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育龄妇女生殖保健状况调查（论文文献综述）
姚力,张雪莲[1]（2021）在《已婚育龄妇女健康状况与保健意识调查》文中研究说明目的调查并分析甘肃省某县已婚育龄妇女的健康状况及保健意识,为相关部门制定科学干预计划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整群分层抽样方法,随机抽取2018—2019年甘肃省某县级地区已婚育龄妇女共1 943人,并针对其身体健康状况如患病状况、"两癌"（宫颈癌和乳腺癌）检查及生殖道保健等问题开展问卷调查。结果接受调查的妇女中,90.99%具有接受定期妇科检查的意识,整体健康状况良好,两周患病率17.91%、慢性病患病率10.71%,较第四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水平有不同程度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658,P<0.05）;67.83%的人群生殖健康及保健意识较薄弱（χ2=235.253,P<0.05）,86.52%调查者对避孕节育措施有正确认识与选择（χ2=353.669,P<0.05）,51.84%被调查者不具备定期"两癌"筛查意识（χ2=339.100,P<0.05）。结论目前,甘肃省某县已婚育龄妇女总体健康状况稳中有升,后续临床工作重心应完善医疗服务体系,根据不同年龄或文化程度特点有针对性地筛查干预,进一步强化人群生殖健康及保健意识,降低相关癌症发病风险。
唐龙妹[2]（2020）在《中国育龄妇女人工流产水平变化趋势及相关因素分析》文中认为目前,人工流产仍然是全球的重要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全世界每年大约有9900万非意愿妊娠,其中56%以流产告终。按全球每年流产数量为5590万估计,每千名15-44岁育龄妇女流产次数约35次。近些年中国每年人工流产例数在900多万例,其中约有50%是重复人工流产。虽然我国制定了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和规范的流产服务,总体上人工流产是有效和安全的,但人工流产,特别是反复多次的人工流产,或多或少对女性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人工流产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从社会层面,经济的发展、生育政策的调整、人口结构的变化、健康教育普及程度等都可能引起当地人工流产水平的改变;从个体层面,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职业、避孕健康知识水平等因素都可改变个人因意外妊娠而进行人工流产的可能性,进而影响整个社会人工流产水平。因此,从宏观和微观角度研究和了解人工流产的影响因素,对于制定有效策略和措施,预防人工流产,减少人工流产对身心健康的影响,提高育龄妇女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分别利用官方统计数据以及不同时期调查数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分析我国人工流产的现状以及人工流产的影响因素。第一部分中国近五十年人工流产及其并发症流行趋势和未来预测分析目的:分析人工流产及其并发症的变化趋势,了解人工流产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之间的关系,预测未来几年人工流产水平。方法:收集1971年-2018年中国人工流产例数、1988年-2018年育龄妇女人数、1990年-2018年活产数以及2002年-2018年人工流产所致子宫穿孔、人流不全、感染等并发症数量,估计不同年份人工流产率、人工流产活产比、人工流产所致并发症发生率。使用动态数列分析法,分析其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使用有序样品聚类法对人工流产例数进行聚类,分析人工流产与计划生育政策的相关性。借助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ARMA）预测2019-2025年中国人工流产例数、人工流产率及人工流产活产比。结果:1971年-2018年中国人工流产例数从370万到970万,中国人工流产例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平均发展速度为101.96%;各年份中国人工流产例数波动较大;1971年开始中国人工流产例数逐渐增长,1980年-1990年之间保持在高峰状态,从1991年开始下降,到2000年下降到低点后基本保持平稳。1988年-1998年中国人工流产率下降明显,定基比发展速度从104.39%下降到49.33%,1998年以后相对稳定;1988年-2018年人工流产率平均发展速度为98.53%。1990年-2018年中国人工流产活产比的定基比发展速度从100.45%下降到44.41%,平均发展速度为98.68%,1990年-1997年下降趋势明显,2014年达到最低点后,2015年-2018年稍有上升。2002年-2008年中国人工流产相关并发症从27.40/万下降至12.3/万,2008年后稳定在13/万上下;人工流产所致子宫穿孔的发生率较低,在0.25/万-0.85/万之间波动且幅度小;人流不全发生率也呈现出2002年-2008年逐渐下降,2008年后保持稳定的状态,最高峰为2002年（23.96/万）,最低谷为2008年（10.48/万）;人工流产术中感染的发生率2002年-2005年缓慢上升（3.11/万-3.95/万）,2005年后缓慢下降趋势（2.59/万-0.72/万）。有序样品聚类将1971年-2018年的人工流产例数聚为3类,分别是1971-1979年（为限制生育政策形成和全面推广阶段）,1980-1994（“独生子女”政策阶段）,1995-2018年（独生子女政策逐步调整放开阶段）。ARIMA模型预测2019年-2025年中国人工流产数在970万上下波动,95%置信区间在741万-1199万之间;人工流产率在28.25‰上下波动,95%置信区间在21‰-35‰之间;人工流产活产比则稳定在58.30%附近,95%置信区间在为38%-82%之间。小结:1971年以来,中国的人工流产水平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而波动,人工流产例数与计划生育政策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未来几年,中国人工流产总数将稳定在每年970万左右,人工流产率约为27‰左右。全面“二孩”政策后,人工流产数量仍然巨大,需建立规范、有效的服务体系,增进生殖健康知识,提高避孕药具正确使用率,降低人工流产水平,最终减少甚至避免可能造成的危害。第二部分中国不同地区人工流产差异和相关影响因素分析目的:比较不同分组方式人工流产水平差异,分析地方计划生育政策、经济水平、人口构成对人工流产水平影响。方法:收集我国2002-2018年31省（市、自治区）人工流产例数、人工流产率、人工流产活产比、国内生产总值（GDP）、城镇人口比重等数据。按照GDP排名分为3组、城镇人口比重是否大于50%分为2组,是否为少数民族地区分为2组,比较不同分组方式的人工流产水平的差异。使用秩相关分析法分析人工流产与GDP和城镇人口比重的相关性;多重线性回归分析GDP、城镇人口比重、是否为少数民族自治区对人工流产例数、人工流产率和人工流产活产比的影响。借助k均值聚类法,以2002年-2018年各年份人工流产相关数据为变量,对31个省份进行聚类,分出不同流产水平地区,并对比按人工流产水平分组和其他3种分组方式包含省份的差异。结果:2002年-2018年各省份人工流产数量与GDP的秩相关系数在0.763-0.883之间,人工流产活产比与GDP的秩相关系数在0.535-0.796之间,人工流产率与GDP的秩相关系数在0.4以下;不同GDP水平分组人工流产率和人工流产活产比存在差异,高GDP组人工流产率和人工流产活产比平均水平最高,中GDP组其次,低GDP组最低。各省份人工流产数量与城镇人口比重的秩相关系数在0.205-0.375之间,人工流产率与城镇人口比重的秩相关系数在0.475-0.686之间,人工流产活产比与城镇人口比重的秩相关系数,除2016年为0.692外,其他年份均在0.7以上。不同城镇人口比重组人工流产率和人工流产活产比不同,城镇人口比重高的组人工流产率和人流活产的平均水平高于城镇人口比重低的组。少数民族自治区人工流产率和人工流产活产比的平均水平低,非少数民族自治区人工流产和人工流产活产比的平均水平高。k均值聚类将31个省份聚为3类,Ⅰ类地区包括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等6个省（市）,属于高人工流产水平地区;Ⅱ类地区包括天津市、山东省、广西壮族自区等11个省（市、自治区）,属于中等人工流产水平地区,Ⅲ类地区包括青海省、河南省、西藏自治区等14个省（自治区）,属于低人工流产水平地区;聚类分析的3个不同人工流产水平组包含的省份与其他分组方式包含省份的情况不完全一致。多重线性回归分析人工流产影响因素的结果显示:人工流产例数主要受城镇人口比重的影响,人工流产活产比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是否自治区,而人工流产率则同时受到GDP、城镇人口比重和是否自治区的影响。小结:中国不同地区人工流产水平不同。人工流产受多种因素影响,地区计划生育政策宽松的省份,人工流产水平高;地区经济水平高、城镇人口比重大的地区,人工流产水平较高。管理者需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第三部分基于两次欧盟调查数据的中国重复人工流产分析目的:使用两次欧盟资助项目中人工流产数据,分析不同时期中国重复人工流产的差异以及影响重复人工流产的因素。方法:两次横断面调查（2005-2007年和2015-2016年）分别涉及3个城市24家医院和全国30省（市、自治区）90家医院,所有在调查期间因意外妊娠而至样本医疗机构进行人工流产的早期妊娠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卡方检验和秩和检验用于流产妇女人口学特征、重复流产比例以及流产原因比较。通过对年龄、学历、职业、婚姻和生育状况进行倾向性评分匹配（PSM）,调整两次调查流产女性人口学特征不同对分析结果的影响。使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ZNBI）分析重复人工流产的影响因素。结果:共有26125名人工流产女性参与研究,第一次调查9497人,第二次调查16628人。与第二次调查比较,第一次调查的人工流产女性年龄偏小,初中及以下低学历者较少,无业/待业者比例少,未婚、无子女者较多,两次调查女性在年龄、学历、职业、婚姻和生育状况方面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1）。第一次调查重复人工流产比例为44.97%,第二次调查重复人工流产比例为51.5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经过PSM调整后第一次调查重复人工流产比例为60.28%,明显高于第一次调查结果11.11%（P<0.001）。零膨胀负二项回归的零膨胀模型显示,第二次调查人工流产妇女中重复流产发生的比例低于第一次调查(ORadj及95%CI:13.932（8.396,23.119）,下同);大专（0.460（0.306,0.691））、高中/职中/中专（0.189（0.100,0.359））和初中（0.117（0.046,0.299））学历者发生重复人工流产的危险性高于大学及以上者;与无业/待业妇女者比较,从事服务行业女性发生重复人工流产的危险性较高（0.193（0.069,0.535））;已婚和已育妇女发生重复人工流产的危险性较高（0.310（0.198,0.485）和0.083（0.054,0.127））。零膨胀计数模型显示,第二次调查时平均重复人工流产次数是第一次调查的91.9%（95%CI:（87.9%,96.0%）,下同）;年龄在21-25岁、26-30岁、31-35岁、36-40岁以及40岁以上的人工流产女性的重复流产次数分别是20岁及以下人工流产女性的1.779（1.624,1.950）倍、2.547（2.309,2.809）倍、3.272（2.960,3.618）倍、4.011（3.618,4.448）倍和3.932（3.465,4.461）倍;与大学及以上学历人工流产女性平均人工流产次数比较,大专学历者是其平均次数的1.176（1.111,1.246）倍,其他学历者约是其平均次数的1.3倍;除管理人员外,其他各类职业的人工流产女性平均流产次数约是无业/待业者的60%-95%;已婚女性平均重复人工流产次数是未婚者的92.9%（87.9%,98.2%）;已育者平均重复流产次数是未育者的1.171（1.098-1.249）倍。两次调查重复流产女性意外妊娠原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原始数据中第二次调查“避孕失败”的比例（52.13%）高于第一次调查（51.32%）,而PSM调整后第二次调查“避孕失败”的比例（52.52%）低于第一次调查（56.83%）。原始数据和PSM数据均显示,第一次调查“未避孕”原因中“不想避孕/不认为会怀孕”和“未准备好避孕工具情况下发生性行为”的比例各占40%;第二次调查“不想避孕/不认为会怀孕”的比例超过75%,“未准好避孕工具情况下发生性行为”的比例不到20%;两次调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无论是原始数据还是PSM数据,第一次调查时构成比排前两位的“避孕失败”的原因均是“紧急避孕”和“安全套/膜/栓”,而第二次调查排名前两位的则为“安全套/膜/栓”和“安全期避孕”,两次调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小结:中国重复流产比例较10年前降低。婚育状况、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是人工流产女性重复流产的影响因素。目前女性意外妊娠的原因发生改变,“不想避孕/认为不会怀孕”以及安全套/膜/栓避孕或安全期避孕导致避孕失败是重复人工流产女性意外妊娠的主要原因。
石人炳,刘珊[3]（2018）在《已婚流动育龄妇女二胎孕产期保健服务利用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数据,利用定序逻辑回归分析已婚流动育龄妇女二胎孕产期保健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人口学特征和经济社会特征显着影响流动育龄妇女二胎孕产期保健服务利用程度。此外,流动特征方面,生育二胎前无流动经历的高于有流动经历的育龄妇女;孕期主要在外地的高于主要在老家的育龄妇女;流入区域显着影响流动育龄妇女二胎孕产期保健服务利用。生殖健康知识方面,接受过生殖与避孕教育的显着高于没有接受过生殖与避孕教育的流动育龄妇女。生育特征方面,住院分娩的显着高于不住院分娩的流动育龄妇女;计划内生育二胎的显着高于计划外生育二胎的流动育龄妇女。
王瑞[4]（2018）在《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影响因素及生育意愿的实证研究 ——以湘西州为例》文中指出目的:了解湘西州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并探讨生殖健康与生育意愿间的关系,为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生殖健康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随机抽取了湘西州20-49周岁的农村育龄妇女,对其生殖健康及生育意愿进行面对面访谈式问卷调查,并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单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及偏最小二乘路径模型对获取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预调查结果显示,湘西州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及生育意愿调查问卷的信度、效度均较好.（2）对生殖健康现状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妇科疾病状况:农村育龄妇女的妇科病患病率高达63.1%,其中妇科病患病率占前3位的依次为:阴道炎,子宫颈炎,盆腔炎.生殖健康知识状况:农村育龄妇女对生殖健康相关知识的总知晓率仅为44.8%,其中她们对乳房保健知识的知晓率最低（28.6%）,其次是避孕方法（35.2%）、孕产期保健知识（36.3%）.生殖健康态度状况:绝大多数农村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保健意识薄弱,她们对婚前检查、定期孕/妇检、住院分娩、避孕节育方式知情选择等采取顺其自然,甚至是反对的态度,仅有51.5%和52.9%的农村育龄妇女愿意进行定期妇/产检.生殖健康行为状况:农村育龄妇女的卫生习惯普遍较差,仍有部分育龄妇女不经常清洗阴部、和家人共用盆和毛巾等.生殖健康服务状况:农村育龄妇女对社区的生殖健康服务不太满意,而真正获得社区所提供的生殖健康服务项目的育龄妇女均未超半.（3）经PLS路径模型中的测量模型发现,潜变量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体知识、个体态度、个体行为、家庭因素、社区因素为影响生殖健康状况的重要因素,直接路径系数分别为-0.0029、0.0775、0.647、0.2821、0.1044、0.0921、0.0246.然后建立结构模型来探析各因素对生殖健康状况的间接作用,最终得到以个体知识、个体态度、个体行为为内生潜变量的3条影响路径.（4）经卡方检验结果得,生殖健康对生育意愿有显着性影响,并且在不同年龄组、不同受教育程度及不同家庭月收入中,生殖健康与生育意愿间也存在差异性.结论:（1）湘西州农村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状况较差,妇科病患病率高,她们的知识、态度、行为亟待改变.（2）影响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状况的因素涉及个人、家庭及社区等多方面且影响程度有所不同.其中有些因素是不可测,通过PLS路径模型可以有效地处理该问题,为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生殖健康状况打下基础.（3）加强生殖健康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提升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知识的知晓率,从而促进她们做出正确的生殖健康行为及生育行为;加强生殖健康服务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找出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的服务模式;不断提升卫生服务水平,以降低高龄孕产妇的生育风险.
周长友[5]（2018）在《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文中认为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体现为两种类型,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则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政治学研究长期以来以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为关注重点,较少论及人类自身的生产和价值分配过程。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国现代节育运动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结合部分田野访谈资料,深入考察分析了现代生殖技术进步对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空间生产和分配的作用和影响,探讨现代国家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育权利和资源的价值分配及其政治逻辑。国家权力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重塑了人们的身体观,同时也扩展了政治价值分配的权力空间,从而使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成为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主要特征。国家权力和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不仅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衍生出性别、民族、区域和年龄结构等失衡性权利问题,同时也衍生出配子技术和选择生育等生命和技术伦理问题。这些演变不仅是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产物和结果,也会对未来中国生育政治的权力与权利分配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将生育政治的历史过程、运行逻辑、实践后果及时代特征展露无遗。传统社会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的限制,人口增长相对缓慢,“广土众民”成为王朝统治者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家庭和个人等社会力量成为节育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和参与者。西方近代节育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不仅带来了生育“价值的颠覆”,而且使部分知识分子将节育运动同提高国民素质和摆脱“东亚病夫”形象的政治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医学科学和技术的传入则为在中国社会进行节育实践提供了可能。这促使中国近代节育运动逐渐由观念宣传迈向行动实践,开始在一些沿海大城市零星开展起来,但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均非常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人们的生育行为迅速从“私域”走向了“公域”,个人身体在技术支持下开始成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公共空间,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贯彻国家生育意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等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特征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生殖医学技术进步带来的身体医疗化现象不仅抛弃了传统医学将人类身体视为一个封闭空间的旧有认知,而且将公民的个人身体内部空间公开地展示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之下。生育行为的政治化和技术化转变使国家政治权力成为节育技术推广和应用的权力保障,生殖技术则为节育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两者紧密协作共同塑造了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面貌。公民个人的身体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作用下成为被规训的后果和对象。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的作用下,公民个人身体不仅成为不断被权力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同时也成为被技术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医疗化的身体不仅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作用下成为了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和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而且逐渐演变形成了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化生育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主要内容,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被认为是政策实施的两项主要宗旨。国家通过建立人口计划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人口计划工作指标体系实现对人口增长数量的计划约束,同样通过建立优生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优生目标调控方式实现对人口增长质量的计划控制。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国家通过建立从中央、省、地（市）、县、乡、村的六级计划生育行政组织机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构建了一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繁密计划生育权力和技术网络,形成了对公民个人身体和生育行为进行权力和技术监视的强大力量。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制度、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动员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强化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力度,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公民个体和家庭在面对强势权力和技术干预时的权利失能化倾向。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化生育不仅是贯彻国家生育调控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需求的主要方式。国家通过建立准生证制度、利益导向制度和基层监控制度等权力监控体系实现了对国家化生育意志的科学调控,同时也通过建立计划生育医疗技术监控、避孕药具监控和人口统计监控等方式实现了对人们科学生育行为的国家监控。医疗组织的广泛建立、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医疗技术的普及推广不仅是贯彻国家科学化生育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医疗服务需求的重要条件。国家计划生育技术体系的建立不仅为通过技术手段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国家优生优育措施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技术保障。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政治权力对公民个体生育权利和技术资源的分配具有规划性、选择性和非均衡性,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非均衡性的生育权利和生育后果。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节育技术应用中的性别失衡和女性婚姻中的“货币化”倾向等揭示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固有的性别权利失衡问题。各民族之间生育政策的失衡、民族区域之间生育政策的差异和人口增长状况的差别等问题折射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民族权利失衡问题。人口增长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则表明了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人们享有生育权利的失衡问题。人口年龄结构中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的人口在青少年抚养和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方面的权利失衡问题。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地区失衡和结构失衡问题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人民享有平等医疗资源的权利失衡问题。在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权力和技术显然会对生育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产生深刻影响。随着现代国家权力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生育日益公共化、国家化、政治化和技术化,由此衍生出诸多的生育问题并引发了激烈的权利之争。随着社会发展及公民个人独立和权利意识的增长,人们更加关注技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约以及人口生产过程中的女性平等、生育平等、生命平等和生育自由等问题,尝试重新思考和确定生育过程中的权力干预的边界和技术渗透的限度问题。这导致人们对于今天中国生育权利和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问题,国家人口生产的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等提出了质疑。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大幅度调整国家人口生产和发展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国家目标和政策的调整并未改变人口生产资源和权利的国家权威性分配的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是生育政治逻辑的继续和体现,只是在不同时期国家权力干预和调控的范围、重点、目标以及手段有所不同而已罢了。
王瑞,杜建林,罗雪梅,罗家顺,梁楠[6]（2017）在《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为了了解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简称湘西州）农村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对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的800名1850岁的农村育龄妇女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750份.750名农村育龄妇女中,妇科病患病率高达63.1%,患病率从高到低的前3位为阴道炎、子宫颈炎、盆腔炎;不同年龄及文化程度的妇女妇科病患病率差异具统计学意义;"两癌"预防、孕产期保健知识的了解、定期妇检、对妇科病与性卫生关系的态度、清洗阴部、孕期检查、家庭月收入、家庭地位、社区卫生条件和服务这9个变量,是影响湘西州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的重要因素.湘西州农村育龄妇女妇科病患病率高,影响生殖健康的因素涉及个人、家庭及社区等,建议从多层面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干预,改善农村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状况.
王瑞,杜建林,罗雪梅[7]（2017）在《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服务需求及利用状况实证研究——以湘西州八县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目的:了解湘西州八县市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服务需求及利用状况,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18-50岁农村育龄妇女750例,采用自制调查问卷对其面对面入户调查。结果:46.3%农村育龄妇女最希望了解的生殖健康知识是妇科病防治;48.4%最希望获得生殖健康知识渠道是同伴交流;34.4%在遇到生殖健康问题需要去医院咨询和治疗时,首诊医疗机构是村卫生所（34.4%）,选择原因主要是价格便宜（33.6%）。HLM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患妇科病、人工流产、怀孕次数、村民月收入、生殖健康知识宣传及卫生条件服务对生殖健康服务利用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应从多层面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认知水平,改善其生殖健康状况,以促进生殖健康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
杨娟[8]（2017）在《深圳市坪山新区外来女工生殖道感染现况及其影响因素》文中认为背景生殖道感染（Reproductive Tract Infections,RTIs）不仅是现今影响育龄期妇女自身的主要传染病之一,还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严重的困扰,已成为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流动人口生殖健康问题突出,是RTIs的高危人群,并且总量庞大,因此有必要对其展开RTIs相关研究。深圳坪山新区流动人口较多,给当地卫生部门生殖健康管理带来较大压力。但目前该地未有针对RTIs状况方面的研究,无法对其开展有针对性的生殖健康服务。通过RTIs状况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能为当地部门采取针对性措施更好服务于当地流动人口,减少RTIs的发生提供依据。目的了解深圳坪山新区外来女工RTIs的患病状况,并探索影响该人群RTIs患病的相关因素。为当地有关部门针对流动人口采取相关措施以减少RTIs的发生提供依据。方法本研究采取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共抽取8个制造业工厂,并对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如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等）、工作和生活情况、个人卫生习惯、性相关行为、人工流产以及RTIs症状（如白带异常、外阴瘙痒等5种）等。其中将有过多1种症状的视为患病。使用EpiData3.0软件创建数据库,并采取双人双录入的方式整理数据。统计分析时使用SPSS21.0软件和SAS9.1软件完成。其中一般统计描述中定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定性资料采用构成比、率等指标。影响因素分析中单因素采用χ2检验,多因素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等;同时,采用多水平模型进行“工厂”水平的聚集效应检验,以判定该数据是否适用于Logistic回归分析。另外,由于有、无性行为对RTIs患病影响大,故分析时按“无性行为女工”和“有性行为女工”分别进行了统计描述,并分析了两人群RTIs的影响因素。本研究的显着性水准为 a=0.05。结果1437名研究对象中,48.71%自我报告患RTIs。“白带异常”和“外阴瘙痒”报告率最高,分别为31.87%和27.35%;“非经期下腹疼痛”、“阴道疼痛灼烧感”和“阴道不明原因出血”三种症状报告率相对较低,依次为12.46%、6.82%和5.64%。在报告有过该病症状的女工中,50.57%报告1种;报告同时存在2种和3种以上症状的分别为35.43%和14.00%。多因素分析显示,无性行为人群中,文化程度较高（OR=2.086,95%CI:1.390～3.131）、在深圳居住时间较长（OR=1.720,95%CI:1.129～2.621）以及存在混洗内裤外衣行为（OR=1.609,95%CI:1.092～2.371）的外来女工RTIs患病可能性更大;与日工作时间短的女工相比,每日工作时间较长（OR=0.190,95%CI:0.050～0.717）的患病风险更小。有性行为人群中,混洗内裤与外衣的女工患RTIs的概率是无混洗行为的1.355倍（95%CI:1.023～1.794）;有经期性行为的女工患病可能性是无经期性行为的2.189倍（95%CI:1.432～3.346）;报告有过1次人流的女工患RTIs的可能性是无人流史女工的2.256倍（95%CI:1.608～3.165）,有过2次以上的是无人流史女工的3.086倍（95%CI:1.693～5.626）。结论深圳坪山新区外来女工自我报告RTIs患病率较高,性相关行为和个人卫生习惯是与RTIs患病相关的主要因素。需要加强对该人群安全性行为、良好个人卫生习惯以及其它相关卫生防治知识等方面的健康教育。
吕文沛[9]（2017）在《宁夏五县农村育龄妇女卫生服务需求与利用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为了解宁夏五县农村育龄妇女的健康状况及卫生服务情况,探讨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为全区进一步全面推进育龄妇女卫生保健工作提出策略性建议。方法本次研究采取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宁夏农村常住育龄妇女进行入户问卷调查,使用多水平模型分析宁夏五县农村育龄妇女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结果1、本次共调查农村育龄妇女7154名,平均年龄（31.23±10.46）岁,其中汉族占44.3%,回族占55.2%,其他民族占0.5%。文化程度以小学及以下为主,占53.1%,婚姻状况以已婚为主,占70.9%,职业以务农为主,占56.8%,农村育龄妇女自评健康状况良好。2、农村育龄妇女的两周患病率为9.8%,慢性病患病率为10.1%。3、不同年龄组、民族间、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职业的农村育龄妇女两周患病率和慢性病患病率均存在差异（均为P<0.05）。两周患病率和慢性病患病率均随着年龄增加而上升,随文化程度的升高而降低,未婚者最低,务农的育龄妇女高于其他职业,回族高于汉族。4、农村育龄妇女两周患病疾病别构成前五位的是:急性鼻咽炎（普通感冒）、流行性感冒、女性生殖器官疾病、椎间盘疾病和上呼吸道感染;慢性病患病疾病别构成前五位的是:高血压病、女性生殖器官疾病、椎间盘疾病、急慢性胃肠炎和上呼吸道感染。5、农村育龄妇女两周就诊率为4.6%,两周患病就诊率为47.0%。两周患病首次就诊机构主要是县级医院。年住院率为6.9%,住院人次率为8.3%。女性生殖器官疾病排在了住院疾病别构成的首位。6、农村育龄妇女妇科检查率为14.8%,产前检查率为93.1%,产前检查机构主要以县级以上的医院和乡镇卫生院为主。住院分娩率为93.1%,选择在县级医院分娩的人最多,在家分娩的主要原因是急产。7、影响宁夏五县农村育龄妇女卫生服务利用的主要因素有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主要职业、自我健康状况评价、到医疗机构的距离和经济状况。结论宁夏五县农村育龄妇女的健康状况相比已得到改善,但由于农村的文化教育程度偏低,农村女性生殖器官疾病已严重威胁了宁夏农村育龄妇女的健康状况,不同人群的卫生需求存在差异,因此农村育龄妇女对卫生服务利用的水平仍需提高。其中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主要职业、自我健康状况评价、到医疗机构的距离和经济状况均会不同程度影响其对卫生服务的利用。
刘晓霞[10]（2016）在《平凉市三县区育龄妇女健康现状调查》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本研究选择平凉市的崆峒区、华亭县、庄浪县三县区的育龄妇女为调查对象。目的是分析平凉市育龄妇女健康现状和健康需求;了解平凉市育龄妇女的生育现状以及对艾滋病知识的知晓情况;分析影响妇女健康主要的因素;从而为我市妇女卫生决策提供依据。方法根据平凉市实际情况,以县区经济条件、城乡、交通情况等特征进行分层抽样,随机抽取了崆峒区、华亭县、庄浪县三县区作为调查地点,崆峒区代表城市,华亭县和庄浪县代表乡村,每个县区按经济情况分为好、中、差抽了三个乡（镇）,每乡（镇）随机抽3个自然村（社区）,每个村（社区）随机调查50人。以抽样点1549岁育龄妇女作为调查对象,共调查1378个育龄妇女。结果本文调查结果显示:三县区育龄妇女小学文化程度者为（42.31%）,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仅占0.73%;育龄妇女的职业主要是农民（93.83%）;民族主要以汉族为主（86.87%）;婚姻以已婚为主（99.56%）;户口主要是农村户口（70.46%）。1378例育龄妇女慢性病患病率51.51%,其中接受治疗的比例为71.97%,三县区的差异经卡方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育龄妇女的两周患病率77.21%,三县区的差异经卡方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周患病后,接受治疗的比例71.80%,三县区的差异经卡方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接受妇科检查率73.03%,三县区的差异经卡方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妇科疾病检出患病率51.61%,三县区的差异经卡方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妇科疾病接受治疗率73.32%,三县区的差异经卡方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1375例已婚或丧偶妇女中,没有怀孕的25例（1.81%）,怀孕一次的299例（21.70%）,怀孕两次的640例（46.44%）,怀孕三次的237例（17.20%）,怀孕四次的135例（9.80%）,怀孕五次及五次以上的39例（2.83%）,怀孕次数的构成比经卡方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怀孕的1350例妇女中,生育情况和怀孕情况基本一致,但是怀孕3次及3次以上,生育的次数少于怀孕次,有可能是流产所致。三县区生育次数的构成比经卡方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本文调查怀孕妇女产前建卡的比例为54.07%,三县区的差异经卡方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文调查接受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比例为89.19%,三县区的差异经卡方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文调查的艾滋病总体知晓率为62.26%,华亭县总体知晓率65.15%,崆峒区总体知晓率58.24%,庄浪县总体知晓率63.99%,三县区的差异经卡方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平凉市育龄妇女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而慢性病和两周患病率较高,但就诊率不高,Logistic回归模型显示:育龄妇女的年龄、户口类型、在外务工、健康状况、到达医疗机构的方便程度等是就诊的影响因素;妇女接受妇科检查的比较低,育龄妇女妇科疾病接受治疗率较低,妇女文化程度是影响妇女妇科病就诊的主要影响因素,调查的妇女中大多数均怀孕两次,生育两孩,怀孕妇女产前建卡比例较低;育龄妇女对艾滋病知晓率不高。
二、农村育龄妇女生殖保健状况调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村育龄妇女生殖保健状况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1）已婚育龄妇女健康状况与保健意识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1 对象与方法 |
| 1.1 调查对象 |
| 1.2 方法 |
| 1.2.1 调查方式及内容 |
| 1.2.2 判定模式 |
| 1.3 统计学分析 |
| 2 结果 |
| 2.1 人群总体调查状况 |
| 2.2 接受妇科检查情况 |
| 2.3 整体身体健康状况 |
| 2.4 接受“两癌”检查情况 |
| 2.5 生殖健康及保健意识 |
| 2.6 避孕节育措施选择 |
| 3 讨论 |
（2）中国育龄妇女人工流产水平变化趋势及相关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写 |
| 引言 |
| 第一部分 中国近五十年人工流产及其并发症流行趋势和未来预测分析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中国不同地区人工流产差异和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基于两次欧盟调查数据的中国重复人工流产分析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结论 |
| 综述 中国人工流产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3）已婚流动育龄妇女二胎孕产期保健服务利用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研究背景 |
| 2 数据、变量与模型设置 |
| 2.1 数据来源 |
| 2.2 变量处理 |
| 2.2.1 因变量 |
| 2.2.2 自变量 |
| 2.3 模型设置 |
| 3 结果分析 |
| 3.1 流动育龄妇女孕产期保健服务利用现状分析 |
| 3.2 样本的基本分布及流动育龄妇女孕产期保健服务利用差异 |
| 3.3 流动育龄妇女孕产期保健服务利用影响因素的Ologit回归分析结果 |
|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4.1 研究结论 |
| 4.2 政策启示 |
（4）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影响因素及生育意愿的实证研究 ——以湘西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生殖健康“知信行”理论 |
| 2.3 健康促进理论 |
| 2.4 PLS路径模型理论 |
| 2.4.1 模型的概念 |
| 2.4.2 模型的结构 |
| 2.4.3 模型的参数估计和检验准则 |
| 第3章 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
| 3.1 资料来源 |
| 3.1.1 调查对象 |
| 3.1.2 调查员 |
| 3.1.3 调查方法 |
| 3.1.4 调查内容 |
| 3.1.5 质量控制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文献资料法 |
| 3.2.2 访谈法 |
| 3.2.3 问卷调查法 |
| 3.2.4 数理统计法 |
| 第4章 实证研究 |
| 4.1 研究人群基本情况统计描述 |
| 4.2 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现状分析 |
| 4.2.1 妇科病状况 |
| 4.2.2 生殖健康知识状况 |
| 4.2.3 生殖健康态度状况 |
| 4.2.4 生殖健康行为状况 |
| 4.2.5 生殖健康服务状况 |
| 4.3 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影响因素的建模分析 |
| 4.3.1 变量设置与选取 |
| 4.3.2 验证性因素分析 |
| 4.3.3 生殖健康影响因素直接作用的PLS路径模型分析 |
| 4.3.4 生殖健康影响因素间接作用的PLS路径模型分析 |
| 4.4 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
| 4.4.1 不同人口学特征生育意愿比较 |
| 4.4.2 生殖健康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
| 4.4.3 生殖健康对不同年龄组农村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 |
| 4.4.4 生殖健康对不同受教育程度农村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 |
| 4.4.5 生殖健康对不同家庭月收入农村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 |
| 第5章 结论与建议 |
| 5.1 结论 |
| 5.2 建议 |
| 第6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总结 |
| 6.2 创新点 |
| 6.3 不足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及奖励情况 |
| 致谢 |
| 附录 湘西州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及生育意愿调查问卷 |
（5）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选题背景与意义 |
| 2、研究综述 |
| 3、本研究尝试解答的问题 |
| 3.1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问题 |
| 3.2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调控问题 |
| 3.3 现代节育运动调控衍生的失衡性问题 |
| 3.4 现代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之争问题 |
| 第一章 医疗化身体: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节育控制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兴起 |
| 1、中国近代节育政治的兴起 |
| 2、中国现代节育政治运动的演变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权力化“规训” |
| 1、身体的权力敞视 |
| 2、身体的权力检查 |
| 3、身体的权力填充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技术化“规训” |
| 1、身体的技术敞视 |
| 2、身体的技术检查 |
| 3、身体的技术填充 |
| 第四节 身体的失控: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个体化失能 |
| 1、身体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 |
| 2、身体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 |
| 3、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 |
| 第二章 国家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 |
| 第一节 国家人口调控目标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国家优生目标调控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优生工作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方式 |
| 第三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计生组织体系 |
| 1、计划生育组织体系 |
| 2、计划生育运行方式 |
| 第三章 科学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技术监控 |
| 第一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资源与技术控制 |
| 1、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控制 |
| 2、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资源控制 |
| 3、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技术控制 |
| 第二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社会监控体系 |
| 1、国家化生育权力监控体系 |
| 2、国家化生育技术监控体系 |
| 第四章 失衡性权利:生育权利的非均衡性及后果 |
| 第一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出生人口性别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女性与婚姻 |
| 第二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民族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生育政策之间的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地域之间生育政策失衡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状况之间的失衡问题 |
| 第三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区域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地区失衡问题 |
| 第四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年龄结构失衡问题 |
| 1、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城乡差异 |
| 2、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地区差异 |
| 第五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医疗资源失衡问题 |
| 1、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地区失衡问题 |
| 3、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结构失衡问题 |
| 第五章 技术性失衡: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权利之争 |
| 第一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妇女解放与奴役之争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生育权与生命权之争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公民平等权之争 |
| 第四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之争 |
| 第六章 生育政治: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及其逻辑 |
| 第一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内涵 |
| 1、生育的概念 |
| 2、政治的概念 |
| 3、生育政治的概念与内涵 |
| 3.1 什么人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2 人们在什么时候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3 人们怎么样获得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第二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逻辑 |
| 1、生育政治权力和权利分配的一般逻辑 |
| 2、生育政治权力与权利分配的特殊逻辑 |
| 3、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特征 |
| 第三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逻辑演变 |
| 1、节育运动中的国家权力干预将减弱,社会和家庭自主调控力度将增强 |
| 2、节育运动中的消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减弱,积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增强 |
| 3、个人自主生育和科学选择生育将会给节育运动带来的新的伦理和法律挑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1 研究方法 |
| 2 实证分析 |
| 2.1 湘西州农村育龄妇女妇科病患病率 |
| 2.2 湘西州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
| 2.2.1 影响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的因素赋值 |
| 2.2.2 Logistic回归模型的评价与检验 |
| 2.2.3 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
| 3 讨论与建议 |
| 3.1 湘西州农村育龄妇女妇科病一般情况分析 |
| 3.2 湘西州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的影响因素及干预措施 |
| 3.2.1 生殖健康相关知识 |
| 3.2.2 生殖健康保健意识 |
| 3.2.3 家庭因素 |
| 3.2.4 社区因素 |
（8）深圳市坪山新区外来女工生殖道感染现况及其影响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对象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样本含量与抽样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 资料整理与统计分析 |
| 1.5 质量控制 |
| 2 结果 |
| 2.1 研究对象的特征 |
| 2.2 女工RTIs状况 |
| 2.3 女工获得生殖健康服务情况 |
| 2.4 无性行为女工RTIs影响因素分析 |
| 2.5 有性行为女工RTIs影响因素分析 |
| 3 讨论 |
| 4 局限性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的成果 |
（9）宁夏五县农村育龄妇女卫生服务需求与利用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数据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建议与对策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我国农村地区卫生服务研究现状 |
| 综述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个人简历 |
（10）平凉市三县区育龄妇女健康现状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前言 |
| 1.1 育龄妇女简述 |
| 1.2 国内外妇女健康的研究进展 |
| 1.3 育龄妇女健康现状 |
| 1.4 育龄妇女艾滋病知晓情况 |
| 1.5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资料和方法 |
| 2.1 技术路线 |
| 2.2 研究对象 |
| 2.3 调查方法 |
| 2.4 相关术语说明 |
| 2.5 数据的处理和统计分析 |
| 2.6 质量控制（调查问卷的设计，问卷信度评价） |
| 2.7 调查中应遵循的伦理学原则 |
| 三、结果 |
| 3.1 调查对象的一般特征 |
| 3.1.1 育龄妇女的家庭基本情况 |
| 3.1.2 育龄妇女的家庭饮水情况 |
| 3.1.3 育龄妇女的家庭用厕情况 |
| 3.1.4 育龄妇女的家庭医保情况 |
| 3.2 育龄妇女的基本情况 |
| 3.2.1 三县区育龄妇女的文化程度 |
| 3.2.2 三县区育龄妇女婚姻状况 |
| 3.2.3 三县区育龄妇女职业分布情况 |
| 3.2.4 三县区育龄妇女民族构成情况 |
| 3.2.5 三县区育龄妇女务工构成情况 |
| 3.2.6 三县区育龄妇女户口构成情况 |
| 3.3 平凉市育龄妇女的健康现状 |
| 3.3.1 育龄妇女对健康的主观感受 |
| 3.3.2 育龄妇女慢性病患病情况 |
| 3.3.3 育龄妇女慢性病患病种数 |
| 3.3.4 育龄妇女慢性病的治疗情况 |
| 3.3.5 育龄妇女两周患病情况 |
| 3.3.6 育龄妇女接受妇科检查情况 |
| 3.3.7 育龄妇女妇科检查患病情况 |
| 3.3.8 育龄妇女妇科病治疗情况 |
| 3.4 育龄妇女的生育和保健情况 |
| 3.4.1 育龄妇女的怀孕和生育情况 |
| 3.4.2 妇女孕期保健情况 |
| 3.4.3 妇女住院分娩和新生儿预防接种建卡情况 |
| 3.5 育龄妇女艾滋病知识的知晓情况 |
| 3.5.1 育龄妇女艾滋病知识的知晓情况 |
| 3.5.2 接受HIV抗体检测情况 |
| 3.6 育龄妇女健康影响因素分析 |
| 3.6.1 慢性病就诊的影响因素 |
| 3.6.2 育龄妇女两周患病就诊的影响因素 |
| 3.6.3 育龄妇女妇科病就诊的影响因素 |
| 3.6.4 妇女生育孩子数的影响因素 |
| 3.6.5 育龄妇女艾滋病知晓率影响因素 |
| 四、讨论 |
| 4.1 基本卫生条件 |
| 4.2 经济社会因素与妇女健康 |
| 4.2.1 育龄妇女的慢性病患病情况 |
| 4.2.2 育龄妇女妇科病患病情况 |
| 4.3 生育保健与妇女健康 |
| 4.3.1 育龄妇女的怀孕和生育情况 |
| 4.3.2 妇女在孕期接受保健情况 |
| 4.3.3 妇女孩子数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4 艾滋病知识的知晓情况 |
| 4.4.1 艾滋病知识情况 |
| 4.4.2 艾滋病知识的影响因素 |
| 4.5 妇女健康影响因素 |
| 4.5.1 两周患病就诊和慢性病就诊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5.2 妇科病就诊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五、结论 |
| 六、建议和措施 |
| 6.1 加大妇女卫生工作经费投入 |
| 6.2 不断提高妇女生殖健康服务水平 |
| 6.3 保障孕产妇安全分娩 |
| 6.4 加大妇女常见病防治力度 |
| 6.5 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 |
| 6.6 引导和鼓励妇女参加经常性体育锻炼，全面提升妇女健康水平 |
| 6.7 提高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水平 |
| 七、论文不足和下一步工作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农村育龄妇女生殖保健状况调查（论文参考文献）
- [1]已婚育龄妇女健康状况与保健意识调查[J]. 姚力,张雪莲. 疾病预防控制通报, 2021(03)
- [2]中国育龄妇女人工流产水平变化趋势及相关因素分析[D]. 唐龙妹. 河北医科大学, 2020(02)
- [3]已婚流动育龄妇女二胎孕产期保健服务利用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J]. 石人炳,刘珊. 人口与发展, 2018(03)
- [4]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影响因素及生育意愿的实证研究 ——以湘西州为例[D]. 王瑞. 吉首大学, 2018(02)
- [5]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D]. 周长友.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6]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J]. 王瑞,杜建林,罗雪梅,罗家顺,梁楠. 吉首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7(05)
- [7]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服务需求及利用状况实证研究——以湘西州八县市为例[J]. 王瑞,杜建林,罗雪梅. 健康之路, 2017(06)
- [8]深圳市坪山新区外来女工生殖道感染现况及其影响因素[D]. 杨娟. 武汉大学, 2017(06)
- [9]宁夏五县农村育龄妇女卫生服务需求与利用的研究[D]. 吕文沛. 宁夏医科大学, 2017(01)
- [10]平凉市三县区育龄妇女健康现状调查[D]. 刘晓霞. 兰州大学, 2016(11)