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环保产业划分及相关统计问题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王钰[1]（2021）在《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政府和市场是经济社会治理活动中的两个重要主体,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在调节经济社会的运行机制,政府则多依靠行政强制力参与到经济社会治理活动中。环境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治理领域的“政府论”和“市场论”之争已存在良久,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是政府和市场发挥环境治理作用的重要依托。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市场化机制的建立激发了经济活力,经济总量实现了井喷式的增长。但中国经济一直是以资本和劳动为主要驱动力,高耗能、高污染和高排放的低层次发展模式导致资源与环境的短板效应日益严重。当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成为新时期下的发展目标,促使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成为又一重要任务。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绿色的现代化发展体系,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环境治理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绿色发展,所以环境治理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必要选择。政府和市场是环境治理活动中的重要参与者,二者分别通过命令控制和市场激励来推动经济绿色发展。为了探究不同环境政策在环境治理活动中的作用,本文系统性地分析了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基本结论如下:第一,本文对经济绿色发展水平的测算方法进行了改进。创新性地应用超效率共同前沿DEA方法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改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方式,分别基于要素贡献和结构贡献两种方法进行分解,从多个角度寻找经济绿色发展的驱动要素。研究发现:（1）2016年之后,全国平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现了上升的趋势,出现由负转正的变化,即经济绿色发展水平有所提高。（2）经济绿色发展水平存在地区异质性,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的年平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正,其他经济区域的年平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负。（3）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要素贡献分解结果来看,对于全国和大多数经济区域而言,产出不足和能源过度消耗是导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而环境改善是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驱动因素。从结构贡献的分解结果来看,创新效应是促进绿色全要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第二,本文将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分为中央政府实施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地方政府实施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并以中央环保督察、中央环保约谈和地方环境监管为几种典型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进行研究。利用断点回归模型识别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寻找中央环保约谈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中介变量,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环境监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1）中央环保督察和中央环保约谈都会显着地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中央环保督察仅是通过产出增长效应和环境改善效应促进经济绿色发展,中央环保督察并未促进能源节约。地方环境监管作为中央环保约谈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中介变量,仅在环保约谈发生的后一年发挥中介作用,当年并不具有中介效应,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将环境治理压力转换为治理对策仍然需要一定的时间。（2）地方政府环境监管的作用效果存在地区异质性和门槛效应,对于北部沿海、大西南、东北和南部沿海四个经济区域而言,提高环境监管力度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对于其他经济区域而言,环境监管的作用并不明显。环境监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作用时,存在以经济发展水平、工业规模、研发水平和环境监管力度为调节因子的门槛效应。第三,本文对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影响经济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以用能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两种环境规制工具为代表,将排放权的初始分配作为研究的起点,在确定初始分配方案后,模拟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的交易行为,对用能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进行政策组合,从绿色发展视角下评价不同市场化程度的政策组合的经济红利效应。研究发现:（1）零和DEA方法虽然提高了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初始分配的公平性,但并没有提高初始分配的效率水平。（2）初始分配方式的选择依赖于市场机制的成熟度,当市场机制完善时,选择零和DEA方法进行初始分配,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行为促进技术进步;但当市场机制不完善时,基于零和DEA方法的初始分配方式可能会阻碍技术进步,此时选择历史法进行初始分配可以在短期内保存生产力。（3）随着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的市场化水平提高,其产出效应、节能减排效应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均会提高。在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同时可交易的市场交易型政策组合下,潜在产出增量、节能量、CO2减排量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都会显着提高。市场交易型环境政策组合体现出最佳的经济红利效应,混合型环境政策组合居中,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组合的经济红利效应最差。（4）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数分解结果表明,与追求产出（GDP）增加相比,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在更大程度上是通过节能和CO2减排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第四,本文在单独分析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的作用机制后,又进一步分析了二者协同作用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考虑到不同层级政府实施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的影响作用存在差异,所以本文分别研究了中央环保约谈与排放权交易的协同作用、地方环境监管与排放权交易的协同作用。研究发现:（1）较之不实施中央环保约谈和排放权交易,或只实施其中一种,同时实施中央环保约谈和排放权交易可以显着地提高经济绿色发展水平。（2）地方环境监管的政策效果会受到排放权交易政策的调节影响,对于不实施排放权交易的城市而言,地方环境监管的绿色增长效应并不显着,而对于实施排放权交易的城市而言,地方环境监管会显着地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3）从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来看,环境监管与排放权交易即具有协同作用,也具有掣肘影响,其中协同作用体现为排放权交易会降低环境监管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掣肘影响为环境监管与排放权交易同时实施会降低环境政策效果。本文研究得出以下启示: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水平存在地区异质性,所以无论是效率评价,还是环境政策的实施,都应将地区异质性作为重要的参考因素,实施差异化的环境政策是提高环境治理能力的必要条件;中央政府应继续坚持以环保督察和环保约谈为主要形式的环境治理行为,充分发挥它们对环境改善的促进作用;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实施市场化的环境政策,提高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的作用程度,最大化释放出政策的经济红利效应,以促进经济绿色发展。环境治理应发挥多主体的协同作用,既要利用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又要依靠政府的行政执行力,在实现绿色发展的目标下,使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实现优势互补。
许菲[2]（2021）在《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韩自1992年正式建交,迄今已近30年,而两国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历史远比这个时间更长,城市外交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独特因素。单就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成果——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来说,从1993年7月1日首对中韩国际友好城市——连云港市和木浦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算起,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韩间已缔结友好省市（姊妹城市）关系206对,韩国成为除日美两国外与中国签订友好城市协议最多的国家。最初,中国连云港市和韩国木浦市缔结友城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时至今日,中韩城市外交合作领域不再限于经贸投资领域,其交往发展广泛辐射到地方政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运动、妇女儿童权益、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交往成果可谓是全面开花。与此同时,中韩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层次不断深化,由最初的省市一级行政单位发展到区县级行政单位,社会组织、市民团体乃至个人纷纷加入到该行列。可以说,城市外交为中韩地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营造了有利氛围,其在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成果良多,惠泽民众。经历了初期的接触和探索阶段后,经过磨合与调整,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逐渐走向稳定增长阶段,其交往目的和目标由最初的注重获得转向合作共赢发展。在此背景下,中韩国际友好城市的缔结形式不再限于“一对一”关系,开始转向“一对多”方式,而交往模式则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边与多边并重,中韩地方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国际组织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交往对象也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其他地区辐射。总体来看,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不能就此回避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友好城市总体发展不平衡、合作形式比较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存在误解、扩大贸易引发双方经贸摩擦。虽然中韩地方政府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往往是事倍功半。而究其原因则十分复杂,一些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远非地方政府之力所能解决。如在超国家层面,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而逐渐改变了既有的交往格局。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的制约、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排除。在民间层面,非政府组织、传媒集团等社会组织实体,也谋求在对外交往中表达利益诉求,都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交织,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相交融,现阶段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形势和环境,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社会行为体四个层次,借助白里安·豪京的多层外交理论,并融合加里·马克斯、里斯贝特·胡格提出的多层治理理论,形成理论阐释和具象认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总体分析框架。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审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系由多元行为主体的影响交互所造成,远非是地方政府层次一力所能突破解决。同样,在多层面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还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各类国际组织、国家行为体的代表——中央政府,以及社会行为体层面的非政府组织和日益活跃的各类传媒力量。由于公民社会、地方行政、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在囯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下日益结合为一个多层化的世界政治舞台,由此中韩城市外交发展所牵涉到各层面因素也越来越多。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必须在社会、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多个维度层次上同时采取行动,才能够有望获得最终的成功。显然,中韩城市外交要取得持续健康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社会行为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层次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基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当前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存在合作形式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民众时有误解等突出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或能自力解决,但平衡区域发展、解决两国经贸摩擦等绝非地方政府能力之所及。以中韩地方经贸摩擦为例,虽然市民团体抗议、反倾销调查、构筑技术性壁垒等单一化的表象不时呈现,但实质却与国家层面的中韩同为外贸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无关系。伴随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加快,中韩间产品差距减小、市场争夺趋于激烈,加之两国经贸依存度颇高,尽管中韩地方政府有较大意愿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但调整外贸、产业结构政策等属于中央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奈何不得,在政治、安全、外交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如此。不过,上述表象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无可作为。其实,中韩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和国际城市组织的契机,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在国际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借助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总而言之,积极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有利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多个主体层次上的共同努力、统筹协调缺一不可。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中韩友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仅与中韩地方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意愿有关,更与国家层面的宏观发展政策等密切相关。对此,除地方政府自身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层次宏观政策上的资源平衡调配,尤其是向中韩发展落后地区予以政策性倾斜,促进其走上外向型合作发展道路,更多、更全面地展现城市外交在新时期中韩伙伴关系发展中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郑凌霄[3]（2021）在《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及协同治理博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显着的成效,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不断的提升,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的环境问题。能源消费的数量以几何级数的形式激增,跃居世界首位。随着居民购买能力的提升,能源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提到环境污染,主要指的是工业生产所带来的工业污染,但是现在的环境污染形式日益多样化,变成了由工业污染、机动车尾气污染和居民日常生活污染组成的复合型污染。从2012年冬天开始,全国各地频发的雾霾污染,不仅大大降低了空气能见度,而且携带了大量的细菌和病毒,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康,由此也成为了政府和社会公众密切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是全球雾霾污染的“重灾区”,治理雾霾污染是当前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而雾霾污染所具有的复合型、空间溢出性的特点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治理的难度,这就使得雾霾污染的治理成为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需要各级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本文基于相关文献及理论,对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进行了研究,构建了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这是后文进行雾霾污染协同治理分析的前提条件。只有充分认识到相邻地区的雾霾污染存在空间的溢出性、关联性,才能使各地政府有进行跨域合作的动因。其次,在充分认识到雾霾污染存在空间关联非线性、动态演变特点的前提下,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当前中央政府对雾霾污染治理高度重视的形势下,重点研究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对当地雾霾污染治理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某个地方的环境规制政策是否会对相邻地区的雾霾污染治理产生影响?引起雾霾污染的关键影响因素有哪些?最后,基于跨域理论运用博弈方法,研究不同情形下区域联盟内相邻地方政府在雾霾治理过程中的博弈行为,并进行模拟仿真;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地方政府和排污企业两个主体在雾霾污染协同治理中的行为策略选择及其影响因素,以提高排污企业在雾霾治理过程中的积极性;进而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三个主体,进一步研究三个有限理性主体在参与雾霾污染协同治理工作的协同收益与支付的治理成本,以期为能够更好地进行雾霾协同治理工作提供好的建议。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构建了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对雾霾污染研究的文献及相关理论进行了阐述,指出由于雾霾的高区域性、高流动性的特点,使得其治理难度进一步加大,必须打破原有行政区划的制度安排,重塑利益格局,有效推进地方政府间雾霾污染合作治理,因此构建横向跨域协同治理理论;同时,雾霾污染本身存在的公共性、外部性特点,其治理涉及到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利益,因此,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雾霾污染治理主体的利益共同点及利益冲突进行了分析,构建了纵向多主体协同治理理论。因此,为切实提高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效果,基于跨域治理和协同治理视角,本文提出了横向跨区域协同和纵向利益相关者协同相结合的网格化治理模式,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研究雾霾污染协同治理问题,形成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二,中国雾霾污染的空间特点分析。首先对中国雾霾污染的基本态势进行了描述性的统计分析,指出我国的雾霾污染整体上呈现出显着的空间分异性特点,并从年度、季度、月度三个时间尺度对2014年后的雾霾污染的现状进行重点分析。然后应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创建了空间邻接矩阵、反距离矩阵、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对我国省域雾霾污染的空间相关性进行了统计检验。根据全局莫兰指数、局部莫兰指数、莫兰散点图的分析结果,分析探讨我国雾霾污染的空间布局、空间集聚性特点。从全局来看,不管是空间邻接矩阵（0-1矩阵）还是反距离矩阵或者是经济距离权重矩阵,雾霾污染的全局莫兰指数都通过了1%的显着性水平检验,这充分说明了我国雾霾污染存在显着的空间相关性;从局部来看,我国80%以上的省市都处于莫兰散点图的第一、三象限,说明大多数地区都是空间正相关,只有很少比例的省份处于第二、第四象限。山西、陕西、湖南等省份会有所变动,其他绝大部分省份变动情况较少,因而这进一步说明全国各省市的雾霾浓度也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而且从长期来看,具有稳定性。第三,中国雾霾污染空间溢出效应分析。本部分采用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全样本、区域异质性、时间异质性分析。子样本分析中分别按照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进行区域异质性分组,按我国2000—2012年和2013—2017年进行时间异质性分组。从全国来看,环境规制系数显着为负,环境规制水平越高,对雾霾污染的抑制效果越好,但环境规制的空间滞后项虽然也为负,却不显着,影响效果可以忽略,这说明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没有发挥作用,地方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对周边地区的雾霾污染没有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人均GDP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着的U型关系,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还没有出现;第三产业比重提高,没有显着降低雾霾污染的水平;人口密度的加大,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以加大道路长度为目标的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都可能会引起雾霾污染问题;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会使得雾霾污染水平程度加深。分时间来看,2000-2012年期间,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较为显着,有效地抑制了雾霾污染;但2013—2017年期间,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不显着。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环境规制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而环境规制对东部、中部地区抑制作用明显,对于西部地区呈现出不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第四,地方政府间雾霾污染跨域协同治理的博弈研究。基于雾霾污染的跨域联合治理,采用微分博弈方法,根据区域联盟内雾霾污染治理时的不同情况,提出了三种情形,分别为区域联盟内某地雾霾污染事件的发生,仅对雾霾发生地政府的政治成本产生影响,对另一地政府没有影响;区域联盟内某地雾霾污染事件的发生,不仅对雾霾发生地政府的政治成本产生影响,对另一地政府也会带来政治成本损失;引入监督、考核、惩罚机制,分别建立微分博弈模型,并两两对比分析。发现各地方政府雾霾治理的努力程度都与自己支付的治理成本呈负相关关系;通过对第一种情形和第二种情形进行对比,发现第二种情形下各治霾主体的努力程度都小于第一种情形下各治霾主体的努力程度,这意味着各治霾主体在协同治霾过程中存在“搭便车”现象;通过对第二种情形和第三种情形的对比,发现第三种情形下各治霾主体的努力程度都大于第二种情形下各治霾主体的努力程度,这意味着引入监督、考核、惩罚机制后,可以提高治霾主体的积极性,提高治霾协同收益。第五,地方政府与企业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博弈研究。基于“企业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积极主动治理雾霾的主观能动性差、过度依赖政府力量”的现实背景,对地方政府和排污企业两个主体之间的博弈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雾霾污染协同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和排污企业两个主体的长期演化稳定策略会受到企业治理成本、获得的协同收益之间的关系及地方政府协同收益与惩罚力度之间的关系影响。第六,地方政府、企业及公众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演化博弈研究。通过对雾霾污染治理中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主体,基于有限理性而采取的不同策略和行动,构建三方主体共治的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主体在长期反复的博弈中不断调整的策略,最终形成（公众积极参与、企业减排达标、地方政府严格监督）的理想策略。通过对单种群纯策略、混合策略均衡稳定性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单种群纯策略的均衡稳定性不仅与影响各个主体自身策略的因素有关,而且还会受到其他主体策略选择的影响;在三方共治的雾霾污染治理情景中,不管最初地方政府是否监管,企业是否减排达标,只要公众愿意积极参与治理行动,此时三方主体将全部参与到雾霾污染治理行动中,进而雾霾污染治理将会得到显着改善,进入稳定和良性循环状态;反之,当系统处于不良情景下,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积极引导或支持,企业或者公众都不会有参与雾霾污染治理的动力,从而系统会处于恶性循环状态,最终雾霾污染治理将陷入“公地悲剧”的状态。在三方主体以一定的概率参与雾霾污染治理的情景下,通过分析影响各主体决策参数的敏感度,我们发现企业与地方政府在进行策略选择时,他们的行动方向具有一致性,因此只要地方政府与企业联合起来,通过对公众进行有效引导,保障公众参与雾霾污染治理的切身利益,鼓励公众行使第三方监管权利,就可以最终形成三方共治的良好状态。该论文共有图17幅,表32个,参考文献242篇。
苗思佳[4]（2021）在《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差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西部地区整体经济发展状况和质量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突出。但是受地势、气候、资源和技术创新等因素影响,一直存在自然灾害严重、资源依赖强、生态脆弱、修复治理难度高等问题,不仅阻碍西部各省（区、市）传统产业转型和绿色发展水平提升,同时也限制了全国向高水平绿色发展前进的步伐。由于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自然资源、社会发展差异较大,因此,分区域对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分析,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各区域绿色发展水平提升政策。本文将西部地区的绿色发展现状与我国其他地区进行比对,并结合对西部地区居民绿色生活理念进行的调查问卷结果,归纳总结出西部地区绿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障碍因素。根据已有研究和西部地区现状分析结果,梳理出“环境—经济—生活”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从绿色经济增长、绿色环境资源、绿色生活质量三个维度,建立起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以2009—2018年西部地区11个省（区、市）的统计数据为样本,测算西部地区各省（区、市）的绿色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在得分差异的基础上,从时间演变和空间格局两方面对西部地区绿色发展历史进程及动态变化情况进行剖析,以便能够针对阻碍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提升的症结,提出提升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通过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西部地区绿色发展资源约束程度较强,经济发展以资源主导为主;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基础设施水平较弱;绿色技术创新落后,科研投入不足;公众绿色意识薄弱,未真正践行绿色理念。（2）2009—2018年期间,西部地区整体绿色发展水平持续上升,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但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生态环境得以修复,治理工作显现成效;生活质量上升趋势明显,但区域间差距明显。（3）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南北方向呈现“两头高,中间低”型趋势,东西方向区域间绿色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西部地区区域内绿色发展不均衡。（4）为提升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提出以下对策建议:营造绿色发展氛围、完善绿色政策体系、促进绿色产业发展、强化绿色创新引领。
刘佩[5]（2021）在《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迅猛发展,在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其“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导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事件的频发使得中国制造业发展难以突破“高产出、低效益、低附加值”的困境。面对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的必然要求。环境规制作为推动绿色发展的必要手段,通过抑制制造业污染物排放来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与此同时,其实施成本增加可能会挤占研发投入,影响能源产出,从而降低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因此,环境规制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亟需明确,其具体作用路径也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基于此,本研究首先通过文献梳理与相关理论阐述,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其次运用中国2005—2017年30个省、市（西藏与港澳台地区数据严重缺失,在此予以剔除）面板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法、熵权法分别对环境规制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基于测度结果对中国环境规制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然后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最后通过HDI分区比较地区间的差异。研究发现:（1）2005—2017年,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区域间差异不断扩大,东部地区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均值,中部地区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接近全国均值,而西部与东北地区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均值;（2）从直接影响来看,环境规制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U”型影响关系;（3）从间接影响来看,技术创新、能源效率、FDI与产业结构都在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发挥了显着的中介效应,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与能源效率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生正效应,而通过FDI与产业结构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了负效应;（4）分地区而言,高于全国平均HDI地区,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体现;低于全国平均HDI地区,环境规制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U”型关系,严格的环境规制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大于成本效应,可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因此,在环境规制实施过程中,需加大规制力度,发挥技术创新、能源效率、产业结构与FDI的正效应,以实现环境保护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双赢目标。
高锦杰[6]（2021）在《绿色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如何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增长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绿色金融通过绿色投资促进污染企业的绿色转型、产业结构生态化和绿色技术创新,从而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绿色金融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以绿色金融的外部性为前提,分析绿色金融的基本功能及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在对绿色金融和经济增长的发展历程、现状及水平的测度分析的基础上,从微观机理、传导路径及区域异质性三个层面,分别运用相关模型对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微观机理层面主要通过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在传导路径层面主要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和绿色技术创新两条路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在区域异质性层面主要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和门限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影响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异质性,以及不同绿色金融工具对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本文把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传导路径及区域异质性有机结合,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系统解析绿色金融对企业经营绩效、对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及区域异质性的综合影响。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国家、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及企业等四个层面提出以绿色金融推动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在绿色金融对微观企业经营的实证研究中,本文以融资约束和绿色技术创新作为调节变量,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比较分析绿色金融对绿色企业与污染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和绿色技术创新在绿色金融对绿色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过程中均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而融资约束在绿色金融对污染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而绿色技术创新则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对比而言,绿色技术创新的调节效果要显着高于融资约束的调节效果。按照企业类型、产权属性以及企业规模等标准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不同性质的企业的非对称影响,结果表明:对绿色企业而言,绿色金融对国有大规模环保企业的经营绩效具有更为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非国有以及小规模的绿色生产企业和绿色能源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并不显着。就污染企业而言,绿色金融对国有大规模的重污染企业的影响较为显着,且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而对非国有小规模的中、轻度污染企业的影响并不显着。本文分别以融资约束及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探讨绿色金融影响绿色企业和污染企业经营绩效的路径机制,结果表明,对环保企业而言,绿色金融通过改善企业融资约束、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两条路径进而促进企业的经营绩效的提升。而对污染企业而言,绿色金融通过恶化企业融资约束而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两条路径共同作用于企业经营绩效,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推动作用超过了融资约束的抑制作用。在绿色金融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和绿色技术创新路径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中,本文根据环保产业和重污染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及其增长率构建了产业结构生态化指标,并简要地分析了产业结构的生态化水平,结果表明,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与重污染产业的逐渐萎缩,提高了我国产业结构的生态化水平。与此同时,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也在不断提升。考虑到经济增长会受到政策制定、落实和发挥等方面的影响,需要一定时间进行调整,上一期的经济增长水平也会影响当期的经济增长,因此,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来反映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和控制经济增长自身的内在冲击,以此检验绿色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在时间上具有明显的持续性,且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具体途径,结果表明,绿色金融确实能够通过提高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及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且总效应中大约有22.96%是产业结构生态化的中介效应实现的,有55.38%是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实现的。在绿色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异质性分析中,通过构建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着推动经济增长率及经济增长效率。通过分析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区域异质性及不同类型绿色金融工具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表明绿色金融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要显着大于中西部地区,且证券类绿色金融工具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显着,信贷类绿色金融工具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明显。本文以绿色金融作为门限变量,通过构建面板门限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通过产业结构生态化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绿色金融通过产业结构生态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双门限效应;通过技术吸纳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单门限效应。即当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低（GF≤0.2518）时,产业结构生态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显着的,而随着绿色金融的进一步发展（0.2518<GF≤0.3294）,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5%的水平下显着为正,当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GF>0.3294）,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显着性明显提高（1%的水平下显着）,影响系数也进一步增强;当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低（GF≤0.3051）时,技术吸纳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是显着的,但影响程度明显小于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的影响程度。
杨角[7]（2020）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促进城市发展绿色转型,大力推进绿色城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当前在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下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今后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和必然趋势。本文通过综合借鉴政治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学科相关重要理论和研究范式,基于比较客观而又丰富详实的数据资料,通过运用文献分析法、灰色关联度评价法、案例研究法以及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演变历程、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及其可能的原因、我国绿色城镇化的理论机理、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总结及其对我国的借鉴启示以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和现实路径等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科学、客观深入、细致严谨地分析、论证和研究。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程可分为起步发展阶段、稳步发展阶段、深入发展阶段以及蓬勃发展阶段等四个阶段;人口压力问题、资源短缺问题、生态环境污染与破坏问题以及城镇布局不当与规模结构不合理问题是现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资源环境承载力薄弱的现实国情、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经济利益驱动、过快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速度、城镇化建设重心偏离以及部分城镇居民环保意识观念淡薄、我国民间环保公益组织力量薄弱、新闻媒体与舆论监督作用略显不足等均是造成当前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的客观原因。第二,与传统城镇化不同,绿色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追求更高层次的绿色城市建设,从而推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发展。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能够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是通过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整体向下移动或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左移两种途径来实现的;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系统具有优化或胁迫作用。反过来,生态环境系统对城镇化同样具有促进或约束作用。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两大系统之间这种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交互耦合关系就构成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内在运行机理;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绿色治理阶段和绿色文明阶段两个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城镇绿色发展方式不尽相同。第三,从2012—2017年: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虽然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不大,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不高;该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整体呈现波浪式上升趋势,并且可明确划分为三个演变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基本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总体格局,并且这一总体格局尚未出现较大改变,东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实力依然最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实力依然相对较弱,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表现出较大的区域不平衡性和空间分异性,梯度分布特征较为显着;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状况呈现出显着的规模特征,城市规模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状况就越好;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状况还呈现出显着的行政级别特征,城市行政自主性权利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状况就越好。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政府环境规制是影响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因素、技术创新因素和政府环境规制因素对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对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有着不显着的负向影响。第四,国外绿色城镇化实践起步较早,目前其已积累起极为丰富的成功经验。这些国家既包括美国、日本、德国、瑞典、丹麦、挪威、瑞士、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众多发达国家,同时也包括巴西、南非等部分发展中国家。北京、上海和贵阳是国内践行绿色城镇化理念和实践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它们在这方面起步较早,发展水平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并且已经积累起了比较丰富的成功经验。总结与分析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的共同经验与普遍规律对今后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实践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第五,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在绿色城镇化发展中的关系、要高度重视绿色城市规划的重要引领作用、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政府重要的引导作用、要构建与绿色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绿色产业结构、要全力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要不断改进和创新城市管理与运营、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在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要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来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以及要以系统思维全面推进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是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必须要遵循的九大基本原则。第六,绿色城镇化建设与发展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路径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层次目标路径共同组成的有机统一体。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升级、大力弘扬绿色生态文化、着力推动社会绿色进步发展以及切实改善与修复生态环境是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终极目标实现的有效路径。本文最主要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研究视角创新。城镇化问题和绿色发展问题是当前国内外学界研究中的两个重点问题和热点问题。以往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单独研究这两个问题,要么是单独研究城镇化相关问题,要么是单独研究绿色发展相关问题,较少有学者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做一交叉研究。本文试图将城镇化问题和绿色发展问题这二者结合起来,基于现阶段我国绿色发展这一全新的现实背景,站在绿色发展这一全新的研究视角下重新审视和看待我国城镇化问题,着重研究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其实现路径问题,以期取得与以往研究成果有所不同的新的研究观点和研究结论,进一步指导今后我国绿色城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就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因此,本文最重要和最突出的创新之处就在于研究视角创新。第二,研究方法创新。以往大多数学者在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和综合评价过程中,绝大多数都选择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TOPSIS法等综合评价方法,鲜有学者使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并且考虑到研究方法的适用性问题,本文选择使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和综合评价。因此,研究方法创新就成为本文的一点创新之处。第三,研究观点创新。本文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观点。具体如下:一是,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两大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交互耦合关系构成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内在运行机理。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绿色治理阶段和绿色文明阶段两个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城镇绿色发展方式不尽相同。二是,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呈现出显着的规模特征和行政级别特征:城市规模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越高;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也越高。三是,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也要重视发挥政府的重要引导作用,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向前发展。四是,要以城市管理与运营方面的不断创新持续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五是,要促进信息化和绿色城镇化融合发展,以信息化引领和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这些新观点也是本文的一点创新之处。第四,评价指标体系创新。本文在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与综合评价过程中,是在对绿色城镇化概念内涵重新界定并基于对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借鉴的基础上,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实用性、动态性、典型性与可比性等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构建了与其他研究成果有所不同的由经济发展、资源高效、环境友好和社会进步等4个一级指标及其所属20个二级指标所组成的比较全面的、科学合理的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且在该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对2012—2017年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测度与综合评价,这就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
金辉[8]（2020）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文中认为宏观税负的高低直接关乎国计民生,影响强国富民和稳定发展,是政府、学者和公众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中国宏观税负高企,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和转型升级,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宏观税负畸高的主要原因:“分税制”以来,税权分配向中央集中并趋于规范,但事权划分改革止步不前,存在政府事权范围过大、政府间事权重叠严重、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事权划分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等问题,导致事权与支出责任不断下沉,造成了严重的财政纵向失衡,使得地方财政产生巨大缺口,于是地方政府伸出攫取之手,通过土地财政、乱收费等方式增加收入,极大地推高了宏观税负。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下,将宏观税负约束至合理区间,并科学合理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是破解中国财政困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是切实降低宏观税负、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有四个部分。首先,国际比较。在国家结构、经济水平差异的视角下,比较了美、英、俄、蒙四国的政府间事权划分模式,并将4国拓展到81个国家,归纳不同类型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共性和特性,提炼出若干经验启示;其次,历史、现状与比较。梳理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和现实困境,讨论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及其国际比较,为事权划分改革指明方向;再次,理论与实证研究。一是在理论分析中,界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利用Barro模型分析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二是在实证研究中,利用熵值法构建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检验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使用Lind-Mehlum方法估算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最优值,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为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提供参考依据;最后,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域下,结合国际经验、现实情况以及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成果,从四本预算分别展开,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部分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制定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可能的创新之处:1、借鉴国际经验并基于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角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1）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以及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研究。已有文献中关于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研究,往往就划分而谈划分,这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支出责任定量划分难以深入。只能停留在事权定性划分的层面,无法深入到支出责任定量划分的层面,使得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划分处于割裂状态。二是无法切实有效地解决宏观税负畸高的问题。这是因为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上划或下调,都无法改变总财政支出,进而无法降低宏观税负。因此,本文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先参考前人测度的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宏观税负合理区间,再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部分政府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划分各领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最终降低财政支出和宏观税负至合理区间。（2）较大拓展了国际比较的视野。其一,已有文献中的国际比较研究,往往利用国际数据库的二手数据或者样本国家的政策文件,进行定性分析或者政策解读。本文则从美、英、俄、蒙四国的财政部、统计局等网站,收集详细的财政支出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其二,已有文献注重案例研究,缺乏分类比较。本文依国家结构、经济水平的差异,将目标国家分为四类,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将样本数量扩大至81国并进行分类比较。2、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的关系财政分权的已有文献,更加关注经济增长,忽略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本文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效应。理论分析中可能的创新之处。本文利用Barro模型,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代际效用总和最大化,并纳入央、地两级财政支出,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θl*=γ/（β+γ）。财政支出分权水平过高不利于发挥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效益,过低则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信息优势,都将造成效率的损失,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中可能的创新之处。基于理论分析,本文首先构建了包含经济、资源环境、社会三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的结论;其次,通过Lind-Mehlum方法进一步检验倒“U”型关系,并据此估算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最后,发现中国地方财政支出比例过高,远高于其最优值,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在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时,注重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如在普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公共卫生体系的缺陷和事权划分的积弊,本文试图以此为背景开展相关研究。首先,界定事权范围。梳理已有文献、财政账目、相关卫生法律、法规和政策,界定公共卫生事权的范围,明确相应支出内容。其次,现状分析。通过分析公共卫生领域的行政体系结构、详细数据,以及事权改革文件,探讨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改革。再次,开展理论分析,并找出改革方向。归纳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路径,并基于此找出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要素和事权划分的重要方向。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结合疫情防控和事权划分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从责任分配、行政体系、法制建设等方面,提出完善中央与地方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政策建议。
秦天[9]（2020）在《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文中提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作为农业绿色发展的突破口,成为农业绿色发展领域的重要议题,寻求农业面源污染减排路径一直是学界和政界关注的焦点。环境联邦主义理论指出,提高地方政府环境管理权有利于因地施策,提高环境污染治理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为此,我国环境事务管理权力逐步向地方政府倾斜,鼓励地方政府参与环境污染治理。那么,环境分权是否起到了降低农业面源污染的作用呢?随着环境分权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地方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领域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地方政府作为落实和实施环境规制的主体,在晋升激励的作用下更倾向于牺牲非经济职能目标以实现短期经济利益,从而扭曲地方政府环境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影响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绩效。接下来的问题是:环境分权对环境规制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环境规制在环境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利于从制度层面重新审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困境,这对于优化环境管理权责分配,提高环境公共服务供给,实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遵循“问题提出→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首先在充分借鉴相关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对本文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以及环境规制的作用机理,剖析了“环境分权→环境规制→农业面源污染”这一逻辑链条,为后文的实证研究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其次,在对我国环境分权、环境规制和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现状与特征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广义矩估计、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考察了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随后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分权对环境规制的影响,并利用两区制非对称模型对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的形态进行识别;再次,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在环境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的中介作用;最后,根据研究结论,结合中国现实国情,提出了以“优化环境事务分权管理体制”为核心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理论研究表明,环境分权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农业面源污染,而且存在“环境分权-环境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间接作用路径就直接作用来看,环境分权使地方政府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促进了污染治理的城市偏向,并通过污染转移、非农就业和市场分割直接作用于农业面源污染,使环境分权的农业面源污染减排效应未能显现。就间接作用来看,环境分权的结果是间接造成地方政府利用环境事务管理权力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短期增长,降低环境规制强度。激励机制的扭曲和中央政府约束力的不足,又会使地方政府在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上展开竞争向下的策略性互动行为。进一步来看,环境分权引发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逆向选择行为,通过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质”的孱弱和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量”的不足,进一步引致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困境。（2）中国省际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区域差异显着且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特征利用清单分析法测算2004-2017年中国省际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结果显示:中国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阶段性特征。其中,COD是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从空间分布来看,高值主要集中于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基尼系数测算的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区域差异结果显示,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地区内差异呈缩小特征,西部地区内差异最大。地区间差异呈分化趋势,东-中地区间差异最小,地区差异主要来自于地区间差异。利用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数的分析结果显示,各省份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在空间上趋于集聚的形式,即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较高和较低的省份发生分块集聚。（3）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表现为“攫取之手”,且二者之间具有显着的门槛效应,过度的环境分权将恶化农业面源污染本文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了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分权显着提高了农业面源污染,表明环境分权的农业面源污染减排效应并未有效发挥。从异质性环境分权来看,环境行政分权发挥了农业面源污染减排效应,而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则相反;从区域差异来看,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在东部地区表现为“援助之手”,在西部地区表现为“攫取之手”,中部地区则不显着。此外,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具有门槛特征,当环境分权程度超过特定的门槛值（环境分权程度高于0.8779）后,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减排作用由“援助之手”转为“攫取之手”。同时,这一门槛特征在以环境行政分权、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作为门槛变量时均存在,其中环境监测分权的门槛特征尤为显着。（4）环境分权对环境规制强度产生了显着的负向影响,其原因在于地区间环境规制具有“逐底竞争”的特征通过对环境分权与环境规制二者之间关系的考察,发现环境分权程度越高,环境规制强度则越低。从异质性环境分权的视角来看,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二者的抑制作用更为显着,而环境行政分权则不显着;从区域异质性来看,环境分权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呈现东部地区为正,西部地区为负,而中部地区不显着的特征。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上存在明显的相机抉择的特征,即根据邻近省份的环境规制强度变化采取同方向的改变,倾向于采取“模仿”型规制策略,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均表现出同样的竞争策略。地方政府制定环境规制会更多参考原本弱于自己的相邻省份环境规制强度变化,形成一种“逐底竞争”的竞争形态。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逐底竞争”的态势尤为严重。（5）环境规制在环境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环境分权会通过环境规制进而影响农业面源污染本文将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构建了“环境分权→环境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运用我国2004-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在环境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环境规制是环境分权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中介变量,且环境分权影响农业面源污染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2）环境规制的中介效应在不同类别环境分权中存在差异,环境规制在环境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主要在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更为突出,而环境行政分权并不显着;（3）从区域异质性上来看,环境规制在环境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更为显着;（4）进一步从异质性环境规制的视角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环境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效应,且这种中介效应主要体现在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在则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且这种中介效应则更多体现在环境行政分权。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拓展了缓解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视角,构建了环境分权影响农业面源污染作用机理的分析框架,并实证检验了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效应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因素错综复杂。就目前来看,学界对于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于化肥农药施用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产业结构等。这些研究从外部经济因素出发对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因素进行了剖析。然而,外部经济因素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不能独立于内在的制度因素,尤其是当今中国分权式改革这样重要的制度因素。当政绩考核机制强调经济指标而忽略农业环境的刚性需求时,地方政府为了经济指标而掩盖农业面源污染甚至竞相降低治理门槛,造成不利于防控农业面源污染的逆向选择行为。鉴于此,本文聚焦于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对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困境给出了制度性解释。（2）丰富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行为变化的理论阐释,将环境分权与环境规制纳入同一分析框架,阐释了环境分权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作用机理及影响效应。现有文献多从财政分权视角管窥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行为。事实上,财政分权主要概述了中央与地方之间对经济权利的划分。环境保护事务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从环境公共管理体系出发,根据政府间环境管理权力划分逻辑来分析环境规制行为。虽然目前已有部分学者将研究重心放在环境分权与环境规制的关系上（祁毓等,2014;张华等,2017;李国祥和张伟,2019）,但缺少从理论层面阐释环境分权影响环境规制内在机理的研究。本文结合环境分权的现实背景,分别探究其对环境规制的作用机理及其效应。（3）揭示了环境分权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传导路径,并检验了环境规制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为缓解农业面源污染提供科学的路径决策。由于价格机制无法反应环境外部性,市场失灵成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常态,而环境规制是解决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那么,环境分权究竟是如何通过环境规制影响农业面源污染呢?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作用效果如何?为此,本文将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进而将研究逻辑拓展为“环境分权→环境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次序链条,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在环境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的中介效应,为缓解农业面源污染提供科学的路径选择。
孙程[10]（2021）在《环保企业投资风险预警研究 ——以大气污染治理企业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环保产业是实现绿色经济及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产业,是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产业。环保产业具有明显的政策驱动性及资金密集型特征,投资是促进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但环保投资项目建设周期普遍较长,收益回收较慢,企业应收账款占比较高,若缺乏有效的投资风险预警管理,一旦市场的投融资环境、或国家政策变化调整时,环保企业极易发生资金链断裂从而引发财务危机,甚至陷入破产境地,严重的还会损害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2018年神雾环保、盛运环保、东方园林、凯迪生态等一系列环保企业遭遇债务危机,暴露出环保企业追求快速扩张但缺乏有效风险管理的现实。目前投资风险预警在我国环保企业中的研究及应用尚属空白,作为事前风险管理的有效手段,风险预警系统可以从过程入手,通过跟踪预警,将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以规避风险损失,保证企业的健康运营和持续发展。本文尝试以环境经济学理论、全面风险管理理论、风险预警理论等为指导,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构建环保上市企业的投资风险预警系统,以提高环保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激发市场活力。论文按照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预警——风险应对的思路展开,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总结及提炼前人在风险管理、财务预警以及环保产业领域内的研究成果,并以环境经济学、全面风险管理理论以及企业风险预警理论等构建本文理论基础。（2）对以大气污染治理企业为代表的我国环保企业的投资风险进行识别与成因分析,为下文构建预警指标体系奠定基础。分析发现,外部环境因素,包括政策、行业、市场、技术、信息不对称等直接影响到企业投融资机制,影响企业投资风险;同时企业的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等内部风险因素与投资风险相互作用,对企业投资经营产生重要影响。（3）确定大气污染治理企业投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鉴于包括大气污染治理企业在内的环保企业对外部政策及资金环境变动较为敏感,通过经验值判断法,选取一定的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以反映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风险,保证预警指标体系的全面性、科学性,以及整个预警系统的实用性。构建大气污染治理企业的投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一。（4）通过对比预警模型适用条件,选取BP神经网络与Logistic相结合的混合预警模型,完成大气污染治理企业投资风险预警系统的构建,并对预警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在样本数据的选取上,本文以Wind数据库“环保——大气污染治理”板块下的所有1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将其2013-2018年的财务数据进行处理得到财务指标,并叠加宏观及行业等非财务指标,共同作为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及风险预测。（5）在对大气污染治理企业的投资风险做出预测后,分别从宏观环境层面和企业微观层面,提出包括大气污染治理企业在内的环保企业投资活动的风险防范对策。鉴于环保企业投资依赖政策与资金的特点,以及行业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缺陷,创新性的提出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环保产业的发展思路。论文经过定性与定量研究后,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1）政策及融资环境对环保产业有重要影响。环保产业的发展与我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息息相关,政策直接刺激环保产业需求;而利率,货币供应量变化程度显着影响环保产业的投资风险状态,对包括大气污染治理企业在内的环保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2）环保产业投资需求潜力巨大,具备高成长性,随着社会环保意识的増强及政府防污治污、绿色经济的发展方针,未来环保产业将维持长时期的高速增长。（3）包括大气污染治理企业在内,环保企业整体资产负债率较高且呈攀升之势,投资风险需要持续关注。环保产业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企业仅靠自有资金难以满足日常投资、经营需求,因此外部融资占比较高,银行贷款、发行债券、政府补贴、民间借贷等是其主要的外部融资渠道。较高的资产负债率,使得环保企业的偿债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更为重要,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到期债务不能按时偿付,企业极易陷入破产危机。（4）环保企业投资风险水平存在差异,部分大气污染治理企业出现轻警信号,需要对警源加以分析并进行持续监控,从而防范投资失败风险。
二、环保产业划分及相关统计问题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环保产业划分及相关统计问题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经济绿色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
| 1.1.2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环境治理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绿色增长理论 |
| 2.1.2 外部性理论 |
| 2.1.3 产权理论 |
| 2.1.4 公共物品理论 |
| 2.1.5 环境规制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的相关文献 |
| 2.2.2 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的相关文献 |
| 2.2.3 环境政策与经济绿色发展关系的相关文献 |
| 2.3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经济绿色发展水平的测算和分析 |
| 3.1 经济绿色发展水平的测算方法 |
| 3.1.1 超效率共同前沿DEA模型 |
| 3.1.2 Luenberger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计算与分解 |
| 3.1.3 投入产出数据说明 |
| 3.2 经济绿色发展水平测算结果分析 |
| 3.2.1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初步分析 |
| 3.2.2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结果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典型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 中央环保督察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1 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实施背景 |
| 4.1.2 中央环保督察与经济绿色发展关系的建模 |
| 4.1.3 中央环保督察与经济绿色发展关系的实证结果 |
| 4.1.4 稳健性检验 |
| 4.2 中央环保约谈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2.1 中央环保约谈与经济绿色发展的中介效应模型 |
| 4.2.2 中央环保约谈与经济绿色发展的中介效应实证结果 |
| 4.3 地方环境监管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3.1 地方环境监管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异质性影响 |
| 4.3.2 地方环境监管影响经济绿色发展的门槛效应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两类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
| 5.1 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现状 |
| 5.2 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机制研究 |
| 5.2.1 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模拟 |
| 5.2.2 初始分配方式的公平性分析 |
| 5.2.3 初始分配方式的效率分析 |
| 5.3 用能权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模拟 |
| 5.3.1 环境生产技术与数据说明 |
| 5.3.2 用能权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组合的建模 |
| 5.4 用能权与碳排放权交易的绿色增长效应分析 |
| 5.4.1 产出效应分析 |
| 5.4.2 节能减排效应分析 |
| 5.4.3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命令控制和市场激励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协同影响机制分析 |
| 6.1 中央环保约谈与排放权交易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协同影响机制 |
| 6.1.1 中央环保约谈与排放权交易协同机制模拟 |
| 6.1.2 中央环保约谈与排放权交易协同机制的实证结果 |
| 6.2 地方环境监管与排放权交易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协同影响机制 |
| 6.2.1 不同市场激励下环境监管与经济绿色发展的关系 |
| 6.2.2 环境监管与排放权交易对经济绿色发展的调节中介效应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情况 |
| 致谢 |
（2）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和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外交的界定、沿革和理论基础 |
| 一、城市外交的界定 |
| (一)城市外交的定义 |
| (二)城市外交的特征 |
| (三)城市外交的形式 |
| (四)城市外交的作用 |
| 二、城市外交的沿革 |
| (一)城市外交的发展 |
| (二)城市外交的繁荣 |
| (三)中国的城市外交 |
| 三、城市外交地位的确立 |
| (一)城市成为城市外交的主体 |
| (二)城市外交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 |
| (三)城市国际组织提振城市外交地位 |
| 四、多层外交理论对城市外交的阐释 |
| (一)多层外交理论的内核 |
| (二)多层外交理论的辨析 |
| (三)对城市外交的再阐释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韩城市外交的演变发展与地位作用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历程 |
| (一)接触探索阶段 |
| (二)磨合调整阶段 |
| (三)稳定增长阶段 |
| 二、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情况 |
| (一)中韩双边交往情况 |
| (二)中韩多边交往情况 |
| 三、中韩城市外交的进展成效 |
| (一)友好城市数量持续增加 |
| (二)友好城市合作领域扩大 |
| (三)友好城市合作层次加深 |
| (四)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 |
| 四、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特点 |
| (一)交往对象的多层次性 |
| (二)同层交往的非唯一性 |
| (三)结好偏好经济发达地区 |
| (四)从注重获得走向合作共赢 |
| 五、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 (一)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 |
| (二)城市外交对中韩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韩城市外交主要行为体层次分析 |
| 一、超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 |
| (二)区域性国际组织 |
| 二、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央政府 |
| (二)囿于地域主义的国内政党 |
| 三、次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具备担当城市外交主体能力和意愿的城市 |
| (二)外部环境有利于作为城市外交主体的城市 |
| 四、社会行为体层次 |
| (一)不能被忽视的非政府组织 |
| (二)引领舆论的新旧传媒集团 |
| 五、不同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
| (一)次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的相互作用 |
| (二)次国家行为体与超国家行为体相互影响 |
| (三)社会行为体对次国家行为体的不同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及成因 |
| 一、各地区总体发展不均衡 |
| (一)资源条件导致的友城分布不均 |
| (二)政府偏好招致各项发展不平衡 |
| 二、合作形式单一、影响受限 |
| (一)开展城市外交常用的合作方式 |
| (二)倚重某一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 |
| (三)以浙江为例评估城市外交效果 |
| 三、民间主体参与程度不高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由官方主导 |
| (二)官方合作欠灵活、效果不佳 |
| (三)政府参与过多、民间积极性低 |
| 四、传播不足、民众易受误导 |
| (一)塑造城市形象太重视官方交流 |
| (二)效果不理想、应重视渠道和方式 |
| (三)第三方误导易致民众看法片面 |
| 五、经济摩擦、贸易保护增多 |
| (一)中韩双边经贸总体情况 |
| (二)中韩经济摩擦现象增多 |
| (三)韩国过度采用保护手段 |
| 六、多层外交理论下中韩城市外交问题成因分析 |
| (一)相关利益集团的干预 |
| (二)地方条件能力的差异 |
| (三)国家制度体制的制约 |
| (四)国际组织调解的盲区 |
| 小结 |
| 第五章 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路径抉择 |
| 一、运用国家力量,统筹地方发展 |
| (一)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边界 |
| (二)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资源调配 |
| 二、拓宽交往渠道,创新合作形式 |
| (一)借鉴其他国家城市外交模式 |
| (二)加深合作层次尝试内容创新 |
| 三、鼓励多方参与,建立互惠机制 |
| (一)鼓励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 |
| (二)落实惠民机制争取民众支持 |
| 四、重视媒介作用,强化传播力度 |
| (一)注重媒体公关树立良好形象 |
| (二)拓宽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 |
| (三)加强对自媒体的监控和疏导 |
| 五、借力国家外交,融入国际组织 |
| (一)借助国家外交改善外部环境 |
| (二)大力发挥国际组织建设作用 |
| 六、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城市外交作用 |
|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北方”“新南方政策” |
| (二)发展战略对接对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积极影响 |
| (三)深化城市外交对中韩发展战略对接的促进作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及协同治理博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 |
| 2 文献综述及理论框架分析 |
| 2.1 文献综述 |
| 2.2 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 |
| 2.3 本章小结 |
| 3 中国雾霾污染空间特征分析 |
| 3.1 中国雾霾污染的态势分析 |
| 3.2 中国省域雾霾污染的空间效应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国雾霾污染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4.1 问题描述 |
| 4.2 雾霾污染影响因素的选择及机理分析 |
| 4.3 实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地方政府间雾霾污染跨域协同治理的博弈 |
| 5.1 问题描述 |
| 5.2 博弈模型的构建 |
| 5.3 微分博弈分析 |
| 5.4 数值模拟 |
| 5.5 本章小结 |
| 6 地方政府与企业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演化博弈 |
| 6.1 问题描述 |
| 6.2 博弈模型的构建 |
| 6.3 演化博弈分析 |
| 6.4 仿真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地方政府、企业与公众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演化博弈 |
| 7.1 问题描述 |
| 7.2 博弈模型的构建 |
| 7.3 演化博弈分析 |
| 7.4 演化结果的情景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创新 |
| 8.4 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技术路线 |
| 1.5 论文创新之处 |
| 2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绿色发展 |
| 2.1.2 绿色经济 |
| 2.1.3 低碳经济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 2.2.3 非均衡发展理论 |
| 2.2.4 新发展理念 |
| 3 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
| 3.1 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现状 |
| 3.1.1 经济发展现状 |
| 3.1.2 生态环境现状 |
| 3.1.3 社会发展现状 |
| 3.2 西部地区绿色发展存在的问题 |
| 3.2.1 资源约束程度较强 |
| 3.2.2 产业结构层次较低 |
| 3.2.3 基础设施水平较弱 |
| 3.2.4 绿色技术创新落后 |
| 3.2.5 公众绿色意识薄弱 |
| 3.3 本章小结 |
| 4 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测度 |
| 4.1 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
| 4.1.2 指标体系构建思路 |
| 4.1.3 指标选取与建立 |
| 4.2 水平测度模型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指标权重计算 |
| 4.2.3 绿色发展水平测度结果 |
| 4.3 本章小结 |
| 5 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时空差异分析 |
| 5.1 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时间演变分析 |
| 5.1.1 绿色经济增长 |
| 5.1.2 绿色环境资源 |
| 5.1.3 绿色生活质量 |
| 5.2 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分析 |
| 5.2.1 西部地区总体概况 |
| 5.2.2 西北及内蒙古区域 |
| 5.2.3 西南及广西区域 |
| 5.3 本章小结 |
| 6 提升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 |
| 6.1 营造绿色发展氛围 |
| 6.1.1 培养绿色环保意识 |
| 6.1.2 夯实环保基础建设 |
| 6.2 完善绿色政策体系 |
| 6.2.1 提升绿色监管水平 |
| 6.2.2 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
| 6.3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 |
| 6.3.1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
| 6.3.2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
| 6.4 强化绿色创新引领 |
| 6.4.1 重视人才队伍建设 |
| 6.4.2 加大科技研发投入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7.2.1 研究不足 |
| 7.2.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5）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环境规制的相关研究 |
| 1.3.2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 |
| 1.3.3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相关研究 |
| 1.3.4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作用机理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环境规制 |
| 2.1.2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外部性理论 |
| 2.2.2 波特假说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作用机理 |
| 2.3.1 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
| 2.3.2 环境规制通过能源效率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
| 2.3.3 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
| 2.3.4 环境规制通过FDI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
| 第三章 环境规制的测算与现状分析 |
| 3.1 环境规制的测算 |
| 3.1.1 环境规制的指标体系 |
| 3.1.2 环境规制的测算方法 |
| 3.2 环境规制的现状分析 |
| 3.2.1 环境规制的实施现状 |
| 3.2.2 环境规制的测算结果 |
| 3.2.3 我国环境规制存在的问题 |
| 第四章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测算与现状分析 |
| 4.1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测算 |
| 4.1.1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 |
| 4.1.2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测算方法 |
| 4.2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分析 |
| 4.2.1 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 |
| 4.2.2 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测算结果 |
| 4.2.3 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 |
| 第五章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
| 5.1.2 模型的构建 |
| 5.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2.1 直接影响结果分析 |
| 5.2.2 间接影响结果分析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科研情况及获得的学术成果 |
（6）绿色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有关绿色金融内涵的相关文献 |
| 1.2.2 有关绿色金融影响企业绩效的相关文献 |
| 1.2.3 有关绿色金融影响产业结构的相关文献 |
| 1.2.4 有关绿色金融影响技术创新的相关文献 |
| 1.2.5 有关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2.6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绿色金融 |
| 2.1.2 绿色产业 |
| 2.1.3 污染产业 |
| 2.1.4 产业结构 |
| 2.1.5 经济增长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绿色金融理论 |
| 2.2.2 经济增长理论 |
| 2.2.3 绿色发展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
| 3.1 绿色金融的基本功能 |
| 3.1.1 资本积聚功能 |
| 3.1.2 投资导向功能 |
| 3.1.3 信息传递功能 |
| 3.1.4 要素整合功能 |
| 3.2 绿色金融对企业生产决策的影响 |
| 3.2.1 成本—收益函数 |
| 3.2.2 图形解析 |
| 3.2.3 企业决策 |
| 3.3 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DSGE模型分析 |
| 3.3.1 模型简介 |
| 3.3.2 模型构建 |
| 3.3.3 模型校准 |
| 3.3.4 政策冲击 |
| 3.4 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
| 3.4.1 绿色金融、产业结构生态化与经济高质量增长 |
| 3.4.2 绿色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效率提升 |
| 3.4.3 绿色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异质性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绿色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发展现状及测度 |
| 4.1 绿色金融的发展现状及测度 |
| 4.1.1 绿色金融的发展现状 |
| 4.1.2 绿色金融的水平测度 |
| 4.2 经济增长的发展现状及测度 |
| 4.2.1 经济增长的发展现状 |
| 4.2.2 经济增长的效率测度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分析 |
| 5.1 样本选择、特征事实与理论假设 |
| 5.1.1 样本选择 |
| 5.1.2 特征事实 |
| 5.1.3 理论假设 |
| 5.2 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数据来源与统计性描述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1 全样本估计结果 |
| 5.3.2 企业类型视角 |
| 5.3.3 产权性质视角 |
| 5.3.4 企业规模视角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更换经营绩效指标 |
| 5.4.2 替换控制变量 |
| 5.5 绿色金融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中介效应分析 |
| 5.5.1 绿色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经营绩效 |
| 5.5.2 绿色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经营绩效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分析 |
| 6.1 样本选择、特征事实与理论假设 |
| 6.1.1 样本选择 |
| 6.1.2 特征事实 |
| 6.1.3 理论假设 |
| 6.2 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6.2.1 模型设定 |
| 6.2.2 计量方法 |
| 6.2.3 变量选取 |
| 6.2.4 数据说明 |
| 6.3 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3.1 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检验 |
| 6.3.2 绿色金融、产业结构生态化与经济增长 |
| 6.3.3 绿色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更换计量方法 |
| 6.4.2 变更样本范围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区域异质性分析 |
| 7.1 特征事实与理论假设 |
| 7.1.1 特征事实 |
| 7.1.2 理论假设 |
| 7.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7.2.1 模型构建 |
| 7.2.2 变量选取 |
| 7.2.3 数据来源 |
| 7.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1 基于全样本的估计 |
| 7.3.2 基于地区样本估计 |
| 7.3.3 基于绿色金融工具的估计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剔除控制变量 |
| 7.4.2 指标的再度量 |
| 7.5 门限效应检验 |
| 7.5.1 面板门限模型设定 |
| 7.5.2 门限效应存在性检验 |
| 7.5.3 门限估计结果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2.1 国家统筹设计与完善绿色金融体系 |
| 8.2.2 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发展绿色金融 |
| 8.2.3 发挥金融机构对绿色金融的引导作用 |
| 8.2.4 强化绿色金融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 后记 |
（7）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论文框架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 |
| 2.2 国内文献 |
| 2.3 文献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城镇化 |
| 3.1.2 “城镇化”与“城市化”概念辨析 |
| 3.1.3 新型城镇化 |
| 3.1.4 绿色发展 |
| 3.1.5 绿色城镇化 |
| 3.1.6 耦合 |
| 3.2 相关理论介绍 |
| 3.2.1 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思想 |
| 3.2.2 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 |
| 3.2.3 可持续城镇化理论 |
| 3.2.4 生命周期理论 |
| 3.2.5 系统理论 |
| 3.2.6 PSR框架模型 |
| 第四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史、面临问题及原因剖析 |
| 4.1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程 |
| 4.1.1 起步发展阶段 |
| 4.1.2 稳步发展阶段 |
| 4.1.3 深入发展阶段 |
| 4.1.4 蓬勃发展阶段 |
| 4.2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 |
| 4.2.1 人口问题影响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4.2.2 资源问题限制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4.2.3 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制约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4.2.4 城镇布局不当与规模结构不合理问题严重影响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4.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问题的原因剖析 |
| 4.3.1 资源环境承载力薄弱的现实国情 |
| 4.3.2 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
| 4.3.3 不合理的产业结构 |
| 4.3.4 经济利益驱动 |
| 4.3.5 过快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速度 |
| 4.3.6 城镇化建设重心偏离 |
| 4.3.7 其他原因 |
| 第五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的理论机理分析 |
| 5.1 绿色城镇化的理论依据 |
| 5.1.1 绿色城镇化的基本内涵 |
| 5.1.2 绿色城镇化的基本特征 |
| 5.2 绿色城镇化的库兹涅茨分析 |
| 5.2.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 5.2.2 绿色城镇化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 5.3 绿色城镇化的作用机理分析 |
| 5.3.1 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系统的作用机理 |
| 5.3.2 生态环境系统对城镇化的作用机理 |
| 5.3.3 绿色城镇化的运行机理 |
| 5.4 绿色城镇化的动态演化分析 |
| 5.4.1 城镇化与环境压力关系的动态分析 |
| 5.4.2 绿色城镇化演变的阶段分析 |
| 第六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
| 6.1 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6.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1.2 指标体系的构成及其依据 |
| 6.2 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的方法选择 |
| 6.2.1 评价方法选择 |
| 6.2.2 权重的确定 |
| 6.2.3 评价样本选择 |
| 6.2.4 数据来源 |
| 6.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分析 |
| 6.4 中国绿色城镇化影响因素分析 |
| 6.4.1 研究假设与影响因素指标选取 |
| 6.4.2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 6.4.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第七章 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发展的案例研究 |
| 7.1 国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 |
| 7.1.1 德国埃朗根 |
| 7.1.2 瑞典马尔默 |
| 7.1.3 美国伯克利 |
| 7.1.4 日本北九州 |
| 7.1.5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
| 7.1.6 巴西库里蒂巴 |
| 7.1.7 南非约翰内斯堡 |
| 7.2 国内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 |
| 7.2.1 北京 |
| 7.2.2 上海 |
| 7.2.3 贵阳 |
| 7.3 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发展共同经验总结 |
| 第八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原则、路径与对策 |
| 8.1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 |
| 8.1.1 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在绿色城镇化发展中的关系 |
| 8.1.2 要高度重视绿色城市规划的重要引领作用 |
| 8.1.3 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政府重要的引导作用 |
| 8.1.4 要构建与绿色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绿色产业结构 |
| 8.1.5 要全力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
| 8.1.6 要不断改进和创新城市管理与运营 |
| 8.1.7 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在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
| 8.1.8 要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来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8.1.9 要以系统思维全面推进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8.2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实现路径 |
| 8.2.1 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升级 |
| 8.2.2 大力弘扬绿色生态文化 |
| 8.2.3 着力推动社会绿色进步发展 |
| 8.2.4 切实改善修复生态环境 |
| 8.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
| 8.3.1 加快构建绿色产业结构,大力推动城镇经济发展 |
| 8.3.2 着重加强城市绿色发展薄弱环节投入与建设 |
| 8.3.3 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城市绿色发展政策 |
| 8.3.4 不断优化城镇布局,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
| 8.3.5 适当减少城市行政层级,适度扩大城市自主权 |
| 8.3.6 高度重视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修复工作 |
| 第九章 结论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
| 9.1 主要结论 |
| 9.2 研究不足及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2012—2017年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
| 1.2.1 论文的研究目标 |
| 1.2.2 论文的研究内容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难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1 难点 |
| 1.4.2 论文可能的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2.1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全口径宏观税负 |
| 2.1.1 全口径宏观税负的概念界定与测度 |
| 2.1.2 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 |
| 2.1.3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研究 |
| 2.2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
| 2.2.1 经济增长视角下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历程 |
| 2.2.2 财政分权理论的新发展与现实困境——部分财政分权 |
| 2.2.3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
| 2.3 财政分权、政府间竞争与政府支出结构 |
| 2.3.1 财政分权体制下的要素流动与政府间竞争 |
| 2.3.2 政府间竞争与财政支出结构之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支出 |
| 2.3.3 政府间竞争与政府规模 |
| 2.4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 2.4.1 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理论基础和原则 |
| 2.4.2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国际案例 |
| 2.4.3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中国案例 |
| 2.5 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国际比较 |
| 3.1 联邦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 3.1.1 联邦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美国为例 |
| 3.1.2 联邦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俄罗斯为例 |
| 3.2 单一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 3.2.1 单一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英国为例 |
| 3.2.2 单一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蒙古为例 |
| 3.3 各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 3.3.1 美、俄、英、蒙四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 3.3.2 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比较的拓展——基于81个国家的数据 |
| 3.4 启示与借鉴 |
| 3.4.1 划清政府、市场边界的启示与借鉴 |
| 3.4.2 优化中央、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启示与借鉴 |
| 3.4.3 划分中央、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启示与借鉴 |
| 3.4.4 健全央、地两级财政法制体系的启示与借鉴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现状和比较 |
| 4.1 新中国成立以来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变迁 |
| 4.1.1 计划经济体制下集权与分权的动荡变化时期(1950-1980年) |
| 4.1.2 改革开放背景下财政分权体系探索和建设时期(1980-2013 年) |
| 4.1.3 财政体制现代化改革时期(2014年至今) |
| 4.2 分税制改革后央、地间财政关系的总体现状——财政困境和思考 |
| 4.2.1 财政现状之央、地间财政失衡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2.2 财政现状之转移支付体系不完善与地方财政缺口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2.3 财政现状之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困境及其思考 |
| 4.2.4 财政现状之宏观税负畸高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3 各领域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比较 |
| 4.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5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现状、比较的总结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研究 |
| 5.1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 5.1.1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界定 |
| 5.1.2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Barro模型的理论分析 |
| 5.1.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 5.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与测度 |
| 5.2.1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 |
| 5.2.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指标权重计算——基于改进后的熵值法 |
| 5.2.3 世界81个国家可持续发展指数的测度及排序 |
| 5.2.4 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序比较 |
| 5.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 5.3.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 5.3.2 基准回归结果 |
| 5.3.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 5.3.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分权与人类发展指数 |
| 5.3.5 进一步讨论——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三维讨论 |
| 5.3.6 基于Lind-Mehlum方法的最优央、地财政支出比例估计 |
| 5.4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 5.4.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 5.4.2 基准回归结果 |
| 5.4.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 5.4.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结构与人类发展指数 |
| 5.4.5 实证研究的结论与启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 6.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原则和思路 |
| 6.1.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基础 |
| 6.1.2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原则 |
| 6.1.3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思路 |
| 6.2 借鉴国际经验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 6.2.1 一般公共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5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 6.3 重构之后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 6.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 6.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5 重构之后的央、地两级财政支出总规模测算及重构方案的优势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国际比较的研究结论 |
| 7.1.2 历史、现状和比较的研究结论 |
| 7.1.3 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政策启示 |
| 7.2.2 具体的对策建议和方案 |
| 第八章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8.1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8.2 今后的努力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件:Lind-Mehlum方法的Stata编程代码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1 作者简历 |
| 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3 参与的科研项目及获奖情况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资料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资料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分权理论 |
| 2.1.2 公共选择理论 |
| 2.1.3 规制经济理论 |
| 2.1.4 公共物品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环境分权的相关研究 |
| 2.2.2 环境规制的相关研究 |
| 2.2.3 农业面源污染的相关研究 |
| 2.2.4 现有研究述评 |
| 第3章 理论分析框架 |
| 3.1 核心概念界定 |
| 3.1.1 环境分权 |
| 3.1.2 环境规制 |
| 3.1.3 农业面源污染 |
| 3.2 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作用机理 |
| 3.2.1 环境分权与污染转移 |
| 3.2.2 环境分权与非农就业 |
| 3.2.3 环境分权与市场分割 |
| 3.3 环境分权对环境规制的作用机理 |
| 3.3.1 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 |
| 3.3.2 基于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博弈分析 |
| 3.4 环境分权通过环境规制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作用机理 |
| 3.4.1 环境分权通过环境规制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内在逻辑 |
| 3.4.2 环境分权通过环境规制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路径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的特征与趋势 |
| 4.1 环境分权的特征与趋势 |
| 4.1.1 中国环境管理体制的变迁历程 |
| 4.1.2 环境分权评价指标构建 |
| 4.1.3 环境分权的总体趋势与特征 |
| 4.2 环境规制的特征与趋势 |
| 4.2.1 环境规制的阶段性特征 |
| 4.2.2 环境规制的特征与趋势 |
| 4.2.3 环境规制强度评价指标构建与结果分析 |
| 4.2.4 环境规制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
| 4.3 农业面源污染的特征与趋势 |
| 4.3.1 农业面源污染核算方法 |
| 4.3.2 农业面源污染的时空变化特征 |
| 4.3.3 农业面源污染的局部空间格局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1 实证研究设计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选取 |
| 5.1.3 数据说明 |
| 5.2 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2.1 基本模型的实证结果 |
| 5.2.2 分地区的实证结果 |
| 5.2.3 分类别的实证结果 |
| 5.2.4 稳健性检验 |
| 5.3 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门槛效应 |
| 5.3.1 模型设定 |
| 5.3.2 门槛个数检验与门槛值估计 |
| 5.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环境分权对环境规制影响的实证研究 |
| 6.1 实证研究设计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空间权重矩阵设定 |
| 6.1.3 变量选取 |
| 6.1.4 数据说明 |
| 6.2 环境分权对环境规制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2.2 基本模型实证结果 |
| 6.2.3 分类别的实证结果 |
| 6.2.4 分地区的实证结果 |
| 6.2.5 稳健性检验 |
| 6.3 扩展:环境分权下环境规制竞争的识别与解析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估计结果分析 |
| 6.3.3 分类别的实证结果 |
| 6.3.4 分地区的实证结果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基于环境规制中介效应研究 |
| 7.1 实证研究设计 |
| 7.1.1 研究方法 |
| 7.1.2 模型设定 |
| 7.1.3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7.2 环境分权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中介效应实证分析 |
| 7.2.1 基本模型实证结果 |
| 7.2.2 分类别的实证结果 |
| 7.2.3 分地区的实证结果 |
| 7.2.4 稳健性检验 |
| 7.3 基于异质性环境规制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3.1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3.2 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课题一览表 |
（10）环保企业投资风险预警研究 ——以大气污染治理企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环保产业的界定 |
| 2.1.2 环保企业投资及投资风险 |
| 2.1.3 企业风险预警管理 |
| 2.1.4 环保企业投资风险预警 |
| 2.2 环境经济学理论 |
| 2.2.1 外部性理论 |
| 2.2.2 环境产权理论 |
| 2.2.3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 2.3 全面风险管理理论 |
| 2.3.1 全面风险管理的界定 |
| 2.3.2 全面风险管理的核心步骤 |
| 2.4 企业风险预警理论 |
| 2.4.1 风险预警理论概述 |
| 2.4.2 财务危机的原因分析 |
| 2.4.3 财务危机预警理论 |
| 2.4.4 环保企业的投资风险预警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大气污染治理企业投资风险机理分析 |
| 3.1 大气污染治理企业特征分析 |
| 3.1.1 大气污染治理企业的类型 |
| 3.1.2 大气污染治理企业的特征 |
| 3.2 大气污染治理企业投资需求分析 |
| 3.3 大气污染治理企业投融资机制分析 |
| 3.3.1 政府性环保投融资 |
| 3.3.2 企业投融资 |
| 3.3.3 环保基金融资 |
| 3.3.4 多主体参与的项目融资 |
| 3.4 大气污染治理企业投资风险机理分析 |
| 3.4.1 企业外部风险要素识别 |
| 3.4.2 企业内部风险要素识别 |
| 3.4.3 大气污染治理企业投资风险的传导机制分析 |
| 3.5 大气污染治理企业防范投资风险的重要意义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大气污染治理企业投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构建 |
| 4.1 投资风险预警系统设计思路 |
| 4.2 投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建立的方法论 |
| 4.2.1 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确定方法 |
| 4.2.2 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 |
| 4.2.3 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3 预警指标的初选 |
| 4.4 预警指标的筛选 |
| 4.4.1 数据取得与处理 |
| 4.4.2 预警指标的因子分析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大气污染治理企业投资风险预警模型与实证分析 |
| 5.1 Logistic预警模型构建 |
| 5.1.1 Logistic回归分析 |
| 5.1.2 ROC曲线检验 |
| 5.1.3 确定最佳诊断界值与可疑区间 |
| 5.2 BP神经网络模型原理及构建 |
| 5.2.1 BP神经网络模型原理 |
| 5.2.2 BP神经网络模型的算法 |
| 5.2.3 BP神经网络建模的实现 |
| 5.3 基于BP-Logistic混合模型的预测数据与分析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大气污染治理企业投资风险防控研究 |
| 6.1 优化风险防范的宏观环境 |
| 6.2 加强企业自身风险防范能力 |
| 6.3 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四、环保产业划分及相关统计问题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D]. 王钰. 吉林大学, 2021(01)
- [2]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D]. 许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3]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及协同治理博弈研究[D]. 郑凌霄. 中国矿业大学, 2021(02)
- [4]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差异研究[D]. 苗思佳. 西安理工大学, 2021(01)
- [5]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D]. 刘佩. 西安石油大学, 2021(02)
- [6]绿色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研究[D]. 高锦杰. 吉林大学, 2021(01)
- [7]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D]. 杨角. 西北大学, 2020(07)
- [8]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D]. 金辉.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7)
- [9]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D]. 秦天. 西南大学, 2020(01)
- [10]环保企业投资风险预警研究 ——以大气污染治理企业为例[D]. 孙程. 河北大学, 2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