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光耀谈绿色新加坡（论文文献综述）
张家雯[1]（2020）在《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文中提出21世纪是文化自觉的时代。世界各民族国家都纷纷把文化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进行审视。民族国家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文化传统的价值,都把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将文化传统教育贯穿于国民教育始终。文化传统教育立足于民族国家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文化精神,关注现实,面向未来。其目的是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推进文化自觉的形成,使文化传统精神内化为个体的文化修养,培育由文化传统凝聚的国民素养。作为实施文化传统教育的主阵地,中小学是国民共享文化记忆、形成文化认同、塑造国民精神的重要场所。本研究根植于我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现实需要,以日本和新加坡两国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为比较研究对象,围绕两国通过文化传统教育来培育有着文化传统底蕴的国民这一主题展开具体探究,力求推动我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发展。全文除绪论外,共分五章。前三章分别从历史演变、课程与教科书、教学三个方面分析和探究日本和新加坡两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具体表现。历史演变部分是对日本战后和新加坡独立后的学校文化传统教育展开历史溯源。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经历了战后教育的文化转向,文化传统教育的新生,逐步发展,文化传统教育的凸显四个阶段。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经历了生存驱动、效率导向、能力导向、价值导向四个教育阶段的发展。课程与教科书部分以日本和新加坡两国中小学课程设置和小学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对文化传统教育的内容进行分析。两国均以渗透的方式进行课程设置;教科书中的内容涵盖了丰富的文化传统元素;内容编制上统一知识逻辑和学生认知特点,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做到有效契合课标中文化传统教育的要求。教学研究部分探究两国实施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方式和特色,并辅以具体案例介绍。两国学校均采用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两种教学途径。教学特色上,日本扎根文化特色贯通课程体系,开发地域文化素材,重视体验教学的作用,聚合校内外教育资源,发挥教师课程研制组织的力量;新加坡方面强化国家认同,多渠道提升师资力量,建设学校文化,调动家庭和社会资源。第四章和第五章聚焦于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异同比较,并以此为参考,借鉴和探索我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实践路径。在探究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中,我们不难发现,日本和新加坡的文化传统教育已被嵌入到国民教育中。两国在文化传统教育实施过程中呈现出一定共性,总结为:凝练文化传统价值,明确文化传统教育目标,日本旨在培育传承和创新传统与文化,对国家和家乡怀有热爱之心,且具有丰富人性的日本人;新加坡旨在培育能够认同母族文化传统,且有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国家意识和共同价值观的新加坡人。在文化传统教育实施中,政府是主导,进行顶层规划,指导文化传统教育的有序开展。面对多重文化价值关系,两国都强调个人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在继承中实现文化传统的现代创新;同时凸显本土文化,面向世界,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在推进课程的具体落实中,重视文化传统与学科课程的融汇,课程内容设置统一且有层次。教学活动采取知行结合、显隐结合、学校与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方式。但由于各自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背景,两国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又呈现出不同的目标内涵和施教内容,同时也面临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教育问题。因此,在以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为经验参考时,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国情和现实需求,探索适合我国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发展路径。在厘清我国文化传统价值的基础上,确立由文化传统凝聚的现代中国人为文化传统教育目标。围绕此目标,系统设计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内容,创设有文化传统价值内涵的教学实践,加强学校与家庭、社会间的协同合作,提升教师文化传统底蕴,加强文化传统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张天衡[2]（2020）在《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研究 ——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分析视角》文中研究指明多元主义认为,国家与社会是一种分离与对抗的关系,因而主张通过后者来限制前者,才能保证后者的权利不被侵犯。法团主义则认为,国家与社会是联结与合作关系,因而在肯定了前者作用的同时,鼓励两者的合作。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来看,合作具体表现为双向的互动形式:一,国家对社会的制度整合,也就是国家将组织化利益集团纳入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之内;二,社会对国家的政策支持,即依托合作框架所提出的政策得到了组织化利益集团,特别是其成员的支持。由于国家与社会力量对比的不同,法团主义又被分为由国家主导的“国家法团主义”与社会主导的“社会法团主义”,两者分别出现在后发转型国家与早发西方资本国家之中。其中,国家法团主义一直被不少西方学者认为是后发国家控制社会的手段,因而被贴上了非民主的标签。然而,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因为如果借助长时间维度的历史研究和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来分析,这种控制虽然短时间内可能存在,但是随着社会自主性的增强,所以仍然有利于民主转型。上述错误观点显然深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因而有必要结合历史研究方法和国家-社会互动视角在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成功案例中进行批判和澄清。首先,本文从国家与社会问题相互交织的角度探讨了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形成的背景和缘由:一是国家问题,例如各党派围绕自治问题同英国殖民者展开的斗争、新马合并与分离、独立建国后面临的内忧外患的生存困境等;二是社会问题,例如当时亟待改善的社会民生、激进的工会运动、族群矛盾等问题;三是这两方面的问题相互交织,使得秉持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民行动党政府认识到要让新生的国家能够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生存下去就必须形成国家法团主义治理模式。其次,本文从国家与社会的“制度整合”与“政策支持”两个方面对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展开:一是介绍了政府扶持成立全国职工总会与人民协会以确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制度化关系,其中前者作为关键一员加入到劳、资、政三方组成的全国工资理事会和各种生产力机构之中,后者则接管了民众联络所、居民委员会和公民咨询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从而最终营造了稳定的发展环境;二是得益于制度化的合作关系,国家获得了职总及其成员以及人协及其基层组织的政策支持,其中包括为吸引外资和缓解经济不景气现象所确立的“工资节制政策”,激发劳工积极性和缓解工人不满的“劳工福利政策”,同时积极在议会之外寻求政策共识和实施种族融合政策。再次,本文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念和机制两个角度对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进行了整体解析。在理念上,这一模式强调政治秩序,让民主以可控的速度向前推进,保证了一个稳定政府的存在;呼吁合作共赢,让劳资政三方以合作意识取代对抗意识,缓和了阶级矛盾;崇尚国家至上,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各阶级和种族之上。在机制上,与理念相呼应,确立了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保证了劳资政三方的合作与协调,形成了国家危机时的全体公民动员。最后,本文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总结了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意义和启示,呈现该模式以强国家构建强社会,并在最后达到两者相对均衡的思想智慧。新加坡在这一模式的推动下,在政治上,实现了从“托管式民主”到“协商民主”的有序过渡;在经济上,则是在劳资政合作的过程中实现经济转型;在社会方面则实现了由族群分裂到民族融合的顺利跨越。整体观之,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打破了过去那种将国家法团主义模式划入非民主之列的价值偏见,重新发现了它所具有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同时,文章也第一次考察了这一模式在整个新加坡奇迹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摆脱了研究视野上的偏狭和缺陷。然而不足之处也主要在于宏观视野难以捕捉具体生动的细节,有待今后研究做进一步的补充。
赵英[3]（2019）在《新加坡绿色发展经验对廊坊城市建设的启示》文中研究指明建国后的50多年,新加坡成为全球最具际竞争力的国家,现代化成就吸引世人关注。更为瞩目的是,新加坡将自身打造为花园国家,被誉为"亚洲最绿城市"。新加坡绿色发展成就斐然,体现在实践绿色水务、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垃圾管理四个方面,堪称致力于保护环境和提升生存条件的楷模。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廊坊被视为向北京和天津提供绿色生态保障的京津保护中心区生态过渡地带,建设新世纪美丽廊坊需要精确城市定位,认清自身具备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借鉴新加坡绿色发展的先进经验,注重顶层设计,加强依法严管,扩大人才战略,培养绿色意识,从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新格局。
葛汉文[4]（2018）在《自助、合作与搭车:新加坡的安全战略传统及其启示》文中指出地缘政治与历史演进共同塑造了新加坡的安全战略传统。独立以来,作为小国的新加坡在安全上采取了自助、地区合作与搭车在内的混和战略。自助战略构成了新加坡确保国家生存的基石,地区合作战略致力于化解周边邻国的敌意,搭车大国战略在于维系地区政治经济与安全秩序。新加坡的安全战略确保了半个世纪以来国家安全环境的总体稳定,为新加坡的生存、发展和繁荣提供了有效保证。新加坡未来的安全战略必须注意吸取历史经验,避免卷入大国的战略竞争。
付宇珩[5]（2018）在《经济相互依赖、国家构建与国际信任：后冷战时代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的生成》文中研究说明国家行为既要受到主导对外政策过程的国内行为体的理性选择、认知心理模式和情感波动等微观因素的影响,也要受到体系层次与国内层次上的权力、制度和文化的宏观结构因素的影响。国际信任是国家间的长期互动所沉淀下来的国际结果,从而也是国家行为再生成的原因。因此,影响国家行为生成的因素同时也是影响国际信任水平的因素。国家行为包括两个基本要素,即国家的战略目的,以及国家为达到战略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国家在应对其他国家的行为乃至体系变迁的过程中,所设定的战略目的与实际采取的政策手段可能具有相同的性质,也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在简化后的解释国家行为生成的跨层次理论模型中,经济相互依赖是体系层次上的核心变量,但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要受到国家间的总体实力对比、国际体系的总体竞争压力,以及其他国家行为的历史记录这三个体系变量的制约。国家构建是国内层次的核心变量,国家自主性与政治合法性则是评估国家构建绩效的关键指标,从而是使不同的国家在面对相似的体系压力即外部威胁与国际合作机遇时产生行为分化的关键因素。冷战后期以来,中国“以经促政”逻辑驱动的国内发展模式与对外战略,强化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进而强化了东南亚国家采取合作性对华政策的动机,但这种动机却根源于它们各自国家构建的需求所产生的对外战略意图与偏好,即通过提高经济绩效或借助外部力量来巩固政治合法性。与此同时,巨大的总体实力差距、对华经济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中国未来对外战略行为的不确定性、关于朝贡体系和中国对外输出革命的历史记忆,以及中美竞争加剧等因素,则限制或削弱了经济相互依赖诱导东南亚国家采取合作性对华政策的效用,从而增加了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中的对抗性成分。然而,东南亚国家的国家自主性与政治合法性的强度与变化趋势存在差异。因此,即使承受着相似的体系压力,东南亚国家的对华政策也会产生分化,也就是说,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中的对抗性成分与合作性成分的比例是不同的。
方晓[6]（2018）在《中国-新加坡政府间合作项目的发展过程与形成原因》文中研究指明政府间合作项目是中国-新加坡合作的主要内容,但是两国间一系列政府间合作项目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存在一个持续几十年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自新加坡建国直到拉惹勒南访问中国,冷战背景下双方几乎没有往来。李光耀访华后中新两国开始接触,新加坡逐渐摒除了对中国威胁的防范心理,而中国也不再视新加坡为敌人。双边关系在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后迅速升温,李光耀频频访问中国,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为中国政府担任对外开放和旅游业顾问,彼此对对方的了解进一步加深。在互相了解与彼此信任的基础上,两国从1994年开始先后展开了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和重庆互联互通项目三个国家级的合作项目。作为一对大国与小国的双边关系,中新之间能够产生一系列政府间合作项目有赖于两国间的共同利益与中国对新加坡的劝导。正是中国一直以来以务实忍让的姿态对待新加坡,照顾到了小国的脆弱性及因此而形成的敏感心理,使得中新政府间合作项目顺利形成并产生了诸多成果。对中新政府间合作项目发展过程的梳理与形成原因的分析既为中国与其他小国交往提供了参照,也为大国如何与小国相处树立了榜样。
陈世凤[7]（2018）在《应对大国崛起: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评析》文中提出为了应对中国崛起以及地区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新加坡对华采取了一种介于制衡与追随之间的中间战略,即"对冲"战略。该战略包含收益最大化（经济实用主义、约束性接触、有限追随）和风险应急（经济多元化、拒绝支配、间接制衡）两类政策选项。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经贸合作和接触政策来交好和约束中国,以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外交和政治利益;另一方面通过拒绝支配和间接制衡等手段来防范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地区不确定性。新加坡的对冲战略由东南亚体系压力形塑,其自身的脆弱性进一步强化了该战略的实施速度和力度,并影响了战略工具的选择。在中国崛起和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新加坡对华政策面临来自地区、东盟和自身三方面的挑战,实施对冲战略的难度在不断增大。新加坡需要改变过往在中美竞争中牟利的思维,在战略工具箱中增添新的政策选项,真正做中美"共同的朋友",促进中新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同样,在崛起过程中,中国也需经得住新加坡式的"小国考验"。
张红彩[8]（2018）在《新加坡李显龙政府对华政策研究》文中指出2004年7月,时值新加坡新任总理李显龙上任之际,对中国台湾进行了“非正式访问”,事件发生之后,面对中国的严正交涉与强硬态度,尽管李显龙重申坚定“一个中国”的政治立场,但对中新关系未来的发展与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次“访台”事件引发了中国及国际社会对新一任新加坡政府的对华政策走向以及中新关系未来的发展问题的关注,同时也成为新时期中国发展与新加坡关系盘踞不去的疑虑。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来,基于国家自身的生存脆弱性与周边形势,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新加坡政府确定了以国家生存和安全为目标取向的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致力于维持地区稳定与势力均衡,在大国的夹缝之间谋取生存空间,平衡东南亚地区势力,争取本国利益最大化。2004年,面临复杂的国际体系变化、地区环境和国内形势,新任总理李显龙在继承和延续李光耀时代的主要外交思想与政策的同时,对华政策取向出现新的变化,对双边和地区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论文重点分析新加坡李显龙政府的对华政策,其内容主要包括:第一部分概述李显龙政府对华政策的内容与表现:政治上中新关系跌宕起伏却也有所突破;经济是李显龙政府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军事政策主要体现为发展与中国及中国台湾的军事关系;安全上构建“平衡”力量以确保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第二部分分析李显龙政府对华政策的动因,从三个角度进行分析:以中国崛起为背景的国际环境变化;国内经济和安全状况以及李显龙个人经历及外交理念。第三部分阐释李显龙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新加坡国家安全与利益、中国经济发展与周边环境及地区安全稳定产生的积极与消极影响;第四部分简述中国的应对之策:以构建新型国家间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政治上增强双边政治互信和文化交往,消除疑虑;经济上对接新加坡发展战略,扩大利益汇合点;不和谐因素上和平协商、达成共识。
袁淑贞[9]（2018）在《冷战后新加坡的大国平衡外交研究 ——基于“威胁平衡理论”的研究视角》文中认为近些年来,小国外交成为国际政治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新加坡的大国平衡外交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独立以后,新加坡确立了“大国平衡”的外交战略。冷战结束以后,新加坡的大国平衡外交日趋成熟,不但在东南亚地区构建了中、美、日三国的动态平衡关系,更为自身赢得了生存空间,在东南亚乃至东亚地区发挥了与其小国身份不对称的影响力。那么,作为一个小国,新加坡实施大国平衡外交的动因何在?按照“均势理论”的预测,新加坡的大国平衡外交应该制衡区域内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冷战后新加坡的大国平衡外交为什么表现出明显的“亲美”倾向?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借鉴威胁平衡理论的研究思路:将小国看作国际体系中重要的行为体进行研究,认为国家总是倾向于结盟制衡区域内最具威胁的国家,而实力和认知是一个国家判定其他国家威胁程度的主要衡量标准。在此基础上,本文提炼出分析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的三个变量:小国身份、权力格局和精英认知。其中小国身份是小国外交的自我定位;权力格局是小国外交的外部环境;精英认知是决策者的威胁认知。依据上述理论框架,本文认为冷战后新加坡实施大国平衡外交是小国身份、权力格局和精英认知三个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小国身份来看,新加坡是一个小强国,实施大国平衡外交不但是为了缓解小国的安全脆弱性,更是因为独特的地缘位置和优越的国家治理为其提供了内部优势;从权力格局来看,冷战后东盟的崛起和东南亚地区斗而不破的大国关系为新加坡实施大国平衡外交提供了外部环境;从精英认知来看,新加坡决策者对中、美、日三国威胁程度的认知直接决定了新加坡的平衡对象。大国平衡外交的影响不仅局限于新加坡,而且还外溢到了地区层面。对于新加坡而言,大国平衡外交不仅保证了新加坡的主权与安全,促进了冷战后新加坡经济的蓬勃发展而且也加强了新加坡对美国的依赖性。在地区层面,新加坡的大国平衡外交不但成为了美国重返亚太的助推器,而且对促进东亚地区格局多极化的发展、推动建立东亚地区合作机制的建立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刘佳宝[10]（2017）在《新加坡政治发展评析》文中研究指明建政50余年来,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的带领下发展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新加坡式民主”之路。新加坡政治中宪政体制、政党政治、选举机制、法治、公民社会以及公民权利等民主元素共同构筑了新加坡民主的基石,建构了“新加坡式民主”的主体框架。“新加坡式民主”的构建和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新加坡历代领导人为“新加坡式民主”注入了不同的内涵和特色。经济全球化和西方民主化浪潮的冲击是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外部动力因素。在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内部动力因素中,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经济动力因素,“新加坡式民主”框架的确立与发展是政治动力因素,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内在要求是文化动力因素,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民众民主参与意识的提高是社会动力因素,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等领导人对新加坡政治发展的推动则是个人动力因素。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各个动力因素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了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新加坡政治发展在实践中形成了持续性、渐进性、多元性、自主性和务实性的基本特征。东西方文化和制度的交融让新加坡在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基础制度框架中融入了儒家精神的内核,衍生出了“新加坡式民主”的核心价值体系,主要包括:维系社会共同价值观、建设“君子”执政的“好政府”、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循序互动以及“为人民服务”的群众民主。2015年大选对新加坡政治发展影响深远,人民行动党和反对党共同为新加坡孕育了良性的政党政治生态环境,新加坡的政党政治走向了成熟和稳健。这次大选展现了新加坡政治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人才选拔与更新意识以及政治理性,同时也推动了新加坡政治制度化的进程。近年来,新加坡政治发展面临着多重挑战。政治稳定方面,西方民主化浪潮的冲击让“新加坡式民主”备受西方国家的指责,反对党政治实力的不断增强、中产阶级的日益壮大和公民社会的兴起为新加坡政治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不稳定因素;政治人才的更新和选拔遭遇瓶颈,公务员薪金下调和严明的律法对政治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治人才的分流趋势则导致政治人才的规模效应式微;政治体制方面,政治选举机制、民选总统制度以及最高领导人权力交接机制亟待变革和完善;政治效能方面,民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让人民行动党承受严峻的压力,反对党和官委议员政治能力的不足影响着政治效能的提升,好政府的持续性和制度化则是保持政治高效化的关键。
二、李光耀谈绿色新加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李光耀谈绿色新加坡（论文提纲范文）
（1）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1.当代中国文化传统教育凸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 2.日本和新加坡国别考察的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实践意义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1.文化传统 |
| 2.文化传统教育 |
| 3.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 |
| (四)文献综述 |
| 1.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相关研究现状 |
| 2.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相关研究现状 |
| 3.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现状 |
| (五)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研究内容 |
| 2.研究方法 |
| 一、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历史演变 |
| (一)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历史演变 |
| 1.战后初期日本教育在文化上的转向 |
| 2.战后文化传统教育的新生(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 |
| 3.文化传统教育的逐步发展(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 |
| 4.文化传统教育的凸显(2006年以来) |
| (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历史演变 |
| 1.生存驱动教育下的文化传统教育(1965-1978) |
| 2.效率导向教育下的文化传统教育(1979-1996) |
| 3.能力导向教育下的文化传统教育(1997-2011) |
| 4.价值导向教育下的文化传统教育(2012年起至未来20年) |
| 二、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与教科书分析 |
| (一)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与教科书分析 |
| 1.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设置 |
| 2.小学教科书中的文化传统内容构成——以社会课和特别科目道德课为例 |
| (1)社会课和特别科目道德课教科书中的文化传统元素 |
| (2)社会课和特别科目道德课教科书中的文化传统内容编写方式 |
| (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与教科书分析 |
| 1.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设置 |
| 2.小学教科书中的文化传统内容构成——以品格与公民教育课和华文课为例 |
| (1)品格与公民教育教科书中的文化传统元素及编写方式 |
| (2)华文教科书中的文化传统元素及编写方式 |
| 三、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研究 |
| (一)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实践 |
| 1.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途径 |
| (1)课堂教学 |
| (2)实践活动 |
| 2.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实践特色 |
| (1)扎根文化特色,贯通课程体系 |
| (2)开发整合地域文化素材 |
| (3)重视学生在体验中形成文化态度和能力 |
| (4)有效聚合校内外教育资源 |
| (5)校内教师课程研制组织提供原动力 |
| (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实践 |
| 1.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途径 |
| (1)课堂教学 |
| (2)实践活动 |
| 2.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实践特色 |
| (1)凸显本土文化积累,强化国家认同 |
| (2)多元渠道提高文化传统教育的师资力量 |
| (3)建设学校文化,营造有力的教育氛围 |
| (4)调动家庭和社会资源,支援学校教育 |
| 四、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异同比较 |
| (一)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共性 |
| 1.确立文化传统教育的重要地位 |
| (1)凝练文化传统价值,明确文化传统教育目标 |
| (2)政府是文化传统教育的主导 |
| 2.处理文化传统教育的多重价值关系 |
| (1)统一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 |
| (2)在继承中实现文化传统的现代创新 |
| (3)以本土文化为主体,对外来文化持开放姿态 |
| 3.统筹推进文化传统教育课程的落实 |
| (1)文化传统与学科课程的融汇 |
| (2)课程内容设置统一且有层次性 |
| 4.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
| (1)知行结合 |
| (2)显隐结合 |
| (3)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 |
| (二)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差异性 |
| 1.目标内涵的差异性 |
| 2.实施内容的差异性 |
| 3.面临着不同的问题 |
| 五、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
| (一)确立由文化传统凝聚的现代中国人为文化传统教育目标 |
| (二)系统设计文化传统教育课程内容 |
| 1.加强文化传统教育课程内容的逻辑和衔接 |
| 2.系统设计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内容 |
| 3.开发学校隐性课程资源 |
| (三)重视教学中对文化传统价值内涵的挖掘 |
| 1.面向实践,强调知行合一 |
| 2.以文化传统创新的视角设计教学 |
| 3.基于多元文化视野深化对文化传统的认识 |
| (四)加强学校与家庭、社会间的协同合作 |
| 1.家庭方面 |
| 2.社会方面 |
| (五)提升教师文化传统底蕴 |
| 1.积累文化传统知识,构建全面的专业知识结构 |
| 2.重视以传统德性来丰富教师专业发展内涵 |
| 3.提供多样化的文化传统教育专业发展途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研究 ——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现有成果的简要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 |
| 第一章 法团主义概述 |
| 第一节 法团主义理论简介 |
| 一、理论内涵和基本特征 |
| 二、基本分类与政治表现 |
| 第二节 法团主义模式下国家与社会的角色定位 |
| 一、国家的角色:潜在自主性的积极国家 |
| 二、社会的角色:组织化、层级化与协调化的有机社会 |
| 三、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机制:目的、中介与双向过程 |
| 第三节 作为国家法团主义成功案例的新加坡 |
| 一、新加坡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奇迹 |
| 二、新加坡奇迹的重要成功经验:国家法团主义模式 |
| 第二章 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缘起——国家与社会的问题交织 |
| 第一节 国家问题:实现自治、新马合并与独立建国 |
| 一、实现自治:英国殖民者主导下的多党政治 |
| 二、新马合并:人民行动党的分裂与重组 |
| 三、独立建国:内忧外患的生存环境 |
| 第二节 社会问题:种族冲突、工会运动与社会民生 |
| 一、种族冲突:华族与马来族之间的种族摩擦 |
| 二、工会运动: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
| 三、社会民生:亟待改善的生活条件 |
| 第三节 问题交织下的政治抉择——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兴起 |
| 一、问题交织:国家生存与社会秩序紧密关联 |
| 二、民主抉择: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的确立 |
| 三、政治发展抉择: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形成 |
| 第三章 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展开——国家对社会的制度整合 |
| 第一节 全国职工总会与三方协调组织 |
| 一、全国职工总会:全国工会的唯一合法代表 |
| 二、全国工资理事会:劳资政三方之下的工资协商组织 |
| 三、国家生产力组织:劳资政三方之下的生产力运动 |
| 第二节 人民协会与基层管理组织 |
| 一、人民协会:基层组织的管理中心 |
| 二、居民委员会:社区管理的基本单位 |
| 三、民众联络所:社会团结的促进场所 |
| 四、公民咨询委员会:选区竞选的辅助机构 |
| 第四章 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展开——社会对国家的政策支持 |
| 第一节 工资政策要求与福利政策回馈 |
| 一、工资节制的政策要求:灵活务实的加薪指导 |
| 二、劳工福利的政策回馈:职总、雇主与政府的联合补偿 |
| 第二节 政策共识的实现与种族融合政策的实施 |
| 一、国家政策共识的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政策互动 |
| 二、种族融合政策的实施:不同族群之间的平等互动 |
| 第五章 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解析——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念与机制 |
| 第一节 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念指导 |
| 一、政治秩序理念:营造稳定的发展环境 |
| 二、合作共赢理念:确立共同的发展目标 |
| 三、国家至上理念:应对存在和可能的发展危机 |
| 第二节 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机制保障 |
| 一、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机制 |
| 二、实现共赢的合作机制 |
| 三、国家危机的动员机制 |
| 第六章 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意义与启示 |
| 第一节 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意义 |
| 一、政治发展意义:从托管式民主到协商民主的过渡 |
| 二、经济建设意义:以劳资政合作助力经济转型 |
| 三、社会和谐意义:从社会分裂到社会整合的跨越 |
| 第二节 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启示 |
| 一、政治发展启示:共识先于冲突的民主化道路 |
| 二、经济建设启示: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互补的发展方式 |
| 三、社会动员启示:政府主导的多元社会动员模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新加坡绿色发展经验对廊坊城市建设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新加坡绿色发展经验 |
| (一) 绿色水务 |
| (二) 绿色交通 |
| (三) 绿色建筑 |
| (四) 绿色垃圾管理 |
| 二、廊坊城市建设的优势和问题 |
| (一) 廊坊城市建设的优势 |
| (二) 廊坊城市建设存在的问题 |
| 三、新加坡绿色发展经验对廊坊城市建设的启示 |
| (一) 注重顶层设计，政府为绿色发展引领方向 |
| (二) 加强依法严管，法律为绿色发展提供保障 |
| (三) 扩大人才战略，创新为绿色发展注入动力 |
| (四) 培养绿色意识，民众为绿色发展凝聚力量 |
| 四、结语 |
（4）自助、合作与搭车:新加坡的安全战略传统及其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一自助:确保生存的战略 |
| 二地区合作:稳定周边的战略 |
| 三搭车:维持秩序的战略 |
| 四小国大用:新加坡的地缘政治角色 |
（5）经济相互依赖、国家构建与国际信任：后冷战时代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的生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国家的回归与国际关系的跨层次分析 |
| 第三节 本文的结构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际信任-合作研究 |
| 第二节 经济相互依赖与国际安全 |
| 第三节 后冷战时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 |
| 第二章 国家行为的生成机制: 一种跨层次的理论模型 |
| 第一节 国家行为与国际信任 |
| 一、国家行为与国际信任生成的微观机制 |
| 二、国家行为与国际信任生成的宏观机制 |
| 三、国家行为与国际信任的关系模式 |
| 第二节 经济相互依赖与国家构建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 |
| 一、经济相互依赖对国家行为的跨层次效应 |
| 二、国家构建对国家行为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后冷战时代的东亚地区秩序与中国崛起对东南亚的影响 |
| 第一节 冷战遗产与东亚地区秩序变迁 |
| 一、国际体系层次: 经济与安全秩序的脱节和中美竞争加剧 |
| 二、内部层次: 威权政治的转型与韧性共存 |
| 第二节 东南亚地区安全秩序的构建 |
| 一、东盟“领导”东亚地区安全秩序构建的内生性条件 |
| 二、东盟“领导”东亚地区安全秩序构建的外生性条件 |
| 第三节 中国的东南亚地区战略的变迁及其影响 |
| 一、被动适应: 从意识形态外交到现实主义外交(20世纪70、80年代) |
| 二、主动适应: 遵循“东盟方式”的“以经促政”(1989-2008) |
| 三、主动塑造: 地区秩序主导权竞争驱动的“以经促政”(2008年以来) |
| 小结 |
| 第四章 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的分化 |
| 第一节 案例选择与比较方法 |
| 一、体系变量及其影响的比较 |
| 二、国内变量及其影响的比较 |
| 三、东南亚国家的国家构建需求与对外战略偏好 |
| 第二节 新加坡对华政策的生成机制 |
| 一、新加坡的国家自主性与政治合法性 |
| 二、体系压力与国家构建的相互作用对新加坡对华政策的影响 |
| 第三节 马来西亚对华政策的生成机制 |
| 一、马来西亚的国家自主性与政治合法性 |
| 二、体系压力与国家构建的相互作用对马来西亚对华政策的影响 |
| 第四节 印度尼西亚对华政策的生成机制 |
| 一、印度尼西亚的国家自主性与政治合法性 |
| 二、体系压力与国家构建的相互作用对印度尼西亚对华政策的影响 |
| 第五节 菲律宾对华政策的生成机制 |
| 一、菲律宾的国家自主性与政治合法性 |
| 二、体系压力与国家构建的相互作用对菲律宾对华政策的影响 |
| 小结 |
| 结论 |
| 第一节 主要发现 |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 第三节 主要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中国-新加坡政府间合作项目的发展过程与形成原因（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 文献综述 |
| 三 概念界定、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合作前的酝酿(1976-1992) |
| 第一节 拉惹勒南访华与李光耀访华 |
| 第二节 邓小平访问新加坡 |
| 第三节 吴庆瑞在中国 |
| 第四节 中国赴新加坡精神文明考察团 |
| 小结 |
| 第二章 初步合作的尝试(1992-2004) |
| 第一节 苏州工业园的诞生 |
| 第二节 矛盾与调试 |
| 小结 |
| 第三章 合作的深化(2004-) |
| 第一节 中新双边合作联委会 |
| 第二节 中新天津生态城 |
| 第三节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 |
| 小结 |
| 第四章 两国间一系列政府间合作项目的形成原因 |
| 第一节 共同利益 |
| 第二节 小国对大国的信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硕士期间发表论文 |
（7）应对大国崛起: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对冲”概念及其相关研究 |
| 二、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的具体表现 |
| (一) 经济实用主义/经济多元化 |
| (二) 约束性接触政策 |
| 1. 经济接触 |
| 2. 双边交往 |
| 3. 地区合作 |
| (三) 拒绝支配 |
| (四) 间接制衡 |
| 1. 签署防务合作协议, 将域外国家引入东南亚 |
| 2. 提供军事基地, 将美军留在东南亚 |
| 3. 进行军事演习, 增强威慑能力 |
| 4. 购置武器装备, 提升自身实力 |
| 三、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的内在逻辑 |
| (一) 体系压力:应对不确定性 |
| (二) 小国的脆弱性 |
| 1. 脆弱性的来源:马来世界的“小红点” (3) |
| 2. 应对脆弱性:预期性国家 |
| 四、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面临的挑战 |
| 五、结论 |
（8）新加坡李显龙政府对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选题缘由与选题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内容 |
| (四) 研究方法 |
| 一、李显龙政府对华政策的内容及表现 |
| (一) 李显龙政府对华政治政策的内容及表现 |
| (二) 李显龙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内容及表现 |
| (三) 李显龙政府对华军事政策的内容及表现 |
| (四) 李显龙政府对华安全政策的内容及表现 |
| 二、李显龙政府对华政策的动因分析 |
| (一) 国际环境 |
| (二) 国内因素 |
| (三) 个人因素 |
| 三、李显龙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 |
| (一) 李显龙政府对华政策对新加坡的影响 |
| (二) 李显龙政府对华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
| (三) 李显龙政府对华政策对地区的影响 |
| 四、中国的应对之策 |
| (一) 外交: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践行“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 |
| (二) 政治:深化政治互信与文化交往,消除疑虑 |
| (三) 经济:扩大利益汇合点、对接经济发展战略 |
| (四) 不和谐因素:积极有为,达成共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冷战后新加坡的大国平衡外交研究 ——基于“威胁平衡理论”的研究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一) 问题提出的背景 |
| (二) 理论意义 |
| (三) 现实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大国平衡外交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分析框架 |
| 一、概念界定 |
| (一) 小国的概念 |
| (二) 大国平衡外交 |
| 二、威胁平衡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分析思路 |
| (一) 威胁平衡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二) 威胁平衡理论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思路 |
| 三、大国平衡外交的分析框架 |
| (一) 小国身份:小国外交的自我定位 |
| (二) 权力格局:小国外交的外部环境 |
| (三) 精英认知:小国决策者的威胁认知 |
| 第三章 冷战后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的演变和基本特征 |
| 一、冷战后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的历史演变 |
| (一) 拉拢美日,消解冷战残留(1991-1997) |
| (二) 借力中国,构建新的地区格局(1998-2010) |
| (三) 攀附美日,稀释中国的影响力(2011-2016) |
| 二、冷战后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的基本特征 |
| (一) 平衡目的:利己性 |
| (二) 平衡方式:以经促政 |
| (三) 平衡结果:倾向性 |
| 第四章 冷战后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的动因分析 |
| 一、小国身份: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的自我定位 |
| (一) 缓解小国的安全脆弱性是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的主要目标 |
| (二) 地缘政治的特殊优势是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的重要筹码 |
| (三) 良好的国家治理是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的内在优势 |
| 二、权力格局: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的外部环境 |
| (一) 东盟的发展和地位的提升 |
| (二) 斗而不破的地区大国关系 |
| 三、精英认知:新加坡决策者的威胁认知 |
| (一) 新加坡决策者对美国威胁水平的认知 |
| (二) 新加坡决策者对日本威胁水平的认知 |
| (三) 新加坡决策者对中国威胁水平的认知 |
| 第五章 冷战后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的影响 |
| 一、大国平衡外交对新加坡的影响 |
| (一) 维护了国家安全、提升了国际地位 |
| (二) 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 |
| (三) 加强了新加坡对美国的依赖 |
| 二、大国平衡外交对东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影响 |
| (一) 加速了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进程 |
| (二) 促进了东亚地区政治格局多极化的发展 |
| (三) 推动了东亚地区合作机制的建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新加坡政治发展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基本内涵 |
| 1.1 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基本要素 |
| 1.1.1 宪政体制 |
| 1.1.2 政党政治 |
| 1.1.3 选举机制 |
| 1.1.4 法治 |
| 1.1.5 公民社会 |
| 1.1.6 公民权利 |
| 1.2 从“新加坡式民主”看新加坡政治发展 |
| 1.2.1 精英民主与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奠基 |
| 1.2.2 协商民主与新加坡政治发展的推进 |
| 1.2.3 参与民主与新加坡政治发展的深化 |
| 第二章 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 |
| 2.1 新加坡政治发展动力因素分析 |
| 2.1.1 外部动力因素：经济全球化和西方民主化浪潮的冲击 |
| 2.1.2 经济动力因素：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
| 2.1.3 政治动力因素：“新加坡式民主”框架的确立与发展 |
| 2.1.4 文化动力因素：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内在要求 |
| 2.1.5 社会动力因素：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民众民主参与意识的提高 |
| 2.1.6 个人动力因素：三代领导人对新加坡政治发展的推动 |
| 2.2 新加坡政治发展动力机制良性运行分析 |
| 2.2.1 科学剖析内外部动力因素是构建新加坡政治发展动力机制的基础 |
| 2.2.2 有效协调内外部动力因素是新加坡政治发展动力机制良性运行的关键 |
| 第三章 新加坡政治发展的价值特征 |
| 3.1 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 |
| 3.1.1 持续性 |
| 3.1.2 渐进性 |
| 3.1.3 多元性 |
| 3.1.4 自主性 |
| 3.1.5 务实性 |
| 3.2 “新加坡式民主”的核心价值体系 |
| 3.2.1 维系社会共同价值观 |
| 3.2.2 建设“君子”执政的“好政府” |
| 3.2.3 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循序互动 |
| 3.2.4 “为人民服务”的群众民主 |
| 第四章 国会大选与新加坡政治发展——以2015年大选为个案 |
| 4.1 从2015年国会大选看新加坡政党政治走向 |
| 4.1.1 人民行动党适时调整政策以赢取民心 |
| 4.1.2 人民行动党以成熟的政治自信与反对党开展君子之争 |
| 4.1.3 反对党逐渐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
| 4.1.4 人民行动党和反对党共同孕育了健康的政党政治生态环境 |
| 4.2 从2015年国会大选看新加坡政治文化嬗变 |
| 4.2.1 深入骨髓的忧患意识 |
| 4.2.2 与时俱进的人才选拔和更新意识 |
| 4.2.3 日渐成熟的政治理性 |
| 4.3 2015年国会大选后新加坡政治制度化演进展望 |
| 4.3.1 新一轮政治改革推动了新加坡政治制度化的进程 |
| 4.3.2 领导人代际交替机制的完善是确保新加坡政治稳定的有力保障 |
| 第五章 新加坡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 |
| 5.1 新加坡持续的政治稳定面临挑战 |
| 5.1.1 西方民主化浪潮的冲击，让“新加坡式民主”饱受西方国家的诟病 |
| 5.1.2 反对党政治实力的增强为新加坡政治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
| 5.1.3 中产阶级的日益壮大和公民社会的兴起衍生出多元化的政治诉求 |
| 5.1.4 选民结构的变化和自媒体的勃兴为新加坡的政治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
| 5.2 新加坡独特的政治生态使政治人才的更新和选拔遇到瓶颈 |
| 5.2.1 公务员薪金下调和严明的律法加大了政治人才引进的难度 |
| 5.2.2 政治人才的培养、选拔与任用存在不足 |
| 5.2.3 政治人才的分流趋势导致政治人才的规模效应式微 |
| 5.3 新加坡政治体制面临更多质疑 |
| 5.3.1 政治选举机制备受争议 |
| 5.3.2 民选总统制度存在难题 |
| 5.3.3 最高领导人权力交接机制亟待建立 |
| 5.4 新加坡政治效能的保持与提升面临困境 |
| 5.4.1 民众日益增长的多元需求让人民行动党承受了严峻的压力 |
| 5.4.2 反对党和官委议员政治能力的不足影响着政治效能的提升 |
| 5.4.3 好政府的持续性和制度化是保持政治高效化的关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李光耀谈绿色新加坡（论文参考文献）
- [1]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D]. 张家雯.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1)
- [2]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研究 ——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分析视角[D]. 张天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3]新加坡绿色发展经验对廊坊城市建设的启示[J]. 赵英. 商业经济, 2019(09)
- [4]自助、合作与搭车:新加坡的安全战略传统及其启示[J]. 葛汉文. 东南亚研究, 2018(04)
- [5]经济相互依赖、国家构建与国际信任：后冷战时代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的生成[D]. 付宇珩. 厦门大学, 2018(12)
- [6]中国-新加坡政府间合作项目的发展过程与形成原因[D]. 方晓. 暨南大学, 2018(06)
- [7]应对大国崛起: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评析[J]. 陈世凤.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8(03)
- [8]新加坡李显龙政府对华政策研究[D]. 张红彩.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2)
- [9]冷战后新加坡的大国平衡外交研究 ——基于“威胁平衡理论”的研究视角[D]. 袁淑贞. 山东大学, 2018(12)
- [10]新加坡政治发展评析[D]. 刘佳宝. 河南师范大学,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