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召开首次会议（论文文献综述）
章少民[1]（2021）在《中国生态环境信息化:30年历程回顾与展望》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根据国家关于新时代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战略部署,结合新时期生态环境体制改革创新,充实完善了生态环境信息化的内涵与特征,按照起步探索、拓展应用、规模建设、统一集中四个阶段梳理了1988年至今的生态环境信息化工作成就与问题,并以"融合创新"定义下一阶段的工作。文中指出30余年的信息化建设过程,是信息技术不断贴近生态环境业务的过程,也是基础设施、数据资源与应用系统由分散建设到逐步统一集中的过程。"生态环境综合管理信息化平台"的提出,标志着生态环境信息化建设迈进"一个大系统"的新时期。"十四五"期间,生态环境信息化工作将以生态环境综合管理信息化平台为统领,坚持"12345"发展策略,持续巩固深化生态环境部本级信息化统一集中的阶段成果以及改革创新的成功经验并引领带动全国生态环境系统的信息化发展,打造横向一体化、纵向集中化、全国系统化的一盘棋工作新格局。
孙笑侠[2]（2021）在《论司法信息化的人文“止境”》文中研究说明在我国司法信息化成绩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反思司法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趋势,以及司法信息技术如何才能不偏离司法规律和人的目的。文章比较了中美司法信息技术建设规划的不同,认为司法信息技术必须设定"止境",特别是当下中国要从司法人文立场来确立三个原则:第一,避免对当事人公平受审权的威胁。第二,避免对法庭神圣性的侵蚀。第三,避免过度迷信和依赖人工智能审判,而忽视人类独有的复杂命题。
王聪[3]（2020）在《我国网络安全政策文本研究（1994-2018）》文中认为自1994年我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网络安全政策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和演变。作为我国新时代网络安全工作开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支撑,我国网络安全政策体系是确保网络安全的重要保障和人民生活幸福美满的重要保证。当前我国网络安全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存在一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我国网络安全工作的开展,阻碍了网信事业的全面发展。基于此,本论文在收集1994-2018年间我国网络安全相关的政策基础上,通过政策文本研究法分析我国网络安全政策文本,对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并运用SPSS软件对网络安全政策的政策主体、政策主题内容、政策工具、政策发文时间分布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分析得出结论:政策文本制定结构的“多主体性和强战略性”、政策文本法定效力的“多规章性和少法律性”、政策发文主体的“多专业性和少协同性”、政策文本主题内容的“强具体性和弱基础性”、政策文本使用政策工具的“强环境性和弱需求性”。本文通过梳理我国网络安全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总结和归纳我国网络安全政策体系特点,将我国网络安全政策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逻辑关系是从初步引进到主动布局、从分散宏观政策体系到集中且较为具体的政策布局,并结合前文的数据分析找出政策体系存在的不足。问题通过四个方面展开,一是政策主体方面发文主体出台法律欠缺体系化设计、立法分散和权责不明;二是政策主题分布失衡和主题内容与社会发展脱节;三是政策工具运用方面过于依赖环境型政策工具,忽视了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的运用;四是政策效力方面程序性法规及上位法较少、立法较为滞后。笔者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善建议,就我国网络安全政策存在的不足提出网络安全政策主体层面加强各发文主体之间的合作与沟通、建立健全政策法规的体系化设计;在政策主题层面提出要重视政策主题内容的系统性发展并重视政策主题方向的阶段性和均衡性特点;在政策工具运用层面提出要加强政策工具的合理使用以及政策配套的市场调节;在政策效力层面提出从网络生命周期出发增强法规操作性、细致立法。
孙曈[4]（2020）在《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政党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政党认同是政治主体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对政党所产生的一种思想、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是其对政党做出的一种肯定性的心理反映和行为表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根植于中国特有的国情,淬炼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这种新型的政党关系主要特征就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框架下,存在着执政党认同与参政党认同的两个维度,由于参政党与执政党在目标、利益和使命上的一致性,因此,中国的执政党与参政党携手形成了“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认同关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政治发展道路,构建了新型的中国政党制度。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参政党的建设,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方针和政策,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这一历史性文件中,将中国八个民主党派定性为“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①由此可见,中国参政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信任,同时所肩负的使命也更加重大。但是,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中国参政党认同度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参政党在领导班子建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党协商、自身建设等还存在诸多不足,进而影响了参政党的认同度。因此,从政党认同的视角来把握我国多党合作的历史脉络,总结参政党认同的历史经验,探索今后参政党认同的路径,对新时代参政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论文通过对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演进进行梳理,总结了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脉络,论证了各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认同中国共产党、发挥参政党政党功能、与执政党一道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基础。通过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问卷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分析总结了参政党认同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索了参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队伍建设、履职绩效、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认同路径,为今后如何进一步提高中国参政党的认同度、提升中国参政党的履职能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论文内容由以下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中国参政党认同的理论阐述。对与本研究相关的政党认同理论概念问题,如:认同、政治认同、政党认同进行界定与解读;对参政党认同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认同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为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理论指导。第二部分是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演进。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民主党派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建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制度保障,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参政党认同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实践成果,对中国参政党认同经验进行了概括与总结。第三部分是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认同的空间、认同的平台、自我认同层面阐明新时代参政党认同的机遇;从意识形态、信息技术、大统战工作格局、参政党履职能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层面阐述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挑战;通过对参政党认同的调查数据统计与分析,揭示出当前参政党认同面临的状况及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发展路径。根据参政党认同理论,分别从政党意识形态认同、参政党队伍认同、参政党履职绩效认同、参政党自身建设认同、参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认同等方面,提出了推进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发展路径及对策。
李荣胜[5]（2020）在《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信息技术正在改变经济社会格局,关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从整个全球信息技术发展及其应用历程来看,信息技术进步不断激发新产业的形成,驱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看,各国正在经历新一轮的产业调整和升级,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引领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在快速信息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期,我国在5G、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AI）等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进步中,能否紧扣信息技术进步的关键环节,信息产业、非信息产业以及产业生态能否跟得上信息技术升级的步伐,能否在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同时提升经济效率,这一系列问题一直萦绕在笔者的脑海,而现有研究成果无法找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这激发了作者的研究兴趣,特以“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研究”为题,坚持问题导向,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思路,拟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这不仅对丰富产业经济学相关理论具有一定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指导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实践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研究内容。一是对信息技术、产业升级以及二者之间关系方面最新、重大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和评价,形成借鉴,接受启迪。二是在理论上,重新审视信息与信息技术的关系及其重要性,揭示信息、知识、数据与信息技术演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探讨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动力和传导机制;一方面从全球语言、文字、纸张、电报、电话、计算机、互联网、区块链、AI等信息载体技术和信道技术发展历程和应用中,归纳新兴产业的形成和产业结构升级规律和特点,另一方面考察我国信息化建设的历史与特点,将二者对比分析,揭示“信息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本质。三是在实证上,选取能够反映我国信息化技术发展水平、产业升级及其经济效应的指标体系,构建熵值法权重模型（Entropy Weighting Method）、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 Model）等计量模型,采用中介效应逐步法（Causal Steps Approach）以及超效率DEA包络分析等分析方法,测度我国信息技术发展水平,验证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内、产业间和产业生态化升级,分析居民消费支出在信息技术与产业升级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考察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运营效率以及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应。四是揭示我国信息技术发展、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得出四个方面的结论。一是我国信息技术水平稳步上升。本文通过构建“二步三级”指标体系,在熵权法赋予各项指标权重基础上合成了信息技术水平发展指数,并且该指数显示2001-2018年我国信息技术发展指数稳步上升。二是验证了信息技术水平对产业升级具有较显着影响。从60个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结果来看,信息技术发展对产业升级有显着影响的实证结果有48个,其中具有正影响的43%,负影响的占37%,二者占所有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结果的80%。三是消费在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中有一定中介效应。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内升级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在60个模型中,人均消费支出在其中的48个模型中起到完全或部分中介效应,占比80%,说明人均消费支出在信息技术对产业内升级、产业间升级和产业生态化升级的大部分指标均起到一定的中介效应。这也验证了信息技术直接或者通过消费间接驱动产业升级的基本论点。四是总体上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经济效率相对稳定。通过超效率DEA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在2002-2018年我国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运营效率的均值为1.0239。按照模型效率判断标准,该经济效率值大于1,反映该期间全国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整体上有效率。本研究主要创新之处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把信息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着眼信息技术及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供给侧同时,把信息类和非信息类产品的需求侧也考虑在内,在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中实现了供给侧和需求侧在分析上的有机结合。第二,重新审视信息与信息技术的重要性,揭示信息、知识、数据与信息技术演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探讨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动力和传导机制,从全球语言、文字、纸张、电报、电话、计算机、互联网、5G、区块链、AI等信息载体技术和信道技术发展历程和应用实践中,归纳新兴产业形成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规律,结合我国信息化建设的历史实践阶段,对比分析了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特点和本质。第三,本文把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促进效应和经济效应相结合,不仅研究了信息技术对产业内升级、产业间升级和产业生态化升级的促进作用,证明了消费在该作用过程中起部分或完全的中介作用,而且还发现了我国信息技术在促进产业升级的同时,却伴随着某些年份、某些省份、某个阶段缺乏经济效率的问题。这对学术界和实践领域深刻、全面认识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王丽娜[6]（2020）在《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但其负面问题不断显现,由此互联网治理的相关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随之推动互联网监管部门不断探索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在诸多互联网的治理方式中,互联网运动式治理凭借其治理的快速和有效成为相关管理部门的一种重要治理选择,同时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本文梳理不同时期的全局性的互联网运动式治理案例,纵向勾勒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发展历程;界定了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涵义;厘清了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规制体系,分析其治理主体的构成,对其治理客体进行分类,并分析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行政过程;此外,本文探讨了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必然性和过渡性,对治理的效果评价和价值评价等理论问题进行细致探讨,提出以下观点:互联网运动式治理具有过渡性特点,体现在治理中行政与法的一致和相悖并存,治理的行政合作机制反复重叠,治理中运动性治理和常规化治理相冲突等方面;就其治理的效果评价来说,最初互联网运动式治理显现出治理速度快、治理效果好的优势,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问题的增多,其治理成本高、治理效率低、治理违规现象多及治理内卷化等弊端也越来越突出,由此对它的评价从最初的肯定其治理有效性转向对其弊端的多方诟病;鉴于互联网运动式治理存在的底层逻辑和规定性,本文认为对其应进行客观的再评价:要看到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行动催生的规则在不断导正其治理行为偏差;要看到其治理行动中输送的制度对互联网秩序的维护作用;要看到其法治化转型对互联网治理行为的合法性要求在增加;要看到其制度供给背后的法治追求和治理理念的转型努力;要看到互联网运动式治理中维护治理对象的相关权利的客观结果。对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价值评价进行否定之否定不是不顾其弊端而默守陈规,恰是为了正视其所面临的困境。就互联网运动式治理面临着的法律困境而言,互联网运动式治理主体经常不能协调好秩序、安全、效益、公平、自由、正义等诸多法律价值的平衡,导致治理中多元法律价值的失衡和错位;另外,治理中所依据的法律文本缺失和模糊导致治理的法律规制中出现较多困难。就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主体和客体各自面临的困境而言,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治理主体的同质化困境、复合性困境和权威性困境亟待解决;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治理客体在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管制框架内,受到治理主体所采取的行政的、法律的和技术的治理手段的影响,导致互联网优势的发挥、互联网融合发展趋势以及治理主客体间的协调发展都受到极大限制。上述互联网运动式治理所面临的多种困境使得其合理转型变得非常迫切。就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转型方向而言,法治中国建设、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和公共治理理念引入等背景和因素都指向了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这一解决之道。具体而言,要转变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律观念,走出治理主体和治理客体各自面临的困境,同时要充分发挥其治理中的法制输送机制,包括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律文本输送机制和法律制度输送机制,从而推动互联网法的完备化、制度化、体系化和均衡化发展,并有力推动互联网法的良好执行、适用、遵守和互联网法的监督体系建设;此外还要充分发挥互联网运动式治理中的治理学习机制和技术再塑机制,共同推动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
陶建武[7]（2017）在《中国互联网监管体制的历史转换及其内在逻辑》文中认为相较于传统媒体,互联网具有匿名性、便捷性和交互性等特征,互联网监管的媒介对象具有特殊性。互联网监管体制是中国国家权力介入和渗透互联网新型社会空间的支撑体制,是国家在互联网监管过程中涉及到的监管机构设置、关系隶属、职责权限划分、行动规则设定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总和。因此,中国的互联网监管体制的历史转换及其内在逻辑值得关注。本文试图以中国互联网监管体制为研究对象,借助文本分析法、历史比较分析法和访谈法,以期对中国互联网监管体制的历史转换及其内在逻辑进行系统考察。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初期的监管体制是沿着电信业监管体制的设计思路不断完善的结果,传统电信业监管机构经过重组后变为信息产业部,主要负责管理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而公安部和国家保密局则主要负责保障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随着互联网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互联网媒体属性和政治属性逐渐增强,互联网从附属型舆论阵地逐渐变成舆论主阵地,互联网意识形态潜能得以彰显。互联网站的发展和网民新闻信息需求的转变催生了新的管理需求,“党管媒体”原则和传媒信息内容监管的“党政体制”开始逐步向互联网虚拟空间移植和嫁接,中宣部、国新办、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版权局等部门逐渐嵌入,传媒监管手段也随之被移植、复制和改造,形成以行政许可、属地管理、宣传引导、行政指令、网络安全审查、主体责任制和自我审查为体系的互联网监管手段。传媒监管体制的嵌入和传媒监管手段的复制引发了部门介入的连锁效应,多达23个监管部门争夺互联网监管权,中国互联网监管的“九龙治水”格局和“碎片化”体制逐渐形成。为了协调不同部门间的冲突,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进行总体管理,但国信办从属于国新办的兼管模式不利于新设部门的职责功能发挥。2014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将国信办从国务院直属议事协调机构升格为中央直属议事协调机构,并通过部门间相近机构的合并、信息内容管理权的转移、CNNIC行政主管权的过渡以及新增网络执法权等形式对国信办进行机构重组与权力强化。这种行政组织内部的结构性变革模式迎合了“整体性政府”的改革理念,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协调和统筹下,一套以工信部、公安部和国信办为监管主导部门的整体性互联网监管体制正式形成。中国互联网监管体制的两次历史变革遵循着独特的转换逻辑。首先,发展型政府的行为惯性以及政治合法性的巩固需要推动中国互联网建设形成了“发展至上”的主导策略,信息产业部顺势成为互联网基础性行业发展和管理的主导部门;“发展至上”的策略促进了互联网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但忽视了网络信息的负外部性问题,纠正互联网站信息的负外部性是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发展时期监管体制变革的基本出发点。其次,随着互联网信息服务业的发展,网络信息传播逐渐解构传统社会秩序,互联网违法信息、有害信息以及网络群体性事件缔造了一个新风险社会,以构建网络传播秩序为旨归、以国家权力介入为方向的网络社会维稳模式成为“中国式”社会维稳模式的映射和投影,“维稳”的互联网监管目标取向具体呈现为舆论引导和网络安全保障。再次,鉴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实际和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机构和政府过程中的中轴作用,中国互联网最终选择了政府主导的监管模式,互联网整体性监管体制的形成与中国独特的“党政体制”以及政党主导体制变革的基本思路相一致,呈现出明显的政党主导色彩。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选择了一条渐进的增量改革道路,但“增量改革”论具有不足之处,当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到了边际效益递减的临界点,或者当“体制存量”的问题累积到爆发点,“双轨”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彰显,体制内存量掣肘体制外增量的发展时,体制改革的重点便会从增量改革转向存量改革,增量改革能否平稳有效过渡到存量改革是衡量改革有效性的标尺。而目前学术界普遍缺乏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过渡的过程分析。事实上,增量改革分为一次增量改革和二次增量改革两个阶段,一次增量改革以“双轨制”为核心特征,二次增量改革则以双轨并轨为改革方向。中国的互联网监管体制改革本质上属于二次增量改革,大体符合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过渡的理论模型。中国互联网监管体制的二次增量变革为协调处理增量与存量的冲突、促进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平稳过渡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即通过在“存量体制”内部调整、优化和重组构成要素间关系进而创造出“增量”的方式来协调“体制增量”和“体制存量”的摩擦和冲突,促进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的平稳过渡。
武茂昌[8]（2015）在《新时期我国应对和发展信息化的战略决策》文中提出一、"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信息化的最初认识我国的信息技术发展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着手发展航空工业和原子能工业时期。1951年和1955年,中央分别决定发展航空工业和原子能工业,并在1956年制定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该规划首次将电子计算机、半导体与原子能列为国家重点科学技术项目。然而,此后由于特殊的国情和背景,使我国的信息技术与国外发
卢佳[9]（2015）在《“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试论我们党对信息网络安全问题的认识与决策》文中提出当今时代,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及社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信息网络已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一项新的重要战略资源,信息网络安全亦随之成为一项事关国家安全、社会发展及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尤其是去年席卷全球的"斯诺登事件"发生后,信息网络安全问题更是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关注。在这一事件的影响下,世
范兴坤[10]（2010）在《中国大陆地区图书馆事业政策研究（1978-2008）》文中研究说明“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1948年针对党在新时期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时特别强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国实现社会管理的规则是党的政策,而非法律,即使是在已改革开放30年、提倡“依法治国”建设法制化社会的今天,长期以来依靠政策和行政系统实现社会管理的传统仍然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是国家管理包括图书馆事业在内的各项社会事业的首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在图书馆事业领域制定颁布的地方法规、行政法规及各种制度,都仍然是在党的政治指导思想和各级政府社会发展政策框架下发挥作用。因此,对当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研究和了解,必须在对党的政治指导思想、对政府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指导政策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对图书馆事业政策和社会环境政策的了解,需要有适用的科学方法。政策科学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由美国学者开创以来,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发展成了一门基础雄厚、专业系统、研究手段多样的成熟学科,并已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专业领域的实践和学科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我国图书馆学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提起图书馆事业政策研究问题,也开始尝试结合政策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我国图书馆事业政策的研究,期望通过借助政策科学的帮助加强图书馆事业的研究,但惜乎研究成果数量不多、研究深度也稍嫌不够。该论文是在宏观上将我国1978-2008年三十年间的图书馆事业政策作为考察对象,以政策科学研究的模式和方法作为工具,在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政策进行总体评价的基础上,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政策主体、政策客体和政策环境及政策特点进行全面的考察和研究。论文第一章《导论》部分,定义了研究的相关背景,对以政策学方法研究图书馆事业政策的国内外情况进行了综述和评介,介绍了论文选题、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等方面的内容；第二章作为对我国1978-2008年间图书馆事业的综合性介绍部分,分别以阶段性方式和综述性方式介绍了我国图书馆事业政策发展变化的特点,认为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思想的指引下,图书馆事业通过内部改革和对外开放,开始形成符合事业客观规律的政策体系,逐步实现了事业政策的科学化、客观化,促进了图书馆事业的效率化和效益化的发展；在篇章结构上,第三、四、五章是论文的核心部分。第三章全面介绍了我国当代图书馆事业政策的社会环境,包括建国后三十年（1949-1978）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史及挫折,介绍了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图书馆发展的总体情况,介绍了1949-1978年间的政策演变及相关影响因素；改革开放后,对我国图书馆事业产生巨大影响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图书馆事业的示范作用和激励作用,直接引导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方向和图书馆界的努力方向；该章并结合我国图书馆系统现实状态,分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四个方面讨论了中观政策对图书馆事业政策制定的影响；第四章根据我国图书馆事业政策的制定主体情况,分别介绍了国家立法机关、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各级行政及事业管理部门、图书馆行业学会和协调组织、图书馆的情况,以及他们所制定的图书馆事业政策的种类及政策特点等方面的内容；第五章图书馆事业政策客体部分,根据我国图书馆事业政策的制定情况,分管理、文献资源建设、人力资源建设、技术建设、建筑等几个方面,对我国30年来在这些方面的政策进行了分类缕析和总结述评,使各领域的政策沿革通过研究变得更为清晰,并据此总结出这些政策在变化过程中的特点；第六章是研究的实证部分。图书馆立法是我国当前图书馆事业政策建设的关键性问题,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图书馆界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结合论文的研究方向,以政策分析的过程分析方法研究了我国图书馆法立法的问题,按照政策过程划分模式,以立法的提出、法律的制定、法律实施、法律监测、法律效果评价、法律修正和终止的六个阶段讨论了我国图书馆法立法过程,对立法在不同阶段的观点、立法背景、立法理论研究及立法进度进行了汇总和综述性研究,认为我国当前的图书馆法建设在立法基础、立法程序和进度发展上是符合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客观现实的,图书馆界和社会在《图书馆法》立法上的努力也是值得肯定的。在结束语部分,以从制度建设角度考察我国图书馆事业所处的社会环境、树立科学发展观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础保障、我国图书馆事业政策建设需加强的重点三个部分陈述了作者对我国1978年以来图书馆事业政策发展的总体认识,认为政策建设的基础在于图书馆事业的制度设计,需要从事业制度设计的基本点着手解决图书馆事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而当前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以“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为图书馆事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在我国经济实力不断提升、教科文卫等各项社会事业不断发展的未来,图书馆事业政策需要检讨、完善、优化,基于法制的图书馆事业政策体系更需要新的发展。该论文的研究设想,是通过借用政策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我国当代图书馆事业建设实践与图书馆理论,以“政策科学”方法研究“图书馆事业”；在研究图书馆政策的过程中,实现“政策内容”和“政策形式”的有机结合；在覆盖领域上,实现对我国当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各领域政策的全面概括；在纵向政策整合上,实现对30年间主要图书馆事业政策的变化沿革的条理化分析；在研究目标上,实现对我国1978-2008年间图书馆事业政策承前启后的价值论证；在体系上,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贯通……。但种种研究设想,受研究者理论水平、专业背景和研究时间、研究手段、资料完整度、资料取舍标准等种种条件的限制,每一个方面都只能部分地实现,而且在个别问题的研究上还逃不出“剪不断理还乱”的窘境,深感自己以后还需要更多地潜心学习,并在该论文研究方向上继续努力。对于已完成论文的不足,欢迎各位老师和同行批评指正。
二、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召开首次会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召开首次会议（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生态环境信息化:30年历程回顾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生态环境信息化内涵与外延 |
| 生态环境信息化定义 |
| 生态环境信息化的战略地位 |
| 生态环境信息化建设特征 |
| 生态环境信息化历程回顾 |
| 起步探索阶段(1988—2000年) |
| 拓展应用阶段(2001—2010年) |
| 规模建设阶段(2011—2017年) |
| 统一集中阶段(2018—2020年) |
| 生态环境信息化发展特点分析 |
| 国家政策与信息技术发展不断驱动生态环境信息化工作 |
| (1)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从“污染减排”到“美丽中国” |
| (2)国家对信息化工作开展从“政策指导”到“组织建设” |
| (3)信息技术发展从“办公自动化”到“人工智能” |
| 从历史进程看生态环境信息化发展规律 |
| (1)生态环境部的重视程度引领推动信息化发展 |
| (2)生态环境信息化管理体系与工作机制不断完善 |
| (3)生态环境信息化建设从“分散”迈向“集约” |
| 生态环境信息化未来发展方向 |
（2）论司法信息化的人文“止境”（论文提纲范文）
| 一、我国司法信息化的价值演变 |
| (一)信息化建设的初衷是提高办公效率 |
| (二)司法信息化主导价值的凸显和放大 |
| (三)司法信息化的技术成果 |
| 二、司法信息技术的隐忧 |
| (一)考察见闻与媒体报道 |
| (二)两个推动和三个需求 |
| (三)过度“技术化”、“公开化”和“大众化”的潜在危机 |
| 三、从照相机到信息技术,看中外法院信息化的差异 |
| (一)司法如何面对媒体镜头? |
| (二)美国司法信息技术的规划 |
| (三)中美司法信息技术应用比较和反思 |
| 四、司法科技的“止境”在于司法人文 |
| (一)从司法人文立场看,要避免对当事人公平受审权的威胁 |
| (二)从司法人文立场看,要避免信息技术对司法尊严和神圣性的侵蚀 |
| (三)从司法人文立场看,避免过度迷信和依赖信息技术和智慧司法而忽视人类的复杂命题 |
（3）我国网络安全政策文本研究（1994-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网络安全问题频发 |
| 1.1.2 网络安全重要性不断凸显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网络安全研究综述 |
| 1.3.2 网络安全政策研究综述 |
| 1.3.3 政策文本研究方法综述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文本分析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的界定与理论依据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网络安全 |
| 2.1.2 网络安全政策 |
| 2.2 理论依据 |
| 2.2.1 总体国家安全观 |
| 2.2.2 政府治理理论 |
| 2.2.3 政策工具理论 |
| 第三章 我国网络安全政策文本编码分类与统计分析 |
| 3.1 网络安全政策样本选择 |
| 3.2 政策文本编码体系 |
| 3.3 政策文本统计分析 |
| 3.3.1 政策文本的数量发展 |
| 3.3.2 政策文本的文种类型分布 |
| 3.3.3 政策文本的主体分析 |
| 3.3.4 政策文本的主题分析 |
| 3.3.5 政策文本的政策工具分析 |
| 3.3.6 政策文本发文主体与政策主题的交互分析 |
| 3.3.7 政策文本发文主体与政策工具的交互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网络安全政策的历史演变 |
| 4.1 基础政策构建的探索期(1994-2000) |
| 4.2 政策体系构建的启动期(2001-2002) |
| 4.3 具体政策出台的高峰期(2003-2011) |
| 4.4 政策体系整体布局的完善期(2012至今) |
| 4.4.1 党的十八大之后五年来的网络安全政策发展 |
| 4.4.2 党的十九大之后网络安全政策发展思路与前景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网络安全政策存在的不足之处 |
| 5.1 发文主体层级关系有待合理规划 |
| 5.1.1 政策发文主体出台法律欠缺体系化设计 |
| 5.1.2 网络安全政策发文主体立法分散,权责不明 |
| 5.2 政策文本主题覆盖面有待加强 |
| 5.2.1 政策主题分布失衡 |
| 5.2.2 政策主题内容与社会发展脱节 |
| 5.3 政策工具运用能力有待提升 |
| 5.4 政策效力有待全面加强 |
| 5.4.1 程序性法规及上位法较少 |
| 5.4.2 立法滞后导致政策效力不足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网络安全政策的优化对策 |
| 6.1 健全体系化设计,强化发文主体间沟通能力 |
| 6.1.1 建立健全网络安全政策法规体系化设计 |
| 6.1.2 加强各发文主体合作以及主体间的沟通能力 |
| 6.2 政策主题内容增大覆盖范围 |
| 6.2.1 重视政策主题内容的系统性发展 |
| 6.2.2 重视政策主题方向的阶段性和均衡性 |
| 6.3 政策工具运用注重均衡性 |
| 6.3.1 加强政策工具的合理使用 |
| 6.3.2 强化市场调节作用 |
| 6.4 强化细致立法,提升政策效力 |
| 6.5 本章小结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本文数据分析的原始表格截图 |
| 附录2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1. 有助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
| 2. 有助于提高我国参政党的政党生命力 |
| 3. 对中国参政党的政党社会形象塑造具有推动意义 |
| 4. 对参政党理论建设具有一定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1. 关于参政党研究 |
| 2. 政党认同理论研究 |
| 3. 参政党认同的历史研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1. 政党认同理论在西方 |
| 2. 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政党认同研究 |
| （三） 文献述评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主要研究方法 |
| 四、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 研究的创新点 |
| 1. 研究观点的创新 |
| 2. 研究视角创新 |
| （二） 论文不足之处 |
| 1. 对原始资料的研究不足 |
| 2. 理论阐述中还存在不够深入、透彻的问题 |
| 3. 调查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
| 第一章 中国参政党认同的理论阐释 |
| 一、 政党认同相关概念 |
| （一） 认同 |
| （二） 政治认同 |
| （三） 政党认同 |
| 二、 参政党认同 |
| （一） 参政党认同的主体和客体 |
| 1. 参政党认同的主体与客体界定 |
| 2. 主体对客体认同内容界定 |
| （二） 参政党认同层次 |
| 1. 参政党的情感认同 |
| 2. 参政党的认知认同 |
| 3. 参政党的评价认同 |
| 4. 参政党的行为认同 |
| 三、 参政党认同与执政党认同的区别与联系 |
| （一） 二者认同的联系：具有一致性 |
| （二） 二者认同的区别：具有多样性 |
| 四、 参政党认同的主要影响因素 |
| （一） 意识形态影响因素 |
| （二） 参政党形象（组织、领导人）影响因素 |
| （三） 参政党绩效影响因素 |
| （四） 信息技术革命影响因素 |
| 五、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认同思想 |
| （一） 关于人民群众认同的思想 |
| （二） 关于意识形态认同的思想 |
| （三） 关于政党组织认同的思想 |
| （四） 关于执政党治理能力认同的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演进 |
|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民主党派认同的历史构建 |
| （一） 在救亡图存中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二） 在历史性抉择中不断构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1. 高举“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促进了各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2. 在爱国民主运动中，各民主党派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纲领 |
| 3. 积极响应“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坚定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制度保障构建 |
| （一） 《共同纲领》在制度上培育参政党政治认同 |
| （二） 参与国家建设和管理打下参政党认同基础 |
| （三） “八字方针”构筑参政党认同的制度根基 |
| 1. “八字方针”提供了参政党认同制度保障 |
| 2. “八字方针”坚定了民主党派成员政党认同的信心 |
| 3. 在各种政治考验中不忘对中国共产党认同的初衷 |
| 三、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制度完善 |
| （一） 拨乱反正参政党认同进入新时期 |
| 1. 召开政协会议，明确民主党派政党认同基调 |
| 2. 巩固政治联盟地位，凝聚参政党认同共识 |
| 3. 出台“十六字方针”，巩固参政党认同基础 |
| （二） 建章立制完善参政党认同体系 |
| （三） 提升绩效塑造参政党认同形象 |
| 1. 发挥人才优势，提升参政党绩效 |
| 2. 发挥参政党职能，突显履职成效 |
| （四） 强化自身建设提升参政党认同质量 |
| 1. 政治参与体现参政党价值认同 |
| 2. 政治交接传承参政党认同传统 |
| 3. 强化参政党成员认同主体作用 |
| 4. 创新履职方式，增强参政党认同评价 |
| （五） 出台重要法规文件为参政党认同保驾护航 |
| 四、 中国参政党认同进入新时代 |
| （一） 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新论断 |
|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概念的提出 |
|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科学内涵 |
|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论断的重大意义 |
| （二） 参政党认同迈上新台阶 |
| 1. 召开中央统战会议，参政党认同的一个里程碑 |
| 2. 出台系列法规性文件，从理论、政策上加大对参政党认同 |
| （三） 参政党认同实践步入新境界 |
| 1. 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参政党政治认同 |
| 2. 强化组织建设构建参政党认同根基 |
| 3. 履职尽责强化参政党绩效认同 |
| 4. 提升社会服务水平赢得民众认同 |
| 5. 在促进祖国统一中，增进海内外同胞对参政党认同 |
| 五、 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经验 |
| （一） 参政党认同的根基是与执政党永葆政治共识 |
| （二） 参政党认同的基础是不断提升履职绩效 |
| （三） 参政党认同的优势是“人才兴党”战略 |
| （四） 参政党认同的源动力是不断创新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时代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一、 新时代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 |
| （一） 新时代拓宽了参政党认同的空间 |
| （二） 新时代搭建了参政党认同的平台 |
| （三） 新时代为参政党自我认同带来机遇 |
| 二、 新时代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挑战 |
| （一） 意识形态复杂化的挑战 |
| 1. 西方各种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不断渗透的挑战 |
| 2. 社会主流价值遭遇市场逐利性的挑战 |
| 3. 媒体格局与舆论生态发生变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 |
| （二） 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挑战 |
| 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网络党建 |
| 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大党建”网络平台的成功构建 |
| 3. 参政党信息网络技术平台的滞后性 |
| （三） 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挑战 |
| （四） 参政党履职能力的挑战 |
| （五）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挑战 |
| 三、 新时代参政党认同情况调查与分析——以XX省部分参政党成员为例 |
| （一）调查基本情况 |
| （二） 调查基本内容 |
| 1. 对参政党认知情况 |
| 2. 对我国多党合作制度认知情况 |
| 3. 参政党与意识形态 |
| 4. 对参政党领导班子及参政党代表人士的评价 |
| 5. 对参政党履职绩效的评价 |
| 6. 对参政党自身建设认同情况 |
| 7. 互联网与参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 |
| 8. 对参政党认同有什么建议 |
| （三） 调查结果与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代推进中国参政党认同的路径选择 |
| 一、 参政党认同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路径选择 |
| （一） 参政党成员要做主流意识形态的坚信者 |
| 1. 要坚定信仰，树牢价值自信 |
| 2. 要不断增进多党合作的政治共识 |
| （二） 参政党成员要做主流意识形态的守护者 |
| （三） 参政党成员要做主流意识形态的践行者 |
| 1.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2. 要在思想道德建设上身体力行 |
| 3. 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
| 4. 在网络意识形态中释放最大正能量 |
| 二、 推动中国参政党队伍建设认同的路径 |
| （一） 对中国参政党领导班子的认同 |
| （二） 对中国参政党代表人士的认同 |
| （三） 对中国参政党成员的认同 |
| 三、 推动中国参政党履职绩效的认同路径 |
| （一） 参政议政绩效认同路径 |
| （二） 民主监督绩效认同路径 |
| （三） 政党协商绩效认同路径 |
| （四） 社会服务绩效认同路径 |
| 四、 推动中国参政党自身建设的认同路径 |
| （一） 参政党思想理论建设的认同路径 |
| （二） 参政党特色建设认同路径 |
| 1. 在参政党思想建设上，在坚持政治共识的基础上要保持“求同存异” |
| 2. 在组织建设上注重界别特色与组织结构优势 |
| 3. 各民主党派要在自己重点分工领域做出成绩，推出经典和品牌 |
| （三） 参政党基层组织建设认同路径 |
| （四） 参政党作风建设认同路径 |
| （五） 参政党制度建设认同路经 |
| （六） 参政党机关建设认同路径 |
| 五、 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中国参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认同路径 |
| （一） 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对参政党建设的重要性 |
| 1. 促进了参政党领导班子作用的发挥 |
| 2. 思想建设形式更加丰富多彩 |
| 3. 参政党监督机制更加完善 |
| 4. 参政党的特色更加突出 |
| 5. 参政党基层组织更加活跃 |
| 6. 组织管理更加精准 |
| （二） 参政党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存在的主要问题 |
| 1. 参政党互联网平台技术的滞后性 |
| 2. 参政党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员的匮乏 |
| 3. 参政党成员政党网络意识的弱化性 |
| 4. 参政党网络安全的危险性 |
| （三） 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提升参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认同路径 |
| 1. 构建“智慧参政党”网络大数据管理平台 |
| 2. 建立参政党大数据中心 |
| 3. 培养参政党网络技术人才，不断增强参政党成员政党网络意识 |
| 4. 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参政党网络安全 |
| 5. 只有线上线下联动才能取得参政党建设的双赢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国参政党认同情况问卷调查 |
| 第一部分 个人基本情况 |
| 第二部分 参政党认知 |
| 第三部分 关于我国多党合作制度 |
| 第四部分 关于参政党在意识形态的作用 |
| 第五部分 关于对参政党领导班子及参政党代表人士的评价 |
| 第六部分 关于对参政党履职绩效的评价 |
| 第七部分 关于参政党自身建设的评价 |
| 第八部分 互联网与参政党治理能力 |
| 第九部分 （开放题）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结构 |
| 1.4 主要创新之处 |
| 1.5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信息技术的研究 |
| 2.1.1 信息技术及其测度 |
| 2.1.2 信息技术的影响及其发展趋势 |
| 2.2 关于产业升级的研究 |
| 2.2.1 产业升级的概念 |
| 2.2.2 产业升级的测度 |
| 2.2.3 产业升级影响因素和后续影响 |
| 2.2.4 产业升级路径 |
| 2.3 关于信息技术和产业升级关系的研究 |
| 2.3.1 信息化、工业化和工业结构升级 |
| 2.3.2 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和产业升级 |
| 2.3.3 智能化和产业升级 |
| 2.4 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评论与研究启示 |
| 2.4.1 研究成果评论 |
| 2.4.2 几点启示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 |
| 3.1 信息重要性向信息技术延伸 |
| 3.1.1 信息重要性向信息媒介延伸 |
| 3.1.2 信息媒介重要性向信息技术延伸 |
| 3.2 信息、信息技术与社会经济发展 |
| 3.2.1 信息、信息技术与信息化路径 |
| 3.2.2 信息、知识、数据与信息技术演变趋势 |
| 3.2.3 信息革命浪潮与经济形态新概念的叠现 |
| 3.3 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动力机制 |
| 3.2.1 直接动力机制 |
| 3.2.2 间接动力机制 |
| 3.4 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 |
| 3.3.1 基本传导机制 |
| 3.3.2 互动传导机制 |
| 3.3.3 时序传导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应用分析 |
| 4.1 从语言到AI:全球信息技术的产业应用及特点 |
| 4.1.1 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应用 |
| 4.1.2 信息技术产业应用的特点 |
| 4.2 我国信息化建设的阶段和特点 |
| 4.2.1 信息化建设的基本阶段 |
| 4.2.2 信息化建设的主要特点 |
| 4.3 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应用的本质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信息技术发展指标构建与测度研究 |
| 5.1 构建信息技术指标体系的原则 |
| 5.1.1 常见的信息技术水平测度方法 |
| 5.1.2 信息技术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5.2 信息技术指标体系构建与模型求解 |
| 5.2.1 信息技术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2.2 模型的计算和求解 |
| 5.3 信息技术水平的测度分析 |
| 5.3.1 确定原始数据矩阵 |
| 5.3.2 利用熵值法计算权重 |
| 5.3.3 时间分异特征 |
| 5.3.4 空间分异特征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固定效应分析 |
| 6.1 模型构建 |
| 6.1.1 数据来源与模型选择 |
| 6.1.2 变量设计 |
| 6.2 计量分析 |
| 6.2.1 单变量描述统计分析 |
| 6.2.2 变量平稳性检验 |
| 6.2.3 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固定效应分析 |
| 6.3 实证研究结论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经济效应分析 |
| 7.1 经济效应分解及其测度模型 |
| 7.1.1 经济效应的核心:效率 |
| 7.1.2 经济效应的总括与分解:运营效率、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 |
| 7.1.3 经济效应的测度:超效率DEA模型及变量设定 |
| 7.2 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经济效率分析 |
| 7.2.1 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总经济效率分析 |
| 7.2.2 信息技术对产业内升级的经济效率分析 |
| 7.2.3 信息技术对产业间升级的经济效率分析 |
| 7.2.4 信息技术对产业生态化升级的经济效率分析 |
| 7.3 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经济效应特征分析 |
| 7.3.1 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效率具有差异性 |
| 7.3.2 区域之间需要加强效率平稳性和均衡性 |
| 7.3.3 时间上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效率趋于稳定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问题及政策建议 |
| 8.1 主要问题 |
| 8.1.1 信息技术过于依赖规模扩张和非均衡发展 |
| 8.1.2 互联网信息技术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 |
| 8.1.3 消费在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中的中介作用有待挖潜 |
| 8.1.4 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伴随着低经济效率问题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给予信息制造业技术R&D适度政策倾斜 |
| 8.2.2 加大对信息化水平较低地区信息化建设的支持力度 |
| 8.2.3 把握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带来的产业升级新机遇 |
| 8.2.4 充分发挥消费在信息技术推动产业升级中的催化作用 |
| 8.2.5 激发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规模和范围经济效应 |
| 8.2.6 鼓励信息产业优先开发新产品、打造新模式形成新动能 |
| 8.3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6）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作为行动的互联网运动式治理 |
| 第一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发展及现状 |
| 一、常规行政管理方式被移植 |
| 二、运动式行政监管日见成效 |
| 三、运动式行政监管趋于成熟 |
| 四、运动式行政监管纵深发展 |
| 第二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涵义界定 |
| 一、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 |
| 二、管理行政与治理行政 |
| 三、互联网治理与互联网运动式治理 |
| 第三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行动逻辑 |
| 一、行政主体的主导性 |
| 二、行政方式的强制性 |
| 三、秩序优位的导向性 |
| 第二章 作为规制的互联网运动式治理 |
| 第一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规制体系 |
| 一、管制型行政传统和秩序追求 |
| 二、制度资源不足的外部局限性 |
| 三、互联网典型事件爆发的刺激 |
| 四、行政路径依赖的消极性因素 |
| 五、治理主体选择的积极性因素 |
| 第二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必然性 |
| 一、治理中行政与法的一致和相悖 |
| 二、治理的行政合作机制繁复重叠 |
| 三、运动治理与常态治理时有冲突 |
| 第三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过渡性 |
| 一、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主体及其职责与职权 |
| 二、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客体及其权利与义务 |
| 三、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行政过程及其实施机制 |
| 第四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结果评价 |
| 一、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正向结果 |
| 二、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负向结果 |
| 第五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价值评价 |
| 一、对治理价值的正面评价 |
| 二、对治理价值的负面评价 |
| 三、治理的价值评价的否定之否定 |
| 第三章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转型困境 |
| 第一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型的法律困境 |
| 一、治理的法律价值平衡之难 |
| 二、治理的法律规制文本之失 |
| 第二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型的主体困境 |
| 一、治理主体的构成同质和单一 |
| 二、治理主体内部行政协调不良 |
| 三、治理主体的合法性日趋弱化 |
| 第三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型的主客体间的相对困境 |
| 一、运动式治理的管制思维限制互联网的优势发挥 |
| 二、运动式治理的分割治理阻碍互联网的融合发展 |
| 第四章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型的方向和目标 |
| 第一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型的方向 |
| 一、法治中国建设指引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向法治化 |
| 二、公共治理理念影响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向法治化 |
| 三、互联网法治建设引导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向法治化 |
| 第二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目标 |
| 一、互联网运动式治理与互联网法的健全化 |
| 二、互联网运动式治理与互联网法的良好实施 |
| 第五章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实施保障 |
| 第一节 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实施路径 |
| 一、治理的法律观念的转型路径 |
| 二、治理主体的转型路径 |
| 三、治理主客体间相对性困境的缓解路径 |
| 第二节 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法制输送机制 |
| 一、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文本输送机制 |
| 二、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制度输送机制 |
| 第三节 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配套机制 |
| 一、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治理学习机制 |
| 二、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技术反塑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目录 |
| 后记 |
（7）中国互联网监管体制的历史转换及其内在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综述与问题意识 |
| (一) 文献综述 |
| (二) 问题意识 |
| 三、理论基础、核心概念与主要观点 |
| (一) 理论基础 |
| (二) 核心概念 |
| (三) 论文的逻辑结构与主要观点 |
|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一) 主要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的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时期的监管体制 |
| 第一节 信息化发展与电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
| 第二节 电信监管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 |
| 第三节 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初期的监管体制 |
| 第二章 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发展时期的监管体制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媒体的监管体制 |
| (一) 党管媒体原则 |
| (二) 传媒信息内容监管的“党政体制” |
| (三) 传统媒体的监管手段 |
| 第二节 互联网的媒体化与传媒内容监管体制的嵌入 |
| (一) 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发展与互联网的媒体化 |
| (二) 传媒内容监管体制的嵌入 |
| (三) 传媒监管手段的复制 |
| 第三节 传媒监管体制嵌入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初期监管体制的负效应 |
| 第三章 中国互联网整体性监管体制的形成 |
| 第一节 国信办成立与兼管模式的生成 |
| 第二节 网信领导小组建立与中央网信办权力重组 |
| 第三节 中国互联网整体性监管体制的安排与运行 |
| (一) 横向政府间的体制安排 |
| (二) 纵向政府间的体制安排 |
| 第四章 中国互联网监管体制转换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发展至上”的互联网建设主导策略 |
| (一) 发展型政府的惯性行为 |
| (二) 巩固政治合法性基础 |
| (三) 网络媒体发展与信息的负外部性 |
| 第二节 “重构传播秩序”的互联网监管目标取向 |
| (一) 网络信息传播对传统秩序的解构 |
| (二) 社会维稳模式的映射 |
| 第三节 “政党主导”的互联网监管体制变革 |
| (一) 国际互联网监管的两种模式 |
| (二) 政党主导体制变革 |
| 结语 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过渡的互联网体制转换经验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中国互联网监管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汇总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中国大陆地区图书馆事业政策研究（1978-200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导论 |
| 1.1 关键词释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2.1 国外研究述评 |
| 1.2.2 国内研究述评 |
| 1.3 本论文的研究方法、论文框架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案 |
| 1.3.2 技术路线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论文框架 |
| 1.3.5 论文研究预期达到的目标 |
| 1.3.6 论文研究实现的创新点 |
| 1.4 本选题背景、现实价值、学术意义 |
| 1.4.1 本论文选题背景 |
| 1.4.2 现实价值 |
| 1.4.3 学术意义 |
| 1.5 本论文选题研究的难点及解决方法 |
| 1.5.1 研究的指导思想和价值观 |
| 1.5.2 对三大图书馆系统共性与个性政策的包容问题 |
| 1.5.3 时间、空间、层次、内容四维关系的处理 第二章 30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政策发展 |
| 2.1 三十年以来我国图书馆政策建设特点 |
| 2.2 三十年来不同历史阶段的政策发展特征 |
| 2.3 我国图书馆事业政策的发展变化特征 第三章 我国图书馆事业政策发展环境 |
| 3.1 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图书馆事业政策及环境 |
| 3.1.1 建国后到文革前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发展 |
| 3.1.2 "文革"时期我国的图书馆事业 |
| 3.2 三十年来对外开放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影响 |
| 3.2.1 我国学习西方图书馆事业的方法 |
| 3.2.2 我国向西方学习的特点 |
| 3.3 三十年来我国社会环境对图书馆事业政策的影响 |
| 3.3.1 政治环境对我国当代图书馆事业的影响 |
| 3.3.2 文化发展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政策需求及促进 |
| 3.3.3 教育政策对图书馆发展的重要影响——以高校馆为例 |
| 3.3.4 国家科技信息发展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政策需求及促进 第四章 图书馆事业政策主体及所制定的政策 |
| 4.1 国家立法机关 |
| 4.2 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 |
| 4.3 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及事业部门 |
| 4.4 图书馆行业学会和协调组织 |
| 4.5 图书馆 |
| 4.6 其他 第五章 图书馆事业政策客体——各领域发展政策 |
| 5.1 我国图书馆事业政策客体的特点 |
| 5.2 管理现代化发展政策 |
| 5.2.1 我国各类图书馆的宏观管理政策 |
| 5.2.2 我国图书馆事业在不同阶段的发展规划 |
| 5.2.3 大众化服务的发展方向的确立 |
| 5.2.4 以检查和评估促发展 |
| 5.2.5 设置图书馆管理机构 |
| 5.3 资源建设现代化政策发展 |
| 5.3.1 1978年后我国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主要相关法规政策 |
| 5.3.2 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政策变迁中的特点 |
| 5.4 人力资源建设现代化政策 |
| 5.4.1 1978年以来我国图书馆人力资源建设相关法规政策 |
| 5.4.2 图书馆人力资源建设政策变迁中的特点 |
| 5.5 技术现代化政策 |
| 5.5.1 改革开放后我国图书馆技术现代化发展政策环境 |
| 5.5.2 图书馆技术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技术政策 |
| 5.6 图书馆建筑的技术性规则和标准 第六章 以政策分析法解析我国《图书馆法》立法 |
| 6.1 本研究中政策过程阶段划分 |
| 6.2 《图书馆法》的立法相关问题 |
| 6.2.1 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社会任务规定 |
| 6.2.2 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社会预期及其实现 |
| 6.2.3 以立法手段解决政策问题的思路来源 |
| 6.2.4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文化政策对图书馆立法的促进 |
| 6.2.5 《立法法》为图书馆法的制订提供了技术条件 |
| 6.2.6 《图书馆法》立法的前期准备基础 |
| 6.2.7 对以立法解决问题的预期 |
| 6.3 《图书馆法》的制订 |
| 6.3.1 《图书馆法》的性质 |
| 6.3.2 立法活动历程 |
| 6.3.3 《图书馆法》立法法律案的提出 |
| 6.4 图书馆法立法原则及相关内容规定 |
| 6.4.1 基于法理的立法原则 |
| 6.4.2 元政策问题及指导思想的规定 |
| 6.4.3 正确处理图书馆法规定内容的广度和深度 |
| 6.4.4 《公共图书馆法》中条款规范侧重点的处理 |
| 6.4.5 对各领域问题的规范明确性和深度问题 |
| 6.5 《图书馆法》的实施 |
| 6.5.1 《图书馆法》实施的原则 |
| 6.5.2 《图书馆法》执行的政策工具 |
| 6.6 《图书馆法》实施的监测、修订与终结 |
| 6.6.1 《图书馆法》实施过程中的监测 |
| 6.6.2 《图书馆法》的修订和终止 第七章 结束语 |
| 7.1 从制度建设角度观察我国图书馆事业所处的社会环境 |
| 7.2 树立科学发展观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础保障 |
| 7.3 我国图书馆事业政策建设需加强的重点 参考文献 个人简介 后记 |
四、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召开首次会议（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生态环境信息化:30年历程回顾与展望[J]. 章少民. 环境保护, 2021(02)
- [2]论司法信息化的人文“止境”[J]. 孙笑侠. 法学评论, 2021(01)
- [3]我国网络安全政策文本研究（1994-2018）[D]. 王聪. 湖北工业大学, 2020(04)
- [4]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D]. 孙曈.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研究[D]. 李荣胜. 西北大学, 2020(07)
- [6]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研究[D]. 王丽娜.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7]中国互联网监管体制的历史转换及其内在逻辑[D]. 陶建武. 武汉大学, 2017(06)
- [8]新时期我国应对和发展信息化的战略决策[A]. 武茂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个人课题成果集2014年（下）, 2015
- [9]“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试论我们党对信息网络安全问题的认识与决策[A]. 卢佳.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个人课题成果集2014年（下）, 2015
- [10]中国大陆地区图书馆事业政策研究（1978-2008）[D]. 范兴坤. 南京大学, 20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