理考量运用于对治理问题的具体分析,提出符合渔业价值的治理范式,从渔业治理的“元层次”,谈到相关现代治理理论,再到针对治理实践的分析评估。现代渔业治理在追求各类目标时,容易陷入价值冲突的困境。本文针对治理实践中的普遍问题,提出“应然”层面的解决方案。伦理分析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我国现代渔业治理。因此,文章结合中国本土的涉渔道德资源和渔业实际状况,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渔业治理路径,以渔业领域的价值尺度和伦理基础为导向,为推动渔业的“天人合一”和协调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新理念和新思路。伦理学是哲学中关于道德的价值系统。生态伦理学的兴起从根本上触及了“为什么要对鱼谈伦理?”这一问题。“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论辩突破了传统伦理学的“人伦”语境,让“渔业”和“伦理”的结合有了学理上的支撑。道德共同体得到拓展,将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纳入道德考量范畴。但完全以生态为中心又会减损人类福祉,人与自然应当被视作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整体。“为己利TA”的价值取向既能为己谋福,也能在此基础上考虑利TA（既有属人的“他/她”,又有属自然的“它”）因素,因而是渔业伦理所追求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善。渔业资源是渔业存在的基础,具有不确定性、波动性、竞争性、整体性、多样性等五大特性。从价值构成上看,它在使用、生态和选择等层面具有功效价值,在政治、社会、哲学、宗教、伦理、文化等层面具有非功效的内在价值。对渔业资源价值的充分认识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而鱼类为人类所提供的多元价值是人类养护渔业资源的基础。养护伦理强调的是如何科学人道地利用水生动植物资源。鱼类是否能够成为道德主体、权利主体甚至是诉讼主体成为环境伦理学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鱼的道德地位与福利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渔业的伦理维度涉及“渔业”和“伦理”的互动关系。鱼类依次满足了人类基本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类在享受水生动物开发权利的同时,理应履行与之对等的责任和义务。为了人类自身和生态系统的长期福祉,须建立一套指导渔业行为、受到大众认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渔业伦理规范。渔业伦理以渔业现象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研究对象,是指导渔业行为的规范和原则的总和。涉渔法律和伦理可共同为基于价值的渔业治理策略提供依据。渔业伦理学主要任务是通过得到普遍认可并经过实践检验的道德原则,对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开展事前指导和事后评判。在渔业伦理中,渔业正义是最高原则;渔业福祉、渔业自由和渔业公平是三大基本原则;而以《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为代表的伦理性国际文书,以及符合国家/地区具体渔况的纲要构成了具体原则。根据渔业伦理学研究对象的关系属性和所涉问题的不同特征,可将其分为生态伦理、社会伦理、产业伦理和科技伦理四大类别,这四大类在伦理要求上存在差异、各具特色,但都应服从上述伦理原则。将伦理原则和要求融合进现代渔业战略管理过程,可能会产生“为善者诸事顺”的良心效应,从而实现治理的最终目的——“善治”。为克服多元价值冲突带来的治理障碍,元治理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研究治理现象背后的治理逻辑,寻求协同发展科层、市场和网络治理组合的最优解:当参与式治理导致监管过于复杂、进入无休止协商状态时,就启动科层模式;当科层模式无法触及所有渔业问题或获得渔业利益相关方广泛接受时,就开启市场或参与式模式;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承担起作出最终决策的元治理者的角色。可持续渔业治理研究中涌现出诸多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其中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管理和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管理成为研究热点,前者主要聚焦渔业生态系统方法、预防性原则等整体思维,而后者主要涉及管理策略评估,正当性理论,系统治理等理念工具。在构建起理念框架的基础上,根据新生物技术的实践伦理发展出的伦理分析矩阵,以及Rapfish评估工具,促进了对伦理原则遵守情况的考察,有助于为负责任渔业实践提供“良善之策”。现代渔业治理时常陷入一种伦理意义上的权利困境,众渔业利益相关方不得不在多项行动方针之间艰难行使选择权。遵循特定伦理原则选择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涉及违反其他某项伦理原则。可持续渔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出现在追求“天时”、“地利”、“人和”三大目标的决策选择过程之中。如何平衡现代人和未来人的资源利益是最首要、最核心的议题;渔业所涉水陆空间差异和相关社会生态问题构成了空间正义研究的一个典型样本;而人际关系中整体、长远利益与个体、短期利益的冲突影响到资源的公平分配,渔家妇女和小型渔业等弱势参与方应当得到更多的道德注意力。导致上述困境的原因既有人与人因抢夺野生资源所导致的公地悲剧或囚徒困境,又有在人与鱼道德地位孰高孰低的辩难中掉入的激进环保主义陷阱,还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执行障碍。上述困境的破解之道不仅具有制度属性,也深刻地蕴含着价值属性。从制定目标,到开展决策,再到执行、监督和评估,伦理视角可渗透至治理的全部流程。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可从制定伦理目标和开展伦理决策着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增进民生福祉。我国的渔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离不开丰富道德资源的支持。生态方面,我国渔业治理史就是一部鱼类资源养护史,古今实践中折射出关怀鱼类福利、师法自然等生态感悟。社会方面,我国传统乡土社会文化里蕴含着包括群体意识和互助伦理、涉渔组织的参与式伦理在内的道德及礼俗规范。“三渔”问题是中国渔业发展面临的伦理性挑战,其本质是渔业的过密化,渔民的过溺化,以及渔村的过疏化。为解决渔业渔民渔村的问题,新中国开展了各项改革措施。新中国绿色渔业治理制度体系构建历程大体上可分为萌芽探索、改革攻坚与走向成熟三大阶段。在气候变化、疫情冲击、渔业资源衰退、全球不确定性风险日益增加的背景下,我国渔业治理者迎难而上,实现生计型治理→发展型治理→可持续治理的价值飞跃,积极探索出一条符合伦理的中国特色可持续渔业发展道路,培育出政府元治理者主导下,科层、市场和参与式治理协同开合的多元治理形态,形成了顺应自然、生态优先、以养为主、立体复合、科技导向、体系健全、应兜尽兜的发展模式。随着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不断提升,中国渔业发展在收获伟大果实的同时,也为未来可持续、负责任渔业发展积累了大量可贵的实践经验。在今后的渔业治理中,我国各渔业利益相关方应本着福祉、自由和公正的原则,进一步促进渔业的绿色转型发展。
娄雅宁[7]（2019）在《河流生态修复的伦理研究》文中认为河流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也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命脉。在人水关系日益紧张的当前社会,河流生态修复对于推进河流生态保护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凸显人类对河流的伦理义务和道德责任,促进人与水、人与自然的共生和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因此,从生态伦理的角度审视和思考河流生态修复,进而构建系统的河流生态修复伦理体系十分必要。河流生态修复是利用河流生态平衡和物质循环原理辅以工程措施、生物化学手段来改善、改良、恢复河流生态系统的科学治理方式,具有长期实践性、科学系统性、因地制宜性和景观审美性的特点,在促进人河关系改善、推动人与自然相和谐,以及弘扬“真善美”上具有积极的伦理价值。河流生态修复作为促进人水和谐的生态文明实践蕴含着丰富的西方生态伦理思想资源,包括施韦泽敬畏生命的伦理观、利奥波德大地共同体的思考、“自然价值”的探寻以及深生态学的理念。河流生态修复的自然观充分体现着“天人合一”的传统伦理思想,对于河流的尊重表征着古代生态道德中崇尚水敬畏水的思想内涵,顺应河流自然规律的治理手段彰显着道家“自然无为”的实践观。在确证河流生态修复是中西伦理思想资源的多元并融后,河流生态修复作为践行生态伦理的科学治理手段,必然存在伦理依据作为其理论支撑。河流生态修复以河流的生命论、价值论以及权利论为伦理理论依据,以尊重保护、整体统筹、公平正义、共治共享等标准为伦理实践原则,从伦理层面显示了河流生态修复的环境友好性和生态合理性。对于伦理基础的理论性探索延伸至现实层面,必然寻求完善河流生态修复伦理的伦理路径。从政府、企业、公众和媒体四个角度探寻河流生态修复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河流生态修复的伦理路径。政府作为河流生态修复的规划者和主导者,必须具备生态伦理意识和道德责任意识,企业要树立环境友好和绿色生产的观念,推动生态修复效果的实现,公众应自觉内化人与河流的道德关系,做河流生态修复的促进者,媒体因其广泛的传播效力,是引导全民关注河流生态修复的重要力量。
吕琪[8]（2019）在《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是随着海洋技术与生物技术的发展而逐渐得到重视的新型海洋自然资源,虽然尚未实现规模化的商业利用,但其巨大的商业潜力已经得到了认可。然而,现有的国际公约尚未对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的利用做出明确的规范,由此产生制度规则上的空缺,进而在实践中引发了一系列现实和法律问题。为了填补国际法上的缺漏,国际社会正在协商制定一份新的国际文书,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框架下引导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法律秩序,实现资源公平合理的分配,同时促进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制度规则与中国的海洋强国建设息息相关,决定着海洋尖端技术与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故参与国际法秩序建立的国际进程并发挥积极作用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本文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针对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产生的法律问题开展的系统研究,旨在为澄清相关理论分歧与规范争议提供分析思路,也为中国参与国际协商进程提供决策支持。除引言和结论外,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阐释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所涉基本理论问题。本章以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基本理论问题为研究内容,对核心概念做出法律上的解析,在资源的社会属性下审视资源利用的深层次意涵,廓清研究的基本范畴;结合客观因素与价值判断,从资源法律属性认知的理论分歧中确认海洋遗传资源作为人类共同遗产的应然性;以人类共同遗产法律属性为基础,明确人类共同遗产法律原则在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中的适用,并聚焦共同利用、共同决策和共同利益三个方面提出该原则适用的实用性思路。第二章剖析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权利配置。本章以财产权理论为逻辑线索,在明确全人类对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享有整体性的共有权这一前提下,分析资源利用过程中确认个体性权利即获取权与知识产权的必然性,指出共有权与获取权之间的派生关系、与知识产权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共有权与个体性权利之间的互洽关系为考量,针对获取权提出开放性授权与配套义务的制度构想,针对知识产权提出在可专利性、来源披露和强制许可三个方面的制度调整。第三章探讨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惠益分享。本章从公共信托理论、衡平理论与人权理论三个角度探查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的理论前提,在此基础上通过与既有国际公约的分析比较对惠益分享的制度要素、模式与实施机制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指出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的惠益分享旨在调整利益分配格局以及支撑海洋生物多样养护,其依赖于多边模式将全人类概念所包含的潜在利益攸关方全部纳入考量,并需要依托资金机制、合作机制、组织机制与监督机制等一系列机制确保稳定性与可预见性。第四章讨论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的环境责任。本章以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责任内涵与国际环境法义务为立足点,考察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环境责任形成的义务基础。探讨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中的环境补偿责任,明确国家责任和民事责任两个维度上的责任主体及其关系,分析国家责任对抗制与环境补偿基金两种责任实现方式的可操作性。以主体、行为和地域三重视角为切入,探析负责任的资源利用活动所应遵循和采纳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从根源上减少乃至消除环境补偿责任产生的情形。第五章考察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国际规则构筑。结合前四章对基本理论与制度应然性的探讨,本章将法律问题的解决置于国际政治的背景下,追踪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规则发展进程,分析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BBNJ执行协定到区域性海洋公约下的规则安排,探讨二者在规范和约束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上的功能作用,以及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第六章研究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中国策略。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对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本章回归中国视角,考察中国在深海远洋资源开发硬实力提升背景下的软实力建设,结合中国生物勘探的实践发展,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为出发点、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剖析中国参与BBNJ执行协定协商的利益定位与立场选择,并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探寻提升话语影响力的途径。
古璇[9]（2018）在《生产性消费的伦理研究》文中认为生态危机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人们也早已意识到并致力于解决此问题,但并未得到十分有效的改善。究其原因,不合理的消费是造成生态危机的主要症结所在。人类的一切生产和生活在本质上都可以归结为消费活动,消费包括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生产性消费主要是进行物质资料再生产,通过对生产资料和活劳动的使用和消耗生产出新的产品;生活性消费主要是通过对物质文化生活资料及劳务的使用消耗进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传统的消费伦理研究主要是以生活性消费为切入口的研究范式。然而生态危机的根源主要是生产性消费环节的道德失范,直接生产过程中的道德问题层出不穷,异化了的现代生产方式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层面都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更具破坏性和毁灭性。因此,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应从生产性消费角度入手。关于生产性消费的伦理研究主要围绕两个维度展开。理论维度,对存在于生产性消费中“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进行理性反思,分析出工业文明生产之线性非循环的片面思维方式导致了生产发展的不可持续。因此,生产性消费伦理应体现敬畏自然、保护生态的特质,即适度性、整体性和可持续性的原则;具有全局意识、长远规划的构架,即循环经济、再生资源产业和绿色消费的实践模式。生产性消费伦理的价值维度是追求综合效益的经济价值、遵循和谐之理的人本价值、维持公正稳定的社会价值、顺应万物和谐的生态价值之综合统一。实践维度,从道德主体的塑造与生产性消费伦理的构建两方面展开。一方面,对企业、政府和个人这三个层面的生产性消费道德主体深入分析:与生产消费环节联系最紧密的企业,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和追求自然环境的生态效益之间如何进行正确的价值认定、利益取舍并塑造企业伦理文化很重要;在整个社会生产消费活动中承担思想引领和道德规范的政府,如何自我定位,如何有效协调各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在全社会倡导发展绿色生态消费伦理是关键;作为微观层面直接行为个体的人,在实践中形成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正确道德认识,使之行为顺应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道,是生产性消费活动符合伦理、契合道德规范的最直接因素。另一方面,通过道德教化规范生产性消费行为,实现道德主体从经济理性向生态理性的转换,在全社会形成生态文化认同,并依靠伦理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有效规范,使得生产性消费活动呈现正确的价值引领和伦理向度,以此构建既促进生产发展、又符合生态效益的生产性消费道德规范与伦理秩序。把着力点置于生产性消费环节,实质是将解决生态的问题前置,从环境恶化的源头剖析和解读。以伦理的角度引导生产性消费活动,用道德的规范约束生产性消费行为,形成走向生态文明之路的生产性消费伦理,这也是伦理学在人类社会生产活动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现实依托。
是丽娜[10]（2018）在《基于生态伦理的湿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以溱湖国家湿地公园为例》文中指出旅游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在旅游业健康发展受到严峻生态问题的直接威胁,旅游发展与生态保护严重背离的情况下提出来的。表面上看,旅游生态环境问题是由管理、经济和技术等因素造成,本质上却是人们缺乏必要的生态道德意识和责任感所致。目前国内外都不同程度忽视对湿地旅游生态环境问题深层次根源的探究,本研究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出发,借鉴国内外关于生态伦理和湿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文献,探索当代中国湿地旅游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根源,发现生态伦理为湿地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道德支持和价值定位。湿地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转是实现湿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湿地具有经济、生态、社会等方面的多元价值,湿地生态系统是脆弱及不稳定的,健康的湿地生态系统应该具备自我维持发展和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两种能力。湿地旅游对湿地生态保护具有双重效应,湿地旅游可持续发展蕴涵生态平衡、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三大目标。湿地旅游系统内部由旅游主体（旅游者）、旅游客体（旅游资源）和旅游媒介（旅游产业组织）组成,对内部各要素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研究,以解决当前相关研究构架分散、不够系统的问题。通过野外实地调研、专家走访等多种形式,对溱湖国家湿地公园的可持续发展进行调查。溱湖国家湿地公园旅游资源具有较高的生态游憩和审美、环境、科学、历史文化和保健价值。然而开发中存在水体富营养化、动植物种群结构改变、环保制度及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环境解说及监测系统不完善、旅游环保专业人才缺乏等生态环境问题。应强化政府保护湿地旅游资源的伦理责任,坚持湿地旅游资源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统一,充分发挥政府在湿地旅游规划、湿地环保法规政策、湿地旅游资源开发监管等方面的主导作用。以往湿地旅游可持续发展单纯从资源或环境保护角度研究,没有系统从旅游产业的运行过程分析,提出对各类旅游企业可操作性的措施。通过总结旅游产业非生态化现状及原因,提出效率、公平、和谐、节约等生态化发展目标。旅游企业是湿地旅游业的微观基础,履行生态道德责任必然成为其经济行为的合理组成部分,也是实现湿地旅游产业生态化发展的新型实践手段。旅游者是湿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参与者,以往侧重对其生态环境知识及生态行为倾向的研究,然而近年研究发现旅游者生态意识和道德发展水平是促发生态行为的关键。本研究结合国际上测量环境态度最常用的NEP尺度,尝试构建湿地旅游者生态意识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李克特量表五点尺度对溱湖国家湿地公园旅游者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溱湖旅游者（4.048）比一般的游客（4.002）表现出更好的生态意识和倾向,但是与严格的生态旅游者（4.121）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关于“生态伦理观”的得分较低（3.922）,对景区的住宿及服务条件要求较高（3.785）,说明生态意识中存在知行脱节,生态行为滞后于生态情感、意志的现象。溱湖旅游者生态意识和态度多来源于理论,严格的生态旅游者经历实践洗礼生态意识更为稳固,对旅游生态知识的认知程度以及相应的实践经历有助于奠定良好的环境情感基础。溱湖旅游者对间接管理措施的认同程度（4.18）远远高于直接管理措施（3.35）。生态伦理对培育湿地旅游者具有道德教化、规范约束、评判激励等作用,对生态美的体验是湿地旅游者自发生态行为的情感基础,能从根本上改变旅游者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内在自觉地规范其生态行为和实践活动。探讨生态伦理视域下溱湖国家湿地公园可持续发展对策,应尊重湿地旅游资源内在价值、坚持保护性开发,美化湿地生态景观、强化湿地生态功能,坚持生态正义、湿地旅游资源利用与补偿并举;推行清洁生产促进企业生产生态化,开发湿地生态旅游产品引导绿色消费,加强生态价值观对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引导,构建绿色供应链促进湿地产业集群生态化,采用生态技术实现湿地生态还原与修复,节约配置资源完善湿地旅游服务功能;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培养负责任的湿地旅游者,制定湿地旅游生态行为规范,增强对湿地生态景观的感知与体验,协同教育提高生态道德实践能力,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湿地旅游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资源可持续利用:一种资源利用伦理原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资源可持续利用:一种资源利用伦理原则（论文提纲范文）
（1）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注释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问题工程”的频发引起人们对工程伦理的广泛关注 |
| 1.1.2 工程伦理教育是工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
| 1.1.3 我国工程伦理教育机遇与挑战并存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框架 |
| 1.3.1 章节安排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关键概念解读 |
| 2.1.1 伦理与道德的辨析 |
| 2.1.2 工程伦理的内涵 |
| 2.2 工程伦理教育的现实演绎:基于系统文献综述法的分析 |
| 2.2.1 研究方法 |
| 2.2.2 工程伦理教育的目标(Q1) |
| 2.2.3 工程伦理的教学策略(Q2) |
| 2.2.4 工程伦理教育效果的评估手段(Q3) |
| 2.2.5 工程伦理教育效果的影响因素(Q4) |
| 2.2.6 本节述评 |
| 2.3 中国工程伦理教育研究的主题聚类:基于文献计量的分析 |
| 2.3.1 文献计量方法概述 |
| 2.3.2 资料收集 |
| 2.3.3 共词分析 |
| 2.3.4 共词网络分析 |
| 2.3.5 多维尺度分析 |
| 2.3.6 本节述评 |
| 2.4 文献述评 |
| 3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构成 |
| 3.1 扎根理论研究设计 |
| 3.1.1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与流程 |
| 3.1.2 资料采集 |
| 3.2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理论结构 |
| 3.2.1 开放式编码 |
| 3.2.2 主轴式编码 |
| 3.2.3 选择性编码 |
| 3.2.4 理论饱和度检验 |
| 3.2.5 本节小结 |
| 3.3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实现路径 |
| 3.3.1 微观维度的培养机制:以认知发展为指导再造教育要素 |
| 3.3.2 中观维度的协同机制:以协同优势为指导赋能中介对象 |
| 3.3.3 宏观维度的情境机制:以现象学为指导调适多元场域 |
| 3.4 本章小结 |
| 4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案例分析 |
| 4.1 案例研究方法概述 |
| 4.2 培养机制的案例分析 |
| 4.2.1 知识生成:聚焦伦理教育知识建构者的职能重构 |
| 4.2.2 具身认知:创设面向真实世界的“开放式”学习情境 |
| 4.2.3 学习进阶:用“全周期”课程序列搭建学生认知发展的阶梯 |
| 4.2.4 伦理体验:强化解决工程伦理现实困境的实践基质 |
| 4.2.5 案例分析讨论 |
| 4.3 协同机制的案例分析 |
| 4.3.1 工程社团在工程伦理教育中的作用 |
| 4.3.2 政府在工程伦理教育中的作用 |
| 4.3.3 案例分析讨论 |
| 4.4 情境机制的案例分析 |
| 4.4.1 美英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职业主义催化的路径选择 |
| 4.4.2 德国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对技术负责的民族传统 |
| 4.4.3 法国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消解”在精英工程师的培养中 |
| 4.4.4 中日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二元构造”下的层序互补 |
| 4.4.5 案例分析讨论 |
| 5 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估 |
| 5.1 调研对象 |
| 5.2 评估指标体系的建构 |
| 5.2.1 评估指标体系的层次结构 |
| 5.2.2 初始评估指标的选取 |
| 5.2.3 问卷设计与预测试 |
| 5.3 现状的实证评估 |
| 5.3.1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权重赋值 |
| 5.3.2 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综合评价 |
| 5.4 结果与讨论 |
| 5.4.1 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估结论 |
| 5.4.2 延伸讨论:我国工程伦理教育面临的潜在障碍 |
| 5.5 本章小结 |
| 6 完善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 |
| 6.1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规范性审视 |
| 6.1.1 合理性的审视 |
| 6.1.2 合规律性的审视 |
| 6.2 细化培养机制,在供需对接上实现动态平衡 |
| 6.3 强化协同机制,丰富工程伦理教育的治理手段 |
| 6.4 深化情境机制,适应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阶段和独特需求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访谈提纲 |
| 附录2 评估问卷 |
| 附录3 评估指标赋权表 |
| 附录4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课程大纲 |
| 附录5 弗吉尼亚大学课程大纲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2）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原因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相关概念辨析 |
| (一)动物 |
| (二)动物观 |
| 四、研究综述 |
| (一)动物学史的研究 |
| (二)动物文化史的研究 |
| (三)动物伦理学的研究 |
| (四)总体评价 |
| 五、研究思路 |
| 六、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起源 |
| 第一节 天地化育万物 |
| 第二节 动物的生殖现象 |
| 第三节 动物的化生现象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基本特征 |
| 第一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生物特征 |
| 一、“血气”的解说 |
| 二、“血气之属”的生理特征 |
| 三、“血气之属”的心理特征 |
| 第二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社会特征 |
| 一、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类道德属性之别 |
| 二、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类社会结构之别 |
| 三、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类劳动能力之别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的生活联系 |
| 第一节 先秦儒家对动物的利用 |
| 一、先秦儒家利用动物的基本情况 |
| 二、先秦儒家利用动物的基本理由 |
| 三、先秦儒家利用动物的主要困境 |
| 第二节 先秦儒家对动物的管理 |
| 一、动物职官与儒家制度规范 |
| 二、驯养动物与儒家统治艺术 |
| 三、人兽冲突与儒家礼法之争 |
| 四、动物管理与儒家政治理念 |
| 第三节 先秦儒家对动物的保护 |
| 一、儒家动物保护的主要措施 |
| 二、动物保护与儒家社会蓝图 |
| 三、儒家动物保护的生态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的道德关系 |
| 第一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道德形象 |
| 一、人类的禽兽化与禽兽的仁义形象 |
| 二、仁禽义兽与凶禽猛兽 |
| 第二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道德地位 |
| 一、动物道德地位的依据 |
| 二、儒家动物伦理的发展历程 |
| 三、仁民爱物的等差秩序 |
| 四、仁民爱物的伦理困境 |
| 第三节 先秦儒家论“德化动物” |
| 一、恩及禽兽与德化鸟兽 |
| 二、百兽共舞与儒家乐教 |
| 三、万舞翼翼与墨子“非乐” |
| 四、沉鱼落雁与道家天籁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的信仰联系 |
| 第一节 动物神灵与儒家信仰体系的建构 |
| 一、山川精怪 |
| 二、灵禽瑞兽 |
| 三、农业动物神 |
| 四、人兽变形 |
| 第二节 动物献祭与儒家祭祀礼仪的转向 |
| 一、动物献祭的传统 |
| 二、动物祭品的道德化 |
| 三、动物献祭仪式的变革 |
| 第三节 动物占卜与儒家天命观念的转型 |
| 一、龟甲占卜 |
| 二、动物与占梦术 |
| 三、动物与占星术 |
| 第四节 动物与神道设教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先秦儒家动物观的主要内容 |
| 二、先秦儒家动物观的主要特征 |
| 三、先秦儒家动物观的主要意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3）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综述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 第四节 相关理论 |
| 一、文化遗产价值判定标准 |
| 二、文化遗产活化理论 |
| 三、真实性理论 |
| 四、文化认同理论 |
| 五、跨文化理论 |
| 第一章 中西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比较 |
| 第一节 欧洲遗产理论的发展阶段 |
| 一、古典时期(17世纪前) |
| 二、17世纪至19世纪初期 |
| 三、19世纪初期至19世纪90年代 |
| 四、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中后期 |
| 五、现代修复理论(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 |
| 六、遗产保护与管理中常用词词义辨析 |
| 第二节 西班牙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 |
| 一、早期的修复实践(19世纪以前) |
| 二、19世纪的保护实践 |
| 三、20世纪的遗产保护与管理 |
| 第三节 中国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 |
| 一、中国传统的修复实践(20世纪之前) |
| 二、现代遗产管理的萌芽期(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 |
| 三、停滞期与摸索期(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 |
| 四、现代遗产管理的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 |
| 第四节 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的比较 |
| 一、英法遗产管理的比较 |
| 二、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中体现出的文化差异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西传统文化差异在遗产管理中的体现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遗产及管理思想中的体现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四个维度 |
| 二、中国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 |
| 三、中国的管理文化 |
| 第二节 西方传统文化在建筑遗产及管理思想中的体现 |
| 一、西方传统文化的四个维度 |
| 二、西方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 |
| 三、西方的管理文化 |
| 第三节 中西方建筑遗产特征及管理思想比较 |
| 一、中西传统文化四个维度的比较 |
| 二、中西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比较 |
| 三、中西方管理文化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比较 |
| 第一节 中国遗产管理体制 |
| 一、我国遗产管理体制 |
| 二、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 |
| 三、我国遗产管理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四、我国遗产管理的法律框架 |
| 第二节 西方遗产管理体制 |
| 一、西方国家的遗产管理体制 |
| 二、“以价值为导向”的管理方法 |
| 三、文化遗产的效益评价 |
| 四、国际遗产保护与管理的法律框架 |
| 第三节 西班牙遗产管理体制 |
| 一、西班牙遗产保护机构 |
| 二、西班牙遗产管理的法律框架 |
| 三、西班牙的特色保护措施 |
| 第四节 中西遗产管理体制的比较与借鉴 |
| 一、中西遗产管理法律框架的比较 |
| 二、国际遗产管理理念的本土化问题 |
| 三、中西遗产管理体制的比较 |
| 四、西方管理体制的借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比较 |
| 第一节 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概述 |
| 一、遗产管理者与保护者 |
| 二、遗产经营者 |
| 三、遗产地社区居民 |
| 四、遗产旅游者 |
| 五、非政府组织 |
| 六、社会大众 |
| 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者与保护者的比较 |
| 一、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 |
| 二、保护与科学的关系 |
| 第三节 中西文化遗产经营者与社区居民的比较 |
| 一、遗产经营者比较 |
| 二、社区居民的参与度比较 |
| 三、社区居民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
| 第四节 中西文化遗产旅游者的比较 |
| 一、中西方旅游者对真实性的追求差异 |
| 二、中西方旅游者的审美差异 |
| 三、遗产旅游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
| 四、遗产旅游对遗产地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故宫与西方博物馆: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比较 |
| 第一节 案例部分的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 |
| 一、世界文化遗产 |
| 二、文化遗产的数字化 |
| 三、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
| 四、全球化对文化遗产的影响 |
| 五、中国与西班牙世界文化遗产概况 |
| 第二节 故宫博物院的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 |
| 一、故宫概况 |
| 二、故宫的遗产活化实践 |
| 三、故宫的遗产数字化实践 |
| 第三节 阿尔罕布拉宫的遗产活化与西方博物馆的数字化管理 |
| 一、阿尔罕布拉宫概况 |
| 二、阿尔罕布拉宫的遗产利用 |
| 三、西方遗产数字化研究 |
| 第四节 中西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比较 |
| 一、实体博物馆与数字博物馆 |
| 二、博物馆的体验方式 |
| 三、博物馆的创新之道 |
| 四、遗产活化的发展方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曲阜与圣地亚哥古城: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比较 |
| 第一节 曲阜“三孔”及其遗产价值 |
| 一、曲阜的历史变化 |
| 二、曲阜的遗产价值 |
| 三、曲阜的城市发展演变 |
| 第二节 圣地亚哥古城的改造经验 |
| 一、圣地亚哥的古城与新城 |
| 二、圣地亚哥城市改造的经验 |
| 第三节 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经验借鉴 |
| 一、“圣地”类遗产的管理 |
| 二、历史城镇的商业化问题 |
| 三、两处圣地管理的异同 |
| 四、历史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借鉴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丝绸之路与朝圣之路:文化线路遗产的开发与管理比较 |
| 第一节 文化线路遗产 |
| 一、文化线路遗产的提出 |
| 二、文化线路遗产的价值 |
| 三、线性文化遗产的相关概念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的发展 |
| 一、丝绸之路概况 |
| 二、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 |
| 第三节 朝圣之路的发展 |
| 一、朝圣之路概况 |
| 二、朝圣之路的发展经验 |
| 第四节 欧洲的文化线路体系 |
| 一、文化线路认定 |
| 二、管理体系 |
| 三、财政制度 |
| 第五节 文化线路遗产的发展与管理比较 |
| 一、“欧洲文化线路”的管理经验借鉴 |
| 二、西班牙朝圣之路的发展经验借鉴 |
| 三、我国发展文化线路遗产的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基于文化视角的发现 |
| 二、西方遗产管理体制借鉴 |
| 三、案例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贵州雷公山苗族文化与森林生态耦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Summary |
| 第一章 绪论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3.1 森林文化 |
| 3.2 民族文化与森林生态 |
| 3.3 森林文化与自然保护区 |
| 3.4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 研究区概况 |
| 1.1 苗族概况 |
| 1.2 雷公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自然概况 |
| 1.3 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社会经济概况 |
| 2 研究目标和内容 |
| 2.1 研究目标 |
| 2.2 研究内容 |
| 3 研究方法 |
| 3.1 文献法 |
| 3.2 田野调查法 |
| 3.3 生态学样方研究法 |
| 3.4 统计分析方法 |
| 4 技术路线 |
| 第三章 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的类型与特征 |
| 1 引言 |
| 2 研究方法 |
| 2.1 田野调查点 |
| 2.2 资料获取与方法 |
| 2.3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
| 3 结果分析 |
| 3.1 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的主要类型 |
| 3.2 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的生态性特征 |
| 3.3 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的多样性特征 |
| 4 讨论 |
| 4.1 苗族森林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
| 4.2 苗族森林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关系 |
| 4.3 苗族森林文化的流失与保护 |
| 5 小结 |
| 第四章 雷公山苗族文化与森林生态动态耦合 |
| 1 引言 |
| 2 研究方法 |
| 2.1 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耦合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 |
| 2.2 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模型 |
| 2.3 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的耦合协调度分析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和森林资源的现状分析 |
| 3.2 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和森林资源综合发展评价 |
| 3.3 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耦合协调度 |
| 4 讨论 |
| 4.1 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的耦合关系 |
| 4.2 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的耦合协调关系 |
| 5 小结 |
| 第五章 雷公山苗族文化--森林生态耦合的文化驱动因子 |
| 1 引言 |
| 2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的文化驱动因子分析 |
| 2.1 研究方法 |
| 2.2 实证测算与结果分析 |
| 3 基于排序估计法的人与森林和谐共生的文化因子分析 |
| 3.1 研究方法 |
| 3.2 森林文化因子重要性的排序估计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第六章 雷公山苗族文化对森林生态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
| 1 引言 |
| 2 规约制度对雷公山森林生态有效性分析 |
| 2.1 研究方法 |
| 2.2 结果与分析 |
| 3 宗教信仰对森林生态有效性分析:以苗族信仰林为例 |
| 3.1 研究方法 |
| 3.2 结果与分析 |
| 4 讨论 |
| 4.1 村规民约与森林管理 |
| 4.2 宗教信仰对森林生态影响 |
| 5 小结 |
| 第七章 雷公山自然保护区建立发展与管理 |
| 1 引言 |
| 2 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的发展历程 |
| 2.1 矛盾与冲突:绝对保护阶段(1982--2002 年) |
| 2.2 对话与协商:社区参与及共管阶段(2003 年--至今) |
| 3 讨论 |
| 3.1 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
| 3.2 苗族森林文化认知中的“我者文化”与“他者文化” |
| 4 小结 |
| 第八章 基于苗族森林文化的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管理模型构建 |
| 1 引言 |
| 2 自然保护区管理模式 |
| 3 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管理模型建构的原则 |
| 3.1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
| 3.2 社区与森林保护协同发展的原则 |
| 4 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管理模型建构的理论基础 |
| 4.1 人类生态系统理论 |
| 4.2 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关联理论 |
| 4.3 干扰理论 |
| 5 基于苗族森林文化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模型 |
| 5.1 管理模型的构建 |
| 5.2 具体的实施策略与路径 |
| 5.3 理论模型实施的保障措施 |
| 6 小结 |
| 第九章 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
| 1 主要研究结论 |
| 2 结语 |
| 3 研究特色与创新点 |
| 4 研究展望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 雷公山苗族传统森林文化调研提纲 |
| 附录二 雷公山苗族对传统森林文化认知的调査问卷 |
| 附录三 雷公山保护区工作者对苗族森林文化认知调查问卷 |
| 附录四 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管理状况调研提纲 |
| 附录五 野外样地调查记录表 |
| 附录六 雷公山苗寨村规民约 |
| 附录七 田野调查摄影图片 |
| 附录八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附录九 攻读学位期间参与科研项目 |
（5）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思路与主要创新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本质 |
| 第一节 生态伦理的阐释 |
| 一、西方生态伦理的思想流变 |
| 二、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内涵及特征 |
| 第二节 多学科视角的生态伦理属性 |
| 一、政治学视角:基于政治权力的生态伦理属性 |
| 二、经济学视角:共生和绿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管理 |
| 三、社会学视角:社会结构的生态化转型 |
| 第三节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基本规定 |
| 一、生态伦理的价值理念 |
| 二、生态伦理的基本原则 |
| 三、生态伦理的理论基础 |
| 四、生态伦理的维护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现代管理视域下的生态伦理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古典管理理论的价值定位——效率至上 |
| 一、古典管理理论的“经济人”人性假设基础 |
| 二、科学管理的管理模式:控制自然的祛魅化设计 |
| 三、理性逻辑的科学化功利价值取向 |
| 四、“经济人”假设的反生态伦理省思 |
| 第二节 行为科学管理的价值转换——情感依托 |
| 一、行为科学管理的“社会人”人性假设基础 |
| 二、行为科学理论模式:人际关系的社会化凸显 |
| 三、情感激励的生态化行政伦理扩展 |
| 四、行为科学理论的生态伦理缺失 |
| 第三节 系统权变管理的价值探索——因境制宜 |
| 一、系统权变管理的“复杂人”人性假设基础 |
| 二、系统权变管理的管理模式:人境关系的动态化调适 |
| 三、动态持衡的多元化政府伦理关系 |
| 四、系统权变时期的方法论评价 |
| 第四节 知识与文化管理的价值创造——互生共存 |
| 一、知识与文化管理的“文化人”人性假设基础 |
| 二、知识与文化管理模式:人智关系的持续化建设 |
| 三、生态和谐的人本化行政文化结构 |
| 四、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人”的内在限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向度 |
| 第一节 现代社会管理的生态意识理念 |
| 一、生态健康意识——推动社会协调发展 |
| 二、生态优先意识——保证社会持续发展 |
| 三、生态环境意识——引领社会绿色发展 |
| 第二节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的价值体系 |
| 一、生态公正:政府生态伦理管理的核心价值 |
| 二、生态自由:公共管理秩序建构的目标价值 |
| 三、生态平等:道德主体利益协调的价值根基 |
| 四、生态和谐:和谐社会伦理调和的价值趋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实现困境与出路 |
| 第一节 生态伦理在现代管理中的实现困境 |
| 一、现代管理的主体性困境:主体价值的公平失允 |
| 二、现代管理的目标困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受阻 |
| 三、现代管理的秩序困境:生态安全的秩序失衡 |
| 四、现代管理的文化困境:中西生态伦理的融突 |
| 第二节 公共社会治理实现生态伦理的出路 |
| 一、构建生态伦理观念以践行协调共生的价值理念 |
| 二、实施生态伦理战略以推动生态化的社会经济发展 |
| 三、加强生态法治建设以维护生态安全的稳定秩序 |
| 四、创新生态文化理念以促进生态文明的理论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建构之维 |
| 第一节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态伦理价值阐释 |
| 一、基于命运共同体的生态伦理价值构建 |
| 二、生态善治对美丽中国愿景的实现 |
| 第二节 中国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决策模式 |
| 一、生态管理及其决策理念建构 |
| 二、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决策运行模式 |
| 第三节 生态伦理视域下生命安全健康的价值阐释 |
| 一、生命安全健康的理性制衡内蕴 |
| 二、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健康的生态行政价值观建构 |
| 三、中国政府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实现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6）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及内容框架 |
| 第二章 渔业伦理的理论建构 |
| 2.1 渔业伦理的立论基础 |
| 2.1.1 逻辑起点 |
| 2.1.2 资源养护 |
| 2.1.3 可持续利用 |
| 2.2 渔业伦理的概念、地位和原则 |
| 2.2.1 概念溯源及研判 |
| 2.2.2 学科关联 |
| 2.2.3 相关原则 |
| 2.3 基本分类 |
| 2.3.1 渔业生态伦理 |
| 2.3.2 渔业社会伦理 |
| 2.3.3 渔业产业伦理 |
| 2.3.4 渔业科技伦理 |
| 第三章 基于伦理的渔业治理范式分析 |
| 3.1 渔业治理的元层次 |
| 3.1.1 合法性与正当性 |
| 3.1.2 渔业元治理 |
| 3.2 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 |
| 3.2.1 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治理理论 |
| 3.2.2 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治理理论 |
| 3.3 渔业伦理分析和评估 |
| 3.3.1 伦理分析矩阵 |
| 3.3.2 伦理评估工具 |
| 第四章 现代渔业治理的伦理进程 |
| 4.1 可持续渔业中的维度指向 |
| 4.1.1 时间维度 |
| 4.1.2 空间维度 |
| 4.1.3 人际维度 |
| 4.2 渔业治理之伦理难题 |
| 4.2.1 人与人的博弈 |
| 4.2.2 人与鱼的博弈 |
| 4.2.3 知与行的脱节 |
| 4.3 渔业治理之伦理突围 |
| 4.3.1 制定渔业伦理目标 |
| 4.3.2 开展渔业伦理决策 |
| 第五章 中国渔业治理的伦理议题 |
| 5.1 中国渔业道德基础与现代问题 |
| 5.1.1 中国传统智慧中的渔业伦理元素 |
| 5.1.2 中国现代渔业问题的伦理之维 |
| 5.2 中国现代渔业治理的绿色转型 |
| 5.2.1 发展阶段与模式进化 |
| 5.2.2 基于伦理的转型实践 |
| 5.2.3 未来发展的伦理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缩略语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河流生态修复的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依据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目标及主要内容 |
| 四、研究难点 |
| 五、研究方法 |
| 六、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河流生态修复的内涵与伦理意义 |
| 第一节 河流生态修复的内涵 |
| 一、生态修复与河流生态修复 |
| 二、河流生态修复的特点 |
| 三、河流生态修复的目标 |
| 第二节 河流生态修复的伦理意义 |
| 一、河流生态修复有助于人河关系的改善 |
| 二、河流生态修复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 |
| 三、河流生态修复有助于真善美的弘扬 |
| 第二章 河流生态修复的伦理思想资源 |
| 第一节 河流生态修复的伦理可能性 |
| 一、伦理道德关系的拓展 |
| 二、从机械自然观到生态自然观的转变 |
| 三、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到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变 |
| 第二节 河流生态修复中的西方生态伦理思想 |
| 一、“瓦尔登湖”的启示——人水道德情感萌发 |
| 二、“大地伦理”的思考——河流生态整体思维发端 |
| 三、“寂静春天”的警示——尊重保护河流意识萌发 |
| 四、“自然价值”的发问——河流价值意识逐步形成 |
| 五、“深生态学”的智慧——启发河流治理理念改变 |
| 第三节 河流生态修复中的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 |
| 一、河流生态修复的自然观基础——天人合一 |
| 二、河流生态修复的价值观基础——水德论 |
| 三、河流生态修复的实践观基础——顺应自然 |
| 第三章 河流生态修复的伦理依据与伦理原则 |
| 第一节 河流生态修复的伦理依据 |
| 一、河流生态修复中的生命论 |
| 二、河流生态修复中的价值论 |
| 三、河流生态修复中的权利论 |
| 第二节 河流生态修复的伦理原则 |
| 一、尊重保护 |
| 二、整体统筹 |
| 三、公平正义 |
| 四、共治共享 |
| 五、可持续发展 |
| 六、人水和谐 |
| 第四章 河流生态修复中的伦理问题与伦理对策 |
| 第一节 河流生态修复中的伦理问题 |
| 一、政府生态伦理责任缺失 |
| 二、企业本位主义思想严重 |
| 三、公众生态参与意识淡薄 |
| 四、媒体忽视生态实践引导 |
| 第二节 河流生态修复问题的伦理对策 |
| 一、政府——河流生态修复的主导者 |
| 二、企业——河流生态修复的促进者 |
| 三、公众——河流生态修复的参与者 |
| 四、媒体——河流生态修复的引导者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范畴 |
| 一、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语义解析 |
| 二、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深层意涵 |
| 第二节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的法律属性 |
| 一、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法律属性的认知分歧 |
| 二、确定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法律属性的因素 |
| 三、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的人类共同遗产属性厘定 |
| 第三节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原则适用 |
| 一、人类共同遗产原则的学理解构 |
| 二、人类共同遗产原则制度化的经验探讨 |
| 三、人类共同遗产原则适用实用性出路 |
| 第二章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权利配置 |
| 第一节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权利识别的基本逻辑 |
| 一、国际法传统主权逻辑的局限 |
| 二、作为理解国际法新进路的财产权逻辑的适用 |
| 第二节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中的权利结构 |
| 一、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权利层次 |
| 二、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中的权利互洽 |
| 第三节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获取权的授权与约束 |
| 一、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获取的开放性授权 |
| 二、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获取的义务约束 |
| 第四节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知识产权平衡 |
| 一、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中知识产权保护的失衡 |
| 二、遗传资源专门性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启示性 |
| 三、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知识产权制度协调 |
| 第三章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惠益分享 |
| 第一节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的理论前提 |
| 一、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的本质 |
| 二、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的根基 |
| 第二节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的制度要素 |
| 一、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的功能目标 |
| 二、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的受益主体 |
| 三、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的客体对象 |
| 第三节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的模式 |
| 一、既有国际公约中的惠益分享模式参考 |
| 二、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的模式选择 |
| 第四节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的实施 |
| 一、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资金机制的构建 |
| 二、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合作机制的推进 |
| 三、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组织机制的创设 |
| 四、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监督机制的建立 |
| 第四章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环境责任 |
| 第一节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环境责任的义务基础 |
| 一、可持续发展理念对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责任导向 |
| 二、国际环境法对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义务设定 |
| 第二节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环境补偿责任 |
| 一、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环境损失的界定 |
| 二、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环境补偿的责任主体 |
| 三、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环境补偿责任的承担 |
| 第三节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环境风险防范 |
| 一、主体视角:行为准则的采用 |
| 二、行为视角:环境影响评价的实施 |
| 三、地域视角:海洋保护区的管制 |
| 第五章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国际规则构筑 |
| 第一节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国际造法的实践前提 |
| 一、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问题的缘起 |
| 二、《海洋法公约》框架下拟定新执行协定的动议 |
| 三、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国际规则的趋势发展 |
| 第二节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全球性规则 |
| 一、BBNJ执行协定中涉及海洋遗传资源的争议 |
| 二、海洋遗传资源利用在BBNJ执行协定中的规则前瞻 |
| 三、以BBNJ执行协定为海洋遗传资源利用规则载体的成效分析 |
| 第三节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区域性规则 |
| 一、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区域性安排 |
| 二、区域性安排与BBNJ执行协定的互动关系 |
| 三、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规范的区域路径 |
| 第六章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中国策略 |
| 第一节 中国利用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的进展 |
| 一、中国的海洋生物勘探实践 |
| 二、中国参与相关国际进程的概观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BBNJ执行协定国际协商的定位 |
| 一、立足点: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 |
| 二、利益定位:利导性与共益性目标的兼容 |
| 三、决策定位:中国参与BBNJ执行协定协商的立场考辨 |
| 第三节 中国参与BBNJ执行协定国际协商的策略展望 |
| 一、国际层面:话语权的影响力凝聚 |
| 二、国内层面:国家实践的外向辐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论文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9）生产性消费的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源流 |
| 二、国内研究状况 |
| 第三节 研究构架与方法 |
| 一、结构体系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生产性消费的伦理失范问题 |
| 第一节 消费与生产性消费伦理的阐释 |
| 一、消费的界定与分类 |
| 二、生产性消费伦理的释义 |
| 第二节 生产性消费异化导致伦理失范 |
| 一、生产性消费模式的历史演变 |
| 二、生产性消费的异化 |
| 三、生产性消费的内在矛盾与伦理约束 |
| 第三节 生产性消费伦理失范造成的生态困境 |
| 一、世界范围内自然界的破怀 |
| 二、中国面临的生态危机 |
| 第二章 生产性消费伦理失范的理性反思 |
| 第一节 人类中心主义“反自然”观主导下的生态伦理失范 |
| 一、人类中心主义及其评价 |
| 二、人类中心主义“反自然”性伦理失范的表现 |
| 第二节 “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经济伦理失范 |
| 一、“资本逻辑”阐释及其影响 |
| 二、“资本逻辑”主导下经济伦理失范的表现 |
| 第三节 工业文明“线性非循环”思维下的实践伦理失范 |
| 一、“线性非循环”思维的伦理缺失 |
| 二、“线性非循环”思维主导的工业文明生产方式不可持续 |
| 第三章 生产性消费伦理的基本原则与实践模式 |
| 第一节 生产性消费伦理的基本原则 |
| 一、可持续发展原则 |
| 二、适度消费原则 |
| 三、整体性原则 |
| 第二节 生产性消费伦理的实践模式 |
| 一、循环经济模式 |
| 二、再生资源产业模式 |
| 三、绿色消费模式 |
| 第四章 生产性消费伦理的价值维度 |
| 第一节 经济伦理维度 |
| 一、经济行为的德性体现 |
| 二、生产性消费领域的生态体现 |
| 三、效益统一与环境协调 |
| 第二节 生态伦理维度 |
| 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想论 |
| 二、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
| 三、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是生产性消费的本质 |
| 第三节 社会价值维度 |
| 一、社会稳定 |
| 二、社会和谐 |
| 三、社会与自然和谐 |
| 第四节 人本价值维度 |
| 一、人与社会的和谐 |
| 二、人自身的和谐 |
| 三、人的自然解放 |
| 第五章 生产性消费伦理的道德主体 |
| 第一节 企业的道德主体地位 |
| 一、企业是生产性消费的道德主体 |
| 二、企业是“经济实体”和“伦理实体”的统一 |
| 三、塑造人格化的企业伦理 |
| 四、企业伦理与企业发展辩证统一 |
| 第二节 政府的道德主体地位 |
| 一、政府职能与伦理责任 |
| 二、政府生产性消费伦理责任适用范围与表现形式 |
| 三、生态型政府的建立 |
| 第三节 个体的道德主体地位 |
| 一、个体之道德主体地位的确立 |
| 二、道德主体对自然界的认知 |
| 三、道德主体身份的转换 |
| 第六章 生产性消费伦理的构建 |
| 第一节 道德教化 |
| 一、道德教化的内涵 |
| 二、道德教化的功能 |
| 三、道德教化的路径 |
| 第二节 理性转换 |
| 一、理性的释义 |
| 二、经济理性批判 |
| 三、经济理性向生态理性的转换 |
| 第三节 文化认同 |
| 一、文化认同的含义解读 |
| 二、文化认同的内在要求 |
| 三、文化认同的实践路径 |
| 第四节 制度保障 |
| 一、伦理制度 |
| 二、法律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主要论文及着作 |
| 致谢 |
（10）基于生态伦理的湿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以溱湖国家湿地公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目标与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湿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概念及理论 |
| 2.1 湿地生态系统健康 |
| 2.1.1 湿地的价值 |
| 2.1.2 湿地承载力 |
| 2.1.3 湿地生态系统健康 |
| 2.2 湿地旅游对湿地生态保护的双重效应 |
| 2.2.1 湿地旅游对湿地生态保护的正面效应 |
| 2.2.2 湿地旅游对湿地生态保护的负面效应 |
| 2.3 湿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评价 |
| 2.3.1 湿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
| 2.3.2 湿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评价 |
| 第三章 湿地旅游的生态伦理属性及其价值选择 |
| 3.1 生态伦理对自然保护的共性要求 |
| 3.1.1 保护环境 |
| 3.1.2 尊重生命 |
| 3.1.3 善待自然 |
| 3.2 湿地生态伦理的基本道德规范 |
| 3.2.1 承认自然的价值 |
| 3.2.2 追求生态正义 |
| 3.2.3 实现人地关系和谐 |
| 3.3 生态伦理在湿地旅游可持续发展中的功能 |
| 3.3.1 为可持续旅游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 |
| 3.3.2 为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道德支持 |
| 第四章 湿地旅游发展中的生态问题 |
| 4.1 湿地旅游资源盲目开发中的生态破坏 |
| 4.1.1 湿地水体富营养化 |
| 4.1.2 动植物种群结构改变 |
| 4.1.3 环保制度及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 |
| 4.1.4 环境解说及监测系统不完善 |
| 4.1.5 旅游环保专业人才缺乏 |
| 4.2 湿地旅游产业发展中的非生态化 |
| 4.2.1 湿地旅游产业发展的外部不经济性 |
| 4.2.2 旅游资源公共产品属性导致市场调节失灵 |
| 4.2.3 经济发展至上导致忽视社会和生态效益 |
| 4.2.4 湿地旅游企业生态责任缺失 |
| 4.3 湿地旅游者行为的道德失范 |
| 4.3.1 旅游者生活及相关旅游活动造成的污染 |
| 4.3.2 践踏及采摘行为对湿地植被和土质的破坏 |
| 4.3.3 对湿地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影响 |
| 4.3.4 对湿地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和破坏 |
| 第五章 基于生态伦理的湿地旅游可持续发展对策 |
| 5.1 强化政府保护湿地旅游资源的伦理责任 |
| 5.1.1 湿地旅游资源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统一 |
| 5.1.2 强化政府生态伦理责任的重要性 |
| 5.1.3 政府促进湿地旅游资源保护性开发的方式 |
| 5.2 发展有利于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旅游业 |
| 5.2.1 湿地旅游产业生态化 |
| 5.2.2 湿地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目标 |
| 5.2.3 旅游企业是湿地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具体实践者 |
| 5.3 培育调控湿地旅游者生态意识及行为 |
| 5.3.1 发挥生态伦理在培育湿地旅游者生态意识中的作用 |
| 5.3.2 对生态美的体验是湿地旅游者自发生态行为的情感基础 |
| 5.3.3 湿地旅游者生态意识与行为调控的方向及要求 |
| 第六章 基于生态伦理的溱湖国家湿地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实践分析 |
| 6.1 尊重湿地旅游资源内在价值,坚持保护性开发 |
| 6.1.1 溱湖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环境现状 |
| 6.1.2 溱湖国家湿地公园旅游资源特征及价值 |
| 6.1.3 强化湿地生态景观及功能 |
| 6.1.4 保护性开发湿地旅游资源 |
| 6.1.5 湿地旅游资源利用与补偿并举 |
| 6.2 明确企业生态价值观,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 |
| 6.2.1 推行清洁生产促进企业生产生态化 |
| 6.2.2 开发湿地生态旅游产品引导绿色消费 |
| 6.2.3 加强生态价值观对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引导 |
| 6.2.4 构建绿色供应链促进湿地产业集群生态化 |
| 6.2.5 采用生态技术实现湿地生态修复 |
| 6.2.6 节约配置资源完善湿地旅游服务功能 |
| 6.3 重视生态道德教育,强化生态意识的培养与宣传 |
| 6.3.1 溱湖国家湿地公园旅游者生态意识调查 |
| 6.3.2 加强湿地旅游者生态道德教育 |
| 6.3.3 制定湿地旅游者生态行为规范 |
| 6.3.4 增强对湿地生态景观的感知与体验 |
| 6.3.5 协同教育提高生态道德实践能力 |
| 6.4 保障举措 |
| 6.4.1 完善湿地保护的地方性法规 |
| 6.4.2 评估湿地生态容量指导科学规划 |
| 6.4.3 加强湿地资源环境监测 |
| 6.4.4 健全湿地生态旅游管理体制 |
| 第七章 结语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四、资源可持续利用:一种资源利用伦理原则（论文参考文献）
- [1]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研究[D]. 李恒. 浙江大学, 2021(01)
- [2]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D]. 刘怡. 西北大学, 2021(12)
- [3]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D]. 高洁. 山东大学, 2021(11)
- [4]贵州雷公山苗族文化与森林生态耦合研究[D]. 赵栋昌. 贵州大学, 2021
- [5]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D]. 毕然.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6]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D]. 何妤如. 上海海洋大学, 2021(01)
- [7]河流生态修复的伦理研究[D]. 娄雅宁. 南京林业大学, 2019(05)
- [8]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法律问题研究[D]. 吕琪. 大连海事大学, 2019(06)
- [9]生产性消费的伦理研究[D]. 古璇. 东南大学, 2018(01)
- [10]基于生态伦理的湿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以溱湖国家湿地公园为例[D]. 是丽娜. 南京林业大学, 20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