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证券投资基金发行设立申报材料有关问题的通知（论文文献综述）
洪艳蓉[1]（2021）在《基础设施REITs的法律解构与风险规制》文中研究表明基础设施REITs采用"公募基金+资产支持证券"的法律结构运作。这种以"破除障碍"为导向的设计,可能面临经济政策、金融监管和商业逻辑如何在各主体权责中重新平衡的挑战。未来应以"集约高效"导向取代"破除障碍"导向,推进REITs法律结构改革和专门立法。应围绕公募基金管理人的中心地位,完备其管理基础设施项目的职责内容与手段保障,构建法律监督之外的市场化约束机制;在法律制度层面上,回归REITs的金融工具本质并紧扣基础设施对象属性,探索专门立法之路。
鲍颖焱[2]（2019）在《中国证券监管权配置、运行及监督问题研究》文中认为证券市场是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也是顺应历史需要而产生的。各国政府以及国际证券监管组织都已经阐明了证券监管的基本价值理念。实践中,关于证券监管本身的正当性分析更多被现实发展经验所取代。尽管各国法律制度具有可复制性,但没有因此减少证券监管法学研究的必要性。因为证券市场的发达程度并没有随着相关证券法律制度的移植而一同转移。即使在全球监管趋同的情况下,证券监管制度的运行效果仍取决于本国的国情。在证券监管研究领域,金融学研究起步较早,主要对金融监管制度的体系、内容、方法等进行研究。但金融监管制度本身却属于法律规则体系。通过研究法律制度的运行实效来探讨法治变革的具体方向,是法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证券监管制度中,国家作为最终的责任主体,拥有监督、管理证券市场中经济活动的权力,也对此负有义务。被监管对象享有合法参与证券市场活动的权利。证券监管者拥有的权力该如何行使,是否存在限制或者剥夺被监管对象权利的情形,是证券市场法治化、市场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证券市场作为国家重要的金融市场之一,关系到国家整体经济的健康和稳定。证券市场的治理也必须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向和要求。第一章是关于证券监管权的一般理论。第一节介绍了证券监管的定义和历史。我国法制和实践语境中的证券监管,既包括政府行为,也包括自律管理组织的行为。国外对于监管的解释更广义。现代意义上的证券监管制度出现在证券市场发达的美国,美国国会在罗斯福新政中通过立法建立了SEC,以期加强对证券市场的规范。证券监管制度随着市场发展在数次经济危机中进一步体系化。围绕证券监管有众多的理论假说和研究,这些争议代表着或放松或加强监管的立场。无论是放松监管,还是加强监管,都涉及国家权力的行使,最终表现有关证券监管权的法律问题,因为权力才是证券监管体制的核心。第二节介绍了本文研究对象——证券监管权。证券监管权是在有关证券的经济活动中来源于国家的具有强制作用的影响力,具有权力主体与权力内容上的综合性。阐明证券监管权设定的因由以及权力制约与权力保障的内在关系,作为研究证券监管权的基础。第三节探讨了证券监管权的性质及特征,证券监管权是一个包括多权能的综合性权力。围绕证券监管权形成了证券监管体制,从属于金融监管体制,自身也存在诸多的权力主体。制度安排中,需要具有深化普遍联系的系统思维,形成统筹协调的意识,也要求证券监管权的配置、运行、监督的各个环节体现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理念,从而实现更好的监管。第二章是关于证券监管权的配置问题。第一节是阐述证券监管权配置的理论。证券监管权的配置始终要从两个维度考虑:一是权力如何在政府、社会与市场关系中确定边界,即表现为政府证券监管权与自律管理权之间的分配;二是权力如何在政府主体之间排布,即政府证券监管权在国家金融监管体制内的安排,包括与其他行业金融监管权之间或统或分的横向配置关系,也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金融事权上的纵向配置关系。第二节是借鉴国外经验。金融监管体制主要分为统一化监管体制和多元化监管体制,世界各国的证券监管体制分为机构型、功能型以及目标型三类,不同程度适应了社会分工。早期社会功能分化体现为具体产品形式的差异,分业监管体制因此曾占据主流;当社会分工深入体现为产品的功能差异时,功能监管体制更适应现实需要,目标监管则更加反映了证券监管者的主观价值追求。功能型和目标型都比分业型更强调加深现有机构之间的协作,金融监管体制呈现由分业向统一发展的趋势。不同国家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决定了政府监管与市场主体自治之间的基本关系,各国因此形成了不同的分配策略。第三节是以中国证监会系统为中心展开分析我国证券监管权力配置的现状,总结了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1）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不当。（2）政府证券监管权横向配置不当。（3）政府证券监管权的纵向配置不当。对此提出针对性的建议:（1）科学处理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关系。（2）统筹政府证券监管权的横向配置。（3）协调政府证券监管权的纵向配置。第三章是关于证券监管权的运行问题。第一节是对证券监管权运行的介绍。确定证券监管权运行指的是证券监管者行使权力对市场主体等被监管对象产生的作用。政府证券监管权分为准立法、行政、准司法权,每一种权力都有自己运行的原则。第二节是结合证券监管权运行机制的域外经验进行中外比较。我国证券监管权的主要运行机制有:（1）检查机制,（2）稽查机制;（3）行政处罚及复议机制;（4）自律管理机制（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为例）。通过比较中外证券监管权运行机制,发现政府证券监管权和自律管理权监管功能上逐步统一,发生了形式上和实质上的融合。各国证券监管权所受的制约是不同的;证券监管权行使的公开程度不同,所受制约不同;各国对公民权利的保障程度也不同。第三节是整理我国证券监管权运行的现状、总结问题,并提出建议。我国证券监管权的现状包括,规则制定权的内容时常越位;行政许可权收缩集中;监管措施实施权繁杂、与行政处罚效果作用重复、行政复议作用不明显等等现象。除此之外,政府证券监管者还采用其他经济行政管理手段,实际上扩大了自己的权力。自律管理权运用较少,但在相关新规出台后,可能会改变这一情况。政府证券监管权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运动式、选择性监管;以及工作机制不合理,无法发挥作用。自律管理权存在的问题则是权力运行的法律责任不明确,与之有关的争议未被纳入行政诉讼,导致自律管理权运行内部化,难以直接观察,也缺乏制约。第四章是关于对证券监管权的监督问题。第一节是对证券监管权的监督的一般理论。监督证券监管权的意义在于肯定和保护证券监管权的运行,防止证券监管权的滥用。我国现行的监督体系分为三大类:政府内部监督、国家机关外部监督以及社会监督。本文主要研究具有强制力的国家机关监督,即权力机关、纪检监察机关以及司法机关的监督活动。第二节是具体介绍权力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提出相关建议。权力机关重点对政府证券监管权中的规则制定权发挥作用,而纪检监察机关则发挥全面专门监督的作用,对政府证券监管权以及自律管理权都进行监督。第三节是重点分析了司法机关监督。针对证券监管权的监督只有狭义的司法监督,也是狭义的司法审查,即通过审理行政诉讼案件进行监督。司法机关在个案审查中发现了证券监管权运行不公开、不合理、不合法的种种情形,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及时通过判决将其纠正,目前司法监督功能实际上较弱。这种情况也体现在与证券活动有关的其他司法领域。但是,以苏嘉鸿案件为示范,显示出对于个案的深入审理往往能够真正指出证券监管权运行的问题原因,并树立正确运行的规则,是较好的能够普遍促进证券市场法治化的方式。应当全面加强司法者的能力建设,构建金融法院,并以司法审查为主导建立“三审合一”审判机制,逐步强化司法监督的作用。最后,从证券监管的法治化方向看来,权力配置的合理化问题、权利义务平衡问题、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问题都是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只要权力、权利主体都能积极参与多元治理,就能促进证券市场法治化、市场化发展的实现。
龙稳全[3]（2019）在《投资银行勤勉义务研究》文中提出投资银行作为证券市场最为重要的中介机构,是联系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的桥梁,在保证发行人质量、维护投资者信心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被称之为证券市场的“看门人”。但是,现实并非像田园诗般美好,近些年来,无论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或地区,还是中国等新兴国家,都曾爆出因欺诈发行而导致投资者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之所以出现此情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投资银行未能履行勤勉义务。本文旨在通过对投资银行勤勉义务的本源进行梳理,探寻有关国家或地区在投资银行勤勉义务的判断标准、实现机制、法律责任制度等方面先进成熟的经验,以此解决我国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制度存在的问题,促使我国投资银行能够最大限度地履行勤勉义务,既保护投资者利益,又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全文包括绪论、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正文共分为五章。绪论从论文的选题背景与意义出发,详细介绍了目前国内外关于投资银行勤勉义务的研究现状,并以此为基础阐述论证的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以及对我国具有的现实意义。正文从投资银行勤勉义务的基本理论、判断标准、实现机制、法律责任以及我国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制度的演进、问题及完善等五方面进行论述。第一章重点阐述了投资银行勤勉义务的基本理论。目前,学界对投资银行勤勉义务性质的认识存在分歧,实质上投资银行勤勉义务乃是基于信义关系而产生,属于注意义务的范畴,是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统一体。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制度产生的内在诱因在于投资银行商业机会的获取和规避自身风险的需要,其建立与金融危机的爆发密切相关,并在金融危机处置过程得到了完善。赋予投资银行勤勉义务是政治、经济、法律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既是有限政府的要求,也是用最低交易成本实现信息生产最真实完整的效应的使然,更是权利义务对等与平等原则的驱动。第二章探讨了投资银行勤勉义务的判断标准。投资银行勤勉义务的判断标准是衡量投资银行是否履行勤勉义务的尺度,在性质上是行为标准、普适性标准、抽象与具体的结合体,能够弥补投资银行行为规则的漏洞、明确投资银行行为边界以及合理区分投资银行与其他主体的责任。当前,主要存在“谨慎人”标准和“理性人”标准两种判断标准。前者适用于美国,后者则适用于美国以外的一些国家或地区,二者的产生与发展有着历史的必然。尽管两种判断标准内涵存在较大差别,但都兼具了原则性和灵活性,从而得以维护投资者利益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第三章论述了投资银行勤勉义务的实现机制。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制度价值目标的实现需要一套相互制约和补充的制度。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实现机制的构建应当考虑内因与外因、激励与约束、成本与收益等因素,并以此可分为内部与外部实现机制、激励与约束实现机制等。投资银行勤勉义务的薪酬与晋升机制、声誉机制、看门人监督机制等激励机制在运转过程中,能够产生促进投资银行更加勤勉尽责的效应。投资银行的公共执行机制、私人执行机制、内部约束机制、发行承销费用支付机制、媒体监督机制等约束机制在运转过程中,能够起到约束投资银行避免机会主义行为的作用。但每一种具体机制自身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不足,投资银行勤勉义务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必须互相配合,才能发挥最佳效应。第四章研究了投资银行违反勤勉义务的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是法律制度价值实现的重要保证。投资银行违反勤勉义务的行为可能需承担民事、行政、刑事等法律责任。目前,学界对投资银行违反勤勉义务承担民事责任的性质认识存在分歧,实际上投资银行违反勤勉义务的行为应构成侵权责任,并应合理区分投资银行与发行人、其他中介机构、投资银行从业人员之间的责任,同时投资银行可基于时效消灭、请求权人故意、因果关系不成立等因素进行抗辩。由于行政责任制度具有快捷、高效的特点,容易陷入路径依赖,行政处罚应强调处罚措施与违法行为的匹配性,遵循正当程序。只有投资银行违反勤勉义务的行为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才会追究刑事责任。第五章探讨了我国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制度的演进、问题及完善。我国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制度主要经历了审批制、通道制、保荐制三个阶段。截至目前已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制度体系,但仍然存在着规制理念存在偏差且纠正不足、判断标准模糊且存在缺失、实现机制激励不足且制衡功能失效、法律责任追究机制单一且责任分担失衡等问题。实际上,对于这些问题,证券市场相对发达的有关国家或地区都曾经历过,并且有着先进成熟的解决经验和措施。我国应在借鉴有关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和措施的基础上,通过重塑投资银行勤勉义务规制理念、重构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判断标准、完善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实现机制,以及优化投资银行勤勉义务法律责任制度等对我国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制度进行完善。结束语是对全文内容进行了总结。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制度包含了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判断标准、实现机制、法律责任等内容,每个具体制度是否健全、是否有效运转对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制度价值的实现有重要意义。我国应借鉴有关国家或地区的先进经验和措施,及时完善有关制度,促进投资银行积极履行勤勉义务,保证证券发行质量,为我国证券市场提供高质量的源流活水,这对我国证券市场和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祁畅[4]（2018）在《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路径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主要从应然性和实然性两个角度来分析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的法律内涵并探索出相应的监管路径。一方面从新三板市场的融资和监管实践出发,分析对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方式。另一方面基于学理和《公司法》、《证券法》的规定,剖析现阶段非上市公众公司应有的内涵和监管路径。本文主要提出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的双层监管路径,即分别从公司和证券市场的视角对非上市公众公司进行规范:对于广义上的非上市公众公司,需通过《公司法》进行统一规范,对公司分类、股东知情权等内容做出详细规范;对有具有特殊性的非上市公众公司,如在新三板市场交易的挂牌公司,则需要通过《证券法》及相关法规进行完善,包括发行制度和差异化信息披露制度。本文正文部分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为六章,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非上市公众公司的基本范畴。主要介绍了三个基本内容:第一,介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产生的原因,包括清理场外市场而形成的特殊公司制度、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需求、监管体制改革的原因以及投资者保护制度的完善原因。第二,研究了非上市公众公司法律概念的内涵和实践,介绍了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的内涵以及实践中三种情况:两网及退市公司、区域股权交易市场中的非上市公众公司和无固定交易场所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第三,介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的交易场所——新三板市场的发展状况,讨论了新三板市场的法律性质,以及新三板市场建设与非上市公众公司发展之间存在的矛盾。第二章,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现状及存在问题。这一部分首先从学理基础和立法实践分析了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现状:一方面,提出了契约自由与公共干预理论,证券监管模式变革以及公司治理的软法规制等对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的学理基础;另一方面,回顾了非上市公众公司和新三板市场的监管史变迁,分析了目前非上市公众公司和新三板市场的监管路径和特点。而后文章提出了目前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存在的四方面问题:非上市公众公司的内涵和定位缺乏法理基础,监管模式和监管主体不明确,监管的逻辑起点存在问题,信息披露制度缺乏层次化的安排。第三章,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路径的比较研究。这一章纵向上比较分析了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与上市公司监管路径的区别,横向上则分析了域外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路径。文章从公司特征、证券交易制度及交易场所、具体监管路径三个角度比较分析了非上市公众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区别,其核心区别在于:一方面,非上市公众公司兼具公众性和封闭性两个矛盾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其交易场所具有半公开性,因此对于非上市公众公司和其交易场所宜采用自律主导型的监管模式。域外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立法主要分析了美、日、英等国家的立法,对其市场分层制度、公司登记制度以及保荐制度予以借鉴和学习。第四章,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的双层路径。这一章前一部分提出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的总体框架,第一层次是以公众公司的统一监管为核心,非上市公众公司作为公众公司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受到监管。第二层次对新三市场中的非上市公众公司采取选出式监管,以发行制度和差异化信息披露制度为核心。后一部分指出了非上市公众公司法律监管规则的安排:《公司法》解决其公司法法理上的逻辑起点的问题,也即其内涵特征——规范公众公司和非上市公众公司的概念、特征及其分类基础,公众公司治理规则的基本内容,并提供与《证券法》规则的关联机制;《证券法》解决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问题——公众公司外延特征的确定,对多面化的公众公司的监管设立具体规则。第五章,公司维度的监管路径:非上市公众公司的概念和监管体系重构。本章从公司维度出发,介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的制度安排、逻辑起点和监管体系。本章首先提出了我国公司分类范式的重构,并根据这一分类基础定义了公众公司的内涵和外延,明确非上市公众公司的概念、分类以及公司治理规则的基本分类并提供与《证券法》规则的关联机制则。其次提出了从公司角度对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体系,以公众公司的登记制度和《公司法》上股东知情权制度之完善为主。第六章,证券市场维度的监管路径:以证券发行制度和差异化信息披露制度为核心。这一部分一方面讨论了非公开发行制度与其他发行制度的区别与联系,并建议构建针对特定对象的公开发行制度。另一方面研究了差异化信息披露制度的内涵、价值以及具体表现形式,并提出了在我国的实现路径:市场分层与公司分类披露信息,证券行政监管权的横向和纵向分权,强制信息披露与自愿信息披露相结合。
何艳春,郝金[5]（2013）在《新《基金法》关于公募基金放松管制规定的评析》文中提出新《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经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2013年6月1日起实施。新《基金法》坚持"放松管制、加强监管"的理念,对公募基金的相关规定作了大幅补充和完善;特别是在放松管制方面,通过降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市场准入门槛,适当扩大基金财产的投资范围,适度放宽基金关联交易、基金从业人员买卖证券的限制等相关规定,为公募基金的创新发展拓展了空间。本文结合相关制度修订的背景、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就新规定的理解和适用进行初步探讨。
黄韬[6]（2013）在《股权投资基金募集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股权投资是一种投资领域限于非公开交易企业股权的投资行为。股权投资在成功募集股权资本后,以盈利为目的,以未上市企业股权（包括上市公司非公开募集的股权）为主要投资对象,由股权投资专门人才负责股权投资管理,在约定时间内选择适当时机退出完成获利。股权投资基金作为连结金融资本与实体企业的纽带,是一种功能特殊的创新性投资工具,它能将具备投资需求的金融资本配置于最具潜力和生产效率的那部分实体企业,从而有效解决企业融资比例不协调这一困境,促进我国的资本市场的成熟,降低金融风险。股权投资基金涉及的法律问题纷繁复杂,本文取其中与股权投资行业结合最为紧密的一环,即基金募集法律问题进行展开,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至少包括基金组织形式、基金参与者的规制、基金不同募集方式面临的不同法律监管、基金税收法律制度等重要问题。股权投资（Private Equity）在中国存在若干种不同译法,而最佳译法应为“股权投资”。股权投资是对“非公开交易企业股权”的投资行为,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投资基金的本质特征。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陆法系国家的股权投资活动是一种典型的商事委托代理法律关系。股权投资行为作为一种典型的商事代理行为,其除了具备民事代理一些主要特征之外,更多地体现了商事代理的特征。本文从投资人安全和收益保障、投资人和管理人的角色定位、利润和亏损的承担方式、组织结构成本、适应股权投资行业的行业规律、获取资本的便捷程度等六个方面对四类基金组织形态即自我管理型公司制、委托管理型公司制、信托制与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进行了全面比较,并得出结论：在中国法律框架下,有限合伙制从总体上优于公司制和信托制,它更好地解决了投资人安全和收益保障、投资人和管理人角色定位、管理人激励约束、组织结构成本最优等一系列核心问题,更为符合股权投资基金行业的内在需求；也正缘于此,有限合伙制得以在国际范围内成为股权投资基金的主流模式。合格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是股权投资基金法律规制的关键。股权投资基金,尤其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基金参与主体,或者说,把合格投资者以及基金管理人的法律规制做到科学合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大部分问题均可得到解决。合格投资者的立法思路,可以将投资者净资产标准与资产规模相结合,并定期审视其资产变化情况作出动态调整,放弃我国现有的静态出资门槛制度。针对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的规制,本文认为基金管理人应当拥有一定数量具有专业资质的从业人员,并从必要条件与限制条件两方面对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进行约束要求：将基金管理人的净资产与其资产管理规模相挂钩,保持风险可控,基金管理人还应当具备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具有非公开性、募集对象具有特定性等法律特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立法应当抓紧制定统一的《投资基金法》,抓住基金参与主体比强调基金投资方向更为重要,只要科学合理地规范好合格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就可以解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大部分问题,而基金投资方向,则可以放手交由市场自由约定。对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募集,要严格限制私募基金的销售渠道和销售方式,应规定私募对象必须是特定的,且为具备一定门槛要求的合格投资者,否则很容易使得投资风险向社会扩散,影响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对于投资者人数的统计可采用累计制,以任意6个月为周期,限制基金发行对象的合并计算不得超过200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的投资者数量不受限制,同时,加强对私募所得资金的监管。公开募集股权投资基金的出现代表了行业的最新趋势。随着黑石、KKR、凯雷等一批股权投资国际巨头纷纷走向公开上市,公众心目中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传统印象再一次被颠覆。公开募集股权投资基金的模式,至少包括基金上市、管理机构上市以及基金与管理机构混同上市三种类型。随着全球范围内股权投资基金及管理机构上市的规模化、常态化,最终促成了标准普尔上市PE股权指数的建立。由于各国企业组织形态立法不同,因此各国上市股权投资机构组织形式选择呈多元化态势,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组织形式偏好。从上市动机分析,股权投资机构更多是为了应对激烈竞争、留住核心员工,完成高管套现、募集业务资金等商业目的。中国曾出现过股权投资机构上市的雏形,但目前资本市场更倾向于新设子公司模式从事股权投资活动。中国股权投资机构上市面临的法律问题有：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不能成为上市公司；公司制普通合伙人不可直接作为上市主体；国有基金管理机构不能成为普通合伙人；信息披露缺乏统一标准；现行会计计价方法会抑制早期企业投资。在对股权投资企业上市问题有了全面深刻认识之后,为更好发挥股权投资基金在促进经济机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独特作用,应对现行相关法律制度做系统性的修改和调整。税收问题是在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根据美国的相关经济数据,包括资本利得税在内的税收政策的变化一直是影响股权投资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内资公司制股权投资基金、内资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以及外资股权投资基金三大板块详细讨论了中国当前股权投资基金税收制度,并提出了梳理股权投资行业税政,加大对中早期创投基金税收优惠力度的立法建议。完善我国股权投资募集法律制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加快股权投资基金的立法步伐,酌情制定统一的《投资基金法》；对各类组织形式的基金尽可能给予同等法律待遇；建立合格投资者制度,注重对管理人规范和引导；允许股权投资基金通过公开渠道募集资金；梳理股权投资行业税收政策,加大对中早期创投基金税收优惠力度。
武俊桥[7]（2012）在《2011年中国证券市场法治述评》文中研究表明2011年,我国证券市场立法秉承"加强监管,放松管制"的理念,证券发行、上市公司监管、诚信监管体系等制度逐步推进和深入。证券监管机构进一步强化行政执法,严打资本市场的"欺骗"和"盗窃"。司法机关颁布司法解释、出台司法政策,进行民事审判、对违法行为人予以刑事处罚等为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保驾护航。
王崇青[8]（2012）在《全流通时代的证券犯罪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问题是一切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本文研究始终带着“问题意识”，撷取了全流通时代背景下，在司法实践中频繁发生而又极具理论价值的若干证券犯罪问题作为研究切入点。全文研究始终站在行为无价值立场，坚持刑法谦抑性原则，坚持形式解释和实质解释相统一，并适当借鉴美国、欧盟、日本、台湾法理论。内容涉及证券犯罪的概念、类型、法益、行政认定和刑事认定的衔接、因果关系、共犯形态、兜底条款、立法问题等方面。希望通过本文研究，达到丰富我国证券犯罪基础理论，引领司法实务部门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进一步深化我国证券犯罪立法工作等效果。全文除引言外，分为五章。引言部分从证券的产生入手，简要阐述了世界证券业发展的三个阶段，并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史作了简单回顾。我国证券市场以股权分置改革为界，可分为前股权分置时代，后股权分置时代即全流通时代。引言分析了产生股权分置的历史背景，股权分置改革的具体含义，进而着重指出了全流通时代证券犯罪呈现出传统证券犯罪高位运行、犯罪手段不断花样翻新，新型证券犯罪不断出现，共同犯罪现象普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等问题，引出了下文所要研究的主要课题。第一章为证券犯罪概论，分为三节。第一节为证券犯罪的概念和类型，主要分析证券、证券犯罪的概念及种类，为下文的论述作好铺垫。通过考察美国、日本、台湾和我国证券法对证券的规定，我国的立法模式为“有限列举，概括授权”，证券范围相对狭窄，交易品种相对单一。我国刑法中的证券概念不具有同一性，不能与证券法上的规定相对应，应在刑法中明确规定“证券的范围，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以确保刑法的应变能力。美国、日本和台湾都将证券犯罪规定在证券法或证券交易法中，而我国将证券犯罪统一规定在刑法典中。在学理上划分证券犯罪范围必须坚持：一是侵犯同类客体的原则，证券犯罪必须严重危害证券市场（管理）秩序；二是行为违反证券法律法规，具有行政违法性的行为。我国证券犯罪共涉及13个条款20个罪名。从不同角度，我国证券犯罪可分为欺诈型证券犯罪与非欺诈型证券犯罪，背信型证券犯罪与非背信型证券犯罪，发行市场中的证券犯罪与交易市场中的证券犯罪等类型。第二节论述证券犯罪的法益和被害人。首先，将法益理解为法所保护的利益，强调法益不能过于抽象化和精神化，剖析了日本和中国学者有关证券犯罪法益的不同论调，认为证券犯罪的法益不应包括“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日本，证券犯罪的法益为“证券市场的机能”，而在我国应为“证券市场的（管理）秩序”。其次，证券犯罪的保护法益为社会法益，它可以还原为个人法益，具有偶遇性、不确定性和受动性特征。不是每一种证券犯罪都有被害人，考察证券犯罪是否有被害人，可从被害性、实体性和直接性三方面考量。第三节为证券犯罪认定与解释的立场，明确提出坚持行为无价值、刑法谦抑性以及形式解释和实质解释相统一等立场，为后文论述的展开埋下伏笔。第二章为证券犯罪的行政认定与刑事认定的衔接，主要分为三节。第一节为行政认定出现在刑事认定中的原因和作用，考察了行政认定的概念和种类，较为系统的回顾了我国刑事诉讼中出现行政认定的历史。本文所研究的行政认定主要指行政处罚、行政鉴定、移送函和认定函等由行政执法机关作出的法律文书。证券刑法规范依附性的特点、行政执法的前置性以及行政执法权过于膨胀是行政认定出现在刑事认定中的重要原因。行政认定在刑事认定中发挥了认定“行政违法性”和“违法事实”的作用。第二节论述行政认定并非刑事认定的前置程序。行政认定的实质是行政违法性认定，其背后是行政权；刑事认定的实质是刑事违法性认定，支撑其运行的是司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追求的价值目标、运行方式，性质功能、稳定程度不同，决定行政认定不能直接作为刑事认定依据。证券刑法规范在依附于行政规范的同时，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刑法与行政法的目的、价值取向和规制对象完全不同，行政犯的刑事违法性判断应区别于行政违法性判断，注重刑法价值上的独立判断。行政违法性判断不是行政执法机关的“专利”，行政执法机关出具的行政认定在刑事诉讼中并非必不可少，司法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行政违法性判断和刑事违法性判断。第三节为完善行政认定与刑事认定衔接的法律进路，提出要加强公安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的沟通和互动，建立健全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刑事司法审查制度，不断完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制。第三章为证券犯罪的因果关系及认定，分成三节。第一节为证券犯罪的行为犯与结果犯之争。行为犯与结果犯应以犯罪构成既遂是否需要结果要素的出现为区分标准。犯罪结果的难以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难以认定、处罚未遂犯仍不够全面保护法益以及社会防卫思想的存在，是行为犯的立法依据。大部分证券市场发达国家和地区将证券犯罪规定为行为犯，只有大陆法系的德国将操纵证券市场罪规定为结果犯，而我国将大部分证券犯罪规定为行为犯，并规定了少量结果犯。第二节为传统因果关系学说在证券犯罪因果关系认定中的不适应。由于证券价格受影响因素众多，成立证券犯罪的“条件关系”难以证明，证券交易的复杂性和证券犯罪结果的相对抽象性，决定了证券犯罪因果关系难以运用传统刑法因果关系理论认定。第三节为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对证券欺诈的因果关系认定与启示，介绍了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处理证券欺诈因果关系时确立了“欺诈市场理论”，只要证明行为人有不实陈述或遗漏消息等证券欺诈行为，即推定受害人因“信赖”行为人的虚假陈述而遭受损失。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欺诈市场理论”和因果关系推定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证券犯罪是严重的证券欺诈，可以借用因果关系推定理论。第四节为我国证券犯罪因果关系认定的疑难问题。首先，运用因果关系推定理论证明操纵证券市场罪因果关系具有正当性根据。操纵证券市场罪中的因果关系推定规则是指由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收集证明操纵证券市场罪的足够证据，并就操纵行为导致操纵结果发生作低度证明，而后由行为人就该行为与结果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反证的证明方法。其次，讨论内幕交易罪因果关系，主要涉及持有内幕信息与交易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内幕信息的形成时间问题。第一个问题实际上讨论内幕交易罪是以行为人“利用”内幕信息为必要，还是以“知悉”内幕信息为必要。第二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的延伸。构成内幕交易罪必须以“利用”内幕信息为要件，即使有的立法没有明文规定“利用”二字。认定“利用”内幕信息必须坚持三步骤：证明行为人“知悉”内幕信息；证明行为人实际交易证券；从客观证据推定行为人的“利用”行为，如交易时点与内幕信息形成和公开时间的吻合程度等。美国和台湾确定内幕信息的形成时点以信息具有“重大性”为标准，值得借鉴。重大消息并非以单一事件作为衡量标准，不同事件适用不同标准，内幕信息形成不以成为确定事实发生为必要，其形成时间应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第四章为证券犯罪的共犯形态与问题，分成三节。第一节，为证券共同犯罪的罪名争议。重点讨论《关于整治非法证券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的“非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共谋擅自发行股票，构成犯罪的，以擅自发行股票罪的共犯论处”规定。站在部分犯罪共同说和犯罪事实支配说立场，非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共谋擅自发行股票，可以成立擅自发行股票罪的共同犯罪，非上市公司构成擅自发行股票罪，而中介机构同时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构成擅自发行股票罪与非法经营罪的想象竞合。证券共同犯罪的罪名确定须遵循以下规则：（1）共同犯罪存在于两个以上犯罪行为的交叉或重合中，存在分别定罪可能性；（2）如果刑法根据犯罪主体差异或者行为所起作用不同，在同一条法条中规定不同罪名，可以分别定罪。（3）如果部分共犯人对另一部分共犯人的行为性质发生认识错误时，只能在两种性质重合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第二节为证券共同犯罪认定中的几个特殊问题。首先，研究了受他人明示、暗示从事证券买卖行为的界定。间接正犯理论不足以涵盖与“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交易活动”相同类的行为，根据“他人”与内幕信息知情人是否事先合谋，是否知悉内幕信息知情人“明示、暗示”的内容，可以得出不同结论。第二，讨论了受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指使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行为的定性。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使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实施背信行为，根据“指使”方式以及受指使人主观明知程度不同，可以分为三种不同情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使不具有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身份的人员实施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成立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共犯。第三，剖析了“跟庄”行为。“跟庄”行为与片面共犯存在根本区别，其行为不应作为犯罪处理。但是，如果“跟庄”者确切知道操纵证券市场行为，采取“跟庄”的办法暗中帮助完成操纵行为，其行为应当认定为片面共犯。第四，分解“锁仓”行为。“锁仓”者与“庄家”具有共同操纵行为和共同操纵故意，可以构成操纵证券市场罪的帮助犯。第三节为证券共同犯罪刑事责任认定中的几个问题。逐一剖析了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接受操纵证券市场行为人委托买卖证券、为操纵证券市场者提供证券账户、资金、中介机构为他人欺诈发行股票、债券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为他人编造并传播虚假交易信息、无身份者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等司法实践中发生较多、容易混淆行为的刑事责任。这些行为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承担何种刑事责任，具体视这些行为人的主观明知程度，是否与操纵者、欺诈发行者等主犯有犯意联络，以及行为分担情况不同而定。第五章为证券犯罪的“兜底条款”及立法完善，共分两节。第一节为证券犯罪中“兜底条款”的理解与适用。对于汪建中“抢帽子”交易案的刑法性质，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两者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理解和适用《刑法》第182条第1款第4项的兜底条款。在证监会以《证券法》第77条兜底条款认定汪建中的操纵行为后，刑法有无必要对这种连证券法都不清晰的灰色地带再次适用兜底条款进行调整，这样做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兜底条款与罪刑法定原则存在冲突，但在立法中不可避免，司法者应有的态度不是去指责和谩骂它，而应在罪刑法定原则框架内，坚持严格解释，遵循同类解释，考虑行政先定因素，体现刑法谦抑原则，以平衡人权保障和法益保护的关系。汪建中的“抢帽子”行为与影响证券交易量和证券交易价格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认定，将此行为认定为犯罪有违国民预测可能性，解决出路在于修正《刑法》第182条或者修改《证券法》有关规定。第二节为完善我国证券犯罪立法的设想。我国证券犯罪存在刑事立法先行、超前立法、罪种设置不合理、刑罚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完善证券犯罪立法应坚持刑法谦抑性，坚持刑法最后性、协调性和等价性原则，不断完善刑事立法模式、合理设定犯罪圈、健全刑罚体系。
杨柏国[9]（2011）在《中国私募证券法律规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国内首次从制度背景、发行、转售、法律责任等方面对中国私募证券法律规制进行的系统性研究。私募证券在中国是一个发端于市场需求与自发创新,近几年取得快速发展,并逐渐走进监管部门视野的新事物。在中国,由于金融压抑与管制普遍存在,过去十余年里私募证券一直游走于事实与规范之间。同时由于中国现行法律对“证券”的列举范围较为狭窄,对私募发行的构成要件缺乏具体规定,以致于直至今日,私募证券也依然笼罩在非法集资的阴影之下。尽管目前在立法、监管、司法方面严重滞后,但中国私募证券市场在事实层面上早已风生水起,本文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企业内部集资,以及90年代的“定向募集/发行”;第二阶段是2000年后兴起的主要集中于金融行业内的“准证券非公开发行”,如商业银行理财计划、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保险公司次级债定向发行等;第三阶段是近几年大行其道的私募基金,包括私募证券基金与私募股权基金两大类,其中又尤以信托公司证券投资信托业务引人注目。中国私募证券三种形式,私募股票、私募债券和私募基金均在各自领域内较快发展。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目前信托公司证券投资信托业务在中国主要受《信托法》等法规调整,本文之所以把包括其在内的多种形式私募基金纳入研究范围,一方面是由于本文认为中国亟需对“证券”做适度的扩张性解释,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正在修订中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拟对“证券”作适度扩张性解释,并拟把私募基金纳入调整范围。也正是基于此,在中国私募股票、私募债券规定非常疏漏的情况下,《证券投资基金法》的此次修订为中国私募证券立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样本和观察视角。回溯近十年来的证券、金融立法可以发现,中国已经或正在通过立法修规的方式小心翼翼地对私募证券作出肯定的回应。譬如,2006年1月1日起实施的《证券法》第十条规定正式承认了证券“非公开发行”1。此后,“一行三会”等监管部门也在各自分管领域内发布了多个零星涉及私募证券的相关规章,如《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商业银行次级债务发行管理办法》、《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等。而最新的消息是,争论数年的私募基金规制问题正式列入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日程。在中国,快速发展的私募证券市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和各路资金参与其中,与之相伴的是,一些问题也开始日益暴露,譬如投资者保护的问题,对证券市场潜在的系统风险问题,等等。而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对中国立法者和监管者来说并非杞人忧天。从国际上看,肇始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促使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地区）对以对冲基金为代表的私募证券的法律规制进行了激烈而充分的反思,并对有关法规进行了修改,监管部门也对华尔街上对冲基金涉及内幕交易等违规行为的调查越发严格。快速发展的市场和日益暴露的潜在风险,昭示着中国私募证券立法、监管等必须加快步伐。同时,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法律作为一项制度安排,必需要回应来自社会和市场的需求。私募证券的经济本质可以视为一种融资安排,相对于公募发行融资或银行信贷融资,其融资成本更低、程序简洁灵活,特别是对广大中小企业来说,其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从国际经验看,私募证券作为一种融资途径在一国（地区）产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从宏观的层面来讲,中小企业的发展更事关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总体的福利水平。从中外证券法演变历史来看,融资需求、市场效率和投资者保护之间的均衡考量是一条主要脉络。而随着现代证券市场的发展,对投资者的保护更是成为全球证券法律制度的首要目标。为此,在兼顾其他目标并侧重于保护私募证券投资者的规制目标下,本文试图从法律规制的角度对如下问题作出系统性地解答,并为中国私募证券未来立法、监管、司法提出建议。何为私募证券?私募证券存在的经济、社会背景是什么?中国私募证券法律制度供给与私募证券市场需求之间存在何种缺口?目前中国私募证券法律制度存在哪些不足和亟待弥补的缝隙?中国未来私募证券法律制度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完善?从国际上看,美国在私募证券法律制度设计上为其他国家（地区）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启示。从1933年《证券法》第4（2）条,到1982年D条例,再到Rule 144、Rule 144A,美国在私募证券发行、转售等方面的立法、司法、制度演进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此后,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私募证券法律制度几乎是整体移植了美国的做法。这些域外经验对中国来说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鉴于美国是全球私募证券法律制度最为完善的国家,而中国现行私募证券法律制度非常粗疏,加之本文立足于为中国未来私募证券规制建言献策,为此,笔者在研究中以美国为样本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以期为中国私募证券未来法律规制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提供借鉴。在写作结构安排上,除“导言”、“结语”外,正文部分共五章,分别是:第一章、中国私募证券制度背景解读;第二章、私募证券发行法律制度构造;第三章、私募证券转售:限制与流通之平衡;第四章、私募证券法律责任:救济与惩戒;第五章、私募证券立法:以《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为样本。之所以采用这一看似有点“教材化”的结构安排,乃因为中国私募证券法律规制在发行、转售、法律责任方面均存在不少疑难问题和大量的立法空白。更为重要的是,私募证券发行、转售、法律责任之间密切相关,且均是私募证券法律规制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譬如,私募证券转售制度、法律责任设置深深受制于私募发行制度。此外,本文在写作中始终以问题为导向,力求揭示各环节制度设计背后的法律逻辑和经济原理。而第五章则试图把前四章侧重理论化的研究结论具体运用于当下中国私募证券法律规制中的热点问题——《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在中国缺乏私募证券系统立法实践的情况下,《证券投资基金法》此次修订为本文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研究样本。简要来说,正文五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中国私募证券制度背景解读。本章首先试图从理论层面上对“证券”、“私募”进行界定,这属于“应然的”范畴。本文认为,私募与公募的核心区别在于投资者是否具有“自我保护能力从而无需证券发行审核程序提供的保护”。其次,梳理了中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关于证券、私募的规定,并通过和“应然”范畴的对比分析发现,中国《证券法》及相关法规对“证券”种类的列举偏窄,“兜底性”条款在实践中形同虚设,需要作适度的扩张性解释,至少应把私募基金纳入其中,对“私募”的规定已现雏形,但缺漏明显。然而,立法上的疏漏无碍于市场创新的步伐。中国私募证券市场在过去五年里“野蛮生长”,发展迅速。私募股票、私募基金、私募债券根据相关部委规章的规定,稳步前进。中国私募证券市场的诞生具有深刻的制度背景:普遍存在的融资需求、金融压抑下的融资困难,合格投资者群体的涌现,这些因素在追逐利益的金融创新的推动下走到了一起。对比私募证券市场现状和现行法规的规定,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私募证券市场在事实与立法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缝隙,简言之即“市场先行,法规滞后”,亟待弥合。鉴于中国私募证券市场在规模上的迅速增长、立法上的模糊与缺漏、监管上的缺位与越位,加强私募证券法律规制日益迫切。第二章:私募证券发行法律制度构造。证券私募发行是私募证券法律规制的起点。在第一章对“证券”、“私募发行”予以界定的基础上,本章聚焦于对私募发行制度各环节与要素进行解构,并以美国等域外经验为借鉴,对完善中国的证券私募发行制度提出可行性建议。从理论上讲,可以享受发行审核豁免的证券私募发行在制度上主要包括如下要素:（1）符合什么条件的实体可以进行私募发行,即发行人的适格性问题;（2）私募发行可以向什么样的投资者推广销售,即合格投资者制度,这是私募发行制度的核心所在,这一问题在中国即是解答《证券法》中“特定对象”的界定问题;（3）监管部门对私募发行采用何种审核制度;（4）私募发行中的信息披露机制;（5）发行人可以采用何种方式向潜在投资者发出要约、销售证券,其中界定“非公开方式”成为焦点所在。鉴于私募发行只能向具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合格投资者发行,本文建议,中国证券私募发行中的合格投资者制度建设可以采取“先严后松”的策略,商业银行、社保基金等金融机构认定为当然的合格投资者,其他机构投资者从“成熟度”、“财富”两个方面来界定,合格自然人投资者则从“成熟度”、“财富”、“关系”三个方面来界定;在审核制度上,本文认为中国私募证券发行不应简单地移植美国的注册豁免,建议采用事后备案制,从而利于监管部门的信息收集同时不影响融资效率;在信息披露机制方面,本文建议,针对不同的私募证券投资者而规定不同的信息披露机制,但需要统一规定应予以披露的基础性信息,允许并鼓励私募发行人向投资者进行自愿性信息披露;在“非公开方式”方面,本文认为一方面要废除现行相关规章中明显与这一要求相冲突的条款,同时对利用互联网推广、销售私募证券规定严格的“投资者事先调查认定、网站进入密码保护”等程序。第三章、私募证券转售:限制与流通之平衡。转售即私募证券发行后的再次转让,不仅是私募证券投资者的必然诉求,也是私募证券作为金融投资产品具有流通属性的体现。从理论上来分析,私募证券转售有两条途径可以选择:一是履行监管部门规定的审核程序后转售;二是寻求审批豁免予以转售（在美国即注册豁免）。出于成本—收益的比较,私募证券持有人无疑会选择寻求豁免的方式进行转售,这也是私募证券作为一种替代融资方式的本意所在。而如欲在转售时享受审批豁免,私募证券持有人必需要证明其不是证券“承销商”,而是私募证券“投资者”,因为如果被认定为是“承销商”,则其转售无疑会架空私募证券发行环节的制度设计。美国在这方面提供了两个广为借鉴的法规,分别是Rule 144和Rule 144A。美国私募证券转售制度的基本理念是:发行人之关系人转售私募证券的要求比非关系人更为严格、转售限制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放宽、对QIB（合格机构投资者）给予更多的信任并因此放宽转售限制等。其中,“持有期限”是私募证券转售制度的核心所在。就中国而言,在私募证券转售立法方面还非常粗疏,譬如,何种条件下可以转售、可以向什么样的投资者转售、转售时的信息披露与数量限制、在何种市场转售等问题均需要进一步明确。文本建议,把私募证券转售分为:一般性转售、合格投资者之间的转售、私募证券权属被动性变更三种类型,并加以区别对待,分别作出规定。其中,一般性转售享受审批豁免的条件主要包括,符合一定的持有期间、适当的信息披露和一定的转售数量限制。除加强私募证券转售立法外,中国也需要加强私募证券转售市场的建设,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为私募证券发行、转售留出一席之地。本文建议,把私募证券发行、转售主要纳入拟扩容的“三板市场”之中。第四章、私募证券法律责任:救济与惩戒。缺乏法律责任的私募证券法律规制在实践中只会沦为一句空话。构建科学、严谨的法律责任体系,不仅是私募证券立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更是私募证券投资者权益的有力保障。从理论上来说,私募证券法律责任无疑由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三大类组成,且功能各异。本文认为,相较于公募证券,私募证券的违法违规行为主要是非法发行、非法转售、虚假陈述,而公募证券的违法违规行除此以外,还包括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在民事责任方面,由于私募证券投资者是具有自我保护能力的特定投资者,其在发行、转售等环节,具有与私募证券发行人、中介机构趋于平等的谈判能力,因而《合同法》具有更大的适用空间;在行政责任方面,由于私募证券受到的监管比公募证券相对较少,因此其行政责任比公募证券涉及的范围相对较小;在刑事责任方面,对私募证券来说,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是厘清与非法集资的界限。在梳理中国现行证券法律责任规定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私募证券法律责任在理念上需要“民（事）行（政）并重”;在民事责任方面,需要把私募证券纳入《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等反证券欺诈规定的适用范围;在行政责任方面,建议设置“主动改正”下的行政责任安全港规则,同时把私募证券相关主体纳入《证券市场禁入规定》等行政法规之调整范围;而在刑事责任方面,建议监管部门告别采用间接融资的思路来规制属于直接融资范畴的私募证券行为,建议把现行非法集资中的不少情形纳入证券法规调整范围。第五章、私募证券立法:以《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为样本。理论上来讲,私募证券法律规制主要包括立法、监管和司法三种表现形式,其中立法是监管和司法的基础与前提。但是,由于中国私募证券立法非常粗疏,加之中国现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使得私募证券在监管体制、原则、目标上尚待进一步厘清,同时私募股票、私募债券、私募基金现行监管体制等方面也差异明显。此外,中国公开的私募证券司法案例极为缺乏,一些实质上的私募证券案例也往往以《公司法》、《合同法》乃至《刑法》等作为判案依据。幸运的是,2011年年初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推动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拟把私募基金纳入调整范围,为本文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研究样本。为此,本章尝试把前四章研究结论具体运用于此次《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首先,建议中国私募证券法律规制应确立适度规制原则和统一规制模式;其次,本章对中国私募基金中目前受关注最多也是争议最多的“阳关私募”法律规制进行了细致地分析,指出其存在投资者界定不统一、销售推广方式混乱、投资顾问资质界定不明等六大现实困境,监管思路上表现出“半私募半公募”的双重属性;最后,对私募基金“入法”的适度监管边界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本文对此次修法提出了九点建议,包括:设立私募基金投资者保护基金,在中国证监会下新设“非公开发行部”统一负责私募基金乃至私募证券的监管,防止备案制变相成为审批制,而针对《<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规定的基金管理人可以同时从事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等动议,本文认为这一“混业”动议需要非常慎重,因为其中存在利益输送、违规交易的潜在隐患,等等。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以回应和关注中国私募证券法律规制中的本土问题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鉴于中国目前关于私募证券的立法、监管、市场实践等尚处于起步阶段,所以本文以境外成熟经验,特别是具有代表性和广泛影响力的美国作为借鉴样本和参照体系,进行了相对系统地比较研究,以期从中得出可为中国借鉴的经验。管窥美国私募证券法律制度演变可见,强调各目标之间的均衡和协调是其主要经验之一,具体包括:融资便利和投资者保护、业界需求与政府监管、效率与公平,等等。但同时也要看到,美国私募证券法律制度的完善并非一日之功,在其近80年的演进历程中,不仅充满了激烈的争论,而且也曾有过失败的立法甚至短暂的倒退。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笔者深感私募证券法律规制的复杂性远超预期。为此,笔者坚持客观看待私募证券法律规制中的共性与差异性。从理论和实践来看,中国私募证券包括私募股票、私募债券和私募基金三大类。三者在法律规制方面,既存在共性,特别是在私募发行环节,但同时三者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譬如,私募基金投资者的门槛可以比私募股票的更高,在转售环节、法律责任设置方面也有所不同。这并不难理解,恰如在公募证券中主板市场、中小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在发行条件、上市门槛、信息披露等方面也有所差异一样。但为确保研究的聚焦性和关联性,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始终以私募证券法律规制的共性问题为主,同时适当兼顾差异性。就研究方法而言,本文在写作中主要运用了规范分析方法、经济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等。相较于此前的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整体研究思路上,从法律规制的角度,比较系统地对中国私募证券的现状、制度背景、发行与转售的制度构建、法律责任等问题进行了细致地研究;二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境外私募证券法律制度最近几年来的演变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总结,其中包括SEC 2007年对D条例的修改建议报告,次贷危机以后美国学界和监管部门对私募证券的反思及新立法举措等,并从中归纳出可为中国借鉴的经验教训;三是在私募证券发行环节,对中国私募证券投资者类型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探讨,提出了具有一定可行性的建议,并对在私募发行中如何利用互联网提出了建议;四是在把私募证券转售细分为一般性转售、合格机构投资者之间的转售等三种类型,分别构建转售制度的同时,建议把中国私募证券发行、转售主要纳入拟扩容的“三板市场”;五是对私募证券与公募证券在法律责任方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对比分析,聚焦差异性,同时不漠视共同性;六是对当下正在修订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如何把私募基金纳入调整范围从实践与理论两个层面提出了多条建议。就中国而言,私募证券无疑有理由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无论立法部门、监管部门等对私募证券近期、中期乃至远期如何规划,私募证券的法律规制一定需要立足于中国资本市场、证券法律制度和社会整体之实情。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鉴于中国证券市场“新兴加转型”的特点,私募证券法律规制除了兼顾市场风险防范等目标外,需把投资者保护作为重中之重。最后必须坦诚的是,尽管耗时近一年半认真查阅、学习、研读私募证券法律规制各种资料,写作过程中也不断查阅、补充新资料并请教相关专家学者,但囿于个人能力水平有限,本文依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譬如,对中国私募证券现状的研究缺乏权威统计数据支撑,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说服力;私募证券法律责任部分的研究尚显凌乱,亦不够深入;私募证券案例研究尚属空白;缺乏对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地区）私募证券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等等。总之,私募证券法律规制在中国是个比较宏大和新颖的法学课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而其中私募股票、私募债券、私募基金在法律规制上既有共性,亦有不同,均值得分别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意在为此项法学课题研究添砖加瓦,而上述不足亦将是本人今后继续学习和努力的方向。
彭夯[10]（2011）在《私募基金监管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私募投资基金当前已经成为全球金融市场上一个重要投资来源,我国的私募投资基金近年来也发展迅速,规模达数万亿人民币,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上一种重要的投融资方式。我国关于私募基金的立法尚处于起步阶段,规范层面不高、内容不完善,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这次金融海啸之后,各国政府都开始重视私募基金的监管问题,我国也不例外。然而,对于私募基金监管所涉及到一些基础性法律问题,例如监管立法的价值取向、监管模式的选择、私募基金法律关系结构、法律责任制度,等等,虽然理论界已有不少探讨和论述,但还缺乏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与论证。本文正是以前述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借助历史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比较法学方法等研究方法,试图对前述问题做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希望能为加强和完善我国私募基金监管提供一点法律研究参考。本文研究和写作所遵循的思路是：从私募基金的演变历史与行业发展现状中去寻找和归纳其本质特点和内在规律,为构建合理的法律关系界定提供参考；从监管立法价值取向的确立、监管模式的选择,私募基金法律概念的界定、法律关系结构的选择到各种法律责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按照法律制度构建的逻辑体系逐步去研究相关法律问题,最终得到一些构建和完善我国私募基金法律制度的具体建议。本文由导论和六章正文组成。第一章私募基金概述,主要介绍了有关私募基金概念的各种观点和学说、基金的发展历史与分类、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历程与现状、法律制度环境等内容,对私募基金进行了概念界定和归类。第二章私募基金监管立法价值取向研究,主要分析了私募基金监管立法的价值目标体系构成,并围绕着私募基金注册豁免标准的认定问题,着重介绍和分析了美国私募基金监管的有关法律制度、历史演变及其内在价值取向及变动的原因和规律。就我国私募基金监管的立法价值取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对郭雳先生《美国私募基金规范的发展及其启示》一文中的观点进行了探讨和商榷。第三章私募基金监管模式选择,首先介绍了美国、英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私募基金的监管制度模式,接着对比了当前国际上两种有代表性的监管模式：美国奉行的“规则监管模式”和英国近年来实行的“原则监管模式”,并结合美国的萨班斯法案和新近通过的"Dodd-Frank金融改革法案”进行了分析,然后就我国私募基金监管模式的选择和构建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第四章私募基金法律关系结构研究,主要介绍有关投资基金法律关系性质的各种理论观点、有关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结构的各种立法模式,并根据私募基金的自身特性和我国国情探讨我国私募基金法律关系结构的选择与构建问题。第五章私募基金法律责任制度研究,首先介绍了美国、英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投资基金的监管体系和具体责任制度,之后对比介绍了我国投资基金的监管体系和责任制度,最后就完善我国私募基金法律责任制度提出了一些建议。第六章结论与建议,对本文通过研究得出的有关结论和建议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对于构建我国私募基金法律责任制度提出了一些系统性建议。
二、关于证券投资基金发行设立申报材料有关问题的通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证券投资基金发行设立申报材料有关问题的通知（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证券监管权配置、运行及监督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思路及框架 |
| 五、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证券监管权的一般理论 |
| 第一节 证券监管的意义 |
| 一、证券监管的由来 |
| 二、证券监管的正当性 |
| 第二节 证券监管权的界定 |
| 一、证券监管权的解释 |
| 二、证券监管权的本原 |
| 第三节 证券监管权与证券监管体制 |
| 一、证券监管权的内容 |
| 二、证券监管体制的系统 |
| 小结 |
| 第二章 证券监管权的配置问题 |
| 第一节 证券监管权配置的一般理论 |
| 一、证券监管权配置的界定 |
| 二、证券监管权配置的相关理论 |
| 三、证券监管权配置的具体原则 |
| 第二节 境外证券监管权配置的经验 |
| 一、金融监管体制分类比较 |
| 二、政府证券监管权的配置 |
| 三、证券监管权的分配 |
| 第三节 我国证券监管权配置的问题及对策 |
| 一、我国证券监管权配置的内容 |
| 二、我国证券监管权配置存在的问题 |
| 三、关于我国证券监管权配置的建议 |
| 小结 |
| 第三章 证券监管权的运行问题 |
| 第一节 证券监管权运行的一般理论 |
| 一、证券监管权运行的界定 |
| 二、证券监管权运行的分类以及原则 |
| 第二节 证券监管权运行机制的比较 |
| 一、证券监管权运行机制的国外经验 |
| 二、我国证券监管权的运行机制 |
| 三、证券监管权运行机制之比较 |
| 第三节 我国证券监管权运行的现状、问题及建议 |
| 一、我国证券监管权运行现状 |
| 二、证券监管权运行的问题及建议 |
| 小结 |
| 第四章 对证券监管权的监督问题 |
| 第一节 对证券监管权监督的一般理论 |
| 一、对证券监管权监督的界定 |
| 二、对证券监管权监督的体系 |
| 三、对证券监管权监督的原则 |
| 第二节 权力机关监督和纪检监察机关监督 |
| 一、权力机关监督 |
| 二、纪检监察机关监督 |
| 第三节 司法机关监督 |
| 一、司法机关监督的界定 |
| 二、司法机关关注个案监督 |
| 三、证券司法的总体表现及对策 |
| 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3）投资银行勤勉义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表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
| 三、论证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投资银行勤勉义务的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投资银行勤勉义务的性质、内涵与内容 |
| 一、投资银行勤勉义务性质辨析 |
| 二、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内涵剖析 |
| 三、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内容探讨 |
| 第二节 投资银行勤勉义务的产生与反思 |
| 一、投资银行勤勉义务产生的背景 |
| 二、投资银行履行勤勉义务的内在诱因 |
| 三、投资银行勤勉义务的反思 |
| 第三节 赋予投资银行勤勉义务的理论阐释 |
| 一、赋予投资银行勤勉义务的政治学基础 |
| 二、赋予投资银行勤勉义务的法律经济分析 |
| 三、赋予投资银行勤勉义务的法理支持 |
| 四、赋予投资银行勤勉义务理论间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投资银行勤勉义务的判断标准 |
| 第一节 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判断标准的本质与作用 |
| 一、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判断标准的本质探源 |
| 二、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判断标准的作用解析 |
| 第二节 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判断标准的分类及评析 |
| 一、“谨慎人”标准的内涵界定、作用分析及形成探因 |
| 二、“理性人”标准的内涵界定、作用分析及形成探因 |
| 第三节 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判断标准的比较分析 |
| 一、“谨慎人”标准在理念层次上高于“理性人”标准 |
| 二、英美及我国香港特区的判断标准较德日更有利于投资者保护 |
| 三、不同国家或地区相同事项勤勉尽责要求程度不一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投资银行勤勉义务的实现机制 |
| 第一节 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实现机制的分类与构建 |
| 一、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实现机制构建的考量因素论析 |
| 二、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实现机制的分类及内容构成 |
| 第二节 投资银行勤勉义务激励机制的运转及效应分析 |
| 一、投资银行薪酬与晋升机制的运转及绑定效应 |
| 二、投资银行声誉机制的运转及标签效应 |
| 三、看门人监督机制的运转及竞争效应 |
| 第三节 投资银行勤勉义务约束机制的运转及作用分析 |
| 一、公共执行机制的运转及监管作用 |
| 二、私人执行机制的运转及威慑作用 |
| 三、投资银行内部约束机制的运转及控制作用 |
| 四、发行承销费用支付机制的运转及预防作用 |
| 五、媒体监督机制的运转及监督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投资银行违反勤勉义务的法律责任 |
| 第一节 投资银行违反勤勉义务的民事责任 |
| 一、投资银行违反勤勉义务民事责任的性质与归责 |
| 二、投资银行违反勤勉义务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
| 三、投资银行违反勤勉义务民事责任的抗辩事由 |
| 四、投资银行违反勤勉义务的民事责任分配 |
| 第二节 投资银行违反勤勉义务的行政责任 |
| 一、投资银行违反勤勉义务行政责任类型及构成要件 |
| 二、投资银行违反勤勉义务行政责任的比较分析 |
| 第三节 投资银行违反勤勉义务的刑事责任 |
| 一、投资银行违反勤勉义务刑事责任与构成要件 |
| 二、投资银行违反勤勉义务刑事责任的比较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制度的演进、问题及完善 |
| 第一节 我国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制度的演进 |
| 一、审批制下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制度的建立与缺陷 |
| 二、通道制下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制度的发展与不足 |
| 三、保荐制下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制度的形成与成效 |
| 第二节 我国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一、投资银行勤勉义务规制理念存在偏差且纠正不足 |
| 二、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判断标准模糊且存在缺失 |
| 三、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实现机制激励不足且制衡功能失效 |
| 四、投资银行勤勉义务法律责任追究机制单一且责任分担失衡 |
| 第三节 我国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制度的完善 |
| 一、重塑我国投资银行勤勉义务规制理念 |
| 二、重构我国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判断标准 |
| 三、完善我国投资银行勤勉义务实现机制 |
| 四、优化我国投资银行勤勉义务法律责任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4）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非上市公众公司的基本范畴 |
| 第一节 非上市公众公司的产生原因 |
| 一、清理场外市场中发行乱象,改善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现状 |
| 二、构建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新三板市场的制度供给 |
| 三、资本市场监管权力的变革:地方分权向中央集权的转变 |
| 四、促进投资手段多元化,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 |
| 第二节 非上市公众公司的概念及实践 |
| 一、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的概念 |
| 二、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的实践 |
| 第三节 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转让市场——新三板市场 |
| 一、新三板市场发展现状及其与非上市公众公司的关系 |
| 二、新三板市场的法律性质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现状、学理基础与存在问题 |
| 第一节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的范畴、历史与现状 |
| 一、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的范畴 |
| 二、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路径的历史变迁 |
| 三、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现状 |
| 第二节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路径的法理基础 |
| 一、公司法路径:公司自治与公共干预 |
| 二、证券法路径:证券市场监管模式的变革与发展 |
| 三、第三条道路:公司治理的软法规制 |
| 第三节 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存在的问题 |
| 一、非上市公众公司的内涵和定位缺乏法理基础 |
| 二、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模式和监管主体不明确 |
| 三、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的逻辑起点不明晰 |
| 四、非上市公众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缺乏层次化的安排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路径的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非上市公众公司与上市公司监管路径的区别 |
| 一、公司特征的比较分析 |
| 二、证券交易制度及场所的比较分析 |
| 三、监管路径的比较分析 |
| 第二节 非上市公众公司的域外监管经验镜检 |
| 一、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范畴的域外规范 |
| 二、非上市公众公司市场监管的域外规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的双层路径 |
| 第一节 构建非上市公众公司法律监管的双层路径 |
| 一、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模式的总体框架——双层监管路径 |
| 二、公司维度:非上市公众公司概念和监管体系重构 |
| 三、市场维度:以证券发行制度和差异化信息披露为核心 |
| 第二节 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规则制度安排 |
| 一、规则基础:《公司法》与《证券法》关系的再认识 |
| 二、非上市公众公司法律监管规则的制度安排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公司维度:非上市公众公司的概念和监管体系重构 |
| 第一节 公众公司的概念重构 |
| 一、公众公司的概念辨析与重构 |
| 二、我国公司分类范式的重构 |
| 第二节 非上市公众公司的学理概念完善 |
| 一、非上市公众公司的概念完善 |
| 二、非上市公众公司的分类与名称 |
| 三、非上市公众公司的公司治理规则完善 |
| 第三节 对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体系重构 |
| 一、公众公司登记制度完善 |
| 二、股东知情权与信息披露 |
| 三、现阶段的监管模式完善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市场维度:以证券发行和差异化信息披露制度为核心 |
| 第一节 非上市公众公司的证券发行监管路径 |
| 一、公开发行制度的监管范畴界定 |
| 二、针对特定对象的公开发行制度 |
| 三、公开发行与非公开发行的互通机制——转板制度的建立 |
| 第二节 构建差异化信息披露制度 |
| 一、差异化信息披露理论内涵的完善 |
| 二、信息披露的差异化实现的可能性与具体表现形式 |
| 三、信息披露差异化的具体实现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股权投资基金募集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导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 |
| 第一章 股权投资基金制度概览 |
| 第一节 股权投资的概念 |
| 第二节 股权投资基金相关概念辨析 |
| 一、股权投资基金与证券投资基金 |
|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公募股权投资基金 |
| 三、股权投资基金与创业投资基金 |
| 四、股权投资基金与对冲基金 |
| 五、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产业投资基金 |
| 第三节 股权投资的法律特征和法律属性 |
| 一、法律特征 |
| 二、法律属性 |
| 三、内外部法律关系 |
| 第二章 股权投资基金募集组织制度选择 |
| 第一节 公司制股权投资基金 |
| 一、公司概述 |
| 二、公司制股权投资基金 |
| 三、公司制股权投资基金在各国的发展历程 |
| 四、公司制股权投资基金的优势与劣势分析 |
| 第二节 信托制股权投资基金 |
| 一、信托概述 |
| 二、信托制股权投资基金的结构 |
| 三、我国信托法移植中的缺憾给信托制基金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第三节 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 |
| 一、普通合伙的起源及其运作机制 |
| 二、普通合伙对股权投资基金的不适用性 |
| 三、有限合伙对普通合伙的改进及其运作机制 |
| 四、两大法系关于有限合伙制度的立法概况 |
| 五、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股权投资基金募集的主要参与方 |
| 第一节 合格投资者 |
| 一、“合格投资者”的概念 |
| 二、建立合格投资者制度的必要性 |
| 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格投资者”的立法判断比较 |
| 四、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格投资者的立法检讨 |
| 五、对我国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制度的立法建议 |
| 第二节 基金管理人 |
| 一、基金管理人的性质与组织形式 |
| 二、基金管理人存在的必要性 |
| 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资格界定的立法模式 |
| 四、我国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资格界定的利弊观察 |
| 第四章 非公开募集股权投资基金 |
| 第一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概念与特点 |
| 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概念 |
|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特点 |
| 第二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种类及相关概念辨析 |
| 一、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
|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公募股权投资基金 |
| 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创业投资基金 |
| 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对冲基金 |
| 五、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产业投资基金 |
| 第三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的性质分析 |
| 第四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
| 第五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第六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立法的必要性分析 |
| 第七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立法问题探讨 |
| 一、统一的《投资基金法》更符合现实需要 |
| 二、不刻意强调私募基金投向 |
| 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募集 |
| 四、加强私募所得资金的监管 |
| 五、严格限制私募基金的销售渠道和销售方式 |
| 第五章 公开募集股权投资基金 |
| 第一节 股权投资机构公开募集资本概览 |
| 一、基金上市模式 |
| 二、管理机构上市模式 |
| 三、混同上市模式 |
| 四、PE公募成风催生了标普上市PE指数 |
| 第二节 公募型股权投资机构组织形式选择 |
| 一、商业发展公司 |
| 二、有限合伙企业 |
| 三、公司制 |
| 四、有限责任企业 |
| 第三节 海外股权投资机构公募前后对比分析 |
| 一、融资方式的变化 |
| 二、经营风险的变化 |
| 三、信息披露要求的变化 |
| 四、监管方式的变化 |
| 五、流动性的变化 |
| 第四节 中国股权投资机构公开募集资本现状分析 |
| 一、基金上市模式 |
| 二、管理机构上市模式 |
| 三、子公司模式 |
| 第五节 中国股权投资机构上市面临的法律问题 |
| 一、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不能成为上市公司 |
| 二、公司制普通合伙人不可直接作为上市主体 |
| 三、国有基金管理机构不能成为普通合伙人 |
| 四、信息披露缺乏统一标准 |
| 五、会计计价方法将抑制股权投资类上市公司投资于早期企业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税收因素对股权投资基金募集的影响 |
| 第一节 税收因素对内资公司制股权投资基金募集的影响 |
| 一、内资公司制股权投资基金税收政策 |
| 二、内资公司制股权投资基金税收优惠政策 |
| 第二节 税收因素对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募集的影响 |
| 一、国家法律层面对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税收政策 |
| 二、各地关于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的税收政策分析 |
| 三、西部地区股权投资基金税收政策 |
| 第三节 税收因素对外资背景股权投资基金募集的影响 |
| 一、征税模式 |
| 二、具体规定 |
| 三、内、外资股权投资基金享受同等税收待遇 |
| 第七章 我国股权投资募集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
| 第一节 加快立法步伐,酌情制定统一的《投资基金法》 |
| 第二节 对各类组织形式的基金尽可能给予同等法律待遇 |
| 一、组织结构的成本差异较大 |
| 二、获取资本的便捷程度相差甚远 |
| 第三节 建立合格投资者制度,注重对管理人规范和引导 |
| 一、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建立合格投资者的动态标准 |
| 二、从必要条件和限制条件两方面建立基金管理人监督管控体制 |
| 第四节 允许股权投资基金通过公开渠道募集资金 |
| 第五节 梳理税政政策,加大对中早期创投基金税收优惠力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着作类 |
| 二、中文论文类 |
| 三、英文文献 |
| 附录：Private Equiry的概念和译法 |
| 一、PE的概念 |
| 二、PE的译法 |
| 三、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对PE的译法 |
| 致谢 |
（7）2011年中国证券市场法治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以“加强监管,放松管制”为理念的证券立法 |
| (一)证券发行改革的“市场化”与上市公司监管的“规范化” |
| 1.新股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进入“深水区” |
| 2.多规“深耕细作”上市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 |
| 3.企业并购重组制度走向规范化和市场化 |
| 4.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完善取得新进展 |
| (二)规范证券公司业务发展,推动证券公司业务创新 |
| 1.融资融券转“常规”和转融通制度推出 |
| 2.规范券商直投业务,“直投+保荐”模式受限 |
| 3.新规推动券商报价回购发展和试点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
| (三)放松基金行业管制,强化基金行业监管 |
| 1.RQFII试点推出,推动境外人民币投资境内资本市场 |
| 2.规范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基金第三方销售重新起步 |
| 3.基金专户理财门槛取消,进一步推动基金产品市场化 |
| 4.基金公平交易再规范,防范利益输送 |
| 5.规范股权投资企业发展,PE备案制推开 |
| (四)整顿交易场所,防范金融风险 |
| 1.国务院发文清理整顿交易场所,防范金融风险 |
| 2.证监会牵头部级联席会议,破解交易场所乱象 |
| (五)期货监管多规出台,积极促进期货行业健康发展 |
| 二、以发展和诚信为核心的证券市场制度创新 |
| (一)债券市场制度发展取得重大突破 |
| (二)推动资本市场诚信建设,构筑诚信监管体系 |
| 三“公开和规范”的证券市场行政执法 |
| (一)证券发行监管市场约束逐步呈现 |
| 1.八菱科技发行中止加快深化新股发行改革 |
| 2.夯实证券发行保荐监管,推动保荐监管公开化 |
| (二)券商“研报门”事件频出,证券分析师监管有待加强 |
| (三)严打资本市场“盗窃”,内幕交易行政执法认定规则逐步确立 |
| 1.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从源头遏制内幕交易 |
| 2.积极探索内幕交易案件行政执法,逐步确立执法认定规则 |
| (四)资本市场新“诈骗”泛滥,市场操纵监管“零容忍” |
| 1.传统“坐庄”销声匿迹,“抢帽子”、短线等新型操纵层出不穷 |
| 2.单账户、单一手段的操纵渐少,复合化、多账户和谋化操纵趋重 |
| 3.新“诈骗”手法考验市场操纵立法,《证券法》操纵条款亟须修改 |
| (五)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执法,严管各种违规信息披露 |
| 1.出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规范信息披露行政执法 |
| 2.大额持股信息披露违规认定规则进一步明确,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 |
| 3.严查上市公司常规信息披露违规行为 |
| (六)“老鼠仓”继续蔓延,监管仍应加强 |
| (七)严管短线交易及其他违规交易行为,确保资本市场交易公平 |
| 四、“保障和引导”资本市场发展的证券司法 |
| (一)最高法颁解释出政策,为资本市场规范发展保驾护航 |
| 1.最高法出政策从证据视角规范和保障证券行政监管权力 |
| 2.最高法颁解释进一步确立自律管理指定管辖和特殊目的财产司法豁免的原则 |
| (二)欺诈发行罪再显威,“达摩利斯之剑”剑指绿大地 |
| (三)内幕交易罪案件频发,司法认定标准逐步确立 |
| (四)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实践,韩刚、许春茂“老鼠仓”获刑 |
| (五)最高法公报期货交易纠纷典型案例,积极维护资本市场投资者权益 |
| (六)证券侵权民事赔偿诉讼仍步履维艰,司法解释亟待出台 |
| 五、以《证券法》修改完善为主题的研讨活动相继举行 |
| 结语 |
（8）全流通时代的证券犯罪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目录 引言 1 证券犯罪概述 |
| 1.1 证券犯罪的概念和类型 |
| 1.1.1 证券概述 |
| 1.1.2 证券犯罪的概念 |
| 1.1.3 证券犯罪的类型 |
| 1.2 证券犯罪的法益和被害人 |
| 1.2.1 证券犯罪的法益 |
| 1.2.2 证券犯罪的被害人 |
| 1.3 证券犯罪认定与解释的基本立场 |
| 1.3.1 刑法谦抑原则 |
| 1.3.2 行为无价值 |
| 1.3.3 形式解释和实质解释相统一 2 证券犯罪的行政认定与刑事认定的衔接 |
| 2.1 行政认定出现在刑事认定中的原因和作用 |
| 2.1.1 行政认定的概念和种类 |
| 2.1.2 行政认定出现在刑事认定中的历史回顾 |
| 2.1.3 行政认定出现在刑事认定中的原因 |
| 2.1.4 行政认定在刑事认定中的作用 |
| 2.2 行政认定并非刑事认定的前置程序 |
| 2.2.1 行政权与司法权价值取向和运行机理的区别 |
| 2.2.2 证券刑法规范的相对独立性和刑事违法性判断的独立性 |
| 2.2.3 刑事违法性认定与行政违法性认定的区别 |
| 2.3 完善行政认定与刑事认定衔接的法律进路 |
| 2.3.1 加强公安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的沟通与互动 |
| 2.3.2 建立健全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刑事司法审查制度 |
| 2.3.3 不断完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制 3 证券犯罪的因果关系及认定 |
| 3.1 证券犯罪的行为犯与结果犯之争 |
| 3.1.1 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分标准 |
| 3.1.2 行为犯的立法依据 |
| 3.1.3 有关国家和地区证券犯罪的行为犯与结果犯立法例 |
| 3.1.4 笔者观点 |
| 3.2 传统刑法因果关系学说在证券犯罪因果关系认定中的不适应 |
| 3.2.1 大陆法系刑法因果关系学说评述 |
| 3.2.2 英美法系刑法因果关系学说回顾 |
| 3.2.3 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述评 |
| 3.2.4 传统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在证券犯罪因果关系认定中遇到的尴尬 |
| 3.3 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对证券欺诈因果关系的认与启示 |
| 3.3.1 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对证券欺诈因果关系的处理 |
| 3.3.2 因果关系推定的内涵 |
| 3.3.3 启示 |
| 3.4 我国证券犯罪因果关系认定的若干疑难问题 |
| 3.4.1 操纵证券市场罪的因果关系及其认定 |
| 3.4.2 内幕交易罪的因果关系与把握 4 证券犯罪的共犯形态 |
| 4.1 证券共同犯罪的罪名争议 |
| 4.1.1 问题由来 |
| 4.1.2 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与证券共同犯罪 |
| 4.1.3 证券共同犯罪的定性 |
| 4.2 证券共同犯罪认定中的几个特殊问题 |
| 4.2.1 受他人明示、暗示从事证券买卖行为的界定 |
| 4.2.2 受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指使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定性 |
| 4.2.3 “跟庄”行为的理解 |
| 4.2.4 “锁仓”行为的性质 |
| 4.3 证券共同犯罪刑事责任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
| 4.3.1 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接受操纵证券市场行为人委托买卖证券的刑事责任 |
| 4.3.2 为操纵证券市场者提供证券账户、资金行为的刑事责任 |
| 4.3.3 中介机构为他人欺诈发行股票、债券提供虚假证明文件行为的刑事责任 |
| 4.3.4 为他人编造并传播虚假交易信息行为的刑事责任 |
| 4.3.5 无身份者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行为的刑事责任 5 证券犯罪的“兜底条款”与立法完善 |
| 5.1 证券犯罪中“兜底条款”的理解与适用 |
| 5.1.1 兜底条款的概念和种类 |
| 5.1.2 汪建中“抢帽子交易案”的争议与问题 |
| 5.1.3 兜底条款刑法解释的基本立场 |
| 5.1.4 “抢帽子交易”的行为定性 |
| 5.2 完善我国证券犯罪现行立法的设想 |
| 5.2.1 现行立法的主要问题 |
| 5.2.2 完善立法的主要原则 |
| 5.2.3 完善证券犯罪立法的具体建议 参考文献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后记 附件 |
（9）中国私募证券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私募证券制度背景解读 |
| 第一节 争论中的证券与私募 |
| 一、证券内涵与外延 |
| 二、溯源私募 |
| 三、私募与相关概念辨析 |
| 第二节 自发生长的私募证券 |
| 一、美国私募证券新近趋势 |
| 二、中国私募证券三种形式 |
| 第三节 私募证券的制度背景 |
| 一、分析进路：新制度经济学 |
| 二、并非偶然：私募证券的社会经济基础 |
| 第四节 私募证券法律规制必要性分析 |
| 一、理论基础 |
| 二、事实基础 |
| 三、法律基础 |
| 小结 |
| 第二章 私募证券发行法律制度构造 |
| 第一节 私募证券发行内涵剖析 |
| 一、证券发行制度一般性分析 |
| 二、私募证券发行之独特性 |
| 第二节 合格投资者：财富，智识，关系 |
| 一、美国“获许投资者”标准演变 |
| 二、填补中国立法缝隙之建议 |
| 第三节 审核制度：豁免注册VS.事后备案 |
| 一、注册制VS.核准制 |
| 二、中国私募发行宜采用备案制 |
| 第四节 信息披露：强制与自愿 |
| 一、私募发行信息披露域外经验 |
| 二、规制路径：强制与自愿并举 |
| 第五节 非公开方式：互联网的挑战 |
| 一、美国对“非公开方式”之界定 |
| 二、来自互联网的挑战 |
| 三、中国私募证券发行方式立法思考 |
| 小结 |
| 第三章 私募证券转售：限制与流通之平衡 |
| 第一节 私募证券转售分析框架 |
| 一、证券交易制度基本理论 |
| 二、私募证券转售限制必要性 |
| 第二节 美国私募证券转售制度演变 |
| 一、Rule 144：“承销商”之安全港规则 |
| 二、第4((1(1/2)))豁免：来自实践的智慧 |
| 三、Rule 144A ：QIB 的“特权” |
| 第三节 中国私募证券转售规制检讨与思考 |
| 一、现行制度梳理 |
| 二、立法反思及制度构想 |
| 第四节 中国私募证券转售市场路在何方 |
| 一、美国经验——以PORTAL 为核心 |
| 二、若隐若现的中国私募证券转售市场 |
| 三、多层次资本市场视角下的设想 |
| 小结 |
| 第四章 私募证券法律责任：救济与惩戒 |
| 第一节 理念冲突：“民”“行”孰重？ |
| 一、从“重行轻民”到“民行并重” |
| 二、语焉不详的私募证券法律责任 |
| 第二节 民事责任：违约，侵权，缔约过失 |
| 一、三种形式 |
| 二、私募证券民事责任构建 |
| 第三节 本法责任下的私募证券行政责任 |
| 一、不可回避的本法责任 |
| 二、私募证券行政责任个案讨论 |
| 第四节 刑事责任：厘清与非法集资之界限 |
| 一、证券犯罪形态 |
| 二、私募证券与非法集资界限探析 |
| 小结 |
| 第五章 私募证券立法：以《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为样本 |
| 第一节 私募证券规制目标、原则及境外趋势 |
| 一、目标：投资者保护VS.市场效率 |
| 二、适度规制与统一规制 |
| 三、域外趋势：私募与公募之融合 |
| 第二节 “阳光私募”法律规制现实困境 |
| 一、“阳光私募”法律结构分析 |
| 二、规制现状 |
| 三、现实困境 |
| 第三节 私募基金“入法”：探寻适度的规制边界 |
| 一、美国私募基金监管演变及制度逻辑 |
| 二、中国现行制度检讨与反思 |
| 三、《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九点建议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私募基金监管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现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和本文结构 |
| 五、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私募基金概述 |
| 第一节 私募基金的概念 |
| 一、有关私募基金概念的各种观点 |
| 二、本文所构建的私募基金定义 |
| 第二节 基金的发展历史与分类 |
| 一、基金的发展历史 |
| 二、国外私募基金的发展历史 |
| 三、基金的分类 |
| 第三节 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
| 一、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历程 |
| 二、我国私募基金的现状 |
| 第四节 我国私募基金的法律制度环境 |
| 一、我国私募基金的法律制度环境 |
| 二、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二章 私募基金监管立法价值取向研究 |
| 第一节 私募基金监管立法的价值目标体系 |
| 第二节 私募基金监管目标的统一与冲突 |
| 一、私募基金监管目标的统一性 |
| 二、私募基金监管目标的冲突性 |
| 第三节 对美国私募基金监管制度的历史考察与反思 |
| 一、美国私募基金监管制度简介 |
| 二、美国对私募基金监管尺度的历史变化 |
| 三、反思与启示 |
| 第三章 私募基金监管模式选择 |
| 第一节 私募基金监管制度简介 |
| 一、美国私募基金监管制度简介 |
| 二、英国私募基金监管制度简介 |
| 三、日本私募基金监管制度简介 |
| 四、我国台湾地区私募基金监管制度简介 |
| 第二节 私募基金监管制度的对比与评析 |
| 一、各国私募基金监管制度的共同之处 |
| 二、以美英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监管模式的对比 |
| 第三节 论我国私募基金监管模式的选择与构建 |
| 第四章 私募基金法律关系结构研究 |
| 第一节 有关投资基金法律关系性质的各种学说及评析 |
| 一、有关投资基金定义的各种学说及评析 |
| 二、有关投资基金法律关系性质的各种学说及评析 |
| 第二节 有关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结构的各种立法模式简介 |
| 一、德国模式 |
| 二、瑞士模式 |
| 三、英国模式 |
| 四、日韩模式 |
| 第三节 论我国私募基金法律关系结构的选择与构建 |
| 第五章 私募基金法律责任制度研究 |
| 第一节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基金监管体系和制度简介 |
| 一、美国基金监管体系和制度 |
| 二、英国基金监管体系和制度 |
| 三、日本基金监管体系和制度 |
| 第二节 我国基金监管体系和制度简介 |
| 一、我国基金监管体系现状 |
| 二、我国基金监管制度现状 |
| 三、我国基金监管体系和制度的不完善之处 |
| 第三节 我国投资基金法律责任制度现状 |
| 一、法律责任概述 |
| 二、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民事法律责任制度概述 |
| 三、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行政法律责任制度概述 |
| 四、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责任制度概述 |
| 五、我国私募基金行业最新法律责任案例及评析 |
| 第四节 论如何完善我国私募基金法律责任制度 |
| 一、国外基金监管制度带给我们的启示 |
| 二、英国私募基金监管制度的最新演进 |
| 三、完善我国私募基金法律责任制度的建议 |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关于证券投资基金发行设立申报材料有关问题的通知（论文参考文献）
- [1]基础设施REITs的法律解构与风险规制[J]. 洪艳蓉. 证券法苑, 2021(01)
- [2]中国证券监管权配置、运行及监督问题研究[D]. 鲍颖焱.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3]投资银行勤勉义务研究[D]. 龙稳全. 厦门大学, 2019(12)
- [4]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路径研究[D]. 祁畅. 中国政法大学, 2018(01)
- [5]新《基金法》关于公募基金放松管制规定的评析[J]. 何艳春,郝金. 证券法苑, 2013(01)
- [6]股权投资基金募集法律制度研究[D]. 黄韬. 南京大学, 2013(07)
- [7]2011年中国证券市场法治述评[J]. 武俊桥. 证券法苑, 2012(01)
- [8]全流通时代的证券犯罪问题研究[D]. 王崇青. 武汉大学, 2012(12)
- [9]中国私募证券法律规制研究[D]. 杨柏国. 华东政法大学, 2011(11)
- [10]私募基金监管法律问题研究[D]. 彭夯. 复旦大学, 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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