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场文化与文化的市场化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潘子成,易志高,柏淑嫄[1]（2022）在《儒家文化能抑制企业信息披露违规吗？》文中研究说明面对信息披露违规屡禁不止的现实情境,突破以往正式制度的研究框架,从儒家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视角系统考察了其对企业信息违规披露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儒家文化对企业信息披露违规具有显着的抑制作用,即企业所受到的儒家文化影响程度越高,企业信息披露违规的概率和频次就越小。考虑到模型可能存在遗漏变量以及测量偏误等内生性问题,本文以公司所在地区的贞节牌坊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回归,研究结论依然保持不变。此外,以上关系在内部控制质量低的企业以及外部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更为明显,这表明儒家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与企业内、外部正式制度在抑制企业信息披露违规上存在替代关系。拓展性研究发现,儒家文化主要通过抑制管理者自利行为和营造良好的道德环境这两条路径抑制企业信息披露违规行为。本研究丰富了儒家文化与信息披露违规的研究内容,对于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倡导以儒治企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刘冰镜,杨轩嘉[2]（2021）在《单位制文化与市场化改革——关于我国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思考》文中认为通过探讨单位制文化和市场化改革的关系来解释东北地区市场化进程缓慢的原因。目前对于东北经济的研究多集中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遗留问题,本文将视角聚焦于单位制文化,与长三角等发达地区相比,东北地区的初始经济结构不同,东北地区在市场化改革初期形成了以大型重工业企业单位为经济中心的"工业企业单位制社会"。家庭和工作关系在单位内部的重叠使得东北地区建立起了密集的熟人关系网络社会,处处是熟人的工作环境也导致东北地区的"单位人"对稳定就业趋之若鹜。即使在市场化改革的初期,东北地区的社会主体仍是这些"单位人",在单位内部晋升的保守型就业方式才是主流渠道,这种保守的单位文化氛围加剧了东北人对"好单位"的偏好。这种单位制文化结构具有保守性、封闭性和依赖性,导致东北地区的市场交易主体的保守性更强,也使其市场规模更小。在这种社会形态下,市场化改革非但没能使东北地区从单位制社会转变为市场社会,反而使其就业结构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地方政府的权力再次加强,更加凸显了"熟人关系"的重要性。
阳镇,陈劲,凌鸿程[3]（2021）在《地区关系文化、正式制度与企业双元创新》文中认为本文基于世界银行的中国制造企业调查数据以及中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探究中国非正式制度情境中"关系文化"与正式制度驱动企业双元创新（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的具体作用与内在机理。研究表明:（1）地区关系文化能够通过资源供给与共享机制实现企业双元创新的激励效应。（2）市场化环境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在关系文化与利用式创新之间产生正向调节效应,对探索式创新行为不存在显着的协同效应。（3）地区关系文化驱动中小企业双元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且在关系文化弱的区域,企业开展探索式创新更有助于获取产品销售业绩。研究证实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存对企业双元创新行为的协同效应与异质性,启示企业在驱动双元创新的过程中,要同时重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作用,继续推进市场化正式制度建设,注重地区关系文化,并对中小企业开展双元创新正向激励。
肖赛玥[4]（2021）在《国企“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研究 ——以S市112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考察典型单位制元素的生成与发展历程是单位制变迁研究持续关注的核心议题。在传统单位制社会,职工群众以“单位人”的身份工作、生活在各个单位组织之中。单位组织开展的文艺活动是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加之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需要借助文艺形式向职工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宣传和生产动员,“单位文艺”成为单位组织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在社会结构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单位制面临着转型或消解的趋势,与单位组织相依存的“单位文艺”同样面临命运抉择。单位制变迁的总体趋向是为适应社会发展逐步褪去单位组织的社会服务属性,回归以生产为主的企业属性,学界称之为“单位去社会化”。依据这一演变逻辑,文艺作为非生产、管理属性的元素,似乎难以摆脱被剔除的命运。然而,笔者通过实证考察发现文艺在当下的单位组织中仍有其发挥价值的空间。据此,本研究以在单位制变迁进程中依旧保留传统单位制组织形态的大型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将“单位文艺”作为单位制变迁历程中,单位组织内部的保留性元素加以考察。通过不同历史时期“单位文艺”的生成与功能变迁历程的探究,解析单位制变迁背景下单位组织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所进行的积极探索。受研究对象的历时性和复杂性因素影响,本研究主要采取质性研究方法,以S市112厂为研究个案,对112厂“单位文艺”的生成与发展历程展开实证考察。研究对“单位文艺”价值的考量是围绕“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展开的,主要包括三个层次:首先是从历史维度对“单位文艺”的缘起与生成进行溯源,为“单位文艺”工具化属性的形成探寻历史源流;其次以“单位文艺”生成的历史轨迹作为逻辑主线展开研究。遵循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范式,依据“单位文艺”的生成历程与功能预设、功能实现、功能延展和功能转向的对应关系,将“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嵌入到“单位文艺”的生成与发展的时间序列之中。从不同历史时期的“单位文艺”的艺术图景中探究“单位文艺”如何助力单位组织实现动员机制的有效实施;再次是结合“单位人”对“单位文艺”的记忆表达和功能认知,探讨“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基于文艺是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的特性,笔者引入时间维度从即时性、阶段性和积累性三个层次探讨“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并着重从积累性实效层面考察“单位文艺”对“单位意识”形塑起到的正向作用。研究结尾,笔者尝试运用本土实践经验与经典理论进行对话。借鉴布尔迪厄的文艺生成理论对“单位文艺”的生成结构中“文艺场域”与“权力场域”的结构关系进行分析。依据文艺生成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探究“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的时代推动因素。本研究将“单位文艺人”视为“文艺生产场”中的行动者,通过分析“单位文艺人”的“习性”的产生,以及“习性”对“单位文艺人”的行动的影响,探讨“单位文艺人”作为行动者在“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过程中的作用。本研究将“单位文艺”定位为单位体系中,助力单位组织动员机制有效实施的协作要素。研究发现:（1）“单位文艺”的功能定位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文艺的价值禀赋一脉相承。在历次朝代更迭、社会变革的进程中,文艺在思想启蒙、教化民众方面发挥的功能促使中国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形成了一种价值认同与文化自觉。一方面是对文艺的工具属性的价值认同。能够发挥政治服务、社会服务功能的文艺形态往往比纯粹的审美性的文艺形态更被推崇。政治精英把文教当作统治中不可或缺的治理工具,文化精英则将文教当作一种应然的使命。另一方面是形成文化自觉。中国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善于汲取国内外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情境中的文艺工作经验,逐步构建出具有本土特色的文艺生成结构和运行逻辑。上述两点共识不仅是推进“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的历史动因,也是中国文艺价值史观中亘古未变的核心命题。（2）从“文艺生产场”的场域结构来看,“文艺场域”与“权力场域”之间的结构依附关系促使“单位文艺”从生成伊始便走向组织化、制度化的文艺运行轨道。对资源与秩序具有绝对支配和管理权的权力主体从官方角度对“单位文艺”的功能建构过程进行把控,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单位文艺”的思想宣传、文化教育、生产动员等诸项功能的有效实施。“文艺场域”中“单位文艺人”作为能动的行动者,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导向的内化与再生产促进“单位文艺”的功能识别,另一方面则通过对意识形态导向的“过滤”和“化解”,形成“去功能化”的“单位文艺”记忆表达。（3）“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是随着时间的累积而逐渐呈现的。依据“单位文艺”发挥实效的时间长短可分为即时性实效、阶段性实效和积累性实效三个层次。研究发现,“单位文艺”对形塑“单位意识”中的积极要素具有正向作用。随着时间的积淀,以“单位意识”形塑为典型实效的积累性实效是单位制变迁进程中,“单位文艺”能够成为从传统单位制时期过渡到后单位制时期的保留元素的核心价值所在。组织架构和管理体制的调整促使以组织空间为单位共同体依存形式的共同体格局趋向松动或瓦解,而思想意识层面的精神共同体依旧存在,集体主义荣辱观与使命感等积极“单位意识”不仅是传统单位制时期的宝贵财富,在新时期同样具有重塑国企单位组织社会价值的现实意义。
任波[5]（2021）在《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及其效应研究》文中认为体育产业是“五大幸福产业”的组成部分,在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影响下,体育产业与城市化互动发展愈加强烈。探究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及其效应,在理论层面,有助于挖掘体育产业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和价值、有助于厘清体育产业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内在关联性、有助于搭建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实践层面,有利于促进城市体育产业发展、有利于促进体育产业更好融入城市发展、有利于促进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良性互动发展。基于产业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相关理论,综合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抽象分析与具体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理论基础、域外经验、耦合机理、耦合效应、效应测度、实证分析等维度,搭建一个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及其效应分析的基本逻辑框架。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一是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是通过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现实条件、影响因素、互动内涵、联结方式等因素串联起来。其中,现实条件是体育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体育产业贡献不断提升、体育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体育产业基础不断夯实、体育市场主体不断增长,以及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社会城市化的不断演进。影响因素是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环境向好。互动内涵是以促进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为要求,以增进体育产业有效融入城市化发展为重点,以呈现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时序与空间阶段性变化为特征,以实现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高质量发展为目的。联结方式是体育产业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等,促进城市化发展;城市化通过要素流动和集聚增长等,促进体育产业发展。二是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效应通过互动方式、呈现形式以及评价方式3个层面体现出来。其中,互动方式是加快发展体育产业对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社会城市化的积极推动作用;城市化进程加快驱动产业规模扩大、产业贡献提升、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基础夯实、市场主体扩大。呈现形式是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评价方式是关联耦合效应评价和耦合协调效应评价。三是体育产业评价指标体系由体育产业规模、体育产业贡献、体育产业结构、体育产业基础以及体育市场主体等5个一级指标,体育产业总产值、体育产业增加值、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体育产业吸纳就业人数、体育服务业占比、人均体育消费、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体育企业数等8个二级指标构成。城市化评价指标体系由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社会城市化等4个一级指标,人均GDP、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城镇人口比重、城市人口密度、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占总从业人口比重、人均拥有建成区面积、人均城市拥有道路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等13个二级指标构成。在此基础上,提出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效应测度的2种形式,即关联耦合效应测度和耦合协调效应测度。四是中国以及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关联耦合发展态势,体现在2014—2017年为较强关联耦合阶段、2018年为中等关联耦合阶段。体育产业各子系统与城市化各子系统也存在着先增长后下降的关联耦合关系,具体体现在2014—2016年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社会城市化与体育产业的关联耦合程度呈现增长态势,2017—2018年呈现下降态势;2014—2016年体育产业规模、体育产业贡献、体育产业结构、体育产业基础、体育市场主体与城市化关联耦合呈现增长态势,2017—2018年呈现下降态势。五是中国以及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发展的耦合状况和协调状况都呈现相对较平稳变化态势,并存在2014—2018年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程度高于协调程度。2014—2018年中国以及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程度由失调发展至协调,且存在2014—2017年中国以及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类型是体育产业发展滞后型耦合协调,2018年中国以及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类型是城市化发展滞后型耦合协调。
谢春涛[6]（2021）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最新成果。李长春曾经指出,关于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最重要就是回答了文化发展朝什么目标迈进和走什么路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决定着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路径,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文化理念,也形塑着当代中国文化的样态。本文将1978年至2012年中国共产党文化相关理论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轨迹为考察对象,以文化的发展目标和文化发展中最重要的三对关系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命题,旨在分析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的理解和定位,解答中国共产党对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文化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这三对关系的认识变迁。关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成就,相关研究较为充分,本文试图从文化发展道路中最重要的几个问题着手,历史性地梳理重要文献,对比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面对不同的时代挑战时思想与理论的变迁。在思想变迁的历史脉络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更加清晰,这也更加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复杂的历史互动中不断开拓与调试而形成的。本文第一章主要探讨文化发展目标与任务,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的定位。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建设目标的设定不断地进行调整。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出的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初衷是恢复党风与社会风气,十二大报告还以共产主义为核心提出了“四有”的目标。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精神文明逐渐褪去了共产主义色彩。鉴于精神文明偏重思想道德建设,中共中央又在1990年代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加聚焦文化艺术和思想道德两个方面,并且更强调文化的中国特色。新世纪以后,胡锦涛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目标。同时,中国共产党看待文化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的视角不断拔高,对于文化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改革开放初期更多是从以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抵制腐朽思想的角度出发,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文化对于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则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与综合国力概念的形成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第二章主要探讨文化的民族性和现代性问题,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出现了全面否定传统文化、全盘拥抱西方文化的虚无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为应对文化领域的思想斗争,彻底转变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但中国共产党由于长期受到列宁“两种文化”理论的影响,试图对传统文化进行精华与糟粕二元对立划分,直到进入新时代才突破这种二元划分方法。在应对西方文化的问题上,尽管中国共产党始终警惕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但整个社会在向西方文化学习借鉴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导致对于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倾向,如,将西方文化等同于现代文化。直到新世纪以来中共中央强调文化自信,中国气派,中国的文艺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才逐步开始摆脱对西方的盲从。第三章围绕文化如何适应改革开放的问题,主要探讨文化与政府、市场和人民三者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文化市场的形成,文化受众被赋予更多选择权,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迅速扩大。而当时文化是政府包办的“事业”和“工作”,在“以文补文”等小修小补无法解决文化市场供需矛盾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尊重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对于文化生产的重要性。在理顺“两种属性”与“两种效益”的关系之后,中共中央对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和公益化的文化事业进行了区分,重新定义了文化领域中政府主导文化事业、市场主导文化产业和人民作为文化发展主体的关系。第四章是坚持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文化多样化发展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思维,对触及底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文化进行批判和抵制,并且落实二为方针增强文化活力。但在变革时代,老经验不灵、新经验不足,中国共产党在应对社会思潮过程中收获了一些教训。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共中央在以立为本的基调下,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工作方针,放弃了以往对意识形态进行刚性约束的办法,为如何处理主导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进入新世纪,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新的挑战,胡锦涛提出要增强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在不断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的过程中,通过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更为主动地引领社会发展、推动共识形成。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进行创新,一是理论建构新,本文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角度探讨文化的民族性与现代性,从文化体制改革探讨如何摆正政府、市场与人民的关系来解放文化生产力,从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探讨意识形态主导权与文化繁荣发展的辩证统一,能够更好地涵盖文化自身发展以及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更加全面论述文化发展道路的同时,更加突出理论重点。二是材料相对较新,得益于报刊电子化和材料的公开,文章大量利用了当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其他报刊材料,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当时党内外的观点。三是研究视角新,本文吸收传播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从文化受众的角度分析文化背景,能够更充分地展现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在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形成过程中的影响,以进一步理解文化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战略意义。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用更加全面、更具民族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代替了偏重于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文化建设战略意义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同时,中国共产党更加全面地认识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两种效益”以及“两种属性”有了更加辩证统一的认识。在意识形态主导权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层面,中国共产党也探索出了一元主导与多样化并存的基本思路,更加关注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
郑志全[7]（2021）在《制度环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路径,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其微观基础。在全面推进深化改革、推动经济转型的同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亦是重中之重。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市值已居世界第二位,然而在投资者中出现了大量实体企业的身影,不免让人担忧经济脱实向虚,推高经济风险。因此,探究制度环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为制度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就成为当前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正是基于此,本文从企业投资行为相关主体的视角出发,并结合中国经济转型背景选取产权制度、市场退出制度和文化环境来表征企业金融化所面临的制度环境,进而展开了详实的探索和研究。首先,本文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环境的现状,提炼出主要问题。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经济金融化加剧的现实引发了极大的关注,与此同时中国的制度环境在不断改善,由此引出主要的研究问题:制度环境与企业金融化之间是否存在理论和统计意义上的关联?两者之间存在何种关联?进一步从企业投资相关主体视角将制度环境展开,上述问题变得更为具体:当前中国企业产权制度是否造成了不同所有制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差异?市场退出制度扭曲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文化环境是否是企业金融化的非正式制度动因?对这些问题的回应阐释了制度环境与企业金融化行为之间的关联,并为从制度环境角度解决企业金融化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这也是本文研究意义所在。其次,依据上述问题,本文对企业金融化和制度环境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甄别、回顾和研读,明确了核心概念与研究范畴,形成了相应的理论逻辑。文献整理先从内涵、测度、动机、效应等维度对企业金融化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述,后又从制度和制度环境的内涵演进、制度环境的经验研究两个方面对制度环境文献进行了详细梳理。文献评述和概念界定部分总结了企业金融化的不同定义及区分,明确了企业金融化的概念;同时辨析了制度环境的不同研究方式,界定了制度环境的研究范畴。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第三章结合中国经济转型对制度环境的改变进行了剖析,之后又从金融制度变迁视角阐述了企业金融化行为的演变、现状、制度逻辑和效应。再次,本文在掌握了相关文献、研究背景以及相应理论的基础上,对重点研究问题结合现实情境展开了详实的逻辑与实证分析,主要有三大部分:（1）第四章以融资歧视为例探究了企业产权制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本章基于“融资歧视理论”和“实体中介理论”,从银行信贷、股权融资、商业信用三个渠道,对融资歧视改变两类企业要素合约交易成本和流动性需求进而强化流动性储蓄动机以及收益追逐动机的逻辑机制进行了分析,并相应地提出了流动性压力转嫁和资金富余效应假说。在此基础上,应用面板线性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计量方法,对产权属性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及作用渠道进行了验证,并通过变换样本、指标重构等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同时考虑到企业规模的影响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还进行了异质性分析。（2）第五章以僵尸企业为例探讨了市场退出制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僵尸企业表征市场退出制度扭曲,因此本章从僵尸企业这一现实问题切入,结合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等经典理论分析了僵尸企业通过行为示范效应和跨期投资激励下降促使正常企业减持金融资产的作用逻辑。在着力处理内生性后,本章对上述理论逻辑进行了全方位的实证检验:先在整体上检验了僵尸企业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并依次检验了其中的作用机制以及对不同期限结构金融资产的作用差异。同样考虑到所有制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也相应进行了分组回归。之后,本章又从另一个方向探讨了企业金融化与僵尸企业形成之间的关联,即企业持有金融资产是否会加大企业僵尸化的概率。在考虑了内生性后,实证分析从整体层面运用面板Logit模型考察了企业金融化对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并借鉴已有文献检验了其中的作用机制,同样也按照所有制和高技术行业判定标准进行了分组回归。（3）第六章以儒家文化为例探究了企业金融化背后的非正式制度动因。本章从儒家文化的发展历程着手,明确其经济学研究价值,并据此选择合适的儒家文化代理变量。之后,依据儒家典籍和思想,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现代组织理论、行为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从引致要素合约交易成本和流动性需求升高的风险规避主义、集体主义倾向、高权力距离三个核心维度切入,分析了儒家文化影响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机制。实证研究部分考察了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并验证了其中的作用机理,以及对不同期限结构金融资产的影响。考虑到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可能存在的耦合作用,本章选取了所有制和法律制度进行了分组回归;再者外来文化可能会对传统儒家文化造成冲击,故也一并进行了考察。最后,本文通过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了主要结论:（1）基于产权制度和企业金融化的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在包括货币资金在内的各项金融资产上的持有水平都要高于国有企业。更详实的实证分析也表明,企业产权属性确实与企业金融化程度负相关且融资歧视是中间机制,也就证实了流动性压力转嫁的存在。不仅如此,作用机制检验还发现,产权属性差异造成的交易成本和流动性需求的差别主要体现在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渠道,而股权融资渠道却在统计意义上不明显。在对收益动机的验证中,本文发现国有企业的金融投资与实体投资之间的收益差距更大,也因此持有了更多的金融资产,说明资金富余效应确实存在,即在满足正常经营运转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由于金融收益和实体收益的较大差距而将相对更多的富余资金投资于金融资产,但前述预防性储蓄动机下的流动性压力转嫁造成的效应大于该效应。在将金融资产期限结构纳入考量、使用样本变换、替换企业金融化测度指标、分位数回归等方法的稳健性检验中,主要结论都未发生变化。对企业规模和高科技属性的异质性分析更进一步证实了流动性压力转嫁的存在。（2）在退出制度与企业金融化的研究中,本文以僵尸企业表征市场退出制度扭曲,在考虑内生性的基础上,发现受僵尸企业影响越大的行业中的正常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水平越低,并且僵尸企业主要是通过行为示范效应和跨期投资激励下降,促使正常企业减持以流动性储蓄动机持有的金融资产。区分金融资产期限结构的研究也发现,僵尸企业主要促使正常企业减持了流动性较强的短期金融资产,这进一步佐证了前述结论。在分位数回归、替换实证方法、替换金融化和僵尸企业指标以及使用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方法下主要结论未发生变化。将研究视角从市场转向企业自身,本文发现金融化会加大企业僵尸化的概率,并且主要是由于企业金融化挤出了主营业务投资和创新投资,减弱了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但同时研究也表明企业金融化会降低经营风险,进而避免僵尸化。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指标的稳健性检验表明,相应结果稳健。（3）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化的研究发现,以企业为中心一定范围内的儒家书院越多,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证实了儒家文化是企业金融化的内在动因。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相对于长期金融资产,儒家文化对流动性更强的短期金融资产影响程度更大,说明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的企业更看重所持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而非收益。机制检验发现,儒家文化中造成交易成本和流动性需求升高的强风险规避主义、集体主义倾向、高权力距离等特质确实会强化企业对金融投资的偏好。不仅如此,异质性分析还表明儒家文化对国有企业作用更明显,且与法律制度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还会受外来文化冲击的影响。本文依据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1）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政策制定者应出台政策在观念上去“标签化”;完善混合所有制,鼓励企业产权多元化。（2）改革金融体系。政策制定者应出台政策弱化金融机构提供金融资源时对产权属性的考量;进一步放开金融领域的产权限制;并完善信贷审批评级体系。（3）政府应加快处置僵尸企业,完善市场退出制度。在处置工作中政府要注意将僵尸企业和企业金融化问题都纳入考量,制定综合的应对方案和政策;在处置僵尸企业时,要注重对僵尸企业的信息公开;尽可能地采取市场化手段处置僵尸企业,避免一刀切。（4）扬弃并创新传统文化,塑造良好的营商软环境。政策制定者应结合文化背景出台相应政策来应对企业金融化;重视文化这类非正式制度作为替代机制嵌入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并调节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5）企业应塑造良好的银企关系,并减少对信贷融资的依赖,增加股权融资占比。（6）企业应合理配置资源、减少对金融投资的依赖以及发挥禀赋优势。（7）企业应当视文化的企业治理效应并塑造自身企业文化。
许嘉禾[8]（2021）在《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提出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要强、要兴,发展体育产业是主要途径。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高质量发展逐步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体育产业要提质增效和持续高速发展,需要金融的有力支持。然而当下,金融体系在体育产业中的效用功能尚未能够充分发挥。因此,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金融支持问题,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命题。本研究立足于体育产业的经营实践,综合运用体育学、管理学、系统科学及金融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及范式,以现代产业和金融发展的相关理论为指导,按照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与问题、特征与机理、宏观效应、微观效率以及系统运行的次序,从理论分析到实证研究,展开工作。本研究的工作主要如下:一是梳理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现状,发现体育产业金融支持存在的不足。二是总结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剖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三是在宏观产业层面,以耦合协调的视角,审视体育产业与金融体系的关联关系。通过建立序参量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剪刀差以及灰色关联等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效应及影响因素。四是从在微观企业的层面,以“黑箱”的视角,根据金融支持与体育产业的不同维度,测度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水平。通过筛选体育企业样本,利用DEA、Malmquist指数及收敛性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水平及其演变特征。五是根据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要素组成与系统结构,构建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别从金融市场策略、政府金融干预和金融风险情景维度进行模拟仿真,分析不同策略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期为优化体育产业金融支持,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策略着力点。本研究的结论主要包括六个方面:（1）政府金融支持和市场金融支持均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随着体育产业金融需求的不断升级,政府部门对体育产业金融活动的认识持续深化,政策工具与国有资本逐步活跃。金融市场对体育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提升,各类体育产业金融市场蓬勃发展,风险投资市场异军突起。体育产业嵌入金融体系的程度不断加深。但同时,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仍存在一定问题:一是金融支持制度体系亟待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尚需补充;二是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问题凸显,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存在不足;三是风险资本经典功能发生偏离,资本投入可持续性有所欠缺;四是新兴金融工具利用不充分,体育金融复合人才供给不足。（2）我国体育产业具有快速成长的阶段性特征、业态丰富的结构性特征、高不确定性的风险性特征和消费供需的不平衡特征。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下,体育产业的发展特征进一步衍生出了独特的金融需求特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亟需的是政策引导下的规模化金融支持、层次多元化的系统性金融支持、风险偏好的针对性金融支持,以及科技赋能的普惠性金融支持。（3）资本形成、创新推动和消费刺激是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功能组成。金融体系一是可以扩大资本积累,促进资本形成,缓解体育产业融资约束;二是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分散创新风险,推动体育产业技术、模式创新;三是可以实现跨期平滑、财富效应和风险保障,刺激体育产业消费发展。有效的金融支持作用于体育产业的投资和消费两端,通过平衡产值结构、改善融资结构、变革消费结构,促进产业的结构转型升级;通过扩大要素供给、加快要素流通、推动技术进步,提高产业的要素生产效率;通过加速企业成长、优化公司治理、形成循环激励,促进产业的价值增值,精准作用于体育产业的成长痛点,协助体育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4）宏观产业效应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体系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内生耦合机理和外部耦合功能,具有双向耦合协调发展机制。二者不仅维持了长期、高度的耦合关联性,并且实现了耦合协调度的持续跃升,呈现出由低水平协调向高水平协调演化的动态趋势。金融体系对体育产业的短时间、爆发性增长起到了有效地支撑作用。且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尚处于发展周期的前期,其交互胁迫作用远小于耦合协调发展所带来的正向效应。与此同时,二者的耦合协调效应受到多种内生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风险投资市场、消费金融、政府扶持和金融创新等内生动力型因素,以及居民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变动等外生环境型因素,均与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存在密切关联。（5）微观企业效率的实证研究发现:第一,静态来看,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金融支持效率尚可,多数样本企业接近最优生产前沿面,但同时具有明显的技术制约特征。扩大金融资源投入规模前,需要着重改善金融技术水平。在金融支持效率内部,债权效率较好,股权效率欠佳,且股权效率呈现规模制约特征。在体育产业内部,体育企业板块、行业业态和空间地域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支持效率差异。第二,动态来看,金融支持体育产业的动态效率水平并未产生良性改观,反而出现小幅下降。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不足,产业金融技术创新水平难以支撑金融资源规模的快速增长。其中,股权动态效率下滑,技术进步水平下降明显,是导致整体金融效率下滑的主要原因。第三,动态效率的收敛性分析表明,效率落后企业对领先集团具有追赶效应,但收敛速度较慢,且收敛速度存在体育产业内部的结构性差异,达到产业金融支持效率的均衡仍需要较长时间。（6）系统建模与仿真的实证研究说明: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可以视为由政府金融支持、金融市场发展、宏观金融环境和体育产业发展所组成的动力学系统。第一,强化金融市场支持力度可以有效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质量。相对而言,强化股权市场的效能略优于债权市场。股权市场更有利于体育产业规模扩张和要素生产率提升,债权市场则更有利于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第二,政府干预会对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产生影响。弱化政府干预无益于体育产业发展质量,维持一定强度的政府金融支持具有必要性。适度增强政府干预有利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但当政府干预过度时,会造成规模增长与要素生产率下降并存,仅能“做大”而不利“做强”体育产业,最终无益于产业发展质量。第三,宏观金融风险能够对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产生显着的负面冲击。随着体育产业深度嵌入金融体系,金融风险的损害力度可能进一步增大,需要审慎防范、积极应对金融风险。在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金融政策体系,优化制度顶层设计;丰富金融服务市场,创新投融资渠道模式;推动金融技术创新,开发新型金融工具;优化企业金融管理,重视复合人才培养等策略建议。本文主要有以下创新点:（1）探讨了金融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在现状梳理的基础上,总结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明确金融功能的作用支点,厘清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2）结合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产业与微观企业视角进行实证研究。综合运用数理模型及相关评价方法,设计序参量体系,测度并分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效应及其影响因素;构建投入、产出指标体系,从不同维度测度并评价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特征及其变动规律。形成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问题的深层次认识,为优化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效能提供着力点。（3）构建了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要素组成与系统结构,设计模型变量及函数关系,并从金融市场策略、政府金融干预和金融风险情景维度进行仿真。探究不同策略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的影响,为企业部门的金融决策和主管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更具现实意义的参考。
刘天明[9]（2021）在《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及其嬗变研究》文中认为丽江洞经音乐是云南丽江的纳西族传统音乐。它大多流传于纳西族聚居区域,经历了几百年的传承和不断的发展,从最早的道教音乐逐步向纯粹的审美形态变迁,并逐步成为丽江纳西族的文化标志。丽江洞经音乐并非丽江纳西族的本土艺术,其大致在明清年间从中原地区传入了云南丽江。早期它是道教音乐,融合谈、诵等道教仪式性,成为一种具有高度宗教信仰价值的艺术形式。随着云南丽江地区改土归流的完成和科举制的发展,丽江洞经音乐逐步成为吸引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艺术形式,并逐步得到丽江地区高雅艺术审美群体的认同,使它从宗教性传播语境向现实语境变迁。音乐是一种艺术性的社会表达和主体表达方式,它用高度艺术性和凝练性的方式诠释了历史发展进程、时代信仰和社会性审美。丽江洞经音乐作为以音乐形态承载丽江历史和社会风俗的存在,其对丽江地区历史的演进和社会架构的流变具有高度的诠释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深度推进使得丽江洞经音乐对道教信仰的表达逐步弱化,取而代之的是融合儒家思想的内核与佛教的外在表达形态,兼具高度道教信仰性质的综合性艺术形式。而随着辛亥革命的推进及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丽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形态的影响下,丽江洞经音乐进一步成为当下时代语境的艺术性表达,也成为具有高度民族审美性与民俗审美性、高度整合时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产物。本文在写作中运用到了归纳法和演绎法、田野调查分析法、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以及文献分析法等等,进行了基于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及其变化发展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第一部分描述了丽江洞经音乐总体状况及特征,针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结合丽江洞经声乐器乐类型、群众基础、格律音韵、宗教属性及传播媒介等进行论述,分别从其对传统经腔及曲式的传承性、对“调音曲”的传承与保留、对传统工尺谱的保留与使用等方面进行特征概述。本体研究中也探索了丽江洞经音乐民俗学的源流,针对它从明洪武永乐年间传入、明嘉靖年间传入等不同的缘起说法进行基于史料的辩证分析,并针对道教科仪的起源传统、中原仪式音乐的形式、古代中原的传承方式等进行归纳和辨析,同时结合《丽江府志略》《高上玉皇本行集经》《永保平安》等文本论着进行源流分析。第二部分是丽江洞经音乐田野调查部分。通过进行入户走访调查、代表人物走访和组织表演观摩,对于丽江洞经音乐的管乐、弦乐和打击乐等各类乐器的使用状况进行概括和探索。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丽江洞经音乐表演者在对工尺谱的传承上所呈现的高度历史延续性和传统保留性,使得丽江洞经音乐迥异于一般传统音乐的衍生特征,所以笔者与丽江博物馆洞经音乐研究员木琛老师将调研搜集到的所有古籍工尺谱进行了专业系统的抄写与整理,并融合其即兴特征性美学、演奏融合性美学、节拍、韵律美学以及经腔和曲式美学进行全面对比分析。笔者对丽江洞经音乐所进行的田野调查,对于丽江洞经音乐的传承形态和表演形态等进行了细致分析。最后,该部分也进行了丽江洞经音乐的传承生态刻画,对丽江洞经音乐当代的传承状况和艺术表达状况形成了深刻认识。第三部分研究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的嬗变。着眼于历史与民俗文化审美变迁思路,结合南诏王朝与唐朝文化互通、宋代道教及宋词曲牌渗透、元代戏剧文化及音乐曲牌等阶段性审美融合代表进行分析,并结合民族聚居与杂居、宗教信仰与宗教融合、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的渗透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音乐的影响等因素进行关联性分析,对丽江洞经音乐在历史与民俗文化、美学符号功能等方面的嬗变线索进行了梳理。最后一部分是丽江洞经音乐的当代价值与发展。该部分对丽江洞经音乐传承东巴文化、传播丽江纳西民族精髓、弘扬传统宗教文化、诠释古城文化及非物质文明等功能进行传承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归纳,进而结合丽江洞经音乐助力云南丽江民族文化传承,来对丽江洞经音乐在打造云南民族文化产业集群、推动我国民族音乐文化融合、保留民族地区宗教文化传统以及促进我国文化多样性发展等方面的意义进行概括。最后,提出丽江洞经音乐在保护和发展中融合政府力量、社会性主体力量、传媒力量等多方力量进行发展的路径和逻辑,形成了系统性的丽江纳西族文化传承和保护脉络,这是丽江洞经音乐获得长久发展活力的关键。本文在宏观研究意义方面从文化融合、宗教融合、文化迁徙等角度探究了丽江洞经音乐的发展脉络,形成了对丽江洞经音乐系统性的理解和审美认识,梳理了丽江洞经音乐的音乐文化发展框架,对丽江洞经音乐实现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融合的意义和价值进行了基于美学和民俗学的高度确认。本文在微观研究方面的意义和贡献则表现为进行了丽江洞经音乐的本体刻画,对于这种具有高度民族性和民俗性的经典文化景观进行了全方位描述,整合了历史线索及时代线索,进行了基于时间和空间层面的全面剖析。本文的创新性体现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两个层面。理论创新性在于结合民俗学和美学的分析范式,以全新视角审视丽江洞经音乐,在学科交互的论域下针对丽江纳西族文化形式、宗教历史变迁和社会生活衍生性进行刻画;本文的实践创新则体现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古城文化和东巴文化的宣传保护、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联动协同保护作为提高丽江洞经音乐传承与发展水平的探索,探索经典的传统民族文化获得长期发展的可行路径。
杜玉洁[10]（2021）在《“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文中认为“千禧一代”是指1982年至2000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出生于20世纪时未成年,在跨入21世纪以后达到成年年龄,与文学代际中的“80后”、“90后”几乎重合。“千禧一代”作家群是中国新世纪以来出现的重要创作群体,自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始,“千禧一代”以前所未有的表达方式和极具先锋性的文学审美范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恰逢新千年中国社会进入经济发展的高速期,社会文化的巨变、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交融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的发展革新。“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了突破与尝试,在短短二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中,取得了颇为丰厚的成果。“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涵盖了青春文学、纯文学、网络文学等多种创作类型,小说创作主题也涉及校园恋情、都市婚恋、城乡对立、家族变迁、言情穿越、科幻未来等。“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写作已经从单一的成长视角转向多元丰富的创作视野,无论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新媒介网络写作的创新还是对女性文学的发展,都逐渐趋于成熟。本论文以“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入手,分析该群体的创作特质和创作类型,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文本细读展开主题研究,挖掘“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立场和人文关怀,探寻作品中的美学意识和文学性,纵观“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媒介性别视域下的女性主义立场,发现“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展望“千禧一代”女作家未来的创作发展方向。“千禧一代”女作家文学景观的生成与其所处时代密切关联,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文学与资本联姻,写作市场的红利催熟了一代青年作家,“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开放的社会语境和多元的文化视域中有了更多自我言说的机会。她们在享受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似的时代症候,和平年代的历史感的缺失和不可言说的生存困境成为这一代人的精神之殇。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中,“千禧一代”女作家走过了被质疑被批判到被认可被接受的发展历程,由青春文学过渡到纯文学、畅销文学和网络文学,“千禧一代”的创作一直努力从边缘走向中心。“千禧一代”女作家最开始受到关注是从“青春文学”开始,在这一时期,“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尚处在萌芽阶段,创作内容主要是青春期个性的表达,青年亚文化、“玉女”写作以及校园写作是这一时期的创作关键词。随着“千禧一代”女作家的成长成熟,她们的创作由个体转向社会,从城乡世界、婚恋生活、家族变迁窥探时代脉搏下的中国社会现状,“千禧一代”女作家的纯文学写作也逐渐得到权威学界的认可。在网络文学和类型写作风靡的21世纪,“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女性向”网络文学写作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网络文学的IP热潮也为网络言情小说提供了新的写作思路和发展方向。“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文学审美范式。其作品中的语言修辞,包括流行语言的运用、网络语言表达策略和语言形式的建构展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质。“千禧一代”女作家对跨媒体叙事中的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结构、叙事视角等叙事手法的运用也适应了大众娱乐的审美追求。“千禧一代”女作家所运用的新的文学创作方式和在新媒体时代形成的独特文学经验使文学写作更注重读者与作者的交互性,这种新的文学表现模式催生了新的文学创作方向,在尊重传统文学创作的同时,文学作品也成为作者与读者共同的成果。“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中的文化场域建构也反映出时代与历史的镜像,从这一代作家自身的成长来看,“千禧一代”女性作为新时代独立女性与青年知识分子,并非缺乏历史感,而是在时代喧嚣中成为了旁观者和多余人。她们作品中体现出的文化现象,包括代际冲突、生态环境、家庭伦理、职场生存等成为现代人普遍关注的社会文化问题。作为最年轻的女性创作群体,“千禧一代”女作家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在创作中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千禧一代”女作家通过身体写作、两性叙事以及女性命运探析,在创作中不自觉表露出的女性立场,现代社会让女性拥有了更多身份,女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中被遮蔽、被命名,她们的生存境遇被青年女作家所关注。“千禧一代”女作家试图通过网络书写打破女性作为客体和他者的窘境,其作品中体现出的女性意识、女性的欲望表达、主体意识、生命意识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不同的表达。在现代技术发展的当下,女性的生存空间已不再单纯来自男性的挤压,而是受到社会发展、技术变革、环境变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现代人类生存的诸多挑战面前,“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视野更为开阔,具有超性别的勇气和格局,能够关注到性别之外的人类共同的生存境遇。
二、市场文化与文化的市场化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市场文化与文化的市场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儒家文化能抑制企业信息披露违规吗？（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文献综述和假设提出 |
| （一）文献综述 |
| 1. 儒家文化制度背景及经济后果 |
| 2. 信息披露违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二）研究假设 |
| 1. 儒家文化与企业信息披露违规 |
| 2. 儒家文化与信息披露违规：内部控制质量、市场化水平的替代作用 |
| (1）儒家文化与内部控制质量的替代作用 |
| (2）儒家文化与市场化水平的替代作用 |
| 三、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 （二）变量定义 |
| 1. 信息披露违规 |
| 2. 儒家文化 |
| 3. 市场化程度 |
| 4. 内部控制 |
| 5. 控制变量 |
| （三）模型设定 |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 |
| （二）回归结果分析 |
| 1. 儒家文化对信息披露违规的影响 |
| 2. 儒家文化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替代作用 |
| 3. 儒家文化对市场化水平的替代作用 |
| 五、拓展性研究 |
| （一）内在机制检验 |
| 1. 抑制管理者自利路径 |
| 2. 营造道德环境路径 |
| （二）异质性分析 |
| 1.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 |
| 2. 文化冲击强度高与文化冲击强度低 |
| （三）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
| 1. 内生性分析 |
| 2. 稳健性检验 |
|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
（3）地区关系文化、正式制度与企业双元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一、研究背景 |
|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关系文化与企业双元创新 |
| (二)关系文化、正式制度(市场化环境)与企业双元创新 |
| 三、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来源 |
| (二)变量定义 |
| 1.被解释变量 |
| 2.解释变量 |
| 3.调节变量 |
| 4.控制变量 |
| (三)模型设定 |
| (四)实证分析 |
| 1.描述性统计分析 |
| 2.相关性分析 |
| 3.多元回归分析 |
| 4.稳健性检验 |
| (五)拓展性分析 |
| 1.内在机制检验 |
| 2.异质性分析——规模异质性下地区关系文化与企业双元创新 |
| 3.价值效应检验——双元创新是否促进了企业获得新产品销售业绩 |
|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4）国企“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研究 ——以S市112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单位文艺 |
| 1.3.2 单位文艺组织 |
| 1.3.3 单位文艺人 |
| 1.4 理论基础 |
| 1.4.1 结构功能主义 |
| 1.4.2 艺术场域理论与文艺生成理论 |
| 1.5 研究设计 |
| 1.5.1 研究对象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田野过程介绍 |
| 1.6 研究框架与篇章结构 |
| 1.6.1 研究框架 |
| 1.6.2 篇章结构 |
| 1.6.3 阶段划分依据 |
| 1.7 研究意义 |
| 1.7.1 理论意义 |
| 1.7.2 现实意义 |
| 第2章 “单位文艺”溯源 |
| 2.1 中国传统文教思想与文艺社会功能说 |
| 2.1.1 为治世而兴诗教 |
| 2.1.2 “文以载道”理念的形成与沿用 |
| 2.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教思想的传承与文艺使命的延展 |
| 2.2.1 从“文以载道”到“文以化人” |
| 2.2.2 文艺跃升为革命战斗的武器 |
| 2.3 苏联模式中的文艺工作经验 |
| 2.3.1 文艺是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
| 2.3.2 开辟工人阶级的学校和乐园 |
| 2.3.3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土化探索 |
| 小结 |
| 第3 章 生成期:“单位文艺”的早期萌生 |
| 3.1 “单位文艺”早期生成的历史语境 |
| 3.1.1 “单位文艺”形成的宏观社会语境 |
| 3.1.2 “单位文艺”形成的地域环境 |
| 3.2 “单位文艺”的生成动因与功能预期 |
| 3.2.1 国家层面:价值理念的形塑与传播工具 |
| 3.2.2 单位层面:助力单位组织动员机制有效实施 |
| 3.2.3 个人层面:满足多元精神文化诉求的主要路径 |
| 3.3 “单位文艺”的早期文艺景观与功能实现 |
| 3.3.1 爱国主义教育与爱国情感抒发 |
| 3.3.2 弘扬集体主义劳动精神 |
| 3.4 “单位文艺组织”的早期雏形 |
| 3.4.1 “自发原生型”业余文艺团体 |
| 3.4.2 “路径依赖型”业余文艺团体 |
| 3.4.3 “模式借鉴型”文艺活动阵地 |
| 3.4.4 “辅助拓展型”文艺活动空间 |
| 小结 |
| 第4 章 过渡期:“单位文艺”的震荡式过渡 |
| 4.1 过渡期的“别样文艺景观” |
| 4.1.1 “大跃进”时期的“文艺跃进” |
| 4.1.2 “文革”时期的“模式化”文艺生产 |
| 4.1.3 绑缚“政治胞衣”的“单位文艺” |
| 4.2 过渡期的常态化“单位文艺”实践 |
| 4.2.1 “单位文艺”的检阅与提升 |
| 4.2.2 文化主管部门与权威大众媒体联合树立舆论导向 |
| 4.2.3 单位组织自有媒体助力“单位文艺”的传播与推广 |
| 4.3 功能预设与功能实效的偏差 |
| 4.3.1 不同利益主体对“单位文艺”的功能预期的博弈 |
| 4.3.2 个体对功能实效的感知与内化的偏差 |
| 小结 |
| 第5 章 成长期:“单位文艺”的蓬勃发展盛景 |
| 5.1 改革开放初期:“单位文艺”的发展新契机 |
| 5.1.1 文艺政策制度调整 |
| 5.1.2 单位组织体制变革 |
| 5.2 成长期:“单位文艺”的发展态势 |
| 5.2.1 文艺活动常态化与文艺形态多样化 |
| 5.2.2 文艺活动组织规模日趋扩大 |
| 5.2.3 发挥“典型单位制”区域的引领与示范作用 |
| 5.3 “单位文艺”的功能延展:单位组织文化的系统构筑 |
| 5.3.1 自制影视剧——单位组织文化的影像呈现 |
| 5.3.2 厂歌、厂旗和厂徽——单位组织文化的识别符号 |
| 5.3.3 厂庆文艺活动——单位组织历史的文艺呈现 |
| 5.3.4 文艺公关——维系单位组织公共关系的纽带 |
| 小结 |
| 第6章 转型与发展期:“单位文艺”发展中的挑战与自我调适 |
| 6.1 转型期“单位文艺”发展中的现实挑战 |
| 6.1.1 国企单位组织的角色转换 |
| 6.1.2 代际更迭导致“单位文艺组织”的凝聚力下降 |
| 6.1.3 文化多元化与“单位文艺”的效用困境 |
| 6.2 多元功能诉求促成“单位文艺”的功能转向 |
| 6.2.1 国家层面:重塑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 |
| 6.2.2 单位层面:“内聚外展”双向驱利力下的功能延展 |
| 6.2.3 个人层面:搭建情感融入与情感记忆的桥梁 |
| 6.3 “单位文艺”的自我调适与功能的演变进路 |
| 6.3.1 “单位文艺”的自我调适 |
| 6.3.2 “单位文艺”功能的演变进路 |
| 小结 |
| 第7章 “单位文艺”的评价 |
| 7.1 “单位文艺”的民间记忆与功能解读 |
| 7.1.1 “单位文艺人”对“单位文艺”的功能解读 |
| 7.1.2 “非单位文艺人”对“单位文艺”的功能解读 |
| 7.2 引入时间维度解析“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 |
| 7.2.1 即时性实效 |
| 7.2.2 阶段性实效 |
| 7.2.3 积累性实效 |
| 7.3 “单位文艺”与“单位意识”的形塑 |
| 7.3.1 “单位意识”的内涵与形塑过程 |
| 7.3.2 “单位文艺”的运行特质 |
| 7.3.3 “单位文艺”的形塑策略 |
| 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讨论 |
| 8.1 “文艺生产场”的运行逻辑与“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 |
| 8.1.1 结构的附属:“权力场域”中的“单位文艺” |
| 8.1.2 “文艺场域”的内部结构 |
| 8.1.3 作为行动者的“单位文艺人” |
| 8.2 “单位文艺”的未来发展趋向 |
| 8.2.1 “单位文艺”的“回潮”现象 |
| 8.2.2 “单位文艺”发展的合理性与持续性 |
| 8.2.3 “单位文艺”发展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
| 8.3 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单位文艺爱好者访谈提纲 |
| 附录2:单位文艺管理人员的访谈提纲 |
| 附录3: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
| 在读博士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5）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及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问题、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研究目的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体育与城市发展的相关研究 |
| 1.2.2 体育及相关产业与城市化发展的相关研究 |
| 1.2.3 体育产业、城市化与相关系统耦合发展研究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内容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框架 |
| 1.5 本章小结 |
| 2 概念辨析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辨析 |
| 2.1.1 耦合、机理、关联耦合与耦合协调 |
| 2.1.2 体育产业与体育产业系统 |
| 2.1.3 城市化与城市化系统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产业集聚理论 |
| 2.2.2 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
| 2.2.3 二元经济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域外经验:英美日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脉络分析 |
| 3.1 英美日体育产业与城市化演进特征 |
| 3.1.1 英美日体育产业演进特征 |
| 3.1.2 英美日城市化演进特征 |
| 3.2 英国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脉络 |
| 3.2.1 英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体育产业发展理路 |
| 3.2.2 英国体育产业演进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 |
| 3.3 美国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脉络 |
| 3.3.1 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体育产业发展理路 |
| 3.3.2 美国体育产业演进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 |
| 3.4 日本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脉络 |
| 3.4.1 日本城市化进程中的体育产业发展理路 |
| 3.4.2 日本体育产业演进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 |
| 3.5 英美日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特征及启示 |
| 3.5.1 培育体育消费: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基础 |
| 3.5.2 提升经济贡献: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外核 |
| 3.5.3 发展主导产业: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内核 |
| 3.5.4 强化市场主体: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保障 |
| 3.6 英美日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本土借鉴 |
| 3.6.1 耦合内在前提:体育产业发展伴随着城市化的演进 |
| 3.6.2 耦合外在前提:城市化演进影响着体育产业的发展 |
| 3.6.3 耦合内在影响: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受到内部要素的影响 |
| 3.6.4 耦合外在影响: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
| 3.7 本章小结 |
| 4 耦合机理:中国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分析 |
| 4.1 体育产业和城市化的演进历程 |
| 4.1.1 体育产业的演进历程 |
| 4.1.2 城市化的演进历程 |
| 4.2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现实条件 |
| 4.2.1 体育产业发展现实状况 |
| 4.2.2 城市化发展现实状况 |
| 4.3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联结基础 |
| 4.3.1 联结的理论支撑 |
| 4.3.2 体育产业:规模经济效应与外部经济效应 |
| 4.3.3 城市化:服务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升级 |
| 4.4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影响因素 |
| 4.4.1 政治因素:政策和管理体制等不断完善 |
| 4.4.2 经济因素: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等不断优化 |
| 4.4.3 社会因素:消费结构和人口结构等不断向好 |
| 4.4.4 科技因素: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等不断渗透 |
| 4.5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互动内涵 |
| 4.5.1 耦合要求: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
| 4.5.2 耦合重点:体育产业有效融入城市化发展 |
| 4.5.3 耦合特征: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时序与空间阶段性变化 |
| 4.5.4 耦合目的: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高质量发展 |
| 4.6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联结方式 |
| 4.6.1 体育产业:技术创新和产业融合 |
| 4.6.2 城市化:要素流动和集聚增长 |
| 4.7 本章小结 |
| 5 耦合效应: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效应分析 |
| 5.1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效应的互动方式 |
| 5.1.1 体育产业为城市化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
| 5.1.2 城市化为体育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
| 5.2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效应的呈现形式 |
| 5.2.1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经济效益 |
| 5.2.2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社会效益 |
| 5.2.3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生态效益 |
| 5.3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效应的评价方式 |
| 5.3.1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发展的关联耦合效应评价 |
| 5.3.2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发展的耦合协调效应评价 |
| 5.4 本章小结 |
| 6 效应测度: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评价指标构建及其耦合效应测度 |
| 6.1 体育产业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 |
| 6.1.1 体育产业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1.2 体育产业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方法 |
| 6.1.3 体育产业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流程 |
| 6.1.4 体育产业发展指标体系的最终结果 |
| 6.1.5 体育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系数 |
| 6.1.6 体育产业发展指标体系的评价 |
| 6.2 城市化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 |
| 6.2.1 城市化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2.2 城市化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方法 |
| 6.2.3 城市化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流程 |
| 6.2.4 城市化发展指标体系的最终结果 |
| 6.2.5 城市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系数 |
| 6.2.6 城市化发展指标体系的评价 |
| 6.3 关联耦合效应测度与耦合协调效应测度 |
| 6.3.1 关联耦合效应测度 |
| 6.3.2 耦合协调效应测度 |
| 6.4 本章小结 |
| 7 关联效应: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关联耦合分析 |
| 7.1 指标选取、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7.1.1 指标选取 |
| 7.1.2 数据来源 |
| 7.1.3 研究方法及其适用性 |
| 7.2 实证分析 |
| 7.2.1 国家层面:中国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关联耦合的实证 |
| 7.2.2 省域层面: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关联耦合的实证 |
| 7.3 结果与分析 |
| 7.3.1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具有中等或较强关联耦合关系 |
| 7.3.2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关联耦合关系 |
| 7.4 讨论与启示 |
| 7.4.1 以增强体育产业融入城市化发展为重点,促进两系统关联耦合发展 |
| 7.4.2 以优化体育产业结构为重点,促进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关联耦合发展 |
| 7.4.3 以推进经济城市化发展为重点,促进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关联耦合发展 |
| 7.5 本章小结 |
| 8 协调效应: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分析 |
| 8.1 指标选取、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8.1.1 指标选取 |
| 8.1.2 数据来源 |
| 8.1.3 研究方法及其适用性 |
| 8.2 实证分析 |
| 8.2.1 国家层面:中国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的实证 |
| 8.2.2 省域层面: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的实证 |
| 8.3 结果与分析 |
| 8.3.1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程度呈现上升态势 |
| 8.3.2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有从失调向协调发展态势 |
| 8.4 讨论与启示 |
| 8.4.1 促进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全面协调发展 |
| 8.4.2 促进体育产业融入城市的经济、空间、社会等发展之中 |
| 8.4.3 促进城市化进程中体育产业的规模、结构、贡献、基础等发展 |
| 8.5 本章小结 |
| 9 研究结论、建议、不足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建议 |
| 9.3 研究不足 |
| 9.4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6）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问题提出:转折与建构 |
| 0.2 中国共产党文化发展道路相关理论的研究 |
| 0.3 研究创新之处 |
| 0.4 研究方法 |
| 0.5 概念界定 |
| 0.5.1 文化建设 |
| 0.5.2 文化发展道路 |
| 0.5.3 文化受众主体性 |
| 0.6 研究思路 |
| 第1章 目标、任务与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与定位 |
| 1.1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
| 1.1.1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提出与目标设定 |
| 1.1.2 1986 年“精神文明决议”指导思想的转变 |
| 1.1.3 “四有”的概念提出及其演变 |
| 1.2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 1.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提出与精神文明的新定位 |
| 1.2.2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
| 1.2.3 “文化强国”的概念形成 |
| 1.3 文化的战略意义:“文化为社会主义服务” |
| 1.3.1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 |
| 1.3.2 从服务于政治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 1.3.3 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越发突出 |
| 1.3.4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
| 1.4 小结 |
| 第2章 现代性与民族性:当代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
| 2.1 批判封建主义与反思传统文化 |
| 2.1.1 批判封建主义是反思“文革”的必然 |
| 2.1.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评价 |
| 2.1.3 新启蒙主义思潮与传统文化危机 |
| 2.2 文化的民族性: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 |
| 2.2.1 “思想政治斗争”视角下的传统文化弘扬 |
| 2.2.2 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之困 |
| 2.2.3 超越“精华”与“糟粕”二元划分 |
| 2.3 文化现代性的探索:从学习西方到中国气派 |
| 2.3.1 “西为中用”与盲目崇拜西方的问题 |
| 2.3.2 “体”“用”相关:盲目崇拜西方的问题由来 |
| 2.3.3 中国气派:文艺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现代性探索 |
| 2.4 小结 |
| 第3章 政府、市场与人民:文化发展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
| 3.1 “政府办文化”与文化受众的矛盾与调试 |
| 3.1.1 政府包办下阻碍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思维定式 |
| 3.1.2 “以文补文”、“双轨制”:文化体制改革的尝试 |
| 3.1.3 改革难以推进的原因:对文化受众主体性的忽视 |
| 3.2 重新认识人民与市场: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 |
| 3.2.1 重新认识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时代意义 |
| 3.2.2 区分市场导向的文化产业与公益导向的文化事业 |
| 3.2.3 商品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的统一:全面改革的展开 |
| 3.3 小结 |
| 第4章 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文化发展 |
| 4.1 改革开放初期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发展 |
| 4.1.1 “二为”方向的提出: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新界定 |
| 4.1.2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
| 4.1.3 主体性觉醒及其应对的经验教训 |
| 4.2 主旋律与多样化: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的新思路 |
| 4.2.1 重在建设,以立为本 |
| 4.2.2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 |
| 4.3 信息技术革命中的意识形态工作与文化发展 |
| 4.3.1 信息技术革命与文化受众主体性的觉醒 |
| 4.3.2 网络文化建设与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 |
| 4.3.3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
| 4.4 小结 |
| 结语: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文化发展道路的经验与新时代的新发展 |
| 参考文献 |
（7）制度环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文章布局与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研究局限与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金融化的相关研究 |
| 2.1.1 企业金融化的内涵与测度 |
| 2.1.2 企业金融化的动机 |
| 2.1.3 企业金融化的效应研究 |
| 2.2 制度环境的相关研究 |
| 2.2.1 制度和制度环境的内涵演进 |
| 2.2.2 制度环境的经验研究 |
| 2.3 文献评述与主要概念界定 |
| 2.3.1 文献评述 |
| 2.3.2 主要概念界定 |
| 第3章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制度环境与企业金融化:一般性分析 |
| 3.1 中国经济转型情境下的制度环境 |
| 3.2 中国情境下的金融制度变迁与企业金融化 |
| 3.2.1 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 |
| 3.2.2 金融制度变迁视角下企业金融化的描述性分析 |
| 3.2.3 企业金融化分组特征 |
| 3.3 企业金融化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
| 3.3.1 企业金融化内在动因及行为的制度逻辑 |
| 3.3.2 企业金融化效应分析 |
| 第4章 产权制度与企业金融化:以融资歧视为例 |
| 4.1 本章前言 |
| 4.2 基于中国产权制度情境的理论分析 |
| 4.2.1 流动性压力转嫁假说 |
| 4.2.2 资金富余假说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3.2 模型设定与指标构建 |
| 4.3.3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
| 4.4 实证检验 |
| 4.4.1 基准回归检验 |
| 4.4.2 流动性压力转嫁的渠道检验 |
| 4.4.3 资金富余假说验证 |
| 4.4.4 异质性分析:基于企业规模与行业高技术属性 |
| 4.4.5 进一步讨论:基于民营企业样本 |
| 4.4.6 稳健性检验:基于指标重构、期限结构和分位数回归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退出制度与企业金融化:以僵尸企业为例 |
| 5.1 本章前言 |
| 5.2 理论分析 |
| 5.2.1 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金融化的溢出效应 |
| 5.2.2 企业金融化与僵尸企业形成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2 基于中国情境的关键变量测度 |
| 5.3.3 模型设定及变量定义 |
| 5.4 僵尸企业对企业金融化的溢出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4.1 基准回归 |
| 5.4.2 基于金融资产期限结构差异的分析 |
| 5.4.3 机制检验 |
| 5.4.4 异质性分析 |
| 5.4.5 进一步讨论 |
| 5.4.6 稳健性检验 |
| 5.5 企业金融化与僵尸企业形成的计量检验 |
| 5.5.1 基准回归 |
| 5.5.2 机制检验 |
| 5.5.3 异质性分析 |
| 5.5.4 进一步讨论及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文化环境与企业金融化:以儒家文化为例 |
| 6.1 本章前言 |
| 6.2 基于中国文化情境的逻辑分析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数据选取 |
| 6.3.2 关键变量测度 |
| 6.3.3 模型设定及变量定义 |
| 6.4 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化:计量检验 |
| 6.4.1 基准回归 |
| 6.4.2 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结构 |
| 6.5 进一步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
| 6.5.1 进一步讨论:作用机理 |
| 6.5.2 进一步讨论:区分货币资金与非货币金融资产 |
| 6.5.3 异质性检验:基于所有制、法律制度和外来文化冲击 |
| 6.5.4 稳健性检验:替换金融化测度方法 |
| 6.5.5 稳健性检验:替换儒家文化变量 |
| 6.5.6 内生性问题处理:工具变量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从政府部门角度 |
| 7.2.2 从企业角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
| 1.1.2 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重新审视 |
| 1.1.3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诉求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体育产业 |
| 2.1.2 高质量发展 |
| 2.1.3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
| 2.1.4 金融支持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 2.2.2 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 2.2.3 体育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 2.2.4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与金融支持的关系认识 |
| 2.2.5 文献述评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 2.3.2 产业结构理论 |
| 2.3.3 产业融合理论 |
| 2.3.4 Schumpeter金融促进理论 |
| 2.3.5 金融结构理论 |
| 2.3.6 金融深化、金融约束与金融内生理论 |
| 2.3.7 系统理论与经济效率理论 |
| 第3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与不足 |
| 3.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 |
| 3.1.1 政府金融支持现状 |
| 3.1.2 信贷市场支持现状 |
| 3.1.3 债券市场支持现状 |
| 3.1.4 股票市场支持现状 |
| 3.1.5 风险投资支持现状 |
| 3.1.6 其他金融市场支持现状 |
| 3.2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不足 |
| 3.2.1 金融支持制度体系亟待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尚需补充 |
| 3.2.2 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问题凸显,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存在不足 |
| 3.2.3 风险资本经典功能发生偏离,资本投入可持续性有所欠缺 |
| 3.2.4 新兴金融工具利用不尽充分,体育金融复合人才供给不足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特征与机理 |
| 4.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 |
| 4.1.1 “支柱地位”与扩张趋势: 亟需政策引导的规模化金融支持 |
| 4.1.2 丰富业态与结构演进: 亟需层次多元的系统化金融支持 |
| 4.1.3 投资风险与不确定性: 亟需风险偏好的针对性金融支持 |
| 4.1.4 消费升级与供需优化: 亟需科技赋能的普惠性金融支持 |
| 4.2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机理 |
| 4.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功能组成 |
| 4.2.2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金融支持效应分析——基于耦合协调视角 |
| 5.1 研究方案设计 |
| 5.2 研究方法选择 |
| 5.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复杂系统特征 |
| 5.2.2 耦合的应用 |
| 5.3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制 |
| 5.3.1 耦合机制的内涵 |
| 5.3.2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理 |
| 5.3.3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制 |
| 5.4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 5.4.1 耦合测度模型 |
| 5.4.2 灰色关联模型 |
| 5.4.3 序参量体系与数据选取 |
| 5.4.4 熵值赋权处理 |
| 5.5 耦合协调效应分析 |
| 5.5.1 系统发展水平分析 |
| 5.5.2 耦合关联与耦合协调效应分析 |
| 5.5.3 基于剪刀差的进一步讨论 |
| 5.6 耦合协调效应的影响因素 |
| 5.6.1 影响因素识别 |
| 5.6.2 变量选取 |
| 5.6.3 影响因素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微观金融支持效率评价——以上市公司为例 |
| 6.1 研究方案设计 |
| 6.2 研究方法选择 |
| 6.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投入产出特征 |
| 6.2.2 方法思路与适用性 |
| 6.3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样本选取 |
| 6.3.3 指标测算与数据处理 |
| 6.4 静态效率矩阵分析 |
| 6.4.1 综合金融效率分析 |
| 6.4.2 股权静态效率分析 |
| 6.4.3 债权静态效率分析 |
| 6.5 动态效率演变分析 |
| 6.5.1 金融效率的动态演变 |
| 6.5.2 股权效率的动态演变 |
| 6.5.3 债权效率的动态演变 |
| 6.6 效率收敛性分析 |
| 6.6.1 金融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6.2 股权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6.3 债权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系统建模与仿真 |
| 7.1 研究方案设计 |
| 7.2 研究方法选择 |
| 7.2.1 系统动力学原理 |
| 7.2.2 系统动力学组成模块—基于Vensim实现 |
| 7.2.3 系统动力学特点及适用性 |
| 7.3 建模准备 |
| 7.3.1 模型构建原则 |
| 7.3.2 系统边界确定 |
| 7.3.3 模型基本假设 |
| 7.4 模型与变量关系构建 |
| 7.4.1 子系统组成及因果关系 |
| 7.4.2 总系统组成及因果关系 |
| 7.4.3 系统流图设计及主要变量 |
| 7.4.4 变量函数关系确定 |
| 7.5 模型检验 |
| 7.5.1 外观检验 |
| 7.5.2 运行检验 |
| 7.5.3 稳定性检验 |
| 7.5.4 历史检验 |
| 7.5.5 灵敏度检验 |
| 7.6 策略仿真分析 |
| 7.6.1 基础仿真结果 |
| 7.6.2 市场金融策略仿真 |
| 7.6.3 政府金融干预仿真 |
| 7.6.4 金融风险情景仿真 |
| 7.7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3 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件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及其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四、国内研究综述 |
| 五、研究方法及内容 |
| 六、创新点和难点 |
| 总结 |
| 第一章 丽江洞经音乐本体概述及源流探讨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丽江洞经音乐 |
| 二、纳西古乐 |
| 第二节 丽江洞经音乐概况 |
| 一、声乐及器乐类型概况 |
| 二、群众基础概况 |
| 三、格律音韵概况 |
| 四、宗教及文化属性概况 |
| 五、传承与传播媒介概况 |
| 第三节 丽江洞经音乐起源 |
| 一、三国时期传入说 |
| 二、宋代末期传入说 |
| 三、明洪武永乐年间传入说 |
| 四、明嘉靖年间传入说 |
| 五、清雍正年间传入说 |
| 第四节 丽江洞经音乐史料文本追溯 |
| 一、《丽江府志略》 |
| 二、《高上玉皇本行集经》 |
| 三、《雪山诗选》 |
| 四、《清史稿》 |
| 五、《永保平安》 |
| 六、《玉龙旧话新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丽江洞经音乐民俗美学田野调查 |
| 第一节 丽江洞经音乐田野调查概述 |
| 一、入户走访调查 |
| 二、代表人物走访 |
| 三、组织表演观摩 |
| 第二节 乐器使用及表现方式 |
| 一、管乐类型及表现方式 |
| 二、弹拨乐器类型及表现方式 |
| 三、打击乐器类型及表现方式 |
| 第三节 丽江洞经音乐属性特征 |
| 一、即兴演奏特征 |
| 二、演奏融合性特征 |
| 三、形式美及韵律美特征 |
| 四、经腔及乐曲审美表现 |
| 第四节 丽江洞经音乐传承生态刻画 |
| 一、丽江洞经音乐传承形态 |
| 二、丽江洞经音乐表演形态 |
| 三、丽江洞经音乐传承组织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嬗变 |
| 第一节 丽江洞经民俗音乐总体嬗变脉络 |
| 一、道教科仪的时代流变 |
| 二、组织形式的演进流变 |
| 三、演奏传承方式的嬗变 |
| 四、经腔乐曲的流变进程 |
| 第二节 丽江洞经音乐民俗美学符号属性及功能嬗变 |
| 一、道教传统和民族文化载体 |
| 二、汉学的云南地区推广载体 |
| 三、儒释道三教礼乐融合载体 |
| 四、洞经音乐本土化发展力量 |
| 第三节 丽江洞经民俗音乐美学嬗变的历史线索 |
| 一、南诏王朝与唐朝文化互通 |
| 二、宋代道教及宋词曲牌渗透 |
| 三、元代戏曲文化及曲牌影响 |
| 四、明清市民文化的交融影响 |
| 第四节 丽江洞经民俗音乐美学嬗变的社会线索 |
| 一、民族聚居与杂居的深刻影响 |
| 二、儒释道信仰与民族宗教融合 |
| 三、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的渗透 |
| 四、经济社会发展对音乐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丽江洞经音乐当代价值与发展 |
| 第一节 丽江洞经音乐传承当代价值 |
| 一、丽江洞经音乐艺术与文化价值 |
| 二、丽江洞经音乐的当代传承意义 |
| 第二节 新时期丽江洞经音乐传承基础 |
| 一、市场及社会组织资金支持 |
| 二、专门文化组织扶持与认可 |
| 三、主流文化的认可与推崇 |
| 四、民族多中心协同治理格局 |
| 五、媒介工具的升级与发展 |
| 第三节 当代丽江洞经音乐传承路径 |
| 一、政府有机保护丽江洞经音乐传承 |
| 二、社会主体助力丽江洞经音乐保护 |
| 三、市场主体促进丽江洞经音乐发展 |
| 四、媒体广泛参与丽江洞经音乐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10）“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源起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分析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学景观生成 |
| 一、“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时代语境 |
| (一)全球化与后现代转向 |
| (二)媒介变革与信息技术 |
| (三)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 |
| 二、“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特质 |
| (一)青春时期的个性化书写 |
| (二)商品时代的灵魂隐痛 |
| (三)城乡流动的现代化视野 |
| 三、 “千禧一代”女作家的类型概览 |
| (一)新概念与偶像作家 |
| (二)学院派与纯文学作家 |
| (三)网络文学与类型作家 |
| 第二章 “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主题研究 |
| 一、“千禧一代”女作家的青春书写 |
| (一)张悦然:偏执少女与心灵创伤 |
| (二)春树:青春期与青年亚文化 |
| (三)笛安:成长故事与都市乡愁 |
| 二、“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社会问题聚焦 |
| (一)文珍:都市情感与婚恋伦理 |
| (二)马金莲:乡土陷落与田园挽歌 |
| (三)张怡薇:家族叙事与日常生活 |
| 三、“千禧一代”女作家的类型小说透析 |
| (一)流潋紫:宫斗言情与职场映射 |
| (二)郝景芳:人工智能与人类命运 |
| (三)方慧:真实世界与虚拟人生 |
| 第三章 “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美学探寻 |
| 一、“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学叙事革新 |
| (一)网络语言的创新与运用 |
| (二)跨媒体叙事与IP改编 |
| (三)交互型创作与读者接受 |
| 二、“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学审美特征 |
| (一)传统美学的坚守与传承 |
| (二)文学性和文学价值呈现 |
| (三)文学审美范式的重构 |
| 三、“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学经验生成 |
| (一)代际断裂下的个体经验言说 |
| (二)时间和空间的后现代探索 |
| (三)多维的文学的想象与拼贴的虚构方式 |
| 第四章 “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化场域建构 |
| 一、“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化特征 |
| (一)历史虚无与现实追寻 |
| (二)多元文化与文化回归 |
| (三)“饭圈”现象与小众部落 |
| 二、“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群像素描 |
| (一)文艺青年的诗意与反叛 |
| (二)都市青年知识者的规训与突围 |
| (三)乡村底层青年的离乡与追梦 |
| 三、“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人文观照 |
| (一)道德秩序与价值观念的重构 |
| (二)地理诗学与生态伦理的思索 |
| (三)生命意识与现实主义关怀 |
| 第五章 “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女性意识探寻 |
| 一、女性意识的觉醒与突围 |
| (一)新生代女性的成长与反抗 |
| (二)女性命运的时代变奏 |
| (三)男性的解构与女性的自我引渡 |
| 二、消费时代的性别身份意味 |
| (一)泛娱乐化的身体献祭 |
| (二)两性关系的暧昧呈现 |
| (三)“耽美”文学的另类情感表达方式 |
| 三、媒介性别视域中的网络女性主义 |
| (一)“女性向”对传统的超越与反叛 |
| (二)网络女性主义的“异托邦”空间困境 |
| (三)媒介话语中的性别立场言说 |
| 结语“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时代意义与发展方向 |
| 一、“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影响与传播 |
| (一)国内现状与发展 |
| (二)海外译介与传播 |
| 二、“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问题与展望 |
| (一)代际焦虑与创作局限 |
| (二)新的文学生长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四、市场文化与文化的市场化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儒家文化能抑制企业信息披露违规吗？[J]. 潘子成,易志高,柏淑嫄. 管理学刊, 2022(01)
- [2]单位制文化与市场化改革——关于我国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思考[J]. 刘冰镜,杨轩嘉. 文化产业研究, 2021(02)
- [3]地区关系文化、正式制度与企业双元创新[J]. 阳镇,陈劲,凌鸿程.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5)
- [4]国企“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研究 ——以S市112厂为例[D]. 肖赛玥. 吉林大学, 2021(01)
- [5]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及其效应研究[D]. 任波.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6]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D]. 谢春涛. 中国人民大学, 2021(12)
- [7]制度环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D]. 郑志全. 山东大学, 2021(11)
- [8]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D]. 许嘉禾. 山东大学, 2021(11)
- [9]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及其嬗变研究[D]. 刘天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10]“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D]. 杜玉洁.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