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 推进广东垦区改革与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赵世秀[1](2021)在《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综合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面对经济新常态的挑战,中央提出了供给侧、需求侧双向改革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制定了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其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优化资源要素配置,落实好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积极提升发展质量,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但“三农”问题和新型城镇化存在区域复杂性和差异性,黑龙江垦区作为中国最大的垦区,现代化大农业示范效应显着,农业占比高,城镇化过程具有特殊性。农业机械化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到粮食安全,供、需双向改革,区域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利实现。因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思路,综合农业系统工程、协同论、计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统计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理论,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对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互动协调发展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研究。(1)建立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研究模型。在界定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按时序分析了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影响因素及存在的问题。运用新经济增长理论、系统论等,结合黑龙江垦区的实际情况,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梳理了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机理,建立了农机化和新型城镇化两变量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和系统耦合度模型。(2)综合评价黑龙江垦区农机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基于DPSIR概念模型,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五个维度,分别建立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加权平均法计算的线性模型得出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综合评价值从2004年的0.2增长到2018年的6.21,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值从2004年的0.19增长到2018年的1,两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均呈现不断提升趋势,经济收入、农机动力、劳动生产率、人的文化素养等主要因素对各系统影响明显。在评价过程中,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主观权重,粒子群算法优化的投影寻踪模型计算客观权重,进而求得综合权重进行综合评价,使评价更高效、准确。(3)实证研究黑龙江垦区农机化和新型城镇化动态发展关系。运用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VAR模型和生产函数模型,采用时间序列统计分析方法测算了农机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度、动态影响关系和贡献率。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结果显示:2018年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度达到优秀协调水平,两者间有着非常明显的互相影响关系,但耦合协调度显示,2004-2015年期间,农业机械化长期滞后于新型城镇化发展;2016-2018年,农业机械化出现加速发展,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2018年时,农机化和新型城镇化近乎实现同步协调发展,但此时新型城镇化滞后于农机化发展。VAR模型实证得出:2004-2018年间,农机化对城镇化的平均贡献率为38.76%,城镇化对农机化的平均贡献率为53.77%。基于CD生产函数测算的2004年-2018年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平均值为28.78%。通过农机贡献率值和各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可以看出,近些年来黑龙江垦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与劳动力资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农业机械总动力,环保投入,基础设施投入要素有关,其中农业机械化的贡献最为明显。因此,为促进两系统优化协调发展,应在不断提升农机化发展层次的同时,重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4)根据区情提出促进农机化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对策。为使农机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至2035年全面实现现代化,应在政策制度、社会经济发展、科技人才三方面制定有效策略。政策制度层面,建立健全产业支撑和社会服务管理制度,建立起与黑龙江垦区改革相适应的农业现代化产业支撑金融、服务、管理政策体系,发挥政府部门社会管理职能的优势,提高城镇治理水平和社会保障服务水平。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继续坚持发展现代化农业,发挥现代企业经管优势,促进农机智慧化升级发展,延展产业链推动农机制造业、服务业发展;不断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发挥特色城镇化集聚效应,加强城镇吸引力,促进城镇经济繁荣,发挥市场作用,促进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科技创新和人才育成方面,鼓励研发和创新,提升农机化高科技水平;培养具备现代农机技术的职业农民和引进高质素农机智慧化专业人才,形成人力资源、资金运用和产业发展进一步优化协调的城乡融合发展新局面。
王福军[2](2021)在《黑龙江优秀精神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黑龙江优秀精神是一种崇高的文化思想,是黑龙江人民在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精神产物。它体现了黑龙江人民坚定的理想信念、优良的政治品格、优秀的文化传承、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执着的价值追求,是一系列优秀精神的整体体现和智慧结晶。包括黑龙江人民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所形成的东北抗联精神,在开发建设北大荒苦难而壮丽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北大荒精神,在大庆油田大会战艰难险阻的条件下创造的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在黑龙江革命、开发、建设等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闯关东精神、东北小延安精神、大兴安岭精神、马恒昌小组精神、马永顺精神、哈尔滨城市精神、抗疫精神等共同构成了具有黑龙江地域特色的精神资源体系。这些精神在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慢慢的成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重要内容,成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精神产物。当前,我国已开启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的新征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首要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指明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前进方向。为此,加强对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研究,充分认识和把握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总结和提炼基本特征和时代价值,探索弘扬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路径和方法,对于构筑中国精神、汇聚中国力量、展现中国价值,推动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奋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一共分为六章内容。第一章主要讲的是课题研究的背景,课题研究的目的及意义,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研究现状,阐述相关核心概念,概括相关研究内容,阐明课题研究的方法、思路和创新之处;第二章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论述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形成基础,对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溯源进行梳理总结;第三章对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具体体现作了深刻阐释。在此基础上凝练和升华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科学内涵;第四章系统分析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功能,精准把握黑龙江优秀精神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为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第五章通过对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的论述,强化黑龙江优秀精神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引领;第六章通过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理论分析,全面论证弘扬和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深刻阐明弘扬和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基本原则,在借鉴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深入阐述弘扬和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基本路径。文章试图从新的内容、新的思路、新的视角对黑龙江优秀精神产生、发展和弘扬进行必要研究,目的是将黑龙江优秀精神理论研究不断深化,为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弘扬与培育提供新思路、新方法和新策略。将黑龙江优秀精神内化为龙江振兴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王倩[3](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历程研究》文中认为黑龙江垦区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原理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农业建设发展道路的“先行者”,在中国农业建设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对中国农业建设贡献巨大。基于新时代这一全新历史方位,在改革全面深化的历史背景下,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垦区的农业建设历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纵观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的历程,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原理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是其中一脉相承的逻辑主线。本文从这一逻辑主线出发,结合历史文献研究法、依据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的实际情况与特点,分阶段梳理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的历程,从中总结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改革开放以前(1945-1978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围绕“集体化”和“机械化”初步解放和发展黑龙江垦区的农业生产力,揭开了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的序幕。改革初探阶段(1979-1995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黑龙江垦区的农业生产力,加强了黑龙江垦区的农业建设。改革深化阶段(1996-2012年),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党的中央领导围绕“规模化”、“产业化”和“科教兴农”,立足垦区农业实现第一次飞跃后的新发展实际,深入推进了黑龙江垦区的农业建设。改革全面深化阶段(2013-至今),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规模化”与“科技兴农”为重点领导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开创了黑龙江垦区农业发展的新局面。在历届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下,黑龙江垦区的农业建设在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主要包括:坚持党的领导,推进农业建设;坚持解放思想,不断深化改革;坚持实事求是,立足垦区实际;坚持以人为本,维护职工利益。基于对历史的梳理得出现实启示,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必须加强党对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的领导,推动垦区现代农业的发展;坚守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的逻辑主线,把握改革全面深化的导向;依靠农业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提升黑龙江垦区农业生产力水平。相比于既往研究,本文着重在研究视角上有所创新,从中国共产党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原理解放和发展黑龙江垦区农业生产力的逻辑主线出发,梳理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的历程。其次,在研究内容上,丰富了新世纪以来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实践的内容。
廉晓红[4](2019)在《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历史考察》文中认为中共党组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制度形式,是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的一个重要制度创造,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非党的组织和机构中得到贯彻执行的重要途径。中共党组的存在以及发展壮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坚强有力的重要抓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和制度保障。本文对中共党组制度的研究置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各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中,通过运用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对中共党组发展情况进行了宏观的历史考察和认真的梳理总结,积极探究中共党组独具特色的发展规律,提出了中共党组发展可以分为提出确立、发展承续、全面建立、弱化撤销、曲折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等六个不同阶段的观点。在中共党组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本文力求厘清中共党组在这个时期发展的脉络,研究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在提出确立阶段,中共党组组织建设先于制度完善的特点非常突出,在中共四大正式提出中共党组的前身——中共党团的概念之前,中共党团就已经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成立了。在发展承续阶段,中共七大正式将中共党团更名为中共党组,开始了中共党组发展的新里程。在全面建立阶段,中共党组与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代背景同频共振,为适应革命战争和国家建设的需要,掀起了全面建立的热潮。在弱化撤销阶段,受毛泽东几次重要批示的影响,中共党组从全面建立开始走向逐步弱化,最终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政治环境下再无存在和发展的空间而被迫全部撤销。在恢复发展阶段,中共党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构想的影响下,中共党组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党的十三大后经历了再次被撤销的命运,只不过这次撤销范围较小,局限在政府机关的范围之内。1989年政治风波结束后,党中央吸取教训,加强对中共党组的建设,中共党组又逐步走向规范有序的发展道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阶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党中央加强了对中共党组制度的规范化建设,研究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这是第一部完整系统的中共党组制度规定,为中共党组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在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共党组的发展有过坦途,更经历过挫折,有过全面建设的大好形势,更经历过被全面撤销的艰难境地。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艰难曲折的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共党组展现出了异乎顽强的生命力,朝气蓬勃地走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彰显了中共党组制度本身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在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指导下,中共党组必将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完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和制度保障。
赵文涛[5](2019)在《弘扬北大荒精神加强黑龙江垦区廉政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峻形势,站在党和国家全局的高度,坚持以“零容忍”态度高压惩治腐败,并提出了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三步走战略。廉政文化建设作为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对我国反腐倡廉建设起到教育、引领和推动作用,是实现不想腐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北大荒精神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部分,作为优秀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发源于黑龙江垦区,体现着北大荒人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具有丰富的廉政内涵。弘扬北大荒精神,深入挖掘其廉政内涵,必然能够为黑龙江垦区的廉政文化建设起到重要地推动作用。本论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研究北大荒精神的形成和主要内涵。本章对北大荒的基本情况、建设历程以及北大荒精神的形成进行了介绍,使人们对黑龙江垦区以及北大荒精神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从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四个方面论述了北大荒精神的主要内涵,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奋发向上、敢于担当、开拓进取、探索创新、甘于奉献、克己奉公、淡泊名利、胸怀大局、服从大局、维护大局等精神内涵,使人们深入了解北大荒精神,为进一步挖掘北大荒精神的廉政内涵做铺垫。第二章主要对我国廉政文化进行研究。本章对廉政文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从精神、制度、物质三个方面对我国廉政文化的内容和价值进行了介绍。第三章主要研究黑龙江垦区廉政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了黑龙江垦区廉政精神文化建设、廉政制度文化建设、廉政物质文化建设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并剖析了问题的成因,使人们全面了解黑龙江垦区廉政文化建设的整体情况。第四章主要研究以北大荒精神引领黑龙江垦区廉政文化建设的具体对策。本章论述了如何弘扬北大荒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推进作风建设、培养担当精神、加强纪律建设,从而加强廉政精神文化建设;论述了如何弘扬北大荒精神加强廉政制度的整体设计、优化权力结构、完善制度体系,从而加强廉政制度文化建设;论述了如何深入挖掘北大荒精神文化资源来加强廉政物质文化建设。
黄凡[6](2019)在《云南河口农垦的政治功能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屯垦戍边作为一项保卫边疆、发展边疆的治理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中国农垦事业在不同的农垦思想指导下经历近70年的发展,目前业已成为中国农业经济中的重要部分,为祖国开荒建设、边疆治理、国家物资安全等方面做出重大贡献。伴随全国农垦的改革和中越关系的波动,河口农垦的经营体制、管理机制和社区结构日趋完善,促使政治功能发生变迁,内涵得到多元发展。河口农垦六十余年的改革和发展历程可以分作三个阶段,各阶段有效发挥了保障政权合法性、边疆政治社会化和地方治理平衡等方面的功能。作为国有边疆垦区,河口农垦的政治功能有所演变。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河口农垦通过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建设,实现了促进生产力流动、完成国家边防布局、建立国家权力机制,夯实政权稳定的功能。八、九十年代河口农垦在改革开放背景下,逐步完善管理系统,有效保障天然橡胶物资安全,支援对越战备力量,进一步嵌入地方社会,强化国家认同。二十一世纪以来传统意义上的戍边职责由专业化的军政组织承担,河口农垦围绕农垦改革,协调其政治性和市场化冲突,规范垦地关系,统筹场群发展,调试国家权力运作矛盾。农垦的发展也是农垦政治功能的变迁。河口农垦的政治定位是丰富的,也是动态的。它不仅仅是稳定橡胶、保障河口经济安全的国有企业,也是完成国家边疆安全格局,维护国家边疆利益的政治载体,更是保障地方民生、带领河口经济发展的地方管理组织。河口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使农垦最早履行着国防戍边使命、肩负着天然橡胶生产的政治任务,在不断融入地方建设中传输国家意志和国家权力,新时代的河口农垦应在坚定新型政治功能的基础上实现农垦的转型,在构建边疆屯垦事业与国家安全长效机制愿景下充分发挥政治功能。
王玉[7](2019)在《地政学派土地思想研究(1933-1949)》文中认为民国时期的地政学派成立于1933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集当时最高水平的土地改革学术团体和国家经济建设智囊团功能于一身的重要学术流派。地政学派的土地学术和思想居于当时社会中的主流和中心地位,对民国土地经济学的发展、国民党政府土地政策的制定等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目前学界关于地政学派的研究成果不多,这与该学派当时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影响尚有距离。本文在广泛收集有关地政学派的各类原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地政学派的活动和思想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性的考察,以期拓宽近代土地思想史的研究,同时厘清国民政府关于土地制度的政策演变逻辑。民国以来,局势不稳、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等诸多因素导致政局动荡,但同时也激发社会各阶层探讨国家发展之路的热情,形成了一股思想开放、学术自由的活跃的文化氛围,近代也就成了经济思想发展转折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土地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心内容,更是封建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换的关键所在,因此各类土地思想也开始涌现。在蒋介石的授意下,1933年由萧铮组织发起了中国地政学会,将当时研究土地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实际从事地政工作的领导分子的力量聚集起来,是地政学派早期的正式组织,由此也标志着民国时期地政学派的正式形成。1947年为吸收更广泛的社会人士以及农民群体,萧铮又组建了中国土地改革协会,该协会性质为社会团体,以便深入民众,以此推动土地改革的发展。自此至1949年,地政学派步入了地政学会与土地改革协会两会并行的阶段。地政学派以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为指导,以亨利·乔治”单一税”理论、达马熙克土地改革学说为参照,在“研究土地问题,促进土地改革”宗旨引领下,为国民政府实行土地制度改革进行具体的理论阐述和政策设计。地政学派主要的学术活动包括发行《地政月刊》、《人与地》等地政刊物,出版地政论着,译介国外土地学说。地政学派的历届年会也会密切结合时政形势,围绕最为迫切的土地问题展开讨论并形成决议,以此影响政府当局的政策,并推动民众土地观念之改变。同时,地政学派积极兴办地政教育,先后依托地政学院、地政研究所、私立建国法商学院等机构,为国民政府推行土地改革培养了大批地政人才。本文通过对地政学派相关资料发掘,系统梳理了地政学派的基本内容,提炼出地政学派土地改革主张的基础理论为平均地权、政策支柱为土地金融、配套设计为现代土地治理。以这三个层面作为土地思想主线,地政学派对民国时期土地制度进行了整体谋划。地政学派土地思想演化的脉络具有鲜明的以诱致性土地制度变迁为基础的强制性土地制度变迁特征,是顺应统制经济思潮以政府为主导解决农民对土地制度非均衡的诉求问题,但是在国民政府的土地改革实践中,强制性土地制度变迁逐渐脱离了诱致性土地变迁基础,地政学派的土地思想及制度主张不得不以妥协的形式实现,严重制约了土地改革的价值发挥。本文对地政学派同时期的中外土地学说进行研究对比。相较于中国共产党的为了推翻既有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土地革命论,地政学派为国民政府设计的土地改革方案则是在既有政治和经济制度框架内寻求农业发展的路径,这是由两者政治党派背景、经济学分析范式、适应经济阶段以及经济目标的不同所决定的。而相较于世界各国的土地改革事业,地政学派的土地改革主张也顺应了资本主义建立和发展以来土地改革的总体趋势,一是对土地私有制的行使范围大加限制,二是扶植农民收购土地,以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地政学派作为民国土地学界的重要组织,其土地思想和学术活动繁荣了民国的土地研究事业。尽管地政学派的土地思想在向土地制度转化的过程中,受到了诸多现实问题的影响而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在一定程度上付诸了实践。尤其是在抗战胜利后,地政学派的土地金融思想在推动台湾省政当局土地改革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说明地政学派的土地思想在特定历史时期及条件下是能够转化为具有现实张力的政策实践的,其思想内涵对当下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也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卫平光[8](2019)在《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中国大片国土,大量难民自战区逃出,汇聚后方各大城市和交通线,不仅给脆弱的战时经济造成巨大压力,也给本已混乱不堪的社会秩序带来冲击。难民在逃亡过程中,因战争、饥饿、疾病等造成的伤亡不计其数。与此同时,战争导致中国工农业生产下滑,军糈民食发生严重困难。救济难民、发展生产,是收拢人心,鼓舞士气,共同抗敌的需要。国民政府迅速对难民实施救济,协助其撤退到后方安全区域,逐步确立“寓救济于生产”的方针,安排难民从事各种生产事业,以促使难民尽快自给自足,减少消耗。在众多救济难民的措施中,难民移垦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设计。战时中国工业不甚发达,荒地比比皆是。比较而言,垦荒无需特殊技能,能容纳大量人口,且农耕生活也更加稳定持久。国民政府为从根本上解决难民生活问题,确定以垦荒为配置难民的中心工作。1938年10月15日,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战时难民移垦事业正式启动。行政院指定中央振济委员会、经济部、内政部、财政部组成“中央主管垦务机关”,负责移送难民垦荒。“中央主管垦务机关”一方面制订政策法规,直接筹设国营垦区,移送难民垦荒;另一方面督导各省政府和社会团体参与其中。国营垦区制度是国民政府为救济难民,在总结我国历史上屯垦制度基础上,参考苏联集体农场的做法,创立的新型垦殖经营模式。为了协助难民发展生产,国民政府给予移垦难民许多特殊的优待政策,比如提供大量生产和生活资金。其中,生活费为无息贷款,生产费为长期的低息贷款;移垦难民免除3年兵役;垦民将所分配荒地开垦后,取得永久耕作权,免交土地税5-8年,等等。在国民政府的鼓励和督促下,难民移垦事业迅速发展,形成了国营、省营和民营三种经营模式。国营垦场由国民政府主办,省营垦场由各省政府主办,两者统称公营垦场,资金由政府统筹。民营垦场由难民组织、慈善团体或者农业公司等主办,资金主要靠自筹解决。江西难民移垦起步较早,组织有序,成效显着。1938年7月,江西省政府成立垦务处,负责江西难民移垦工作。省垦务处主要在荒地面积较大区域筹设垦场(省营垦场),以便集中安置难民,实施规模经营。省营垦场采取集团农场制经营,其特征是土地公有、共同生产、合作经营、共同分配。集团农场制是一种集体生产和合作经营相结合的新型生产经营模式,目的在于发挥大规模集团化生产的优势,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集团农场制有合耕制和分耕制两种模式,省垦务处初期采用集团合耕制,后因弊端较多而改为集团分耕制。在督促垦区生产的同时,省垦务处还在各垦场设立诊所,筹办垦民学校,训练垦民壮丁,建立垦区防卫武装。省垦务处通过改变垦民落后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激发垦民的民族国家观念和抗日情绪,提高垦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垦民的生活环境。江西有大量零星荒地因不适合筹设垦场而闲置,省垦务处也无力将所有符合条件的难民全部组织垦荒。为此,省振济会选择部分符合条件的难民,移送各县开垦零星荒地。省振济会所举办难民移垦以分散垦殖为原则,不集中设立垦场,不成立专门管理机关,难民编入各区乡镇保甲管理。江西难民零块垦殖主要由省振济会负责实施,省垦务处负责技术指导,各县政府负责荒地勘查、划拨、垦民管理和给养筹措。与此同时,各难民组织和民间慈善团体也陆续组织难民垦荒自救。民间团体移送难民垦荒,须向省垦务处登记,接受省垦务处的管理和指导。自1942年起,垦务被列为江西地方自治要政,垦殖事业的发展开始同地方行政系统相扣合,运用行政力量普遍推动。省营垦场从初期的快速扩张,逐渐进入到巩固发展阶段,不再大规模招收难民,垦务转而以利用民间资本普遍推行为原则,民营垦殖事业发展迅速。这其中,由中国红十字会国际救济委员会发起成立的战区难民移殖协会,移送了数千难民到江西垦荒,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是战时江西最大的民营垦殖团体。民营垦殖虽然数量较多,但大多规模狭小。由于得不到政府的经费和技术支持,加上自身管理不善,民营垦殖场大多困难重重。国营垦务方面,“中央主管垦务机关”是一个多部门联合的协调议事机构,因事权不专,成立两年多仅在陕西设立国营垦区两处,安置难民2万人左右。鉴于农业对于抗战建国至关重要,国民政府于1940年成立农林部,以发展农业生产。1941年初,农林部设立垦务总局,负责战时垦务行政,全国难民移垦事业自此划归垦务总局办理,国营垦务自此得到快速推进。垦务总局首先在江西安福县设立国营垦区一处,招收难民垦荒。此外,垦务总局还陆续在四川、甘肃、西康、河南、福建等省设立国营垦区,移送难民开垦荒地。国营垦区有固定的经费预算和较好的人才、技术力量,大多发展较快,多数垦民在经过一两年耕作后,陆续自给自足,实现预定救济的目标。随着战局趋稳,难民潮开始回落,难民移垦不再是政府垦务工作的重心。1945年初,国民政府为节省经费,支持抗战,将农林部垦务总局及所属各国营垦区全部裁撤,垦务移交地方政府办理。抗战胜利后,政府不再给予移垦难民特殊优待,难民垦场与普通垦场并无二致,垦民见家乡收复,大多弃垦返乡。省垦务处只得对各垦场进行归并调整,以图维持,难民移垦事业无形结束。总计抗战时期,省垦务处共设立垦场61个,招收难民1.6万余人,开垦荒地7万余亩,生产稻谷80余万石。省垦务处督导、协助成立民营垦殖团体125个,移垦难民1.9万余人,开垦荒地11万余亩。农林部在江西安福垦区设立垦场9个,招收垦民4 400余人,开垦荒地1.8万余亩。难民移垦兼具救济难民和发展生产的双重目的,是一项十分积极有效的政策。但在实施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国民政府未能有效处理好相关方的权力和利益划分,遭到了基层社会的不同程度的抵制,对垦务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地方政府强令垦民编入地方保甲组织,遭到垦民和垦务机关的一致反对。地方政府和垦务机关为此展开的持久争论,实质上是对垦区管辖权的争夺。垦民编入地方保甲后,优待措施不能执行,利益受到损害,阻碍垦务发展。垦民与土着人民之间因土地、水权、林权等问题产生的矛盾,加深了土客之间的猜忌与对抗,地方势力阻垦排外之风不断。在垦场内部,各垦场管理员掌管经济大权,部分垦场管理员经常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侵犯垦民权利,造成垦务管理人员与垦民关系的紧张。省垦务处对此既缺乏有效监督,又处置不力,导致违法乱纪现象蔓延。如此种种,恶化了垦区的社会生态,垦民因谋生不易,陆续退垦或潜逃。在国民政府“救济难民、发展生产、抗战建国”宏大目标下,移垦各方权力和利益格局的差异,导致矛盾和冲突的发生,而垦务机关和垦民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在这场博弈中的不利结局。难民移垦政策在施行过程中屡遭基层社会的抵制和曲解,造成了政策的扭曲和变形,显示了民国基层政治与社会的混乱。国民政府为实施难民移垦,建立了科层化的垦务管理体系,首创公营垦区制度(国营和省营垦区),并在垦区实行集团耕作制和贷款制,在土地政策、兵役政策、租税政策和农业生产经营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许多重要的改革。公营垦区制度的创立,是国民政府在农业生产经营方面重要的制度创新,推动了民国农业现代化的转型。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国民政府难民移垦的组织、实施和管理仍能恪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和原则,值得肯定。当然,受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限制,垦荒所能救济的难民数量有限。在实现从“难民——垦民——居民”转化的过程中,受旧有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环境的制约,垦务政策的推行遭遇诸多障碍,移垦难民屡屡弃垦他去,江西省政府力图通过难民移垦调节人口分布的目的并未完全达到。总之,战时难民移垦政策的推行,救济了部分难民,推动了垦殖事业的发展,为社会救济探索了一条积极可行的道路,更为争取抗战胜利贡献了积极力量。
宋婧琳[9](2019)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是党巡视工作制度化发展的开端。同时,它也是党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特殊历史时期,初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形成的制度成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既需要保证自身的革命性与纯洁性,也需要保障党组织内部的有效协作。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中国共产党不仅需要以科学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身,同时也必须在具体实践中探索建立一套符合实际的、行之有效的监督保障机制。即是说,党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具体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正是基于这一思路探索建立的。它虽然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古代传统监察制度的制衡监督思想,但却在主体、目标和本质上与中国古代巡视监察制度不同,即:它不是统治阶级维稳的产物,不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为目标,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革命性。具体而言,它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其政党体系内部建立的,旨在通过提升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先进性、凝聚力、战斗力,更好地实现并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主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与政党监督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将之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历经了初步形成、波折发展、自我调整等三个探索阶段。其间,党依据不同阶段的具体革命实际、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党的中心任务变化,调整了巡视布局、任务安排、制度规范,推动党的巡视工作初步走上了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探究这一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整体建构与实践特点,应着眼于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外的对比审视。一方面,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由于自身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受到了来自本土政治文化和国民党腐败溃烂教训的双重影响,其建构与实践一定程度上带有历史的、现实的“烙印”。另一方面,它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本土政治文化、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成果,其间受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导,因此既带有“苏联色彩”,又具有鲜活的本土性。即:在制度建构与实践的探索过程中,党初步从主体、体系、任务、落实和规范等五个层面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党内巡视系统。客观上讲,彼时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建构并不完善、实践条件也不充分,以至于在制度落实过程中遇到诸多瓶颈,体现出许多问题与不足,例如被交通通讯条件限制、受党内左倾思想和“唯成分论”不良影响等。然而,由于历史阶段的特殊性,它必须承担起联系中央与地方、党与基层群众的重要革命和组织任务,也的确在党极其艰难的岁月中,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恢复和沟通央地党组织联系、协助党的方针政策落实、改组和重建地方党部、发展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协助各地方开展革命与群团运动等历史作用。可以说,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波折探索和实践,既为党内巡视制度本身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初步推动作用,也为党逐步摆脱苏联控制、整顿党内不良风气和思想、走独立自主探索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发展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从土地革命时期的建立、探索、调整,到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后的不断完善、发展,都是党在探索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具体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宝贵成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决心带领中国人民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决心和勇气。这一系列的探索经验,对现今执政党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党群关系改善和腐败治理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回顾和研究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确立基础、整体发展、建构与实践特点、历史作用、经验教训等问题,既有利于在还原历史原貌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规律与具体方法,也有利于以史为鉴反观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内巡视制度的建构与实践,反思其时代任务、探寻其发展方向、创新其实践方法,以便进一步在新的国内外情势中逐步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
亓军红[10](2019)在《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文中提出在全球气温上升,海洋灾害频发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沿海防护林多重功效的认识愈加深刻,对其综合效益的研究愈加深入,构建科学有效、永续发展的沿海防护林体系已成为全球共识,更是临海国家的战略选择和紧迫任务。苏北沿海拥有长为953.9公里的标准岸线,面积6520.6平方公里的海涂,是其可持续发展不可多得的潜在资源。受地域位置、海陆交错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经常遭遇海洋灾害,加快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尤为重要。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根据江苏省苏北沿海防护林的建设的发展情况,大体可以将其发展过程划分为两大时期、六个阶段。第一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前,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分为探索准备阶段(1949年初至1956年)、初步成型阶段(1957年至1965年)和迟滞发育(1966年至1978年)三个阶段。第二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恢复发展阶段(1979年至80年代末)、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提升完善阶段(2000年至今)三个阶段。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原因,最初,一方面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提出“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另一方面是由于解放战争中,苏北农民对人民解放战争的倾力支援,农村木材及林木消耗极大,有必要迅速恢复发展苏北林业。其次,就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各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海洋经济亦得到加强发展,为大力发展苏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创造了条件。苏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一开始即按照全国总体部署,以盐碱地改良、选育造林树种、进行植树造林为重点开展工作。初期的工作主要有:完善行政体系,建立科研机构,成立专职管理机构,调整教育体系,号召植树造林。1952年到1965年,有计划营造沿海海岸防护林。沿海防护林建设与苏北农田水利建设、围垦兴农、盐土治理等相结合。以造林为主线,重点对盐土改良进展、气象资料收集整编、健全造林工作机构、开展科学研究等。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一直是以国营农场为主力军、先锋队,国营农场的相继建立、发展,以及围垦区人口的迁移和造林活动,对沿海植树造林的发展有着积极而重大的意义。“文革”时期,沿海防护林建设亦遭受严重挫折,工作机构被撤销,工作人员下放,削弱科研力量,在“以粮为纲”的旗帜下,部分防护林被砍伐,苗圃被改种粮食作物,极大地影响苏北沿海防护林建设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建设亦可分为恢复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完善提高阶段三个阶段。这一时期,开展第二次海岸带综合调查、“908”专项调查,形成大量第一手资料、编印了系统性专着,有力地促进防护林建设。同时,国家大力推进全民义务植树造林、总结造林经验。在建设技术上,积极开展造林种苗繁殖技术研究、开展造林实证研究、引进优良造林树种,开展湿地保护与沿海气候效应研究,极大促进苏北防护林建设体系的发展。苏北沿海防护林建设,在长期造林实践中形成了自身特点,即: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绿”同步,注重沿海造林与“多林”同建,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网”同构,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种”搭配,注重沿海造林与“多能”并进等。国家意志的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持、科技进步和民主传统的发扬光大是沿海造林面积显着增加、防护林体系快速构建的动力因素。多年来的苏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在改善生态环境,防害减灾方面功效明显,并产生了规模经济集成效应。但同时亦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造林总量有待提增,防护效果有待提升;缺乏完善的政策制度保障,评价机制不健全;造林用地不足;配套措施不够完善,科技创新滞后等。针对这些问题,特提出如下几项对策建议:一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企业、个人等各方利益,科学定位防护林建设公益性质;二是认真查漏补缺,形成高质量的规划制度;三是设立建设引导基金,建立各项奖补机制;四是加大研发力度、强化科技支撑;五是突出生态效益、注重综合开发;六是协调各方力量、强化组织领导;七是强化动态监测、定期发布公告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设好苏北防护林体系,造福一方百姓。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具有深刻复杂的多重背景,目前的苏北海岸是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苏北沿海基本具备植树造林的立地条件和环境,形成了一系列较成熟的造林树种选择及林分模式,苏北沿海造林具有许多“江苏特色”和多重动因,沿海防护林体系在改善区域气候等方面产生积极效应。
二、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 推进广东垦区改革与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 推进广东垦区改革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综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1.1 研究目的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存在的问题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1.4.1 研究目标 |
1.4.2 研究内容 |
1.4.3 技术路线 |
2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分析 |
2.1 黑龙江垦区概况及特点 |
2.1.1 黑龙江垦区概况 |
2.1.2 黑龙江垦区特点 |
2.2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发展进程分析 |
2.2.1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发展历程 |
2.2.2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发展影响因素 |
2.2.3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存在的问题 |
2.3 黑龙江垦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分析 |
2.3.1 黑龙江垦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历程 |
2.3.2 黑龙江垦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影响因素 |
2.3.3 黑龙江垦区新型城镇化存在的问题 |
2.4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互动机理 |
2.4.1 发达国家农业机械化与城镇化互动经验借鉴 |
2.4.2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互动过程 |
2.4.3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系统模型 |
2.5 本章小结 |
3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 |
3.1 评价模型 |
3.1.1 DPSIR概念模型 |
3.1.2 DPSIR模型逻辑关系分析 |
3.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3.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3.2.2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
3.2.3 评价指标体系 |
3.3 权重的计算方法 |
3.3.1 主观权重的确定 |
3.3.2 客观权重的确定 |
3.3.3 综合权重计算 |
3.4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综合评价 |
3.4.1 评价指标有效性分析 |
3.4.2 计算权重 |
3.4.3 黑龙江垦区农机化发展状态评价 |
3.5 黑龙江垦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综合评价 |
3.5.1 评价指标有效性分析 |
3.5.2 计算权重 |
3.5.3 黑龙江垦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状态评价 |
3.6 本章小结 |
4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度测评及影响关系分析 |
4.1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度测评 |
4.1.1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测算 |
4.1.2 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4.2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实证 |
4.2.1 计量模型说明 |
4.2.2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实证 |
4.3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对新型城镇化增量贡献测评 |
4.3.1 农业机械化对新型城镇化增量贡献理论基础 |
4.3.2 黑龙江省垦区农业机械化对新型城镇化增量贡献实证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5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策略 |
5.1 制度机制改革策略 |
5.1.1 完善城乡一体化各项管理制度 |
5.1.2 改革优化相关主体职能 |
5.1.3 深化农垦改革落实产业发展政策 |
5.2 社会经济发展策略 |
5.2.1 发展垦区特色新型城镇化策略 |
5.2.2 差异化可持续发展农业机械化 |
5.2.3 优化产业结构升级 |
5.3 科技人才策略 |
5.3.1 注重人才培养与引进 |
5.3.2 加快农机化技术创新应用 |
5.4 本章小结 |
6 结论与展望 |
6.1 结论 |
6.2 创新点 |
6.3 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个人简历 |
(2)黑龙江优秀精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的目的 |
1.2.2 研究的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1.3.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4 研究的相关概念 |
1.4.1 优秀精神 |
1.4.2 中国精神 |
1.4.3 区域精神 |
1.4.4 黑龙江优秀精神 |
1.5 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点 |
1.5.1 研究思路 |
1.5.2 研究方法 |
1.5.3 创新之处 |
2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形成基础 |
2.1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理论基础 |
2.1.1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黑龙江优秀精神的思想来源 |
2.1.2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理论支撑 |
2.1.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黑龙江优秀精神的时代引领 |
2.1.4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黑龙江优秀精神的文化根基 |
2.2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实践基础 |
2.2.1 救国图强的革命运动 |
2.2.2 开疆拓土的生产实践 |
2.2.3 艰苦卓绝的支援建设 |
2.2.4 先进人物的示范引领 |
2.3 本章小结 |
3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集中体现和科学内涵 |
3.1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集中体现 |
3.1.1 东北抗联精神 |
3.1.2 北大荒精神 |
3.1.3 大庆精神 |
3.1.4 铁人精神 |
3.1.5 大兴安岭精神 |
3.1.6 闯关东精神 |
3.1.7 其它黑龙江优秀精神 |
3.2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科学内涵 |
3.2.1 忠贞报国、勇于献身的爱国奋斗精神 |
3.2.2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 |
3.2.3 尊重科学、讲究实效的求真务实精神 |
3.2.4 自强不息、一往无前的开拓进取精神 |
3.2.5 胸怀全局、富国强民的顾全大局精神 |
3.2.6 淡泊名利、忘我工作的无私奉献精神 |
3.3 本章小结 |
4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功能 |
4.1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基本特征 |
4.1.1 鲜明的地域性 |
4.1.2 广泛的包容性 |
4.1.3 艰苦的开拓性 |
4.1.4 奉献的无私性 |
4.1.5 优秀的传承性 |
4.1.6 先进的时代性 |
4.2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主要功能 |
4.2.1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凝聚功能 |
4.2.2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激励功能 |
4.2.3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整合功能 |
4.2.4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育人功能 |
4.2.5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导向功能 |
4.3 本章小结 |
5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 |
5.1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历史地位 |
5.1.1 黑龙江优秀精神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
5.1.2 黑龙江优秀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历史发展 |
5.1.3 黑龙江优秀精神是繁荣龙江文化的内在动力 |
5.1.4 黑龙江优秀精神是促进龙江振兴的重要支撑 |
5.2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时代价值 |
5.2.1 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力量源泉 |
5.2.2 丰富和发展中国精神的时代要求 |
5.2.3 当代人民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路标 |
5.2.4 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使命担当 |
5.2.5 鼓舞人民建设新龙江的精神动力 |
5.3 本章小结 |
6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弘扬和培育 |
6.1 弘扬和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6.1.1 弘扬和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必要性 |
6.1.2 弘扬和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紧迫性 |
6.2 弘扬和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原则 |
6.2.1 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结合 |
6.2.2 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 |
6.2.3 全局性与区域性相结合 |
6.3 弘扬和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基本路径 |
6.3.1 推进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研究与阐释 |
6.3.2 聚焦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塑造与实践 |
6.3.3 建立黑龙江优秀精神弘扬培育机制 |
6.3.4 纳入各层级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
6.4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附件 |
(3)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英文摘要 |
第一章 引言 |
第一节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目的 |
三、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
一、国外文献研究综述 |
二、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二章 “个体化”到“集体化”、“机械化”:改革开放前黑龙江垦区的农业开发与建设(1945-1978)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黑龙江垦区的农业开发与建设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前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的逻辑 |
第三章 “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改革初探阶段黑龙江垦区的农业建设(1979-1995) |
第一节 改革农业生产关系实现农业“第一次飞跃” |
一、“包、定、奖”责任制的恢复与改进 |
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与推广 |
三、家庭农场掀起农业生产关系改革高潮 |
第二节 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农业生产力 |
一、第一批农业现代化试点的建立 |
二、垦区科研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
三、一百亿斤商品粮基地建设项目的开展 |
第三节 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的逻辑探析及新挑战 |
一、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的逻辑探析 |
二、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面临的新挑战 |
第四章 “规模化”、“产业化”与“科教兴农”:改革深化阶段黑龙江垦区的农业建设(1996-2012) |
第一节 调整农业生产关系探索农业“第二次飞跃” |
一、土地规模化经营的稳步推进 |
二、新的土地承包制度的陆续出台 |
三、农业产业化局面的逐渐形成 |
第二节 科技引领下农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
一、农业现代化战略部署的提出 |
二、黑龙江垦区农业装备工程的实施 |
三、“科教兴农”战略的纵深发展 |
第三节 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的逻辑探析及新挑战 |
一、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的逻辑探析 |
二、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面临的新挑战 |
第五章 以“规模化”和“科技兴农”为核心:改革全面深化阶段黑龙江垦区的农业建设(2013-至今) |
第一节 改革农业生产关系冲刺农业“第二次飞跃” |
一、“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部署 |
二、农工(民)专业合作社的迅速发展 |
三、土地承包制度的逐渐完善 |
第二节 “农业要振兴,就要插上科技的翅膀” |
一、“藏粮于技”战略的不断落实 |
二、“藏粮于地”战略的有序实施 |
三、数字农业的迅速兴起 |
第三节 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的逻辑探析及展望 |
一、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的逻辑探析 |
二、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的新时期展望 |
第六章 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的历史经验 |
一、坚持党的领导,推进农业建设 |
二、坚持解放思想,不断深化改革 |
三、坚持实事求是,立足垦区实际 |
四、坚持以人为本,维护职工利益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的现实启示 |
一、加强党对垦区农业建设的领导,推动垦区现代农业的发展 |
二、坚守垦区农业建设的逻辑主线,把握改革全面深化的导向 |
三、依靠农业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提升垦区农业生产力水平 |
第七章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由及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思路与框架 |
五、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第一章 中共党组的前身——中共党团的提出与确立(1921—1927) |
第一节 党团制度的缘起与无产阶级政党组建党团 |
一、党团制度的起源 |
二、无产阶级政党组建党团 |
三、国民党党团 |
第二节 中共党团组织的出现与党团制度的正式确立 |
一、中共党团组织的出现与基本情况 |
二、中共党团制度的正式建立与法理确认 |
第三节 中共党团组织出现原因探究 |
一、苏联向中国进行革命输出的必然结果 |
二、适应中国近代革命斗争实践的必然选择 |
三、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奋斗目标不断谋求发展壮大的必然要求 |
第四节 早期中共党团组织的功能作用 |
一、大力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 |
二、为党在农村的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
三、积极推动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 |
第二章 中共党团的进一步发展与承续(1927—1945) |
第一节 八七会议前后中共党团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
一、中共党团干事会的成立 |
二、八七会议的召开与白色恐怖下的中共党团建设的推进 |
三、中央第17号通告对于党团和其他党群组织关系处理的规定 |
第二节 在土地革命风暴中的中共党团的发展 |
一、中共六大对党团制度的规范与强化 |
二、在处理苏维埃与党的关系中的中共党团 |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与第一个中共党团制度条例的出台 |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党团的调整与加强 |
一、全面抗战初期中共党团组织建设政策的调整 |
二、皖南事变与中共设置党团政策的改变 |
三、抗日根据地内中共党团组织建设 |
四、中共七大党章将中共党团更名为中共党组 |
第三章 中共党组的全面建立(1945—1954) |
第一节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组的发展 |
一、中共党组在解放区政府和群团组织中的逐步设立 |
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组相关制度规定 |
三、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组发展的特点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党组的全面设立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央政权系统中普遍设立中共党组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地方政权系统中设立中共党组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群众团体系统中设立中共党组 |
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共党组建设特点 |
第四章 中共党组的逐步弱化与撤销(1954—1977) |
第一节 毛泽东的批示与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召开 |
一、毛泽东的批示对政务院党组运转机制的影响 |
二、政务院党组干事会的更名与撤销 |
三、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与中共党组设置的变化 |
第二节 中共八大召开后中共党组的弱化 |
一、中共八大党章关于中共党组的规定 |
二、中央财经、政法等5个小组的成立 |
三、政府部门和群团组织党组改建为党委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党组的撤销 |
一、中央国家机关和群团组织中共党组的撤销 |
二、在中共九大党章中取消关于中共党组的规定 |
第五章 中共党组在曲折中继续发展(1977—2012) |
第一节 中共党组的重新恢复 |
一、十一大党章恢复对中共党组设置的规定 |
二、在政权系统和群团组织中中共党组的恢复设置 |
三、十二大党章对中共党组设置的系统规范 |
第二节 中共党组的再次撤销 |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政治体制改革 |
二、党的十三大的召开与中共党组的再次撤销 |
第三节 中共党组的重新建设与发展 |
一、1989 年政治风波与中共党组的重新建设 |
二、十四大党章对中共党组规定的修改 |
三、党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首次提出 |
第六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党组的新发展(2012 年至今) |
第一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党组的守正创新 |
一、十八大党章中有关中共党组的规定 |
二、《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的出台 |
三、两个与中共党组相关规则办法的制定 |
四、中共党组、部门党委、机关党委等的区别 |
第二节 党的十九大后中共党组的创新发展 |
一、十九大党章中有关中共党组的规定 |
二、《党组讨论和决定党员处分事项工作程序规定(试行)》的出台 |
三、《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的正式颁布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共党组发展的原因探究 |
一、为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提供重要组织制度保障 |
二、新时代推进和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 |
三、适应了新时代中共党组制度自身规范建设的现实需要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共党组的作用发挥 |
一、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中的作用发挥 |
二、在重要经济组织中的作用发挥 |
三、党组性质党委的作用发挥 |
四、在人民团体和文化组织中的作用发挥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5)弘扬北大荒精神加强黑龙江垦区廉政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的主要方法和创新之处 |
(一)主要方法 |
(二)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北大荒精神的形成及其主要内涵 |
第一节 北大荒的发展历程及北大荒精神的形成 |
一、北大荒的发展历程 |
二、北大荒精神的形成 |
第二节 北大荒精神的主要内涵 |
一、艰苦奋斗的精神 |
二、勇于开拓的精神 |
三、顾全大局的精神 |
四、无私奉献的精神 |
第二章 我国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及其作用 |
第一节 廉政文化的概念界定 |
一、廉政的含义 |
二、廉政文化的含义 |
第二节 我国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
一、廉政精神文化 |
二、廉政制度文化 |
三、廉政物质文化 |
第三节 我国当代廉政文化建设的作用 |
一、我国当代廉政文化的特征 |
二、我国当代廉政文化的作用 |
第三章 黑龙江垦区廉政文化建设的现状 |
第一节 黑龙江垦区廉政文化建设取得的成效 |
一、不断增强廉政精神文化影响 |
二、不断提升廉政制度文化保障 |
三、不断夯实廉政物质文化基础 |
第二节 黑龙江垦区廉政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
一、廉政精神文化的思想影响不足 |
二、廉政制度文化的监督制约不够 |
三、廉政物质文化的直接影响不强 |
第三节 黑龙江垦区廉政文化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 |
一、北大荒精神弱化 |
二、体制机制存弊端 |
三、文化影响力不足 |
第四章 弘扬北大荒精神加强黑龙江垦区廉政文化建设的对策 |
第一节 加强黑龙江垦区廉政精神文化建设的对策 |
一、坚定理想信念 |
二、强化作风建设 |
三、培养责任意识 |
四、增强纪律规范 |
第二节 加强黑龙江垦区廉政制度文化建设的对策 |
一、加强廉政制度的整体设计 |
二、加强权力结构的调整优化 |
三、加强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的制度保证 |
第三节 加强黑龙江垦区廉政物质文化建设的对策 |
一、深入挖掘北大荒精神文化资源 |
二、突出廉政主题创新宣传载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致谢 |
(6)云南河口农垦的政治功能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1. 问题的提出 |
2. 研究意义 |
(二) 文献综述 |
1. 研究要点:农垦的政治功能相关研究 |
2. 研究热点:中国农垦变迁史相关研究 |
3. 研究扩展:家庭农场相关研究 |
4. 小结 |
(三)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四) 创新点和重点、难点之处 |
(五) 核心概念界定 |
1. 政治功能 |
2. 农垦 |
3. 国营农场 |
一、全国农垦事业的建设及其政治功能 |
(一) 农垦思想变迁 |
1. 社会主义大农业时代的屯垦思想 |
2. 改革开放阶段的农垦改革思想 |
3. 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农垦发展思想 |
(二) 农垦事业的发展 |
1. 1949-1978年的集体化屯垦格局 |
2. 1978-1991年的家庭化农场建设 |
3. 1992-2001年的农场企业化改革 |
4. 2002年以来的农垦产业化发展 |
(三) 中国农垦管理体制变迁导图 |
1. 全国农垦管理体制变迁示意图 |
2. 云南垦区管理体制变迁导图 |
3. 河口农垦变迁图 |
(四) 中国农垦的政治功能 |
1.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
2. 支援国家建设 |
3. 维护边疆稳定 |
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河口农垦与国家政权稳定 |
(一) 和平解放初期的河口社会形势 |
(二) 河口农垦的创业阶段 |
1. 管理体制 |
2. 社区结构 |
(三) 稳定:传承创业阶段的政治功能 |
1. 有组织的转化生产新生产力 |
2. 完成国家边防安全布局 |
3. 保障战略物资供给 |
4. 构建国家权力的渗透机制 |
三、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河口农垦与边疆发展 |
(一) 中越关系波动中的河口局势 |
(二) 渐进变革中的河口农垦 |
1. 管理体制 |
2. 社区结构 |
(三) 发展:结构完善阶段的政治功能 |
1. 完善农垦管理体系,补全社区职能结构 |
2. 支援河口边境国防力量,稳定边境局势 |
3. 嵌入发展带动河口现代化进程 |
4. 强化社群意识和国家认同 |
四、二十一世纪以来的河口农垦与地方治理调适 |
(一) 双边互动中的河口一体化发展 |
(二) 政企分离中的河口农垦 |
1. 管理体制 |
2. 社区结构 |
(三) 调适:政企分开阶段的政治功能 |
1. 调试资源筹措冲突促进职能转型 |
2. 规范垦地关系协调国家权力运作 |
3. 协调市场化改革和国家安全职能关系维护国家利益 |
4. 统筹场群发展,实现农垦与地方社会的共生 |
五、河口农垦政治功能的变迁逻辑 |
(一) 管理改革和亏损整治升华了农场嵌入发展能力 |
(二) 农垦经济发展更新了战略物资安全功能需求 |
(三) 中越边境安全明确了农场边防功能不可偏离 |
(四) 国家利益格局调整丰富了农垦政治功能的内涵 |
结语 |
附录: 访谈提纲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7)地政学派土地思想研究(1933-1949)(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述评 |
一、关于民国时期土地思想的研究 |
二、关于地政学派及其土地思想的研究 |
三、关于地政学派思想来源的研究 |
第三节 主要研究任务与内容 |
一、研究目标 |
二、研究内容 |
三、拟解决的问题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一、研究方法 |
二、本文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地政学派的创立和发展 |
第一节 地政学派的创立背景 |
一、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掠夺 |
二、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严峻挑战 |
第二节 地政学派的创立概况 |
一、地政学派的初期发轫 |
二、地政学派的正式成立 |
三、地政学派的组织发展 |
四、地政学派的成员群体 |
第三节 地政学派的学术活动和教育事业 |
一、举办年会 |
二、发行刊物 |
三、出版书籍 |
四、兴办地政教育 |
第二章 地政学派土地思想渊源与制度经济学架构 |
第一节 地政学派的理论指导 |
一、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理论 |
二、亨利·乔治的“单一税”理论 |
三、达马熙克的土地改革理论 |
第二节 地政学派土地思想的制度经济学架构 |
一、制度变迁及土地制度经济学理论 |
二、地政学派的土地制度变迁分析 |
第三章 平均地权:地政学派的基础理论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土地问题剖析 |
一、土地问题的界定 |
二、土地政策的内涵 |
第二节 对土地改革纲领的研究 |
一、“平均地权”诠释 |
二、“耕者有其田”诠释 |
第三节 土地改革的政策主张 |
一、设置地政机关作为推行主体 |
二、推广土地整理作为基础前提 |
三、落实地价税制作为核心举措 |
四、改革租佃制度作为耕者保障 |
五、规划市地利用作为城建支撑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土地金融:地政学派的政策支柱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土地金融问题剖析 |
一、土地金融的界定 |
二、土地金融发展瓶颈的成因 |
第二节 对融通土地资金必要性的研究 |
一、对土地金融与“平均地权”关系的探讨 |
二、对土地金融与“地尽其利”关系的探讨 |
三、对土地金融与工业化关系的探讨 |
四、对土地金融与城市改造关系的探讨 |
第三节 土地金融体系的构建主张 |
一、设立土地银行作为专营机关 |
二、发行土地债券作为资金来源 |
三、完善农业保险作为风险补偿 |
四、发展合作信用作为有益补充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现代治理:地政学派的配套设计 |
第一节 对土地法制现代化的思考 |
一、修改《土地法》的探讨 |
二、推动土地纲领入宪的倡议 |
第二节 对人地关系现代化的探讨 |
一、土地人权保障论 |
二、内地殖民政策论 |
第三节 对土地利用现代化的分析 |
一、土地生产技术应用观 |
二、土地经营方式改良观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地政学派对同时代中外土地思想的研究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研究 |
一、对原中共红色区域的土地政策研究 |
二、地政学派受到的中国农村派辩驳 |
第二节 国外土地政策的研究 |
一、世界土地制度发展的趋势 |
二、部分国家土地改革运动的特点 |
第七章 地政学派的学术贡献和应用价值 |
第一节 地政学派与民国土地研究发展 |
一、对中国传统土地思想的传承与创新 |
二、对孙中山土地思想的阐述与发展 |
三、对民国土地思想研究的引领与繁荣 |
第二节 地政学派与民国土地政策实践 |
一、以推进土地改革事业为政治追求 |
二、参与国民政府土地理论阐述和政策设计 |
第三节 为台湾土地改革积累经验 |
一、夯实台湾农地改革的基础准备 |
二、完善土地金融与土地行政体系 |
第八章 地政学派土地思想对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启示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来土地制度变迁 |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土地制度演变 |
二、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78年间的土地制度演变 |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制度演变 |
第二节 我国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
一、土地产权制度性缺失 |
二、土地金融供给不足 |
三、土地规模化经营受限 |
第三节 地政学派土地思想的现实启示 |
一、完善土地产权制度 |
二、发展土地金融市场 |
三、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
附录 |
地政学派主要成员简介 |
地政月刊目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综述 |
三、论述思路与分析框架 |
四、主要学术创新与不足 |
五、资料述评 |
六、概念界定及相关说明 |
第一章 战时难民移垦制度的建立 |
第一节 国民政府难民移垦政策的形成 |
一、战前中国的垦殖政策与实践 |
二、积极救济方针的确立 |
三、难民移垦的决策过程 |
第二节 江西垦务的发展背景 |
一、江西的垦殖环境 |
二、战时江西的难民救济 |
第三节 江西难民移垦制度的建立 |
一、垦务的规划与设计 |
二、垦务管理体系的建立 |
三、“委员制”和“处长制”之比较 |
第二章 寓赈于垦——难民移垦事业的发轫 |
第一节 身份的转变:从难民到垦民 |
一、垦民的选收 |
二、垦民的人口学分析 |
三、垦民的给养 |
第二节 垦殖资金的筹措与使用 |
一、垦殖资金的筹措 |
二、垦殖资金贷放与监管 |
第三节 垦场的生产与经营 |
一、荒地调查与地权清理 |
二、集团合耕制的实施 |
三、从合耕制到分耕制——垦殖经营制度的变革 |
四、省营垦场的生产绩效 |
第四节 垦区社会事业 |
一、垦民教育 |
二、医疗与卫生 |
三、垦区安全建设 |
第三章 多头并举——难民移垦的普遍推行 |
第一节 战时各县垦务的实施 |
一、地方自治与各县垦务的推动 |
二、各县难民零块垦殖 |
第二节 救济粤东难民运动 |
一、赣粤合作,共济难民 |
二、移民垦荒,救扶并举 |
三、从难民到居民:庄义刊的难民生活 |
第三节 战时江西的民营垦殖 |
一、江西民营垦殖概况 |
二、战区难民移殖协会 |
三、民营垦殖之困 |
四、江西公私营垦殖绩效 |
第四节 垦务管理之弊 |
一、南丰康都场:营私舞弊,贻误生产 |
二、吉安大白垦殖场:亏空公款,卷款潜逃 |
三、管理员张一帆:以权谋私,垦务废弛 |
四、泰和沿溪渡垦殖场:挪用公款,冒名顶替 |
五、管理员王壮飞:假公济私,杀人灭口 |
第四章 国营垦务的实施及其政策调整 |
第一节 国营垦务的实施 |
一、农林部垦务总局的成立 |
二、战时国营垦务的推行 |
第二节 江西安福垦区的筹设与发展 |
一、安福垦区的筹设 |
二、垦民选收及其困境 |
三、垦民生活重建 |
四、垦区生产与经营 |
第三节 归于沉寂——难民移垦事业的结束 |
一、战时垦务重心的转移 |
二、安福垦区接收困局 |
三、农林部垦务总局的裁撤 |
四、江西难民移垦事业的归并与调整 |
第五章 战时的国家、社会与垦民 |
第一节 保甲制度的强行移植 |
一、民国江西保甲制度的实施 |
二、难民入垦与地方保甲的矛盾 |
三、垦民“特编保甲”的实施 |
四、尘埃落定——垦民保甲问题的终结 |
第二节 土客关系及其调适 |
一、土客矛盾的产生 |
二、土客冲突下的垦民与地方社会 |
三、土客关系的调适 |
第三节 垦民弃垦及其应对 |
一、垦民弃垦原因分析 |
二、垦务机关的应对 |
结语: 战时江西难民移垦的作用、特点及其困境 |
附表 |
参考文献 |
(9)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1.2 国内研究述评 |
1.2.1 整体研究概貌 |
1.2.2 历史维度的相关研究 |
1.2.3 理论维度的相关研究 |
1.2.4 实践维度的相关研究 |
1.3 国外研究述评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4.1 基本思路与内容安排 |
1.4.2 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
1.5 相关概念辨析 |
1.5.1 时期界定:土地革命时期 |
1.5.2 基础概念:监督与监察、巡视与巡察 |
1.5.3 重点概念:执政党建设、党内监督、党内巡视、行政监察 |
1.5.4 身份概念:监察员、巡视员与特派员 |
1.5.5 制度界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 |
1.6 研究的创新点、难点与局限性 |
第二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确立基础 |
2.1 思想理论基础 |
2.1.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党建思想 |
2.1.2 列宁的党建思想 |
2.1.3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党建思想 |
2.2 传统文化根基 |
2.2.1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 |
2.2.2 中国传统监察制度 |
2.2.3 中国传统社会心理 |
2.3 革命斗争需要 |
2.3.1 白色恐怖下中共各级党组织遭遇重创 |
2.3.2 部分党组织与党员出现思想与行动上的混乱 |
2.3.3 党内人才匮乏,基层干部选拔体制不够畅通 |
2.4 组织实践基础 |
2.4.1 党内巡视工作的早期实践经验累积 |
2.4.2 联共(布)对中共巡视工作的指导 |
2.4.3 土地革命前中共组织与群众基础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发展历程 |
3.1 初步形成:从八七会议到中共六大 |
3.1.1 历史背景:机遇与挑战并存 |
3.1.2 中心任务:重建、联络并改组党部 |
3.1.3 机构部署:建立三大中央派出机关 |
3.1.4 具体实践:央地巡视工作初步互动 |
3.2 波折发展:从中共六大到遵义会议 |
3.2.1 历史背景:波折忧患中前进 |
3.2.2 中心任务:服务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建设 |
3.2.3 战略方针:初步建构央地巡视互动体系 |
3.2.4 具体实践:推进巡视探索并颁布巡视条例 |
3.3 自我调整:从遵义会议到洛川会议 |
3.3.1 历史背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党内纠偏 |
3.3.2 中心任务:服务反围剿和党的军队建设 |
3.3.3 系统优化:巡视渗透各领域并提升地方主动性 |
3.3.4 具体实践:扩大巡视力度并创新巡视方式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主要特点 |
4.1 大体上沿用中国传统监察制度的建构框架与原则 |
4.1.1 将自上而下的国家行政区划作为巡视布局与实践的基础 |
4.1.2 重视巡视机构及其人员的相对独立性与职能多样性 |
4.1.3 以法规、条例等方式来规范巡视工作 |
4.2 吸取了国民党党政腐败与监察失灵的惨痛教训 |
4.2.1 反对独裁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 |
4.2.2 警惕制度失灵,重视党内巡视的有效运行 |
4.2.3 整顿官僚腐化,强调革命队伍的纯洁性 |
4.3 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带有“苏联监察制度色彩” |
4.3.1 重视监察工作的制度化发展及其地位提升 |
4.3.2 将党内外监督方式统一于巡视制度设计 |
4.3.3 受到斯大林时期苏联监察制度“左”的偏执影响 |
4.4 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初步形成有自身特色的党内巡视系统 |
4.4.1 主体层面:意识到必须坚持党对巡视制度的领导 |
4.4.2 体系层面:尝试由“自上而下”转向“上下联动” |
4.4.3 任务层面:依据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调整巡视部署 |
4.4.4 落实层面:调研地方实际,开展“活泼的”巡视 |
4.4.5 规范层面:总结实践经验,颁布并修订《巡视条例》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历史作用 |
5.1 危急关头协助各级党组织的重建与恢复工作 |
5.1.1 恢复央地联系并传达上级指示与精神 |
5.1.2 协助改组地方党部并指导地方实际工作 |
5.1.3 选拔和培养党的优秀人才 |
5.1.4 筹备党的秘密组织和人民军队 |
5.2 提升了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决策的科学性 |
5.2.1 通过巡视调研,综合考察各地党组织的工作环境 |
5.2.2 探索并推动了党内集中和党内民主的统一 |
5.2.3 总结反思巡视问题,逐步规范巡视工作 |
5.2.4 纠偏地方党组织错误思想并平反冤假错案 |
5.3 巩固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协助建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5.3.1 推广革命军与当地农民结合的经验 |
5.3.2 争取广大群众,“打入党员群众的实际” |
5.3.3 发动群众组建工农学会,开展群团运动 |
5.3.4 领导群众开展革命、建设、起义,建构民族统一战线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历史局限 |
6.1 整体建构上,党内巡视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建立” |
6.1.1 不同层级党部巡视体系建构与落实差异较大 |
6.1.2 党内领导方式没有完全转变,巡视规范落实程度较低 |
6.1.3 部分地区巡视人员短缺、能力欠缺、作风不良 |
6.2 实践过程中,受到党内左倾思想、“唯成分论”等不良影响 |
6.2.1 选人用人“唯成分”,削弱党员革命积极性 |
6.2.2 巡视工作犯“盲动”错误,党组织遭到破坏 |
6.2.3 错误批判党员干部,党内人才流失 |
6.3 制度体系内,党内巡视系统的联动和监管程度较弱 |
6.3.1 战争、交通、通讯、资金等因素限制了央地互动效果 |
6.3.2 将集中凌驾于民主之上,削弱了地方主动性 |
6.3.3 某些地方巡视态度不端正、工作不作为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 |
7.1 找准定位:坚定党内巡视制度的三个“立场” |
7.1.1 鲜明政治立场:坚定党对巡视工作的领导 |
7.1.2 人民本位立场: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和现实诉求的实现 |
7.1.3 战略发展立场:服务不同历史阶段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 |
7.2 科学指导: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展开巡视工作 |
7.2.1 重视开展实事求是、全面深刻的调查研究 |
7.2.2 把握工作的“度”,警惕思想与行动上的偏执 |
7.2.3 总结巡视经验与教训,推进巡视工作与具体实际相结合 |
7.3 制度优化:进一步提升其规范性、协作性和生命力 |
7.3.1 党内巡视制度与法制相结合,推进其规范化建设 |
7.3.2 促成两个“联动”,推进巡视巡察全覆盖 |
7.3.3 批判借鉴古今中外优秀巡视制度成果,提升制度生命力 |
7.4 实践推进:明确巡视重点与主体权责,创新巡视方法 |
7.4.1 明确当前阶段巡视任务与重心,加大政治巡视 |
7.4.2 明确巡视主体权责与激励,优化主体结构 |
7.4.3 创新巡视工作方法,拓展全媒体参与渠道 |
7.5 本章小结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10)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三、相关概念的阐释和研究方法 |
四、资料来源和研究框架 |
五、创新和不足 |
第一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背景 |
第一节 政治背景 |
第二节 经济背景 |
第三节 历史背景 |
第四节 自然背景 |
第二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 |
第一节 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内涵 |
第二节 建设时段的划分方式 |
第三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的建设阶段 |
第四节 江苏的主要林业机构及其成果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前的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 |
第一节 探索准备阶段 |
第二节 初步成型阶段 |
第三节 迟滞发育阶段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后的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 |
第一节 恢复发展阶段 |
第二节 快速发展阶段 |
第三节 完善提高阶段 |
第五章 苏北沿海造林的特点及动因 |
第一节 造林特点 |
第二节 动因分析 |
第六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功效、问题与建议 |
第一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多重功效 |
第二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系的存在问题 |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
结语 |
附录 |
案例一 苏北沿海林地增加对区域气候的影响 |
案例二: 苏北沿海地区林地面积的明显增加 |
案例三: 苏北沿海地区森林覆盖率明显提升 |
案例四: 苏北沿海地区海洋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
案例五: 苏北沿海气候变化趋势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 推进广东垦区改革与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综合评价研究[D]. 赵世秀.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2021(01)
- [2]黑龙江优秀精神研究[D]. 王福军. 东北林业大学, 2021(09)
- [3]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历程研究[D]. 王倩. 东北农业大学, 2020(05)
- [4]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历史考察[D]. 廉晓红.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5]弘扬北大荒精神加强黑龙江垦区廉政文化建设研究[D]. 赵文涛. 齐齐哈尔大学, 2019(02)
- [6]云南河口农垦的政治功能变迁研究[D]. 黄凡. 云南大学, 2019(03)
- [7]地政学派土地思想研究(1933-1949)[D]. 王玉.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10)
- [8]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D]. 卫平光. 南京大学, 2019(01)
- [9]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研究[D]. 宋婧琳. 电子科技大学, 2019(01)
- [10]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D]. 亓军红. 南京农业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