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数学教学与考试的变迁趋势（论文文献综述）
王枭[1]（2021）在《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文中认为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怎样形成的?这是现代教学研究首要回答的问题。如果知道了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路径,那么就可以知道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什么。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现代中国教学研究的起点,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近代中国教学观念以中国传统教学观念为起点,中西方文化碰撞为其提供了驱动力、近代中国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教育诉求为提供了发展要求,在驱动力和发展要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具有中国属性的近代教学观念,即教学做合一观念。本论文采用观念史法、文献法、内容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开展研究。首先,绪论部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源起、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之处等内容。通过文献综述梳理了教学思想、观念史研究等相关文献,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从而确定论文的研究问题和论文的写作方向。其次,从观念史的含义、理论要义、理论的产生、理论的发展、方法论的意蕴等方面来探析观念史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之上,明确观念史研究为教学思想史带来多个研究启示,如注重教学观念在文化场域中的综合研究、教学观念的语境研究、同一时空下多元教学观念间的互动研究等。再次,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起点是指中国传统教学观念阶段。通过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文化场域特征的梳理发现,此文化场域具有稳定和秩序性、直觉和顿悟性、关系性等特征。在此文化场域下,中国形成两种类型的教学观念,一是混沌一体教学观念,二是相对独立的教、学观念。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教学观念在教学目的上具有关系性、教学内容上具有稳定性、教学方式上具有体悟性等特征。另外,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改变的动力来源于文化场域、教学观念转变的内部动力、教学观念转变的外部动力等。随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形成的阶段与路径。横向来看,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经历了教学观念的自我批判、欧洲大陆教学观念对教学制度化的改造、英美教学观念对教学方法的改造、近代中国教学观念重塑等四个阶段形成的。纵向来看,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是从文化改造、到西方教学观念传播与实验、再到教育改革的路径中形成的。之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内涵与特征。通过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内涵的梳理,可知教学做合一观念具有三种含义,第一教、学、做是一体三面的关系,第二做是教、学的基础,第三教学做合一是一个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教学做合一观念具有关系论、主体性等特征。从学理的角度看,近代中国教学做合一观念是一个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最后,中国近代教学观念的形成历程对我国教学理论本土化建构提供了三点启示,一是坚持文化自信,扎根教育传统;二是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异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优势;三是关注时代发展,建构本土化教学理论。
王美[2]（2021）在《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文中提出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承袭清末的基础上,破旧立新、中西融合,随时代的发展不断调适、充实、完善,推动了高等教育的近代转型,保障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存续发展,实现了功能与价值的合一。本研究基于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历程的回顾,呈现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与其政策制定及实施过程相互制约与促进的样态,并累积了特殊时期高等教育政策革新与完善的历史经验。本研究以一种找寻与回溯的历史视角,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了系统考察,结合全面与局部高等教育发展概况,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展现了高等教育政策内容要素变化和政策运行过程,让色彩斑斓的民国高等教育政策图景生动地铺展开来,从动态中去把握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轨迹与特征,阐释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合理性与局限性,从而为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提供借鉴与启示,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论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首先,着眼于挖掘民国历史的大格局之异,与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关联,侧重分析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社会背景,从政治局势的杌陧、经济形势的起伏、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及教育轨迹的转换四个方面展开。其次,按照回溯性的政策分析方式,根据高等教育政策的基本组成要素分类,对办学政策、经费政策、学科与课程政策、招生与考试政策、教员与学生政策的演进轨迹进行深度把握。在纵向深描政策变迁的同时,又以横向的视角,来透视不同阶段各类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内容、执行情况及实施效果,并将高等教育政策的要素变化、地方应对、大学实践、校长活动穿插起来,构成一个动态、丰富的叙述结构,使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过程得以真实的复原呈现。再次,聚焦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进程的关键之处,分析影响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外因素,从外部因素来看,包括社会诉求的不断牵引、知识分子及教育团体的持续呼吁、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变化等;从内部因素来看,涉及权威集团理念的转变、议案审议方式的变化、目标群体价值偏好选择的差异等。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发生了回应性与适应性的变迁。与此同时,归纳凝练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并探究其中的利益逻辑。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演进呈现出“工具本位”的政策价值取向不断强化、政策内容体系日臻完善与成熟、政策施行手段逐步多样化等重要的历史特点。其背后的利益逻辑则主要是利益群体矛盾调和的分期变化、利益群体价值博弈的纵向映现以及政策利益与代价之间的成本考量。最后,审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所呈现的先进性与局限性。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新潮与旧浪的冲击下流变绵延,一直在努力谋求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适当融合,不断通过立法建设来规范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同时,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是铺陈理想与务实选择的产物,其生命力既来源于预先的理论准备,更扎根于实践中的丰富与拓展。但回溯历史,对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审慎的考量后,发现其也有局限性。如高等教育政策数量与质量的不匹配、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的阻隔、“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沟通与协调的非一贯性等。探赜索隐、以史鉴今。本研究将目光投射到那段逝去的历史中,通过多层面、多角度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进行分析,得出一些现实启示,即在当下高等教育政策建设过程中,要秉承一种辩证视角和开放心态,既坚持高等教育政策的国际化视野,又要积极建构中国化坐标,不断推进高等教育政策的法制化建设,兼顾高等教育政策的“质”与“量”的双重效益,靶向高等教育需求精准施策,完善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监督机制,并合理定位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使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与发展能够真正助力“双一流建设”,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陈立刚[3]（2021）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中联邦政府的角色研究》文中提出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不断提升教育质量是教育发展的永恒主题,建立完善的教育问责体系是保证教育质量的有效手段,也是利益相关者密切关注的重点问题。美国是一个分权制国家,根据联邦宪法,教育属于州和地方政府的公共事务,除国会授权外联邦政府并不直接干预地方教育事务,基础教育的管理权属于各州,由各州来分配教育经费和制定教育标准。20世纪50年代后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度发展的过程中,联邦政府逐渐突出了其主体性地位。梳理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过程中联邦政府的角色变化,剖析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的核心要素和内在逻辑,可以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有益参考。本研究以文献研究法为主要研究方法,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框架,探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中“环境结构”“制度复合体”“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不同历史阶段制度复合体中“理念”“利益”“制度”三项核心要素的变化产生的张力与矛盾。以联邦政府的角色作为切入点,为全面理解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的演进逻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为此,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中的依据历史发展关键节点划分制度变迁阶段的方法,将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基础教育问责制度的萌芽期（二战前）、基础教育问责制度的初步发展期（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基础教育问责制度的蓬勃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基础教育问责制度的完善期（进入21世纪以来）共四个时期。通过全面、系统地梳理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的演变历程及内在逻辑,探寻联邦政府在其中的角色的变迁。本文根据制度变迁的三种逻辑来进行考察和分析,其一,从历史变迁来看,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具有复杂变迁历程与多元变迁特征。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其演进过程中呈现出制度萌芽、制度生成、制度发展、制度完善等连续的、有所差异的制度变迁过程。其二,从理念变迁来看,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遵循“结构环境、行动者、制度复合体”的复合式逻辑,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其三,从“利益”“理念”“制度”三个核心要素之间的张力关系来看,它们是推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度变迁的内聚力。联邦政府作为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研究认为:首先,从历史变迁来看,联邦政府能成为美国基础教育问责主体的原因包括:其主导政策理念的合理性、环境带来的机遇、联邦政府的行动能力。其次,从角色实践中,联邦政府扮演了问责理念实践者、基于标准问责的推广者、激进的权力的行使者三种角色。最后,探讨了联邦政府在基础教育问责制度变迁历程中,其角色是有界限的。
周小渟[4]（2021）在《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文中指出英语已然成为当今社会的国际通用语,其传播正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发酵,在中国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交流必然带来语言的碰撞。鸦片战争爆发后,中英语言激烈碰撞,社会动荡与大批西人的到来使晚清社会西学东渐之风盛行,英语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因此,晚清时期可以被看做英语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的起始阶段。目前学界对晚清时期的英语传播研究往往聚焦于教育教学和西学东渐,偶有涉及中英语言接触,但信息比较零散,未有针对此阶段的英语传播进行的系统分析与归纳。本研究基于对“史料”与“数据”的整理和统计,借助语言学、历史学等相关理论与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以晚清社会为时代背景,以路径、动因、影响及规律为研究对象,分析并总结这一阶段英语传播的状况和效果,力图建构语言传播的研究模式。具体研究问题如下:一、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路径是什么?体现了怎样的语言传播机制?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传播机制是如何产生的?最终效果如何?三、英语在中国晚清社会的传播揭示了哪些语言传播规律?对当下中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有怎样的启示和借鉴?语言传播具有社会性,对某一时期某种语言传播进行研究需采用跨学科视角。本研究以库柏语言传播变量、夸克语言传播模式和语言选择主义为理论框架,建构由路径、动因、影响、规律构成的语言传播研究模型,对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进行较全面的探讨。笔者通过文献爬梳,整理出大量与晚清时期英语传播相关的原始资料（包括奏折、地方志等史料汇编和当时出版的中英文报纸等）、近代着作（包括晚清时期英语传播过程中亲历者的着作及其它相关着作）以及当代论着（包括期刊论文、专着等）。以质性研究为方法,同时利用史料进行相互佐证,从中提取相关数据和信息,进行统计与分析。研究发现如下:首先,受晚清时期历史背景影响,英语在当时中国社会的传播主要由来华西人群体及晚清政府洋务派群体主导。其中,来华西人主要指“英美传教士群体”和“英美商人群体”。“英美传教士群体”主导的英语传播活动集中在教会教育与翻译出版上,体现了传播的文化路径;而“英美商人群体”受经济利益驱动,引导以商务英语教学为主的民间教育机构的创办,促使中西交往中产生了“皮钦英语”这种语言变体,显露出经济对语言传播的影响。晚清政府洋务派则通过政府支持,从政治层面推动了英语在中国社会的传播。由不同群体主导的文化、经济、政治传播路径共同构成了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机制。其次,语言传播的主体是人,人们基于生活环境刺激产生不同的动机与目的,做出语言传播行为。晚清时期英语传播的主导群体与被主导群体在当时环境影响下,或主动或被动地传播英语,导致以文化、经济、政治为路径的传播机制的产生。最终促使中文吸收了大量英语外来词,在促进汉语语法研究完善的同时,为民国时期外语教育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经验,给后世带来了语言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双重影响。最后,晚清时期文化、经济、政治路径下的英语传播揭示了语言传播的一般规律。（一）英语在晚清外语传播中一家独大的局面体现了语言传播中的竞争规律;（二）晚清来华西人群体在缺乏政策支持的情况下不断进行传播路径的调整,这体现了语言传播中同样存在着“路径依赖”规律;（三）当时的英语传播对后世的影响说明了语言传播由下及上,再到由上及下的受众规律;（四）晚清时期的英语传播揭示了语言在文化、经济、政治层面既平行又交互的传播规律。综上所述,晚清时期不同群体受客观环境与自身目的驱使,通过文化、经济、政治路径主导了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对后世中国的语言和社会产生了影响,并揭示了一定的语言传播规律。这就提醒我们,我国在制定汉语推广政策时应注意外语竞争和受众规律的影响,利用“路径依赖”规律,制定适用于目的国的汉语传播政策。期望该研究能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语言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冯冠群[5]（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物理教科书习题的变迁研究 ——以高中物理电磁学部分为例》文中认为习题是教科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学生巩固基础知识、训练计算与思维能力而言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教师检验学生学习成果、帮助学生衔接各类考试考核的重要工具。电磁学是经典物理学的分支,电磁学内容是高中生必须要学习的物理知识,各地区物理高考中电磁学基本都是分值占比最高的板块之一。作为教科书必不可少的成分,习题的编制组成在历史变迁中伴随着教科书的发展不断调整变化。本研究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八套物理教科书中电磁学部分的习题为研究对象,按照相关的维度,以时间变迁为脉络对电磁学习题进行对比分析。首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时期教科书与课程标准（教学大纲）的发展状况做了梳理,对课程标准（教学大纲）中有关习题编制的建议和要求做了归纳呈现。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标准确定了所要分析的电磁学章节和对比维度;然后,对各时期电磁学习题按照不同维度进行对比分析,以图表的形式呈现梳理结果,并对比较结果的内在原因做了分析说明;最后,通过分析得出其中习题的变化规律,找出有益的习题编排经验,为电磁学习题的编制工作和习题教学提供参考和建议。通过研究对比,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我国教科书发展历经波折,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物理教科书先后参考了民国时期、苏联以及国际上较为先进的教科书经验,先后经历了从借鉴老课本、改编苏联教科书到能够自己独立编写出版教科书这一过程,教科书发展在探索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课程标准（教学大纲）的变迁与国家层次的教育目的以及当时的教育环境息息相关,对物理习题的编制、使用工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二,习题对比的分析结果:1.习题的位置与名称在教科书的发展中呈现明显的变化,不同时期习题的名称可反映出教科书的编写风貌;2.各时期习题的数量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其中小节习题的数量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增长到减少再到增长的变化趋势。章末习题的变化与各时期教科书章节安排有着密切的关系,总体来说数量比较稳定。习题总数呈增长趋势,增加教科书中习题的数量是习题编排的方向;3.习题类型的组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而呈现出各自的编写特点。各时期教科书中计算题、分析题和简答题占比较大,作图题、证明题、实验探究题等题型占比较小。习题的编写工作正朝着丰富习题类型、拓展学生视野的方向前进;4.各时期教科书电磁学习题层次组成情况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性。属于“理解”层次的习题数量占据绝对优势,反映出我国习题编排“利用‘理解’层次的习题来帮助学生巩固所学新知、进行思维和计算训练以满足绝大多数学生的学习需求”的基本思路;5.各时期教科书电磁学习题的难度、总深度、总广度与平均深度都有独特的发展变化。习题的编制工作正处于习题难度和深度增加的趋势中,各时期习题平均深度没有较为明显的变化;6.从习题的开放程度来看,开放习题的占比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反映出习题编制工作更加重视对学生科学探究能力和发散思维的培养;7.从习题的情景设置上看,“无情景”类习题占比最多,但呈现下降趋势。新课程改革后“无情景”类习题占比骤降,习题编排更加重视情景的创设。第三,对习题的编写和使用工作提出相应的建议:1.教师要正确对待习题的功能,合理安排习题教学;2.习题编制要注重物理学科核心素养,借鉴不同时期优秀的习题编制经验;3.习题编制要注重习题情景的创设,紧密联系时代发展;4.习题编制要加强层次性和功能性,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5.地方与学校要合理选择教学资源,寻求适合学校或地域特点的教科书,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
李莉[6]（2021）在《代际理论视域下乡村中学教师身份认同研究 ——基于对T镇中学的田野调查》文中指出从2015年《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颁布以来,党和国家不断在为打造一支“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乡村教师队伍而努力。但实际上,物质资源的倾斜并没有让乡村教师扎根乡村场域,向往进城的逃离倾向成为当下大部分乡村教师的真实写照。密切关注乡村教师群体内部的生存状况俨然已经成为研究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重要抓手。然而,处于同一学校场域内的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职称的乡村教师展现出的生活态度与工作诉求难免会存在差异从而形成不同的身份认同现状。鉴于此,应采取针对性措施,提升不同年龄阶段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让乡村教师安心从教、幸福生活。这将对提升乡村教育质量、实现乡村振兴产生重大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在代际理论视域下,以家乡T镇中学的教师群体为研究对象,对其工作生活世界展开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之后按照“年代世代”的划分方法,将乡村教师划分为“60后”“70后”“80后”“90后”四个微群体。通过剖析四代乡村教师的生命历程及思想流变,挖掘其背后隐藏的“身份认知”“身份情感”“身份职责”和“身份关系”,以此展示四代乡村教师多元复杂的身份认知与情感价值体验,打破了对乡村教师的泛化性与刻板性概述。对本研究而言,首先,厘清代际理论的内涵及发展是研究的重要前提,是剖析不同代际乡村教师观念迥殊和代际差异的理论依据。其次,田野调查的性质决定了本研究需要对T镇中学教师们的工作生活场域,包括当地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和社会经济变迁以及T镇中学的发展面貌等会对身份认同产生影响的地域因素做出介绍。研究通过记叙和分析教师们的成长经历、职业态度、同事关系及其流露出的情感表达全方位呈现了四代教师的身份认同状况。总体来看,在网络时代中成长起来的“90后”乡村教师开始进入了职业早期,他们工作认真但又对未来的职业发展充满迷茫;经历了改革开放新观念冲洗的“80后”乡村教师开始重新审自我身份,他们希望被公平对待,力争取得更多的成就;处于教学攻坚期的“70后”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程度较低,他们一部分处于热情消散求稳定的状态,一部分力图抓住机遇评上高级职称。以上三代教师均表示只要有机会,一定会选择考进县城。迈过艰苦岁月,如今面临退休的“60后”乡村教师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及职业评价则给出了“满意”、“还不错”的答案。此外,访谈中还暴露出了职称评选不公、乡村教师人际关系冷淡,同事相处出现代内倾向性与代际间隔阂性等问题。来自社会外部变迁造成的代际差异、学校场域的人文环境及教师个人的性格特征无不影响着四代乡村教师对自我身份的认知。研究指出,社会应注重价值引领与相关政策的导向作用;乡村学校应聚焦人文环境建设,关心不同代际教师的诉求;乡村教师个人应探寻提高自我身份认同的内生力,以此增强乡村教师群体的身份认同进而促进乡村教育的发展。
熊和平,方庆圆[7]（2020）在《数学应用题的叙事学探究》文中认为应用题是中小学数学考试的基本题型,也是学生的数理生活的重要表征。应用题叙事是社会数理生活方式的镜像。应用题的人物关系及其文学话语特征表征了学生的数理生活语境与价值结构。应用题教学则是培养学生数理应用能力和数学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作为一种微叙事的形式,应用题叙事由叙事人物、叙事情节、叙事空间等基本元素组成。叙事人物作为推动叙事进程的原动力,是现实人物的虚拟形象,包含了一定的职业特征和身份特征。叙事人物除了其身份符号之外,还承载了一定的身份教化功能。通过对应用题中人物身份变迁的分析,可以窥见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规格的期待以及对应用题编撰机制的影响。应用题叙事来自社会生产生活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其空间话语特征体现了数学教育对学生空间认同的塑造。40多年来,应用题叙事空间的转向通过数理语言和空间符号进入数学课堂,成为数学德育的隐性手段。数学应用题需要多方面建立与实际生活之间的联系,在叙事层面上为学生建构起社会生活的实景,从而增进学生对社会空间的想象力与对数理生活的全面理解。应用题的编写机制、叙事门类与方式,折射了特定时期的数学教育的目标与数学核心素养的话语体系,以及"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等教育学的基本母题。在20世纪数学哲学从基础主义到后基础主义的转向过程中,数学观与数学教育观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数学知识的社会建构主义,为解读应用题叙事的知识社会学性质提供了一种解释学框架。面向生活世界的应用题创作,需要容纳多样的生活价值指向,开放数理生活的阐释空间,从而培养学生切实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与创新精神。
杨薇[8]（2020）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说明“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发展理念与愿景,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中国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提出的,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过程。本研究选取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五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历史研究、口述历史等研究方法,在国内外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外交关系、教育政策等宏观背景下,呈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个国家之间留学生教育发展过程的立体影像。留学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根据国内和国外两个立足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留学生教育,可以分为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和接收来华留学生两大分支领域,既有在教育政策指导下发展的共通性,也有遵循各自轨迹发展的独立性。依据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大教育政策的颁布实施以及留学生教育发展的规模等具有标志意义的史实,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划分为“重新起步时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加速发展时期”三个主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和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留学生个体在时代大潮中的经历等不同角度,客观呈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通过对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历史回溯,本研究得出以下认识:40年来,服务国家建设需要、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始终贯穿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进程;国际政治局势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发展留学生教育的前提条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自身的教育水平是与我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合作的基础;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和教育政策的导向决定了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整体统筹规划、到各自相对独立发展、再回归统筹兼顾趋势的演进过程,充分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与政策取向。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取得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有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促进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通过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加快了留学生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整体的法制化进程;认识到来华留学生教育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是教育服务贸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直接服务国家公共外交的作用日益突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可在以下几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把留学生教育置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之中,置于世界高等教育的竞争之中,高度重视留学生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加快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需要统筹派出和接收两个不同的方向,平衡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通过发展留学生教育,契合“一带一路”倡议,发挥教育的多重功能,不断推动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筑“民心相通”的教育之路。
教育部[9]（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研究表明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窦浩云[10]（2020）在《建国70年基础教育课程目标演变研究 ——基于教育政策的分析》文中认为课程目标作为教育目的的具体化,是课程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首要问题,决定着课程内容的选择和组织、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的贯彻和落实。只有构建起科学合理的课程目标体系,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课程的育人价值。建国70年以来,基础教育课程目标在发展变化中引领着基础教育在曲折中不断前行。那么,建国70年,基础教育课程目标发生了哪些变化?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和规律?为科学构建课程目标体系提供了哪些经验和教训?这都是该研究力图要分析和思考的问题。本研究以教育政策为线索,根据教育政策中基础教育课程目标的显着表征,将建国70年基础教育课程目标的演变历程划分为如下五个阶段:建国十七年的“双基”目标（1949——1965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目标（1966——1977年）;改革开放初期的“三基一个性”目标（1978——2000年）;新课改背景下的“三维目标”（2001——2013年）;深化改革时期的“核心素养”目标（2014年至今）。纵览建国70年基础教育课程目标的演变和发展,主要从课程目标的性质、课程目标的结构和课程目标的呈现方式三个方面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的特点。课程目标的社会主义性质贯彻始终,其具体内涵与时俱进;课程目标的结构也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丰富起来,强调培养的是“全面发展的人”;教育政策、教材、教学方法、评价方式这些课程目标的呈现方式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愈加多元,其中信息技术对这些呈现方式的变革作用显而易见。回顾和反思建国70年以来基础教育课程目标的演变历程,在不同的维度上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首先,课程目标的价值取向存在着“钟摆现象”,表现为课程目标在不同价值取向间的游离、偏废;其次,课程目标的结构存在着厚此薄彼的现象,表现为课程结构的“主与次”、“显与隐”;再次,课程目标的可操作性有待提高,表现在教育政策、教材、教学方法、评价方式的呈现状态上;最后,课程目标的延续和借鉴尚需理性,“全盘否定”或“全盘接收”都是非理性的做法。总结、回顾、反思是为了科学前行。基础教育课程目标的构建是一项极其复杂的长期任务。通过对建国70年基础教育课程目标演变的总结、回顾和反思,获得了以下关于完善基础教育课程目标的几点思考:加强课程目标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实现课程目标价值取向的生态化转变;丰富和完善“全面发展的”课程目标结构;增强课程目标的可操作性;坚持科学的“古今中外法”。最后,通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2017年版）》中课程目标的价值取向、课程目标的结构、课程目标的呈现方式、课程目标的延续和借鉴四个方面的分析来检验当下课程目标构建的实况。
二、数学教学与考试的变迁趋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数学教学与考试的变迁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源起 |
| 二、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现状 |
| (一)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研究涉及的内容 |
| (二)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研究视角 |
| (三)观念史研究现状 |
| (四)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
| 五、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观念史研究及其对教学思想史研究的启示 |
| 一、观念史研究的产生与发展 |
| (一)观念史研究的背景 |
| (二)观念史研究的流派 |
| 二、观念史的含义及理论要点 |
| (一)观念史的含义 |
| (二)观念史的理论要点 |
| (三)观念史研究特征 |
| 三、观念史研究的方法论意蕴 |
| (一)建构性研究范式 |
| (二)历史语境的研究方法 |
| (三)大众话语为研究对象 |
| 四、观念史研究对教学思想史研究的启示 |
| (一)注重教学观念在文化场域中的综合研究 |
| (二)注重教学观念的语境研究而非普世研究 |
| (三)注重同一时空下多元教学观念间的互动研究 |
| 第三章 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起点 |
| 一、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文化场域特征 |
| (一)稳定和秩序性特征 |
| (二)直觉和顿悟性特征 |
| (三)关系性特征 |
| 二、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教学观念的类型 |
| (一)混沌一体的教学观念 |
| (二)相对独立的教、学观念 |
| 三、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教学观念的特征 |
| (一)教学目的具有关系性特征 |
| (二)教学内容具有稳定性特征 |
| (三)教学方式具有体悟性特征 |
| 第四章 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动力 |
| 一、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文化场域 |
| (一)转型中的社会文化冲突 |
| (二)碰撞中的中西文明 |
| (三)冲突中的人才选拔标准 |
| 二、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内部动力 |
| (一)人才价值取向的矛盾 |
| (二)教学观念发展方向的矛盾 |
| 三、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外部动力 |
| (一)传统教学观念与欧洲大陆教学观念的教学方式的冲突 |
| (二)传统教学观念与英美教学观念的教学方式的冲突 |
| 第五章 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形成的阶段与路径 |
| 一、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形成的阶段 |
| (一)教学观念的自我批判 |
| (二)欧洲大陆教学观念对教学制度化的改造 |
| (三)英美教学观念对教学方法的改造 |
| (四)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重塑 |
| 二、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形成的路径 |
| (一)文化改造的路径 |
| (二)西方教学观念传播与实验的路径 |
| (三)教育改革的路径 |
| 第六章 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内涵与特征 |
| 一、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内涵 |
| (一)教、学、做是一体三面的关系 |
| (二)做是教、学的基础 |
| (三)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 |
| 二、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特征 |
| (一)关系论特征 |
| (二)主体性特征 |
| 第七章 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对我国教学理论本土化建构的启示 |
| 一、坚持文化自信,扎根教育传统 |
| (一)坚持直觉、顿悟文化自信,传承体悟教学方式 |
| (二)坚持关系论文化思想自信,注重教学理论中个体间的关系 |
| 二、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异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优势 |
| (一)全面深入研究异域文化,避免文化嫁接 |
| (二)有选择地消化吸收异域文化,避免全盘西化 |
| 三、关注时代发展,建构本土化教学理论 |
| (一)基于时代发展,建构本土教学理念 |
| (二)基于时代需求,建构本土教学活动 |
| 结论 |
| 参考?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2）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的问题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相关文献综述 |
| 五、研究的价值 |
| 六、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七、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社会的变化: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背景 |
| 一、政治局势的杌陧 |
| (一)共和体制初建催发民初教育新气象 |
| (二)一元权力制度促使教育权向上集中 |
| (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引发教育态势迫紧 |
| 二、经济形势的起伏 |
| (一)实业经济初步发展对教育的有限投入 |
| (二)稳定财政格局促使教育经费短暂平稳 |
| (三)强化收支控制导致教育陷入生存困境 |
| 三、文化运动的洗礼 |
| (一)复古逆流回澜与反复古主义的斗争 |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多元思想碰撞 |
| (三)三民主义文化涌现与国家意志统制 |
| 四、教育轨迹的转换 |
| (一)“以日为师”教育基准的破除 |
| (二)德美教育理念由边缘走向主流 |
| (三)法国教育模式在近代中国的延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初期的探索:高等教育政策实现多样化起步(1912-1926) |
| 一、民主决策机制及其多样高等教育政策制定 |
| (一)学制的趋新改造与办学新规定 |
| (二)教育经费“指定专款”的设想 |
| (三)学科规程“现代性”的融入 |
| (四)招考办法“独立化”的尝试 |
| (五)教员与学生管理规程的初拟 |
| 二、“悬浮型”政权管理下的高等教育政策实施 |
| (一)自由治学改革实践的进行 |
| (二)管理中的纷乱:教育财政方案执行失范与索薪运动 |
| (三)自由中的无序:单独招生政策的实施困境 |
| 三、革新起步的高等教育政策效果 |
| (一)近代政策体系初具,引导高等教育事业初步发展 |
| (二)政策设计缺乏规划,导致大学规模过度扩张 |
| (三)政策实施效果式微,管理高等教育能力有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秩序的选择:高等教育政策趋向规范化与体系化(1927-1936) |
| 一、国家意识形态的深嵌及其高等教育政策选择 |
| (一)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下办学法令的颁布 |
| (二)国家对教育经费筹拨的权威保障 |
| (三)训政时期学科政策内容的不断充实 |
| (四)“单独招生”向“计划招生”的政策过渡 |
| (五)教员与学生管理规定的“规范化”完善 |
| 二、“压力型”强权推动下的高等教育政策落实 |
| (一)大学整顿工作的有力推进 |
| (二)中央财政训令下发与地方应对 |
| (三)“党化”与“秩序化”:训育政策的强化执行 |
| (四)“取舍”与“统一”:各校师生管理办法的实施 |
| 三、发展与控制双重奏的高等教育政策效果 |
| (一)政策体系逐步规范,立法建设取得成果 |
| (二)政策实施效力增强,推动高等教育秩序化管理 |
| (三)政策强制性加大,促使府学互动和博弈增多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失序的应对:高等教育政策进行应急调整与迁变(1937-1949) |
| 一、抗战建国及其高等教育应急政策部署 |
| (一)教育方针的仓促调整与学校布局规划 |
| (二)教育经费“减成拨发”办法的采用 |
| (三)配合战时需求的学科训令变化 |
| (四)“统一招生”到“多元选拔”的政策转衔 |
| (五)教员与学生相关事项的“调适性”补充 |
| 二、“挽救性”动员督促下的高等教育政策执行 |
| (一)抗敌御辱与内迁方案的临危施行 |
| (二)统一招生政策的短暂实施与终止 |
| (三)恢复秩序的艰难努力:复员与甄审计划的开展 |
| (四)困境中的生存维系:各校有限的师生救济方案和措施 |
| 三、喜忧参半的高等教育政策效果 |
| (一)政策纵向供给较为密集,立法数量得到扩充 |
| (二)确立战时教育政策体系,挽救高等教育事业 |
| (三)政策执行效果欠佳,影响大学稳定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动因的探寻: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 |
| 一、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外部因素 |
| (一)社会诉求与国家危机的回应——外部场域发生的改变 |
| (二)知识分子与教育团体的起弊——政府与民间的自主互动 |
| (三)教育问题凸显及严重性变化——决策主体关注度的提升 |
| 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部因素 |
| (一)政党规约的折射与渗透——执政集团理念的转变 |
| (二)决策程序的失调与规范——议案审议方式的变化 |
| (三)目标群体的规避与适从——价值偏好选择的差异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演进的归结: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表征与利益逻辑 |
| 一、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表征 |
| (一)“工具本位”的政策价值取向不断强化 |
| (二)政策内容体系日臻完善与成熟 |
| (三)政策施行手段逐步多样化 |
| 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利益逻辑 |
| (一)利益群体矛盾调和的分期变化 |
| (二)利益群体价值博弈的纵向映现 |
| (三)政策利益与代价之间成本考量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历史的审思: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评析与启示 |
| 一、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经验借鉴 |
| (一)谋求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适当融合 |
| (二)通过立法建设来规范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
| (三)从理论构建和实践需求中生成教育政策 |
| 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局限 |
| (一)政策“质”呈现与“量”供给的脱节 |
| (二)政策设计“幻象”与执行“真相”的阻隔 |
| (三)“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的摇摆 |
| 三、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现实启示 |
| (一)建构高等教育政策的国际化视野与中国化坐标 |
| (二)推进高等教育政策法制化建设与社会发展并轨 |
| (三)兼顾“质”“量”效益,靶向高教需求精准施策 |
| (四)完善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监督与约束机制 |
| (五)形成合理的高等教育政策价值取向与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中联邦政府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一)教育问责是保障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手段 |
| (二)美国是教育问责实践的重要阵地之一 |
| (三)政府在教育问责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教育问责内涵的研究 |
| (二)关于教育问责类型的研究 |
| (三)关于教育问责历史的研究 |
| (四)关于教育问责构成要素的研究 |
| (五)关于教育问责趋势的研究 |
| (六)关于政府与教育问责关系的研究 |
| (七)对已有研究的审思 |
| 三、研究问题的澄清与分解 |
| 四、研究目标 |
| 五、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一章 研究思路与研究设计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对象 |
| (一)研究对象的历史跨度 |
| (二)研究对象的范围选取 |
| 三、研究方法与实施步骤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步骤 |
| 四、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 |
| (一)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
| (二)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变迁的解释 |
| (三)制度变迁理论之于本研究的适切性 |
| 五、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历史分期 |
| (二)论文结构图 |
| 第二章 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度的萌芽期(二战前) |
| 一、外部环境 |
| (一)经济背景 |
| (二)社会背景 |
| (三)人口背景 |
| 二、制度的结构环境 |
| (一)科学管理思潮的扩散 |
| (二)教育管理集权化 |
| (三)进步主义内部的争论 |
| (四)课程分化 |
| (五)测试的出现 |
| (六)官僚制作为问责的基础 |
| 三、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的初步发展期(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 |
| 一、外部环境 |
| (一)经济背景 |
| (二)社会背景 |
| (三)人口背景 |
| 二、行动者行为——联邦政府对基础教育控制的试探 |
| (一)制定《初等和中等教育法》 |
| (二)联邦政府的改革实践 |
| 三、制度的结构环境 |
| (一)教育平权运动的呐喊 |
| (二)教育中保守主义的泛起 |
| (三)州政府对教育问责的尝试 |
| (四)学校推动最低能力测试 |
| 四、基础教育问责制中三要素的变化 |
| (一)理念——科学管理理念的回归 |
| (二)利益——学校内部与外部的对立 |
| (三)制度——问责制的生成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的蓬勃发展期(20 世纪80 年代至20 世纪末) |
| 一、外部环境 |
| (一)经济背景 |
| (二)社会背景 |
| (三)人口背景 |
| 二、制度的结构环境 |
| (一)“危机”下的学校改革 |
| (二)置顶教育的经济目的 |
| (三)学校成为被问责的中心 |
| 三、行动者行为——联邦政府基于标准的基础教育问责实践 |
| (一)联邦政府的立法 |
| (二)设定国家目标 |
| 四、基础教育问责制中三要素的变化 |
| (一)理念——对标准理念的呼吁 |
| (二)利益——政府和教师的斗争 |
| (三)制度——基于标准的教育问责实践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度发展的完善时期(21 世纪以来) |
| 一、外部环境 |
| (一)经济背景 |
| (二)社会背景 |
| (三)人口背景 |
| 二、制度的结构环境 |
| (一)对基础教育质量的不满 |
| (二)州教育机构的变化 |
| (三)教育环境中的外部力量上升 |
| 三、行动者行为——联邦政府对基础教育问责的修正 |
| (一)颁布《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 |
| (二)颁布《每个学生都成功法案》 |
| 四、基础教育问责制中三要素的变化 |
| (一)理念——优质教育均衡发展 |
| (二)利益——多重力量的博弈 |
| (三)制度——联邦政府基础教育问责制的实践与修正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发展中的联邦政府角色的变迁 |
| 一、基础教育问责制三要素——制度、行动者和环境之间的互动 |
| (一)理念与利益的互动 |
| (二)理念和制度的互动 |
| (三)环境与行动者的互动 |
| (四)制度与行动者的互动 |
| (五)制度和环境的互动 |
| 二、三要素互动关系下的美国联邦政府角色的变迁 |
| (一)联邦政府能成为基础教育问责主体的原因分析 |
| (二)联邦政府在基础教育问责制发展中的角色 |
| (三)联邦政府在基础教育问责制发展中的角色界限 |
| 三、关于基础教育问责活动与政府角色关系的省思 |
| (一)谁来问责——问责主体是一个关键的变量 |
| (二)问责困境——制度虚置与制度缺位 |
| (三)完善问责——明确责任与创造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与论文结构 |
| 1.研究问题 |
| 2.论文结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理论依据 |
| 1.研究方法 |
| 2.理论基础与认识依据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研究回顾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1.英语传播 |
| 2.晚清时期 |
| 3.晚清时期传教士 |
| 第二节 英语传播的相关研究 |
| 1.国外英语传播的相关研究 |
| 2.国内英语传播的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晚清以前英语传播回顾 |
| 第四节 晚清社会英语传播研究 |
| 1.晚清社会传教士的相关研究 |
| 2.晚清社会翻译情况的相关研究 |
| 3.晚清社会近代化教育的相关研究 |
| 第三章 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文化路径 |
| 第一节 传播的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传播主体:来华传教士 |
| 第三节 教会学校与英语传播 |
| 1.前期教会学校与英语传播 |
| 2.后期教会学校与英语传播 |
| 第四节 翻译出版与英语传播 |
| 1.翻译机构与英语传播 |
| 2.报刊出版与英语传播 |
| 第五节 传教士主导的英语传播的文化特征 |
| 1.双向语言文化传播 |
| 2.群体性书面语传播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经济路径 |
| 第一节 传播的经济背景 |
| 第二节 传播主体:来华英美商人 |
| 第三节 民间英语培训机构与英语人才培养 |
| 第四节 “皮钦”英语与英语传播 |
| 第五节 英美商人主导的英语传播的经济特征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政治路径 |
| 第一节 传播的政治背景 |
| 第二节 传播主体:晚清政府洋务派 |
| 第三节 近代化教育与英语传播 |
| 1.三类新式学校与英语传播 |
| 2.官派留美与英语传播 |
| 第四节 翻译活动与英语传播 |
| 1.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西学传播 |
| 2.京师同文馆翻译活动与译员培养 |
| 第五节 洋务派主导的英语传播的政治特征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晚清社会英语传播规律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外来语言传播竞争激烈 |
| 1.其他外语的传播情况 |
| 2.影响外语竞争的因素 |
| 第二节 路径依赖及其体现 |
| 1.路径依赖及其内涵 |
| 2.英语传播路径依赖 |
| 第三节 英语传播中人的因素 |
| 1.晚清来华西方人 |
| 2.晚清政府洋务派 |
| 3.个体被动传播者 |
| 第四节 传播受众:底层-精英-群众的传播模式 |
| 第五节 文化、经济、政治层面的平行交互传播 |
| 第六节 英语在中国传播带来的影响 |
| 1.对汉语的影响 |
| 2.对社会的影响 |
| 第七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局限及启示 |
| 第一节 主导性局限及表现 |
| 1.来华西人主导的传播的局限性 |
| 2.洋务派们主导的传播的局限性 |
| 第二节 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 |
| 1.应对传播中的竞争现象 |
| 2.注重主导者的路径依赖 |
| 3.尊重受众传播相关规律 |
| 4.结合“场论”防范预警 |
| 第三节 对外语政策与规划的启示 |
| 1.应对英语的语言霸权 |
| 2.提高中华文化自信心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总结 |
| 第一节 结论与贡献 |
| 第二节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5）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物理教科书习题的变迁研究 ——以高中物理电磁学部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高考改革对高中物理教学带来的变化 |
| 1.1.2 电磁学部分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地位 |
| 1.1.3 习题的作用与当前教科书中习题的使用现状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物理教科书研究的研究现状 |
| 1.3.2 教科书对比的研究现状 |
| 1.3.3 物理习题的研究现状 |
| 1.4 研究目的 |
| 第二章 教科书习题对比的研究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高中物理 |
| 2.1.2 物理教科书 |
| 2.1.3 电磁学 |
| 2.1.4 习题 |
| 2.2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
| 2.2.1 研究方法 |
| 2.2.2 研究对象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
| 2.3.2 认知主义学习理论 |
| 第三章 电磁学习题对比的研究设计 |
| 3.1 习题对比的维度分析 |
| 3.2 习题编排的影响因素 |
| 3.2.1 物理课程标准(教学大纲)的历史变迁 |
| 3.2.2 物理课程标准(教学大纲)与历史背景对习题编排的影响 |
| 3.3 教科书电磁学部分章节选取 |
| 第四章 电磁学习题的对比研究 |
| 4.1 习题所处教科书位置与名称的变化特点 |
| 4.2 习题数量的变化特点 |
| 4.2.1 各时期教科书习题数量的具体情况 |
| 4.2.2 习题数量的变迁规律及成因分析 |
| 4.3 习题类型的变化特点 |
| 4.3.1 各时期教科书习题类型组成的具体情况 |
| 4.3.2 习题类型变迁的特点和成因 |
| 4.4 习题层次性的对比分析 |
| 4.4.1 习题层次性研究的规范说明 |
| 4.4.2 各时期教科书习题层次性的具体情况和变化规律 |
| 4.5 习题难度的变化特点 |
| 4.5.1 习题难度的对比方法和评判标准 |
| 4.5.2 各时期教科书电磁学习题难度与其他因素的具体情况 |
| 4.5.3 各时期教科书习题难度与其他特点的变化分析 |
| 4.6 习题结论开放性的对比分析 |
| 4.6.1 习题结论开放性的定义 |
| 4.6.2 各时期教科书习题结论开放性的具体情况 |
| 4.7 习题情景设置的对比分析 |
| 4.7.1 习题情景设置的分析说明 |
| 4.7.2 各时期教科书习题情景设置的具体情况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教科书中习题使用和编制工作的相关建议 |
| 第六章 反思与展望 |
| 6.1 研究不足之处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代际理论视域下乡村中学教师身份认同研究 ——基于对T镇中学的田野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1.代际 |
| 2.乡村教师 |
| 3.身份认同 |
| (四)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六)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七)研究方法 |
| 1.文献法 |
| 2.田野调查法 |
| (八)研究过程 |
| 一、代际理论的内涵及其发展 |
| (一)卡尔·曼海姆对“代”问题的最初洞察与深思 |
| 1.代际理论提出的文化背景 |
| 2.从社会学视角分析代问题 |
| 3.层层涵括的代际定义 |
| (二)玛格丽特·米德对代际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
| 1.“地球母亲”——玛格丽特·米德的传奇人生 |
| 2.代沟理论——玛格丽特·米德的思想精髓 |
| 3.跨越时空的交汇——米德与曼海姆代际思想的碰撞 |
| (三)张永杰、程远忠关于代际理论的本土化研究 |
| 1.《第四代人》——我国代际研究的瑰宝之作 |
| 2.代的双重属性——代的内涵与释义 |
| 3.“跨代与滞代”——代的复杂性 |
| 4.“代”的文化表征 |
| 二、田野调查区域的背景介绍 |
| (一)T镇及周边的自然地理 |
| 1.自然环境情况 |
| 2.自然灾害 |
| (二)T镇及周边的人文历史 |
| 1.T镇延续的风土人情 |
| 2.T镇乡村生活的发展变迁 |
| (三)T镇的经济社会发展变迁 |
| 1.新世纪以前,以农为本与固守乡土 |
| 2.新世纪以来,土地承包与外出打工 |
| (四)T镇中学的发展历程 |
| 1.回溯小镇中学的历史轨迹 |
| 2.T镇中学的当下面貌 |
| 3.教师们的在校生活 |
| 三、不同“代”的乡村中学教师身份认同现状 |
| (一)“上好最后一堂课”的“60 后”教师 |
| 1.迈过艰苦岁月、马上退休的T1M老师 |
| 2.洒脱淡然、自豪满足的T2M教师 |
| 3.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外来媳妇T3F老师 |
| (二)处于教学“攻坚期”的“70 后”教师 |
| 1.得过且过的T5M老师 |
| 2.无欲无求,认真工作的T7F老师 |
| 3.苦闷无奈的T8F老师 |
| (三)成为教学主力军的“80 后”教师 |
| 1.愤懑不平、想去县城的T10M老师 |
| 2.既来之,则安之的二胎准妈妈T11F老师 |
| 3.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中层教干T12F老师 |
| (四)挑起教育新担的“90 后”教师 |
| 1.“乐天派”的异乡姑娘T13F老师 |
| 2.“压力山大”的T14M老师 |
| 四、不同代际乡村中学教师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源自社会代际变迁的影响 |
| 1.生物年龄及成长背景的差异 |
| 2.社会文化的变迁 |
| 3.教育政策的变化 |
| (二)源自乡村场域下的特殊影响 |
| 1.乡村文化的特殊性 |
| 2.乡村学校组织文化相对淡薄 |
| 3.乡村教师共同体松散 |
| (三)源自乡村教师个人的独有影响 |
| 1.家庭因素导致的个人经验意识的分层化 |
| 2.关键性人物对乡村教师职业选择的引导 |
| 3.乡村教师的整合性态度在教育观念上的体现 |
| 4.性别之差导致乡村教师身份认同之异 |
| 五、增强不同代际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对策分析 |
| (一)社会应注重价值引领与相关政策的导向作用 |
| 1.注重政策倾斜,“留住”乡村教师 |
| 2.保障乡村教师权利,关注其现实诉求 |
| 3.引导大众理解乡村教师的不同代际特征 |
| (二)乡村学校应聚焦人文环境建设 |
| 1.提倡民主治校,共筑和谐校园 |
| 2.关注职称问题,遵循评选公平机制 |
| 3.构建和谐办公室,增强不同代际教师的凝聚力 |
| (三)乡村教师应探寻提高自我身份认同的内生力 |
| 1.树立积极向上的职业理念 |
| 2.提升自我发展的职业能力 |
| 3.参与构建包容和谐的同事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 致谢 |
（7）数学应用题的叙事学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应用题叙事的人物关系 |
| 三、受叙者身份的变迁 |
| 四、应用题的空间叙事 |
| 五、应用题叙事的教育学之维 |
| 六、应用题叙事的数学哲学转向 |
| 七、应用题叙事的知识争夺 |
| 八、结语 |
（8）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开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具有紧迫性 |
| (二)目前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研究仍不足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留学、留学生、国际学生 |
|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 |
| 四、文献综述 |
| (一)中国留学生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与进展 |
|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教育研究现状 |
| (三)文献研究述评 |
| 五、分析的理论基础 |
| (一)世界体系理论 |
| (二)推拉因素理论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 |
| (三)公共外交和“软实力”理论 |
| 六、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1978-1992) |
| 第一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以俄为师”的留学生教育 |
| 二、重视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的初步建立 |
| 四、留学生教育的暂时停滞与缓慢恢复 |
| 第二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重新开启 |
| 一、大规模派出留学生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 |
| 二、重新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遣留学生 |
| 三、建立派出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四、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丰硕成果 |
| 第三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 |
| 一、扩大接收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政策 |
| 二、重新开始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 |
| 三、逐步创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系 |
| 第四节 重新起步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关系是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二、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具有显着国别差异 |
| 三、探索建立系统的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第二章 深化改革时期的繁荣发展与局部失衡(1993-2009)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逐步发展 |
| 一、确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政府间协议推动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三、通过校际交流项目派遣留学生 |
| 四、管理体系的完善促进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新成果 |
| 六、派出留学生安全问题开始集中显现 |
| 第二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一、从“积极稳妥发展”到“扩大规模”政策的转变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因 |
| 三、孔子学院建设促进来华留学生教育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的结构分布特点 |
| 五、进一步规范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成果逐步显现 |
| 第三节 深化改革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政治环境为留学生教育提供发展机遇 |
| 二、市场因素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局部结构失衡 |
| 四、派出和接收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
| 第三章 留学生教育契合国家战略的功能日益突出(2010-2018)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新进展 |
| 一、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 |
| 二、中俄人文交流机制推动赴俄留学生教育发展 |
| 三、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机制促进向泰国和马来西亚派遣留学生 |
| 四、非通用语种建设加快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派遣留学生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的管理日趋完善 |
| 六、留学生教育深化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综合情况的了解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提质增效的新格局 |
| 一、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并重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加速发展 |
| 三、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教育援助的持续增长 |
| 四、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以临床医学专业为例 |
| 五、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变迁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及应对措施 |
| 第三节 加速发展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呈现双向增长趋势 |
|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从强调规模向规模与质量并重的观念转变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安全面临新挑战 |
| 第四章 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历史经验及深层次问题 |
| 第一节 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
| 一、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对留学生教育的影响和制约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教育水平是与中国教育合作的基础 |
| 三、中国经济实力和教育政策决定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走向 |
| 第二节 派出与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内在联系与特征 |
| 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演进过程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内在联系及特征 |
| 第三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举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
| 二、法制化建设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保障 |
| 三、国际化和市场化是“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
| 四、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促进中外人文交流 |
| 第四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
| 一、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仍缺乏系统规划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应加速转变观念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亟待多方联动 |
| 第五章 新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留学生教育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充分认识留学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留学生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 |
| 二、留学生教育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融入全球教育体系 |
| 三、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优秀的开拓者与践行者 |
| 第二节 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一、建立科学严谨的出国留学信息统计机制 |
| 二、加大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选派留学生的资助力度 |
| 三、加强“一带一路”区域研究,提供就业政策支持 |
| 第三节 全面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 |
| 一、尊重教育发展规律,服务国家整体发展 |
| 二、加快推进法治化进程,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
| 三、适当控制规模,发展“一带一路”精英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10）建国70年基础教育课程目标演变研究 ——基于教育政策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目的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方法 |
| 一、相关概念的梳理及课程目标的定位 |
| (一)教育政策 |
| (二)基础教育 |
| (三)课程目标及其定位 |
| 二、建国70年基础教育课程目标演变的阶段性回顾 |
| (一)建国十七年的“双基”目标(1949—1965年) |
|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目标(1966—1977年) |
| (三)改革开放初期的“三基一个性”目标(1978—2000年) |
| (四)新课改背景下的“三维目标”(2001—2013年) |
| (五)深化改革时期的“核心素养”目标(2014年至今) |
| 三、建国70年基础教育课程目标演变的基本特点 |
| (一)课程目标“社会主义性质”的坚守 |
| (二)课程目标的结构逐渐丰富 |
| (三)课程目标的呈现方式愈加多元 |
| 四、建国70年基础教育课程目标演变的反思 |
| (一)课程目标价值取向的“钟摆现象” |
| (二)课程目标结构的厚此薄彼现象 |
| (三)课程目标的可操作性有待提高 |
| (四)课程目标的延续与借鉴尚需理性 |
| 五、基础教育课程目标完善的展望 |
| (一)加强课程目标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
| (二)实现课程目标价值取向的生态化转变 |
| (三)丰富和完善“全面发展”的课程目标结构 |
| (四)增强课程目标的可操作性 |
| (五)坚持科学的“古今中外法” |
| 六、《普通高中课程方案(2017年版)》中课程目标的案例分析 |
| (一)课程目标价值取向的生态化 |
| (二)课程目标结构的全面性 |
| (三)课程目标可操作性的增强 |
| (四)课程目标延续和借鉴的理性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 致谢 |
四、数学教学与考试的变迁趋势（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D]. 王枭.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D]. 王美.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中联邦政府的角色研究[D]. 陈立刚.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D]. 周小渟.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物理教科书习题的变迁研究 ——以高中物理电磁学部分为例[D]. 冯冠群.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6]代际理论视域下乡村中学教师身份认同研究 ——基于对T镇中学的田野调查[D]. 李莉.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7]数学应用题的叙事学探究[J]. 熊和平,方庆圆.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 2020(02)
- [8]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D]. 杨薇.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6)
- [9]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10]建国70年基础教育课程目标演变研究 ——基于教育政策的分析[D]. 窦浩云.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