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德失范十年研究综述（论文文献综述）
高月[1]（2021）在《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学术不端”是学术界较为敏感和关注的话题。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严重阻碍了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破坏了学术环境。对此,教育部、各高校均纷纷出台政策对其开展治理,越来越多的学者也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进行探讨。本研究以“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为研究对象,在对相关概念和理论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采用质性研究对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性研究,又采用量化研究对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影响因素开展验证性研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治理的对策建议。本研究包含绪论和正文两部分,正文部分又包含四个章节:绪论部分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梳理了已有研究成果,明确了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第一章针对学术不端进行了理论探讨,分别针对核心概念、不同时期科学工作者的学术不端行为和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章是一项质性研究,旨在探索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的影响因素,针对本研究的核心问题设计了访谈提纲并进行访谈,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以NVivo11为分析工具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发现影响因素包含了个人维度的学术理想、规范认知、学术能力、努力程度、个人压力,组织维度的导师指导、学术规范教育、学术管理制度、学术风气,社会维度的社会风气、作假途径、期刊审稿制度。第三章是一项量化研究,旨在对第二章质性研究结果进行验证,基于质性研究结果、文献综述、理论基础形成了研究模型并设计问卷、开展问卷调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科学导向的学术不端行为意向中学术能力、规范认知、学术理想、学术管理制度、学术风气和努力程度共计6个因素通过了模型检验;关系导向学术不端行为意向中学术能力、个人压力、学术风气、导师指导和学术管理制度共计5个因素通过了模型检验。第四章从个人和组织两方面提出了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治理的对策建议,个人方面应树立正确价值观、理性看待压力,自觉主动学习、提高学术能力;组织方面应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发挥引领作用,完善制度建设、发挥制度效能,优化学术环境、营造良好学风。
赵小东[2]（2021）在《新时代民族地区高校师德建设研究 ——以大理州高校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教师是品行之师,教师的师德修养和师德品行是引导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条件。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师德建设提出了新要求,高校需不断加强师德建设,以德育人。民族地区高校承担着培养民族地区人才的重要使命,加强民族地区高校师德建设,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大理州三所不同类型高校的师德建设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分析现状、问题及成因,提出对策与建议。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绪论。主要阐述研究的缘起、目的与意义、思路与方法、文献综述等。第二部分,新时代民族地区高校师德建设理论概述。主要阐述师德建设的内涵、新时代高校师德建设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师德理论、习近平关于师德的重要论述、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等,为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第三部分,新时代民族地区高校师德建设的现状调查。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从六个方面呈现了新时代民族地区高校师德建设的现状,并从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党建引领、实践载体、激励表彰等五个方面阐述了师德建设的成效。第四部分,新时代民族地区高校师德建设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民族地区高校师德建设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师德考核指标趋于形式化、师德监督与激励机制效果不佳、师德准入制度不规范、师德培训方式单一、制度规范宣传不到位;师德内涵认识不足、师德价值观功利化、育人意识淡薄、学术心态浮躁。其主要成因有:市场经济多变性与西方价值观渗透等社会环境因素;师德制度形式化和教师期望与待遇不同步等高校体制因素;思想认识与素养不足等教师自身因素。第五部分,加强新时代民族地区高校师德建设的对策与建议。基于问题及成因分析,提出加强师德监督与激励机制、健全师德惩处机制、优化师德考核评价、丰富师德培训体系、严格师德准入标准、扩大师德宣传力度;加强师德顶层设计与党建引领、提升教师社会声望、建设正确舆论导向;坚持价值导向与坚定理想信念、牢记育人使命、提高教师自律等建议。第六部分,结语。对本文内容进行总结,提出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罗艺[3]（2021）在《大学生信息素养及其教育支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工智能、5G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助力社会知识体系的不断解构与重塑。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这一群体的素养需求与结构面临新的变革契机。信息素养成为技术变革背景下大学生社会化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布拉格宣言》、《亚历山大宣言》等国际性纲要文件彰显着信息素养的时代意义,并将信息素养纳入系统的教育计划之中,无容置疑凸显了信息素养在教育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战略地位。目前,我国大学生网络话语失范、信息安全意识薄弱等现象频现,其在应对技术变革层面胜任力明显不足。为此,本研究尝试在信息时代背景下探究大学生信息素养的相关议题。参照美国、欧盟等陆续推出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标准,本研究较为认同信息素养即能力这一概念,并将大学生信息素养界定为大学生发展中所应该具备的信息理解、选择、运用、评价、反思、创造能力。基于对境脉理论和学习者特征理论的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理论视角,本文从个人因素和外部环境两个教育支持维度来分析大学生信息素养的实际状况、困境表征及教育支持路径。首先,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问卷调查、访谈调研、教育比较、案例研究等研究方法,设计和验证了大学生信息素养测量指标体系,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六个省份12所大学近2400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进而对60余名大学教师、辅导员、管理人员和大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其次,结合大学生信息素养构成和教育支持的相关维度,构建信息素养与教育支持间的结构方程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支持体系的实施构想,注重将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相结合,力求在分析问题时使得两者互为补充、相互验证。研究发现,在信息素养现状方面,我国大学生信息素养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且教育成效不显着,具体存在的六个方面能力不足,主要体现在:大学生受信息影响大但规范意识较弱;大学生信息依赖性强但选择能力较弱;大学生信息获取以网络为主但工具运用能力较弱;大学生接收信息质量参差且评价辨识能力较弱;大学生信息反思意识不强且反思行为较少;大学生信息创造能力不足且缺乏主动性等。在信息素养影响因素方面,研究者进一步分析提出个人特质和外部环境两大教育支持影响因素,个人特质具体是指信息行为极易受到个人特质影响,且不易受大学教育影响而转变;外部环境则囊括大学、网络、社会三方,主要面临以下现实问题:大学对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不足;专业师资缺乏;相应教育项目和举措不完善;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要性未在网络环境中得到充分重视;缺乏系统性成效评估体制机制;社会环境对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尚未形成良好的氛围等。基于以上发现,归纳得出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的四项实然困境:其一,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支持理念滞后;其二,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专业化不足;其三,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多元主体缺失;其四,大学生信息素养政策大学供给匮乏。立足现状和问题,本研究提出大学生信息素养的教育支持三个原则构想,分别为“教育模式的个性化与精准化原则”、“教育环境的专业化与规范化原则”、“教育环境的系统化与长效性原则”,同时从大学生个体、大学本身、政府和社会等多元主体出发,遵循微观到宏观、外促到到内生、泛化到专业、单主体到全育人的基本思路,提出构建“以内生为核心、大学为重点、网络为依托、全社会共同参与”四位一体的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支持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构想四条实施路径,以期能为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支持的政策制定和管理机制创新提供价值参考。
吴小艳[4]（2021）在《新时代上海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是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内在要求与重要保证,在整个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要求,具有很强的理论创新性和现实针对性。本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上海高校教师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实地调研方法收集资料,总结上海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第一章,新时代对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师德师风建设可分为四个阶段:发展恢复期、全面探索期、改革深化期、内涵提升期。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实长效机制、完善考评监督机制。这是本文研究的时代背景和切入点。第二章,上海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现状。通过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等实地调研方式,对上海高校师德师风建设进行实证研究。介绍了“师德师风”概念的操作化过程和问卷调查的主要内容,提供了结构式访谈提纲。调研结果显示,上海高校教师遵守“红七条”,在师德师风建设的六个方面表现良好。第三章,上海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绩效评估和原因分析。上海师德师风建设成效表现在五个方面:重视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健全完善师德师风建设制度、构建校院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发挥模范教师引领示范作用、实施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不足之处表现在四个方面:师德评价指标体系不细、负面典型震慑作用不大、师德师风考核把关不严、实践创新基地覆盖不全。这是由西方文化思潮影响、市场经济规则侵蚀、高校主体责任弱化等因素造成的。第四章,上海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对策建议。基于上海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成效、不足及其原因分析,借鉴澳大利亚师德师风建设经验,上海高校师德师风建设要落实高校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社会环境、激发教师自觉性。本文还有绪论和结语。绪论交代了本文的选题缘由、文献综述、理论基础、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之处。结语概括了全文的主要观点和结论,反思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指出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王杰[5]（2021）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研究 ——以昌吉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国家越来越重视新乡贤作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学界近年来兴起的重要议题。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坚持公共管理学科研究范式,运用扎根理论,以昌吉市作为研究场域,对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具体内容的逻辑展开研究。分别构建了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民族事务治理和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的理论解释模型。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总结和归纳田野调查过程中所观察到的治理实际,基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分别回应了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对于促进乡村公共服务现代化、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和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启示,归纳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治理方式,并在概括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参与村治角色的基础上,对两者作了比较分析。首先,通过对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供给逻辑的分析,建构了“新乡贤公共服务供给的逻辑”的理论解释模型。其中,个人参与预备度和“国家-社会-家庭”支持分别是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内在条件和外部条件;公共服务内卷化是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原因,协同优化服务供给是新乡贤改善公共服务的行动;多管齐下共保障是新乡贤发挥作用可持续和确保服务供给得以良性循环的策略;公共服务效能提升是新乡贤服务供给行为促成的结果。其次,通过对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逻辑的分析,建构了“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逻辑”的理论解释模型。其中,乡风失范是新乡贤得以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原因;引领乡风民风是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内驱动力;乡村文化振兴是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外驱动力;文明乡风建设是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乡风文明是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结果体现;鼓励嘉奖则是驱动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策略办法。再次,通过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民族事务治理逻辑的分析,建构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的逻辑”的理论解释模型。其中,民族共生共存是引致新乡贤参与民族事务治理的重要土壤;基层民族事务繁重是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突破口;维系族际关系和谐是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动机;族际粘合是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场域驱动是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外驱动力;民族团结进步是新乡贤参与民族事务治理的结果呈现。复次,通过对新乡贤参与乡村宗教事务治理逻辑的分析,建构了“新乡贤参与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的逻辑”的理论解释模型。其中,宗教并存是新乡贤得以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现实土壤;基层宗教事务复杂是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现实选择;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是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动机;宗教事务治理驱动是促使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客观需要;支持宗教中国化是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基本方式;宗教关系和谐则是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理想目标。最后,通过总结、归纳田野调查过程中所观察到的治理实际,分别回应了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对于促进公共服务现代化、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和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启示。归纳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治理方式,分别是译介治理、依德治理和补位治理。在形式理论层面,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事务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理论概括,并与传统乡贤作了比较分析。综上,本研究的主要创新/贡献之处在于以下三点:首先,从乡村治理的内容视角出发,运用扎根理论构建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不同内容的理论解释模型,并阐释了新乡贤参与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启示;其次,在理论层面概括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三种方式;最后,对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角色的理论刻画作了比较分析,拓展了学界关于新乡贤参与村治的理论认识。然而,仍然存在不足。本研究侧重从学理角度来进行经验叙事,势必削弱复杂的现实世界和经验过程,同时受限于田野调查的可行性,所构建理论模型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的探索。鉴于此,未来研究有必要深入扎根广大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开展田野调查,持续将构建的理论模型放入乡村治理实践中予以检验和修正,不断增强理论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同时,对于新乡贤参与村治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要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拓展研究的问题域;从研究方法来看,要科学运用研究方法,正确回答研究问题,坚持方法运用的多元化;从研究理论来看,要在形成新乡贤参与村治经验质感的基础上,持续提炼关于新乡贤参与村治的一般化理论概念,逐渐形成新乡贤参与村治的理论话语体系,实现学术理论对治理实践的良好回应。
李国庆[6]（2021）在《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及其教育引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问题教育引导对策研究,是新形势下新媒体迅猛发展与大学生道德教育发展新阶段的需要。大学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学生道德素养的水平关系到全社会主流道德意识的发展方向。研究本问题有助于提升当代大学生综合道德素质,同时在互联网+大背景下,维护网络安全、构建教育强国离不开大学生群体。因此,研究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问题以及相应教育对策尤为迫切。本文通过阅读、研究大量的文献资料,系统掌握当前最新的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调查分析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问题,希望达到“了解大学生网络道德现状,分析学生网络道德问题的影响因素,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教育引导对策”之目的。论文通过厘清网络道德的相关概念,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借鉴,通过科学界定相关概念,对相关概念和关系进行确定和澄清,阐述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为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和思想借鉴。并对当前中国大学生网络道德问题现状进行梳理,归纳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问题的网络言行道德失范、网络交往道德失范、网络学术道德失范等基本表现。通过问卷调查,准确分析大学生网络道德存在的问题,为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教育引导对策奠定基础。然后,分析和阐释当前大学生在网络社会中道德问题的影响因素,并对大学生网络道德影响因素进行数据分析,进而掌握影响大学生网络道德的网络社会自身特性、学校教育不足、社会外部环境以及家庭中父母的教育缺失等因素及其影响程度,为提出科学的对策奠定基础。梳理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的教育引导目标和原则,将培育理性网络行为,维护网络社会和谐稳定,作为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引导的目标,提出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教育引导的原则。最后,对大学生网络道德问题教育和引导对策做出诠释,分别从网络社会、大学生自身、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监管角度提出具体的、实践性的对策建议。当今的中国社会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西方国家网络意识形态的威胁,研究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及其教育引导,是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殷切嘱托,将大学生培养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栋梁。
秦苗苗[7]（2020）在《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随之教育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并成为关涉“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关键。教师作为完成这一使命的特殊主体,其师德起到决定性作用。习近平非常关注师德建设,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多次深入一线了解情况,亲自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到学校实地调研、与师生促膝长谈,并且通过书信来往,勉励慰问广大师生。同时掌握学生成长需要、教师发展特点的一手资料,在不同时间和场合反复强调师德建设的意义、目标、内容和方法,明确了优秀教师的基本要求与条件。他先后于2013年教师节致广大教师的慰问信中提出“三个牢固树立”;2014年教师节到北京师范大学慰问时提出“四有”好老师标准;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四个引路人”及“四个统一”;2018年教育大会上提出“三个传播”“三个塑造”;2019年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六要”标准等一系列关于师德的最新论断,为新时代下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教育教学专业水平的培养确定了努力的方向,逐渐形成了具有高度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师德建设相关论述。该论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布局,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师德建设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对新时代下培养优秀教师队伍需求的正确把握,成为实现中华民族教育强国的理论支撑。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教师师德师风水平明显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显着提高。爱国、励志、求真、力行的青年队伍正在茁壮成长。当前学术界对于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的研究还属于一个比较新的课题,一些学术成果对于更好地学习和理解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的理论思想具有一定价值。但是这些理论成果大多聚焦于习近平师德建设内容的简单论述,系统性、完整性的研究成果较少,且学术水平参差不齐,学术观点重复率高。综合考虑当前学术研究的不足与国家教育发展迫切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本论文立足于习近平教育施政实践,系统阐述其形成的理论基础、发展过程和路径探索,深入分析理论特征、继承发展和时代价值,力求在前人研究水平上、尤其是针对不足,再做深入探求。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章节。第一章主要阐述了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对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相关的国内外研究进行综述,进一步明确了论题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主要阐述了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的历史背景与理论基础。介绍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的历史背景,梳理了理论基础和发展过程。第三章主要阐述了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的相关论述明确了新时代高尚师德体现在坚定理想信念和提高政治站位,恪守道德规范和涵养高尚人格,增强学识素养和不断守正创新,心怀宽仁慈爱和践行敬业奉献;进而提出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加强教育系统党的全面领导、完善教师引入培养考核机制、营造尊师重教良好环境、发挥教师主观能动等措施,切实推进了师德建设。第四章主要阐述了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的理论特征。其一,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的论述突出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体现人本思维;其二,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的论述突出了锻造优良师德师风的重要意义,体现战略思维;其三,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的论述划定了师德红线,体现底线思维;其四,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的论述深化了协同育人,体现系统思维。这几个理论特征彼此联系、密不可分,具有一定的逻辑必然性,共同彰显了习近平的教育管理智慧。第五章主要阐述了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的继承与发展。在几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建设发展过程中,培养了大批优秀教师,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始从全局角度考虑教育和教师问题,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来思考和谋划教师队伍建设。这其中既有对以往优良传统的传承,又有与时俱进的发展创新。提炼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中关于师德建设初心、建设内容、建设路径上的继承和发展,是探明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形成与发展机制的应然之举。第六章主要阐述了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的时代价值。首先,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的论述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国化,实现中国共产党师德建设的理论升华。其次,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的论述具有很高的实践意义。在他的领导下,师德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深化了师德建设体制机制改革,丰富了师德建设的工作方法,并初步取得成效。
马赫[8]（2020）在《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与重构路径研究 ——以流行文化中的青少年学生群体为例》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流行文化已经全方位的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明星效应和明星偶像崇拜作为流行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与载体,使得流行文化在传播和大众化上得以可能,是流行文化不可或缺的生命力。人是文化的载体,也意味着文化对人具有形塑的功能,而偶像崇拜作为青少年时期的一种过渡性行为,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青少年主要以明星偶像作为自身崇拜与追捧的对象。近年来,由于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中的失范行为带来的文化讨论与社会问题也逐渐成为大众舆论与学术界的讨论热点与研究焦点之一。如私生粉跟踪偷拍与隐私侵犯、职业黑粉拉踩与谣言散布、打投流量购买与言论控评、恶意举报与网络暴力、过度迷恋以至于情感带入等粉丝负面事件屡见不鲜,“饭圈女孩”、“跪族男孩”等青少年粉丝群体的失范行为往往成为网络社交媒体的热点新闻。因此研究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现象、失范及其社会效应具有重要的社会学与文化学意义。当前,关于偶像崇拜的研究已经从大众文化研究领域拓展到心理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教育学等人文学科的多个学科与研究领域,对明星偶像崇拜的研究也从单一的理论转变为多元的分析,而且更加关注明星偶像崇拜群体的内部运行规律和心理活动,探索流行文化与偶像崇拜的价值与意义。我国学术界在青少年偶像崇拜研究上侧重对现象进行调查,如描述偶像崇拜的特征、原因,强调偶像崇拜与榜样学习之间的关系,注重对我国青少年榜样教育问题提供指导性策略,总体缺少对明星偶像崇拜失范问题的详细解读与重构路径的具体剖析。本研究首先梳理了流行文化与偶像崇拜的历史演变,描述了社会变迁下偶像崇拜尤其是明星偶像崇拜的发展与变化,总结出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的流行文化背景及时代转变过程。中国偶像崇拜文化经历了从单一化到多元化、从精英化到大众化、从政治到文化的转变过程,中国偶像则经历了英雄偶像,明星偶像,选秀、草根偶像,流量、养成偶像的发展历程。其次,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等研究方法实证分析、比较与阐释了我国青少年偶像崇拜的现状与明星偶像崇拜新特征。当前我国青少年偶像崇现呈现出泛化与较高卷入度,崇拜对象以明星偶像为主流、二次元偶像彰显出时代的特征,在崇拜活动中科技使用与消费行为成为常态,并在自我认知上表现出主动性,而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的负功能有待进一步分析。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则显示出了消费需求与粉丝经济、技术进步与推动、明星偶像的养成与低龄化、偶像制造的麦当劳化、粉丝类型的多元化、粉丝群体的组织化等新特征。明星偶像崇拜文化作为一种流行文化,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大众本身所具有的正功能不容忽视。但是,近年来由于粉丝对明星的过度崇拜与迷恋所导致的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现象与行为带来了超出理智的后果与社会问题。再次,结合当代中国社会中多样化的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现象与行为进行访谈分别从粉丝的文本生产符号异化、消费与拜金主义、自我的丧失、狭隘性、非道德化、娱乐极端化等方面,解析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的具体失范现象与行为,呈现其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的普遍性以及对其予以重构的意义。通过文化与认同、个体与组织、制度与科技等维度分析了明星偶像崇拜失范产生的原因,并从网络社会流行下生活态度与价值取向、社会化主体间的影响与作用、基于亚文化视阈的探讨等视角对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现象与偏差行为进行了学理性思考。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现象代表着网络社会下青少年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的形成,是当代青少年价值取向的体现。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不利于青少年的自身成长、社会稳定与发展,体现了社会化主体与青少年之间的矛盾性,也体现了社会化主体之间的统一性。青少年偶像崇拜亚文化反映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已经不再是单一的个人问题或者心理活动,更是一种文化的实践,体现了亚文化在发生、发展过程中自身风格化的展现以及与主文化的对立与融合。最后,在研究基础上探究了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在价值、规范和行为的社会系统中路径重构的可能性,提出发挥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的合力正确引导青少年偶像崇拜的观念与行为。对于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现象与行为不能置之不理,但主流文化不应是单一的否定与阻隔的状态,而是通过积极的引导策略与调适形式,在放任恣意发展与合理监督引导之间形成一种适度的张力,为明星偶像崇拜亚文化的构建和青少年失范提供价值与行为等方向指引。总之,当今中国流行文化下的明星偶像崇拜现象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青少年粉丝及其诸多言行也常常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虽然学术界围绕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并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但对于流行文化中当代青少年粉丝的偶像崇拜特点与失范问题研究仍有缺憾。因此,本研究意图通过对我国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的研究来推动相关领域的进展,并对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偶像观与价值观有所裨益。
于瑶[9]（2020）在《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国无德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可谓是时代所需、现实所急、党之所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德观及其培育问题,强调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新时代只有切实做好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工作,才能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境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锻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本文针对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进路,在思想基础研究、历史经验反思和现实境遇关照的基础上,从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三个层面系统勾勒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理路,给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问题以积极的理论回应和现实回应。第一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主要内容包括政德及政德观的涵义,政德观培育的要素及特征,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等。本文认为,对政德的涵义,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把握:从主体维度看,政德是“从政之德”;从内容维度看,政德是“为政之德”;从功能维度看,政德是“用权之德”。政德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价值取向,主要功能在于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政德观是对政德的态度和看法,它由一定的政治信仰统摄,通过从政行为表现出来,体现了党员领导干部对一定政德规范认同、遵循和践履的自觉性。从应然层面看,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树立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政德观培育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将应然层面的、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转化为党员领导干部实然的政德观的实践活动。政德观培育包含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和培育环境等要素,具有意识形态性、人民性、时代性和系统性等特征。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助于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第二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思想基础分为“灵魂”、“根基”和“源流”三个层次。新时代培育政德观,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要有民族风格和发展眼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新时代培育政德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为灵魂。中国优秀传统官德文化和官德培育思想是中国古代先贤政治智慧的结晶,在传承中积淀成为党员领导干部从政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用中国话语体系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承继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丰富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第三章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主要梳理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期间政德观培育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德观培育逐渐向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经验主要有: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第四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进入新时代,政德观培育在一系列积极举措下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在:其一,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其二,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其三,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其四,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其五,培育环境在调适中得以改善。但是,仍然存在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其一,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和明确的负责部门,存在整体合力不足问题。其二,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尚未对政德教育或者政德观培育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的规范和说明,理论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其三,培育方式存在路径依赖下的低效性弊端问题,单向教条式的灌输难以对党员领导干部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口号式”的提要求往往让政德教育流于形式。其四,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选择执行、片面执行、变通执行,甚至不执行等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依然突出。其五,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四风”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新形式主义问题仍旧存在,各种社会思潮错杂交织,滋生出不少干扰性、对抗性、破坏性因素。第五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本文认为,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其内在的逻辑遵循,这种逻辑从理论、现实、实践三个向度展开,表现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三个方面,三者分别构成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明确指导思想,现实逻辑定位目标方向,实践逻辑解锁原则要求,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应当以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目标,遵循主体维度的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内容维度的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方式维度的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保障维度的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环境维度的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等原则,以实现政德观培育的高质量发展。第六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本文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的政德观培育进行加强和优化。第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之间的互动,要求党组织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从顶层设计入手,将政德观要求嵌入干部教育、选任、监督、考核、惩处等各个环节,引导各要素协同向政德观培育聚集。另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与培育对象之间的互动,尊重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性,调动党员领导干部主动修养政德的积极性。第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培育内容要兼顾“政”和“德”两方面的个性,既要讲求政治性,也不能脱离人文性,本文认为,可以从政治观、权力观和修身观三个维度构建政德观培育内容体系,分别契合新时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观培育目标。其中,政治观反映了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导性内容;权力观反映了权力行使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体性内容;修身观反映了个人品德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基础性内容。培育政治观,要重点抓好政治理想教育、政治理论教育、政治忠诚教育、政治担当教育、政治纪律教育。培育权力观,重点要抓好宗旨意识教育、责任意识教育、实干意识教育、法治意识教育、廉洁意识教育。培育修身观,应当重点抓好集体主义道德观教育、传统修身文化教育、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人文精神教育、清廉家风教育。第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可采取的措施有:一是丰富理论教育形式以充分透彻说理,二是强化政德实践锻炼以力促知行合一,三是加强网络平台建设以发展线上教育,四是发挥榜样示范效应以消解情感困惑。第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通过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将“以德为先”的干部评价标准贯穿从“入口”到“出口”的全过程,形成政德观培育制度保障的闭环,实现政德观培育与赏罚回报之间的良性互动。第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通过淬炼端正严明的党风政风,多措并举繁荣发展政德文化,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社会价值观共识,提高全社会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不断防范、过滤、削减政德观培育环境中的干扰性、破坏性、对抗性因素,以持续净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为政德观培育注入场域动力支持。总之,本文认为,政德观培育是一个多要素、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有赖于各环节的整体推进和诸要素的协同发展。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实现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培育环境等各要素的同向而行。
汤君[10]（2020）在《我国刑法修正案研究》文中指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中国刑法随着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1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1979年刑法典）,结束了新中国长达30年没有刑法典的历史。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1997年刑法典）。受到历史条件和立法技术的限制,刑法典的稳定性和完备性是相对的,随着社会的改革和发展,必然面对必要的修改补充,而刑法典的修改方式也在不断变化发展。1979年刑法典的修改补充主要采用了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方式,1997年刑法典在采用了唯一一次单行刑法的修改方式后,改为以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并先后出台了十个刑法修正案,使得刑法修正案成为此后修改刑法的唯一方式。本文以1997年刑法典的十个刑法修正案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论证刑法修改应当坚持的模式,总结历次刑法修正案的特点,分析刑法修正案的发展趋势,提出刑法修正案应当秉承的理念以及刑法修正案制定主体的重构。本文第一章对我国刑法修正案进行了总的概述。在法律修改概念的基础上,对刑法修改的内涵进行界定,考察了域外和我国刑法修改的历史,综合比较各类刑法修改方式,认为我国刑法修改应当坚持刑法修正案模式,并介绍了我国刑法修正案的基本情况。首先,界定法律修改的内涵,考察域内外刑法修改的历史。在综合各家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刑法修改是立法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对现行刑法通过增加、删除、替换等方式进行完善,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立法活动。法律修改的类型包括法律修订、法律修正和法律修正案。法律修订是立法机关全面修改法律的一种方式,我国1997年刑法典就是在1979年刑法典基础上做出的全面修订。法律修正是指立法机关对法律的部分条款进行修改,主要是局部或者个别的修改。法律修正案也是法律修正的一种,我国出台的十部刑法修正案便属于此类型。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基本都是通过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修改刑法部分条款和全面修订刑法典等方式对刑法进行修改完善。我国立法机关也先后通过制定24部单行刑法,在107个非刑事法律中设置附属刑法规范,对1979年刑法典做了一系列的补充和修改。11997年刑法典颁行后,立法机关除了通过1部单行刑法外,主要以刑法修正案的方式陆续对1997年刑法典做了局部性的修改补充。其次,论述了我国刑法修改模式的选择。刑法修改模式是指立法者修改、完善刑法典的方式。单行刑法具有灵活简便、针对性强、专业性突出等优点,但也存在随意性大,功利性明显的弊端,从而导致单行刑法与刑法典之间存在适用协调性问题,会实际损伤刑法典的稳定。附属刑法具有协调性较强,专业性突出等优点,但也会导致刑法典同其他法律衔接不畅,缺乏体系性,缺乏监督制约等问题。笔者认为,采用刑法修正案模式修改刑法有其一定的优越性:一是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有利于维护法治统一,二是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有利于实现刑法任务,三是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有利于公民认知和司法适用,四是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有利于限制立法者权力。再次,总结和分析十个刑法修正案个体和整体的特征。笔者梳理了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典的修改情况,对修改的条文数、增设（废除）罪名数,犯罪构成的变化情况进行详尽的量化比较分析,逐个总结历次刑法修正案得失,展示了十个刑法修正案个体和整体的特征和趋势。笔者认为,刑法修正案总体呈现出三方面的特点:（1）总则与分则、广泛与集中相结合。为了保证刑法典整体的价值统一和逻辑统一,形成修改的普适性,减少修改频次,扩大适用范围,刑法修正案从只对刑法分则进行修改扩大到总则和分则相结合修改。另外,刑法修正案出于社会发展和犯罪形态变化等不同需求,对刑法分则十个类罪名皆有不同程度的修改,有重点、有主次,体现出了广泛而集中的特点。（2）积极性与稳定性相结合。一方面,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刑事立法积极开展对新型犯罪的刑法规制,积极呼应社会关切,积极贯彻刑事政策,体现出了刑法修正案积极性的一面。另一方面,立法机关也非常重视刑法典的稳定性。将刑法修正案作为唯一的刑法修改模式,尽量坚守谦抑性原则,理性对待实践部门、理论学者和民众提出的修改刑法草案或建议。总体而言,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典的修改还是以稳定性为主。（3）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一方面逐步减少死刑罪名,加大对老年人、未成年人的从宽处理,体现刑法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弱势群体保护的国际刑法理念;加强恐怖活动犯罪和贪污贿赂犯罪立法的国际化,实现与国际条约相关条文的对接。另一方面,结合我国国情和立法、司法实践,在社区矫正和终身监禁制度的立法上,设置了与其他国家并不相同的本土化规定,体现了我国刑法修正案的本土化特征。第二章提出我国刑法修正案呈现犯罪圈扩张化趋势。我国十个刑法修正案基本上显示了犯罪圈扩张的主要导向,并主要从三种路径实现。（1）增设新罪,将原先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前五个刑法修正案是增设新罪的平稳期,增设新罪的条款相对较少。从《刑法修正案（六）》开始至今,增设罪名的高峰期到来,虽然《刑法修正案（十）》只增设1项罪名,但能否迎来增设罪名的拐点,有待后续的观察。（2）扩大犯罪主体。一是由特殊犯罪主体扩大到一般犯罪主体,二是扩大特殊主体范围,三是在自然人犯罪的基础上,增加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四是将单位犯罪扩张至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3）降低入罪门槛。刑法修正案分别通过扩张行为方式,扩张犯罪对象范围,降低构成要件标准的方式降低了部分罪名的入罪门槛。本文认为,刑法修正案在犯罪圈扩张上具有一定的必要性。（1）加强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的客观需要。域外传统大陆法系国家近年来对涉及到恐怖主义犯罪、金融犯罪、网络犯罪等刑法条款都进行了修改补充,适当扩大了犯罪圈。传统刑法的“后置化”保护已不能满足需要,刑事立法越来越注重保护“前置化”。受到风险刑法理论的影响,法益保护的范围越来越大,导致犯罪圈呈现了扩张化。（2）刑法结构转型的需要。1997刑法典因罪名体系不严密,罪状设计粗疏,立法技术局限,导致很多社会危害性较大的违法行为长期被排除在犯罪之外,不能有效地及时惩治犯罪、保护法益。同时刑罚严苛导致刑罚重刑主义,忽视人权保障。只有适当扩张犯罪圈,严密刑事法网,将一定的轻微犯罪纳入刑法规制,在刑罚轻缓化的前提下,整体上形成“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才能有效实现刑法目的。（3）废止劳动教养后调整法律制裁体系的需要。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一些危害社会的行为被犯罪化,刑法将部分“应受劳教处罚行为”纳入规制范围,犯罪圈的逐步扩张是弥补法律制裁漏洞的需要。针对刑法修正案中犯罪圈不断扩张的趋势,应当从三个方面进行改善:（1）理性回应民意。刑法修正案应当尊重和回应民意,但需理性对待非理性的民意。刑法修正需要尊重刑事立法规律,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对民意的回应应有限度,不能盲目满足民意表达,违背刑法谦抑原则,最终损害刑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2）避免过度道德刑法化。刑法不应对非道德的行为过度介入,对道德刑法化应在一定的原则下有所限制,一是要限于普适的道德,二是要限于必要的道德,三是要坚持谦抑性原则,四是要限于以不法行为为基础,以侵害法益为结果。（3）限制过多预防性立法。刑法修正案中预防性立法应当作为例外情况,应针对“危险行为”而非“风险行为”进行规制,应限于有“重大”危险的特定犯罪领域。第三章提出我国刑法修正案呈现出民生化的趋势。本文认为,刑法修正案的民生化是立法实践强化对民生刑法保护的结果,是实践推动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其产生和发展有其必然性,应当肯定强化对民生的刑法保护,深化对民生刑法观的理论研究。我国通过五个刑法修正案,分别从矜老恤幼、保护劳动权益、保护食品安全权益、加大对危险驾驶行为的惩处、进一步保护个人信息等五个方面完善了刑法典对民生权益的保障。首次涉及到刑法典总则的修改,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出于矜老恤幼的考虑,强化民生保护,完善了对老年人犯罪的从宽处理。刑法修正案中的民生保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矜老恤幼。《刑法修正案（八）》顺应了“矜老”刑法发展理念,一是增加了对年满75周岁的老年人从宽处理的规定。二是有条件地排除死刑适用。三是缓刑的宣告条件从宽。对未成年人的从宽处理方面,主要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修改。一是排除累犯。二是缓刑的宣告条件放宽。三是免除了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义务。（2）保护劳动权益。在劳动刑法发展国际化的背景下,我国历次刑法修正案也日益突出劳动权益的保护,先后三个修正案对刑法典有关条文进行了修改。《刑法修正案（四）》增设雇佣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刑法修正案（六）》对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作出修改。《刑法修正案（八）》对强迫劳动罪作出修改,增设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三个刑法修正案充分发挥刑法“保障法”的作用,进一步保障社会稳定,促进和谐劳动关系。（3）保护食品安全权益。充分发挥刑法保护食品安全权益最后一道屏障作用,进一步预防和惩治食品安全犯罪,成为近年来刑法修正案的重要内容之一。《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作出修改,增设了食品监管渎职罪。（4）将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规制。《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了危险驾驶罪,进一步惩治危险驾驶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等行为。（5）保护个人信息。《刑法修正案（七）》注重加强对侵犯公民信息个人行为的刑法规制,增设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刑法修正案（九）》再次修改完善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将犯罪主体扩大为一般主体,修改了该罪的犯罪构成,提高了本罪的法定刑。第四章提出我国刑法修正案呈现国际化的趋势。刑法修正案的国际化,是法律修改国际化在刑法领域的展开,是中国化与国际化的结合,是我国出于共同打击国际犯罪或保障人权的需要,根据缔结的国际公约或者国际刑法发展理念,对国内刑法予以修改、完善的过程。刑法修正案国际化基础主要在于:一是国际社会存在共同的法律文化。各个国家的刑法体现出蕴含在刑法中得以为各国所接受和承认的法律文化,从而使得各国刑法在某些领域互相接近而彼此融合,形成一种互相借鉴、彼此联结的国际性刑法发展趋势。二是面临共同的犯罪问题。即出现了新的跨国犯罪形态,且呈现日趋严重的趋势,各类犯罪行为也展现出国际化的特点。三是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人权保障作为人类共同利益的重要体现,被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本文认为,刑法修正案国际化应当坚持三项原则:一是主权平等与国际合作原则。在国际法律秩序中,每个国家都是独立的主体,应在充分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平等交往。需要各国在平等善意、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充分的沟通与协作,并通过各国主权力量承认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以实现各国在国际法上的同等限制与保护。二是坚持条约必须信守原则。要求对于合法缔结的国际条约,缔约国在有效期内必须依法善意履行条约义务。从诚信、公正的角度,不仅限于遵守条约文字,更重要的是从立约精神的角度履行义务,不能以任何行为破坏条约宗旨,应全面履行条约。三是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人权保护的最直接和最根本的责任主体是主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应成为国内刑法修正案国际化过程中应遵守的基本原则。我国在刑法修正案国际化的立法路径上,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未成年人保护的国际化。国际公约主要聚焦在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定,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以及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限制。《刑法修正案（八）》分别从对未成年人累犯制度、缓刑制度和前科封存制度三个角度的修正落实了国际公约中对未成年人从宽处理的原则和要求。（2）生命权保护的国际化。国际条约主要聚焦在死刑的废除和限制使用。我国立法机关从《刑法修正案（八）》开始对死刑制度进行改革,《刑法修正案（九）》进一步延续改革的基本方向,顺应了国际社会对于取消和限制死刑的人权保护理念。（3）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化。根据国际公约的相关要求和精神,我国立法机关通过《刑法修正案（三）》和《刑法修正案（九）》全面修改与补充了1997年刑法典中有关恐怖活动犯罪的条文。契合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要求和精神,将有关罪名的预备行为实行化,增设罪名,将以往作为共犯处理的犯罪行为单独作为正犯处理。犯罪圈进一步扩大,通过增设罪名或修改犯罪构成,将“结果犯”或“情节犯”的立法模式改为“行为犯”。（4）反腐败犯罪的国际化。我国通过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修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构成和法定刑等,总体上实现了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条款的对接,履行了反腐败的国际义务,但也存在一定的错位。第五章提出我国刑法修正案呈现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的趋势。笔者认为,刑事制裁措施与刑罚并非一个概念,刑事制裁措施是使犯罪行为人得到刑事制裁的具体措施,包含刑罚措施与非刑罚措施两种类型。不仅包括我国刑法典中规定的主刑和附加刑,还包括社区矫正制度、从业禁止等预防性措施以及终身监禁制度等措施。通过对法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多元化的刑事制裁措施的对比研究,本文认为,域外刑事制裁措施总体有三个特点:一是刑事制裁措施的层次化。域外基本上采取了犯罪分层制裁设计,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从纵向上来对全部犯罪进行轻重分层,并针对轻罪和重罪采取不同制裁手段或方式。二是刑事制裁措施的多元化。传统的4个大陆法系国家对于刑事制裁制定体现了多元化的特点,同时对于每一类制裁措施的规定又较为细化,考虑到了不同的犯罪形态,力求做到罪刑适当。三是刑事制裁措施的轻缓化。各国广泛适用罚金刑,注重行为矫正,充分利用保安处分措施,显示了制裁的轻缓化。我国逐渐重视对刑事制裁措施的改革,并通过刑法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刑事制裁措施的相关立法,体现出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的立法趋势。一是增设预防性刑事制裁措施,二是创设终身监禁制度,三是增设社区矫正制度。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1）现代刑罚理念发展的需要。一是刑罚轻缓化的需要,我国刑法典中的刑事制裁措施基本以重刑为主,种类偏少,也未规定保安处分等措施,使得我国刑罚轻缓化的选择余地较小。二是发挥刑罚预防目的的需要。立法机关不仅关注行为的危害性,还关注了对人身危险性的有效治理,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为发挥刑法功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2）应对犯罪发展的需要。一是需要应对严密法网带来的挑战。二是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需要,针对犯罪轻重的不同,需要采取轻重不同的制裁措施。（3）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需要。该宽的宽,该严的严,克服从宽处理刑事制裁措施单一化的弊端。第六章讨论了我国刑法修正案的科学化完善。在刑法修改实践中,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刑法立法观,对刑法修改实践缺乏有力的引导。在如何界定刑事犯罪的边界,如何实现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和秩序维护机能的平衡,以及犯罪圈大小的划定等方面存在较大的争议。甚至,在刑法修改过程中,因受到不同刑法立法观的影响,导致不同时期的刑事立法呈现出不同的立法趋势。总体而言,一方秉持保守型、审慎型刑法立法观。坚持刑法谦抑原则,坚决反对刑法的过度犯罪化,反对犯罪圈的扩张。但该类立法观忽略了刑法自身发展完善的需求,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也忽略了国内外对于犯罪认识的巨大差异。另一方秉持积极型、预防型的刑法立法观。以社会转型、风险社会和刑法国际化为由,主张采取积极型、预防型刑法立法观。但该类立法观模糊了立法总结与立法指导的界限,将立法短暂的趋势当成指导立法的理念并不可取。与传统刑法理念背道而驰,违背了刑法谦抑性,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错误认为刑法的积极介入为社会的刚性需求,而给不给其法律调整方式以机会。最终,不符合我国的依法治国现实国情与保障人权的时代精神。本文认为应当坚持理性刑法观,并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一是贯彻刑法谦抑主义,纠正刑法万能主义,纠正刑法过分工具化,纠正重刑主义。刑事立法要考虑刑法介入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刑罚宽缓化。二是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利于刑罚报应与预防目的的统一,有利于协调有限的刑罚资源,有利于实现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根据我国现今的国情和刑法发展的方向,有必要长期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法化,探索犯罪分层,以犯罪类型为标准适用宽严对象,持续推进刑罚的宽缓化和刑事制裁措施的多元化。三是贯彻人权保障理念。推进人权保障的刑法立法化,进一步限制和废除死刑,进一步完善特殊群体的宽缓制度,进一步完善非监禁刑。针对刑法修正案制定权的完善问题,本文提出应重构刑法修正案的制定权。刑法修正案的制定权存在较大的争议,主要围绕我国刑法修正案制定主体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唯一主体的“一元主体”,还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其常务委员会为主体的“二元主体”?及在刑法修正案立法主体“二元主体”下,两个主体的位次和权限如何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发挥了刑事立法的主体作用,大有架空全国人大基本法律立法权之势,并在刑法修改主体、修改限度和修改程度上存在失范的问题。一是修正案制定主体主次失序。作为刑法制定者的全国人大20年间11次刑法修改中,无一例外地被规避参与刑法的修改,全国人大的制定权意味着被虚置。二是修正案修改限度的失控。历次刑法修正案修改罪名达97个之多,所占比例高达23.15%,修改罪名的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且速度较快。三是修正案修改程度的失当。从《刑法修正案（八）》开始涉及到了对刑法总则的修改,再加上因历次刑法修正案从量变带来的质变,导致刑法修改出现了程度上的失范情况,刑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受到了挑战。域外刑法修改的经验表明,刑法修改有且只能有唯一的立法机关,即最高立法机关行使刑法修改权利,并力行严格的立法程序。在此经验启示下,有必要将刑法修正案制定权回归全国人大。本文认为应重构刑法修正案的制定权,“二元主体”下的限权路径更为符合我国法律和现实国情的需要。限制全国人大常委会附条件的刑法修改权,即限制修改刑法总则,限制增设新罪。最终,确立全国人大制定刑法修正案为一般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刑法修正案为例外情况的位次,对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刑法修正案,只能限于在非常紧迫情况下对刑法分则的必要修改。
二、道德失范十年研究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道德失范十年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一)政策背景 |
| (二)现实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研究问题 |
| 四、文献综述 |
| (一)文献的检索情况 |
| (二)学术不端行为相关概念的研究 |
| (三)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表现的研究 |
| (四)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 |
| (五)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治理的研究 |
| (六)已有研究述评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六、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学术不端行为的理论探讨 |
| 第一节 学术不端行为的概念解析 |
| 一、学术与不端的概念 |
| 二、学术不端行为的概念 |
| 第二节 不同时期科学工作者的学术不端行为回溯 |
| 一、科学建制前的学术不端行为 |
| 二、科学建制后科学工作者的学术不端行为 |
| 第三节 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归因理论 |
|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
| 三、计划行为理论 |
| 第二章 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影响因素的质性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影响因素的质性研究设计 |
| 一、质性研究目的 |
| 二、质性研究方法与分析工具 |
| 三、访谈提纲设计与资料收集 |
| 第二节 质性研究数据分析 |
| 一、访谈资料的扎根分析过程 |
| 二、理论饱和度检验 |
| 三、初步研究模型阐释 |
| 第三章 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影响因素的量化研究 |
| 第一节 问卷设计过程 |
| 一、变量定义 |
| 二、研究假设提出与正式模型形成 |
| 三、变量的测量 |
| 四、预调查的实施 |
| 五、正式调查的实施 |
| 六、正式调查的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假设检验结果与讨论 |
| 一、假设检验结果 |
| 二、影响因素讨论 |
| 第四章 对策建议与研究反思 |
| 第一节 对策建议 |
| 一、个人维度 |
| 二、组织维度 |
| 第二节 研究反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研究成果 |
（2）新时代民族地区高校师德建设研究 ——以大理州高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六、研究进程 |
| 第一章 新时代民族地区高校师德建设理论概述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师德建设 |
| (二)新时代 |
| 二、新时代民族地区高校师德建设的理论依据 |
| (一)马克思主义的师德理论 |
| (二)习近平关于师德的重要论述 |
| (三)人本主义教育思想 |
| 第二章 新时代民族地区高校师德建设的现状调查 |
| 一、调查设计与实施 |
| (一)问卷的设计 |
| (二)调查对象 |
| (三)调查方法 |
| (四)调查的样本统计 |
| (五)访谈的内容与方式 |
| 二、新时代民族地区高校师德建设的现状 |
| (一)教师政治态度端正,师爱情感浓厚 |
| (二)教师坚守潜心育人,教学严谨负责 |
| (三)教师坚持身正为范,积极服务社会 |
| (四)高校师德考核评价较具体,但运用趋于形式化 |
| (五)高校师德激励方式较丰富,但未满足实际需要 |
| (六)高校师德培训方式较多元,但培训效果不理想 |
| 三、新时代民族地区高校师德建设取得的成效 |
| (一)师德组织建设较完善,有效落实师德建设 |
| (二)师德相关制度较丰富,明确教师行为规范 |
| (三)师德建设实践较多样,提高教师德性素养 |
| (四)特色党建促师德建设,提升教师党性修养 |
| (五)坚持师德创优奖励,树立师德典型示范 |
| 第三章 新时代民族地区高校师德建设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一、新时代民族地区高校师德建设存在的问题 |
| (一)制度建设有待优化 |
| (二)师德观念有待提升 |
| 二、新时代民族地区高校师德建设问题的成因分析 |
| (一)社会环境因素 |
| (二)高校体制因素 |
| (三)教师自身因素 |
| 第四章 加强新时代民族地区高校师德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
| 一、完善高校师德管理机制 |
| (一)加强师德监督机制,建立多元监督体系 |
| (二)完善师德激励机制,提升教师精神境界 |
| (三)健全师德惩处机制,杜绝师德行为蔓延 |
| (四)优化师德考核评价,落实师德第一标准 |
| (五)丰富师德培训体系,提升教师师德素养 |
| (六)严格师德准入标准,严把教师队伍入口 |
| 二、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师德氛围 |
| (一)加强师德顶层设计,重视师德发展 |
| (二)加强以党建促师德,发挥党员作用 |
| (三)提升教师社会声望,促进提振师道 |
| (四)建设正确舆论导向,塑造教师形象 |
| (五)扩大师德宣传力度,增强师德意识 |
| 三、提升教师自身修养 |
| (一)坚持价值导向,凝聚思想共识 |
| (二)坚持真学真信,坚定理想信念 |
| (三)加强立志乐道,牢记育人使命 |
| (四)坚守博学知新,促进师德自律 |
| 结语 |
| 附录1 |
| 附录2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3）大学生信息素养及其教育支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
| 一、大学生网络话语失范现象频现 |
| 二、大学生网络信息安全意识薄弱 |
| 三、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支持缺乏 |
| 第二节 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价值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信息 |
| 二、素养与素质 |
| 三、大学生信息素养 |
| 四、教育支持 |
| 第二章 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信息素养的内涵发展 |
| 一、媒介素养 |
| 二、数据素养 |
| 三、网络素养 |
| 四、信息素养 |
| 五、小结与讨论 |
| 第二节 大学生信息素养的政策文本研究 |
| 一、时代性标杆:《布拉格宣言》和《亚历山大宣言》 |
| 二、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标准研究 |
| 三、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政策研究 |
| 四、小结与讨论 |
| 第三节 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支持的理论研究 |
| 一、基于境脉理论视角的研究 |
| 二、基于学习者特征理论视角的研究 |
| 三、小结与讨论 |
| 第四节 文献述评与研究框架 |
| 一、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启示 |
| 二、已有研究的不足 |
| 三、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第一节 研究思路与设计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路线 |
| 第二节 测量工具编制 |
| 一、问卷编制的步骤 |
| 二、大学生信息素养的评价指标 |
| 三、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支持的评价指标 |
| 第三节 调查数据搜集 |
| 一、问卷预测与检验 |
| 二、正式问卷的施测 |
| 三、调查对象概况 |
| 第四章 大学生信息素养的总体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大学生信息素养的构成表现 |
| 一、大学生信息理解能力 |
| 二、大学生信息选择能力 |
| 三、大学生信息运用能力 |
| 四、大学生信息评价能力 |
| 五、大学生信息反思能力 |
| 六、大学生信息创造能力 |
| 第二节 小结与讨论 |
| 一、大学生受信息影响大但规范意识较弱 |
| 二、大学生信息依赖性强但选择能力较弱 |
| 三、大学生信息获取以网络为主但工具运用能力较弱 |
| 四、大学生接收信息质量参差且评价辨识能力较弱 |
| 五、大学生信息反思意识不强且反思行为较少 |
| 六、大学生信息创造能力不足且缺乏主动性 |
| 第五章 大学生信息素养的教育支持分析 |
| 第一节 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支持的影响因素 |
| 一、个人特质与信息素养教育 |
| 二、外部环境与信息素养教育 |
| 三、讨论: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支持维度影响情况 |
| 第二节 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支持的困境 |
| 一、信息素养教育支持重视不够 |
| 二、信息素养教育专业化不足 |
| 三、信息素养教育教育支持体制机制不完善 |
| 四、信息素养教育政策大学供给不充分 |
| 第三节 大学生信息素养与教育支持的关系 |
| 一、大学生信息素养与教育支持的互动模型 |
| 二、分析与讨论 |
| 第六章 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支持体系的建构 |
| 第一节 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支持的基本思路 |
| 一、教育模式从外促到内生 |
| 二、教育环境从泛化到专业 |
| 三、教育主体从单主体到全维度 |
| 第二节 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支持的原则构想 |
| 一、教育模式的个性化、精准化原则 |
| 二、教育环境的专业化、规范化原则 |
| 三、教育体系的系统化、长效性原则 |
| 第三节 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支持的实施路径构想 |
| 一、以内生为核心,实现大学生信息素养提升的自我支持 |
| 二、以大学为重点,提升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专业化水平 |
| 三、以网络为依托,优化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支持体制机制 |
| 四、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治理生态圈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创新与价值 |
| 第三节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新时代上海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内涵和外延 |
| (二)问题和原因 |
| (三)思路和对策 |
| 三、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 |
| (二)社会主义意识灌输理论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一)研究视角创新 |
| (二)研究层次创新 |
| (三)研究方法创新 |
| 第一章 新时代对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师德师风建设的基本历程 |
| 一、发展恢复期(1978 年-1984 年) |
| 二、全面探索期(1985 年-1998 年) |
| 三、改革深化期(1999 年-2011 年) |
| 四、内涵提升期(2012 年至今) |
| 第二节 新时代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新任务 |
| 一、加强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 二、落实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 |
| 三、完善师德师风考评监督机制 |
| 第二章 上海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现状 |
| 第一节 师德师风调研方法设计 |
| 一、问卷调查法 |
| 二、访谈法 |
| 第二节 师德师风调研结果分析 |
| 一、“红七条” |
| 二、“六维度” |
| 第三章 上海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绩效评估和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上海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主要成效 |
| 一、重视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 二、健全完善师德师风建设制度 |
| 三、构建校院部门协同工作机制 |
| 四、发挥模范教师引领示范作用 |
| 五、实施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 |
| 第二节 上海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不足之处 |
| 一、师德评价指标体系不细 |
| 二、负面典型震慑作用不大 |
| 三、师德师风考核把关不严 |
| 四、实践创新基地覆盖不全 |
| 第三节 上海高校师德师风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西方文化思潮影响 |
| 二、市场经济规则侵蚀 |
| 三、高校主体责任弱化 |
| 第四章 新时代上海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澳大利亚师德师风建设的经验启示 |
| 一、突出教师道德核心价值观 |
| 二、明晰教师职业发展规划 |
| 三、制定激励性规范性守则 |
| 第二节 完善上海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对策 |
| 一、落实高校主体责任 |
| 二、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
| 三、激发教师自觉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5）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研究 ——以昌吉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3.1 资料来源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乡村绅士 |
| 2.1.2 传统乡贤 |
| 2.1.3 新乡贤 |
| 2.1.4 乡村治理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治理理论 |
| 2.2.2 乡村现代化理论 |
| 2.3 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服务 |
| 3.1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服务的理论模型建构 |
| 3.1.1 开放式编码 |
| 3.1.2 主轴编码 |
| 3.1.3 选择性编码与理论模型建构 |
| 3.1.4 理论模型饱和度检验 |
| 3.2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服务的理论模型阐释 |
| 3.2.1 个人参与预备度:引致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内在条件 |
| 3.2.2 国家-社会-家庭支持:引致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外部条件 |
| 3.2.3 公共服务内卷化:引致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原因 |
| 3.2.4 协同优化服务供给:新乡贤改善公共服务的行动 |
| 3.2.5 多管齐下共保障:新乡贤发挥作用可持续和服务供给良性循环的策略 |
| 3.2.6 公共服务效能提升:新乡贤服务供给行为促成的结果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 |
| 4.1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理论模型建构 |
| 4.1.1 开放式编码 |
| 4.1.2 主轴编码 |
| 4.1.3 选择性编码与理论模型建构 |
| 4.1.4 理论模型饱和度检验 |
| 4.2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理论模型阐释 |
| 4.2.1 乡风失范: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原因 |
| 4.2.2 引领乡风民风: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内驱动力 |
| 4.2.3 乡村文化振兴: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外驱动力 |
| 4.2.4 文明乡风建设: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 |
| 4.2.5 乡风文明: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结果体现 |
| 4.2.6 鼓励嘉奖: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策略办法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民族事务治理 |
| 5.1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的理论模型建构 |
| 5.1.1 开放式编码 |
| 5.1.2 主轴编码 |
| 5.1.3 选择性编码与理论模型建构 |
| 5.1.4 理论模型饱和度检验 |
| 5.2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的理论模型阐释 |
| 5.2.1 民族共生共存:引致新乡贤参与民族事务治理的重要土壤 |
| 5.2.2 基层民族事务繁重: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突破口 |
| 5.2.3 维系族际社会: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动机 |
| 5.2.4 族际粘合: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 |
| 5.2.5 场域驱动: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外驱动力 |
| 5.2.6 民族团结进步:新乡贤参与民族事务治理的结果呈现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宗教事务治理 |
| 6.1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的理论模型建构 |
| 6.1.1 开放式编码 |
| 6.1.2 主轴编码 |
| 6.1.3 选择性编码与理论模型建构 |
| 6.1.4 理论模型饱和度检验 |
| 6.2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的理论模型阐释 |
| 6.2.1 宗教并存:引致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现实土壤 |
| 6.2.2 基层宗教事务复杂: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面临的现实选择 |
| 6.2.3 引导宗教适应社会需要:引致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动机 |
| 6.2.4 支持宗教中国化: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基本方式 |
| 6.2.5 宗教事务治理驱动: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客观需要 |
| 6.2.6 宗教关系和谐: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理想目标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的理论启示 |
| 7.1 新乡贤参与和乡村公共服务现代化 |
| 7.2 新乡贤参与和乡风文明建设 |
| 7.3 新乡贤参与和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 |
| 7.4 新乡贤参与和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 |
| 7.5 新乡贤参与和乡村治理方式现代化 |
| 7.6 新乡贤和传统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概括 |
| 7.7 新乡贤和传统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角色的比较分析 |
| 7.8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创新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及其教育引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2 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及其教育引导的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及其教育引导的相关概念 |
| 2.1.1 网络与网络社会 |
| 2.1.2 道德与网络道德 |
| 2.1.3 失范与道德失范 |
| 2.1.4 道德教育和道德引导 |
| 2.2 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理论指导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道德教育理论 |
| 2.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道德教育思想 |
| 2.2.3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道德教育的思想 |
| 2.3 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 |
| 2.3.1 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理论 |
| 2.3.2 舆论引导理论 |
| 2.3.3 道德建设理论 |
| 2.3.4 理性行为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3 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的表现和特征 |
| 3.1 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的调查 |
| 3.1.1 问卷调查设计及调查目的 |
| 3.1.2 问卷调查思路及问卷内容 |
| 3.2 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的表现 |
| 3.2.1 大学生网络言行道德失范 |
| 3.2.2 大学生网络社交道德失范 |
| 3.2.3 大学生网络学术道德失范 |
| 3.2.4 大学生网络道德意识失范 |
| 3.3 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的主要特征 |
| 3.3.1 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的相对普遍性 |
| 3.3.2 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的表象隐蔽性 |
| 3.3.3 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的层次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的主要影响因素 |
| 4.1 大学生自身的因素 |
| 4.1.1 身心发展阶段的特殊性 |
| 4.1.2 极端崇拜网络信息的心态 |
| 4.1.3 追逐经济利益的心态 |
| 4.1.4 人格特征与网络成瘾 |
| 4.1.5 网络法律道德意识淡薄 |
| 4.2 同伴关系因素 |
| 4.2.1 不良交往对象 |
| 4.2.2 不良交往内容 |
| 4.3 家庭因素 |
| 4.3.1 家庭教育的缺失 |
| 4.3.2 父母的负面样板效应 |
| 4.4 学校因素 |
| 4.4.1 学校重视力度不够 |
| 4.4.2 师资力量比较弱 |
| 4.4.3 教育管理缺位 |
| 4.5 社会环境因素 |
| 4.5.1 局部社会道德的失范 |
| 4.5.2 部分消极舆论的引导 |
| 4.5.3 网络信息行政部门监督管理不足 |
| 4.5.4 法律法规尚不健全 |
| 4.6 网络社会因素 |
| 4.6.1 网络社会的开放性 |
| 4.6.2 网络社会的多元性 |
| 4.6.3 网络社会的时效性 |
| 4.6.4 网络社会引导的规范性 |
| 4.6.5 网络道德规范的约束力 |
| 4.7 本章小结 |
| 5 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的教育引导目标和原则 |
| 5.1 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引导的目标 |
| 5.1.1 培育理性网络行为 |
| 5.1.2 维护网络社会的和谐稳定 |
| 5.2 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教育引导的原则 |
| 5.2.1 疏导与治理并重原则 |
| 5.2.2 内化与外化并重原则 |
| 5.2.3 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原则 |
| 5.2.4 网上教育与现实教育相结合原则 |
| 5.2.5 科学灌输与隐性渗透相结合原则 |
| 5.3 本章小结 |
| 6 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的教育引导对策 |
| 6.1 提升大学生自身的网络道德素质 |
| 6.1.1 增强自身的道德意志 |
| 6.1.2 规范自身的道德行为 |
| 6.1.3 养成自身良好的道德习惯 |
| 6.1.4 培养自身的网络文明素养 |
| 6.2 强化网络道德的家庭教育 |
| 6.2.1 合理引导大学生同伴交往 |
| 6.2.2 强化家庭网络道德教育 |
| 6.2.3 发挥父母的示范作用 |
| 6.3 加强学校网络道德教育 |
| 6.3.1 加强诚实守信教育 |
| 6.3.2 完善德育微平台建设 |
| 6.3.3 开设网络道德课程 |
| 6.3.4 更新网络道德教育形式 |
| 6.4 优化网络道德的社会环境 |
| 6.4.1 营造良好社会道德氛围 |
| 6.4.2 积极引导社会舆论 |
| 6.4.3 树立正确价值观取向 |
| 6.4.4 改变网络社会不良风气 |
| 6.4.5 净化网络空间 |
| 6.5 政府管理层面的治理举措 |
| 6.5.1 政府行政部门加强监督管理 |
| 6.5.2 立法机构健全法律法规 |
| 6.5.3 司法机构从严执法 |
| 6.5.4 网络信息机关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构建网络安全体系 |
| 6.6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教育引导对策研究调查问卷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东北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确认表 |
（7）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点摘要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及进展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章小结 |
| 第2章 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的历史背景与理论基础 |
| 2.1 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的历史背景 |
| 2.1.1 世界交往环境对师德提出新的挑战 |
| 2.1.2 建设教育强国对师德提出新的亟需 |
| 2.1.3 教师队伍建设对师德提出新的要求 |
| 2.2 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师德建设的相关论述 |
| 2.2.2 列宁关于师德建设的相关论述 |
| 2.2.3 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关于师德建设的相关论述 |
| 2.2.4 传统文化中关于师德建设的历史积淀 |
| 2.3 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的发展过程 |
| 2.3.1 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的萌芽期(1982-2012年) |
| 2.3.2 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的发展期(2012-2017年) |
| 2.3.3 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的成熟期(2017-今)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的主要内容 |
| 3.1 习近平对新时代师德的内涵界定 |
| 3.1.1 高尚师德体现在坚定理想信念和提高政治站位 |
| 3.1.2 高尚师德体现在恪守道德规范和涵养高尚人格 |
| 3.1.3 高尚师德体现在增强学识素养和不断守正创新 |
| 3.1.4 高尚师德体现在心怀宽仁慈爱和践行敬业奉献 |
| 3.2 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的五个抓手 |
| 3.2.1 掌握意识形态话语 |
| 3.2.2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
| 3.2.3 完善“引培考”机制 |
| 3.2.4 营造尊师重教氛围 |
| 3.2.5 发挥教师主观能动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的理论特征 |
| 4.1 突出立德树人体现人本思维 |
| 4.1.1 将教师和学生作为师德建设的双主体 |
| 4.1.2 将满足师生需要作为师德建设的目标 |
| 4.1.3 将优秀教师和人民的满意度作为推力 |
| 4.2 锻造师德师风体现战略思维 |
| 4.2.1 教师理想信念教育上强调政治战略 |
| 4.2.2 教师师德师风锻造上体现目标战略 |
| 4.2.3 教师师德师风培养上立足知行战略 |
| 4.3 划定师德红线体现底线思维 |
| 4.3.1 将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的底线 |
| 4.3.2 将立德树人作为检验教学的底线 |
| 4.4 深化协同育人体现系统思维 |
| 4.4.1 定义新时代的“四有”好老师体现整体性 |
| 4.4.2 构建学校各部门教育共同体体现协同性 |
| 4.4.3 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体现建设开放性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的继承与发展 |
| 5.1 在师德建设初心上的继承与发展 |
| 5.1.1 在师德建设初心上的继承 |
| 5.1.2 在师德建设初心上的发展 |
| 5.2 在师德建设内容上的继承与发展 |
| 5.2.1 在师德建设内容上的继承 |
| 5.2.2 在师德建设内容上的发展 |
| 5.3 在师德建设路径上的继承与发展 |
| 5.3.1 在师德建设路径上的继承 |
| 5.3.2 在师德建设路径上的发展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的时代价值 |
| 6.1 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的理论价值 |
| 6.1.1 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 |
| 6.1.2 实现中国共产党师德建设理论升华 |
| 6.2 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的实践意义 |
| 6.2.1 领导师德建设进入新发展阶段 |
| 6.2.2 深化师德建设体制机制的改革 |
| 6.2.3 丰富师德建设的有效工作方法 |
| 6.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与重构路径研究 ——以流行文化中的青少年学生群体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4.1 流行文化 |
| 1.4.2 明星偶像 |
| 1.4.3 偶像崇拜 |
| 1.4.4 青少年 |
| 1.4.5 失范 |
| 1.5 文献综述 |
| 1.5.1 国外文献综述 |
| 1.5.2 国内文献综述 |
| 1.5.3 评述 |
| 1.6 研究理论依据 |
| 1.6.1 功能论 |
| 1.6.2 结构分析 |
| 1.6.3 亚文化理论 |
| 1.7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1.7.1 研究方法 |
| 1.7.2 研究框架 |
| 1.7.3 文章结构 |
| 第2章 中国流行文化与偶像崇拜现象的历史演变 |
| 2.1 中国流行文化发展历程 |
| 2.1.1 建国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 |
| 2.1.2 改革开放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1978年-1992年) |
| 2.1.3 “南方谈话”和十四大至二十世纪末(1992年至1999年) |
| 2.1.4 二十一世纪至十八大(2000年-2012年) |
| 2.1.5 十八大至新时代(2012至今) |
| 2.2 中国偶像崇拜现象的历史变迁 |
| 2.2.1 英雄偶像的时代 |
| 2.2.2 明星偶像的主流化 |
| 2.2.3 选秀、草根偶像的崛起 |
| 2.2.4 流量、养成偶像的到来 |
| 2.3 小结 |
| 2.3.1 影响中国流行文化的主要因素 |
| 2.3.2 中国偶像崇拜的嬗变 |
| 第3章 青少年偶像崇拜研究 |
| 3.1 青少年偶像崇拜基本现状 |
| 3.1.1 偶像崇拜的泛化与较高卷入度 |
| 3.1.2 明星偶像与二次元偶像 |
| 3.1.3 崇拜中的科技使用与消费行为 |
| 3.1.4 自我认知上的主动性 |
| 3.1.5 失范的负功能有待进一步分析 |
| 3.2 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比较研究 |
| 3.2.1 问卷调查的比较 |
| 3.2.2 网络调查的比较 |
| 3.3 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新特征 |
| 3.3.1 消费需求与粉丝经济 |
| 3.3.2 技术进步与推动 |
| 3.3.3 明星偶像的养成与低龄化 |
| 3.3.4 偶像制造的麦当劳化 |
| 3.3.5 粉丝类型的多元化 |
| 3.3.6 粉丝群体的组织化程度 |
| 3.3.7 明星偶像崇拜的正功能 |
| 3.3.8 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显现 |
| 第4章 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的表征 |
| 4.1 符号异化、消费与拜金主义 |
| 4.1.1 偶像符号异化与消费主义 |
| 4.1.2 粉丝消费 |
| 4.1.3 奢侈生活、虚假需求与拜金主义 |
| 4.2 自我的丧失 |
| 4.2.1 象征性权力的偶像崇拜与权力分层 |
| 4.2.2 泛偶像化下的假偶像与精英主义 |
| 4.2.3 自我认同的偏差——社会化的障碍 |
| 4.3 狭隘性 |
| 4.3.1 新媒体与传播技术下的盲区 |
| 4.3.2 明星偶像崇拜的文化趋同现象 |
| 4.3.3 价值观的偏差与替代 |
| 4.4 非道德化 |
| 4.4.1 非理性的偶像崇拜 |
| 4.4.2 偶像崇拜的非道德化 |
| 4.4.3 暴力化的蔓延(语言、行为等) |
| 4.5 娱乐极端化 |
| 4.5.1 日常生活化的娱乐至死 |
| 4.5.2 肤浅化与浮动性 |
| 第5章 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的原因与解析 |
| 5.1 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的原因 |
| 5.1.1 文化与认同 |
| 5.1.2 个体与组织 |
| 5.1.3 制度与科技 |
| 5.2 明星偶像崇拜及失范的解析 |
| 5.2.1 网络社会流行下生活态度与价值取向 |
| 5.2.2 社会化主体间的影响与作用 |
| 5.2.3 基于亚文化视阈的探讨 |
| 第6章 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的重构路径 |
| 6.1 政府层面 |
| 6.1.1 价值:社会文化的建设 |
| 6.1.2 规范:制度的建设 |
| 6.1.3 行为:政府的监管 |
| 6.2 多元社会层面 |
| 6.2.1 学校教育的引导与创新 |
| 6.2.2 大众传播媒介的导向 |
| 6.2.3 明星公司、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 |
| 6.2.4 粉丝社群的管理 |
| 6.3 个人层面 |
| 6.3.1 家长与家庭的角色 |
| 6.3.2 偶像的角色 |
| 6.3.3 传媒者的角色 |
| 6.3.4 青少年粉丝的角色 |
| 第7章 结语 |
| 7.1 回视偶像崇拜 |
| 7.2 本研究的结论 |
| 7.3 未来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相关学术成果 |
| 致谢 |
（9）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 |
| 一、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相关概念 |
| (一) 党员领导干部 |
| (二) 政德与政德观 |
| (三) 政德观培育 |
| 二、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要素 |
| (一) 培育主体 |
| (二) 培育内容 |
| (三) 培育方式 |
| (四) 培育保障 |
| (五) 培育环境 |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特征 |
| (一) 意识形态性 |
| (二) 人民性 |
| (三) 时代性 |
| (四) 系统性 |
| 四、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 |
| (一) 锻造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 |
| (二) 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 |
| (三) 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 |
| 第二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 |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灵魂 |
|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思想 |
| (二) 列宁的相关思想 |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 |
| (一) 中国古代官德的主要内容 |
| (二)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方法 |
| (三)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保障 |
| 三、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 |
| (一) 毛泽东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二) 邓小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三) 江泽民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四) 胡锦涛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五) 习近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第三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1949-2012) |
| 一、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 (一)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 |
| (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 |
| (三) “左”倾思想影响下的迂回波折 |
|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时期的恢复发展 |
| (二)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时期的积极推进 |
| (三) 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时期的继续发展 |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历史经验 |
| (一) 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 (二)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 |
| (三) 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 (四) 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
| (五) 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 |
| 第四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 |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 |
| (一) 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 |
| (二) 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 |
| (三) 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 |
| (四) 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 |
| (五) 培育环境在调适中改善 |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挑战 |
| (一) 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 |
| (二) 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 |
| (三) 培育方式存在低效性弊端 |
| (四) 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 |
| (五) 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 |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 |
| 一、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 |
| (一) 理论逻辑: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 |
| (二) 现实逻辑: 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 |
| (三) 实践逻辑: 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 |
| 二、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目标 |
| (一) 国家层面的目标——明大德 |
| (二) 社会层面的目标——守公德 |
| (三) 个体层面的目标——严私德 |
| 三、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原则 |
| (一) 主体维度: 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 |
| (二) 内容维度: 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 |
| (三) 方式维度: 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 |
| (四) 保障维度: 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 |
| (五) 环境维度: 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 |
| 第六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 |
| 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 |
| (一) 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 (二) 重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作用 |
| (三) 建立政德观培育的联动协作机制 |
| 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 |
| (一) 培育政治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 |
| (二) 培育权力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守公德” |
| (三) 培育修身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严私德” |
| 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 |
| (一) 丰富理论教育形式,充分透彻说理 |
| (二) 强化政德实践锻炼,力促知行合一 |
| (三) 加强网络平台建设,发展线上教育 |
| (四) 发挥榜样示范效应,消解情感困惑 |
| 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 |
| (一) 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 |
| (二) 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 |
| (三) 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 |
| 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 |
| (一)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二) 建设健康积极的社会文化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当前S省领导干部政德状况问卷调查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我国刑法修正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刑法修正案概述 |
| 第一节 刑法修改的历史 |
| 一、法律修改的界定 |
| 二、域外刑法修改的历史沿革 |
| 三、我国刑法修改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我国刑法修改模式的选择 |
| 一、单行刑法修改模式之利弊 |
| 二、附属刑法修改模式之利弊 |
| 三、刑法修正案模式的确立 |
| 第三节 我国刑法修正案的基本情况 |
| 一、刑法修正案的内容与成效 |
| 二、刑法修正案的特点 |
| 第二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的犯罪圈扩张化体现 |
| 第一节 犯罪圈扩张的立法路径 |
| 一、增设新罪 |
| 二、扩大犯罪主体 |
| 三、降低入罪门槛 |
| 第二节 犯罪圈扩张的必要性 |
| 一、加强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的客观需要 |
| 二、刑法结构由“厉而不严”转型为“严而不厉”的需要 |
| 三、废止劳动教养后调整法律制裁体系的需要 |
| 第三节 理性限定犯罪圈的扩张 |
| 一、理性回应民意 |
| 二、避免过度道德刑法化 |
| 三、限制过多预防性立法 |
| 第三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的民生化体现 |
| 第一节 民生刑法的提出 |
| 一、民生刑法之历史渊源 |
| 二、民生刑法的概念 |
| 第二节 刑法修正案中的民生保护 |
| 一、矜老恤幼 |
| 二、保护劳动权益 |
| 三、保护食品安全权益 |
| 四、对危险驾驶行为的惩处 |
| 五、保护个人信息 |
| 第四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的国际化体现 |
| 第一节 刑法修正案国际化缘起 |
| 一、法律国际化 |
| 二、刑法修正案国际化的内涵 |
| 第二节 刑法修正案国际化的原则 |
| 一、主权平等与国际合作原则 |
| 二、条约必须信守原则 |
| 三、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 |
| 第三节 刑法修正案的国际化路径 |
| 一、未成年人保护国际化 |
| 二、生命权保护国际化 |
| 三、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国际化 |
| 四、反腐败犯罪国际化 |
| 第五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中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体现 |
| 第一节 刑事制裁措施立法的域外范式 |
| 一、域外刑事制裁措施的考察 |
| 二、域外刑事制裁措施的特点 |
| 第二节 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的立法路径 |
| 一、增设预防性刑事制裁措施 |
| 二、创设终身监禁制度 |
| 三、增设社区矫正制度 |
| 第三节 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的现实意义 |
| 一、现代刑罚理念发展的需要 |
| 二、应对犯罪发展的需要 |
| 三、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需要 |
| 第六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完善的科学化 |
| 第一节 刑法修正案的理念问题 |
| 一、积极型、预防型刑法观之批判 |
| 二、保守型、审慎型刑法观之反思 |
| 三、确立理性刑法观 |
| 第二节 刑法修正案制定权的完善 |
| 一、刑法修正案制定权之争 |
| 二、刑法修正案之失范 |
| 三、刑法修正案制定权之重构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道德失范十年研究综述（论文参考文献）
- [1]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影响因素研究[D]. 高月.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2]新时代民族地区高校师德建设研究 ——以大理州高校为例[D]. 赵小东. 大理大学, 2021(11)
- [3]大学生信息素养及其教育支持研究[D]. 罗艺. 华东师范大学, 2021(02)
- [4]新时代上海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研究[D]. 吴小艳.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11)
- [5]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研究 ——以昌吉市为例[D]. 王杰. 兰州大学, 2021(09)
- [6]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及其教育引导研究[D]. 李国庆. 东北林业大学, 2021(09)
- [7]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论述研究[D]. 秦苗苗.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1)
- [8]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与重构路径研究 ——以流行文化中的青少年学生群体为例[D]. 马赫. 吉林大学, 2020(01)
- [9]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D]. 于瑶. 山东大学, 2020(12)
- [10]我国刑法修正案研究[D]. 汤君.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