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危机管理怪圈漫谈（论文文献综述）
李晶淼[1]（2020）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在于厘清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在立法中应当具备的规范功能和法律地位,以证成第三方组织对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必要性。回归规范的法律意义上对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法律行为进行健全与完善是摆脱实践中的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及理论需求中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所遭遇的困境之关键所在。如此,能够紧跟法治政府内涵的新发展,建设符合法治政府建设需求的第三方组织,实现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我国已经积极开展了多年的法治政府建设实践,因此也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但是伴随着法治政府建设进程的深入,无论是法治政府目标的确认还是法治政府建设的路径,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府推进型”法治政府建设进路都遭遇了不少问题。“政府推进型”进路在面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需求与法治政府建设所应当遵循的程序正义标准时都遭遇了无法周延的正义困境。目前,在实践中产生并区别于“政府推进型”进路的“第三方组织推进型”进路从内涵和外延上都符合其应遵循的自然正义与协商共识的正义标准,为破解当前法治政府建设所遭遇的问题提供了可能,也为法治政府建设紧贴正义维度保驾护航。第三方组织除了自身必须具备的组织性、独立性特征外,在理论和实践中往往具有相对性,故而,必须结合其所处的具体环境和场域开展考察,否则只能流于形式。因此,要研究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必须抛却只关注主体的内在特征的静态研究逻辑,需将第三方组织放置在法治政府建设的具体场域中,关注两者的关系与互动,以主体要件、行为要件和结果要件共同作为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的存在标准,方能实现研究的周延性。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是指在法治政府建设活动中能够以自己的认知和行为积极参与并影响政府法治意识和行政行为的社会组织,其相对于政府及行政相对人,具有中立或独立地位。换言之,它应是对法治政府建设产生促进作用的社会组织。从广义上来分析,它不仅包含了实践中的已经进入法治政府建设领域实际发挥影响力的第三方组织,也包含了在理论设计中被期待出现的能发挥自身功能、促进法治政府建设的第三方组织。理想的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应当具备回应法治政府建设需求的能力,能以独立的地位顺利开展活动并得出符合自身认知的结论,进而通过影响政府主体的行政行为或者法治观念等方式,对法治政府建设实际产生促进作用。而在实践中,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存在自身失灵的消极状况,其功能发挥被阻碍和影响力实现被制约;与此相对,在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也面临着第三方组织志愿性不足、第三方组织加入的路径单一等问题。问题大多因法律制度设计与现实需求之间存在的张力所致,尤其是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难以确认,其身份角色的二重性使得“法治政府建设者”角色时常被“行政相对人”的角色掩盖,因此,第三方组织与政府组织和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往往失衡。同时,问题产生的另一成因是历史观念的局限性,“官本位”和“国家主义”的思想在中国的法文化中的深入人心也会影响第三方组织对政府组织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对法治政府建设的促进作用。面对中国问题,要打造法治政府建设中理想的第三方组织,必须考虑法治政府建设中第三方组织的功能、行为和结果三个要件的内容,结合其主观和客观方面应当具备的特征,依照法治政府建设的需求,通过法治思维与手段对第三方组织进行改造。具体路径如下:第一,减少立法尤其是行政立法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在行政法律体系中寻求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作为行政相对人和法治政府建设者双重身份的平衡,革新法治政府建设中第三方组织主体的监督、管理立法和行政组织法的相关制度。第二,结合程序性、程序度这两项程序法基本原理对主体行为的法律规则加以设计,确保第三方组织在法治政府建设领域中的活动规范、顺畅,以实现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行为需求。第三,依据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的需求和实际情况,在具体领域对第三方组织实现扶持和激励,促使有潜力的第三方组织进入法治政府的建设中,满足法治政府建设中第三方组织的广度需求;第四,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加第三方组织的实际影响力,为功能的发挥和促进作用的实现保驾护航。
刘其昶[2]（2018）在《地方政府统计公信力影响因素及提升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信息化时代早已来临。政府决策部署和社会公众的生产生活都依赖于全面、真实、准确的统计数据。只有统计部门依法依规地搜集数据,科学专业地分析数据,公开透明地发布数据,才能更好地判断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为政府决策提供更精确有效的依据建议,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加符合需要的公共服务。而作为数据的搜集者和发布者,地方政府统计部门在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历史浪潮中的机遇和挑战,把握好新时期新要求新任务,把目光放到自身的不断改革中来。本文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设计调查问卷,结合作者的工作经历和自身感受,对地方政府统计公信力的现状、影响因素和提升对策一一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前政府统计公信力虽处于尚属良好的水平,但与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公众的需求仍不能完全匹配。影响地方政府统计公信力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有方法制度等客观方面,也有很多人为的主观问题。必须全面、透彻地分析,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统计公信力受到数据质量、政府体制、外部环境等多个方面的制约,其中数据质量是根本,政府体制是关键,而外部环境中的诸多人为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成本。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从法制建设、体制改革、宣传教育、购买服务等多个层面提出了意见建议,找到了一些提高数据质量、完善法律体系、促进服务型统计机构转型、发展民间统计机构、善用舆论引导和公众监督等民间力量方面的具体做法。本文从数字入手,依法为本,以制度为抓手,以人的思想观念为落脚点,提出了一些意见。希望能够帮助政府找到更多更有效的提升地方政府统计公信力的途径。不断完善统计制度、统计机构的建设,提高统计工作效率,优化统计设计环节,提高政府统计数据质量。保证政府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和宏观调控政策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为构建服务型政府,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做出更多的贡献。
华倩[3]（2018）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时代的演进,国际关系不断发展,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也在明显增长。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表明,国际关系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大国关系的影响和作用,其客观规律性即在于此。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迅速发展的新兴大国。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是实力最强的守成大国。中美两国面对世界局势及双方实力对比的变化,均认可中美合作将给两国和世界带来巨大机遇,中美对抗将给世界带来巨大损害。然而在理论上,美国部分人士从权力转移理论出发,渲染中美作为守成国和崛起国可能出现的冲突。由此判定中美会落入到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中去,并最终会有一战。因此,有必要全面认知中美关系现状及未来走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需要突破理论上的束缚,运用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分析视角来研究。结构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主要是通过“权力-结构”的分析来解析中美关系,从中美间实力对比变化、权力转移趋势及国际体系变革的角度来分析强调中美关系的冲突可能。通过对权力转移理论的基本要素、逻辑推论及理论悖论的探讨,能够对中美关系的部分现状加以理解。权力转移理论和“修昔底德陷阱”并不能完全反映今天中美关系的现实。通过对从“权力-结构”视角分析出发的权力转移理论及“修昔底德陷阱”的辨析,能够使中美在某些领域避免落入到“陷阱式”的理论当中。除了结构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外,还能够运用“认知-互动”的动态分析视角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进行全面性的分析。将静态的“权力-结构”理论视角与动态的“认知-互动”理论视角相结合来审视中美关系,通过中美间权力与利益分配均衡化状态的分析,形成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才能真正实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中美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中美实现稳定关系发展的现实需求是中美形成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均衡化认知和现状的基础。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明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背景及发展过程。中美关系发展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求,以及中美之间在各个层次的利益交融凸显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使得中美更是具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迫切必要。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有利于中美两国和平发展,并为实现各自的国家发展目标而积极努力。由此共识出发,中美能够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互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是中美形成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基本要素的认知互动。本文中讨论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四个基本要素,分别是内涵、实质、原则和条件。本文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质最核心的就是平等相待。而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则除了国家间普遍性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还应该包括适合中美关系的特殊性的原则。同时,本文还探讨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的主客观条件。总之,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基本要素的认知共识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要素支撑。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客观认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存在着的竞争性挑战。研讨竞争性互动是为了找到中美间权力架构和利益架构的均衡点。在权力架构与利益架构形成均衡化的条件下,中美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被大大降低,因此有必要对中美间的利益竞争领域进行分析。在竞争性的挑战领域,中美间互动应保持客观的沟通与交流,努力找寻彼此接近的立场。中美之间在认知领域存在着一定的理念分歧和利益冲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间的互动就不能有效施展。正视分歧,加强沟通,是我们在未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更需要推动构建中美间的合作性互动。合作性互动是为了扩大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中美间的合作性互动主要包括战略互动、机制互动、利益互动和问题互动。中美间战略沟通的有效进行、合作机制的持续构建、复合利益的深度互动,尤其是中美间冲突风险的管控和协调均是中美合作性互动的构成要素。推动中美间的合作性互动不断深入,同时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冲突面进行针对性的危机管理是中美间合作性互动的基本途径。中美两国关系中的内政与外交两个方面是高度关联的。中国既要争取对方主张合作的力量,抵制主张对抗的力量,也要避免简单的两分法可能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应遵循国际关系发展的普遍规律,国际关系的“质变”是有一定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的。一般来说,它的发展要经过一个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由“量变”逐渐发展到“质变”。所以,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和既有大国的美国关系的重塑,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也要遵循这一规律。中国在努力创造与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掌握住这一规律,应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做长期打算,而不能指望它在一夜之间速成。
支继超[4]（2016）在《国际体系转型视阈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国际体系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型时期。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美两国作为国际体系大国的结构性矛盾变得日益突出。国际体系的平稳转型需要成熟理性的大国关系作为支撑,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也依赖于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体系环境。摒弃“冷战思维”,打破“国强必霸”逻辑,走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原则基础上,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美两国面临的时代课题。这不仅是符合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理性和现实选择,也是中美两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秩序的世界大国责任。本文运用国际体系理论与方法,探讨了历史上国际体系转型与体系大国互动关系模式,分析了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与中美关系面临的时代选择,论述了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条件、基本原则和建构路径。第一章,运用国际体系理论与方法,搭建了一个国际体系转型与大国关系互动的学理性分析框架。论文对国际体系、体系大国等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总结了国际体系转型的动力要素和主要影响;分析了历史上国际体系转型时期大国角色和大国互动关系模式;通过分析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转型时期的大国互动,为研究当代国际体系转型背景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提供理论基础和与分析方法。第二章,重点分析了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与中美关系变革之间的逻辑关系。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主要呈现出三大基本态势,即世界权力的流散、系统效应的强化和体系混沌的出现。在此背景下,当代国际体系的深刻转型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在挑战方面,体系结构的转型客观导致了中美两国之间的权力竞争,体系规范的转型影响着中美两国之间的制度竞合,体系文化的转型则凸显了中美两国之间战略互信的缺失。在机遇方面,国际体系转型为中美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外部条件,国际秩序的重构需要中美两国重新调整双方的发展战略,国际体系的治理则要求中美共同担负国际责任,为大国的合法性提供新的来源。第三章,运用国际体系理论与方法从利益、制度、共识三个视角论述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基础。在利益基础方面,中美关系已经形成了密切相互依赖的利益格局,双方的共同利益呈现逐步拓展的趋势,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利益动因。在制度基础方面,中美两国已经建立了各种双边和多边对话与合作机制,其中包括中美两国政府间战略对话与合作机制,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对话机制。它们为中美两国开展对话和协商,消除分歧与争端,开展战略协调与合作,创造了广阔的制度平台。在战略共识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重新规范中美关系成为双方的共同选择,自新型大国关系提出后,两国元首和高级官员逐渐凝聚起了共同经营的战略共识,新型大国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强大的观念动因。第四章,深入论述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原则与模式。作为一个开放的国际关系议程,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需要中美两国关照对方的国家利益,维护双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对于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以及相互认同对方的大国地位。中美两国应当在新型国际关系框架的指导下,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不冲突、不对抗;深化合作共赢的利益格局,夯实两国和平发展的利益基础;构建新型军事关系,防止在安全问题上出现战略误判。中美两国应当秉持在国际体系中的“共生共荣”原则,通过维护中美关系的动态平衡为打造稳定优良的国际秩序做出积极的大国贡献。第五章,探讨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路径。首先,体系权力的全球性流散和系统效应的强化,要求摒弃传统的“国强必霸”理念,走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其次,制度合作为新时期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搭设了对话与合作平台,使中美有条件实现大国协调与合作;第三,通过思维创新超越“冷战思维”,在全球治理和合作共赢等理念上形成广泛的战略共识;第四,通过发展协同促进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共同进化”。在国际体系与体系大国互动关系日益密切的时代,推动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时代课题。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推动国际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中美两个世界大国的共同责任。它不仅有助于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也将造福于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
次仁白珍[5]（2016）在《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制定中的智库角色》文中提出美国对外政策制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虽然在其制定过程中行政及立法部门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影响这些部门做出决定的智库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随着中美关系逐渐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越来越多的美国智库开始重视中美关系的研究。而关注美国智库学者提出的对华政策新思维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掌握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动向。纵观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走向,我们会发现在其制定过程中,美国智库通过其特有的“旋转门”等优势在政府制定对外政策的议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角色。本文希望通过分析美国智库影响对外政策的途径及影响层次,寻找美国智库在不同领域内对奥巴马政府对华具体政策制定的影响方式及成果。本文还以奥巴马政府执政时期美国主流智库的中国问题专家学者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态度与建议作为案例,将各大智库发布的报告及专家学者的言论与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进行联系,从而论证美国智库对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力。
雷宇[6]（2016）在《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与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在21世纪的全面振兴,是国际舞台上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随着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国,逐步拉近了与长期主导世界的美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一些政界和学界人士,开始把中美关系看作是国际体系“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零和的二元竞争。为从学理上化解中美关系“结构性矛盾”,在现实中维护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中方积极倡导和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该构想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不仅顺应了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符合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还将为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不冲突不对抗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前提。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平、发展与合作成为时代主题,各国形成了密切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冲突与对抗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中美两国构建让两国人民安心、让世界人民放心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摒弃大国冲突对抗的老路。相互尊重彼此国家主权和发展道路,努力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坚持各领域务实合作以实现互利共赢。以中美两国的经济体量和世界地位而言,两国的合作共赢就是世界的合作共赢。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在当代国际体系深刻转型的背景下,针对中美关系中存在的现实和潜在矛盾提出的战略倡议。其主旨在于通过双边关系的重新定位,指引中美两国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下,为构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中美关系搭建新的战略框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目标的最终实现,需要中美两国正视国际体系和双边关系发展变革的重大现实,共同致力于维护中美关系繁荣发展的大局。从具体实践的角度而言,中美两国只有通过积极建立战略互信,切实走出“修昔底德陷阱”;深化双边战略合作,夯实共同利益基础;不断创新对话合作机制,妥善解决矛盾分歧,才能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创造条件和机遇。
赵晓庆[7]（2014）在《土地伦理的理论探讨及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人类把土地仅仅视为满足自己欲望、认识、改造及征服的对象，人是人地关系的主宰者，人地关系是改造与被改造的主客体关系。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土地污染及土地资源短缺等土地问题从局部扩展到整体，从区域扩展到全球，成为影响现代人生存与发展的中心问题，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土地问题已成为现代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土地危机更是促进了人们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全面思考与探索。土地伦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伦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土地伦理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如引导土地习俗、稳定土地经济政治和生态秩序、影响土地开发利用等。探讨土地伦理，创新土地伦理建设的路径选择，对于土地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都具有重大意义。土地危机、伦理失范和价值缺失是土地伦理产生的背景，论文从此背景出发，在土地伦理理论的深度上进行研究，包括土地伦理的哲学阐释、人性危机是当代土地伦理产生的社会根源、土地伦理的三种价值判断维度、改善土地生态、倡导土地美学观、实现生命平等。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1）提出从认识论视界、本体论视界及价值论视界三个方面对土地伦理进行哲学阐释，丰富了土地伦理理论：认识论视界提出了要对土地利用伦理主体的再认识、对“自然”的再认识、对道德情感进化思想的认识、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进行重新认识；本体论视界主要提出了土地利用及伦理思想变化的哲学本体论的演变规律；价值论视界主要提出了和谐的向度和整体性的终极标准的理论。（2）建立了人性危机是当代土地伦理产生的社会根源理论。提出土地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人性的危机，治理土地危机的实质就是要透过人类某些实践活动的表象抓住支配这些活动并隐藏在这些活动背后的人性。（3）建立了土地伦理的三种价值判断维度理论，包括生态自然价值判断、土地健康标准判断和社会公正维度判断。生态自然价值判断的内容是人类在土地利用的过程中要尊重和照顾到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不能仅仅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人类自身的行为符合伦理上的规范；土地健康标准判断表现为土地能维持自身的循环代谢，可以自我修复被破坏的功能，同时能够舒缓外部对土地生态系统的恶意冲击；社会公正维度判断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是保持土地资源分配上的公正，另一方面是土地利用决策上的公正。从土地伦理理论的视角来看，社会公正维度判断包含三层内容：生态、代际、代内三方面的公平。（4）提出改善土地生态是土地伦理的基本内容，具体包括土地伦理时代的来临、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思想体系、利奥波德土地伦理观中的改善土地生态的环境学意义；提出倡导土地美学观是土地伦理的基本内容，包括阐述土地美学的内涵和审视土地美学的社会功能；提出实现生命平等是土地伦理基本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了生命平等的理论依据和基本思想。
张科[8]（2014）在《二战后美国副总统在外交中的作用 ——以尼克松、蒙代尔、布什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二战之前的美国历史上,大多数美国副总统很少参与政府的内政外交事务。二战之后,美国副总统开始在内政外交领域全面活跃起来。在外交领域,副总统的表现尤为突出,扮演了多种角色,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副总统在外交领域扮演的主要角色包括礼仪性角色、特使、外交政策代言人、总统在国会的高级联络员、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以及危机应对者等六个角色。礼仪性的角色是指副总统代表美国政府及总统参加外国的大型庆典、重要人物的葬礼等礼仪性的活动和接待外国来宾。这个角色是副总统在外交领域扮演的一个较为传统的角色。扮演特使角色是指副总统接受总统的委派,肩负着重要的外交任务出国访问,就许多实质性的问题与外国的领导人进行沟通、磋商和谈判。外交政策代言人是指副总统担任政府正在执行或可能采取的外交政策的宣传者、解释者以及扞卫者。总统在国会的高级联络员主要是指副总统为政府和总统的外交政策在国会和总统之间担任协调者,并且替总统游说国会和争取关键议员的支持。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是指副总统在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中担任总统的顾问,为总统出谋划策。危机应对者是指副总统在重大的危机发生时,尤其是总统在特殊的情况下不能立刻作出应对时,制定或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协调政府内部的各种关系,控制或解决危机。这些角色是副总统在外交领域发挥作用和影响的具体依托。根据副总统在扮演这些角色时获得的权力的大小以及承担的任务的轻重,这些角色还可以划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次。在不同的层次上,副总统对美国的外交事务和外交政策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有所不同。二战后,美国副总统在外交事务中扮演哪些层次的角色以及发挥多大的作用和影响主要受到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的影响。主观因素主要包括现代副总统职位的产生及其机制化、副总统的主观意愿及其在外交领域的经历；客观因素包括美国国内外局势、副总统与总统的关系、副总统与其他外交决策参与者的关系、总统的决策模式和行事风格。这些因素彼此关联、有机统一,共同作用于副总统扮演的外交角色以及副总统在外交领域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其中,最核心的因素是现代副总统职位的产生及其机制化以及副总统与总统之间的关系。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其他因素也会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二战之后,在外交领域比较活跃和表现突出的副总统主要有尼克松、蒙代尔、老布什、奎尔、戈尔、切尼以及现在的拜登。在这些副总统中,尼克松、蒙代尔以及布什在副总统涉入外交领域的历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尼克松是第一位现代副总统、也是副总统涉入外交领域的开路者。在其长达八年的任期内,尼克松频繁出访国外,并且积极地参与政府的外交决策。这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在尼克松之后,副总统涉入外交领域的道路也经历了一段曲折。汉弗莱和阿格纽担任副总统时,副总统几乎被排斥了外交决策之外。而蒙代尔就任副总统之后,扭转了这种局面,使副总统重新在外交领域活跃起来。蒙代尔在担任副总统期间也频繁地出访海外,并且全面地参与了政府的外交事务。在蒙代尔卸任副总统时,副总统全面参与外交事务已经成了一种常态。布什除了继续扮演了尼克松和蒙代尔开创的外交角色,还实现了新的突破。
赵亚辉[9]（2013）在《风险社会视角下的中国科技传播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正在进入“风险社会”时代,如何应对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及全球化所带来的威胁或危机,正逐渐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矛盾之一。在深入了解和应对风险社会的过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科学不仅是定义风险的媒介,同样也是解决风险的资源。在风险社会中,建立科学有效的科技传播体系和机制非常重要,科技传播应当发挥“帮助人们消除现实生活中的不确定性、科学应对风险”的重要作用。然而在中国,一方面科技传播的发展时间短,存在诸多问题；另一方面,仅用了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近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建设,压缩的现代化进程使得各种风险来势更凶,传统科技传播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常显得力有不逮。因此,很有必要结合风险社会和科技传播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当代中国在风险社会视角下科技传播出现的新变化和新特征,探讨其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并尝试总结出理论原则和应对策略,以期能充分发挥中国科技传播的社会功能,为科学应对风险提供策略参考。为达到上述目标,本文在研究过程中立足于风险社会理论和传播学理论、新闻学理论,结合中国科技传播的实践,通过审视风险社会与科技传播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提出风险社会下中国科技传播的改进策略。首先,本文系统阐释了风险社会理论和科技传播理论,阐析了风险社会与科学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阐析了风险社会和科技传播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并提出了科技传播在应对风险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明确了科技传播作为当代科技信息交流的一种主要手段,是化解与消除科技风险的良好途径。然后,本文结合了大量的现实案例（如“PM2.5事件”）,系统阐释了风险社会下科技传播的新变化和新特征；然后,本文立足风险社会理论和科技传播理论,对中国科技传播存在的“制度化风险”、“科技传播者和受众矛盾凸显”以及“大众科技传播媒介改革滞后”等几方面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解析。并结合中国科技传播的实际状况,分别从“构建负责任的国家科技传播体系”、“提升科技传播者和受众的科学素养”以及“建设快速反应的大众科技媒介”等几个层面,为风险社会下中国科技传播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改进策略。
胡兵[10]（2013）在《底层抗争与基层治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研究 ——一项基于华中Z镇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分析框架,以底层抗争、基层治理及其互动关系为分析视角,通过对华中Z镇农民抗争事件的实证考察,试图把握我国农民日常生活的秩序,揭示底层民众抗争行动的基本逻辑以及基层治理的制度性缺陷,检讨抗争与治理互动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期为我国乡村社会良好秩序的构建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围绕抗争和治理的互动关系来研究我国农村的社会秩序,是本文追求学术创新的一个尝试。通过对经验性材料的分析和研究,本文获得了两个有价值的发现：（1）我国农村底层抗争的“递进模型”。底层抗争发生的三大要素即侵权认知、抗争文化、抗争策略,在抗争行动中是一种递进关系,前者是后者形成的基础。在三大要素中,侵权认知是抗争行动发生的首要基础。底层群体之所以会做出抗争的行动,首要原因在于认知到自身的利益受到了“侵犯”,且是不合理、不合法的侵犯。抗争文化具有“催化剂”的作用。温和的抗争文化是一种负催化剂,会促使抗争者心平气和地放弃激烈对抗的方式,转而寻求其他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而“对抗性”文化则“加速”抗争者做出抗争的决定,促使底层群众一遇到困难便首选对抗作为诉求的主要渠道。抗争策略是抗争行动的具体表现,是底层民众选择温和的抑或激烈的方式以实现抗争目标的技巧和步骤。（2）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内卷化”趋势。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府及基层组织在治理过程中主要在消解抗争策略上“下功夫”,突出表现为强调“维稳”。这种“维稳”的目标不在于谋求解决抗争行动背后的原因,不在于通过提高治理效率来解决抗争问题,而是靠上级的重视、压力和工作经费的持续增加来体现“维稳”的绩效。这就使得基层治理愈益呈现出“内卷化”的特征和趋势。要解决基层治理这种低效率的“内卷化”问题,有三条途径：一是重视“维稳术”,通过技术治理,力争将每一起抗争事件纳入依法治理（法治）的轨道内加以解决；二是引导抗争文化,剔除其“对抗性”,由“零和博弈”转向“正和博弈”；三是切实扩大农民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渠道,帮助农民选择抗争之外的合法途径来达到利益诉求的目标。根据以上发现,笔者认为,虽然经济因素引起的侵权认知是抗争行动的主要变量,但抗争文化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基层政府及有关基层组织而言,为了实现健康有效的基层治理,不能仅仅停留在“维稳”的策略目标阶段,而需准确把握抗争行动发生的规律和逻辑,立足社会正义与社会和谐的角度,有针对性地疏导和引导抗争文化,重新塑造底层对“侵权”的认知,将他们的抗争行动纳入法治的轨道,依法解决抗争行动的原因。换而言之,重视抗争文化在底层抗争行动中的作用,可以促使基层政府更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策略,切实降低或减少农民感受到的侵权认知,有效构建政社之间、官民之间良性互动的共同体关系,进而实现健康和谐的乡村社会秩序。
二、危机管理怪圈漫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危机管理怪圈漫谈（论文提纲范文）
（1）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第三方组织——法治政府建设的正义之维 |
| 第一节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的内涵及外延 |
| 第二节 法治政府建设的二元价值 |
| 一、法治政府建设的实体与程序 |
| 二、法治政府建设遵循的正义标准 |
| 第三节 第三方组织外延与自然正义需求之契合 |
| 第四节 第三方组织内涵对共识正义条件之满足 |
| 第二章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应有特征 |
| 第一节 客观特征 |
| 第二节 主观特征 |
| 第三节 行为与结果特征 |
| 第三章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实践考察 |
| 第一节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的既有实践状况 |
| 第二节 政社合作型第三方组织 |
| 一、政社合作型第三方组织的法治政府建设实践 |
| 二、政社合作型第三方组织的优势 |
| 第三节 政社分立型第三方组织 |
| 一、政社分立型第三方组织的法治政府建设实践 |
| 二、政社分立型第三方组织的优势 |
| 第四节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的实践遭遇的问题 |
| 一、第三方组织的专业标准异化 |
| 二、第三方组织的营利手段异化 |
| 三、第三方组织的志愿性异化 |
| 第四章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的功能 |
| 第一节 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中第三方组织的功能定位 |
| 一、协助政府全面履行职能 |
| 二、参与程序实现良性立法 |
| 三、监督政府严明公正执法 |
| 四、督促政府廉洁诚信行政 |
| 五、独立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
| 第二节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功能发挥之困境 |
| 一、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数量不足 |
| 二、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作用领域单一 |
| 三、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影响力有限 |
| 四、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促进程度低 |
| 第三节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积极作用的制约因素 |
| 一、立法与现实之间的张力 |
| 二、历史观念的局限 |
| 第五章 打造理想的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 |
| 第一节 完善第三方组织基本法的设想 |
| 一、以功能发挥为导向更新第三方组织的监督管理立法 |
| 二、以提升治理能力为导向革新行政组织法相关规范 |
| 第二节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行为规则的程序化拓展 |
| 一、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行为规则的程序性 |
| 二、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行为规则的程序度 |
| 三、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程序性权利与义务规则 |
| 第三节 “第三方组织参与法治政府建设活动促进法”的构建 |
| 一、第三方组织参与法治政府建设的激励规则 |
| 二、第三方组织加入法治政府建设重点领域的鼓励措施 |
| 第四节 第三方组织功能发挥之观念保障 |
| 一、创新民主科学的传播载体与传播形式 |
| 二、坚持党在政治主流价值传播中的领导权 |
| 结论与展望 共同推动和促进法治政府的早日全面建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地方政府统计公信力影响因素及提升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文献综述 |
| 1.2.3 现有研究简评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政府统计 |
| 2.1.2 统计公信力 |
| 2.2 理论工具 |
| 2.2.1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2.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地方政府统计公信力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
| 3.1 政府统计发展历程 |
| 3.2 地方政府统计公信力调查 |
| 3.2.1 问卷设计原则 |
| 3.2.2 调查方法内容 |
| 3.2.3 调查数据分析 |
| 3.3 地方政府统计公信力存在的问题 |
| 3.3.1 主要问题 |
| 3.3.2 主要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影响地方政府统计公信力的因素分析 |
| 4.1 统计数据质量 |
| 4.1.1 统计数据来源可靠性 |
| 4.1.2 统计方法制度科学性 |
| 4.1.3 基层力量 |
| 4.1.4 人为因素 |
| 4.2 政府机构服务 |
| 4.2.1 统计机构设置 |
| 4.2.2 统计工作透明度 |
| 4.2.3 统计产品服务 |
| 4.3 外部环境制约 |
| 4.3.1 公众统计数据理解力 |
| 4.3.2 公众与其个性化需求 |
| 4.3.3 媒体解读和舆论导向 |
| 4.4 相关法制建设 |
| 4.4.1 统计法律体系 |
| 4.4.2 统计机构运行 |
| 4.4.3 统计执法力度 |
| 4.4.4 社会公众监督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提升地方政府统计公信力的对策 |
| 5.1 推进统计职能转变 |
| 5.1.1 明确政府统计职能 |
| 5.1.2 改善统计方法框架 |
| 5.2 优化统计体系建设 |
| 5.2.1 构建数据质量监管体系 |
| 5.2.2 整合好政府统计数据云 |
| 5.2.3 完善部门统计调查体系 |
| 5.2.4 夯实统计基层基础建设 |
| 5.2.5 加快统计信用体系建设 |
| 5.3 树立正确统计观念 |
| 5.3.1 政绩观和干部考核方式 |
| 5.3.2 严格执行各项制度规范 |
| 5.3.3 树立一丝不苟工作态度 |
| 5.4 加强统计宣传获得公众认同 |
| 5.4.1 多种方法加强宣传 |
| 5.4.2 多个角度加强宣传 |
| 5.5 完善相关法律体系 |
| 5.5.1 严肃立法 |
| 5.5.2 严格守法 |
| 5.6 加强监督与自我监督 |
| 5.6.1 严格规范统计执法监督检查 |
| 5.6.2 不断创新统计执法监督方式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3）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博士生自认为的论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背景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内学者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现状 |
| 二、西方学者对中美新型国关系的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路径与研究目标 |
| 三、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分析视角: “权力-结构”与“认知-互动 |
| 第一节 对权力转移理论的批判 |
| 一、对权力转移理论的批判 |
| 二、权力转移理论关于冲突领域的风险管控 |
| 第二节 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是中美两国共同的历史使命 |
| 一、“陷阱式”理论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角色 |
| 二、合则两利: 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意义 |
| 三、斗则两伤: “修昔底德陷阱”不符合中美关系现状 |
| 第三节 “认知—互动”视角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分析 |
| 一、“认知—互动”分析视角 |
| 二、“认知—互动”视角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分析 |
| 第二章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 “认知-互动”的基础 |
| 第一节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
| 一、国际政治格局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 |
| 二、促进发展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和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 |
| 第二节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需求 |
| 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调整与改革的需要 |
| 二、亚太地区安全秩序构建和经济合作的需要 |
| 三、中美两国各自繁荣和发展的需要 |
| 第三节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 |
| 一、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背景 |
| 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和发展过程 |
| 第三章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要素: “认知-互动”的核心 |
| 第一节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与实质 |
| 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 |
| 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质 |
| 第二节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则和条件 |
| 一、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则 |
| 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客观条件 |
| 第四章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挑战: 竞争性“认知-互动” |
| 第一节 中美关系中的理念分歧 |
| 一、中美两国对自己在世界秩序中未来地位的预设 |
| 二、中美两国价值理念和政治文化的差异 |
| 三、中美两国发展前景及实力预估 |
| 第二节 中美关系中的利益冲突 |
| 一、中美在全球秩序调整与改革中的利益冲突 |
| 二、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冲突和经济竞争 |
| 三、中美两国之间的利益冲突 |
| 第五章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 合作性“认知-互动” |
| 第一节 基本前提: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与互信 |
| 一、加深中美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共识 |
| 二、增进中美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互信 |
| 第二节 制度保障: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机制构建 |
| 一、中美双边合作机制 |
| 二、地区性及全球性问题中的中美合作机制 |
| 第三节 内生动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共同利益 |
| 一、经贸关系 |
| 二、人文交流 |
| 第四节 关键问题: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危机管理 |
| 一、认知冲突的风险管控 |
| 二、利益摩擦的理性协调 |
| 结论 |
| 一、本文的基本观点 |
| 二、中美关系短期走势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
| 三、中美长期关系走势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
| 四、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4）国际体系转型视阈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的研究方法 |
| 四、基本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际体系转型中的大国关系 |
| 一、国际体系转型的逻辑元论 |
| （一）国际体系的概念分析 |
| （二）国际体系转型的动力 |
| （三）国际体系转型的影响 |
| 二、国际体系转型中的体系大国 |
| （一）转型理论中的大国意涵 |
| （二）转型实践中的大国角色 |
| （三）转型历史中的大国互动 |
| 三、国际体系转型中的大国关系模式 |
| （一）维也纳体系为代表的权势均衡模式 |
| （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为代表的集团对抗模式 |
| （三）雅尔塔体系为代表的两极争霸模式 |
| 第二章 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与中美关系变革 |
| 一、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基本态势 |
| （一）世界权力的流散 |
| （二）系统效应的强化 |
| （三）体系混沌的凸显 |
| 二、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与中美关系的现实挑战 |
| （一）体系结构转型中的中美权力矛盾 |
| （二）体系规范转型中的中美制度竞合 |
| （三）体系文化转型中的中美战略互疑 |
| 三、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 |
| （一）国际格局调整与中美大国发展 |
| （二）国际秩序重构与中美大国战略 |
| （三）国际体系治理与中美大国责任 |
| 第三章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基础与条件 |
| 一、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利益基础 |
| （一）中美相互依赖的深化 |
| （二）中美共同利益的拓展 |
| 二、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制度条件 |
| （一）中美制度合作的现状 |
| （二）中美制度合作的前景 |
| 三、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战略共识 |
| （一）中美战略观念的互动 |
| （二）中美战略共识的凝聚 |
| 第四章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原则与模式 |
| 一、相互尊重国家利益 |
| （一）主权原则与领土完整 |
| （二）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 |
| （三）大国地位的彼此认同 |
| 二、推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 |
| （一）坚持和平共处外交原则 |
| （二）深化合作共赢利益格局 |
| （三）建设中美新型军事关系 |
| 三、实现国际体系中的共生共荣 |
| （一）共生系统与系统共生 |
| （二）中美关系的动态平衡 |
| （三）稳定优良的世界秩序 |
| 第五章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路径选择 |
| 一、权力分享：跳出“修昔底德陷阱” |
| （一）国际体系大国之间的权力分享 |
| （二）中国实力上升与中美实力差距 |
| （三）中美在彼此尊重前提下分享权力 |
| 二、制度合作：新时代的“大国协调” |
| （一）国际体系大国之间的制度合作 |
| （二）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与美国制度霸权 |
| （三）中美在相互依存背景下开展制度合作 |
| 三、思维创新：超越“冷战思维” |
| （一）国际体系大国之间的思维创新 |
| （二）超越历史局限与中美全方位交流 |
| （三）中美在求同存异基础上创新互动观念 |
| 四、发展协同：中美两国的“共同进化” |
| （一）国际体系大国之间的共同进化 |
| （二）化解旧有矛盾与规避新型冲突 |
| （三）中美在国际体系进化趋势中协同发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制定中的智库角色（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理由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文章结构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美国智库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智库的概念与源起 |
| 第二节 美国智库的演变及发展趋势 |
| 第三节 美国智库的主要类型 |
| 一、保守型智库 |
| 二、自由派智库 |
| 三、中立型智库 |
| 第二章 美国智库与美国外交政策制定 |
| 第一节 智库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影响途径及原因 |
| 一、智库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影响途径 |
| 二、智库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深层原因 |
| 第二节 美国智库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层次 |
| 一、美国外交决策过程、模式与机制 |
| 二、对权力内层的影响 |
| 三、对权力第二层的影响 |
| 四、对权力第三层的影响 |
| 第三章 智库对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形成的影响 |
| 第一节 美国主流智库对华政策倾向 |
| 一、保守派 |
| 二、接触派 |
| 第二节 美国主流智库对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总体战略构思 |
| 第三节 美国主流智库影响下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新特点 |
| 一、从“接触”到“合作” |
| 二、有限的制约 |
| 第四节 美国主流智库对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具体影响 |
| 一、“旋转门”与奥巴马政府 |
| 二、相互依赖下的中美合作 |
| 第四章 美国主流智库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对奥巴马政府的影响 |
| 第一节 美国主流智库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辩论 |
| 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由来 |
| 二、美国主流智库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分歧 |
| 三、美国主流智库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态度与建议 |
| 第二节 奥巴马政府对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回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6）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1章 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意义 |
| 一、适应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 |
| 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 |
| 三、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 |
| 第二章 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目标 |
| 一、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 |
| 二、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发展道路选择 |
| 三、实现中美平等互利和合作共赢 |
| 第三章 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选择 |
| 一、建立中美战略互信，走出“修昔底德陷阱” |
| 二、发展中美战略合作，扩大共同利益基础 |
| 三、建设对话合作机制，妥善处理矛盾分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7）土地伦理的理论探讨及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Extended Abstract |
| 目录 |
| Contents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5 技术路线 |
| 2 土地伦理及其发展 |
| 2.1 土地伦理相关概念的释义 |
| 2.2 土地伦理的发展 |
| 2.3 土地伦理的哲学阐释 |
| 2.4 土地伦理的发展规律 |
| 2.5 本章小结 |
| 3 土地危机与土地伦理的现实需求 |
| 3.1 土地危机内涵揭示 |
| 3.2 土地危机特征总结 |
| 3.3 土地危机遭遇的窘境 |
| 3.4 土地伦理发展的重要性 |
| 3.5 本章小结 |
| 4 土地伦理的理论构架 |
| 4.1 土地伦理价值 |
| 4.2 土地伦理原则 |
| 4.3 土地伦理的基本内容 |
| 4.4 本章小结 |
| 5 土地伦理建设的路径选择 |
| 5.1 土地伦理建设的政策和制度路径 |
| 5.2 土地伦理建设的法律路径 |
| 5.3 土地伦理建设的宣传和教育路径 |
| 5.4 土地伦理建设的文化路径 |
| 5.5 土地伦理建设的自为路径 |
| 5.6 本章小结 |
| 6 土地伦理实践研究 |
| 6.1 土地伦理的案例分析 |
| 6.2 土地伦理对实践的指导 |
| 6.3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论文的创新点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二战后美国副总统在外交中的作用 ——以尼克松、蒙代尔、布什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主要人名中英文对照及文中简称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美国副总统的外交角色 |
| 第一节 初级角色：礼仪性角色和外交政策代言人 |
| 一、礼仪性角色 |
| 二、外交政策代言人 |
| 第二节 中级角色：特使和总统在国会的高级联络员 |
| 一、特使 |
| 二、总统在国会的高级联络员 |
| 第三节 高级角色：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和危机应对者 |
| 一、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 |
| 二、危机应对者 |
| 第二章 影响副总统的外交角色的因素 |
| 第一节 影响副总统外交角色的主观因素 |
| 一、现代副总统职位的产生及其机制化 |
| 二、副总统的主观意愿 |
| 三、副总统在外交领域的经历 |
| 第二节 影响副总统外交角色的客观因素 |
| 一、国内外局势 |
| 二、副总统与总统的关系 |
| 三 副总统与其他外交决策参与者之间的关系 |
| 四、总统的决策模式和行事风格 |
| 第三章 案例分析之一：副总统尼克松 |
| 第一节 尼克松早年的经历和当选副总统 |
| 第二节 尼克松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 |
| 第三节 影响尼克松的外交角色的因素 |
| 第四章 案例分析之二：副总统蒙代尔 |
| 第一节 蒙代尔早年的经历及其对副总统角色的界定 |
| 第二节 蒙代尔在美国外交事务中的作用 |
| 第三节 影响蒙代尔的外交角色的因素 |
| 第五章 案例分析之三：副总统布什 |
| 第一节 布什在外交领域的早期经历 |
| 第二节 布什在美国外交事务中的作用 |
| 第三节 影响布什的外交角色的因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风险社会视角下的中国科技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本论文的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关于风险社会 |
| 1.2.2 关于科技传播 |
| 1.3 相关文献综述 |
| 1.3.1 风险社会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 |
| 1.3.2 科技传播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 |
| 1.3.3 风险社会下科技传播的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风险社会与科技传播 |
| 2.1 风险社会的产生和特征 |
| 2.1.1 风险社会的产生 |
| 2.1.2 风险社会的特征 |
| 2.2 科技传播的发展历程和特征 |
| 2.2.1 科技传播的发展 |
| 2.2.2 科技传播五要素的特征 |
| 2.3 风险社会与科技传播的关系 |
| 2.3.1 风险社会与科技发展 |
| 2.3.2 风险社会下科技传播的重要性 |
| 2.3.3 科技传播与风险社会的复杂性关系 |
| 3 风险社会下科技传播的特征(以“PM2.5事件”为例) |
| 3.1 “PM2.5事件”及其舆论回顾 |
| 3.1.1 “PM2.5事件”回顾 |
| 3.1.2 “PM2.5事件”舆论回顾 |
| 3.2 科技传播者和受众的新特征 |
| 3.2.1 传播者的多元化 |
| 3.2.2 传播者和受众的角色互换 |
| 3.2.3 受众的主动化、个性化和高素质 |
| 3.3 科技传播渠道和内容的新特征 |
| 3.3.1 传播渠道的立体化和多层次 |
| 3.3.2 大众媒介的融合与嬗变 |
| 3.3.3 传播内容的实时化、个性化和海量化 |
| 3.4 科技传播模式和效果的新特征 |
| 3.4.1 科技传播的交互式革命 |
| 3.4.2 传播手段的多媒体化 |
| 3.4.3 传播效果的快速化和全球化 |
| 3.4.4 传播效果的影响力迭代 |
| 4 风险社会下中国科技传播的问题及原因 |
| 4.1 “制度化风险”影响科技传播的外部环境 |
| 4.1.1 政治及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
| 4.1.2 法律和政策的缺失和不足 |
| 4.1.3 经济利益加剧“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
| 4.2 科技传播者和受众矛盾凸显 |
| 4.2.1 议题设置的失控 |
| 4.2.2 专业化和职业化的不足和滞后 |
| 4.2.3 受众的“过度介入” |
| 4.3 大众科技传播媒介改革滞后 |
| 4.3.1 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落后于科技发展 |
| 4.3.2 传播内容的质量有待提高 |
| 4.3.3 传播速度、形式、互动性不足明显 |
| 5 风险社会下科技传播的改进策略 |
| 5.1 构建负责任的国家科技传播体系 |
| 5.1.1 综合改善科技传播的外部环境 |
| 5.1.2 建立可量化的科技传播指标体系 |
| 5.1.3 塑造多方良性互动的传播模式 |
| 5.2 提升科技传播者和受众的科学素养 |
| 5.2.1 改进大众媒介科技传播者的培养方法 |
| 5.2.2 推动受众提高科学素养 |
| 5.3 建设快速反应的大众科技媒介 |
| 5.3.1 新媒体战略是生存之本和发展之道 |
| 5.3.2 科技传播内容的及时化、立体化和互动化 |
| 5.3.3 科学重建和实施“把关人”制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10）底层抗争与基层治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研究 ——一项基于华中Z镇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子：底层抗争与“浮头泛塘”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 |
| 1.3.1 研究视角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分析框架 |
| 1.3.4 篇章结构 |
| 1.4 核心概念 |
| 1.4.1 底层社会 |
| 1.4.2 抗争政治 |
| 1.4.3 基层治理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田野研究 |
| 1.5.2 个案拓展 |
| 1.5.3 我与Z镇 |
| 1.5.4 资料收集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有关底层社会的研究述评 |
| 2.2 有关底层抗争的研究述评 |
| 2.2.1 底层抗争的理论范式 |
| 2.2.2 底层抗争的研究脉络 |
| 2.3 有关农民抗争的研究述评 |
| 2.3.1 农民抗争的研究范式 |
| 2.3.2 农民抗争的研究内容 |
| 2.4 有关基层治理的研究述评 |
| 第3章 结构性差异：底层抗争的基本要素 |
| 3.1 Z镇经济与社会的结构性差异 |
| 3.1.1 Z镇的基本概况 |
| 3.1.2 经济领域的迅速增长 |
| 3.1.3 社会领域的相对滞后 |
| 3.2 底层抗争的基本要素与逻辑关系 |
| 3.2.1 底层抗争的基本要素 |
| 3.2.2 抗争要素的逻辑关系 |
| 第4章 侵权认知：底层抗争的意识要素 |
| 4.1 侵权的历程 |
| 4.1.1 Z镇早期的社会结构 |
| 4.1.2 Z镇的“五九年”事件 |
| 4.1.3 Z镇新时期的社会结构 |
| 4.2 认知的转变 |
| 4.2.1 对农民问题的重视 |
| 4.2.2 对农民抗争的同情 |
| 4.3 心态的演变 |
| 4.3.1 经济欲望的诱导 |
| 4.3.2 社会心态的影响 |
| 4.3.3 结构性暴力的形成 |
| 4.3.4 “社会泄愤事件” |
| 第5章 抗争文化：底层抗争的话语要素 |
| 5.1 地域文化中的民风民俗 |
| 5.1.1 “民风彪悍”与“民风淳朴” |
| 5.1.2 民风民俗的发展演变 |
| 5.2 农村场景中的抗争行动 |
| 5.2.1 “宗族文化”下的抗争 |
| 5.2.2 “精英文化”下的抗争 |
| 5.2.3 “刁民文化”下的抗争 |
| 5.2.4 抗争文化的“催化作用” |
| 5.3 抗争行动塑造地域文化 |
| 5.3.1 抗争行动本身的影响 |
| 5.3.2 媒体舆论的“工具性” |
| 5.4 抗争文化中的“抗争性” |
| 5.4.1 “抗争·性”的扩散 |
| 5.4.2 “抗争性”的蔓延 |
| 第6章 抗争策略：底层抗争的行动要素 |
| 6.1 抗争策略的历史演变 |
| 6.1.1 从“传统”到“现代” |
| 6.1.2 从“暴力”到“常规” |
| 6.1.3 从“简单”到“综合” |
| 6.2 抗争策略的几种范式 |
| 6.2.1 “日常反抗”：弱者的武器 |
| 6.2.2 “依法抗争”：理性的选择 |
| 6.2.3 “要素抗争”：主要的策略 |
| 6.2.4 抗争策略的“模式化” |
| 6.3 抗争策略的“伦理”与“意外” |
| 6.3.1 “抗争伦理”：道德的力量 |
| 6.3.2 “抗争意外”：走向不抗争 |
| 6.4 抗争策略的宏观背景 |
| 6.4.1 底层抗争策略的动态演进 |
| 6.4.2 底层抗争策略与治理的互动 |
| 第7章 基层维稳：底层抗争的治理要素 |
| 7.1 “维稳”意识的演进过程 |
| 7.2 “维稳”政策的演进过程 |
| 7.2.1 “战略性维稳” |
| 7.2.2 “制度性维稳” |
| 7.2.3 “运动式治理” |
| 7.2.4 “维稳”绩效考核 |
| 7.3 基层政府的“维稳”逻辑 |
| 7.3.1 信访治理与基层治理 |
| 7.3.2 分类治理：“安抚”与“示弱” |
| 7.3.3 分类治理：先“安抚”后“打压” |
| 7.3.4 基层维稳的“内卷化”趋势 |
| 7.4 “危机”意识与治理策略 |
| 第8章 建构和谐：基层治理的文化要素 |
| 8.1 政治参与视角下的抗争文化 |
| 8.1.1 政治参与与抗争文化 |
| 8.1.2 基层政治与抗争文化 |
| 8.1.3 制度变迁与抗争文化 |
| 8.2 抗争文化与抗争政治 |
| 8.2.1 集体公共文化的弱化 |
| 8.2.2 抗争政治因素的增强 |
| 8.3 底层抗争与基层治理的互动 |
| 8.3.1 引导地域文化 |
| 8.3.2 关注抗争过程 |
| 8.3.3 尊重司法结果 |
| 8.4 构建和谐的抗争文化 |
| 8.4.1 重建“公共领域”文化 |
| 8.4.2 引导外来多元文化 |
| 8.4.3 去除“抗争性”的文化 |
| 第9章 公正社会：基层治理的政治走向 |
| 9.1 底层抗争的缘由 |
| 9.1.1 底层抗争与不公正 |
| 9.1.2 社会建设与公正原则 |
| 9.2 公正社会的维度 |
| 9.2.1 转型社会的特点 |
| 9.2.2 社会公正的现状 |
| 9.3 公正建设的内涵 |
| 9.3.1 意识形态建设 |
| 9.3.2 国家政权建设 |
| 9.3.3 政治共同体建设 |
| 第10章 结论与讨论 |
| 10.1 简短的结论 |
| 10.1.1 底层抗争的“递进模型” |
| 10.1.2 基层治理的“内卷化” |
| 10.2 进—步的讨论 |
| 10.3 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发展 |
| 10.4 研究的创新与拓展空间 |
| 10.4.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0.4.2 研究的拓展空间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卷内备考表 |
四、危机管理怪圈漫谈（论文参考文献）
- [1]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研究[D]. 李晶淼.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2]地方政府统计公信力影响因素及提升对策研究[D]. 刘其昶. 山东财经大学, 2018(08)
- [3]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研究[D]. 华倩. 武汉大学, 2018(06)
- [4]国际体系转型视阈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研究[D]. 支继超. 吉林大学, 2016(03)
- [5]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制定中的智库角色[D]. 次仁白珍.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6(03)
- [6]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与路径研究[D]. 雷宇. 吉林大学, 2016(09)
- [7]土地伦理的理论探讨及实践研究[D]. 赵晓庆. 中国矿业大学, 2014(04)
- [8]二战后美国副总统在外交中的作用 ——以尼克松、蒙代尔、布什为例[D]. 张科. 西南大学, 2014(10)
- [9]风险社会视角下的中国科技传播研究[D]. 赵亚辉. 武汉大学, 2013(05)
- [10]底层抗争与基层治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研究 ——一项基于华中Z镇的实证研究[D]. 胡兵. 华东理工大学, 2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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