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用定量化生态位研究环境影响生物物种的变化过程(论文文献综述)
张荣良[1](2021)在《烟台近岸人工鱼礁与自然岩礁食物网结构与功能对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海域广阔、海岸线漫长曲折,拥有发展海洋经济的优越自然条件。然而,随着沿海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我国近岸局部海域正面临着生境破坏、渔业资源衰退、多样性降低等多重问题,严重威胁着我国的海洋生态安全和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人工鱼礁作为海洋牧场建设的组成部分,是当前改善近海海域生态环境、实现渔业资源修复的重要手段。为了评价人工鱼礁建设的资源修复效果及生态效应,并深入理解其生态功能的运行机制,本研究选定位于烟台市近岸的人工鱼礁区和邻近的自然岩礁区为研究区域,分别从群落结构、营养结构以及能量流动特征等层面开展了两类礁区的对比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1)为了阐述烟台近岸自然岩礁区、人工鱼礁区及其毗邻泥沙区底层渔业生物群落结构的差异,于2018年5月至2019年2月,分别在3个区域开展了4个季节的渔业资源调查。调查发现,自然岩礁区、人工鱼礁区及泥沙区全年采集到渔业生物种类数分别为45、45和35种。两礁石区物种数的季节均值差异不显着(自然与人工礁区分别为30.8±5.7和25.8±3.4),但均明显高于泥沙区(18.3±1)(Krustal-Wallis test,p<0.05)。此外,两礁石区的CPUE(catch per unit effort)在各季节均显着高于泥沙区(ANOVA,p<0.05),且自然岩礁区的CPUE在春、夏季显着高于人工鱼礁区(ANOVA,p<0.05)。各优势种CPUE的区域差异明显,尤其对于许氏平鲉(Sebastes schlegelii)及大泷六线鱼(Hexagrammos otakii),人工鱼礁区的资源量高于其他两个区域。多样性分析结果显示,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呈现为自然岩礁区(H′=2.39)>人工鱼礁区(H′=1.96)>泥沙区(H′=1.76)的趋势。自然岩礁区渔业生物的均匀度指数(J=0.83)显着高于人工鱼礁区(J=0.74)(ANOVA,p<0.05),而两类礁石区与泥沙区(J=0.79)的差异均不显着。两类礁石区Magalef丰富度指数D的差异不显着(自然和人工礁区分别为2.97和2.91),但均明显高于泥沙区(D=2.19)(ANOVA,p<0.05)。ANOSIM分析表明3类海区的渔业生物群落组成在各季节均存在显着差异(p<0.05),产生原因是优势种资源量和分布存在明显的区域间差异。综合来看,烟台近岸人工鱼礁的建设可有效提高当地以岩礁性鱼类为主的资源量,但其群落生物多样性水平和群落结构复杂程度仍低于邻近自然岩礁区。(2)为了解烟台近岸人工鱼礁区食物网结构的恢复状况,本章以其邻近的自然岩礁为参考标准,分别在两类礁石区采集了包含初级生产者、大型底栖动物及鱼类在内的生物及非生物样品,并通过碳氮稳定同位素技术,对比分析了自然岩礁和人工鱼礁区的主要营养结构和营养传递路径。两个区域共采集到大型藻类18种(人工和自然礁区分别为15和18种),其中生物量干重最高的均为金膜藻(Chrysymenia wrightii)[自然岩礁区为208.52±181.4 g m-2,占藻类总生物量31.81%;人工鱼礁区为162.62±211.68 g m-2,占28.96%]和孔石莼(Ulva pertusa)[自然岩礁区为101.55±82.64 g m-2,占15.9%;人工鱼礁区为94.86±91.72 g m-2,占15.64%];绿藻门(Chlorophyta)和红藻门(Rhodophyta)的稳定同位素特征差异明显。大型底栖动物共采集到36种(人工和自然礁区分别为30和36种),根据同位素特征的聚类分析结果,两类礁石区的大型底栖动物均可划分为5个营养组,分别为滤食性、杂食性、牧食性、贝类食性及碎屑食性。利用贝叶斯混合模型Mix SIAR对大型底栖动物群体的营养溯源结果显示,两类礁石区的基础营养源相同,但各营养源的贡献比重存在区域间差异。鱼类共采集到33种(人工和自然礁区分别为26和33),稳定同位素聚类结果显示两区域的鱼类同样均可划分为5个营养组,分别为虾蟹食性、广食性、浮游食性、鱼食性、底栖食性。鱼类营养组食性来源的定性分析结果显示,各鱼类营养组在不同礁石区的食物来源相似,但食物组成比例可能存在区域间差异。通过分别在两类礁石区刻画的由基础食物源到鱼类的食物网模型,在两类礁石区发现了5条相同的主要食物链,分别为2条源于颗粒态有机质(Particulate Organic Matter,POM)的上层食物链和3条源于绿藻门或底栖微藻、绿藻门及POM混合物的底层食物链。总体来看,烟台近岸海域已建立5-10年的人工鱼礁生态系统能够具备与自然岩礁区类似的营养结构和营养传递通道,但通道的路径宽度尚存差异。(3)为比较岩礁捕食性鱼类在人工鱼礁与自然岩礁区的生境质量并解释其种间共存的现象,本章以中国北方近海海域常见的两种岩礁性鱼类—大泷六线鱼和许氏平鲉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两种鱼类食物组成和营养生态位的对比研究。胃含物分析发现,大泷六线鱼主要摄食虾蟹类和端足类,而许氏平鲉对鱼类(鳚科和虾虎鱼科)的依赖程度相对更高。两种鱼类在自然岩礁区的饵料组成丰富度及多样性程度高于人工鱼礁区。稳定同位素结合Mix SIAR混合模型的结果显示,两种岩礁性鱼类的食性存在明显的种间差异及区域间差异,这一结果与胃含物分析整体一致,表明两种鱼类在不同礁石类型的饵料组成和供应存在差异。营养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度的对比结果显示,两种鱼类在自然岩礁区的营养生态位宽度及生态位重叠度均大于人工鱼礁区,反映出两种鱼类在自然岩礁区的食物选择范围更广,但物种间对相同资源的利用程度更高。此外,两种鱼类在礁石区共存,其重要原因是食物资源的分割。综合来看,相比于自然岩礁区,人工鱼礁区尽管在饵料物种组成和供应量存在差异,但同样具备支持岩礁捕食性鱼类高生物量并容纳其种间共存的能力。(4)基于渔业资源调查数据并结合相关文献,分别在烟台近岸人工鱼礁区及其邻近养马岛自然岩礁区建立了Ecopath模型,对两类礁石区生态系统的能流特征进行对比研究。结果显示,人工鱼礁区系统总流量(Total system throughput,TST)为每年6455.47 t/km2,低于自然岩礁区的每年9490.48 t/km2,反映出目前人工鱼礁区生态系统的发展规模仍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两类礁石区生态系统的功能组均可聚合为5个营养级,其中中、低营养级的能量占比均较高,大型藻类和浮游植物组成的初级生产力连同碎屑是两类生态系统的主要能量来源,碎屑能流通道占主导地位。另外,自然岩礁与人工鱼礁区生态系统的能量传递效率的均值分别为10.56%和10.21%,与林德曼10%的能量传递效率值相近,表明两区域生态通道的运行状况良好。自然岩礁与人工鱼礁生态系统的总初级生产力(Total primary production,TPP)/总呼吸量(Total respiration,TR)值分别为1.49和1.93,意味着人工鱼礁生态系统的成熟度与自然岩礁系统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然而,人工鱼礁系统的连接指数(Connectance Index,CI)和系统杂食性指数(System Omnivory Index,SOI)略高于自然岩礁系统,与同纬度的其他生态系统差异不大,表明其已具备相对复杂的种间联系及较高的稳定性。
薛靖晨[2](2021)在《陕西秦巴山区山茱萸适宜性评价及其伴生植物研究》文中认为山茱萸是我国种植较为广泛的重要中药材,不同产地的山茱萸在生长状况、生物学性状和品质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本研究全面考虑光、温、水、土在陕西秦巴山区的分布情况,对现有文献中有关山茱萸药材生长、品质、产量的众多气候、地形、土壤、植被等生态因子进行归纳、比较、分析,筛选出11个主导山茱萸生长的环境因子和9个主导山茱萸品质的生态因子,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构建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应用气候数据曲面拟合专用软件ANUSPLIN进行气象要素的精确化空间插值,使用地统计学和GIS空间分析、多指标综合评价法等方法,确定陕西秦巴山区不同区域山茱萸生长和品质的适宜性等级并进行精细区划,并对其生长适宜条件下的伴生植物种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1)山茱萸生长的高度适宜区主要分布于研究区中部偏南区域,占总面积的19.45%,适宜区主要分布于汉中市西部、安康市中部和商洛市中南部,占总面积的44.28%,勉强适宜区主要分布于汉中市、安康市北部和商洛市西北部区域,占总面积的29.13%,不适宜区主要分布于研究区北部和西部,占总面积的7.14%。(2)山茱萸品质的高度适宜区主要分布于研究区中南部和东部区域,占总面积的24.66%,适宜区分布与高度适宜区相类似,占总面积的31.34%,勉强适宜区主要分布于汉中市西部和北部、安康市南北两端和商洛市西部,占总面积的25.43%,不适宜区主要分布于研究区北部和西部,占总面积的18.57%。结论:(1)研究区不同生长适宜类型区呈块状或条状特征,高度适宜区主要分布于研究区中部偏南区域,不适宜区主要分布于研究区域北部和西部区域,生长的适宜性程度南北方向变化趋势明显;(2)研究区不同品质适宜类型区呈碎片状特征,高度适宜区主要分布于研究区中南部和东部区域,不适宜区主要分布于研究区北部和西部,品质的适宜性程度东西方向变化趋势明显;(3)在山茱萸适生地,其伴生植物在不同海拔高度,不同生境条件下有所不同。该研究结果可为提高山茱萸的产量和品质、开展区域特色医药产品服务等方面提供参考,同时对完善中药品质生态学基础理论、指导秦巴山区因地制宜发展中药材产业有现实指导意义。
高鑫[3](2021)在《土壤沉降粒级中有机质组成与微生物群落分布特征及其互作机制》文中研究说明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全球土壤侵蚀量每年可达到750亿吨,导致了10-50亿吨土壤有机碳(Soil organic carbon,SOC)在陆地表面的重新分布,强烈地影响着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土壤颗粒是SOC和微生物的载体,其大小直接影响泥沙SOC和微生物的迁移及其空间分布。有机质的组成决定着SOC的质量和稳定性,微生物群落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驱动力。了解土壤颗粒中有机质的组成、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分布特征及其相互关系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侵蚀地貌下SOC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沉降速度分级技术被认为是研究侵蚀条件下土壤颗粒迁移和分布特征的重要方法。基于此,本研究首先比较了三种土壤颗粒分级方法下颗粒组成与碳氮分布的差异,明确沉降管法在侵蚀条件下的优越性;然后,以我国东北的黑土和西北的黄土(黑垆土)为供试材料,利用沉降管将供试土壤分为三个粒级>250μm,63-250μm和<63μm(等效石英粒径,Equivalent Quartz Size,EQS),利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测定并解析不同土壤粒级有机质组成变化特征;借助16S r RNA和ITS1基因测序技术测定不同粒级中细菌和真菌群落结构;结合室内培养实验,探究不同粒级SOC的矿化分解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土壤颗粒中有机质组成和微生物群落之间的耦合关系。最后,选取典型侵蚀地貌(塬-坡-沟)验证室内研究获得的相关结果。主要结果如下:(1)土壤有机碳含量和稳定性在不同粒级颗粒中分布特征存在显着差异。黄土中EQS>250μm粒级SOC含量比63-250μm和<63μm粒级分别高13.0%和42.7%;黑土中EQS 63-250μm粒级SOC含量比>250μm和<63μm粒级分别高17.0%和21.0%。黄土中EQS>250μm易分解有机质相对含量(C-H/C=O)比63-250μm和<63μm粒级分别高64.6%和87.5%,但黑土中EQS 63-250μm粒级中C-H/C=O的值比>250μm和<63μm粒级分别高81.3%和51.6%。不同土壤粒级中,有机质官能团比值与SOC含量,?13C稳定同位素自然丰度及SOC矿化速率之间的相关关系不同,EQS 63-250μm和<63μm粒级规律相对稳定和一致,而ESQ>250μm显示出复杂多变的特征。(2)不同粒级土壤颗粒为细菌/真菌群落提供了特定的微环境,支持不同种类和功能的细菌/真菌生存。EQS>250μm颗粒中变形菌丰度较高,EQS 63-250μm颗粒中厚壁菌相对丰度较高,EQS<63μm颗粒中放线菌丰度较高。随着土壤粒级的减小,子囊菌的相对丰度增加,而担子菌的相对丰度则降低。EQS>250μm中真菌群落的指示物种在土壤团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EQS 63-250μm和<63μm粒级真菌群落指示物种多为腐生营养型真菌,能够参与纤维素、几丁质等复杂化合物的分解。细菌和真菌的α多样性均随着土壤粒级的减小而变大,且在黄土中比黑土中更加明显。黑土EQS63-250μm的细菌和真菌群落共发生网络最为复杂,群落较其他粒级更稳定;黄土EQS>250μm的细菌网络结构和EQS<63μm的真菌网络结构最为复杂,群落稳定性最好。两种土壤中,细菌群落参与土壤碳水化合物与能量代谢的功能随着粒级的减小而显着降低,致病真菌和腐生真菌的相对丰度随着粒级的变小而增大。(3)土壤颗粒中有机质组成显着影响细菌和真菌群落结构。易分解有机质对SOC的矿化分解与稳定有重要影响,难分解有机质则与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密切相关。不同的门水平细菌/真菌与特定的有机质官能团相关,并且这些关系在不同粒级颗粒中表现均不同。细菌和真菌群落中相对丰度占优势的物种和相对丰度较低的物种与有机质官能团吸光度的相关性相反。相较于难分解有机质相对含量(C=C/COO),土壤颗粒中微生物群落对C-H/C=O变化的响应更敏感。变形菌、拟杆菌、子囊菌和担子菌与C-H/C=O均显着正相关,这些生长快速的富养型微生物更适宜在有机质丰富的EQS>250μm和63-250μm粒级中生活。鞘脂单胞菌目(Sphingomonadales)与被孢霉菌目(Mortierellales)等物种与C=C/COO呈显着正相关关系,它们均具有较强的分解复杂有机化合物的能力,偏好在EQS<63μm环境中栖息。土壤颗粒中有机质组成和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分布影响SOC的矿化分解。(4)黄土高原沟壑区典型的侵蚀地貌下,侵蚀造成土壤粒级分布的变化驱动塬面、坡面和沟道的有机质组成和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差异性分布。塬面和坡面土壤中EQS63-250μm颗粒的含量较高,而沟道EQS<63μm颗粒含量较高。沟道中C-H/C=O显着低于塬面和坡面。沟道中细菌α多样性显着低于塬面和坡面,但真菌α多样性显着高于塬面和坡面。野外侵蚀沉积地貌下粒级分布、有机质组成和微生物群落结构分布的关系部分支持了室内沉降分级研究中所获得的结果。此外,不同地貌单元的微环境也会对土壤有机质组成和微生物群落的分布造成影响。本研究以土壤颗粒的沉降速度分级为基础,明确了不同土壤颗粒在侵蚀环境中的空间分布规律,揭示了土壤颗粒中有机质组成对微生物的群落分布与功能代谢的驱动作用;并阐明了易分解有机质在SOC矿化分解与稳定机制中的重要影响,难分解有机质对微生物群落多样性的促进作用;以上研究结果为深入理解侵蚀迁移过程中有机碳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提供了理论依据。
陈冠光[4](2020)在《疏勒河下游地下水埋深与土壤理化性质变化对植物群落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地下水作为我国西北干旱地区植被生长的主要限制资源,其波动变化(上升或下降)会改变局部土壤环境和微气候,进而对物种的生长、分布和植物群落的功能结构产生显着影响。国内外有关干旱区地下水和天然植被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探讨地下水对土壤含水量、土壤含盐量、植物分布等的影响方面。较少揭示地下水埋深的变化对植物群落水平功能性状的影响,而这对于预测干旱区生态系统如何响应环境变化至关重要。同时,干旱区相关研究在解释地下水-土壤-植被三者关系方面也缺乏理论的支撑。因此,本文以我国西北典型干旱区——疏勒河下游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区。在保护区的核心区(马圈湾、后坑和火烧井)由北到南选取了五个植被类型变化明显且地下水埋深不同的地点,设置了180个样方(60个乔/灌木和120个草本)。通过野外测量和室内实验等方法在设置的样方中获取了地下水埋深、群落主要特征参数(高度、多度和生物量等)、10个关键的叶片功能性状和土壤理化性质参数(土壤有机碳、土壤总氮和土壤总磷等)。进而利用多种统计方法分析了疏勒河下游地下水埋深与土壤理化性质变化对植物群落的影响研究。取得的主要结论如下:1、研究区地下水埋深的变化影响了土壤中水分、养分和盐离子的分布,且对土壤化学性质的影响更大。其中,随着地下水埋深的增加,土壤有机碳(SOC),土壤总氮(STN),土壤总磷(STP)和总溶解盐含量(TDS)表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而土壤p H和土壤容重(SBD)却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随着地下水埋深的增加,土壤含水量(SMC)显着降低,而土壤C:N则呈显着增加的趋势。土壤中盐离子含量的分布主要呈现表层居多,逐层递减的规律,但也会因地下水埋深以及离子自身运移能力和规律的不同而呈现出中间层分布多而表层和底层分布少的情况。2、研究区地下水埋深变化是植物群落主要特征和功能性状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其中,地下水埋深变化对植物群落主要特征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随着地下水埋深的增加植物群落的类型、结构及物种组成都趋于简单,且整个研究区内构成了以胡杨―多枝柽柳—芦苇群落为主要类型的主要分布特征,随着地下水埋深的增加植物群落盖度、物种多度和物种丰富度逐渐降低,而Pielou指数则相反,随着地下水埋深的增加,植物群落高度、群落生物量、Simpson指数和Shannon-Wiener指数呈先增加后降低的变化趋势;地下水埋深变化对植物群落水平功能性状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乔/灌木和草本叶片性状的群落水平加权平均值(CW M)在不同地下水埋深环境中差异显着(p<0.05);随着地下水埋深的增加,乔/灌木CWM值与草本CWM值的变化不尽相同,其中,两者群落水平的比叶面积(SLA)和最大叶光合作用率(Amax)都随地下水埋深的增加而增加,而叶片干物质含量(LDMC)和叶片厚度则呈相反的变化。乔/灌木和草本群落水平的叶片磷含量(LPC)随着地下水埋深的变化而保持相对稳定。无论是乔/灌木还是草本,SLACWM、LDMCCWM、Amax CWM和HeightCWM等指标对地下水埋深变化的反应都更为敏感。3、研究区土壤理化性质的变化对植物群落水平功能性状的影响要大于对植物群落主要特征的影响。其中,土壤理化性质变化对植物群落主要特征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土壤理化性质各指标值具有一定的适宜范围,只有在适宜范围内群落主要特征(盖度、生物量等)值才可以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土壤理化性质变化对植物群落水平功能性状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土壤p H、土壤总溶解盐含量、土壤含水量(0-40 cm)和土壤总磷含量对草本群落CWM值的影响最大;土壤p H、土壤容重和土壤有机碳含量对乔/灌木群落CWM值的影响最大。4、研究区地下水埋深以及关键土壤化学性质是物种分布和植被生长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多元分析和聚类分析的结果表明,优势种冰草、罗布麻、多枝柽柳和芦苇更适合在地下水埋深较浅且土壤养分含量较高的地点生长,胀果甘草、胡杨、骆驼刺和黑果枸杞在地下水埋深较深且土壤较为贫瘠的地点分布较多。冗余分析的结果表明乔/灌木物种分布变化的33.66%可由9个环境因子变量解释,草本物种分布变化的32.15%可由10个环境因子变量解释。通过进一步对环境因子的方差分解,发现地下水埋深的变化是干旱区物种分布的主要驱动力,可以解释物种分布21.16%的变化,其次是土壤K+(9.94%)和土壤总氮(4.9%),加上三者相互作用,共同解释了物种分布41.7%的变化。最后构建了本研究区地下水埋深-土壤理化性质-植被的结构方程模型,发现三者间的主要影响关系为:地下水埋深变化通过改变土壤结构和土壤养分含量,进而影响了植被的生长。5、依据优势物种的抗旱性、生态位及植物主要特征参数的变化,综合判定并给出了优势物种的最适地下水埋深范围。其中,优势物种抗旱性结果表明,8个优势物种抗旱能力排序为:芦苇<多枝柽柳<冰草<罗布麻<胀果甘草<骆驼刺<胡杨<黑果枸杞;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的结果表明,8个优势物种在三个资源维(地下水埋深、土壤总氮和土壤K+)下的生态位宽度平均值大小排序为:冰草<胡杨<芦苇<罗布麻<多枝柽柳<胀果甘草<黑果枸杞<骆驼刺;总体上各物种在三个资源维上的重叠都很大,其中,相较于地下水埋深资源维,各物种在土壤K+和土壤总氮资源维上的生态位重叠更大;依据以上的研究结果,确定了各优势物种的最适地下水埋深范围为:冰草(0.67-2.34 m)、胀果甘草(0.67-5.86 m)、芦苇(0.67-2.34 m)、罗布麻(0.67-4.33 m)、骆驼刺(2.34-5.86 m)、多枝柽柳(0.67-4.33 m)、黑果枸杞(2.02-5.86 m)和胡杨(2.34-3.06 m);总体来看,本研究区内地下水埋深范围在2 m-4 m时,土壤养分和植被的生长状态最好。本研究通过野外调查、室内实验和数理统计等手段和方法,深入探讨了典型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地下水埋深-土壤理化性质-植被之间的影响关系,丰富了干旱区生态研究方向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对生态学、地理学和土壤学等学科交叉研究具有一定的推进作用。研究结论可为干旱区植被恢复、生态系统管理及生态用水的合理分配提供科学依据。
张俞[5](2020)在《喀斯特石漠化乔灌草修复机制与高效特色林产业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南方喀斯特石漠化地区面临着人地矛盾突出、植被退化严重、次生林分结构缺失、物种多样性低、稳定性差、生态经济功能低效等问题。乔灌草植被修复与林产业是石漠化综合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遏制石漠化发生、控制水土流失、维护脆弱生态系统稳定、保护物种多样性和提升经济水平等服务功能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推动石漠化地区的生态重建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地理学综合性与区域性的特点,结合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物种多样性、因地制宜、乔灌草对位配置可持续发展、多角度多领域养分平衡、植物群落演替、功能性状的权衡及对位配置等理论,2016-2020年,在代表南方喀斯特石漠化生态环境类型总体结构的贵州高原山区,选择毕节撒拉溪、关岭-贞丰花江、施秉喀斯特为研究区,通过60个试验样地连续定位观测、71个优势种环境要素与植物性状数据进行采集与测试,围绕石漠化治理中乔灌草修复与高效特色林产业基础前沿研究、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应用示范与产业化推广进行全链条设计、一体化部署、分模块推进研究工作。重点从植被物种多样性与功能性状、高效特色林适应策略与生态服务功能、林产业模式与技术集成、应用示范和验证推广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以期为国家石漠化治理工程提供科技参考。(1)探讨了物种和群落两个级别植物生理结构随石漠化等级的变化规律,阐明了植物多样性与功能性状特征,阐明了不同石漠化环境下植物群落结构、多样性和功能性状的差异及其对植物叶片-凋落物-土壤的养分的运移分配的影响。随着石漠化等级的降低物种多样性越高,群落立体性结构越明显。功能性状中乔木、灌木干物质含量高,抵御外界环境变化的能力强,草本植物更适合作为群落结构配置过程中的林下物种,其比叶面积277.18 cm2·g-1要高于乔木153.78cm2·g-1、灌木108.85 cm2·g-1两个演替阶段,具有较高的光补偿能力和生长速率,较低的强光耐受能力。与全球植物叶片养分含量相比较,石漠化地区植物叶片有较强的C储存能力(482.31 mg·g-1),表现为N缺乏而P充足。石漠化土壤变异性较高,中度以上石漠化环境土壤有机质分解和矿化速率较高,其养分含量低于植物叶片和凋落物。对比分析发现,无-潜在石漠化环境植物表观量子效率0.17 mol·mol-1要高于其他两个示范(0.054 mol·mol-1),这是植物生长的优势,林下植物在弱光环境中光合潜能高,光利用能力和制造有机能力强。潜在-轻度石漠环境乔木林植物生长优势是对光的利用范围广,具有高光饱和点和低光补偿点,对强弱光的适应能力强。有利于揭示石漠化环境植物群落生态过程及养分循环修复机理。(2)探讨了物种和群落变化规律的驱动因素,揭示基于物种多样性的高效特色林适应策略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得出土壤环境因子对土壤酶、植物功能性状、养分运移的驱动机制,利用结构功能性状提出权衡策略和服务功能调控策略。土壤酶对石漠化程度响应方式不同,无-潜在石漠化环境影响酶活性的主导环境因子为SOC、TN、C:P、N:P;潜在-轻度石漠化主导环境因子为pH、TP;中度-强度石漠化主导环境因子为C:N、N:P、TN,各因子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存在功能冗余,部分酶活性因素受多个环境因子叠加影响。土壤环境因子影响植物功能性状驱动机制不同,无-潜在石漠化环境主控环境因子是SWC和TN;潜在-轻度石漠化主控环境因子为SWC、TN、N:P;中度-强度石漠化主控环境因子为SWC和SOC。土壤环境因子对植物养分的吸收驱动机制不同,无-潜在石漠化环境影响植物化学计量的主要驱动因子是C:P、N:P、TP;潜在-轻度石漠化影响植物化学计量的主要驱动因子为pH、TP、C:P、SOC;中度-强度石漠化影响植物化学计量的主要驱动因子是C:P、TP、C:N、SWC。因此,在石漠化治理中需要对主控因子进行施肥管理和养分运移保护。结构性状与生理性状间存在相关性,验证了叶经济谱的存在。71种不同功能型物种通过叶片性状间的权衡采取不同的环境适应策略。乔木树种多为缓慢投资-收益型物种,灌木多为快速投资-收益型物种。一般快速投资开拓性策略主要用于投资生长速率和获取能力快的物种;缓慢投资保守性策略主要用于投资养分储存效率的植物。将71个物种水源涵养和土壤保育性能进行排序发现乔木功能性状较高,灌木次之,草本最低,最后根据服务功能性状建造了12个功能群及调控策略。这对揭示生态过程及运作机制、预测群落演替趋势、提高整体服务性能具有重要意义。(3)根据高效特色林适应策略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构建了不同石漠化环境乔灌草植被修复与高效特色林产业模式,研发了共性关键技术,集成无-潜在、潜在-轻度、中度-强度石漠化环境生态修复与林产业技术体系。根据权衡策略和服务功能调控策略,在毕节撒拉溪构建了喀斯特高原山地潜在-轻度石漠化生态修复保护与高效特色林产业复合经营模式,关岭-贞丰花江研究区喀斯特高原峡谷中-强度石漠化生态修复与高效特色林产业循环经营模式,施秉喀斯特研究区喀斯特山地峡谷无-潜在石漠化生态保护与高效特色林产业持续经营模式,分别简称为“毕节模式”、“关岭-贞丰模式”和“施秉模式”。在模式中对现有成熟技术进行总结,研发了石漠化地区特色经济林种子贮存及处理、施肥管理、修枝整形、果实加工贮存、林间套种、衍生产业开发及可持续发展、乔灌草物种多样性维持、植物功能性状监测、植物功能群建造技术和功能性状调控等共性关键技术及技术体系。针对无-潜在、潜在-轻度、中度-强度石漠化环境,提出了乔灌草立体配置、群落功能组合、规划诱导自然修复、特色经济林产业开发、林下养殖、权衡策略建造等技术集成。(4)构建的植被修复与林产业模式具有可操作性,应用示范效果良好,可起到示范引领作用,毕节模式、关岭-贞丰模式和施秉模式最适宜推广面积主要分布在南方石漠化地区,分别占南方8省区总面积的9.89%、5.26%和8.95%。2016年以来,在毕节撒拉溪、关岭-贞丰花江和施秉喀斯特三个研究区实施乔灌草植被修复与高效特色林产业模式应用示范,共计20个示范点,面积达到223 hm2,树立了治理典范,得到了百姓的广泛认可和积极响应,生态、社会、经济效益得到了提高,2016-2020年植被覆盖率提高了4.77%,保土5 913.00 t/y,保水46 644 m3/y,经济林收入达到1 990.5万元/y,有效促进了石漠化植被修复及林产业化发展。通过GIS指标分级与权重计算、ArcGIS栅格数据空间分析,建立了海拔、降水、平均气温、坡度、人均GDP、人口密度、石漠化等级、土地覆盖、土壤类型、岩性等评价指标,对模式进行推广适宜性评价。结果显示在中国南方喀斯特8省区195.37×104 km2的面积上,毕节模式最适宜、较适宜、基本适宜、勉强适宜和不适宜推广面积分别为19.12×104 km2、36.17×104 km2、41.28×104 km2、51.72×104 km2、47.08×104 km2;关岭-贞丰模式分别为10.17×104 km2、31.14×104km2、46.13×104 km2、59.65×104 km2、48.28×104 km2;施秉模式分别为17.30×104km2、36.47×104 km2、48.27×104 km2、56.45×104 km2、36.88×104 km2。
申涵[6](2020)在《寒旱区湖泊浮游植物生态位及种间联结特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生态位和种间联结两种生态学理论已广泛应用于解释物种群落结构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陆生植物上,明确量化浮游植物生态位参数和种间联结特征的研究还较少。南海湖是典型的寒旱区城市湖泊,是黄河包头段生态平衡的重要湿地资源。浮游植物作为湖泊营养状态和生态条件的指示物,其群落结构的动态变化直接影响着湖泊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也间接反映了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为了探究包头南海湖浮游植物群落特征、演替规律及物种与生境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于2018年9月至2019年8月期间,对南海湖12个采样点的浮游植物及相关理化指标进行了鉴定与检测,在分析南海湖浮游植物群落生态特征和优势种的生态位及种间联结关系的基础上,探讨了浮游植物群落动态变化及其与生境之间的相互联系,这对南海湖的生态环境管理与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成果也可为高寒地区城市小型湖泊研究提供参考。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研究期间共鉴定出浮游植物7门77属173种,以绿藻门的种类为主,蓝藻门、硅藻门的种类次之。种类的季节更替明显,主要呈现夏季多,冬季少的变化趋势;空间上,种类数呈现湖中心>东北部>西南部。浮游植物平均密度为42.93×106cells/L,蓝藻门、绿藻门和硅藻门构成了南海湖数量上最主要的浮游植物类群。时间上,浮游植物密度基本呈“V”字型变化,冬季最低;空间分布上,整体呈现由湖心向岸边递减的趋势。灰关联分析显示浮游植物数量主要与湖泊的中的氮营养盐相关,且经三种多样性指数表明南海湖全年各点水质呈中污染状态。通过优势度分析,共鉴定出南海湖浮游植物优势种15种,其中水华束丝藻、微小平裂藻和四尾栅藻在全年均以优势种出现。(2)利用改进的Levins公式、Petraitis指数及余世孝公式计算了优势种的生态位指标以确定优势种的生态适应性。结果显示:水华束丝藻在四季的生态位均较宽,均匀分布于各个样点,与其他优势种群的生态位重叠机会较大;而大部分仅在某一时期成为优势种的藻种生态位较窄。湖泊中大部分藻种属于发展型藻类,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属于衰退型的优势种,自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生态位宽度偏小。总体上,优势种的密度和优势度呈极显着相关,二者均与生态位重叠值无显着相关性。综合各个优势种在不同时期的生态位中心点值,处于生态空间边缘点的藻种,基本呈现衰退状态。此外,蓝藻门优势种在一维NH3-N资源轴上的生态位中心值相对大于其他藻门。(3)利用应用方差比率法VR,χ2显着性检验、共同出现百分率PC、联结系数AC和点相关系数Φ定量分析了优势种的种间联结程度。结果显示:南海湖浮游植物优势种种群总体呈现显着正相关,浮游植物优势种种对之间以无联结的种对数较多,而呈联结状态的种对也大多未达到显着水平,联结度较低,可见在生境中即使有较多物种可以相互依赖,稳定共存,但仍有部分种群相互之间对生境需求具有差异性,群落还需经过长时间演替才能形成多物种共存的稳定群落。
程佩瑄[7](2020)在《典型流域水化学完整性评价研究 ——以松花江为例》文中认为流域水化学完整性是水生态完整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关于水化学完整性评价的技术体系的研究和应用都比较缺乏,这制约了我国对于流域水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管理。基于我国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本文构建了流域水化学完整性评价体系,并利用现场调查、采样和实验室分析等方法对松花江流域进行了案例研究,取得以下主要成果:建立了基于流域水生态环境特征的流域水化学完整性评价体系,研究提出了化学指标筛选方法、化学指标参照状态和生态阈值的推导方法以及评价模型。以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为指标筛选原则,利用3S技术、偏最小二乘回归、广义可加模型和排序分析等方法,构建了以化学指标代表性分析、化学指标对人为因素敏感性分析以及化学指标对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分析为主体的指标筛选方法。在参照点确定中,在栖境评价的基础上增加了面源污染和土地利用的定量标准以及点源污染的限制因素;建立了以野外调查为基础的生态阈值推导方法,选取分类回归树(CART)推导基于生物参数的生态阈值,选取临界指示物种法(TITAN)推导基于保护敏感物种的生态阈值,并识别主要指示物种。在目标-要素-指标的基础上,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为化学完整性指标赋权,加权求和形成化学完整性综合指数(Chemical Integrity Index,CII),并建立评价标准。以松花江为典型流域开展了案例研究结果表明,松花江流域丘陵山区的底栖动物多样性和功能丰富度高于平原地区,平原地区有机物以及营养盐浓度高于丘陵山区。松花江水化学完整性的关键指标为,丘陵山区:pH、EC、DO、CODMn、BOD5、LAS、NH3-N、NO3-N、TP和石油类;平原地区:pH、EC、DO、CODCr、BOD5、NH3-N、TN、TP、石油类、Cu和Zn。人口密度主要在平原地区对DO、TP和石油类影响显着;类型水平的边缘、形状的复杂性与土地利用类型相比对水质的影响更显着。有机物与营养盐是两个分区影响底栖动物物种分布、群落结构及功能特性的主要因素。松花江流域所有参照点位均位于丘陵山区,各指标的参照状态存在显着的季节差异。分别推导出了DO、CODCr、CODMn等关键指标在丘陵山区和平原地区的生态阈值并识别对应指示物种。化学完整性关键指标的阈值和指示物种存在空间差异,TP在丘陵山区的正响应阈值高于平原地区,其它指标的阈值均为平原地区高于丘陵山区。在丘陵山区,化学指标阈值的主要负响应和正响应物种分别为蜉蝣目和摇蚊科,而在平原区则分别为腹足纲和寡毛纲。综合评价表明,2016年松花江流域水化学完整性状况整体较好,在丰水期、平水期和冰封期,共有68.776.5%的点位处于“较完整”的状态,13.824.1%的点位处于“一般”的状态,处于“较不完整”的状态的点位则占7.424.1%,没有“不完整”的点位。松花江干流中下游地区化学完整性优于上游地区,嫩江左岸化学完整性状况优于右岸地区。伊通河流域、饮马河流域、阿什河流域、倭肯河流域以及乌裕尔河流域的化学完整性状况较差。参照点位的水化学完整性状况具有季节性差异,且优于其它监测点位,验证了所构建评价体系方法的合理性。
鱼晓惠[8](2020)在《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以来,全球各地生态环境恶化使人居环境建设面临挑战,探索兼顾生活质量、生态环境质量及经济社会效益的绿色发展道路,是21世纪的重要课题。秦巴山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和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具有多样的生态类型和丰富的生态资源,是中国内陆地区生态系统安全的坚实基础。但是,伴随快速城市化发展带来的人口规模增加和城市用地范围的扩展,人居活动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一区域中的一些重要城市如商洛,尽管人均生态足迹尚处于生态盈余状况,但城市发展中资源能源消耗增加,生物多样性水平逐渐降低,环境污染逼近临界,社会经济效益增长与生态环境效益增长不匹配,城市物质空间拓展与功能空间产生矛盾,这一系列问题都聚焦于城市空间的建设发展。面对生态环境保护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需求,解析城市空间的系统、要素与所在的生态、产业经济系统的内在关系及相互作用规律,探求这一生态敏感区城市的绿色发展目标,并构建稳定、持续、动态趋向绿色发展目标的城市空间模式成为应对上述问题的重要切入点之一。本文依据绿色发展目标体系下城市空间模式为核心构建研究框架。结合陕南秦岭地区城市空间建设的存在问题,以商洛城市空间为主体研究对象,对人居环境建设的绿色发展评价因子、指标权重、评价标准与城市空间结构因素的关联等内容,进行推导和确定,确立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目标体系。以此目标为导向,分析商洛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特征,选取商洛“一体两翼”地区城市集群区域、商洛城区、商洛城市住区三个空间尺度,分别从自然空间结构、经济空间结构、社会空间结构等视角,剖析不同空间尺度下商洛城市空间结构,构建绿色发展目标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组织原则,提出绿色发展的城市空间模式。宏观尺度商洛“一体两翼”地区城乡空间一体多元模式,着重在于地区的生态空间与产业经济要素的循环运行,在城市集群区域的尺度下,建立系统的空间结构,促进城市流强度的提升,增进城市的外向功能量,使城市集群区域的空间联系逐渐紧密,一体化程度持续加强。中观尺度商洛城区空间复合流动模式,建立城市自然生态空间山水格局的城市“绿色支撑基底”,保障城市自然生态环境,维护城市基本生态格局,进行交通-土地复合化的城市建设用地开发,以基质连通形成“以点带面、以线带片”的流动空间效应,促进物质流、能量流的循环,形成人工系统与自然系统的互相协调。微观尺度商洛城市住区空间紧凑宜居模式,围绕“个体栖居空间”,“生态循环空间”、“经济循环空间”和“社会化空间”相互结合,与城市经济系统产生互动,通过自然要素的生态调节、资源利用与物质循环的紧凑节能、社会化空间的圈层关联,实现生活空间中的节能降耗和物质循环。在此基础上,建构多层次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体系框架,为城市绿色发展空间组织提供新的思路。首先,基于商洛城市空间发展的现状分析,提出商洛城市面临空间拓展导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性,山地川道地形制约下城市空间发展的受限性,城市建设用地带状蔓延的危害性,城市土地粗放扩张的低效性等问题。其次,基于城市空间价值维度和主体维度的分析,对当前绿色发展目标体系进行比较分析,对商洛城市空间要素与绿色发展要素进行提取,剖析二者的协同关系,确立商洛城市绿色发展空间模式的目标体系。对商洛城市的空间结构进行定量与定位分析,通过生态网络分析商洛城市代谢系统结构的特征,审视城市物质空间节点间的关系及其与整体结构的关系,揭示商洛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趋势与现状特征,为绿色发展导向的城市空间模式提供基础条件研判与发展规律认知。第三,针对“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空间层次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核心要素进行分析,提出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由地理空间单元系统、人居环境系统、区域经济系统与景观生态格局的系统要素耦合构建商洛“一体两翼”地区空间结构;由自然生态基底、交通-土地复合基面与产业及基础设施基质的系统要素耦合构建商洛城区空间结构;由个体栖居空间、生态循环空间、经济循环空间和社会化空间构建商洛城市住区空间结构。第四,通过绿色发展的城市空间结构系统关联特性,对城市功能空间与物质空间的对应关系进行分析,从空间层级组织、空间格局组织、功能空间组织、时空阶段组织四个方面提出商洛城市空间模式构建原则。综合考虑自然空间结构、经济空间结构、社会空间结构的层级性原则,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空间层次构成商洛城市绿色发展空间结构体系;依据发展的绿色程度需求,构建“浅绿-中绿-深绿-全绿”差异性的绿色人居空间格局,依据“协调-发展-持续”三个目标阶段,构建空间模式的时序性。研究选取商洛“一体两翼”地区城市集群区域、商洛城区、商洛城市住区三个空间尺度,通过对传统人居空间单元模式和人类聚居的层级单元模式分析,提出绿色人居空间单元的基础构成,并阐述其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分别从自然空间结构、经济空间结构、社会空间结构进行解析,提出绿色发展的城市空间模式。并依据商洛城市绿色发展的空间模式构建原则,整合各个层级空间模式,建立商洛城市空间模式体系框架。综上所述,研究通过对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探讨,为生态资本地区城市空间绿色发展提供思路。目前以城乡规划学科为本体的绿色发展研究较少,因此本文通过确立城市空间的绿色发展目标体系,提出绿色发展的城市空间结构,建构城市绿色发展的空间模式,建立绿色发展理念与城乡规划之间的联系,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做进一步的探索,并提供更多的依据。
崔玉昆[9](2019)在《旧城区步行商业空间生态位评价及改造策略研究 ——以天津市中山路商业中心为例》文中认为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与体验型消费观念的推广,城市消费模式开始逐渐转变,并对传统商业空间提出了新的要求,旧城区商业空间改造成为存量规划时代的重要课题之一。传统的旧城区商业空间改造研究大多停留在店铺业种业态与街道景观设施等层面,未能树立系统发展观,对商业建筑自身发展动力与其所处城市环境间的矛盾认识不足,对商业空间活力的提升效果有限。生态位理论是生态学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其意义在于通过探寻生态元在生态系统中的相对地位与作用,帮助生态元及所属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发展。城市商业空间涉及物质、能源、社会、经济等诸多因素,是一个复合生态系统,生态位理论对其发展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基于对国内外生态位及城市生态位相关理论的深入研究,对城市商业空间的概念内涵、组成要素、种类特征进行了梳理及归纳。针对现阶段生态位研究与城市商业空间改造缺乏有效衔接的问题,本文以商业设施为生态元,以商业空间环境资源为生态因子,基于生态位态势理论,提出城市商业空间生态位评价的理论框架,尝试构建城市商业空间生态位评价模型,用以分析城市商业空间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潜力,并以此为基础制定相应的改造提升策略。同时,以构建的城市商业空间生态位评价模型为基础,以天津市内六区市级商业中心为例,进行城市商业空间生态位评价分析。根据评价结果,选取中山路商业中心为改造对象,梳理其现状存在的问题,结合生态位评价结果从商业设施、商业空间环境、商业中心三个层面提出相应的改造提升策略,得到进一步的结论与启示,对基于生态位评价的旧城区商业空间改造方法的研究进行展望。
吴军年[10](2019)在《钢铁产业共生网络结构和功能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2018年底中国钢产量以超过9亿吨的规模占世界总产量的50%,钢铁行业面临日益严峻的资源、能源和环境压力;发展钢铁行业内外的产业共生关系,评价、优化和调控产业共生网络,才能实施产业生态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如何评价、优化、调控和管理钢铁产业共生网络(ISISN)问题尚未解决。本文利用有效能和生态网络分析等方法分析典型案例的钢铁产业共生网络结构和功能,定量表征结构、功能和环境行为及其变化,主要研究结果如下:共生网络的构建既要真实和客观的表征钢铁产业生产系统的工艺流程和生产运营特点,又要反映生产流程上下游、副产品和废弃物共生利用与设施和服务共享关系。以生产运行近六十多年的某钢铁集团公司2012年数据为基准,调查分析建厂初期到近期公司尺度的四种情景共生关系,提出以占地边界为主,兼顾效率边界、权力边界、能力边界、身份界限进行系统边界的设置;选择铁、碳和有效能(整合流)作为共生网络介质流的通量指标;通过生产装置、工序、车间、工厂、子公司和集团公司等区分共生网络的节点尺度水平,协调和匹配节点尺度与节点之间的共生关系,构建和定量化产业共生网络。煤气、炉渣、废铁、废钢、脱硫石膏等共生循环利用措施,使吨粗钢的消耗指标、能效指标和排放指标均有改进。产业共生网络作为嵌入外环境的子系统,产业共生措施的增加引起共生网络拓扑结构的改变和对外环境影响的变化。共生网络节点数、直接链接、链接密度、链接关联度均有增加,碳代谢和有效能流营养等级结构均呈现三角形稳定结构,铁代谢呈现梯形结构。效用分析说明,铁代谢的炼铁对外环境影响最大,炼钢和选矿是影响铁代谢流的关键节点;碳代谢对外环境影响最大的是焦化和炼铁,焦化、炼铁和废物管理是影响碳代谢流的关键节点;整合介质流指标-有效能则显示出选矿的重要性。铁代谢以互利共生为主,偏利依赖或控制共生其次,碳代谢以偏利依赖或控制共生为主,互利共生其次。炼铁节点对共生网络的结构和功能起主导控制作用,其控制度水平排在外环境之后,且对铁代谢具有更高的控制度,而热电、炼铁和焦化对碳代谢的控制度水平较高。节点铁通量比碳通量对产业共生网络的贡献和影响更大,控制度水平更高。共生网络优化和调控的关键节点是外环境、炼铁、热电和焦化。流信息指数铁、碳代谢的通量、系统组织上升性、系统发展能力在随着共生措施的增加而不断增加;显示出共生网络组织结构的改善和发展及高碳消耗和排放的特点;平均互惠信息均呈下降趋势。铁代谢的平均互惠信息、组织上升性、组织成熟度高于碳代谢,碳代谢的系统总通量、流多样性、发展能力、系统冗余和开销高于铁代谢。铁代谢是以效率为主导,碳代谢是以冗余和抵抗力为主导。共生网络的碳代谢、铁代谢和有效能流的系统代谢通量、发展能力和冗余有相同的分布特点,以碳代谢较高;平均互惠信息、组织上升性和组织成熟度、鲁棒性有类似的分布特点,基本是以铁代谢较高。钢铁产业系统的铁代谢和碳代谢均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碳代谢、铁代谢和有效能流相结合的生态网络分析,能够表征产业链延伸和共生措施改变对共生网络结构、功能和环境行为的变化影响;平均路径长度、芬恩循环指数、平均营养水平、食碎屑/食草比、关键度、结构信息和流信息指数皆可作为产业共生网络的定量表征指标,展示系统多层次多方位的环境管理信息。在研究共生网络的结构、功能和环境行为及系统响应方面有巨大潜力。其研究结果可用于指导钢铁产业网络的评价、优化、调控和管理,并可进一步推广应用到其他产业系统。
二、用定量化生态位研究环境影响生物物种的变化过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用定量化生态位研究环境影响生物物种的变化过程(论文提纲范文)
(1)烟台近岸人工鱼礁与自然岩礁食物网结构与功能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选题背景 |
1.1.1 我国近海资源环境现状及人工鱼礁的兴起 |
1.1.2 人工鱼礁的发展历史 |
1.1.3 我国人工鱼礁的建设状况 |
1.2 人工鱼礁资源效应评估的研究进展 |
1.2.1 人工鱼礁区群落结构特征 |
1.2.2 人工鱼礁区营养结构特征 |
1.2.3 人工鱼礁区能量流动特征 |
1.3 科学问题、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1.3.1 科学问题 |
1.3.2 研究内容、目的及意义 |
1.3.3 技术路线 |
第2章 烟台近岸人工鱼礁区与自然岩礁区底层渔业生物群落结构研究 |
2.1 材料与方法 |
2.1.1 研究区域 |
2.1.2 渔业生物调查及环境因子测定 |
2.1.3 群落结构多样性分析 |
2.1.4 群落相似性分析及群落-环境相关性分析 |
2.2 结果 |
2.2.1 环境因子特征 |
2.2.2 物种组成 |
2.2.3 群落结构多样性 |
2.2.4 群落结构的时空格局 |
2.2.5 群落-环境相关性分析 |
2.3 讨论 |
2.3.1 人工鱼礁区与泥沙区群落结构特征对比 |
2.3.2 人工鱼礁区与自然岩礁区群落结构特征对比 |
2.3.3 群落结构的季节变化 |
2.3.4 群落-环境相关性 |
2.4 小结 |
第3章 烟台近岸人工鱼礁区与自然岩礁区营养结构与营养通道研究 |
3.1 材料和方法 |
3.1.1 采样地点 |
3.1.2 样品采集 |
3.1.3 碳氮稳定同位素测定 |
3.1.4 营养结构相关参数分析 |
3.2 结果 |
3.2.1 有机质库与初级生产者同位素特征 |
3.2.2 大型底栖动物营养组划分及其食物来源 |
3.2.3 鱼类营养组划分及食物来源 |
3.3 讨论 |
3.3.1 两类礁石区主要基础营养源 |
3.3.2 两类礁石区营养结构对比分析 |
3.3.3 两类礁石区营养传递通道对比 |
3.4 小结 |
第4章 烟台近岸人工与自然礁区岩礁性鱼类食物来源及营养生态位研究 |
4.1 材料与方法 |
4.1.1 研究区域及采样方法 |
4.1.2 胃含物分析 |
4.1.3 稳定同位素分析 |
4.2 结果 |
4.2.1 CPUE分析结果 |
4.2.2 胃含物分析结果 |
4.2.3 稳定同位素特征及Mix Si AR结果 |
4.2.4 营养生态位及其重叠 |
4.3 讨论 |
4.3.1 两种鱼类生物量的区域间对比 |
4.3.2 两种鱼类摄食生态的种间及区域间差异 |
4.3.3 两种鱼类营养生态位和生态位重叠的区域间对比 |
4.3.4 岩礁区种间关系数据的应用 |
4.4 小结 |
第5章 基于Ecopath模型的烟台近岸人工鱼礁与自然岩礁生态系统能流特征研究 |
5.1 材料与方法 |
5.1.1 研究区域及调查方法 |
5.1.2 Ecopath模型建立 |
5.2 结果 |
5.2.1 生态系统能流总体特征 |
5.2.2 营养级特征与能量分布 |
5.2.3 混合营养效应 |
5.3 讨论 |
5.3.1 模型总体质量评价 |
5.3.2 生态系统总体特征 |
5.3.3 营养级间的能量流动及转换效率 |
5.3.4 生态系统稳定性及成熟度 |
5.4 小结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6.1 主要结论 |
6.2 创新点 |
6.3 本研究不足 |
6.4 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作者简历及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2)陕西秦巴山区山茱萸适宜性评价及其伴生植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前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目的与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山茱萸的生物生态学特征及其药效品质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
1.3.2 生态适宜性评价研究进展 |
1.3.3 空间信息技术在适宜性区划中的应用研究 |
1.3.4 山茱萸及其伴生植物研究进展 |
1.4 研究内容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 |
2.1 地理位置 |
2.2 地形地貌 |
2.3 气候水文及自然资源 |
2.4 土壤特征 |
2.5 秦巴山区中药材产业发展现状 |
第三章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3.1 数据来源 |
3.1.1 气象数据 |
3.1.2 土壤及植被数据 |
3.1.3 地形数据 |
3.2 研究方法 |
3.2.1 文献研究 |
3.2.2 层次分析法(AHP) |
3.2.3 多指标综合评价法 |
3.2.4 气象数据拟合插值 |
3.2.5 GIS空间分析 |
3.2.6 气候相似性原理 |
3.3 技术路线 |
第四章 陕西秦巴山区山茱萸生长适宜性评价及区划 |
4.1 生长适宜性评价指标的确定 |
4.2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4.3 GIS叠置分析形成适宜性分区结果 |
4.4 适宜性评价结果与分析 |
4.4.1 秦巴山区山茱萸生长气候适宜性因子分析 |
4.4.2 秦巴山区山茱萸生长土壤适宜性区划与分析 |
4.4.3 秦巴山区山茱萸生长地形适宜性区划与分析 |
4.4.4 秦巴山区山茱萸生长植被适宜性区划与分析 |
4.4.5 秦巴山区山茱萸生长综合适宜性区划与分析 |
第五章 陕西秦巴山区山茱萸品质适宜性评价及区划 |
5.1 品质适宜性评价指标的确定 |
5.2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5.3 GIS叠置分析形成适宜性分区结果 |
5.4 适宜性评价结果与分析 |
5.4.1 秦巴山区山茱萸品质气候适宜性因子分析 |
5.4.2 秦巴山区山茱萸品质土壤适宜性区划与分析 |
5.4.3 秦巴山区山茱萸品质地形适宜性区划与分析 |
5.4.4 秦巴山区山茱萸品质综合适宜性区划与分析 |
第六章 陕西秦巴山区山茱萸伴生植物的种类研究 |
6.1 山茱萸及生态位相近植物生物学参数比较 |
6.2 山茱萸可能伴生植物类型及汇总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7.1 结论 |
7.2 讨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介 |
(3)土壤沉降粒级中有机质组成与微生物群落分布特征及其互作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前言 |
1.1 土壤颗粒中有机质与微生物研究的意义 |
1.2 土壤颗粒中有机质组成 |
1.2.1 土壤有机质的概念和测定方法 |
1.2.2 土壤颗粒中有机质含量 |
1.2.3 土壤颗粒中碳组分 |
1.2.4 土壤颗粒中有机质官能团 |
1.2.5 土壤颗粒中有机质周转速率 |
1.3 土壤颗粒中微生物群落 |
1.3.1 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功能及测定方法 |
1.3.2 土壤颗粒中微生物群落结构与组成 |
1.3.3 土壤颗粒中微生物多样性 |
1.3.4 土壤颗粒中共发生网络模式 |
1.3.5 土壤颗粒中微生物群落的功能 |
1.4 土壤颗粒中有机质组成与微生物群落的关系 |
1.4.1 土壤颗粒中碳组分与微生物群落组成的关系 |
1.4.2 土壤颗粒中有机质组成与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关系 |
1.5 存在问题 |
第二章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2.1 研究目标 |
2.2 研究内容 |
2.2.1 土壤颗粒组成及碳氮含量分布 |
2.2.2 土壤颗粒中有机质含量与稳定性 |
2.2.3 土壤颗粒中细菌群落结构和多样性 |
2.2.4 土壤颗粒中真菌群落结构和多样性 |
2.2.5 土壤颗粒中有机质组成与微生物群落的关系 |
2.2.6 侵蚀沉积环境下有机质组成和微生物群落实证研究 |
2.3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2.4 供试土壤 |
2.5 主要测定方法与指标 |
2.5.1 土壤颗粒分级方法 |
2.5.2 土壤CO_2 排放速率测定 |
2.5.3 土壤理化指标测定 |
2.5.4 微生物群落结构的测定 |
2.5.5 有机质官能团组成测定 |
2.6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
第三章 土壤颗粒组成及碳氮含量分布特征 |
3.1 引言 |
3.2 材料方法 |
3.2.1 试验设计 |
3.2.2 样品收集与测定 |
3.2.3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
3.3 结果 |
3.3.1 土壤颗粒分级方法下颗粒分布的差异 |
3.3.2 土壤颗粒分级方法下颗粒中有机碳分布 |
3.3.3 土壤颗粒分级方法下颗粒中全氮分布 |
3.3.4 土壤颗粒分级方法下颗粒中碳氮比的差异性分布 |
3.4 讨论 |
3.4.1 土壤颗粒分级方法对粒级分布的影响 |
3.4.2 土壤颗粒分级方法对碳氮分布的影响 |
3.4.3 土壤颗粒分级方法对颗粒中碳氮比的影响 |
3.5 结论 |
第四章 土壤颗粒中有机质组成及其矿化特征 |
4.1 引言 |
4.2 材料方法 |
4.2.1 试验设计 |
4.2.2 样品收集与测定 |
4.2.3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
4.3 结果 |
4.3.1 土壤颗粒组成与理化性质 |
4.3.2 土壤粒级有机质组成分布 |
4.3.3 土壤粒级碳矿化及与有机质组成的关系 |
4.4 讨论 |
4.4.1 土壤粒级对有机质组成的影响 |
4.4.2 土壤粒级有机质组成对侵蚀环境碳循环的意义 |
4.5 结论 |
第五章 土壤颗粒中细菌群落组成与功能的分布特征 |
5.1 引言 |
5.2 材料方法 |
5.2.1 试验设计 |
5.2.2 样品收集与测定 |
5.2.3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
5.3 结果 |
5.3.1 土壤粒级中细菌群落组成和指示物种 |
5.3.2 土壤粒级中细菌的多样性变化特征 |
5.3.3 土壤粒级中细菌的共现网络特征 |
5.3.4 土壤粒级中细菌代谢功能的分布特征 |
5.4 讨论 |
5.4.1 土壤粒级对细菌群落组成的影响 |
5.4.2 土壤粒级对细菌网络特征的影响 |
5.4.3 土壤粒级对细菌代谢功能的影响 |
5.4.4 土壤粒级细菌群落分布对侵蚀环境碳循环的意义 |
5.5 结论 |
第六章 土壤颗粒中真菌群落组成与功能分类特征 |
6.1 引言 |
6.2 材料方法 |
6.2.1 试验设计 |
6.2.2 样品收集与测定 |
6.2.3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
6.3 结果 |
6.3.1 土壤粒级中真菌群落组成和指示物种 |
6.3.2 土壤粒级中真菌的多样性分布特征 |
6.3.3 土壤粒级中真菌群落共发生网络特征 |
6.3.4 土壤粒级中真菌功能分类 |
6.4 讨论 |
6.4.1 土壤粒级对真菌群落组成及功能的影响 |
6.4.2 土壤粒级对真菌网络特征的影响 |
6.4.3 土壤粒级真菌群落分布对侵蚀环境碳循环的意义 |
6.5 结论 |
第七章 土壤颗粒中有机质组成与微生物群落的关系 |
7.1 引言 |
7.2 材料方法 |
7.2.1 试验设计 |
7.2.2 样品收集与测定 |
7.2.3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
7.3 结果 |
7.3.1 细菌群落组成与有机质组成的关系 |
7.3.2 真菌群落组成与有机质组成的关系 |
7.3.3 土壤粒级中有机质组成和微生物群落在碳排放中的作用 |
7.4 讨论 |
7.4.1 土壤颗粒中细菌群落与有机质组成的关系 |
7.4.2 土壤颗粒中真菌群落与有机质组成的关系 |
7.4.3 土壤颗粒中有机质组成和微生物群落对碳排放的影响 |
7.5 结论 |
第八章 侵蚀地貌中土壤有机质组成与微生物群落实证研究 |
8.1 引言 |
8.2 材料方法 |
8.2.1 试验设计 |
8.2.2 样品收集与测定 |
8.2.3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
8.3 结果 |
8.3.1 不同地貌单元颗粒组成及土壤理化性质 |
8.3.2 不同地貌单元微生物群落组成及多样性 |
8.3.3 细菌和真菌群落与土壤有机质组成的关系 |
8.4 讨论 |
8.4.1 侵蚀-沉积对不同地貌单元土壤性质及有机质组成的影响 |
8.4.2 侵蚀-沉积对不同地貌单元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影响 |
8.4.3 侵蚀地貌下有机质组成与微生物群落的关系 |
8.5 结论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9.2 研究创新点 |
9.3 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介 |
(4)疏勒河下游地下水埋深与土壤理化性质变化对植物群落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3 研究目的和内容 |
1.4 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
2.1 研究区概况 |
2.2 研究方法 |
2.3 数据分析 |
第三章 不同地下水埋深下土壤理化性质的变化 |
3.1 土壤盐渍化的类型 |
3.2 土壤理化性质水平变化规律 |
3.3 土壤理化性质垂直变化规律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地下水埋深对群落特征和群落水平功能性状的影响 |
4.1 植物群落的类型结构与物种组成 |
4.2 地下水埋深对植物群落特征的影响 |
4.3 地下水埋深对植物群落水平功能性状的影响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土壤理化性质对群落特征和群落水平功能性状的影响 |
5.1 土壤理化性质对植物群落特征的影响 |
5.2 土壤理化性质对植物群落水平功能性状的影响 |
5.3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地下水埋深-土壤理化性质-植被之间影响关系分析 |
6.1 物种分布以及群落功能性状在不同地下水埋深生境中的变化 |
6.2 影响植被分布的关键环境因子及解释 |
6.3 地下水埋深-土壤理化性质-植被之间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植被抗旱性评价与最适地下水埋深范围分析 |
7.1 群落中优势物种对干旱胁迫的生理适应 |
7.2 群落中优势物种的抗旱性评价 |
7.3 群落中优势物种最适地下水埋深范围的判定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5)喀斯特石漠化乔灌草修复机制与高效特色林产业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第一章 研究现状 |
第一节 植被修复与高效特色林产业 |
第二节 石漠化治理中植被修复与高效特色林产业 |
第三节 研究进展与展望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第一节 研究目标与内容 |
第二节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第三节 研究区选择与代表性 |
第四节 实验方案与数据可信度分析 |
第三章 植物物种多样性与功能性状 |
第一节 不同演替阶段植物群落多样性特征 |
一 植物物种及生活型组成 |
二 不同演替阶段群落结构特征 |
三 植物重要值及多样性分析 |
四 研究区植物群落多样性特征分析 |
第二节 乔灌草植物功能性状 |
一 植物结构功能性状 |
二 植物生理功能性状 |
三 研究区乔灌草植物功能性状对比分析 |
第三节 生态系统养分化学计量特征 |
一 毕节撒拉溪研究区养分化学计量特征 |
二 关岭–贞丰花江研究区养分化学计量特征 |
三 施秉喀斯特研究区养分化学计量特征 |
四 研究区养分化学计量特征对比分析 |
第四章 高效特色林适应策略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
第一节 基于环境异质性物种共存 |
一 土壤酶对环境耦合适应策略 |
二 植物性状对环境的适应策略 |
三 环境对养分循环的驱动机制 |
四 研究区基于环境异质性物种共存对比分析 |
第二节 乔灌草结构-功能关系协同 |
一 植物结构性状间的权衡 |
二 植物生理性状与结构性状间的权衡 |
三 植物功能性状权衡策略 |
四 研究区结构-功能关系协同对比分析 |
第三节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机制 |
一 服务功能特性 |
二 物种功能群的建立及调控策略 |
三 研究区的服务功能对比分析 |
第五章 乔灌草修复与高效特色林产业模式与技术集成 |
第一节 模式构建 |
一 模式构建的理论依据 |
二 模式构建的边界条件 |
三 模式构建的技术体系 |
四 模式的结构与功能特性 |
五 不同等级石漠化地区模式结构与功能对比分析 |
第二节 技术研发与集成 |
一 现有成熟技术应用 |
二 共性关键技术及技术体系研发 |
三 不同等级石漠化环境技术优化与集成 |
第六章 乔灌草修复与高效特色林产业模式应用示范与验证推广 |
第一节 模式应用示范与验证 |
一 示范点选择与代表性论证 |
二 示范点建设目标与建设内容 |
三 林产业现状评价与措施布设 |
四 林产业规划设计与应用示范过程 |
五 林产业模式应用示范成效与验证分析 |
第二节 模式优化调整与推广 |
一 模式问题与优化调整 |
二 模式推广适宜性分析 |
三 模式可推广应用范围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第一节 结论与讨论 |
第二节 主要创新点 |
第三节 问题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6)寒旱区湖泊浮游植物生态位及种间联结特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寒旱区湖泊概况 |
1.1.1 寒旱区湖泊特征 |
1.1.2 寒旱区湖泊研究现状 |
1.2 浮游植物生态特征 |
1.2.1 浮游植物的群落多样性研究 |
1.2.2 浮游植物与环境因子响应关系 |
1.2.3 浮游植物生态位 |
1.2.4 浮游植物种间联结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4 研究内容 |
1.5 技术路线 |
2 研究区域及研究方法 |
2.1 研究区域概况 |
2.2 采样点布设及采样时间 |
2.3 样品采集与处理 |
2.4 数据分析方法 |
2.4.1 浮游植物密度及多样性指数 |
2.4.2 浮游植物优势度与聚集强度 |
2.4.3 浮游植物生态位 |
2.4.4 浮游植物种间联结 |
2.4.5 其他数据分析 |
3 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及优势种生态特征 |
3.1 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特征 |
3.1.1 浮游植物种类组成及其时空变化 |
3.1.2 浮游植物密度及其时空变化 |
3.2 浮游植物与水环境的关系 |
3.3 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及其时空变化 |
3.4 浮游植物优势种的确定 |
3.5 浮游植物主要优势种聚集强度 |
3.6 小结 |
4 浮游植物优势种生态位 |
4.1 浮游植物优势种生态位宽度 |
4.2 浮游植物优势种生态位重叠 |
4.3 浮游植物生态位与优势种的优势度与密度 |
4.4 浮游植物优势种生态位中心点 |
4.4.1 秋季浮游植物优势种生态位中心点 |
4.4.2 冬季浮游植物优势种生态位中心点 |
4.4.3 春季浮游植物优势种生态位中心点 |
4.4.4 夏季浮游植物优势种生态位中心点 |
4.5 小结 |
5 浮游植物种间联结分析 |
5.1 种间总体联结性检验 |
5.2 种间联结χ~2检验 |
5.3 共同出现百分率(PC) |
5.4 种间联结系数(AC) |
5.5 点相关系数(Φ) |
5.6 小结 |
6 结论与展望 |
6.1 主要结论 |
6.2 展望 |
参考文献 |
在学研究成果 |
致谢 |
(7)典型流域水化学完整性评价研究 ——以松花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2 生态完整性研究进展 |
1.2.1 生态完整性概念的提出和发展 |
1.2.2 生态完整性的评价方法 |
1.3 化学完整性研究进展 |
1.3.1 化学完整性的概念和内涵 |
1.3.2 化学完整性评价指标 |
1.4 参照状态及生态阈值的研究进展 |
1.4.1 参照状态 |
1.4.2 生态阈值 |
1.5 存在的问题及研究方向 |
1.6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1.6.1 研究目标 |
1.6.2 研究内容 |
1.7 技术路线 |
第2章 流域水化学完整性评价方法研究 |
2.1 水化学完整性评价体系结构 |
2.2 水化学完整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2.2.1 水化学指标的生态学意义 |
2.2.2 指标的筛选原则 |
2.2.3 流域代表性化学指标的筛选方法 |
2.2.4 化学指标对人类活动干扰的敏感性分析 |
2.2.5 化学指标对生物的影响分析 |
2.3 参照状态的确定方法 |
2.3.1 参照点位选取方法 |
2.3.2 参照状态确定方法 |
2.4 化学完整性指标阈值的推导方法 |
2.4.1 生态阈值的理论 |
2.4.2 推导方法的选取 |
2.4.3 推导流程 |
2.5 评价模型的构建 |
2.5.1 评价指标标准化 |
2.5.2 评价权重的确定 |
2.5.3 构建化学完整性综合指数 |
2.5.4 评价标准 |
2.6 本章小结 |
第3章 松花江水生态环境特征研究 |
3.1 松花江流域概况 |
3.1.1 流域自然环境基本概况 |
3.1.2 社会经济概况 |
3.2 研究方法 |
3.2.1 数据来源 |
3.2.2 数据分析 |
3.3 研究结果和讨论 |
3.3.1 松花江流域水质变化特征 |
3.3.2 松花江流域生境状况 |
3.3.3 松花江流域底栖动物特征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松花江水化学完整性指标筛选研究 |
4.1 化学指标的代表性分析 |
4.2 化学指标对人为因素干扰的敏感性分析 |
4.2.1 化学指标敏感性分析结果 |
4.2.2 影响化学指标的关键人为因素识别 |
4.3 化学指标对大型底栖动物的影响研究 |
4.3.1 影响大型底栖动物结构和功能性状的关键化学指标 |
4.3.2 化学指标与大型底栖动物结构与功能多样性之间的关系 |
4.4 化学指标筛选结果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松花江水化学完整性评价与分析 |
5.1 松花江化学完整性指标参照状态 |
5.1.1 参照点位的选取 |
5.1.2 参照状态确定 |
5.2 松花江化学完整性指标生态阈值的确定 |
5.2.1 化学指标的阈值 |
5.2.2 指示物种 |
5.2.3 讨论 |
5.3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5.3.1 结构方程模型确定权重 |
5.3.2 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检验 |
5.3.3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 |
5.3.4 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 |
5.4 松花江流域水化学完整性综合评价结果 |
5.4.1 评价结果 |
5.4.2 与其它研究成果对比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6.1 结论 |
6.2 主要创新点 |
6.3 不足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简介 |
(8)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绿色发展的全球共识 |
1.1.2 秦巴山地区的生态战略意义 |
1.1.3 城市空间的无序扩张导致生态环境结构失衡 |
1.1.4 城市空间建设缺乏对绿色发展目标的深入关注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1 绿色发展相关研究进展 |
1.3.2 绿色城市相关研究进展 |
1.3.3 空间模式相关研究进展 |
1.3.4 秦巴山地区城乡人居环境研究进展 |
1.3.5 国内外研究趋势与述评 |
1.4 研究范围与内容 |
1.4.1 研究范围界定 |
1.4.2 研究内容 |
1.5 论文创新点 |
1.6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6.1 研究方法 |
1.6.2 研究技术路线 |
2 相关基础理论与绿色发展建设实践 |
2.1 研究相关的科学基础 |
2.1.1 系统论基础 |
2.1.2 生态学基础 |
2.1.3 生态经济学原理 |
2.2 绿色发展理论 |
2.2.1 绿色发展的缘起 |
2.2.2 绿色发展的理论模型 |
2.3 绿色发展的建设实践 |
2.3.1 欧洲国家的绿色发展建设实践 |
2.3.2 日本的生态城镇群及循环型社会建设 |
2.3.3 中国的绿色发展建设实践 |
2.3.4 绿色发展建设实践的经验与不足 |
2.4 绿色空间的建设实践 |
2.5 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的内涵 |
2.5.1 基本概念解析 |
2.5.2 城市空间结构与生态系统的关系 |
2.5.3 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的内涵 |
2.5.4 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的原则 |
2.6 本章小结 |
3 商洛城市空间发展的现状及其问题 |
3.1 陕南地区人居环境特征 |
3.1.1 地理位置居于秦巴山地区核心地段 |
3.1.2 自然生态条件优势明显 |
3.1.3 人居环境建设受自然环境影响明显 |
3.2 商洛城市环境状况 |
3.2.1 商洛城市生态环境优越 |
3.2.2 商洛城市产业经济具有转型潜力 |
3.2.3 商洛城市建设用地利用率不高 |
3.3 商洛城市建设用地拓展及空间结构演化特征 |
3.3.1 1990-2015年商洛城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拓展 |
3.3.2 商洛城市中心城区空间结构演化特征 |
3.4 商洛城市空间发展的问题 |
3.4.1 商洛城市空间发展态势及空间效能 |
3.4.2 商洛城市空间发展问题 |
3.4.3 论文研究问题 |
3.5 本章小结 |
4 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分析 |
4.1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价值取向 |
4.1.1 “绿色增长”导向的城市空间扩展 |
4.1.2 空间环境效能导向的城市生态安全 |
4.2 商洛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目标体系构建 |
4.2.1 现有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 |
4.2.2 现有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的不足与缺失 |
4.2.3 商洛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目标体系构建 |
4.3 商洛城市空间结构的定量分析 |
4.3.1 定量分析模型方法 |
4.3.2 商洛城市空间发展状况评价 |
4.3.3 商洛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相关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 |
4.3.4 基于定量分析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变化趋势 |
4.4 商洛城市空间结构的定位分析 |
4.4.1 空间句法分析法 |
4.4.2 商洛城市重点功能用地空间的定位分析 |
4.4.3 基于定位分析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变化趋势 |
4.5 商洛城市代谢系统结构分析 |
4.5.1 商洛城市代谢系统结构分析的前提条件 |
4.5.2 商洛城市代谢系统模型构建 |
4.5.3 商洛城市代谢系统评价 |
4.5.4 商洛城市代谢系统生态关系分析 |
4.5.5 商洛城市代谢系统的空间结构分析 |
4.6 绿色发展目标导向下商洛城市空间结构分析总结 |
4.6.1 “绿色协调度”的城市生态空间建设均衡性 |
4.6.2 “绿色发展度”的城市经济产业空间建设集约性 |
4.6.3 “绿色持续度”的物质循环再利用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覆盖共享性 |
4.7 城市空间的再组织——具有绿色发展内涵的空间模式 |
4.8 本章小结 |
5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要素体系 |
5.1 商洛“一体两翼”地区空间结构的核心要素 |
5.1.1 垂直分异明显的地理空间系统 |
5.1.2 沿水系与交通趋向分布的人居环境系统 |
5.1.3 典型的“弱单核”要素流与区域经济系统 |
5.1.4 “基质-廊道-斑块”楔形环拥的景观生态格局 |
5.1.5 “水平+垂直”维度的绿色发展区域空间结构 |
5.2 商洛城区空间结构的核心要素 |
5.2.1 自然生态空间——城区空间结构基底 |
5.2.2 交通系统与土地利用方式——城区空间结构基面 |
5.2.3 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城区空间结构基质 |
5.2.4 “基底-基面-基质”的绿色发展城区空间结构 |
5.3 商洛城市住区空间结构的核心要素 |
5.3.1 “微气候-水系统-居住用地资源”构成的本底要素 |
5.3.2 “生态循环-经济循环-社会化”的功能协同要素 |
5.3.3 “节能降耗-物质循环”的绿色发展住区空间结构 |
5.4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要素体系 |
5.4.1 商洛城市空间模式要素组成 |
5.4.2 商洛城市空间模式要素研究 |
5.4.3 商洛城市空间模式要素组织特征 |
5.5 本章小结 |
6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 |
6.1 绿色发展目标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构建原则 |
6.1.1 传统的城市空间模式 |
6.1.2 城市绿色发展空间结构与空间模式 |
6.1.3 “宏观-中观-微观”的层级性原则 |
6.1.4 “浅绿-中绿-深绿-全绿”的差异性原则 |
6.1.5 “自然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的整体性原则 |
6.1.6 “协调-发展-持续”的时序性原则 |
6.1.7 商洛城市绿色发展的空间模式体系构建 |
6.2 商洛“一体两翼”地区一体多元空间模式 |
6.2.1 自然生态空间的一体有序 |
6.2.2 产业经济空间的一体循环 |
6.2.3 “水平+垂直”维度的自然生态空间与产业空间立体融合 |
6.2.4 “浅绿-中绿-深绿-全绿”类型的城乡空间一体多元 |
6.3 商洛城区复合流动空间模式 |
6.3.1 自然空间结构的生态互动 |
6.3.2 经济空间结构的复合连通 |
6.3.3 社会空间结构的包容稳定 |
6.3.4 “功能联结-交错弹性”的城区空间复合流动 |
6.4 商洛城市住区紧凑宜居空间模式 |
6.4.1 绿色人居空间单元构建的理论基础 |
6.4.2 绿色人居空间单元的构成与特征 |
6.4.3 1 5.0hm2规模的商洛城市住区绿色人居空间单元构建 |
6.4.4 自然要素维持的生态调节 |
6.4.5 资源利用与经济循环的紧凑节能 |
6.4.6 “邻里-基层”社会化空间的圈层关联 |
6.4.7 代谢共生的住区空间紧凑宜居 |
6.5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体系 |
6.6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研究启示 |
6.6.1 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的哲学内涵 |
6.6.2 城市绿色发展空间结构的组织机制 |
6.6.3 生态资本地区绿色发展的城市空间适宜模式 |
6.7 本章小结 |
7 总结与展望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7.1.1 商洛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目标体系 |
7.1.2 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分析 |
7.1.3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核心要素 |
7.1.4 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构建原则 |
7.1.5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 |
7.2 论文创新点 |
7.2.1 通过“绿色协调度”、“绿色发展度”、“绿色持续度”内涵的量化指标建立商洛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目标体系 |
7.2.2 依据绿色发展程度构建“浅绿-中绿-深绿-全绿”的人居空间格局 |
7.2.3 商洛城市15hm2绿色人居空间单元构建 |
7.3 不足与展望 |
致谢 |
图表目录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主要研究工作及成果 |
(9)旧城区步行商业空间生态位评价及改造策略研究 ——以天津市中山路商业中心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1.3.1 生态位评价 |
1.3.2 旧城区 |
1.3.3 步行商业空间 |
1.3.4 城市商业空间生态位 |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研究框架 |
第2章 相关理论及概念研究 |
2.1 国内外研究综述与启示 |
2.1.1 生态位概念 |
2.1.2 城市生态位研究 |
2.1.3 商业空间改造研究 |
2.1.4 启示与意义 |
2.2 城市商业空间生态位内涵研究 |
2.2.1 城市商业空间生态位的概念 |
2.2.2 城市商业空间生态位的内涵 |
2.3 城市商业空间生态位组成要素 |
2.3.1 城市商业空间生态元 |
2.3.2 城市商业空间生态因子 |
2.3.3 城市商业空间生态位的限定范围 |
2.4 城市商业空间生态位的种类与特性 |
2.4.1 生态位类型关系梳理 |
2.4.2 城市商业空间生态位类型 |
2.4.3 城市商业空间生态位特性 |
2.5 城市商业空间生态位测评模型研究 |
2.5.1 生态位测评模型的主要类型与特征 |
2.5.2 城市商业空间生态位测评模型的理论研究 |
2.6 本章小结 |
第3章 城市商业空间生态位评价模型构建 |
3.1 城市商业空间生态位评价对商业街区的指导作用与评价准则 |
3.1.1 城市商业空间生态位评价对商业街区改造的指导作用 |
3.1.2 城市商业空间生态位的评价准则 |
3.2 城市商业空间生态位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3.2.1 城市商业空间生态位评价指标的初选与解释 |
3.2.2 城市商业空间生态位评价指标的筛选与确立 |
3.2.3 城市商业空间生态位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
3.2.4 城市商业空间生态位评价指标的量化与标准化 |
3.3 城市商业空间生态位评价方法与评价流程 |
3.3.1 城市商业空间生态位评价方法 |
3.3.2 城市商业空间生态位评价流程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天津市内六区市级商业中心生态位评价分析 |
4.1 天津市中心城区商业空间发展现状 |
4.1.1 天津市中心城区商业空间的形成与发展 |
4.1.2 天津市中心城区现状商业空间概述 |
4.2 研究范围选取 |
4.2.1 典型地块选取原则 |
4.2.2 典型地块选取 |
4.3 天津市内六区市级商业中心生态位评价 |
4.3.1 商业设施生存发展能力评价 |
4.3.2 商业空间环境资源禀赋评价 |
4.3.3 商业中心现实影响力评价 |
4.3.4 商业中心生态位综合评价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基于评价结果的天津市中山路商业中心改造策略研究 |
5.1 中山路商业中心生态位评价结果分析 |
5.1.1 中山路商业中心生态位评价结果归纳 |
5.1.2 基于生态位评价结果的原因梳理 |
5.2 中山路商业中心现状调研归纳 |
5.2.1 中山路商业中心商业服务设施现状 |
5.2.2 中山路商业中心空间环境质量现状 |
5.3 中山路商业中心空间活化再生目标与原则 |
5.3.1 基于生态位评价的城市商业空间改造目标 |
5.3.2 基于生态位评价的城市商业空间改造原则 |
5.4 基于生态位评价的中山路商业中心改造策略研究 |
5.4.1 中山路商业中心商业服务设施改造策略 |
5.4.2 中山路商业中心商业空间环境改造策略 |
5.4.3 中山路商业中心管理提升策略 |
5.5 中山路商业中心大悲院商业街区改造方案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6.1 主要研究成果 |
6.2 本研究的创新点 |
6.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钢铁产业共生网络结构和功能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1.3 研究任务和意义 |
1.2 研究进展综述 |
1.2.1 产业生态学相关研究 |
1.2.2 产业共生研究现状 |
1.2.3 有效能(Exergy)研究现状 |
1.2.4 生态网络分析研究现状 |
1.2.5 钢铁产业网络研究现状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实证研究案例选择 |
1.5 研究思路 |
第二章 共生网络的构建 |
2.1 研究案例概况 |
2.1.1 研究案例简介 |
2.1.2 各分厂主要生产车间及其生产工序 |
2.2 钢铁产业共生网络的构建 |
2.2.1 系统边界、节点的尺度及通量指标 |
2.2.2 共生关系的梳理及共生网络的构建步骤 |
2.2.3 钢铁产业共生网络及其发展 |
2.3 产业共生的环境效益 |
2.3.1 资源回收利用效益 |
2.3.2 碳减排效益 |
第三章 共生网络结构和功能分析 |
3.1 网络分析的模型与方法 |
3.1.1 共生网络概念模型 |
3.1.2 钢铁产业共生网络的情景设定 |
3.1.3 共生网络的输入资源 |
3.1.4 模型计算方程 |
3.2 共生网络的结构特征与稳定性 |
3.2.1 拓扑特征 |
3.2.2 结构稳定性 |
3.3 共生网络的功能特征 |
3.3.1 效用分析(Utility Analysis) |
3.3.2 控制依赖分析(Control and Dependence Analysis) |
3.4 共生网络的信息表征(不考虑热电) |
3.4.1 共生网络通量(Total System Throughflow) |
3.4.2 平均互惠信息(Average Matual Information) |
3.4.3 铁流和碳硫的多样性(Flow Diversity) |
3.4.4 系统组织上升性(Ascendency) |
3.4.5 系统发展能力(System Capacity) |
3.4.6 组织程度与稳定性(Ascendency/Capacity) |
第四章 有效能流的生态网络分析 |
4.1 有效能计算的模型与方法 |
4.1.1 有效能指标 |
4.1.2 参考环境 |
4.1.3 有效能计算方程 |
4.2 有效能计算结果 |
4.2.1 工序尺度水平节点的有效能 |
4.2.2 工厂或车间尺度水平节点的有效能 |
4.2.3 有效能效率的变化 |
4.3 基于有效能的生态网络分析 |
4.3.1 网络模型的拓扑结构 |
4.3.2 营养结构稳定性分析 |
4.3.3 网络效用分析 |
4.3.4 网络控制依赖分析 |
4.3.5 基于信息的系统指标 |
第五章 共生网络测度指标分析 |
5.1 相关的生态学定量指标 |
5.2 指标计算结果及分析 |
5.2.1 平均路径长度(Average Path Length) |
5.2.2 芬恩循环指数(Finn Cycling Index) |
5.2.3 平均营养水平(Mean Trophic Level) |
5.2.4 食碎屑/食草比(Detritivory to Herbivory Ratio) |
5.2.5 关键度(Keystoneness) |
5.2.6 结构信息(Structural Information) |
5.2.7 流信息指数(Flow-based Information Indices) |
5.3 讨论 |
第六章 结论 |
6.1 主要结论 |
6.2 创新点 |
6.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四、用定量化生态位研究环境影响生物物种的变化过程(论文参考文献)
- [1]烟台近岸人工鱼礁与自然岩礁食物网结构与功能对比研究[D]. 张荣良.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2021(01)
- [2]陕西秦巴山区山茱萸适宜性评价及其伴生植物研究[D]. 薛靖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1(01)
- [3]土壤沉降粒级中有机质组成与微生物群落分布特征及其互作机制[D]. 高鑫.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1
- [4]疏勒河下游地下水埋深与土壤理化性质变化对植物群落的影响[D]. 陈冠光. 兰州大学, 2020(04)
- [5]喀斯特石漠化乔灌草修复机制与高效特色林产业模式研究[D]. 张俞. 贵州师范大学, 2020
- [6]寒旱区湖泊浮游植物生态位及种间联结特征分析[D]. 申涵. 内蒙古科技大学, 2020(12)
- [7]典型流域水化学完整性评价研究 ——以松花江为例[D]. 程佩瑄.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20(08)
- [8]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研究[D]. 鱼晓惠.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9]旧城区步行商业空间生态位评价及改造策略研究 ——以天津市中山路商业中心为例[D]. 崔玉昆. 天津大学, 2019(01)
- [10]钢铁产业共生网络结构和功能的实证研究[D]. 吴军年. 兰州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