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发展联盟理事会成员(论文文献综述)
韩德睿[1](2021)在《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论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文中研究说明借鉴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的渐进式变迁基本观点,本研究着重分析了国际制度中制度性权力的渐进性,即制度性权力的转换。具体来说,特定国家会通过一种合法的、渐进的、成本低且效果显着的方式,在已有制度的基础上,对本国的制度性权力进行转换,最终实现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本文的研究重点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包括历史制度主义的权力观念;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国际制度的特点;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过程,过程中各个阶段的表现形式;以及制度性权力转换的多种后果。本文意在阐明,在承认存在激进变迁或重大转折的同时,国际制度和制度性权力具有普遍的渐进性特点;用渐进性的视角去理解国际关系是重要的,不应为变化而变化,而是要关注变化的过程和因果关系,以此才能为随时可能发生的真正变化做好准备。基于这些研究内容,本文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第一章对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国际关系中的制度性权力,以及国际关系视角下的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这几项关键的概念进行了全面阐述。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以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一道,并称为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三种理论都有着对制度独特的见解。而历史制度主义是三大理论中关注时间和过程最多的,这与本文的主导思想完全吻合。其次,在全面介绍制度性权力概念的基础上,对制度性权力的内涵进行进了一步的延伸。制度性的权力的定义是,一种国家持有的,基于已有国际制度,合法且具有渐变性的间接权力。制度性权力具有五种性质,分别是非排他性,相对非公平性,合法性,间接性以及渐变性。最后,提出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这种观点认为,在国际制度备受各国重视的今天,对寓于其中的权力进行渐进性的转换是国家的一种重要的且具有合法性的战略行为。第二章着重探讨了在制度性权力转换之前,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国际制度的特点。为什么许多国际制度虽然经常出现剧烈的小范围颤动,但总体上它们却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或者说,为什么制度的稳定性是重要的。国际制度难以更迭的原因有四个,包括国际体系单一化与国际制度黏性,全球化不可逆与国际无政府假定。国际制度的渐进式变迁包括替代,堆叠和漂移。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理论试图解释文章的前提假设之一即国际制度确实在发生着变化,但并不是在剧烈转变,这种转变需要特定事件的刺激,并在刺激之后继续维持一种稳定的路径依赖状态。最后,文章讨论了国家为什么在一个较为稳定的制度环境中对制度性权力进行转换而不是重塑。其原因包括转换的隐蔽性,低成本性以及合法性的增持。总之,虽然历史制度主义主要用来分析国内制度,但是历史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之间是存在互嵌性的。第三章展现了制度性权力转换的过程。这一过程遵循了从原始权力的持有到新权力的再持有的理念。在国际制度设立或者准备设立之前,原始的制度性权力就已经开始积累。在国际制度正式建立之后,制度性权力首先会分配给参与制度的各个国家。随着制度内各个国家博弈的展开以及制度外部环境的变化,制度性权力会变得集中,渐渐的有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集团把持。在持有了制度性权力之后,国家开始运用制度性权力。这些运用包括了制度霸权、制度约束和制度竞争等行为。而运用制度性权力的过程,就是检验制度性权力的过程,国家会在这一过程中判断权力的有效性和权力的成本收益,以决定对制度性权力进行调整。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加之国家对制度性权力的检验,国家将会更新制度性权力,这种行为包括制度退出或威胁退出,以及在制度框架内重新谈判等等。在更新之后,如果国家获得了新的制度性权力,国家会继续以一种合法和低成本的方式对国际制度甚至国际体系施加影响。如果国家的更新行为失败,则会面临一系列不利的后果,甚至会使国家后悔对制度性权力进行转换。第四章讨论了制度性权力转换的后果。除了权力的后果以外,引入两种概念来解释制度性权力转换的制度性后果,包括预期后果和非预期后果。一个人或组织做出每一项行为之前,例如改革等等都会有一个期待的理想目标,如果这个目标最终实现,那么预期后果就形成了。非预期后果就会比预期后果更加复杂一些了。非预期后果指的是没有预期或预见的人或组织的有目的行动结果。从制度以外的视角,将制度性后果假设分为四种,非预期制度成熟,预期制度成熟,非预期制度崩溃,预期制度崩溃。第五章作为案例分析的章节选取尼克松冲击作为第二个案例,它是指由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1971年为了应对美国国内不断增加的通货膨胀和其他国家对美元的操纵,实行的工资和物价冻结,进口附加费以及单方面取消直接国际美国美元兑换黄金等一系列经济措施。到1973年,以自由浮动的法定货币为基础的现行制度实际上取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尼克松虽然又一次令美国背上了单边主义的骂名,但是他拯救了美元,维护了美国的金融霸权这一重要的制度性权力。这一案例良好的诠释了制度性权力几乎每一个性质。
高歌[2](2021)在《中东欧国家入盟与欧盟东扩:是否为同一进程?》文中提出中东欧国家入盟与欧盟东扩看似为同一进程,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中东欧国家要求加入欧共体和欧共体决定东扩的时间不一致;中东欧国家入盟和欧盟东扩的动机有相同的一面,但中东欧国家更看重入盟的经济利益,欧盟更看重东扩的安全意义,即便在相同的动机下,二者的考量和行为模式也有所不同;中东欧国家入盟和欧盟东扩的路径亦非完全对称,既有围绕入盟条件展开的形式上对称实际上不对等的路径,又有基于各自利益的不同路径。之所以如此,不仅是由于加入与接纳的角色不同,更是由于中东欧国家与欧盟老成员国的异质性及其带来的维护和争取自身利益的不同需要。这种异质性和不同的利益需求不仅影响中东欧国家入盟和欧盟东扩进程,而且在中东欧国家入盟和欧盟东扩后依然存在,影响中东欧成员国与欧盟的关系乃至欧盟和欧洲一体化的发展。
杰弗里·邓诺夫,马克·波拉克,孙鑫伟,吴金玲[3](2020)在《国际法庭的司法三难困局》文中研究说明国际法庭存在"司法三难困局"。创设国际法庭的国家和为国际法庭工作的法官必须在司法独立——法官依据事实和法律裁判案件的自由、司法责任制——尤为突出的是在重新任命和改选法官的过程中对国际法庭审判权的结构性制衡,以及司法透明度——识别法官个人立场的机制(例如通过个人意见和异议意见)这三个核心价值之间做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权衡取舍,即这三个价值中至多只有两个能够同时最大化。本文通过对主要国际法庭现任和前任法官的采访,揭示了司法三难困局的内在逻辑,并追溯了这种逻辑在国际法院、欧洲人权法院、欧洲联盟法院和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的设计和运作中的不同呈现方式。司法三难困局并不试图规定一种"理想的"法院设计,而是提供一个框架以供国际行为体理解国际法庭面临的不可避免的权衡,从而确保在审慎且充分理解其意涵的基础上有所取舍。
席斌[4](2021)在《欧洲机器人技术民事法律规则》文中指出欧洲议会决议通过的《欧洲机器人技术民事法律规则》主要由规则制定背景、规则内容设计和规则配套附件三部分组成。关于规则的制定背景,议会认为人类已开启一场新的工业革命,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将为社会提供巨大的经济和创新效益,但机遇与风险并存,人们也应当看到人工智能发展将带来伦理失衡、数据与隐私侵害、问责困难等问题,故有必要对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进行规制。关于规则内容的设计,议会建议的规制手段包括通过制定有效的伦理指导框架、成立欧盟统一的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的监管机构、明确损害赔偿的严格责任、建立适用于智能机器人的强制保险制度、建立赔偿基金、为复杂自动化机器人创设"电子人"的法律地位等内容。最后,议会同时设计了《机器人技术宪章》《机器人技术工程师伦理行为准则》《研究伦理委员会准则》等附件以供未来立法作具体参照。
蒋海然[5](2021)在《宗教与全球水资源管理——以世基联普世水网络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全球水治理网络大致可分为水务巨头主导的精英网络和水人权倡议组织主导的草根网络,这两张网络在国际舞台上既针锋相对又相互交织,体现了卡尔·波兰尼所阐述的经济自由主义和社会保护主义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全球水治理中,作为重要社会力量的宗教的地位和作用值得世人深入考察。通过对全球水治理网络的社会网络分析可以发现,宗教组织在全球水治理的整体网中总体处于边缘地位,但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旗下的普世水网络作为连接水人权倡议草根网络与更大的全球水治理网络的桥梁,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通过研究对以普世水网络为中心的伙伴关系网络可以发现,普世水网络及其合作伙伴形成了同质性高、凝聚力强、跨国性强的网络。实际上,抵制水务私有化的水人权倡议运动,往往和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别样的全球化运动"联系在一起。普世水网络宣扬水是公共产品的的观念、推动水人权的实现,是世基联追求"关注人与地球的别样的全球化"的一部分,其根本目的在于否定所有权模式的财产观,进而使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安排丧失合法性。
曾庆熹[6](2021)在《自愿问责倶乐部视角下社会组织联盟自我规制研究》文中认为
魏冉[7](2021)在《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联合国是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大会投票成为考察会员国在国际事务立场相似性的重要途径。对联大投票的分析建立于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上,同时规避了经验主义的主观因素及不可控因素。有鉴于此,本文通过系统考察1991-2019年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探究影响中国-东盟投票立场一致或相异的因素,分析二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国际议题合作,以便精进中国-东盟合作、增益中国-东盟关系,并对中国如何借助联合国大会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启示。在理论层面,国家利益决定国家是否会遵守国际规范,而对规范的遵守又会影响国家利益的偏好。笼统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一概而论只能被视为一种简单的补充性解释,因此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作为自变量解释国家投票行为之时,必须将其放置在特定的时段与国际议题下展开,同时说明选择依据。投票立场出现差异是国家基于利益与规范对相对收益进行衡量的结果。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因为国家对某一决议或其映射的国际问题的利益认知出现根本性分歧;二是当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相斥时,国家在联大决议中坚持选择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投票立场。简而言之,投票立场相异源于国家将维护利益置于遵守规范更优先的位置,投票立场代表了一国在特定情境下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优选择。在经验层面,通过考察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三个主要议题领域的1104个决议发现,中国与东盟在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议题领域投票一致性最高;其次是裁军和国际安全议题领域;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议题领域一致性最低,且波动幅度较大。将中国与东盟近30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趋势置于同时段内思考中国-东盟关系,可以发现:中国-东盟联大投票结果并未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东盟联大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体现出了双方包容互利的发展格局。研究还发现,美国因素拉低了中国与东盟的投票一致性。因此,中国应借助制度建设、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讲究道义等优势,采取相关措施弱化美国影响,加强东盟与中国在国际事务立场上的协调与配合,提高中国-东盟联大投票一致性,从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这对于化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战略压力、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顾佳赟[8](2021)在《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柬埔寨在不同时期施行了不同的政治制度,然而,不论其政治发展处于哪一个历史阶段,社会性质发生了何种变化,国家政治权力分配始终受到王权和教权的影响。只是在不同外部环境下,二者施加影响的形式、程度,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存在着差别。王权和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所起的作用,既是对权力分配规律本身的诠释,也透射出柬埔寨社会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本文尝试从这个特定的视角管窥柬埔寨政治文化。柬埔寨古代权力系统依托印度教、佛教构建。政治精英借鉴外来宗教的理论规范和教阶制度构建政治认同。印度教在合法性层面为王权提供加持。石碑、寺院为古代王国圈画了领土范围,建立起初步的中央集权体制。佛教主要起着慰藉心灵,辅助恢复国力的作用,自古与印度教共存。当上座部佛教占据宗教支配地位后,“十王法”成为衡量王权合法与否的严格标准。无论如何,古代柬埔寨的信仰体系是包容性的,外来和本土信仰都是国家认同的组成部分。古代柬埔寨政治文化还呈现出教权从属王权的特点,但同时,二者又相互庇护,共同分享政治权力。然而,围绕宗教信仰建立的政治秩序存在着背离宗教伦理的行为逆流。在王位争夺时呈现出背离亲属关系、君臣伦理和宗教教义的心理取向。法国对柬埔寨的殖民入侵和社会改革打破了传统的权力分配关系。土地私有化改革剥夺了国王对土地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废除奴隶制度改革打破人身依附和人身自由限制关系,解放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殖民政府还尝试普及法式教育,并致力于扶植亲法国王。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王权和教权影响力。随着传统社会秩序被打破,柬埔寨民族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开始萌芽。殖民政府成立的佛教研究机构为民族主义觉醒创造了条件。佛学院成为培植民族主义的温室。这也使得柬埔寨民族主义在觉醒伊始就与佛教结合在一起。随着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法国在柬埔寨独立问题上做出让步。柬埔寨在二战后颁布了首部宪法。然而,民主制度在柬埔寨落地之初,其形式就重过内容本身。冷战时期的柬埔寨经历着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价值观念的激烈碰撞。政治精英虽然在形式上借鉴西方思想制度,但实践上则倾向于依照传统和实情制定政治规则。独立后,西哈努克延续佛教民族主义思路,提出促进社会发展的“二轮理论”,并进一步提出“佛教社会主义”思想,希望通过佛教宣教,将柬埔寨治理成为“大同社会”。基于佛教社会主义理论,西哈努克创建了极具包容性的政治组织——人民社会同盟,在处理国际问题时秉持中立外交原则。然而,在内外压力的双重作用下,西哈努克的国内外政策最终失衡。朗诺集团推翻西哈努克政府,导致柬埔寨形成国内、国外两个政府的局面。从朗诺政权施行共和制度开始,柬埔寨君主制度被取缔。1993年《柬埔寨王国宪法》恢复了君主立宪制度,将政党政治确立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国王通过运用任命权和赦免权,与各大政党形成博弈。西哈莫尼国王与执政的人民党之间合作多于牵制。国王对人民党权力的加持帮助其成为柬埔寨“超级政党”。人民党在柬埔寨构建起一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并在世界舞台上树立起柬埔寨政府平等、独立和中立的外交形象。与此同时,新宪法重新确立佛教的国教地位,也赋予僧侣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僧侣通过参加政治和社会公益活动表达政治倾向。柬埔寨政治文化演进受到内外两方面因素的驱动和作用。内部因素源自本土价值观念、庇护关系等传统内涵,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文化自我塑造、濡化或拒斥外来文化的能力。外部因素源自外来宗教、强权、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二者同时存在,相互交织,通过王权与教权的互动,以及二者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演进产生作用。然而,无论外部因素如何作用于政治文化,内部因素始终是决定性因素。王权与教权是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内核,二者对权力分配产生作用的方式决定着柬埔寨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柬埔寨从未摆脱过王权和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如今,随着宪政制度、政党制度深入人心,柬埔寨形成了王权、佛教、政党同时产生影响的格局。这样的格局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对政治权力分配起到关键作用。
彭昕[9](2021)在《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文中提出国际制度的发展有深化合作和扩大规模两个方向。相对于深化合作直接实现内部提质、进一步促进制度的发展,制度规模的扩大、尤其是制度成员的增多,如若不基于强有力的约束协调,则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制度功能的发挥、威胁制度的未来发展。诸如欧盟等强制度,因扩员而引起的内部协调困难、一体化进程延缓等现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约束力较弱的国际制度扩员就更易引起功能涣散、治理低效等问题。因此,弱约束性制度理应倾向于深化合作,谨慎扩员。然而,针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实践的经验观察发现,即便在组织面临迫切提质需求的情况下,弱约束性制度仍然实现了扩员。这一选择逻辑上的反常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弱约束性制度为何选择扩员?弱约束性制度如何应对扩员后的功能低效?针对这一问题,就学理基础而言,制度变迁研究构成了研究的宏观理论背景;就经验积累而言,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关数据与文献为本文提供案例检验基础。但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当前以功能主义和理性选择为导向,大量聚焦强制度扩员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对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问题提供有效解释。针对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制度扩员的经验研究,缺乏更进一步的学理提炼与整合,存在理论性不足等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分析折中主义方法,在制度具备包容性特征且处于协调性制度互动背景的前提下,围绕国际制度功能的多重性内涵,提出了影响弱约束性制度扩员实现的权力制衡、规范扩散以及功能补偿三项基本假设。将其分别带入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从搁置(2001年至2007年)到进行法律准备(2008年至2014年)再到最终落实(2015年至2017年)的三个具体阶段予以验证。就上海合作组织案例而言,针对其弱约束性特征的判定既有其结构性的客观原因,也依据其一系列主观的规则设定。作为一项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主导的区域间合作制度,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基本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同一空间内众多的相似性制度供给,也在大国利益和小国需求的彼此兼容中维持了基本协调的互动关系。以此为前提,通过历时性比较上合组织扩员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发现:第一,在俄罗斯视角下,由于对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威胁感知不断提升,受到中国实力提升对中亚经济影响力增强的压力,其权力制衡需求呈现了持续增强,因此俄始终致力于积极推动扩员,以便更好地发挥制度作为软制衡工具的作用;第二,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背景下,上合组织的制度成熟、成员国的实力增长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提升“上海精神”这一核心规范出现了日益增强的扩散需求,推升了各成员国寄希望于通过扩员提升制度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倾向;第三,2015年“一带一盟”对接的实现、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确立,通过制度间功能协调上合组织突破原有功能瓶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扩员引起的功能弱化问题,解决了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引起低效问题的后顾之忧。基于系统的理论假设和经验论证,最终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制度成员国权力制衡和规范扩散需求的提升增强了制度扩员的可能,但不足以促成扩员的最终实现;功能补偿的出现,是在前两项需求不断增长、扩员可能不断累积的情况下促使上合扩员决策得以最终达成的决定性因素。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对当前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现象进行了反思,分析总结出可资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约束性国际制度借鉴的发展经验和政策建议:在逆全球化时代、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大背景下,不论是既有弱约束性制度的未来发展,还是后发力量类似的制度供给,都应在关注内部功能建设的同时,重视制度间关系的维护,避免碎片化引起的制度消耗,追求在协调型互动中形成制度间功能的补偿甚至借用。2021年适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本文对于上合扩员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已完成的扩员实践,还在明晰扩员依据的基础上对上合新阶段从制度协调中获取的新兴发展动力做出了积极评估与展望。
黄静[10](2021)在《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知识经济时代,全球范围内科技力量的竞争日趋激烈。产业联盟作为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组织形式,已成为突破产业关键共性技术、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等的主导力量。“十四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国家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组合体。然而,伴随着产业联盟数量与规模的急剧增加,结盟形式化、创新协作松散、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日益突出。在由创新体系转向创新生态系统的创新范式变革与升级背景下,发展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不仅是产业联盟转型升级的战略方向,而且是我国全面推进创新生态系统建设与发展的着力点与抓手。为此,从结构化视角出发,结合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演化机理,科学设计并选择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构建相应的升级路径实现机制,对促进我国产业联盟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第一,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内涵特征,构建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结构模型。揭示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演进动力,并刻画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演进过程模型,描述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不同演进情形,并揭示演进情形影响因素。另外,基于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演进机理,构建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研究框架。第二,遵循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演进过程规律,提出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架构。综合理论分析和解释性案例研究,围绕路径特征与模型、关键过程和适用条件,凝练并设计创新战略变革升级、核心创新平台辐射升级、多样性结构嵌入升级等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基本升级路径。第三,基于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适用条件,研究升级路径选择影响因素。设计升级路径选择思路与流程,围绕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主体构成优势、主体间关系优势以及生态环境特征设计升级路径选择指标体系,运用AHP与规则评价法构建升级路径选择方法。面向产业联盟持续升级需求,提出路径间动态转化策略。第四,为确保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的顺利实施,提出升级路径实现机制框架及不同路径的机制设计重点,围绕升级动力强化、升级过程控制、升级条件保障和升级效果动态评价等维度,系统设计了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实现机制。第五,选择TD产业联盟进行实证研究,分析TD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演进过程,选择面向5G的TD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提出由4G向5G的升级路径转化策略以及升级路径实现机制完善策略,以论证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演进机理、升级路径及其实现机制的科学有效性。总之,本研究不仅丰富了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相关理论方法,还为推动我国产业联盟持续健康发展,全面提升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的整体创新效率和能力,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决策支持。
二、《经济》发展联盟理事会成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发展联盟理事会成员(论文提纲范文)
(1)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论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一)制度性权力 |
(二)历史制度主义 |
(三)国际制度中的权力现象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一)案例研究方法 |
(二)内容分析方法 |
(三)历史分析方法 |
第五节 文章结构 |
第六节 创新和不足 |
第一章 核心概念厘定和观念路径提出 |
第一节 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概念和比较 |
第二节 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定义和性质 |
(一)制度性权力的定义 |
(二)制度性权力的五种性质 |
第三节 历史制度主义中的转换:概念和运用 |
第四节 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一种观念路径 |
(一)权力本体内存在着时间维度和过程维度 |
(二)权力依赖甚至依附于和国际制度的关系 |
(三)权力的延续比寻找新的权力优势更重要 |
第二章 转换之前: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的国际制度 |
第一节 国际制度因何难以更迭 |
(一)国际体系单一化与国际制度黏性 |
(二)全球化不可逆与国际无政府假定 |
第二节 渐进式的国际制度变迁 |
(一)国际制度的替代 |
(二)国际制度的堆叠 |
(三)国际制度的漂移 |
(四)国际制度中的路径依赖与关键节点 |
第三节 国家因何转换而非重塑制度性权力 |
(一)制度性权力转换具有隐蔽性 |
(二)制度性权力转换具有低成本性 |
(三)制度性权力转换可以增持合法性 |
第三章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基于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的分析框架 |
第一节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积累和持有 |
(一)制度性权力的非排他性积累 |
(二)制度性权力的非公平性持有 |
第二节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运用 |
(一)国际授权:在制度内运用权力 |
(二)制度霸权和制度现实主义:在制度外运用权力 |
(三)制度性权力运用后的防御性调整 |
第三节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更新 |
(一)议价和谈判策略 |
(二)重新谈判策略 |
(三)制度退出策略 |
(四)威胁性制度退出策略 |
(五)重新加入制度策略 |
第四章 转换之后:制度性权力转换的后果假设 |
第一节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再持有或丧失 |
第二节 非预期制度成熟和非预期制度崩溃 |
第三节 预期制度成熟和预期制度崩溃 |
第五章 案例研究:1971 年的“尼克松冲击”和美元霸权的救赎 |
第一节 渐进式的国际货币制度变迁 |
第二节 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霸权的建立 |
第三节 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霸权的危机 |
第四节 “尼克松冲击”和美元霸权的转换 |
第六章 结论和余论 |
第一节 问题的解决 |
第二节 弱势形象与复合型强势地位:制度性权力转换和中国崛起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致谢 |
(2)中东欧国家入盟与欧盟东扩:是否为同一进程?(论文提纲范文)
一 中东欧国家要求加入欧共体和欧共体决定东扩的时间不一致 |
二 中东欧国家入盟和欧盟东扩的动机不完全相同 |
(一)认同 |
(二)政治 |
(三)经济 |
(四)安全 |
三 中东欧国家入盟和欧盟东扩的路径不完全对称 |
(3)国际法庭的司法三难困局(论文提纲范文)
目录 |
一、引言 |
二、引入司法三难困局 |
(一)国际法庭的概念化 |
(二)与司法三难困局相关的法庭特征 |
(三)司法三难困局的逻辑 |
三、国际法庭如何处理司法三难困局:三种理想型的回应 |
(一)欧洲联盟法院 |
(二)欧洲人权法院 |
(三)国际法院 |
四、比其他法院的情况更艰难?———WTO的司法三难困局 |
五、结论 |
(7)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三、研究时段、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四、论文的创新点与难点 |
第一章 利益、规范与联大投票实践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一、国家利益 |
二、国际规范 |
第二节 联大投票实践中利益与规范的考量 |
一、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的逻辑联结 |
二、联大投票实践中的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联合国框架下的合作及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第一节 国际组织的利益互补:东盟与联合国 |
一、东盟-联合国伙伴关系历程 |
二、东盟在联合国的身份与作用 |
第二节 联合国框架下的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政治合作 |
二、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安全合作 |
第三节 联大投票表决原则与投票情况 |
一、联合国大会的表决原则 |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说明 |
三、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国家利益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第一节 联大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中的涉核决议 |
二、中国与东盟在涉核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第二节 多领域合作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一、政治互信的持续增进 |
二、经济发展的利益驱动 |
三、其他领域合作的现实选择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国际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第一节 强化主权的规范 |
一、主权平等规范及相关决议 |
二、民族自决与非殖民化原则及相关决议 |
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及相关决议 |
第二节 限制主权的规范 |
一、维护人的尊严与促进人权及相关决议 |
二、反对通过制裁解决争端及相关决议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利益与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相异的原因分析 |
第一节 国家利益的分歧 |
一、涉及核问题决议中的国家安全利益分歧 |
二、涉及中东问题决议中的国家政治利益分歧 |
三、涉及旅行自由权决议中的国家经济利益分歧 |
第二节 利益与规范的冲突 |
一、涉及批评他国人权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二、涉及禁止使用地雷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三、涉及暂停使用死刑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研究发现与政策启示 |
第一节 基于中国与东盟联大投票实践的思考 |
一、“中国威胁论”与投票差异的非直接相关性 |
二、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三、美国因素对中国-东盟投票一致性的影响 |
第二节 深化中国-东盟国际议题合作的路径探索与启示 |
一、优化中国-东盟制度建设与合作 |
二、提供更多优质国际公共产品 |
三、更加注重道义原则 |
本章小结 |
结论 |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 |
二、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8)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的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对象的界定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关于政治文化概念研究 |
二、关于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 |
三、关于王权与教权研究 |
第三节 研究的创新点与难点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二、研究的难点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一、文献分析法 |
二、比较研究法 |
三、定量分析法与定性分析法 |
第五节 理论框架和基本结构 |
一、历史时期划分 |
二、王权和教权在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
三、文章基本结构 |
第一章 王权与教权结合初构柬埔寨政治文化 |
第一节 本土价值观念塑造柬埔寨政治文化底基 |
一、尊崇女性的性别观念 |
二、泛灵崇拜的本土信仰 |
第二节 印度宗教传入构建王权与教权关系 |
一、印度教中的王权与教权结合 |
二、佛教替代印度教占支配地位 |
第三节 王权与教权结合的政治文化特点 |
一、多元信仰体系建立思想认同 |
二、王权高于教权的政治秩序 |
三、宗教伦理秩序下的伦理背离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法国殖民影响柬埔寨政治文化 |
第一节 法国殖民政府弱化王权和教权 |
一、推动制度改革削弱王权影响力 |
二、插手王位继承意图控制后继国王 |
三、控制教育淡化教权和王权影响力 |
第二节 法国殖民时期柬埔寨民族主义觉醒 |
一、“受阻的”民族意识发展 |
二、民族主义思想觉醒和传播 |
三、民族主义促成政党政治与宪政体制 |
第三节 法国殖民统治下的政治文化特点 |
一、王权适度调适回应外部压力 |
二、佛教民族主义思潮初现端倪 |
三、初建的民主制度形式大于内容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西方政治思想制度冲击柬埔寨政治文化 |
第一节 西哈努克佛教社会主义理念与实践 |
一、从佛教民族主义到二轮理论 |
二、西哈努克佛教社会主义施政理念 |
三、佛教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政治实践 |
第二节 冷战漩涡中的柬埔寨政治 |
一、西哈努克中立外交政策失效 |
二、朗诺政权推动“双头政治”形成 |
第三节 共产主义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影响 |
一、极左政策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影响 |
二、延续社会主义路线与探求发展道路 |
第四节 东西方价值碰撞中的政治文化特点 |
一、柬埔寨政治受到西方思想制度形塑 |
二、王权衰降成就西哈努克个人影响力提升 |
三、柬埔寨佛教朝政治化方向发展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政党政治主导柬埔寨政治文化 |
第一节 王权政治影响力的边界 |
一、受《柬埔寨王国宪法》制约的王权 |
二、西哈努克积极参政维护权威 |
三、西哈莫尼远离政治保持影响 |
第二节 政党政治推动政治发展 |
一、当代政党制度构建与发展 |
二、主要政治党派关系演变 |
三、从“多党”到“一党”政治演变 |
第三节 人民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影响 |
一、人民党主导柬埔寨政治发展 |
二、人民党自我调节适应发展需要 |
三、人民党塑造国家对外关系形象 |
第四节 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特点 |
一、柬埔寨确立多党选举制度 |
二、君主立宪制度下形成“强政党”政治 |
三、柬埔寨佛教政治化程度加深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结语:柬埔寨政治文化的演进 |
第一节 王权与教权并立中的庇护关系 |
一、庇护关系根植于本土价值观念 |
二、不平衡教俗并立中的庇护关系 |
三、现当代意义下的教俗并立关系 |
第二节 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演变 |
一、印度宗教文化的本土化演变 |
二、法国殖民文教系统的本土化演变 |
三、西方政治思想制度的本土化演变 |
第三节 王权与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的重要作用 |
参考文献 |
(9)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研究问题与选题意义 |
二、既有研究回顾与评析 |
三、研究思路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
第一节 研究问题:弱约束性制度为何扩员 |
第二节 国际制度趋弱的现实背景 |
第三节 既有学理逻辑的解释与不足 |
第二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可能 |
第一节 概念界定:弱约束性制度 |
第二节 两个假定:包容性制度、协调型互动 |
第三节 三个假设:权力制衡、规范扩散、功能补偿 |
第三章 案例选择的合理性分析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问题概述 |
第二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弱约束性界定 |
第三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包容性特征和制度互动背景 |
第四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权力制衡需求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相关权力要素:俄罗斯、美欧、中国 |
第二节 权力制衡需求:俄罗斯视角下的制衡需求与制衡可能 |
第三节 权力制衡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本章小结 权力制衡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第五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规范扩散需求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价值规范要素:“上海精神” |
第二节 规范扩散需求:“上海精神”的扩散需求与扩散路径 |
第三节 规范扩散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本章小结 规范扩散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第六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功能补偿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出现 |
第二节 在对接协调中获取功能补偿的可行性论证 |
第三节 功能补偿对扩员决策的决定性影响 |
本章小结 功能补偿是弱约束性制度扩员的必要条件 |
总结 |
一、总结与结论 |
二、基于结论的政策建议 |
三、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10)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1.3.1 联盟演化与创新研究现状 |
1.3.2 创新生态系统演化与治理研究现状 |
1.3.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技术路线 |
第2章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演进机理及升级路径研究框架 |
2.1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内涵与特征 |
2.1.1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内涵 |
2.1.2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特征 |
2.2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结构及功能 |
2.2.1 结构要素 |
2.2.2 结构模型 |
2.2.3 结构化功能 |
2.3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演进动力 |
2.3.1 技术创新驱动 |
2.3.2 市场需求拉动 |
2.3.3 创新政策引导 |
2.4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演进过程 |
2.4.1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演进过程模型 |
2.4.2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代内演进 |
2.4.3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代际演进 |
2.5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演进情形 |
2.5.1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演进情形描述 |
2.5.2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演进情形影响因素 |
2.6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研究框架 |
2.6.1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内涵 |
2.6.2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研究框架设计 |
2.7 本章小结 |
第3章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设计 |
3.1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设计依据与架构 |
3.1.1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设计依据 |
3.1.2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架构 |
3.2 创新战略变革升级路径 |
3.2.1 创新战略变革升级路径特征与模型 |
3.2.2 创新战略变革升级路径关键过程 |
3.2.3 创新战略变革升级路径适用条件 |
3.2.4 创新战略变革升级路径实例分析 |
3.3 核心创新平台辐射升级路径 |
3.3.1 核心创新平台辐射升级路径特征与模型 |
3.3.2 核心创新平台辐射升级路径关键过程 |
3.3.3 核心创新平台辐射升级路径适用条件 |
3.3.4 核心创新平台辐射升级路径实例分析 |
3.4 多样性结构嵌入升级路径 |
3.4.1 多样性结构嵌入升级路径特征与模型 |
3.4.2 多样性结构嵌入升级路径关键过程 |
3.4.3 多样性结构嵌入升级路径适用条件 |
3.4.4 多样性结构嵌入升级路径实例分析 |
3.5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对比分析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选择与转化 |
4.1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选择思路与流程 |
4.1.1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选择思路 |
4.1.2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选择流程 |
4.2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选择影响因素 |
4.2.1 主体构成影响因素 |
4.2.2 主体间关系影响因素 |
4.2.3 创新生态环境影响因素 |
4.3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选择过程 |
4.3.1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内部结构优势识别 |
4.3.2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环境特征分析 |
4.3.3 内部结构优势与创新生态环境匹配分析 |
4.3.4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确定 |
4.4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转化 |
4.4.1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转化障碍 |
4.4.2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转化模型 |
4.4.3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转化策略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实现机制 |
5.1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实现机制总体设计 |
5.1.1 实现机制的框架设计 |
5.1.2 面向不同升级路径的实现机制设计重点 |
5.2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动力强化 |
5.2.1 强化核心技术创新主导作用 |
5.2.2 深度挖掘市场需求 |
5.2.3 完善政策引导体系 |
5.3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过程控制 |
5.3.1 升级方向控制 |
5.3.2 升级关键点控制 |
5.3.3 升级进度控制 |
5.4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条件保障 |
5.4.1 资源保障 |
5.4.2 利益分配保障 |
5.4.3 制度环境保障 |
5.4.4 组织文化保障 |
5.5 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效果评价 |
5.5.1 评价指标设计 |
5.5.2 评价方法选择 |
5.5.3 评价模型构建 |
5.5.4 评价体系应用策略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TD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研究 |
6.1 TD产业联盟发展概况 |
6.2 TD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演进过程与情形分析 |
6.2.1 TD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演进动力 |
6.2.2 TD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演进过程 |
6.2.3 TD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演进情形分析 |
6.3 TD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选择与转化 |
6.3.1 TD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内部结构优势识别 |
6.3.2 TD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环境特征分析 |
6.3.3 TD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确定 |
6.3.4 TD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转化策略 |
6.4 TD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实现机制完善 |
6.4.1 机制现状与需求分析 |
6.4.2 完善动力强化机制 |
6.4.3 优化过程控制机制 |
6.4.4 强化条件保障机制 |
6.4.5 建立效果评价机制 |
6.5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攻读学位期间出版的专着 |
攻读学位期间参与的课题项目 |
致谢 |
四、《经济》发展联盟理事会成员(论文参考文献)
- [1]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论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D]. 韩德睿.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东欧国家入盟与欧盟东扩:是否为同一进程?[J]. 高歌.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21(04)
- [3]国际法庭的司法三难困局[J]. 杰弗里·邓诺夫,马克·波拉克,孙鑫伟,吴金玲.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 2020(00)
- [4]欧洲机器人技术民事法律规则[A]. 席斌. 《上海法学研究》集刊(2021年第5卷 总第53卷)——2021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法治论坛文集, 2021
- [5]宗教与全球水资源管理——以世基联普世水网络为例[J]. 蒋海然. 宗教与美国社会, 2021(01)
- [6]自愿问责倶乐部视角下社会组织联盟自我规制研究[D]. 曾庆熹. 广西大学, 2021
- [7]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D]. 魏冉. 外交学院, 2021(11)
- [8]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D]. 顾佳赟.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9]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D]. 彭昕. 外交学院, 2021(10)
- [10]产业联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路径研究[D]. 黄静.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